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藏书
我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傍晚。您和茜藏书网贝尔女士在一起。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你们是去吃晚饭吗？”
“是的。”
“你们俩很般配！”她说，就像那些喜欢看见年轻人幸福的快乐老人那样。
我没问她是怎么认识茜贝尔的。我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拿出包时，我感到了一种羞愧和慌乱。“我想把这个退掉。”“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东西。我给您换这副时尚的手套，或者这个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帽子。茜贝尔女士不喜欢这个包吗？”
我羞愧地说：“不用换了，我们想退钱。”
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惊讶，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为什么？”她问道。
我轻声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是假的。”
“什么！”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她严肃地说道。“您想马上要回您的钱吗？”
“是的！”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的真主，我想，我为什么没想到把包扔进垃圾桶，然后告诉茜贝尔我把钱要回来了！我努力笑着说道：“这件事和您，或者和谢娜伊女士没任何关系！无论欧洲流行什么，我们土耳其人都可以马上把它们仿造出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包只要派上用场，和一个女人的手般配就足够了。它的牌子、谁造的、是不是真货不重要。”但她也像我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
她严肃地说：“不，我要把钱退给您。”我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低下头不说话了。
尽管羞愧难当，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怪异，因为芙颂没能做她该做的事情。芙颂像看着一个里面装着魔鬼、有魔力的东西那样看着钱柜，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它。看见她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六神无主地向她走近了两步。
她开始慢慢地哭起来。我始终都没能完全明白，怎么会那样的，我搂住了她。她则把头靠在了我的胸上继续哭。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芙颂。”我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头发和额头。“请你把它忘了。不就是一个假包嘛。”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叹了一口气，抽泣了一两声，然后又接着哭起来。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也许是因为要对自己隐藏每次触摸到她时内心里升腾起来的欲望，内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其实我们俩原本就很亲近的错觉。让她高兴起来很难，她是我可爱、忧伤和漂亮的妹妹！有那么一刻，也许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远房亲戚的缘故，我觉得她那长长的胳膊和双腿，纤细的骨架和脆弱的肩膀跟我的很相似。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再年轻十二岁，那么我的身材也会是这样的。我抚摸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说：“没什么可伤心的。”9９ｌｉｂ?
她解释道：“我没法打开钱柜把钱给您。因为谢娜伊女士中午回家时把钱柜锁上了，钥匙她也带走了。这让我很伤心。”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重又哭起来。我小心、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抽泣地说道：“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认识人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钱。”
我傻乎乎、没心没肺地说：“人也可以为了钱而工作的。”“是的，”她说，像个悲伤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个星期前我刚满十八岁，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对身体里膨胀起来的性欲感到了恐惧，我放下了摸着她头发的手。她也立刻感觉到了这点，振作了起来。我们离开了彼此。
她揉着眼睛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了。”
我说：“好的。我发誓，芙颂，我们是密友。”
看见她笑了，于是我说：“我把包留下，钱以后再来拿。”
她说：“如果您愿意就把包留在这里，但您别过来拿钱。谢娜伊女士会坚持说‘这不是假货’，那会让您难过的。”
“那么我们就换点别的东西吧。”
她用一个高傲、敏感女孩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说：“没关系，一点不重要。”
她态度坚决地说：“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谢娜伊女士回到店里，我会问她要钱的。”
我说：“我不想让那个女人让你更伤心。”
“不会的，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笑着说，“我对她说，茜贝尔女士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包，所以你们来退货。可以吗？”
我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这么跟谢娜伊女士说。”
芙颂坚决地说：“不，您什么也别对她说。因为她马上会来套您的话。您也别再来了。我会把钱交给维吉黑姨妈的。”
“千万别让我母亲插手这件事，她是个很好奇的人。”
“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呆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推我走入的，以及母亲无声地用半责备、半忧伤的眼神暗示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看见我中午回家，母亲既高兴又惊讶。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告诉她水壶是突发奇想买来的，随后我接着说道：“把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钥匙给我。有时办公室里人太多，我没法干活。让我去看看那里是否合适。年轻时我关在那里学得很好。”
“那里满是灰尘。”尽管母亲那么说，但还是马上从卧室里拿来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的楼门和单元房的钥匙。给我钥匙前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屈塔希亚的红花瓶吗？我在家里没找到，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把它放到那里去了。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你们的爸爸已经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你们享受，让你们幸福。和茜贝尔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春天的乐趣。”把钥匙放到我手上时，她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心点。”在我们儿时，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暗示一种来自于生活、比托付钥匙更深、更不明确的危险。九九藏书
7、迈哈迈特公寓楼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买下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套房子的，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了有个放松脑子的去处，但没过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变成了一个储藏室，她把一些认为过时的旧物件或是买来不久就厌烦的东西放去那里。儿时，我很喜欢那个后花园，花园里长着巨大的柏树和栗子树，孩子们在里面踢足球。我觉得楼名很有趣，母亲喜欢讲楼名的故事，而我也百听不厌。
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这么做是适宜的，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名字和号码是不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给楼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名字。然而我母亲说，把楼房命名为“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实一生都在践踏这些道德价值。她说，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因为良心发现让人盖了迈哈迈特公寓楼。老头的两个儿子，（他们其中一个的女儿曾是我的小学同学），明白父亲要把楼卖掉并把全部所得分发给穷人后，就用医生出具的报告证明他们的父亲傻了。哥俩把老头扔进了救济院，随后扣押了房子。但他们并没有更换那个儿时我觉得奇怪的楼名。99lib?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等了芙颂，但她没来。我的心碎了，脑子乱了。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接下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里，九九藏书仿佛是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但是芙颂仍然没有来。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在那些被我母亲放下并遗忘的旧花瓶、衣裙、满是灰尘的旧家具中，许多儿时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在翻看父亲拍的那些老照片时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这种力量仿佛在平息我的不安。
第二天，我在贝伊奥鲁的哈基·阿里夫饭店，请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销售商（同时是我服兵役时的朋友）阿卜杜勒凯利姆吃了午饭，吃饭时，我羞愧地想起，为了等芙颂我已经连着两天去了那套房子。我决定忘记芙颂、那个假名牌包和所有的一切。然而二十分钟后我再次看了看手表，我幻想着，也许芙颂那个时刻为了退还包钱正在往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我对阿卜杜勒凯利姆编了一个谎话，匆忙结束午餐，一路向迈哈迈特公寓楼跑去。
进楼后二十分钟，芙颂敲响了房门。也就是说敲门的人一定是芙颂。走向房门时，我想起昨夜梦见自己给她开门了。
她拿着一把伞，头发是湿的。她穿着一条黄色圆点的裙子。
“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快进来。”
她说：“我就不打扰您了。我把钱给您就走。”她手上拿着一个写有“优异成绩补习学校”字样的旧信封，但我没接。我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拉进门，然后关上了房门。
“雨下得很大。”我随口说道，其实我并没有发现下雨了，“你先坐一会儿，别出去淋雨。我在烧茶，喝了茶你就暖和了。”我走进了厨房。
回到房间时，我看见芙颂正在看我母亲的那些旧家具、古董、摆件、钟表、帽盒和别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了让她放松，我边开玩笑边告诉她，母亲的这些东西，有些是从帕夏们的老宅邸、被火烧毁一半的海边别墅，甚至是人去室空的伊斯兰苦行僧人的寺院里淘来的，有些则是从尼相塔什和贝伊奥鲁最时尚的店家、古玩店和去欧洲旅行时在各种商店里因一时兴起买来，用过一段时间后被遗弃在这里的。我边说，边打开了那些满是樟脑球和灰尘味道的柜子，给她看了里面的一团团布料、儿时我俩都骑过的三轮自行车（我母亲经常把我们用过的一些东西送给穷亲戚们）、一个便壶、一些放在盒子里的帽子，还有我母亲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在那里？”的那个屈塔希亚红花瓶。
一个水晶糖罐，让我们想起了从前过节时吃的一些东西。儿时，节日的上午，当芙颂和她的父母来做客时，我们就会用这个水晶糖罐里的冰糖、杏仁糖、杏仁蛋白软糖、椰子糖和土耳其软糖来招待他们。
“有一年过宰牲节，我和您一起上了街，然后还坐车在外面转了一圈。”芙颂两眼发光地说道。
我想起了那次出游。我说：“那时你还是个小孩。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年轻姑娘。”
“谢谢。我要走了。”
“你还没喝茶呢。再说雨也没停。”我把她拽到阳台的门前，微微掀开了一些窗纱。
就像那些到了一个新地方的孩子，或者是因为还没经受过任何生活的磨难，因此仍然可以对所有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的一切。有那么一刻，我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后脑勺、脖颈、让她的脸颊变得无比迷人的皮肤、皮肤上那些远处无法发现的小雀斑。（母亲脸上的这个地方不也长着一颗大肉痣吗？）我的手，就像是别人的手一样，不由自主地伸过去抓住了夹在她头发上发卡。发卡上有四朵马鞭草花。
“你的头发很湿。”
“我在店里哭的事您跟别人说过吗？”
“没有。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
“我想了你很久。你漂亮、与众不同。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那时你是个可爱、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出落得如此漂亮。”
她很有分寸地笑了笑，还疑惑地皱了一下眉头，就像那些对恭维习以为常的漂亮、有教养的女孩那样。一阵沉默。她后退了一步。
“谢娜伊女士说什么了吗？”我马上换了话题。“她承认那个包是假的了吗？”
“她生气了。但当她明白您要退包后也就不吱声了，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她也要我忘掉这件事。我想她知道那包是假的。她不知道我来这里。我告诉她中午您已经把钱拿走了。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没喝茶不能走！”
我去厨房端来了茶。我怀着一种既仰慕又羞愧、既怜爱又高兴的情感，看着她轻轻吹茶水，然后一口一口小心、着急喝茶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我凑过头去，见她没有退缩便在她的唇边吻了一下。她满脸通红。因为手上拿着热茶杯，她没能对我的这个举动作出反应。她对我生气了，同时她的脑子也乱了，这点我也感觉到了。
她.99lib.骄傲地说：“我很喜欢接吻。但是现在，和您当然是不行的。”
“你接过很多吻吗？”我笨拙地说道，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我当然接吻过。但不多。”
她用一种让我感觉其实男人全都是一路货色的眼神，朝房间、家具、我不怀好意打开了一半的那张铺着蓝色床单的床上看了最后一眼。我知道她在评估情势，但我想不出任何继续游戏的办法，也许是因为羞愧。
刚才，我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为游客生产的土耳其毡帽，为了显得可爱，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她把那个装满钱的信封放到了毡帽边上。尽管她知道我看见了，但仍然说道：“我把信封放那儿了。”
“没喝完茶你不能走。”
她说：“我要迟到了。”但她并没有走。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起了亲戚、我们的儿时和一些我们共同的记忆。尽管她的母亲对我母亲非常敬重，但其实她们都怕我母亲，然而在她儿时，我母亲比任何人都关心她。当她和母亲来我们家做裁缝时，母亲拿出我们的玩具给她玩，比如说芙颂喜欢，但又怕弄坏的上发条的小狗和小鸡。直到她去参加选美比赛，每逢她的生日，母亲都会让司机切廷给她送礼物，比如那个她仍然珍藏着的万花筒……如果母亲要送她裙子，一般都会买大几号的。因此，她有一条过了一年才能穿的苏格兰裙子，裙子上有个巨大的别针。她非常喜欢那条裙子，后来尽管过时了，她仍然拿它当超短裙来穿。我说，有一次我在尼相塔什看见她时，她正穿着那条裙子。因为话题涉及她纤细的腰肢和漂亮的双腿，我们立刻换了一个话题。我们说起了脑子有点问题的苏雷亚舅舅，每次从德国回来他都会兴师动众地拜访家族里的每户人家，那些原本少有往来的人家也因此重新有了彼此的消息。
芙颂激动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出去玩的那个宰牲节的早上，苏雷亚舅舅就在我们家。”说完她快速穿上雨衣，开始找她的雨伞。她是找不到的，因为刚才进厨房时，我把她的雨伞扔进了门口那个带镜子的柜子里。
“你不记得把伞放在哪里了吗？”我一边帮她找，一边问道。
“刚才我就放在这里的。”她指着带镜子的柜子说。
在我们满屋子找伞时，我问了她一个娱乐杂志上最常出现的问题，那就是空闲时干什么。她说，去年因为没达到报考专业的分数线，她没能考上大学。现在除了去香舍丽榭精品店，剩下的时间就去优异成绩补习学校上课。因为一个半月之后就要高考了，所以她很用功。
“你想上哪个专业？”
她有点害羞地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想进艺术学院，日后当演员。”
我说：“上补习学校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只知道挣钱。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特别是数学，你可以来这里问我。我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教会你的。”
“你也教别的姑娘数学吗？”她皱着眉头用一种嘲讽的语气问道。
“没有别的姑娘。”
“茜贝尔女士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女人。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一个半月后订婚。这把伞可以吗？”
我给她看了一把母亲在纳爱斯店里买来的夏季阳伞。她说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拿着那把伞回到店里去的。再说她想马上离开这里，至于是否可以找到她的伞已经不很重要了。“雨停了。”她高兴地说道。走到门口时，我恐慌地感到自己将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说：“请你下次再来，我们只喝茶。”
“您别生气，凯末尔哥哥，但我不想再来了。您也知道我是不会来的。别担心，您吻我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伞怎么办？”
“伞是谢娜伊女士的，但没关系。”临走前，她用一个略带感情、快速的动作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8、第一个土耳其果味汽水品牌
我在这里展出土耳其第一个果味汽水品牌梅尔泰姆在报上登的公告，广告片，草莓、桃子、橙子和樱桃味的样品，它们让我想起那些日子里幸福、快乐和轻松的氛围以及我们乐观的心态。那天晚上，为了庆祝梅尔泰姆汽水的诞生，扎伊姆要在阿亚斯帕夏的那套带风景的房子里举办一个大聚会。我们那帮朋友又将欢聚一堂了。茜贝尔很满意我和一帮富有、年轻的朋友交往，她也喜欢乘游艇游海峡、参加生日聚会、半夜一帮人离开俱乐部后开着车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道上转悠。她喜欢我的大部分朋友，但惟独不喜欢扎伊姆。她说，扎伊姆是一个过分喜欢炫耀、过分风流和“庸俗”的人，她还觉得他的一些行为很“低俗”，比如在他举办的聚会上为了所谓的“惊喜”叫人来跳肚皮舞，用印有花花公子图案的打火机给姑娘们点烟。至于扎伊姆跟那些他绝不会和她们结婚的演员、模特儿（那时在土耳其新出现的一种令人怀疑的职业）玩的婚前上床游戏，则更让茜贝尔觉得厌恶，她认为，他和那些正经姑娘建立的那种根本不会有结果的关系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当我打电话告诉她，晚上我不去参加聚会、有点不舒服时，茜贝尔却对此表示了失望，这让我很惊讶。九九藏书99lib.藏书网 茜贝尔说：“听说那个为梅尔泰姆汽水拍广告、上了报纸的德国模特儿也会去！” “你不是总说扎伊姆会把我带坏吗……” “如果你连扎伊姆的聚会都不能去，那么你是真的病了，这倒让我担心了。要我去看看你吗？” “不用了。我母亲和法特玛女士在照顾我。明天就好了。” 我和衣躺在床上想了想芙颂，我决定忘记她，永远不再见她。 9、F 第二天，1975年5月3日下午2点半，芙颂来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走到最后”的方式和我做了爱。那天我并没有带着和她见面的幻想去那里。多年以后，当我把自己经历.99lib.的一切写成故事时，我也想过前面的那句话不可能是对的，但那天我真的没想到芙颂会来……我想到的是芙颂前一天说的那些话、儿时的玩具、我母亲的古董、旧的钟表、三轮自行车、昏暗的房间里那奇怪的光线、灰尘和旧物的气味以及看着后花园一个人独自待着……一定是它们把我再次吸引过去的。另外我还想去回味一下前一天我们的见面，洗掉芙颂用过的茶杯，收拾我母亲的东西并忘记我的羞耻……收拾东西时，我找到了父亲在后屋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见床、窗户和后花园。看着照片，我发现这个房间多年来一直没变……我记得听见敲门声时，我想那一定是我母亲。 芙颂说：“我来拿雨伞。” 她站在门口，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你进来啊。”我说。她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觉得站在门口不礼貌，她走了进来。我关上了门。她带着这条让她的腰显得更加纤细的白色皮带，穿着这条非常适合她的深粉色、白纽扣的连衣裙。十几岁时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在我觉得漂亮和神秘的女孩面前，只有在自己真诚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安宁。我以为三十岁的自己已经摆脱了这种真诚和单纯，但我错了。 我马上说：“你的伞在这里。”我探身到镜柜的后面，从里面拿出了伞。我甚至没问自己之前为什么不把它从那里拿出来。 “怎么会掉进这里的？” “其实不是它自己掉进去的。昨天为了不让你马上走，我把它藏起来了。” 刹那间，她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皱眉头。我拉着她的手，用煮茶的借口把她拽进了厨房。昏暗的厨房里满是灰尘的味道。在那里，一切发展得很迅速，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接吻。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长久而贪婪地吻着对方。她闭着藏书网双眼，用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她是那样的投入，以至于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到最后”地做爱。 但她是一个处女，这是不可能的。接吻时，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芙颂已经作出了她人生中这个重大的决定，她是来这里和我“走到最后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在外国电影里发生。在这里，一个女孩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奇怪。也许，她本来就不是处女…… 我们拥吻着走出厨房，坐到了床边。没有太多的扭捏，但也没有四目相视，我们脱掉了大部分衣服钻进了毛毯。毛毯不但太厚，还像儿时那样扎痛了我。过了一会儿，我掀掉毯子，露出了半裸的我们。我俩满身是汗，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们轻松了许多。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一缕橘黄色的阳光，让她那满是汗水的身体显现出一种迷人的古铜色。就像我看着她的身体一样，现在芙颂也可以看着我的身体了，她镇定、不过分好奇，甚至带着欲望和一种模糊的怜爱，静静地看着我身体上那因膨胀而变得明显的不知羞耻的部位，这让我嫉妒地觉得，之前她在别的床上、长沙发上，或是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我俩都放任自己沉浸在这种享乐和欲望游戏的自我发展的音乐里，就像在每个合理的爱情故事里我认为都会发生的那样。但是，过了一会儿，从我们直视对方的慌乱眼神里暴露出，我们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很难。芙颂取下那对耳坠，仔细地把它们放到了边上的茶几上。我在这里展出其中的一个耳坠，作为我们博物馆的第一个物件。就像一个深度近视的姑娘下海前摘下眼镜一样，她放耳坠的那种神情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第一次“走到最后”。那些年，年轻人喜欢佩戴刻有他们名字头一个字母的手链、项链和手镯，我根本没去注意那对耳坠。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后，芙颂又用一种同样的坚定脱掉了她的小内裤，这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她将和我真正地做爱。我记得，那时一些不想走到最后的姑娘会像穿着比基尼的下半部分那样留着内裤。 我亲吻了她带着杏仁味的肩膀，用舌头舔了她那天鹅绒般细滑、汗津津的脖子，看见她的乳房在日光浴季节还未开始前，就变成了一种比健康的地中海肤色浅一号的蜜色，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让学生们读这本小说的高中老师，如果有顾虑可以建议学生们跳过这一页。参观博物馆的人，请去看那些物件，想着我做的事情，首先是为了用忧伤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的芙颂，然后是为了我们俩，很小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的乐趣就行了。仿佛我俩都在努力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克服一个人生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因此，在我困难地进入她的身体，在甜言蜜语之间不断问她“亲爱的，你疼吗？”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却不作任何回答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在离她最近的那点上，就像是我自己的疼痛那样，感到她整个身体都在轻轻地颤抖。（请你们想一下向日葵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微微颤抖的样子。） 她逃避我的目光，不时用一种医生的专注看着她自己的下身，我从她的眼神里明白，她在倾听自己的声音，她要独自一人体验一生中这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的经历。为了结束我正在做的事情，为了能够从这艰难的旅途中轻松地走出来，我也应该自私地想想
99lib.者将要看到的这些演员照片，是多年后我从赫夫泽先生那里拿来的，我是在和那些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不幸收藏家们交朋友时认识他的，这些人住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冻得瑟瑟发抖。更有甚者，多年后我和照片上的一些男演员，比如艾克雷姆·居奇鲁（饰演先知易卜拉欣的演员），在影视界人士出入的酒吧里交上了朋友。我的故事，就像我展出的这些东西一样，将经过所有的这些时期。就从那天起，我明白，因为那些旧物以及和芙颂接吻的幸福，我因此感到无比生动、充满魔力的这个房间将在我一生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我的故事经过的那些年里，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而故事，对于接吻来说只是一个借口。我感觉，芙颂和我接吻时也在模仿她从电影里看来的那些接吻。
现在，我想说一点有关我和芙颂接吻的事情。一方面我想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故事中关于性和欲望的严肃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它们会被人认为轻浮和庸俗。我认为芙颂嘴里那细白砂糖的味道来自于她嚼的藏宝口香糖。我和芙颂的接吻，已不像我们头几次约会时那样，仅仅是为了检验我们彼此，表达我们对彼此的吸引所做的一种挑逗行为，而是为了我们的乐趣而做的一件事，在不断的接吻中，我们还都惊讶地发现了接吻是怎样的一件事。我们第一次发现，在每次长久的接吻中，除了我们潮湿的嘴巴和彼此鼓励的舌头，记忆也加入了其中。接吻时我先是在吻她，然后吻记忆中的她，然后瞬间我睁开眼再闭上眼吻那个我刚刚看见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她，但是过了一会，有些和她相似的人也混进了这个记忆，于是我也吻了她们，因为同时和一群人接吻，我觉得自己更像男人了，这次我作为另外一个人来吻她。我从她孩童般的嘴巴、宽宽的嘴唇和充满欲望、顽皮的舌头在我嘴里的那些动作里得到的快感，混乱的思绪以及许多新的想法（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想法说：“是的，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孩子。”）与我吻她时成为我的一些人，她吻我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的所有芙颂混在一起，越变越多。
