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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
一、正史野史，孰是孰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五十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五十周年。如果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八个年头。那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席卷欧、亚、非、澳四大洲的空前大战，硝烟已经消失，废墟已经重建，肉体上、心灵上经受过创伤的老人，有的已经故去，而对中青年朋友们来说，对这一段历史，也许很陌生，也许仅仅听父兄或老师讲起过，不是印象不深，就是逐渐淡漠了。
历史，就是讲古，就是旧事重提，就是不忘记过去。
但是，不论古今中外，历史都是一门最不科学、最不可信的学科。有人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历史，从中国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从外国的上帝创造世界开始，历史就是一篇哄孩子的神话，没有哪句话是可信的。因此也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姑娘，随便大人怎么打扮，她都不会提抗议的。
粗分一下，历史有“正史”和“野史”两种。正史，有当代“史官”的笔录，有改朝换代后“国史馆编修”们根据主子意图撰写的“国史”，其共同特点是“为尊者讳”。因此，开国皇帝总是出奇地英明伟大，前无古人，而末代皇帝总是那么荒淫无耻，后无来者。因此，人们要说“尽信史不如无史”；因此，人们不得不学会“字里行间读《史记》”；因此，人们不是拿历史书来当谜语来猜，就是事隔几十、几百年之后再来考证，再来辩伪；因此……因此……。相对而言之，野史出于非官方人士之手，不是“奉命”而修，甚至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去修，因此反倒更其可靠些。99lｉb?
古代史离我们这个时代太遥远了。历史的真伪，就连史学家们尚且搞不清楚，争执不休，何况不是治史的9９ｌｉb. 我侪。那么，现代史和当代史呢，由于历史的偶然或历史的必然，怎么个写法，也因书写者的地位、立场、观点、目的等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远的不说了，就拿“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如果林彪不折戟沉沙，如果江青不身败名裂，历史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写法。于是，若干年后，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又得拿出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之类，根据私家所记的“野史”，来订正官方所写的“正史”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野史之在史学界，是有相当重要的地9９lib?
位的。难怪也有人说：一个老人的故去，等于一座博物馆的毁灭，等于一本野史的消失。
老人是历史的见证。到今天为止，关于中国抗战的史书，出版得可谓多矣，但是任何一部中国抗战史，出于种种原因，似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历史虽然是个十分听话的小姑娘，怎么打扮她都可以，但人们总希望尽量还她一个庐山真面目。抗战时期的老人今天已经不多了；亲身参加过抗战的老人更少了。从这些历史老人的身藏书网上抢救历史，哪怕只有一点一滴，也是一件十分紧迫、值得重视的事情。
我是个小说家，一向以编造故事为拿手好戏，也包括编造历史故事。有趣的是：最近我由于编造了一个历史故事，却意外地发掘出一段真实的历史来。一者历史的责任感不允许我“秘而不宣”，二者故事的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不把它“公诸于众”，简直如鲠在喉，急于一吐为快。
于是，我破门而出了。
二、二次大战，怎么爆发
为了说出我要讲的这个历史故事，下面不得不先说一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故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当地时间十二月七日），日军突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的海空军基地，迫本事，甚至怀疑是中国人为了促使美国参战而故意制造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因此未作任何防范，以致让这座经营了几十年之久的珍珠港海空军基地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云云。
从常情推测，这种解释很不合乎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任何一种绝密的情报，都有可能在偶然间获得。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密电都已经放到了他的面前，居然不信，居然不作任何防范，岂不成了白痴？
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方面的史料，包括如何策划、如何搜集情报、如何发动突然袭击，等等，不论正史、野史，都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至少是能够令人信服的了；美国方面呢？“野史”的说法固然很多，但所有官方正式公布的史料，都没有提到中方曾经把情报通知了罗斯福这件事情，至于罗斯福为什么不相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因此，珍珠港事件，一直来仍是个“谜”。
这个“谜”，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人从罗斯福的日记中发现：他当年将此情报“留中不发”，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相当复杂：德、意、日三“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达成瓜分的默契，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向苏联边境发动了全面、全线的进攻。斯大林仓促应战，实力不足，生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也无暇北顾，因此日、苏双方在考虑到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也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两国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但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犯美国本土，尽管国内外呼声甚高，美国国会却迟迟不能通过罗斯福总统的这一提案。
美国国会之所以不同意卷入这一场战争的原因，第一是他不像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两国那样，有许多海外殖民地被德、意、日三国所掠夺；美国与三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还不到白热化的程度；第二是权衡利弊，根据历史经验，美国不参战比参战更加有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保持中立，交战双方都向美国购买军火，结果交战双方两败俱伤，人财两空，而保持独立的美国却因卖军火而发了大财。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美国国会中多数人想重抄当年的老谱儿，继续保持中立，继续贩卖军火，再次发更大的财。
罗斯福总统得到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後，当机立断，忍痛作出牺牲：只要日军一出兵，珍珠港遭受到了重大损失，他就师出有名，可以迫使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了。?９9ｌｉb?
