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这个题目是讲座的主持人给我出的,是命题作文。“人文精神”这个词,大家都挂在嘴上,但对它的含义却比较模糊,我也一样。为了今天的讲座,我稍微认真地想了想,有了一个思路,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和“人文精神”有关的另一个词是humanities,或humaudies,通常译作人文科学。在西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一般把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分。其中,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或人性的学科,可以笼统地称作人学或人性学。在德国,人文科学叫die geistige Wissenschaft,即精神科学。究竟哪些学科属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各国的划分有出入,但大致都包括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法学等。一般来说,在人文科学中,价值观点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而其他科学则更注重事实(现象)和逻辑。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人文价值观点也常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用于其他学科。 根据以上分析,我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一,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尊重精神价值)。

一、人性: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永远比物宝贵;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义压制人。 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和人的生物性欲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尊严高于幸福。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解说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快乐(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作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它证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严之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 我对康德这个观点的理解是:所谓人是目的,就是要把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加以尊重。这分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要把自己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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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性存在、当作独立人格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现在有些人为了物质利益而丧失人格,他们实际上就是不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是把自己当作了谋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要把他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侮辱他人的人格,贬损他人作为人的尊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一向缺少人的尊严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比如说,现在人们普遍痛感诚信的缺乏,都在呼吁诚信。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缺乏诚信呢?其实根源就在缺乏人的尊严之意识。一个人之能够诚实守信,基础是自尊,他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一个人之能够信任他人,基础是尊重他人,他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可见诚信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互相之间把自己也把对方看作工具,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哪有诚信可言。 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流于空泛,必须落实到尊重每一个个人。因此,个人主义也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常把个人主义当作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同义词,理解未免太偏太窄。西方思想家也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individualism一词,在肯定的意义上,这个词是指对个性、个人独特性的推崇。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个人主义伦理思想和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其实,自然法传统也与个人主义密切相关,其基本主张是:个人拥有天赋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政府和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可归结为两点。第一,个人自由原则。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个人拥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人(和政府)的强制。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任何人不得对他人实施强制。在为这个原则辩护时,一般举出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个性本身即是价值。如同约翰.穆勒所说:“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则指出: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的先天差异性使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是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的生物学依据。另一方面,个人自由有益于社会,包括在物质上,如同亚当.斯密所说,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能够形成最合理的经济秩序。也包括在精神上(思想,言论,信仰),个人自由能够最有效地促进思想发展和文化繁荣。 第二,法治原则。为防阻强制的发生,保障个人自由,需要法律和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就有了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法治原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旨在保证政府依据法律治理。其要点为:一,法律的目的仅在于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有悖于此的虽由立法机关颁布亦为非法。二,法律是普遍性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而这意味着政府除了防阻强制之外,不得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四,立宪政治,关键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真正分离,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不受行政干预和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中的若干重要传统,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从尊重人的价值的立场出发,围绕着保证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形成的,彼此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理性:头脑的认真

人文精神之尊重人的价值,不只是把人当作一种生命存在,更是把人当作一种精神存在。关心精神生活,尊重精神价值,是人文精神更深刻的方面。从人文精神的立场看,人的肉体生存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物质生活有其不应贬低的价值,在此前提下,精神生活又具有独立于物质生活、甚至比物质生活更高的价值,不可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精神生活是人的高级天性的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人真正高于动物之处。动物有肉体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但肯定没有精神生活。精神禀赋是人的最可贵禀赋,它的自由发展本身即有价值而且是最高的价值。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也在此,而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对于一切精神伟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精神生活可相对区分为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前者面向世界,探寻世界的奥秘,体现了人的理性,后者面向人生,探寻人生的意义,体现了人的超越性。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为了解说方便,我把理性(智力生活)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爱因斯坦称之为“神圣的好奇心”。为什么好奇心是“神圣”的呢?也许是因为,好奇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动物只注意与生存有关的事情,人超出生存而对世界万物感兴趣;它甚至使人接近于神,受好奇心驱使,人仿佛想知道创世的秘密,在自己的头脑中把世界重新创造一遍。无论在人类,还是在个人,好奇心都是理性能力觉醒的征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科学也是这样,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原动力。惊奇是一种伟大的能力,表明一个人意识到了未知原因的存在,并且渴望把它找出来。爱因斯坦谈到,他五岁时看见指南针在未被接触的情形下转动,便感到异常惊奇,意识到在事物中藏着某种秘密。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可能是他日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的最初动因。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孩子往往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一般规律是随着年龄增长,好奇心递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是那种不受这个规律支配、始终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所以,我把现在的教育看作好奇心的最大敌人。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是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依我看,要真正改变应试教育,就必须废除高考,把竞争和淘汰推迟到大学阶段,在大学里也着重考查独立研究的能力而非书本知识。 第二,头脑的认真。好奇心是对未知之物的强烈兴趣,它理应引向把未知变成已知的认真的求知过程。有的人似乎有广泛的好奇心,但事事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只能说明他的好奇心仍不够强烈,因而缺乏推动的力量。真正强烈的好奇心必然会推动人去探根究底。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对自己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作系统的探究。因此,好奇心可以广泛,智力兴趣必须定向。许多大科学家、大思想家都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向,那可能是引起他们最大好奇心的问题,或他们发现的以往知识体系中最可疑的环节。头脑的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在西方哲学中,这种担忧一直存在,促使人们由追问知识的根据进而追问人类知识形成方式的根据,对知识形成的各个环节作仔细审查。因此,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相对而言,宋明算是最重视的,但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所讨论的知识主要指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 第三,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好奇心和头脑的认真面对整个世界,就会追问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学的沉思或宗教的体悟。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步,头脑与魂便相通了,科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 以上所述可统称为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超越性:灵魂的认真

超越性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之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动物有某种为生存服务的认识能力(低级理性),但决不可能有超越的追求,不可能有哲学、宗教、艺术。理性的产生也许可以用进化论解释,但进化论肯定解释不了灵魂即对意义的追求之来源。 和理性的解说相对应,我把超越性(心灵生活)也归纳为三个要素: 第一,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出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爱,不愿生命虚度,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每个人在世上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重新活一次;如果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慰你。如果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对自己的人生怎么会不产生出最严重的责任心呢?我把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看作人生在世最根本的责任心,因为其他的责任可以分担或转让,惟有这不能,必须完.99lib.全靠自己承担。然而,具备这种责任心极不容易,因为人们往往受习俗和时尚支配。约翰.穆勒指出:在仅关自己的事情上,人们从不问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气质,或者什么能让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得到发挥的机会。所问的是什么合于我的地位,别人通常是怎么做的。他们还不是在合乎习俗与合乎自己意向两种情形相比之下,舍后者而取前者。他们根本是除了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外便别无任何意向。由于他们不许依循其本性,结果就没有本性可以依循了。尼采也指出:人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怯懦,怕邻人指责,更是因为懒惰,怕真诚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事实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确是沉重的责任,最需要毅力和勇气,而跟随习俗和时尚则最轻松,但前者的收获是拥有自己的灵魂,后者的代价是失去灵魂,究竟哪一种生活更值得一过,应该是清楚的。 第二,灵魂的认真。即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根据、价值的追问,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信仰,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从总体上看,我们中国人也比较缺乏灵魂的认真,缺乏超越性的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形而上学哲学和本土宗教便是明证。我们的人生哲学注重的是道德,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往往回避对人生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是中西哲学传统的始祖,他们两人都重视人生哲学。但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便显出了显著差别,孟子走向了更典型的道德论,柏拉图却走向了本体论。这种分殊肯定已发端于他们的老师,在这方面作一比较研究一定很有意思。 第三,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认真追问生命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渴望与之建立某种联系。这就是信仰的本来含义。 以上所述可视为广义的宗教精神,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看得比外在生活更重要。这是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是否具有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与他是否宗教徒或属于什么教派完全无关。 总之,在我看来,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认真负责。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相宜的环境。

结语:拥有心智生活

最后,我想特别对青年人说几句话,谈一谈拥有心智生活的问题。 心智生活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心灵生活(头脑,理性)和智力生活(灵魂,超越性)的合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生活。心智生活的特点是内在性和非功利性。它是一种内在生活,而不像肉体(物质)生活、社会生活那样是外在生活。它是没有功利目的的,心智的运用、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快乐。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当然都是需要的。只有外在生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谋生(挣钱+消费)和交际,这样的人是十足的庸人。只有内在生活的人极少,往往是某一类天才,同时往往也是世人眼中的或真正病理意义上的疯子,例如荷尔德林、尼采。有两者皆优的天才,如歌德、拿破仑。真正的伟人必有伟大的心智(内在生活),心智不伟大者不可能有伟大的事功(外在生活),但心智伟大者未必有伟大的事功。 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并非只有科学家、学者才能过智力生活,只有.99lib.诗人、哲学家、宗教家才能过心灵生活。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有意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青年人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如果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获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拯救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我恳切地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为此做出贡献。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人身上最宝贵的三样东西 我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你们知道,中国正在搞现代化,实际上这个现代化的进程在清末民初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辈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落后就落后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太弱,所以现代化就是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就是所谓坚船利炮。接着发现,其实问题.99lib.出在我们的制度上,所以一定要改变制度,于是大搞君主立宪之类。最后,在甲午战败后,大家如梦初醒,强大的舰队也建立了,君主立宪也在搞了,还是败在小日本手里,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国民素质上。国民素质这么差,如果不提高,武器再先进也照样挨打,制度怎么变也是换汤不换药。从此以后,许多人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反省。那么,关于我们的国民素质,当时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哲学的一个人,就是严复,他指出了中国国民素质有三大弱点。哪三个弱点呢?一个是民力,国民的体力、生命力太差,实际上就是生命素质太差。第二个是民智,国民的智力太差,智力素质太差。第三个是民德,国民的道德素质太差。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严复是说得很准的。看看现在的情况,他指出的这三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还非常严重。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官员腐败、诚信缺失这些现象使大家很愤慨,有些人甚至因此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失去信心,其实这些现象都证明了我们的国民素质仍然太差。我觉得,国民素质差就差在缺乏人文精神,所以可以说人文精神要解决的正是国民素质的问题。 当然,我这样来看人文精神只是一个角度,前些年“人文精神”这个词挺时髦,人们谈得很多,用它来表达很不同的意思,我说的只是一家之言。我理解的人文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以人为本,也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做什么事情都要把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应该有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很少提了,其实讲人文精神最应该强调的就是人的尊严。用我们的日常语言来说,就是要把人当人来看待和对待,一方面要把自己当人,尊重自己,活得有尊严,另一方面要把别人当人,尊重别人,不可损害别人的尊严。 那么怎么才算是尊重人的价值呢?人身上的什么东西是最值得尊重的呢?我认为人身上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最应该得到尊重的。哪三样呢?就是生命、头脑和灵魂。所以,展开来说,人文精神就表现为三个尊重,就是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头脑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你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与严复说的民力、民智、民德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尊重生命是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头脑是科学精神,尊重灵魂是广义的宗教精神,人文精神展开来实际上是这三种精神。 首先是尊重生命的价值。我想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其他所有价值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没有了生命,别的一切价值从何谈起?你对一个人的生命不尊重,可以随意剥夺,你还说什么尊重他作为人的价值?所以,尊重人的价值第一条就是要尊重生命的价值,人的尊严第一条就是生命的尊严。可是,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我们在这方面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你们翻开报纸看看,就可以看到,每天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包括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煤矿安全事故、假药和伪劣食品事件,也包括凶杀和自杀,真让人感到中国人的命是很不值钱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了,一个社会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让人们有基本的安全感。现在富人和高官们纷纷把子女送出国,肯定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能够跑出去的毕竟是极少数人,而且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负责任的态度是想办法改变现状。怎么改变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只提示一点,就是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实际上,法治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权利,为此要建立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使他的生命权利,去追求他的利益和幸福,同时又不得侵犯别人的生命权利,不得损害别人的利益和幸福,如果侵犯和损害了,他就一定会受到惩罚。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离这个标准还很远。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里普遍有安全感了,就可以说法治社会基本建成了。 除了生命之外,人身上另外两样最宝贵的东西是头脑和灵魂。人是有头脑的,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又是有灵魂的,也就是有精神追求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人的精神属性,或者说是人的高级属性。正是因为有这两样东西,人才成为了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性存在,所以它们是人之为人的价值之所在。关于这一点,中西哲学家是有相当一致的看法的,都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精神,包括头脑和灵魂。在中国哲学家中,我可以举出孟子和荀子。孟子说,人性中有四端,也就是四种精神性品质的萌芽,第一个是“仁”,就是“恻隐之心”,实际上就是同情心,第二个是“义”,就是“羞恶之心”,实际上是指道德情感,第三个是“礼”,又叫“恭敬之心”,就是懂礼貌、守秩序,第四个是“智”,又叫“是非之心”,实际上就是理性。那么,在这里面,“智”就是头脑,“仁”和“义”可以看作灵魂,“礼”是一个社会性的东西,我觉得归入精神性品质有些勉强。孟子强调说,这些品质才使人和禽兽有了区别,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这些品质虽然是人天生就有的,但非常微弱,必须在后天“扩而充之”,加以发展。荀子的法是:“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他说的“知”是指知觉,还不是理性或头脑,“义”是道德,可以认为是指灵魂。在他看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灵魂。在西方哲学家中,许多人都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也就是把头脑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叔本华则说,人是形而上学动物,他把灵魂或者说人的形而上学追求、人的超越性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康德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世上最让人敬畏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可以说,头脑和灵魂正是对应于这两样东西的,人的头脑因为能够思考星空所以伟大,人的灵魂因为有道德律所以伟大。总之,头脑和灵魂是人身上最伟大的两样东西。所以,尊重人的价值的更重要方面是尊重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价值,尊重头脑和灵魂的价值。99lib? 从尊重头脑的价值来说,我在里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决不可仅仅从实用的角度去看头脑的价值,把头脑的价值归结为功利性价值。当然,人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可以运用这个能力去认识外部环境,改变外部环境,为自己的生存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头脑的一个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还是比较低级的,比较初步的,不是头脑的最大价值。如果头脑只有这一个价值,只是人的生存的工具,其实人离动物还不算远。我刚才说了,头脑是人的一个高级属性,人因为有头脑,有理性思维,就对世界万物有好奇心,要探究世界的秘密,要用自己的头脑来寻求答案。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极大的愉快,这种愉快是任何物质性的收获不能比的,这一点在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能够从智力的运用、好奇心的满足中获得高层次的快乐。心智的运用本身是人的高级属性的满足,本身就具有价值,为什么一定要用低级属性的满足即所谓有用来衡量呢?所以,我认为,就个人来说,你尊重头脑的价值,就是要用它,要让它享受思考的快乐。一个人的头脑对世界保持活泼的好奇心,并且坚持独立思考,这样的人就拥有了一种内在的自由。从社会来说,尊重头脑的价值就是要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保护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就是提供一种外在的自由。 最后说一说尊重灵魂的价值。我认为,灵魂是人的精神属性的更高层次,是人与动物的更高区别。我说的灵魂,实际上是指精神追求,就是人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而这种对超出生存以上意义的寻求和体验就构成了人的灵魂生活。可能在不同的人那里,灵魂生活所占据的位置很不相同。如果你对人生意义的问题非常认真,灵魂生活在你那里的地位就很重要,对意义问题越认真就越重要。当然,总有一些人很不认真,无所谓,那么,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灵魂生活的。所以,由一个人对意义是否认真,基本上可以鉴别出他有没有灵魂生活,甚至不妨说有没有灵魂。不过,我相信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灵魂的,缺乏灵魂生活的人也是有灵魂的,正因为如此,他有时候会感到空虚。假如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很奢侈了,肉体已经很满足了,那么是什么在感到空虚呢?当然是他的灵魂,空虚就是模糊地感觉到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匮乏。当然,这样的人对自己的灵魂还是太不尊重,不肯花力气把它充实起来,让它得到满足。还有些人的灵魂处于更糟糕的状态,不但是空虚,而且是卑鄙,什么坏事都敢做,完全没有做人的道德底线。所以,怎么才是尊重自己灵魂的价值,我提两条标准。一个是丰富,灵魂应该是丰富的,要有充实的内在生活,要具备从精神事物获得人生最大快乐的能力。另一个是高贵,灵魂又应该是高贵的,要意识到并且在行为中体现出做人的尊严,要有做人的原则。我相信,灵魂的丰富是幸福的源泉,灵魂的高贵是道德的基础,一个人有丰富而高贵的灵魂,就能够活得幸福而有尊严,也就是真正像人那样活着。 总结一下,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活得真正像人,把自己身上那些最宝贵的价值实现出来,拥有健康、善良的生命,活泼、自由的头脑,丰富、高贵的灵魂。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把人真正当人,尊重和保护全体成员的生命的权利、思想的权利和信仰的权利,为人们实现自己身上那些最宝贵的价值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尊重生命

一、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

讲人文精神,讲尊重人的价值,第一条就应该是尊重生命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这个道理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每个人只有一条命,在无限的时空中,在宇宙的永恒运动中,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活到这个世界上来。认真说来,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宇宙间产生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我有时想,我能够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的父亲和母亲不认识就不会有我,他们认识了没有结婚也不会有我,他们结了婚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做爱还是不会有我。一直往上推,母亲的父亲和母亲,父亲的父亲和母亲,一直推到最早的老祖宗,里面只要有一个因素改变,就不会有我。你说这个机会是多么的小,几乎等于零。但是,我总算生出来了,可是,我如此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却又必然地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死了以后,这个宇宙间再也不可能第二次把我产生出来了。这么一想,?99lib.你可能觉得生命是一种非常虚幻的东西,也可能觉得生命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人珍惜自己的这个只有一次的生命,我认为是最正常的,是特别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应该将心比心,对于别人的生命,对于每一个生命,我们都要想到他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失去了生命,他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要珍惜,对别人的生命要关爱。 生命不但是珍贵的,而且是神圣的,因为生命的来源是神秘的。自然科学有三大难题,第一个是宇宙的起源,第二个是生命的起源,第三个是大脑的起源。这三样恰恰最要紧的东西,它们是真正的创世秘密,自然科学并没有揭示谜底,最多只能提出假说,而且是很不圆满的假说。比如说,关于宇宙的起源,霍金用大爆炸理论来解释,现在这个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大爆炸把以前的信息全部吸收了,大爆炸以前的宇宙历史等于不存在了,我们所了解的宇宙是从大爆炸以后开始的。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是我们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内的这个宇宙的起源,大爆炸把以前的信息全部吸收了,并不等于以前的宇宙不存在,那个宇宙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谜。当然,如果宇宙是永恒存在的,就无所谓起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类思维来说,这个没有开端、没有起源的宇宙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谜。关于生命的起源,我们也只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有一种猜测是来自外星,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外星上的生命又来自哪里。你说基因、脱氧核糖核酸是生命的基础,但基因的起源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还有一个难题是人脑的起源,达尔文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的产生,但是他自己承认,人的大脑、人的理性是怎么形成的,这是进化论中一个“缺失的环节”,进化论无法解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三个大问题可能是大自然的永恒秘密,它们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信仰问题,自然科学恐怕永远提供不了最后的谜底。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些问题是人的理性不能解决的,你就不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了,你相信上帝就行了。世界和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你对生命要有敬畏之心。按照佛教的看法呢,每一个生命都是很偶然地产生的,是一种缘,因缘而起,因缘而灭,很偶然的因素凑在一起产生了生命,这些偶然的因素消散了,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而且,生命如此偶然地产生了以后,它的整个经历是受苦。所以,佛教提倡对生命要有一种慈悲的心怀。我想,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生命,可以对生命怀有人道主义的博爱,可以藏书网怀有佛教的慈悲,可以怀有基督教的敬畏,都可以,共同之点是尊重生命。 事实上,很多非宗教人士,包括一些哲学家和诗人,一些科学家,都认为生命的来源是神秘的,生命是神圣的。泰戈尔有一句诗:“我的主,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他表达的就是生命神秘的感觉,无论多么微小的生命,它的来源都是神秘的。人的生命当然更是如此,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但是单凭他们两人的能力能生出我来吗?肯定不能,实际上大自然不知道运作了多少个世纪才产生了我这么一个人。当然不仅仅是我,每一个人,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这样,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神秘力量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对生命不但要珍惜,要关爱,而且要敬畏。这倒不一定是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就算是大自然经过了无比漫长的时间,无比复杂的程序,终于把生命创造出来了,这也足以使我们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了。

二、尊重自己的生命

尊重生命的价值,包括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尊重别人的生命。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你就不可能懂得尊重别人的生命。 从尊重自己的生命来说,一个是要珍惜生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做损害生命的事,比如吸毒、纵欲、过劳等。珍惜生命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其实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我们对于拥有生命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习惯了,而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往往是不知珍惜的。可能我们平时会做很多损害自己生命的事情,但是直到最后恶果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追悔莫及。很多科学家、企业家英年早逝,往往是因为过于疲劳,如果他们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就一定会有所节制。人生有很多可欲的价值,比如成功、财富等等,追求这些东西无可非议,但是应当记住,你的生命比那些东西重要得多,没有了生命,那些东西都是空的。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忘记,我自己也是这样,一忙起来就不要命,仔细想想是很不理智的。 另一个是要享受生命。我最反对禁欲主义,在我看来,凡是自然赋予人的本能欲望都是无罪的,都有权利得到满足。我们中国的儒家传统,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往往把生命的本能欲望尤其性欲说成罪恶,好像那是不干净的,尼采经常批判这一点,指出这是把生命的源头给弄脏了,使人对生命本身有了一种罪恶感,享受生命的本能感到是在犯罪。当然,享受生命不应该停留在满足生理性的欲望,这个层次还太低。我们应当经常倾听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说什么,它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怎样的状态才是它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人们纷纷把生命都用于追求物质的东西,然后又来消费这些物质的东西,总之,把生命完全用来满足物欲。我始终认为,这其实是在使用生命,甚至是在糟蹋生命,决不是在真正享受生命。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把物欲等同于生命欲望。事实上,物欲是社会刺激起来的,决不是生命本身的需要。许多希腊哲人都指出一点,就是生命对物的需要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中国道家也强调“全性保真”,“不失性命之情”,“不以物累形”,这些哲人是生命真正的知音,他们的话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怎样才是尊重自己的生命,我觉得不但要珍惜生命,享受生命,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人生有很多责任,你要对很多东西负责。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子女要对父母负责任,父母要对子女负责任,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任。但我觉得最根本的责任是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你想想看,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生,如果你死了,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的一生虚度了,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慰你,那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没有任何人能替你分担。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最严肃的责任心,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其他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怎么过都无所谓,如果你抱这样的态度的话,这样一个人会对其他的事真正负起责任吗?自己怎么活都无所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对别人的事情认真呢?相反,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有强烈的责任心,那么,你对你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一定会有严肃的考虑,对于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你就一定会负起责任,当然,如果你觉得不该做,做那些事对你的人生没有意义,甚至有反面的意义,你也就会明确地拒绝。所以我认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这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尊重。

三、尊重他人的生命

尊重生命的价值,当然不但要尊重自己的生命,更要尊重他人的生命。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强调,人一定要有同情心,要有基本的善良品质。爱惜自己的生命,这可以说是本能,但人不只有这一个本能,人还应该有另一个本能,就是同情别人的生命,同情一切生命。如果只有前一个本能,没有后一个本能,那就和动物差不多。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都非常重视同情这个本能,认为它是人性中固有的因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起点,而且把同情看作是道德的基础。在中国的哲学家里,最强调同情心的是孟子,用他的话说叫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他说同情心是人皆有之的,如果没有,就不是人。他明确地说,同情心是“仁之端”,就是道德的开端,道德的萌芽,道德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可以说惊人的相似,说得最清楚的是亚当.斯密。他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由同情发展出了两类道德。一类是消极的道德,就是正义,为什么把正义称作消极的道德呢?因为它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规定人的行为的,它讲的是人不能做什么,就是你觉得对你有害的事情,你也不能对别人做,你不能对别人做坏事,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在中国哲学里,正义就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恕。另一类是积极的道德,就是仁慈,仁慈是从肯定的方面来规定人的行为的,就是你应该做什么。你不能损人,这是正义,但是这还不够,看见那些正在受苦的人,那些弱者,你仅仅不去损害他当然就不够了,这个时候他需要你的帮助,所以你还应该去帮助他。你认为好的东西,你也要让别人享受到,这就是仁慈。简单地讲,正义就是不损人,仁慈就是助人。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两类道德的思想,仁慈就相当于他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仁。 这样看来,人有两类本能。一个是生命本能,爱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生命有利的东西,他就喜欢,就想得到,对自己生命有害的东西,他就厌恶,就想避开,这就是所谓趋利避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利己是人的本性。另一个是同情本能,就是看见别人的生命有了危险,遭到了威胁或损害,他会设身处地去感受,他也会不好受。孟子举过一个例子,你看见一个小孩在井边玩,快掉下去了,你会着急。你为什么会着急呢?是因为你和这个小孩有亲戚关系吗?当然如果有亲戚关系,甚至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会更着急,但是没有亲戚关系你也会着急,因为你能推己及人,在看到小孩的危险情景的那一瞬间,你仿佛感觉到了自己如果掉下井里是什么后果。那么,同情本能实际上是以生命本能也就是利己本能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才发生了同情。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对别人有同情心,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敏锐,爱自己的生命。如果对自己的生命是麻木的,这样的人是石头,他的心已经变得像石头一样,石头对自己是没有感觉的,这样的人对别人的生命就必然是冷漠的。第二个条件是要能够推己及人,由爱自己的生命而体会到别人也是爱他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才能够对别人的生命怀有一种同情。世上有一种人对自己的生命倒是极为爱惜,但是不能推己及人,不能去体会别人也爱自己的生命的心情,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就是禽兽,他们对别人的生命必然是冷酷的。据我看,这是两种犯罪人格,尤其是那些杀人犯,你看好了,无非是这两种类型,一种是对一切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非常麻木,另一种是极端自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

四、对传统的反思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我在上面提到孔子和孟子的话,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是很重视对他人和他人生命的同情的,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也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可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中,儒家学说一直居于正统地位,这个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专制制度却是最不尊重生命的价值的,对生命最没有同情的态度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说了,同情有两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两个环节,一个是生命本能,或者说利己本能,一个是推己及人。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学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都有毛病。 首先,儒家对于生命本能、对于利己是否定的,一直在批判利己,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西方哲学对于利己是肯定的,认为利己是生命本能,对于生命本能不能做道德判断,你不能说生命的本能是有罪的、是坏的、是恶的。但是,中国儒家否定利己,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利己看作是小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缺陷,对它进行道德审判,这就使推己及人没有了基础。你把生命本能、把人欲当作万恶之源灭掉了,整个社会的生命感觉都麻木了,同情心怎么可能发达呢?早期儒家里头,大约只有荀子在这方面比较正确,他认为在好利恶害这一点上,君子和小人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求利的原则不同,只有那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才是小人。可惜的是,荀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传统里不占主导地位,没有得到发扬。 其次,我觉得在推己及人上也出了毛病,孔子说“能近取譬”,就是从自己身边推起,这也对,但是在推的时候太局限在宗法关系里了,结果,仁就蜕变成了孝,就是晚辈服从长辈,儿子服从老子。然后,又把这种父子关系推广到君臣关系,孝推广为忠,全国人民都是皇帝的儿子,臣必须服从君,君命臣死,臣不能不死。这样一来,本来是提倡同情生命的儒家伦理,蜕变成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价值,终于结出了极端蔑视生命的专制政治这个毒果。 专制政治是绝对蔑视生命的,在专制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利。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不知道剥夺了多少无辜的生命,皇帝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他对谁不满意了,往往是满门抄斩,弄不好还株连九族。你想一想,株连九族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时候都是大家族,几百人几千人,包括老人孩子,一下子就莫名其妙地被消灭光了。这些都是朝廷命官哪,那老百姓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中国的这个蔑视生命价值的传统是很可怕的,它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就清楚了。在文革中,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生命都没有何保障,随时随地可以被消灭掉。我大学毕业后到广西一个县里工作,当时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我去以前不久,那里有过好几次镇压,县城里站错队的,农村里出身不好的,杀了很多人。

五、对现状的批评

文革是非常时期,现在这一页历史早已翻过去了,但是,如果不从法律上确实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如果不树立全民尊重生命的意识,一旦气候合适,难保历史不会重演。事实上,在今天,由于对权力缺乏严格的法律限制,再加上执法者的素质差,草菅人命的情形仍然时有发生。大家都知道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为是一个大学生,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经过正义人士的呼吁和努力,终于把收容条例给取消了。其实这类事情很多,因为大多发生在农民和民工身上,就没有引起多么大的重视。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四川的李思怡事件,李思怡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的母亲是一个吸毒者。她的母亲把她放在家里面,自己出去给孩子买吃的,被派出所的警察看到了,警察强制戒毒,把她抓了起来。她就哭呀,说我的孩子在家里,你们让我把孩子带出来,回答是不行。她又要求警察打电话给她姐姐,让她姐姐照顾孩子,也遭拒绝。在把她押往戒毒所的路上,经过她家门口,她哭着要进去,还是不让。最后,派出所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给她家附近的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让那里的警察去看一下孩子,可是那边接电话后根本不去看。过了十七天,邻居闻到臭味,把门撬开,小女孩当然早就死了。对生命如此冷漠,除了愤怒,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除了传统的遗毒之外,今天在市场化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蔑视生命的传统又有了新的表现,就是在金钱面前生命毫无价值。由于我们本来就轻视生命的价值,因此,过去是在权力面前生命等于零,现在很容易就变成了在金钱面前生命等于零。你翻一翻报纸就知道,为了金钱残害生命的恶性事件天天在发生,肯定还有媒体没有曝光的,可是光看报道了的就已经触目惊心。在这方面,民愤最大的是医疗腐败,比如假药,假医疗器械,恶性医疗事故,这种例子很多,许多是直接造成了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后果。更大的问题是医药费飞涨,完全离谱,医院又只认钱,没有钱就见死不救,穷人尤其广大贫苦农民得了重病急病只能等死。 还有伪劣食品,食品当然也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的。最近有一本书叫《食品卫生调查》,你看了就不敢吃东西了。他把那个死鸡拿来做熟食,怎么做呢?死鸡是发黑的,就把它泡在尿里面,泡几天后,黑的颜色褪掉了,再用清水泡几天,做成熟食卖出去。为了防止火腿变质,他就把它泡在敌敌畏里头。像这种情况太多了,看上去挺好看,而且都是经过了食品检验的,消费者怎么知道底细。你们都看了报道了,前不久那个阜阳奶粉事件,导致很多婴儿死亡或发育不良。 最近曝光的是大量矿难,黑心矿主和腐败官员相勾结,没有起码的安全生产保障,用工人的生命换取不义之财。中国煤矿事故是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的,新上任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说,2004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人数80%。中国还有其他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也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什么事世界第一不好,偏偏都是这类死人的事。我们经济指标的排位在上升,人文指标的排位在落后,我认为值得深思。 当今社会上对生命的冷漠还表现在治安状况上,恶性犯罪很多。我看一份《新京报》,几乎每天都有凶杀事件的报道,有时一天不只一件,有好几件,看得我非常难受。这还只是在北京地区,全国就更多了。令人震惊的是往往为了很少的一点钱,或者很小的一个原因就把人杀死,杀人这样一个极端行为与导致这个行为的微小缘由之间惊人的不对称。有一天的报纸上登了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北京地区。一名男子有一个十岁的儿子,正在上小学,就因为孩子没有完成作业,父亲拿家中晾衣服的铁管打孩子,打得孩子当时就死了。一名妇女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因为和小朋友有点纠纷,小朋友告到家里来,母亲用衣架把孩子打死了。前些日子还报道过一件事,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因为小小的口角,一个女售票员把一名十四岁的女孩掐住脖子殴打,女孩当场昏倒,女孩的父亲请求该车男司机把女孩送往医院,遭拒绝,最后女孩不治身亡。这类事情频频发生,我感到的是悲痛和绝望。 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恶性犯罪增多,包括在学校里,中学生、大学生杀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前两年有马加爵杀害同宿舍三名男生的事件,不久前有北大一名男生杀害情敌的事件。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中学生、大学生自杀的事件也多了。这些情形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对生命的冷漠和冷酷,而且冷漠的病菌已经在侵蚀年轻一代的心灵了。 我要在这里大声疾呼,这样严重的情况,我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实际上,许多人已经感到担忧,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没有安全感,富人们、高官们纷纷把子女送出国,肯定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想,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怎么改变?当然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包括制度改革、惩治腐败等等。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教育也很重要,应该把生命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孩子开始,培育生命尊严的意识,一方面善待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推己及人,善待一切生命。最近有一所学校开展生命教育,请我题词,我写了三句话,就是: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我确实觉得,人生中所有最重要的价值,包括幸福、道德、信仰,都是建立在尊重生命价值的基础之上的。我希望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都来重视生命教育。

六、尊重生命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出发点

不过,话说回来,我很清楚,光靠教育是不行的,而且要使教育有效果,也必须配合其他方面的努力。我本人认为,真正要营造一个人们普遍尊重生命价值的环境,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我觉得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其实也是最后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尊重生命的权利,是不是保护生命的权利。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每个人、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利是有保障的,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什么样的社会是这样的好社会呢?就是法治社会。实际上,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尊重生命权利,要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在西方历史上,为法治社会奠基的理论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一般认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是英国哲学家洛克,这个洛克在他的名著《政府论》(1690)中就明确说,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护天赋权利,他举出了三项,就是生命、自由、财产。由此可见,生命是第一项天赋权利,是法治社会第一要保护的。 为了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利,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两条基本原理,一条叫个人自由,另一条叫法治。上面我提到过亚当.斯密,他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这样来论证这两条原理的,他从人性角度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每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个体,那么,作为生物,人有生命本能,都是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不管人怎么进化,他终归还是动物,还具有这样的本能,所以对这一点你不应该作道德的评判。同时,作为个体,每个人肯定对自己的苦乐有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对涉及自己的利害关系最关心。他打了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死了,你认识那个人,但关系不太密切,你知道了以后当然也会为他难过,但是,这种痛苦和你自己此刻正在遭受的牙痛比较起来,还没有你的牙痛来得强烈,对你的干扰更大。这恐怕是没有办法的,我记得鲁迅也说过,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得了重病,你再说感同身受,病痛还是在他的身上,你的感受与真正的病痛还是隔了一层。所以,亚当.斯密就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任何别人的关心,同时也要超过任何别人对他的关心。这和道德无关,这完全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那么,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就应该是顺应这个事实,允许和鼓励每个人关心他自己,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这样效果是最好的。简单地说,就是应该允许和鼓励利己。这就是个人自由原则。可是,你要利己,别人也要利己,你追求你的利益,在追求的时候却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不让别人利己,这样行不行呢?当然不行。所以就要有规则了,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你在利己的时候必须尊重别人同样的利己的权利,不可损人。这实际上就是法治原则,用我的话来概括,法治的实质就是:保护利己,惩罚损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利己是允许的,是受到保护的,损人则是不允许的,是要受惩罚的,简单地说就是这样,是一种规则下的自由。你想一想,一个社会如果对利己的行为、也就是争取自己幸福的行为都加以保护,对损人的行为、也就是侵犯别人利益的行为都加以禁止和惩罚,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秩序,能够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那么这样一个社会怎么会不稳定不繁荣呢。这样一个社会既是自由的,又是有秩序的,既富有生机又井然有序,这样的社会就叫法治社会,或者也可以叫自由社会,其实两者是一回事。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是要朝这个目标前进,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治社会又是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它是一种法治秩序,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过大,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一方面合理的利己仍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损人的行为却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也就是说,自由和规则两方面都还比较弱,离秩序的形成还有相当的距离。 人文精神和医生的人文素质 今天第一次不是作为病人坐在医生的面前,感觉好多了。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和医生的人文素质》。我想通过这个题目来谈一谈我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因为现在面对的是医生,所以我就联系一下实际谈一谈医生的人文素质问题。但联系实际的这一部分我是很不自信的,因为我的观察、我的体验都很有限,而且往往是从病人的角度看,这个角度有它的片面性,我希望你们从医生的角度给我纠正。 什么是人文精神?在西文里面,我想对应的词应该是humanisms,一般译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也应该是这个词。如果直译,实际上就是“人主义”,它的含意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以人为最高价值。我们的执政党现在经常说“以人为本”,我想也是这个意思。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要把人当人来尊重。那么,怎么样才算尊重人的价值呢?人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人身上有三种东西是最宝贵的,是人的价值的体现。第一个是生命,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没有了生命,别的都谈不上。生命是人的生物属性,人不但有生物属性,而且有精神属性,使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和动物。我把人的精神属性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头脑,人是有头脑的,有理性的,有思考能力的,所以人身上第二个最宝贵的东西是头脑。除了头脑,人还有灵魂,人不光能思考问题,而且要追求生活的意义,有精神追求,人需要有意义感,我把这个东西称作灵魂,所以人身上第三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灵魂。因此,具体展开来说,尊重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对头脑的尊重、对灵魂的尊重。 我自己认为,人文精神和医学、医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人身上最宝贵的三个东西来说,与生命关系最密切的是医学,与头脑、灵魂关系最密切的是教育。但是,你们看,现在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是什么?当然也痛恨政府官员腐败,但是最痛恨的还是医疗腐败和教育腐败,因为这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权和发展权。医疗的对象是生命,教育的对象是头脑和灵魂,这两个领域都是直接和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打交道的,本来是最需要有人文精神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最需要有人文精神的这两个领域,在中国恰恰是最缺乏人文精神的,这实在令人痛心。所以,医院和学校请我讲人文精神,我就特别愿意,我觉得真应该向医疗和教育工作者大声疾呼,当然光大声疾呼还不行,我们还必须遵循人文精神来改变现在的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 下面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就谈一谈人文精神和医生素质的关系,第二个部分立足于人文精神来分析一下现在医学和医疗界存在的问题。

第一部分 人文精神和医生的人文素质

一、对生命的尊重:医生要有善良的品质 生命是珍贵的,这个道理似乎谁都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每个人只有一条命,死了就不能复活,我相信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事实,对这个事实比谁都见得多。因此,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我们应当珍惜生命,关爱生命。 但是,就我们国家的现状来说,普遍存在的却是对生命的冷漠乃至冷酷。我是很少看报纸的,随便翻一翻,残害生命的事件比比皆是,很触目惊心。尤其是和生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有很多病人的生命本来是可以挽救的,完全因为玩忽职守,耽误治疗时机,或者干脆因为病人没有交够钱就拒绝治疗,病人就死了。还有假药,假医疗器械,到下面的医院就非常多,再比如说前一段河南因为非法卖血造成艾滋病流行,还有伪劣食品,接连不断的矿难,等等。 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善良了,太缺乏同情心了。东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同情心是人性中固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全部道德的开端和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同情心,孟子就说他是非人也。一个社会如果普遍没有同情心,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完全不适合人在里面生活。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是体制,不良体制把市场搞乱了,结果腐败滋生,老百姓遭殃。 面对医生,我想强调的是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这个环境败坏,然后又去进一步败坏这个环境。医生的工作是以生命为对象的,与生命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如果要谈医生的人文素质,第一个人文素质就是要对生命有同情心,要善良,善良是医生第一要具备的品质,是医生最基本的品质。我认为一个医生不管他信仰什么,首先都应该信仰生命,尊重生命,也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你可以是一个佛教徒,对生命怀有一种慈悲心,你也可以是一个基督徒,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如果你都不是,那么你至少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以博爱之心去善待生命。这几种态度只是形式不同,共同的实质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个不是人道主义者的医生,一个没有基本的善良品质的医生,不管他的医术多么高明,都不是一个够格的医生。 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医生,目睹了太多的病痛,太多的生命的残缺,生命的痛苦,生命的阴暗面,如果他多愁善感的话,那他是受不了的。一个有强烈同情心的医生,他会承受很大的痛苦。所以,做一个医生,神经必须很坚强,但是我想说,你的神经应该坚强,可是你的心肠万万不能变硬。最近我看了台湾一个医生写的一本书叫《实习医生手记》,里面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在医生面前,病人是完全不设防的,完全顺从地交出自己,暴露自己,当时我就想,谁有权如此坦然地审视自己一个同类的痛苦呢?我没有这样的权利,却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这是我的劫难。那么,我的选择是,我为生命有这么多痛苦和不幸感到悲悯和愤懑。就是说,虽然保持同情心会非常痛苦,但他仍然保持这种对生命的敏感性,宁愿为此承受痛苦。医生经常接触生命的阴暗面,时间久了的确是容易麻木的,但是我相信一个好医生不会让自己麻木。一个医生对生命的态度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命运,对病人来说,他的生命掌握在医生手里,尤其是当他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他来找医生,他最后生命的结果是什么样,他完全是听医生来处置的。可能对于医生来说,这不过是他处理过的无数个生命之一,他要治疗和面对的无数个生命之一,对于病人本身来说,它却是唯一的,是他的百分之百。如果发生了错误的治疗,或者延误了治疗的时机,使得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未能挽救,这对于医生来说也许只是他的医疗生涯中的一个小事故,对于病人来说却是万劫不复,是全部生涯的彻底结束。所以,我希望医生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多少还能保持一点儿设身处地的心情,完全设身处地当然不可能,但多少要有一点儿,情况就会很不同。 就这一点来说,我对我们医院的情况不那么乐观,其实我是很少去医院的,我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写过一本书叫《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写我死去的第一个女儿的,她一岁半的时候死于视网膜母细胞瘤,我不能断定这个病是医院造成的,但是肯定是有关系的。妞妞的母亲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发高烧到40度,我把她送到她的合同医院。当时只能看急诊,在挂号后,那个内科的医生不在,护士就让我们到喉科去,说你先排除会咽炎。我们就又挂了耳鼻喉科的号,去看后没有会咽炎,又回到了内科。原先接待我们的那个护士换班了,刚才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个医生回来了,是一个中年女医生。我带着我的妻子向她介绍了一下情况,她一看说,你们是耳鼻喉科的病人,不是我这边的病人,我不管。我给她看内科挂号单,说明我们还没有看,她说我不管,你这病已经看过了,你别来找我了。她说不是已经诊断了,是咽喉炎,我说咽喉炎是耳鼻喉科的诊断,你从内科的角度给她看一下。她说诊断完了我不管了,然后她就再也不理我们了,无论跟她怎么说,告诉她我的妻子是个孕妇,她都不理。这时候我的妻子脸涨得通红,不停地咳脓痰,流眼泪,她看都不看一眼,若无其事地给别的病人看病。当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流眼泪了,只好带着我的妻子走了,临走时我说了一句话:“你不是人。”我心里想,这也是一个会怀孕的女人吗?对一个重病的孕妇,她竟然抱这样一种冷酷的态度。回家以后,妻子的体温上升到40.8度,赶紧送另一家医院,也是处理不当,长时间透视,还拍了两次X光片。后来我看书知道了,而且一些普通小医院的黑板报上也写着,孕妇不能照辐射,辐射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视网膜母细胞瘤。妞妞去世后,和这个悲剧有关,我们的家庭破裂了。 后来在我再结婚后,又遇到了一个很类似的情况。我现在的妻子也是在怀孕五个月时候发高烧,也是到了40度,当时我就很慌了,赶紧把她送到301医院。医生给她打了青霉素,打完后烧有点退了,我就把她带回家了。回家后体温又上升到40度,我就把她送到离住处最近的一家医院,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接待的,安排住了院。做青霉素皮试过敏,我说在301打不过敏,可不可以从那边拿药,医生说可以。我就与301的医生联系,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只能用内科的电话,打了两次也没有联系上。这时旁边的小护士说话了,说你打电话要记在我们内科的账上的,不能再打了。我当时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就要求转院到301。那个女医生不同意,接着她不知跑哪里去了。在这个医院里待了几个小时,没有任何治疗措施,妻子的体温在继续上升,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到医生值班室,四五个年轻的医生坐在那里聊天,我请求她们赶紧给我办出院手续,她们说病人不是她们管的。可是,管我妻子的那个女医生怎么也找不到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妞妞的事情告诉了她们,我警告她们,再出事我肯定找你们算账,她们这一听才着急了,总算同意我们出院。 面对这些医生,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她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用我熟悉的语言和她们说话。我熟悉的是什么语言?就是人文语言呀,就是讲人性、讲道德,但她们听不懂。所以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医科大学培养出的是穿白大褂的野蛮人。这类事情真的使我怕进医院,让我感到对医院的恐惧要大于对疾病的恐惧,有了病宁愿熬过去,能不上医院就不上。所以说,医生的人文素质,他对生命的态度,影响真是太大了。当然有许多很好的医生,但不可否认,像这种对病人冷漠、对生命冷漠的医生也不少。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医生的人文素质第一条应该是同情生命,善待生命,应该有基本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医生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又是最重要的人文素质。 二、对头脑的尊重:医生要有丰富的心智生活 人文精神第二个方面是对头脑的尊重,对于每个人来说,也就是要实现他自己头脑的价值,要用他的头脑,要发展他的头脑固有的能力。头脑有什么能力?就是理性思维的能力,就是智力。人的智力素质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有头脑的人,一个智力素质好的人,他一定是对世界始终保持好奇心的,始终有旺盛的求知欲的,始终喜欢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智力的运用本身就是享受,从好奇心的满足中,从知识的获取中,从独立思考中,他能感受到莫大的快乐。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智力生活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它满足的是人的高级属性,不应该用人的低级属性的满足也就是功利的尺度来衡量它。但是,在现实中,能够始终保持智力的活泼和敏锐的人并不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智力生活了,不读书,不学习,不想问题,只是在那里谋生,把全部精力用来追求物质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 那么,从医生的人文素质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保持对知识的热情,保持过智力生活的习惯。我认为优秀的医生应该始终是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凭着自己的经验去治病的人。他始终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型的医生,保持着探索事物、探索人体、探索疾病的强烈兴趣。据我观察,任何领域的优秀者都是一个终身学习者,那么在医学领域里尤其应该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过一本书,是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写的,叫《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手记》。就像书名所提示的,他把医学称作最年轻的科学,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医学是不能治病的,它起到的只是一个安慰作用,直到1937年磺胺药发明了以后,医学才真正能够治病了,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医学。作为最年轻的科学,医学中可以探索的空间太大了,医生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医生保持探索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从人文素质来说,一个医生仅仅读专业书、探索专业问题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宽阔的精神视野,丰富的精神生活。其实,真是要用科学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局限在某个狭小专业领域里的人不能算科学家,只能算是专家,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专家不过是训练有素的狗罢了。真正的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往往是兴趣面很广的人,其实任何领域里有大作为的人都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是一个好奇心活跃的人,一个以思考本身为乐趣的人,你当然不会只对专业感兴趣。尤其是医生,你是和人打交道的,你自己必须首先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才能够对人性和人的心理有真切的了解。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很赞成前几年陈可冀院士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在医生里面提倡非职业阅读。就是不要光读专业书,兴趣面和阅读面都要宽一些,要多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书,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东西是真正能够熏陶人的心灵的。我曾经到南极生活过一段时间,有一件事使我感触很深。在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考察站,每个站里都有自己的医生。俄罗斯考察站离我们的长城站不远,我们去他们站参观,见到他们的医生,他的房间里摆满了书,医学书有一小部分,大部分是文学书。他正在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谈起雷马克,他竟然热泪盈眶。看到这种情形,你会感觉到,你面对的不是一个技术人员,而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站里也有医生,大部分空闲时间干什么呢?无非是聊天、打牌。这个对比真是令人感慨,这就叫做素质不同啊。 另外,我觉得医生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观察人,研究人性。病人不仅仅是病人,病人首先是人,他有灵魂,有自己的生活。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容易表现出人性的各个方面,包括弱点和优点,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关于人性的材料。如果你对观察人有兴趣,你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你还可以写作,事实上有很多大文学家是从医生的职业转过来的,像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俄国的契诃夫,原来都是医生。当然,你不一定要当作家,但是不妨也养成写作的习惯,美国很多医生都有这个习惯,不是医学写作,完全是人文写作,把自己在行医生涯中的观察、思考、体验写成书出版。 总之,我认为医生应该有丰富的心智生活和精神世界,应该是精神富有的人,这是医生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的第二个方面。 三、对灵魂的尊重:医生要有高贵的灵魂 人的精神属性,除了头脑之外还有灵魂,我觉得灵魂与头脑是有区别的。头脑是一种思考能力,追求的是知识,灵魂则是一种精神的渴望,追求的是意义,人要活得有意义,有品位,有尊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命是人身上的动物性,头脑是人身上的人性,而灵魂是人身上的神性,也就是超越性。因为人身上有这神性的因素,有对生命的神圣意义的追求,所以人是高贵的。我们现在对高贵这个概念已经很陌生了,大家都把金钱和财富看得最重要,没有人去理会高贵不高贵,可是在古希腊罗马,高贵曾经是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人是因为有灵魂而高贵,灵魂本来就应该是高贵的。所谓高贵,就是说在生活中,在你的行为中,你能够意识到和体现出你身上的神性,意识到和体现出做人的尊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医生的人文素质的第三点,就是要有高贵的灵魂。一个优秀的医生不光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科学家,而且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仅仅从事某种知识性的工作,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精神上富有、高贵的人,可以说就是精神贵族。我们以前批判精神贵族,其实精神贵族有什么不好,精神贱民才不好呢,人在精神上应该富有、高贵,做精神富豪、精神贵族,真正可悲可恨的是物质上很富有,社会地位上很荣耀,精神上却十分贫乏低贱。现在人们讨论知识分子的概念,特别强调他的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社会责任感,但是社会责任感的动力和基础是什么?应该是内在的精神追求,是严肃的灵魂生活。一个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灵魂生活的人,他去关注社会往往是从功利出发的,他不可能有真正的责任感。所以,我觉得灵魂的高贵是更根本的,一个有高贵灵魂的人,他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们说尊重人的价值就是要把人当人来对待,既把自己当人来对待,也把别人当人来对待。听起来这好像很平常,其实才不容易做到呢,真正做到的人很少,只有心灵高贵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比如医生对病人的态度,真正以一种人文态度对待病人,把病人当人,这并不容易,但从这里面就可以见出一个医生的灵魂品质。实际上所有精神高贵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待人平等,越是精神高贵的人他待人越平等,他知道做人的尊严,他自己有做人的尊严,同时他也会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做人的尊严。凡自尊者必定尊重他人,不尊重他人的人必定没有自尊,因为他根本不知人的尊严为何物。其实,当一个人不把别人当人的时候,他也就已经是在不把自己当人了,他已经暴露自己没有人的尊严和品质了。 把病人当人来对待,这在我们现在的医院是一个特别应该强调的问题。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病人不是病,而是人,是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尊严的活生生的个体。尤其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往往是他最脆弱的时候,是他的尊严感最敏感也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他进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很自卑的,带着一种受判决的心情,有种种顾虑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态度就会对他发生巨大的影响。当然,医生自己往往意识不到,毕竟每天看的病人太多了,但是我还是想提醒这一点,就是你要记住,病人对医生如何对待他是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的,你尊重他,待他亲切和蔼,他打心底里感激你,你不尊重他,他的屈辱也会在心底里藏许多天。一个人在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在医生那里受气,这个时候的心境真会沮丧到极点,真会觉得世界丑恶,人生毫无乐趣。相反,你真正善待他,那就可能不但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挽救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心。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医院里,病人常常感觉到不被当作人对待的屈辱,这是许多人的经验,我希望我们的医生们能够反省这个问题。我本人认为,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医生亟需加强人文修养,现在多的是片面技术型的医生,平庸谋生型的医生,少的是人文型的医生。一个医生只有自己具备了人性的尊严,他才会尊重病人的人性的尊严,自己是人性丰满的人,他才会把病人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完整的人对待。 医疗绝对不仅仅是技术,它本质上是精神事业,医生应该是有信仰的人。当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如果说是职业的话,它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在宗教里面,行医这个行为是神圣的,这无论在基督教还是在佛教里都是如此。佛教中有药师佛,他是如来佛的一个变身,佛同时也是行医的。在《圣经.新约》里,耶稣在显示奇迹时,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行医,治疗麻风病人、濒死的病人、重病人等等,实际上就是通过治病救人来传播福音,坚定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西方有很多人是为了信仰而行医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奥地利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这个人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在斯特拉斯堡担任神职,同时他又是一个音乐家,研究巴赫的权威。应该说,这时候他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他说我在三十岁以前要做自己的事情,从三十岁开始我就要为他人做事,要传播上帝的爱,传播基督的爱。但是到底做什么呢?有一天他看到报道说非洲人民非常苦,完全没有医生,他立刻决定去非洲当医生,把行医当作实践信仰的最好方式。他从来没有学过医,从三十岁开始,他用了八年时间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到三十八岁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到现在加蓬共和国的一个小地方办了一个诊所,一辈子在那里看病。他是长寿的,活到了九十岁,在那里行医五十多年,他把行医完全看作是一个精神事业,是在拯救生命的同时传播上帝的爱,实际上就是在鼓舞非洲穷苦人民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心。我想我们的医生倒不一定像他那样信基督教,但一定要有信仰,这个信仰不是某种宗教,而是对自己责任的一种信念,就是要通过行医来解除人们身体上的痛苦,通过行医的人性化方式来增添人们精神上的信心,从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这样做,也就是在为信仰而行医了。

第二部分 批评现代医学的非人性化倾向

上面我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谈了我认为医生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总起来说是六个字,就是:善良,丰富,高贵。善良,就是对生命有同情心,医生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丰富,就是有活泼的智力生活和丰富的心灵生活,医生应该是一个学者、科学家。高贵,就是有尊严、有信仰、有社会责任感,医生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下面,我想从人文精神出发谈一谈医疗界的现状。 实际上西方医学人文学对于现代医学是有很多反思的,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认为现代医学有一种非人性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化,就是治病不治人,把病人看作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而不是看作人。我刚才提到的刘易斯.托马斯,他在那本书里对这一点也有精辟的阐述。他说从1937年发明磺胺药以后,医疗技术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医学的非人性化。他举例说,以前医生给病人看病有两种最常用的办法,一个是触摸,一个是交谈。这两种方式是很人性化的,病人感觉你是把他当成人的,不嫌弃他,关注他的感受,医生和病人之间有一种比较亲切的关系。可是现在呢,只有最好的医生才会这样做,绝大多数医生都不这样做了。我想,他说的“最好的医生”当然不是在技术意义上说的,而是在人格意义上说的,指那些有人文修养、有人情味的医生。那么,在那以后,人性化的医患关系被什么代替了呢?被复杂的机器和技术代替了。现在病人到了医院以后,医生根本不碰你,也不和你谈话,简单问几句,就给你开一堆化验单、检查单什么的,让仪器和机器去诊断。如果住院,情况好不了多少,医患之间也很少有交流,住院病人基本上成了一个号码。 我觉得我们的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病人与亲情隔离。现在有的医院允许家属陪同了,但多数医院仍执行严格的探视制度,探视时间非常有限,住院跟坐牢差不多。实际上病人很容易感到孤独,是最需要亲情的,何况中国的医院在护理方面相当粗糙,病人还常常需要亲属的照顾。我现在的女儿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早上五点钟生出来后,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匆匆看到一眼,然后医生就请我走了,不让我进病房。我妻子是剖腹产,麻药过去了很疼的,非常需要有人陪伴和照顾。可是,她不但没有人照顾,她自己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直到那天下午的规定时间,我才被允许探视,她说那一天她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我觉得这样把产妇、孩子与做丈夫、父亲的隔离开来,这样的规矩很不人道。 在病人身上只见病不见人,把病人只看作施展技术的对象,不是人文关怀的对象,这是现代医学非人性化的一个方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西方医学人文学强调,医学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人学,医生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病,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应该确立以患者生活为中心的治疗目标,使病人在生病的时候仍然能够过正常的人的生活,一种健康充实的生活。 现代医学非人性化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市场化。如果说技术化是治病不治人的话,那么市场化就是认钱不认人,把病人仅仅看作消费的主体,赚钱的机会。医院、制药商、广告商组成利益共同体,诱导医疗消费,制造保健市场,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负担加重。与此同时,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备受庸医的危害。针对这一点,西方医学人文学强调,医学是公益事业,医疗权是基本人权,应该健全医生责任和病人权利的立法,对于医疗权从法律上给以切实的保障。 在这一点上,我想中国目前的情况极其严重。我们国家以前是医疗特权化,认权不认人,老百姓和有权者的医疗条件简直天差地别,这个问题也许比以前有所好转,现在至少你有钱的话可以买到较好的医疗服务。但是,现在市场化的问题产生了,而且问题是无规则的市场,官商勾结,医商勾结,把市场搞乱,普通百姓的医疗权受到严重侵犯。现在看一个普通的小病往往也很贵,医院给你开很贵的药,使劲扩大你的医疗消费。医院从创收出发,创收成为主要的考虑,病人治病的真实需要不予考虑或者只是很次要的考虑。有的医院完全是认钱不认人,公然见死不救,即使你病得快要死了,本来立即采取措施是能够救活的,但是只要你没有交钱,那么对不起,我不接收,结果就是死亡。这样,弱势群体实际上被排除在了医疗服务之外,根本看不起病,最后他们落到了谁的手下?庸医,伪劣药品,他们只能靠那些。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苦啊,苦在两个地方——教育和医疗,尤其是广大贫困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家里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个家基本上就垮了,家里出了个重病人,这个家也基本上就垮了,是这样一个情况。因此,在农村的一般人家,谁要得了重病,为了不拖垮这个家,本人基本上选择不治,除了等死没有别的出路,医疗权作为基本人权被剥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现在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医疗腐败,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公害,报纸上陆续揭露了不少,触目惊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根据资料归纳了一下,原因大概有几点。 最原初的原因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迫使医院走市场化的道路。政府投入不足这个问题很有趣,在中国,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卫生,政府的投入在财政预算里面占的比例属于全世界最低之列,同发达国家相比不用说了,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教育和医疗上的投入也都是偏低的,属于后面几名,不禁令人想问一下政府的人文素质。政府投入的不足,开启了这些年学校和医院市场化的闸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政府大幅度减少公立医院拨款,据现任卫生部长说,政府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靠医院自筹。那么医院怎么来筹呢?只有从病人身上拿。政府给医院对药品加价15%的权力,那么医院给病人开药越多越贵,从药费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多,于是医院在运作的时候给科室下指标,让科室分成,刺激医生多开药开贵药,这样形成了一个以药养医的格局,最后的负担实际上都落到了老百姓身上。据统计,在2004年医疗卫生的总费用中,政府支出占16%,老百姓占55%。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药品审批部门的腐败。杭州一家医院的院长谈到,按正常程序,一、二类新药的审批手续费用是4.8万元,批文的评审过程至少要5年,而现在审批一种新药快则一个星期、最多几个月就出来了。费用是多少呢?原先是四万多元,现在是几百万到上千万元。2004年,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同年美国同类机构只受理了148种。哪里有这么多的新药?而且都审批通过了!无非是老药新包装,换个名称,然后把价格翻许多倍。药物审批部门的腐败十分严重,去年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和药品注册司的司长都被抓起来了。 再有一个原因是药物流通领域严重腐败。药厂生产了这么多老药翻新的贵药,都要推销出去,同时医院又有创收的需要,于是双方就互相配合。通常的做法是,药厂派出或雇佣大量所谓的医药代表,有人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万人,这些人到医院推销药,手段是层层给回扣。对于医院和医生来说,药价越高,加价和回扣就越多,利益就越大,所以贵药反而容易销出。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医药代表腐蚀一座医院。有人形容说,从药厂到开处方的医生,形成了一条集体腐败的食物链,当然被吃的是病人,同样效果的药到了病人手上,价格不知翻了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大量低收入家庭根本看不起病,又有什么奇怪呢。 医疗和教育都是基本人权,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而现在这两个领域的情况十分相似,都是政府财政投入过少,都是放手把公益事业推向市场化。目前的所谓市场化,实质上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和学校通过不正当竞争获取高额利润。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的公平性进行排序,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排序倒数第四,医疗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立即解决的地步。主要责任当然在政府,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医疗体制在整体上回归公益性,同时惩治医疗腐败。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年的医疗市场化过程对于医生的人文素质是一个检验。在同样的体制下,有的人利用体制的弊病大肆牟利,有的人比较能够自律,有少数人挺身而出与腐败作斗争。总的来说,我认为检验的结果并不理想,证明我们的医生的确大有必要提高人文素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现场互动

问:在你所有的著作当中,一个清晰的主题是您对生命的珍爱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那么,您又是我国著名的尼采专家,尼采在我们一般人心目当中似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对人生有一种悲剧的或悲观的态度,我们对尼采的这种印象是否一种误读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素描一下尼采? 答:说尼采是悲观主义者,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读。尼采的哲学是从叔本华那里发展来的,叔本华是一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他对生命的意义是完全否定的。尼采提倡一种悲剧哲学。悲剧哲学和悲观主义哲学是有区别的,虽然出发点也是生命的无意义,就是大自然本身没有给生命提供一个意义,但强调的是靠人的强大生命力来战胜生命的无意义,给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创造一种意义。我觉得尼采的取向与我今天讲的是基本一致的,他最重视两个东西,一个是健康的生命本能,另一个是高贵的精神追求,而高贵的精神追求根源于健康的生命本能。尼采反对同情,认为这是弱者的道德,在这一点上他有些偏激,我同意他对自强的强调,不过我认为自强并不妨碍对他人生命的同情。 问:尼采的悲观主要表现是什么? 答:从尼采认为世界和生命本无意义这一点来说,他是悲观的。从他认为人应该也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这一点来说,他又是积极的。不妨说,他的悲剧世界观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一种悲观的积极。 问:您如何理解灵魂深处的孤独? 答: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题目。我觉得,一个人的灵魂只要足够深刻,就会发现那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就是孤独。他会发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他面对的是无限的虚空。这是一种大孤独感。当一个人经历重大苦难的时候,这种大孤独感就会突现出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人人都是孤儿》,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有父母有朋友等等,有这样那样的人际关系,但是,在真正的苦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你只能自己承受。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死亡,每一个人只能自己去面对和承受死亡,在这个时候,父母、儿女都帮不了你。从这一点来说,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 问:我读了您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深为您感动,这件事情是很不幸的,非常同情您,但是经过了这件事,您是不是对医生有成见?我作为医生十多年的经验,或多或少我们都付出了一些情感,或者我是怜悯他,或者我是尊重他,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呢,有的时候你必须站在理性的一面,因为有一些治疗是非人性化的,对一般人来说是接受不了的。我不知道您心目中完全人性化的医生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我觉得我对医生是没有抱成见的,我相信有很多医生是有人情味的。我也知道医生不能光靠有人情味,这个东西不能治病,治病还是要靠理性、靠技术、靠医学。但是,我认为现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比较紧张,医生对病人比较冷漠,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我反对技术化当然不是反对技术,技术总是要的,我反对的是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有一些治疗手段虽然残酷,会对人体造成很大损伤,但为了治病必须采用,这不属于我所说的非人性化。 问:什么叫出世和入世? 答:出世和入世的“世”,是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功利世界,那么,入世就是很投入,很在乎,出世就是超脱乃至舍弃。入世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在乎小功利,谋个人的私利,有的是在乎大功利,谋社会的公利。我想,作为一个正常人,终归是要入世的,入世终归是基本的状态。但是,最好在心态上还是有出世的一面,我自己反正是这样的,在投入的同时对我的外在生活保持一个距离,就是站在比较高的位置上,从人生啊、宇宙啊的大背景去看自己经历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常常站到一个大背景下去看世俗生活中的沉浮,就会有比较豁达的态度。总之,把入世和出世结合起来,在入世的同时保持出世的心态,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问:我经常在想,物理世界是运动的,宇宙是运动的,那么从精神世界来说呢,我们的思想是运动的,哪怕是在睡觉的时候,也还在做梦,那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精神也是在运动的。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在运动,转换成其它的形式存在,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的精神却突然中止了呢? 答:我不知道怎么样用科学来解释,人死了以后,人的精神也好、人的灵魂也好,它的去向。我觉得科学无法解释这一点。你刚才讲的那个推论,由死后物质的身体转化成另外的形式推出精神也转化成另外的形式,这是一个类比,一个假设,对此我们无法证明。按照唯物主义哲学来讲,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功能,思维不过是我们头脑的一种功能,随着物质的解体,它的功能也就不存在了。我本人不相信这样的解释,不相信灵魂只是肉体的功能,没有肉体灵魂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也不敢相信肉体不存在后灵魂还存在,我没有亲历这方面的证据。现在有很多举证,比如说濒死体验,死后复活,前世记忆,但这些东西我只能姑妄信之,没有办法判断。我只能说,我希望灵魂是存在的,它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我只能希望这样。 问:近一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大的自然科学家,也没有产生大的哲学家,您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是否会产生大的哲学家? 答: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对这个前景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如果不改变它的这种实用性的品格,就不会有希望产生文化领域的大师。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哲学的大师不是靠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能够产生的。哲学思考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思考根本问题的传统和氛围的话,大哲学家肯定是产生不出来的。德国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氛围,所以产生了那么多大哲学家。大师的产生需要土壤,这种文化土壤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够。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做的,就是呼吁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性品格,尊重精神本身的价值,不要那么实用主义,那么,也许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有希望。 问:听您演讲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以使人产生长久的共鸣。我虽然是一名医生,但我从小喜欢历史和哲学。我常产生孤独和忧郁感。我喜欢一个人在大海边、山上一个人享受宁静。请问,优秀的大师是不是都是孤独的? 答:我想优秀的人都有孤独的一面。孤独的概念有两个理解,一个是不被别人理解,因为优秀的人,他走在前面,跟得上他的人比较少,另外一个是,优秀的人对孤独的体验更深刻,从孤独中体验一种美,一种跟天地的交流。其实,人际关系往往是会妨碍这种体验的,比较优秀的人大概更愿意独处,与人际关系远一点。所以,你的表现也许是一种优秀的征兆。 问:在听您的课之前,我是一个比较有优越感的人,但听了您的课后,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毛病。请问:你认为独立思考的培养需要哪些条件? 答:其实,我因为自己浑身都是毛病,才总结出了这么多。我只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只是觉得人应该这样做。并不是我已经做到了。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关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我觉得需要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从内部条件来说,需要一定的天赋。爱因斯坦说过: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当然任何人可以培养,那么这是一个能够培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在这方面拔尖的人是必须有一定的天赋的。另一个是外部的条件,外部条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当然是好的教育,所谓好的教育就是能够给独立思考提供一个自由环境的教育。
九九藏书
问:按照您的说法,灵魂本来是高贵的。但哲学上有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不同说法,不知道您认为哪一种是对的?如果是后天培养的话,你认为高贵的灵魂应该如何培养? 答:我讲的灵魂高贵好像不牵涉到人性善恶的问题。哲学家们讲人性恶,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生物性,讲人性善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社会性,而我讲灵魂的高贵指的是人的精神性,我觉得与人性善恶问题的所指不同。 问:我从读您的《守望的距离》等书当中体会最深的,就是一种特别宁静的指向内心的感觉。我今天想提两个问题:您今天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医学与人文精神,我想问这个跟我们所追求的真善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对资本主义阶段中的异化现象,即人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是矛盾的,这个您怎么看,并且怎么解决它? 答:真、善、美是通常对于精神价值的一个概括,相对应于人的精神结构中的三个方面,就是理性、意志、情感。那么,我讲的人文精神的三个方面,后两个方面就是谈精神价值的。其中,头脑就是理性,追求的是真,灵魂实际上包括了意志和情感,灵魂的高贵相当于意志,追求的是道德和信仰,也就是善,灵魂的丰富相当于情感,追求的是美。关于异化问题,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步同时也是退步。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如果资本义是指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这个东西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人类能不能不要市场经济?如果是永恒的,异化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象了。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亦好亦坏,带来了许多新价值,也毁掉了许多老价值,我觉得这种情况恐怕是无法避免的。 问:周老师,您的讲座使我很受触动。我想问的是,在您受尼采这些哲学家的影响之前,在您的童年您思考的话您都思考什么?您受他们的思想影响,那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灵魂在您的身上继续延续了下去呢?在您死的时候,您会不会因为您的思想在听了您讲座或者看过您书的这些人身上延续下去呢?因为这个您会感觉很平静吗? 答:我不是因为读了尼采等等才开始思考的。我觉得,我后来走的路跟我小时候的性格关系非常大,我小时候非常敏感又比较内向,早就有了对人生的困惑,这类问题常常闷在心里面,自己慢慢想。比如说死亡问题,当我知道我自己也会死的那一天,我受的震动太大了。我不认为尼采的思想在我身上延续或者我的思想在别人身上延续,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一个人思想的真正形成主要地不是来自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经验造成的,包括内在经验,不光是一种经历,而是一个人性格所造成的他的内心体验,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尼采,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我自己的东西激活了,启示了一种表达方式,但感受是我自己的。我相信,凡真正能提出自己的思想的人,他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外来的影响其实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问:对我们年轻的医生来说,怎么样才能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 答:我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读书,要养成读闲书的习惯。要读大师的作品,读哲学、历史、文学的名著,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第二点,我觉得医生的职业是很好的,它可以接触人性的很多秘密,因为病人在医生面前是不设防的,人性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医生都能看到。所以,你除了给病人治病以外,你还可以观察病人,和病人交流,各种不同的人在得各种病的情况下的各种表现,你都注意观察,这是一个观察人性的特别好的机会。你看,美国很多医生都有这样的写作爱好,喜欢写自传,写医疗生涯中一些难忘的东西,这是一个好习惯。很多医生最后都成了作家,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我建议你们经常记一点东西,养成写笔记、札记、日记的习惯。这会推动你们进行观察和思考,有写东西的习惯的人,他的感官和头脑是经常处在活跃状态的。 在凤凰卫视讲人文精神 主持人王鲁湘:如果在座的同学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不仅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有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并不是很多,真正有独立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一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但是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那么这一位哲学家和诗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国平教授。那么今天我想问的就是,周国平先生,有人说您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因为在搞哲学的人中间,在畅销书的书架上头,能够自己把自己的自选集摆一架的人,大概只有您一个人,您认为您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吗? 答:从什么角度看了,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就是应该对那个哲学的一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的话,找各种资料,然后做出一些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做过一些,譬如说尼采,尼采我写过两本书。但是如果说我还愿意更多地做一点,那就算不务正业的话,我可以算不务正业。如果说哲学家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写作,就是学术专著,如果你写了学术专著以外你还写别的东西,譬如说散文那就算不务正业,那我可能就算是。 主持人:好,就是您觉得不务正业这个词,你很坦然受之,并不认为就是一个对您有什么很影响的事,藏书网是吧? 答:其实我就觉得正业这个词很别扭,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正业和副业之分呢? 主持人:到底谁规定的? 答:对呀,你感兴趣就行,你喜欢就行。 主持人:对。 答: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你做得让自己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当然如果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自己满意,而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过得比较好,那我就觉得更好。 主持人:大家都记住了没有?今天周国平先生讲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稍不留意就是一句至理名言。好了,那么下面我想问的就是,您今天的主讲题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文精神?下面请听周国平先生讲。 我是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种认识,因为我研究西方哲学嘛,我觉得西方哲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培育出了这个传统。哲学本身很多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最后也没有一个答案,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它追究的问题是不是找到答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么一个探索这些不可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它培育起来了一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概括地说可以说是人文精神。所以,我实际上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西方哲学所培育的这种精神文化传统的认识。 人文精神这个词,如果我们要在西文里面,英文也好,德文也好,要找一个对应的词的话,恐怕就是humanism这个词,原来我们一般是翻译成“人道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或者是“人文主义”,实际上都是这一个词。“人文主义”这个词和“人文精神”就非常相近了,实际上是同义词。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说你要谈人文精神的话,你就要了解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传统里的含义,那么humanism这个词,实际上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但是广义地来说,就是指我刚才说的由西方哲学所培育起的那种欧洲精神文化传统,我是按照这个广义的含义来谈这个问题的。那么,在我的理解中,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是表达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那么什么是精神存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是有头脑的,有理性的,有一种认识能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人是有灵魂的,有超越性的。人的精神属性其实包括两大属性,一个就是能够思考问题的、有头脑的,这叫理性,还有一个呢人是有灵魂的,他是要追问生命的意义的,这叫超越性。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就要讲三点,就是在我看来人文精神所包含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人性,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它,就是人的尊严,那么这个含义呢,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个元素呢是理性,你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追求,头脑对真理的思考,那么这个含义呢是科学精神,是广义的科学精神。第三个元素用一个词就是超越性,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那么这个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谈清楚我对人文精神的理解。 那么第一点就是人性,或者说人道主义精神,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把人看作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人比物重要,比东西重要。同时也是人和神相比较,因为实际上这个人道主义和中世纪的神学是一种对抗。尊重人的价值,它具体表现在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生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把人看作是人,就是不光把人看作一个肉体的存在,同时他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有两个方面,人一方面是有肉体的,从肉体的方面来说,人是动物,但是另一方面呢,人是有灵魂的,有头脑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人是比动物更高级的东西,是更高的一种存在,那么人的尊严就在于人身上这个精神性的存在,我觉得人道主义更强调的是这一点,也就是尊严高于幸福。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得最清楚,而且康德的观点确实被看成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经典表达。 康德是怎么说的呢?康德说,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属于现象界,所谓现象界也就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他是不自由的,你饿了就得吃,这个肉体他需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呢,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是人的更本质的方面,从精神性的存在来说,人是属于本质界、本体界的,不光是属于现象界的。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法则,道德这个法则,能够按道德来办事情,所以康德说人是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正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康德说人是目的。人是目的,这是康德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的意思是说,作为精神性的存在的人是目的,你不能把这样的人就是本质的人用作手段。那么什么情况是把人用作手段呢?如果说,你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完全不要你的尊严了,完全不要你的人格了,那个时候你实际上就是把你的精神性的存在的那个人,你的更本质的那一面,当作了满足你的那个物质性的存在,你的现象的那一面,也就是满足那个肉体欲望的手段了。一个人如果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不要人格,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手段了。 我自己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特别缺的一点就是人的尊严这个观念。前一段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最缺乏什么,普遍的一个看法是认为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诚信。那么诚信、信任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缺呢,我觉得你要追究它的根源的话,恐怕就要从中国文化里面缺少人的尊严这个观念,要从这里找原因。诚信就是诚实、守信用对吧,这个诚实和守信用我觉得是一种自尊,就是把自己的尊严很看重,是以这个自尊为基础的。实际上诚实和守信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我的想法,而且我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那么我这样对你说的时候我是非常自尊的。那么信任是什么呢?信任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尊重,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就是说,我想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你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信任。那么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常常尊重对方的,我把对方做人的尊严是看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诚信实际上是以打交道的双方所共有的人的尊严这样一种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就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其实,一百年以前,严复就提过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办公司,公司本来是个好东西,但是传到中国以后就变味了,两个人办公司也是互相欺骗。没有尊严的人与没有尊严的人打交道,就必然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人道主义的主要含义了,就是人的尊严,而对人的尊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这就是个人主义了。我们以前对个人主义的概念,老觉得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应该说个人主义也是西方精神传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尊重人,你就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要把每一个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在他活着的这一辈子里面,实现他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它并不是指那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行为。个人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实际上西方政治哲学的其它原则都从这里推出来的。任何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尊重,任何个人的自由都是不能侵犯的,那么,别人不能侵犯你的自由,你也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所有他人的自由对你的自由就构成了一个限制,所以自由必然是规则下的自由,而这个规则它的根本的含义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它是专门来管那些侵犯别人自由的那种行为的。那么法律又是从规则来的,政府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法律、维护这个法律,而它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西方这一整套政治哲学,我觉得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根本的概念上的,就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原则又是从对人的尊重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西方的思想传统里面,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含义,我就简单讲这么多。 第二点我就讲理性,或者说广义的科学精神。如果人性、人道主义这个方面,我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人的尊严,那么,理性我也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头脑的认真,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头脑的认真。理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在西方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好像都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最主要的特征,有的哲学家就把人命名为理性动物。 那么理性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好奇心开始的,好奇心是理性的一个开端,而且始终是理性能力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好奇心这个东西呀,其实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都很重视。从哲学家来说,最早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奇,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理性能力觉醒的一个征兆。其实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你看孩子们都是充满好奇心的,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问题,对世界上各种现象他们都会感到惊奇。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就是人长大了以后,这个好奇心往往就弱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我称之为好奇心的两大敌人。一个就是习惯,往往是这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看得越来越久,经常看到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你好像都懂了,实际上我发现,我们面对孩子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回答不出来,证明我们其实并不懂。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功利心,无论什么事情,什么问题,你要去研究的话,你就要问一下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如果觉得没有用就不去研究去了,就不去追问了。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的最大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无论教什么,学什么,最好是马上就能用上,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培养人才。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我觉得对好奇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扼杀。在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情况远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但是他那时候对这个问题已经感触很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育居然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你们觉得自己好奇心慢慢地在衰减吗?我总结一下周教授刚才的这个话啊,儿童提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青少年提的问题属于知识问题,到了我们中年以后的人提的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比如说这个电视机,这个按钮怎么开?我们就只能提这种问题了。) 对,有道理。好奇心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智力程度,其实第一个标准就应该看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这是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好奇心。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开头说的头脑的认真。你有了好奇心了以后,你就要追问下去,你的好奇心如果保持下去的话,你就会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你一定要亲自去追究它的根据。所以实际上,理性精神它是充满着怀疑精神的,就是凡是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我都存疑,我都不认为是真理,我要亲自去检验它的根据。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在头脑的这种认真上,应该说比西方的文化要差得多。你看在西方哲学.99lib.里面,知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什么叫知识论?就是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给你审查,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漏洞,只有这样审查完了以后才放心,才敢相信我们知识的基础是可靠的。知识论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从康德以来基本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在我们中国哲学里,知识论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知识论。宋明哲学中也许有一点知识论,讨论一些知识的问题,但是所讨论的也只是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就是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知行关系里的“知”呢,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是指德行之知,就是道德知识,道德方面的道理,伦理学的道理,还不是指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这种对知识论的不重视,我觉得实际上反映了头脑的不认真。 另外,我觉得头脑的认真还表现在热爱真理、学术独立这些品质上,这些品质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在知识根据问题上的认真。西方思想史上有相当多这样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这种品质特别鲜明。比如说布鲁诺,我把他称作是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烈士,他完全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真理而死的。我就是要坚持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太阳系,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真理,因为这是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得到的,而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真理,最后他被教会判了死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了。还有苏格拉底,我称他是为了一个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烈士。我觉得我们中国很难出像布鲁诺、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就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真理,为了坚持它,我不怕杀头,为之而牺牲,这样的事例很少。我们中国比较容易出那种为了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而牺牲,这样的革命烈士很多。 科学精神还有一点,就是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就是说,我不只是对世界上这个或那个现象感到好奇,我的好奇心其实是面对整个世界的,我想探问的是整个世界的秘密。事实上,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这样的渴望,牛顿和爱因斯坦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我理解的人文精神的第二点,就是科学精神或者说理性。 第三点是超越性,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如果说我用头脑的认真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宗教精神就可以概括为灵魂的认真。超越性和理性是不一样的东西,理性是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性是要超越这个可见的世界,去追问它背后的不可见的本质。理性是局限在经验范围里的,就是说我所经验到的东西,我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整理它们,让它们条理化,得出一个认识。那么超越性,它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就是超出经验范围,是经验范围里不会出现的东西,但是人还是要去追问它。超越性实际上追问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在无限而永恒的宇宙中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最后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了,那么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它在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刚才我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寻求觉悟或信仰。不光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出家去探寻解脱之道,最后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觉悟。基督教也是这样,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得出了灵魂不死的结论。基督教的那些大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你们看一看他的《忏悔录》就知道了,他在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的。我相信,所有的大宗教家,他们的探寻都是从困惑开始的,没有困惑,就不会有后来的觉悟或信仰。 第二个要素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比西方文化要差,西方人在人生根据的问题上比我们要认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西方哲学很重视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后来就跟希伯来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变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所以,柏拉图、基督教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终极的意义。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追问这个问题的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那么,我因此觉得,中国和西方人生哲学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很可能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态度。西方哲学不回避死亡,它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尤其儒学是回避死亡问题的。我刚才说知识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实中国哲学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对终极之物的追问。在中国哲学里面,尤其在儒学中,这个形而上学是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我觉得原因可能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说是回避死亡问题,回避生命终极意义问题。 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比较容易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 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接近的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你头脑认真,追问世界的问题也好,你灵魂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就是想知道世界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99lib.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问题,科学和宗教最后在信仰这里会合。从哲学上说,世界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凡是崇尚精神事物的人,不管是哲学家、诗人、科学家,还是宗教家,好像都是宁信其有。这是一个信念,从这个信念出发来看人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因此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你怎么对待人生,怎么安排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信念虽然无法证实,我们仍然需要它。 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三句话。一个是人的尊严,就是要活得有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就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一个是灵魂的认真,就是要有自己的灵魂追求。一个人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在对人生的态度上,他能够自己做主,负起责任,如果他这样做,我就认为他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不管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在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答: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话,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一旦已经想到了那些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这叫做欲罢不能,不是你想不思考就能够不思考的。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解决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你活得一定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答: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哲学思考的习惯,甚至哲学融入了他的生活态度之中,那么,哲学在他的生活中就会发生很真实的作用,不知不觉就会发生作用。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苦难和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的作用是特别明显的。我曾经说过,哲学好比是一种分身术,哲学使你可以把你自己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站在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正在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哲学看到的是整个世界和人生的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他就有可能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在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至于是否存在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真理,我想在标准答案的意义上是不存在这样的真理的。我赞成尼采的看法,对于世界和人生整体的认识永远只是解释,不是真理,如果要说真理,也只是在哪一种解释能够更好地指导人生这个意义上说的。 听众: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答:其实牛顿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到晚年才皈依的,虽然他的确在晚年更加迷恋炼金术了。其实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宗教,科学所能解决的只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对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性的困惑,包括世界的终极本质、人生的终极意义,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科学和宗教二者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一个强者,他是一个弱者。不过,发疯和哲学没有必然联系,倒是和天才有某种联系。有两类天才,一类是精神上平衡的天才,比如康德、歌德,他们是强者,不会发疯,另一类是精神上极端的天才,就像尼采、荷尔德林这样,在生活中往往是弱者,也很容易发疯。如果我跟尼采来比的话,我在生活中可能比他强一点,原因当然不在于我精神上多么平衡,而是因为我不是天才,我远比他平庸。 主持人:还有一点是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更较真。 答:当然,不过这也是因为我比他平庸。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 听众: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答: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强调那个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使劲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那种角色,他们的角色感太强了,总想扮演一种所谓精英的角色。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精英的角色比较难扮演下去了以后,就开始有一种失落感。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譬如说以前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有社会责任感,例如十二月党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被大批流放,这种例子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灵魂的关注是统一的。他并不是说,我负有改变社会、领导社会的责任,实际上他在关注社会的同时,也是在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差,就是社会责任感和这种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自己的精神关注,仅仅是想在社会上起某种作用,扮演某种角色。那样的话,因为没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关心社会也很难坚持下去,甚至打着关心社会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不是社会责任感太差,而是太没有自己的灵魂生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认为信仰不一定是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以前在一个时期里曾经有某种意识形态被树立为统一的信仰,但是我想那种东西,譬如说共产主义,你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理想,但它并不能作为一种人生信仰,因为它不是针对人生的根本困惑的,不是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所以它不成其为一种人生信仰。但是以前它在那个时代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信仰某一种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其实它只是社会层次上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现在呢,当这种意识形态统一人心的力量消失时,就暴露出了一个真相,就是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的新儒家,要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学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品格,因为它缺少形而上的关切,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就算它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经常被树为一种信仰,就算是这样,我觉得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在全社会人为地树立一种信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的做法是鼓励每个人自己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人算是有信仰的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认真的,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不一定要信什么教。 主持人:好,我现在按照我们的惯例,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要请主讲人用一句话,只准用一句话,把你今天的讲演的宗旨概括出来,一句话。 答:一句话的话,我就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灵魂。 主持人:希望周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大家能够切记在心上。好,感谢周国平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九九藏书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人文精神与教育