从这些长久的接吻，以及随之而来的做爱仪式以及它们的细节里，我找到了一种新知识以及对我而言亦是一种新幸福的线索，感觉到了这世上很少有人到达的一扇天堂之门的开启。伴随着我们的接吻，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仿佛不仅仅是肌肤相亲的快感之门和逐渐膨胀的性欲之门，还有将我们从春日午后拽出去的一扇浩瀚的时光之门。
我会爱上她吗？在感受着巨大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因为脑子的混乱，我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在认真对待这种幸福而导致的危险和玩弄这种幸福而产生的卑劣之间挣扎。那天晚上，奥斯曼、他的妻子贝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来看望父母，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记得吃饭时我又想起了芙颂以及我们的接吻。
第二天中午我独自一人去了电影院。我压根没想要看电影，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感觉自己无法在嘎尔特的职工餐厅，与公司的老会计们和喜欢说我儿时有多可爱的和蔼胖秘书们一起吃饭。和他们在一起我同时扮演着朋友和“谦虚的经理”两个角色，我不可能一边和他们大声说笑着吃饭，一边想着芙颂和我们的接吻并期盼两点钟的尽早到来。
在奥斯曼贝伊的共和国大街上看着橱窗神情恍惚地溜达时，我看到了“希区柯克周”的广告，被广告吸引看的一部电影里有一个格蕾斯·凯莉的接吻镜头。我在电影中场抽的烟；为了让人想起看午场电影的家庭妇女和逃课的学生，我在多年后找到并把它放进博物馆的“阿拉斯加福里高”巧克力冰激凌；引座员的手电筒。这几样东西，让它们来展示我在电影院里想起的青春期的寂寞和接吻欲望。我喜欢电影院的阴凉和散发着霉味的厚重氛围；喜欢听一两个电影爱好者的轻声交谈；喜欢看着厚重的天鹅绒幕布边上的阴影和黑暗角落沉浸在幻想里。马上就要见到芙颂的意识变成一种幸福从脑子的一角蔓延到我的整个灵魂。走出影院，穿行在奥斯曼贝伊蜿蜒的小巷里，经过布料店、茶馆、五金店、上浆并熨烫衬衫的店家，朝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我们约会的地点径直走去时，我记得自己想过那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
一开始我试图去认真辅导她。她的头发散落在纸上，她的手在桌上不停地移动，她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像乳头那样长久地咬在两片红唇之间，她裸露的胳膊不时碰到我裸露的胳膊，这些都让我魂不守舍，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开始解方程式时，芙颂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骄傲的神情，她冲着前面（有时对着我的脸）着急地把嘴里的烟吐出，当她用余光得意地瞟我一眼，想让我知道她很快就要找到答案时，她又会因为一个加法的错误而前功尽弃。当得出的结果和a，b，c，d，e答案上任何一个都不相符时，她先忧伤，继而慌乱，随后说“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粗心”来为自己找到借口。为了让她不再出错，我自负地对她说，细心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开始解一道新题时，她那聪明的铅笔尖，就像一只饥饿麻雀的着急小嘴那样在纸上跳跃着前行，我欣赏着那铅笔尖，被她那一边拽头发，一边安静、干练地简化等式的模样打动。同时我也在担忧地关注着内心里升腾起来的迫不及待和不安。就在那时，我们开始接吻，我们长时间地接吻，然后我们做爱。做爱时我们感到像童贞、羞耻和罪过一类东西的沉重，这是我９９ｌiｂ?们从彼此的动作里发现的。但是我也从芙颂的眼睛里看到，她在从性爱里得到乐趣，陶醉在最终发现这些多年好奇的乐趣的兴奋里。就像一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忍受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一片梦想多年、传说中的远方大陆的游客，在他刚踏上那片新大陆时是如何带着好奇和陶醉面对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处泉水的，又是如何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将每朵鲜花、每个果实放进嘴里品尝的，那么芙颂也是在用同样的好奇和眩晕慢慢地发现一切。
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我的身体、胳膊、手指和嘴巴对于挖掘在她那天鹅绒肌肤表面和里面的那些兴奋点是必需的。当这些新滋味在我的引导下从她的身体里被挖掘出来时，芙颂会惊喜万分。她陶醉地闭着双眼，感受着身体里出现的一阵阵新快感，她用惊讶、有时用一声幸福的叫喊跟随着快感的自我前行，就像是在血管、后脑勺和脑袋里愈发强烈的一阵颤抖那样，然后她再次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有几次她轻声说：“请你再做一次，再那样做一次！”
我太幸福了。但这不是一种用脑子来衡量、理解的幸福，是我的九九藏书端勇气等通常原因，“不由自主”地将童贞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么传统意义上应该重视荣誉概念的这个男人，为了维护女孩的名誉必须和她结婚。我年轻时的朋友麦赫麦特的弟弟阿赫迈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悔恨的恐惧结婚的，现在他和妻子塞夫达过得很幸福。
3.如果男人不愿意结婚，女孩又不满十八岁，那么愤怒的父亲有时为了能够把女儿嫁给这个花心男子会去法院打官司。有时这样的官司媒体也会去关注，那时报纸会说女孩是“被勾引”的，报上女孩的眼睛——为了不被人认出——会被一条粗黑线条遮盖起来。因为那些粗黑线条也会被用在被警察逮到的妓女、通奸者或是被强奸的女人的照片上，所以那个年代在土耳其看报纸，就像漫步在一个用一些眼睛被蒙上黑布条的女人照片举办的化妆舞会上。反正除了那些被认为“轻浮”的歌手、演员和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报纸上很少有眼睛不被蒙上的土耳其女人照片，广告也会选择非穆斯林的外国女人图片。
4.因为无法想像一个头脑清醒的处女会将自己“交给”一个无意与自己结婚的男人.９9lｉb.，所以婚前和一个与自己没有婚约的男人上床的女孩一般被认为是丧失了意识。那些年备受欢迎的土耳其电影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主题。舞会上因为喝了放有安眠药的柠檬水，首先意识被麻醉，而后被“玷污”的年轻女孩的可悲故事，常常被作为警示用情节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妓女。
5.无疑让女孩失去理智的东西也可能是性欲。然而一个可以把人们为之互相残杀的传统扔到一边，用真诚、天真和激情沉浸于性爱的女孩会让丈夫候选人惧怕，一是因为她是一个不真实的造物，二是因为日后她也可以完全为了乐趣欺骗丈夫。我有一个服兵役时的朋友，这个极端保守的人有一次羞愧、悔恨地对我说，因为“婚前经常做爱”（只是他俩），他离开了自己的情人。
6.尽管所有这些严格的戒律，尽管对敢于践踏这些戒律的年轻女孩的惩罚轻者被社会抛弃重者失去生命，但年轻男人们普遍相信，城市里有无数只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女人，这种信仰流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的传说”的这种信仰，特别是在从小城市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就像西方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那样——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塔克西姆、贝伊奥鲁、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现代的年轻男人们，特别是在性饥饿时，会沉迷在这个城市的传说中。其中一个看似被所有人接受的传说则是，婚前就像“欧洲的女人那样”，能够完全因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这些女人生活在类似尼相塔什的一些地方，她们不带头巾，身穿迷你短裙。我的朋友中像私生子·希尔米那样大厂主的孩子们，则把这些传说中的女孩幻想成野心勃勃的造物，她们为了能够接近像他们那样的富家子弟，为了能够坐上他们的奔驰轿车将无所不为。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喝了点啤酒热血沸腾时，为了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会开车跑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十年前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开着希尔米父亲的奔驰车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跑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穿短裙或是长裙的女人。后来我们在贝贝克的一家高级酒店里，给了皮条客很多钱，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和两个给游客和富人跳肚皮舞的姑娘上了床。我不介意未来几个世纪的幸福读者谴责我。但我想为我的朋友希尔米辩护一下：尽管他是个粗暴的男人，但希尔米不会认为每个穿迷你短裙的姑娘都会是传说中的那种女孩，相反，他会去保护那些因为穿了迷你短裙、染了金色头发、化了妆而被人尾随的姑娘，必要时他还会和那些贫困潦倒、蓬头垢面、不务正业、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为了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对藏书网，他用一种出乎我意料的客气将我让进店里，他在那堆明早5点来新报纸时要退还的报纸里倒腾了一会，一直等到我买了这个便宜的玩具娃娃。想到离我把这个礼物给芙颂，拥抱她并忘记我所有嫉妒的那一刻还有十五个小时，想到我不能打电话给她，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痛楚。
我所感到的痛楚.９9ｌiｂ?就跟悔恨一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刺痛。现在她在干什么？我的两条腿不是把我带回家，而是带去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到库于鲁·鲍斯坦街后，我经过了以前和朋友们坐在里面听收音机、玩纸牌的茶馆和我们踢足球的学校操场。尽管已经醉了，但我内心里那个理智的人并没有死去，他告诉我，芙颂的父亲会来开门，那样就会发生令人难堪的事情。我一直往前走，直到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家和亮着灯的窗户。望着二楼靠近栗子树的那几扇窗，我的心越跳越快。
多年以后为了在博物馆的这个地方展示这个景致，我让画家按照所有细节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很好地再现了芙颂他们家几扇透着橘黄色灯光的窗户、窗后树枝上洒满月光的栗子树、带着烟囱和屋顶的尼相塔什上空那片靛蓝的深邃天空，但我不知道它是否能把我看着这个景致时感到的嫉妒传达给参观者们？
看着眼前的一切，被酒精麻痹得有些混沌的脑子诚实地告诉我，我来这里既是为了在这样一个有皎洁月光的夜晚能够看见她，吻她，和她说说话，也是为了确信她没有和别人在一起。因为既然她已经“走到了最后”，那么她也可能会好奇和她那天告诉我的其中一个仰慕者做爱会如何。芙颂像一个得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那样，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对性爱产生的依赖，做爱时我在极少数女人那里遇见过的全身心投入，在我的心里变成了一种逐渐膨胀的嫉妒之原因所在。我不记得自己对着他们家的窗户看了多久，过了很久，我拿着那个玩具娃娃回家了。.99lib.
早上去上班时，我把夜里做的那些事情、我的嫉妒程度逐个想了一遍。坠入情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可怕的。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模特英格，在一面公寓楼的侧墙上正色迷迷地看着我让我小心从事。为了不让我对她的迷恋达到更严重的程度，我想过把这个秘密玩笑似的告诉像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希尔米那样的朋友。然而我根本不认为这些最亲近的朋友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因为一来我感觉他们原本就很喜欢茜贝尔，还认为我很幸运，二来我知道他们觉得芙颂很迷人，他们会嫉妒我和芙颂经历的事情。更有甚者，我感觉一旦谈起这个话题，自己将无法掩饰对芙颂的痴迷。过不了多久，我想会用一种和芙颂的真诚相符的诚实来谈这个问题，而我的朋友们则会明白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芙颂。于是，当儿时我和哥哥、母亲从土内尔回家时乘坐的从马奇卡到莱万特的公共汽车从办公室.99lib.窗前经过时，我明白如果不想让自己对芙颂的激情破坏我所希望的幸福婚姻，我就没太多事可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不慌不忙地享受生活慷慨赐予我的乐趣和幸福。
17、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
然而当芙颂过了十分钟还没到迈哈迈特公寓楼时，我立刻就忘了自己得出的那些结论。我一边不停地看着茜贝尔送我的手表和芙颂喜欢摇晃着让它出声的纳卡尔牌闹钟，一边透过窗帘向泰什维奇耶大街张望，踩在嘎吱作响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不时琢磨一下吐尔嘎伊先生。过了一会儿，我跑上了大街。
为了不错过芙颂，我注意着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从泰什维奇耶大街一直走到了香舍丽榭精品店。然而芙颂也不在店里。
谢娜伊女士说：“凯末尔先生，请进。”
我说：“我和茜贝尔女士最后还是决定买下那个杰尼·科隆包。”
谢娜伊女士说：“这么说你们改主意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但稍纵即逝。因为如果我为了芙颂感到尴尬的话，那么她也有故意卖假货的羞愧。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她慢条斯理地从橱窗里模特的手上取下那只假包，用一种老练卖主的乐趣擦去了包上的灰尘，她的这种悠然自得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折磨。我只好在一边和那天不太开心的柠檬逗乐。
付完钱拿着包正要走时，谢娜伊女士一语双关地说：“既然您已经信任我们，那么以后请您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
“当然。”
如果我不买足够的东西，她是否会让不时来逛小店的茜贝尔感觉到什么？不是因为慢慢落入了这女人的圈套，而是因为算计这些小事让我伤心。在店里时，我幻想到芙颂到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没看见我而走掉的情形。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街上熙熙攘攘，满大街都是购九九藏书物的家庭主妇，身穿短裙、脚踏时髦“面包跟”鞋的年轻女孩和等着放暑假的学生。在人群中搜寻芙颂时，我看见了卖花的吉卜赛女人、卖走私美国烟的小贩、据说是秘密警察的男人和熟悉的尼相塔什人群。
正在那时，一辆车身上写着“生命——洁净水”的水罐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随即我看见了芙颂。
“你去哪儿了？”我俩同时问道并幸福地相视一笑。
“女巫婆中午没回家，她让我去了一趟她朋友的小店。我迟到了，但你也没在那里。”
“我有点担心，去了店里。我买了这个包留作纪念。”
芙颂带着一对耳坠，我在博物馆入口处展出了其中的一个。我们从瓦利考纳大街拐进了人更少的埃姆拉克大街。那条街上有个儿时母亲带我去看的牙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医生和他粗暴地塞进我嘴里的那把冰冷的勺子。当我们刚从那个牙医诊所所在的公寓楼前走过时，我们看见坡下聚拢了一群人，还有很多人在往那里跑，而一些被看到的东西吓得变了脸色的人正朝我们走来。
发生了一起车祸，路给堵上了。我看见刚才经过的水罐车下坡时开进了左车道并撞上了一辆小公共。刹车失灵的水罐车司机正站在一旁两手发抖地抽烟。20世纪4九九藏书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99lib.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九九藏书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
.９９ｌｉb?随后开始幸福地做爱了。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做爱时，我们俩都感到带着爱情的沉醉仿佛来到了一个梦幻的国度。让我们感觉仿佛来到了一颗新行星的这个地方，在我的幻想里，就像是怪异的行星表面、无人的浪漫岛屿风景和在月球表面拍的那些照片。当再次谈到我们好似去了一个奇怪的国度时，芙颂说，她眼前闪现的是一个绿树成荫的花园、一扇面向那个花园和花园后面大海的窗户、一个满是在风中摇曳的向日葵的金黄色山坡。这些画面，在做爱过程中（也就是正像我们那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彼此最贴近的时候，比如说芙颂的大部分乳房和坚挺的乳头将我的嘴巴塞满时，或者芙颂把鼻子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连接处用劲抱着我时，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从彼此的眼睛里我们也看到，我俩之间这种惊人的亲近让我们感觉到了迄今为止从未认识的一样东西。 “好，现在来说我的第二个条件。”芙颂带着做爱后的愉悦说道。“你带着那个耳坠和这辆儿童自行车去见我的父母，去我们家吃晚饭。” “我当然会去的。”我也带着做爱后的轻松脱口说道。“只是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呢？” “在街上遇到一个亲戚，你就不能问起她的父母吗？她就不能邀请你去她家吗？或者有一天你来店里看见我，你就不能也想见我的父母吗？高考前你就不能每天帮一个亲戚补习一下数学吗？” “我一定会带着那个耳坠去你们家吃晚饭的。我答应你。但是我们别跟任何人提补习数学的事情。” “为什么？” “你很漂亮。他们会立刻明白我们是情人的。”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就不能像欧洲人那样不做爱长时间待在一个房间里吗？” “当然是可以的……但因为这里是土耳其，所以所有人会想他们不是在做数学题，而是在干别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他们也会开始想那件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女孩会开始说‘让我们把门敞着’之类的话。男人会想，同意和自己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女孩给他开了通行证，如果他还无所作为，.99lib.t>那么他的男子气会受到质疑，于是他会去纠缠女孩。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脑子会被所有人认为他们做了的那些事玷污，于是他们会想去做那件事。即使没有做爱，他们也会开始有一种负罪感，感觉不做爱就无法在房间里长时间待下去。” 一阵沉默。我们的头在枕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停留在了为暖气管道、热水器管道开凿的小洞和盖子、窗帘杆、窗帘、墙壁和天花板的边角线、裂缝、剥落的油漆和由灰尘组成的景致上。为了让参观者也感受到那个寂静的时刻.99lｉｂ?，多年后我们用所有真实的细节为博物馆重现了这个画面。 21、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 6月初的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离订婚仪式还有九天，我和父亲在埃米尔岗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吃了一顿午饭，那顿午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当时就明白了。那些天因为心情不好让母亲担忧的父亲曾对我说：“订婚前让我们俩单独吃顿饭，我要给你一些忠告。”在我儿时起就给父亲当司机的切廷驾驶的56式雪佛兰车上，父亲给了我一些关于人生的忠告（我一定不能把生意上的朋友当做生活上的朋友，等等），我一边带着诚意将这些忠告作为订婚的一种准备仪式来听，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海峡风景、那些随着激流歪斜着前行的老市内渡船、在中午也显得阴暗的岸边小树林的阴影。更有甚者，父亲没有像儿时那样告诫我不要偷懒、放荡和幻想，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和责任，当海水的腥味和松树的清香飘进车窗时，他告诉我，人生是一段真主赐予的、必需活出滋味的短暂时间。我在这里展出的父亲的石膏头像，那是十年前，我们靠纺织品出口一下变得很富裕的那些年里，父亲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请在美术学院任教的雕塑家邵姆塔什·雍通齐（他的姓是阿塔图尔克赋予的）塑的。为了让父亲看上去更像一个西方人，雕塑家故意把父亲的胡子缩小了，带着对我们这位学院派雕塑家的愤怒，我在塑像上加上了这撮塑料胡子。儿时父亲因为我的懒散责骂我时，我会一直看着他那些越说越颤抖的胡子。父亲说由于我的过分勤奋我有可能会错过人生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我想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满意我在萨特沙特和其他公司里做的那些创新之举。当父亲谈到哥哥多年来觊觎的一些事情其实应该由我来关注时，我告诉他，自己渴望做所有这些事情，而哥哥在很多问题上因为谨小慎微和保守行事让我们所有人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看见不仅是父亲，司机切廷也满意地笑了。 阿卜杜拉赫先生的饭店，以前在贝伊奥鲁的主街上，就在阿阿清真寺的旁边。曾经是所有去贝伊奥鲁看电影的名人和富人们吃午饭的这家饭店，几年前在饭店的大部分顾客一个个有了车之后，搬到了埃米尔岗山坡上一个可以远眺海峡的小农庄里。父亲一走进饭店就摆出一副快乐的样子，他和那些以前在别的饭店，或是老的阿卜杜拉赫饭店里认识的招待员们一一打了招呼。为了看看客人中是否有熟人，他还朝饭店大厅里张望了一下。领班带我们去入座时，父亲在一桌客人前停了一下，远远地和另外一桌人打了招呼，还和一个和漂亮女儿坐在一起的年纪稍大的女人稍微调了调情，那女人说我那么快就长大了，那么像父亲，那么英俊。父亲问那个儿时叫我“小先生”，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改口叫我“凯末尔先生”的领班要了多层馅饼、腌制金枪鱼等小菜，还立刻为我们俩要了拉克酒。 父亲问道：“你也喝点酒是吧？”随后他又说：“如果你要抽烟就抽吧。”好像我当着他的面抽烟的问题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没有解决掉一样。 他对一个招待员说：“给凯末尔先生也拿个烟灰缸。” 当父亲拿起饭店在自家的暖棚里栽种的小番茄闻了闻，大口喝着拉克酒时，我感觉他想跟我说一件事，只是还没决定该如何来讲。有那么一刻我俩都朝窗外望去，我们看见切廷站在远处正和其他那些在门口等候的司机聊天。 父亲用一种嘱咐遗嘱的口吻说：“你也要懂得切廷的价值。” “我懂。”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也别再取笑他动不动就讲的那些宗教故事。切廷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有礼貌，脾气、秉性都很好，二十年来一直都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不能让他走。你也别像那些暴发户那样不停地换车。雪佛兰也还好用……这里是土耳其，自从国家禁止进口新车后，整个伊斯坦布尔在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老美国车的博物馆，但也无所谓了，你看最好的修车师傅也在我们这里。” 我说：“亲爱的爸爸，我是在那辆车里长大的，你别担心。” 父亲说：“很好。”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嘱咐遗嘱，所以现在可以切入主题了。“茜贝尔是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姑娘。”但没有，这也不是主题。“你也清楚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找到的姑娘，是吧？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去伤害一个女人，更别说是像她这样的一朵稀有花朵了，你要永远把她捧在手心里。”突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和羞怯的表情。他像对什么事生气一样不耐烦地说：“你还记得那个漂亮的姑娘吗？有一次你在贝西克塔什看见过我们的……看见她时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哪个姑娘？” 父亲生气了。“亲爱的，十年前有一天，你不是在贝西克塔什的巴尔巴罗斯公园里看见我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不记得了。” “儿子，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都看见了彼此。那时我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后来呢？” “后来为了不让你的父亲难堪，你礼貌地移开了目光。想起来了吗？” “我不记得了。” “不，你看见我们了！” 我不记得这样的一次偶遇了，同时我也很难向父亲证实这一点。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不安的争论之后，我们想也许是我想忘记看见他们的事实，并且我做到了这点。或许是他们慌乱中认为我看见了他们。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主题。 “那个姑娘做了我十一年的情人，非常美好的一段往事。”父亲用一句话骄傲地把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作了概括。 让父亲有些扫兴的是，我不曾亲眼见证父亲很久以来想跟我谈论的这个女人的美丽，或者更糟糕的是我忘记了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美丽。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这是一张在市内渡船后甲板上拍的一个忧郁、棕色皮肤、非常年轻的女人照片。 “这就是她。照片是我们认识的那年拍的。很遗憾她很悲伤，显不出她的美丽。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什么话也没说。无论有多“旧”，父亲跟我提及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让我恼火。但那时我搞不清到底是什么让我恼火的。 父亲一边把照片塞进口袋，一边说：“你绝对不要告诉你哥哥我说的这些话。他很古板，不会明白的。你在美国待过，我也不会讲什么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明白吗？” “当然，亲爱的爸爸。” 父亲慢慢地喝着拉克酒说：“你听着。” 他和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在“十七年半前，1958年1月的一个下雪天”里认识的，她那清纯和纯真的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他。女孩在父亲刚刚建立的萨特沙特公司里工作。开始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但后来尽管他俩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关系还是变得更加“认真和富有情感”了。女孩和英俊的老板（我立刻算出当时父亲四十七岁）建立关系一年后，在我父亲的逼迫下辞去工作，离开了萨特沙特。也是在我父亲的逼迫下她没去别的地方找工作，而是在我父亲给她在贝西克塔什买的一套单元房里，带着“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幻想开始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生活。 父亲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仁慈、非常聪明、非常特别的人。她一点不像别的女人。之前我也有过几次出轨的行为，但我从来没像爱她那样爱过别人。儿子，我也很想跟她结婚……但你母亲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别误会，孩子。我并不是说为了你们的幸福我牺牲了自己。其实，比我更想结婚的是她。我敷衍了她很多年。我无法想像一种没有她的生活，看不到她时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我无法跟你，跟任何人说。然后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作个选择吧！’，也就是说要么我离开你母亲和她结婚，要么她抛弃我。你为自己再要一杯拉克酒吧。” “后来怎么样了？” 一阵沉默后，父亲说：“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她抛弃了我。”说这个话题让他疲惫，但同时也让他轻松。当他看着我的脸明白能继续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更轻松了。 “我非常、非常痛苦。那时你哥哥已经结婚，你在美国。但是当然在你母亲面前我努力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像个小偷一样躲在一边偷偷地忍受痛苦又是另外一种痛苦。当然，你母亲像觉察到其他情妇那样也觉察到了她的存在，她明白这次的事情很严重，但她没吱声。在家里我和你母亲、贝科里和法特玛，就像在酒店过家家那样生活着。我明白痛苦不会停止，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但我又不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她（父亲向我隐瞒了那女人的名字）也很悲伤。她跟我说，有一个工程师向她求婚了，如果我下不了决心她就要和别人结婚了。但我没当真……她的第一次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想她是不会要别人的，她在‘骗’我。再说，即使不这么想我也做不了什么。因此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有一年夏天我们不是一起去了伊兹密尔博览会了吗，切廷开车去的……回来以后我听说她和别人结婚了，我无法相信。我想她是为了影响我、让我痛苦才散布这个消息的。她拒绝了我所有约会和谈话的请求，也不再接我的电话。她还卖掉了我给她买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真的结婚了吗，她的那个工程师丈夫是谁，他们有孩子吗，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四年里我没能问过任何人。我害怕自己知道了会更痛苦，但一无所知也是可怕的。我幻想着她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打开报纸她在读我读的新闻，在看我看的电视节目，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让我很伤心。我开始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千万别误会，儿子，我当然为你们、工厂和你母亲感到骄傲。但这是另外一种痛苦。” 因为他用的是过去时，所以我感到故事已经有了结果，父亲也因此轻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高兴。 “最后有一天中午，我又陷入了焦虑，我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当然知道我是谁，但她不认识我的声音。我谎称自己是她一个高中同学的丈夫。为了让她女儿来接电话，我想说‘我生病的妻子喊她去医院。’她母亲说‘我女儿死了’，然后哭了起来。据说她死于癌症！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也马上挂了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我立刻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也没和什么工程师结婚……人生太可怕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空无！” 看见父亲眼里流出的眼泪，一时我觉得自己很无奈。我既理解他又对他感到愤怒。越是努力去想他讲的这个故事，我的脑子就越乱，越感到痛苦，就像那些老人类学家说的“无法想像禁忌的原始人”那样。 父亲说：“没关系。”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父亲恢复了平静。“儿子，今天喊你来不是为了讲我的痛苦让你伤心的。你马上就要订婚了，我当然希望你了解这个痛苦的故事，更好地认识你的爸爸，但是我还想说一件别的事情。你明白吗？” “什么事？” 父亲说：“现在我非常后悔。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地待她，没有千百次地对她说，她有多甜美、多可爱、多珍贵。她是一个谦卑、聪明还很漂亮的姑娘，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她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漂亮女人所拥有的骄傲，好像美丽是她们自己造就的一样，她也没有被娇宠、希望不断被夸奖的要求……因为我痛失了她，也因为我没有好好地待她，所以今天我依然沉浸在痛苦之中。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 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神情很严肃，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旧的天鹅绒珠宝盒。“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伊兹密尔博览会时给她买的，我希望回去后她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但没能有机会给她。”父亲打开了盒子。“她带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我也不希望你母亲在我死后找到它们。拿着吧。我想了很久，这对耳坠茜贝尔带着会很合适。” “亲爱的爸爸，茜贝尔又不是我的秘密情人，她将做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朝父亲递过来的盒子里看了一眼。 父亲说：“别说这些废话。你不跟茜贝尔说这对耳坠的故事不就完了。看见她戴这副耳坠你就会想起我。别忘了今天我给你的那些忠告。你要很好地对待那个漂亮的姑娘……一些男人总不善待女人，然后还狡猾地让所有人相信九九藏书自己并没有犯错。你千万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一定要牢记我说的这些话。” 他关上盒子，用一个奥斯曼帕夏的动作像是给小费那样把盒子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他对招待员说：“孩子，再给我们来点拉克酒和冰块。”他转身对我说：“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这里的花园也很漂亮，满是春天的气息和椴树的花香。”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忙着跟父99lib?亲讲自己有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父亲作为大老板打电话去萨特沙特取消我的约会将会非常不合适。 父亲说：“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学会了这些。很好。” 我一边为了不驳父亲的面子又喝了一杯拉克酒，一边不停地看手表，我不想——尤其是那天——和芙颂的约会迟到。 父亲说：“等等，儿子，让我们再坐一会儿。你看我们父子谈得多好。你马上就要结婚，要忘记我们了。” 我边站起身，边说：“亲爱的爸爸，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我的那些宝贵忠告。” 老了以后，父亲的嘴角在非常激动的时候会颤抖。他伸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握。当我同样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时，就像我挤压了藏在他脸颊下面的一块海绵那样，突然他老泪纵横。 但父亲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叫着要了账单。回去的路上，父亲在切廷平稳驾驶的车里睡着了。 在迈哈迈特公寓房里，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和芙颂长久地接吻后，告诉她因为和父亲吃了午饭所以嘴里有酒味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天鹅绒盒子。 “打开看看。” 芙颂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这不是我的耳坠。这是珍珠，很贵的。” “喜欢吗？” “我的耳坠在哪里？” “你的耳坠消失了，然后有天早上我一看，它来到了我的床前，还带来了另外一只。我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天鹅绒盒子，带来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芙颂说：“我不是小孩子。这不是我的耳坠。” “亲爱的，从精神上来说，我认为是你的耳坠。” “我要我的耳坠。” “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根本没法戴这副耳坠……所有人都会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别戴。但你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但这是你为了取代我的耳坠才给我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把那只耳坠弄丢，你就不会拿这个过来。你真的弄丢了吗，你做什么了，我很好奇。” “总有一天它会从家里的柜子里跑出来的。” 芙颂说：“总有一天……你说的好轻松……你太不负责了。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我带着缓一时之急的慌乱说：“不会很久。到那天我把这辆自行车也带上，晚上去拜访你的父母。” 芙颂说：“我等着。”随后我们开始接吻。“你嘴里的酒味很难闻。” 但是我继续吻她，开始做爱后所有这些烦恼全给忘了。我把父亲给他情人买的耳坠放在了那里。 22、拉赫米的手 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9９liｂ?九九藏书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九九藏书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9９ｌiｂ?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
.99lib.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人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99lib.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带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份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 当宾客们站着等烦了，老人们疲惫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桌边跑动、玩耍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奶奶，我找到我们的桌子了”/“在哪儿？别跑，你会摔跤的！”）开始入座时，前外交部长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用一种外交官——政客的机敏把我拽到一边，加上他自己的回忆，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茜贝尔是多么优雅，她的家庭是多么有文化。 他说：“凯末尔先生，像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式家庭已经没有了。您是个生意人，会比我更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无知的暴发户，他们的老婆、女儿都是包着头的乡下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男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跟在两个裹着黑色长袍的老婆后面去了贝伊奥鲁，请她们吃了冰激凌……告诉我，你确定要和这个姑娘白头偕老吗？” 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我没能用一句玩笑来修饰我的回答，让老部长大失所望。 “婚约是不能毁的。也就是说，这个姑娘的名字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让我马上来给你们订婚，这样我们就可以吃饭了。你过来……” 尽管知道他不喜欢我，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情绪。部长对聚拢在我们周围的来宾先说起了一段服兵役时的回忆。从中他得出四十年前土耳其以及他本人非常贫困的结论，然后他又真诚地讲述了那时自己和过世的夫人是如何俭朴订婚的故事。他又当着来宾的面夸赞了茜贝尔和她的家庭。尽管他的讲话并不幽默，但包括手上拿着托盘、站在远处的招待员在内，所有人都在笑着，甚至是快乐地听着，仿佛他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茜贝尔十分喜爱、长着一对大门牙的十岁女孩胡尔雅，用银托盘把我在这里展出的订婚戒指端上来时，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茜贝尔和我因为激动，部长因为糊涂竟然一时搞不清应该把戒指戴到哪只手的哪个手指上了。一些
９9lｉb?行为。尽管我还能用脑袋里仅存的一小块理智的角落想到，那只是我的嫉妒，但我还是眼睁睁地向这种强烈的羞辱感屈服了。我感到，如果不立刻去香舍丽榭精品店见到她，我会因为嫉妒和愤怒发疯，我随即从家里跑了出去。 我记得，自己是带着一种让我心跳加速的希望一路小跑走在泰什维奇耶大街上的。过一会儿将见到她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脑袋，我甚至没去想将对她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一见到她我所有的疼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会消失。我有话要跟她讲，她必须听我说，难道我们跳舞时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必须去一家蛋糕店好好谈谈。 当香舍丽榭精品店
九九藏书在填满这段空隙。为了摆脱这新一轮的疼痛，我本能地拿起一件充满我们共同回忆的物件，或是把它放进嘴里品味，我发现这样可以缓减我的痛苦。比如，那时在尼相塔什蛋糕店里常见的一种带核桃仁和葡萄干的月饼，因为芙颂喜欢，我会在约会时买来给她吃，当我把月饼放到嘴上时，我会想起我们一起吃月饼时谈笑的一些事情（迈哈迈特公寓楼看门人的妻子哈尼菲女士，依然以为芙颂是去楼上看牙医的病人），而这会让我开心；她从我母亲柜子里找出来的一把带手柄的镜子，让我想起她拿它当话筒，模仿著名歌手（和主持人）哈康·塞林康的样子；儿时她和当裁缝的母亲来我们家时，我母亲拿给她玩的我的玩具安卡拉特快列车，让我想起她玩火车时像个孩子的样子；那把我儿时的太空手枪，则让我想起每次射击后，我们在杂乱的房间里笑着寻找手枪飞盘的样子。当我把这些物件一件件拿到手上时，我就会想起和它们有关的记忆并得到安慰。尽管在一起时我们很幸福，但有时也会出现让我们黯然神伤的愁云带来的沉默时刻，我想起，有一次芙颂拿起我在这里展出的糖罐，突然扭头问我：“你愿意在茜贝尔女士之前和我相遇吗？”当所有这些回忆带给我的安慰过去后，因为知道随后而来的疼痛是我无法站立着承受的，于是我越想越无法从床上爬起来，而越是在床上躺着，我身边的每样东西就越让我一一想起我们另外的一些回忆。
第一次做爱前，她小心翼翼把手表放在上面的茶几就在我的床边。一个星期以来，我都看见茶几上面的烟灰缸里有一个芙颂留下的烟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拿起烟头闻了闻它的焦臭味，然后把它放到了嘴上，我差点要去点燃它（也许带着爱恋，一时间我差点认为自己就是她），但想到烟头会烧尽，于是我放弃了。就像一个仔细包扎伤口的护士那样，我让她嘴唇碰过的烟头，轻轻地触碰到我的脸颊、眼睛的下面、额头和脖子。我的眼前随即闪现出了承诺幸福的远方大陆、天堂里的景象、儿时母亲对我的爱怜、法特玛女士抱着我去泰什维奇耶清真寺的情景。但随后，痛苦就像一片因为涨潮而波涛汹涌的海水那样重新把我拽了进去。
快到5点时，我依然在床上躺着，我想起奶奶在爷爷去世后，为了承受痛苦她不仅换掉了床，还换了房间。我用全部的意志想到，我必须从这张床，这个房间，这些散发出一种极为特别的陈旧和幸福爱情味道的、每个都会自己噼啪作响的物件里摆脱出来。但我的内心却恰恰相反地想去拥抱它们。这或许是因为我发现了物件所具有的安慰力量，或许是因为我比奶奶还要脆弱。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发出的快乐叫骂声直道天黑这让我一直留在了床上。晚上回到家喝下三杯拉克酒，等到茜贝尔打电话来询问时，我发现手指上的伤口早就闭合了。
就这样，一直到7月中旬，每天下午两点我都去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单元房。深信芙颂不会来后，看到自己的痛苦在一天天减少，有时我会认为自己已经慢慢习惯了她的不在，但这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我只是在用物件给予的幸福打发时间。订婚后的第一个周末，脑子里那个有时扩大、有时缩小的重要部分始终都在想着她。如果我像一个数学家那样来说的话，那就是叠加的痛苦本来就不会减少，而我的希望却正好相反，依然在增长。我去那里仿佛为了不失去自己的一个习惯和见到她的希望。
每天我要在那里度过两个小时，大多数时间我会躺在我们的床上幻想，我会拿起一件带着幸福回忆而闪闪发光的魔幻般的物件，把它放到我的脸上、额头上和脖子上，试图以此来平息我的痛苦。比如这把核桃夹，这个芙颂为了让它走起来上过很多次弦、留着她手上香味的旧闹钟。两小时后——也就是我们从天鹅绒般柔软的做爱后小睡中醒来时——我会因为悲伤和疼痛而疲惫，我会努力让自己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
我生活里的亮点已经消失了。我依然没和她做爱（我找了一个类似萨特沙特的员工们知道我们在办公室做爱的理由）的茜贝尔，认为我那无名的疾病，是一种男人的婚前恐惧症，就像一种医生们还无法确诊的特殊忧郁症那样。她用一种让我惊讶的镇静接受了这种疾病，甚至还因为无法让我从这种烦恼里摆脱出来而偷偷责怪自己，因此她对我很好。我对她也很好，我和她还有一些我新结交的朋友一起去一些以前从未去过的餐厅、继续去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向彼此展示幸福和富有而去的海峡饭店和俱乐部、参加各种聚会，我和茜贝尔还一起带着敬意，取笑无法在麦赫麦特和扎伊姆之间作出选择的努尔吉汗。幸福，对于我来说，已不再是一样与生俱来、真主赐予的像权利那样不费周折就可以享受的东西，它变成了一种幸运、聪明、小心的人们靠奋斗才可以得到并保全的恩惠。一天夜里我们去了一家酒吧，酒吧就在门口站着保镖、新开的月光餐厅伸向海峡的小码头旁边。当我独自一人（茜贝尔和其他人在互相说笑着）喝着嘎泽尔红葡萄酒时，我的目光和吐尔嘎伊.９9lib.她爽快地答应了。在马奇卡见面时，我立刻发现自己没有因为把爱情的痛苦告诉杰伊达而害羞。这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她成熟地理解了一切，也许是因为我看见杰伊达那时非常、非常的幸福。她怀孕了，所以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她那个有钱、保守的情人决定要和她结婚。就像她没跟我隐瞒这些事情一样，她还说不久将举办婚礼。我能够在那里遇见芙颂吗？芙颂究竟在哪里？杰伊达敷衍地回答了我的这些问题。我想一定是芙颂不让她说的。当我们径直朝塔什勒克公园走去时，她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深刻和严肃的话。听她说话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远处的道尔马巴赫切清真寺，一个我儿时和梦境中的景象上。 我甚至没能一再坚藏书网持地问她芙颂现在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杰伊达在满怀希望地幻想，最终我将离开茜贝尔和芙颂结婚，那样我们两家人就可以经常见面了，我发现就像感觉到的那样，我自己也开始这么幻想了。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所在的塔什勒克公园的风景，海峡入口处的美丽，我们面前的桑树，坐在露天茶馆的桌上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情侣，推着童车出来的母亲，在前面沙坑里玩沙子的孩子，吃着瓜子和埃及豆谈笑的大学生，啄食瓜子壳的一只鸽子和两只麻雀，所有这些都让我想起了正在被自己遗忘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平凡之美。因此，当杰伊达睁大眼睛说要把信交给芙颂，她相信芙颂也一定会给我回信时，我看到了希望。 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8月初的一个早上，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和抚慰的方法，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相反依然在有规律地增长。在办公室工作时，或是在电话里和某个人争论时，我的脑子并不在想芙颂，然而肚子上的疼痛变成了一种思维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像电流那样无声而快速地转动着。我为了一个平息爱情伤痛的小希望而作的各种努力，也只是在一开始让我得到了一定的轻松，但时间一长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我对那些能够带来好运的东西、神秘的符号和报纸上的星座算命产生了兴趣。我最相信《最新邮报》上的“占星，您的每日运程”和《生活》杂志上的那些星座观察。聪明的专家，会对我们读者，特别总对我说“今天您将从您爱的人那里得到一个信号！”。尽管他们对其他星座的人也经常这么写，但还是很有道理和令人信服的。我会仔细阅读报上的占星内容，但我根本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我也不可能像那些无聊的家庭妇女那样为占星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烦恼是紧急的。门被推开时，我会对自己说：“如果进来的是女人，我将最终和芙颂团聚，如果是男人，结果会很坏。” 为了能让人在每个时刻算命，真主为我们传递来了各种信号，世界、人生、一切都与这些信号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说“街上开过的第一辆红色轿车如果是从左边过来的话，我将从芙颂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如果是从右边过来的话，我还要继续等待”，我会站在萨特沙特的窗前，数那些过往的车辆。我对自己说“如果第一个从船上跳上码头的人是我，那么不久我将见到芙颂”，于是，不等缆索扔出去我就会跳上码头。而缆索工会在我身后喊道：“第一个跳的是头驴！”随后我会听到一艘轮船的汽笛声，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吉兆，我会幻想轮船。我会对自己说“过街天桥的台阶数目如果是单数，不久我将见到芙颂。”如果是双数，它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是单数则会让我瞬间轻松很多。 最糟糕的是，半夜里从痛苦中醒来并且无法再入睡。那时我会起来喝拉克酒，因为绝望我会再灌下几杯威士忌或是葡萄酒，我会想关闭自己的意识，就像关掉一个让我不安、无休止发出噪音的收音机一样。有几次，半夜里我拿着拉克酒杯，用母亲的旧纸牌算了命。有几个夜里则是用父亲很少用的色子——每次都想这是最后一次——掷了上千遍。酩酊大醉时，我会从自己的痛苦里得到一种奇怪的乐趣，带着一种愚蠢的骄傲，我感觉自己的境遇可以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排演成歌剧。 住在苏阿迪耶别墅的一天夜里，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当我明白又将无法入睡时，我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面向大海的露台上，我躺在一张躺椅上，闻着松树的香味，看着王子群岛上闪烁的灯光试图让自己睡着。 “你也睡不着吗？”父亲轻声说。黑暗中我竟然没发现他躺在旁边的躺椅上。 我内疚地轻声回答道：“这阵子有些夜里睡不着。” 他和蔼地说：“别担心，会过去的。你还年轻。因为痛苦而失眠还太早，不用怕。但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人生有什么后悔的事情，那么你就要数着星星熬到天亮了。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轻声应道：“知道了，爸爸。”我明白过一会儿自己将能够稍微忘记一点痛苦慢慢睡去。我在这里展出那夜父亲穿的睡衣的领子，一只总让我感到伤心的拖鞋。 也许是因为我认为不重要，也许是因为不想让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更加逼视我，我向你们隐瞒了那阵子我习惯做的一两件事，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故事，现在我简短地来坦白其中的一件事。午休时间，当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和大家一起出去吃午饭时，有时我会往芙颂他们家打电话。芙颂从没接过电话，这说明她还没有从外地回来，她父亲也不在。每次都是内希贝姑妈接电话，这说明她在家里做针线活，但我总盼望有一天芙颂会来听电话。我会满怀希望地等待从内希贝姑妈的嘴里说漏出一些关于芙颂的事情。或者认为芙颂会在后面说些什么，于是我会什么话也不说地耐心等着。打电话一开始不说话还容易，但沉默的时间一长，内希贝姑妈说得越多我就越难控制自己了。因为内希贝姑妈会非常慌张，她会立刻显出恐惧、愤怒和慌乱，她会用让一个打骚扰电话的人非常喜欢的方式不停地说道：“喂，喂，您是谁，谁啊，您找谁，看在真主的分上，你说话呀，喂，喂，你是谁，你为什么打电话？”她会把这些话无数遍地说下去，以表示她的恐惧、慌乱和愤怒，她从来不会想到一接电话就挂上，或是在我之前挂上电话。时间一长，我觉得这个远房亲戚接我电话时会做得像一只两眼瞪着车灯的兔子那样，这让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悲伤和无奈的情感，于是我放弃了这个习惯。 没有任何芙颂的踪迹。 37、空房子 8月底，也就是在白鹤成群结队地从海峡、苏阿迪耶的别墅、王子群岛的上空经过欧洲飞向东南和非洲的那些日子里，应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决定像往年那样，在父母从别墅回来之前，在我们泰什维奇耶的家?里搞一次夏末聚会。在茜贝尔兴致勃勃地去买东西、变换桌子的位置、把夏天放上樟脑丸卷起的地毯重新铺上地板时，我没回家去帮她，而是又往芙颂他们家打了电话。因为连着几天铃声响很久都没人接电话，因此我很不安。这次，当我听到电话停机特有的间断声响时，腹部的疼痛瞬间捕获了我的整个身体和头脑。 十二分钟后，我走进了一段时间以来我成功远离的橙色街道，在中午的烈日下，我像个影子那样向位于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芙颂他们家走去。当我从远处朝他