第一部分 教育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价值

我今天的讲演题目是《人文精神与教育》,因为在座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面对同学们,我想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着重谈一谈我对教育的理解。 同学们一路拼搏,终于进了大学,当然都是抱有一定的目的的。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什么要上大学?想从大学得到什么?可能许多同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拿到文凭,有比较高的学历,当然也要学到一点知识,这些都是谋职的资本,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抱着这样的目的,我觉得无可非议,但还远远不够。如果只有这一个目的,你就仅仅是受了职业培训,不能算是真正受了大学教育。如果大学仅仅做到这一点,大学也只是起了一个职业培训场所的作用,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但是,这正是我们今天大学的现状。我认为中国教育现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太急功近利,大学基本上成了职业培训场,这当然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这种体制使大学变成了职业培训场,迫使学生也把职业培训当成了上学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那么,怎样的教育才是合格的教育呢?我认为这就要从人文精神来谈了。 现在许多人在谈教育的理念、大学的理念,在我看来,这个理念应该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它决定了教育的使命、目标和标准,没有人文精神,教育就没有灵魂,就是徒有其表的教育。当今教育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一点,实际上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而且失落得相当全面。 什么是人文精神呢?我理解的人文精神,简单地说,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说的“以人为本”。也就是说,要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要尊重人的价值。具体到教育上,就是要把人身上的那些最宝贵的价值通过教育实现出来,一种合格的教育就应该是把学生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价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应该是能够让学生把这些价值实现出来的。教育就是育人,就是要把学生培育成真正的人,亦即人的宝贵禀赋都得到发展的人,而不是仅仅能够满足社会上、市场上某种需要的人。简要地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此相应,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 那么,人身上到底有哪些价值是最宝贵的,是人文精神所尊重的,因而是教育应该促进它们实现的呢?我认为人身上是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第一个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没有生命其它一切都谈不上。第二个是头脑,人是有理性能力的,有智力活动的。第三是灵魂,人是有精神需要、精神追求、精神生活的。所以,与这三样东西相应,为了实现这三样最宝贵的东西的价值,我们就有相应的教育项目。现在与生命相应的教育是体育,我认为范围狭小了一点,应该扩大,成为生命教育。可惜生命教育这个词没有办法简称,简称就成了生育,比体育还狭窄,成了光教你生孩子了。针对头脑的教育,我们有智育,就是智力教育,这个词很准确,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有问题,我下面再讲。相对于灵魂来说,我们有德育,就是道德教育,我觉得还不够,应该加上美育,也就是审美教育。德育和美育都是灵魂教育,如果说德育的目标是灵魂的高贵,那么美育的目标是灵魂的丰富。因此,我认为在学校里应该有这样四种教育,就是生命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 一、生命教育:实现生命的价值 首先谈一下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包括体育,但体育只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部分。体育就是身体教育,以健康的身体为目标。如果一个人只是身体健康,体格强壮,却不懂得热爱生命,尊重生命,享受生命,健康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主张把体育扩展为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对生命的尊重。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只有一次生命,这个生命是他一生中所有其他价值的基础。有一个学校开展生命教育,请我题词,我题了三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一个人只有热爱生命,对生活充满兴趣,才有可能感到幸福。那种生命力乏弱的人,心如死灰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开心的。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这是中西哲学家的共同看法,人类的一切道德都发端于同情心,都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础之上。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因为生命的奇妙而相信它有着神秘的来源,这是有信仰的人的共通感情。信仰的本质就是相信生命具有某种神圣的性质。无论你信基督教,信佛教,还是什么教也不信,如果你对生命的神秘性有一种领悟,你可能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那么,怎样才算尊重生命呢?我想,一个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现在学校里屡屡发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自杀的事件,当然这里面有社会的原因,包括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应试教育的压力,生存的压力,等等,但也有学生自己的原因,就是把生命看得太轻,一时想不开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尊重生命还包括应该享受生命,上帝给了你唯一的一次生命,干吗不享受啊。从某种意义上说,享乐主义是正确的,活着时不行乐,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欲望都不是罪过,禁欲主义是完全违背人性的。有健康的生命本能,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乐趣,这是人生的强大动力。比如说恋爱,我觉得恋爱就是一种推动人向上的动力。我读初中时暗恋一个女生,使劲在她面前表现自己,为了让她佩服我,毕业时我报考上海最好的中学,就是上海中学,结果考上了。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真是没有道理。当然更不准发生性关系,这种事如果被发现,就必被开除学籍。现在大学生在这方面已经很自由了,不过太自由也有弊病,你可能沉湎在花前柳下,革命意志衰退。所以说我不反对及时行乐,关键是行怎样的乐。快乐有层次的高低,有些人往往沉溺于较低层次的快乐,从来不知道高层次的快乐是什么,真正的享受生命应该更注重高层次的快乐。另外我还想强调,尊重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要有对自己的生命的责任心,有意义地度过一生。 在尊重自己生命的同时,当然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刚才我说了,同情心是道德的开端和基础,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是不可能讲道德的。在现在社会上,同情心是越来越弱了,善良成了一种稀有品质,这是很可悲的。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大学里,诸如杀人这样的恶性案件也越来越多,包括耸人听闻的马加爵杀人案,最近还发生了复旦学生虐杀流浪猫的事,表现出对生命的冷漠甚至残忍。 所以,我觉得,在学校里开展生命教育,把生命教育作为最基本的人生观教育,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如果学校里培养出的人不爱生命,没有人性,无疑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教育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成为热爱人生的人,同时也是善良的人。生命教育如何开展,还需要好好研究,基本内容应该是引导学生善待自己的生命,由此推己及人,善待一切生命。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点,就是生命教育。 二、智力教育:实现头脑的价值 第二点是智育,就是智力教育。智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学生在学校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接受知识方面的教育,所以我对这个问题要着重谈一谈。 智育的目标是实现头脑的价值。现在对智育流行一种狭隘的理解,就是把它仅仅理解为知识的灌输,甚至归结为考试的分数,职业的技能。头脑的真正价值不在这里,你这样做只是把宝贵的头脑当成了一个容器,一个工具。智育的真正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的智力得到健康生长,鼓励和培养他们对智力生活的爱好,使他们懂得享受智力生活的快乐。 在人的智力品质中,第一重要的品质是好奇心。人类所有智力活动的形式,比如哲学、科学,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好奇心是天生的,每个人在智力生长的一定阶段上都会显现出来,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理性觉醒的朕兆。从我的孩子身上,我就看到了这一点。在很小的时候,她就会问很多让人很意外的问题,问得最多的是五岁的时候,还没上小学,上小学后这样的提问就少一些了。所以我认为,从幼儿园到上小学,孩子的哲学水平是下降的(笑声),大约因为越来越接受老师给的现成答案了吧。你们听听她五岁时都问什么样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她经常说我不想长大,又说要是没有时间该多好呀,我估计她是知道了人长大就会变老,她不愿意变老。那些天里,她就老问什么是时间,时间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跟她讲得清楚。但她自己在那里琢磨,有一天她说:我知道时间是怎么回事了,时间是一阵阵过去的,譬如说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刚才还在,现在不在了,想找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时间。她知道时间一去不返的性质了。还有一回,她问妈妈:世界的外面是什么?妈妈随口说:那还是世界吧。她不满意这个回答,想了一会儿,就说:世界的外面是世界的下一曲。她听CD,一曲完了还有下一曲,她用这个比方说明世界是无限向外延伸的。还有一回更神了,她问我:爸爸,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会不会有另一个我?我一听就毛骨悚然,赶紧打岔说:可能吧,说不定你还会遇到她呢。我是不想让她想这个问题,没想到她听了很生气,说:不会的!然后转过脸对妈妈说:有一天,你老了以后,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又会生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跟你长得完全不一样,但她就是你。她说的是轮回啊。(笑声,掌声)你们不要以为她是受了我的影响,实际上我非常小心,从来不向她谈这些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她头脑里自发产生的。有一本书的书名是《孩子都是哲学家》,我完全相信这个论断。你们为人父母之后,留意一下,肯定有一段时间孩子会提大量的这样的问题。现在大人对待孩子这样的提问一般是三种态度:一种是置之不理;一种是顶回去;还有一种是自以为聪明地给孩子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些做法都很粗暴,其实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对待孩子这种提问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孩子继续想。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这样说:宝贝你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可是爸爸回答不出来,我们一起慢慢想。我觉得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特别可贵,一定要鼓励和保护,决不能挫伤它。 好奇心是非常可贵的,但也很容易被扼杀和磨灭掉。在我看来,好奇心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习惯,往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一些事物见多了,习以为常了,就自以为懂了,其实哪里是懂了,不过是麻木了罢了!真要你讲出其中的道理,就讲不出来了。好奇心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功利心。出于好奇心提的问题大多是无用的,但是关系到人的理性和灵魂,我们往往因为它们无用就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意义,就把它们pass掉,这种功利心不知道扼杀掉了多少好奇心!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就存在这个问题。爱因斯坦曾经感叹说,我们的教育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个奇迹。他那个时候的教育还不太功利,就已经发出这种感叹了,在我们现在这种应试教育体制下,好奇心的保持就更难了。不光是教育,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实用性,无论对什么事情,首先就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要去做。我看过一个笑话,我觉得编得很有意思。在一个国际夏令营里,老师让孩子们讨论一个问题,题目是“世界粮食匮乏问题”,孩子们都不明白这个题目,但原因不同。美国孩子问:什么是世界?他太狂了,美国就是一切,不知道美国之外有世界。非洲孩子问:什么是粮食?他太穷了,没有见过粮食。欧洲孩子问:什么是匮乏?他太富了,不知道有匮乏这种事。中国孩子问什么呢?他问:什么是问题?(笑声,掌声)这是讽刺中国孩子没有好奇心,我觉得基本上符合事实。尽管这是个笑话,还是很传神地描绘了中国的孩子缺乏好奇心。其实孩子的天性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强烈的好奇心的,完全是被我们的教育和文化扼杀掉的。 从好奇心这一点来看教育,在教育中,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是教育第一要保护和鼓励的东西。杜威说,兴趣是一个人的能力的可靠征兆。事实也是这样,你做什么事情特别感兴趣,那你肯定在这个方面是有天赋的。学习有没有成效,关键是有没有兴趣。一个人在学习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时,精神处在一个非常快乐的状态,他真正是在享受。享受什么?就是享受智力活动本身的快乐。在这个时候,心智的运用本身就是快乐,就成了最大的快乐源泉。这就是古希腊人所看重的智性的快乐。一个善于享受这种快乐的人,他的心智始终处于活泼状态,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出成就的。事实上,对世界充满兴趣是天才的主要品质。人们常常说天才就是勤奋,并且以为勤奋就是死用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是太喜欢他所做的事情了,欲罢不能,在旁人看来他就是很勤奋,其实他是在享受,但是你不知道!(笑声,掌声)所以,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养和保护学生的兴趣。看一个学生的智力素质好不好,第一个尺度就是看他对事物有没有好奇心,对知识有没有兴趣。具体的兴趣点是可变的,在一段时间里,你也许对某个领域、某个问题更感兴趣,以后又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和问题。但是,充满兴趣的状态是一贯的,享受智性快乐的状态是一贯的,只要你能保持这样的状态,要你不出成就也难。 智力品质的另一个要素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对于任何理论、说法,你都要追问它的根据,在弄清它有无根据之前,你要存疑。笛卡儿所说的怀疑一切,意思就是对未经独立思考过的一切要存疑,这其实是思想者的必备品质。爱因斯坦把独立思考能力称作人的内在自由,并且认为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育这种内在的自由,而不在于灌输特定的知识,不在于培养专家。他说专家无非是训练有素的狗。(笑声)如果你仅仅在某个狭窄的领域里受过良好的训练,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你当然可以算是一个专家,但用这个标准看,一条训练有素的狗也可以算是一个专家。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一切知识处于支配的地位,训练有素的狗则被它所受到的训练所支配,这是二者的分界线。 那么,从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点看,具体到教育上,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教育最重要的任务,第一是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兴趣,第二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作为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你必须有这个清醒的意识,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学习死的知识上。你要学会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知道自己要朝哪个方向钻研,应该看些什么书。自主学习是一切有成就的人的共同特点,他们都必定是具备这个能力的。还是举爱因斯坦为例,我认为他非常了不起,他不仅是一个大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教育家,他对人类的智力品质和灵魂都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的母校苏黎世理工大学百年庆典,请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没有吹捧母校而是批评母校,也批评整个教育制度。他说:从入学开始我就发现,按照学校的教育方式,我不可能成为好学生,因为成为好学生就意味着要认真听讲,要做很多作业,而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满足于做一个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把大量时间用于“以极大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所以,爱因斯坦虽然上了大学,他实际上是自学的。毕业后,他又拒绝了学校的留校邀请。他说:如果留校的话,我就不得不去写大量的论文,结果便是变得浅薄。他在一个专利局找了一份差事,做一个小公务员,干了七八年,用业余时间研究理论物理学,他自己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为此感到极大幸福,他的相对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产生的。 我相信,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都是这样的,他们的成材史都是向教育争自由的历史。作为一个学生,你无法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但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完全不必跟着这个体制走,你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对它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一切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归根到底都是自学,所有的伟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没有听说是老师教出来的。我很赞成一句话:学习就是学会学习。你学会了学习,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是一笔终生财富,一辈子受用不尽。有成就的人都是终身自学者,不需要老师,永远在自学。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一句话: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把你在课堂上学的东西全部忘记了,把你为考试背的东西全部忘记了,那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剩下,就意味着你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白上了学。(笑声)那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智力活动的习惯和融入身心的原理,至于那些具体的知识,如果你不用,是很容易忘记的,如果你要用,又是随时可以查到的。他还说过一句话,受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智慧增长而知识减少的过程,那些知识的细节都消失在智慧里了,你需要的时候是很容易推导出来的。大家不妨想一想,自己在学校里是不是把功夫都用在那种很容易忘记又随时可以查到的东西上了,如果是这样,就太亏了。怀特海主张,应该像一个无知的人那样思考。说得真是精辟,不管你已经拥有多少知识,都当它们不存在,你的头脑永远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这正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基本状态。 关于智育,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智力生活的非功利性。爱因斯坦说:欧洲的伟大传统是为了知识自身的价值尊重知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统从古希腊就开始了。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为此举行百牛宴,杀了一百头牛来庆祝。在当时,发现了这个原理有什么用啊?任何物质上的好处都不可能有,他感觉到的完全是智力活动得到胜利的巨大喜悦。把心智的运用、知识的获得看作最大快乐,看作目的本身,这确实是欧洲的传统,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怎么样的?仅仅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吗?完全不是。那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他的话来说,这个自由王国是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到那个时候,人的一切活动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物质的生产,而是为了发展人的能力,人发展和享受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目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那时候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了最低限度,整个社会只需要花很少时间就能够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了,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时间,这些时间用来搞什么呢?用来搞艺术、科学、哲学这些精神活动,人人都是这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活动本身就是人性的实现,这才是理想的社会。 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在一次讲座时,有学生问他:丁教授,你现在的研究有什么经济价值?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分别奖给了电子和X光的发现者,这两项发明在当时都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同样,后来的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在产生时都被认为是花钱最多而最没有经济效益的。他说:科学最重要的是兴趣,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不是为了名利,这个利也包括经济价值。我相信,不管哪个领域的大师,都一定有这样一种眼光和态度。智力活动本身就是快乐,就是人的高级属性的满足,你为什么非要把高级属性的满足落实到、实际上是降低为低级属性的满足即所谓有用呢?所谓有用,不就是吃好、穿好、住好嘛,不就是物质丰富一点嘛!人为什么只想去满足自己的低级属性,不肯去满足自己的高级属性呢?为什么要用低级属性的满足为标准来判断高级属性的价值呢?这不是颠倒了吗? 经常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师。虽然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但他们都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如果一直呆在国内,恐怕就不会有这个成就。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实用,什么东西都要问有没有用,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大弱点。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就指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注重精神价值,他说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容易的,二三十年就能见成效,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积累,这是最难的。在欧洲,有很多人纯粹是为了兴趣去进行研究,根本不问有什么用处。我在德国的时候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教授,是哲学教授,他正好是研究王国维的,写过一本厚厚的专著,可是有一阵突然对猴子发生了兴趣,想研究猴子的生活习性,就买了好几只猴子养在家里,和它们同吃同睡,他的老婆实在受不了了,就和他离婚了。(笑声)像这样的怪人特别多,一根筋,在旁人眼里好像疯了。我相信,一个民族像这样出于纯粹兴趣做事的人越多,在这片土壤上就越容易出大师。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性品格,形成一种全民族尊重精神价值的氛围,那样才会有希望。 总之,智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好奇心、纯粹的兴趣和非功利的探索精神,培养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和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这是智力教育的本义,而不仅仅是灌输知识,当然更不仅仅是培养职业技能。 三、灵魂教育:实现灵魂的价值 我把灵魂与头脑、心灵生活与智力生活区别开来。人有一个头脑,这是可以看见的,而灵魂是看不见的,你问我灵魂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认为灵魂与头脑是有区别的,人对美和爱的需要,对意义的需要,这些都不能用头脑来解释,我只能说来自灵魂。套用柏拉图对于知、情、意的分类,可以说头脑是知,也就是理性,灵魂是情和意,也就是情感和意志。情感是审美性质的,意志是道德性质的,与此相应,灵魂的教育可以相对地区分为美育和德育。美育的目标是造就丰富的心灵,使人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内心生活,德育的目标是造就高贵的灵魂,使人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自觉的信仰。 谈到美育,现在许多家长好像很重视孩子的艺术教育,给孩子报各种班,学各种技能,弹钢琴呀,画画呀,但出发点极其功利,无非是为了孩子将来多一条路可走。这是很糟糕的,违背了美育的本义,结果只能是败坏孩子对艺术的感觉。艺术是最自由、最没有功利性的精神活动,搀杂进功利的考虑,就不是艺术了。美育也决不限于学一点吹拉弹唱或者画画的技能,它的范围广泛得多,凡是能陶冶性情、丰富心灵的活动都是审美教育。我把美育归入灵魂教育,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美育是对心灵的教育,它的目标是心灵的丰富,是体验美和爱的能力。 那么,怎样才能使心灵丰富呢?欣赏艺术,欣赏大自然,情感的经历和体验,这些都很重要。除此之外,我提两点一般性的建议。一个是要养成过内心生活的习惯。上面谈智力教育时,我说人应该养成过智力生活的习惯,现在谈灵魂教育,就是要养成过心灵生活的习惯,优秀的人应该有这两种习惯。我们平时总是在和别人一起聊天、谈话、办事,但是人应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什么事也别做,什么人也不见,和自己的灵魂在一起,这叫独处。静下来,想一想人生的问题,想一想自己的生活状况,想一想所经历的人和事。现在的世界太喧闹太浮躁了,人们都生活在表面,生活在外部世界里,我觉得这很可悲。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看重交往的能力,这次我来四川,在北京机场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书名叫《能说会道者赢》,我一看就感到别扭,能说会道也就是做一个推销员罢了,那算什么成功。我承认交往是一种能力,但独处是一种更重要的能力,缺乏这种能力是更大的缺陷。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和自己在一起就难受,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有内涵的,他对别人也不会有多大益处,他到别人那里去对.99lib?别人只是一种打扰。(笑声)一些没有自己心灵生活的人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无非是利益关系,就会互相争斗。 另一个建议是读书,读好书。不能光读专业书,还要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书,罗素所说的“无用的书”。文科有很好的条件,因为“有用的书”与“无用的书”是统一的。一定要读好书。我比较爱读书,但还是有许多好书没有来得及读,也许永远来不及读了,这是特别大的遗憾。当你读了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人文经典,你会发现这是莫大的享受,如果没有读,你是蒙受了多大的损失,可是正因为没有读,你还不知道自己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人类的精神宝库属于每一个人,向每一个人敞开着,你不走进去享受里面的珍宝,就等于你把自己的权利放弃了,那是何等可惜。 最后谈德育。我觉得对德育也一直有一种狭隘的理解,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一些规范的灌输,比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诚实、守纪律之类。智育限于知识,美育限于技艺,德育限于规范,都是舍本求末。德育应该是对灵魂的教育,目标是灵魂的高贵。 从人性看,道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的社会性层次,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另一个是人的精神性层次,道德是灵魂的追求。这两个层次都不可缺少,但精神性的层次是更为根本的。康德说,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就是说的这个层次的道德。人有超越于生物性的精神性,它是人身上的神性,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这个神性部分,并且按照它的要求来行动,这是道德的本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它的基础是人身上的神性,是人的灵魂的高贵,它是真正自律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只在社会层面上谈道德,道德就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是他律。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应该从根本入手,使人们意识到人的灵魂的高贵,在行为中体现出这种高贵。什么是灵魂的高贵呢?就是有做人的尊严,有做人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做亵渎人身上的神性的事。一个人为了满足物欲而百无禁忌,不择手段,只能说明他身上的神性已经泯灭,只剩了兽性,就已经不是人了。事实上,那些做出了道德沦丧之事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知人的尊严为何物。有的人真的不拿自己当人,遇到这种人你就很难办了。(笑声)一个自己不懂得做人的尊严的人,一定也是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他和人打交道永远是不讲诚信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对他还是要讲诚信,就是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不跟你打交道!(笑声,掌声) 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这实际上就是信仰了。信仰主要不在于信不信教,你可以不相信神,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神圣,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所以要有所敬畏,要知道有些事情你做不得的,有些原则是不能触犯的,触犯了就不是人了,要有做人的原则。所以说到底,有灵魂的高贵,有做人的尊严感,你就一定会自律,道德和信仰就都有了。如果没有,道德和信仰就都谈不上,你标榜的道德和信仰都是表面的,都是假的、靠不住的。 尊重灵魂其实是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不能没有宗教精神。所谓宗教精神,就是对高于世俗生活的精神意义的追求。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是围绕着对这种更高意义的追求展开的,用大自然的眼光看,这个意义并不存在,它实际上要靠人自己来创造。正是这样一种为生存寻求和创造一个更高意义的过程,形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宗教、哲学和艺术等等。那么这个意义找到了没有呢?似乎并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最后发现,这些精神生活领域本身就很有意义,我们因为寻找意义形成了这样一些领域,而这些领域本身就为人生提供了精神意义。所以,情况似乎是这样,寻找意义本身就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 关于教育的目标,我就讲到这里。总的来说,我认为教育应该远离功利和实用,贯彻人文精神,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健康、善良的生命,活泼、智慧的头脑,丰富、高贵的灵魂,如果这样,我们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

第二部分 教育机构的使命和今日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机构的使命 上面我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讲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人身上那些最宝贵的价值实现出来。事实上,人身上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包括人的智力品质和心灵品质,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人性中固有的。每一个人,从他出生以后,这些东西都已经以萌芽状态存在于他的身上了,有了合适的环境,它们就会生长。所以,我特别赞成卢梭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不是强行把一些能力从外面放到人这个容器里面去,这些能力在人性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了,教育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它们正常地生长。 我完全相信教育就是生长,这一点我在我女儿身上看得特别清楚。我女儿现在七岁,她四岁认字,五岁能看书,那时候还没有上学,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每天晚上,她妈妈给她读一点诸如格林童话那样的经典童话书籍,她非常爱听。有一天,她问妈妈:书上都是字,故事在哪里?(笑声)我们没法跟她解释清楚。后来她逐渐识了一点字,识字的过程非常自然,她有时候看光盘,就会跟着声音看字幕,有时候妈妈带她出去,她就会问妈妈招牌上是什么字,这样一来她逐渐地、零零星星地认识了一些字。后来有一回,妈妈晚上给她念了一段故事,第二天发现她自己拿着故事书在念,其实大部分字她还不认识,但她养成了这个习惯,妈妈读的故事她第二天就自己去看,这样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有一天,她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给我念了,你念了我再读就没有意思了。你看,认字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去强迫她吗?根本不需要!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种能力,但是如果你强迫他,他就会反感。通过这个事例,我真的看到人的很多能力是天生的,教育只是给它环境让它生长出来。 对于卢梭提出的教育就是生长的观点,杜威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这意味着生长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在生长的前头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比如说将来适应社会、谋求职业、做出成就之类。我觉得杜威讲得非常到位。那些谋职之类的东西当然不是不要,但它们不是生长的目的,只要你生长得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些东西自然能够解决。所以,我们不应该用狭隘的功利尺度来衡量教育。用什么尺度衡量教育呢?应该用人性的尺度,看教育是否使学生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了健康生长,包括同情心、好奇心、思考和感受的能力等等。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尺度,教育应该为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打下良好的基础。怎样才算打好这个基础呢?非常简单,就是看受教育者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幸福而有意义。用生长的眼光看,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价值,每个阶段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实现。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就是把学生时代仅仅看作人生的一个准备阶段,它的全部价值似乎只是为将来走上社会做准备。我们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在这个错误观点的支配之下,以未来的名义无情地剥夺孩子们的童年和青春。卢梭说:为了某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剥夺现在,这种做法是残酷的。依我看,这种做法其实也剥夺了未来,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过得不幸福,他的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就凶多吉少了。另外,我觉得还应该用精神的尺度来衡量教育,大学要培养的是优秀的头脑和灵魂,在这个意义上就是精神贵族,不只是所谓有用人材,有知识的打工者。大学大学,大人之学,什么是“大人”?就是精神高贵的人,精神贵族。当然,我们也应该用社会的尺度衡量教育,但这个社会尺度应该是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罗素说:由本性优秀的男女组成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好社会。如果社会的成员都受过真正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本性和能力都得到健康的生长,那么,他们互相之间就必定能够较好地理解和欣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的高级属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尊重和发扬。相反,如果在学校里只是学一点知识和技能,学生一心想的是谋一个好职业,精神上贫乏而狭隘,那么,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就只有低水平的竞争,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当然不是一个好社会。 从教育就是生长的观点看,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所谓最好的环境,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好老师。用植物的生长比方,自由就是充足的阳光水分,教师就是园丁。 如果说内在禀赋的生长是内在自由的拓展,那么,教育就是要为这个生长提供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的第一个含义是自由时间。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到学校上学就意味着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有充裕的闲暇,可以无所事事地体验和沉思了,正是在这样的无所事事之中,人的心智能力得到了生长。这次在成都,我发现成都人的日子过得很悠闲,闲暇时间很多,看来成都人的教育状况非常好。(笑声,掌声)不过搓麻将还是太多了一些,如果能匀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头脑和灵魂就更好了。卢梭有一个谬论: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不过,他有他的道理,他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今天我们许多家长和老师惟恐孩子虚度光阴,驱迫他们做无穷的作业,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耍的时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卢梭会问你:什么叫虚度?快乐不算什么吗?整天跑跑跳跳不算什么吗?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仔细想一想,卢梭多么有道理,我们今日的所作所为其实正是在逼迫孩子们误用光阴。外在自由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学校里就是学术自由,学校要为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提供一个宽松、宽容的环境。 最好的环境的另一个方面是好的教师。事实上,在学校里,教师构成了学生学习的最重要的环境。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批心灵崇高、头脑活跃的学者,通过他们去影响学生。林语堂曾经说,在牛津和剑桥,那些教授们是怎么教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叫来,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学生被他们的烟和谈话熏着,就这么熏陶出来了。(笑声)教师当然要传授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素质所形成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对学生有更本质的影响。好学生不是训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什么叫好学校?一个大学有一批好教师,就是好大学,一个学科有一两个好教师,就是好专业。现在大家都说要创办一流大学,据我看,所谓一流大学就是有一流的教师,有好的体制把一流的教师吸引来,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你只是圈大地盘,盖大校舍,算什么一流大学!什么是名校?就是有一个懂教育、具慧眼的名校长,凝聚了—批人品和学问都好的名教授,带出了真正优秀的学生。比如说,人们津津乐道的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吴宓领导的清华国学院,好就好在这里。你只是靠名校的招牌录取考分高的学生,你的体制却是压制和排斥品学皆好的教师,让一些平庸功利之徒在那里折腾,算什么名校!素质好的学生到了你那里,也会被败坏,或者愤而退学。 总之,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一个是自由宽松的环境,一个是品学皆优的教师,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不愁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人才是生长成的,不是训练成的。教育应该为生长提供充足的阳光,如果做不到呢,最低限度是不要挡住阳光。一个好的学生对于坏的教育可以说的话,就是哲学家狄欧根尼对亚历山大大帝说的那句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笑声) 二、今日教育的问题 用人文精神的眼光来衡量,我认为今日的教育有三大弊病。第一个是急功近利,市场支配大学教育,所谓“与市场接轨”,大学成了职业培训场。怀特海说:在古代的学园里,哲学家们向弟子传授的是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卑微的目的是教授各种科目,这标志着教育的失败。这么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更失败了,因为我们的目的更加卑微,只是升学、就业甚至金钱。 当然,急功近利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非常渴望成功,而所谓的成功又无非是多多地挣钱,非常狭隘,也非常浮躁。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树立很多目标,但是我认为,第一目标应该是优秀,成功只是其次的目标,应该把成功看成是优秀的副产品。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成了优秀的人,你可能成功,也可能在社会的意义上不太成功,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是一个平庸的人,你最多只能得到渺小的成功,因为你始终只是在混日子,最多只是混得好一些罢了。平庸者只有职业,优秀者才有事业,一切伟大的成功者必定是优秀者。所以,你们一定要以优秀为目标,不要去在乎那些小成功,有大成功在等着你们。(掌声) 今日教育的第二个弊病是应试教育。对于应试教育的害处,大家谈论得很多了,素质教育的口号也喊了很久了,事实却是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高考,只要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素质教育就是一句空话。问题是高考的成绩不但决定了学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学校、校长、教师的命运,就像教师们所说的:我们是挂在应试列车上的一节车厢,工资、奖金、职称、学校排名都与高考成绩挂钩。因此,必然的结果是,不应试就无法生存。 怀特海真是一位大教育家,在教育问题上有许多真知灼见,他早就指出:统一考试是灾难性的,必然会使所有被迫参加这种考试的学校包括校长和教员都受到束缚。他说的统一考试,是指那种考题不是由学生自己的老师设计,而是由某个机构设计的考试。西方国家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只有较小范围内的统一考试,对此他也反对。统一考试的问题是统一命题,有标准答案,这就使它只能偏重死记硬背的知识而不是独立思考。统一考试在我们的高考中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它的危害也达到了顶点。为了对付高考,老师和学生都把掌握应试技巧看作最重要的事情,把精力放在大量猜题、做题上面,真正的智力教育完全遭到荒废。现在有所谓“高考能校”,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管理,像军营一样,学生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十点都在做题和背诵,一天学习十四个小时,两周休息一天。前不久我看到报道,辽宁有一所这样的学校,辽中县第一高中,每天上十五小时课,一个女生猝死在课堂上。高中生是最苦的,但初中生、小学生也好不了多少。你看现在的小学生,一年级就背起了沉重的书包,二三年级就有大量家庭作业,做作业做到深夜。面对全民奔高考的逼人形势,许多家长心理上极其紧张,怕孩子跟不上,从小学起就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什么奥数、英语、语文等等。武汉有一个小学生每个周末上七个班,真是令人发指,上了媒体,其实上三四个班的很普遍。高考的威力甚至影响到幼儿园,有一句话叫做: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态势恰恰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局了。我们逼迫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投入可怕的竞争,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过去,为了拿到那张最后的文凭,不知道要经受多少作业和考试的折磨,为了如此渺小的一个目标牺牲了宝贵的童年和青春,这简直是全国性的野蛮和疯狂。我不禁要问:这还是教育吗?教育究竟要干什么? 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学苏联的产物,文革后恢复,一开始还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复杂,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其他弊端有密切联系。我本人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最后的目标则是废除高考。有人担忧,现在教育腐败这么严重,如果让高校完全自主招生,岂不会加重腐败,加剧不公平。我的看法是,自主招生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下,做到程序合理和透明,而对自主招生中可能出现的营私舞弊行为,也完全可以用法律来对付。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个高考制度继续摧残一代又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了,且不说它与现在的腐败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它滋生了一整个靠高考牟利的腐败产业,即使废除了它会出现一些新的腐败,只要能制止今日这种全国性的野蛮和疯狂,我认为也是完全值得的。 今日教育的第三个弊病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官本位化,另一个是公益事业的产业化,把公立学校变成了盈利工具。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无论哪个领域,只要权力与市场联手,就必然产生腐败。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多谈。我只想强调,教育腐败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教育直接关系到人的头脑和灵魂,原本是最需要人文精神的领域,现在竟然成了最没有人文精神的领域。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一个是医疗腐败,一个就是教育腐败。在一切文明国家和时代,大学都是抵御社会腐败的堡垒,如果大学也腐败了,就真没有希望了。 我就讲到这里,有冒犯之处,请批评。

四川大学现场互动

问:您很强.99lib?t>调要做守望者,您认为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就是做一个守望者吗?您认为您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吗? 答:我不认为做守望者就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但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使命,当然不是唯一使命。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投入时代潮流,但你必须有跳出来的时候,有与这个时代潮流保持一段距离审察它的时候,没有距离是无法审察的。站在什么立场上审察?就是站在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立场上,看时代潮流是否偏离了这些基本价值。我说的守望者是这个意思。至于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我觉得我自己很难做这个评价,但我一直在要求自己这样做。 问:您说过性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与道德无关。我同意前一句,不同意后一句。您怎么看? 答:作为一种生理行为,性的确是与道德无关的,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实际的性行为总是发生在具体的人之间,会带进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这就可能涉及道德的问题。譬如说,你并不爱一个女孩,但为了使她愿意与你发生性关系,就谎称爱她,这就是不道德。在这里,不道德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欺骗行为。 问:和九十年代以前相比,现在这一代青年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心,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我想原因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变化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八九事件的前车之鉴,政治上控制得比较严一点,一个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化的全面推进,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变化。但是,我相信,青年毕竟是青年,终归是有热血、有理想的,是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生意义的,这个没有变,今天的场面就是证明。 问:学术著作往往艰涩难读,而您的著作都比较通俗易读,您是有意这样做的吗? 答:其实我现在的许多作品不能算学术著作,虽然也许可以算哲学著作。哲学著作和学术著作是两回事,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名著都不是学术著作,而现在哲学界的许多学术著作没有多少哲学含量。即使是学术著作,我主张也应该尽量写得让人能够读懂,这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有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不是行内的专家就不可能懂,那么我很欣赏霍金的做法,他把自己的宇宙学研究成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重述一遍,使一般读者至少能够大致地了解。 问:您如何看待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失落? 答:我觉得人文精神不是现在才失落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比较缺乏,这个我已经谈过了,就是我们一贯不太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现在的新问题是无序的市场经济,但是我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逐步形成秩序,推动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我相信,人文精神与法治社会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 问:您主张要有比较高的阅读标准,请您推荐几本书。 答:我推荐不了。真正爱读书的人都知道,读什么书必须自己来选择,个人差异非常大。共同的是要有高标准,读精神含量、知识含量高的书,不要读平庸的书。如果读不进好书,只读平庸的书,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人太平庸了。我们不要做平庸的人。起点高才走得远。

西南政法大学讲座的开场白

付子堂(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新学期新气象,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聘请我国著名学者周国平教授为我校教授,并由周国平老师开展本学期第一次的金开名家讲坛。周老师的作品以其文采和哲思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可从他的著作中收获智慧和超然。很多大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但这句话是不全面的,现在我们的男生都在读周国平。总而言之,周老师能成为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广大师生的荣幸!(热烈掌声)根据我校传统的做法,先由周老师进行主讲,然后再由各位嘉宾进行评论。当然,按照我们的坛规,尽量少一些吹捧,多一些批判。如果各位嘉宾的话有不当之处还请周老师体谅。周老师演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与教育》。下面有请周老师。 周国平:很荣幸我能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一家人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感到有点突然,有点像做梦似的。我昨天给重庆市委“三峡大讲坛”做了一堂讲座,没想到今天就成为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教授。陈金全老师是我的北大同学,一个月以前就已经跟我谈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为什么愿意受聘于西南政法大学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和写作,我觉得安安静静地读书、写书,这样的日子是非常美好的,我不喜欢外界来打扰我的独立的研究、思考和写作。这次西南政法大学很尊重我的意愿,很尊重我学术上的独立自主状态,我完全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工作。我非常感谢西南政法大学对我的这种开明的态度。第二,我很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那里工作期间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始终没有机会和年轻学生来往。我记得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一句话: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在老年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热情之间搭起的一座桥梁。西南政法大学为我这样的老年人——虽然我不愿承认(台下大笑)——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搭起了一座桥梁。今天看到同学们的这种热情我很感动,所以我会经常来西南政法大学和大家座谈,也可能会担任一点课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与教育》。

西南政法大学讲座的点评和回应(摘要)

陈金全:各位同学,我算不上点评,我这人缺乏批判精神,我介绍一下情况。周老师能成为西政的教授我既感到高兴也感到很突然。因为市委汪洋书记请他来作讲座,我跟学校汇报了,人事处态度积极力主引进周老师,所以三天就成功了,姚荣茂处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周国平和我196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我们哲学系哲学专业共两个班50个人再加心理学专业10人。他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但是作品最多,名声最大。他上大学时就是班上最爱逃课的一个,经常看自己的书,晚上熄灯后还看书,所以有时候还跟同学们闹点“小摩擦”。有一次我在北大书店买书,有几个书商在那议论谁的书最好卖,他们认为周国平的书最好卖。九十年代中期我接触周国平的散文,感到很有意思,他把哲学讲活了。 曾凡跃:我觉得好久都没听过这么精彩的讲座了,心里很震撼。周老师的演讲有一种诚然、超然的精神,一种自由的品格。我围绕今天周老师演讲的题目简单地提几个问题。讲大学变成了制造人才的工厂,从人文精神来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也是近代教育的功劳,相对于古代私塾来讲是一个进步,大学的目标应该还有“为社会服务”。现在的学校是否应成为古代的书院?古希腊时期的学院是否应成为现在学校的目标?学校应不应该成为游戏场所?我认为学校纯粹建成人文精神的乐园是不可取的,这是外在强加的。为什么说是强加的呢?这涉及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是西方的“人文”还是东方的“人文”?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柏拉图主义、本质主义都是应该否定的,所以我们应按哪种人文精神来塑造这本身就是麻烦事。有没有“人文精神”,我想这是问题之所在,我们所称的“人文精神”可能是一种假象。“人文精神”需要重估,大学要发起对“人文精神”的批判从而建构一个新的人文精神。那么新的人文精神是什么?我想就这个问题请教周先生。 张永和:听了讲座,我觉得真正的哲学家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今天周老师讲述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一定的疑虑,这疑虑与教育本身不太有关。人文主义最早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由神性走向人性的过程中产生的。今天我非常有幸求教于周国平老师:就是到现代人走出神性以后,我觉得人自大了以至于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很多生命现象都很忽略,我们没有将它们当作平等的生命现象来思考它,现在所反复发生的虐待动物的事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周老师刚才谈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同情心,而这种同情是人的本能。如果说到人与动物的本能,我在想动物是否也有同情心。霍布斯说过: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我觉得狼与狼之间的关系是很美好的关系,狼的义务感是不亚于人的,我有时候想象狼生气的时候它们会不会说你们连人都不如。还有周老师讲人的意义是高于生存的体验,我看过一些关于动物的书,书中讲动物的心理活动不亚于人,如猩猩在群中称霸时,它们追求一些高于生存的目标。所以我想问“人文精神”能否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世界上一切生物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徐昕:我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谈点感想。关于人文精神,周先生对此表达得不十分清楚,但从演讲可以概括出三点: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头脑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分别对应着人性、理性、超越性。大概这就是他所谓的人文精神。我有些疑惑,符合上述要素的就有人文精神吗?许多文人都是这么做的,但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容易成为伪君子呢?人文精神是中国近十几年来一个热门、时尚以及用滥的词汇,大家的讨论往往流于空洞和表层,今天的演讲也有这种倾向。关于哲学,周先生提倡人追求精神生活,劝人向善,但恕我直言,这些表达很有些常识化,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哲学思考。如果这也叫哲学,那么哲学的门槛太低了。当代中国出了几位哲学家呢?有人说没有,有人说只有三个半。实际上,我一直是把周先生定位于一位著名作家,而不是哲学家。和物质相比,周先生更看重精神性品格,认为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具有更高的价值。但他过于强调了精神的一面。关于物质和精神,一定需要分出主次吗?以追求物质为目标,少些精神信仰,难道就缺乏人文精神吗?甚至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人生意义,一定要活得高尚、伟大或者永恒呢?我认为,价值多元应当成为人文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周先生强调尊重人的生命,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否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呢?实际上,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一个千古难题,说区别在于灵魂可能没有错,但灵魂是什么?这词解释起来似乎要比说清楚人和动物的区别还要更复杂。周先生讨论人文精神与教育还贯彻了另一条线索,即中西文化传统的对比,但却过于断然和绝对地区分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我感到疑惑,按照周先生的讲述,西方文化传统是显然优于中国的,而人文精神也来自西方的精神文化传统。那么,我想追问的是,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的传统呢?中西文化传统真的是一个重物质、一个重精神吗?西方文化传统没有实用性吗?在承认文化进步的基础上,我认为应当考虑一下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凡文化皆有价值,文化无优劣,正如不能说英语优于汉语。关于功利。周先生指出,好奇心是神圣的,而功利心是它的敌人。我认为,好奇心与功利心的关系并非如此。功利心并不可耻,它是人极其正常的心理,利益优先的、世俗的功利主义态度虽然不超越,但完全符合自然法则,也不会阻碍科学发展。甚至当今科学、经济、社会活动基本上源于功利心的驱动,都是基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组织起来的。周先生举例说,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后杀一百头牛大加庆祝,而这一定理当时没有任何实用性。我想,效用的含义应当这样理解,它既包括当期效用也包括预期效用,既包括物质效用也包括精神效用。这一定理的发现对毕达哥拉斯而言就是一种精神收益,为精神收益而行动,也是功利。 张培田:对周老师我是久仰大名,今天的讲座对我的启迪很大。按照金开的传统,需要提点问题。周先生哲学思维局限在“人文主义”,实际在哲学发展史上,对人文的关注已大大地超越了。罗素有过论述:人类太关注人本身,有局限,会出问题的。还有,人从本质上讲是动物,他还有兽性的一面,在不同条件下,人性与兽性会转化,这一点有很多实例。所以对“人文主义”的关注中少了对人的兽性的研究,这也是有问题的。 周国平:提出的问题很多啊,我十分欣赏西政这种坦率批评的学术气氛。实际上我今天作的不是一个严格学术性的讲座,而是思想交流,若是学术探讨我就不讲这个题目了。我是针对当前教育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找一个角度进行思考,“人文精神”成了我的一个武器,我要用它来对付现存的问题。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含义,现在各有各的说法,最早出现在九十年代初,那时谈“人文精神”是针对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我谈的是我的理解。我承认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而狭义的“人文主义”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关于中西对比问题,我认为西方有一个尊重精神价值的牢固传统,而这个传统在中国是缺失的,我对中国传统的这个方面确实评价不高。如果说人性分成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这几个层次,那么,西方从古希腊开始非99lib.常强调两头,一方面是肯定人的生命本能,另一方面是肯定人的精神追求,生物性与精神性这两头都很强大,这两头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性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给生命本能和精神追求都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儒家文化既压抑生命本能,又压抑精神自由,只留中间这一块,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性是较差的社会性。 我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不但我,而且恐怕当代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放进哲学史里。徐先生认为我谈得空泛,都是一些常识,这我也承认。但是,我觉得可悲的是很多常识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忘记了,当今的教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我的概念中,哲学不是纯学术,它应该是生活方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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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去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可能很多会被认为是常识性的东西。柏拉图给叙拉古僭主上哲学课,这位僭主评论他的哲学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我们往往喜欢标新立异,弄出一些违背常识的东西,这时候哲学的使命就是提醒我们回到常识。 我今天强调的是精神的东西,但我并不否认物质东西的作用,我也不否认人文精神包含着对生物性需要的尊重,比如我指出同情心是以利己心为基础的,没有利己心怎样去推己及人,对利己心不能做道德上的批判,既然是本能就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人的动物性,但是我认为不能停留在动物性,人的更高级方面还是精神性。如果要否认这一点,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没有最基本的讨论基础。刚才好几位为动物辩护,我承认我对动物没有研究,可能一些高级的动物也有令人尊敬的品质,但是不能走极端地认为人不如动物。的确有的人不如动物,但在总体上人还是高于动物的。 刚才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认为按照我的观点,学校会成游戏场所。极端的推断会是这样,但我没有那么极端。不过,我仍想强调,学校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成为游戏场,尤其是小学,大学也应包含这样的成分。游戏的本质是不为功利只为兴趣做事,我坚持认为,学习应该是这样的,至少学习的最佳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我今天讲的主要还是针对现在教育所存在的问题,现在教育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想我这样偏激一点讲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就讲这么多吧。 谈谈幼儿教育(提纲) 我对幼儿教育感兴趣,首先是作为幼儿的父亲。我的孩子正在上幼儿园,我发现,在孩子心目中,老师是绝对权威,老师说的话是绝对真理,这真让我羡慕,同时也有些担心。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因此老师的素质太重要了。其次,我的专业是哲学,历来哲学家对教育都非常关注,每一种教育理论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哲学是教育的根据、理念、核心。如果说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看法,描绘了人、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的蓝图,那么,教育就是实现这个蓝图的最重要途径,而幼儿教育则是其起点和关键时期之一。

一、对儿童和儿童教育的根本观点

对于儿童和儿童教育,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孩子是尚未长大的成人,儿童期的全部价值在于为将来作准备,教育的目标也在此,即掌九九藏书握知识,将来适应社会。所谓“长大成人”,仿佛在长大之前还不是人似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十分荒唐。另一种观点认为,孩子就是孩子,儿童期本身具有价值,儿童教育的目标是实现此种价值,使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身心健康地生长,为一生的幸福和健康生长打好基础。 杜威是后一种观点的旗帜鲜明的代表,他指出: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而非生长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人生各个阶段的生活同样重要,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品质和意义,不应把它当作一个但愿快快过去的未成熟阶段。他坚决反对前一种观点,即认为生长是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的运动,教育的目的是为将来的成就或职责之类做准备。 蒙台梭利也尖锐地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即视儿童为“一个未来的存在”,在达到成为一个人的阶段之前,儿童无甚价值,教育的唯一目标是使儿童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他指出:儿童有自己的人格,有创造精神的美和尊严。 对儿童期的尊重,事实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能以成人的经验和需要为标准,简单地让孩子适应成人世界,其结果必定是压制了儿童的本能和需要;而是必须细心体察和研究孩子的特性。 这种观点不是否认、而是更重视儿童期对于一生的重要性,但着眼点不是为将来适应社会作准备,目标定位在孩子未来的整个人生,使其过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儿童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精神上也是如此。强调儿童期对于一生的重要性,却反对把儿童期看作未来适应社会的准备,二者之间是否冲突呢?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第一,人格健全的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而是能对环境做出积极的反应;第二,罗素说得好: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将比相反情形的社会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归纳起来,儿童教育的目标,从眼前来说,是要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身心健康地生长,从长远来说,是要为孩子拥有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创造良好的基础。 一个好的幼儿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爱孩子、懂孩子。所谓爱孩子,就像罗素所说,好的教师具有博大的父母本能,深深感觉到孩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要求非常高,在中国,许多做父母的,其父母本能也扭曲了,实际上是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狭隘人生目的的手段了。

二、幼儿的特点与相关的教育任务

幼儿的特点,第一是生命力的蓬勃生长。孩子喜欢玩,那是其生命力的自我享受。好老师、好父母首先是孩子的好玩伴。童年的快乐是一生幸福的基础,快乐的孩子往往有自信心和独立性,内在人格健全。让孩子快乐,这是幼儿教育的第一原则,这样才能把他们培养成热爱人生、对生活有信心的人。不要从功利目标出发强求孩子,比如学各种班。中国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快乐。一个尖锐的问号:是谁夺走了中国孩子的幸福?爱默生说:“婴儿期是永生的救世主,为了诱使堕落的人类重返天国,他不断地来到人类的怀抱。”现在我们是在做相反的事,逼迫孩子早早地堕落,堵死我们重返天国的路。 第二,幼儿有强烈的好奇心。好奇心是最重要的智力品质,必须鼓励和保护。怀特海说:儿童应该从一开始受教育就体验到发现的愉快。对孩子的提问,不要置之不理,不要堵回去,更不要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心智的活泼和敏锐。中国孩子缺乏好奇心是有名的,责任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第三,创造性。孩子没有先入之见,不受现成的概念、观念、规则之束缚,拥有看事物的第一眼,未被污染的直觉,不受拘束的想象力。这从儿童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特点是自由感知、自发性、表现性。孩子讲故事也是如此。应该鼓励创造性,不要用现成的规则约束儿童。例如教绘画,往往把孩子原来的创造性教没了,画作雷同。标准不应该是像不像,应该是有没有意思。马斯洛说:创造性是人性中天生的潜能,多数人因适应社会的文化而被压抑甚至丧失。现在教育的问题就是使劲让孩子适应社会的文化,导致创造性很早就丧失。 第四,丰富的潜能。孩子的才能未定型,这是优点,不是缺点,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在教育中,应保持潜能及其发展的开放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单向挖掘和发展,过早定型,结果必然是成为片面的人。 第五,也应看到,孩子不是一张白纸,每个孩子的基因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个性的生物学基础,并决定了不同的禀赋。教育不是把知识灌输进一个空的容器,而是既有禀赋的生长。杜威说:“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教育者对孩子的兴趣应予以同情的观察,发现隐藏在其后的能力,给予鼓励、引导。不过,仍要注意不可单向定型。 根据幼儿的特点,教育的任务可归结为: 第一,提供外在的自由。认识幼儿的优点,为其生长提供最佳环境,善于发现、鼓励、引导,切勿压抑和损害。教育的任务往往是否定性的,优秀的人是生长成的,不是训练成的。 第二,培育内在的自由。在外在自由环境中,通过好奇心、创造力、自信心的生长,形成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内在自由即此种能力,有此就能继续生长。杜威说教育的价值在于创造继续生长,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孩子缺乏两种自由,根源在于教育的功利性。 谈教育片断 2002年3月26日四川蒲江中学: 刚到成都,有记者听说我要来你们学校,就问我准备对你们讲什么,我脱口说:“我准备和同学们讨论一下怎么对付教育。”(掌声,大笑)我本来是开个玩笑,但是,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这不是玩笑,而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现在的教育的确是一个需要我们对付的东西,学生和好的老师应该联合起来,想办法对付它。说什么把应试教育改变为素质教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做一件事,就是废除高考。(掌声,欢呼)不废除高考,改变应试教育就是一句空话.99lib.t>。大学应该开放,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只要有合格的中学毕业文凭,谁都可以进去。当然,不是谁都能够毕业,要毕业就必须写出合格的论文,证明自己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 2003年4月1日江苏张家港中学: 我看到你们的校舍和设备这样好,觉得你们很幸福。然后,我听校领导和老师说,你们每天从早到晚必须做习题,两周只.99lib.能休息一天,又觉得你们很不幸。但是,你们的校领导、老师和你们站在一起,想办法对付现行教育体制,尽量为你们争取自主学习的空间,我又觉得你们在中国不幸福的中学生里又是比较幸福的。我很佩服你们的高校长,他不像许多校长那样是在做官,他是在做教育家。 在高中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是保护求知欲,培育对知识的浓厚兴趣。 高校长要我谈谈怎么提高作文水平,我的建议是,要以珍惜自己的经历和体验的心情坚持写日记,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途径。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也提醒在座的语文老师,你们写的日记不要给老师看,谁也不让看,老师也不应该要求看。只有这样,你们才可能写得真实。语文水平不是纯粹技巧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情实感,然后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那么,不让老师看,老师怎么知道你们的水平有没有提高呢?完全能够知道,因为你们从写日记中得到的收获必定会在作文中体现出来,而被有慧眼的教师看到。 2004年7月12日香港大学李韶计划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李韶先生要我和你们谈一谈教育。你们是来自两岸三地的大学生,李韶先生出钱让你们在假期里到三地考察,开阔眼界,我觉得你们真是幸福。 对在校的大学生谈教育,我最想说的是提醒你们对教育保持警惕。据我所知,一切优秀人物在上学时都有这样的警惕,不为了做“好学生”而被体制化教育损害,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体制化教育有两个不可避免的缺陷。一个是保守性,它只适合于平均智力水平的学生,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适合于天才的教育体制,它着眼于既有知识的接受,而创造的能力是不可教的。另一个是功利性,它把注意力放在培养社会当前所需要的人才,而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功利性更是膨胀,市场经济价
值支配了大学教育,并且通过应试程序比如能不能进名牌大学又支配了中等和初等教育。体制化教育的这两个缺陷是不可克服的,最多只能减轻。我说这些不是要你们拒绝体制化教育,而是要你们与它保持距离,不要完全被它支配。我认为,一个学生的学习是否卓有成效,归根到底就取决于他在体制化教育面前为自己争得了多大的自主学习的自由。 居住文化的哲学解读 朋友们好。我感谢华联置业集团邀请我到这个“文化大讲堂”来和深圳的朋友们交流。其实我是不太喜欢作讲座的,对于这方面的邀请一般都拒绝,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口才不好,刚才主持人说余秋雨先生也来这里讲过,我可没有他那个出口成章的能力。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一般我不太愿意出来作讲座。 但是,我比较愿意到深圳来作讲座。(掌声)为什么呢?我来过几次,包括读书月活动、团中央和深圳团委举办的青年文化节活动,我还在何香凝美术馆讲过尼采美学,这些讲课的经历给我一个感觉,我觉得深圳人热爱文化、深圳人有文化。我生活在北京,北京当然是有文化的地方,但北京的特点是文化集中在一些学者、作家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身上,一般的市民对文化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深圳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但是各个阶层的人、各个行业的人都对文化有一种渴望。从个人的文化素质来说,我认为像学术一类的东西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是一个人的教养、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这个东西是更重要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赏深圳人的素质。(掌声)深圳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一个移民的城市,来自各地的有抱负的人到这里来闯事业,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素质,不管从事什么行业,这种对文化的热爱仍然存在,这是我比较喜欢来深圳做交流的原因。 但是,对于今天讲的题目,说实话我一开始是犹豫的,主办方一开始邀请我的时候,我是推辞的,因为我对人居文化不是特别关注,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讲。我这个人就算讲熟悉的话题都有点困难,如果讲陌生的话题就更张不开嘴了。后来跟我联系的人说,没有关系,就按照我自己的思路讲,讲我熟悉的东西,至于居住文化,稍微沾一点边就行了。我一听,就像让我参加一场考试,考官说不管考得多糟都及格。(笑声)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不能离题太远,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围绕居住文化的问题使劲调动我的知识储备。对中国传统居住文化也好,对建筑文化也好,我确实是一个外行。我会做一些宏观的联系,肯定不专业,对居住这个问题,我总是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吧,我会联系起来说一说。 我着重从哲学角度谈谈我对居住文化的一些想法,不能说是理论,只是一些很不严密的想法。

一、居住文化的概念

首先我谈谈对“居住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最近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居住文化这个话题好像还比较热。什么叫居住文化呢?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文化。对文化这个概念有很多的解释,从我的看法来说,我觉得文化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活动及其产品。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动物性、生物性的活动,这个不能称为文化,文化是从人跟动物有了根本区别的时候开始。比如马克思说,文化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又比如根据有一些人的看法,当原始人在岩洞的壁上画简单的图画的时候,文化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满足生物性欲望的,当人的活动中出现满足精神性需要的因素时,那样的活动就已经是文化了。 文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的文化,比如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文学,这些可以称作精神文化,这些活动及其产品纯粹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我们现在讲的居住文化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把它称为日常生活的文化。衣食住行这些活动本来是直接满足人的身体需要的,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的,如果仅仅这样,这些活动本身还不能称为文化。但是,一旦人在身体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从这里面还得到了一种精神享受,那个时候文化就开始了。 比如说人的两大本能,食和色。食,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个时候你不会谈所谓的食文化,如果你谈就会很可笑。可是,一旦你不满足于填饱肚子,还要从吃这个行为中得到更多的快乐,甚至得到审美的快乐,讲究烹调艺术,所谓色香味,那就是文化了。又比如,如果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东西,我觉得这很不文化,这种感觉特别难受。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白天只有我一个人,中午总是我独自填饱肚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特别多余,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得很投机,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文化,是一种精神享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一篇著名的对话,就是《会饮》,专门讲几个朋友在一起又吃又喝又聊天,聊什么呢?聊爱情,你看多有文化。当吃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吃本身成了快乐的源泉和审美的行为,你从吃的行为中得到了精神享受,那个时候吃就成了所谓的饮食文化。 性也是这样。如果性只是为了生殖、繁衍后代,那个时候就一点都不文化。但是,从人类把性不仅仅当作繁衍后代的手段,有了更高的目的,比如说快感成为更主要的目的,甚至获得审美享受,性就成了一种文化。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来都有性文化和情色文化。古罗马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德,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爱经》,成了经典,专门讲男人怎么勾引女人,女人怎么使自己有魅力,男人怎么使自己有魅力,在性上玩出了许多花样。中国也有很多性文化的经典,像《素女经》,专门讲怎么从性行为中得到最大的快感。在我看来,性文化的最高表现是爱情,在爱情中,人得到了两性关系所可能提供的最强烈、最高级的精神快乐。 日常生活的文化还有服装文化。如果穿衣仅仅是为了抵御寒冷,那还不能称为文化。不过,衣服最早的起源还不是为了抵御寒冷,而是因为羞耻心,要把自己的下体遮盖下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文化行为了。按照《圣经》的说法,亚当和夏娃是在吃了智慧果以后,懂得了羞耻,才开始用无花果叶做成围裙把生殖器遮挡起来。食和性是动物都有的,但穿衣是动物没有的,只有人才有,所以衣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行为。当然,人对穿衣越来越讲究,服装开始反映时代和风尚,开始表达个性,才谈得上服装文化。现在女性的时装好像和夏娃那时候相反,不是因为羞耻心而遮掩,而是用遮掩来暴露,故意欲盖弥彰,把性感和诱惑发挥到极致。当然,从夏娃的性羞耻到现代的性诱惑,女性服装文化是大大进步了。 现在要说到居住文化了。最早的人类是穴居的,住在现成的山洞里,利用自然的条件躲避寒暑和野兽,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居住文化。后来,人类开始给自己盖最简单的房子,韩非子称之为有巢氏时代,构木为巢,用木头搭房子,以躲避禽兽虫蛇等群害,这就是文化行为了。不过,如果人建筑居室只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你说是文化也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文化。前些年我们的住宅普遍比较小,比较拥挤,那时候没有人谈居住文化。现在我们开始谈居住文化了,说明我们的居住条件大有改善,对居住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开始向居住要求精神享受,要求它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所以居住文化才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这么看来,居住应该能够使人获得精神享受,才成为文化。那么,居住能够使人得到什么样的精神享受,应当满足人的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呢?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亲近自然的需要。一开始的时候,人盖房子是为了避免自然对人的伤害,包括风雨、寒冷、暑热、野兽、虫豸等等,实际上是要把自己和自然隔开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的孩子,用《圣经》里耶和华对亚当说的话来说,就是你来自泥土,还要归于泥土,土地是人的永恒家园,自然对于人具有永恒的、根本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人工建筑把自己和自然隔开一定的隔离,避免受自然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能隔离到那种地步,把人和自然的联系切断了。如果那样的话,你建造起来的东西,实际上它的害处更大,它把人最根本的需要的满足渠道给堵塞了,它压抑了人的更本质的需要。一种把人与土地完全隔离的装置,它不能被称作家园。好的居住环境应该是能够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达到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这是居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很有体会。我从小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在上海,像我的祖母、祖父、外祖母,他们都在上海郊区,我记得小时候最快乐的日子是去乡下,去他们那里。现在那里都变成城市了,那个时候是乡村,村里有一条小河,有农田,有树和草,田野里有蟋蟀和各种昆虫,河里有鱼和螃蟹。为什么在那里感到特别快乐呢?因为你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员,你是属于大自然的。我称之为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你和这个生命共同体有血肉的联系,你有很多亲戚,植物、动物都是你的亲戚,你感到你的生命很充实。相反,我感到城市里的生活很单薄,我就说城市里的孩子是没有童年的。现在情况更严重了,土地被大肆鲸吞,田野已成稀有之物,使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了童年。他们始终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和土地是隔离的。 人和大自然的联系不光是和土地的联系,还有天空,天空是更大范围的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来说,与天空的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居住在一个永远看不到天空的环境里,人的精神会受到压抑,会趋于平庸和琐细。哲学开始于仰望苍穹,因为对头上的星空感到惊奇,想弄清楚无限的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开始了人类的哲学思考,也开始了人类的科学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式,一个是哲学,科学也可以算在哲学中,它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另一个是宗教,或者说信仰。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两样东西都是由看天空产生的。看天空会引发两种感情,一个是惊奇,导致你去探索、思考,这就有了科学、哲学;另一个是敬畏,原来宇宙这么伟大,人类如此渺小,这就产生了信仰、宗教。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有科学和宗教,或者说理性和超越性,而它们的源头就在这里。始终在封闭的结构里生活,没有机会看天空,人的精神欲望和精神能力都会萎缩。也许个别人能够突破这个限制,但是从整个群体来说,从整个人类来说,这种状态是一种悲哀。为什么现在的哲学比古时候的哲学差多了,现在能出苏格拉底、老子这样的人吗?出不了。我觉得与居住环境有很大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是在天空下思考的,老子一派哲人是在山林中思考的,我们却关在屋子里,坐在电脑前,能比吗? 所以,高级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其实和居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你可以说,居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我要说,在一定意义上,居住决定了世界观。你看那些高原民族,比如说藏族,他们是很有信仰的,很虔诚的,他们生活在高原,天天看的就是无际的蓝天、白云、雪山,他们很自然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敬畏之情,他们认为雪山是神圣的,是神居住的地方。如果你长期居住在这种地方,你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大都市里是产生不出来的,大都市里只能产生世俗化的世界观,注重那些能够给你带来物质快乐的东西,这跟大城市的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记住,人永远是自然之子,亲近自然是人的最根本的精神需要。无论我们的建筑技术多么发达,居住产业多么兴旺,我们一定不能把自己和自然隔绝开来。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制作,可以创造,可以施展聪明才智,但自然的规定不可违背,人不可背离土地,不可遮蔽天空,不可忤逆自然之道。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居住还应该满足人的社会性的需要。除了自然之外,人最需要的是人。人不可能完全独居,不能与自己的同类隔绝开来,如果隔绝了,你居住的硬件再好也会无法忍受。在西方,包括我们现在,从居住来说,人际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这已经是很普遍的情形。比如张爱玲,死了好多天才被发现,她一个人居住,和周围邻居没有任何来往。这么大一个作家,最后死得很凄凉,这是很不人性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中国人从传统的居住方式来说是强调一个家族在一起住,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密切,简直密不透风,没有隐私,没有个人自由,这更不人性。应该是兼顾两者,既能够和你的同类、你的亲人、你的邻居或者整个社区之间有一种人情的联系,同时又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空间,这两方面之间有一个合适的度,因为这两方面都是人性的需要。 作为社会的动物,人不但需要横向的社会联系,而且需要纵向的社会联系,就是历史和传统。那些祖屋、老宅为什么可贵?因为住在里面,你会感觉到它不仅仅是建筑,而且是历史,它使你和历史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一位作家所说的,不但人在屋宇之中,屋宇也在人之中,它是记忆、历史在每一代人身上的延续。当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尽量保护那些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 第三个方面,居住还应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对建筑除了有功能的需求之外,还有审美的需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当然,这种需求除了一般的审美标准外,还有个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居室能够体现自己的个性,有一个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这就向建筑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设计上为个性化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 以上是我对居住文化的理解。