..些度假的日子，以至于多年后，当我在某个柜子里发现父亲的一只旧滑雪手套或是我在哥哥之后用过的滑雪眼镜时，我的心还会颤抖。每次看见母亲寄去美国的大酒店明信片，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幸福和思念的暖流。我谢了扎伊姆。我说：“但我不能去。对我来说也许会很痛苦……但你说的没错，我应该和茜贝尔好好谈谈。” 扎伊姆说：“她没住在别墅，在努尔吉汗他们家。”扎伊姆转向福阿耶饭店里那日益拥挤、愉快的人群，忘却我的那些烦恼笑了笑。 46、悔婚正常吗？ 直到2月底，茜贝尔从乌鲁达山回来我才给她打了电话。因为我非常害怕一个以不愉快、愤怒、眼泪和悔恨告终的结局，所以我根本不想找她谈，我希望她找一个借口把订婚戒指退还给我。在我对这种紧张无法忍受的一天，我打电话在努尔吉汗家找到了她，我们约好在福阿耶吃晚饭。 我想在福阿耶这样一个满是熟人的地方，我俩都不会太感情用事。事实上，刚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另外几桌上坐着私生子·希尔米和他的新婚妻子奈斯丽汗，沉船·居万和他的家人，塔伊丰，还有耶希姆一家。希尔米和他妻子还专门跑来说见到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吃凉菜、喝雅库特葡萄酒时，茜贝尔谈起了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努尔吉汗的法国朋友、圣诞节里城市的美丽。 我问道：“你父母他们还好吗？” “他们很好。”茜贝尔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别跟别人说吧。” “我没说……”茜贝尔说着无声地用“那么以后怎么办？”的眼神看了看我。 为了转变话题，我说起父亲对生活的日益倦怠。茜贝尔则说起了她母亲新近开始的收藏旧衣服、旧物件的癖好。我说母亲恰好相反，她把所有旧物件送去了另外一套房子。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我们都沉默了。茜贝尔的眼神告诉我，我是在没话找话说。另外，看我逃避正题，茜贝尔其实也明白了我没什么话要对她说了。 “我看你习惯了自己的毛病。”说着她打开了话题。 “怎么说？”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希望你能好起来。忍耐了那么久，看见你非但没好起来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太令人伤心了，凯末尔。在巴黎时我一直在为你能好起来而祈祷。” 我说：“我不是病人。”我用眼睛扫了一下饭店里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人群。“这些人可以认为我的这种状态是病态……但我不希望你这么看我。” 茜贝尔说：“难道我们在别墅时没有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吗？” “是的。” “那么现在怎么了？难道把未婚妻撇下正常吗？” “什么意思？” “和一个卖东西的女孩……” 我说：“你干吗要把这些事混在一起……这和售货员，和富有、贫穷没关系。” “问题完全就在这里。”茜贝尔用一种想了很久最终痛苦得出这个结论的坚决态度说，“就因为她是一个又穷又有野心的人，所以你才能那么容易地和她发生了关系……如果她不是一个售货员，也许你就会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和她结婚了……让你不舒服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法和她结婚，没法有那么大的勇气。” 因为相信她说这些话是为了气我，同时也因为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话是对的，我对茜贝尔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一个卖东西的女孩做出这样怪异的举动，住在法提赫的酒店是不正常的，亲爱的……如果你想好起来，首先你要承认这些事情。” 我说：“我当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爱上那个女孩……但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要说，难道一个人就不能爱上比自己穷的人吗？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不能有爱情吗？” “像我们那样的爱情，是一种绝配的艺术。除了在土耳其电影里，你在别处看见过一个富有的年轻女孩因为英俊而爱上、嫁给看门人阿赫迈特，或是建筑工人哈桑的吗？” 福阿耶的领班萨迪，带着一种看见我们十分开心的表情正要向我们走来，但当他发现我们谈得很投入时犹豫了一下。我对萨迪做了一个等一下的手势。 我脱口而出地说道：“我相信土耳其电影。” “凯末尔，这些年我没见你去看过一次土耳其电影。即使为了好玩你也不会和朋友们去夏天的露天影院。” “法提赫酒店里的生活就像土耳其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我说，“夜晚临睡前我会去那些无人、僻静的小街散步。那对我很好。” 茜贝尔态度坚决地说：“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卖东西女孩的故事起因完全是扎伊姆。我想，那只是你结婚前羡慕他和舞娘、女服务员、德国模特经历的那种仿效《甜蜜生活》的生活。我和扎伊姆也谈过了。现在我知道你的烦恼是一种和在穷国里当富人有关的复杂心理（这是那时的一个时髦词汇）。而这当然是比对一个卖东西的女孩产生暂时好感更为严重的事情。” 我说：“也许是这样的吧……” “在欧洲，有钱人礼貌地做出他们并不富有的样子……这就是文明。我认为有文化和文明的表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和自由的，而是每个人礼貌地做出彼此平等和自由的样子。那样的话谁都没必要有负罪感了。” “嗯……看来你没白在索邦念书。我们该点鱼了吧？” 等萨迪走过来，我们问了他的情况（感谢真主，一切都很好！），生意（凯末尔先生，我们是一家人，每晚都是同样的客人……），市场（因为左右两派的恐怖分子，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经常有谁来（所有人都从乌鲁达山回来了）。我从小就认识萨迪，那时他在父亲常去的开在贝伊奥鲁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里当招待员。他是在三十年前十九岁到伊斯坦布尔时才第一次看见大海的，在希腊人开的酒馆里，他从著名的希腊招待员那里，学到了在伊斯坦布尔挑选和准备鱼的本事。他用一个托盘端来了早上他亲自从鱼店买来的几条红鲻鱼、一条肥硕的竹荚鱼和一条海鲈鱼。我们闻了闻鱼的味道，看了看鱼儿明亮的眼珠和鲜红的鱼鳃，确认了鱼的新鲜。随后我们开始抱怨被污染的马尔马拉海。萨迪说，他们让一家私人公司每天送一车水来对付断水问题。至于断电，他们还没能买一台发电机，但有些晚上，顾客们也喜欢黑暗中蜡烛和煤油灯制造出来的氛围。萨迪为我们斟满葡萄bbr>藏书网酒，然后就走开了。 我说：“在别墅住的那些夜里，我们不是听到过一个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吗……你去巴黎后不久他们也消失了。那时别墅变得更冷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地方，让我无法忍受。” 茜贝尔只对我这些话里的道歉成分感兴趣。为了转换话题，我说自己经常想到渔夫和他的儿子。（我想到了父亲给我的那对珍珠耳坠。）我说：“渔夫和他的儿子也许去追赶鲣鱼和竹荚鱼群去了。”我告诉她，今年鲣鱼和竹荚鱼都很多，我甚至在法提赫的后街上看见小贩们在赶着马车卖鲣鱼。我们吃鱼时，萨迪说，盾牌鱼的价格涨了很多，因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把为了追赶盾牌鱼群进入他们水域的土耳其渔民抓起来了。越是说这些，我看见茜贝尔越不开心了。茜贝尔也发现，我既没什么正经话要对她说，也不会给她什么希望。她明白，我说这些只是为了不谈正事。其实我也想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谈谈我们的情况，但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当我看着她那忧伤的面孔时，我知道自己将无法再对茜贝尔撒谎，为此我不知所措。 我 8bf4." >说：“你看，希尔米他们要走了，喊他们过来坐一会儿好吗？刚才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没等茜贝尔开口，我就向希尔米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但他们没看见。 茜贝尔说：“别喊他们……” “为什么？希尔米人很好。再说你不是也喜欢他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在巴黎时我找勒克莱克（茜贝尔崇拜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谈了。他支持我写论文。” “你要去巴黎吗？” “我在这里不幸福。” “我也去吗？但我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茜贝尔没有回答。我感到，不单单是我们的这次见面，关于我们的未来她也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她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去巴黎吧……”我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厌烦。“我让自己调整一下，随后过去。” “我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抱歉谈这个问题……但是，凯末尔，童贞……并不是让你的这些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很现代，如果我们是欧洲人，这不是件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很传统，如果一个女孩的童贞也是你所看重，也是所有人希望对此表示尊重的一样珍贵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因为刚开始我没能明白茜贝尔想说什么，因此我皱起了眉头。随后我想起，她也是除了我没和别人“走到最后”的。“这个压力对你与对她是不同的，你富有并且现代！”我很想这么说，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凯末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既然你无法离开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订婚，随后为什么不立即解除婚约？”她的声音是那么愤怒，几乎是在颤抖，“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搬去别墅，为什么要搞聚会，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这个国家，婚前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 “在别墅里和你分享的秘密、真诚和友情，此生我没和别人经历过。” 我看见茜贝尔对我说的这句话非常生气。因为愤怒和悲伤，她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我说：“对不起，非常抱歉……” 一阵可怕的沉默。为了不让茜贝尔哭出来，为了不让这种情况继续，我坚持向还未入座的塔伊丰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看见我们后，他们高兴地走了过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坐到了我们的桌上。 塔伊丰说：“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就开始想念别墅了。” 夏天他们经常去别墅。塔伊丰在码头上、别墅里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处溜达，他会打开冰箱为自己、为别人准备饮料和食物，有时他很兴奋，会在厨房里花很多时间做饭，他还会细致地给我们讲解苏联和罗马尼亚油轮的特点。 “有天夜里我不是在花园里睡着，让大家担心了吗……”他开始讲一个夏天留下的故事。茜贝尔不露声色地听塔伊丰讲话，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崇拜的敬仰。 塔伊丰的妻子斐甘问道：“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难道她没听说那些关于我们的传闻吗？ 茜贝尔说：“5月份。还在希尔顿……你们都要答应我像 href='1174/im'>《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里那样穿上白色的衣服。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她突然看看手表说：“啊，五分钟后我要和母亲在尼相塔什99lｉｂ?t>的拐角碰头。”而事实上她母亲和她父亲在安卡拉。 她急急忙忙地先亲吻了塔伊丰和斐甘的脸颊，
.夸张，甚至低俗的赞美之词，赞扬那些她认识的所有有名、没名的电影演员，她会一方面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另一方面则在做一件完全与此相反的事情，试图让所有人觉得她有趣，她会要求我们更多地去这些地方。当我对她说，不该把电话给每个向她发出邀请的人，如果她父亲知道会很不安时，有一次她先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后生气地说，如果费利敦的电影遇到麻烦拍不成的话，她要去另外一部电影里扮演角色。等我伤心地去了另外一张桌子后不久，她拉着费利敦来到我身边，说“像去年夏天那样，我们仨去吃饭吧。” 我带着一些羞惭在慢慢地藏书网习惯成为其中一员的这个电影和酒吧团体里交了两个新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传闻。其中一个是苏罕丹·耶尔德兹，作为第一批土耳其整容手术的尝试者，她的鼻子被整成了一个怪异而丑陋的形状，但因这个鼻子所赋予的“坏女人”身份，她变成了一个有名的中年女演员。另外一个是萨利赫·萨热勒，“性格演员”。他演了多年有威信的军官和警察后，现在为了养家糊口在国产色情电影里做配音，他用呼哧呼哧的声音笑着、咳着向我讲述了这阵子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 在几年时间里，就像人们得知自己多数朋友是秘密组织的成员那样，我惊讶地得知不单单是萨利赫·萨热勒，我们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大部分演员都在国产的色情电影里工作。看上去像贵妇的中年女明星，像萨利赫先生那样有性格的男演员，为了养家糊口，为那些不太下流的外国电影做配音，在那些做爱的场景里，他们会用夸张的声音来表现电影里没能完全表现出来的细节。多数结了婚、有了孩子、以严肃著称的演员，会跟他们的朋友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么做是为了“不离开电影世界”，但刚开始时，他们会向所有人隐瞒这件事，包括他们的家人。但他们的那些影迷，特别是小城市里的热情影迷还是会从他们的声音里认出他们，写信给他们表示厌恶或是恭维。一些大胆、拼命想挣钱的演员和多数是佩鲁尔酒吧常客的制片人，在那些日子里拍摄了国产的色情电影，这些电影应该作为“第一批穆斯林色情电影”载入史册。大多数这样的电影是把色情和幽默混在一起的，电影里的做爱场景里依然会出现俗套、夸张的叫喊声，从走私来的欧洲书本上学来的所有做爱姿势会被一一模仿，但所有男女演员，就像小心、谨慎的处女们那样，绝不会脱掉他们的内裤。 在我们一起去贝伊奥鲁，电影人经常出入的那些场所时，特别是在佩鲁尔酒吧，当芙颂和费利敦为了认识更多的人，也为了了解市场行情而辗转在一张张桌子上时，我会听两个中年朋友，特别是苏罕丹女士给我讲的那些“让我注意”的事情。比如，那个戴着黄领带、穿着轻薄衬衫、留着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绅士的制片人，即便是和芙颂讲话，我也要禁止，因为这个著名的制片人在阿特拉斯影院顶层的办公室里，只要和三十岁以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单独待在一起，就会立刻锁上门奸污这个女人，随后他会答应让这个哭泣的女人在他的电影里担任女主角，但等到电影开拍时，他承诺的主角就会变成一个三流的角色，比如说，在一个好心的土耳其富人家里制造是非，让所有人都反目为仇的德国保姆。她还让我要小心她的前任老板，那个允诺要给费利敦的艺术电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费利敦不断去他身边和他开玩笑的制片人穆扎菲尔，她让我至少要警告费利敦。因为这个无耻的家伙，大概在两个星期前，还是在佩鲁尔酒吧，还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和两个一直和他处于商业竞争中的中等电影公司老板，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弄到芙颂打了赌，赌注是一瓶走私的法国香槟酒（作为西方人和基督教徒的一个奢侈品，香槟拜物主义经常会出现在那个时期的电影里）。多年来一直在电影里扮演坏女人（不是恶魔似的），被娱乐新闻称为土耳其民族的叛徒苏罕丹，一边跟我讲这些故事，一边用手里的长毛线针为三岁的可爱外孙织一件三色的毛衣，她还给我看了在《布尔达》杂志上的毛衣样子。对于那些嘲笑她抱着红、绿、蓝三色毛线团坐在酒吧的人，她会说“我在这里等新片约时不会像你们这些醉鬼那样无所事事地坐着”，她会瞬间轻松地放下贵妇的架子破口大骂。 像在佩鲁尔那样的一些地方，晚上8点以后当所有知识分子、电影人和明星喝得酩酊大醉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粗暴的事情。看到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安的萨利赫·萨热勒，会用一种让人想起他多年扮演的公正和理想的警察角色的浪漫姿态，避开我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说笑着坐在远处一张桌子上的芙颂，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像我这样很有钱的商人，绝不会为了要让她成为演员而把漂亮的亲戚带到这种地方来。这当然伤了我的心。为此，我把这位演员朋友的名字加到了“对芙颂不怀好意的男人”名单里。苏罕丹有一次则说了一句我一直没能忘记的话。她说，我的漂亮亲戚芙颂，就像生下她外孙的女儿一样，是一个能够成为好母亲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我也日渐有了这样的一些忧虑，因此在1977年的年初，我让费利敦感觉到，他应该在技术团队上作出一个决定了。在过去的每个星期里，芙颂都在贝伊奥鲁的酒吧里，在电影人出入的场所里，不断结交新的朋友。这些朋友因为对她的仰慕，向她发出了拍电影、拍摄影小说和广告的邀请。而我几乎每天，带着一种现实的心境在想，芙颂会在短时间里离开费利敦。从芙颂那甜美、友好的微笑，趴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一些有趣故事的行为里，我感觉这个日子不会太远。我对自己说，离开费利敦后我要立刻和她结婚的芙颂，不太多走进这个电影世界，对她来说也会是好的。不需要和这些人来往，我们也可以让她成为演员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费利敦和芙颂在一个办公室里处理这些事情会更好。前期的商谈已经足够，为了费利敦要拍的电影，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 在芙颂的提议下，我们笑着给公司起了我们的金丝雀柠檬的名字。我们把柠檬的照片也印上了名片，从这张小名片上可以看出，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新天使电影院的旁边。 我让有我一个特别账号的农业银行贝伊奥鲁分行，每月初向柠檬电影公司投入1200里拉。这个数字比萨特沙特公司拿最高薪金的两个经理的工资总和还要多一些，费利敦作为公司的经理拿其中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和电影的费用。 57、无法起身告辞 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着急拍电影，但是在开机拍摄前，就通过柠檬电影公司给费利敦钱，我的内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颂家时我也更少感到羞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些晚上，当我感到想见芙颂的那种无法抵抗的强烈欲望时，同时一种同样强烈的羞惭在我灵魂深处被唤醒时，我会对自己说，我已经给他们钱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惭了。想见芙颂的欲望让我的脑子变得如此愚钝，以至于我甚至不去问自己，我给的钱是用哪种逻辑来减轻我的羞惭的。我记得1977年春天里的一天，快到吃晚饭的钟点，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一起看电视，我的内心被同样的欲望和同样的羞惭撕裂，我在沙发上（父亲坐的地方）像块石头那样，纹丝不动地坐了半个小时。 母亲说了晚上看见我在家时总要说的那句话： “你在家待一个晚上，让我们好好吃一顿饭。” “不行，亲爱的妈妈，我要出去……” “这个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娱乐，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赶场？” “朋友们非要我去，亲爱的妈妈。” “我不该是你的妈妈，而该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着……马上让贝科里去楼下的卡泽姆那里买点羊排，让他给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饭。吃了羊排，你再去见你的那些朋友……” 在厨房里听到母亲说话的贝科里说：“我现在就去肉铺。” 我编造道：“不，妈妈，这是卡拉罕他们家儿子的一个重要宴请。” 母亲带着一种合乎情理的狐疑说：“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我经常去芙颂家的事情不知道母亲和奥斯曼了解多少？我压根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去芙颂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为不想让母亲产生怀疑，我会先在家里和母亲吃一顿晚饭，然后去芙颂家再吃一次。这样的晚上，内希贝姑妈会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饱的，她会说“凯末尔，今晚你一点没胃口，你不喜欢什锦菜吗？” 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吃晚饭，如果我能熬过最想芙颂的那几个小时，我会以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里，但晚饭后一小时，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的思念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母亲也会觉察到。 “你又开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别走得太远，现在街上也变得危险了。” 作为“冷战”的一个延续，虔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虔诚的左派分子之间不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发生冲突。那些年里，街上不断有人被杀害，半夜里茶馆会遭扫射，大学里每隔一天会发生一次类似占领——抵制的事件，炸弹爆炸，银行被武装分子抢劫。城里的所有墙壁因为被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口号而变得五颜六色。就像绝大多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我对政治也一点不感兴趣，我会认为街上彼此杀戮的战事对谁也没好处，我会觉得政治是一些拉帮结派，和我们完全不同、无情、特殊的人们的消遣。当我让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开车时，我会谈起政治，仿佛谈论像地震或是水灾那样的一次自然灾害，仿佛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让自己远离它别无选择。 无法待在家里的每个晚上——多数晚上都是这样的——我不是非去凯斯金家不可的。有时我会真的去参加宴请，有时我会希望结识一个可以让我忘记芙颂的可爱女孩，有时我也会开心地和朋友们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带我去的一个聚会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会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遇到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时，或是在塔伊丰拽我去的一个夜总会里半夜遇到老朋友，一边听着多数从意大利和法国歌曲翻唱来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边又打开一瓶威士忌时，我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里去。 我最容易从夜晚和他们一起吃完饭，看完电视，回家的钟点到来时陷入的呆钝和犹豫里明白自己的烦恼有多深，多严重，而不是从去他们家之前感到的犹豫和羞惭里。在这八年时间里，除了因为对自己的境遇应该感到并充分感到的羞惭之外，我还和另外一种特殊的羞惭较上了劲，这就是有些晚上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起身离开她家的羞惭。 电视节目，每晚会在11点半到12点左右，伴随着国旗、阿塔图尔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们的图像结束，随后再盯着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像——就像一个新节目可能会因错出现一样——再看上一阵后，塔勒克先生会说“芙颂，我的女儿，可以去把它关掉了”，或者芙颂会主动去关掉电视。现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会在那一刻开始，这是一种如果不立刻起身离开我将会过多打扰他们的感觉。我无法去思考这是一种多么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觉，我会立刻对自己说：“再过一会儿我就走”，因为我经常听见他们用带刺的语言在背后说那些电视节目一结束，连“晚安”也不说就走掉的客人，和因为家里没电视、跑来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立刻离开的邻居。我不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当然他们知道，晚上我来不是为了看电视，而是为了接近芙颂，但是为了赋予我的造访一种正式的氛围，有时我会打电话给内希贝姑妈说“今晚我去和你们一起看电视，有《历史的篇章》！”既然我那么说了，那么电视节目一结束我就应该起身离开了。因此电视关掉后，我会再坐一会儿，随后我会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该走了，但我无论如何就是没走，就像被粘在椅子或是L形长沙发上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当我因为羞惭微微出汗时，那些时刻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挂钟的嘀嗒声也会变成一种让人不安的噪音，我会对自己重复四十遍地说道“现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诸行动，还是呆坐在那里。 甚至在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满意地解释这种呆钝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历的爱情一样——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以下一些击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1.每次说完“我要走了”，不是塔勒克先生，就是内希贝姑妈肯定会说“再坐一会儿，凯末尔先生，我们谈得多开心啊！”，他们会挽留我。 2.如果他们没这么说，芙颂会一边甜美地笑着，一边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着我，把我的脑子搞得更乱。 3.正想说要走时，有人肯定会开始讲一个新故事或是打开一个新话题。因为不听完这个新故事便起身告辞会显得不礼貌，于是我会不安地再坐上二十分钟。 4.此间，遇上芙颂的目光，我会忘记时间，等我再偷偷看表时，我会慌乱地发现四十分钟已经过去，我依然会说“我要走了”，但依然还是无法让自己站起来。那时，我会对自己的行为愤怒，我会感到一种深切的羞惭，这种羞惭会把那个时刻变得无法承受的沉重。 5.那时，我会去寻找一个再坐一会儿的新借口，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6.塔勒克先生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拉克酒，也许我也该陪陪他。 7.等待时间到12点整，如果我说“12点了，我要走了”，那么我的离开会变得容易些。 8.也许现在切廷在茶馆里正和人聊得起劲，我可以稍微再等他一会儿。 9.街区里的年轻人正坐在下面的大门前抽烟、聊天，如果这时我出去，他们会说我闲话的。（进出凯斯金家时，我碰见的那些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沉默，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但因为看见我和费利敦相处得很融洽，因此他们也就没法说什么“街区的名声”了。） 不管费利敦在还是不在，都会增加我的不安。从芙颂的眼神里我也明白自己的窘境。更难的是，芙颂用她的眼神给予我希望，那是在延长我的痛苦。想到费利敦十分信任妻子时，我会得出他们拥有一段美满婚姻的结果，我会倍加痛苦。 最好的办法是，用禁忌和传统来解释费利敦的无动于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别说是当着父母的面追求一个已婚的女人，即使斜眼看一下，在那些穷人和小城市的人中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费利敦会认为，我根本不会想到在一个幸福家庭的氛围里看电视时和芙颂调情，其实我也觉得费利敦的这个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我的爱情和我们所坐的家庭餐桌被那么多的细节和禁止包围着，即使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我深深地爱着芙颂，但我们都有义务“做出”一副似乎确实知道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样子。我们还确信，我们将可以永远承担这个义务。当我发现这点时，我才明白，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敏感的禁止和习俗，我才能如此频繁地见到芙颂。 为了让故事的这个要点引起注意，我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男女关系更加开放，不需要蒙面纱，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现代西方社会里，如果我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次，那么所有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我去那里见芙颂的事实。那时，嫉妒的丈夫将不得不来阻止我。因此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我既无法见到他们，也无法让我对芙颂的爱情以这种形式存在。 如果那天晚上费利敦在家，时间一到便起身告辞对我来说不会太难。如果费利敦出去找他的电影人朋友了，那么关掉电视后，我还会坐在那里，无法去想“再喝一杯茶”，或是“凯末尔先生，请您再坐一会儿！”的话完全是出于礼貌，我会对自己说，我将根据费利敦回来的时间来决定自己离开的时间。但在这八年时间里，我甚至没能完全明白自己到底是该在费利敦回来之前，还是在回来之后离开。 头几个月，头几年里，我觉得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会更好。因为在费利敦一进门，我们四目相视的那个时刻，我会感觉自己十分的糟糕。在那样的夜晚，回到家后，为了能够入睡，我至少还要再喝上三杯拉克酒。另外，如果费利敦一回来我就走，那就意味着我不喜欢他，我去那里只为了见芙颂。所以等费利敦回来后，我至少还要再坐半个小时，而这会让我手足无措，会平添我内心的羞惭。费利敦回来前离开则意味着我承认自己的罪过和羞惭，我在逃避他。我觉得这是不得体的。在欧洲的小说里，那些和伯爵夫人调情的不体面的花花公子会在伯爵回来之前一小会儿匆匆逃离城堡，我是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做的！也就是说，为了能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我走的时间和他回来的时间之间必须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我要早早地离开凯斯金的家。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很晚了我都无法起身告辞，早就更不可能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就像一艘触礁的轮船，堆满了无能和羞惭。我试图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试图让自己感觉稍微好一点。当我在脑子清醒的一个时刻认识到，我将无法起身告辞，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即使再过一会儿我也将无法离开时，我会为自己的滞留找到一个新借口。 10.我对自己说，让我等费利敦回来和他谈谈剧本上的那个问题。费利敦回家后，我这样尝试了几次，我努力去和他交谈。 有一次，我说“费利敦，据说有办法可以更快地从审查机构得到消息。你知道吗？”即使不完全是这句话，我对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瞬间桌上的人立刻都沉默了。 费利敦说：“帕纳尧特茶馆有个爱尔莱尔电影人的会议。” 随后，他像美国电影里丈夫下班回家用一个半是真诚、半是习惯的动作亲吻妻子那样，亲了亲芙颂。有时，从芙颂对他的拥抱里我明白这些亲吻是真诚的，我的情绪会因此变得一团糟。 费利敦多数晚上会和电影界的作家、画家、影城的工人、摄影师们待在茶馆里，或是去参加在家里举办的聚会，他和这些因为各种原因多数彼此有争执的人们分享着一种社团生活。费利敦很看重这些和自己一起吃喝玩乐的人们的奋斗和幻想，就像他很容易因为这些电影人朋友的暂时快乐而开心一样，他也会因为他们的沮丧而瞬间变得痛苦不堪。在看到这些时，在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我觉得自己在白白地为芙颂没能和丈夫一起出去而烦恼。事实上在我没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每星期一到两次，芙颂总会穿上一件时髦的衬衫，戴着我送给她的一个胸针，和丈夫一起去贝伊奥鲁。他们会在像佩鲁尔、佩尔黛那样的地方坐上好几个小时。随后，我会从费利敦那里打听到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 无论是费利敦，我，还是内希贝姑妈都非常清楚，芙颂非常想尽早进入电影界。另外我们也知道，当着塔勒克先生的面谈论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尽管塔勒克先生无声地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们还是不该让他去面对这些事情。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塔勒克先生知道我在资助费利敦。直到柠檬电影公司成立一年后，我才从费利敦那里得知他的老丈人知道了我对他女婿的资助。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和费利敦在凯斯金他们家之外，建立起了一种工作上的朋友关系，甚至是一种私人朋友关系。费利敦是一个爱交际、理智和十分真诚的人。我们不时会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见面，谈论剧本、审查委员会出的难题以及男主角的人选问题。 已经有两个非常有名和英俊的男演员表示，他们准备在费利敦的艺术电影里扮演男主角，但我和费利敦都对他们表示怀疑。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在历史题材的电影里杀死拜占庭牧师、一巴掌打翻四十个暴徒的狂妄好色之徒，我们知道他们会立刻追求芙颂的。留着小黑胡子的这些厚颜无耻的演员都有一个重要的职业技能，那就是用双关语来暗示，他们已经和拍戏的女演员，甚至是还不到十八岁的影星上床了。像“电影里假戏真做的亲吻”或是“影视城里的爱情”那样的报纸标题，因为既可以让明星们出名，又可以把观众吸引到影院里，因此是电影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费利敦和我决心让芙颂远离这些丑闻。当我们作出这样一种保护芙颂的共同决定后，考虑到费利敦因此将遭受的损失，我让萨特沙特又给柠檬电影公司的预算追加了一些钱。 那些日子里芙颂的一个行为也让我很担心。一天晚上，当我去他们家时，内希贝姑妈道歉似的对我说，费利敦和芙颂一起去了贝伊奥鲁。我将忧伤深埋心底，不动声色地和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一起看了电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再次看见芙颂和她丈夫出去后，我请费利敦吃了一顿午饭，我告诉他芙颂过多地和这些电影人混在一起对我们的艺术电影是不会有好处的。费利敦必须以我去他们家为借口，要求芙颂夜里留在家里。我还语重心长地对费利敦说，这对家庭、对我们即将拍摄的电影都会是更好的。 我的警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晚上当我又没看见他们时，我明白即便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费利敦和芙颂依然还在去像佩鲁尔那样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又沉默地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看了电视。直到夜里两点以后芙颂和费利敦回到家，就像忘记了钟点那样，我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一起坐着，告诉他们自己在那里读了几年大学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跟他们说，美国人很勤奋，同时也很单纯和善良；晚上他们睡得很早；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会在父亲的逼迫下一大早骑车挨家挨户地送报纸或是牛奶。他们笑着但又好奇地听我讲，好像我在开玩笑一样。随后，塔勒克先生问了一个他十分好奇的问题，他说，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和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他问，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不是都是那样的，还是那只是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的问题瞬间把我搞糊涂了，我发现自己早已忘记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什么样的了。而这，在后半夜里给了我一个已经将青春、一种在美国体验到的自由情感留在了身后的印象。塔勒克先生模仿了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还说如果是警匪片，那么铃声会更加强硬，他也模仿了警匪片里的铃声。两点过了，我们还在抽烟，喝茶，说笑。 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说不清，我坐到那么晚是为了让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晚上不要出门，还是因为那晚如果我见不到芙颂会很不开心。但在我再次严肃地和费利敦谈了这个问题，坚持跟他说我们应该一起保护芙颂，让她远离那些电影人之后，我去的那些晚上，芙颂和费利敦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 作为一种对芙颂将要出演的艺术电影的支持，我和费利敦第一次在那些日子里开始考虑拍摄一部商业片。可能这个电影草案也让芙颂同意晚上不出去了。作为报复，有些晚上，没等我去他们家，芙颂就去楼上睡觉了。从中，我得出她在跟我生气的结论。但她也从没放弃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等我下次再去时，她对我会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她会无缘无故地问起我的母亲，或是主动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一勺饭，于是乎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 尽管我和费利敦之间的友情在日益加深，但这一点也不阻碍我晚上在他回来之前陷入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费利敦一回来，我会感觉自己在那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不属于那个我看见的世界，但我却执意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1977年3月，在电视新闻不断播出政治会议，茶馆被轰炸，反对派政客被枪杀的一个夜晚，在很晚的一个钟点（因为羞愧，我没能去看表），费利敦回到了家里，我无法忘记他看见我时脸上出现的表情。这是一个真心为我担忧的好人的忧伤眼神——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脸上，还有在我看来让费利敦成为一个谜团的那种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充满温和、乐观 548c." >和善意的单纯表情。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后，晚上10点以后开始的宵禁，给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烦恼带来了一个限制。但是我的烦恼没有因为宵禁而结束。只仿佛被挤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而变得更浓更重了。实行宵禁的那些夜晚，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危机从9点半开始慢慢加重，尽管每个时刻我都在气愤地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但我依然还是无法站起来。因为逐渐减少的时间甚至不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到10点差20分左右，我的慌乱便会变得无法忍受。 最终当我跑上大街，钻进雪佛兰时，我和切廷便陷入是否能在10点以前赶回家的慌乱；而每次我们都会晚三到五分钟。军人们在10点（后来这个时间被延长到了11点）过后的头几分钟里，从不会去?99lｉｂ?拦下在大街上疾驶的汽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宵禁前像疯子一样疾驶的汽车在塔克西姆广场、哈尔比耶、道尔马巴赫切出的车祸，我们还看见那些下车后大打出手的司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道尔马巴赫切皇宫的后面，看见一个从一辆冒着蓝烟的普利茅斯牌汽车里走出来，带着狗、酩酊大醉的先生。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辆因为追尾水箱破裂的出租车，像贾阿尔奥卢浴室那样冒出一股蒸汽。回家的路上，小巷里那令人发指的黑暗、昏暗大街上的空旷让我们感到恐惧。终于回到家，临睡前喝上最后一杯拉克酒时，记得有天晚上我祈求真主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然而我是否真的愿意摆脱这份爱情，摆脱对芙颂的迷恋，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后我也没能完全搞清楚。 临走前我听到的任何一句好听的话，芙颂或是她的家人说我的几个甜美、乐观的单词，即便是含糊的，也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在瞬间让我感到，我将能够重新赢得芙颂，我所有的造访没有白费，于是，我能够不太费劲地起身离开他们家。 坐在餐桌上时，在最出人意料的一个时刻芙颂对我说的一句美言，比如她说的“你去理发了，头发剪得好短，但挺好”（1977年5月16日），或是她带着怜爱对她母亲说的关于我的一句话“他就像小男孩一样喜欢吃肉丸，是吧？”（1980年2月17日），抑或是一年后下雪的一天晚上，我刚进门她就说“凯末尔，因为等你，我们还没有上餐桌，我们说但愿今晚他会来”，她的这些话会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无论那天晚上我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悲观情绪去的，也不管看电视时我感到了哪种不祥的预感，只要时间一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门边，拿下挂在衣架上的大衣，毫不拖延地走出房门。先穿大衣，随后对他们说“告辞，我走了！”，这会让出门变得很轻松。如果我早离开了他们家，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在切廷开的车里，我会感觉自己很好，我会去考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去想芙颂。 经过所有这些嘈杂混乱后的一两天，我再次去他们家时，一看见芙颂，我立刻明白了吸引我去那里的两样东西。 1.如果我远离芙颂，世界，就会像一个没有头绪的谜团让我感到不安。一看见芙颂，我感觉谜团，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变得有条不紊，我会想起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美好的地方，我会因此感到轻松。 2.晚上在他们家和她四目相对时，每次我的心里都会升腾起一股胜利的喜悦。尽管所有那些令人失望、让人感觉丢脸的迹象，是一种那天晚上我也能够去那里的胜利，多数时候我也会在芙颂的眼里看到这种幸福的光彩。或是我那么认为，我感到自己的执着和坚定影响了她，我相信自己的生活是美好的。 58、通姆巴拉游戏 我是在凯斯金家玩着通姆巴拉迎来1977年的。想起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前面提到了“生活的美好”。然而，作为除夕的娱乐去凯斯金家，对于展示我人生中不可否认的变化也是重要的。离开茜贝尔，让我不得不远离自己的朋友圈，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五次又让我放弃了许多老习惯，但直到那年的除夕，我一直在试图让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我仍然在继续原来的生活，或是随时都能够回到那种生活中去。 为了远离茜贝尔，为了不让不好的回忆伤害任何人，也为了摆脱解释为什么销声匿迹的麻烦，我从扎伊姆那里打听没见面的熟人的消息。我和扎伊姆在福阿耶、加拉齐，或是新开的一家上流社会饭店里见面，我们会像两个渴望谈论生意的严肃朋友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人生和别人的事情。 扎伊姆已经对和芙颂一般大的年轻情人阿伊谢感到不满了。他说，就像她太幼稚，无法同他分担烦恼同担忧一样，她和我们的那帮朋友也始终合不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坚持说还没有新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从他的讲述中我明白，扎伊姆和阿伊谢的亲密只停留在接吻上，女孩十分小心、矜持，在没对扎伊姆的诚意完全确信前，就会保护自己。 扎伊姆说这些时问道：“你笑什么？” “我没笑。” 扎伊姆说：“不，你笑了。但我不介意。让我来告诉你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星期几乎有七天在约会，他们出入于各个饭店和俱乐部。麦赫麦特带努尔吉汗去夜总会，让她听老歌和古典土耳其歌曲。他们还找到以前在电台唱歌的七八十岁的老歌手，和他们交朋友。” “是吗……我不知道努尔吉汗对音乐那么感兴趣……” “爱屋及乌嘛。其实麦赫麦特也不太懂那些老歌。现在为了影响努尔吉汗，他也在学习。他们一起去萨哈夫拉尔买书，去跳蚤市场找旧唱片……晚上他们去马克西姆、贝贝克夜总会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歌……但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听唱片。” “什么意思？” 扎伊姆小心翼翼地说：“他们每晚都去夜总会，但一次也没单独待在一个地方做爱。” “你怎么知道的？” 扎伊姆说：“他们在哪幽会？麦赫麦特还跟他父母住在一起。” “在马奇卡的后面，不是有一个他带女人去的地方吗？” 扎伊姆说：“他也带我去喝过威士忌。那里完全就是一个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如果努尔吉汗是个聪明人，就绝不会去那种糟糕的地方，如果去了，她就会明白麦赫麦特将因此不和自己结婚。连我都觉得自己怪怪的，因为邻居们会从门上的猫眼去看他今夜是否又带回了妓女。” “让麦赫麦特怎么办？单身男人想在城里租一套房子容易吗？” 扎伊姆说：“他们可以去希尔顿。或是在一个好街区为自己买一套房子。” “麦赫麦特喜欢和父母一起过家庭生活。” 扎伊姆说：“你也喜欢。让我友好地和你说一件事好吗？但你不能生气。” “我不生气。” “你和茜贝尔偷偷摸摸地在办公室约会，还不如把她带去你和芙颂约会的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的话，今天你们就不会分手了。” “是茜贝尔告诉你的吗？” 扎伊姆说：“不是，亲爱的，茜贝尔不会和任何人说这种事情，你别担心。”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有趣的闲聊突然转到了我的烦恼上，像是我遭遇了一场灾难那样说起我经历的那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扫兴。因为扎伊姆发现了这点，于是他接着说，有天夜里在贝伊奥鲁的羊肚汤店里，他碰到了麦赫麦特、努尔吉汗、塔伊丰和老鼠·法鲁克。后来他们开着两辆车一起去海峡玩了。还有一个晚上，当他和阿伊谢在埃米尔岗坐在车里喝茶、听音乐时，他们碰上了私生子·希尔米和其他一些人，随后他们开着四辆车，先去了在贝贝克新开的帕利兹延夜总会，然后又去了有银色叶子乐队演出的郁金香花园夜总会。 一方面为了吸引我回到过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他对夜生活的沉醉，扎伊姆津津有味地告诉了我这些娱乐活动的所有细节，当我听他讲这些时，并没想太多，但后来当我在凯斯金家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娱乐活动。但读者们也别认为，我因为没能和老朋友们一起继续从前那种快乐的玩乐生活而沮丧了。只是，有时，当我坐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时，我会产生一种世界上没发生任何事情，即使发生了，也离我们很遥远的感觉，仅此而已。 1977年的除夕夜我也一定沉浸在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里，因为我记得在游戏当中的一瞬间，自己在想扎伊姆、茜贝尔、麦赫麦特、塔伊丰、老鼠·法鲁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做什么。（据说扎伊姆在夏天的别墅里让人支起了电取暖器，还派看门人去点了壁炉，正在那里举办一个邀请了“所有人”的大聚会。） 芙颂说：“凯末尔，快看，抽到27了，你有的！”看见我的心思没在游戏上，她用手拿起一颗干扁豆，放到了我的通姆巴拉纸牌上，遮住了27。她笑着说：“别走神！”有那么一瞬间，她用小心、担忧，甚至是怜爱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当然，我是为了从芙颂那里得到这样的关注才去他们家的。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不让他们伤心，为了不让母亲和哥哥知道我将在凯斯金家过除夕夜，我先在家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随后，奥斯曼的儿子，我的侄儿们说“快，奶奶，让我们来玩通姆巴拉吧！”于是我又和他们玩了一轮游戏。我记得，在我们全家一起玩通姆巴拉的时候，当我和贝玲的目光相遇时，她像是在怀疑这种幸福家庭画面的做作，用“你怎么了！”的眼神皱起了眉头。 我对贝玲轻声说：“没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随后我说，自己该去参加扎伊姆的聚会了，当我匆忙离开前，我又看到了贝玲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但我什么也没表露。 当切廷开车向凯斯金家疾驶时，我既慌乱，又幸福。因为他们一定在等我吃晚饭。是我告诉内希贝姑妈要和他们一起过除夕的，有一次我在门口告诉她，我一定会来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请别让芙颂那天晚上和丈夫出去找朋友们玩”。因为在我那么好心支持他们的所有电影梦想，感觉自己和他们那样亲近时，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夜晚出去，在内希贝姑妈看来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情，也是一种不懂事的行为。内希贝姑妈说，她觉得费利敦在我去的夜晚出门也是“不懂事”。但因为没人对此有抱怨，因此这是一种被我们无声忽视的孩子气。因为他不在家时，有时内希贝姑妈不是也用“孩子”来提到费利敦的吗？ 离开我们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亲为赢得通姆巴拉游戏的人准备的奖品。到凯斯金家之后，我快步跑上楼梯，一进门——当然像往常一样，在我感受到和芙颂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后——就从塑料袋里拿出了母亲的奖品，一边高兴地说“这是通姆巴拉游戏获胜者的奖品”，一边把它们码在了餐桌的边上。就像母亲从我们儿时起在除夕夜里做的那样，内希贝姑妈也准备了很多小奖品。我们把她准备的奖品和母亲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那么开心，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奖品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奖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们不可改变的习惯。 我在这里展出我们在八个除夕夜里玩过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们家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时间里，母亲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样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让我、哥哥和堂兄弟们，后来又让她的孙子们开心的。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在游戏结束，奖品散发完，孩子、邻居们开始打哈欠，打瞌睡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会把从天鹅绒袋子里一块块抽出来的数字块（90块）数一遍，把写着数字的纸牌用蝴蝶结捆成一摞，把我们用来遮住纸牌上数字的干扁豆放进袋子里，然后把布袋收起来等待第二年的除夕。 现在，多年以后，当我忙着用全部的真诚，将一切一一展现出来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时，我感到，我们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触及了那些神奇、怪异年份的灵魂。通姆巴拉作为一种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游戏，就像很多除夕夜的仪式和习惯那样，在阿塔图尔克实行年历改革后，通过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短时间里成为很多家庭除夕夜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纸会在年底向读者赠送用廉价硬纸板做的、塑料数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通姆巴拉手，他们手拿一个黑布袋，用走私美国烟或是威士忌作为奖品来引诱路人。大街上的这些通姆巴拉手，会用一种可以被称做“迷你通姆巴拉”的游戏和一个其中有诈的布袋，把大街上随时准备试试运气的人们的钱骗到手里。通姆巴拉这个单词，带着“抽签和试运气”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颂他们家四五次的时候进入土耳其语的。 我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创始人的兴奋，用能够像物件的故事那样来讲述我的故事的激情，从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各种奖品里精心挑选出了一些样品。 内希贝姑妈每年一定会在奖品里放上一块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亲也那么做。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专属于小女孩的一种快乐，但我们成年人也会在那夜像孩子一样快乐”。儿时在我们家，除夕夜里如果一个年长的客人得到了一件为孩子买的礼物，那他（她）一定会说：“啊，我正需要这样的一块手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完这话后，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说了一句双关语那样，会互相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看到这些动作，我会觉得大人们是带着一种玩笑的态度来玩通姆巴拉的，我会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后，1982年除夕夜，当我在凯斯金家第一个把纸牌上的第一行数字全部对上，像个孩子一样大叫“沁可”时，内希贝姑妈边说“恭喜，恭喜，凯末尔先生”，边给了我这块手帕。就是在那时，我说道：“我正需要一块这样的手帕！” 内希贝姑妈极为严肃地说：“这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一块手帕。” 那时，那个夜晚，我明白在凯斯金家，就像邻居的孩子们那样，我是用自己全部的纯真来玩通姆巴拉的。无论是在芙颂、内希贝姑妈，还是在塔勒克先生的身上多少都有一种玩笑的态度，有一种模糊的“假装那么做”的样子，但我始终是真诚的。看见我现在不时用一种接近调侃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爱情故事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请记住，我是带着全部的真诚去经历那些时刻的，任何时候我都是善意的。 母亲每年会把几双童袜放进奖品里，这让我们感觉奖品是一些家里本该买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减少了奖品的奖励性，但同时，即便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会让我们像对待珍贵的东西那样去看待我们的袜子、手帕、核桃夹子，或是在阿拉丁小店里买来的一把便宜的梳子。但在凯斯金家，所有人，甚至是孩子，游戏结束时，不会因为袜子，而是因为赢了游戏而开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像这袜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物件不是属于每个个人的，而仿佛是属于整个家和家庭的，但这也不完全对，因为我会不断感到，楼上有芙颂和她丈夫分享的一个房间，一个柜子，有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会经常带着幻想和痛苦去想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和芙颂的衣服。但在除夕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我们才玩通姆巴拉的。有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会感到，我们看电视也是为了感受（我们在玩通姆巴拉时感受到的）那种纯真的情感。 玩通姆巴拉时，或是在平常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安宁地看着电视时，当我把凯斯金家里的一个物件（比如多年后达到一个可观数字的、带着芙颂手上味道的勺子）装进口袋时，内心里那种稚气单纯的情感会消失一段时间，那时我会感到一种自由，我明白自己将可以随时起身离开那里。 1980年的除夕夜，我把在订婚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上，自己和芙颂一起喝威士忌的古董杯子（我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留下的纪念品），作为一个制造惊喜的奖品拿去了他们家。1979年以后，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再给他们带去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因为就像我对芙颂的爱情那样，这成为了一件不言而喻被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笔、袜子、肥皂那样的小礼物中间出现一个只有在拉斐·珀尔塔卡尔的古玩店里买到的贵重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让我伤心的是，当塔勒克先生赢了通姆巴拉，内希贝姑妈拿出奖品时，芙颂竟然没发现这个带着我们爱情最悲伤日子印记的杯子。还是她想起来了，但因为气我的鲁莽（费利敦和我们一起过了那个除夕夜）而假装不知道呢？ 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只要塔勒克先生喝拉克酒时拿起那个杯子，我就想去回忆和芙颂最后一次做爱时的幸福，但就像不能去想一个被禁问题的孩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和塔勒克先生坐在一起时，我当然是不能那么做的。 物件的力量，以及积淀在其中的回忆，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幻想力和记忆力的表现。别的时候我绝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甚至会觉得这些低俗的放在篮子里的埃迪尔内肥皂，用肥皂做的葡萄、木梨、杏子和草莓，因为成为了游戏的奖品，才会让我想起除夕夜感到的深切安宁和幸福；我在凯斯金家餐桌上度过的那些神奇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人生那慢慢流淌的温和的音符。但我真诚而朴实地相信，这些情感不单单属于我，多年后见到这些物件的博物馆参观者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为了给我的这个信念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年除夕夜开奖的新年特别彩票。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每年买一张在12月31日晚上开奖的彩票，把它当做通姆巴拉的一个奖品。无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对于得到那张彩票的人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同样的一句话： “太好了，今晚你真幸运……看看，说不定你还能中大奖呢。” 1977年到1984年的八年除夕夜里，因一个奇怪的巧合，芙颂竟然六次得到了彩票。但等到当夜抽奖结果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宣布后，依然因为一个奇怪的巧合，她没中到过任何的奖金，包括最小的“保本”奖。 无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在赌博、运气和人生的问题上（特别是塔勒克先生和客人们玩纸牌时）有一句总会被重复的警句。这句话同时也是对输家的调侃和安慰。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所有人都会在合适时机说的这句话，我是在1982年的除夕夜，电视直播并由安卡拉第一公证处公证的抽奖结果宣布后，在芙颂仍然没中到任何奖金时，带着醉意和不假思索说出来的。 “鉴于您在赌场的失意，芙颂女士，”我模仿着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优雅英国绅士的口吻说，“您将在情场上得意！” 芙颂也像电影里的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主角那样，毫不犹豫地说：“凯末尔先生，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 1981年底，因为我相信，横亘在我们爱情前面的障碍几乎被我跨越了一半，因此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句可爱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上午，1982年的第一天，当我彻底从酒精里清醒过来，和母亲一起吃早饭时，我恐惧地想到，也许事实上芙颂说的是一句双关语。因为“情场得意”所暗示的幸福，很显然并不是芙