二、中西哲学和中西居住文化的比较

下面我讲一讲哲学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居住文化的影响。哲学和居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从大的尺度来说,宏观的居住环境决定了哲学、世界观。然后,世界观和哲学又反过来对具体的居住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我想用把中国和西方做对比的方式来谈,我觉得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非常不同,由于这种不同的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居住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 和西方哲学比较,我觉得中国哲学有两大缺陷。这两大缺陷不是我发现的,一百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发现了。哪两个缺陷呢?一个是中国哲学缺少形而上学,而西方哲学说到底就是形而上学。在西文中,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含义是在物理学的背后,物理学是研究有形的、看得见的世界的,那么形而上学就是要探究看得见的世界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有形世界背后的那个无形世界。总之,哲学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世界和人生背后那个根本的东西。这是一种终极关切,后来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延续。一百年前中国有一个学者叫王国维,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国学大师,但他成为国学大师之前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一二岁,自己在那里啃康德、叔本华、尼采。他读懂了,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哲学应该是纯粹的哲学,应该是形而上学,而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中国像孔子、孟子他们的东西是道德学、政治学,关注的是世俗的生活,不是超出世俗的精神追求。所以,结果中国也没有本土的宗教,佛教是传进来了,但传进来后也世俗化了。 中西哲学的这个差别,对建筑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最辉煌的建筑是什么呢?是神庙和教堂。古希腊、罗马有庄严的神庙,中世纪留下了大量辉煌的教堂,他们往往花几百年时间,好几代人建一座大教堂,最伟大的艺术都用来装饰教堂了。我们到西方去旅游,教堂是必看的节目。佛教传进中国后,我们也建佛庙、寺院,也有了伟大的石窟艺术,但是从中国本土文化来说,我们最发达的建筑是什么?我说不是皇宫,而是陵墓。皇宫不是中国的特色,西方的皇宫也很辉煌,你看巴黎的凡尔赛宫,一点都不亚于我们的故宫。中西皇宫建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的皇宫大屋顶,压着地,很沉重,西方的皇宫多半是楼房,很豪华。中国的皇帝花最大的力气来修墓,从秦始皇开始就这样,把生前的排场也搬进陵墓,比如兵马俑,想在死后延续生前的生活,这种追求是很世俗的。外国人来中国,就要参观皇陵,因为这是中国的特色。但是,你在巴黎是找不到皇陵的,巴黎有先贤祠,安葬对法国有贡献的人物,还有几个著名的墓园,很有看头,像花园一样。但是,皇帝的陵墓你是找不到的。路易十四,一代伟大君主,他修了凡尔赛宫,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陵墓。他们不看重这个,生前也享乐,死后灵魂去了天国,不再是皇帝了,不可能再过世俗的生活,大修陵墓毫无意义。从陵墓和教堂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很大差别,中国人想在死后延续生前的肉身生活,西方人认为肉身生活是暂时的,灵魂的永恒生活要比肉身的现世生活重要得多。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在此岸与彼岸、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关系上,中国哲学重此岸和现象界,重世俗生活,西方哲学重彼岸和本体界,重永恒生活,那么,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中国哲学重社会,西方哲学重个人。在宇宙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是形而上学。在社会的问题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基本的哲学。他们强调社会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就看它是不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个人自由,用约翰.穆勒的话说,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心是最高主权者,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拥有完全的自由。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都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都可以利己,但是都不能损人,用这个原则指导社会,社会怎么会没有秩序呢?怕就怕既不让每个人利己,损人的行为又得不到惩罚,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恐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掌声) 所以,这个个人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以前老是从道德方面去批判,其实它的主张不是损人利己,而是利己不损人,保护利己,惩罚损人,这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本义。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是缺少的。这个问题是谁发现的?是严复,一百多年前他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有两个学者是最早认真研究和引进西方哲学的,一个是王国维,研究和引进德国哲学,另一个就是严复,研究和引进英国哲学。用西方哲学对照,他们发现了中国的问题,王国维发现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这个东西,严复发现中国历来没有个人自由这个东西。西方哲学的立足点是肯定个人,由此推己及人,每个人也要尊重其他一切个人。中国儒家的立足点是否定个人,所谓克己复礼,个人绝对服从宗法等级秩序。 那么,这个差别对居住文化有什么影响呢?我的联系可能会有点牵强附会了。(笑声)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你看中国人非常强调宗族聚居,大宅院,四合院,三世同堂,四世同堂,而且等级分明,规矩严格,在这样的聚居中没有私人空间可言。在西方就看不到这种情况,他们的居住以小家庭为单位,二世同堂也很少,子女大了就要分出去,父母和子女都很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到欧洲旅游,除了教堂就是看城堡藏书网。什么是城堡?城堡就是任何人不得侵犯的私人空间。西方的谚语形容城堡说:“风能进来,雨能进来,国王不能进来。”还有一句谚语说:“一个家就是一座城堡。”他们强调任何私人住宅都是不可侵犯的。

三、道家对中国文化包括传统居住文化的贡献

上面我讲了中西哲学对中西居住文化的影响,好像讲的都是中国的缺点,西方的优点,现在我要做一个纠正。我说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没有形而上学,没有个人主义。但是,如果更广地看中国哲学的话,其实中国哲学里有形而上学,也有个人主义。在哪里?在道家那里。儒家没有,但是道家有,只是道家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里不占主流地位罢了,不过对我们的文化包括居住文化有相当的影响。这次华联做的“城市山林”项目从道家那里寻找哲学根据,我觉得是找对了。(掌声) 首先,道家是有形而上学的,这是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提出形而上学概念、追问世界的根本是什么的人是谁?是老子。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概念是老子提出的道,老子认为,世界的根本是就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明确地把道看成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源。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和居住文化有联系了。人以大地为原则、为榜样,大地以宇宙为榜样,宇宙以道为榜样。“道法自然”,有人理解为道以自然为榜样,有人说这样理解不对,应该是道以自己为榜样,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是指自己本来的样子,道是按照自己本来的样子存在的。这是比较细微的分歧,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老子表达了一个思想,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必须遵循自然之道,我想也应该包括居住方式。庄子也说,道是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源,天和地都由它产生出来。 不过呢,老庄的道和西方形而上学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西方由柏拉图开创的主流哲学把世界分成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认为现象是虚假的,本质才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导致否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否定世俗的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讲,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最后就走向了宗教、上帝。老庄不一样,老庄所说的道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无所不在的。他们不是把世界分成本质和现象这两个方面,本质就是本质,现象就是现象,两个方面不沾边,不是这样的。道无所不在,那么也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另外,道是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只是勉强用一个概念说它罢了。这就不像西方哲学,把世界本质说得很清楚。这两个区别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哲学走向超越,走向宗教和神,否定世俗生活,道家哲学走向超脱,它不否定世俗生活,只是要你超脱一点,保持距离。 另外,在道家那里也能找到个人主义的思想。按照老子的看法,道这个东西自己就存在在那里,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它成就了一切,用他的话说,就是道无为而不为。那么,治理一个国家也应该这样,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统治者不要做许多事去扰民,不要说许多话去教训老百姓,应该无为而治。郭象注庄子,有一句话特别清楚地说明了道家对治理国家的看法,这句话是: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就是说,让人人都管好自己的事,用不着专门采取措施去治理天下,天下就自然而然治理好了。这可以说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有点像我们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要包办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去做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社会就太平了。老子还批评说,儒家以德治国,搞了很多规矩,结果天下大乱。上面我谈到,严复指出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自由这个东西,那是指儒家,他同时也发现了道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非常一致。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儒家成了统治思想的主流,道家对政治的影响不大。 这是道家个人主义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人生哲学方面,道家主张超脱功利,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比如老子说:知足者富;恬淡为上;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他主张过一种自足、恬淡的生活,要超脱,不要跟世界争什么。《淮南王书》中记录了杨朱的一句话: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这句话对道家的人生哲学做了精辟的概括,就是主张保持真性情,不要被物质方面的追求所损害。庄子这方面的言论就更多了,他倡导一种“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世界,心中有整个宇宙,从而超脱于这个世俗社会。按照我的体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境界。庄子并不赞成拒斥、逃避现实社会,他明确表示反对“非世”、“避世”的隐士,而主张“不刻意而高”、“无江海而闲”。所以,这种境界既不是完全出世,也不是完全入世,而是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到了道教那里,审美的境界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东西,炼丹求仙,真的要让自己变成神仙,长生不老,道家的思想就被歪曲了,走样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尤其在政治传统中,道家不是主流,虽然如此,道家对中国文化仍有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文人在儒家思想统治的大格局中,其实他很无奈,他的出路无非是读书、做官,你把儒家的学问做好了,皇帝看上了你,让你做官,这是唯一的出路,你别无选择。在这样一种不自由的大格局中,道家思想给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小天地。儒家伦理是压制个性的,中国文人要张扬个性,只有靠道家。儒家这个大格局你是跳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大格局内部,道家给了你一种崇尚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方式。儒家伦理秩序是一个大铁屋,道家思想在这个大铁屋上开了一道缝,透进了一点光。要是没有道家,中国文人就更惨了。事实上中国很多文人从道家思想中找到了安慰,在官场上拼搏的时候,还能保持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 道家思想一方面是崇尚个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亲近自然的。亲近自然也是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儒家是不讲亲近自然的,儒家的“天人合一”,这个“天”不是自然,而是宇宙伦理秩序,是为论证社会伦理秩序服务的。《论语》里有一个例外,孔子问学生最喜欢怎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最喜欢假日里几个朋友带着孩子去郊外嬉水、唱歌,孔子就说我赞成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孔子最可爱的表现,不过这不是儒家正宗的理想,其实有点像道家。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进取仕途,在这样一个功利大格局里,道家为中国的文人保存了一种寄情山水的向往和归隐自然的退路。有了道家,中国文人可以身在官场心寄山水,脚踩两只船,一旦官做不成了,或者做得不称心,有一条退路,就是回乡隐居,归于自然。 所以,道家思想是中国文人的重要的精神寄托。所谓儒道互补,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实在是不得不这样,如果没有道家,那些品质好的文人非发疯不可。通过对文人精神世界的影响,道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你们想一想,在中国的诗歌、绘画中,山水是最常见的主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在儒家思想的压制之下,中国文人要找自己的释放,要轻松,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自然中去。一进入社会就是压抑,就是伦理,就是秩序,就是功利,唯一的自由领域是自然。中国文学基本上是载道文学,在这个大格局中,道家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保留了一条真性情的文脉。中国文人中最有真性情的,我不说最伟大的,起码是最伟大的文人中的一部分,这些人都喜欢老庄,深受道家影响,亲近自然。从最早的竹林七贤、陶渊明,到李白、苏东坡、袁宏道,这些人都热爱自然,如同李白诗句所说,“一生好入名山游”。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我最喜欢这几位,觉得他们非常可爱,文章也写得好。一般来说,中国古人中受老庄影响大的人都相对可爱一些。 那么,道家对中国传统的居住文化有什么影响呢?你们看,为了讲一个不熟悉的题目,我只好使劲在这里牵强附会。(掌声)道家崇尚个性,亲近自然,这个东西影响到文学艺术,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就非常发达,那么,可能在山水诗、山水画的熏陶下,就产生了中国的园林艺术。这是我的一个推测,我觉得在中国园林艺术与山水诗、山水画之间是有联系的。据我了解,中国皇家园林早就有了,殷纣王那时候就有了,秦始皇阿房宫的园林已经非常辉煌,而私家园林是到魏晋时期才兴盛起来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连年战乱中,当时出了一批名士,崇尚老庄,隐逸遁世,从道家思想和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其中最著名的是嵇康和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抛开儒家伦理,顺从自然和人性。阮籍说,“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跟那些不亲近自然的人没法谈人生的根本道理,他们听不懂。他提倡不要住宅,说:“至人无宅,天地为客”,“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对于一个精神自由的人来说,任何住宅都太局促、太狭窄了。他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做的,经常在野外露宿。不过,完全不要住宅,就太极端了,不宜提倡,否则我们房地产都得下岗。陶渊明也是中国历史上热爱自然的典范,他倒是要房子的,“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归哪里呢?当然是房子里,但也就是简单的农舍,他的邻居也都是农民,所以可以“把酒话桑麻”。看来他没有自己的园林,直接就住在山水的环境之中。 再进一步,就要求建园林了,不光住在山水之中,还要把山水移到家门里来,这就是园林。自魏晋开始,园林成了中国文人的至爱。唐朝诗人元结描绘的境界,“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成了中国文人的共同追求。中国园林的基本格局是山水加亭台楼阁,这个格局可能也是从道家来的,准确地说,是从道教来的,一般都筑假山,假山代表蓬莱仙山,山水缭绕中的亭台楼阁,是中国人想象中的神仙境界。 如果从这再朝前走呢,就是你们的“城市山林”了。陶渊明是“结庐在人境”,“悠然见南山”,非常巧,你们这个项目的所在地也叫南山,现在你们要人境与南山合一,在南山上建人境,在山林中建城市。我的希望是,千万保护好自然生态,不要让人境毁了南山,使得今日的陶渊明没法再“悠然见南山”。

四、当今居住文化要解决的问题

居住应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才成其为居住文化。那么,从这个要求出发,针对我们的现状,我谈一谈当今居住文化要解决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社会各界包括房地产界对这些问题的谈论,我的看法中也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第一个问题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来说,是处理好城市化与保护自然生态的关系。在这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来说,我觉得有道家亲近自然的传统可以继承。同时,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觉得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现在有一种论调,好像西方的生态危机很严重,自然保护得不好,而根源是西方哲学的天人相分、天人对立观念,所以要靠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拯救他们,我觉得这个论调非常可笑。事实上,中国保护自然、亲近自然这个传统是来自道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亲近自然毫无关系,把它们扯到一起,那才叫牵强附会呢!(笑声)关于儒家的“天人合一”,张岱年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说“天人合一”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孟子和宋儒所主张的,就是天人相通,人和宇宙是相通的,所谓我心即宇宙,我凭借内省或良知就能够认识宇宙的本质。这完全是认识论的范畴,和生态学完全不相干。另一种意思是董仲舒所主张的,就是天人相类,天和人有类似的结构。董仲舒先把宇宙的秩序按照儒家伦理讲一通,说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有等级秩序的,然后又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是符合天理的,牵强附会到了极点,和生态学更是风马牛相不及。其实,我们每个人到了欧洲、美国,都会看到他们的生态保护远远比我们好。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美丽的城市啊。当时我从北京飞往德国,开始飞机底下的景色是黄多绿少,然后就是连绵的黄色,进入欧洲绿色就越来越多,到了法兰克福,底下一大片一大片绿,点缀着积木似的精巧的房子。住在法兰克福,惊讶这里有这么多的森林和草地,要知道法兰克福是被称为欧洲最丑陋的城市的。你再看巴黎,世界大都会,但到处有大片森林。我实在无法理解,那些要用中国文化拯救西方生态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心理。 从我们的现状来看,我觉得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问题相当严重。现在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扩张,从1978年到2004年,六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怎样以一种健康的形式来进行。我认为应该控制它的规模和速度,城乡分布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尤其要保护耕地和山林。英国诗人库柏有一句诗:“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类创造城市当然证明了人类的聪明,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人类的聪明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作品排挤和毁灭掉了上帝的作品,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必定会遭到上帝也就是大自然的惩罚。 第二个问题是要处理好开发房地产与保护城市历史风貌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情况确实很严重。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包括保护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和建筑群,也包括保护体现了地方传统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的民居和街区。建筑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东西,它应该也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延续。如果没有时间的内涵,你这个房子盖得再华丽,价值也有限。古希腊的神庙遗址,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个物体的东西,它很不值钱,它之所以无价是因为凝聚在它里面的历史。像那些老房子、祖屋,在从前的年代,人和屋子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人住在里面不光是对物理环境的感受,其中有很多记忆、很多故事,这是人文的感受。从一个城市来说更是这样,也许某些房屋、某些街区是不可避免地要拆掉的,但是从整个城市来说,当你拆旧房子建新房子的时候,你必须考虑保存历史风貌的问题。哪些东西是不能拆的,拆了就会破坏这个城市的历史风貌,那么可以在内部进行改造,这必须是一个重点考虑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城区成片改造,到处是拆的热潮,城市风貌遭到了灭绝性的破坏。很多老街都不见了,被中央大道和豪华商场所取代,城墙被环城公路和立交桥所取代。我是看到过老北京的,1962年的时候,我在北大上学,那个时候城墙已经拆了不少,但城门基本都在,在城墙边散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历史古城,这个城市很有味道。现在你看看立交桥,完全是一个现代迷宫,脑子里有城门的记忆,对比之下,真觉得它丑陋。现在很多城市都互相模仿,雷同化,千城一面。你到了一个城市,如果光看眼前的景观,让你说你在哪个城市,你恐怕说不出来,因为老建筑被拆掉了,新建筑又没有特色。有一次我去延安,那是好几年前,当时想看看延安的窑洞和秧歌舞,到那里一看,房子和别的中小城市差不多,甚至娱乐方式也没有区别,什么兰花花卡拉OK厅,我见了有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八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都市里的外乡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都市里的外乡人,失去了故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个性,它们源于这个城市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你想一想,你去一个外国的城市,你是去看大商场吗?不是的,你是去看那里的历史建筑。中国现在城市里的历史建筑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可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那些可看的东西也都成了孤零零的文物。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推荐一本书,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我看了很受震动。他写了北京市城建过程中的教训,从解放初一直到现在。里面引用了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的一段话,吴先生这些年一直在为保护旧城奔走,但是基本上无效。这段话的大意是:北京的旧城开发破坏了绝大部分地面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把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仅仅当作地皮处理,就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使用。讲得多么好啊,又多么令人痛心啊!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给子孙留下了什么。如果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物全毁掉了,同时又制造了许多不用多长时间就不得不拆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真的会成为挨好几代子孙骂的一代人。 我对深圳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有一个印象不错。春节期间,我带一家人来深圳度假,因为深圳比较暖和,另外我太太、孩子都没有来过深圳,我们住在龙岗大鹏湾那边。龙岗区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明代的小城“大鹏所城”,另一个是客家大院“鹤湖新居”,都保护得不错,听介绍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政府已经把这两处买下,把居民迁走,我觉得很好。 第三是借鉴西方与自己创新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中国城建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人好大喜功得很,一说办大学,就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一说城市建设,都要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中国连小城市在内一共有661个城市,其中一百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的城市。怎么建呢?无非在“大”字上做文章,无节制地扩大市区面积和人口,在建筑上搞大广场、大马路、大CBD、大豪华楼、大水池、大草坪。这就使得各个城市规划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同一模式。据说这是模仿西方,你到西方看看,哪个地方是这样的?他们是有一些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花园,有大广场、大水池、大草坪,但那是历史上的东西,而且风格各异,都很好看。还有就是抄袭西方的建筑符号,把西方古代、现代、后现代的表面样式和局部细节取一点儿过来作为点缀,或与中国古代样式拼接,结果弄得不伦不类,非常丑陋。有人打比方说,这样弄出来的不是漂亮的混血儿,而是黄种人染金发、做鼻子整容手术。克隆欧陆的建筑样式,给小区取俗不可耐的洋名,这些情况相当普遍,反映了我们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文化内涵十分贫乏、混乱。其实,对于西方,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一个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个是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两条在西方普遍做得很好。在制定城建规划时,他们很重视新老建筑之间、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风格的协调和自然过渡。美国一位建筑师说:建筑应该像从它所在的地方生长出来的那样自然。我们现在不协调的建筑太多,包括在北京也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关系要处理好,我简单地提一下。 一个是我刚才说到过的人间温暖与个人空间的关系,住宅设计要兼顾二者。中国传统的问题是没有私人空间,现在开始出现另一偏向,就是亲情淡漠,邻里隔离。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居住品质和个人素质的关系。住进了高尚社区,不等于你就成了高尚人。你居住的品质越来越好了,可是个人素质还是那样,住在豪华的房子里,每天无非是搓麻将、遛狗,现在这样的人很多,我觉得很没有意思。相反,人的素质高,房子简陋一点倒没什么,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觉得深圳人的总体素质还是可以的。(笑声)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深圳认识一些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都生活得很有情调。有一个调查显示,在选择社区时,多数人最看重的还是居民的文化素质。其实人都在乎与谁为伍,社区再高档,整天遇到的是鸡鸣狗盗之徒,生活还是很不快乐。 最后,还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现在高档住宅建得很多,普通人的居住问题多少被忽视了。这次“两会”有三大热点,也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医疗,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就是住房。这三个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现在都是价格飞涨,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普通人的住房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然,光靠房地产界是不行的,政府必须有正确的措施。从整个国家来看,社会公正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人是安全的。你有再高档的住宅,你住在里面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大环境不安全。所以,必须解决贫富差别悬殊的问题,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安全的大环境。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

现场互动

问:周国平老师,您好!我是二十年前上大学时就看您的书,放在枕边,所以今天听说周老师过来了,特别激动,就来到了现场。周老师刚才讲到王国维先生,他说中国近代没有哲学家,周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哲学家、哲人、智者三个概念,您认为哪个词最符合您对自己的诠释? 答:王国维说中国近代没有大哲学家、大诗人,这的确是事实,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被世界公认的哲学家、诗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跟中国儒家文化的实用品格有关,我们缺少欧洲那种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尊重知识的传统,中国的问题出在这里。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很可笑,一些大学提出目标,要培养多少多少个世界级的学者,开玩笑!世界级的学者是培养出来的吗?根本不是。需要一个大环境,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自然生长起来的,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这个大环境!(掌声)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我关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性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或者以水平比较,东亚很多国家是儒家文化,比如韩国、日本,他们的这种文化在进程中有没有自我完善的功能? 答:我认为它会影响发展。我今天着重讲的是儒家文化的缺陷方面,当然儒家文化也有它好的一面、优越的一面,比如人际关系比较有亲和性,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近似亲情的关系。我不否认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比如在东亚国家、日本还起了积极作用,这些东西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但是,儒家文化的缺点一定要改正,如果不改正的话,中国也许会有像韩国、台湾地区那种发展,一段时间里有比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从长远来说,起码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就是对世界文化发展有影响的大国。中国光是在经济上发达是不够的,这个目标还比较渺小,你不是韩国、日本,你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大国,应该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文化上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怎样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呢?不能一味地向人家推销我们的儒家文化,现在很多人在动这个脑子,怎么样把孔子推销出去,这个没有用,你改正自己的缺点,你的优点、你的积极影响自然就出来了。 问:您好,周老师。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这样的论调,就是中国要走进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对于这个论调您是怎么理解的?第二,如果说中国要走进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那么中国文化中有哪些部分是值得我们自信的?谢谢。 答:我倒是非常喜欢中国能进入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光靠自己鼓励自己就可以达到的(笑声),这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中国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自信的?当然有,我们老祖宗是有好东西的。像我刚才说的老子、庄子的东西,其实是很好的东西,西方很多人是喜欢老子的,老子《道德经》译本有很多种,西方也有大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对老子的哲学感兴趣,庄子的影响就小一点。孔子也值得我们自豪,孔子是大思想家,但是到了后来,尤其到了《中庸》、《大学》,儒家的礼教气味重起来了。对儒家的思想,我们也应该整理,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应该批判的。我认为人类真正好的东西是共通的,那些能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必然是解决了人类的共同问题,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不要光去强调中国的特点。只有弱小民族才这样强调,我们是大民族!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向我们推荐《城记》这本书,我大学是读理工科的,所以对哲学、传统文化了解不太多。请问周老师有没有更多的书推荐给我们这些对哲学、文化有兴趣的人? 答:这个开书单的事是最难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我一般是这样建议的,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的话,我不会给你推荐一本哲学专著,我会给你推荐一本哲学史,比如我会推荐美国人梯利写的《西方哲学史》,中国的我推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你可以从里面去找你可能感兴趣的哲学家的线索。 问:可能会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想说我心里最想说的话。周国平先生难得到深圳来,我也是仰慕已久,好不容易今天才见到周国平先生,所以心里很激动。人们都说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有很多困惑。不知道有多少的诱惑,我自己都是生存在这种困惑和诱惑当中不能解脱。周先生的书给了我自己一个……(停顿)怎么说呢?我也是把它放在枕边的。我想在这里读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听?——“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谢谢大家! 问:周老师,您好!我是一个高中生,所以我对哲学的问题了解得比较少一点。我觉得传统人居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如果把古老的城镇文明留下来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话,那可以说是把这个城镇放弃了,放弃了它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北京,北京如果保留太多的四合院,那纯粹只有一个观赏意义,而不是帮助北京进行经济发展。我想问,您对经济发展和传统人居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答:一般来说,不应该有很大的冲突。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那些年代比较悠久、建筑比较讲究的四合院,你把它保留下来,这对经济造成了什么损害吗?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价值是越来越大的,从经济上看也绝对是有利而无害的,问题是你要看得远一点,要算长远的账。另外一点,文化遗产的特点是不可再生,那些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如果保护有价值的老建筑与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说要开发一片房地产,要扩展一条马路,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认为就应该站在保护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一面,新的开发应该让步。新的开发总可以想出别的办法,但是保护这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的讲座,原本谈民居,后来跑了一点题,但是更受用一些。非常感谢!刚才周老师说中国传统文人一方面儒家思想、一方面道家思想,给人的感觉是脚踏两只船,是不是说中国传统文人有一种精神分裂的倾向?刚才那位阿姨读了一段您的文字,可否问一下你的精神追求是什么? 答:中国文人你也可以称他脚踏两只船,但是我觉得不能说是人格分裂。我原来对中国儒道互补这个东西很否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滑头,倒不是精神分裂。中国缺少精神分裂的人,精神分裂的人都是特别认真的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真。左右逢源,可以出来当官,也可以在家里隐居,我觉得这很滑头。现在我的想法是原谅他们,因为这是被逼的,他们别无选择。至于讲到我的精神追求,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讲终极目标,最终找到答案的人都是信宗教的,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也想信一个宗教,这样简单多了,可是我做不到。我还是痛苦地走在路上。 观众:尊敬的周先生,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忍心再提起妞妞,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请您谈一谈《妞妞》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对我的心灵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它反映了我们的人文关怀,我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十几年过去了,请周先生再谈谈这本书。第二,请您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生活情况,您的女儿还好吗?我希望您生活得幸福,希望您有更好的作品给我们读者,谢谢。 答: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也谢谢你对《妞妞》这本书的感受和评价。不过,关于这本书,我不知道你要我谈什么。至少在这本书出版后,我自己没有再看一遍。对我自己来说,它等于是一座坟,我要把那段经历埋在坟里才能继续前进。我不能再去看它。这段经历深深地埋藏在我心里,它肯定对我的生活、人生态度起着作用,我相信是起着好的作用,我比以前更超脱了,肯定和这段经历是有关系的。现在我的工作、生活情况都挺好。我的女儿现在七岁半,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很聪明,比我聪明多了。我自己觉得,跟孩子在一起真的非常有意思,这种快乐没有别的事情可比。 问:周老师好!我是高二学生,今天下午为了听你的讲座,逃课出来。大家都说我们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我觉得我这朵花在深圳已经蔫了。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大家都比较洋化了,比如说麦当劳已经占领了中国孩子的心,美国已经把麦当劳当作十大垃圾食品之一,而在我们中国还是这么猖獗。我看到中国文化被侵蚀很痛心,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的问题。 答:谢谢你逃课出来听我的讲座,我要替你求个情,请你的老师不要为此批评你。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谈西方文化的侵蚀,要对西方文化做一个区分,有精华也有糟粕。你说的实际上是美国商业文化的侵蚀,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欧洲也存在。不过,欧洲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侵蚀只能伤及表皮。中国的问题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没有学到,学流行的表面的东西特别快。我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正和你现在受的教育困扰有关系,中国文化的实用性现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严重就表现在教育上。中国现在的教育真是问题太大了,急功近利和应试教育这两者结合起来,造成了荒唐的局面。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十几年以后的高考做准备,为了过高考那个关,十几年的生活全牺牲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我对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必须改变现在的体制。我原来说过,唯一的办法是取消高考,有的人提出来,现在中国这么腐败,你取消高考后,不是腐败更严重了吗?走后门、学校收费会更严重。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取消高考,同时惩治腐败,健全教育法律。你不能因为担心腐败就让高考造成的极坏影响延续下去,让一代代孩子都做牺牲。高考必须取消,这是迟早的事情,否则中国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问: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大家不停地谈论文化、哲学,我们现在需要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匆忙的生活中对精神层面有更多的需求。西方哲学对西方人的引导是把这种寄托引向宗教,可以在宗教里找到一点安慰。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是繁忙的深圳大都市,你觉得我们在寻找精神层面的需求时应该通向哪个方向? 答:我不反对相信某种宗教,据我看,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精神上比较安宁,而且道德上比较好。宗教的作用多半是好的,对社会、对个人都有一个净化作用。但是信宗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加入教会就算信了,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就是信不了。我认为,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形式不重要,信不信某种宗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能仅仅生活在外部世界里。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这当然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人终归是有精神上的需求的,如果得不到满足,或者会感到痛苦,或者会感到空虚,都不好受。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竞争,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做满足精神需要的事情,比如读书、发呆、写日记等等。至于精神追求向哪个方向发展,我回答不出来,我想不会有一个大家统一的方向,即使对于每个人自己来说,也未必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方向。在精神追求的问题上,我相信过程比目的重要,耕耘比收获重要,耕耘本身就已经是收获。 问:我记得罗素说过,东方的哲学体验偏于神秘,你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是否也有神秘的一面?刚才谈到儒学、道学,周先生对中国人的中庸态度非常不屑,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以选择儒家,也可以选择道家,可以选择入世,也可以选择出世,这是最大的自由。基督教是入世还出世的呢?你谈到超脱和超越,这两者有大的区别,超越是入世的态度,超脱是出世的态度,是这样吗? 答:按照我的用法,超越是出世的,它否定世俗,想望彼岸,超脱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它与世俗保持一个距离,并不否定世俗。西方的柏拉图主义有强烈的出世一面,所以可以和基督教的出世结合起来。至于神秘主义,我理解是指靠天启或灵悟来认识世界本质,这个传统在西方一直是有的,比如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中国的神秘主义我不知道,像道家我不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如果罗素指的是道家,我认为是错的。佛教中有,但那不是中国本土的。另外,你说中国人有最大自由可以在儒家道家之间选择,你这个说法有点强词夺理。这个自由其实非常小,整个社会是一个专制体制,在专制体制的大格局里,你无非是选择做专制体制的工具还是跟它保持一定距离,发发牢骚。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只有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才是自由,纯粹的精神自由不是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自由。

答记者问

记者:你正在读的书是什么?过去几年一直读的书是什么? 周国平:挺杂的,我读的书一般分两类。一类是按照我的读书计划来读的,比如这段时间在读古希腊的作品,这是我的重读经典计划的一部分。另一类就是临时拿起来读的,比如新出的书。有一个可悲的情况,就是常常是别人要我读,作序或写评论。我大部分都拒绝了,因为精力有限,准备以后全部拒绝。如果是好书,我会写评论,但是不能是别人让我写,要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来做,要不然我的时间全给别人了。 记者:过去一年,在您工作的领域了,您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三个官司,都是不可思议的。慢慢我想通了,一开始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记者:想通了什么?名人就是要被关注的? 周国平:如果要付这种代价,我宁愿不当名人。 记者:你真的随时随地在思考吗? 周国平:不,这太愚蠢了。一个人做哲学家秀才会这样说。 记者:你是宁愿关注思想本身还是关注怎么去做思想家? 周国平:这个问题都要问我吗?我只可能给你一个回答。就算我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当然我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 记者:你自传里说你的性格是敏感的、脆弱的,不善于与人交际。但是我看很多访谈说你是善良、活泼的,你怎么看? 周国平:善良、活泼是非常好的词。你的问题是活泼跟我的自述不吻合?我原来确实比较怕羞,但是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比较活泼。像今天这个情况是很少的。一般听我的讲课,很多人说不听就好了,听了我的讲座,把看我的书造成的印象全都破坏了。所以我总是在逃避讲座。我觉得特别需要今天这种气氛,这种气氛可遇不可求。 记者:你又是一个教授,又是一个作家,有网友评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除了研究尼采外,你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周国平:没错,而且我不想建立。至于你前一半的问题,我的遭遇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作家认为我不是作家,教授认为我不是教授,什么都不是。 记者:你怎么定位? 周国平:我什么位都不定,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教授,我就是一个爱想事、爱写东西的人。 记者:你从来都不定义自己吗? 周国平:不定义。做你喜欢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定义都是空的。 记者:你的书很大一部分在生活哲学这一块,是鼓励心情的东西? 周国平:这就不用我来批评了吧。对于某些只能读懂那些书的人来说,他看更好的东西仍然认为是这样的书,他的水平就这样。 记者:你认为你的书也分三六九档吗?你还有一些书是他们看不懂的吗? 周国平:当然有,刚才你说的就是证明。 记者:你会主动把你的书拉出一个差距吗? 周国平: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从我的写作来说,我的主张是这样,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不看读者,不管读者。老有人问你的读者定位是怎样?我觉得很可笑。如果一个作家就为一类读者来写,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记者:读者真的这么可恨吗? 周国平:读者不可恨,读者可爱。 记者:那为什么不考虑呢? 周国平:一个人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读者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你去定位定出来的。我后来才知道有一批读者很喜欢我的东西,而且比较稳定,这是我写作后才知道的。这不是你去制造出来的喜爱,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很好。我会继续这样做,不要去定位读者,这样反而能保持一批读者。如果我去迎合读者,等于把好读者推开了,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作家。 记者:我看到你最近一本书,有读者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现在的写作相对于以前是不是灵性少了一点? 周国平:这是值得我反省的,我觉得和我的生活状态有关系,太忙,让我写这个那个的人太多,这特别分散我的精力。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一个中心读很多书,思考一些问题,这样有相当的积累,然后再写作。我现在积累的时间少了,生产的时间多了。 记者:你觉得这种积累必须一直增加,就算你已经阅读了这么多书,可是你觉得还不够? 周国平:不够,我觉得太不够。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就是重读经典。我真的觉得积累是最重要的。有的人问学术和写作这两者怎么平衡,我自己体会,学术就是我的积累过程。在围绕一个主题深入读书、思考之后,我就觉得踏实,写出的东西就比较有内容。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做这个工作,我就开始重复自己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有希望。 记者:你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居住环境? 周国平:这倒不直接跟居住有关系。你说哪里没有天空啊?你真要仰望的话总有一个天空可以仰望。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里,是出在我们的传统,不鼓励思考纯粹的哲学问题。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人最缺失的感情是什么? 周国平:要我说有两种感情都缺失,一个是善良。善良,对生命的同情,这是最基本的感情。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至少应当是大部分人都具备善良的品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善良,你善良就倒霉。另外一个是缺乏高贵,做人的尊严,往往只要利益,为了利益不要尊严。 记者: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你认为它的居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与传统的居住文化,比如老北京、老上海相比,它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另外我们说文化是有价值的,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它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国平:这个问题我恐怕就不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本身很大,我也不太熟悉。我想,不管传统城市也好,移民城市也好,一个正确的做法是发扬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传统城市的优点是传统,那就要保护好传统。作为移民城市来说,多元、开放就是优点。这一点怎么体现在居住上?在一个平地上建一个新城市,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幅新画,这是最大的优势。规划非常重要,你没有任何负担,完全从零开始。这样你就能把世界上最好的建筑、规划的理念进行认真的研究以后,确定一个最好的方案,当然具体怎么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它本身没有传统,也不可能制造一个传统出来。但是,如果现在规划得非常好,基础打得非常好,你这个新的传统就开始形成了,将来这就是你的传统。如果底子打得不好,就仍然没有传统。我只能抽象地说说。 中国人缺少什么

一、对百年文化反省的一个反省:什么逃脱了反省反而成了反省

的前提?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99lib?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20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作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二、以严复为例:用实用眼光向西方寻求真理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8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
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作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 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 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作个人,而是被看作“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三、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辨、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99lib.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昏昏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的差别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 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其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点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作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作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漱溟说得很99lib?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唯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和欧洲哲学的接受 作为一名尼采哲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我想结合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以尼采哲学的接受为例,探讨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欧洲哲学的接受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一、对于中国的尼采接受史的简要回顾

尼采之传入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借道日本引进西学之热潮中的一项成果。最早介绍尼采的是梁启超(1902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真正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国维(1904年,《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叔本华与尼采》)和鲁迅(1908年,《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在当时谈论尼采的人中,只有他们两人比较认真地读了尼采的原著(虽然可能都只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受到较深的影响。 王国维和鲁迅代表了对西方哲学的不同的接受立场:王国维是哲学的和学术的立场;鲁迅是社会的和文学的立场。 王国维不但是把德国哲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学者中唯一真正能够进入欧洲哲学传统之思路的人。他于1903年至1907年的五年中,系统阅读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全部主要著作(英译本),并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论康德的文章六篇,论叔本华的文章六篇。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的思路的确进入了欧洲哲学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中。也就是说,他是把德国哲学当作哲学来理解,而非当作一般的文化现象或者社会思潮来理解,所重视的是其整体的哲学内涵。同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更倾向于把哲学看作个人精神的事情,而非社会的事业。对于他来说,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自救,而非救世。他的主要功夫下在康德和叔本华上,对尼采未及深入,但从《叔本华与尼采》一文可看出,他所关注的亦是尼采学说的哲学内涵及其与叔本华哲学内在联系。
九九藏书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接触到尼采学说,于1908年发表上述3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看,他关注的重点是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包括:(1)批判物质主义,重视精神生活;(2)批判群氓,提倡个人的优异。前者涉及尼采的文化理论,后者涉及尼采的道德学说。他在两者之中又更侧重于后者。在后来的作品中,鲁迅也常常提及尼采,或者显示出尼采的某些影响。其关注的重点愈加放在后者,试图用尼采的“个人的自大”(主人道德)之道德学说来改造中国人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奴隶道德)之国民性。作为个人,他对尼采的共鸣主要在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仍是偏于社会性质的,是一个精神战士面对社会的孤独感,而非一个哲人面对宇宙的孤独感(《野草》)。 王国维之于德国哲学,所感兴趣的内容是哲学性质的,而接近此内容的方式又是严格学术性质的,他努力要把握所读哲学著作的原义,四次攻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便是一个显著例子。他的这种态度,与当时“新学”(章太炎、梁启超等)之道听途说、信口开河、牵强附会的学风适成对照。 鲁迅之于尼采,在内容的接受上具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接近的方式上则多半是文学性质的。后者是指,他主要是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引证尼采的个别言论或涉及其某些见九九藏书解,这样做往往还有修辞学上之考虑,而无意对某一个西方哲学家(在这里是尼采)作系统的客观的研究。 此后直到1949年,中国知识界对尼采的介绍、宣传和谈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基本上是走在鲁迅的思路上,而鲁迅确实代表了这一思路的最高成就。这个思路就是:(1)社会的立场:注意力放在用尼采的个人自强说改造中国国民性,因此被谈得最多的是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说、超人说。他的本体论、知识论很少有人论及。(2)文学的立场:被尼采的文采所吸引,因此,譬如说,尼采最富文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人谈论得最多,也翻译得最多,而最具哲学性的著作,例如《善恶的彼岸》、《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却很少有人读和谈论。.99lib. 由于哲学的和学术的立场之缺乏,将近50年里,关于尼采所发表的多是单篇文章,小册子已属例外(只有李石岑《超人哲学浅说》1931,陈铨《从叔本华到尼采》1944),无专著,内容多为一般性介绍或感想式议论,翻译也相当落后,大多数著作未被译出。 1949年以后,对尼采的评价照搬苏联,两句话概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反动的唯意志论。尼采之接受完全中断。

二、中国的欧洲哲学接受之问题和前景

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实用,无形而上学;政治至上,无独立的学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作为哲学家、学者,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家、改革家面对西方哲学,社会关切压倒一切,对每一种哲学本身的问题不予关心,只想寻找其中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内容。在接受的过程中,那种哲学必然被缩减甚至被歪曲了。 对尼采哲学也是如此。它只成了一种道德学说。而在尼采那里,道德问题其实是作为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加以思考的。 尼采是五十年里(1949年之前)最热闹的话题之一(还有进化论,柏格森,杜威,罗素),其余就更可想而知了。 王国维“学术转向”的重要原因:此路不通。他因双重限制而绝望:自身文化传统的限制(只能做哲学史家);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无人对话)。 中国知识分子能以何种方式接受和进入西方哲学,这是值得探讨的。可以设想的方式: 主观的—— (1)作为怀有社会关切的“文化人”,以西方哲学为分析、解决中国社会之实际问题或精神问题的武器,如鲁迅之于尼采,胡适之于杜威,张君劢之于柏格森,陈独秀之于马克思。 (2)作为自成一体的学问家,以西方哲学为形成自己的思想或学问体系的材料之一,如章太炎之于康德。 (3)作为爱好者,以西方哲学为个人精神生活之指导或安慰,如早期王国维之于叔本华。 客观的—— (4)作为介绍者,通过翻译或论述,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今日中国以西方哲学为职业的人基本上做的是这一工作。 (5)作为研究者,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问题之中,并能够与西方最优秀的研究者展开水平相当的对话。 在今日中国,占主流的仍是(1)。我本人的定位:(3)和(4)。

现场互动

问:尼采是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他又是反对现代性的,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又在搞现代化,如何能够理解尼采?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尼采思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欧洲特殊的方面,这一方面与99lib?希腊和基督教传统密切联系。二是人类共同的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后一方面去理解前一方面。例如“上帝死了”,这是欧洲特殊的问题,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人很难理解这个命题的严重性。但人之需要对于生命意义的信仰,这是人类共同的,我们藉此而得以理解“上帝死了”对于欧洲人意味着什么。 与中学生谈写作 三辰影库请一些作家来给中学生谈写作,我也在被请之列。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作家。我没有申请加入作家协会,不是作协会员。我的专业是哲学,不是文学。我写过一些东西,因为不像一般学术论文那样枯燥和难懂,人家就把它们称为散文,也就把我称为作家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确喜欢写作,写作的确成了我的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自己从来不看作文指导、作文秘诀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相信写作有普遍适用的方法,也不相信有一用就灵的秘诀。所以,我不会来和你们说这些。如果有谁和你们说这些,我劝你们也不要听,他说出的肯定是一些老生常谈。一个作家关于写作所能够说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自己在写作中悟出来的道理。我尽量只讲这个。我想根据我的体会讲一讲,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道理是哪些。

第一讲 写作与精神生活

这一讲的主题是为何写。你们来听这个讲座,目的当然是想学到写作的本领。但是,为什么想学写作呢?这是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它关系到能不能学成,学到什么程度。 一、真正喜欢是前提 一定有不少同学是怀着作家梦学写作的,他们觉得当作家风光,有名有利。现在中学生写书出书成了时髦。中学生写的书,在广大中学生中有市场,出版商瞄准了这个大市场。中学生出书是新鲜事,有新闻效应,媒体也喜欢炒。现在中学生用不着等到将来才当作家,马上就有可能。这对于中学生的作家梦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我不认为中学生写书出书是坏事,更不认为想当作家是不良动机。但是,这不应该是主要动机甚至唯一动机。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动机,就会出现两个后果。第一,你的写作会围绕着怎样能够被编辑接受和发表这样一个目标进行,你会去迎合,失去了你自己的判断力。的确有人这样当上了作家,但他们肯定是蹩脚的作家。第二,你会缺乏耐心,如果你总是没被编辑看上,时间一久,你会知难而退。总之,当不当得上作家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主的事情,所以,只为当上作家而写作,写作就成了受外界支配的最不自由的行为。 写作本来是最自由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不想写,世上没有人能够强迫你非写不可。对于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我最满意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或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写。所有的文学大师,所有的优秀作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表达了这样两个意思:第一,写作是他们内心的需要;第二,写作本身使他们感到莫大的愉快。通俗地说,就是不写就难受,写了就舒服。如果你对写作有这样的感觉,你就不会太在乎能不能当上作家了,当得上固然好,当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你总是要写的。事实上,你越是抱这样的态度,你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不过对你来说那只是一个副产品罢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写作?第二,如果当不上作家,我还愿意写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就具备了进入写作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是否定的,我奉劝你趁早放弃,在别的领域求发展。我敢肯定,写作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真正喜欢,花多大功夫也是练不出九九藏书来的。 二、用写作留住逝水年华 有人问我:你怎样走上写作的路的?我自己回想,我什么时候算走上了呢?我发表作品很晚。不过,我不从发表作品算起,我认为应该从我开始自发地写日记算起。那是刚读小学的时候,只有五六岁吧,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让每一天这样不留痕迹地消逝太可惜了。于是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每天到哪儿去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等等都记下来,潜意识里是想留住人生中的一切好滋味。现在我认为,这已经是写作意识最早的觉醒。 人生的基本境况是时间性,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经历都无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最宝贵的是每天、每年、每个阶段的活生生的经历,它们所带来的欢乐和苦恼,心情和感受,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一切仍然无可避免地会失去。总得想个办法留住啊,写作就是办法之一。通过写作,我们把易逝的生活变成长存的文字,就可以以某种方式继续拥有它们了。这样写下的东西,你会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意义是至上的,发表与否只有很次要的意义。你是非写不可,如果不写,你会觉得所有的生活都白过了。这是写作之成为精神需要的一个方面。 三、用写作超越苦难 人生有快乐,尼采说:“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写作是留住快乐的一种方式。同时,人生中不可避免地有苦难,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写作又是在苦难中自救的一种方式。这是写作之成为精神需要的另一个方面。许多伟大作品是由苦难催生的,逆境出文豪,例如司马迁、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等。史铁生坐上轮椅后开始写作,他说他不能用腿走路了,就用笔来走人生之路。 写作何以能够救自己呢?事实上它并不能消除和减轻既有的苦难,但是,通过写作,我们可以把自己与苦难拉开一个距离,以这种方式超越苦难。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从正在受苦的那个自我中挣脱出来了,把他所遭受的苦难作为对象,对它进行审视、描述、理解,距离就是这么拉开的。我写《妞妞》时就有这样的体会,好像有一个更清醒也更豁达的我在引导着这个身处苦难中的我。99lib. 当然,你们还年轻,没有什么大的苦难。可是,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总是有的,青春和成长也会有种种烦恼。一个人有了苦恼,去跟人诉说是一种排解,但始终这样做的人就会变得肤浅。要学会跟自己诉说,和自己谈心,久而久之,你就渐渐养成了过内心生活的习惯。当你用笔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写作了,并且这是和你的精神生活合一的最真实的写作。 四、写作是精神生活 总的来说,写作是精神生活的方式之一。人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内在的精神自我,一个是外在的肉身自我,写作是那个内在的精神自我的活动。普鲁斯特说,当他写作的时候,进行写作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他,而是“另一个自我”。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外在自我会有种种经历,其中有快乐也有痛苦,有顺境也有逆境。通过写作,可以把外在自我的经历,不论快乐和痛苦,都转化成了内在自我的财富。有写作习惯的人,会更细致地品味、更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外在经历,仿佛在内心中把既有的生活重过一遍,从中发现更丰富的意义,并储藏起来。 我的体会是,写作能够练就一种内在视觉,使我留心并善于捕捉住生活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总是听任好的东西流失,时间一久,以后再有好的东西,你也不会珍惜,日子就会过得浑浑噩噩。写作使人更敏锐也更清醒,对生活更投入也更超脱,既贴近又保持距离。 在写作时,精神自我不只是在摄取,更是在创造。写作不是简单地把外在世界的东西搬到了内在世界中,它更是在创造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雪莱说:“诗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这不仅指想象和虚构,凡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都是精神自我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自由空间,这是写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第二讲 写作与自我

这一讲的主题是为谁写和写什么。其实,明确了为何写,这两个问题也就有答案了,简单地说,就是为自己写,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一、为自己写作 如果一个人出自内心需要而写作,把写作当作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他必然首先是为自己写作的。凡是精神生活,包括宗教、艺术、学术,都首先是为自己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精神上的问题,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提高。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注重自己的精神修养,为人是做给别人看,当然就不是精神生活,而是功利活动。 所谓为自己写作,主要就是指排除功利的考虑,之所以写,只是因为自己想写、喜欢写。当然不是不给别人读,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但首先是给自己读,要以自己满意为主要标准。一方面,这是很低的标准,就是不去和别人比,自己满意就行。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伟大作品,我肯定写不过人家,干吗还写呀?不要这么想,只要我自己喜欢,我就写,不要去管别人对我写出的东西如何评价。另一方面,这又是很高的标准,别人再说好,自己不满意仍然不行。一个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就一定要写到让自己真正满意为止。真正的写作者是作品至上主义者,把写出自己满意的好作品看作最大快乐,看作目的本身。事实上,名声会被忘掉,稿费会被消费掉,但好作品不会,一旦写成就永远属于我了。 唯有为自己写作,写作时才能拥有自由的心态。不为发表而写,没有功利的考虑,心态必然放松。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人与永恒》,就因为当时写这些随想时根本不知道以后会发表,心态非常放松。现在预定要发表的东西都来不及写,不断有编辑在催你,就有了一种不正常的紧迫感。所以,我一直想和出版界“断交”,基本上不接受约稿,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完之前免谈发表问题。 唯有为自己写作,写作时才能保持灵魂的真实。相反,为发表而写,就容易受他人眼光的支配,或者受物质利益的支配。后一方面是职业作家尤其容易犯的毛病,因为他藉此谋生,不管有没有想写的东西都非写不可,必定写得滥,名作家往往也有大量平庸之作。所以,托尔斯泰说:“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法国作家列那尔在相同的意义上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称作经典作家。”最理想的是另有稳定的收入,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如果不幸当上了职业作家,也应该尽量保持一种非职业的心态,为自己保留一个不为发表的私人写作领域。有一出版社就出版“名人日记”丛书,向我约稿,我当然拒绝了。我想,一个作家如果不再写私人日记,已经是堕落,如果写专供发表的所谓日记,那就简直是无耻了。 二、真正的写作从写日记开始 真正的写作,即完全为自己的写作,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我相信,每一个好作家都有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成为作九九藏书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是他的心灵需要。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是改不掉写日记习惯的人罢了,全部作品都是变相的日记。我从高中开始天天写日记,在中学和大学时期,这成了我的主课,是我最认真做的一件事。后来被毁掉了,成了我的永久的悔恨,但有一个收获是毁不掉的,就是养成了写作的习惯。 我要再三强调写日记的重要,尤其对中学生。当一个少年人并非出于师长之命,而是自发地写日记时,他就已经进入了写作的实质。这表明第一,他意识到了并试图克服生存的虚幻性质,要抵抗生命的流逝,挽留岁月,留下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第二,他有了与自己灵魂交谈、过内心生活的需要。看一个中学生在写作上有无前途,我主要不看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打多少分,而看他是否喜欢写日记。写日记一要坚持(基本上每天写),二要认真(不敷衍自己,对真正触动自己的事情和心情要细写,努力寻找确切的表达),三要秘密(基本上不给人看,为了真实)。这样持之以恒,不成为作家才怪呢。 三、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写什么?我只能说出这一条原则: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题材没有限制,凡是感兴趣的都可以写,凡是不感兴趣的都不要写。既然你是为自己写,当然就这样。如果你硬去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肯定你就不是在为自己写,而是为了达到某种外在的目的了。 在题材上,不要追随时尚,例如当今各种大众刊物上泛滥的温馨小情感故事之类。不要给自己定位,什么小女人、另类、新新人类,你都不是,你就是你自己。也不要主题先行,例如反映中学生的生活面貌之类,要写出他们的乖、酷、早熟什么的。不要给自己设套,生活中,阅读中,什么东西触动了你,就写什么。 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对题材的处理,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表面上相同的题材,不同的人可以写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好的作家无论写什么,一总能写出他独特的眼光,二总能揭示出人类的共同境况,即写的总是自己,又总是整个人生和世界。

第三讲 写作与风格

这一讲的主题是怎样写。其实怎样写是没法讲的,因为风格和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具体的作品之中,无法抽取出来,抽取出来便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失去了任何意义。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它们是和他的全部写作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原则上是不可学的。我这里只能说一些最一般的道理,这些道理也许是所有的写作者都不该忽视的。 一、勤于积累素材和锤炼文字 好的作品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好的内容,二是好的文字表达。这两样东西不是在写作时突然产生的,而要靠平时下功夫。当然,写作时会有文思泉涌的时刻,绝妙的构思和表达仿佛自己来到了你面前,但这也是以平时做的工作为基础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他总是处在工作状态,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便是积累素材和锤炼文字。严格地说,作家并非仅仅在写一个具体的作品时才在写作,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写作。 灵感闪现不是作家的特权,而是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特征。当我们刻意去思考什么的时候,我们未必得到好的思想。可是,在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想的时候,脑子并没有闲着,往往会有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记忆、意象等等在脑中闪现。一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往往听任这些东西流失掉了。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他们来不及也顾不上加以回味。作家不一样,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会抓住时机,及时把它们记下来。如果不及时记下来,它们很可能就永远消失了。为了及时记下,必须克服懒惰(有时是疲劳)、害羞(例如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和世俗的礼貌(必须停止与人周旋)。作家和一般人在此开始分野。写作者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辛勤的搜集者。许多作家都有专门的笔记本,用于随时记录素材。写小说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故事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几乎是无法虚构的,它们只能来自平时的观察和积累。 作家的另一项日常工作是锤炼文字。他不只是在写作品时做这件事,平时记录思想和文学的素材时,他就已经在文字表达上下功夫了。事实上,内容是依赖于表达的,你要真正留住一个好的思想,就必须找到准确的表达,否则即使记录了下来,也是打了折扣的。写作者爱自己的思想,不肯让它被坏的文字辱没,所以也爱上了文字的艺术。好的文字风格如同好的仪态风度,来自日常一丝不苟的积累。无论写什么,包括信、日记、笔记,甚至一张便笺,下笔决不马虎,不肯留下一行不修边幅的文字,如果你这样做,日久必能写一手好文章。 二、质朴是大家风度 质朴是写作上的大家风度,表现为心态上的平淡,内容上的真实,文字上的朴素。相反,浮夸是小家子气,表现为心态上的卖弄,内容上的虚假,文字上的雕琢。 文人最忌、又难戒的是卖弄,举凡名声、地位、学问、经历,甚至多愁善感的心肠,风流的隐私,都可以拿来卖弄。有些人把写作当作演戏,无论写什么,一心想着的是自己扮演的角色,这角色在观众中可能产生的效果。凡是热衷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抛头露面的人,都应该改行去做电视主持人。 真实的前提是有真东西。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否则只能矫情、煽情。有真知灼见才有议论的真实,否则必定假大空。有对生活的真切观察才有叙述的真实,否则只能从观念出发编造。真实极难,因为我们头脑里有太多的观念,妨碍我们看见生活的真相。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娜塔莎守在情人临终的病床边,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在做什么?在织袜子。这个细节包含了对生活的最真实的观察和理解,但一般人决不会这么写。 大师的文字风格往往是朴素的。本事在用日常词汇表达独特的东西,通篇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你们不妨留心一下,初学者往往喜欢用华丽的修辞,而他们的文章往往雷同。 三、文字贵在简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节省语言是基本美德。文字功夫基本上是一种删除废话废字的功夫。列那尔说:风格就是仅仅使用必不可少的词,绝对不写长句子,最好只用主语、动词和谓语。要惜墨如金,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

第四讲 写作与读书

这一讲的主题是谁在写。一个人以怎样的目的和方式写作,写出怎样的作品,归根到底取决于他是个怎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而这个自己有深浅宽窄之分,写出来的结果也就大不一样。造就一个人的因素很多,我只说一个方面,就是读书。 一、养成读书的爱好 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与读书有密切关系。许多大作家同时是大学者或酷爱读书的人,例如歌德、席勒、加缪、罗曼.罗兰、毛姆、博尔赫斯等。中国也有作家兼学者的传统,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现在许多作家不读书,只写书,写出的作品就难免贫乏。 要养成读书的爱好,使读书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感到欠缺和不安。宋朝诗人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三日不读书,自惭形秽,觉得没脸见人,要有这样的感觉。 读书的面可以广泛一些,不要只限于读文学书,琢磨写作技巧。读书的收获是精神世界的拓展,而这对写作的助益是整体性的。 二、读最好的书 读书的面可以广,但档次一定要高。读书的档次对写作有直接影响,大体上决定了写作的档次。平日读什么书,会形成一种精神趣味和格调,写作时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走。所以,读坏书——我是指平庸的书——不但没有收获,而且损害莫大。 我一直提倡读经典名著,即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古今中外有过多少书,唯有这些书得到长久和广泛的流传,绝大多数书被淘汰,绝非偶然。书如汪洋大海,你自己作全面筛选决不可能,碰到什么读什么又太盲目。这等于是全人类替你初选了一遍,这等好事为何要拒绝。即使经典名著,数量也太多,仍要由你自己再选择一遍。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个信念,即使读了一些并非最好的书,仍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最好的书,并成为它们的知音。 千万不要跟着媒体跑,把时间浪费在流行读物上。天下好书之多,一辈子读不完,岂能把生命浪费在这种东西上。我不是故作清高,我有许多赠送的报刊,不读觉得对不起人家,可是读了总后悔不已,头脑里乱糟糟又空洞洞,不只是浪费了时间,最糟的是败坏了精神胃口。歌德做过一个试验,半年不读报纸,结果发现与以前天天读报比,没有任何损失。 三、读书应该激发创造力 我提倡你们读书,但许多思想家对书籍怀有警惕,例如蒙田、叔本华、尼采。开卷有益,但也可能无益,甚至有害,就看它是激发了还是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读书应该起到一种作用,就是刺激自己的写作欲望。 为了使读书有助于写作,最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包括:一,摘录对自己有启发的内容;二,读书的体会,特别是读书时浮现的感触、随想、联想,哪怕它们似乎与正在读的书完全无关,愈是这样它们也许对你就愈有价值,是你的沉睡着的宝藏被唤醒了。 人生的哲学难题

前言

人活一生,会遇到许多难题。有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具体的难题,例如人生某个关头的抉择,婚姻啊,事业啊,也许解决起来难一些,但或者是可以解决的,或者事过境迁未解决也过去了,不会老缠着你。也有抽象的难题,那是在灵魂中发生的问题,其特点是:对于未发生这些问题的人,抽象而无用,对于发生了这些问题的人,却仿佛是性命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你要么从来不去想,倒也能平平静静过,可是一旦它们在你心中发生了,你就不得安宁了,因为它们其实是不可能最终解决的。 不可能最终解决——这正是哲学问题的特点。凡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都是无解的难题。要说明哲学问题的性质,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和宗教、科学作比较。科学是头脑发问,头脑回答,只处理人的理性可以解决的问题。宗教是灵魂发问,灵魂本质上是情感,一种大情感,是对终极之物的渴望,对神秘的追问,宗教不要求头脑做出回答,它知道人的理性回答不了,只有神能回答,情感性的困惑唯有靠同样是情感性的信仰来平息。哲学也是灵魂在发问,却要头脑来回答,想给宗教性质的问题一个科学性质的解决,这是哲学的内在矛盾。 那么,哲学岂非自寻烦恼,岂非徒劳?我只能说,这是身不由己的,灵魂里已经发生了困惑,又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就只好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对于少数人来说,人生始终是一个问题。对于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是一个问题。对于另一些少数人来说,人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座各位不妨问一问自己,你属于哪一种?确实有许多人认为,去想这些想不明白的问题特别傻,这种人活得最正常,我很羡慕。可惜我是属于欲罢不能的那一类,对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想了大半辈子仍想不通。不过,我的体会是,想不通而仍然去想还是有好处的。乘今天讲座的机会,我把我所想过的这类问题略加整理,与你们交流。预先说明:我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即使说了一些想法,也是我拿不准的,不算答案。 人生中哲学性质的难题有很多,我姑且列举其中的一些: 一、人生的目的与信仰。人生有没有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99lib.目的?如果没有,人与动物有何区别?如果有,人的精神追求的根据是什么?怎样算有信仰? 二、死。既然死是生命的必然结局,生命还有没有意义?如何克服对死的恐惧?应该怎样对待死? 三、命运。人能否支配自己的命运?面对命运,人在何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应该怎样对待命运? 四、责任。人活在世上要不要负责任,对谁负责,根据是什么? 五、爱。人因为孤独而渴望爱,爱能不能消除孤独?为什么爱总是给人带来痛苦?爱与被爱,何者更重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六、幸福。什么是幸福,它是主观体验,还是客观状态?幸福是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怎样衡量生活质量? 所有这些问题围绕着、并且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人生意义。即人生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人生观。 人生观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生究竟有没有一种根本的意义。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表现为哈姆雷特的问题:“活,还是不活?”当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时,就会面临活着是否值得的问题。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又分两个方面。一是因生命的短暂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于死亡的不朽的、终极的价值?核心是死亡问题。二是因生命的动物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于动物性的神圣的价值,人活着有没有比活着更高的目的和意义?核心是信仰问题。第二,对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评价,即在人生的范围内,把人生作为一个过程来看,怎样生活更有意义,哪一种活法更好。核心是幸福(生活质量)问题。 对于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大致上有三种回答:第一,绝对否定,如佛教,认为人生绝对无意义。第二,绝对肯定,如基督教,认为人生有来自神的绝对意义。第三,一般人(包括我)在此两极端之间,既不能确定有绝对意义,又不肯接受绝对无意义,哲学是为这种人准备的。按照前两种极端的回答,怎样生活更好的问题有很明确的答案,对于佛教是求解脱,断绝业报的轮回,对于基督教是信奉神,为灵魂在天国的生活做准备。对于第三种人来说,既然在人生总体评价上难以确定,就可能会更加看重在人生的过程中寻找相对的意义,也就是更关心尘世幸福的问题,不过对这问题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分歧。 我今天讲人生观的几个最主要问题,即信仰问题、死亡问题、幸福问题。

一、信仰问题

问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回答不出。我也回答不出。的确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想,看你的书,对人生哲学谈得好像挺明白的,你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可是事实上,我在这方面之所以想得多一些,正是因为困惑比较多,并不比别人更明白。在人生某一个阶段,每个人也许会有一些具体的目的,比如升学、谋职、出国,或者结婚、生儿育女,或者研究一个什么课题、写一本什么书之类。可是,整个人生的目的,自己一生究竟要成一个什么样的正果,谁能说清楚呢? 有些人自以为清楚。例如,要成为大富翁、总统,或者得诺贝尔奖。可是,这些都还不是最后的答案,人生目的这个问题要问的恰恰是,你为什么要成为大富翁、总统,得诺贝尔奖,等等?如果做富翁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欲,做总统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得诺贝尔奖只是为了满足名声欲,那么,这些其实只是野心、虚荣心,只能表明欲望很强烈,不能表明想明白了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却仍然羡慕第欧根尼,正因为他觉得在想明白人生这一点上,自己不如第欧根尼。真正得诺贝尔奖的人,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决不会以得诺贝尔奖为人生目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自杀了。 还有一些人,他们从外界接受了某种现成的观念或信仰,信个什么教或什么主义,就自以为有明确的生活目的了。但是,在多数情形下,人们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接受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与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实质是分离的,因而只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不能真正充实灵魂和指导人生。我不是责备人们,而是想说明,一个人要对自己整个人生的目的有明确而坚定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件极难的事。那些自以为清楚的人,多半未作透彻思考。作了透彻思考的人,往往又反而困惑。 人生目的至少应该是比欲望高的东西,停留在欲望(生存欲望,名利欲是其变态)的水平上,等于是说:活着是为了活着。因此,问题的更明确的提法是:人的生命有没有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如果没有,人就不过是活着而已,和别的动物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至多是欲望更强烈(更变态)、满足欲望的手段更高明(更复杂)而已。 为生命确立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可以有不同途径。其一是外向的,寻求某种高于个体生命的人类群体价值,例如献身于某种社会理想,从事科学真理的探索,进行文化艺术的创造,传播某种宗教信仰,等等。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救世,目标是人类精神上的提升。其二是内向的,寻求某种高于肉体生命的内在精神价值,例如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潜心于个人的宗教修炼或艺术体验,等等。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自救,目标是个人精神上的提升。凡高于生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精神性的,其核心必是某种精神价值。这一点对于定向于社会领域的人同样是适用的。正像哈耶克所指出的,大经济学家往往同时也是大哲学家,他不会只限于关心经济问题,他所主张的经济秩序必定同时旨在实现某种人类精神价值。即使一个企业家,只要他仍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即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就决不会以赚钱为唯一目的,而一定会希望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某种比富裕更高的理想,并把这看作成就感的更重要来源。一般的人,哪怕过着一种平庸的生活,仍会承认人不应该像动物那样生活,有精神追求的生活是更加高尚的。由此可见,目的的寻求是人要使自己摆脱动物性而向更高的方向提升的努力。那么,向哪里提升呢?只能是向神性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努力有什么根据? 从自然的眼光看,人的生命只是一个生物学过程,自然并没有为之提供一个高于此过程的目的。那么,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个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这种冲动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与别的动物不一样,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哲学家的回答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是,从起源和功能看,理性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能力,其方式是运用逻辑手段分析经验材料,目的是趋利避害,归根到底是为活着服务的,并不能解释对意义(精神价值)的渴望和追求。于是,另一些哲学家便认为,原因不在人有理性,而在人有灵魂。与动物相比,人不只是头脑发达,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灵魂,动物没有。可是,灵魂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渴望,可以称之为人身上发动精神性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我们发现,灵魂这个概念不过是给人的精神渴望安上了一个名称,而并没有解释它的来源是什么。问题仍然存在:灵魂的来源是什么? 为了解释灵魂的来源,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在人性结构与宇宙结构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人的动物性(肉体)来自自然界(现象界),人的灵魂则来自神界(本体界),也就是他所说的“理念世界”。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精神价值以最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灵魂由于来自那个世界,所以对于对肉体生存并无实际用处的纯粹精神价值会有渴望和追求。柏拉图的理论后来为基督教所继承和发扬,成为西方的正统。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普遍相信,宇宙间存在着神或类似于神的某种精神本质,人身上的神性即由之而来,这使人高于万物而在宇宙中处于特殊地位,负有特殊使命。人的高于肉体生命的精神性目的实际上已经先验地蕴涵在这样一种宇宙结构中了。 但是,近代以降,科学摧毁了此类信念,描绘了一幅令人丧气的世界图景:在宇宙中并不存在神或某种最高精神本质,宇宙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永恒变化过程,而人类仅是这过程中的偶然产物。用宇宙的眼光看,人类只有空间极狭小、时间极短暂的昙花一现般的生存,能有什么特殊使命和终极目的呢?在此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就更可怜了,与别的朝生暮死的生物没有什么两样。人身上的神性以及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价值因为没有宇宙精神本质的支持而失去了根据,成了虚幻的自欺。 灵魂在自然界里的确没有根据。进化论用生存竞争最多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事实上,灵魂对生存有百害而无一利,有纯正精神追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倒霉蛋。 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先哲的作品,分明感觉到人类精神不息的追求,世上自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存在,心中很充实。但有时候,忽然想到宇宙之盲目,总有一天会把人类精神这最美丽的花朵毁灭,便感到惶恐和空虚。 这就是现代人的基本处境,人们发现,为生命确立一个高于生命的目的并无本体论或宇宙论上的根据。所谓信仰危机,其实质就是精神追求失去了终极根据。 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可能成为有信仰的人呢?我认为仍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不回避失去终极根据这个基本处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标准不是看他是否信奉某一宗教或某一主义,唯一的标准是在精神追求上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所谓真诚,一是在信仰问题上认真,既不是无所谓,可有可无,也不是随大流,盲目相信;二是诚实,决不自欺欺人。一个有这样的真诚态度的人,不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佛教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无神论者,或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者,都可视为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人生中有超出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它比生命更重要,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和献身。他们的差异仅是外在的,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在寻找和守护同一个东西,那使人类高贵、伟大、神圣的东西,他们的寻找和守护便证明了这种东西的存在。说到底,我们难以分清,神(宇宙的精神本质)究竟是灵魂的创造者呢,还是灵魂的创造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有灵魂(即有精神渴望和追求)与有信仰视为同义语。一个人不顾精神追求的徒劳而仍然坚持精神追求,这只能证明他太有灵魂了,怎么能说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呢?

二、死亡问题

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在童年或少年时期,经历过一次对死的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当然也看见或听说过别人的死,但往往并不和自己联系起来。可是,有一天,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我在上小学时就有过这个经验,一开始不肯相信,找理由来否定。记得上生理卫生课,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墙上,我就对自己说,我的身体里绝对不会有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肯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不会死。但自欺不能长久,我终于对自己承认了死也是我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 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只是因为不可避免,人们便觉得想也没有用,只好默默忍受罢了。对于这种无奈的心境,金圣叹表达得最为准确,他说:我今天想到死的时候这么无奈,在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也这么无奈过了。我今天所站的这个地方,无数古人也曾经站过,而今天只见有我,不见古人。古人活着时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无奈而不说罢了。真是天地何其不仁也! 但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死之令人绝望,在于死后的绝对虚无、非存在,使人产生人生虚幻之感。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把死亡问题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干脆说哲学就是为死预做准备的活动。 然而,说到对死亡问题的解决,哲学的贡献却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可怜。直接讨论死亡问题的哲学家一般都立足于死之不可避免的事实,着力于劝说人以理智的态度接受死。例如,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说:死后你不复存在,没有感觉,也就没有痛苦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我不愿意不复存在!我愿意有一颗能感知、能欢乐和痛苦的灵魂!还有什么物质不灭之类,可是我恰恰不愿意仅仅是物质!死的可怕正在于灵魂的死灭、不存在。斯多葛学派则劝人顺从自然,他们说:如果你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反驳得好,他说:问题在于我不但不愿意死,而且不愿意我愿意死!还有一种巧妙的说法,意思是说:死后与出生前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为自己出生前不存在而痛哭,你会说他是傻瓜,那么,为死后不存在而痛哭也同样是傻瓜。这种说法巧妙是巧妙,但并不能平息灵魂对死亡的恐惧。灵魂的特点是,它从未存在也就罢了,一旦存在了,就决不肯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前景了。 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宗教往往还主张死比生好,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接受死亡,而且应该欢迎死亡。其中,基督教和佛教又有重大区别。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升入了天国。所以,生和死都是有(存在),并且生是低级的有,死是高级的有。与之相反,佛教主张,四大皆空,生命仅是幻象,应该从这个幻象中解脱出来,断绝轮回,归于彻底的空无。所以,生和死都是无,并且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我个人认为,基督教之宣称灵魂不死,毕竟是一种永远不能证实的假设,或者如同帕斯卡尔所说是赌博,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相比之下,佛教可能是在生死问题上的最透彻的理解,是对死亡问题的最终解决。人之所以害怕死,根源当然是有生命欲望,佛教在理论上用智慧否定生命欲望,在实践上用戒律和定修等方法削弱乃至灭绝生命欲望,可谓对症下药。当然,其弊是消极。不过,在无神论的范围内,我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种积极的理论能够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 总的来说,就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而言,哲学不如宗教,基督教不如佛教,但佛教实质上却是一种哲学。对死亡进行哲学思考虽属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我称之为有意义的徒劳。其意义主要有,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如奥勒留所说,这种思考帮助我们学会“用有死者的眼光看事物”。譬如说,如果你渴望名声,便想一想你以及知道你名字的今人后人都是要死的,你就会觉得名声不过是浮云;如果你被人激怒,便想一想你和激怒你的人不久后都将不存在,你就会平静下来;如果你痛苦了,例如在为失恋而痛苦,便想一想为同样事情而痛苦的人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不值得。人生不妨进取,但也应该有在必要时退让的胸怀。第二,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人皆怕死,又因此而怕去想死的问题,哲学不能使我们不怕死,但能够使我们不怕去想死的问题,克服对恐惧的恐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死的自由。死是不问你的年龄随时会来到的,人们很在乎寿命,但想通了既然死迟早要来,就不会太在乎了,最后反正都是一回事。第三,死总是自己的死,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从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在”,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三、幸福问题

在世上一切东西中,好像只有幸福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例如结婚、生孩子,甚或升官发财,肯定有一些人不想有,可是大约没有人会拒绝幸福。人人向往幸福,但幸福最难定义。人们往往把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实现自己最衷心的愿望称作幸福。愿望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讲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动一个小手术,因为麻醉的缘故,术后排尿困难。当我站在便池前,经受着尿胀却排不出的痛苦时,我当真觉得身边那位流畅排尿的先生是幸福的人。真的实现了愿望,是否幸福也还难说。费尽力气争取某种东西,争到了手却发现远不如想象的好,乃是常事。所谓“人心重难而轻易”,“生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在别处”,这些说法都表明,很难找到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幸福究竟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状态?如果只是前者,狂喜型妄想症患者就是最幸福的人了。如果只是后者,世上多的是拥有别人羡慕的条件而自己并不觉得幸福的人。有一点可以确定:外在的条件如果不转化为内在的体验和心情,便不成其为幸福。所以,比较恰当的是把它看作令人满意的生活与愉快的心情的统一。 那么,怎样的生活是令人满意的并且能带来愉快心情呢?这当然仍是因人而异的。哲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生活包括外在生活(肉体生活和社会生活)和内在生活(精神生活)两方面,其中,外在生活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内在生活是幸福的更重要的源泉。 对于幸福来说,外在生活具备一定条件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主要是灵魂的善,但要以外在的善(幸运)为补充,例如高贵的出身、众多的子孙、英俊的相貌,不能把一个贫贱、孤苦、丑陋的人称作幸福的。不过,哲学家们大多强调:这不是主要方面,而且要适度。亚里士多德指出:平庸的人才把幸福等同于纵欲。他批评贵族中多亚述王式人物,按照亚述王墓碑上的铭文生活:“吃吧,喝吧,玩吧,其余不必记挂。”哲学家一般不会主张这样的享乐主义,被视为享乐主义始祖的伊壁鸠鲁其实最反对纵欲,他对快乐的定义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 外在生活方面幸福的条件大致可以举出以下这些:一、家庭出身。在存在着财富或权利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就处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早年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的机会,并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当然,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富贵未必都是福,贫寒未必都是祸,不可一概而论。二、财富(金钱)。贫穷肯定是不幸,至少应该做到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未必是钱越多越幸福。我的看法是:小康最好。三、社会上的成功,地位,名声。怀才不遇、事业失败肯定是不幸。但是,成功要成为幸福,前提是外在事业与内在追求的一致,所做的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四、婚姻和家庭生活美满。对于老派的人来说,还要加上子孙满堂。对于新派的人来说,这些都可以不要,但至少要有满意的爱情。五、健康。托尔斯泰认为,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而是健康。六、闲暇。一个人始终忙碌劳累,那也是一种不幸,哪怕你自以为是在干事业。要有内在的从容和悠闲来品尝人生乐趣。七、平安,一生无重大灾祸。最好还能长寿,所谓寿终正寝。 内在生活方面的幸福也有诸多内容,主要包括:一、创造。创造是自我能力和价值的实现,其快乐非外在的成功可比。二、体验。包括艺术欣赏,与自然的沟通,等等。三、爱。人间各种爱的情感的体验和享受,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等。还有更广博的爱,例如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福音之爱,人道主义的博爱。四、智慧,智性生活。包括阅读和思考,哲学的沉思,独处时内心的宁静。五、信仰。 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内在生活是幸福的主要源泉和方面。其理由是: 第一,内在生活是自足的,不依赖于外部条件,这方面的快乐往往是外在变故所不能剥夺的。亚里士多德说:沉思的生活是人.99lib?身上最接近神的部分,沉思的快乐相当于神的快乐。 第二,心灵的快乐是高层次的快乐。柏拉图认为,在智慧与快乐两者中,智慧才是幸福。他提出的理由是:智慧本身是善,同时也是快乐,而其他的快乐未必是善。约翰.穆勒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把幸福等同于快乐。即使他也认为:幸福不等于满足,天赋越高越不易满足,但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因为和肉体快乐相比,心灵快乐更高级,其快乐更丰富,不过只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对此做出判断。当代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类似的意义上把人的需要分成不同层次,认为在低层次的物质性需要满足以后,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才会凸显出来,并感受到这种需要之满足的更高的快乐。 第三,灵魂是感受幸福的“器官”,任何外在经历必须有灵魂参与才成其为幸福。因此,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你有钱买最好的音响,但不懂音乐,有什么用。现在许多高官大款有条件周游世界,但他们对历史和自然都无兴趣,到一地只知找红灯区,算什么幸福。对于内心世界不同的人,表面相同的经历(例如周游世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事实上也就完全不是相同的经历了。 第四,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的扰乱。天有不测风云,超脱的智慧对于幸福是重要的。 一般来说,人们会觉得自己生活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段时光是幸福的,但难以评定自己整个人生是否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幸福与否与命运有关,而命运不可测。所以希腊人喜欢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希罗多德《历史》中讲过一个故事:梭伦出游,一个国王请教谁最幸福,他举的都是死者之例,因为可以盖棺论定了,国王便嘲笑他说,忽视当前的幸福、万事等看收尾的人是大傻瓜。亚里士多德对此也评论说:梭伦的看法是荒唐的。我认为,人生总是不可能完美的,用完美的标准衡量,世上无人能称幸福,不光生前如此。仔细思考幸福这个概念的含义,我们会发现,它主要是指对生命意义的肯定评价。感到幸福,也就是感到活得有意义。不管时间多么短暂,这种体验总是指向整个一生的,所包含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评价。尤其在创造中,在爱中,当人感受到幸福时,心中仿佛响着一个声音:“为了这个时刻,我这一生值了!”因此,衡量你的人生在总体上是否幸福,主要就看你觉得这一生活得是否有意义。当然,外在条件也是不可少的,但标准不妨放低一些,只要不是非常不幸就可以了。 由于幸福不能缺少外在条件和内心安宁,所以,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幸福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和最高价值。历史上有许多天才并不幸福,在外在生活方面穷困潦倒,凡高是最突出的例子。深刻的灵魂也往往充满痛苦和冲突,例如尼采,像歌德那样达于平衡的天才是少数,而且也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的。同时,人生有苦难和绝境,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其中,在那种情形下,一个人仍可能以尊严的方式来承受,从而赋予人生一种意义,但你绝不能说这是幸福。归根到底,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 信仰和人生的意义 很多读者看到我的文章写得还算好,就以为我的讲话肯定也精彩,其实不然。我的口才很差,偏偏你们学校是专门培养口才好的人的,所以今晚我是用我的弱项碰你们的强项,肯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我今晚讲座的主题是人生意义的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哲学家尤其如此,他们总是不断地追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根据。当然,许多人会觉得这样去追问没有必要,这种人活得很快活,我特别羡慕,可惜我自己是属于情不自禁要追问的那种人。我从事的职业是哲学研究,虽然我研究哲学已经有许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已经有许多年,但至今仍想不明白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今天我就把这个我想了多年仍想不明白的问题和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们也许永远也想不明白,但我的体会是,想不明白而仍然去想对一个人还是有好处的。 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核心,它涉及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活着到底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意义,这就是哈姆雷特常问的问题:“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个疑问。我有一个经商的朋友,生意做得很大,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要找我聊聊,他跟我说,他整天忙忙碌碌的,闲下来时突然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他问我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跟他说,人活着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自己找的,准确地说,都是自己造的。追问人生有没有意义,是因为人生有两个疑点。第一点就是人的生命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人和别的动物一样经历着出生、生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任何更高的意义来。但是人好像又不甘心自己像别的动物一样,他总希望人生有超出动物性生存以上的价值。第二个疑点是,生命是短暂的,人终有一死,从死后的眼光来看,这短暂的一生等于没有活过,这时就会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人生到底有没有一种超越死亡的不朽的价值,所谓终极的价值。关于这两个疑点,有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是,人生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应该解脱出来。这方面的代表是佛家思想,佛家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幻象,因此要从生命欲望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其最高境界是涅槃。第二种回答是,人生有终极根据、终极价值,代表是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因此生命是永恒的。第三种回答大约是多数人的回答,也是我的回答,那就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肯定,但也不能接受人生根本无意义的观点,宁可相信人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去寻找或创造,哲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关于人生意义的两个疑点,实际上分别是信仰问题和死亡问题,今天我着重讲信仰问题,然后简要地讲一讲死亡问题。

一、关于信仰

我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无解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比如信仰问题,也就是人生目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生命有没有一种超越生命的神圣价值,这个问题放在宗教里是有标准答案的,放在哲学里就没有,哲学只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探索可能的答案。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的目的即理想。比如你们未考上大学之前拼命奋斗是为了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要找一份好工作,又比如我现在研究哲学,准备出一本书,这些都可以说是目的,但都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整个一生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才是哲学要问的问题。有人可能说我活着是为了赚大钱,当个大富翁,有人可能说要搞政治,当总统,有的人可能在文学上很有雄心,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人生目的的问题要问的恰恰是一个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当大富翁,你为什么要当总统,你为什么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当大富翁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物质欲,当总统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得诺贝尔奖只是为了满足名誉欲,那么,只能说明你的个人欲望很强烈而已,你还是没有弄清楚人生目的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欧亚大陆以后,到各个城邦去视察,有一次来到一个城邦,遇见哲学家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是那时候最著名的哲学家,他提倡过简朴的生活,当时正躺在一个木桶里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对他慕名已久,见了他就问:请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第欧根尼回答:只有一件事,就是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后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要做第欧根尼。作为欧亚大陆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权力大如天,但他仍然这样敬佩第欧根尼,他觉得第欧根尼正是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比他高明,就是第欧根尼弄明白人为什么活着了,而他还没有弄明白。 其实,获得诺贝尔奖不算什么,好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获奖后自杀的,可知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否则他们就应该很满足,决不会自杀。这说明他们认为人生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目的,但那个目的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所以在绝望中自杀了。 所以,谈论人生目的就不能停留在世俗欲望的水平上,它应该是对高于世俗生活、高于生命过程的一种价值的追求。现在要问,人追求这样一种价值的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生命过程本身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然本身并没有给人提供一种高于生命过程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价。但是,理性是为生存服务的,而实际上人的精神追求与理性的这个功能是相悖的,它并不利于生存,我们只要看看,在现实生活中执著追求精神价值的人总是倒霉蛋,就可以知道了。由此可见,人有精神追求并不是因为人有理性,只能说是因为人有灵魂。理性与灵魂是两回事,理性是为了对付生存环境,实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而灵魂是人的一种内在渴望,追求的是目的价值,真、善、美之类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之为价值不是因为它们能为生存服务,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值得追求的。因此,人和动物的不同不仅仅是头脑发达,最根本的是人有精神追求这个意义上的灵魂,而动物没有。 那么,人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人的灵魂在宇宙中到底有没有根据?我们也许可以说人的大脑是进化来的,是人在不断的生存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环境,更好地生存,这些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是,人的内在渴望、精神追求却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我们只能假定,人的大脑和灵魂有不同的来源,大脑来自自然界,灵魂则来自某种神圣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本质世界,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基督教称之为上帝。 可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基督教信仰体系逐渐崩溃,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在这之后,上面这个假定就成问题了。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描绘,人类只是宇宙过程中一个偶然的产物,与别的动物的区别只是进化程度更高,头脑更发达而已,宇宙过程中根本没有灵魂的位置。这样一来,人的灵魂生活就失去了根据,对于人的灵魂生活就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本没有灵魂生活,所谓的灵魂生活只是人的自欺和幻觉,二是人虽然是有灵魂生活的,但这个灵魂生活没有来源,在自然界里找不到根据,只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所以人的一切精神追求必然是绝望的。我们看到,现代人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下,一些人确实把灵魂生活当作虚幻的东西抛弃了,不再有精神上的追求,而那些仍然重视灵魂生活的人则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其实质是灵魂生活失去了根据。 其实,到底有没有一个作为灵魂生活的根据的更高的本质世界,科学虽然不能证明,但也不能证伪。因为科学只是研究经验范围之内的现象,而灵魂所追求的东西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对于形而上的东西、超验的东西,科学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那不是科学的事儿。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我们相信灵魂来自理念世界,相信有一个理念世界存在,但我们无法证实,因此这是一个冒险,信仰本身是一个冒险。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因为相信它存在比不相信它存在要好得多。对于这一点,说得更清楚的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说这就好像赌博一样,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无法证实,但我们把赌注押在上帝存在这一边,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输了却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结果无非就跟押在上帝不存在那一边一样。我相信,信仰总是带有这种赌博和冒险的性质的。我认为,关键在于,把赌注押在上帝或最高本质存在这一边,相信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某种终极价值,这样来安排我们的人生,与那种否认精神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生,两者的品位是完全不同的,这本身已经是信仰冒险的巨大收获了。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人到底怎样才算有信仰呢?在现代社会中,无信仰的确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冷漠,许多人对于有没有信仰好像完全无所谓,只要物质生活过得好就行了。尤其是一些以后现代自我标榜的人,他们公开拒绝和嘲笑信仰,认为信仰是一种过时的、可笑的东西。其实,真正的后现代是指在原有统一信仰解体的情况下提倡信仰的个人化和多元化,并非全盘否定信仰。另一种表现是没有信仰而装作有信仰,例如很多人信教或假装信仰某种主义,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并不是出于精神渴求。现在寺庙里的香火很旺盛,我相信如果去问那些烧香拜佛的人许的什么愿,肯定多半是一些很具体的事。真正的佛教信仰当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本义来讲,佛不是神而是觉悟的意思,而现在人们却把佛当作法力无边的神,向他下拜、烧香,求他保佑,赐给自己一些很实际的福分,这就把佛教功利化了,失去了佛教的本义了。比较起来,现在有些人信基督教可能要真诚一些,真实信仰的成分可能要稍微多一些。 总的来说,我认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你是否信教,信什么教,做一个教徒并不等于有信仰。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主要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是否真诚和执著。有信仰的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像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并且教导当时年轻人要这样活着,因此遭到指控,说他扰乱民心,被处死了,可以说他是为信仰而死的。你也可以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像尼采那样,他对欧洲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进行了全面批判,自称是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直在真诚地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最后发现人生根本没有意义,但他决心把这个没有意义的人生承担下来,不逃避,也不撒谎。你也可以是一个宗教徒,比如奥地利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史怀泽,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名的神学家、音乐家,研究巴赫的权威,德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院长,这时他却改行去做医生,学了六年医,然后到非洲一个小地方行医,一直到死。他后来还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认为生命的来源是神秘的,人对一切生命都应怀有敬畏之心。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并不在于外在的身份和外表的信仰,最重要的是相信人生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这个目标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因而执著地去追求,为之而献身。在我看来,上面这几位只有外在的、次要的区别,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都在寻找和守护人世间高尚、伟大、神圣的东西,正是这些人的寻找和守护证明了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上帝就存在于圣徒们的寻找和守护之中。 关于现代人的信仰问题,美国哲学家蒂利希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以前都是用信仰来证明勇气,其实应该用勇气来证明信仰。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某种信仰还不能证明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但是如果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就证明他是有信仰的。信仰不是一种观念,比如说上帝的观念,信仰实际上是灵魂的一种状态,是被一种最高的力量支配着的状态,蒂利希把这种最高力量称作存在本身。当你的灵魂被这种最高力量支配着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信仰状态,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你都被它支配了,你就是有信仰的。比如说,一个人寻找生命的神圣意义,他总也找不到,于是他绝望、焦虑,但他不顾寻求的徒劳仍然坚持寻求,他的灵魂渴望并没有因为失去宗教信仰的支持而平息,反而更加强烈了,这就说明有一种力量比关于上帝的神学观念更强大,这种力量不会因为上帝神学观念的解体而动摇,是这种力量支配了这个人,所以他才会坚持不懈地寻求。也就是说,不管现有的宗教怎样衰落,人的灵魂里的渴望仍是根深蒂固的,它必定是有一个来源的。人的渴望证明了人是有一种重视精神价值超过重视物质价值的存在,一个人不管是否找到了这种精神价值,只要他始终有内在的渴望,就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很赞同这个思路,它确实触及了信仰的实质。 经常有大学生问我,说他们在大学里有很多理想抱负,但一到了社会上总要碰壁,那么理想究竟有什么用?我认为,如果理想只是对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它已经背离了理想的本义,在现实面前碰壁是必然的事情。所谓理想应该是指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比如说追求正义,追求真、善、美,事实上这类理想是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同时,这种理想的实现形式同某种社会理想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变成一种直接的社会现实,而是成为一种心灵现实,也就是转化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你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就证明你的人生理想是在实现。

二、关于死亡

关于死亡问题,我就简单地说几句。死亡是对人生意义的严重威胁、根本威胁,所以成为人生哲学要讨论的大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一定经历过对死亡的突然发现,就是有一天突然知道,死亡不只是别人的事,那些老人、病人的事,而是把死亡和自己联系起来了,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也会死的。实际上死亡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你意识到了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这个个体在宇宙间的存在是极其短暂的。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绝望的体验。在人的一生中,这种对死的恐惧、对独一无二的“自我”必将消失的恐惧会经常浮现在你的意识里,当然有时候会忘记,但它始终在那里。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也许会对它麻木起来,由于你对死这件事毫无办法,往往还会回避。 但是,事实上死是无法真正回避的。那么,哲学就是要你去思考这种人们一般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通过思考,你多半仍然不能克服对死的恐惧,但是可以克服对死的恐惧的恐惧,也就是说,你敢于直面这个让你恐惧的事情了。哲学不是在经验层面上讨论死亡问题,比如临终关怀之类,而是在形而上层面上讨论,比如人死后是归于虚无,还是灵魂不死,如果归于虚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哲学家们有种种不同的回答。多数哲学家的思路是,死是自然规律,应该坦然接受它。依我看,这个思路水平不太高,因为它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后的虚无对人生意义提出的严重挑战。但是,我发现,那些不回避的哲学家,他们的思路实际上就非常接近宗教。比如说,柏拉图要我们相信,只有肉体会死,灵魂是不死的,他的观点就接近基督教,事实上西方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他的思想。又比如说,叔本华要我们看透人生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他的观点就接近佛教,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受了
佛教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佛教对生死问题的理解可能是最透彻的,当然佛教比较悲观,比较消极,但是,对于死亡这样一件让人无法乐观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自欺,正确的做法是解脱自己,而佛教传授的正是解脱的智慧和具体方法。 关于死亡问题,我就说这么多。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最后是否想明白了,而是要去想,要面对,不要回避。也许你最后还是想不明白,但是,想本身是会有收获的,可以使你对人生中各种具体的遭遇看开一些,以死为背景,你就不会太在乎,也可以使你在一定程度上对死做好准备,就像蒙田所说的,想得多了,就对死亡这件事好像很熟悉了,一旦来临,就不会感到太突然了。 我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交流。

现场互动

问:周老师,你是个哲学研究员,可以经常思考人生意义问题,可是在世界上忙忙碌碌的我们,能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心情下去思考人生问题呢?这种思考会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么? 答:我思考人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如果我没有从事哲学专业,我仍然会想这些问题。同样,我知道许多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在思考这种问题,而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却未必思考这种问题。真正说来,思考人生问题和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灵魂中有困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思考。而且,这并不占用你特定的时间,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作这种思考。当然,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也许要去看很多有关的书,这是要占用一定时间的,这是另一回事了,思考本身是自发的,是不由自主的,不是由职业决定的。至于忙忙碌碌的人思考这种问题有没有用,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有用或没用了。哲学的确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这种问题困扰,那你当然不用去思考,这样你也许生活得更加简单和轻松。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你就欲罢不能,不让你思考也难。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很可能和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我的体会是,虽然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使人沉重,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别的事情不能代替的。 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信仰佛教会不会导致消极作用? 答:我认为会的,我一点儿也不主张年轻人信佛。虽然我认为佛教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生哲学,西方没有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在这方面能够超过它,但是,它毕竟把人生看得太透了,彻底的佛教徒是不能在世俗中生活的,他只有出家,到深山老林中去。当然,对佛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理解得还很浅,今后会好好学,也许会找到一种把出世与入世结合起来的方式。 问:你主张要看透生死,那么我必然要死,还苦苦拼搏干什么?我是否就应该充分满足自我,享受人生? 答:这是尼采和叔本华的区别。叔本华认为人生是虚无的,应该解脱出来,灭绝生命的欲望,没有必要拼搏。尼采不一样,他其实也认为人生是虚无的,本质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不热爱生命了,而因为热爱生命,我们就要为本无意义的生命创造出一种意义来。他有一个比喻,说生命就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我们已经怀疑她了,不相信她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爱她。我们即使看透了生死,仍然不能抵御生命所具有的魅力,对生命的热爱是出自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任何悲观的理论都压制不了的。其实,我觉得,看透生死不一定会使人变得消极,如果把握得好,可以使人更积极,但同时又更超脱。所谓更积极,是指你能够更清醒地分清主次,你可以在正确的方向上去拼搏,去争取你真正想要、对于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当你在拼搏中遭受挫折时,你又能用一种超脱的眼光看待。在人生中,积极和超脱都需要,困难在于把握好分寸,二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偏于哪一面都不好。 问:当你在遇到一些重大困难或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你是否想到宗教,希望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去帮助你? 答:想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方法,只好相信奇迹,确切地说是盼望奇迹。常常有人劝我信教,有很多基督徒向我传教,但是现在神还没有找到我。 问:经历了苦难以后,你曾感到哲学观念的无力,这对你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对你的追问仍然自信么? 答:哲学观念上的东西对现实的苦难不起作用,当你在身陷苦难时,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忍受,忍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只好如此。哲学带给我的一样东西还是起了作用的,不是某一个哲学观念,而是跳出来看自己的遭遇的那种习惯,这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有点像第二本能。至于说我在这以后对我的追问是否仍然有信心,我觉得我一向就不自信,而且我追问的不是观念上的东西,我的问题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我的内心。事实上,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再把它们表达为语言,已经离内心中的根源很远了,彼此已经有很大的出入,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想,无论我的表达看起来多么明白,内心中那些原始的困惑是不能根本解决的,所以我很不自信。 问:有人当面称你为哲学家时,你心中作何感想? 答:没有什么感想,其实哲学家是一个很普通的词。在西方,哲学家也只是一种职业,只要你是研究哲学的,就可以称你为哲学家。当然,哲学史上的伟人、哲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又是另一回事了。 问:你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有过自成体系的哲学么? 答:你这个时间的限定很有意思,“近99lib.代以前”,说明你也认为中国近代以后没有自成体系的哲学。近代以前,当然包括古代。我最近在研究王国维,我发现他是最早懂得西方哲学的人,尤其是第一个读懂康德的中国人。王国维在读懂康德后就深深感到,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像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都是有政治抱负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中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我想,比较而言,老子可以说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曾经有过的最自成体系的哲学。 问:你认为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对当前现实问题是应该面对还是应该背对?面对又该如何面对? 答:我觉得应该面对。背对这个姿势本身就很傻。你可以面对,但应该远一点,就是不要过于投入。哲学家可以关心现实,也可以不关心现实,但从来不是非常投入现实的人。哲学是立足于根本,立足于永恒,去看一切暂时性的东西,现实当然属于暂时性的东西,所以距离是必要的,哲学应该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问: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种深沉的虚无,旧有的宗教价值体系崩溃了,可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在现在的社会又可以以何种形式出现,该向哪条路走? 答: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原来大家认同的价值体系崩溃了,那么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能不能建立起来?时下很多人在提倡新儒学,想要以之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信仰。我本人认为,在今后五十年内,不太会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尼采在十九世纪末曾经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即将到来,它将统治两百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他的预言有何根据,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形成的前景还很渺茫。而且,我觉得其实人类不应该有一种统一的信仰,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比较欣赏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一元化的信仰,你真正需要信仰就自己去寻找去选择。 问:你是否还和十岁时有同样的心理?对死亡的恐惧感是否还存在? 答:当然,不过在年轻时,对死亡的突然意识的出现比现在要多,这说明年龄越大越麻木。也许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安排吧,在让你一步步走近死亡的同时,也一点点适应死亡,越来越不那么敏感,等到死亡来临时,也就不那么痛苦了。 问: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人生超越价值的问题,对我们年轻学子来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信仰?请列举几种。 答: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因人而异的。我当然可以给你列举出世界上现有的几种信仰形式,几种宗教,但这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如果你对它们都不信,在信仰问题上该怎么办。如果是这样,我就向你推荐哲学。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对于失去了统一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最好的避难所。他的意思是说,在你还没有寻找到一种确定的信仰之前,哲学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是对信仰的一种探索过程,因而可能正好是最适合于你的东西。 问:当我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我总是对哲学家的说法产生怀疑。你是否怀疑过你工作的价值?你遇到你的哲学难题时怎么办? 答:我说过,我对我的哲学探索是很不自信的,但原因不是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矛盾。这不成其为怀疑哲学的价值的理由,恰恰相反,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矛盾,要哲学干什么?哲学的价值正在于用理想来为现实引路。我的不自信是基于哲学的本性,哲学始终是一种寻找终极根据的工作,终极根据不可证明,实际上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因此,我常常产生一种怀疑,就是我也许是在寻找自我安慰,找到的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不过,自我安慰也未必没有价值,人是需要自我安慰,人类是需要自我安慰。 问: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当局者还是一个旁观者?当局者清还是旁观者清? 答:我想我们每个人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我自己尽量做到两种角色能够时常调换。当你身为当局者无法忍受时,就要尽可能跳出来做一个旁观者,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身为当局者的痛苦。 问:你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你说都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既然你已经看清了它们没有答案,为什么还要去寻找答案呢?你对答案的探究还有意义吗?你在乎的仅仅是过程么? 答:这个将了我一军。这么说吧,探究这些问题是灵魂的要求,理性的确不能解出答案,但是灵魂才不管理性能不能呢,所以这是身不由己。另外,你可以说我在乎的是过程,因为我确实感到,这个过程是有乐
99lib.
趣也有收获的。 问:尼采的自杀是否是因为彻悟了人生的意义?尼采对你的思想有哪些影响? 答:尼采没有自杀,是发疯了。他发疯恐怕不是因为彻悟了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而是因为大脑的病变。局势和他年轻时得的梅毒有关,可见他也不是一个脱离红尘的人。尼采对我的影响是一言难尽的,但我自己认为,我的思想更多的是由我的气质和经历造成的,因此在他那里找到了一种共鸣。我和尼采的最大区别是,他是很极端的,是真正的天才,而我则要中庸平和得多,这可能和我是一个中国人有关系吧。99lib. 问:你认为上帝或神存在吗?灵魂会死吗?你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 答:我希望神存在,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确信这一点,我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同样,我希望灵魂不死,但是我无法确定。至于我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我想说我都不是,中国以前的教科书灌输的这种截然的划分,我认为是与哲学无关的。简单地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对于研99lib.究他们的学说和评价他们的哲学贡献没有任何意义。 现代人的幸福观和财富观 主持人: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请大家安静一下,咱们论坛的报告就要开始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周国平先生的忠实读者特别多,所以今天的论坛也是空前的热烈。可能座位比较紧张,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那么现在,我们从六楼已经拿了一些凳子过来,大家能坐就坐,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只好委屈大家席地而坐,拿一些报纸垫着克服一下。非常感谢大家配合一下。没有票的同志,可以先站起来,让有票的同志坐下。我们按游戏规则进行。没票的同志请大家自觉配合一下。遵守现场纪律! 因为周国平老师来了很久了,咱们就先开始报告。好不好?有票的同志对不起了,我们将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们明天将按照有票先进场的规则进行,今天先对不起大家了!我们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周国平先生!(掌声) 周国平先生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咱们今天来这么多的读者朋友们,就反映了周国平先生的号召力,尤其《岁月与性情》从今年七月份出版以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今天周国平先生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现代人的幸福观和财富观”,演讲的时间大约是90分钟,然后会有半个小时的读者提问时间。还要特别跟在座的新闻界的朋友说明一下,在读者提问完之后,在我们的六楼会议室,有周国平先生和新闻界朋友的较短的一个见面会,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进一步交流。好,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国平先生报告! 周国平:今天这个场面让我很感动。刚才我看见一些有票的同志没有位置,我感到很抱歉,我向你们道歉!(掌声)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深圳举办读书月的时候和深圳的读者进行交流,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现代人的幸福观和财富观”。这个题目定下来以后,有深圳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是这样想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财富这个东西已经成了一个大家追求的目标,可以说人心所向,可能当代最响亮的关键词就是财富,在媒体上、在各种论坛上出现率最高,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功不成功,恐怕主要的标志就看他财富多不多,钱多不多。但是我觉得,在大家都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真正觉得自己幸福的人有多少?其实并不多。没有钱或钱少的人当然觉得自己不幸福,争取财富的过程中也充满着焦虑。财富多的人就愉快了吗?就幸福了吗?据我了解,一些身价很高的人其实也很苦恼。还有的人为了财富进监狱,甚至送了命。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强调财富而实际上觉得自己幸福的人最少的一个时代,这就出了问题了,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所以,我想重点讲讲幸福观,然后讲讲我对财富的看法。不一定对,可能我的看法都比较保守。你们可以批判我,我可能比较落伍。

一、幸福喜欢捉迷藏

在哲学中,幸福观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幸福好像是一种人人向往的东西,没有人会拒绝,谁都愿意自己一辈子过得幸福。但是,幸福又是最难定义的。什么是幸福,自己是否幸福,都很难说清楚。每个人都可能想象他自己最愿意得到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就一定很幸福。这是把自己最迫切的愿望、最强烈的愿望的实现看成是幸福。可是,每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是会因环境而变化的。而且,愿望实现了以后,你也不一定真的感到幸福。所以,如果用愿望来判断幸福的话,幸福实际上就没有标准了。 一个人处境很不好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改变一下就一定很幸福。比如,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广西一个山沟里,属于桂林地区的一个县城,我在县委机关里面当小公务员。有时候去桂林开会,一看桂林这么好,就想什么时候能调到桂林,那我可就太幸福了。我自己在那个山沟里面,生活太单调了,时间是停止的,今天你就知道明天会怎样,每天都是重复,那种日子很难熬。相比之下,我就觉得桂林人的生活要比我丰富得多。所以那时候,我真觉得如果哪一天把我调到桂林,我会特别幸福,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我到了北京,如果再把我调到桂林,我就不干了,一点都不愿意去了。当然,去桂林玩玩还可以,在那里工作、生活,我就不愿意。所以,一个人对幸福的感觉是会变化的,因为人的愿望在变。 而且,愿望实现了,本来特别强烈的愿望实现了,是不是真感到幸福,那还很难说。往往是这样的,没有到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东西太重要了,真的到手了,你就会觉得不过如此。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生活在别处”,意思是说:人往往觉得自己这里的生活很平常,不是真正的生活,别人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都羡慕别人。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意思与这相近,是说虽然旁人觉得你很幸福,你自己对自己正在过的生活总是不会满意的。我看过了一篇小说,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写的,他写一位先生,家庭挺和睦的,但就是生活天天这样重复,他感到厌烦,心里盼望生活有些变化。有一天,他在外面看见一个女子的背影,觉得她特别漂亮,完全被迷住了,就不由自主地跟踪她,走了很多路,拐了很多弯,最后到了一座楼房,那位女子走进去了,他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家,而那个女子就是他的妻子。这篇小说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对于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往往评价偏低,放到一个没有得到的情形下,又会发现许多优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句话,叫做“人情固重难而轻易,喜新而厌旧”,就是说人之常情是看重不易到手的东西,一旦到了手,就又不在乎了。钱钟书的《围城》也讲得很生动,没有结婚的人想结婚,觉得结了婚会很幸福,想进婚姻这座城,进了这个城,在城里呆久了,又想出来了,觉得还是在城外自由,不受婚姻束缚的人更幸福。自己的愿望在没有实现的时候,想象里是很美好、幸福的,一旦实现,往往大打折扣。所以,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我觉得,我们在幸福问题上经常想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往往从愿望出发,而愿望往往又是人比人,和人家比,并不是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清楚。看人家手里面有什么,自己没有,就想如果自己也有就很幸福。别人有豪宅,我没有,如果我也有钱买一套,就一定很幸福。都是这种思路,跟人比,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真正值得自己追求的。所以,在幸福观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关键是把自己到底要什么想清楚,把哪些东西对于幸福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问题想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有各种说法,但是基本上有这样一点比较共同的,认为幸福应该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外部条件和内在状态的统一。不能纯粹是一些硬件,一些客观条件。外部条件列出再多,得到再多,也不等于是幸福。主观上对你这个生活比较满意,这样一种满意的状态肯定要有的。当然,也不能光是一种主观的状态,自己觉得幸福,就算是幸福。还应该有一些客观的标准,用这些标准判断这个生活确实是值得向往和追求的。这些标准包括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我想根据现代人的情况来谈谈这两个方面。我事先说明一下,其实我讲的外在方面,最后都离不开内在的东西,光有外在条件是不成其为幸福的。

二、幸福的外在方面

从外在生活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一些指标,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这些指标是大家都想要的,认为得到了这些东西是有利于增进幸福的。这些也可以说是幸福生活的硬件。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财富,尤其在现代社会,没有钱是肯定不行的,贫穷肯定是不幸。关于这一点,因为我下面还要讲财富观,现在不多讲。 第二个是事业的成功,这肯定是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怀才不遇,或者事业受到挫折,肯定也是一种不幸。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很希望成功,所谓的成功是指得到社会的承认。譬如说,你挣了很多钱,你成了一个富豪,或者是很有地位,当了大官,或者写作,名气很大,这些都象征了社会的承认。标准低一点,你在单位里、公司里得到肯定,得到提拔,也可以算是成功。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成功不完全是外在的东西,衡量事业是否成功不能光看名、利、位之类的外在指标,这种外在的承认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内在标准,就是你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不但要让社会承认你,你首先必须得到你自己的承认。你真正感到自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充实和愉快,这样的事情才称得上是你的事业。如果是被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很难受,尽管做了以后得到了利益,赚到了钱,或者争得了一个职位,这不能算真正的事业,只能算是职业。 第三点我想是家庭,家庭也是很重要的,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遇也是构成一个人的幸福感的重要方面。如果你事业很成功,你也很有钱,但是你在爱情方面的遭遇很不幸,总是找不到自己真正合适的、相爱的伴侣,或者很好的爱情破裂了,对人生的总体感觉就会很不幸福。在幸福问题上,情感占的比重很大,也许女性更加看重,我认为其实对男人也一样重要。据我所知,许多伟大的男人都很重视家庭这种普通生活在人的幸福中的地位。法国哲学家蒙田就说过:和自己的亲人和睦相处,这是比攻城治国更加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只要想想,事实上有这样成就的人并不太多,就知道他的话的确有道理。比尔.盖茨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两岁的女儿的合影,在媒体上发表过,他在下面题词说:“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幸福。”他是全球首富,但他感到亲情比他的财富、成功重要得多。其实我的体会也是这样,我真的觉得,父女之情、家人和睦之情是非常美好的,的确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第四点我想是健康,健康是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就仍然不可能幸福。我想这很简单,你有很多钱,可是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很多钱就没有意义。当然,既没有钱,又没有健康,贫病交加,那是最悲惨的了。现在有些人的全部生活内容是挣钱和花钱,挣钱时劳累过度,花钱时又纵欲过度,生活方式极不健康,最后也就真的毁掉了健康。我有个同事,也是研究哲学的,八十年代下海了,做得很成功,最后好像有几个亿,但是他实在太累了,生活又毫无节制,花天酒地,前两年得癌症去世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所谓过劳死,太辛苦了,太劳累了,落得一个英年早逝,我看不值得。托尔斯泰讲过一句话,我非常欣赏,他说最高的物质幸福不是金钱,那么是什么呢,对于个人来说是健康,对于人类来说是和平。对于个人来说,有很多钱,但是没有健康,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你仍然不能享受生命的乐趣。对于人类来说,对于社会来说,财富积累得很多,很富裕,像美国,但是恐怖主义横行,没有安全感,当然也不幸福。所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我给自己在物质幸福上定的标准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确很不错了,身体一定要健康,钱达到小康水平足矣。如果人人都能过这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能过这样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好社会、好世界。 从外在的指标来说,第五个是闲暇。我觉得闲暇也很重要,闲暇也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幸福指标。一个人如果光是在那里忙碌、工作,哪怕这个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光工作,没有闲暇的时间来享受生活,这也绝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比如说,我很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我天天埋头在那里写,根本没有工夫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也没有工夫去旅游,那我回过头去看,我就觉得这一段生活应该说是低质量的。我很赞成泰戈尔的一段话,他说,富人的富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而是表现在他有大量的空间来安排他的庭院、居室。的确,如果一个富人带你到他家里去看,他家里全是他生产的那些货物,你就会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为钱而忙碌的穷人。我们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灵留下充足的空间,来享受生命,来享受心灵的快乐,如果这样,即使钱不算很多,我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如果你总是在忙碌的话,实际上你就仅仅是在使用自己的生命,却没有享受自己的生命。 第六点是平安,就是一生中没有大的灾祸,这可能是幸福的一个指标。当然了,有些灾祸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天灾人祸,那是没有办法的,落到你头上,你只能承受。但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那些自己可以避免的灾祸。古希腊的哲人,像伊壁鸠鲁,他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人应该去追求快乐,但是他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要理性地去追求快乐,快乐应该是长远的,是可靠的。为了眼前的一种强烈的快乐,不计后果,埋下祸根,总有一天会爆发,这样还是不幸福。我看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贪财,禁不住诱惑,做了某些事情,自己给自己造成不平安,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知道哪天会爆发,总是提心吊胆,这样的人,你说他幸福吗?真正幸福的人,必定是理性地去追求快乐的人。 好了,我列举了关于幸福的这些外在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这六个条件里面,我觉得,我们一般比较容易看重前面两个,容易忽略后面四个,就是看重财富、成功,把我们的精力都投在这上面,但是往往忽略了家庭,或者忽略了健康、闲暇,或者忽略了平安。应该把这六个条件综合地考虑,为了前二项而牺牲掉后四项,哪怕牺牲掉后四项中的某一项,也不能算真正幸福。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外在的条件,其实并不是自己完全能支配的,在很多情况下是要靠运气,靠机遇。比如说爱情,机遇就非常重要,我就见到一些很出色的女子,总也遇不上匹配的男人,只好凑付或者独身。更不用说健康、平安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是古话了,至于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己能支配的,你天天锻炼身体,吃补药,也许能防备一些常见病,但是还有基因啊,瘟疫啊,岂是防备得了的,该倒霉还得倒霉。其实成功、财富也是如此,环境和机遇都很重要,不完全是靠才能。所以,如果太强调外在条件的话,一个人对自己的幸福就没有多少主动权。 譬如说我,我现在似乎是得到了一点小小的成功,写了一些书,许多人知道我,喜欢读我的书。可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在广西一个山沟里面,那个时候,我肯定是一点都不成功的,当一个小公务员,我根本没有想到后来“四人帮”会倒台,我还会考回北京,还能写书,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前景。在那个时代,在当时的环境里,如果要谈成功,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想办法当官。当时我是分配在县委机关里,那一年分配到我们县里的大学生有六十多个,只有我一个人是分配到县机关的,按理说我是有条件走当官这条路的。但是,我发现我完全不适合当官,我没有办法让我的上司喜欢我,他们的很多要求,对我的命令,我觉得我无法执行,就跟他们顶起来。另外,我喜欢读书,当时在县里面,他们就说你到现在还在读书啊,你这是清高,脱离群众,你有时间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打牌。我很快就看明白了,我是不可能走当官这么一条路的。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出路,我就干脆不想出路的事情了,也就自得其乐地看看书,写点东西。在那个山沟里写那些东西,包括学术的、文学的,和当时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合拍,毫无发表的希望,而且我当时觉得是永远不可能发表的。但是,我这样做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必要的,能够使我觉得我过得还算是有一点意义,否则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如果没有后来的粉碎“四人帮”,我从那个县城走了出来,就不会有我后来的一切。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当时我确实认为我不可能出来了,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但是我还是愿意这样过,我不愿意走别的路。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明,实际上成功这个东西,外在的成功,是需要有机遇的,这个机遇是你自己没法控制的。正因为如此,我想我们就不应该把外在的成功看得太重要,而应该更看重自己可以掌握的幸福。从成功来说,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让自己满意,当然,像我现在这样,如果能够靠这个来养活自己就更好,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人生的另一大幸福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能够让他(她)们快乐。历尽沧桑,我的幸福观归于平淡,就是这两大幸福。 幸福的外在条件要靠机遇,靠运气,而实际上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很好,总可能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对于这一点,除了要求我们不把外在条件看得太重要之外,很多哲学家还强调,其实运气特别好,外在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轻易地得到了,这对一个人未必是好事。因为往往是特别走运的人,一帆风顺的人,这种人容易变得浅薄。从人生来说,他缺了很多课,因为对人生的很多方面,是要通过像逆境、挫折、苦难等否定性的经历,才可能有深刻的体验。没有经历人生的磨难,你可能就会丧失人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体验,你人性中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可能就得不到发展。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其实对幸福也不会有真切的感受,因为他缺乏对比,这就真会弄成“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就像那些纨绔子弟。所以,这些哲学家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并不是幸运儿,这种人比较浅薄。当然,也不是倒霉蛋,谁也不愿意做倒霉蛋。最好的状态是幸运和不幸的适当的结合,一生中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这样体验更丰富,实际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就能够得到幸福。事实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这种状态,绝对的倒霉蛋和绝对的幸运儿是很少见的,大部分人的一生是幸运和不幸的一种结合。那么,谁也别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了,因为与运气太好相比,其实你现在的生活是离幸福更近,而不是更远。 还有一点,你看所有这些外在方面,实际上都必须有灵魂的参与,使这些外在条件转化成你内心的体验,同时是内在生活,才能成为幸福。你真的感到幸福的话,你肯定是有灵魂参与的,你的灵魂是在场的。所以,我就说,体会幸福是需要一个器官的,这个器官就是灵魂。比如说成功,成功仅仅从外在的指标来看的话,无非是名利,官有多大,钱有多少,名有多盛,仅仅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并不是你真正喜欢的,那么这种外在的成功并不能给你多少快乐。而且,如果你完全依赖外在条件的话,这种幸福我觉得是很靠不住的。官再大,你丢了官就什么也没有了,钱再多,你丢了钱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从成功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然后你把它做得尽善尽美,让自己满意,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成功了。至于别人是不是承认,最后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外在的利益,我觉得那只是副产品,有最好,没有也没关系。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现在写的书挺畅销的,你不是说你是为自己写作的吗,可是你那么畅销,你不是也很看重经济收益吗,这和你的人生观是不是有矛盾?我就说,实际上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不会考虑市场是不是接受,能不能畅销,这个我真的不考虑。我确实感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快乐是在写作当中,你真的写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快乐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取代的,是用钱买不来的。然后,我在得到了这个快乐以后,这个书有比较好的销路,这当然也让我愉快,但这是一个副产品,有最好,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东西,我没有为了次好的东西放弃最好的东西。 又比如说家庭,当然,家庭和睦是很重要的人生价值,但是我想,最幸福的家庭生活应该是两个灵魂丰富的人在一起,这样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才会丰富。如果光是和睦,没有两个灵魂之间的交流,这种和睦就有点单调。所以,如果要在家庭生活中有更强烈的幸福感,我想也是需要灵魂的参与的。 再比如说闲暇。现在大家好像都挺看重闲暇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工作和赚钱,另一个是闲暇和花钱。但是,我觉得,怎么过闲暇是很不一样的,这特别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素质。同样有了空闲,不同的人度过的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消磨闲暇的方式,只有感官的刺激,没有精神的愉悦,我觉得并不是在真正享受生命。有的人很有钱,就去旅游,去周游世界,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是一个内心比较贫乏的人,他去周游世界的时候,他去干什么呢?我知道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批暴发户,他们出国,他们干什么呢?无非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逛红灯区,一个是疯狂购物。其实欧洲有那么厚的文化积淀,那么好的自然环境,但是他们都感受不到,享受不了,他们对这些也不感兴趣。到国外逛红灯区,现在当然用不着了,国内半地下的色情业很昌盛,还有包二奶之类。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你再有钱,可以买到性服务,但永远买不到爱情。 所以,很清楚,和外在条件相比,人的内在状况、灵魂状况对于幸福是更重要,这方面的状况差,外在条件再好,也不能真正体验到幸福。

三、幸福的内在方面

在哲学和宗教中,灵和肉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有一个肉体,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必须要生存的,为了生存,我们就要去挣钱,要到这个社会上去活动。这构成了我们的肉体生活、外在生活,当然这一部分生活很重要,是一切生活的前提。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内在的生活,灵魂的生活。问题就在于,二者的位置怎么摆。 对于幸福问题,西方哲学史上有两派观点。一派叫做快乐主义,伊壁鸠鲁开创的一派,一直到英国的经验论者,像约翰.穆勒、边沁,他们是快乐主义流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另一个流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论,或者叫自我实现论,认为幸福在于自我实现,在于人格上的完善。但是,这两派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认为精神的快乐要远远超过肉体的快乐,这个高层次的快乐是幸福的源泉和主要因素。在西方哲学史上,找不到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幸福就是纯粹的肉体快乐,这种幸福观不存在。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是快乐主义的祖师爷,他所提倡的快乐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什么意思呢?肉体不痛苦就是快乐,实际上你身体的这个要求是很低的,你不要有更高的要求,那样会对灵魂造成纷扰,会破坏灵魂的快乐。 快乐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者约翰.穆勒,他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清楚,他说幸福、快乐是有层次的,有质的不同,有的是比较低级的快乐,有的是比较高级的快乐,但是一个人只有同时享受过两种快乐,有了比较才会知道。一个人如果沉溺在肉体的快乐中,从来没有品尝过灵魂的快乐,他就永远不会知道灵魂的快乐是一种多么强烈而美好的快乐。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快乐,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快乐。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那你就永远不会知道那种精神的快乐有多么快乐。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从人性来说,他不会只是动物,他一定还有比动物更高的那一面。所以我说,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但是,有的人的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就是他的精神层面没有觉醒,所以他始终还不知道精神的快乐远远超过物质的快乐。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有一个著名的需要金字塔理论。他说,人的需要是有层次之分的,像个金字塔一样,底部是生物性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对安全的需要,中间是社会性的需要,包括交往的需要和受尊重的需要,顶端是精神性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如果较低层次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不会显现出来。比如说一个民工,他的生物性需要还不能满足,吃不饱,在为生存而挣扎,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根本谈不上,那太奢侈了。一个还在为生存挣扎的人,你无权要求他有多么高的精神追求。不过,实际上有些人即使生存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仍有很高的精神追求,比如凡高,还有别的一些生前没有被社会承认的大艺术家,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但是他们就是喜欢精神的创造。当然,这些人是天才,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一般人。对一般人来说,我们至少可以要求你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高层次的需要会显现出来,这一点表明了你的潜在的精神素质究竟怎样。可是,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人,他们那种低层次的需要、生存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已经大大地满足了,但是高层次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始终没有显现出来,沉湎在低层次的需要中不能自拔,这就是素质问题了。从这一点来说,人还是有素质的区别的。当人的物质需要、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以后,精神性的需要是不是显现出来,精神欲望是否觉醒,有没有精神上的追求,这一点是对人的素质的检验。 实际上在一个人的生活中,物质性的需要是很有限的,物质带来的快乐也是很有限的,只有精神的需要、精神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精神的世界,你可以不断地往里走,越往里走它越宽阔,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收获,越来越强烈的快乐,精神的这种享受真是无限的。精神的享受也并不需要多少物质条件,比如读书、思考、写作,当然前提是你能够养活自己,在这个前提下,这些事本身不需要花什么钱。听音乐、画画可能要花些钱,但也有限。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丰富的内心,精神的快乐基本上是自足的。这样,你实际上在自己的身上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快乐源泉,幸福的一个可靠源泉。你看,在同样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有的人可以自得其乐,有的人就感到无法忍受,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不同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见,人和人的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外部生活的不同,而在于内心世界的不同。内心世界不同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外部条件差不多,但实际上他们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说,幸福其实是一种能力,并不是谁都能够幸福的,你自己必须具备幸福的能力,可能真正体验到幸福。那些总也不快乐的人,那些总是怨天尤人的人,太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缺少了一点什么内在的东西。 我讲到现在,就想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对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外在条件虽然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条件,就是灵魂的丰富,内在生活是幸福的主要方面,是幸福的源泉。那么,内在生活有哪些方面对于幸福是重要的呢?我想像列举外在生活指标一样来列举一下内在生活的指标,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幸福生活的软件。当然这些指标只是99lib?相对的区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第一点是创造。我讲的创造不一定是指艺术家画画、作曲,不光是艺术的创造,实际上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种潜力的,有一种潜在的能量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两个人是造得完全一样的,从基因上来说,他也是独特的。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能够真正把他潜在的能力、他的禀赋发展出来,让他的独特价值得到实现,这就是创造。怎么知道你的禀赋、你的独特价值在哪里,是否得到了实现呢?我觉得有一个可靠的标志,就是你真是感觉你在做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可能有许多事是吸引你的,有的是因为时尚,有的是因为利益,但是你仍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做的这个事,你是打心眼里喜欢,是你的最大快乐,相比之下,别的都算不了什么了。最不幸的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我觉得那是最不幸的,因为那实际上是你还没有发现自己。应该有你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做好,我认为这就已经是创造了。 第二是体验,就是你的灵魂对于世界上的美的体验,比如欣赏大自然,欣赏艺术。这种体验当然也是非常大的愉快,你会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幸福。 第三点是爱,我觉得对于灵魂的幸福来说,爱是特别重要的。爱的形式很多,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也包括更广大的爱,博爱,对一切生命的同情。在我看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爱的共同本质是给予,爱就是一种给予的快乐。这一点在对孩子的爱里表现得最典型。事实上,许多普通人就是在对孩子的爱之中感受到了人生最强烈的幸福。当然,境界更高一些,就是博爱,从帮助受苦者中感受人生的意义。世界上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宗教家、慈善家,包括西方许多大富豪,就是在这种对穷苦人民的给予中品尝到了真正的精神快乐。 第四点是独处。我特别看重独处,想多说几句。我们这个时代,太浮躁,太喧嚣了,人们为了物质生活更好一些,都在那里奔波忙碌,很少有时间关注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很可悲。我是研究尼采的,尼采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人,离我们现在一百多年了,那个时候他藏书网已经受不了当时那个社会的热闹,其实你到现在的德国看看,现在的德国还是很安静的,比我们安静多了,但是尼采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他说,现代人活得太匆忙了,吃饭的时候也在看报纸,思考的时候手里拿着表,掐着时间思考,我思考几分钟。他还说,现代生活像一条急流滚滚向前,人们都停不下来,不再有沉思的时间,不再有宁静的内心生活。如果你静下来了,就会受良心的责备,人家都在忙,我怎么这样无所事事,好像觉得不对头了。他又说:我经常站在闹市口,看人们行色匆匆地走过,好像个个都是大忙人,都有要紧的事情要办,这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冒出一个愚蠢的问题——他们上哪里去?到底想干什么? 这样没头脑地忙碌,盲目地忙碌,我觉得的确很可悲。一个人首先还得是自己,怎么才能是自己呢?得有自己的内在生活。所以,我认为独处是非常重要的,独处就是培养过内在生活的习惯。一个人不能老是活动在外部世界上,得有自己的内在世界。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世界万象是食物的话,你在外部世界里的活动就是在吃食物,但是你是需要消化的,你安静下来独处就是在消化。你在外部世界里得到了那么多的印象,眼花缭乱,如果没有一个消化的过程的话,那些东西全是白费的,都不能变成你的营养,在精神上你是消化不良的。同时,独处也是你的自我的一个生存空间。独处的时候,你是在和自己谈心,在和自己的灵魂进行交谈,或者用我的话说,是在和自己的上帝进行交谈。独处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或者说是你的灵魂面对上帝的时候,这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升华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你回到自己,整理自己,你就会感觉充实得多,你再到外部世界里活动的时候,你就有自己的眼光了,有自己的角度了,你的眼光不是散的,是凝聚起来的,我想这个很重要。 一个人最好的朋友还是自己,要善于做自己的朋友。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芝诺,人家问他: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另一个我。我觉得这是很深刻的。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你是一个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但是你必须还有另一个我,一个更高的自我,这个更高的自我实际上就是一个理性的自我,一个灵魂的自我,他是你的最忠实的朋友,他会随时随地听你的调遣,你有了苦恼,你有了想不通的事情,你就跟他谈。要学会自己跟自己谈心,与自己的灵魂交朋友。 一个人是不是能独处,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检验他有没有灵魂生活。没有灵魂生活的人,他是不能独处的,他自己呆着受不了,他必须到别人那里去,或者必须有一件事情要做,他如果没有事情要做,旁边又没有别人,那个时候他是最难受的。对于这样的人,尼采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样的人如果到别人那里去,对别人是一种打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是很空虚的,自己都不爱自己,自己都受不了自己,这样的人别人怎么受得了啊?他和自己在一起都觉得无聊,他到别人那里去,也只能把无聊带给别人。一个人对别人要有价值,首先自己必须是有价值的。你对别人有价值,是因为你丰富,你能给别人东西,你的丰富从哪儿来?你的丰富就是通过你的精神生活,你阅读,你思考,从这里得来的。当然,你也需要活动,你可以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你要善于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内心财富,变成了内心财富,才可能对别人有用。所以,要有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年轻人,要养成一段时间就回到自己这样的习惯,能够静下来想一想自己的事情,想一想自己生活的意义问题,要有这样的时候。 为了养成独处的习惯,我建议年轻人写日记,写自己的精神日记,灵魂日记,不要记流水账,而且日记不要给别人看,最亲爱的人也不让看。只有这样,才能写得很诚实,才真正是与自己的灵魂交谈。我常常想起托尔斯泰的事情,托尔斯泰非常看重写纯粹私人的日记,把这看作过灵魂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是,他在这方面的遭遇颇为不幸。他跟索菲亚订婚以后,他特别激动,在日记里说,我现在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很爱索菲亚,索菲亚比他小十多岁,她那时真是非常漂亮,他们俩恋爱了很长时间,终于订婚了,他感到非常幸福。但是,他说,同时我想到,我以后不能为自己写日记了,我想到我写日记她可能会看,我就感到很不安。后来果然,他们结婚以后,他一写日记,他的夫人就要看。有一天,他在日记里说,我现在非常讨厌我自己,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双眼睛会看,我就不可能做到完全诚实。并不是想有意隐瞒什么,而是因为完全写给自己的东西,和写可能别人会看到的东西,状态是不一样的。他把日记看成他的完全私人的灵魂生活,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被破坏了。从此以后,夫妇俩为日记的事情经常打架,他不想给她看,但是她一定要看。最后没有办法了,怎么办?最后他写了两份日记,一份是太太能看到的,一份是不让太太看到的。可是都在一个家里住,没有地方藏,藏到哪里呢?他藏到了自己的靴子里,但还是被他太太翻出来了,又大打了一架。那次打架以后不久,托尔斯泰出走,离开了家,到附近一个小车站就感冒了,得了肺炎,死在了那个车站上。所以,我说,他是为了捍卫写私人日记的权利、捍卫灵魂生活的私密性而牺牲的烈士。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我们一是要写自己的私人日记,另外对最亲爱的人也要尊重他的这种自由,不要去干扰他的灵魂生活。如果你们互相同意的话,可以互相看部分内容,但一定不要全部敞开。全部敞开,表面上看来,好像你们俩感情非常好,实际上我觉得比较肤浅。写完全属于自己的日记,那是一个完全诚实面对自己灵魂的空间,这个空间应该保留。现在,我跟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的,我从来不看她的日记,她也从来不看我的日记。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丝毫不影响交流,而且这样的交流更有质量,因为是在对自己完全诚实的基础上的交流。 第五点是阅读。这次是读书节,我不妨也多说几句。我觉得阅读是使自己的灵魂丰富起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人生最大的精神快乐之一。据我观察,许多人在大学上学的时候是有阅读习惯的,出来工作,一忙,慢慢地就把这个习惯丢了,我觉得是很可惜的。我说的阅读,指的是读那些真正的好书。我建议一定要读那些最好的书,人生有限啊,你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世界上的书是汪洋大海,你不管怎么努力地去读,也只能勺大海里的一瓢水,所以你一定要去勺那瓢最好的水。可是哪一瓢水是最好的呢?我想这个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要自己去发现对你好的那一瓢水。被时间检验出来的好书,时间所承认的好书,那些经典名著,那些大师的作品,我想那些作品你读了一般不会觉得上当。现代人读有的书比如说《荷马史诗》也许很难读下去,往往是硬着头皮读的,但是经典名著中的大部分还是很好读的。读书一定要读好书,不要读那些平庸的书。 现在的图书市场,说实话,泥沙俱下,现在书的数量太大了,每年出那么多的书,但是其中大部分都不值得一读,尤其对于媒体所炒作的书,大家要提高警惕。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媒体成为文化的主宰了,媒体在引导人们什么叫文化,要读哪些书,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对于一个真正爱读书的人来说,他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他不会听别人说哪本书好他就去读,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的话,他知道哪些书好,他有他自己的高趣味,自己的判断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媒体的宣传不起作用,不成为问题,让他们去宣传好了。但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趣味,他不知道什么书是好书,恰恰媒体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而正是这个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素质,可是媒体却把他们的阅读品位引导到和维持在了一个低水平上,所以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对出版没有一个严肃的评论机制,风气很不好,出版社选中了一本书,想把它变成畅销书,就找一些人捧场,那些人往往是商业出演,或者是友情出演。我希望大家在读书的问题上不要听媒体的,我可以断定,畅销书里面大部分是过眼烟云,热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再读的价值。其中好一些的是所谓“文化快餐”,你偶尔吃一顿未尝不可,老吃就必定营养不良。更糟的是畅销的垃圾,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垃圾箱。 所以你真正爱读书的话,起点就要对,起点就要高,一开始就应该去读那些好书。如果说你不知道哪些是好书,那么你应该知道哪些是名著吧,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你就先去读那些书,从那里面去找你的知己,找你真正爱读的书。在这方面,我感触特别深。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初中的时候,家里给我的钱很少,就是去学校的车费,几分钱,我把那几分钱省下来,每天都是走路上学和回家,把省下的钱拿去买书。但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没有读几本真正的好书。那时候没有媒体的炒作,没有人误导我,但也没有人指导我,我自己摸索,读那些知识类的东西,什么文学、历史、哲学都是读那些知识性的小册子。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一定用处,但是,我后来读了那些西方名著,就感觉那个时间是浪费了。进大学后,我开始读西方的名著,比如说俄罗斯的文学,西方的文学,我读了之后就感觉这真是一个宝库啊。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当时的哲学课都是那些教条的东西,我用大量时间来读世界文学名著,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内心中形成了一个标准,一种辨别的能力,我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从此一接触到那些平庸的东西,更不用说那些垃圾,就碰也不愿碰了。 如果说独处是和自己的灵魂相处的话,那么阅读就是和世界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相处,和他们进行交流。一个人的灵魂的成长是需要养料的,那些大师们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养料。如果你真能够深入进去,感觉到自己是在和那些大师们进行对话,那种快乐真是太强烈、太美好了。人类积累了很多物质的财富,我们都很在乎享受这些物质的财富,最新的技术发明,比如各种各样、越来越新款的手机,我们都要享受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但是人类还积累了大量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是通过艺术作品和书本来体现的,那是更宝贵的财富,你不去消费它们?你用什么方法去消费它们?就是去读它们、欣赏它们嘛!你如果不去读那些书,不去欣赏那些作品,实际上人类的精神财富和你是无关的。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说过,实际上这些精神的财富,人类的精神传统、精神财富,是外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占有它。如果你不去阅读和欣赏的话,你就是没有去占有,它们就不属于你。本来它们是属于任何人的,没有一个人在精神财富面前有特权,但是很多人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我曾经想,如果我没有突然开悟,发现了这个宝库,看了很多好书,而是一直在蒙昧中,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我是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啊,而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惜。 阅读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给你一些知识,当然我们通过读书可以得到一些知识,我们也可以去读一些知识类的书,一些实用的书,因为我们用得着,但是这个不算真正的阅读,这个只能算是你在做事情,这是你做事情的一部分,你的生存的一部分,你为了生存需要这些知识。真正作为精神生活的阅读,是读那些有精神含量的书,你读的时候确实感到了精神的启迪,或者得到了精神的愉快,你在阅读的同时就是在过一种精神生活,这样的阅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我想阅读的真正意义是在这里,这才使得阅读成为灵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幸福的内在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仰,但是这是一个大题目,有机会再谈,今天就不说了。

四、财富观

下面讲一下财富观的问题。从人生观角度谈财富观,实际上它是幸福观的一个方面,但是,我在开头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崇尚财富,无论是国家安排它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还是每一个人安排自己的人生,财富都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所以,我把财富观独立出来讲。 应该怎么看财富呢?毫无疑问,财富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为了生存,你总是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的,在这个货币社会里,没有钱是绝对不行的,在没有钱的时候,钱是最重要的。让我们记住,对于穷人来说,钱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活命,能够过最基本的人的生活。对于社会来说,让穷人至少有活命钱也是第一重要的,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安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一定的物质保障是幸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要把全部精力用来为生存操心操劳,当然就谈不上幸福。 在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后,钱的增多也许仍然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但是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小,基本上是递减的。我们这个时代过分强调财富,好像钱越多就越幸福,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钱比较少的时候,可能你的钱在增加,对提高你的生活质量还很有用。对于一个钱少的人来说,增加一点就是已经是很多了。一个月我只有五百块钱,变成一千块就翻了一倍,不妨说我的生活质量就可以提高一倍。从一千块到两千块,也许又能提高一倍,我能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反正随着钱的增多,居住条件、饮食都会改善。在一定的限度内,钱越增加,生活质量肯定会越提高,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谁都愿意自己的物质条件会好一些。但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金钱对于生活质量的作用是递减的,还有作用,但这个作用越来越小。有了很多钱以后,再增加的钱,当然你还可以把房子弄得更大一点,还可以多买一套房子,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就因此提高了?不见得。当我没有住房的时候,有一间房子,我的生活质量就大大地提高了。如果我的空间很小,只有五十平米,变成两百平米了,那我的生活质量当然也大大提高了。从两百平米变成一千平米的时候,生活质量就提高了五倍?然后再去买几套豪宅,生活质量又提高了多少倍?绝对不是,因为大部分的空间是用不着的,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你最多是很奢侈,但很奢侈不等于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了。钱就是这样,越多就和个人生活越没有关系。你有几千万还是几个亿,所谓身价有所不同,但是你的个人生活不会因此有任何不同,它们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金钱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作用是有限的,随着金钱的增加,它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是递减的,而到了一定限度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这个原因很清楚,因为实际上每个人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是有限的。为什么是有限的呢?这是由我们的生理构造决定的,我们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我们的肉体需要是有限的,无非是食宿温饱之类,并决定了这种肉体需要获得满足以后的快感也是有限的。在我们国家过去很穷的时候,每人一个月只有半斤肉票,那个时候可能吃上红烧肉就觉得很快乐了,但是现在有些人天天山珍海味,快乐未必超过那时候吃红烧肉,原因就在于食欲能给你带来的快感是有限的。无论食还是性,还有居住,反正人的肉体需要都以适度为最佳,太多就麻木了,都是过犹不及的。物质条件超过身体需要以上的部分,并不是身体真正感觉到快乐,那可能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当然,虚荣心的满足也可以算一种精神的快乐,不是肉体的快乐,但虚荣心的满足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精神快乐,世界上还有更高级的精神快乐。所以,钱再多,你不能从物质方面去提高生活质量了,只能从别的方面去提高了。从什么方面?当然是精神方面。如果你的精神方面没有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也就到此为止了。 财富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表现在它带来的身体快乐有一个限度,更表现在它在提供积极享受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人生一切积极的享受都需要有灵魂的参与,都依赖于心灵的能力,是钱买不来的。我听一个富豪说这样一句话:钱能买到的东西都不值钱。我相信这是他的真实体会。 财富对生活质量的作用不但是有限的,它还可能有副作用,有坏的作用。一个人如果把很多的财富都用在自己的消费上,在消费上很奢侈,我想结果会是生活质量的降低,而不是提高。奢侈的生活强求服务,其实是奴役,你会活得很复杂,并不自由。希腊哲学家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人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一无所需最像神。”一个人把对物质的需要降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的人最像神。我确实觉得一个有神性的人真是这样的,有神性的人就是最重视灵魂生活的人,一方面,在物质生活这个层面上,他的需要量极小,最少的物质就能让他满足,另一方面,再多的物质也不能让他满足,物质生活无论怎样奢侈,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他的需要是在精神上,他的精神欲望只能用精神事物来满足。一个人活得太复杂,物质的东西太多,我觉得真是一个累赘,其实许多东西你是不需要的。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过一句话,他说有许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需要它们,只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它们不能缺少了,其实呢,你在没有它们的时候并没有觉得需要它们。我曾经去了一次南极,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离开北京时,行李重量规定是40公斤,那我们就尽量简单了。到了圣地亚哥,在那里转机,那里的机场只允许带20公斤行李,所以我们又减,但我们在南极也活得挺好啊。回想起在家里的时候,觉得许多东西都需要,不能扔掉,东西越积越多。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是不需要的,东西越多,你往往成为它们的奴隶,要去伺候它们,而不是它们来为你服务。所以我认为,这是财富的一个坏处,就是使人不自由。 财富的另一个坏处是,我们中国人喜欢为子孙积累财富,这样往往是害了孩子,造就纨绔子弟,什么都不会,就知道享受。现在富人家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把孩子养在国外,可是这些孩子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不想独立,一切都靠父母,前景堪忧。 另外,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里,财富很容易遭妒,会带来不安全。我看到去年有一个统计数字,全国富豪排行榜里有四个人是不正常死亡,其中三人是被杀的,我们深圳不是也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周一男全家被杀。 当然,严格地说,这些坏处不是财富本身的,是由对财富的态度造成的,最后一点则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关键还是对财富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再有钱,也要做财富的主人,不要做财富的奴隶。自己或者让孩子过奢侈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做了财富的奴隶。至于社会环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悬殊,这是造成富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富人应该承担起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份责任。 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交流。

现场互动

主持人:今天下午周国平先生给咱们做了非常深刻也非常丰富的报告,集中谈了对幸福和财富的理解。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周国平先生表示感谢!(掌声)咱们今天也应该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读者朋友,因为条件有限,咱们在这个有限的条件下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很多的读者只能坐在地上,在此表示歉意,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大家!接下来咱们有很多是周国平老师的忠实的读者,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的问题,让我们今天就这个机会,请周国平先生与大家交流。有两种方式,通过话筒现场提问,还有就是递纸条来交流。 问:周老师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幸福吗? 答:我觉得我现在挺幸福的。我觉得我现在对幸福的看法已经比较朴实,我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条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靠做这个事能够养活自己,另一条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让她们快乐,我觉得我这两条都基本做到了。 问:周教授我想问您,您对西方哲学研究得很深刻,但是我更想知道,在您眼中,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它的相通、相一致之处,因为我觉得,现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有很多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影响到了社会的发展,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我就很想听听你的看法。我相信,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期间,您对中国哲学应该有一些比较深的接触吧?谢谢! 答:您对我在北大这些年的学习情况估价过高。(笑声)我那个时候只看了一些基本的书,比如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没有深入的研究。总的来说,我对中国哲学的评价要比对西方哲学的低。中国哲学当然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尤其是我很喜欢的老庄哲学,但是就中国哲学的主流来讲,也就是儒家哲学,就这个主流来讲,和西方哲学相比较,我觉得有两个大的欠缺。一个欠缺是缺乏那种超越的精神,就是形而上学,追问有形世界背后的无形的本质,追问终极的意义。这个东西在西方哲学里是一个主流,中国哲学在这一点上就比较欠缺,尤其是儒家。儒家基本上是社会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它缺少这种追问。这是一个缺点。另外一个大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个人的地位。西方哲学强调个人,个人主义是西方伦理的核心,它讲的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它强调的是每一个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个体,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你要尊重他的价值。如果说人性是利己的话,这一点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来说,他就是要生存、要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他是利己的。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利己,但是要尊重他人同样的本性,也就是不能损人,由这里面就发展出了一套规则,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是你不能侵犯别人同样的自由,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内核。但是,我们中国从来不强调个人的价值,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秩序,就是孔子说的“礼”,“克己复礼”,为了社会的稳定把个人克服掉。我觉得中国儒家哲学有这两个很大的弱点,而这两个弱点直到现在还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现在的很多问题,如果你追到根源的话,并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弱点造成的。 问:你刚才谈到幸福的六个外在条件,其中之一是财富,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是不存在幸福的? 答: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否认,人在穷苦中也可以有某些幸福的时刻。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中国大量农村地区,许多农民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土地被侵吞,流落到城市又受到歧视,生了大病看不起医生,孩子上不起学,谈什么幸福?说他们幸福,就是昧着良心。 问:周老师,您好,我可以提一个无聊的话题吗?我希望您谈谈现在婚姻和幸福的问题,离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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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是要我从理论上谈还是要我“交代”?(笑声)这个问题太大了,婚姻和幸福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婚姻在人的幸福中处的地位很重要,可能女人会感觉更重要一点。现在很多人在婚姻上确实有困惑,有曲折。我想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说是诱惑和变数比较多的一个时代。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婚姻本身的问题,婚姻本身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但大多数人又不能没有婚姻。婚姻它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婚姻是要把三个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就是婚姻。性遵循快乐的原则,从性作为一个生理需要来说,它就是追求快乐的,爱情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它很理想主义,要完美,而婚姻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必须面对许多实际问题,要有理智的态度。在婚姻内部其实装着这三个不同的东西,它们常常互相冲突,使婚姻发生问题。有些人也许处理得很好,婚姻就比较完美,更多人是虽然有欠缺,但是知道不能求全,也就不求全了,这样婚姻也比较稳固。现在我只能讲这么多,至于我的“交代”,我的书里面都有了,你们自己去看。 问:周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您谈到内在生活指标第一条是创造,而且说把一个内在的禀赋实现出来就是创造,我想问一下您,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哪一个阶段表现得比较明显或者自己能够感觉到,或者被社会认可?社会的承认和人的内在禀赋是什么关系? 答:其实一个人是最难认识自己的,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禀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很难认识,所以古希腊人要把“认识你自己”当作神的箴言,放在它最重要的德尔菲神庙上。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做的,你一做就烦,什么事情是你喜欢做的,做起来很愉快,你就大致知道自己的禀赋在哪里了。你刚才提出时间的问题,我想这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能力在哪里,大约是在我三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读书和写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可能我还有别的禀赋没有被我发现,可能就浪费掉了,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我想到现在为止我做的是我很喜欢做的事,能够到这个地步也就很可以了。不过,禀赋的实现和社会的承认是两回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环境。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里,两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趋于一致。情况应该是这样,你做合乎你的禀赋的事情当然能够做得最好,也就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 问:您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对哲学是不是有真正的需求?另外,中国未来会不会产生能够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新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思想家? 答: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哲学是非常需求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哲学都不是热门,不是大众的事情,但也不是个别专家的事情,我想可能都是灵魂追求比较强烈的这一部分人的事情。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环境,很多真正有灵魂追求的人就感到压抑,感到孤独,我想这些人是最需要哲学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我们以前有一种意识形态,现在这个东西也不能指导我们的生活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方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句话说得好,大意是说哲学能够为寻求信仰而又没有找到的人提供了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实际上就是寻求信仰的一个过程,你始终走在路上。如果你真正深入到哲学里面去,你总是在思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尽管没有也不可能得出一个最后结论,但是,你总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中,这本身就给了你人生一种格调,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和不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在未来短时间里会不会出现创建自己体系的哲学家呢?我本人认为不会,我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因为我觉得,中国真正要出哲学大家的话,不是有没有一两个天才的问题,而且天才的产生也不是个人天赋的问题,这是一个土壤的问题,我们的这种土壤,我觉得产生不了这样的大师,不光是哲学大师,文学大师也产生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无论什么精神活动,如果它不能产生出物质的成果,我们就不承认它有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把它归结为、转化成物质价值,我们才承认它是价值,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所以,首先必须改变实用性,然后我们才可以谈出大师的问题。 问:周老师,我记得十年前第一次看您的作品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非常震撼,就是:“女人搞哲学对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都是损害”。您还说过:“看着一个可爱的女子登上形而上学的悬崖落泪,我不禁心疼。”但是有趣的是,您现在的太太就是一位哲学系的博士生。我想问一下,您是不是以行动颠覆了您的理论呢? 答:首先声明一下,那句话是开玩笑的。(笑声)那个时候我还是研究生,参加一次哲学会,当时有男生也有女生,我开玩笑奚落那个女生,说了这句话,旁边那个男生听了特喜欢,说这句话太好了,可以入书。后来我出随感集《人与永恒》时,就真的编了进去。(笑声)不过,看有的女孩子学哲学,我确实有点儿心疼,因为我觉得哲学你真的学进去了,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变得越来越深刻了也就越来越痛苦了,还有一种是变得越来越枯燥也就是不美了,反正都不好。至于我的太太,我跟她谈恋爱的时候,对她的最高评价就是:你不像一个学哲学的。藏书网 问:尊敬的周老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上了一堂丰富的精神生活方面的课程。您讲的幸福的这些内容,客观上的一些因素,财富,事业的成功,家庭,等等,还有内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都拥有了,做到了。但是,在生活中,我又有很多苦恼,还比较浮躁,也有一些迷茫,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的话,我怎么去重新面对生活? 答:我回答不了,因为我不知道你迷茫的是什么。(笑声)不过我想,幸福绝对不是一种没有痛苦的状态,最大的不幸是麻木或空虚,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我相信你是一位成功的女士,你仍然有苦恼和迷茫,这证明你有一颗活泼的心,我要祝贺你。我说不出更具体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问:周老师,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这里有一些问题。刚才周老师说,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优秀,对此我不是很苟同。我觉得虽然西方哲学的体系非常完备,但是中国哲学也是源远流长,而且中国的哲学不仅以儒家学问为代表,就儒家来说,官方利用了儒学里面一些观念所形成的哲学也并不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对这个观点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看?第二,我觉得周老师很博学,引用了很多哲学家的观点,我就想问一下,周老师您在研究尼采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创造呢?第三个问题是,我觉得周老师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好像给人一种小富即安的感觉,不知道您怎么看? 答:第一个问题,我不否认中国哲学里有精华的部分,就儒家来说,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孔子,很大气,不像后来一些人那么迂腐或功利。我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两个缺点,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在今天还有严重影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和西方比较,我们有没有这两个缺点,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如果你能反驳我,我愿意听。我们当然也应该发掘中国传统的优点,但是要这样做,必须先学西方,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查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从西学东渐开始,当时的国学大家们,像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等,都是这样认为的,真正能够发展中国哲学的一定是懂西方哲学的人。第二个问题,我不认为自己在哲学上有什么创造,包括在研究尼采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如果“小富即安”指满足于小康生活,我承认我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如果我是企业家,我对财富就会有高要求。 问:周老师,我想问我们小学生功课那么重,作业那么多,怎么做到享受生活?(笑声、掌声) 答:你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感到特别愤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小学生太苦了,负担太重了。但是怎么解决呢?我现在不能给你说一些安慰的话,比如说你去玩吧,你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不做完你会挨骂。所以这个问题要去跟老师讨论,更要去跟教育部讨论,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整个教育体制,只有这个办法。 问:就您刚刚谈到幸福的能力,我想知道是不是心灵极大丰富的人就一定能形成这个能力,另外,你认为你的幸福的能力是否已经达到极致了吗? 答:我强调幸福是一种能力,主要是强调个人的精神素质在幸福问题上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不应该怨天尤人,埋怨条件不好等等,你可以去争取种种外在的条件,但是外在的条件再齐全,内在素质不好,还是不会幸福。我当然相信,心灵极大丰富的人一定能够靠自己的心灵来使自己快乐,这样的人身上有一个幸福的源泉。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没有达到极致,我还要努力。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还有一个记者见面会,还有很多读者朋友准备了书,想请周老师签名,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有很多读者站了一个下午,咱们请没有座位的朋友提一个问题。 问:请问周教授,一个人怎么做到与自己独处,在独处的时候,应该与自己进行什么样的对话? 答:这也许只能自己慢慢体会了。在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硬是自己一个人呆着,什么事都不做,当然挺难受的。你可以读书,听音乐,写日记,做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在独处,都是在培养独处的习惯。关键是心要静,当你心静的时候,其实正是你的心处在最佳的状态,这时候,你会听见心中一切原先被尘嚣掩盖的声音,你与自己的对话就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掌声)