..的电影能在影院公演，也为了摆脱破产的困境，仔细地从电影里剪掉了所有破坏家庭制度的争吵画面；而一个膀大腰圆的哥哥，在信徒母亲的鼓励下打弟弟耳光的场景，却经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保留了下来。 梦想·哈亚提这样对我们解释道，国家认为不合适的镜头经审查被剪去，“其实还是好的”。因为被剪过的电影还能在影院放映，如果还能让人明白，那就能挣回本钱。最大的灾难就是拍好的一部电影被完全禁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聪明的土耳其制片人的建议下，国家带着善意把审查分成了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把电影剧本送去审查委员会，电影的主题和画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在土耳其，就像准备干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国家“批准”时面对的所有情况一样，在这里也滋生出了一种复杂的许可和贿赂的官僚作风，为应对这些困难，又催生出了那些让公民的申请通过官僚机构审查的中间人和公司。我记得，1977年春天，我和费利敦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很多次找谁来让我们的《蓝色的雨》通过审查的事情。 有个外号叫打字机·德米尔，非常受欢迎、勤奋的希腊人。他让审查委员会通过剧本的方法，就是把每个写好的剧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机和风格重新打一遍。这个膀大腰圆的老业余拳击手，是一个灵魂优雅、细腻的人。他会把剧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圆，用纯真来缓和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老板、强奸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对立，他会巧妙地用一些带着旗子、祖国、阿塔图尔克和真主的动听语言，来平衡主人公在电影最后说的那些会让审查者抓住，然而却是观众喜欢的愤怒、强硬和批判的话语。他真正的能耐，则是把剧本里每个粗暴、过激的点，用幽默、轻松和可爱，变成一种神奇的人生细节。那些经常贿赂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大电影公司，即便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剧本，也为了要沾上他那可爱、神奇、稚气的气息，把剧本交给打字机·德米尔修改。 得知夏夜里让我们深受感动的神奇土耳其电影里那无与伦比的诗意归功于打字机·戴米尔后，在费利敦的建议下我们带上芙颂，去了“剧本医生”在解放街区的家里。在一面巨大的挂钟发出嘀嗒声响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一台被赋予传奇色彩的旧雷明顿打字机，我们感到了电影里那特别而神奇的氛围。德米尔先生很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先把剧本留下，他说，如果他喜欢剧本，就会用打字机把剧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过审查，他指着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盘中间的文件说，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手头还有很多活。他指着身边一对二十几岁，长着猫头鹰眼睛的近视眼双胞胎姐妹说，是女儿们帮他一起修??改剧本的，他夸赞“她们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个认出了芙颂，提到她在四年前举办的土耳其选美比赛中闯进了决赛，这让芙颂十分开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些了。 然而，重新写好，也是专门为芙颂打造的剧本，三个月后才由同一个女孩说着特别赞美和仰慕的话送了回来（她说：“我爸爸说这完全是一部欧式的艺术电影。”）。我从英颂板着的面孔，不时说出的一些恼怒的话里明白，她对此很不满意，我也试图告诉她，她丈夫也比较拖拉。 晚上在凯斯金家，我和芙颂离开餐桌能够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饭结束前，我们会走到柠檬的笼子前去给它喂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鱼的骨头（那是我从埃及市场买来的）。但那里离餐桌很近，我们之间很难有亲昵行为。除非耳语，或是过分大胆。 更合适的一条途径，则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自然产生的。芙颂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隐瞒的街区朋友玩（多数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刚结婚的女人），和费利敦一起去电影人出入的场合，做家务，给依然还在接缝纫活的母亲帮忙，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学”画鸟。“自学”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会感到这种业余消遣后面的激情，因为这些画我更爱她了。 这个爱好是因为一只乌鸦开始的，那只乌鸦就像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停在了后屋阳台的铁栏杆上，而且它看见芙颂也不飞走。那只乌鸦还来过很多次，它停在栏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惧的眼睛斜视芙颂，它甚至让芙颂惧怕了。有一天，费利敦为乌鸦拍了一张照片，于是，芙颂就照着这张我在这里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画了一张我很喜欢的画。随后又有一只鸽子和麻雀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她又继续画了它们的画。 费利敦不在的夜晚，饭前或是电视上放长长的广告时，我会问芙颂“你的画怎么样了？” 碰上她高兴的时候，她会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会一起去那因内希贝姑妈的缝纫用具、剪刀和布块而显得零乱的后屋，在小吊灯昏暗的光线下看她画的那些画。 我总会发自内心地说：“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芙颂。”同时我会感到一种想去触摸她，触摸她的后背和手的强烈欲望。我从锡尔凯吉的那些卖进口文具的文具店里，给她买了漂亮的、“欧洲进口”的图画纸、本子和水彩用具。 芙颂会说：“我要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鸟都画下来。费利敦拍了一张麻雀的照片。后面接着画麻雀。我就这么自己画着玩。你觉得猫头鹰会飞到阳台上来吗？” 有一次我说：“等到有一天，你一定要办一个画展。” 芙颂说：“其实我想到巴黎去看那些博物馆里的画。” 碰到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说：“凯末尔，最近几天我没法画画。” 我当然知道她不开心的原因，那就是别说电影的开拍，即便是剧本，我们都还没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拍摄的剧本。有时尽管她的画没太多进展，但芙颂完全会为了和我说电影的事情而去后屋。 有一次她说：“费利敦，不喜欢打字机·德米尔的修改，他在重写……我已经跟他说了，也请你跟他说说，别再拖了。让我们开始拍我的电影吧。” “好的。”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我们又去了后屋。芙颂画完了乌鸦，在慢慢地画一只麻雀。 我盯着图画看了很久后说：“真的画得很好。” 芙颂说道：“凯末尔，现在我明白了，要拍费利敦的艺术电影还要等好几个月。那样的东西审查委员会是不会轻易批准的，他们会怀疑的。但前天在佩鲁尔，穆扎菲尔先生来了我们的桌上，他让我去演一个角色。费利敦跟你说过吗？” “没有。你们去了佩鲁尔？芙颂，你要小心，那些人全都是色狼。” “别担心，费利敦很小心，我们俩都很小心。你说的没错，但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提议。” “你看过剧本吗？是你喜欢的剧本吗？” “我当然没看过剧本。据说如果我接受，他们会让人去写一个剧本。他们想找我谈谈。” “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凯末尔，电影的主题重要吗？还不是一部穆扎菲尔先生风格的爱情情节剧。我想接受他们的提议。” “别着急。他们都是些坏人。让费利敦去和他们谈，他们的用意可能不好。” 芙颂问：“怎么不好？” 但我没再说什么，立刻心烦意乱地回到了餐桌上。 不难想像，像穆扎菲尔先生这样一个能干的导演推出芙颂拍摄的一部商业情节剧，是会让芙颂立刻红遍整个土耳其的。坐在用煤炉取暖、令人窒息的电影院里的人群，逃学的学生，无业游民，爱幻想的家庭主妇和暴躁的单身男人，自然会迷恋上芙颂的美丽和人性。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旦芙颂成名，她对我，对费利敦都不会有好气，也许甚至还会抛弃我们。当然我无法把芙颂想像成一个为了名利可以不顾一切、和娱乐专栏作家保持讨价还价关系的人；然而，从那些去佩鲁尔酒吧的人的眼神里我明白，很多人为了让她离开我——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首先想到了它——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任何事情。一旦芙颂成为明星，很遗憾，我会更加爱她，但同时我失去她的恐惧也会变得更大。 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看到芙颂那愤怒的眼神时，我再次意识到，其实我那美人的心思既不在我身上，也不在她丈夫身上，她沉浸在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里，我为此感到担忧，甚至是慌乱。很早我就意识到，如果芙颂和出入这些酒吧的一个制片人或是一个名演员私奔，眼睁睁地抛弃我和她丈夫，那么我的痛苦将远远大于1975年夏天我所忍受的。 费利敦对于我们面前的这些危险知道多少？他对那些商业制片人试图将他妻子拖进一个糟糕世界的想法也是略知一二的，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提醒他——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注意这些危险，我还向他暗示，一旦芙颂在那些糟糕的情节剧里扮演角色，他将拍摄的艺术电影，对我来说将会毫无意义。然而半夜当我坐在父亲的沙发上，独自一人喝着拉克酒时，我会担心是否和费利敦说了太多的话。 5月初，电影开拍季节到来之前，梦想·哈亚提去了柠檬电影公司，他说，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女演员被她嫉妒的情人打伤了，如果芙颂出演她的角色会很合适，这对于像芙颂这样一个漂亮、有文化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十分清楚我的那些担忧的费利敦礼貌地拒绝了他，我认为他甚至压根没跟芙颂提起这件事…… 60、在安宁饭店度过的海峡夜晚 我们为了让芙颂远离她一去佩鲁尔酒吧就聚集过来的雄饿狼们所做的事情，有时不会让我们烦恼，反而会让我们发笑，甚至开心。读者们应该还记得那个出现在我订婚仪式上的传闻作家白色·康乃馨吧，当我得知他准备为芙颂写一篇“一颗新星即将诞生”的文章后，我告诉芙颂，这人不可信。随后，像玩捉迷藏那样我们一起逃避了他。一坐到芙颂的桌上，顷刻间就会把心里的爱情诗句写到餐巾纸上，用感人的语言向她表白的诗人记者的作品，也在我的努力下，在没让任何一个读者看到之前，就被佩鲁尔的老招待员塔亚尔扔进了垃圾桶。我、费利敦、芙颂，当我们三人随后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会笑着将其中的一些故事（不是全部）讲给彼此听。 我们在佩鲁尔酒吧以及类似的酒吧和酒馆里碰到的多数电影人、记者和艺术家，喝多了酒就会开始可怜他们自己而哭起来，而芙颂却完全相反，她喝下两杯拉克酒后会高兴地变得天真起来，像个俏皮的女孩那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时，我也会觉得，就像夏天我们去看电影，去海峡吃饭时那样，芙颂是因为她、我和她丈夫，我们三人在一起而开心的。因为厌烦了那些讥讽和传闻，我很少去佩鲁尔，如果在那里就会监视芙颂周围的那些人，多数时候我会说服芙颂和费利敦去海峡吃晚饭。因为我们早早离开了佩鲁尔，芙颂一开始会不高兴，但在路上和切廷一起聊天时她会变得那么开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和他们——就像我们1976年夏天时做的那样——一起更多地去饭店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更好。为此，我首先要说服费利敦。因为芙颂和我，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不能像两个情人那样一起去任何一家饭店的。因为让费利敦离开他的电影人朋友会很困难，因此有一次我说服了内希贝姑妈，然后我和芙颂还有她丈夫去萨勒耶尔的乌尔江饭店吃了竹荚鱼。 1977年夏天，因为塔勒克先生也没过多反对，甚至很情愿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此在凯斯金家看电视的我们——一起坐着切廷开的车——开始去海峡的饭店了。因为我想让参观博物馆的每个人用我记住的幸福来记住我们的这些出游，因此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小说和博物馆的目的，不正是真诚地讲述我们的回忆，让我们的幸福变成别人的幸福吗？那年夏天，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起去海峡的一家酒馆吃晚饭，成了我们的一个好习惯。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什么季节，我们会经常——每月一次——坐上车，像去参加婚礼那样说笑着出发，要么去一家海峡的饭店，要么到一家有名的大夜总会去听塔勒克先生喜欢的老歌。别的一些时候，则会因为芙颂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电影始终无法拍摄等烦恼，让我们忘记这个乐趣。然而不开心的几个月过后，当我们又一起坐上车时，我们会发现，其实 6211." >我们在一起能够玩得很开心，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爱上了彼此。 那时，塔拉卜雅，是去海峡游玩的伊斯坦布尔人最钟爱的一个地方，那里鳞次栉比的酒馆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满了桌子，桌旁坐满了人，通姆巴拉手、卖牡蛎和杏仁的小贩、拍完照一小时后拿来照片的摄影师、卖冰激凌的小贩、多数饭店都有的土耳其小乐队和民歌手不停地在桌子周围转悠（那时周围还看不到一个游客）。车子穿行在马路两边饭店中间的窄小街道上，托着装满了冷菜碟子托盘的招待们则不停地穿梭在车子和客人们中间。我记得我们每次去那里，内希贝姑妈都会惊讶于那些招待的速度和勇气。 我们去的是一个名叫“安宁”的不太引人注意的饭店。去海峡的第一个晚上，因为有空位我们进了这家饭店，塔勒克先生也很喜欢，因为他可以“远远地免费”欣赏从旁边的宝石夜总会里传来的土耳其音乐和老歌。另外一次，当我说如果去宝石夜总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听老歌时，塔勒克先生立刻说，“行了，凯末尔先生，别去给那蹩脚乐队和乌鸦嗓子的女人送钱！”但吃饭时，他更仔细，也更津津有味和愤愤不平地听了旁边传来的音乐。他说歌手们的“嗓子不好、耳朵不灵”，他会高声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会在歌手之前把歌唱完以此来显示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喝下三杯拉克酒后，他会带着一种深沉和忧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为音乐打节拍。 当我们离开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家，坐车去海峡游玩时，仿佛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去海峡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芙颂可以坐在我的身边。在那些拥挤的桌子中间，谁也看不见她的胳膊贴上了我的胳膊，当她父亲听音乐，她母亲欣赏海峡周围摇曳的灯光、薄雾缭绕中的黑暗时，我俩会在嘈杂声中，像两个刚认识、刚学会欧式男女朋友关系的羞怯的年轻人那样，小心翼翼、轻声地谈论我们的饭菜、夜晚的美丽和她父亲的可爱。在父亲面前抽烟总会感到不自在的芙颂，在海峡的饭店里，会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欧洲女人那样，大大方方、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我记得，我们从戴着墨镜、粗鲁的通姆巴拉手那里买来纸牌试了运气，什么也没赢到后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在赌场失意了”，随后我们为此害羞，再后来则感到了幸福。 这不仅是从家里出来，古典奥斯曼诗歌里描绘的喝着葡萄酒和情人并肩坐着的幸福，也是和街上的人群在一起的幸福。当饭店之间的窄路被车堵上时，坐在车里的人和饭店里的客人之间会瞬间爆发“你斜眼看了女孩”，“你为什么把烟头扔到我身上”的争吵。酒过三巡后，醉鬼们会开始唱歌，客人们的掌声和喧哗声会让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那时，如果车灯照到了奔波在各家饭店表演“东方舞”的舞娘那缀满金色亮片的舞服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汽车的喇叭就会像11月10日1 ①轮船发出的汽笛那样，开始发自内心地响起来。随后，在炎热夜晚的当中，风会突然转向，扔在码头和鹅卵石路面上的榛子壳、瓜子壳、玉米芯、西瓜皮、纸张、报纸、汽水瓶盖、海鸥和鸽子的粪便以及塑料袋上面的尘土会瞬间被风吹起，刹那间还能听到从街道另一边的树上传来的沙沙声，那时，内希贝姑妈会用手捂着面前的盘子说：“孩子们，起风了，小心你们的饭菜！”过一会儿，风瞬间又会转向，东北风会从黑海带来一阵夹带着海藻味的凉爽。 夜晚结束前，当“这饭钱为什么那么贵”的争吵出现时，饭店里会响起一阵阵歌声，我和芙颂的手、胳膊和腿会贴得更近，甚至彼此缠绕，以至于有时我会以为自己将会幸福地晕倒。有时我开心得会喊来摄影师为我们拍照，让吉卜赛女人给我们大家看手相。有时我会感觉仿佛第一次和她相识。在那里，坐在芙颂的身边，当我的胳膊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时，我会想自己将和她结婚；看着月光时，我会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那时，我?９９ｌｉｂ?会再喝一杯加了冰块的拉克酒，随后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会带着一种恐惧的欢愉发现那里硬邦邦地挺了起来，但我不会因此惊慌失措，就像我们在天堂里的祖先那样，我会感到自己、我们进入了一种完全从罪恶和罪孽里净化出来的精神世界，我会任由自己沉浸在幻想、欢愉和坐在芙颂身边的幸福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亲近，而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却从来不能这样。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后我们将能够成为一对和谐、幸福的夫妻，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我们很般配”。甚至我俩都会在心里感到这一点。我十分幸福地记得，当我们愉快地谈天说地时，因为她说“你想尝尝吗？”，我用自己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一个黝黑的小肉丸，还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励下，我用叉子从她的盘子边上叉起几颗橄榄扔进了自己的嘴里，我在这里展出那些橄榄核。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侧着身子和旁边桌上一对像我们的情侣（男人三十多岁、棕色头发，女孩二十岁，白皮肤，黑头发）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夜里临走前，我碰上了从宝石夜总会出来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我们站在路边没提及任何老朋友，认真地讨论了一番“在夜里这个钟点，海峡边开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别时，我远远地指着正在上车的芙颂和她父母说，我带亲戚来玩海峡了。我想告诉日后去我博物馆的参观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只有少量的私人轿车，从美国或是欧洲买来轿车的富人们，常常会开车带熟人、亲戚们出去逛街。（儿时我经常听到母亲问父亲：“萨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们坐车出去玩玩，你去吗？还是我和切廷——母亲有时也会说‘和司机’——带他们出去玩？”父亲则回答道：“行了，你带他们出去吧，我很忙。”） 回家的路上，我们会一起在车里唱歌。每次唱歌都是塔勒克先生开的头。一开始，他会哼着去回想一首老曲子和歌词，随后他会让我们打开收音机去找一首老歌，或者当我们还在寻找时，他就开始唱一首刚才从宝石夜总会听到的老歌。有时我们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外国的奇怪语言，我们会瞬间安静藏书网下来。那时，塔勒克先生会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莫斯科电台”。热身阶段过后，塔勒克先生会先开个头，然后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加入其中。在车里，听着由老歌组成的一个音乐会，在海峡路边高大的枫树和黑暗的树阴下回家时，我会在前座上朝他们转过身，努力跟着他们唱居尔泰金·切奇的《老朋友》，尽管我因为不知道全部的歌词而害羞。 无论是在车里一起唱歌，还是在海峡的饭店里有说有笑地吃饭，其实我们当中最开心的是芙颂。尽管如此，能够出门的那些夜晚，芙颂还是喜欢和佩鲁尔酒吧里的电影人待>?在一起。因此，为了一起去海峡吃饭，我会先去说服内希贝姑妈，因为内希贝姑妈从不愿意放过让芙颂和我待在一起的机会。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劝说费利敦。因此，有天晚上，我们把费利敦无法离开的摄像朋友雅尼也带去了海峡。费利敦利用柠檬电影公司的条件在和雅尼一起拍广告片，我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赞成他们去挣钱。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费利敦挣了钱，带着妻子离开丈母娘和老丈人搬出去住，我还怎么能够见到芙颂。我害羞地感到，有时我也是为此想和费利敦友好相处的。 那天晚上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没去，所以在塔拉卜雅既没听从旁边的夜总会里传来的歌声，也没能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芙颂坐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说电影界里的传闻。 因为那天夜里我不开心了，所以在另外一个晚上，当我和费利敦还有芙颂从佩鲁尔酒吧出来时，我对费利敦另外一个想和我们一起去的朋友说，车上没位子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接芙颂的父母去海峡。大概我说话时有点粗暴，因为我看见那个宽脑门的人惊讶甚至是愤怒地瞪大了深绿色的眼睛，但我没在意。随后，我们去楚库尔主麻，在芙颂的协助下，骗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去了塔拉卜雅的安宁饭店。 我记得，坐下开始喝酒后不久，我感到了不安，从芙颂那拘束、紧张的神态里，瞬间我想到自己没能从流淌的夜色里得到乐趣。为了能够找到让我们开心的通姆巴拉手和卖新鲜核桃的小贩，我转身朝后面看了一眼，我在两张桌子的后面，看见了有同样一对深绿色眼睛的男人。他和一个朋友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看着我们喝酒。费利敦发现我看见了他们。 我说：“你的朋友坐上车，跟来了。” 费利敦说：“塔希尔·汤不是我的朋友。” “离开佩鲁尔时，在门口想跟我们一起来的人不是他吗？” “是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在国产的摄影小说，还有暴力、武打片里扮演角色。我不喜欢他。”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坐在费利敦身边的芙颂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变得紧张起来。塔勒克先生在听音乐，但内希贝姑妈也在听我们讲话。没过多久，我从芙颂和费利敦的眼神里明白，那人在朝我们走来，我转过身去。 “对不起，凯末尔先生，”塔希尔·汤对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打扰你们。我想和芙颂的父母谈谈。”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在一场军官的婚礼上邀请一个喜欢的女孩跳舞之前，征得女孩父母同意的文雅、英俊小伙子的表情，就像报纸上那些关于礼仪和礼貌专栏上写的那样。 他靠近塔勒克先生说：“对不起藏书网，先生，我想和您说件事。芙颂的电影……” 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这人在跟你说话呢。” “我也跟您说。您是芙颂的母亲吧？您是她的父亲。你们听说了吗？土耳其电影界的两位重要制片人穆扎菲尔先生和梦想·哈亚提先生，邀请你们的女儿出演重要角色。但听说因为电影里有接吻的镜头，你们拒绝了邀请。” 费利敦冷静地说：“没这回事。” 像往常一样，塔拉卜雅的噪音很大。塔勒克先生要么是真没听见，要么就是装做没听见，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土耳其父亲所做的那样。 塔希尔·汤用一种流氓的语气说：“什么没这回事？” 我们全都明白，他喝多了，想挑事。 “塔希尔先生，”费利敦小心翼翼地说。“今晚我们一家人来这里坐坐，我们压根不想说电影的事情。” “但我想说……芙颂女士，您为什么要害怕？您快告诉他们，您想演电影。” 芙颂逃避了他的目光。她在镇定地抽着烟。我站了起来。费利敦也同时站了起来。我们和那人走到了桌子中间。其他桌上的人都把头扭向了我们。我们一定是摆出了土耳其男人打架前摆出的、让人想起公鸡打架的动作以及流氓的架势，因为不想错过打架场面的好奇观众、想找乐的醉鬼们在向我们靠拢。塔希尔的朋友也起身走了过来。 一个熟知酒馆斗殴的老年、有经验的招待立刻走过来说：“好了，先生们，别聚在一起，快散开吧。大家都喝了酒，发生一点摩擦是正常的。凯末尔先生，我们在你们的桌上放了一盘煎牡蛎，还有一盘鲭鱼。” 我要对几百年后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未来的幸福人们说，那时土耳其男人会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大打出手，比如茶馆，在医院排队时，交通堵塞时，足球赛上。惧怕打架而退缩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希望他们别误解我们。 塔希尔的朋友从后面走过来，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摆出一副“你是绅士”的样子把他拽走了。费利敦也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点也不值得！”的表情让我坐了下来。因为他这么做了，我要感激他。 夜色中，当一艘轮船的探照灯在随着东北风起伏的波浪上晃动时，芙颂仍然在抽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她也一点也不逃避我的目光。当她用一种几乎是骄傲、挑战的眼神看着我时，瞬间我感到，最近两年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远比这个喝醉的演员制造的那个小麻烦要大得多，也危险得多。 后来，塔勒克先生，用一种非常凝重的神情，摇晃着手上的拉克酒杯和脑袋，和着从珍宝夜总会传来的歌声，唱起了塞拉哈廷·皮纳尔的《我从哪爱上了那个残忍的女人》，我们知道分享歌曲的忧伤会很好，于是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过了很久，半夜，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们在车上一起唱歌时，我们仿佛完全忘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 61、看 而事实上我根本没忘记芙颂的背叛。很显然塔希尔·汤在佩鲁尔看着看着爱上了芙颂，是他让梦想·哈亚提和穆扎菲尔先生邀请她在他们的电影里扮演角色的。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梦想·哈亚提和穆扎菲尔先生，因为看到了塔希尔·汤对芙颂的好感，于是向她发出了邀请。塔希尔·汤走开后，芙颂的样子就像一只打翻了牛奶的小猫，从中我明白至少她给了他们希望。 1977年夏天，自从在安宁饭店发生了那件事情后，芙颂不再被允许去贝伊奥鲁电影人出入的场所，特别是佩鲁尔，这是我在事后第一次去凯斯金家时，从芙颂气恼和愤怒的眼神里感觉到的。后来，在柠檬电影公司见面时，费利敦告诉我，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事后很慌乱，这阵子芙颂想去佩鲁尔很难，即使和街区里的朋友见面也有限制，出门前，她必须像未婚的女孩那样得到母亲的批准。我记得，这些没有维持太久的强硬措施让芙颂很难过。为了安慰芙颂，费利敦会用一