答记者问

问:“现代人的幸福观和财富观”这样的题目有点大,回到小的方面,比如作家本人,读者更加感兴趣。您能否说说您自己的幸福观? 答:人在年轻时容易把幸福想得太玄妙,多么与众不同。经历了一些沧桑之后,就会明白,现实的幸福其实是很平凡的。其实我在讲座中已经说了,按照我现在的想法,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让自己满意;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相处得让她(他)们愉快。前者是我所理解的事业的成功,后者是我所理解的爱情、亲情、友情。 问:经历了这么多曲折的情感生活,您还坚信爱情吗?还有幸福感吗?为什么? 答:我相信的不是童话里的爱情,那些王子公主、海枯石烂之类,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爱情。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一、它可能发生变化,在变化之前是美好的,发生了变化也不可抹杀曾经的美好;二、要使它不发生变化,双方就必须努力,而这种努力多半是值得的。我当然还有幸福感,其实,曲折未必会削弱、常常倒是加强了幸福感,因为有了比较,懂得了珍惜。至于我的具体经历,我在书中写得够多的了,不想再说。我一直想强调的是,对于读者来说,我的经历毫无意义,可能有意义的是我对经历的态度。 问:性爱很美好,也很纯净。正如您在书中写道:“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您能进一步阐述吗? 答:两次婚变,这影响还不大吗?如果我喜欢得不认真,就用不着离婚、结婚,在一起玩玩就行了。现在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 问:继《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您的又一部纪实力作《岁月与性情》上市了,并取得不俗成绩。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您怎么看待这句话的?您又是如何保持这种良好的创作态势的? 答:网络上的话,姑妄听之,不必认真。世上哪有“不可不读”之理。我希望的是,男生女生都喜欢读我的书。我不知道我的创作态势算不算好。我感到满意的是,迄今为止,总有想写的东西。在写完一个东西之后,我就不再去管它,因为下一个东西把我吸引住了。 问:您的个人财富观是什么样的?书的热销与您的财富观有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吗? 答:我对钱的看法是:钱是好东西,但永远不是最好的东西。比如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东西是创作的快乐,写出了自己认可和喜欢的作品,其次好的东西是高水平读者的认可和喜欢,在这之后才轮得上钱。所以,钱永远不是目的,而是副产品。由此可见,所谓热销与我的财富观并无冲突。只要我坚持了我的目标,我不拒绝副产品。 问:您对创作持什么样的态度?对文坛现状有什么看法? 答:简单地说,我的创作态度是:为自己写,让朋友读。所有对我的作品发生共鸣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人,只顾写自己的东西,读书也多是古人洋人的,对文坛现状没有什么看法。 问:您这次来深圳,对深圳的印象如何?您对举办读书月活动有什么看法? 答:深圳读书月期间,我做了两次讲座,除了在读书月讲坛上的这一次,还在何香凝美术馆讲了一次尼采美学。两次给我同样的印象是,深圳不愧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人的城市,充满着朝气和求知的渴望。我在许多城市做过讲座,深圳很让我感动,听众的热烈和交流的活跃非别的许多地方可比。因此,在深圳举办诸如读书月这样的活动就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就当前图书市场的现状而言,垃圾书泛滥,媒体炒作,也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对大众阅读作一些引导。当然,读书毕竟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不能只靠举办大型活动来进行。我希望加强平时的引导工作,例如各媒体办好读书版面,办得很有质量,争取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城市的前列。 哲学与人生 刚才主持人介绍时说,我在学校、机关、企业做讲座,得到了一致好评。我要纠正一下,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凡是读过我的书的人一致认为,听我的讲座远不如读我的书。你们马上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和心得,我讲的题目是《哲学与人生》。今天要讲的很多东西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教科书里面没有。我从十七岁进北大,读的是哲学系,毕业以后被发配到广西的一个山沟里,在那里呆了十年,然后又回来,考研究生到社科院,基本上一直在做哲学的工作。我自己又对人生的问题很感兴趣,经常有很多困惑,我的专业和我的这种性情是一致的。 我觉得,凡是重大的哲学问题,实际上都是困扰着灵魂的问题,哲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哲学的追问是灵魂在追问,而不只是头脑在追问,寻求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智慧,也就是人生觉悟。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者说与哲学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那种完全不在乎精神生活的人,那种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就不需要哲学。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少的。 笼统地说,哲学有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对世界的思考,追问世界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是对人生的思考,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怎样活才有意义。不过,对世界的思考归根到底也是对人生的思考。和科学不同,哲学探索世界的道理不是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更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隐藏在一切哲学本体论的背后。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基本上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个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了着落,虽然十分短暂,却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觉得自己的生命只是宇宙间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偶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哲学对世界本质的追问称作终极关切。 我们以前有一个说法,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可能我们以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世界观和人生观都看得太狭窄了,世界观往往被归结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两种,人生观就是为人民服务,非常简单。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我特别强调这个“观”字,就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什么呢?看世界的全局,人生的全局。我们平时是不看世界的全局和人生的全局的,我们总在做着手头的事,我们被所处的环境支配着,很少跳出来看全局。所谓哲学思考,我觉得就是要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中,从正在过的生活里面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和人生的全局,这样才有一个坐标,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自己过的生活是不是有意义,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觉得哲学是这样,不让人局限在自己直接生活的那么一个小的天地里,而让人从里面跳出来看一看大的天地。 在西方哲学史上,希腊早期的哲学家更多地是思考世界本质的问题,宇宙的问题。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生的问题突现出来了,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话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引回到了地上。从此以后,在多数哲学家那里,人生问题占据着重要地位,还有一些哲学家主要就讨论人生问题。 今天我着重讲人生哲学的问题。我觉得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灵与肉的问题,灵魂与肉体的问题,中国哲学里叫做身心关系问题,身体和心灵的关系问题。其实,不管是哪一种人生哲学,包括宗教在内,始终是想解决这两大问题,生和死的问题,灵和肉的问题。人生的种种困惑,说到底也都是由这两大问题引起的。关于这两个问题,各派哲学和不同宗教当然有各种说法,但是我想有两条道理是公认的,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承认的。从生和死的问题来说,都承认人是要死的,这是第一条公认的道理。从灵和肉的关系来说,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人是有灵魂的,这是第二条公认的道理。当然,这不一定是指基督教所说的那种不死的灵魂,所谓人有灵魂,是说人有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人应该有那样的生活,我想这一点是各派哲学和宗教都承认的,否则要哲学和宗教干什么,哲学和宗教就是为了寻求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才存在的。这两条道理都很简单,但我们平时往往忘记了这两条道理,所以遇到事情就想不开。其实,许多其他的道理都可以从这两条道理推出来,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两条道理,就可以解决人生的大部分问题,从下面我讲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下面我就分两个问题来讲,讲这两条似乎很简单、其实最重要的人生道理。

一、生与死

人生哲学首先回避不了的就是生与死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最后的结果是死亡,从生命的本能来说,人人都会有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也是不必羞愧的。那么,怎样面对死亡?既然最后的结果是死亡,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生命有没有超越死亡的意义,即在某种意义上达于不朽呢?我们必然会遭遇这些问题。 我承认,我自己从小就被这个关于死的问题困扰着。也许很小的时候,看到家里或邻居的老人死了,不一定和自己联系起来,觉得死和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总有一天,你知道自己也是会死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心里面受到的震动是非常大的,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我回忆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大概六七岁吧,突然明白自己将来也是会死的,于是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现在经历的这些快乐有趣的事情都会消逝,最后的结局是死,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一段时间里,我就老想否认死亡,想让自己相信我是不会死的。我们那时候有常识课,教各种常识,其中包括生理卫生常识,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黑板上,我一看,人的身体里面是这样乱七八糟啊,难怪人是要死的。我就对自己说,我的身体里肯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是不会死的。当然这是自欺,自欺是长久不了的,越是想否认死,其实越证明自己对死已经有了清楚的意识。所以后来,仍是上小学的时候,历史课老师讲释迦牟尼,讲他看到生老病死以后感到人生无常,人生就是苦难,因此出家了。我当时听得眼泪汪汪,心想他怎么想的跟我一样,真是我的知音,我们想的是同样?99lib?t>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有生活在他那个年代呢?如果我生活在他那个年代,我们一定会是好朋友。从那以后,我对死的问题就想得很多了。 不过呢,我只是自己偷偷想,偷偷苦恼。我觉得没法跟人说这个问题,跟谁说呀,人家会说你小小的年纪胡思乱想。直到长大了,读了西方哲学,我才知道,死亡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哲学家们有许多讨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甚至认为,哲学就是预习死亡,为死做好准备。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把死亡问题想明白了,在哲学上就通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往往回避这个问题,大概一是认为想这个问题不吉利,二是觉得想了也没用,想得再多到头来还是要死。依我看,所谓不吉利,其实是恐惧和回避。至于想得再多还是要死,这当然是事实,但不等于想了没用,我自己觉得想这个问题是有收获的,会让人对人生看得明白一些。 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史上来看,对于死亡问题、生死问题有些什么观点呢?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五种观点,有五种类型的生死观。 一种是入世论。入世,就是投入到这个世界里,好好地活,不要去想死后怎么样。这种观点看起来是很乐观的,对人生抱乐观的态度,认为人生本身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不受死亡的影响,死亡不会取消这个意义。这样的观点,西方和中国都有。比如西方快乐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他说:死亡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没死,感受不到死,等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了,所以也无所谓痛苦。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想它,活的时候好好活,享受人生的快乐。他所说的人生的快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灵魂的无纷扰,对死亡的恐惧,想死亡的问题,老是担惊受怕,就是对灵魂的最大纷扰,所以要排除掉。我们中国的儒家也是这样看的,重生轻死,主张活着的时候好好地安排生活,死的问题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就不要去多想了,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意思,死亡是属于天命的事情,听从就是了。那么,总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着时所做的一切,你觉得有意义的一切,你一死就都不存在了,至少对于你来说是这样,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你曾经有过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尽管人有一死,但是人的所作所为还会对社会继续发生作用,所以仍然是有意义的。儒家有“立功”、“立言”、“立德”之说,你活着的时候,为社会多做实事,或者是写书,留下著作,或者最高的境界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些都会对后世发生影响。因此,它基本上是在社会的层面上来解决这个所谓不朽的问题的,人虽然死了,但你的事业传承下去了,你的品德、你的著作、你的功业对后人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不朽。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基本上都不谈论死亡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解决的。 另一种观点是宿命论。入世论对人生是比较乐观的,宿命论有一点儿悲观,准确地说,在悲观和达观之间,有点儿悲观,但还是比较豁达的。宿命论的最典型代表是古希腊罗马的斯多葛派。斯多葛派的看法是,既然是自然规定人必定会死去,人就要顺从自然,服从自然的命令,对于命中注定的事情要心甘情愿地接受。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我们只要是自己愿意,让命运领着走,把被动变成主动,就不会痛苦了。老是抗拒命运,不肯死,那就痛苦得很。对于大自然规定了的事情,我们不要太动感情,要做到不动心。人死就好像旅客离开寄宿的旅店,果实熟透了从树上掉落,演员演完戏退场,是最自然的事情,应该视死如归,无非是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去,回到你还没有出生时的状态。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里,很可能在所有西方哲学家里,斯多葛派对死亡问题谈得最多,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要我们尽量想明白死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迎接死亡。 上面两种观点都承认生和死的界限,认为生和死之间是有界限的,生和死是截然不同的,但问题是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或者不要去想它,或者坦然地接受它,总之主张以一种理智的态度对待死亡。这实际上是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 下面还有三种观点,它们力图要把生和死的界限打破,认为生和死是没有界限的,生和死是一回事。这是下面三种观点的共同点。 一种是超脱论,就是要超脱死亡。这是一种达观的观点,不能说它乐观,也不能说它悲观,它就是很看得开。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庄子。《庄子》里有一章就叫《齐生死》,把生和死等同起来,生死是一回事。庄子说:“生死为一条”,“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意思是人应该超越时间,无所谓昨天、今天、明天,你不生活在时间之中,你也就超越生死、不死不生了。我认为庄子的这种观点是审美性质的,他要求进入的那种境界,把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里,融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性质的精神体验,所以他是用审美的方式解决生与死的问题的。他不是真的要肉身不死,而是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感觉和心境。后来道教企图通过炼丹、求仙真的让肉身不死,长生不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道家是一种哲学,不是宗教。道教也不是宗教,而是方术和迷信。在西方哲学中,与庄子比较相近的好像只有尼采,他也是用审美的方式来解决生死问题。他认为,不要把个体的死亡看得太重要,宇宙生命是永远生生不息,永远在创造的,你要站在宇宙生命的角度,和它融为一体去体会。当我们体会到它不断创造不断毁灭的快感时,我们就会感到快乐,而不会感到痛苦了。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不过,尼采和庄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庄子眼中的大自然是平静的、无为的,所以他的审美态度比较消极,偏于静,而尼采眼中的世界意志是不断创造的,他的态度就偏于动,强调创造和有为。不过,在审美态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追求的都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心境。.99lib. 上面三种观点都属于哲学,无论理智的态度还是审美的态度,都是从哲学的立场上解决生死问题。理智的态度是跟你讲道理,要你想明白。审美的态度是给你编梦境,要你装糊涂。反正我觉得,靠哲学是不能彻底解决死亡问题的,彻底的解决恐怕还得靠宗教。宗教的解决办法也是打破生和死的界限,但不像审美态度那样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它打破得很彻底,很绝对,完全把生和死等同起来了。当然,信不信由你。 宗教打破生死界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灵魂不朽论,就是主张灵魂不死。这主要是基督教的主张,当然在基督教之前,实际上柏拉图也是这样主张的。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人的肉体是会死亡的,但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的灵魂本来就是从天国来的,或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是从理念世界来的,死了以后还要回到那个世界去,回到天国去,回到上帝那里去。另一种是寂灭论,或者说虚无论,典型的代表是佛教。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但是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正好相反。 基督教似乎是很乐观的,它相信人本质上是不死的,生和死都是有,都是存在,根本不存在所谓虚无这种情况。活着的时候,灵魂寄居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受肉体的束缚,肉体就像是一座监狱,灵魂很不自由。死亡实际上是灵魂从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自由了,从此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里也就是天国里了。因此,如果说生是一种存在的话,那是比较低级的存在,而死后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所以,死亡不仅不需要害怕,而且应该欢迎它。 相反,佛教是十分悲观的,可能是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里最悲观的一种思想。它认为无论生和死都是无,你看这一点正好与基督教相反,基督教说生和死都是有,根本没有虚无这回事,佛教则认为生和死都是无,只有虚无这回事。你以为你活着,存在着,其实那是假象。你活着只是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暂时凑在了一起,产生了你的个体生命,因缘而起,因缘而灭,这些偶然的因素一消散、一分开,你就不存在了。所以,人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假象,是一种幻象,我们要看破它,看破红尘,看破这个我们受其迷惑、万般看重的所谓的“我”。佛教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无我”,要让你从“我执”也就是对“我”的执迷中解脱出来。当然,佛教还有轮回之说,人死以后,灵魂还在,又会去投胎,但是佛教真正的主张是要断轮回,认为轮回的过程还是在迷惑之中,还是在虚假的存在之中。最高的境界是断掉轮回,归于寂灭,这就是涅槃。在佛教看来,生和死都是无,但是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当然这种死,这种高级的无,那是要经过修炼以后,觉悟以后,真正看透了人生以后才能达到的,那是彻底摆脱了生命欲望、摆脱了转世轮回的一种状态。只有从轮回中摆脱出来,才能进入真正的高级的无。所以,在佛教看来,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生命本来就是虚幻的东西,你要从这种迷误中走出来,看明白四大皆空。我觉得想要真正解决死亡问题,佛教是比较彻底的。基督教没有办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佛教把无看成是一种根本的东西,从哲理上来说,我觉得是更站得住脚的。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一种宗教,其实佛教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哲学。 关于生死观,我大致整理了一下,基本上有这么五种。我在这里没有详细展开,我主要是想说明一点,就是对于生死问题,哲学上和宗教上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你可能觉得某一种观点比较有道理,你也可能觉得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地说服你。这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从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种说法,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想通死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不要回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思考死也许是徒劳的,最后还是没有想通,但是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 那么,思考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起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可以使我们更加积极进取地面对人生。思考死不一定是让人消极的,它完全可以让人更积极。我们平时很少想这个问题,老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会死似的,日子好像是无限的。其实这样并不好,可能会使人浑浑噩噩。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通过思考死,等于是把人生的全景看了一遍,也看到了人生的界限,就可以从这个全景和这个界限出发,考虑怎样活得更积极、更真实。西方一些现代的哲学家,比如尼采、海德格尔,都很强调思考死亡问题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尼采说过,人们往往因为懒惰或者懦弱而没有自己的主见,躲在习俗和舆论的背后,按照习俗和舆论的要求去生活,可是一旦你想到,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你死了以后不可能重新再活一遍,你就会明白,为了那些舆论和习俗把你独特的自我牺牲掉是多么不值得,你的心里就会有个呼声,就是要成为你自己。海德格尔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向死而在,或者叫先行到死中去。他说人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把自己沉沦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他人共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突如其来地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感到烦,这很可能是因为你在无意识中触及了你自己的死,触及了你是从虚无中来还要回到虚无中去这样一个事实。你应该抓住这样的时机,自觉地去思考,不要逃避。他的观点和尼采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你可以和别人混在一起,但死亡只能是你自己的死亡,没有人能替代,死去的一定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你。想到了这一点之后,你就要想一想作为独特的你的人生有些什么可能性。所谓先行到死中去,就是要先设想自己已经死了,一切可能性都没有了,再回过头来看你的人生该怎样过,哪些可能性对于你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我经常说,想到自己的死,就会意识到一个人最根本的责任心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思考死亡问题的另一方面意义是能够使人对人生更超脱。我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光有进取积极的一面,还应该有超脱的一面。只有进取的一面,没有超脱的一面,结果会很可悲,一旦遭受挫折就很容易垮掉。当然,只有超脱的一面、没有进取的一面也不好,那样会活得很没有乐趣。应该是既进取,又超脱,思考死就能使我们在积极面对人生的同时,也时常跳出来看人生,做到超脱。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奥勒留曾经说,一个人应该经常用“有死者”的眼光来看一看事物。譬如说,你非常在乎名声,希望大家都知道你,那么你就想一想,那些知道你名字的人最后都会死去,你的名声有什么意义?你跟人家吵架,为一件事情或者为利益打得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你就想一想一百年以后你们都在哪里?想到这一点,你就会吵不下去了。你为一件事情很痛苦,比如失恋了,或者事业受了重大挫折,你就想一想以前为同样事情痛苦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你就会觉得再为这种事情痛苦是不值得的了。当然,如果一个人老是用这样的眼光看事物,那就什么也别做了,太消极了。但是我要说,你有必要为自己保留这样的眼光,人生总有不顺的时候,甚至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那时候这样的眼光是用得上的。用终有一死的眼光来看,人生的成败也好,祸福也好,都是过眼烟云,没有必要太看重。所以,经常思考死的问题,一个人能够既积极又超脱,一方面不妨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奋斗,好好地过一生,活得精彩一点,但是如果出现了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遇到了重大的灾难,那时候就能够跳出来看,你的生命力反而是更加坚韧的。 我今天讲的不是纯粹理论的东西,而是我自己的真实体会,我感到我从哲学那里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我的生活中有过很大的挫折,在座有的人也许看过我的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当时我的孩子出生不久就被发现患有先天性的癌症,只活了一年半,这一年半里真是像地狱一般的生活,但我相信是哲学救了我,使我能够尽量跳出来看所遭遇的事情。站到永恒的角度,站到宇宙的角度,来看自己遭遇的一个苦难,就会觉得它很小。所以,我说,哲学是一种分身术,一个人有哲学思考的习惯,就能够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是肉身的自我,这个自我在世界上奋斗,在社会上沉浮,有时候痛苦,有时候快乐,另外还有一个我,是更高的自我,理性的自我,精神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经常从上面来看肉身自我的遭遇,来开导他。我想,这一点特别重要。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芝诺,人家问他:谁是你的朋友?他回答说:另一个我。学哲学就是要让这另一个自我强大起来,使他成为自己最可靠、最智慧的朋友,能够经常和自己谈心,给自己提供指导。如果这样的话,走人生的路就会更加踏实,更加明白。

二、灵与肉

不管是哪一派哲学家都承认,人是有灵魂生活的,也就是有比肉体生活更高的生活的,只是承认的程度有所不同。肉体生活就是生存,食宿温饱之类,这基本上是动物性的,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但是人不能光有这样的生活,如果光有这样的生活,人会感到不满足。只要人解决了生存问题,如果还让人仅仅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更高的生活,人就会感到空虚。这应该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人不光要生存,而且要为生存寻找一个比生存更高的意义,人不光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恐怕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只有人是这样的,只有人是谈论意义的,只有人是追求意义的。 我说的灵魂生活是指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要为生存寻找一个高于生存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超越性,人是有超越性的。实际上,对意义的寻求、论证、体验、信仰,构成了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领域。自从有人类以来,在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了文明状态以后,人类一直是在这样做,在寻求生活的意义,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科学、道德,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这实际上都是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对意义的寻求形成了他的心灵生活、内在生活。我说的灵魂生活就是指这种对生活意义的寻求。 人不满足于活着,要为活着寻找一个更高的意义,可是,大自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比活着更高的意义,用大自然的眼光来看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类的存在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用大自然的眼光来看,人类的生命不过是宇宙某一个小角落里面一个偶然的存在,这个小角落,太阳系的某一个地方,我们的地球上面,刚巧到一定的时候,它的自然条件适合生命产生,于是生命就产生了,逐渐进化,最后进化到人。以后呢,自然条件慢慢变化,到一定的时候,又不适合于人的生存了,不适合于生命的存在了,人类就会毁灭,生命就会毁灭,最后地球也会毁灭。用宇宙的眼光来看,人类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用自然的眼光来看,个人的生存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下来了,活那么几十年,最后死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没有留下,有什么意义?所以,大自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比生存更高的意义,比生存更高的意义是要人自己去寻求的。这个寻求的过程就形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领域。然后我们发现,有了精神生活的领域以后,精神生活本身就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对意义的寻求过程本身就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更高的意义。你看,确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来意义就在于寻求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因为人有了这样的精神生活,有了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我们感到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不满足于仅仅活着、要有一种更高生活的追求,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所以,寻求意义形成了人的精神生活领域,而精神生活领域本身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更高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人生缺乏意义而去寻求,结果寻求本身就成了意义。 总之,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灵魂生活九九藏书是一个追求意义的领域,而人生的意义就取决于我们的灵魂生活的状况,精神生活的状况。具体地说,我想人生意义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是人生的世俗意义,就是这一辈子过得好不好,自己满意不满意,生活质量高不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往往是用幸福这个词来概括的。如果你觉得这一生过得挺好,你自己挺满意,你就会说你挺幸福。那么,幸福取决于什么呢?我认为,幸福取决于灵魂的丰富,灵魂的丰富是幸福的源泉。这是人生意义的一个方面。 人生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可以叫做人生的神圣意义。刚才讲的是世俗的意义,另一个方面是神圣的意义,或者说精神性的意义。如果说幸福讲的是生活的质量,那么神圣意义讲的就是生活的境界,人生的境界高不高。这在哲学上通常是用德性这个词来概括的,德性就是道德和信仰。其实,从人生意义的角度看,道德和信仰是一回事,都标志着人生的神圣意义、精神性意义。德性取决于什么?我认为取决于灵魂的高贵,灵魂的高贵是德性的基础。 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幸福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问题的看法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从伊壁鸠鲁开始的快乐主义,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前者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后者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完善,道德上的完善。这两派对幸福的概念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认为精神的快乐、灵魂的快乐要远远高于物质的快乐、身体的快乐。 事实上,物质上、肉体上的快乐是非常有限的,超过了一定限度,物质条件再好,快乐也增加不了多少,最多只是虚荣心的满足,只有精神上的快乐才可能是无限的。精神的快乐来源于灵魂的丰富,那么怎样才能使你的灵魂丰富起来呢?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过内在生活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太喧闹、太匆忙,生活逼迫我们总是为外在的事物去忙碌,基本上生活在外在世界里面,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内在生活,有自己的内在世界。怎样才能有自己的内在世界呢?一条就是要养成独处的习惯,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另外一条就是阅读,读那些真正的好书。独处是和自己的灵魂相处,读好书是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沟通,这是使我们的灵魂深刻和丰富起来的两个基本途径。 其次是德性的问题。完善主义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后来包括斯多葛学派,中世纪的哲学家奥古斯丁,近现代的像康德和一些德国的哲学家,他们都有一个观点,认为幸福就是德行,就是过有道德的生活,就是说人的灵魂生活本身就是幸福的实质部分,哪怕你因为灵魂生活而受难,也是一种幸福,不需要用快乐来证明。“德行即幸福”是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的,但是这一路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在内,都是这种看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把灵魂的高贵看得更重要了,灵魂的高贵既是德行,又是幸福。我们现在很少提高贵这个词,但我觉得高贵是人类一个特别重要的价值,古希腊人讲高贵,罗马人也讲高贵。那么什么是高贵呢?换一个说法就是人的尊严,做人是要有尊严的,一个人要意识到做人的尊严,做事情的时候也要体现出做人的尊严,这样的人就有一颗高贵的灵魂。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那个大写的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是目的,永远不可以把他当作实现物质性目的的手段,对自己、对别人都要这样。我认为,“尊严”这个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缺乏的,现在更是特别缺乏的。 在最高的层次上,德行就是信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有做人的原则的,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倒不一定非要有一种宗教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我觉得这在现在的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人作为有灵魂的存在是高贵的,是有尊严的,灵魂是人的本质部分,这一点从哲学上讲也许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人就会问,这个高贵的、本质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在宇宙中有没有根据。实际上,形而上学也好,唯心主义也好,都是想论证有这个根据,但这是一个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灵魂到底是不是来自宇宙间某种不朽的精神本质,和它有一种联系,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但是,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宁愿保留宇宙具有精神本质这个假设,包括康德,他说上帝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因为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假设的话,我们无法解释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我们的生活按照上帝存在的假设来进行,这时候我们的人生境界和我们不相信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与哲学不同,宗教不论证,它就是要你相信,它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反正不管信不信教,我们都要做一个高贵的、有尊严的人,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念。在我看来,人与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是不是按照这个信念做人和处世。 在座的都是青年干部,我想说一说哲学对于当代青年有什么意义,这也是很多青年关心的问题,我说一说我的看法,作为这个讲座的结束语。我们这个时代,今天青年所处的这个时代,我认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意识形态弱化,价值多元,没有了统一的信仰。这和我年轻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完全不同,我们那时候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着,用不着你、更准确地说是不允许你自己去寻求一种信仰。现在不同了,在信仰问题上,实际上发生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个体化的过程,信仰不再是自上而下规定下来的,而成了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信仰恢复了它本来的意义,回到了它应该有的状态。自己去寻求信仰,这当然比较累,不像有一个现成的信仰那么轻松,但是,信仰本来就是个人灵魂里的事,从外面强加的信仰算什么信仰呢。现在,有些人可能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比如真的信了某一宗教。不过,据我看,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信仰的,我也是这样,可以说仍在寻找的过程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就有了重要的作用,哲学就是让你独立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自己去寻求人生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自己去寻求和确立信仰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最后能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始终在思考、在寻求,这本身就使你在过一种高品质的精神生活,其实也就是一种有信仰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哲学对于当代青年的一大价值。 我们时代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竞争激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青年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哲学就有助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
中保持头脑的清醒,为自己保留一种内在的自由。当然,事实上,一个人越是重视精神生活,有精神上的追求,他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可能会有更大的困惑甚至痛苦。因为我们无法否认,精神追求与生存竞争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往往生存竞争会使你无暇进行你喜欢的精神活动,比如读书、写作等,精神追求又会使你厌恶生存竞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正视现实,不管你的精神欲望多么强烈,你必须解决生存问题,精神追求不会赋予你在生存竞争中受特殊照顾的权利,市场就是这样,你再抱怨也没有用。不过,我们应该看得远一点,长远来看,在现代竞争中,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包括精神素质。同时,也要看到精神追求是不以社会酬报为目的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精神追求了。两方面只能尽量兼顾,而在真正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甘愿舍弃利益,这是必要的代价。说到底,你的做法和心态取决于你究竟看重什么,仅仅是实际利益,还是人生的总体质量。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哲学知识系列讲座现场互动

问:今天在座的不少人是慕名来听您的讲座的,这种名气多半与您那本《妞妞》有关。有这样一句话,悲剧就是把美丽的东西破坏了以后向他人展示。这可能是你书里的一段话,是不是?(答:这是鲁迅说的。)而大多数人都对别人的隐私、痛苦身世怀有窥视的欲望。您作为一位洞悉人性的哲学工作者,对此更是明白的。那您当年在出版《妞妞》时,对由此产生的轰动和反响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 答:关于《妞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了以后为什么要出版,其实已经有人提出过一些质疑。当然,我可以不出版,我可以写了以后不出版。但是我最后终于把它出版,因为我认为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我自己的一段私人经历,我也不认为它是我的隐私,我认为它应该有更多的意义。当时我是突然陷到了苦难中,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救,我有很多思考,我试图从哲学上开导自己。妞妞的到来,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做父亲的那种快乐、那种喜悦,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妞妞的病情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把这两方面的体验都记下来了。那么,这本书对于别人、对于读者,会有它的意义,就是亲情和苦难,这两方面的体验和思考对别人会有意义。不过,你说书出后轰动,这不符合事实,我和出版社更没有有意要轰动,开始只印了一万册,后来慢慢加印,它的影响是逐渐产生和扩大的,完全是自发的。当然,有些评论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读者眼里这本书不是你所说的隐私,譬如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妞妞,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问:听了几次哲学讲座之后,感觉每位学者所研究的内容都变成了他本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左右了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吗? 答:对,在我看来,真正的哲学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一种化为血肉的生活方式。但是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我也不相信其他来讲座的学者都做到了。哲学的存在方式有几种。一种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是对人类处境的根本性思考,而且是创造性的、提供了新角度的思考,这属于那些哲学大家、哲学史上留名的大师。还有一种是作为学术,其实大量的学者都是把哲学作为学术,一辈子研究一个领域里的一个问题,整理资料。第三种就是真正把哲学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够和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实,古希腊的很多哲学家就是这样的,哲学的开端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哲学的发展离开了这个传统,我认为应该回到这个传统。我一个是由于自己性情的原因,另外由于我对尼采的研究,我觉得尼采是回到了这个传统上,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相信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还没做到,我正在做。 问:您是共产党员吗?如果是,您如何处理共产主义和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冲突? 答:第一,我不是共产党员;第二,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都是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什么冲突。对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你也许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我们原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现在看起来是无限期地往后推了,推到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时候会实现。能不能实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好像不能怀疑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探讨,我想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我想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我所思考这些人生哲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并不构成冲突的关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们以前教科书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教条式的宣传和理解。其实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很丰富的,而且是非常人性的。马克思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马克思的理想和我所追求的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你要说共产主义的话,其实马克思讲共产主义,他讲要通过所有制的改造、消灭私有制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怎样才能走通。但是,马克思所想象的目标,所追求的目标,那种共产主义,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并不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也不是阶级的消灭,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人们都自由了,从物质生产领域解放出来了。马克思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也就是说,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全体成员,都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存操劳了,都从这个领域里解脱出来了。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本身。人的能力的发展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能力,不再为生存忙碌,这就是一个理想社会要达到的目的,这才是马克思所盼望的共产主义。这和我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一点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面,我们是不说的,我们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经济观点。我们现在应该更加丰富、更加本质地去理解马克思。 问:我有一次出差,途经纽约的曼哈顿,到西非的一个岛国。在曼哈顿看到了日进斗金的精英们脚步匆匆,在非洲的岛国看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黑人手里拿着木棍,在太阳的炙烤下悠闲欢快地跳舞,他们大多是文盲。不知道您认为谁离天堂更近? 答:天堂实际上是指精神王国、精神乐园,离天堂远近当然是用精神指标来衡量的。耶稣说,想上天堂的人必须回到孩子,变成孩子,就是说一个人必须精神上单纯,才能上天堂。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丰富,一个人在精神上应该既单纯又丰富。物质越多,越陷在物质里面,离天堂就越远,所以耶稣又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过,你提的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文明的双重价值,既有正面价值,又有负面价值,如果你要杜绝后者,前者也会失去,只能是尽量减少文明的负面价值。 问:香港一位和黄沾齐名的才子曾说,用七十年的时间探求人生的意义,无非还是吃吃喝喝、男男女女。您怎样看待此人的人生态度? 答: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探求过,所以才会这么说。 问:您在广西工作时精神上很苦闷,想出来,从哲学层面上您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答:我觉得这是本能,用不着从哲学层面上去评说。人当然是追求快乐、躲避不快乐,但关键是快乐的标准不一样。桂林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很美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在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我有更开阔的视野,有更加水平相当的精神交流。这是我最看重的那种生活。如果你让我永远生活在一个落后闭塞的地方,精神生活相对比较贫困的地方,我会感到痛苦,我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如果光从物质生活、吃喝玩乐出发的话,那现在桂林也不错,去广州、深圳更好。 问:郭世英的哲学勇气和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哲学悲剧意味着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个人化了,大部分在座的都不了解这个情况。要说清楚,就要说很多话了,我们是不是不说这个问题,因为太特殊。 问: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可以再开讲一次。简单地说,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都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在我看来,这种责任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责任,就是要关心社会的精神走向。知识分子应该关注社会的基本走向,它在精神上是不是对头,如果不对头,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批判。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责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这样。知识分子应该是重大问题、根本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者。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表面上、嘴上也说得很多,社会责任什么的,对社会问题很爱发言,但是有一个毛病。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应该是精神上的关注,既然是精神上的关注,那么他对自己的精神生活也应该是很重视的,应该是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忽略了这一点,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自己的灵魂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关注社会生活往往是从功利出发,个人的功利或社会的功利。所以,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一贯性,很容易根据风向来改变,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知识分子也跟着社会的风向改变,还算什么知识分子?得有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立场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从精神的层面来看社会问题。看社会问题是有各种层面的,就社会论社会,甚至只从利益角度来看社会,这个层面低了一点。不能少掉精神纬度,但我觉得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来说,是缺少这个纬度的。 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个体的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如果灵魂的高贵体现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以把人作为手段,是否会让人的灵魂变得更自私? 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有很多论述,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以前的问题把这个方面当作马克思的全部论述,这样就把马克思理解得狭窄了。马克思还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个观点就更强调人是精神性的存在,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自由。所以,关于马克思的人的观点,其实是可以再讨论的。我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中国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一派是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论述归结为人的社会性,然后把社会性又归结为阶级性,这是一派的观点。另外一派观点认为这是狭窄的,应该更强调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的论述,强调人的人性的方面,我当时是属于这一派的。现在来看,应该说仅仅归结为社会性,这种观点的狭隘性是一目了然的,用不着再争论了。不能只把人看作目的,也要把人看作社会的手段。我觉得,这是没有理解康德命题的含义。当然,手段和目的是相对而言的,譬如说,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你用一些人去完成一件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说人是手段。我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的,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不知道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手段,我不知道有这样的论述。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你只能把人作为目的,不能把人作为手段。当然,为了实现社会的目标,需要个人、很多人去参与、去奋斗,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社会的手段。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社会无非是个人、许多个人结成的一种关系。社会为什么要存在?个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依靠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才结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不为所有的个人而存在,它为什么而存在,难道是为它自己?如果抽掉了所有的个人,社会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抽象的实体。所以,从社会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来说,都是社会为了个人,是为了个人才产生,才存在的。我觉得,我们以前过于强调了社会对于个人的支配,好像个人只是手段,只是为社会服务。那么,社会究竟为了什么而存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了。如果不是为了每一个个人的话,社会为什么要存在?你能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吗?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作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由于这种思路,造成了很多问题,导致对人的不重视,对个人价值的蔑视,所以我认为应该颠倒过来,更强调社会是为了个人,而不是个人为了社会。这不是鼓励自私,个人当然要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明白,你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为了社会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问:宗教常常被科学的进步证明是错误的,想请您评价一下科学和宗教哪个更有价值。 答:科学和宗教各有各的价值。科学可以证明宗教里面的某些具体说法是错的,但是科学不能证明宗教本身是错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现在从科学来说,我们可以说知道宇宙是通过大爆炸产生的,地球是通过星云的冷却过程产生的,生物、人类是通过进化产生的,等等,这样,《圣经》里面讲的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世界,你可以说它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对这些宗教里面的具体说法,科学可以否定它,但是科学不能证明宗教最根本的东西是错的。宗教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本质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这是我们的唯物主义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像柏拉图、基督教,认为世界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本质,对它的叫法不一样,柏拉图说是绝对理念,基督教说是上帝,我们的灵魂、精神追求都是从那里来的。这一点科学能不能把它否定?我认为不能。为什么不能?科学是管什么的?科学是管经验的,科学只能从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现象里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这是科学所做的事情。但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精神性的本质?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经验里出现的,是我们永远经验不到的。既然经验不到,科学就不能证明它,也不能否定它。凡是第一原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都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有没有一个上帝存在,有没有一种神圣的本质存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永远是科学所不能断定的,科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这一点不是我的说法,费希特、列宁都说过。列宁说,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是一个信念,不是可以通过争论解决的。所谓物质第一性或精神第一性,就是世界的本质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一点永远不可能用事实来证明,所以它是一个信念,信念只能够相信,不能够证明。那么,到底哪一个更有价值?各有各的价值,宗教有宗教的价值,科学有科学的价值。宗教解决的是生活目的的问题,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科学解决的是生活手段的问题,怎么样生活得更舒服也就是更复杂的问题。科学面对的是事实,宗教面对的是价值,它们管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大科学家同时也是教徒,或者虽然不信教,但有强烈的宗教情绪。 问:在今天的讲座中,您提到不经历苦难的人生是浅薄的,是有缺憾的,但我宁愿我的人生永远不曾有过失败,您如何看? 答:我相信没有人主动去选择苦难、挫折、失败,问题是这些遭遇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一旦遇上了,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如果你总是怀着侥幸或害怕的心理,一心躲开这样的遭遇,那么,第一你在走人生的路时就会谨小慎微,成为平庸的人,第二你很可能仍然躲不开,那时候你就会埋怨、屈服甚至一蹶不振,成为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丧失了苦难本来可能给你的那些正面价值。 问:当今世界纷繁复杂,在社会里我们年轻人应该多读哪些书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提升精神境界?希望您给我们推荐一些好书。 答:我很难拿出一个具体的书目来,因为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会发生兴趣、读得进去的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想强调一点,我的建议是直接去读那些经典著作,不要去读那些二手、三手的解释性的作品。直接读大师的作品,这是我自己在读书方面最重要的经验。我上中学时就很爱读书,但是那时候我读的是一些介绍性的小册子。后来,进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读原著,读那些经典著作,包括哲学的、文学的,我马上就感觉到,其实许多大师的作品并不比那些小册子难懂,它们一下子把本质问题说清楚了,而那些小册子,那些二手的、三手的东西,在那里绕来绕去,总也说不清楚,大师们反而说得更清楚。所以,要读就去读大师的作品,那些经典著作。你读的范围可以稍微宽一点,文学的,哲学的,都可以读一些。在哲学方面,一开始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该读哪些经典作品。我的建议是,去找一本简明的哲学史,把它浏览一下,自己感觉一下可能对哪个哲学家更感兴趣,然后就去读这个哲学家的书。简明的哲学史,我可以推荐的是,譬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学者梯利写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的好处是的确比较简明,并且忠实于原著,把每个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用准确的语言说出来了。还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或《西方的智慧》,《西方的智慧》可以看作《西方哲学史》的简缩本,还有威尔.杜兰的《哲学的故事》,这些都有中译本,这两种书用生动的语言介绍了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总之,99lib?先对大哲学家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挑自己感兴趣的细读,就这样渐渐地受熏陶,渐渐地扩展阅读范围,这是一个办法。文学的就太多了,而且个人的趣味更不一样。我希望你们不要光看现代中国作家写的东西,不如多看一些西方古典的,像歌德、托尔斯泰,你们会发现,这些作家写的作品,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大师就是大师。 哲学是永远的追问 今天我想谈一谈我对哲学的理解。我17岁读哲学系,毕业后在一个小县城工作了十来年,然后又回到北京,也回到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哲学可以算我的终身事业,我对哲学应该有一种理解了。当初报考哲学系,是出于一种比较幼稚的想法。我在中学里最喜欢两门课,一门是数学,一门是语文,也就是解习题和写文章。报志愿时,两样都不肯舍弃,就来了一个折中。我相信哲学可以让我横跨文科和理科。当然这也有一定道理,数学使人享受纯粹思维的乐趣,文学使人关注人生,这两样东.99lib.西在哲学里都有。不过,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我觉得自己对哲学的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概括地说,它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一种永远的追问。

一、哲学开始于惊疑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疑。惊疑,严群译为疑讶,包含惊奇、惊讶和疑惑、困惑两层意思。为了便于讲述,我想把这两层意思拆开来讲。相对地说,惊奇面对自然,由惊奇而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形成了哲学中的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在这里是同义词)这一个大领域。疑惑(困惑)面对人生,由困惑而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形成了哲学中的人生观、生存论、广义伦理学(在这里也是同义词)这另一个大领域。 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地把哲学看作世界观和人生观。当然,哲学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例如知识论(认识论),这是因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问题,便转而对我们认识的能力、性质、过程进行审视,尤其近代以来,这方面的内容在哲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外还有历史哲学、美学、狭义伦理学等等。但是,从源头看,哲学主要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他则是派生的。 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说:智慧的研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沉思性的,即对自然的起源及纯粹真理的研究,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另一种是积极性的,关注生活行为和道德,以苏格拉底为代表。柏拉图是两者的融合。康德说:世上最使人敬畏的两样东西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说的都是类似的意思。哲学所思的问题无非两大类,分别指向我们头上的神秘和我们心中的神秘。总之,哲学是灵魂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所探究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 哲学是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个提法一点儿也不新鲜,我们不是一直被这么教导的吗?这个提法本身没有错,过去的问题是对它作狭隘的理解,把世界观等同于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把人生观归结为为谁服务了。而这就意味着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且是一种很狭隘的政治。其实,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要广阔得多。 在我们这样体制的国家里,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是一个传统。我读哲学系时,许多同学是怀着从政做官的目的报考的,毕业后的去向的确也基本上如此。学习的内容上,主课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对斯大林《联共党史》中的一个章节加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一种讲解。也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是为了批判。从列宁开始,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把哲学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古今一切哲学都按此排队,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标志着哲学发展到了顶点和终点。于是,哲学研究就成了给一切哲学家贴标签,唯物主义者是好人,唯心主义者是坏人,机械唯物主义者是有缺点的好人,有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者是有一技之长的坏人,而辩证唯物主义者则是完人。其后果是哲学的内容极端贫乏化,哲学成为教条,扼杀了任何独立思考。事实上,哲学课成了大学一切课程中最枯燥乏味的课程。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但不同程度上仍有这个问题。 哲学和政治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因此,不能从政治角度、阶级利益角度去解释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正确理解其含义,最好的办法是回到源头上,不要忘记哲学开始于惊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种惊疑的经验,不妨回想一下,对我们理解哲学的本义会大有助益。这多半是在童年时期,也许是在夏天的夜晚,当我们仰望满天星斗的苍穹,隐约感觉到世界在时间上的无始无终,在空间上的无边无际,不由自主地惊奇于世界的神秘,这时候我们头脑中一定曾经朦胧地产生过一个问题:世界究竟是什么?这正是一个十足哲学性质的追问。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追问也是从对天空感到好奇开始的,包括泰勒斯在内的好几位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同时也是天文学家。另一方面,许多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一般是在青少年时期,会对人生产生一种困惑。最大的困惑往往是由想到死引起的,当一个人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会不可挽回地死去,他就会对生命意义产生疑惑和发出追问。在哲学史上,这一追问同样十分古老,以至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称作预习死亡的活动。 在哲学的两类追问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更根本的。对世界本质的思考并非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要从整体上把握人生的底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隐藏在一切哲学本体论的背后。无论世界观还是人生观,都是我们灵魂中的活动,而不是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凡哲学的根本问题皆无最终答案,哲学的价值不在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在于使我们始终保持对世界和人生的惊疑和追问。

二、世界观:对世界的惊奇和思考

虽然解释世界归根到底是为了解释人生,但是,在大多数哲学家那里,这仅是潜在的动机。从西方哲学史看,哲学的主体部分是世界观、本体论、形而上学。今天我只讲这个部分,人生观问题应该是另一次讲座的题目。 无论人类,还是个人,好奇心是智力觉醒的征兆。当好奇心不仅仅针对个别事物,而是针对整个世界时,就会提出这个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把这个问题看作哲学的基本问题,它是一种“天问”。当然,出发点不只是好奇心,起作用的还有对安全感的需要,宇宙是人的家,不明其究竟怎么住得踏实呢。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大体有两种答案。一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水、火、气、土、原子等等,总之是物质性的东西。另一种认为,是数、理念、绝对精神、意志、神等等,总之是精神性的东西。中国哲学史上也有这样对立的答案,例如气与理之争。这么看,把哲学家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好像不算错。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就是唯物主义,主张精神第一性的就是唯心主义。我想强调的是,对世界的思考不能是这么简单地下一个论断,像站队一样,站在唯物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唯心主义一边,这样就算解决问题了。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价值和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取决于这一点,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在总体上丰富和加深了人类对世界的思考。有些哲学家并不对世界的本质下论断,尤其是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往往还反对下这样的论断,但他们仍在推进对世界的思考,并且正是通过比以前更深入的思考才得出这样的看法的。 通过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无论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物质还是精神,都有说不通的地方。唯物主义描绘了这样一幅世界图画:世界是物质的永恒变化过程,人(包括精神)是这个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按照这幅图画,就难以解释:第一,人的存在有何意义?人与动物、物质没有本质区别了,也只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第二,如何解释精神(灵魂)的来源?唯物主义通常是用进化论来解释的,即物竞天择、适应性变异和获得性遗传这一套。但这至多只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大脑)的起源,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我们可以说,理智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能力。可是,人的灵魂,也就是不满足于生存的需要、要使生存具有高于生存的目的和意义那样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就完全不是适应环境和机能进化的产物了。进化论提出时,有许多人不能接受,未必都是保守,有些人确实觉得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倡导者之一,他曾讽刺那些反对进化论的学者说:“我宁肯做猴子的后代,也不愿做一个愚蠢的教授的同事。”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教授,他并不甘心仅仅做猴子的后代。他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谈道:人的精神品质(正义,善)是伦理过程对抗宇宙过程的产物,在宇宙中没有根据,所以终将失败,从而导致人类向下的发展。可见他也认为,精神的产生不但不能用进化论解释,相反是违背进化论的。 在很大程度上,唯心主义之产生正是为了解决精神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便是设定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它是人的精神(灵魂)的来源,保证了精神的不会完全毁灭和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价值。唯心主义的困难在于无法证明宇宙精神本质的存在。其实,无论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还是精神,都是无法证明的,这基本上是信念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经验范围内证明某物是否存在,而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的经验永远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能对宇宙整体有所经验。宇宙整体之性质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对于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的论断,唯心主义不能证实,唯物主义也不能证伪。有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对此心里是明白的,柏拉图称之为“信仰的冒险”,帕斯卡尔称之为赌博,并且都认为值得冒这个险,值得一赌。他们的意思是,虽然无法证明有无,但宁信其有,这比宁信其无好,有助于我们过一种崇高的生活。

三、在宗教和科学之间

哲学要追问世界的本质,而世界的本质是无法证明的。可是,两千年来,哲学却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试图对世界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它实际上是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是哲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困难。 要对哲学的这个特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最好的办法是把哲学与宗教及科学作一比较。 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终极关切。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心的也是世界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但是,它们寻求解答的手段却完全不同。在宗教看来,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是一个神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它弄明白,唯有靠神的启示来接近它。因此,人在神面前应知谦卑,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相反,哲学却不肯像宗教那样诉诸天启权威,对终极问题给出一个独断的答案,而是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解答。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 如此看来,哲学的追问是宗教性的,它寻求解决的方法却是科学性的。哲学家有一个宗教的灵魂,却长着一颗科学的脑袋。灵魂是一个疯子,它问的问题漫无边际,神秘莫测。头脑是一个呆子,偏要一丝不苟、有根有据地来解答。疯子提问,呆子回答,其结果可想而知。 关于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康德最早做了明确的揭示。他指出:由头脑(他所说的知性)来解答灵魂(他所说的理性)所追问的问题,必定会陷入二律悖反。他因此而断定,只能把此类问题的解答权交给信仰。不过,在罗素看来,哲学面向宗教,敢思科学之不思,渴望对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普遍理解,又立足科学,敢疑宗教之不疑,寻求确切的知识,正是这一结合了两种对立因素的品格使之成为比科学和宗教更加伟大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用头脑解答灵魂的问题——注定不能实现,它的努力岂不徒劳。这种看法未免肤浅。从目标不能实现看,也许可以说徒劳,但这个徒劳向目标前进的过程却是富有生产意义的。对于人类精神发展来说,科学理性与宗教渴望是两种不可或缺的动力。正是在哲学中,它们由于彼此发生的紧张关系而同时得到了激励。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历史上,凡大科学家都怀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宗教渴望,凡大神学家都具备寻求可靠根据的科学理性,而他们往往都也是大哲学家。

四、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

用理性手段把握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试图把哲学建立成一门科学,这是两千年来西方主流哲学奋斗的目标。然而,近代以来,哲学家们越来越对理性有无这种能力提出了怀疑。到了康德,就明确否认了这种能力。 从古希腊开始,哲学追问世界本质的基本思路是世界二分模式,即把世界分为现象界和本体界。这一模式认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多种多样的,但现象背后必定有一个不变的、统一的本质,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寻找变化背后之不变,多背后之一,现象世界背后之本体世界。也就是说,万物皆变,变应该有一承担者,世界必定有一个本来的样子,是它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样子,哲学就要把这个本来的样子找出来。这一思路默认了一个前提,即感觉是不可靠的,只能感知可变的现象,唯有理性才能认识现象背后那个不变的本体界。应该说明,对感觉不信任是古希腊哲学家的共同特点,并不限于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也认定世界有一个感觉不能触及、必须靠理性去把握的终极本质。 这个思路存在着以下疑点: 第一,感觉是我们感知外界的唯一手段,既然感觉只感知到现象,我们凭什么说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本质?至少凭感觉不能证明这一点。近代哲学家中,有三位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提出三种说法。贝克莱认为:只存在所感知的现象,不存在本质。休谟认为:我们只知道所感知的现象,是否存在本质不可知。康德认为:我们只知道所感知的现象,但我们必须假定现象背后有本质存在,这一点无法证明,仅是必要的信念。 第二,假定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有一不变的本质,这只能是理性之所为,是理性(逻辑)追求秩序(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产物。但是,理性同样不能证明它所追求的秩序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这种秩序从何而来?有三种可能的回答。一是从感觉经验中归纳而得,但有限的经验不能提供必然性和普遍性。休谟说:所谓必然性只是经验之重复形成的“习惯性联想”。二是理性与世界本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一致性,莱布尼茨称之为“前定和谐”,但这种东西即使有,也无法证明。三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理性把自身所具有的先天结构投射到世界上了。这是康德首先提出、胡塞尔加以发展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秩序都仍然属于现象范围,而与世界本来面目无关。 那么,第三,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在现象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界?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不存在。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作为显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现象。康德把本体界(“物本身”)作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保留下来,这一点遭到了现代哲学家的尖锐批评。其中,尼采和胡塞尔的批评尤为有力。尼采指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透视,必有一定的视角,因而得到的都是现象。即使我们能够穷尽所有的视角,所得到的现象之总和也仍然是现象。所谓本质的假设是以无视角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荒谬的。胡塞尔指出,实在论也承认在意识中显现的东西是现象,但断定现象背后还有一个引起该现象的原因,即一个“物本身”。其中,朴素实在论认为现象与“物本身”在本质上是相符的,批判实在论则把“物本身”看作我们人类的意识不可达到、而唯有假定的上帝的直观才能达到的本体。但任何对象只要进入认识,从而显现在意识中,就必然只能作为现象而存在,这一点对于被假定为绝对认知的理想代表者的上帝也不例外。实在论把在意识中显现的东西解释为外部实在对象的形象表现或记号表现,然而,要知道现象是实在的形象或记号,就必须有一种更高的统觉,可以同时观照现象和实在并加以比较,但我们并无这样的统觉。所以,形象论和记号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从追问世界的本体始,经过两千多年的探索,结果却是发现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本体,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惨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哲学的危机”。但是,这只是哲学的某一种思路的失败,它说明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我们不可能靠理性手段去把握或构造哲学原本想要追问的那个本体,而必须另辟蹊径。

五、出路:沉默和诗的领域?

倘若一个古希腊哲学家来到现代,他一定会大惑不解,因为他将看到,现代的哲学家们都在大谈语言问题,而对世界本身却毫无兴趣。据说哲学家们终于发现,两千多年来哲学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全在受了语言的误导。于
是,他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语言,这种转向还被誉为哲学上的又一次哥白尼式革命。我本人对之评价不高,怀疑是另一种迷途,偏离了哲学作为根本性追问的真谛。 关于语言如何误导哲学,又有两种相反的看法。 一派哲学家认为,弊在逻辑化的语言,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诱使人们去寻找一种不变的世界本质。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解构语言,把语言从逻辑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哲学真正应该寻找的那个本体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世界,而是作为人的生活意义之源泉的世界。这是一个情绪体验的领域,不可凭逻辑手段把握,而只能靠一种诗意的思。持这一看法的有尼采、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 另一派哲学家则认为,弊在语言在逻辑上的不严密,是语言中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分诱使人们对一个所谓本体世界想入非非,造成了形而上学假命题。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进行语言诊断,剔除其不合逻辑的成分,最好是能建立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哲学应该运用逻辑手段把握真正能把握的东西——经验事实,没有本体论的容身之地。持这一看法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哲学)。 不管这两派的观点如何对立,拒斥本体论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可是,没有了那种追问世界之究竟的冲动,哲学还是哲学吗?因为理性不能把握神秘,我们就不再思考神秘了吗?难道哲学从此要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无动于衷,仅仅满足于做逻辑的破坏者或卫士? 有两位哲学家分别代表上述两个对立的派别,然而,与其大多数追随者不同,他们心中仍然蕴藏着那种追思神秘的冲动。他们不愧是现代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 作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之一,维特根斯坦也主张只有经验对象是可思考的,哲学只研究可思考的东西,其任务是通过语言批判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但是,他懂得的确存在着超验的领域,例如那种“从永恒观点来直观世界”的本体论式的体验,只是因为它们不属于经验范围,因而是不可思考的,而不可思考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说的。“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这是神秘的东西,甚至是最深刻的东西,却无法作为问题来讨论。针对此他写道:“真正说来哲学的方法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什么事情,也就是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事情……”真正的哲学性体验只能封闭在沉默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门学术的哲学只能谈论与真正哲学性体验无关的东西,这是多么无奈。 海德格尔却试图冲破这无奈的沉默。在他看来,他名之为“存在”的那个超验的领域,乃是作为意义之源泉的神秘领域,的确不是理性思维所能达到的。但是,他相信这个领域“总是处在来到语言的途中”,是可以在语言中向人显现的。不过,这不是沦为传达工具的逻辑化语言,而是未被逻辑败坏的诗的语言。在诗的语言中,存在自己向人说话。于是,海德格尔聚精会神于他所钟爱的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诗人,从他们的诗中倾听存在的话语。 当然,沉默和诗都不是哲学。可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中,在海德格尔的诗思中,古老的哲学追问仍在百折不挠地寻找栖身之地。 哲学的出路何在?对此我也感到迷茫。我不相信所谓哲学已经终结的论调。我宁可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会有人对世界的神秘进行理性的沉思,因而哲学就会继续存在。也许在经历现在的危机之后,它将更加回避谈论本体,但不可能放弃灵魂的追问,更多地向艺术和宗教学习,但不可能放弃理性的思考。哲学的本性原本就包含着矛盾,它不可能摆脱这种矛盾,否则就不成其为哲学了。我宁可相信,哲学将带着它固有的矛盾向前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人将不可阻挡地去思考那些没有最终答案的根本问题,并从这徒劳的思考中获得教益。 哲学与精神生活 哲学有没有用?尤其在今天这个注重实用的时代,哲学的价值何在?这是人们议论得很多的问题,我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哲学没有实用价值

在一般人眼中,哲学是一种抽象、玄奥、枯燥、无用的东西,哲学家则是一些怪人,在实际生活中十分无能,差不多是呆子(与科学家相似)和疯子(与艺术家相似)的双料货。这个印象大致是不错的。事实上,哲学探讨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之类大而
无当的问题,确实没有实际用处;哲学家对抽象思想本身入迷,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不甚关心,不同于常人,确实怪。 其实,对哲学的这种看法不自今日始。早在哲学发源的古希腊,哲学家已是人们嘲笑的对象。柏拉图在《理想国》第6卷中说:在人们眼中,哲学家是“怪人”,“对城邦无用的人”。阿尔西拜阿底斯《筵话篇》讲了一个故事:苏格拉底服兵役时,有一天,他站在同一个地方想事情,从清早到中午,又到傍晚。有几个人搬来铺盖,想看他会不会站一整夜,结果果然站到了第二天早晨。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讲了泰勒斯坠井而被女仆嘲笑的著名故事,那女仆讥笑泰勒斯如此迫切想知道天上的情形,乃至于看不见脚旁的东西。他接着发挥说:“此等嘲笑可加于所有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研究世界的本质,却不懂世上的实际事务,在法庭或任何公众场所便显得笨拙,成为笑柄;哲学家研究人性,却几乎不知邻居者是人是兽,受人诟骂也不能举对方的私事反唇相讥,因其不了解任何人的劣迹。柏拉图特地说明:他们决不是有意立异以邀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实际事物这般无知。 柏拉图本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这位古代大哲一度想在叙拉古实现其哲学家王的理想,向那里的暴君Dionysius灌输他的哲学,但暴君的一句话给哲学定了性,称之为“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结果他只是幸免于死,被贱卖为奴,好在买主慧眼识贵人,放他回了雅典。 说到哲学无用,如果用是指实用价值,这个说法百分之百正确,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因此,在当今这个最讲求实用价值的时代,哲学受到冷落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常常有人问我,报考哲学系好不好,我一律劝阻。从哲学系出来,难以找到工作,这是明摆着的。现代社会特别讲求实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变了。我上大学时,学科越不实用就越吃香。譬如说,理科比工科和医农科吃香,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文科中,文史哲都算好专业,没本事的才读财经之类。现在反过来了,越实用就越吃香,例如计算机专业,医学,文科中的财经类专业和法律专业。西方也是这样,会计师、律师、医生可以算现代社会里的铁饭碗,挣钱比一般人多,并且是体面而稳定的职业。在我们国家,热门的专业还要加上外语,因为学外语的人出国或者到外资公司谋职的机会多。 在中国,哲学曾经吃香过一阵,不过那种情况并不正常。那时候,哲学是被等同于政治的,读哲学系差不多是通向仕途的一条捷径。报考哲学系的多半是中学里的学生干部,他们以为搞哲学就是当干部,事实上毕业后也真能当上干部,哲学系的分配方向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现在,机关精简,公务员下岗,这条路也断了。在我看来,这倒是一种正常化。哲学系本来就不应该是培养党政官员的地方,想当官的人应该进党校或者行政管理学院。我很赞成收缩哲学系的规模,减少哲学从业者的人数。作为一门学科,哲学应该只由对哲学真正有兴趣、有能力的极少数人去研究。这里的情况正与其它一些抽象学科类似,例如社会同样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许多纯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从社会分工看,让绝大多数人拥有一技之长并从事务实的职业,专业的务虚人员要少而精,我认为是合理的。哲学正因为没有一点儿实用价值,专业上的要求就更高。搞文学艺术的,包括写小说、画画、作曲、演戏等等,才能差一些,搞出的东西多少还99lib?有娱乐的价值。可是,哲学本身不具备娱乐的价值,搞得差就真是一无价值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大众需要差的文学艺术,那是一种文化消费,但没有人需要差的哲学,因为哲学无论好坏都成不了消费品。一个人要么不需要哲学,一旦他感到需要,就必定是需要好的哲学。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需要许多职业的哲学家,但是否就不需要哲学了呢?一个人可以不必读哲学专业,但是否就不必关心哲学了呢?哲学没有实用价值,是否就等于没有任何用处了呢?

二、不实用正是哲学的价值

哲学没有实用价值,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与一般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对之的评价。在一般人看来,不实用是哲学的缺点。相反,在哲学家看来,不实用正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是哲学的大用。 哲学家在实际事务方面无能是否因为智商低呢?恐怕不是吧。亚里士多德讲了泰勒斯的另一个故事:人们因为泰勒斯贫穷而讥笑哲学无用,他听后小露一手,通过观察天象预见橄榄将获丰收,便低价租入当地全部橄榄榨油作坊,到油坊紧张时再高价租出,结果发了大财。“他以此表明,哲学家要富起来是很容易的,如果他们想富的话,但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联想到柏拉图讲的泰勒斯的故事,我们可以设想,泰勒斯也许会这样回答那个女仆: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琐事而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现在又出了一个索罗斯,靠金融投机发大财,搞垮亚洲好几个国家的经济,而他最引以自豪的却是他是哲学家波普的学生。 “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很重要。哲学家的兴趣在思想本身,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而不关心其有没有实用价值。这是哲学家的必备素质,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哲学家。 为什么说哲学的不实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呢?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质、生活的意义之类,的确是最不关实用的,但对它们的关心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注意实用,但如果停留于此,就与动物相去不远。人有灵魂或曰理性,能够关注这些不实用的问题,最是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第二,哲学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任何实际的手段,其实靠金钱、权力、革命、社会活动等等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唯一的手段是思想。正因为如此,哲学就是一种最为自足的活动。你要解决物质问题或者社会问题,离不开种种实际的手段,你要解决哲学问题,就只需自个儿在那里沉思就可以了。 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哲学有没有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评价,亦即对于个人和人类来说,精神生活有没有用。正是在对精神价值的看法上,中西文化传统显示出了重大差异。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不实用看作缺点,对于哲学也强调要经世致用,这至少是儒家哲学的传统。据我所知,在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明确认识到不实用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并站在这个立场上来批评中国哲学的实用传统的,王国维是最早的一个人。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刚刚传入中国,有的学校准备开设哲学课,当时大权在握的张之洞便抨击哲学无用,坚决反对。针对这一论调,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指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所探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这些道理是“天下万世之真理”,“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也就是说,哲学的不实用正是哲学的神圣之所在。他特别批评了中国的哲学家都太关注政治,太有政治抱负,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孔、孟、墨、荀,汉之贾、董,宋明理学家,骨子里都是道德家、政治家,其结果是把哲学贬为政治和道德的手段,忘记了哲学的神圣之位置和独立之价值。 我们一直有把哲学实用化的倾向。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实用化达于登峰造极,把哲学当作解决工作中、生活中一切具体问题的灵丹妙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分为二”或“抓主要矛盾”似乎就都迎刃而解了。从总体上说,是政治实用主义,把哲学当作政治的工具。现在是市场实用主义,流行营销哲学、卡耐基式的处世哲学之类,教人如何赚钱、如何公关等等。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是两回事,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毕竟是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哲学。哲学是智慧,不可与技巧、计谋、权术混为一谈。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便会有人说,你拿哲学观点分析一下吧。我一律婉谢,因为我不相信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插上一嘴的东西是哲学。哲学越是实用,哲学的含量就越少,就越不是哲学。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种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哲学在生活中不能派上实际用场,不等于它和生活没有关系。哲学与生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哲学本身就是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此雅斯贝尔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哲学的生活是灵魂在世间生活的方式,这是哲学思考的最终意义之所在。 在古希腊,当哲学发源之初,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词源看,“哲学”(Philosophy)一词的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慧”。据说这个词是毕达哥拉斯所创。“爱智慧”显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其特征是爱智慧胜过爱其他一切。19世纪70年代,日本西周把这个词译为“哲学”。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把此译名介绍到中国。“哲”的意思是贤明、智慧(《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诗.大雅》:“其维哲人,告之话言。”“下武维周,世有哲王。”《小雅》:“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礼.檀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应该说比较贴切,但丢掉了“爱智慧”的“爱”这一层意思。 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就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用尼采的话说,包括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在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一些“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他们过着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不收学生,也不过问政治。苏格拉底虽然招收学生,但他的传授方式仅是街谈巷议,没有学校的组织形式,他的学生各有自己的职业,例如军人、手工业者等,并不是要向他学习一门借以谋职的专业知识,师生间的探究哲理本身就是目的所在,就构成了一种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建立学校,但不收费,教学的方式也仍是散步和谈话。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被称作“智者”(Sophist,又译“智术之师”)的人,他们四处游走,靠教授智术亦即辩论术为生,收取学费,却也因此遭到了苏格拉底们的鄙视。正是为了同他们相区别,有洁癖的哲学家宁愿自称为“爱智者”(Philosopher)而非“智者”。 许多哲学家都强调,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以哲学为生活方式,而不只是从事理论研究。柏拉图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的人,在他从事的无论何种职业活动中,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坚持哲学”,痛恨相反的“生活方式”。(《第七封书简》)爱比克泰德说:你想当哲学家吗?那么,“你必须舍弃一些爱好,同熟人疏远,受到你的奴仆的鄙视,受到你所遇到的人的嘲笑。你将事事都不如别人顺利——在任职方面,在荣誉方面,在法庭面前。”你必须牺牲这一切,以换得平静、自由和安宁。你不可能两者兼得:“你要么培养自己的理性,要么服从别人的理性;要么专心于内心世界,要么专心于外部——也就是说,你要么做哲学家,要么做群氓。”(《手册》4-8)康德说:哲学家的含义比学者的含义更深,他必须以自己为例显示哲学对他的正确影响。(《实践理性批判》1-2-1)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爱智慧,才是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呢?把哲学家们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我认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关心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这是指哲学家总是关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活得明白。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抵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是没有着落似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所以,要过哲学的生活,前提之一就是先得有这样一种气质,已经对世界感到惊奇,对人生感到疑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说,哲学开始于惊疑,这一点对于个人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少受很多痛苦。 第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哲学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手段是理性,因此坚持独立思考是哲学的生活的必有特征。对于一切既有的理论、观念、意见,哲学家都要追问其根据,经过自己的思考而决定取舍。任何形式的盲从,包括盲从既有理论、政党立场、公众舆论、流行观念等等,都是哲学的生活之反面。 第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说得更清楚的了。他在他的好几种著作(《形而上学》卷一,《政治学》卷七,《伦理学》卷六、卷十)中都谈道: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明智是善于从整体上权衡事物的利弊,智慧则涉及对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认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实用性;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术之所在,“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这一特征使哲学成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幸福生活的实质在于自足,与别种活动例如社会性的活动相比,哲学的思辨活动是最为自足的活动,它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沉思的生活的自得其乐,因而是完美的幸福。古希腊哲学家都具有以思想为至乐的特点,毕达哥拉斯发现了勾股定理,杀一百头牛庆祝,那心态何等天真,何等可爱。 第四,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但他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席勒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罗素引伯奈特对毕达哥拉斯伦理观的描述:“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最低一等是做买卖的,其次是来竞赛的,最高一等是来观看的,哲学家相当于这最后一种人。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些想不开。他在《理想国》第6卷中谈道: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如同落入野兽群中一样,只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因此,哲学需要“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哲学家王的理想,试图通过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来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乌托邦。他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好也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他本该明白,哲学之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如此。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正确地指出:不能指望君主变成哲学家,也不能指望哲学家当上君主,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家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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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关于这一点,苏格拉底说得最精辟:“一无所需最像神。”古希腊许多哲学家为了过哲学的生活,自愿放弃权力或财产。现在这样的人少了,但仍然有,例如维特根斯坦放弃大笔遗产,并且不肯以哲学为职业。 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是极高的境界,在全部历史上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达到,当然不能对一般人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的一种形式,在过世俗生活的同时,能够常常进行哲学的思考。

四、精神生活的特点和形式

我们可以把人生活相对地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肉体生活,指满足生物本能的活动,不外乎饮食男女,即温饱、睡眠、性、生育、抚养幼子。扩大一些,把为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都包括进来,即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活动,应该叫物质生活,其实是广义的肉体生活。二是社会生活,指满足社会需要的活动,包括在社会上做事以及与他人的交往。社会生活的主体部分是由肉体生活、物质生活引申出来的,是为之服务的,例如由性引申出婚姻和家庭,由生存需要引申出职业活动。从整个人类看,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等活动皆属于社会生活。三是精神生活,即满足精神需要的活动,其实质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和体验。人的这种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否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因此而感到不安。精神生活也是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维度。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三个部分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在两性关系中,性是肉体生活,婚姻是社会生活,爱情是精神生活,它们是互相交织的。 精神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非功利性。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外在的活动,追求实用的价值,具有功利性。精神生活是内在的活动,追求非实用的价值,具有非功利性,其目的是寻求意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第二是超验性。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经验性质,仅涉及我们与周围直接环境的联系。精神生活则把我们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此时我们力求在一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具有超验性质,它总是指向一个超验领域的。凡灵魂之思,必有这样一种指向为其底蕴。所谓寻求生命的意义,亦即寻求建立这种联系。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便是拥有了一种信仰。因此,寻求意义即寻求信仰。 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切形式,包括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建立上述联系为其公开的或隐蔽的目的的,区别只在于方式的不同。其中,道德若仅仅服务于社会秩序,便只具有社会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则可视作较弱的宗教。科学若仅仅服务于物质生产,便只具有物质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则可视为较弱的哲学。因此,可以把精神生活归结为三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宗教,依靠单纯的信仰亦即天启的权威来建立与世界整体的联系。一是哲学,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建立这种联系。一是艺术,试图通过某种主观的情绪体验来建立这种联系。它们殊途而同归,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五、哲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虚无主义,信仰的普遍失落;二是物质主义,商业化潮流席卷天下,影响到生活方式、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在此情形下,有精神追求的人感到困惑、苦闷、彷徨。针对西方人基督教信仰的失落这一情况,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对于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唯一的避难所,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寻找非宗教的信仰。我也认为,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精神生活方面,哲学至少能为现代人提供以下帮助: 第一,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广义的宗教精神和广义的哲学精神是相通的,两者皆是超验的追思。在狭义上,它们便有了区分,宗教在一个确定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哲学却始终走在寻找信仰的途中。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第二,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意识形态弱化,价值多元,无统一信仰,这是现代的一个事实。我对这个事实持积极的评价,欢迎信仰上的去中心化、个体化。信仰本来就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求统一必然导致压迫和盲从。因此,我认为,想用某一种学说(例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建大一统的信仰,不但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应该的。哲学恰恰就反对任何人以现代救世主自居,而只是鼓励每一个人自救,自己寻求自己的信仰。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而任何宗教信仰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维护和坚守,教义之争或者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或者是由于违背了这些基本价值。哲学的思考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导到哲学基本价值上来,促使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第三,哲学的沉思给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仍然保持住心灵生活的水准。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尤其青年人往往会面临精神追求与生存竞争之间的冲突,为此感到困惑。一个人在精神方面投入太多,必然会疏于物质的追求。在利益的竞争中,面对唯利是图的奸人,品行好的人也很容易吃亏。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许只能这样想:如果精神追求真正是出于内心的需要,那么,我们理应甘愿承担为此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利益方面可能遭受的损失。事情取决于你看重什么,仅仅是实际利益,还是人生的总体质量。在这方面,哲学能够使我们对人生的总体质量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力,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成败有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在竞争中为自己保留内在的自由。当然,这不妨碍在可能的情形下,对精神需要和生存需要尽量兼顾。我赞成哈耶克的意见:由市场决定报酬是公正的,不能根据品行来决定,品行无权索取物质报酬。不过,我相信,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综合素质是更加重要的,其中也包括精神素质。市场上的大手笔往往出自精神视野宽阔的人,玩弄小伎俩的人虽能得逞于一时,但决没有大出息。 哲学的精神 我比较专门的研究题目是尼采哲学,但是我想,今天这个场合不太适合谈专门性的问题,所以我就谈一下我对哲学的一般理解,题目叫《哲学的精神》。我认为哲学的精神远比哲学的学说重要,它是学说的灵魂,具体的学说、观点会过时,比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永恒轮回”这些观点,现在很少有人谈论了,但哲学的精神会永远活着。 要理解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必须从西方哲学中去理解。我同意王国维的说法,西方哲学是纯粹的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中国以前没有哲学这门学科,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使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哲学,就以此为参照对中国经学、理学进行整理,这才有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

一、西方哲学的历程:一个失败的努力

我想首先对西方哲学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回过头去看,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的那种追求基本上是失败的。它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试图用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去把握世界的本质,对世界做一个完整的解释。从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看,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西方哲学的精神就是在这种看似徒劳的追求中生长起来的,而整个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生长起来的精神传统上面的。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要依靠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去把握世界的本质,这个主流叫做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就是要从现象背后寻找那个永远存在的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要寻找这个东西呢?一是出于好奇心,当好奇心指向整个世界时,就会追问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到底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好奇心是理性觉醒的征兆,而理性的觉醒必然伴随着对感觉的不信任。所以,哲学可以说是从对感觉的不信任开始的。在哲学产生之前,希腊人是通过神话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神话给世界描绘的是一幅感性的图画。随着理性的觉醒,神话作为一种朴素的信仰就衰落了,对感性世界的信任被对理性的信任所取代。 事实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不相信感觉的。那些古希腊的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把意见和真理区分得很清楚,认为凭感官只能得出意见,意见只关系到现象,所以是不可靠的,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本质,而对本质的认识才是真理。当然,其中也有区别,大致上唯物主义认为理性必须借助感觉才能认识真理,唯心主义则认为理性必须摆脱感觉才能认识真理。但是,不管怎样,对感官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对感官的不信任,就不会有哲学。感官所感知的这个世界中,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变化应该有一承担者吧,世界必定有一个本来的样子吧,是它在变来变去,哲学就是要把这个承担者、这个本来的样子找出来。99lib?如果世界背后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虚幻了,人生岂不是太虚幻了?所以,哲学之产生,根本的动机是要为世界和人生寻找一个实在的本质。 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面对的问题关系到世界的本质,想要解释整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另一是要靠理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神话、宗教作一个比较,那样就更清楚了。柏拉图把人的精神能力区分为理性、感性和意志这样三种,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神话、哲学、宗教都是对世界的解释,那么,神话靠的是感性,哲学靠的是理性,宗教靠的是信仰也就是意志。这三者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解决的方式则完全不同。 哲学想要把握世界的本质,这种努力的潜在动机是为了给人生一个解释,为了解释人生到底有什么终极的意义。也就是说,不是出于纯粹的思考乐趣,而是为了给属于现象世界的我们的人生在本质世界里找到一个终极的根据。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唯物主义就有它的缺陷,而唯心主义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某种物质形态,或者归结为基本粒子、物质性之类,世界是物质永恒变化的过程,而人连同精神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按照这个思路,有两个大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人连同精神只成了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和别的物质没有本质区别。二是精神的来源问题。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有两种特殊能力。一个是理性,也就是抽象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你也许还可以用物质的运动来解释,比如用进化论来解释,生命不断进化,从低级到高级,从猿到人,按照恩格斯的解释,为了适应环境,在劳动的过程中,猿脑就发展成了人脑,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但是,人还有另一个能力,叫做超越性,就是灵魂的追求,人是有灵魂的,人不满足于生存,还要为生存寻找一种比生存更高的意义,这种灵魂追求的来源就没有办法用物质运动或进化论来解释了。 唯心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精神的来源和价值问题,从宇宙中或宇宙背后给我们人类特殊的精神性存在寻找一个根据。从柏拉图开始,这一派哲学家就一直在寻找、论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第一是永恒的,第二是精神性质的,我们的灵魂就是从那里来的,还要回到那里去。找到了这样东西,我们就可以相信,尽管我们的肉体生命是暂时的,但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设定或相信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所以被称为唯心主义。当然,宇宙到底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不过,这样一种追寻本身是一个证据,证明了对于精神价值的坚定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唯心主义是西方哲学的主流和精华。如果省掉了唯物主义,整部西方哲学史无伤大体,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省掉了唯心主义,就会不知所云了,就没有西方哲学史了。 那么,西方哲学试图用理性手段把握世界的本质,这个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应该说结果是失败了。 首先的问题是,哲学家们不管是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都承认人的感官只能感知现象,不可能感知现象背后的本质,那么凭什么说现象背后还有本质呢?感官本身不能提供这个证据。关于这一点,英国经验论谈得很多,比如贝克莱、洛克、休谟,谈得最透彻的是贝克莱。他说,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的感觉,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通过我们的感觉而被我们知道的,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以前我们把这看作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一棍子把他打死。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贝克莱的思路对哲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教科书里经常提到贝克莱的一个例子,说我走路时踢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踢到了它。这听起来好像很荒唐,你会说,这块石头即使在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它也是存在着的。那么,贝克莱就会接着问你,你有什么理由说它是存在着的。你一定会说,如果有人走到了那个地方,就能够看见它。好了,贝克莱会说,你还不是因为它能够被感知到才说它存在的,所以,被感知是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贝克莱提出这个命题,启发了康德和很多现代哲学家。所谓被感知,也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呈现出来,这就是现象这个概念的含义。现象是存在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共识。 其次,理性能不能证明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本质世界存在着呢?也不能证明。关于人的理性能力,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经验主义观点,认为理性能力无非是对感官所提供的经验用逻辑进行整理的能力,所涉及的永远是现象而非本质。还有一种是有些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儿,认为人的心灵世界包括理性能力与外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都来自上帝,两者之间有一种前定的和谐,所以人的理性能力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信念,是无法证明的。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99lib?康德提出来一种新的说法,我认为他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他说,我们对理性能力经验进行整理后得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实际是理性本身的先天形式投射在理性能力经验上的,仍属于现象世界,对本质没有丝毫触及。自从康德提出这一说法后,哲学家们都服了,基本上都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提供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世界,所能提供的永远只是现象世界。这样,原来被认为是哲学中最重大问题的本体论、形而上学问题,现代哲学家普遍认为那是假问题,纷纷把它抛弃了。 现代哲学家好像都得了形而上学恐惧症,生怕沾形而上学的边,我觉得大可不必。其实,西方哲学用理性去把握世界的本质,这条路到头来被证明为此路不通,这是由哲学的本性决定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哲学有其内在的矛盾,理性无非是用逻辑整理经验的能力,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超验的问题,存在于经验的范围之外,当然为理性所不及。像世界本质、生命意义这样的问题本来是属于灵魂的,是信念而不是知识,哲学偏偏要让头脑来做出清晰的有根有据的解答。所以,可以说,西方哲学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认为,给自己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去解决一个无解的问题,这正是哲学的伟大之处,这种徒劳的努力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正是在这样一个对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执著追求之中,在头脑与灵魂之间,理智与情感之间,理性与超越性之间,思想与信仰之间,知与不可知之间,爱智慧与智慧本身之间,康德所说的Verstehen与Vernunft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紧张和张力,使得两方面的力量都发挥到了极限,理性和超越性都得到了最大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生长起了西方的伟大精神传统。

二、从西方哲学中生长起来的精神传统:伟大的成果

我所说的“哲学的精神”,就是指在西方哲学两千年来似乎不成功的发展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伟大的精神传统。在这个精神传统里,可以相对地区分出三种精神,即宗教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我上面说到,西方哲学在其造成的头脑与灵魂的紧张关系中,一方面超越性得到了发展,形成的就是宗教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得到了发展,形成的就是科学精神。与此同时,因为理性和超越性的发展,强烈意识到人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尊严,对人性价值尤其是人的精神性价值的尊重,这就是人文精神。我认为,这三种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乏的,因而是特别需要向西方学习的。 先说宗教精神。我说的是广义的宗教精神,也就是超越性,即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仅仅是活着,要寻求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要过一种有更高意义的精神性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不满足于仅仅过肉体的、物质的生活,还要过灵魂的生活。超越性的反面是世俗性,就是满足于过肉体的、物质的生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宗教精神,沉溺在世俗生活中,对灵魂生活没有要求,那是很可悲的。西方宗教的历史是从基督教传入开始的,但是,实际上宗教精神一开始就隐含在希腊哲学对世界的追问里,这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能够被改造为西方本土宗教的基础。 人的灵魂生活是从困惑开始的,无论民族还是个人都是这样。当然,这是指那种大的困惑,对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发出的根本性的困惑。也许最让人困惑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必然会死以后,他就会对生命有无意义感到困惑了。有困惑的人,其实他的灵魂是认真的,他不能容忍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根据,一定要问个明白,想个明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态度。认真的结果,就会特别看重灵魂的生活,把内在生活看得比外在生活重要得多。你的外在生活很好,有美满的家庭,理想的职业,有很多钱,但是内心生活空虚、迷茫,你仍然会觉得没意思。相反,内心充实,外在生活差一些就没有太大关系。 总的来说,我觉得西方哲学是重视和鼓励灵魂生活的,形而上学实质上是终极关切,是要为人的灵魂生活寻找一个可靠的来源和归宿。灵魂生活从困惑开始,经过认真的探索,最后要落脚在信仰上。我很喜欢史怀泽的一个说法,就是“与世界整体建立精神联系”,这个说法简洁地说明了灵魂生活和信仰的实质。首先,灵魂生活是指向世界整体的。人的其他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认知活动、社会活动,都具有经验性质,只和周围的环境有关,都不是指向世界整体的,只有灵魂生活、信仰生活是超越有限的经验世界、指向世界整体的。其次,相信世界整体具有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西方哲学就一直致力于证明这一点,最后虽然还是证明不了,但是,不屈不挠的求证过程就贯穿着并且促进了这样一种信念,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一定是有某种非物质的神圣来源的,它的价值是不可用物质来衡量的。其实,相信世界是一个整体,这个信念本身就包含了对它的精神本质的认定,因为如果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宇宙,就只是无秩序的混沌,不成其为整体。最后,凭借对宇宙精神本质的信念,我们的灵魂生活与世界整体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根本的联系。这样,我们就会相信并且感觉到,我们的任何精神性努力都是有根据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在当下的世俗世界里有无实际效果,都决不是徒劳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哲学是不鼓励灵魂生活的。儒家也讲个人的精神修养,但注重的是道德。道德可以是灵魂生活,也可以不是,就看有没有超越性的指向。在西方哲学中,哲学家们往往是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再谈伦理学。西方人最看重两极,一极是个人的灵魂生活,另一极是宇宙的精神本质,也可以称作上帝,在这两极之间建立联系。道德属于个人的灵魂生活,它的根据来自上帝,用康德的话说叫做绝对命令,所以完全是自律的,是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对上帝负责。儒家的道德不讲形而上的根据,没有超越性的指向,它的根据是社会秩序,是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治国、平天下服务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政治功利不可分,目的是建立或维护一种稳固的社会等级秩序。这里面也有可取的成分,因为毕竟还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不是一味追求事功,你搞政治也罢,经商也罢,做学问也罢,都要讲道德。可悲的是,现在连儒家时代这个传统也没有了,功利至上,不要道德,更不用说灵魂生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也是没有灵魂生活的。欧洲的知识分子也很关心社会,他们往往是把对社会的关心与对自己灵魂的关心统一起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解决自己灵魂中的问题。可是,中国的学者中有几人是把学术与自己的灵魂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人是有真正的灵魂问题和灵魂生活的? 科学精神是对理性和知识的推崇,尤其表现为对非实用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我本人认为,非实用性是科学精神的最重要特征,也就是把人的理性能力本身、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本身看作价值,从这种能力的运用和发展中获得最大的乐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这个鲜明的特征,它的出发点是对世界万物的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实用。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讲得最清楚,他一再说,哲学是最不实用的学问,非实用性是由哲学的爱智慧的本性决定的,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问的地方。他指出:“思想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而这一特征使得哲学成了“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西方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它骨子里仍保持着哲学的非实用性品格,这一点在许多大科学家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凡是大科学家,都不会满足于纯粹的经验研究,内心都始终怀着解开宇宙之谜的渴望,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当然,事实上西方科学产生了许多实用性的成果,不过,无论实用性的成果多么伟大,技术如何进步,那都是科学精神的副产品,而且正因为有那种陶醉于探索过程、不问结果的科学精神,才会结出这样丰硕的成果。这是科学研究的辩证法,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结果,如果目标是渺小的,孜孜追求实用,反而在实用方面也收获很小了。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科学,最重要的是要学人家的科学精神,如果只是引进一些实用性的成果,就永远不可能出大师,永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 最后谈一谈人文精神。上面谈的是,从西方哲学中生长起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具有超越追求的灵魂,人是有灵魂的,人不应该满足于物质性的世俗生活,而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宗教精神。另一个是具有思考能力的头脑,人是有头脑的,人不应该把思考的目标局限在狭小的实用范围内,而应该能够享受思考本身的快乐,这就是科学精神。实际上,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人是一种有灵魂、有头脑的精神性存在,这是人的尊严之所在。那么,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尊严要有自觉的意识,人文精神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尊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可以落脚在人文精神上,都可以包括在人文精神里。人生在世,第一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灵魂,在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并且负起责任来,第二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头脑,在对世界的看法上自己做主并且负起责任来,在这两方面都意识到并且体现出人的尊严,社会则要为这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建立起一种保护人的自由包括精神自由、维护所有个人的人的尊严的秩序。在我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西方哲学功不可没,这是从西方哲学两千年来看似徒劳的追求中产生的最伟大的成果。 尼采的哲学贡献 多年前,我在北大讲尼采,那时我刚写出关于尼采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次给大学生讲尼采。地点是办公楼礼堂,时间是夜晚,刚开始讲,突然停电了,于是点一支蜡烛,在烛光下讲,像布道一样,气氛非常好。凑巧的是,正好讲完,来电了,突然灯火通明,全场欢呼。记得当时也到清华、人大、师大等校讲过。那几年里,大学生对西方思潮很热中,成为一种时髦。我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年印了9万册,译的《尼采美学文选》一年印了15万册,盛况可见一斑。
现在冷下来了,大家都比较务实,对信仰、精神追求之类好像不那么起劲了。我倒觉得这就真实了,特别关心精神方面问题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在务实的同时有所关心就可以了。 在尼采研究方面,我写过两本书,一本是《转折点》,另一本是《尼采与形而上学》。今天我把这两本书里的东西连贯起来,简要地讲一讲尼采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

一、尼采的生平和个性

尼采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他的生平可以分作四个阶段:24岁前,童年和上学;24至34岁,任巴塞尔大学教授;34至44岁,过着没有职业的漂泊生活;44岁疯了,直至逝世。他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时期的《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漂泊时期的《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哪这人》。现在通行的尼采全集共15卷,其中一大半是他生前未发表的遗稿。 西方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都是生长在欧洲精神传统之中的,并且对这一传统在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做出了某种回答。尼采同样如此,否则他就不能算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了。除此之外,尼采的哲学同时又是他自己的内在精神过程的体现,和他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特点在别的一些哲学家身上也可发现,但在尼采身上尤其突出,他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因此,要理解他的哲学,我们必须对他的个性有所了解。 尼采的个性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第一,敏感而忧郁。这和他的幼年经历有一定关系。他5岁丧父,据说其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哀乐声中,父亲的墓自行打开了,父亲穿着牧师衣服从墓中走出,到教堂里抱回一个孩子,然后墓又合上。做这个梦后不久,他的弟弟真的死了,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妹妹。从10岁起,他就喜欢写诗,他的少年诗作的主题是父坟、晚祷的钟声、生命的无常、幸福的虚幻。例如:“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可见在童年时他的心灵里就植下了悲观的根子,他后来的哲学实际上是对悲观的反抗和治疗。 第二,真诚,对人生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尼采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语言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毕业时才24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教授,当地上流社会对他笑脸相迎。在一般人眼中,他在学界绝对是前程无量。可是,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从青年时期起,他就不断发生精神危机。往往是仿佛没来由似的,他突然和周围的人疏远了,陷入了苦闷之中。其实原因当然是有的,就是他从心底里厌恶学院生活。在他看来,多数同事充满市侩气,以学术的名义追逐名利,维持着无聊的社交,满足于过安稳的日子。在对他当上教授的一片祝贺声中,他给一个好朋友写信说:“世上多了一个教书的而已!”事实上,从小产生的对生命意义的疑问始终在折磨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他不能想象自己一辈子就钻故纸堆了,对于他来说,古典语言学只是工具,不能让它摧毁掉哲学的悟性,即对生命和思想的基本问题的探究能力。 第三,孤独。许多伟人是孤独的,但孤独到尼采这种程度的也少见,在德国近代恐怕只有荷尔德林能和他相比。他一生未婚。有人说这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蔑视女人,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鞭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这句话出自一个老太婆之口,至少不能代表尼采对女人的全部看法。这本书里还说了许多对女人的看法,有些是很中肯的。尼采本人是一个极其羞怯的人,所以罗素嘲笑说:如果尼采带着鞭子去女人那里,十次有十次会乖乖地放下。在他一生中,真正的恋爱只有一次,爱上了一个比他小17岁的俄国姑娘莎乐美。莎乐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后来与里尔克、瓦格纳、弗洛伊德、斯特林堡等都有很深的交情。其实她很懂得欣赏尼采,这样描述对尼采的第一眼印象:孤独、内向而沉默寡言,具有一种近于女性的温柔,风度优雅。可惜她不爱尼采,两人相处了五个月就彻底分手了。但她仍关注尼采,1894年出版《在其著作中的尼采》,批判对尼采的误解,书中说:“没有人像尼采那样,外在的精神作品与内在的生命图象如此完整地融为一体”,“他的全部经历是一种最深刻的内在经历”,唯有懂得这一点才能把握他的哲学及其发展。可见她对尼采是相当理解的。尼采在发疯前一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基本上默默无闻。他最心爱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自费出版的,而且卖不出去。10年的漂泊生活,总是一人孤居,租一间农舍,用酒精炉煮一点简单的食物,长年累月无人说话。他在信中写到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孤独的人想拥抱随便哪个人”。他后来真这样了。1889年1月3日,他正寓居都灵,走到街上,看见一个马车夫在鞭打99lib?牲口,就哭喊着扑上去,抱住马脖子,从此疯了。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

二、尼采的哲学观

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哲学的使命是追求最高真理。什么是最高真理呢?在他们看来,我们凭感官接触到的只是世界的现象,在现象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世界的本质,这个本质“客观地”存在在那里,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就是哲学要凭理性思维来把握的最高真理。在尼采以前,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对这种经典的哲学观提出了否定。其中,康德的否定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一点:即使世界真有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认识它。这就等于证明了二千年来哲学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错误的,因此,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究竟应该和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空前的困惑。 尼采也是如此。他曾经谈到,每一个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思想家,只要同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仅仅是一架思维机器,就会不堪忍受一种痛苦,便是对真理的绝望。正是在这样的绝望中,他要为哲学寻找一个正确的使命。他的结论是,哲学仍然应该和能够追求最高真理,但这个最高真理不是世界的那个所谓“客观”本质,而是生命的意义,哲学的使命是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哲学仍可对世界做出某种整体性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实质上还是对生命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本质的揭示。 尼采之形成这样一种哲学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在上大学时读到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大为震动。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陈述了一种极其悲观的哲学,大意是说: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客体化为表象,包括我们的个体生命。意志是盲目的生命冲动,表现在个体生命身上就是欲望。欲望等于欠缺,欠缺等于痛苦,而欲望满足了又会感到无聊,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同时,个体生命作为表象是虚无的,人生就像吹肥皂泡一样想越吹越大,但最终都要破灭。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自觉否定生命意志,其方式是绝育、自杀、涅槃等等。尼采自小就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疑问,读这本书时就感到异常兴奋,觉得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出了世界、人生的真相和他自己的心境,好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他认为,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站在人生之画前面,把它的全部画意解释给我们听,而别的哲学家只是详析画画用的画布和颜料,在枝节方面发表意见。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每一种伟大的哲学应该说的话是:“这就是人生之画的全景,从这里来寻求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吧。”他还认为,自然产生哲学家的用意就是“要给人类的生存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他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对哲学之使命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坚信哲学理应对人生整体提供一种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能像叔本华那样是否定人生的,而应该是肯定人生的。 尼采的哲学观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不是纯学术。他认为,既然哲学问题都关系到人生的根本,那么,当然就没有一个是纯学术的。他常常将哲学家与学者进行对比。首先,学者的天性是扭曲的,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弯着腰,头垂在纸上,在书斋沉重的天花板下过着压抑的生活,长成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驼背。他们一旦占有一门学问,便被这门学问所占有了,在一个小角落里畸形地生长,成为专业的牺牲品。这样的人自己的人生已经无意义,怎能去探索和创造人生的意义呢?相反,哲学家的天性是健康的,应该在辽阔的天空下生活和思考。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廊下、花园、逍遥学派之类的称呼。其次,哲学家是热情真诚的,关心生命意义甚于生命本身,思考哲学问题如同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般,耳边仿佛响着一个声音:“认识吧,否则你就灭亡!”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从痛苦中分娩出思想。学者却是冷漠的,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态度从事研究。最后,哲学家有创造性,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上的事物,自己也是世界上一个全新的事物。他所要求得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真理,而非所谓抽象的一般的真理。学者没有创造性,他们勤勉,耐心,能力和需要都平庸适度,一点一滴搜集现成的结论,靠别人的思想度日。尼采对他们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他们是不育的老处女,在缝织精神的袜子,说他们宛如好钟表,只要及时上弦,就能准确报时。他还说,假如真理是一个女子,他们用一本正经、死死纠缠的方式追求,怎能讨得这个女子的欢心呢。总之,尼采认为,要做哲学家,首先就必须做一个真实的人。 尼采的哲学观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哲学是非政治的。二十世纪对尼采的最大误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狂人,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所有哲学概念,例如把权力意志理解为强权政治,把超人理解为种族主义。尼采生活在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时期,事实上,他对俾斯麦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当时笼罩德国的民族主义持极其鲜明的反对立场,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并且一再指出: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民族心灵上的毒疮,政治狂热使德国人精神堕落,文化衰败。在他看来,哲学探究的是生命意义、存在、精神生活问题,世界和人生的最高真理,政治处理的是党派、阶级、民族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层面,因此绝不能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哲学问题。他还认为,权力和职业是败坏哲学的两个因素,国家出钱养一批学院哲学家必然会导致哲学变质。由此他提出,应该取消国家对哲学(不论哪种哲学)的保护和判决,禁止以哲学为职业。他推崇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称他们为“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因为他们蔑视权力,也不靠哲学来谋生,而是把哲学思考当作目的本身,当作他们处世做人的生活方式。

三、时代分析:虚无主义

一个哲学家具有独特而真诚的个性,他的著作很可能会得到久远的流传,但未必会对他的时代发生重大影响。尼采之所以对他之后的欧洲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敏锐地把握了他的时代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的个人精神中的病痛与时代精神中的病痛是高度一致的,而他的真诚使他能够由直面自身的病痛进而直面时代的病痛,成为时代病痛的最热情也最无情的揭露者。 尼采诊断,时代所患的病叫虚无主义。他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到来,历时至少二百年。他给虚无主义下的定义是:最高价值丧失了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案。在虚无主义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目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信仰危机。“上帝死了”是他用来概括欧洲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对于欧洲人来说,对“上帝”的信仰至关重要,它担保了灵魂亦即人的生命的不朽和神圣。因此,基督教信仰崩溃的后果极其严重:一方面,人的生命失去了永恒性,死成为了不可挽救的死,于是人们必须面对叔本华提出的问题:生命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失去了神圣性,整个欧洲道德是建立在生命神圣性的信念上的,必然随之崩溃,于是出现“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局面。尼采形容说,欧洲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就好像地球失去了太.99lib.阳一样,从此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不过,尼采认为,在他的时代,虚无主义还只是站在门前,作为一个时代尚未完全到来,作为一种病还刚呈现征兆。事实上,人们还在用虚假的基督教信仰和浅薄的科学乐观主义掩盖自己的没有信仰。但是,虚无主义这种病已经在用“成百种征兆”说话了。他举出的征兆,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方面。第一,在信仰问题上,人们往往抱无所谓的态度。他愤怒地指出:真正的虚伪也极其罕见,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人们在被迫接受新信仰时内心不放弃旧的信仰,现在人们却轻松地放弃和接受,而且依然是诚实的。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是典型的现代特征。第二,在生活方式上,典型的特征是匆忙。他形容说:现代生活就像一道急流,人们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看着报纸,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人们不复沉思,也害怕沉思,不再有内心生活,羞于宁静,一旦静下来几乎要起良心的责备。勤劳——也就是拼命挣钱和花钱——成了唯一的美德。“现代那种喧嚣的、耗尽时间的、愚蠢地自鸣得意的勤劳,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使人变得‘没有信仰’。”现代人“只是带着一种迟钝的惊讶表情把他的存在在世上注了册”。第三,在文化上,这是一个“大平庸的时代”。一方面,由于内在的贫困,缺乏造力,现代人是“永远的饥饿者”,急于填补亦即占有,带着“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搜集昔日文化的无数碎片以装饰自己,现代文化就像是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令人想起今日的“包装”文化。)另一方面,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天才,报刊支配社会。人们只求当下性,不再关心永恒。(令人想起今日的“快餐”文化。)尼采特别讨厌剧场,认为那是为大众准备的,在剧场里,人不再是个人,而成了大众、畜群。“剧场迷信”表明了人们的精神空虚和无个性,因此他称剧场是“趣味上的公共厕所”。(令人想起今日的“电视迷信”。) 针对虚无主义的时代病症,尼采提倡真诚意识和彻底的虚无主义。真诚意识就是在信仰问题上真诚。真就是认真,不苟且,也不是无所谓。用他的话说:“置身于生存整个奇特的不可靠性和多义性之中而不发问是可鄙的。”诚就是诚实,不作假,不冒充有信仰,也不人为制造虚假的信仰。所谓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不仅仅不相信某一种信仰了,比如说不相信上帝了,而是所有的信仰都不相信了。“对真理的信仰以怀疑一切迄今为止所信仰的真理为起点。”如果思考的结果仍然是什么也不相信,那就要敢于面对自己的结论,正视失去一切信仰的现实,承担起无信仰、无意义的后果,“在无神的荒漠上跋涉”。尼采就是这样,所以他自称是“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

四、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尼采揭示了时代的虚无主义病症,并且要求人们正视它,但是,他没有就此止步,他的目的是要救治这个病症。为此他对欧洲虚无主义的由来做了追根溯源的探究,他得出结论:其根源在于欧洲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柏拉图奠基的世界二分模式。这一模式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即变动不居的现象界和不变的本体界,而认定前者是“虚假的世界”,后者才是“真正的世界”。尼采认为,那个所谓的“真正的世界”是用逻辑手段虚构的道德化本体。一方面,它是用逻辑手段虚构的。逻辑的产生原是出于对事物简单处理的需要,使之可认识和可操作。例如,同一律假定有完全相同的事态,事实上并没有,因果律假定一切作用背后都有一个作用者,事实上也并没有。传统形而上学所虚构的那个本体界,既超越于现象界之一切变化而永远自我同一,又是现象界的终极原因,在此虚构中起作用的正是同一律和因果律。另一方面,世界二分模式是建立在某种道德判断的基础上的。它把生成看作恶,所以要虚构一个不变的本体界,而把生成变化的现象界判为“虚假的世界”。可见否定生成是虚构“真正的世界”的道德动机。根据以上分析,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用虚构的世界否定唯一的现实世界,用道德审判生命,实质上已是虚无主义。这种隐蔽的虚无主义在基督教中发展到了顶点,必然暴露出来并走向反面。 逻辑和道德在形而上学的建构中起了主要作用。自古以来,人们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天经地义,传统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这两样东西的迷信之上的。因此,尼采花费了很大力气来揭露这两大偶像,剖析其世俗的、功用的来源,证明其非神圣性。 二十世纪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弃用逻辑建构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回顾,我们可以把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视为他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其中,有两个观点对于当代哲学尤具启迪意义。一是对于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的分析。在揭示逻辑在形而上学虚构中的作用时,他进而认为,是语法造就了逻辑,决定了思维,抽象的同一性来自主语,因果关系来自主谓结构。一切发生的事情以谓语的方式从属于一个主语,主语成了不变的原因,谓语则是可变的结果。最后,整个现象世界也必须有一个主语,作为其初始的原因也就是本体。所以形而上学实质上是“语言形而上学”,是对主语的信仰。他明确指出:“哲学家受制于语言之网”。他由此揭示了语言在传统形而上学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把语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当代哲学的主流是把语言问题作为克服形而上学的突破口,在这方面尼采是一个先行者。 二是透视主义。这是尼采在批判世界二分模式时提出的一种认识理论,其主要内容为:认识即解释,即透视。有无数可能的透视中心,包括人类之外的存在,人类自身的不同透视角度,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情绪冲动,因此世界具有无限可解释性。所以,不存在“世界X”(摆脱了透视关系的“真正的世界”),只存在“X个世界”(从不同透视中心把握的许多个现象世界)。“把握全,这意味着废除一切透视关系,后者又意味着什么也不把握。”如果一定要对世界做一“客观”的描述,则它是“关系世界”。即:从每一个可能的点(透视中心)出发都能获得一个现象世界,它是这个点对其余一切点的关系之总和。在不同的点上,这个总和不同。所有这些总和的总和,即一切点对一切点的关系的总和,才是世界的“客观”面目,但它仍然是现象世界。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本来面目?在现象界背后,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受我们的认识干扰的本体界?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达成共识:不存在。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即作为显现在意识中的东西——现象。在达成这一认识的过程中,尼采的透视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尼采不只是一个诗人气质的哲学家,而且在一向认为的严格的哲学领域(本体论、认识论)中也是完全够格的大哲学家,有着卓越的悟性和创见。

五、形而上学的重建

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势是否定传统形而上学。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二千年来的欧洲哲学要孜孜于寻求一个本体世界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叔本华说:“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哲学源自对世界追根究底的冲动,因而必是一种终极追问。如果否定了终极追问,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那种追根究底的冲动是不可消除的,其背后的动机正是要给人生一个根本的解释。另一方面,用逻辑手段建构终极的本体,这条路是走错了,其结果是离给生命意义以一个解释的初衷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所以,为了满足人所固有的形而上学冲动,必须另辟蹊径。 其实,尼采自己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人。他一开始就是怀着给生命意义以一个总体解释的渴望走上哲学之路的,而唯有对世界有一个总体解释,在此框架内,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才有可能。所以,重建形而上学是尼采必须解决的一个任务,但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了。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用逻辑手段构造一个道德化的本体,他在重建时的出发点是非道德,即肯定生命、生成、现实世界,不对之作道德评判;手段则是非逻辑,自觉地把形而上学看作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其实质是价值设置。总之,就是要提出一种肯定生命的世界解释。他早期通过酒神和日神的概念把世界解释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他自己就明确地说明这是对世界的审美的解释,其用意是要用艺术拯救人生。后来,他把世界解释为权力意志,一个积极创造的力的海洋,也是为了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促进人类向上发展。所以,海德格尔根据权力意志理论而把尼采归入笛卡儿系统的形而上学家行列,我觉得理由是不充分的。我本人认?99lib.为,从纯粹哲学的层面看,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要了解尼采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思想,真正应该重视的是透视主义和根据透视主义提出的“关系世界”理论。 尼采伟大在哪里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尼采的思想。 尼采的思想,当然现在外边流传的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比如说他的哲学是超人哲学,或者说是权力意志哲学,有不同的概括。我觉得,任何一种概括可能都是片面的,都可能会对尼采造成一个误会。所以我主张对尼采的学说,应该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就是到底他在想什么问题,他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又是怎么解决的,借此才能了解他的思想核心在什么地方。 那么根据我的研究和阅读,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到底在想什么问题呢,想解决什么问题呢。从小的来说,他在想他自己对生命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他从小就发出了疑问。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死亡,他就接触了死亡这个现象,于是他对人生发生了怀疑,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他想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结果都是一场空,都是死,都是虚无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种疑问他从小就产生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是一个哲学家如果仅仅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他也许有一种哲学素质,但他可能对一个时代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尼采是对时代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哲学家,那是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尼采他思考的问题和那个时代的问题恰恰是统一的,一致的。他自己感觉他对生命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然后他看同时代的那些人,他觉得他们的生活也没有意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虚无主义。当时他就有一个提法,说欧洲有一个不速之客正在到来,他已站到门前,这个客人的名字叫做虚无主义。 什么是虚无主义呢?按照尼采的解释,就是说最高价值失去了价值。原来以为是最高的价值,最后却发现一点价值都没有,生活失去了目标、意义,这就是虚无主义。尼采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上帝死了!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上帝死了”是尼采用来概括虚无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可能不了解,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宗教,或者说没有本土的宗教。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至于什么儒教、道教,它们不是教,不成其为宗教。就是说没有超越的信仰,像基督教信仰一个上帝那样信仰一个比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更高的世界,更高的一个境界,没有对那样一个世界的崇拜。你可以想想,我们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 但是西方人、欧洲人,可以说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从柏拉图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传统,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最高层次上的生活,仅仅是最高生活的一个影子。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有一个理念世界,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理念世界的影子,我们的灵魂是从那个理念世界来的,最后还要回到理念世界去。这个理念世界按基督教的说法就是天国。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想呢?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生活的意义全部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吃喝、工作、奋斗,最后就死了,最后这些意义不是都落空了吗?如果你就局限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这里去找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意义,最后就会随着你的死,这个意义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更高的东西,就是不会随着你的生命而消失的东西,他们要寻找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信仰,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不会随着你的肉体死亡而死亡的,因为它有一个更高的来源,从天国、从理念世界来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还要回到那里去。由于他们相信这个东西以后,他们就不怕死了。死不是完全的毁灭,不是完全的虚无,至少这个东西还在,还延续下去了。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到了尼采的那个时代,实际上大部分人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崩溃了。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世界有了一个科学的解释,经过这样解释就没有上帝的位置了,对上帝、天国、灵魂的存在已经绝望了,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尼采把这种情况就概括为: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用尼采的话来说,就好像地球失去了太阳。本来人们的生活是围绕上帝的存在而旋转的,因为有上帝存在,所以生活才有了意义;因为有上帝存在,所有人的生命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保证。可是没有了上帝,这一切都没有了,生命也就没有保证了。用尼采的话说,因为上帝死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生命究竟有一个意义吗? 另外一个,西方人的道德也是建立在上帝存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不像我们,我们的道德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使社会更加稳定。西方人的道德是有一个绝对命令的,你必须那样做,因为上帝要求你那样做。怎样看待良心?他们认为良心是上帝的指示。但是既然上帝死了,道德也就没有基础了,你干什么就都可以了,人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了,吃吧,喝吧,嫖吧,赌吧,抢吧,杀吧,反正最后都是这么一回事,没有道德了,道德没有一个基础了。 所以这个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个极为重大的事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用尼采的话来说,这就是虚无主义到来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目标了,道德没有一个基础了,这就.99lib?是虚无主义。但是在尼采看来,当时他们的那个时代,虚无主义还只是刚刚来临,刚刚露了个头。用他的话来说,是站在门前,但是已经在用千百种征兆说话了,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征兆表明虚无主义到来了。 很多人当时还维持着所谓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照样进教堂,做礼拜。所以尼采说,它虽然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就要到来了,他预言,虚无主义时代将延续二百年,我们现在还处在他预言的那个期限内,他如果是以十九世纪后期来预定的,那么就要到二十一世纪后期才满二百年。 当时已经有很多征兆,根据他所举的例子,主要的征兆有那么几点。第一点,没有信仰,人们普遍都没有信仰。尼采认为,没有信仰并不仅仅表现在人们不信教,不信基督教,不进教堂,实际上很多进教堂的人都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尤其表现在人们对信仰无所谓了,有没有信仰无所谓。他说,在这个时代,真正的虚伪也是极其罕见的,虚伪属于有强大信仰的时代,被迫接受新信仰的时候不放弃旧的;而现九九藏书在人们轻松地放弃和接受,而且依然是诚实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真正有信仰的时代,一个人譬如说外界强迫你信仰一个东西,但是你内心是有自己的信仰的,当一定要你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主义或某种宗教,你不信的话,可能就会有祸,就会把你抓起来,甚至判死刑,用火把你烧死,基督教时代有很多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在内心有信仰的时代,人们就表面上接受这种信仰,而内心的信仰他是不放弃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们可以轻松地接受,轻松地放弃,信什么都无所谓,而且好像他们都是诚实的,因为他们本来是没有什么信仰的,所以他良心没有什么不安。 这是一种,对信仰他是无所谓的。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在生活方式上,匆匆忙忙。我都不知道尼采要活到今天,他会有什么感觉。他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够悠闲的了,今天人们要比一百多年前匆忙得多。尼采说,现在人们匆忙地生活,手里拿着表思考,掐着钟点看我能想几分钟,不能多想,吃饭的时候还忙着看报纸。他说,我经常坐在闹市口,看人们都是行色匆匆地从我旁边走过,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为什么那么匆忙?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沉思,也害怕沉思,人们心里很难安静,如果安静下来就感到很惭愧,我怎么静下来了?为此会起良心的责备。他说,现在的人,勤劳是第一美德,大家都勤劳地去挣钱,去花钱。这种生活方式尤其使人变得没有信仰,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灵魂了,最后连这种需要也没有了,天天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现代人完全被他的职业、义务、娱乐、时尚占领了,不再有内心生活,用尼采的话来说,现代人只是带着一种迟钝的、惊讶的表情把他的存在在世界上注了册,这个讽刺是很辛辣的。 还有一个征兆表现就是文化。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文化是一个大平庸的时代,非常的平庸。一方面,现在的文化是内在的贫困,没有创造力。尼采说,现代人永远处在饥饿中,急于去填补,急于去占有,带着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收集以前文化的无数碎片来装饰自己。所以他说,现代文化是一件披在又冻又饿的裸体上的一件彩色的衣服。我觉得用一个我们现在常说的词来说,现代文化就是一个包装的文化,外面比较漂亮,拆开来一看,里边是空虚的,没有内容。你们可以到王府井书店的各个楼层去看看,我觉得大部分书都是这样的。现在的书,包装是越来越漂亮了,可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越来越贫乏,雷同,抄来抄去,大部分没有内容,垃圾多得很。 一方面是内在的贫困,外表的华丽,另一方面,是和包装文化相对应的快餐文化。用尼采的话来说,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了天才,报纸支配社会,人们都活在当下,不再关心永恒。就是完全活在现在,明天的事情,后来的事情可能还会想一想,但是再远的事情根本不去想。至于你这辈子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活着是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更少去想了,更不去想了。尼采就讽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上流社会的人老是去剧场看戏,觉得这是一种很体面的生活。尼采说剧场是为大众准备的,在剧场里人不再是个人,是纯粹大众,纯粹畜群。他的意思是说你在剧场看戏实际上是受舞台支配的,受时尚支配的,一个人真正去读书、思考,这是你可以自己做主的。但是剧场不一样,一进剧场以后,共同的趣味就支配了你,所以他说剧场是趣味上的公共厕所。他认为,剧场迷信表明了人们的精神空虚和没有个性。那么我想,尼采如果今天活着,看着每天晚上那个家家户户,每个人都坐到电视机前,我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所以,尼采的伟大在于什么呢?一个哲学家,怎样才算伟大呢?第一,他的灵魂是有问题的。如果他的灵魂没有问题,没有让他感到痛苦、迷惘的东西,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伟大的哲学家,首先他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去思考,然后才走向真理。如果说认为自己没有问题,都是别人有问题,你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是一个法官,你是一个医生,你这样的态度去研究问题的话,这样的人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的哲学家。 这是第一点,尼采他自己灵魂中有问题。第二点呢,他又能敏锐地感受到当时那个时代的问题。实际上,时代的问题和他的是一致的。他自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寻求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然后他觉得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很没有意义,他们表面上活得很热闹,但他们也没有找到意义,实质上也是虚无主义。他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尼采的哲学,就是为了探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虚无主义,怎样来解决这个虚无主义的问题,他的哲学就是这样来建立起来的。 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是一个专门的问题,我这里就最简单地说一下。那么尼采他就探讨为什么会产生虚无主义,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那个99lib.传统,欧洲传统的形而上学、欧洲哲学的传统造成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基督教也好,柏拉图也好,都把生命的意义、生命一旦终结后的意义都放到另外一个世界上,一个更高的世界,天国或者理念世界里去。那么,尼采说,从柏拉图开始,就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了。一个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现象,更高的世界、天国是本质。尼采认为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模式把我们的世界宣布成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现象的世界,把背后的世界宣布成是一个本质的世界。 这样一种划分是怎么弄成的呢?尼采说,一个它是用逻辑的手法来建立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更本质的世界,另外一点,那个世界本身它是一个道德的世界,道德本体论。用通俗的话来说,尼采认为,这样一种划分,第一,它是虚构出来的,第二,虚构这个本质世界是为了否定我们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生活虽然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如果虚构一个本质的世界、一个天国的话,我们这个现象世界、我们的真实生命就会被看作是虚无的,这样就否定了我们现在的生命。他认为虚无主义的根子已经种在这里边了,实质上已经是虚无主义了,那个思路实际上是把我们现实世界的生命已经给否定了。 经过这样的分析,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尼采的最重要的贡献,最精彩的东西,就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就是把世界分成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这样一种思路,做了非常详细的解剖和批判,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些观点,我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探讨一下。我认为,尼采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这个过程中,他最精彩的东西,对现代哲学、对现在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各个主流学派最有启示意义的是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认为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形成过程中语言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是用语言来思考的,思考过程离不开语言,语言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根子就种在语言里面了,种在譬如说主语和谓语的结构中,任何谓语都要有一个主语,任何现象都要有一个本质,主谓结构已经造成了这样两分的思路了。这是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最热门的东西就是语言哲学,就是研究语言,也就是认为语言是造成传统形而上学思路的根源,形而上学的危机就得从语言问题着手来解决。各派有什么看法,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语言在现代哲学里占到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尼采那就得到了启示,尼采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 还有一点就是,尼采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透视主义,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是一种透视,一种解释。什么意思呢,因为两千年来西方哲学在干什么呢,就在干一件事情,就是要想清楚世界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它的思路就是这样的: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还要不断变化下去,那么,如果它背后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世界不是太虚了吗?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背后肯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有一个稳固的东西,是那个东西在变。他们就想找到那个东西,这样来认识世界的本质,西方形而上学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样一条思路,实际上到了康德的时候,已经受到了很有力的批判,可以说致命的批判。康德说,不管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你所认识的永远是现象,总是用你的思维模式去把它整理过来,至于背后的东西,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用他的话说,那是自在之物。因为你只要去认识,马上你就用你的思维模式去整理了,一整理就是现象了,那个东西又逃走了,所以你是永远不可能认识那个东西的。这是康德的观点。康德提出形而上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康德这个思想对哲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哲学的问题变了,以后不去研究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了,因为大家都承认康德说得有道理,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的。 到了尼采,提出的是什么呢?尼采说,其实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康德还说有个东西在那里,是你没法认识的,你只能认识现象,背后还有一个本质,还有一个自在之物。但尼采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认识就是透视,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总得有个角度,你不可能说没有角度就去认识,这是不可能的。无法想象一种没有角度的认识,而只要有一个角度,那么你得到的东西就是现象。那么世界到底是什么呢?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你从所有可能的点上去透视,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从所有点上看到的这个世界,把它们加起来、综合起来,得到的总和是一个关系世界,世界就是这个关系世界,不过这个关系世界仍然是现象世界,不是本体世界。我想尼采是这个观点,实际上,世界背后没有一个本质,世界没有一个本来面貌,世界只能作为现象来存在,永远不可能作为本质来存在。这样一个观点,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共识,我想没有一个哲学家对这个观点是反对的。不像我们这里,我们这里还在谈论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个问题早就过时了。好,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掌声)

现场互动

问:请问您对马克思的看法? 答: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我们中国以前的教科书里边和一般宣传中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离马克思很远的。马克思很多的著作,实际上们没有好好去读,往往把他的一些观点教条化了。马克思传到我们这里,经过了好几道中间步骤,比如说,经过了恩格斯,我觉得恩格斯比马克思要差得多,然后又经过了列宁,经过了斯大林,经过了毛泽东,经过了层层解释。实际上,除了真正研究马克思的个别学者之外,很多人接受的马克思是经过了各种解释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和他的原貌距离很远。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原来是我们不准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能接受对他固定的一种解释,不能去讨论。实际上,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在我们以前的那个意识形态里不让我们去讨论研究的,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关于人性,以前只要讨论就被压下去。 现在,从世界范围来说,马克思对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应该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应该更是属于二十世纪了,是二十世纪初的。但是从纯哲学问题来说,马克思是偏于社会哲学。马克思的路子,你会觉得,应该说是从黑格尔来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前一段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应该说是现在德国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了,他到中国来,当时小范围座谈的时候,我给他提了一个问题,我对他提出,你好像很少考虑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我说这些问题难道就不重要了吗?像尼采讨论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吗?他就说,现代西方哲学实际上有三个思路,像尼采,海德格尔他们这是一条路子,还有从亚里士多德到学院派,他认为他这条路子就可以说从黑格尔,马克思到他。这么一条,更关注社会的九九藏书哲学,当然在这条路上,马克思应该说是最伟大的。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能够从您这样一个哲学角度得到什么东西?教师的课堂上的哲学与大众所需要的哲学存在着什么关系?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觉得课堂上的哲学,或者说研究所里的哲学,和一般所有人都需要的哲学可能方式上有点不一样。我非常讨厌、不喜欢的就是以前那种把哲学从课堂上解放出来的那种方式,工农兵大学哲学,用了一些教条,大家都来背,然后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往上套,什么抓住主要矛盾呀,都往上套,那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哲学。那么哲学和老.99lib?百姓有关系没有,我觉得哲学是和任何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但是我是这样看的,就是真正研究哲学的人应该是很少的。哲学系的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哲学家。这样抽象的学问,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就是研究那些哲学史上的资料,研究哲学理论上的一些专门问题,做很细的研究,做这种专门研究的人应该很少,实际上就等于你研究理论数学的人应该少,研究理论物理学的人也应该少一样,研究这些最基本理论的人应该是很少的。需要交给大众的不是这样的哲学,实际上我认为这样的哲学已经是第二级哲学了。第一级的哲学,原原本本的哲学,应该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一种思考、一种关注,就是我刚才说的尼采小时候经历的那些困惑:到底为什么活?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这辈子应该怎样活?这些问题是原本的哲学问题,是涉及每一个人的哲学问题。你可以不去思考,你不思考不等于你没有这种问题,只能说你对这些问题解决得很马虎。那么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有责任更多地自己也思考,而且把哲学史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介绍给大众。我觉得他们有这样的责任,这方面的书籍应该多出版一点。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什么不同?按照您后来的讨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比如说中国适应第一个层面,而西方适应第二个层面。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它们在未来的发展上是否有交叉或者取代的趋势? 答:你的问题很专业。我对中国哲学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当然看过一些书了,我只能谈我一些粗浅的感觉。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怎样理解哲学的,到底哲学是什么?这就是要确定一个标准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就不好说。当然我这样的标准可能就会有偏见了,我的标准从西方哲学来的,我觉得哲学应该是对终极的一个思考。按照我的理解,哲学应该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个总体把握,总体的解释。当然,具体的问题可以不一样。像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现代哲学已经不讨论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哲学只讨论枝节问题,那就不叫哲学了,哲学要去讨论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从整体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有我们的人生,要从整体上把握我们的人生,解释我们的人生,哲学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一种总体的解释。那么这种东西也就是形而上学本来的一个含义,物理学之后的东西,物质世界后面的东西,也就是更加精神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有两个弱点,一个就是它缺少形而上学。起码在儒家哲学、在孔子那里是没有形而上学的。孔子也说得很清楚,他不谈这些问题。儒家哲学大概从子思的《中庸》开始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形而上学了。到了宋明理学,形而上学的色彩就更浓一些,但总的来说,形而上学是比较弱的。那么这是一个弱点。第二个弱点是知识论,对于西方哲学来说,知识论是很重要的一块。形而上学这样的问题,探讨世界的本质到底是怎样的,对于这样的问题,牵涉到认识问题。所以人们回过来对认识问题进行探讨,认识过程是怎么回事,认识的根据是什么,认识的限度如何,到底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探讨知识本身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从培根以后已经是主题了,到了康德以后更是主题了。那么知识论这个问题,就是对认识的根据这一问题,像这一块,在中国哲学里面也是缺少的,可以说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知识论。在宋明理学的时候稍微多一点,但它所讨论的知识基本上是道德知识,所谓德性之知。所以,我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指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伦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这两块都很弱。 在中国的哲学里边,我比较欣赏老庄哲学。我觉得老子、庄子的哲学,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深度要好得多。当然不光是这一点了,我还喜欢他们的文字功夫,老子的极端简洁,庄子的洋洋洒洒。不过,我觉得老庄哲学还是有一些滑头之处,例如死亡问题它是滑过去的,它是从旁边绕,不谈这个无解的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每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必然要有一种特质,比如说画家、诗人、导演,甚至商人,只要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性格之中都有某种特质,那我想问一下,您认为您性格之中有哪些特质,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生活中的周国平是怎样一个人?(掌声) 答:实际上,人是最难了解自己的,所以我真是说不出来,我的特点就是特别没有特点。人们都说我比较随和,但是我的随和中还是有一点固执的东西,我不会随便改变自己。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社交,我觉得很浪费时间。不过我也很喜欢和一些特别合得来的朋友,例如一些艺术界的朋友在一起,很愉快。我喜欢和艺术家打交道,不喜欢和哲学家打交道,不喜欢和学者打交道,总的来说是这样,可能这里面也能看出来我的性格吧。 问:周老师,您能谈一下您对艺术的理解吗? 答:这个问题特别大,我觉得和哲学相比,艺术是一种生命本身的迸发,更直接。我有很多艺术界的朋友,他们活得真是自由快乐。我是一个学者,我这一生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读书,写作,和文字打交道,我觉得这个局限性非常大。如果我能再活一次的话,我就不这样活了,我想做艺术家。一个人老和文字打交道,实际上对性格有一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放不开,生命是受到约束的。艺术家就不一样,他直接就是形象、色彩、声音、动作、表情,这些最直接的东西,完全是生命本来的一种表现,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生活、来工作的。所以艺术家一般都很放得开,我觉得他们活得很开心,我也希望活得开心一点。 问:周老师,尼采说他希望做一个诗人,做一个音乐家,他自己在上学时就写诗。我看到您最近的一些著作,一些散文集,尼采对你的影响在哪些方面?海德格尔与东方哲学有什么关系?对知识的追求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如何解决追求上的困惑? 答:我简单地说几句。第一个问题,尼采对我的影响,我想尼采对我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说过,我也影响了尼采。这是开玩笑的。我对尼采的很多解释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解释。我在第一本写尼采的书《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时候,实际上里边有很多话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借尼采的口说出来,我在陈述他的观点的时候,趁机把自己的牢骚都发出来了。尼采对我的影响到底在哪些方面呢?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未必表现在比如我写诗、关注崔健的音乐上,这里没有直接联系。没有读尼采的书时,我就开始写诗了,写诗主要因为当时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不写诗是很可惜的。 第二点,实际上你谈的是东方哲学对西方哲学补充的问题,包括海德格尔关注过东方哲学,读过有人翻译的老子。东方哲学,包括禅宗也好,老庄也好,到底在什么程度上给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补充?这个问题我不想讲了,我认为可能是很难的。实际上,西方哲学家对他们所接触到的那些东方哲学是有很多误解的,基本上是六经注我,是在他们自己的思路上寻求一种东西,和真正的东方哲学距离很远。 第三点,你讲的是精神追求与物质需求这两方面的冲突怎么处理。确实,在以前的时代,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是分开的,比如说贵族时代,古希腊罗马,或者近代一些时代像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是养尊处优的,很富裕,完全不用为日常生活操心,这批人里边有一些佼佼者,他们成了创造文化的最优秀的人,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很贫困的人,尤其是越到资本主义社会,十九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就越多了,一些创造了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人,他们可能是极为贫困的人,甚至死于贫困,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觉得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对一个个人来说,面临着这么一个现实的选择,到底是要精神,还是要物质?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我的主张是,个人的物质生活,就是你的生存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的话是很狼狈的,很潦倒的,最后会影响到你的精神追求的,所以这方面你一定要解决。在这个前提下,你不要放弃精神追求。至于这个比例怎么搭配,因人而异。(掌声) 问:哲学、科学和心理学是什么关系?如果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认识,是不是说哲学到后来,也就是说那种没有科学实践、单是凭想象来认识的哲学会消亡? 答:科学是研究经验范围的问题,经验范围就是我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材料,对这些经验进行分析、整理,这是科学所做的事情。简单地说,科学就是用逻辑思维来整理你的经验。那么哲学在这一点上和科学是相反的,哲学思考的是超越经验的问题,所有经验范围内的问题都应该由科学去解决,哲学没有必要插嘴。但是,超过经验范围的东西,就是哲学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像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问题都是绝对不能凭经验来解决的,它是超越经验范围的问题,所以就成了哲学问题。现在哲学发现世界是没有本质的。提本质是错的,尽管如此,我相信,哲学依然要去探讨这些超验的问题。实际上,人对这些问题的关心是无法压制的,人们永远会对无限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去做思考,在不同的时代,形式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哲学是不可能灭亡的。人总是不会满足于经验范围的,这些超越的问题总是在折磨着人们,也可以说在吸引着人们,这些问题谁来讨论,就是宗教和哲学。宗教更多地是给你现成的答案,哲学是去思考这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永远在思考。你还提到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经验的,是科学,另一部分是人文性质的,是哲学,比如马斯洛的心理学。 一个哲学家眼中的艺术——尼采论艺术 主持人李公明:今天周国平教授给我们做一个关于尼采论艺术讲座。关于周老师,我想不用多说,大家通过阅读他很多的著作都非常的熟悉。我从70年代末读书开始,一直以来,周老师是我心目中非常仰慕的学者。因为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正是遇到思想解放的运动、西学的介绍,那段时间大学生校园的生活特别值得怀念,这个怀念里面,周老师当时翻译和介绍的尼采,特别是那一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读到了他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一直都是我个人学习西学的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资源。今天请周老师做这个讲座,我相信他会把这么多年来尼采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向我们做一个介绍,他讲的部分完了以后,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想提出问题请周老师给予解答,这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九九藏书 周国平:李公明让我来做一个讲座,他说就讲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儿,那么我现在正好是在回到尼采。其实我研究尼采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写完我的博士论文后,我就宣布和尼采告别了,我说我不能在一个人身上花那么多时间,那样还有我吗?我想写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觉得,我的尼采研究还是做得不完全,好多朋友也跟我说,你做尼采就做到这个程度太可惜了,应该做下去,所以我就妥协一下吧。关于尼采哲学,我原来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重点是尼采的人生哲学,还有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重点是尼采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现在我想再写一本书,是关于尼采的精神哲学的,重点讲他的美学、伦理学和文化批判,这个事情我刚开始做,刚做到美学这一块,那么我就讲一讲尼采的美学。一个多小时我也不可能讲多少,我想讲一讲我这段时间重新做尼采美学中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观点,重点讲两个观点。一个是艺术形而上学,是尼采的早期观点,主要是《悲剧的诞生》这本书里面的。我不知道你们都读过这本书没有,读过的能不能举一下手?哦,没有。那么,读过尼采著作的,不管哪一本,读过的请给我举一下手。好,这就比较多了。第二点我讲一讲艺术生理学,是尼采后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比较有意思,我重点讲这两个观点。

前言:关于尼采其人

在这之前,我先把尼采的情况做一个一般的介绍。我觉得尼采这个哲学家跟其他的哲学家不太一样,他是个德国人,但是他不太像德国人。德国的哲学家都是学究气很重的,基本上是学院里的哲学家,但尼采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尼采自己也不喜欢德国,他最喜欢的是法国,他觉得他自己跟法国人比较相近,他还喜欢意大利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也是生活在意大利、法国那些地方。尼采的哲学和他这个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人。 尼采是德国哲学家,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勒肯,德国统一前是属于东德的,生于1844年,死于1900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四个阶段。24岁以前是童年到大学毕业,他上大学开始在莱比锡大学,后来在波恩大学,主要学古典语文学,就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献,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学中国古典文学,他是学西方古典文学的。24岁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了,成绩非常优秀,他的老师李契尔非常喜欢他,就把他推荐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巴塞尔大学马上聘用他当古典语文学的教授。这是第二个阶段,大概当了10年教授,从24岁到34岁,但实际上他上课的时间并不长,原因是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悲剧的诞生》。 按理说,尼采24岁就当上了教授,这在欧洲大学里也是少见的,可以说前途无量。但是,尼采并不买账,他给朋友写信说,无非是世上多了一个教书的而已。他对学院生活十分鄙视,一般同事满足于过学院里的安稳日子,同时又热衷于名利之争和无聊社交,他特别受不了这种氛围。进巴塞尔大学以后,他铆着劲做一件事,就是为他的第一本著作做准备,花了三年的时间,到1872年1月,在27岁的时候,《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可是,这本著作可以说是毁了他的学术前途,古典语文学的同行几乎一致认为它根本就没有学术水平,认为尼采不务正业,完全没有按照学术规范来搞,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 书出版以后,学术界起先是一片沉默,谁也不出声,包括他的老师李契尔。李契尔是最喜欢他的,还在上莱比锡大学的时候,李契尔就说他是整个莱比锡青年学术界的偶像,但是现在李契尔也不出声了。尼采非常愤怒,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你的沉默,还说我认为如果说你的教学生涯是有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成就就体现在这本书上,你教出了我这样一个学生,能够写出这么一本书来,我非常看重你对这本书的看法。李契尔看了这封信后没有回信,只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说尼采是自大狂。不过,李契尔给另一个学生写信的时候,就讲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说尼采的这本书是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古典语文学的大不敬。不久以后,有一个比尼采还年轻的古典语文学家叫维拉莫维茨,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尼采的这本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的意思也就是说尼采完全不是在搞学术,像尼采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在大学的讲台上当老师。因为尼采在书中描写了古希腊酒神节狂欢的情景,歌手俄耳甫斯吹着笛子,然后老虎啊、豹啊都凑近来听,所以维拉莫维茨就说了,他说尼采应该带着虎豹去古希腊和古印度,而不应该呆在大学里,你去古代世界里实现你的理想吧。 总之,这本书出版以后,尼采的状况真是非常糟糕,在学术界受到了彻底的孤立。你们知道,西方的大学是自由选课的,而在这本书出版以后,尼采就只剩下了两个学生,而且那两个学生不是古典语文学专业的,是别的专业的旁听生,跟他学古典语文学的学生一个都没有了。这种情况再加上身体越来越差,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头疼、失眠,还有眼病,视力几乎到了失明的程度,最后他的教授就当不下去了,在34岁的时候提出了辞职,从此告别学院生涯。 从34岁到44岁,也是10年,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是一个无业者,一个盲流,靠很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流浪。他身体很不好,又怕冷,又怕热,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温度比较合适的地方,冬天基本上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德国南部那些比较暖和的地方,夏天就找一个凉爽的山区住下来,大部分时间是住在瑞士的一个小山村里。那个地方叫西尔斯-玛丽亚,我去过那个地方,他连续八个夏天都是在那里过的,租一间很简陋的农舍住着。西尔斯-玛丽亚现在算是尼采的故居了,成了一个旅游点,卖尼采的纪念品,我觉得很可笑。那是一栋农民的房子,普通的三层楼,当年尼采是在二楼租了一小间,也就是6平米的样子,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基本上就把整个房间占满了。但是,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尼采写出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伟大的著作。 然后,到了44岁的时候,大概是在1889年年初,他疯了,得了精神病。当时他是在意大利都灵这个城市,那一年的1月2号早晨,他走上街头,看见一个马车夫在用鞭子抽打马,他看见了以后大叫一声,扑上去,抱着马的脖子痛哭,接着就昏过去了。醒来以后,他的神智再也没有正常过,这样一直到死,大概有十一二年的时间。 关于尼采为什么会疯,以前有各种说法。有一种是说因为他太孤独了,尼采的确是太孤独了,他没有结过婚,长年是自己一个人过的,在乡村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写东西。这种成年累月的孤单生活是非常难熬的,真会把人逼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染上了梅毒,最后导致脑子发生病变。但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医生详细地研究了他的病案,否定了他染梅毒的说法。所以,原因到底是什么还很难说,我觉得和他的孤单多少是有关系的。 尼采的经历大致是这样。他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他从小就很悲观,很忧郁,这可能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死了,此后不到一年,他的弟弟又病死了。他家是三个孩子,父亲和弟弟死后,家里就剩下他母亲、他和他妹妹,父亲和弟弟的连续死亡给他的刺激非常大。他弟弟死之前,他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父亲的坟墓开了,父亲从坟墓里出来,走到教堂里,从教堂前的桌子上抱起一个小孩,然后回到坟墓,坟墓又合上了。做这个梦后没几天,他的弟弟就死了,完全像是应验了一样。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内向的人,他14岁的时候写过一个自传,里面说他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不喜欢跟人交往。从10岁开始,他写了很多诗,主题全是悲观的,父亲的坟墓、教堂的钟声、人生的无常之类。 然后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看了叔本华的书,验证和更加强化了他的悲观。大家知道,叔本华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悲观的一个哲学家,他整个是悲观主义的,这在西方是一个特例,西方很少产生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可能一个重要原因是叔本华受了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影响。叔本华这个人生就一副愤世嫉俗的性格,对什么都看不惯,和社会的距离很远,加上受印度的影响,就成了一个悲观的人。尼采是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是叔本华的代表作,尼采看了以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兴奋啊。他说他觉得这本书就像是特地为他写的一样,给了他一面镜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真相。99lib. 那么叔本华对世界和人生是什么看法呢?叔本华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你看他的书的题目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实际上就是他的主要观点了,就是世界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现象,用他的话来说叫表象,另一个是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意志。这种世界的二分法是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的思路了,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是一个现象的东西,因为它变动不居,所以不可能是真实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个东西才是真实的。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都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说它是形而上学就是这个意思,metaphysics,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物理学是有形的世界,有形世界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真正的世界,西方哲学就一直想要弄清这个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这就叫做metaphysics。 叔本华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但是跟以前的柏拉图们不同的是,柏拉图说那个真正的世界是
理念,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叔本华说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是什么东西呢?叔本华说是世界本身的一种冲动,世界背后那个本质的东西是一种冲动,世界意志老是想体现为现象,现象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世界生命意志的现象。作为生命意志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团欲望,我们完全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如果不满足的话就会痛苦,可是满足以后又会无聊,所以他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是痛苦就是无聊,人生实在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不但如此,世界生命意志想要表现为现象,表现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个生命,但这是徒劳的,最后必定失败。每一个生命一旦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都想活下去,不愿意死,可是死是逃脱不了的,就像吹肥皂泡一样,都想把自己的这个肥皂泡越吹越大,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破裂。叔本华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世界生命意志不断地制造出个体生命,表现为现象,但现象又不断地破灭,个体生命不断地死去,因此世界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它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怎么办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大家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最好是戒掉自己的生殖欲望,因为生殖欲望是世界意志的直接表现,是世界意志产生具体生命的冲动,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把生殖欲望戒除掉了,到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生命了,世界意志就安静了。 叔本华描绘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图画,尼采看了以后如梦初醒,觉得自己一下子看清世界和人生是怎么回事情了,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和他从小的悲观是非常吻合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叔本华是接受了人生的没有意义,尼采却不肯接受,他想我还这么年轻啊,人生毫无意义,我怎么活下去啊,我一定要给人生找到一种意义。可以说尼采的哲学就是在叔本华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方面是接受了叔本华悲观的前提,并且加强了他的悲观,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要对抗悲观、克服悲观,对人生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为人生寻找意义,是这样两种东西斗争的结果。尼采一辈子的哲学,从他的前期到后期,我认为都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骨子里是悲观的,同时又想和悲观做斗争,要肯定人生。叔本华哲学对他有好的影响,就是明确了哲学要关注人生,要解释人生之画的全景和含义,这才是哲学的使命,而在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又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叔本华的哲学,一种力图肯定人生的哲学。

一、艺术形而上学

下面我就要讲到今天的主题了。上面讲的是尼采哲学的背景,只有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才能理解尼采的美学。实际上尼采的美学并不是美学,它是哲学,尼采是借艺术问题谈人生问题。《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处女作,这本书你从表面上看,他是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希腊悲剧的起源。在文学艺术史上,很多大家,包括歌德,都把古希腊悲剧看作是人类艺术的顶峰,是最伟大的艺术。但是古希腊悲剧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没有搞清楚,这方面的争论很多。尼采表面上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比较麻烦,我就不多讲,因为牵扯到很多具体的美学内容,我想讲它背后的东西,尼采探讨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想解决人生的问题。 1.人生的虚无和艺术的使命 我刚才谈了尼采受叔本华的影响,以及他幼年的经历造成的他的悲观气质,所以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折磨他: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他实际上是接受了叔本华对世界的悲观描绘。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叔本华对世界的描绘一点都没错。从整个宇宙来说,宇宙本身有什么意义啊?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这个宇宙不过是一个永恒变化的过程,这些物质的东西在那里变啊变,到一定的时候,在宇宙某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星系,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系,这个太阳系的某一个角落里面,在一定的时候就产生了像我们地球这样适合于生命产生的星球,然后生命慢慢进化,最后产生了高级的人类。但是,达尔文也认为以后是有一个退化的过程的,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于人类生存了,人类开始退化,最后人类消灭、生命消灭,最后地球毁灭、太阳毁灭。自然科学描绘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意义吗?毫无意义。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意义吗?也没有意义,不过是某一天一对男女做了一次爱,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胚胎,生出来以后,这个生命有生物性的需求,要生存,但最后也是死亡。所以,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是没有意义的,叔本华无非是把自然科学所描绘的这样一幅图画翻译成了哲学的语言。 尼采不甘心这样,他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一点上的话,那就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出路就是像印度人那样,厌世、出家,否定这个人生。另一种出路是像帝国时期的古罗马人那样,极端的世俗化,活着的时候拼命享乐,或者是极端的政治化,反正都是对于人世间具体的生活非常投入,不去想人生意义的问题,忘记人生的虚无,麻痹自己。尼采说只有这两种出路,但是他不甘心,他通过研究古希腊发现希腊人采取了第三种态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用艺术拯救人生,通过艺术给人生赋予一种意义。 在后来的著作里,比如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里,尼采把他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他说大自然之所以要产生哲学家、艺术家,是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有意义。大自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为它的无意义而苦恼,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了,为了摆脱这个苦恼,把自己从无意义中拯救出来,所以它要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借助哲学家和艺术家给人类生存的意义以一种解释,给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发明出
99lib?
一种意义来。 2.日神和酒神 那么,古希腊艺术是怎么样给人生和世界提供意义的呢?这我就要讲到《悲剧的诞生》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了。这本书里提出了一对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日神,就是太阳神阿波罗,还有一个是酒神,就是狄奥尼索斯。很多艺术家都很喜欢这一对概念,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问题,而这是尼采的首创,他用这一对概念分析艺术,也分析人生。这一对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腊神话里,日神阿波罗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日神崇拜是最正宗的信仰,希腊宗教的主要圣地德尔斐,那里神庙里面供的就是阿波罗。阿波罗是太阳神,在太阳照耀下,万物都显得美丽。尼采就用日神来象征我们的美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象征对美的外观的幻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只是一种外观,我们觉得万物很美,人生很美,这只是现象,是外在的东西、表面的东西。美都是表面的,你不能挖进去看,再美的女人,你看她的体内也是不美的。而且这种美的外观实际上是你的一种幻觉,是你因为心理上的需要产生的幻觉,事物本身是无所谓美不美的。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更容易理解一点,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来说明,尼采自己就是这样说明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日神现象,就是梦。做梦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在一种幻想的情景里活动,这时候会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举个例子,比如说做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这个梦做得太舒服了,我们就会自我暗示,对自己说把这个梦做下去吧。尼采认为,这个现象说明我们在生活中是需要梦的,我们愿意停留在美的外观上,这是出自我们最内在的需要。尼采非常重视梦,他说我们的生活分为两半部分,一半是梦,一半是醒,可是我们对梦的这一半给予的重视太少了,它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在尼采之前,叔本华就已经很重视梦,他打过一个比方,说好像读一本书,如果你连续地读,那就是醒,如果你跳跃着读,那就是梦。他的意思是梦和醒没有多大的区别,说到底人生也是一个大梦。 实际上我们认真想一想,梦和醒真有实质的区别吗?实在不好说。这一点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了,大家都知道庄生梦蝶的故事,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以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刚才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呢,还是现在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你说梦和醒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区分?你可以说梦里的情景是模糊的,醒时的感觉是清晰的,但是有的梦也很清晰啊,栩栩如生。你也可以说做梦会醒来,醒来以后就不可能再醒了,但是庄子会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一个更大的梦里面呢?你不停地做梦,又醒来,但所有这些梦和醒不会是套在一个大梦里面的吗?有一天,比如说你死的时候,这个大梦醒来了,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惜的是死去的人都不能够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人生本身是不是一个大梦,你是既没法证明、也没法证伪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梦是稍纵即逝的,人生说到底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无常这一点上很相似。 尼采从中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说既然我们醒时的生活也是这么的不实在,也带有梦的性质,所以我们就要给梦以高度的重视,我们应该肯定梦,人生必须有梦。你不要说梦是虚幻的,如果你说梦是虚幻的话,那么你醒时的生活也是虚幻的,应该一视同仁。对梦的需要是人性中固有的冲动,人有这个停留在美的外观上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人本身就是外观,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宇宙生命意志要体现为表象,因此产生了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世界的本质,我们都是现象,我们都会破灭的,所以我们需要肯定现象。作为一种本身是现象的存在,我们需要肯定现象,我们肯定梦,就是肯定作为个体生命的我们自己,就是肯定作为现象的我们自己。日神表达的意思大致是这样。 人不光有日神的冲动,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冲动,就是酒神冲动。酒神冲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日神冲动是人作为个体生命要自我肯定,要肯定现象,所以要做梦,要给自己的生存一种美丽的外表,那么,酒神冲动就是人作为个体生命要否定自己,就是它归根到底仍是现象,它要回到本质中去。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宇宙生命意志。人有时候是会有那样一种冲动的,就是要打破个体生命的界限,获得一种自我解体、和大自然合为一体的感觉,酒神冲动就是这样一种否定现象回归本体的冲动。 酒神冲动是一种情绪放纵的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醉。如果说梦是日常生活中的日神现象的话,那么醉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现象。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每个人都会有,也都需要。比如说,性癫狂就是一种醉的状态,所谓欲仙欲死,仙和死都是个体解体的感觉,不但是男女合为一体了,而且是和自然合为一体了,回到了某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尼采还谈到恋爱的时候,春天来临的时候,醉酒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醉的感觉,这种自我解体的感觉。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都最看重自己这个个体,因为没有这个个体就没有你了。所以,如果要把个体否定掉,这会是最大的痛苦。但是,尼采指出,个体化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人因为是一个个体,才会经历生老病死之苦。所以,把个体否定掉,获得个体解体的感觉,实际上是解除了人生痛苦的最大根源,所以你又会感觉到一种极乐。酒神冲动发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又痛苦又快乐的状态。你们回想一下,喝醉酒也好,性癫狂也好,是不是都是这种痛苦和极乐交织的感觉? 尼采为什么用酒神来命名这种个体生命否定自身回归自然本体的冲动呢?我介绍一下古希腊的酒神崇拜。在古希腊,和日神崇拜不同,酒神崇拜是一种非正统的信仰。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大老婆叫赫拉,赫拉是一个很嫉妒的女人,为什么嫉妒呢?因为宙斯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到处播种,无论是女神,还是人间的普通女人,他都去播种,搞了很多风流韵事。其中有一桩,是他和冥后也就是阎王的老婆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叫查格留斯,宙斯非常疼爱,老是把他放在自己身旁,难舍难分,这就引起了赫拉的嫉妒。赫拉就想把他杀死,唆使和奥林匹斯神界对立的那一派叫达旦族的神下手,大家看希腊神话就知道,达旦族是被希腊人看作蛮族的。为了防备这个事情发生,宙斯先是把查格留斯变作一只羊,后来又把他变成一只牛,结果还是被看出来了,然后就被杀死和肢解了。最后就把他烧掉,在烧掉以前,雅典娜女神把查格留斯的心脏抢了出来,给宙斯的另一个情人吃,吃下以后生出来一个人,就叫狄奥尼索斯。尼采认为,在这个故事里,查格留斯被肢解讲的是个体化过程,重新生出狄奥尼索斯讲的是摆脱个体化回归自然本体,所以他就把狄奥尼索斯用作了这个象征。 不过,尼采更多是根据民间的酒神秘仪和节庆来立论的。狄奥尼索斯崇拜是一种民间信仰,其实古代很多民族流传的民间节日都和酒神节相似,特点是狂欢,打破平时遵守的界限,包括家庭的界限,最后必然是狂饮烂醉,性欲放纵。人们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一种解放的快感,人和人之间没有界限,人和自然之间也没有界限,融为一体。像这样的节日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酒神节庆从亚洲的色雷斯传到了古希腊。尼采很骄傲的一点,说我是第一个重视这个现象的人,我从这个现象里看到了希腊人不但有对美的外观的冲动,还有另一种更强烈的冲动,就是要摆脱个体化束缚,回归自然之母,和自然合为一体。他说希腊人这两种冲动都非常强烈,所以创造了最辉煌的艺术。其实,不管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也好,如果生命本能非常强烈,这两种冲动就都会非常强烈,正因为热爱生命,所以一方面留恋美的外观,要美化人生,另一方面要为人生寻找一种超越死亡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神化人生。 归结起来说,尼采认为,无论日神冲动还是酒神冲动,都是从大自然本身迸发出来的冲动。因为大自然要产生出个体生命,要你活,所以就必须有日神冲动,要你做梦,要你相信人生是美好的。因为大自然要毁灭掉个体生命,要你死,所以必须有酒神冲动,要你陶醉,要你获得个体解体、和自然合为一体的感觉。在尼采看来,人活着是离不开梦和醉的,没有梦和醉,人生没法过,而艺术说到底就是梦和醉。 尼采把艺术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梦的艺术,也就是日神艺术,比如造型艺术,荷马史诗,都是日神艺术,表现的是形象的美。另一种是醉的艺术,也就是酒神艺术,最典型的是音乐。按照尼采的看法,音乐完全是情绪的迸发,是完全没有形象的,是完全不可以有形象的,有形象就不是纯粹的音乐了。 3.对世界和人生的审美辩护 无论酒神还是日神,都是用来解释人生的,都是为了给人生提供一种意义,所以我说,酒神和日神其实是作为人生的两位救主登上尼采的美学舞台上的。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花了许多篇幅分析悲剧,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只简单说一下。他的基本观点是,希腊悲剧本质上是酒神艺术,但是用日神方式表达了出来,或者说是古老的酒神颂音乐用舞台形象表达了出来,所以在悲剧中日神和酒神达到了统一。这里最关键的是,他用酒神来解释悲剧的本质。历来对于悲剧最不容易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悲剧是把英雄、把舞台上的主角毁灭给你看,让你看到人生的痛苦,可是看到那个痛苦以后,你为什么还会感到快乐呢?悲剧为什么会给你一种审美的快感呢?这是悲剧理论里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最早的解释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说悲剧给了你一种宣泄和净化,使恐惧的情绪得到了宣泄,怜悯的情绪得到了净化。尼采说这哪是美学的解释,宣泄是医学的解释,净化是道德的解释,都不是美学的解释。尼采认为他的解释才是美学的解释,他说悲剧把个体毁灭给你看,你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因为你得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安慰。什么叫形而上的安慰呢?就是说虽然你看到个体毁灭了,但是你会因此感到你和宇宙本体合为一体了。按照叔本华的解说,宇宙本体是徒劳挣扎的生命意志,是没有意义的,但尼采对这个本体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它是不断创造的生命意志,是永恒的生命之流。实际上是同一个世界过程,不断产生出个体生命又不断把个体生命毁灭掉,叔本华强调毁灭的一面,所以说它没有意义,尼采强调不断产生的一面,毁灭了还会再产生,所以他说世界意志是很有创造力的。你和很有创造力的世界意志合为一体了,你站在它的立场上看,就不会觉得人生可悲了。尼采说,你可以想象世界意志本身是一个艺术家,用他的话来说叫宇宙艺术家,你看这个宇宙艺术家不停地在创造,然后又把自己创造的作品毁掉,它是在玩审美的游戏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艺术品,作为宇宙艺术家的艺术品,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之所在。再进一步,你自己化身为它去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个宇宙艺术家,你去体会它的创造的快感,你就会觉得这个宇宙生成变化过程也是有意义的。这里的关键是要用审美的眼光来看那个本无意义的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也就是把宇宙本体艺术化了。 这就是尼采的解释。到底能不能说得通?反正是没有把我给说服了。因为我想,我并不是宇宙本体,我仍然是个体,说我跟宇宙本体合为一体了,那样我自己不就没有了吗,我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尼采的这个理论实际上还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安慰,是在想办法说服自己。一个人一旦看到了世界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再要说服自己就难了,尼采到底把他自己说服了没有,我很怀疑。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他说艺术是生命最高的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因为艺术本来就赋有拯救人生的使命的,要为本身没有形而上意义的人生提供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他还有一句话,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和人生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他不说真的有充足理由,而是说显得、看起来有充足理由,这表明他并不认为艺术真的能够赋予人生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只是让人感觉人生似乎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罢了。 不过有一点我想我们是可以同意的,即使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的,我们仍要好好过这个人生。按照日神精神,即使人生是一场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做梦的乐趣。你不要老是想这是梦,不是真的,你这样的话做梦还有意思吗?按照酒神精神,即使人生是一个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场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好好地梦一场,好好地醉一场,也就不枉到人世间来走一趟了。 其实尼采也明白,所谓艺术对人生赋予的意义,用他的话来说是谎言,后期他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艺术是谎言,但是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有谎言,依靠艺术的谎言,我们才不至于被真理毁灭。真理是可怕的,这个真理就是叔本华所描绘的世界的真相,世界和人生的毫无意义,但是尼采说谎言比真理更有价值,因为这个谎言能够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满怀希望地生活下去,这就是艺术的价值。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尼采早期美学中的重要思想,《悲剧的诞生》中关于艺术形而上学的论述,谈的是艺术的使命,艺术到底有什么用,简单地说就是艺术能够拯救人生,作为必要的谎言让我们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有滋有味,不毁于可怕的真理。