..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 因为我们找了后门，所以芙颂没有排队，微笑着走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她就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了大街上。当她在外面准备点烟而放慢脚步时，我追上了她。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不搭理我。当我们走进瓦唐饮料和三明治宫殿坐下时，她说：“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我放弃了。” “怎么了？他们不给签证吗？” “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欧洲我也不去了。谁的签证我都不要了。” 我说：“我会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的。或者我们乘船，从意大利过去。” “凯末尔，欧洲旅行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懂外语，我害臊了。” “亲爱的，我们应该去外面看看……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更幸福的人们。我们会手拉手，走在他们的街道上。世界，不仅仅只有土耳其。” “是不是我应该去见识一下欧洲才能配得上你？但我也放弃和你结婚了。” “芙颂，在巴黎我们会很幸福的。” “你知道我有多固执。凯末尔，别再坚持了。那样我会更固执的。” 但我还是坚持了，多年后当我痛苦地为我的坚持追悔莫及时，我想起，自己当时常常偷偷幻想在旅途中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和芙颂做爱。在从奥地利进口纸张的势利眼·塞利姆的帮助下，我们在一星期后拿到了芙颂的签证。在那些日子里，车子的“临时入境证”也办下来了。芙颂的护照因为我们去巴黎要得到经过的所有国家的签证而变得五颜六色，当我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把护照给她时，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骄傲，一种做丈夫的骄傲。几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看见芙颂幻影的那些日子里，其中的一个幻影就是在萨拉伊影院碰见的。芙颂接过护照，先咧嘴笑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把那些签证挨个看了一遍。 通过一家旅行社，我在巴黎的北方酒店预订了三个房间。一个给我，一个给切廷，还有一个给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茜贝尔在索邦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去看她时会住在别的酒店，但就像那些幻想日后有了钱要去什么地方的学生那样，我会幻想有一天自己将在这个像是从电影和回忆里走出来的老酒店里度过幸福时光。 “根本没必要，你们结了婚再去。”母亲说，“你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去享受旅行的乐趣，但内希贝和切廷干什么？他们跟着你们去干什么？你们先结婚，然后坐飞机去巴黎度蜜月。我去告诉白色·康乃馨，他会在两个娱乐专栏上像一个浪漫的故事、一则人人都喜欢的传闻那样把这件事写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一切都会被忘记。本来那个旧世界也早就变没了。到处都是外来的有钱人。再说，没有了切.９９lｉｂ?廷我怎么办？谁开车送我出去？” “亲爱的妈妈，整个夏天您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只出去了两次。别担心，9月底我们就回来。我答应您，10月初让切廷把您接回尼相塔什来……内希贝姑妈会在巴黎为您挑选婚礼上穿的礼服。” 77、大塞米拉米斯酒店 1984年8月27日，12点过一刻，切廷开车和我来到了楚库尔主麻，我们要去欧洲了。我和芙颂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遇见到那天已整整过去了九年零四个月，但我甚至既没去想这九年是如何度过的，也没去想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生和个性是如何改变的。因为母亲无休止的告诫和眼泪，也因为交通堵塞我们迟到了。我想结束人生的这一阶段，尽早上路。等了很久，当切廷把芙颂和内希贝姑妈的行李装上后备厢时，我对围观的孩子、我笑着打招呼的邻居的目光既感到烦躁，又感到了一种甚至对自己都隐藏的骄傲。车子开到托普哈内时，，把车钥匙给我。” “凯末尔先生，今晚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您可千万别去摸方向盘。” “我的手提包落在车上了，我要去拿我的书。” 我接过了他递来的钥匙。切廷瞬间振作起来，弯腰做了一个以前向我父亲表示的极为尊敬的动作。 芙颂说：“妈妈，你怎么把房间的钥匙给我？” “我不锁门，”内希贝姑妈说，“你开门进来就是了。” “我这就跟你上去拿钥匙。” 内希贝姑妈说：“别着急。钥匙会在里面的门锁上。我把钥匙插在门锁上，不锁。你随便什么时候上来。” 内希贝姑妈和切廷走后，我们既感到了轻松，也感到了紧张。芙颂就像一个第一次和新郎单独待在一起的新娘那样，害羞地躲避着我的目光。但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害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我想去触摸她。我探身过去给她点了烟。 “你回房间去看书吗？”她像是要准备起身离开那样。 “不，亲爱的，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开车出去转转。” “我们喝得太多了，凯末尔，不行。” “我们一起去转转。” “你快上去睡觉吧。” “你怕我出车祸吗？” “不是。” “那就让我去开车，让我们拐到旁边的路上，消失在森林里。” “不行，你快上去睡觉。我要上去了。” “难道你要在我们订婚的夜晚让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吗？” “不，我还要坐一会儿，”她说，“其实我很喜欢坐在这里。” 法国人在远远地看着我们。我.们一定是沉默地在那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的目光不时交汇在一起，但却从中看不到任何情感。我的脑子里正在放映着一部由回忆、恐惧、欲望和许多其他我根本无法明白含义的图画接合而成的奇怪电影。随后一只快速游走在桌上的大苍蝇走进了电影。我自己的手，芙颂拿着烟的手，桌上的杯子，法国人也出现在了电影里。尽管我感觉自己已酩酊大醉，但我依然认为脑子里的电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我想此时让整个世界知道我和芙颂之间除了爱情和幸福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用苍蝇在盘子之间游走的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一种表示我们很幸福的样子冲法国人笑了一下，他们也对我们报以了同样的微笑。 “你也对他们笑一笑。” 芙颂说：“行了，我笑过了。你还要我做什么，跳肚皮舞吗？” 我忘记芙颂也醉了，我在意她说的每一句话并为此忧伤。但我的幸福是不会被轻易破坏的。喝着喝着，我进入了人们感觉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刻的精神状态。我脑子里的电影揭示的也正是这个主题。多年来，我为芙颂感受的一切，我为她忍受的所有痛苦，带着世界的复杂和美好，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和完整的情感不仅让我觉得异常美好，还给予了我一种深切的安宁。正在那时，我的脑子对苍蝇如何能够不让脚绕到一起而快速走动产生了兴趣。随后苍蝇消失了。 我握着芙颂放在桌上的一只手，我明白我所感到的安宁和美好正从我的手上传给她，又从她的手上传给了我。芙颂漂亮的左手像一头疲惫的动物那样趴在下面，而我的右手像是另外一头从后面抓住它并粗暴地爬到它身上、压住它的动物。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的脑海里旋转。 我说：“我们跳舞吧。” “不跳……” “为什么？” 芙颂说：“现在我不想跳！这么坐着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们的手，我笑了笑。时间仿佛停止了，我既觉得我们好像手握手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又以为我们才刚刚坐下。一瞬间，我忘记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了。随后，我看见餐厅里只剩下我们俩了。 “法国人走掉了。” “他们不是法国人。”芙颂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他们的车牌。他们是从雅典过来的。” “你在哪里看见了他们的车子？” “他们要关餐厅了，我们也走吧。” “我们这不还坐着吗！” “没错。” 我们又手握手坐了一会儿。 她用右手小心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能干地用一只手把烟点燃，冲我微笑着慢慢把烟抽完了。我感觉这仿佛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正当我脑子里的一部新电影刚要开始，芙颂抽出她的手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了。我看着她的红裙子，没有任何踉跄、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 芙颂说：“你的房间在这边。” “我先送你回房间。” 她轻声说道：“不，你去你自己的房间。” “我很伤心，你不信任我。你怎么和我度过一生？” “我不知道，”她说，“快去你自己的房间。” “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我很幸福。余生我们的每一刻都会这样幸福地度过，相信我。” 看到我要去吻她，她先搂住了我。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几乎是强吻了她。我们久久地亲吻着。有那么一会儿，我睁开了眼睛，我在狭窄、闷热的走廊上看到了阿塔图尔克的照片。我记得，接吻时我哀求她去我的房间。 从一个房间里传来了一声警告我们的假咳声。一扇门的门锁响了几下。 芙颂挣脱了我的搂抱，拐过走廊消失了。 我在她身后绝望地看了几眼。走进房间后，我和衣一头倒在了床上。 78、夏天的雨 房间并不是漆黑的，埃迪尔内路上以及加油站的灯光照到了屋里。难道远处有一片森林吗？我依稀发现了很远处划过的一道闪电。我的脑子对整个世界，对一切是开放的。 过了很久，我听到有人敲门，我爬起来开了门。 芙颂说：“我妈把门锁上了。” 她试图在黑暗中看清我。我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了房间。我和衣躺上床，也让她躺到我身边，我搂着她让靠着我。她像一只渴望呵护的小猫那样依偎着我，把头埋在了我的胸前。好像她多靠近我，我们就会多幸福一样，她一边用劲拽我，一边在颤抖。像在神话里那样，仿佛我不立刻吻她我们就会死去。我记得，我们接吻了，我们拉扯着脱去了她身上早已变得皱巴巴的红裙，我们长时间使劲地接吻，因为床在嘎吱作响，我们还不时害羞地放慢了速度，她撒落在我胸前和脸上的头发让我倍感刺激。尽管我用了一些类似“我做了”那样表示肯定的语言，但别认为我们在有意识地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别认为我能够逐一记得每个时刻。 因为喝了太多的酒，也因为兴奋和紧张，我只在事后才依稀记得经历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不再浪费时间、慌乱地去做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的难以置信，我应该从性爱里得到的享受，瞬间即逝的美好时刻，所有这一切全都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总的印象。仿佛发生了一些在我控制之外的事情，但又像在梦里一样，我以为这些都是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纵的。 我记得，我们钻进了被单，我的肌肤，越接触她的肌肤，就越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我还惊讶地感到，伴随着那些幸福日子里的其他细节，我在重温九年前我们性爱中许多我忘记了，甚至不知道忘记了的回忆。内心里多年来被压抑的幸福欲望，得到我们想要东西的（我甚至已经把她的乳房全部含到了嘴里）成就感，已经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把时间、情感、满足彼此混在了一起。当我想到自己最终得到她时，我对芙颂的一切感到爱慕和怜爱，她发出的性爱呻吟、对我像孩子般的搂抱、天鹅绒肌肤的瞬间闪亮。有一会儿，芙颂坐到了我的怀里，我清楚地记得，在路边经过的一辆卡车（疲惫的发动机发出的沉重轰鸣在模仿我们）越来越近的车灯里，我们快乐而幸福地看着彼此眼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刻。随后出乎意料地刮起一阵强风，瞬间一切都在颤抖，附近的一扇门撞上了，树叶像在和我们分享一个秘密那样沙沙作响。远处一道紫色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 当我们带着越来越强的欲望做爱时，我们的过去、将来、回忆和那个时刻迅速增强的幸福快感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努力克制着叫喊，大汗淋漓地“走到最后”。我对世界、我的人生、一切都非常很满意。一切都是美好、有意义的。芙颂紧紧地依偎着我，我把头靠在她的脖子上，闻着那诱人的芳香睡着了。 过了很久，我在梦里看见了一些幸福的图像。我在这里为博物馆参观者奉送上这些梦境的图像。我在梦里看见的大海，就像儿时的那样是靛蓝的。夏初去苏阿迪耶别墅时，那些关于划划艇、冲浪、钓鱼的记忆，会带着一种美好的渴望充满我的内心。梦里那惊涛骇浪的大海，仿佛在内心里唤醒了夏初时的那些快乐。正在那时，我看见了头顶上慢慢飘过的绵柔云朵，其中一朵像父亲。我看见了在风暴中慢慢沉没的一艘轮船，一些让我想起儿时小人书上的黑白幻影，一些黑暗、模糊、恐惧的图画和回忆。在这些东
..西上有被遗忘和重新被想起的回忆的滋味。老电影里的伊斯坦布尔画面、覆盖着白雪的街道和黑白明信片，也在我眼前闪过。 梦境里的这些图像，让我懂得，生活的幸福永远不能离开看见这个世界的乐趣。 随后，一阵强风激活了所有这些图像，它吹到我身上，让我那汗津津的后背打了个寒战。刺槐树的叶子像在散发光亮那样左右转动，在风中发出一种可爱的沙沙声。风大时，树叶的沙沙声变成了一种恐怖的嗡嗡声。雷声不断在天空回响。一声巨大的雷声把我从梦中震醒。 “你睡得好香。”芙颂说着亲吻了我。 “我睡了多久？” “不知道。我也刚刚被雷声吵醒。” “把你吓着了吗？”说着，我把她搂进怀里。 “不，没有。” “过一会儿就会下大雨……” 她把头靠在了我的胸前。在黑暗中，我们躺在床上沉默地盯着窗外看了很久。在很远的一个地方，乌云密布的天空不时被一道紫红色的光线照亮。仿佛行驶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路上的卡车和坐大巴旅行的乘客，看不见远处那风起云涌的地方，而只有我们知道世界那奇怪的角落。 先于过往车辆噪音进入房间的是它们的远光灯，它们在我们右边的墙上无声无息地扩大并照亮整个房间，在我们听到车子噪音的瞬间，灯影变换形状后随即便消失了。 我们不时在接吻。随后像玩万花筒的孩子一样，我们依然会去看车灯在墙上玩的游戏。被单下面，我们的腿就像夫妻那样挨着伸在那里。 我们又轻轻、仔细、重新发现般地抚摸起彼此来。因为已经远离了最初的醉意，因此现在做爱变得更加美好和富有意义。我久久地亲吻了她的乳房和芳香的脖子。我记得，在自己发现难以抵御性欲力量的青春期，我带着一种惊奇和着迷这样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漂亮女人结婚，那么他就会从早到晚地和她做爱，不会再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想到了同样幼稚的想法。我们的面前有一段无限的时间。世界离天堂很近，然而是一个半黑暗的地方。 在一辆大巴刺眼的远光灯里，我看见了芙颂迷人、可爱的嘴唇，她脸上出现的那远离了这个世界的表情。大巴的灯光消失后，我依然长久地沉浸在这种情感里。随后我亲吻了芙颂的肚子。窗外的马路不时陷入一阵沉寂。那时，我们听到了从很近的一个地方传来的一只知了的叫声。从更远处是否传来了青蛙的叫声，还是越触摸芙颂，我越发现了世界内部那柔弱的声音、青草中间的沙沙声、从泥土深处传来的深沉的嗡嗡声、我从没能发现的大自然那似有似无的呼吸声，我不知道。我久久地吻着她的肚子，贪婪地舔舐着她天鹅绒般的肌肤。时不时我像一只快乐地从水里伸出头的鸬鹚那样抬起头，在不断变换的光线里，努力去和芙颂的目光交汇。房间里有一只停在我背上、咬了我的、我们不时能够听到它嗡嗡声的蚊子。 我们品尝着重新发现彼此的快乐久久地做了爱。做着相同的动作时，与她重新认识的激动，依然不可磨灭地被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同时还被分了类： 1.我高兴地重温了第一次的幸福体验，也就是九年前，1975年，我和芙颂在四十四天里做爱时发现的一些她特有的行为。她做爱时的呻吟；她那纯真而怜爱的眼神——她会带着关爱皱起眉头——我从两边用劲抓住她的胯时，我们的身体上下重叠在一起时——就像构成一个物件的两部分那样——我们身体各部位之间形成的特殊和谐；接吻时她像花儿那样向我张开的嘴唇。这些都是这九年来我无数次幻想、想起和非常想重温的东西。 2.很多因为忘记没有幻想、重新在芙颂那里.看见时想起，令人惊讶的小细节：她的手指瞬间像镊子那样抓住我的手腕；她肩膀后面的黑痣（其他的很多痣在我记得的那些地方）；达到高潮时，瞬间她眼里出现的忧伤，她的目光聚焦在周围的一样小东西上（镶嵌在床头柜上的钟或是盘绕在天花板上的电线）；紧紧搂着我时她慢慢松开双臂，正当我以为她在远离我时，又突然更用劲地抓住我。这些我都忘了，又在一夜间想起。九年来因为我的不断幻想，我让我们的性爱成为了一种虚拟幻想曲，而这些被我遗忘的小脾气和小动作，把我们的性爱，立刻变成了一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活动。 3.芙颂的一些新动作则让我感到惊讶、担心和嫉妒。用指甲使劲掐我的后背；做爱最激烈时，像是在衡量得到的快感、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那样，瞬间停下陷入沉思；或是像突然睡着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待着；抑或像要弄疼我那样，使劲地咬我的胳膊和肩膀。这些让我觉得芙颂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芙颂。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这些新动作也许是因为九年前她没在我那里过夜的缘故。但在她那些强硬的动作里，在她突然陷入自己的深思中，我感到了一种让我紧张的怒气。 4.现在她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新人里还有十八岁时和我做爱的芙颂，但逝去的岁月，就像一棵树的树皮那样，仿佛把里面的树心推到了后面的一个地方。相对于九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年轻女孩，我更爱现在躺在我身边的芙颂。我为那些年的流逝，为我们俩都变得更加聪明、深刻、富有经验而高兴。 大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地落在了窗户和窗台上。伴随着雷鸣开始下起了一阵阵雨。我们搂抱在一起侧耳倾听夏日雷雨的哗哗声。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 醒来时雨停了，芙颂不在我身边。她站着，正在穿她的红裙子。 “你要回房间吗？”我问，“请你别走。” “我要去找瓶水。”她说，“我们喝了太多的酒，我渴死了。” 我说：“我也渴了。你坐着，我在楼下餐厅的厨房里看见水了。” 但等我从床上爬起来，她已经打开门无声地走了。想着芙颂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我又幸福地睡着了。 79、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旅程 过了很久我醒来时，芙颂仍然还没回来。我想她回她母亲那里了，我下床，看着窗外点了一根烟。太阳还没出来，天也还没亮，只有一点朦胧的光亮。窗外飘来潮湿的泥土芬芳。前方，加油站的霓虹灯，大塞米拉米斯酒店招牌的灯光，映照在路边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和停放在前面的雪佛兰的保险杠上。 我看见我们吃晚饭、订婚的餐厅有一个面向大路的小花园。那里的椅子和靠垫全都被淋湿了。前面不远处挂在无花果树上的一只灯泡亮着，芙颂坐在灯下的一张长条椅上。她微侧身对着我，正在抽着烟等待日出。 我立刻穿上衣服下了楼。“我的美人，早上好”我轻声说道。 她什么也没说，只像一个陷入沉思、十分烦恼的人那样点了点头。我在长椅边上的椅子上看见了一杯拉克酒。 她说：“拿水时我一看，竟然还有一瓶开过的酒！”她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种让人想起她是塔勒克先生女儿的表情。 我说：“在世上最美好的早晨不喝酒我们还能做什么。路上会热的，我们可以在车上睡一整天。小女士，现在我能坐到您的身边吗？” “我已经不是小女士了。” 我没说什么，静静地坐到了她的身旁。看着对面的风景时，像我们在萨拉伊电影院里那样，我抓住了她的手。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看着周围的世界慢慢变亮。远处依然还有紫色的闪电划过，橙色的云朵正在让巴尔干地区的某个地方下雨。一辆长途大巴呼啸而过。直到它消失，我们盯着车后的红灯看了很久。 一条黑耳朵狗友好地摇着尾巴从加油站方向慢慢朝我们走来。那是一条没有任何特点的普通野狗。它先闻了闻我，随后是芙颂，它把鼻子凑到了芙颂的怀里。 我说：“它爱上你了。” 但芙颂没理我。 我说：“昨天我们到这里时，它也叫过三声。你发现了吗……有段时间你们家的电视机上面有一只和这一模一样的小狗。” “你把它也偷走了。” “不算偷。你的母亲、父亲，你们所有人第二年就全知道了。” “是的。” “他们说什么了吗？” “没有。我爸爸有点伤心。我妈妈像是无所谓。而我想成为电影明星。” “你会的。” 她严肃地说：“凯末尔，你最后这句话在撒谎，你自己也不信。对此我真的很生气。你能很轻松地说谎。” “为什么？” “你知道自己从此再不会让我成为电影明星。这已经没必要了。” “为什么没必要？如果你真的想，是可以的。” “凯末尔，我真的想了很多年。这点你很清楚。” 狗亲热地朝芙颂扑了一下。 “简直跟那只小狗摆设一模一样。更何况还像它那样，长着淡淡的黄毛， 9ed1." >黑耳朵。” “你拿那些东西去做什么了？小狗、梳子、钟表、烟头……” “它们会让我感觉好些。”我有点气愤地说，“现在它们全都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的美人，对你我一点也不会害臊。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让你看的。” 她冲我笑了一下。要我说，她的笑里既有怜爱，也有对我的故事和痴迷的嘲笑。 随后她说：“你是不是又想把我当情人养起来？” “这已经没必要了。”我生气地、重复着她的话说道。 “是的。昨天夜里你把我骗到了手。结婚前你得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你拥有了我。.像你这样的人就不会结婚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半恼怒、半玩笑地说，“我为此等了九年，忍受了它的痛苦。我为什么还要结婚！” 但我们的手依然拉着。为了不让游戏过火，我探身过去用劲亲吻了她的嘴唇。芙颂先我和接了吻，随后逃开了。 “其实我想杀了你。”说着，她站了起来。 “因为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我无法知道她是否听见了这句话。因为我醉醺醺的美人生气了，她重重地踩着高跟鞋走了。 她没进酒店。狗跟着她。他们上了大道，芙颂在前，狗在后，他们开始向埃迪尔内方向走去。我喝掉了芙颂酒杯里剩下的拉克酒（在芙颂他们家，没人注意时有时我也会这么做）。我久久地在身后看着他们。因为路是笔直的，几乎在向无限延伸，天越亮，芙颂身上的红裙也变得更加显眼，因此我觉得好像她不可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但没过多久，我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了。就像耶希尔恰姆的那些电影结尾时那样，走向无限的芙颂的红点消失时，我不安了。 不一会儿，我重新看到了那个红点。我那愤怒的美人还在往前走。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怜爱。我们将一起，像昨夜那样做爱，像刚才那样吵嘴地度过余生。我还是很想少和她吵架，哄她开心，让她幸福的。 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路上的车辆多了起来。司机们是不会让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穿着红裙、长着修长美腿的漂亮女人自在的。为了不让玩笑变味，我坐上雪佛兰，去追她了。 开了一公里半，我在一棵枫树下看见了那只狗。它坐在那里等芙颂。我在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心怦怦地狂跳起来。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见了花园、向日葵田和农家小院。一幅巨大的广告牌对我说“拿去尝尝，西红柿”。字母“O”的当中成了靶心，它被从车上射出的手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那些洞眼也都生锈了。 一分钟后，当我在远处看见红点时，我幸福地哈哈大笑起来。靠近她时我减慢了车速。她依然带着一种恼怒的表情走在路的右边，看见我也没停下来。我探身摇下了车子的右窗。 “快上车，亲爱的，我们回去吧，要不该迟到了。” 但她没理我。 “芙颂，今天我们要走很长的路。”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她像孩子样地说着，一点也没放慢脚步。 我按照她走路的速度开着车，在驾驶座上叫着和她说话。 “芙颂，亲爱的，你看这美妙的世界多美好。用愤怒和吵架来破坏这美好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你什么也不明白。” “明白什么？” 她说：“凯末尔，因为你，我没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我真的想当演员。” “对不起。”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她分外气愤地说。 车的速度和她的脚步时而不同步，因此我们无法听清对方的话。 “对不起。”这次我大声叫道，以为她没听见。 “费利敦和你故意不让我去演电影。你在为此道歉吗？” “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像帕帕特亚、佩鲁尔酒吧里那些醉醺醺的女人吗？” 她说：“反正我们总是醉醺醺的。再说，我根本不会像她们那样的。但是，你们，认为我一旦出名就会抛弃你们，所以一直嫉妒地把我关在家里。” “你不也一直害怕身边没有一个强大男人而独自走上那条路的吗？芙颂……” “什么？”她说。她真的很生气，我感觉到了。 我说：“亲爱的，快上车，晚上我们喝酒时再争论。我非常、非常爱你。我们的面前有一段美好的人生。快上车。” “我有一个条件。”她带着多年前要我把儿童自行车送回她家时的幼稚神情说。 “什么？” “我来开车。” “保加利亚的交警比我们的还要腐败。据说会有很多检查。” 她说：“不，不是……现在，我要开回酒店去。?99liｂ.” 我立刻停车，开门下了车。换位时我在车的前面抓住芙颂，使出全身力气亲吻了她。她也使劲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把她美丽的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胸前拥抱了我，我感到一阵眩晕。 她坐上了驾驶座。她用让我想起在星星公园里的认真劲发动了汽车，仔细地放下手刹后上路 4e86." >了。就像格蕾丝·凯莉在电影《捉贼记》里那样，她把左胳膊肘驾在了打开的车窗上。 为了找地方掉头，我们慢慢向前开去。在一条泥泞村道和主路交汇的地方，她想一下子把车头掉转过来，但她没能做到，车子颤抖着停了下来。 我说：“注意离合器！” 她说：“你竟然没发现我的耳坠。” “你的哪副耳坠？” 她重新发动了汽车，我们在往回走。 “别开那么快！”我说，“哪个耳坠？” “我耳朵上的……”她用刚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的人那种半迷糊的声音呻吟道。 她的右耳上戴着那个曾经丢失过的耳坠。难道我们做爱时也在她耳朵上吗？我为什么就没发现呢？ 车子开得飞快。 “慢一点！”我叫道。但她已把油门踩到底了。 远处，友好的狗仿佛认出了车子和芙颂，它站到了路中央。我希望狗能发现芙颂换了挡、把油门踩到了底，这样它就能退回到路边去，但它没有。 我们的车速很快，车还在加速。为了警告小狗，芙颂开始按喇叭。 我们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但小狗依然还在原地待着。那时，车子就像风停后在波浪间瞬间挺直的一艘帆船那样，开始毫不摇晃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冲起来，但这是一条微微偏离大路的直线。我明白，我们在全速朝前方路边的枫树靠近，车祸是在所难免的。 那时，我在灵魂深处感到，我们走到了幸福的终点，这是离别这个美丽世界的瞬时间。我们正在全速朝枫树冲去。是芙颂为我们锁定了那个目标。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也看不到自己有一个有别于她的未来。无论我们要去哪里，我们都一起去，我们错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尽管很可惜，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我依然还带着一种本能叫道：“小心！”仿佛芙颂对发生的一切一点也不小心那样。其实我是因为本能在叫喊，像一个为了能够从噩梦中醒来而叫喊的人那样。在我看来，尽管芙颂有点醉，但她根本不需要我的警告。好像很清楚在做什么那样，她在用105公里的时速，把车子交付给一棵105年树龄的枫树。我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 父亲那辆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雪佛兰，全速、全力地撞到了路左边的枫树上。 枫树后面的向日葵田和田中央的房子，是生产凯斯金他们家多年使用的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的小工厂。车祸前不久，车急速前行时，我和芙颂都发现了这点。 几个月后，我找到了已经变成一堆废铁的雪佛兰，抚摸车身的每个部件以及很多年后我做的一些梦，让我想起车祸前自己和芙颂的对视。 明白即将死去的芙颂，在我们这持续了两三秒的最后对视里，用哀求我救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绝对不想死，她依恋生命的每一秒钟。而我，因为以为自己也要死去，因此我带着和她一起去另外一个世界的欣喜，对着我那充满生命力的未婚妻，我一生的爱人微笑了一下。 此后发生了什么，其实无论是我在医院里躺的那几个月，还是在多年后，我都一点也不记得了，我是从别人的讲述、事故报告、几个月后我在出事地点找到的目击者那里得知一切的。 芙颂，在车撞到枫树六七秒之后，带着撞入她胸口的方向盘，卡在像一个罐头盒那样被折弯的车厢里香消玉殒了。她的头重重地撞到了前窗玻璃上。（土耳其在十五年后才有在车上必须使用安全带的规定。）从我在这里展出的事故报告上来看，她的头盖骨塌陷，脑膜被撕裂，颈椎严重受损。除了胸骨上的骨折和额头上的玻璃划伤，她美丽的身体，忧郁的眼睛，美妙的嘴唇，粉色的大舌头，天鹅绒的脸颊，健康的肩膀，乳房，颈部，肚子上丝绸般的肌肤，修长的双腿，每次看见都会让我发笑的双脚，蜜色、修长的胳膊，丝绸般肌肤上面的黑痣，棕色的汗毛，圆润的臀部以及我任何时候都想在它身边的灵魂，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80、车祸之后 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于是我读了普鲁斯特和蒙田等作家的书籍。当我和母亲看着金色水壶面对面坐着吃晚饭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地看电视。在母亲看来，芙颂的死和父亲的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板起脸，惩罚别人。更何况这两起死亡的背后都有酒，都有对内心郁闷的宣泄。母亲不喜欢这第二个解释，而我却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 4e2a." >个想法，是在出院后的头几个月里，当我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坐在我和芙颂曾经做爱的床上，抽着烟看着面前的物件时，在我心里萌动起来的。我感觉