二、艺术生理学

1.审美能力取决于权力意志 第二个问题我讲一讲尼采后期的美学,我想少讲一点,留点时间大家讨论。尼采后期最重要的哲学观点是权力意志,完整的翻译是求权力的意志,这个观点也是在对叔本华的批判中形成的。他认为叔本华太消极了,叔本华说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挣扎,徒劳地要产生生命,尼采说生命意志的本质不是要生存,而是要追求权力,也就是要扩张自己的力量。一旦有了生命以后,生命本身已经不是目的,它要超越自己,要提高自己,要让自己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丰富,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让自己的力量扩张和提高,尼采把生命的这样一种要求叫做权力意志。我们不能从政治上去理解权力意志的概念,在德文里,Macht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权力,也可以翻译成强大的力量,以前我怕引起误解,把它翻译成了“强力意志”,但是现在我觉得权力这个词本来也是被我们误解了,就是在汉语里面,权力这个词也应该是广义的,不只是政治的含义。 关于权力意志的理论我不多说了,我就讲讲他的美学。尼采后期的美学把权力意志作为一个主要的概念,他认为审美也好、艺术也好,实际上都是人身上的权力意志在其中活动,审美的能力、艺术的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概念你可以做各种解释,从尼采本人的言论来看也是这样,但是纵观他的全部言论,我体会它最主要的含义是指内在的生命本能,是指生命本能丰盛的程度和有力的程度,内在的生命本能是不是很强盛,有没有力量,是这个含义。他说人为什么会感觉对象美呢?是因为人身上有这种强烈的生命本能、生命冲动,凡是能满足人的生命冲动的对象,人就觉得它是美的,凡是和生命冲动相抵触的对象,人就觉得它是丑的。所以,实际上是人身上的生命冲动、也就是权力意志在做审美判断。 尼采进一步推论说,艺术的原动力就在于生命本能的丰盛。一个人的生命力太充沛了,他就要从事艺术创造,艺术实际上是通过改变事物来表达自身生命本能的强大,是要通过创作活动来反映、来释放自己身上的充沛的生命力。不过,尼采认为,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是搞艺术的,他身上的生命本能就一定是丰盛的。不是的,有的人生命本能很乏弱,他也在搞艺术,但尼采认为他搞出的艺术肯定是很糟糕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尺度,就是看从事创造的是本能的过剩还是匮乏,由此决定了搞出的艺术是好还是坏。 可是,也有的艺术家,生命本能好像很丰盛,搞出来的艺术却很糟糕,这是怎么回事呢?尼采就说了,生命本能真正丰盛就应该是有力量的,表现在能够自我支配,赋予生命冲动以形式,如果不能支配,就说明所谓丰盛是假象,其实权力意志很弱。他很看重艺术作品所体现的内在生命的力度,赞赏古典主义,说古典艺术能够支配丰富,赋予其形式,从而达于简单。相反,他蔑视他那个时代的现代艺术,也就是浪漫主义,做了许多批判。他说浪漫主义没有能力驾驭生命冲动,生命冲动是杂乱的,所以走两个极端,一个是激情泛滥,在总体上无形式,另一个是逃入形式美,在细节上追求精致、漂亮。 2.艺术家的特质 下面我要讲到尼采对艺术家的看法了。他有一个提法叫艺术生理学,这个所谓生理学应该是广义的,他谈的实际上是对艺术家特质的看法。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艺术家?尼采的看法,很简单,就是权力意志特别旺盛的人,也就是生命本能既丰盛又有力度的人。他说艺术家的创造力都藏在他的肉体的活力里面,艺术家都是一些极有肉体活力的人,而谈到这种肉体活力,他往往更强调的是性欲,他说艺术家往往是性欲特别旺盛的人,是一些好色之徒。 从一般人的情况来看,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美感最强烈是在什么时候?是青春期,就是性本能觉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在做审美判断?是你身上正在蓬勃觉醒的性欲。动物在动情期是更有力量的,产生了新的色彩、新的技巧,人也是这样,一个恋爱中的人是更有力量的,他不但觉得世界非常美好,而且觉得自己也比以前变得更加美好了,并且愿意表现出这个美好。一方面把对象美化、理想化,另一方面自己也变得更有力、更完美,这种能力的根源就在性本能上面。 那么,这种本能特别强烈的人,他就会成为艺术家。事实上,艺术家往往风流韵事比较多一点,但是尼采反对艺术家闹风流韵事,因为他说在性活动中和在艺术活动中所消耗的实际上是同一种力,你在这一方面消耗多了,在那一方面就不足了,所以他主张艺术家应该保持相对的贞洁,这是艺术家的经济学。 3.艺术家是给予者 尼采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是给予者,而不是接受者。因为艺术家本身生命本能非常丰盛,所以就必须给予,通过给予来表达、来释放自己的丰盛。什么人是接受者呢?批评家,他们没有能力给予,所以只好接受。给予与接受是一条界线,区别了艺术家和外行。尼采说艺术家没有能力评判自己的作品,没有能力做批评家,这是艺术家的骄傲,艺术家不需要理解和解释自己的作品,让那些没有能力给予的人去理解和解释吧。尼采对批评家是很看不起的,他说他们都是一些外行,艺术家是内行,是内行就不要搞什么评论,你只应该创造。这就好像在两性分工中,男人给予,女人接受。艺术家是男人,他应该给予,通过给予让事物受孕,产生出新的事物。 可是,让尼采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美学都是从接受者的立场来谈艺术的,都是一些接受者、一些批评家在那里谈艺术,所以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他说迄今为止的美学都是女人美学,而他想建立一种男人美学,一种给予者的美学,一种艺术家的美学。他把权力意志作为核心概念来谈审美和艺术,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男人美学吧。

现场互动

问:尼采说艺术可以安慰人生,我想到宗教对人生也是一种安慰的方式,尼采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答:尼采对世界和人生提出一种艺术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宗教的解释方式的反对。他后来提出上帝死了,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在《悲剧的诞生》里还没有直接批判,但是他后来说这本书里面已经隐含了对基督教的批判了。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直接批判的是科学世界观,说科学只能解释现象,不能解释现象背后的本质,不能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解释世界和人生有什么意义。后来尼采批判基督教,着重批判的是基督教道德,说它是用道德审判生命,用天国否定现实的人生,把生命视为不干净的,判定我们这一世的生活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唯一的价值是为天国做准备。他的审美的解释,关键的一点是要肯定生命,用艺术为生命辩护。 问:十年前我听过一个讲座,演讲者选取了两位学者,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位是尼采,演讲者用两位学者去阐释一个主题,说这两位不同国度的学者体现了同样的对人类博大的爱。我想知道,在尼采的书里面,哪些内容能体现出他对人类博大的爱? 答:尼采对一般的人道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这种人道主义太浮浅,太做作,公开宣布自己不是人道主义者,说他从来不许自己谈论对人类的爱,因为在这一点上自己还不够是戏子。但是,他实际上对人类是怀有博大的爱的,就是希望人类更伟大,他觉得现代人类太渺小了,对人类的现状非常不满,认为人类不应该是这样的,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据我的体会,尼采心目中的理想的人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生命本能的健康和强大,第二是精神境界的超越和高贵。在他看来,现代人在这两方面都非常糟糕。一方面是生命本能的衰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颓废”,dece,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艺术,往往是一些病态的东西,整个现代文化都生病了,都是病人的文化,根源就在于内在生命力的衰弱。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精神上十分平庸,尤其表现在商业文化上,商人成了文化的主宰。尼采最重视的是这两点,生命本能和精神境界。这两点也是有关联的,他认为只有本能是强健的,精神才会是高贵的,在古希腊有最突出的体现。现代人这两点都不行了,所以他梦想能够回到古希腊,他对人类未来的设想,包括他所讲的超人,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个榜样,就是古希腊人。我想尼采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一定会更失望。 问:我是来自深圳大学的学生,我知道尼采曾经是个大学教师,后来他感到作为教师对自己的约束太大了,我提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感觉我的问题很冒昧,请你原谅。 答:你尽管说。 问:是这样的,因为生命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假设作为一个教授的话,就对很多东西有约束。你是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研究员,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肯定会有很多约束的机制,对你的思想的自由流动是否会有某种阻碍呢?你是否认为假设作为一个自由的哲学爱好者的话,思考问题会更自如一些,更真实一些呢? 答:你说得非常对,但是我不会辞职。(笑声)因为我感觉这个机关对我的约束不是很大,我还是写我想写的东西,说我想说的话。我们那个单位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去一次,你不去也没有太大关系,和没有单位差不多。(笑声)而且我写的东西文责自负,单位并不过问,他们认为我写的不是学术,所以也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可以统计的数字,你写了多少学术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单位的成果,我写的东西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之内,这样很好。 问:如果尼采在这样的单位里呢? 答:如果尼采在这么自由的单位里,我想他也不用辞职了。(笑声)他在他那个大学里当教授,是有课时要求的。不过,尼采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生病,他的身体状况真的是没法上课了。另外一点,他不喜欢教古典语文学,曾经有一个机会,他们那里是这样的,教授只有退休了或者死了才能补一个,有一个哲学教授死了,有了一个空缺,那个时候他提出了申请,但没有批准。当然,他即使当上了哲学教授,会不会当下去也难说。尼采对当教授是很痛恨的,后来写了大量讽刺学者的话,我想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安于长期做教授的。如果要我用我不喜欢的方式教我不喜欢的课程,我也会辞职,好在没有让我那样做。 问:今天我感觉很荣幸,在这儿能够看到真的周国平。(掌声)因为我对您仰慕已久,1990年我看你的第一本书《人与永恒》的时候,当时激动的心情有点像尼采看叔本华的那本书。(笑声)开个玩笑。我有一个问题。在中国学界,有一个搞神学的叫刘小枫,现在他在香港教书,因为他是巴塞尔大学毕业的,尼采在巴塞尔大学教过几年书,他为这个感到很骄傲。前一段他在网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尼采的微言大义》,在学界还是比较轰动的,您对这篇文章怎么评价? 答:他是什么观点?我没有看这篇文章。 问:他说在古希腊,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给执政者提意见只能用微言,因为这些执政者都是笨蛋。尼采也是这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说了很多微言。刘小枫好像站在一个褒扬的角度,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用一种微言的方式,有时候用一种讽刺的方式,去给当政者提意见,既可以让这些执政者得到一种刺激,有一种改善,同时又保证了自己作为精神贵族的精神上的纯洁。但是学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批评刘小枫是想借助这篇文章说自己也是精神贵族。刘小枫的意思是说尼采是精英文化,中国现在也分成精英文化和非精英文化。 答:尼采是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但是从来不以此为荣,他24岁当了教授以后,人家祝贺他,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不过是世界上多了一个教书匠而已。当然,如果要划分的话,尼采应该算是精英文化,他非常看重人在精神上的高贵,甚至认为像古罗马的那种等级制度对文化是有益的,文化需要贵族制度。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精神贵族,说最好不是按照出身的门第来划分等级,最好一个人精神上伟大不伟大,高贵不高贵,能够用他四周看得见的光显示出来,让人一看就知道。不过,说尼采用微言给执政者提意见,我完全没看出来,我觉得他目中根本就没有执政者。 问:您还是同意他是把自己看作精神贵族的? 答:我认为他重点不是放在我是贵族,而是放在人应该是贵族,每个人都应该是贵族,精神上都应该是高贵的。 问:我觉得他说上帝死了,好像多少有这种意思,他还想凌驾于上帝之上,有没有这种意思? 答:没有这种意思,他绝对不是说因为他产生了,所以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这个命题是对欧洲人当时基本的精神状况的一个概括,就是基督教信仰崩溃了,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换一种说法叫虚无主义,他解释说就是一向信奉为最高价值的东西现在失去了价值。尼采自视甚高,经常口出狂言,但是我们要把握他的总体精神,他追求的是人类的伟大,个体的优秀只是造就人类的伟大的手段。世上狂妄之人多的是,如果尼采只是狂妄,也就不成其为尼采了。 问:您谈到人如果精力过剩的话,发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外向的,会去创作艺术品,第二种是会在性生活上走向一种不节制。我想问的问题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人,假如我精力过剩,因为我不懂艺术创作,所以往艺术品上去发泄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走向性生活上的不节制,您在道德上会如何评价我? 答:我在道德上对你不作任何评价,仅仅请你在生理卫生上要注意健康。不过,我认为艺术活动是广义的,你不一定作为艺术家去创造作品,有各种创造的方式,各种自我实现的方式,都可以看作广义的艺术活动。如果你把过剩的精力只往这一件事上发泄,我替你感到可惜。(笑声) 问:我想问一个问题,真善美是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我们赋予真善美概念的含义往往是有歧义的,所以不能笼统回答。现在我总的倾向于认为真善美是统一的,最后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名称来表达。因为如果说你纯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真”这个东西,指客观真理,也就是对象的本来面目,现代哲学一般认为是不存在的。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科学就是经验加逻辑,如果经验本身是真的,对经验的整理是合乎逻辑的,得出的命题就是真的。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所寻求的“真”是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世界的终极真相,那么按照现代哲学的看法,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终极真相,世界永远是以现象的形态呈现的,凡是被我们认识到的就都是现象。所以,如果现在还要谈真善美,就只能从价值论上来谈。如果有某个东西能够给人生提供一种终极意义,那么这个东西就它是人生的根本真理来说是真的,就它使人生充满意义来说是善的,就它满足我们情感的需要来说是美的。譬如说,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就既是真的,也是善的,又是美的。 问:关于艺术生理学,刚才您介绍,尼采从利比多的角度对艺术家做出了一个界定,我觉得它太单一了,我想问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艺术的情境里面,有这么多艺术家,对当代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这一块,您有没有更多的阐释?第二个问题,您谈到尼采对商业文化的反对,但是今天您也看到了,所有的艺术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商业走在一起,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答:自从艺术品成为商品以来,就存在这个艺术与商业的关系问题了。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艺术的归艺术,商业的归商业。作为艺术家,你要立足于艺术,创作出自己真正想做的作品,尽量不掺杂市场的考虑。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在销售上就要听市场的,找好的经纪人,争取卖好的价钱。我的看法就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关于艺术生理学,我介绍的是尼采的观点,当然就不涉及对当代艺术的阐释。不过,尼采的这个观点可能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是值得多想一想的。这要和他的整个哲学联系起来想,他说世界本质是权力意志,就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然后说这个本质在我们人身上体现为肉体的内在活力,更具体的就是性的本能。因此就可以说,人身上性本能的强弱,在某种意义上就体现了这个人所秉承的世界意志本身的创造力的强弱。这样联系起来想,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说明性欲就不纯粹是一种生理性的能力,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人身上有两大欲望,食欲和性欲,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食欲及其变形是科学背后的原动力,性欲及其变形是艺术背后的原动力。食欲是指向外物的,目的是个体和种族的物质性生存,和对象之间是一种功用关系,而科学正是要通过认识和征服外部世界,来让外物为我所用,说到底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物质生活问题。性欲就不同,它指向自我享受,它不是要把身体养活,而是要用这个身体来享受,让这个身体快乐,和对象之间是一种情感关系,艺术创作在这一点上就和它很相似。性欲的目的不是当下的生存,而是人类和种族的生命繁衍,应该说是指向不朽的,要让生命永远延续,而精神创造活动在这一点上和它也很相似。所以,性欲和精神能力之间的确有一种联系。一个好色之徒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没听说谁因为贪吃成了诗人。 问:我想知道尼采自己认为他活得有意义吗?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吗? 答:这个问题你得去问尼采,不能问我。(笑声)评价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幸福,就是世俗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另一个是精神上的高贵和伟大。从世俗生活来看,应该说尼采是很不幸福的,孤独,缺乏人间的爱,缺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被人理解,书卖不出去,等等。但是,从精神生活来看,他活得很有意义,享受思想的乐趣,写出这么伟大的著作,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世界。 问: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这么多年来您怀疑过哲学吗?比如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或者后来当您在农村下地干活的时候,在到单位工作的时候,其实在您现实的生活中,哲学也许不会对您有多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您有没有怀疑过您相信的哲学可能不仅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对你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呢?第二个问题,刚才听您讲了醉与梦,从常识上来讲,醉过之后会头疼,做了一个好梦醒来之后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我觉得把人从醉和梦中唤醒的恰恰是真相本身,如果是这样的话,从醉和梦中寻求安慰是不是太没有意义了呢? 答:对哲学怀疑过没有?我想是这样的,自从我领会哲学是什么以后,我就对它没有失望过。哲学本身是让你怀疑一切的,让你对一切成说进行质疑,这正是它最令人信服的地方。你说的那种为政治服务的哲学,我认为那不是哲学,所以不会动摇我对哲学的信心。当然,哲学不能改变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但可以帮助我对这种处境采取一种恰当的态度,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这正是哲学的大用。关于梦和醉,你讲的是具体的生活现象,即使如此,我认为它们也是有意义的,当真相太令人痛苦的时候,逃避真相以保护自己也是一种真实的需要。不过,我讲的主要是广义的梦和醉,作为心灵产品的梦想和陶醉,我认为它们在人生中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把它们都去掉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一片荒漠了。 问:您在一篇文章里说:“不管世界多少热闹,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那里有我的安静的位置。”请问您拥有一个怎样的安静的位置?您在那个位置上快乐吗?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 答:你提的问题太多了。“安静的位置”是一个比较诗意的表达,实际生活也许没有那么诗意。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热闹了,明天我还要在读书节上做一个讲座,读书还需要一个节日来突出,这也是够热闹的。现在我自己的选择特别坚定,我确实觉得安静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特别适合于我。其实我对做讲座一般都是拒绝的,现在学术界也非常热闹,开各种研讨会,我一律不参加,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我觉得这样过日子特别好。有时候要我出来参加一个活动,我心里挺慌的,因为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种节奏被打断了。关于悲观和乐观,尼采说他超越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我觉得我也有点像。(掌声)我从小是一个很悲观的人,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折磨了我很长时间,但是通过阅历和哲学的自我训练,我觉得自己已经慢慢走出来了,可以说比较超脱了吧。 问:一个孤独的人与自身的欲望是很矛盾的,请问当思绪涌上心头的时候,怎样去调整和把握自己的心态,以便能更好地生活在这看似美好的世界上?是不是需要一个信念? 答:你这个表达也很诗意嘛,一诗意就比较费解了,所以我听不懂你的问题。(笑声)就说说我对信念的理解吧,我觉得人是不可能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信念的,一个人有向善向上的愿望,在生活的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些基本的信念。不过,有信念的人也会有孤独或迷惘的时候,这不矛盾。 问:您在搞哲学的过程之中,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而且也说不出来的,但它们存在于意念之中?您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 答:一个似乎已经存在的思绪,但不知道如何表达,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其中又有分别。一种是你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它,但最后你是能找到的。所谓灵感就是这样,你忽有所悟,知道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思绪,但还不清晰,你找到了恰当的语言,它就变得清晰了。另一种是语言根本无法表达,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玄妙了。不过,说无法表达,最后还是要用语言来表达,老子不是也写了五千言?没法直接表达,就用比喻、象征、反讽种种手法间接表达,让你可以揣摩它。至于你说建立自己的体系,我不是这块料,没有这个野心。据我看,中国也没有别的人能够建立。 问:我觉得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尼采提倡的酒神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就比较缺乏。我记得张爱玲有一句话,虽然张爱玲不是哲学家,但她这句话我有同感,她说中国诗人往往思维到了一个界限就停住了,这个界限就是虚无。我们到虚无以后就没有了,不像西方有叔本华的悲观,有尼采的安慰,您能不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就是回避虚无所提出的挑战,不敢去追问终极,所以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很弱,也不能形成本土的宗教。 问:我也是深大的学生,在这之前我读过您的《各自的朝圣路》《守望的距离》,我觉得您的文字跟您的人长得很像。(掌声) 答:我的文字比我的人漂亮一些吧。 问:我想和您探讨一个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很多艺术大家,就像凡高、海子,都是我深爱的人,但是他们的生命都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刚才您谈尼采,他骨子里面是孤独的,但是他内心又不断地与悲观作斗争,我就发现当代很多人内心也比较孤独,我希望大家不要像尼采那样,到最后疯了。您可不可以从尼采的哲学里带给我们一种思想的力量,让我们向往这个现实的世界,就像罗曼.罗兰说的,在发现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爱生活。 答:我今天做这个尼采讲座,大家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尼采很消极啊?如果是这样,我想我讲得就有偏差。其实尼采的人生态度是很积极的,他的酒神精神强调的就是,虽然这个人生是有缺陷的,我们仍然要肯定人生,为此要把人生的缺陷也接受下来。他后期提倡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后期他对欧洲传统形而上学作了系统批判,他说在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精神本质,可以为人生提供终极根据,我们必须承认人生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本来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生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但是,最后你没有找到意义,你仍然敢于把这个无意义承担下来,仍然积极地生活,人就更伟大了。所谓积极的虚无主义,就是虚无主义也不能把人打倒,这证明了人比虚无主义更强大。这跟你刚才提到的罗曼.罗兰的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罗曼.罗兰受尼采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说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我倒觉得用不着都急忙去寻找一种信仰。真正的考验是,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仍然坚定地过一种高贵的生活,一种有灵魂的生活。其实信仰的本义就是过灵魂的生活,你看重灵魂,过灵魂的生活成为你的内在需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信仰什么都只是一个标签。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大家都不过灵魂的生活了,好像这是很不合时宜的,少数有这个需要的人就很孤独,要偷偷地过,不能让别人知道,好像只有在社会上奋斗,去争取财富和成功,那才是光荣的,造成了这么一种潮流,对灵魂生活的一种压抑。 问:尼采认为批评家没有资格去评论艺术家,那么我们大众就更没有资格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艺术家可以为所欲为,做出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接受,必须说它好? 答:当然尼采的说法比较极端,你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提出了抗议。我想尼采是在对艺术家说话,让他们好好创作,不要去理会批评家怎么说。批评家往往从某一个理论出发,对你指手划脚,但是你进行创作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你的内在冲动,你的才华,你对形式的把握。当然也可能有真正懂艺术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家其实骨子里就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切身体会艺术创作的过程,艺术家才华的品质,对之做出恰当的评论,但他们的意见也只能做参考。那么,艺术家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对他的作品只能说好?当然不是。其实,按照我体会的尼采的意思,他会对你说,作为接受者,你也应该直接面对艺术品本身,有你自己的感受和意见,不要听批评家的。 问:讲到哲学,我们不能不记起中国的哲学,比如说《易经》和老子,中国的哲学也讲究天人合一,跟您提到的尼采哲学里面的思想似乎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当然出发点可能不一样,结果也可能不完全一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哲学里优秀的东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对《易经》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老子、庄子我看过一点,很喜欢,在我看来是中国哲学里的精华,比儒家更是哲学。也有人把庄子和尼采做过比较,例如台湾的陈鼓应。庄子和尼采确实有一些共同之处,庄子讲逍遥游,一种“与造物者游”、“游于无穷”的境界,和尼采的酒神境界很相近,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但是,我认为在生死的问题上,庄子就比较滑头。西方哲学会问,如果死亡是虚无的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虚无的话,背后到底有什么?庄子就不这么问,他不那么死心眼,他告诉你生死是一回事,所谓齐生死,生死为一。所以你不要在乎,只要你不在乎,你就不生不死了。到了道教那里,就把肉身的不生不死当成了一个目标,炼药,练功,要长生不老。道家的思想没有向更深刻的方向发展,转了个弯,变成迷信了,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是值得思考的,不敢直面人生的悲剧,结果就变成了闹剧。 问:我不太懂哲学,我是从心理学了解了一些哲学方面的知识。您谈到梦与醉,让我联想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我觉得心理学和哲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您觉得呢? 答:对,事实上弗洛伊德曾经看到尼采论述无意识的言论,据他自己说,为了避免受影响,他就不再看了。但是,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和尼采论梦是不一样的,尼采是从哲学的角度谈的,讲的是梦对于整个人生的意义,弗洛伊德讲的是梦对于人的心理健康的意义,说梦是未实现的愿望的一种必要替代。 问:我认为中国哲学也是博大精深的,它并不是以老、庄哲学为最精华的部分,后期儒家解决了尼采和老、庄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在《大学》里提出,人生的发展阶段是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最终把人生的意义给肯定了,我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答:但是我没有听出来它解决了生命的意义问题,在我看来,《大学》和《中庸》里的这一段话正表明了儒家的弱点之所在,内在的修养最后还是落脚在外在的事功。我认为中国儒家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实用品格,精神性太弱,实用性太强,这一点在《大学》、《中庸》里表现得比孔子更突出。 问:尼采认为世界和人生是本无意义的,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太阳”。能否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动摇,或者是悲观过度的乐观? 答:这是误解。鲁迅的文章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尼采说我也是太阳,但是他疯了。鲁迅可能是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里的一个内容,查拉图斯特拉对太阳说,如果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万物,你就会很不幸福,我也是这样,已经积聚了太多的智慧,必须去赠送给人们了。这个内容被鲁迅简单地归纳为“我是太阳”,造成了普遍的误解,其实完全不是尼采的原话。 与企业家谈哲学 主持人(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请著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先生给大家做演讲。今天晚上见到周国平先生,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小事。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晚宴,因为时间还早,就和几个朋友顺便在下面的家具广场溜达。来到一个展厅时,看见一个工作台面上放了一本书,那是周国平先生写的,还不是最流行的那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是一本非常哲学的书。旁边站着一位二十几岁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出于对周国平先生的注意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就顺便问了一下,这是你看的书吗?她点点头说是,我问你喜欢吗,她说非常喜欢。我接着又说,我认识周国平,你想认识他吗?她非常惊讶,说道,当然了。但正在这时,我的朋友说时间已经到了,得赶紧走了。我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想起来,正如周国平先生只活了五百二十天的女儿妞妞在相当程度上滋养了这位哲学家父亲一样,也许我那一介绍,通过周教授的调教,这个女孩子说不定也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像样的哲学家。今天我们希望周教授的一席讲演,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 周国平:主持人讲的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我也挺遗憾的,不过我怀疑你是故意不介绍的。主持人给我出的题目是“哲学的世界和企业家的世界”,我的专业是哲学,在座的大部分是企业家,应该说这个题目顺理成章。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完全不懂企业,不能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谈这个话题。我能做到的仅仅是面对企业家的世界,来谈一谈我所理解的哲学世界,然后你们自己来看一看这两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关系。所以,确切地说,我的讲题是“与企业家谈哲学”。 在许多人包括许多哲学家看来,哲学家和企业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生活99lib?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有一定的道理。哲学家整天和概念打交道,思考的是最抽象、最玄虚的问题,企业家整天和钱打交道,处理的是最具体、最实际的事务。一般来说,哲学家都比较穷,但他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很富有,往往还表现出看不起金钱和权力,好像很清高。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样的传统,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大部分出身望族,但是很多人到成年的时候,都拒绝继承贵族身份,或者拒绝接受遗产,这种情况非常多。哲学家往往表现出对金钱和物质东西的蔑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有一回他在雅典街头跟同伴一起逛市场,逛完了说,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泰勒斯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历史记载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个天文学家,不过我发现他还做了一回企业家。他走路时老是抬头看天,想着宇宙的问题,有一次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他的侍女说,你光想天上的事情,忘掉了地上的事情。她是嘲笑他对地上的事情很无能,这也是当时一般人对哲学家的看法。泰勒斯不服气,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他通过观察天象断定,第二年的橄榄肯定会丰收,于是把当地的橄榄油作坊都租了下来。到了第二年,橄榄果然丰收,他又把橄榄油作坊高价转租出去,赚了一大笔钱。这件事是亚里士多德记载的,他发表评论说,泰勒斯是要以此表明,哲学家并不是没有能力富起来,只不过他的志向不在这方面。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在金融操作方面是个天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搞垮了英格兰银行,九十年代中期又掀起了亚洲金融风暴,搞垮了许多银行。其实他也是一个哲学家,是奥地利大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这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事情。 有一些哲学家很极端,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认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都去搞经济、搞政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社会的巨大损失。在他看来,真正有天才的人应该从事精神方面的创造。一定也有一些企业家看不惯哲学家,觉得他们闲着没事干,专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尝试,看看这两类人、这两个世界到底能不能沟通。我想这样来尝试,就是说一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家关注和思考一些什么问题,然后你们看看和你们是否也有关,哲学家想得有没有道理。 要知道什么是哲学,我要首先谈一谈哲学不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存在一种误解,往往把它等同于政治或意识形态,认为那是政治家需要的东西,一般人并不需要。这种误解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儒家这里,哲学基本上就是伦理,而目的和归宿是政治,所谓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所以,就此而言,我要强调,哲学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但是,说到一般人需要哲学,我还要强调,哲学也不是一个实用的工具。现在打着哲学旗号的东西很多,什么营销哲学,处世哲学,交际哲学,等等,把哲学等同于谋略、技巧甚至江湖骗术。我们要明白,哲学教人的是智慧,不是精明。精明是会算账,善于算计利益,精明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在生意上用得着,但这和哲学无关。智慧是超越于利益的,它是一种总体上的人生态度,比如让你生活得积极又超脱,让你遇事看得开,有豁达的胸怀,这是哲学要做的事情。 那么,哲学是什么呢?99lib?简单地说,哲学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就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所谓根本问题,就是和人人有关的抽象问题。比如说,世界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当然是抽象问题,不是具体问题,但是它们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度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是面向整体,另一个是追根究底,它面向世界和人生的整体,追问世界和人生的究竟。当然,对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也可以进行哲学思考,但必须是立足于整体和究竟来思考的,才称得上是哲学思考。 哲学的思考是从惊奇开始的,无论人类还是个人,都是这样。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天文学家,他们对星空感到惊奇,开始思考宇宙究竟是什么,这时候哲学就诞生了。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曾经是这样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曾经对星空感到过惊奇,对天外有天发生过神秘的遐想。世界观不是对世界的某种固定看法,不是用一个概念去界定世界,而是对世界的惊奇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当一个人对世界感到惊奇而问作为整体的世界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他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了。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有哲学悟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但是,由于问这种问题不会有什么答案,同时这种问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又毫无用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俗事务的增多,我们就渐渐不去想这种问题了,觉醒了的哲学悟性又进入沉睡,甚至一睡不醒。哲学家可能是这样一种人,他在童年时代觉醒了的悟性没有再入睡,欲罢不能地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 关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有许多讨论,问题很复杂,和我们关系也不大,我不多谈了。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不要像我们以前那样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去套,认为做一个物质第一性的论断就万事大吉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而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你断定尼采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并不等于你了解了他的哲学,相反表明你对他的哲学没有任何了解。事实上,尼采说世界是生生不息的权力意志,就相当于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永远燃烧的火,尼采自己也明确说赫拉克利特是他的思想渊源,他们两人的思想的确很接近,可是我们又把赫拉克利特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由此可见,做一个简单的归类毫无道理。 我想说的是,哲学中世界观这一块,你没有兴趣也就罢了,如果有兴趣,就千万不要纠缠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空洞的概念,你应该去读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原著,如果读进去了,享受到了和这些伟大头脑一起思考的快乐,你就知道哲学是什么了。 哲学中的另一块是人生观,这一块和我们大家都有密切关系。人生观就是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我认为人生有三大根本问题,一是死亡问题,二是信仰问题,三是幸福问题,我谈一谈这三个问题。 死亡
.99lib.
问题当然和每个人都有最密切的关系,因为人人难逃一死。我相信,不管你是不是有意去想,这个问题都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隐痛,不时会发作一下。在我自己的经历中,这个问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折磨我了。那应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我估计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死亡意识的觉醒基本上是同步的。我有一个女儿才四岁多,她已经开始提这个问题。有一天,她对我们说,她不想长大,我们就劝她说,如果你不长大,将来爸爸妈妈都很老了,你还那么小,我们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她一听马上哭起来了,说我不愿长大,也不要你们变老,她想让时间停止。她还问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告诉她,出生前人是天使,住在天上,死了人又重新变天使,回到天上去了,她对此将信将疑。如果你们有年幼的孩子,可以观察,一般在五岁的时候会比较多地问到死亡问题。然后呢,我的经验是在青春期特别多地想死亡问题,和小时候不同,这时候想得特别痛苦。我的推测是,如果说小时候是自我意识与死亡意识同步觉醒,那么,这时候是性欲与永生欲望同步觉醒,人生这么美好,这么让人留恋,就更加觉得死亡不可接受了。不过,一般规律是,随着进入中年,虽然事实上在一步步走近死亡,对死亡好像反而想得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除了因为生活的事务太繁忙,没有工夫想之外,一种普遍的心理是,觉得想也没有用,想不想到时候都得死,干脆就好好活,不要去想。还有一种心理是,觉得没有必要想,到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反正这是没法做准备的事情,到时候就受着,过去就完事了。可是,所有的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死亡是需要做准备的。比如说,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谈到,哲学就是为死亡预做准备,全部哲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把死亡问题想明白,从而到时候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佛教也认为,对死亡是必须做非常充分的准备的。我看过一本书叫《西藏生死书》,里面谈到,一辈子的修行都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修行的步骤很复杂,我体会简单的道理是,要做到在死的时候把一切都放下。平时我们可以很投入生活,但在投入的同时,要时时提醒自己,看清楚肉身的生活是虚幻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人的心性是世界的本体,世界包括肉身的生活是心性造出来的幻影,我们要安驻在心性里面去看肉身的存在,平时就要学会放下。如果平时什么都放得下,尽管有百万财富,但是你也把它看得轻若浮云,你一方面追求它、享受它,另一方面你不看重它,如果形成了这样一种稳固的心态,到时就能够很容易放下,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抱着。在相反的情况下,死的时候你必须一下子全都放弃,你当然会非常痛苦。所以,死亡是平时修行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真正面对的,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哲学家们对死亡问题的论述,基本意思是要你不回避,去想明白死亡是一件必然、合理的事,从而理智地接受它。我觉得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生死问题,还得靠宗教。我自己一直是在哲学的圈子里转,处于痛苦的思考中。所有的宗教都不让你作太多的思考,它们要求你有一套修炼的功夫,比如佛教的戒、定,通过修炼把你的整个心态、整个思想方式做根本的改变,我相信这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现在我还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的理性思考太强了,妨碍我这样做,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自己把它想明白,这也是学哲学的一个坏处吧。 不过,从我这种思考经历来说,虽然问题没有解决,好处还是要大于坏处。通过这样的思考,使我好像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不去想这个问题,平时沉浸在生活里,老觉得眼前的那些东西很重要,是人生的全部。经过了这样的思考,就会以一种比较超脱的眼光去看人世间的一些具体遭遇。无论成功还是挫折,快乐还是不幸,你一方面不妨尽情去体验这些经历,另一方面又能时常跳出来看它们,不完全陷在里面。当然完全在外面也不行,那样会觉得这些生活都是假的,人生就太虚幻了。但是,完全陷在里头更糟,你什么都太在乎,遇到灾祸必然不堪一击。人生既要有进取的精神,又要有超脱的眼光,二者不可缺一。可能这一点对于企业家尤其必要,我不主张完全超脱,完全超脱就做不了企业家了,但是商海凶险,逆境难免,哪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有必要给自己保留一种超脱的眼光。 思考死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为现实中的死做好准备。西藏人有一句俗语:明天和来世到底哪一个更早到来,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他们主张应该经常问一问自己,如果今天晚上死,我做好了准备没有。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做准备,就像法国作家蒙田说的,那样你就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很熟悉的客人,它一旦到来,你不会觉得很突然。 人生观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信仰问题。与动物不同,人不甘心仅仅活着,还需要有比活着更高的目标。所谓信仰,就是为生命确立一个比生命更高的目标。凡是高于生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精神性质的,它的核心必定是一种精神价值,所满足的是精神需要。人必须有信仰,这倒不是说因为有了信仰就多么高尚,而是因为信仰其实是植根于人性中的一种需要,如果没有信仰,人会感到空虚和迷惘。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始终存在着一个精神上价值定位的问题。当然,在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满足物质需要是第一位的目标。但是,在物质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满足精神需要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现代化,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作为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财富的积累当然会是主要的目标。但是,在积累到一定水平后,你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会突出起来,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信仰问题。一切优厚的物质条件都有了,有最好的汽车,最好的住宅,最好的物质享受,继续赚钱是为了什么?你不可能再是为了自己消费,你实际上也消费不了这么多。当然,会有个别素质特别低的人,玩尽花样来烧钱,挥霍,狂赌,纵欲,他完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需要,你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多数人不可能是这样的。你拥有巨大的财富,成了富豪,在社会上有脸面,有地位,这使你有成就感,钱越多成就感就越大,这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了,但这样的精神满足的层次还是太低了一些。正是在有了相当财富之后,怎样继续朝前走,有没有一个精神目标,企业家之间素质的差异显示出来了。经济活动的直接目标是财富,但财富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只能是某种精神价值。一个素质好的企业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把财富当作手段,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比财富更高的目标,把人生理想的实现当作他的成就感的更重要来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这样的企业家相比,那些仅仅凭借财富本身获得成就感的人,那些仅仅靠身价多少千万、多少个亿风光的人,层次的确比较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就在有没有信仰。 一个好的企业家一定是有信仰的,所谓有信仰就是有人生理想,有精神目标,并且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索罗斯,他小时候很穷,沿街乞讨,甚至行窃,那时候他觉得金钱非常重要,一心想成为富人。后来他真的成了富人,到五十岁时,他的个人财产超过了三千万,这时候他就开始想:赚这么多钱到底要干什么呢?他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赞助世界各地文化事业。记者曾经问他:你是一个金融高手,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让很多人遭受损失,你有没有罪恶感?他回答说:没有,我是遵守规则的,我遵守规则赚的钱就是我应该得的,我的目标就是赚钱。可是,在赚了钱以后,我以什么方式来使用这些钱,这时候道德就起作用了,不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比尔.盖茨。 从哲学上来讲,对世界的思考是智力活动,对人生的思考是心灵生活。那么,我觉得,在一个企业家身上,赚钱的过程是他的智力活动,更体现他的智商、才能、进取精神,花钱的过程是他的心灵生活,更体现他的情商、胸怀、人生理想。 (第三个问题是幸福问题,略。)

国家经贸委中外名家讲坛现场互动

问:在您的情感世界中,金钱的分量有多重,它对您的哲学研究与写作有多大影响?读了您的书感受很深,妞妞使您成就了一部不朽名著,她已经离开人世几年了,至今对您还有怎样的影响? 答:人穷志短,我认为贫困是很毁人的,一个人若要为生存去挣扎,肯定会损害他的精神生活。我希望自己比较有钱,但是,从我的写作来说,金钱不是主要的,精神上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能够给我带来金钱,不过它应该是副产品。第二个问题我比较难回答。妞妞是我人生中特别重大的经历,这个经历对我的影响一言难尽,其中有许多很无奈的东西。从外表上来看,我仍然活得好好的,又有了孩子,而且也很可爱,但我不想说这是对我那段经历的补偿,这是两回事。人生中有很多无奈的东西,存在于内心最深的地方,它会翻起来,在那个时候你是绝望的,但是你不能沉浸在那里面,必须出来。就是这样,我必须有世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生活下去。 问:一个人在创业时期如何处理好名与利的压力,赚钱立业与追求精神世界的完整能否重合? 答: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创业时期,肯定要用大部分精力甚至全力以赴去做和创业有关的事情,不可.99lib.能把很多时间用于精神生活方面。我想,也许只好暂时放下,但放下不是丢弃,你必须保持这个愿望,有这个愿望和没有这个愿望是不一样的,有这个愿望,只要条件允许,你会随时拣起来。我们从现在那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其中有的人在事业有成之后,得以更好地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我相信原因就是他们虽然曾经放下,但没有丢弃。 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当代中外哲学家中,您最敬重哪一位?为什么?第二,您怎么评价中庸? 答:当代中国哲学家很少,多的是哲学工作者,哲学从业者,包括我自己,我说不出最敬重哪一位。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我最敬重的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我认为他们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两个人的哲学悟性最高。现在活着的哲学家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哈贝马斯到中国来了一次,我跟他聊过,他特别看不起海德格尔后期思想,认为那不是哲学,我觉得这是门户之见。对中庸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中庸是执两端取其中,一般我们认为是不要走极端,我觉得这是一个毛病。西方人有一个特点是走极端,走了这个极端不行,再走那个极端,然后再回过来找到一个中间的东西,是把两端都走过了以后再回到中间。中国人一开始就找一个中间的东西,两端没有走过,这两种情况是很不同的。走了两端以后回到中间,这样的中庸有一种丰富和深度。一开始就中庸,内涵就比较贫乏、单薄。 问:以往学的哲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哲学、思想、艺术等等,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可是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社会进步了,反而不如两千多年前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时代更容易产生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艺术家呢? 答:把哲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而且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来判断,我对这种方式本身不太赞同。从哲学和政治发生关系的那一面看,可能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可以算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是,从哲学的整体来说,很难说它属于上层建筑。当然,这个观点可以讨论。哲学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进步,不光哲学这样,文学艺术也是这样,纯粹精神性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在前人的基础上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然后可能在某个时候产生一个飞跃。但是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精神的创造,因而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会越来越进步。你提到的那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精神创造的黄金时代,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像中国的老子、孔子,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有基督、佛陀,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原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因为经济基础吧。

昆明“中外名家讲坛”分场的开场白

主持人:今天的场面是令人激动的,上千位省、市学习型的官员、企业家及高级职业经理人齐聚一堂,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时间,甚至掏钱购票早早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亲耳聆听一位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报告。这说明“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成功”的观念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云南的企业家群体已经高高举起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大旗;说明我们云南企业家群体为我省经济的振兴强烈地渴望充电,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迫切之情,客观上也创造了一个可以传为佳话的“哲学家春城献艺,千名老总齐聚学习”的学习奇迹!我想,我省的企业家朋友今天的这种学习热情如果能够持续下去,云南与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岂有不能实现之理! 我知道在座的来宾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周国平老师作品的喜爱者,甚至是周国平老师的崇拜者,对国平老师非常了解。国平老师是个智者,近二十年来,他优美的哲学散文深深地打动并影响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人,可以说他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而作为登上南极的六位人文学者之一,他曾在南极呆了五十八个昼夜,由此不能不说国平老师还是个勇者。国平老师自己说,他是一个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的人,但其身边却不乏各种男女朋友。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始终保有一颗年轻的心,使年近六十的国平老师看上去,无论内心还是外表都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国平老师自己也这样觉得,并常常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一旦想起又特觉委屈,仿佛年龄是岁月强加给他的一个污点,这就是国平老师。这也许就是他笔下的哲学散文之所以能广泛引起共鸣和思考的原因所在。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平老师作精彩的演讲。(掌声) 周国平:袁野先生刚才的介绍有点让我无地自容。有的话写出来只能是自己看的,念出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笑声)今天在昆明看到两个景象,让我很难忘,也很震惊。一个是早上在翠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海鸥,这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难以看到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海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到昆明,并且能在这里安居下来,非常不容易。这说明昆明不但自然条件好,人的素质也非常高。另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场面,这么多的企业老总齐聚一堂听哲学讲座,我想这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很难见到的。这是我很难忘的一天,面对上千的企业家讲话,生平还是第一次。我知道企业家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是日理万机,而今天却来听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讲话,哲学被一般人看作是最没有用的学问,这让我很感动,给我很大鼓舞,同时也给我很大压力。我这个人确实是不善演讲,尤其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 杨介生会长让我来和诸位老总讲一讲哲学,我感到很荣幸。我一向敬佩温州人,因为我知道,新时期中国的私人经济是在温州率先突破的,你们是中国改革的先锋。温州人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敢闯,“敢为天下先”,富于进取冒险精神,温州靠海,这是海的精神。另一方面,温州多山,温州人又秉承了山的特征,脚踏实地,勤劳务实。这两个优点结合起来,使你们势不可挡,向中国各地进军,向世界各地进军。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在巴黎这样的大都会,都有“温州街”,温州人在那里做生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特别有生命力。我认识温州人,就是从一个在巴黎长大的温州女子开始的。若干年前,她自己来找我,因为读了我写的《妞妞》,很喜欢,想跟我聊聊。我见了她,有三个惊奇,第一惊奇她的漂亮,真是美女,第二惊奇她的见识,跟我谈《妞妞》,谈别的事,都非常到位,第三惊奇她的富有,当然没有你们富有,但比我富有得多,一个年轻女子,都是自己挣的。现在她是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我太太把她封为我的“干老婆”,我说你真狡猾,一开始就定性为“干”,没有发展前途了。不过,虽然是“干”,好歹是“老婆”,所以我和你们温州人还有点亲戚关系呢。 言归正传,回到今天的讲座。我是很乐意和企业家交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面貌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以你们为中坚的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也取决于你们的人文素质的提升。在这方面,杨会长也是“为天下先”,给会员办人文讲座。杨会长的名字起得好,名如其人,一介书生,不但外表斯文,而且真爱文化。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其实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定的。三年前,国家经贸委、也就是现在的国资委办中外名家讲坛,让我去讲一场,创办这个讲坛的经贸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是我的朋友,他给我出了这个题目。可是,当时我对企业家可以说一无所知,所以那时我实际上只讲了“哲学的世界”这一半,“企业家的世界”那一半基本上是交了白卷。在那以后,我又到中外名家讲坛在各地的分会场讲了几次,一方面通过这些讲座与一些企业家交了朋友,有所了解,另一方面逐步修改我的讲稿。那么,今天我讲的时候,多少可以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了。 哲学的世界与企业家的世界之间有些什么关联呢?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哲学,今天我不能详细说,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人生,对这两方面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就是让你去想那些根本问题,想大道理,然后用大道理来管小道理。从世界来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我们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领域是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和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对经济领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是哲学和我们有关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想人生的大道理,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这个方面和每个人都有关,当然包括我们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也是人,首先是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企业家,或者像我这样是学者,职业都是后来附加的东西,而且一个人最后走上哪一条职业道路多少是偶然的。但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做事归根到底是做人,都体现了做人的境界和品位。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不是职业,也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个做人的境界和品位。无论在什么职业中,无论钱多钱少,都有品位高的人,也都有品位低的人,这就涉及人生哲学的问题了。人生哲学的内容很多,包括生死观、幸福观、信仰等,我今天只谈幸福观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财富观,因为这个问题与企业家的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与哲学,一个是企业家与财富观。

一、经济与哲学

哲学对世界的思考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问世界是怎样的,要知道世界的本来面貌。但是,按照现代哲学的观点,世界并没有一个本来面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一切对世界的认识都是解释,都受认识者看世界的视角的影响。对于同一个对象,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得出的是不同面貌的世界。那么,用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去认识世界,在这里面就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人们一般是不自觉地采用某种思想方式去看世界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是自觉地采用一种思想方式去解释世界,去解释他们要研究的对象,这样一种自觉采用的思想方式就叫做理论模式。哲学对世界的思考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问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比如说社会,或者经济活动,哲学要思考它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怎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这就是价值观念。 那么,具体到经济领域,哲学就可以提供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模式。比如说市场经济,英国哲学家就提供了一种分析它的理论模式,就是自由主义哲学,市场经济实际上以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到现在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诞生,如果以洛克《政府论》的发表为标志,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同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我们用不同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会得出很不同的结论。用自由主义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是最合理的经济秩序,而计划经济就是最糟糕的经济秩序。相反,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所以必须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 哲学向经济提供的第二个东西是价值观念。经济学不是单纯解释事实的学科,经济活动也不是单纯创造财富的活动,它们都有一个价值定向的问题,即到底怎样的社会状态是可欲的,经济发展应该贯彻怎样的价值原则。在为市场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思想家中,亚当.斯密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国富论》实际上为解释市场经济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但是,斯密不只是写了《国富论》,他一生有两大著作,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实际上主要就是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的。在怎样的社会状态是可欲的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是有分歧的。根据我的理解,基本的分歧有两个。其一是在人类幸福的问题上,人类究竟达成怎样的状态才算是幸福的,主要的标准是富裕还是和谐。其二是在社会正义的问题上99lib.,社会究竟达成怎样的状态才算是正义的,主要的标准是个人自由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然,多数思想家都不是走极端的,在富裕和和谐之间,自由和平等之间,基本上都认为应该尽量兼顾两者,区别在于把哪一种摆在首位。 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实际上是哲学观念的变化。在理论模式上,不能说我们放弃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至少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我们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时候,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自由主义哲学。在价值观念上,过去我们搞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裕,只要和谐,准确地说,只要稳定,我们还搞大锅饭,个人完全没有经济自由,只讲平等,现在不说翻了一个个儿,至少侧重点大大改变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但是,中国大地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哲学的影响多大。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是自由主义哲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指出,哲学的影响是最大的,它通过一般观念影响社会科学家,再通过社会科学家影响大众。他还说,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单科可以解答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哲学。他所说的社会科学,当然包括经济学。他明确地说,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人决不可能是好的经济学家,英国的传统是大经济学家都身兼大哲学家,比如洛克、休谟、斯密、边沁、穆勒父子、杰文斯、西季威克、凯恩斯,只有李嘉图、马歇尔两个人是例外。我想,联系到我们企业家,我们可以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个好的领导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应该是哲学家。所谓哲学家,倒不是要你去研究哲学的学问,而是说要有哲学的素质。什么是哲学的素质呢?就是能够跳出局部看全局,想根本问题,想大道理。哈佛商学院教授、领导学权威科特说:领导者也许在钓鱼的时候思考公司的未来,只有愚蠢的领导人才迷恋于开会和官僚系统的运转。一个优秀企业家肯定不是一个仅仅有许多经验的人,他比一般企业家高明的地方不是经验,而是智慧,所谓智慧就是能够超越经验,不光想具体问题,还想抽象问题。我相信,企业家之间最后就是比有没有这个哲学素质,也可以说是整体的精神素质。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最后都是整体精神素质好的人才有大成就。比如说我们学者、作家,我们写的书是我们的作品,这个作品必定会体现出每个人的整体精神素质,素质好的人也可能写出不太好的作品,但总体上会是好作品,而素质差的人必定一部好作品也写不出。对于企业家来说,你的企业就是你的作品,这个作品肯定也会反映出你这个作者的整体精神素质。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包括企业家和企业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在整体精神素质,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眼光、胸怀、智慧、人格都出色的人。 我刚才说了,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我们企业家天天和市场经济打交道,很有必要了解一点自由主义哲学,我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哲学就是两条原则,一条是个人自由,一条是法治。个人自由原则是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只要他没有损害别人,别人包括政府就不能干涉他。法治原则是说,他必须尊重别人的同等权利,不能损害别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对他进行惩罚。我对这两条原则有一个通俗的表述,就是保护利己,惩罚损人。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和保护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又禁止和惩罚任何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既有活力又有秩序?那么,在自由主义哲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而是一种秩序,是规则下的自由。规则分两类。一类是管私人领域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方面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为什么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宪法里呢?其实道理很清楚,你允许人们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个追求的成果就体现在私有财产上,如果私有财产可以侵犯,经济自由不就是一句空话吗?现在我们也把保护私
有财产写进了法律,这是我们民营经济的重大胜利,当然离真正落实还要走很长的路。另外还有公平竞争,制止和惩罚不正当竞争,因为不正当竞争无异是侵犯了他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还有一类规则是管公共领域的,就是人人要对公共利益负起相应的责任,包括税收、国防,还有环境、生态、资源、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该负的责任不负,比如逃税,破坏环境,就要予以惩罚。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两个领域的规则都还很不健全。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是既没有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又没有一个人人需要负责的公共领域,关于这一点,梁漱溟先生早就指出过,他说西方人是公众的事都参与做主,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过问,中国人恰好相反,公众的事大家都不管,个人的事人人都有权过问。现在这方面的情况稍有好转,起码个人的私事别人干预得少了,我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 从西方尤其英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用斯密的话说,在人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指挥,形成了一种秩序,一些基本的规则。所以,自由主义哲学家一般都强调,规则是生长出来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政府的职责不是制定规则,而是通过立法来确认已经自发形成的规则,并保证它们得到遵守,惩罚违反者,也就是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强调,政府的职责不是向人们提供幸福,而是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西方国家尤其英国的长期传统是,政府不参与、不干涉经济活动,只管按照法律裁决纠纷和收税。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一旦存在,又最容易侵犯个人自由,所以西方思想家对这一点十分警惕,认为法治的关键在于从制度上防止这种侵犯。 从我们中国的情况看,从秦朝开始,中央集权,政府管一切,老百姓没有经济自由,当然不可能自发形成市场经济秩序。解放后,公有化又导致了市场经济进程的中断,现在重新开始,秩序还远没有形成,表现在规则还很不完善,已经有的规则得不到遵守,还有许多现行的法规、条文实际上构成了对经济自由的压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则,恰恰是规则的反面。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干涉经济活动的权力太大,秩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逐步放松管制、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事实上,哪里政府干涉得越少,那里市场经济的秩序就越好,温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觉得很有意思。温州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改革往往是从违法开始的。”可是,温州老百姓违法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就因为政府不追究。温州政府也有一句话,叫做:“睁只眼闭只眼,必要时把两只眼都闭起来。”温州不但是最早出现私人经济的地方,也是最早让私人经济合法化的地方,全国率先给个体老板发放工商执照。最近又提出“非禁即入,有需则让”,放手让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领域。所以,温州市场经济如此成熟,在全国领先,那里的政府有很大功劳。 谈到市场经济的秩序,我想谈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人们都很关注的诚信问题。诚信是最重要的商业道德,现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你们一定有切身体会。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过一期特别节目,向全国知名企业家发了一百份问卷,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认为现在中国最缺失的是什么,大部分企业家都回答是诚信和信任。栏目组邀请了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也被邀请当嘉宾,我谈了一些看法。我说,其实诚信的缺失是一个老问题,由来已久,中国文化里就缺这个东西。当时其他嘉宾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现在仍认为我是有道理的。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中国人最缺少诚信,这个人就是严复。他说,中国人在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是斗心眼、玩伎俩、占便宜,没有规则,或者订了规则也不遵守。凡是约定的事情,只要违背了能够获得利益,就会有人盘算让别人去遵守,自己偷偷违背从而可以独占利益。比如说,书生去考试,对考官有意见,决定罢考,这时候就会有人想,他们都不去考,我一个人去考,肯定百发百中。可是,实际上谁都这么想,第二天到考场一看,没有一个不来的。又比如说,商人们约定,不打价格战,大家遵守一个统一价格,这时又会有人想,让别人遵守,自己不遵守,结果又是大家都想得一样。官场上也这样,都是以伪对伪,可是大家都习惯了,如果有人想改变这个局面,就必定成为众矢之的,而局面还是改变不了。当时办洋务运动,引进了很多国外的东西,比如公司,严复说公司是一个好东西,可是一到中国就变味,即使只有两个人办一个公司,也是互相欺骗。还有一个对撒谎的态度,严复说,西方人是把撒谎、不诚实看作最大耻辱的,只有我们“以诳为能,以信为拙”,就是把撒谎当作能耐,把诚实当作低能。这不是严复一个人的看法,西方好几位大学者都提到过这一点。比如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说,中国人在贸易上是公认的不诚实,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用暴力夺取是禁止的,但一切靠狡诈骗取的都许可。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也曾谈道: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者所证实,在中国,一切信任都建立在亲戚式的关系上。我认为他这最后一句点到了要害,中国也有诚信和信任,但一个是限于熟人社会,一个是服从宗法关系。下面我就来分析这两个方面。 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小社会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坑了人,下回再见面就很尴尬,而且消息很快会传开,很丢面子,大家也不会再买你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诚信实际上建立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韦伯说的那种亲戚式关系的基础上。但是,在开放社会中,也就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里,诚信就不能靠这个了,只能靠秩序和规则。这就又回到了我上面说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是诚信缺失在制度层面上的根源。最大的诚信是守规则,而从我们现在的情况看,可以说腐败就是最大的不诚信,腐败、权力寻租的实质就是用权力破坏规则,制造不公平竞争,获取暴利。只要是权力而不是规则支配市场,市场处在无序状态,就必然是讲诚信、守规则的人倒霉,耍手段、搞贿赂、不守规则的人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诚信怎么可能普及?据我所知,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有的企业家就对我说,你不行贿就办不成事,行贿又于良心不安,而且有东窗事发的危险,真是左右为难。所以,要真正普及诚信,最根本的还是要限制权力对市场的干涉,遏制腐败。 从文化层面上分析,诚信缺失的根源是人的尊严观念的缺失。一个人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就会诚实和守信用;如果和他打交道的人也是这样,他就会觉得对方是可以信任的。所以,诚信、信任是以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的意识为基础的。有人曾经问我:如果和你打交道的那个人没有这个意识,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你还对他诚信吗?我说,仍然要对他诚信,而对他诚信的最好方式就是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和你打交道!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的尊严这个观念不说缺乏,至少是很薄弱的。那次做《对话》节目时,有的嘉宾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举出了儒家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不是把“信”也列为很重要的价值吗?的确,我查了一下,《论语》中讲到守信用意义上的“信”就有十多处,但是,往往是放在“忠”后面,有时还并称为“忠信”,可见是从属于“忠”的。从整个儒家伦理体系来看,“忠”和“孝”是核心,其余的美德,包括“信”,都必须服从权力尊卑的等级秩序和血缘亲疏的宗法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中,“信”往往表现为仗义,所谓哥们义气,这在《三国演义》中表现得非常典型。仗义和信任有根本的区别,信任是独立的个人在合作做事99lib.t>时讲规则,义气正相反,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一起共事又不讲规则。事实上,在我们这里,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讲所谓义气,实际上是讲面子,利益不分,规则不明,你好我好,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终成仇人,这种事例太多了。万通董事长冯仑曾经指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组织的江湖化、家族化趋向,没有规则,不是真正的公司,我认为很有道理。

二、企业家与财富观

企业家是专门与财富打交道的,企业家的人生观往往集中体现在财富观上,因此在人生哲学方面,我就谈一谈财富观。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是一个响当当的词,是许多人心目中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企业家作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也就成了一种榜样,被称为成功人士。但是,我相信,你们心里最清楚,拥有了财富并不轻松。往往在没有财富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财富,以为在有了很多钱以后,人生的一切问题就都好解决了。可是,真正有了财富,往往发现人生的问题更多、更麻烦,而且往下怎么走的目标也模糊了。事实上,正是在有了财富之后,人生的大考验开始了,人生观的问题更加尖锐了。 关于应该怎样对待财富,我重点讲一讲资本主义精神。历来的宗教家和哲学家基本上对财富都是否定和贬低的,认为财富对于人生很不重要,甚至认为财富会导致人的贪欲和堕落,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在于对财富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实际上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精神。上面提到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把财富的获得和使用分开来。它对获得财富是肯定的,认为获得财富是对的,每个人都应该凭你的本事去得到财富,得到越多越好。在获得财富这一点上,应该敬业,应该勤劳,要凭自己的本事得到财富,这是光荣的,这是在完成上帝给你的使命。但是,在使用财富上,要节欲,节制自己的欲望,要节俭,要简朴。我们可以看到,在对获取财富的评价上,资本主义精神与历来的宗教和哲学正好相反,它不认为财富必然地会导致人的贪欲和堕落。应该把财富的获得和使用分开来,只要你分开了,你获取财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享受,你仍然过俭朴的生活,财富就没有什么坏处。所以,韦伯说:获取财富不再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的一条原则。只有当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去争取财富,或者得到了财富以后耽于享乐,这样才是不道德的。如果不是这样,获得财富本身完全是道德的。这一点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获取财富的时候很勤劳,使用的时候又很节俭,社会上的可用资本就必然越来越多,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资本主义精神在财富观上是一个进步,没有这样一个进步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停留在中世纪,还会停留在那种贫穷的状态。 在使用财富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继承了历来哲学家和宗教家的看法的,认为应该节俭,反对物质享受上的纵欲。这意味着把财富与个人生活脱钩,个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与财富的占有没有直接关系。我想你们对这一点一定都有体会,就是在没有钱的时候,钱对于个人生活很重要,随着钱的增多,钱对个人生活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了,钱达到了一定的很大的数字,它对个人生活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你有几千万还是几个亿,所谓身价有所不同,但是你的个人生活不会因此有任何不同,它们只是一个数字罢了。另外一点,我想你们可能也有体会,就是花钱越多,排场越大,你得到的快乐不一定越大。我听一位很大的企业家谈他的感受,他说,凡是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不值钱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人生的一切最美好的享受确实是用钱买不来的。 人的需要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肉体需要是最低的层次,这个层次的需要当然必须得到满足,生存是一个前提,但是,在这个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之后,就应该把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也就是精神的需要作为主要目标了。如果你仍然把满足肉体的需要作为主要目标甚至惟一目标,那就只能说你的素质太差。资本主义精神强调在使用财富上节俭,这里面99lib.确实有一个道德的考虑,一个耽于物质享乐的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所谓不道德,就是没有灵魂,他身上人之为人的那个方面太弱。所以,财富的确是对人的素质的考验,这个考验在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身上尤其严峻。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这个考验主要在于看你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遵守市场规则,对不义之财能否做到不动心。更大的考验是在获取了财富之后,就是看你对已得之财能否保持超脱的心情,富裕了以后是否仍然乐于过简朴的生活。也就是说,你是否真正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获取财富上敬业,在使用财富上节俭。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仍然乐于过简朴的生活,就最雄辩地证明了他有一个高贵的灵魂,能够从精神生活中获得更大的快乐。西方有不少富豪就是这样的,以俭朴生活为荣,也许其中有做秀的成分,但是我不认为完全是做秀,而且至少他们很重视自己在这方面的社会形象,这不是坏事。 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提倡获取财富时要勤劳,使用财富时要节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企业家就会积累起大量财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有生之年怎么处理这个财富。使用财富时节俭,就是不把大量财富用在自己和家庭的消费上,但是财富总是要使用的,究竟怎样使用,这实际上是对那些成功企业家的素质的最大考验。从西方的例子来看,尤其像美国,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发财光荣,钱越多越受人尊敬,与此同时,在使用财富上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民办公益事业。这个传统是从十九世纪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开始的,他在1889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财富的福音》,这篇文章已经成为美国民间公益事业的经典。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上帝给了我们富人以机会,使我们得到了大量的财富,这应该看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应该把这些财富看成是社会上的穷苦兄弟委托我们管理的基金。我们应该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地做出安排,使这些财富有利于社会,回报社会。他还说了一句名言:拥巨资而死是可耻的。就是说,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产,就有责任按照社会正义的理想对这笔财产的使用做出最好的安排,如果他在有生之年没有这样做,那是可耻的。卡耐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企业最兴旺的时候把企业卖了,用他的股份所得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开始赞助社会,尤其是赞助教育事业,据说他当年给教育事业的赞助超过政府的拨款。 从卡耐基开始,美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基本上都是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现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他是全球首富,资产430个亿,他的遗嘱已经公布,就是给三个孩子每人一千万美元的遗产,一栋一亿美元的住宅,剩下98%的钱用来成立以他和他的夫人命名的基金会,在这之前他已经捐出了260个亿。他的主要赞助目标是全球的疾病治疗,尤其是亚非地区,尤其是艾滋病,他的口号是要让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上。前一段时间,他和夫人非常辛勤地在非洲各地考察,捐建医院,做得非常认真。 从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应该说我们的民办企业起步不久,总体上还处在创业阶段,可能时机还不够成熟。我们的法律也还很不健全,基金会真的成立以后,可能各个方面都会来找你的麻烦。但是,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也很有必要,中国的穷困人口太多了,贫富差别也太大了,现在已经突破国际规定的警戒线。我们毕竟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成功企业家,相当数量的富豪,他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钱多了怎么办,在财富的使用上如何体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使命。我们从卡耐基、比尔.盖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获取财富时可以是一个资本家,在使用财富时则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慈善家、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了头脑的聪明,后者体现了灵魂的高贵。我的期望是,在你们中间,不久的将来也会出我们自己的卡耐基和比尔.盖茨。 第一讲 谈爱情

前言:两性关系与人性

性、爱情、婚姻的问题是人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但其实不年轻也一样,一个人一辈子都会关心这个问题的。一个人感到幸福不幸福,实际上和自己在性、爱情、婚姻这个问题上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一生的经历,真正给自己带来了极大快乐的事情恐怕就是爱情,但往往也是这个问题上的遭遇可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苦恼。爱情可以使人极乐,也可以使人极悲。许多人间的悲剧也是发生在爱情、婚姻这个领域里,有些人因此就看破红尘了,把人世看淡了。譬如说贾宝玉,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导致他最后遁入了空门,当和尚去了,当然原因很复杂,但至少爱情悲剧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爱情而自杀的人,恐怕比为别的什么事都多。有的是失恋,比如歌德笔下的维特,这个维特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有的是殉情,两个人相爱得不得了,但就是不能结合,结果就一起去死吧,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时常发生的。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在爱情方面受挫吧,就变得玩世不恭了,反正我看透了,哪里有什么爱情,那我就不要爱情了,我只要性。拜伦写的唐璜就是这样,先后和一千零三个女人上床,拜伦自己也差不多,对于女人,他主张用土耳其后宫里的做法,拍一下手,让仆人把她们带来,完事后再拍一下手,让仆人把她们带走。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在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写,就是爱情对人的这种巨大牵扯,使人大喜大悲。爱情有这么大的威力,对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当然就值得我们来认真思考一下。 不过这个问题很难谈,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对于爱情、婚姻的看法,对于异性的评价,往往都和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有关。经历好一点,就会比较乐观,觉得爱情还是存在的,还是很美好的。经历不太好的,有过挫折,受过伤害,就可能对爱情的评价比较低,对异性的评价比较低,甚至完全灰心了,对整个异性世界感到失望了,比如认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男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所以,爱情观往往和自己亲身的爱情经历分不开,今天让我来谈,恐怕我也很可能会加入我自己的这种因素,很难是客观地、理性地去考虑。但是我想,既然是面向公众的讲座,我就应该尽量做到客观和理性。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看,性行为、爱情、婚姻三者是两性关系的三种形式,它们是和人性的三个层次相对应的:性行为是人的生物性;婚姻是人的社会性;爱情是人的精神性。三者之间当然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个联系首先就表现在,生物性是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性,爱情和婚姻都谈不上,都不可能产生,都没有存在的理由,爱情和婚姻都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的,这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生理基础。爱情和婚姻之间也应该有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要求把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 但是,性、爱情、婚姻又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会有冲突。性是肉体生活,遵循的是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的是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的是现实原则。困难就在于如何把三者统一起来。 尤其是爱情,有了爱情冲突就会更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爱情是两性关系的最高形式,在历史上最晚出现。在野蛮时代,大家都不讲爱情,和谁发生性关系都没有关系。自从人们讲爱情之后,麻烦就来了,爱情是要求专一的,可是人的生理机能并没有因此改变,性的指向仍然可能是广泛的,这就有了冲突。婚姻和爱情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如果你不讲爱情的话,那婚姻也很好办,你或者是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维护它,安于结婚生子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爱情的追求,婚姻一定是很稳固的,因为标准很实际。如果仅仅是从利益出发,譬如说家族利益,或者经济利益,都比较简单,找个比较门当户对的或比较富的结婚就行了,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考虑。但是,你一旦追求爱情,这个爱情和婚姻之间就会发生冲突。 今天我着重讲性与爱情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下次再讲。在性与爱情的关系上,最让人头疼的是情和欲的冲突,情和欲的纠缠。首先一个问题是你这个界限怎么划,实际上我们往往很难分清楚,譬如说我对这个异性产生了好感,到底是欲望在支配我呢,还是我对她真有爱情,这个界限怎么划?同样,别人在追求你的时候,你也会产生这个问题,尤其是女孩子,他在追求我,他到底是真的爱我呢,还是其实不爱我,只是想得到我,她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考虑。所以,我们着重来讨论这个问题:情和欲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一、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来分析,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爱情是以性本能、性欲为生理基础的,没有性本能就不可能对异性感兴趣,就谈不上会发展成爱情,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有的人说,两个人即使互相没有性的欲望,也可以发生爱情,完全是精神上的爱情,叫做柏拉图式的爱情。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对柏拉图的误解,柏拉图并没有主张过这种爱情。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最早从哲学上去分析爱情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篇对话叫做《会饮》,在这本书里面,他并没有否认爱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肉欲的方面,有身体的方面;另一方面有精神的方面。当然,他认为精神方面是更崇高的,爱情的目标应该是从肉欲的爱、身体的爱上升到精神的爱,但是他不否认有肉欲的爱,只是认为不应停留在肉欲的爱。爱情包含性欲,但比性欲多,那多出的部分就是爱情的特殊本质,那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如果说爱情的第一步是生理需要的话,第二步就是审美情感。从生理需要来说,性欲是指向整个异性世界的,没有特定的对象,在理论上无论哪一个异性都可以满足你的这种需要。可是,实际上你必有选择,你会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异性特别感兴趣,觉得他或她有魅力。也就是说,他或她使你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美感。在这个时候,性吸引就由生理层面进入了心理层面,生理需要上升成了审美情感。这种审美的情感,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觉,仿佛突然有一个世界打开了,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美妙的异性世界。在那个时候,你会开始注意.99lib.异性的美,女孩子注意哪个男孩子多么帅,男孩子注意哪个女孩子多么靓,互相开始被吸引,对异性的美非常敏感了。而在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真是会发生一个变化,真觉得世界太美好了,生活太美好了,人生对你充满了诱惑力。正是在性本能开始成熟的时候,会伴随着这种强烈的美感。 对于这种情况,就在我刚才提到的柏拉图的《会饮》中,苏格拉底有一个解释,他说这叫做“在美中孕育”。意思是说,性本能是自然之道,为了传宗接代,但是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干这件事,只要办得到,你一定要找一个你看得顺眼的人、你觉得美的人干这件事,你要让这件事具有美感。 当然,这么多的异性,你不会觉得个个都是美人,这个范围已经比性欲的可能对象大大缩小了。不过,你眼中也不会只有一个美人,你看得顺眼、愿意与之干这件事的人完全可能不止一个,这个范围还是比爱情要大,究竟大多少就是因人而异的了。也就是说,某个异性使你产生了美感,对你有了吸引力,这还不等于你已经爱上了他。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主客观的限制,你也就是审美一下罢了,未必能走到爱情这一步。但是,我相信审美是必要的一步,在多数情况下,爱情是从审美开始的。如果看着都不顺眼,不“来电”,很难想象以后会爱上那个人。 从审美情感再朝前发展,下一步就到了我称之为道德情感的阶段。我所说的道德情感是广义的,不是指我们通常说的道德品质之类,而是指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和默契。 在彼此产生好感或者说美感之后,随着了解的加深,双方互相之间,或者一方对另一方,可能觉得这个人不过如此,甚至感到很大的失望,那么感情就不会朝前发展。也可能会热烈一段时间,但因为缺乏精神一致的基础,比如在人生观、价值观上有很大差异,最终仍是分手。能够发展成真正的爱情的,一定是在心灵层面上也相知相爱,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从欣赏美的形体上升到了欣赏美的心灵和行为。 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应该说,仅仅停留在爱美的外貌,这还不能算是爱情。两个人看对方的外貌都觉得顺眼,相处久了,却发现话不投机,就迟早有一天会觉得对方看起来也不顺眼。人毕竟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道不同就不相谋,更不必说要在一起生活甚至生活一辈子了。 如果说生理基础导致两性相吸,到了审美情感阶段是两情相悦,那么,到了道德情感阶段,就应该说是两心契合、心心相印了。 从道德情感再前进一步,应该是宗教情感了。两个人到了好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在一次一次的轮回中一直在互相寻找,现在终于找到了,不但是一见倾心,而且是终生依恋,生生死死永远分不开。爱情到了生死相依这个程度,就真有一点宗教色彩了,就类似于一种宗教情感了,仿佛相信两人之间有一种命定的姻缘一样。按照我的看法,世界上不存在命定的姻缘,谁和谁之间命中注定一定要结合的,没有这样的事。每个人可能会有最适合于他的一定类型的人,这个范围也许很小,但不会只有一个,非某一个人不可。当然,若干最适合于自己的人分散和隐藏在茫茫人海中,从中遇到一个也是难事,遇到了就很自然地会产生命定姻缘的感觉。 用宗教的眼光来看,是要求爱情有一种宗教性的。你看西方的基督教婚姻,结婚时要到教堂里去举行仪式,在上帝面前宣誓,你是不是愿意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你是不是愿意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你宣誓愿意,就意味着对妻子或丈夫永远负责任了。其实中国以前也是这样的,要拜天地,在天地面前确认你们之间的相爱关系。按照任何民族古老的传统,婚姻这件事情是神圣的,不仅仅关系到两个人,还关系到人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的延续。当然,这个意义上的宗教性和我上面说的生死相依之情不是一回事。不过,爱情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我觉得是应该有一种神圣感的。 从两性相吸的生理需要,到两情相悦的审美情感,再到心心相印的道德情感,最后到生死相依的宗教情感,这是我对爱情本质做的一个理论分析。我自己也觉得这样一个分析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那么,下面我来谈一谈,在实践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到底怎么来区分情和欲。

二、实践中如何识别

情和欲的界限到底怎么划?我喜欢上一个人了,我对他的喜欢到底是不是爱情?有一个人在追求我,他对我到底是不是真爱?有时候这个界限很难分清,会带来很大的烦恼。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去区分呢?当然,我也提供不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尺度,我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尺度,但是我可以提一些看法,也就是一些参考的依据,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到底我是不是真爱他,他是不是真爱我,在这种感情里面占主导地位的是欲还是情。 我认为真正的爱情、真爱应该有下面几个特征—— 一个是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它里面应该有一种最重要的激情,就是给予的激情,或者说奉献的激情。这一点听起来好像是道德说教,但是你仔细想想,真正的爱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爱上了一个人的话,你就会遏制不住想为她做些什么,想让她快乐,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而且真是不求回报的。爱在本质上应该是给予,是一种奉献的激情,这种奉献的激情不是出于观念,不是出于伦理道德,不是出于责任,完全是出于感情。如果一个人说爱你,但是光想占有,光想让你付出,他没有给予的激情,我觉得那恐怕就主要是情欲,谈不上是爱情了。 世上有一种人,他可能是永远不会给予的,那是一种自私的人,他跟谁都这样,并不是说他不爱你,他即使特别爱一个人,在他来说算是特别爱了,他仍然是这样。他属于那种不关心别人的人,完全自我中心,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当然你觉得能够接受,也未尝不可,但是你要有精神准备,承受那结果。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缺乏爱的能力,如果你找我出主意,我劝你放弃。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他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我的意思是不特别自私,他有给予的能力,如果他真爱了,他是愿意给予的,但是他对你却没有这种给予的冲动,他不想为你做什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可以判断出来,他是没有真正爱上你,至少爱的程度比较弱。 我觉得两人在相爱中,这种互相给予,互相有这种给予的激情,互相疼,你疼他,他也疼你,这很重要。心疼一个人,这是爱的可靠标志,心疼是感情最自然的流露,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在真正的爱情中,必定是互相心疼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想被人疼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强到这种地步,他不想被人疼。我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孤儿,你生下来的时候是赤条条来的,是从无中来的,最后又都要回到无中去。当你遭到重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一个父母的怀抱能够保护你,你想天下多少孩子得了绝症,做父母的还不是无可奈何。那么实际上你长大了以后,还不是一样的吗?你长大了以后,你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谁能保护你呀。所以我就说,实际上人人都是孤独的,人人都是孤儿,人人都是需要有人疼的。那么,在相爱的过程中,我觉得一种正常的关系就应该是你疼他,他也疼你。 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太疼,我觉得这里面就有问题,可能就是爱得不够。经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在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到底爱重要还是被爱重要?譬如说,我跟他交朋友了,我非常爱他,他好像也有一点爱我,但肯定不是太爱,但是我非常爱他,这个时候我就要做个决定了,到底跟不跟他好下去。当然,如果我实在太爱他了,以至于即使他不太爱我,我也宁愿承受,那样我就可能决定继续跟他好。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就很怀疑能够好多久。有时候,这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妥协,如果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种妥协就会结束。我觉得在爱情中,爱与被爱是同样重要的,两个都不能缺。你爱上了一个人,就一定希望对方也同样爱你。没有人光想付出,不想得到,这不是索取回报的问题,索取回报是利益上的计较,而希望相应地被爱是感情上的事,和利益无关。双方的感情不对称,时间久了,其中感情较强的一方必定会感到委屈,其实较弱的一方也不会感到满足。在爱情中,双方满足的程度是取决于较弱一方的感情的,比如说,甲爱乙十分,乙爱甲五分,两人就最多都只能得到五分满足,剩下的五分欠缺,在甲是一种遗憾,在乙是一种苦恼,这里面就潜伏着危机。 另外一点,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如果时间很短暂,只是一时的迷恋,我觉得那可能就只是欲望。你可能一见这个人就“来电”了,但很快就过去了,明天就把他忘记了,那当然还不是爱情。两个人互相之间也可能都来电了,但是呢,在一起呆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对方的种种毛病,就相处不下去了,你能说这是一段爱情吗?我觉得不能说。就是说一个爱情它生存的时间,应该有一个最低的限度,这是爱情之所以为爱情的一个质的保证。如果在这个限度之下,时间很短,虽然当时很热烈,但在双方的情感历程中和人生中没有留下比较深的刻痕,那就只能说是一时的迷恋,不能算是爱情。这个道理我想比较简单,就不多说了。 第三点,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专一的,而不是多向的。同时爱几个人,我觉得这不可能,同时对几个人有好感是可能的,但同时爱几个人是不太可能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爱情里面最大的冲突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的确很爱她,我最爱她,但是我同时也喜欢别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你爱上了一个人以后,你仍完全可能对别的人产生好感,别人对你仍有吸引力,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在爱情能不能专一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最集中体现了情和欲的冲突。 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情人也好,你的配偶也好,你们两个是相爱的,但是她(他)在爱你的同时,对别的男人或者女人动情了,你是不是允许。我相信回答基本是否定的,都不会允许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你要求爱情应该是专一的,如果对方不专一的话,你就会觉得她不是真爱你了。 那么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跟你的爱人,你的情人也好,你的妻子、丈夫也好,你们很相爱,你也确实很爱她,你在很爱她的同时,你能不能保证你不对别的男人、女人动情,你能不能保证?我相信,如果你诚实的话,你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你也做不到。 你看这就是人性,一方面不允许对方对别人动情,另一方面自己却又可能对别人动情,矛盾得很,这里面就有冲突了。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要求对方爱自己是专一的,因为他认为爱情应该是专一的。这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如果说她是专一地爱你,但同时也对别人动情的话,那么动情和爱情之间的这个界限到底怎么划?这个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爱情也都是从动情开始的,你怎么能保证她这个动情不会发展成爱情呢。所以这个时候心里就很没有底了,你就很担心了,因此你就不允许她对别人动情,我觉得这很可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爱情应该是专一的,至少在我们要求对方的时候,我们是把专一看作爱情的本性的,如果对方不专一,我们就会怀疑这是不是爱情。 但是,与此同时,不管你是不是结了婚,不管你是不是有了情人,我想人还是有这种自然倾向的,就是你在和异性接触的时候,你会有和同性接触的时候所不具有的那种愉快的感受,有时候这种愉快的感受还比较强烈,所谓强烈也就是动情了嘛。这个东西是人的自然倾向,这种自然倾向并不会因为你有了情人,或者结了婚,这种倾向就没有了,就停止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性吸引的多向性是一种自然倾向,这种自然倾向使爱情的专一和婚姻的稳定受到了威胁。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九九藏书叫做《花心男女的专一爱情》,我说世界上的男女本质上都是花心的,所谓的花心就是说他看到可爱的异性,他都会喜欢的,这是人的本性。我记得荷马史诗里面就描写过一个场面,古希腊最有名的美女海伦,当她在特洛伊的宫廷里面出现的时候,所有在场的男人,不管是国王,还是大臣,全都呆住了,全都激动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人的本性,一看到美的异性,看到可爱的异性,你那个喜欢,你那个动情,产生一种喜悦的感情,这实在太自然了,完全是一种本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男女都是花心的。但是,花心男女仍然可能有专一的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两种倾向的,一方面,他会对不同的异性产生好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爱情是专一的,如果对方不专一,他就会感觉受到了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说在两种倾向并存的情况下,你为了得到专一的爱情,就会愿意克制自己那种天生的自然倾向。如果你们的爱情很强烈,双方对这个爱情都很珍惜,那么,这种克制就会是自觉自愿的,不会太勉强。 有人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多向的性与专一的爱能否两全。一方面有专一的爱情,我们两人互相非常爱,你最爱我,我最爱你,另一方面呢,照顾人的本性,每个人都可以有那种多向的动情,多向的性兴趣,可以有几个性伙伴,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发生关系,但是同时我们之间互相是最爱的。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譬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认为能做到,他说实际上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爱的本能,一种是嫉妒的本能,爱的本能是更光明的,更正面的,嫉妒本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我们应该为了那个爱的本能去克制我们的嫉妒本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你可能对很多异性发生好感,如果你们两人相爱,你对别人发生好感,她就会嫉妒,那么,我们互相都克制我们的嫉妒本能吧,我们互相特别爱,但是我们谁也不要管谁,每人都有自由去跟别的异性进行交往,都可以和别的异性上床。他是这样主张的,他有一本书叫做《婚姻革命》,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但是,这在实践上能不能行得通呢,反正据我所知,罗素自己就离了四次婚,结了五次婚,看来他也没做成功,他也不能做到两个人一贯的专一的互相相爱,同时每个人都自由,他也做不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种嫉妒本能实在是很难克制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和女哲学家波伏瓦,他们两个没有结婚,但差不多就像结了婚一样,因为他们虽然没有上教堂举行仪式,没有上法院办手续,但是订了协议,两个人要永远生活在一起,永远相爱,同时每个人都有自由,可以有其他的性关系,其他的性伴侣,互相都不能干预。他们有一条规定,互相一定要透明,你有了要告诉我,我有了要告诉你,后来他们也真这样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倒是他们的友谊保持下来了,但是后来两个人就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情人关系,不再有性关系,基本上就是两个朋友,尽管如此,也经常为对方的情人的事情吵架。所以我说,实际上很难两全,理论上的设计好像挺美好,如果能做到是挺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从道理上来说,这确实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我真正爱你,你真正爱我,这就行了,至于性,你跟别人怎么样,其实对我有什么损害呢?从理论上分析的确没有什么损害,只要我想得通,看得明白,我用一种哲人的态度去对待,就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行不通呢?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的作家史铁生,他解释得比较好。史铁生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务虚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多向的性趣和专一的爱情能不能两全,最后他的结论是不能两全。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说,性实际上是爱侣之间表示爱情的最恰当、最热烈的语言,贞节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护这种语言不被污染,为了不让它丧失示爱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你跟谁都可以上床,都可以这样热烈,这样欲仙欲死,你说你只爱我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相信呢?我们好到了极点,最后也只能用这个语言来表达,那么,你对我的爱与你对她们的这种关系,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已经把这个最恰当、最热烈的语言用掉了,你再用别的语言来解释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 我觉得史铁生的说法特别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发生了这种不专一、多向的情况,发生了一方越轨的情况,被另一方知道了,结果往往不妙,必定会给爱情带来损害。除非你不让对方知道,偷偷地干,现在这好像是一种风尚,很多人都在这样做。但是我想,第一这不保险,往往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被发现的,迟早会暴露,一旦知道就来个大爆发,多半是这个爱情就完了。其次,即使你保密保得特别好,我觉得既然你是不敢让她知道的,你知道她是不允许的,你在不断地做这个她不允许的事情,那么,当你跟她相处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心中有鬼的。我就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仍然很爱她,这是一种什么滋味。这时候你跟她相处时的心情就必定很复杂了,你会对她有负疚感,你会对她有很多躲避的动作,很多封锁的动作,这种东西我觉得肯定会影响两人之间的氛围。 在做了很多努力以后,事情仍然暴露了,那时候,不管你怎么样诚恳地检讨,花言巧语也好,海誓山盟也好,都没有用了,你很难再使她相信你对她的爱是专一的。就算她原谅你了,阴影仍然存在着,很久都难以消除。我原来比较主张开放的婚姻,认为两个人真正相爱,同时每个人都是自由人,互相都不要干预,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格局。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行不通,凡是这样做的没有一个不失败的,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三、爱情不风流

上面我说了这么多,总的意思是,我觉得爱情和欲望之间那个界限还是应该有的,情欲和爱情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爱情的价值要高于情欲。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爱情不风流》,我真觉得爱情不是一件风流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两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情。在爱情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只要你是真在爱了,你必然是非常投入的,你的灵魂是在场的。只要你真在爱了,你必定是认真的,你是会很在乎的。如果你不在乎,实际上你一定是不在真爱,你没有真爱上那个人,你只是跟她玩玩,你当然就不在乎了。她跟别人玩玩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你也是跟她玩玩,你可以不在乎。但是,如果两个人互相真是爱了的话,你们互相一定是在乎的,一定是认真的,而且一定是会有失败的危险的,一旦失败了,就一定会受伤的,这种创伤很可能是终生不愈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风流韵事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候灵魂是不在场的,内心深处是不认真的。我就说它是一种肉体的游戏,最多是一种感情的游戏,你投入得很少,所以退出也就很容易。肉体和感情都会游戏,灵魂是不会游戏的,它一旦在场,事情就严重了,所以爱情是很严肃的事情。 现代人有一种趋势,就是逃避爱情。可能就因为爱情太严肃了,太累了,所以就不要爱情了吧,只要性,不要爱情,这成了现在的一种时髦。最近有一个贺岁片,里面有一句台词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一张床上睡了二十年,真的是有一点审美疲劳。”“审美疲劳”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啊,我觉得,当然你可以说两个人老在一起会有审美疲劳,但是我想按照现在的这种方式,你频繁地更换性伴侣,这种方式其实肯定会产生另一种审美疲劳,你也同样没有新鲜感了。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对爱情这件事情抱一种比较严肃的态度。 其实你无论怎样逃避爱情,有一点你是逃避不了的,就是人在两性关系中,他所袒露的不光是自己的身体,而且是自己的灵魂。两个人一旦有了这么亲密的接触,你的灵魂是怎样的,你再掩饰,对方也会看清楚的,你的灵魂是美的还是丑的,是丰富的还是贫乏的,是容易看清楚的。如果说性欲是人的生物性,爱情是人的精神性的话,那么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人对两性关系的态度,人对异性的态度,最能表现他在从动物性向精神性、从兽性向人性上升的阶梯上,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高度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在那篇文章里曾经写到过,我说实际上逃避爱情的代价更大,就像一万部艳情小说不能填补《红楼梦》的残缺一样,一万件风流韵事也不能填补爱情的空白。现在两性之间肉体上的接触的确更容易了,更随便了,但是我觉得彼此在精神上是更陌生了。大家知道,《圣经》旧约里面第一篇写的是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我就说如果亚当和夏娃互相之间不再有真情,而且不再指望有真情,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是真正被逐出了伊甸园。可悲的是,现在我们离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远了。 第二讲 谈婚姻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婚姻到底是不是爱情的坟墓,我们能不能避免让婚姻成为爱情的坟墓。

前言:婚姻是一个难题

婚姻确实是一个难题。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性别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巧妙的发明,但是婚姻却是人类的一个最笨拙的发明,自从发明了婚姻这部机器以后,它老是出毛病,我们为调试它、修理它伤透了脑筋,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智慧还不足以发明出一部更高明的机器,能够足以配得上并对付得了大自然的那个最巧妙的发明。 自古以来,很多聪明人都对婚姻发过很多聪明的议论,说了很多刻薄的俏皮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好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如果不调侃一下结婚的愚蠢,就不能显示自己的聪明,如果他赞美婚姻的话,就简直是公开暴露自己的愚蠢了。我就看到很多哲人或者是文学家,他们写过很多调侃婚姻的话。譬如说蒙田,虽然那个话不是他自己说的,但他在书里用赞赏的态度引了这句话,这句话说:“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视而不见的妻子”,妻子装作没看见,没看见什么呢,当然是丈夫的外遇。“充耳不闻的丈夫”,丈夫当作没听见,没听见什么呢,当然是妻子的唠叨话。美好的婚姻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睁开了眼睛,张开了耳朵,结果会怎么样呢?西方有一句谚语说:“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分离。”我们愿意结婚是因为没有看清对方,看清了就离婚了。什么时候结婚合适呢?有人就说年纪轻时还不到时候,年纪大了就已经过了时候,反正没有一个时候是合适的。英国的剧作家、小说家萧伯纳,有人问他对婚姻有什么看法,他说,太太还没有死,对这个问题不能老实回答。那么,那个老实话当然是不能让太太听见的了。我是研究尼采的,尼采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些男人悲叹自己的妻子被人拐走了,大多数男人悲叹自己的妻子没有人肯拐走。”总之,嘲笑婚姻的话很多,婚姻也确实老是出毛病,那么到底婚姻难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会老出问题呢? 前面我说过,两性关系包含三个因素,一个是性,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婚姻。性追求的是快乐,爱情追求的是理想,婚姻又讲的是现实,这三个东西必定会发生冲突。婚姻的困难就在于要把这三个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这当然是太难的事情。婚姻本来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主要的功能,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是经济,早期是作为生产的单位,后来包括现在起码还是作为消费的单位吧,一家子过日子嘛,有多少收入,怎么开支,不同的家庭生活水平有高有低。另外一个是生产和教育后一代的单位,传宗接代,主要是这么两个功能。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两个功能之外,还要加上性的功能,性的快乐主要在婚姻内部解决,还要加上爱情的功能,要很理想。有的人就说了,这样是不是对婚姻的要求过高了,婚姻的负荷过重了。 我想,婚姻有很多问题,最大的冲突就是因为有了爱情的要求,如果不讲爱情的话,婚姻会是很牢固的。譬如说,如果婚姻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基础,根本就不准离婚,两个人一旦结合就是一辈子的事,所谓终身大事,如果那样,婚姻当然会很稳固。如果是以利益为基础,比如在封建社会为了政治利益而结合,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或者现在有些人因为经济利益而结合,两个人一起办了一个很大的公司,就都很难分开了,婚姻都会比较稳固。但是,一讲爱情,矛盾就来了,如果我们要求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那么很明显,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如果爱情没有了,婚姻就应该解体。爱情本身又是一个容易变化的东西,它不像利益、不像伦理道德那么稳定,它是一个容易变化的东西。所以爱情一变,如果你还要强调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话,那么你没有爱情了,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爱情转移了,或者爱情消失了,那个时候婚姻自然而然就应该解除,按照道理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越是强调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实际上婚姻就越不稳固。 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可是婚姻好像对于保持爱情未必有利,好像是会摧毁这个基础的。婚姻对爱情有什么弊端呢?我觉得有两条。第一,爱情是浪漫的,婚姻却很现实,婚姻就是在一起过日子,日常生活是很琐碎的,往往浪漫不下去了。第二,结了婚以后,我觉得婚姻有一种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的趋势,两个人老在一起,朝夕相处,时间一久,距离总是这么近,就容易产生厌倦情绪。对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吧。同时,因为太近了,太熟悉了,太习以为常了,也就容易不再珍惜,好像就这么回事了,不像求爱的时候,要争取她,要讨得她的欢心,结了婚好像不需要了。 从第一条来说,从恋爱到结婚,从爱情到婚姻,实际上是从天上到了地上,爱情是在天上,谈恋爱你还在天上飘呢,浪漫得很,有很多幻想,结了婚你就到了地上,就要面对现实了,就必须适应地上的情形了。婚姻中的爱情和恋爱阶段的爱情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中的爱情应该和能够是什么样的,和恋爱时期的浪漫的爱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弄清了这个问题,你就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原来结了婚以后,爱情是这样的,这也是爱情,不可能老是那种浪漫的形态,这样你对你的婚姻状况、爱情状况就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从第二条来说,从恋爱到结婚,实际上是从城外到城内,钱钟书先生说的那个围城,婚姻是个围城,结了婚你进了围城了,从城外到了城内了,那样你就要注意城内确实有很多弊病,你要克服城内的弊病,如果不克服城内的弊病,围城真的会成为坟墓,所以你要留心怎么样使婚姻不成为爱情的坟墓,给爱情继续生长的空间。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一、婚姻中的爱情应该和能够是怎样的

第一个问题,婚姻中的爱情应该和能够是什么样的? 首先肯定一点,那种浪漫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所谓浪漫的爱情,表现的形式就是一见钟情,销魂断肠,如痴如醉,难解难分,像那样一种状态,可能持久吗?我觉得不可能,不结婚也一样,也持久不了,所以你这个不能怪结婚,怪婚姻。因为这样一种感情,它是依赖于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陌生感、新鲜感,有陌生感、新鲜感才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激情,依赖于某种奇遇,两个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相遇,有那样一种特别的气氛,特别的情趣,甚至依赖于某种犯禁的快乐,红杏出墙,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这种东西很有刺激性,有一种犯禁的自由感和快感。浪漫的爱情通常存在在婚姻之前和婚姻之外,譬如说未婚男女的初恋,很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恋爱,或者成年男女的婚外恋,都会有这样的激情。从结婚来说,我想这种浪漫的恋情最多还存在在结婚的初期,随着婚龄增长,激情必然会递减,这个热情必然下降了,不可能长久。这个责任不在婚姻,因为这种感情本身它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持久的,时间久了,奇遇必然会归于平凡,陌生必然会变成熟悉,新鲜感必然会消退。所以,这样来考虑,这种浪漫式的爱情就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如果婚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等于是建立在沙滩上,建立在激流上面,婚姻怎么可能牢固呢?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换一个思路,为婚姻寻找另外一种爱情形态,一种比较稳定的爱情,作为它的基础,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就应该放宽,不能仅仅局限在那种浪漫恋,浪漫式的爱情,只承认那一种形态,应该承认还有别的形态,爱情落到地上后的形态。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说过一句话,他说:天堂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没有什么,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没有婚姻。婚姻这个东西太不浪漫了,天堂里没有它的位置。针对他这句话,我也说过一句话,我说:好的婚姻是人间,坏的婚姻是地狱,不要想到婚姻中去寻找天堂;不过呢,人终究是要生活在人间的,而人间也自有人间的乐趣,为天堂所不具有的。 那么,我考虑这种能够作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它叫什么样的爱情呢?我把它和浪漫式的爱情相区分,称它为亲情式的爱情。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浪漫式的爱情它的质量是高的,它应该也必然会转入两个人一种持久的结合,你们结婚也罢,不结婚也罢,反正你们是生活在一起了,成了一家人了,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向。浪漫式的爱情如果它要持久下去的话,我觉得它必然会转化成这种亲情式的爱情,就是说,爱情里面的那种浪漫因素必然会降低,会退居次要地位,也许还有浪漫的时候,但是它已经不重要了,不是主要的东西了。那么那时候如果两个人感情还是非常好的话,这种感情里面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是一种互相的理解,一种信任感,两个人在行为方式上的默契,不用多说话,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两人之间有一种命运与共的踏实感,今生今世我们是不会分开的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将共同担当。一旦离别的话,彼此会有一种深切的惦念。像这样一种东西,实际上就很像是一种亲情了,两人仿佛有血缘关系似的,仿佛从来就是一家人。实际上这种感情当然不是由血缘关系产生的,而是由性爱发展来的,所以仍然是爱情,我就把它称为亲情式的爱情。我认为,一个婚姻如果以这样的感情为基础,就不但是牢靠的,而且也是高质量的。 当然,我不否认两个人之间即使有了这样深厚的感情,有了这种亲情式的爱情,以后仍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我们都是红尘里面的人,难免会受到诱惑。但是我想,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慎重,应该考虑两点。第一点,你能保证你的这一次新的浪漫爱情,它一定比你现在得到的爱情有更加高的质量吗,是一个更好的爱情吗,这一点我觉得很难保证,有可能会较差一点,可是只要你去试,现在这个婚姻很可能就解体了,这样的教训太多了。第二点,你要考虑即使你又遇到了一次很好的浪漫恋,最后你跟她结合了以后,那个浪漫恋,那个浪漫式的爱情,迟早还是要转化成亲情式的爱情,它不可能永远浪漫下去的,这个规律你是逃不脱的。那么,我相信,如果认清了婚姻应该也必然要以亲情式的爱情为基础,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我们对自身婚姻现状的评价就会客观一些,面临抉择时也会慎重得多。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说:“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还有更深邃的一面,便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终有一天会发现,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乃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在持久和谐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的生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一般地生长在—起了。共同拥有的无数细小珍贵的回忆犹如一份无价之宝,一份仅仅属于他们两人无法转让他人也无法传之子孙的奇特财产。说到底,你和谁共有这一份财产,你也就和谁共有了今生今世的命运。与这种相依为命的伴侣之情相比,最浪漫的风流韵事也只成了过眼烟云。”我还说过:“大千世界里,许多浪漫之情产生了,又消失了。可是,其中有一些幸运地活了下来,成熟了,变成了无比踏实的亲情。好的婚姻使爱情走向成熟,而成熟的爱情是更有分量的。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恋人时,是我们的激情在呼唤。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亲人时,却是我们的全部人生经历在呼唤。”这些话确实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二、怎样避免婚姻成为爱情的坟墓

上面说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认清婚姻中的爱情是怎样的,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结了婚以后,因为觉得不浪漫就对婚姻失望,因为这个原因就离婚了。不过,单有这个认识还不够,为了在婚后保持爱情的长久,还需要在行动上处理好一些关系。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避免使婚姻变成爱情的坟墓。我想提出三点。 第一点,用我的话说就是亲密有间。我们经常说亲密无间,两个人只要一亲密,感情特别.99lib.好,就没有距离了,我觉得这不对。两个人再亲密,仍然要有距离。没有距离,所谓零距离,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取。人与人之间永远应该有必要的距离,这是任何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在婚姻中也不例外。我说的必要的距离,根本上就是指,在结了婚以后,两个人都还是独立的个人,都要把对方看成是这样一个独立的个人,要把对方当成这样一个独立的个人来尊重,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个人自由。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使结了婚,两个人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不可能变成一个人。可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发生误解,以为结了婚就是一体了,就要什么都一致了,结果纠纷不断。所以我主张亲密有间,亲密,就是把家庭当作一个亲密生活的共同体,有间,就是让家庭成为一个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 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也就为爱情的继续生长提供了空间。好的爱情是以两个人的独特个性为前提的,两个人都有了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爱情的继续生长才有空间。有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气氛,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爱情才不会被扭曲。如果没有距离,互相都不给自由,什么都要一致,表面上看来两人好得很,实际上这是互相最不信任的一种氛围。孔子说过一句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只有女人和小人最难对付,你离他们近了,他们就对你无礼,你离他们远了,他们就恨你。这个话当然对女人很不公平,其实所有的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近之则不孙”是一个规律,太近无君子,谁都会被惯成或者逼成小人。所以我就说,在婚姻中间,在结了婚以后,教养、分寸感同样不可缺少,不是说结了婚就不需要了,互相之间可以肆无忌惮了,不必有什么顾忌了。如果是这样,最后必定以散伙了结。 这同时也是一个保持审美距离的问题。尼采说过一句话,意思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距离太近,就好像老是用手触摸一幅精致的铜版画,触摸久了,最后就只剩下了一张脏纸。两人之间的爱情本来是无价之宝,因为距离太近,最后成了一张毫无价值的脏纸,它的价值被毁掉了。有人说过一句笑话:什么叫夫妻,夫妻就是两个人可以互相当着面抠脚丫的人。就是说无所谓了,都用不着注意自己的形象了,距离太近,这个东西是最破坏美感的。 距离不但是产生美感的前提,而且也能够使爱情保持活力。你说什么是爱情,爱情无非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吸引,互相之间的欣赏和追求,所以结了婚以后,爱情虽然改变了形态,它不是浪漫式的爱情了,它是亲情式的爱情了,但只要是爱情,它仍然需要互相之间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要互相吸引,追求,欣赏,要互相能够玩味。如果在一起觉得没有意思,没有什么可玩味的,都熟悉透了,没什么可多想的了,就是过日子罢了,这样一种状态就不是爱情了,当然也不是亲情式的爱情了。所以我说爱情是永远不会大功告成的,它永远是有危险的,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清醒。互相永远要把对方看成是独立的个人,是需要不断去追求的一个对象,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另一个人,占有另一个人。只要他优秀,如果你自以为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他,不再追求他,觉得无所谓了,对他不再尊重和欣赏,有一天他可能就飞走了。也可能两个人都觉得没有意思,那么最后也是散伙,或者就一起被这个没有意思的婚姻生活改造成平庸之辈。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婚姻应该始终使爱情保持未完成的时态,两人心里都要明白,爱情并没有完成,它还需要继续生长,每人都要继续把对方当作独立的个人予以尊重,都要继续用行动获取对方的欢心,越是这样,爱情和婚姻实际上就更牢固。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距离呢?套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我觉得两个人应该有一个共同认定的私人领域,就是互相不干涉的领域。这个互不干涉的领域呢,首先是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比如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独处,我想自己呆一会儿,想一些事情,你就别干扰我。不要一旦他要独处了,你就觉得他是在躲避你,冷落你,对你有意见。不是这回事,独处是每一个有内心生活的人的需要。又比如要有写私人日记的权利,我写的日记我可以不给你看,我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和我太太写的日记,我们互相都不看,也不要求看。托尔斯泰在这方面就比较惨,其实他跟索菲娅的爱情一开始是很美好的,结了婚以后,索菲娅就老是要看他的日记。托尔斯泰是一个对自己绝对诚实的人,他没有任何忌讳,有什么想法都如实写下来,他想的往往是灵魂生活的大问题,可是看了他的日记以后,索菲娅老是往自己身上联系,疑心哪些话是针对自己的,然后跟他吵架。托尔斯泰为此痛苦万分,他觉得自己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自己在精神上变得平庸了,因为在写日记时总想着另一双眼睛会看到,他人的注视败坏了他面对自己的纯净心情。最后没有办法,他写了两份日记,一份是可以给他太太看的,一份是不能看的,没有地方藏,就藏在自己的靴子里面,结果还是被他太太翻了出来,又大吵一架。最后老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车站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在个人交往方面不要互相干涉,我们两人可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但是我们每个人也可以交不同的朋友,也许我的有些朋友你不太喜欢,但是你不要干预,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人,在对朋友的选择上也可能会有差别,这是很正常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交异性朋友,我可以有我的红颜知己,你可以有你的须眉哥们,只要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互相都不要干预。当然应该是有规则的,譬如说,不能养小蜜,不能包二奶,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婚姻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婚姻是要讲规则的,是在规则下的自由,没有规则,婚姻就不可能存在和维持。 世界上不存在确保婚姻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的办法,在所有的办法里面,捆绑是最糟糕的办法,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是维持一个缺乏生机的平庸的婚姻,或者是一方或者双方不甘平庸而破裂,无非就是这两种结果。比较起来,宽松的做法虽然也有危险,但在总体上可以使婚姻更加稳固,并且很可能是高质量的稳固。 这里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间应该不应该有隐私。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是应该尊重人的隐私权的,那么在婚姻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要不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隐私权?我的看法是,一方面,婚姻内应该有隐私,就是说,应该尊重对方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呢,又不应该有隐私,就是说事实上的隐私不应该有太多。我觉得隐私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愿意向尊重它的人公开的。人其实不愿意把许多东西压在心里边,你越是尊重他的隐私权,有一种信任的氛围,他反而越是愿意公开,因此事实上的隐私就越少,事情必然是这样的。相反,你不允许有隐私,你不尊重隐私权,要求绝对的诚实,这样最容易酿成不信任的氛围,甚至逼对方欺骗,逼出谎言来。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就是这样,他的太太对他太不放心了,无论他上哪里,都要盘问,然后往那个地方打电话。譬如说他到我家来,回家以后,他太太必然会打电话来问,他来了没有,什么时候走的。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他觉得家里太不自由了,就更加逆反,更加不守规则,靠谎言维持表面的平静。 所以我想,一个家庭里面应该有基本的诚实和透明度,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应该尊重对方的隐私权。如果两个人真好的话,你们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话,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各人怎么可能又怎么应该没有自己的一点小秘密呢,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互相尊重隐私权,这一方面是基于爱和信任,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和宽容。一个人羞于去盘问自己所爱的人,去追问他那些难以启齿的小秘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爱情中的自尊和教养。他不愿意说你就不要去追问了,尤其是跟你谈恋爱以前的那些事情,人家不说,你就不要去问他,你干吗要问呢,那些事情实际上和你没关系,当然他自己愿意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对婚后的事情也是如此,反正不要盘问,如果他爱你,你就用不着问个水落石出,如果他不爱你了,问个水落石出也无济于事。 这是第一点,就是要亲密有间,要有距离。第二点,在有距离的前提下,则要珍惜,有距离而不珍惜,结果会很糟糕。互相都给对方自由,但是都不要滥用这个自由,也就是都要能够自律。我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的自由,同时又因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大千世界,诱惑始终是存在的,爱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情况就不给距离了,就不给自由了,不能因为有诱惑、有变化的可能就严加防范,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用的,你再防范也没有用,也许越防范越容易出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为爱情的变化创造条件,因为反正有诱惑,就干脆迎着诱惑上,这不是存心把你们的爱情朝绝路上推吗? 我说过,我们都是红尘中人,受诱惑是难免的,但是一个人对自己所面临的到底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面应该是清楚的。如果是一般的风流韵事,而你又很看重你现在的婚姻和爱情,那么我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就不要朝前走了,还是就止步为好。这样做也许是一种损失,毕竟你少了一种体验,少了一次体验机会,这当然也是一种损失,但是,你因此避免了更加惨重的损失,你很满意的现在的这个婚姻,很可能因为你的风流韵事就崩溃了,这是不值得的。当然,如果你确信你遇到的是一次更强烈更美好的爱情,我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用,那个东西是不可抵御的。 关于珍惜的问题,我来念一段我写过的话,我觉得它比较恰当地表达了我的意思。我说:“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 在两性之间,发生肉体关系是容易的,发生爱情就很难,最难的是使一个好婚姻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美好的爱情,每人都觉得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另一半,这是人生的莫大幸运。如果你们因此结合了,然后能够把爱情基础这么好的一个婚姻长久保持下去,这就不是幸运的问题了,可以毫不夸大地把这称作人生的伟大成就,是值得大大地庆贺的。 保持距离,给自由,而且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由,这够不够呢?我觉得还不够。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我要再加上一点,就是第三点:宽容。即使做到了前面两条,人毕竟是人,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犯蒙的时候,也就是偶然出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宽容。这实际上也是珍惜的一种表现,你真的珍惜你们这个好的婚姻,就不能因为出了一点问题,你就不要这个婚姻了,你仍然应该保护它。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一旦发生了就绝不能原谅。他们认为,真正好的爱情必须是绝对地忠诚,不准犯规,否则就是亵渎了纯洁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我觉得这种看法太幼稚了,只要你有了一点阅历,你就知道它多么幼稚。绝对符合定义的完美的爱情仅仅存在于童话中,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它恰恰是活生生的男人和活生生的女人之间的活生生的爱情。爱情史上有一些忠贞的典范被传为佳话,但往往被证实与事实有出入。例如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我们年轻时一直当作样板,可是后来有一个资料说,马克思和家里的保姆生了一个私生子,我读到后当然有些意外,但我并不因此认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不真实、不美好了,仍然是真实的、美好的。我相信燕妮对这件事不可能不知道,她一定知道并且原谅了马克思,从而保护了他们的爱情。 所以,我主张,如果对方偶尔越轨,最好本着对人性的理解予以原谅,以避免不该发生的破裂。当然啦,不要故意去犯规,反正你会原谅我的,我就去犯规,很可能她不原谅你呢,你没有犯规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她肯不肯原谅的,千万不要存侥幸之心。但是我说,万一真的发生了犯规,我希望一方一定要改,另一方则予以原谅。如果你们的爱情和婚姻确实是不错的,你就应该原谅他。犯规和惩罚是一切游戏的要素,爱情游戏也是这样,不准犯规,或者犯了规不接受惩罚,任何游戏都进行不下去了。当然惩罚应该是限度的,别太过分了,跪跪搓板就可以了。你不要报复,你说你犯规了我也去犯规一下,这样的话,冤冤相报就没有完了,最后必然散伙。你看好了,只要你报复,这个婚姻肯定就保持不下去了,这种例子太多了。 在出现过犯规现象以后,你说婚姻的质量怎么样,是不是就很差了呢,我说不见得,它仍然可能是很好的,如果它原来确实是好的,我觉得现在它仍然还是好的。关于这一点,尼采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一个好婚姻的考验,就是它容忍了一个例外,一个婚姻的质量因此而经受了考验。那种容忍不了例外,犯了一次规就要崩溃的婚姻,也许说明它本来质量就不高。你要从这个思路去考虑,你就会去维护它了。当然了,犯规应该是偶然的,如果经常犯规,成了常规,我想再宽容的人也无法相信爱情是真实存在的了,或者就有理由怀疑这个经常犯规的风流成性的哥儿姐儿是不是具备做一个伴侣的能力了。 第三讲 谈女性

一、女性——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大家好,我今天的讲座是谈女性这个话题。我的出发点是:理解女性,两性应该互相理解。当然,作为一个男人,我难免也会有偏见。我想主要有三类偏见。一是社会偏见,这是在长期的男权社会里形成的。二是因个人经验形成的偏见,比如自幼从母亲身上得到的印象,又比如自己的恋爱经验。还有一个就是性别视角,男性视角决定了看女性一定不会完全客观。我想我不可能避免所有这些偏见。尼采认为,每个男人都是从母亲身上获得女人图像的,由此决定对女性是敬慕、蔑视还是无所谓。叔本华和拜伦倒是可以证明尼采的论点,这两人都是因为与母亲处不好而蔑视女性的。不过,我认为尼采说的只是局部情况,不能概括全部。我的看法是,对异性的评价,在接触前最容易受幻想支配,在接触后最易受遭遇支配。我想我只能尽量克服社会偏见,克服个人经验的偏见就比较难,摆脱性别眼光则是完全不可能了。在两性关系中,男人也是“当局者迷”,不是一个旁观者,也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摆脱性别眼光,做到纯“客观”,作为一个中性人看女人,女人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男性,我承认我不可能作为一个中性人来看女人,想象不出用中性眼光看女人是一种什么情况。不过,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女人应该怎样?怎样才是好女人?对于这样的问题,女人听一听男人的看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多数男人喜欢女人身上的某种特质,或者不喜欢某种类型的女人,我想其中必有一些道理。 历来男性对女性是有相反的评价的。在各民族的神话、宗教传说、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既是被讴歌的对象,是美、爱情、丰饶的象征,也是被诅咒的对象,是诱惑、罪恶、堕落的象征。女人有时候被神化,有时候又被妖化,总之有蔑视和崇拜这样两个极端。 蔑视女性的人认为,女人是灾祸。大家知道,在荷马史诗中,在希腊神话中,描写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就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海伦私奔了,为了争夺这个美女,打得不可开交。希腊神话里还说,宙斯把女人潘多拉赐给男人,是为了惩罚男人,为了把灾祸降到男人头上。希腊神话有一个英雄叫伊阿宋,他曾经表示,最好人类有别的方法生孩子,这样男人就不需要女人了,就可以摆脱女人了。有一个叫希波纳克斯的古希腊诗人,他留下了一首诗,意思是说,女人只能带给男人两天快活,“第一天是娶她时,第二天是葬她时。”我们的老祖宗也把女人说成祸水,许多朝代之所以亡国,似乎都是女人造成的,比如殷纣王、唐明皇。在后来的历史时代中,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女性蔑视者,包括在哲学家里,比如叔本华、尼采。尼采有一句著名的话:“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着鞭子。”不过事实上尼采对女性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男人是女性的崇拜者,比如德国的歌德、我们中国的老子。其实,在许多诗歌中,女人是歌颂的主要对象。我承认我是崇拜女性的,我眼中的女性是非常美好的。我看两性之间关系的立足点是:承认两性之间的差异,认为两性的差异是互补的,在这个前提下,强调女性特质在现代更有价值。

二、两性互补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

对两性差异的认识,我最反对两种偏见。第一种偏见是,主张男女社会平等,这本来是对的,但走过头了,得出了抹杀男女之间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的结论。西方早期的女权主义者,还有现在的极端女权主义者,他们就是这样的,往往强调男女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不同。在我们中国,这种看法也曾经占上风。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如果这句话指的是社会地位平等,当然没有错,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往往要求男女在工作种类和强度上都一样,男人能够干的,女人也能够干。我记得以前农村里常常组织“铁姑娘队”,女孩子争挑和男人一样的重担,这是违背女性体质特点
的。还有在服装上也要一致,城市里女人不准抹口红穿高跟鞋,更不用说穿现在流行的吊带衫迷你裙了,女人必须打扮得跟男人一样,性感、性特征成了不道德的、可耻的东西。 我曾经说过,在“女人”身上只见“女”,把她们看作性的载体,不见“人”,否认她们具有平等的人格,这当然是男权主义的偏见。可是,由此产生逆反,在女人身上只见“人”,不见“女”,否认女性作为性别的存在和价值,实质上也是男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应该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和性别存在的统一。 另一种偏见是承认两性差异,但非要彼此争个高低不可。我特别反感男人和女人互相攻击,男人说你们女人怎么不行,女人说你们男人怎么不好。德国有一个女精神分析学家叫莎乐美,她是尼采的女友,尼采曾经疯狂地爱上了她,她没有接受尼采的求爱。她的确是一个很聪明很有魅力的女子,但是,她有一个说法我很不赞同,她说:精子的形
?99lib.
状是一个箭,卵子的形状是圆圈,这证明了男人是好斗而外向,女人是温和而内向的。她还说:在性生活中,女人的快感弥漫于全身心,是全身心的投入,男人的快感仅仅集中于性器官,这证明女人的整体性能力要高于男人。那么,我就要问她:精子的形状也很像一条轻盈的鱼,卵子的形状也像一只迟钝的水母,这是否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活泼可爱呢?我还要问她:在性生活中,男人射出,女人接受,这是否意味着女人是一个被动的性别呢?当然不能这么说。 这是来自女人方面的说法,有意思的是,在男人方面也有类似的说法。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站在男人立场上做过相反的譬喻,他说:男人几天就产生数亿个精子,女人一个月才产生一个卵子,这说明一个男人应该娶多个妻子,一个女人则应该忠于一个丈夫。对于这种说法,我也可以问他:在一次幸运的性交中,上亿精子里只有一个被卵子接受,其余的全被淘汰,这是否意味着男人在数量上过于泛滥,因此应该由女人加以筛选,淘汰掉大多数男人呢?当然也不能这么说。我想道理很清楚,性生理现象的类比不能成为性别褒贬的论据,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性生理现象来做类比,从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否认两性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异是愚蠢的,争两性的优劣高低则是无聊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两性差异本身当作价值,用它来增进共同的幸福。其实你想一想,两性的差异是大自然的多么奇妙的发明,它给人类带来了多少快乐,当然也带来了许多痛苦,但人类的生活因此才丰富多彩。不管人们怎么争论两性的优劣,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两性就始终在互相吸引和寻找,不可遏止地要结合为一体。 关于这一点,柏拉图的《会饮》中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在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以重归于完整。这当然是一个寓言,我从这个寓言中读出的第一层寓意是:两性特质孤立起来都是缺点,结合起来才成为优点,大自然本来就规定两性之间是要互补的。 当我谈论两性特质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问我,什么是两性特质。的确有人跟我争论过,他们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比如说,你说感性是一种女性特质,理性是一种男性特质,可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感性的女人,也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理性的男人。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所谓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这个区分完全是相对的。生理特质比较好说,因为两性之间生理上的差异十分清楚,是可以做出科学界定的。至于说心理上的差异,性格倾向上的差异,比如说男人刚强,女人柔弱,还有智力品质上的差异,比如说男人长于理性,女人长于感性,如果这些差异存在,与生理上的差异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很难做出科学的论证。不过,我认为,根据经验和观察,根据大多数男女的表现,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这些差异是存在的,还是可以做这种相对的区分的。 其实,柏拉图的寓言也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两性特质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从本原上来说是并存于每个人身上的。这正是我从他的寓言中读出的第二层寓意。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上越是蕴含着异性的特质,在人性上就越是丰富和完整。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那些优秀的男女往往集两性的优点于一身,既有自己性别的鲜明特质,又巧妙地糅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比如说,一个优秀的女子在柔美中有一种内在的刚强,一个优秀的男子在力量中显现一种内在的优雅。如果没有另一方面的特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缺憾,比如说,男人只刚不柔,你会觉得他生硬或粗暴,女人只柔不刚,你会觉得她软弱。 我想强调一点:优秀的男女应该具备另一性别的优点,但是决不可丢掉自己性别的优点。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更喜欢性别特征鲜明的异性,不喜欢性别特征似乎错位的异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假如一个女人只刚不柔,我们会觉得她“爷们气”,一个男人只柔不刚,我们会觉得他“娘们气”,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情况都会让我们反感。又比如说,一个女人直觉迟钝,一个男人逻辑思维混乱,我们都会觉得是智力的缺陷。这说明我们对于两性特质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评价的,我不认为这是偏见,毋宁说这是我们的本能在发言。因此,如果说优秀的男女是雌雄同体的,那么,前提应该是保持本性别的优点,在这个前提下,异性特质才会给你加分而不是减分。

三、女性的美好特质

我说过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是非常欣赏女性身上的优点的。那么,在我看来,女性身上有些什么优点呢?我最欣赏的女性特质是什么呢?柏拉图把人的精神特质分为三个层次,就是智力、意志和情感。按照这个划分,我用三个词概括女性的优点,在智力的品质上是感性,在意志的品质上是弹性,在情感的品质上是人性。有的人会问,你说的这些优点是属于女性的吗,会不会是社会造成的。我不去管这个问题,不去管这些特质是女性的生理特征造成的,还是社会造成的,反正我觉得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比较突出,女性比男性更加具备这些特质,而这些特质的确是优点,在我们的人生中和社会中是起好的作用的。 首先,在智力上,女性长于感性,直觉比较好。许多哲学家都指出过这一点,我们凭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女人在思想方式上偏于形象和具体,不喜欢抽象和逻辑。女人容易受感情支配,往往凭借对人的印象来处理相关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更相信梦,更重视梦,她做了一个梦,就会跟你认真地谈论梦中的情境,就会觉得那里面有什么预兆。女人也比较容易受暗示,受某种气氛的感染,这在气功、摇滚的场合都可以看到。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也许会有相反的评价。有的人正是因为这些现象而看不起女人的,比如叔本华,他就因此讥笑女人是一个永远不成熟的性别,女人的精神发育介于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间。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在人的智力品质中,感性是比理性更根本、更宝贵的,因为感性是基础,基础不好,别的都是空的。一个人有丰富的感性和直觉,逻辑思维差一些,另一个人很会逻辑推理,但直觉差,两个人谁更智慧,我认为答案应该是清楚的。反正我特别喜欢和那种直觉好的女人相处,觉得受益无穷,是莫大的享受。 在历史上,女人的感性对于文化有过重大贡献。在古希腊,神谕都是从女人口中说出的,只有女人才能充当神和人之间的媒介,这是古人相信女人的直觉的确凿证据。许多天才人物,尤其是艺术上的天才,他们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都受过女性的熏陶,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过一个或几个极有灵性的女人,这些女人给了他们很大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他们很可能成不了天才。现代文化有一个危机,叫做本质主义,就是把丰富的现象抽象成了空洞的、其实并不存在的某种本质,现在大家都拼命想摆脱这个危机,我觉得其实女性就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伟大力量,因为她们是最贴近现象的。人类应该不断地回到女性,回到感性,重新校正文化的方向。 其次,在意志的品质上,在性格的一般倾向上,女性偏于柔弱。但是,柔弱不等于软弱。有人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当女人的美眸被泪水蒙住时,看不清楚的是男人。”还有人说:“女人在用软弱武装自己时最强大。”中国的老子也说:“牝常以静胜牡”,“柔弱胜刚强”。意思是说女性因为宁静、柔弱而胜过躁动、刚强的男性。所以,女人实际上是柔中寓刚,具有一种化作温柔的力量,我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女性的这种特质,叫做弹性。女性的这种特质在生物学上是有根据的,我们确实看到,女人的生命力更具韧性,比男人更能适应各种环境包括艰苦的环境,更经得住灾难的打击,女人的平均寿命事实上也高于男性。 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弹性能够发生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女人善于妥协,同时在妥协中巧妙地坚持,善于营造轻松的氛围,并且在轻松中解决争端,这就使得她们很适合于从事外交、公关、媒体等领域的工作。现在的媒体,女记者特别多,好像要比男记者多,我觉得挺正常。 最后,在情感方面,我认为女人更具有人性,比男人更是人。我不是说男人不是人,但是,和女人比较,男人身上人性要弱一些。男人身上也有比女人强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兽性,另一个是神性。人身上有三个东西,就是兽性、人性和神性,兽性和神性在两端,人性处在中间。比较而言,男人执于两端,女人取其中间。在男人身上,一方面,兽性很强烈,比如说,性冲动表现得很直接,并且比较好斗,其实在动物界也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可是,另一方面呢,和女人相比,比较多的男人有所谓的形而上冲动,所谓的终极关切,追求不朽,也就是我说的神性。女人不一样,就兽性而言,她表现得比较温和,动物也是这样,雌兽比雄兽温和。就神性而言,女人不太为所谓终极问题苦恼,她更加关心实际的人生。打一个比方,又可以这样说:在地狱、人间、天国这三样东西中,男人一会儿下地狱,容易悲观,一会儿上天国,容易空想,惟独不肯在人间好好呆着。相反,女人是更属于人间,更属于大地的。男人苦苦地寻求家园,女人不寻求,因为她就是家园。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作家林语堂说过一句非常贴切的话,他说:男人只懂得人生哲学,而女人却懂得人生。 女人的确比男人更懂得人生。在面临人生灾难或者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女人比男人更加理智,也更加沉着。比如说,家里有亲人重病或去世,这时候,慌乱的多半是男人,而女人往往能够迅速地理出头绪,做那些必须做的实际事务。在整个人生态度上,女人也比男人更加正确。男人往往有许多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而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爱和母性是女人的最深刻的本能,许多优秀的女人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可是她们仍然感到,做情人、妻子和母亲给她们带来了最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我认为女人在这一点上真是非常英明,给人类指示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生命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爱和生育永远是人类最重要的事业。 常常听人指责女人爱虚荣。的确,女人爱打扮,喜欢逛商场。天下的丈夫在陪太太逛商场方面多半缺乏耐心,我也是这样,我觉得逛商场是最让人疲劳的一件事。可是,女人逛起商场来从不知疲劳,商场是女人的天堂。法国作家左拉有一部小说叫《妇女乐园》,把这一点写得栩栩如生。不过,我还是赞同英国作家萨斯的意见,他说:男人们多么讨厌太太购买服饰时的长久等待,而女人们多么讨厌丈夫购买名声和荣誉时的无尽等待——这种等待往往耗费了她们的大半生光阴!我认为,女人的虚荣是表面的,男人的虚荣却是实质性的。女人的虚荣往往只是一条裙子,一个发型,一场舞会,她们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并不虚荣,在家庭、儿女、婚丧等大事上抱着相当实际的态度。相反,男人虚荣起来就不得了,他们要征服世界,扬名四海,流芳百世,为此不惜牺牲掉一生的好光阴。当然,男人和女人的虚荣其实是互相刺激起来的,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使得女人不能不注意打扮,女人喜欢成功的男人,使得男不能不建立功业。我觉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有一点虚荣没什么关系,这种互相的刺激可以使生活增添一些内容和色彩。但是,应该适可而止。我曾经写过一句话:为了生存和虚荣,女人们不妨鼓励自己的男人去竞争,但请记取,好女人能刺激起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却还能抚平男人的野心。你可以鼓励自己的男人去打天下,但是,你还应该随时准备把他召回来,让他知道,无论他能否打下天下,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等待他归来,因此他能否打下天下也就完全不重要了。如果你逼他一定要打下天下,把他逼死在疆场上,你的虚荣就太过头了。

四、女性引导人类

女性的生命是更贴近永恒的自然之道的。这个说法不是我发明的,我是从男人中两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那里得出这个说法的。这两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都是谁呢?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老子,在我看来,老子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歌颂女性,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99lib.地根。”“谷”,我们常说“虚怀若谷”,“谷”就是虚空的意思,“神”是神秘的意思,“不死”就是永恒,永远不会死,“玄”是玄妙、奇妙,“牝”是女性,“玄牝之门”就是女性生殖器。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空灵、神秘、永恒,这就是奇妙的女性,女性生殖器是天地的根源。注家一般认为,这句话是用女性来比喻“道”,“道”是老子所认为的世界的永恒本体,世界的神秘本质。因此,在老子看来,女性与道在性质上是最接近的,世界的那个永恒本体是具有女性的性质的。 另一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者是德国的歌德。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一句最著名的歌颂女性的句子,就是:“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走。”意思是说,唯有女性才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永恒的境界。所以你看,中国和德国的两个大哲学家——在我眼里,歌德不但是大诗人,也是大哲学家——都把女性看作永恒的象征。 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认为女性是永恒的象征呢?这么看有什么根据呢?按照我的理解,根据就是女性的生命更贴近自然之道。为什么说女性的生命更贴近自然之道?因为最重要的自然之道就是孕育——怀孕和生育,自然因此而得以永恒,而孕育正是女性所承担的使命。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都孕育于女人的子宫,惟有女人能够经历怀孕、分娩、哺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我自己觉得,身为男人,在这方面存在着先天的缺憾,我们永远无法有孕育的体验。母性是女人最深刻、最伟大的本性,因为孕育,女人用身体感受世界,所以富于感性,也因为孕育,女人与生命有最坚实、最密切的联系,所以富于韧性、包容性、合群性、人性等等,孕育实在是女性身上所有特殊优点的根源。因此,我这样说: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当知谦卑。 现代社会有一种技术化、非人性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哲学家都特别强调女性特质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拯救人类》。女性是永恒的象征,女性特质体现了人类的永恒价值,因而能够帮助我们纠正偏离这些永恒价值的倾向。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女性引导人类,就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请允许我用这句话结束今天的讲座。 第四讲 谈孩子

一、为人父母是人生的宝贵体验

现在有一种家庭叫丁克家庭,就是不要孩子,保持一个两人世界。这好像还比较时髦,据统计,在育龄夫妇中占到百分之十,其中白领居多。当然这也是一种进步,表明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无可非议。他们为什么不要孩子呢?理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有了孩子,就有了许多干扰,对于事业,对于两人的享受,都是干扰,所以生儿育女会丧失自我。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往往是父母为子女做出牺牲,这种传统生活模式应该改变,他们要为自己活,而不是为孩子活。我觉得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他们说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以前中国的父母的确是大半辈子为儿女劳碌。不过,其实有了孩子也可以不这样,人家西方家庭就不是这样。 孩子会不会影响自我价值的实现呢,包括影响事业,影响两人世界的享受?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内,尤其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不了的。照料幼小的孩子是很费神的,你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多了,花在事业上的时间就必然会减少。另外,比如说,你们两口子要出门会朋友,或者泡酒吧,家里有很小的孩子,就会比较麻烦。不过,我觉得这是小事,不必太在乎。孩子与事业是不是不可调和呢?我看未必,有一些大文豪,比如中国的梁启超、郭沫若,外国的托尔斯泰、泰戈尔,他们都是多子女的家庭,还不是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至于说实现自我的价值,我觉得自我价值的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成功或者两个人的享受,还应该包括丰富的人生体验。其中,做父母的体验也是重要的内容。如果你始终没有做父母,你的天性中的父性或母性始终没有机会实现,不能不说也是人生的很大缺憾。 回想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人生中有两段时光是幸福感最强烈的。一段是青春期,就是身体刚开始发育的时候,你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异性世界,男孩子突然发现女孩子那么漂亮,那么可爱,女孩子突然发现男孩子那么帅气,那么深沉,那时候你真觉得世界实在太美好了,人生实在太美好了,你的前面有极其美好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另一段就是初为人父人母的日子,你亲自迎接了新生命的到来。我刚做父亲时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太神奇了,这么一个小生命,和你有着血肉的联系,每天回家都能看见她,她会对着你笑。不过,这种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单凭理解力、想象力是无法领会的,必须靠亲身体验,你如果没有亲自经历过,跟你说什么都白说,你都理解不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我真觉得有没有孩子无所谓,孩子可有可无,各有利弊,没有孩子我还自由呢。其实人都一样,没有孩子时。孩子对于他来说都是抽象的。我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坐他的车,从上车开始,他就没完没了地跟我讲他的孩子,情不自禁地讲,一直讲到我下车。他刚有了一个儿子,才一个月,他那个兴奋呀。他告诉我,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最讨厌的就是听人讲自己的孩子,全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有什么可讲的。可是,孩子生下来后,他的感觉就全变了。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当时真觉得眼前有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形容是一个新大陆。 孩子会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有些什么体验呢?首先是使我们对爱的体验更深刻了。说到爱,好像我们从小就知道爱是什么,我们小时候被父母爱,长大以后,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我们会爱上某个异性,不过,我们最在乎的还是被爱,她爱我多少,我爱她多少,她爱我是不是不如我爱她,等等,会计较这些。所以,我们从小最擅长、最在乎的不是爱,而是被爱。直到做了父母,我们才真正学会爱。 对孩子的爱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其本能,极其强烈,不由自主,不可遏止。当然,对异性的爱有时候也会非常强烈,但总体比较起来,好像还是要弱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过一句话:孩子生了出来,要想不爱他已为时过晚。我说过,对孩子的爱是一种被迫的主动,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这种爱完全是一种本能来说,是被迫的,你要不爱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你又完全是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根本不是为了回报,也的确不求回报,所以说又是主动的。同时,我还说这是一种自私的无私,孩子是你自己的,所以说是自私的,但你可以为他做一切,甚至牺牲你自己的一切,所以说又是无私的。当然,这里面有相当的盲目性,如果陷于盲目,可为孩子牺牲一切,包括你自己,包括天下,这需要我们掌握好分寸,不可太盲目。 我认为,对孩子的爱最鲜明地体现了爱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爱是给予而不是获得,是奉献而不是索取。其实当爱的本质充分显现的时候,当你爱到极点的时候,你会感到给予本身就是获得,受苦本身就是享乐,牺牲本身就是满足。我自己就感到,为孩子累,再累也甘心,也快乐,给孩子换尿布什么的,多脏的事,可就是觉得有意思,愿意去触摸她的小身体。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父母爱儿女远远胜过儿女爱父母,至少在儿女很小的时候是这样。许多大哲学家讨论过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就好比诗人与作品的关系。儿女好像是父母的作品,父母在儿女身上付出了心血,所以有强烈的爱。法国哲学家蒙田说:施惠者对受惠者的爱,远超过受惠者对施惠者。这个意思也和亚里士多德说的差不多,就是作为施惠者的父母在作为受惠者的儿女身上付出了心血,所以蒙田又说:你为之付出最大代价的东西对于你必定是最珍贵的。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说:父母是把儿女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来爱的。儿女的生命本来就是从父母的生命中分出来的,生下来后,父母又在他们身上耗费了许多光阴,实际上是耗费了一部分生命。这些话的意思都差不多,我归纳他们的意思是:爱是伴随着付出的一份关切,我们总是最爱我们为之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对象。当然,我们一旦从对孩子的爱中体验了爱的本质,就不应该把这种体验局限在孩子身上。我曾经听一位朋友讲,她的上司待他们特别严厉,不苟言笑,有了孩子以后,突然变得十分和蔼,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相信,一个人有了孩子,他的人性中那种慈爱、柔软的东西就可能会复苏。 父性和母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没有得到实现,人性就不完整。人有性本能,也就是生殖本能。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性本能表现为快乐本能,就是两性之间的那种关系,从那种关系中得到快乐。有了孩子,性本能中那个更深刻的东西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种族本能,你会发现,原来性本能实质上是种族本能,快乐只是手段,传宗接代、种族延续才是目的,对孩子的爱之所以会这么强烈,父性和母性一旦被唤醒了之所以会这么强烈,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在做父母之前,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潜藏在我们天性中的父性和母性——也就是种族本能——竟有这么大的力量,远比快乐本能大。在种族本能的支配下,亲子之爱往往比性爱稳定,当然也专一得多。有一句俗话: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反正在性爱上,你是可以有许多选择对象的,你的选择也是可以改变的,在亲子之爱上,你没有选择的自由,你多半也不想改变。另外,性爱毕竟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带进社会性的因素,比如财产、前途等考虑,不像对孩子的爱那样是纯粹的本能。尤其是对幼崽,那是最纯粹的自然关系,随着孩子长大,社会性因素的比重就会逐渐增加。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孩子使家更加实在了,两人世界诚然浪漫,但比较轻飘,孩子为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共同抚育孩子的经历又为爱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我相信许多父母都有这个体会,有了孩子,孩子一旦不在身边,离开得久一些,就会觉得空,不知道做什么好了。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孩子是使家成其为家的根据。没有孩子,家至多是一场有点儿过分认真的爱情游戏。有了孩子,家才有了自身的实质和事业。”我还写过:“男人是天地间的流浪汉,他寻找家园,找到了女人。可是,对于家园,女人有更正确的理解。她知道,接纳了一个流浪汉,还远远不等于建立了一个家园。于是她着手编筑一只摇篮,——摇篮才是家园的起点和核心。在摇篮四周,和摇篮里的婴儿一起,真正的家园生长起来了。”这些都是我的真切感受。 孩子带给我们的体验,还有一点是使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更深刻了。当然,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生命,但是,随着我们长大,到这个功利世界里去奋斗,我们对生命的感觉就越来越迟钝,越来越麻木了。孩子的出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面对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看着他长大,看着生命的奇迹在眼前一点点地展现,我们就有可能复苏对生命的敏锐感觉。 我曾经写过一段话,表达孩子让我感受到的生命的神秘: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考神秘,但神秘始终在我之外,不可捉摸。 “自从妈妈怀了你,像完成一个庄严的使命,耐心地孕育着你,肚子一天天骄傲地膨大,我觉得神秘就在我的眼前。 “你诞生了,世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一个有你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觉得我已经置身于神秘之中……” 孕育和诞生是人所能够亲历的最神秘的事。我常常感到不可思议,新生命的诞生与那个渺小的原因,也就是做了一场爱究竟九九藏书有什么联系,两者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不,新生命的诞生必定另有来源。其实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泰戈尔在做了父亲以后,为孩子写了许多诗,写他面对孩子时的神秘之感。其中有一句这样写:“当我凝视你的脸蛋时,神秘之感淹没了我;你这属于一切人的,竟成了我的。”纪伯伦也写过:“孩子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是的,父母只是新生命诞生的一个工具,而不是来源,生命一定有着神圣的来源。每当我看着婴儿的纯净得出奇的眼睛,我真的感到孩子是从天国来的,是从一个永恒的地方来的,所以我说孩子是来自永恒的使者。 养育小生命是人生中的一段神圣时光,每天都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就是人不能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三岁以前自己是什么样子,就全忘记了。现在,有了孩子,就得到了一个弥补,你仿佛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从出生开始的生长的全过程。小生命的生长真的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你看见她能认出你来了,看见她会对你笑了,看见她咿呀学语了,看见她会喊你爸爸、喊你妈妈了,在所有这些时候,你都会惊喜,这种快乐是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代替的。关于这种体验,我曾经写道:“养育小生命或许是世上最妙不可言的一种体验了。小的就是好的,小生命的一颦一笑都那么可爱,交流和成长的每一个新征兆都叫人那样惊喜不已。一个人无论见过多大世面,从事多大事业,在初当父母的日子里,都不能不感到自己面前突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小生命丰富了大心胸。生命是一个奇迹,可是,倘若不是养育过小生命,对此怎能有真切的领悟呢?”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与人生、与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了。因为孩子的存在,你会更加热爱人生、眷恋人生,你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一些,有更多的日子和孩子做伴。因为孩子的存在,你也会更加关心这个世界了,因为世界就是你的孩子的住宅,你希望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你确实感到世界与你更加息息相关了。

二、父母与孩子的正确关系

父母与孩子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想首先强调一点,就是父母应该向孩子学习。有一种特别普遍的错误观念,就是认为孩子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向大人学,大人是孩子的天然的老师,与此同时呢,又认为大人无须向孩子学任何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极大的迷误,抱这种看法的大人是最愚蠢的大人。你这样看问题,你一定会错过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 在智力方面,和孩子相比,大人占优势的是什么?是经验和知识,他比孩子有经验,他的知识比孩子多。但是,我认为,在智力的品质中,最重要的不是经验、知识,而是好奇心、感受性和想象力,而在这些藏书网方面,孩子远远优于大人。孩子不受习惯、传统观念、成见的支配,因为他头脑里还没有这些东西,他完全是用自己的真实的感官去感知世界,用好像是一片空白、其实还没有受到污染的大脑去想事情,他看世界的眼光是全新的。人长大以后,感官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磨损,头脑里也会积累起许多成见。所以,大人要善于体会孩子看世界的眼光,注意听他们说的那些话,学习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这样你就能更新自己对世界的感觉,重新发现作为一个大人早已遗忘了的、靠自己也不能再发现的世界中的那些美和有趣。你就会发现世界非常美好,不像光用大人的眼光看,只看到一个功利的世界,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干什么事,明天干什么事,甚为无趣。其实世界本来不是这样的,用孩子的眼光看,也就是用生命本来的眼光看,世界是很美好的。 我可以举我的女儿的例子,她现在六岁,从她开始说话,我就喜欢把她说的有意思的话记下来,她对这也习惯了,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夸奖她,她就会说爸爸你快记下来。所以我说我是我的女儿的秘书,在给她当秘书的过程中,我真感到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智力的表现很不一样。她三岁半的时候,很有想象力,有许多灵感,语言也很美,是一个诗人。比如说,有一回,屋外刮大风,听上去像尖叫声,我说:“真可怕。”她马上说:“像有人掐它似的。”还有一回,到十三陵郊游,她特别高兴,举着自己采的蒲公英,说:“我的手是花瓶。”又对她妈妈说:“妈妈,我是谱子,你来唱我吧。”到了五岁,好奇心更突出了,成了一个哲学家。一次她玩电子琴,用按钮调节,电子琴会发出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萨克斯管、手风琴、钢琴等等,她突然问:电子琴本来的声音是什么呢?这是追问本体,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 不但在智力品质上,而且在心灵品质上,大人也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大人往往世故,功利,做事情从利益出发,相反,孩子是有真性情的,做事情都是从兴趣出发。泰戈尔有一首诗,写他看见孩子坐在泥土里玩树枝,就联想到自己整天忙于写作,用孩子的眼光看,自己是在玩多么无趣的游戏。这也是我常有的感受,虽然我喜欢写作,但许多时候已经不是真正出于兴趣,而是出于职业性习惯,有时候是应付约稿或受人之托。我深切感到,应该向孩子学习,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任何时候不要为了利益而委屈自己。 和孩子的正确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要和孩子平等相处。我觉得一个人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这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一个文明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对孩子也是这样,要尊重孩子。你要知道,孩子也是一个灵魂啊,就像纪伯伦说的,孩子只是借你们而来,并不属于你们。你们只是一个载体,大自然把你们用作工具把孩子生了出来,你们只是生了他的身体,灵魂不是你们生的,形象地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附着在了这个身体上。随着他的生长,他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一个独立的人格。所以,纪伯伦接着说,你们可以给他们爱,不可以给他们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在我看来,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你当作他的朋友,这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大的成功。朋友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有事情互相商量,不是谁说了算。一个家庭里,夫妇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平等讨论和交流的氛围,这非常重要,也非常美好,大家都心情舒畅。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会养成自信、自尊、独立精神等品质,也会养成尊重和信任他人、讲道理、合作精神等品质。我在家里就是这样,凡是孩子自己的事,就和她商量,决定权在她,不过要让她知道,第一要讲道理,不能不讲道理乱来,第二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错了就改正,不能怪别人。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比如说她写日记,她不想让你看,你就不要看,包括不能偷看。尤其孩子大了,慢慢地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秘密,那是她心灵生长的空间,你不可擅自闯入。许多家长有偷看孩子日记的恶习,自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实际上是极不礼貌、极不尊重孩子的行为,往往给孩子的心灵带来创伤,孩子会因此而不信任你、防备你、甚至恨你。 做父母的最大成功是成为孩子的朋友,最大失败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成为孩子的对手和敌人,被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孩子视为上司或奴仆。成为孩子的对手和敌人,互相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这当然也不好,但是,有时候这会产生某种好的结果,就是刺激孩子的独立成长。相反,被孩子看作上司或奴仆,这种状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在中国的家庭里,这种状态偏偏是最常见的。许多家长实际上既是孩子的上司,又是孩子的奴仆,是这种最可悲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溺爱孩子,把孩子当宠物,甘于为孩子当牛做马。另一方面又对孩子寄予厚望,已经不是望子成龙了,是逼子成龙,逼着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逼着孩子拿好成绩考好学校。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现在的教育体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正是通过这些糊涂家长,他们的子女才成了今天教育体制的最严重受害者。溺爱是一种动物性,那是最容易的,难的是赋予亲子之爱以精神性的品格。溺爱的结果是使孩子失去能力,功利性寄予厚望的结果是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两者合起来,宠物变成了外强中干的小皇帝。

三、如何教育孩子

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提示一下,不展开来讲了。 在教育学上,对于儿童教育,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把孩子看作尚未长大的成人,儿童教育的全部目标是为将来做准备,让孩子掌握知识,将来可以谋一个好职业,学习规范,将来能够适应社会。另一种认为孩子就是孩子,儿童期本身具有价值,教育的目标是实现这种价值,使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身心健康地生长,以此为一生的幸福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两种观点都承认儿童期对于一生是很重要的,分歧在于前一种观点只用单一的社会尺度衡量教育,后一种更重视人生尺度,着眼于整个人生包括儿童期本身的幸福和生活意义。我本人认为,后一种观点是对的,有利于孩子人格的健全生长,而在事实上,即使用社会尺度衡量,人格健全的人也一定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做出成就。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教育完全受前一种观点的支配,从学校到家长基本都如此,当然,原因在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急功近利特征和应试机制。由此造成中国孩子的问题,第一是不幸福,第二是智力朝实用方向片面发展,智力的根本要素比如好奇心、创造力等受压抑,第三是缺乏独立性。 先说第一点。幸福本来应该是教育是否成功的第一标准,快乐的孩子自信,对生活有信心,人格健全,这些品质是一生幸福的基础。相反,如果在儿童期不幸福,后患无穷,一生的幸福都会发生问题。可是,看看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在为将来的高考做准备,背着沉重的书包,每天要做大量作业,还要学各种班,完全没有玩的时间。现在很多人在问,是谁夺走了孩子们的幸福,我看很清楚,就是这个教育体制。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教育体制下,做家长的未必是无能为力的,关键是你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说与这个体制抗争吧,你至少可以尽量保护你的孩子,减少这个体制对你的孩子的危害。同一个体制,不同的家长,孩子的命运有很大的差异。我不是为这个体制辩护,这个体制当然一定要改。反正我不让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并且引导她不把考试成绩看得太重要,始终把她的愉快放在第一位。我经常和她一起玩,我相信好的父母一定是孩子的好玩伴。对于孩子的将来,要有平常心,身心健康和平安是最重要的,至于将来做什么,有没有成就,完全不必操心,一切顺其自然。 其次,在智力发展上,智力的根本要素不是知识、技能,而是心智的活泼和敏锐,表现为好奇心、求知欲、兴趣等等,这些品质是主动学习的强大动力,使学习成为最大的快乐。其实,这些品质是天生的,每个孩子都有这些天赋,重要的是做老师和家长的要善于发现、鼓励、引导,为它们的生长提供良好环境,至少不要损害、扼杀它们。从我的孩子认字的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一开始,她妈妈每天晚上拿着书给她念一篇故事,有一回她指着书好奇地问:“这上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后来,她通过认马路上的招牌、电视上的字幕认识一些字了,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她拿着妈妈昨天晚上念的那一篇故事,自己在那里念。其实她还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这成了她的习惯,她认识的字就越来越多了。直到有一天,她对妈妈说:“你不要再给我读了,这样我自己读的时候就觉得没意思了。”原来,像《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骑鹅旅行记》一类的书,她自己基本上都能读了,而当时她还没有上小学。这说明什么?说明学习是一个主动行为,许多东西不是教出来的,是自己学会的,教育不是把知识灌输进一个空容器,而是既有禀赋的生长。可是,我们的教育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把最不重要的事就是知识的灌输看得无比重要,对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藏书网护好奇心和求知欲则完全不放在眼里,更不放在心上,这是非常可悲的。 最后,中国的孩子大约是世界上最没有独立性的孩子,大小事都依赖父母。当然,这肯定不是天生如此,而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中国的父母往往恨不能把孩子的一生都安排好,不管有没有条件,都要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所谓“最好”,无非是上名校啊,送出国啊99lib.,可是一出国就露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这种做法貌似深谋远虑,实则目光极其短浅。我认为,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正确的教育,就是使孩子具备真实的能力和健康的生活态度,将来既能够自己去争取幸福,又能够承受人生必然会有的磨难和痛苦,这样做才是真正深谋远虑,才是真正爱孩子,才是对他的一生负责。 (以上四次讲座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妇女节特别节目,2004年12月录制,2005年3月播出,内容做了增补和修改)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