藏书网心事，一种深切的烦恼，一处难以启齿的心灵伤痛。我的烦恼是什么？是因为我爱的人远去了，我却没能在她的葬礼上把她的照片别在胸口上吗？还是就像问这个问题的人那样，我的烦恼是一件根本无法启齿、令人羞惭的事情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还没有任何私人博物馆，那些因为痴迷而暗自鄙视自己的收集家，也会公开地、不失时机地相互鄙视。这些鄙视还夹杂着收藏家之间的嫉妒，因此会变得更为恶劣。他们听说，内希贝姑妈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筑师伊赫桑的帮助下，我把凯斯金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楼，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欧洲那里的私人博物馆”，他们还知道我很有钱。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尔的收集家们兴许会缓和一下他们的鄙夷态度，因为他们可能会想，我不是因为一个隐秘、深切的心灵伤痛，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像他们那样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因为我有钱，为了扬名建博物馆而积攒物品的。 在赫夫泽先生的坚持下，也带着兴许会碰上一两件让我想起芙颂，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的东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刚成立的“收集爱好者协会”的会议。在协会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礼小礼堂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一群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中间。一些从前我听说过名字的协会成员（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苏普西在内的大多数读者认识的七个人），用一种比对一个伊斯坦布尔收集家更鄙视的态度对待了我。他们很少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个间谍、一个陌生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就像赫夫泽先生后来用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释的那样，尽管我很有钱，但我依然在物件上为我的烦恼寻找出路，这在他们那里唤醒了一种愤怒、厌恶和对生活的绝望。因为他们是一些无辜的人，他们认为一旦有了钱、他们那收集物品的顽疾就会痊愈。当我对芙颂的爱情因为传闻慢慢被大家知道后，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认真的收集家不仅后来帮助了我，还让我分享了他们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抗争。 还没有把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之前，我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颂做爱的房间里的收藏品拍了一张照。（从后花园不再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而是一台通风设备的噪音。）当这些东西在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家里，和其他那些东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凯斯金家里的，我从垃圾屋、协会成员和故事有关的人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一个我在国外的旅行途中，特别是在跳蚤市场上产生的想法，像一幅图画那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物品，所有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夹、烟灰缸，就像每年从伊斯坦布尔上空飞过两次的白鹤群那样，无声地迁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我在雅典和罗马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了和这个我送给芙颂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在巴黎和贝鲁特的商店里则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待了两年的这个盐瓶，产自伊斯坦布尔的工厂，我不仅在伊斯坦布尔边远地区的饭店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也看见过，比如，新德里的一家穆斯林饭店、开罗老城区里一处向穷人施舍食物的地方、巴塞罗那星期天卖旧货的人在人行道上铺的帆布上、罗马的一家卖厨房用具的普通商店里。很显然，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盐瓶，在别的国家里，人们弄出它的模子，用类似的材料又生产出了很多同样的盐瓶。以地中海南部和巴尔干为中心，这种盐瓶的上百万个复制品，在很>?９9ｌｉｂ.长一段时间里，走进了上百万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盐瓶是如何散布到世界每个角落的问题是一个谜，就像迁徙的鸟儿们彼此间如何建立联系，如何每次都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那样。随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盐瓶的浪潮，就像东南风在岸边留下很多东西那样，留下新的一拨盐瓶。大多数人甚至没发现和这些物品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就把它们给遗忘了，即便盐瓶伴随着这些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时光。 我把自己和芙颂做爱的床、有霉味的床垫和蓝色床单，也拿去了被改造成博物馆的阁楼。凯斯金他们在这里生活时，那个阁楼曾经是老鼠、蜘蛛和蟑螂出没的地方，那里还放着水箱，黑暗、满是霉味，现在变成了一个洁净、明亮和仰望星空的房间。把床放过去之后，在我喝下三杯拉克酒的夜里，我想和所有那些让我想起芙颂的物件一起，在它们那浓郁的情感氛围拥抱里入睡。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用钥匙打开了新开在达尔戈奇街上的楼门，走进了内部结构被改造成博物馆的家，我像一个幽灵那样慢慢爬上笔直、幽长的楼梯，一头倒在阁楼的床上，睡着了。 有些人会用物件来充斥他们生活的地方，临死前再把他们的家变成博物馆。而我在试图用我的床、我的房间和我的存在，把一个已经被变成博物馆的家再变回到家的状态。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特别是在春天和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更多地去阁楼过夜了。建筑师伊赫桑在楼的中央设计了一个挑空空间，因此夜晚我可以在内心感到整个空间的深邃，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物件。真正的博物馆，是时间变成空间的地方。 我开始去博物馆阁楼过夜，让母亲不安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重新开始和除了茜贝尔和扎伊姆以外的一些老朋友来往，夏天坐游艇去苏阿迪耶和王子群岛游玩，她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承受失去芙颂的痛苦。和所有熟人相反，她对我在凯斯金家，用我们生活中的物件来建一个讲述我对芙颂爱情的博物馆，没表示任何异议。 她说：“你拿走我柜子里那些旧物件吧，还有抽屉里……那些帽子我是不会再戴了，那些包，还有你爸爸的遗物……我织毛线的家什、还有那些扣子，你也可以拿走，过了七十岁我不会再做针线活了，那样你就不用花钱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月会去看望内希贝姑妈一次，她看上去对新家和新环境还是满意的。我兴奋地告诉她，我新近在柏林参观了贝格鲁恩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了他一生积攒的收藏，根据海因茨·贝格鲁恩和柏林市政府签署的协议，在他死之前，他将一直生活在博物馆的阁楼上。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能够在其中的一个展厅或是楼梯上，碰到那个还活着的收藏家。内希贝姑妈，这很奇怪，是吧？” “愿真主让您长命百岁，凯末尔先生，”内希贝姑妈说着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随后她又为芙颂哭了一会儿，她叼着香烟，老泪纵横，对我笑了一下。 83、幸福 一天半夜，我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在阁楼上我那间没有窗帘的小房间里，在一缕柔美的月光下醒来，我透过楼板挑空处朝博物馆的空间、下面看了一眼。一缕银色的月光，从有时感觉永远不会完成的小博物馆的窗户射进来，让空间和整栋楼显得像一个无垠的空间那样可怕。在每层都像一个阳台那样向空间延伸的楼下几层里，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在这个家里用过的东西、雪佛兰生锈的残骸，从取暖器到冰箱，从我们在上面吃了八年晚饭的餐桌到我们看过的电视机。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躁动。 那天夜里我明白，我的博物馆需要一个目录，它要逐一翔实地介绍其中所有物件的故事。这当然也将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在月光的阴影里，看似悬在空中的每个物件，就像亚里士多德那些不可分割的原子那样，代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我明白，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把时刻连在一起的线条是时间一样，把物件连在一起的线条则将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能够像写一本小说那样来为我的博物馆写一个目录。这样的一本书我自己不会去写，我甚至试也不想试。那么谁能够为我代劳呢？ 为此，我找了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他将按照我的讲述、在我的允许下写这本书。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和我父亲、我家里人做过生意。他来自一个失去了财富的老尼相塔什家庭，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很好地领会故事的背景。我还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讲故事、做事认真的人。 和奥尔罕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是有备而去的。没说芙颂之前，我告诉他，最近十五年里我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我攒下了它们的门票，为了引起他的好奇，我还讲了那些他喜欢的作家的博物馆。我想，当得知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惟一一件真品，是一个藏在玻璃罩里、边上写着“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帽子时，他也许会笑的。对于在同一座城市里的纳博科夫博物馆，在斯大林时期被当地一个审查机构用作办公楼，他又会作何感想？我对他说，在伊利耶—贡布雷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博物馆，我看见了一些用作家小说里的主人公为蓝本绘制的人物肖像，它们让我了解的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作家生活的那个世界。不，我不认为作家的博物馆荒唐。比如说，在荷兰莱因斯堡小镇的斯宾诺莎之家里，像在17世纪出版的那样，集中展出了作家去世后记录在案的所有书籍，我认为这很好。在泰戈尔博物馆，看着作家画的那些水彩画，想起早期阿塔图尔克博物馆里的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漫步在迷宫般的展厅里，听着加尔各答永不停息的噪音，我度过了多么幸福的一天！我还谈到了，在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市里的皮兰德娄之家，我看到的那些感觉好像是属于我们家的照片；在斯德哥尔摩的斯特林堡博物馆，我透过窗户看到的城市风景；在巴尔的摩，埃德加·爱伦·坡和姨妈以及后来和他结婚的表妹弗吉尼亚居住的四层小楼，那栋窄小、忧伤的小楼，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巴尔的摩的坡之家博物馆，这栋现今位于一个边远和贫穷街区里的四层小楼，因它的窄小、忧伤的样子，房间和形状，在我参观过的所有博物馆里，是一个最像凯斯金家的地方）。我还告诉奥尔罕先生，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作家博物馆，是在罗马朱丽娅小街上的马里奥·普拉兹博物馆。浪漫主义的伟大历史学家马里奥·普拉兹，像文学一样喜欢绘画，像我这样预约走进博物馆的人，一定要看像小说那样一个个展厅、一件件物品讲述大作家藏品故事的书籍……在卢昂，福楼拜出生的家里放满了他父亲的医学书籍，因此根本没必要去福楼拜和医学史博物馆。 随后，我盯着作家的眼睛说：“福楼拜在写 href='2107/im'>《包法利夫人》时，情人路易斯·高莱给了他灵感，和他在小镇的酒店和马车上做爱，福楼拜把她的一缕头发、手帕和拖鞋藏在了一个抽屉里，不时把它们拿出来抚摸，还看着拖鞋幻想她走路的样子，就像在小说里那样。这些您一定从他的书信里知道了，奥尔罕先生。” “不，我不知道。但我很喜欢。” “奥尔罕先生，我也深爱过一个女人，我收藏了她的头发、手帕、发夹和所有的物件，多年来一直用它们来寻求安慰。我能用全部的真诚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吗？” “当然。”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鸿卡尔饭店里，它的前身是福阿耶饭店，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无序地、想到什么说什么地、跳跃式地把我的整个故事告诉了他。那天我太激动了，喝了三杯双份的拉克酒，我感觉因为兴奋，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平淡无奇了。 “我认识芙颂，”奥尔罕先生说，“我也记得希尔顿的订婚仪式。对她的早逝我很伤心。她在那边的精品店里干过。在您的订婚仪式上，我还和她跳了舞。” “真的吗？她是一个多么非凡的人，不是吗……我指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灵魂，奥尔罕先生。跳舞时你们聊了些什么？” “如果您那里真的有芙颂的所有物件，我想去看看。” 我带他去了楚库尔主麻。对于从一栋旧房子转变而成的博物馆和里面收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有时他拿起一个物件，比如我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第一次见到她时，芙颂穿的那双黄色的鞋子，问我它的故事，我就立刻告诉他。 随后，我们开始了有序的工作。我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会每星期去一次阁楼。他问我，为什么要把我按序码放的物件和照片放在博物馆里相同的盒子或展柜里，在小说里要出现在相同的章节里，我会愉快地告诉他原因。看他不仅认真听我说每句话，还做笔记，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您快把小说写完吧，好让那些好奇的参观者拿着书来我的博物馆。当他们为了近距离感受我对芙颂的爱情，逐个看展柜参观博物馆时，我将穿着睡衣从阁楼上走下来，混入人群。” “凯末尔先生，但您也还没能完成您的博物馆呢。”奥尔罕先生回答道。 我会笑着说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没看过的博物馆。”我会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告诉他，博物馆的静谧对我产生的精神影响，我也会试图去让他明白，在世上一座遥远的城市里，在任何一个星期二，避开工作人员的目光，独自徜徉在边远街区里一座被人遗忘的博物馆，为什么会让我获得幸福。一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立刻找奥尔罕先生，跟他讲自己看过的博物馆，给他看门票、宣传册、一件从自己特别喜欢的博物馆里买来的便宜小玩意、博物馆里面的路标。 依然在这样的一次旅行后，我先给他讲了我的故事，随后是我参观的那些博物馆，最后我问他小说写到什么程度了。 奥尔罕先生说：“我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书。” “那是什么意思？” “凯末尔先生，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奥尔罕先生，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 “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说完他沉默了。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在阁楼上喝了拉克酒。跟他讲芙颂，讲我们经历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累。他走后，我躺在曾经（四分之一世纪前）和芙颂做爱的床上，想了想在他用我的口吻叙述故事这件事上，让我感觉怪异的东西。 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他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一边给参观者们展示物件，一边由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很正常，甚至我经常在幻想博物馆马上就会开放，而我正在这么做。但是对于奥尔罕先生把他放到我的位置上，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我很恼火。 带着这种情绪，两天后我问了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晚上我们还是在博物馆的阁楼见了面，每人都早已喝下了一杯拉克酒。 “奥尔罕先生，是否可以跟我说说那天晚上您和芙颂跳舞的事情？” 他有些抵触，我认为他害羞了。但当我们又喝下一杯酒后，奥尔罕先生说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他是那么真诚，以至于我立刻信任了他，我明白，只有他才能够用我的口吻最好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参观者们听。 也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出现得太多了，让他来结束我的故事会更合适。从后面那段开始直到小说结束，讲述我的故事的人就是奥尔罕先生了。我相信，跳舞时他对芙颂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认真，也会在这最后的十几页里得到体现。再见！ 您好，我是奥尔罕·帕慕克！经凯末尔先生允许，我从和芙颂跳舞开始说起：她是夜晚最美丽的女孩，很多男人都在等着和她跳舞。那时我并不是一个足以引起她注意的英俊惹眼的人，甚至——尽管我比她大五岁——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或是自信的人。何况，脑子里还有妨碍我从夜晚获得快乐的伦理学者的思想、书籍和小说。而她也在想着别的事情，这个你们是知道的。 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我跟着她走向舞池时，我看着她细长的脖子、裸露的胳膊、美妙的后背和瞬间的微笑，沉浸在了幻想里。她的手很轻，但很热。当她把另外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时，仿佛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在向我表达一种特殊的亲近，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自豪。轻轻地摇摆着，慢慢地旋转时，她的肌肤、她挺直的身体、生动的肩膀和胸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越是努力抵抗这种吸引，我试图压抑的幻想却越是不知停息地快速在我眼前闪现：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完全为了没话找话说，我说的第一句话（“走在人行道上时，有时看见您在店里。”）极为乏味，只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她甚至没搭理我。第一支舞曲还不到一半，她就明白我没戏了，她在看来宾，她在注意谁在和谁跳舞，许多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在和谁说笑，她也在注意那些漂亮、可爱的女人，她在思考跳完这支舞后去干什么。 我带着敬意和享受把右手放在了她的腰间，我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像感觉一个直至最细微跳动的脉搏那样，感受着她脊柱的动作。她挺直的身姿既奇怪又让人眩晕，很多年我一直没忘记。有些时刻，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骨骼、她身体里快速流动的血液、她的生动、瞬间她对一件新事物表现出来的关注、她内脏的跳动、她整个骨架的优雅，我艰难地克制自己不去紧紧地搂抱她。 舞池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后面的一对舞伴撞到了我们，瞬间我们的身体贴到了一起。那令人震撼的接触后，我沉默了很久。看着她的脖子和头发，我沉浸在她能够给予我的幸福里，我感觉自己将可以忘却书籍和成为作家的梦想。那年我二十三岁，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每当尼相塔什的中产阶级和朋友们得知我的这个决定，笑着对我说，这个年纪的人还无法了解人生时，我总会很生气。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我累了。”她说，“第二支舞曲后我可以坐回去吗？”我用一种从电影里学来的礼貌一直陪她走到了桌前，瞬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 我自以为是地说：“多么乏味的一帮人。我们上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好吗？”因为嘈杂声她没完全听到我说的话，但她立刻从我的脸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我必须和我母亲他们坐在一起。”说完她礼貌地走开了。 听我说到这里，凯末尔先生立刻祝贺了我。“是的，这完全是芙颂的所作所为，您对她很了解！”他说，“那些有损尊严的细节您也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因此我很感谢您。是的，奥尔罕先生，主题是骄傲。我要用我的博物馆不仅让土耳其人民，还要让世界人民学会，要以我们经历的人生为荣。我在外面看到，当西方人在骄傲地生活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则在羞愧中生活。而事实上，如果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 这是半夜，在博物馆的阁楼上，凯末尔先生喝下几杯拉克酒后，用一种说教的口吻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每个看见小说家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本能，发表一些说教性的言论，因此我没觉得太奇怪，然而在往书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的脑子（用凯末尔先生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也还是混乱的。 “奥尔罕先生，您知道是谁让我懂得博物馆真正的主题是骄傲的吗？”在另外一个夜晚，当我们依然在阁楼上见面时，凯末尔先生说道，“当然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哪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骄傲、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博物馆，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用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斯大林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人物。在葡萄牙波尔图市里的浪漫主义时代博物馆，我从一个可爱的工作人员的骄傲讲述中得知，被流放的老撒丁岛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49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而这对葡萄牙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罕先生，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也有人提问，工作人员们必须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告诉他们，凯末尔·巴斯玛基的藏品历史，我对芙颂的爱情，她的那些遗物的意义。请您把这点也写进书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保护馆藏（当然，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永远被保存！）、让人不要喧哗、警告吃口香糖和接吻的人，而是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在一个像清真寺、寺庙那样需要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为了符合藏品的氛围和芙颂的审美..t>爱好，纯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的——领带，当然，他们绝不该去干涉那些吃口香糖或是接吻的参观者。纯真博物馆的大门，将永远为那些在伊斯坦布尔找不到一个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 有时，我会对凯末尔先生喝下两杯酒后表现出来的、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些自负的政治作家的专横风格感到厌烦，我会停止做笔记，也不愿意在随后的几天里立刻看见他。然而芙颂故事里的曲折情节，博物馆里物品组成的那种特殊氛围会吸引我，一段时间以后，我依然会去阁楼，听这个想起芙颂就喝酒、越喝就会越兴奋的疲惫男人的说教。 凯末尔先生会说：“奥尔罕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博物馆里的逻辑，那就是在展览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见整个收藏、其他的每一个展柜。因为从每个地方在同一时刻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物品，也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因此参观者将忘记时间的概念。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