此说虽然只见诸报刊，不是由国家发布，而且这种做法所付出的代价似乎也太沉重、太残酷了些，但却比较合乎情理。——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嘛，何况“三军统帅”乎！
但是此说也不排斥“弄虚作假”的可能性。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一个国家的重要海空军军港在一个早晨被敌方夷为平地，总是一桩极大的失责。罗斯福身后的亲信们为掩盖这种失责，是不难造出一本日记之类的证据来，用以证明自己的总统并不是一名没有头脑的白痴，而是一位深思熟虑、英明果敢的统帅。——一个人，只要把他做错了事情都说成是对的，那么失误越大功劳也就越大，永远不犯错误的英明领袖之类，不都是这样塑造起来的么？
还有一种说法，也是见于报刊上的：罗斯福总统得到日本海军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已经在十二月七日早晨通知了参谋总长马歇尔。本来，马歇尔只要用桌子上的直线电话通知夏威夷司令官肖特将军就可以了。但是马歇尔有一个不爱打电话的老毛病——也许是因为打电话容易泄密的缘故吧。他让通信中心用电报发出这一消息。不巧，军用无线电发生了故障，只好改由民用电报局向檀香山的西联电报公司发报。结果耽搁了时间，等电报送到了肖特的手上，已经是十二月八日中午，日本海附记：
本书1995年由青岛出版社初版，名为《蒋介石的绝密王牌》；后来重印，改名《侍从室最高机密》。书出后，据我所知，全国有16家报刊加以转载、连载或摘要发表，其中《黑龙江日报》和《青岛生活导报》是全文连载的，《深圳晚报》则将全文压缩为24段分24天用整版的篇幅连载，影响可谓不小。期间关于池步洲先生是否真正破译过日军的密电码，还引起过史学界的讨论（详情见本书附录）。
一、天才少年，闻一知十
一九零八年二月十八日（阴历正月十八），刚过了元宵节不久，池步洲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四都溪源乡墘头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排行第八。
那一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三岁的宣统皇帝即位，民主革命的风云正席卷着神州大地。
“都”，是清代一种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建制，比乡村大些。一般是若干个自然村联合在一起称为一“都”。一个中等县，大都有十几个“都”。民国改元以后，撤销了“都”的建制，有些地方，却依旧保留用“都”作为地名。最近沿海地区有些县市撤销了“区”的建制，改为“镇”，一个县往往有二十几个镇。这种“镇”，就相当于清代的“都”。
乾头厝是个池姓人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全村不足百户人家，坐落在半山坡上，背靠高山，面对清溪，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溪旁梯田层层叠叠，好一派江南的农家景色。但是在附近的几个村子中，却数乾头厝这个村子最为贫穷。
闽清县，在福建省的东部，闽江的下游，大拇指山的东麓，古田的南面，福州的西北。江南沿海山区的共同特点，是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百姓勤劳，民风淳朴；但是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贫困。这里虽然生产水稻、小麦，但是贫苦农民却长年以白薯为主食；这里虽然盛产柑橘、橄榄，但那是供应吃得过饱的财绅富户们消食醒酒止渴生津的果品，跟饥肠辘辘的穷人，有什么缘份呢。
正因为闽清县人生活困苦，顺江而下到达福州又比较方便，因此这里的人到福州去谋生的比较多，飘洋过海到南洋去做发财梦的也比较多。
池家本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但是自己的土地却少得可怜。分家的时候，池步洲的父亲只分到了七分地。清光绪二十八年，闽清遇上少见的大旱，夏季赤地千里，秋季颗粒无收。种粮食的没粮食可吃，庄稼汉子们看不下老婆孩子啼饥号寒，无可奈何，纷纷离开了无法养活自己的土地，外出觅食。步洲的父亲流落到福州，学会了泥瓦匠手艺，后来就以此为业。第三个儿子步汉刚刚长大，他就带在身.99lib.边，常年累月地在福州干泥瓦匠活儿。家里的农活儿，则留给大儿子步瀛带着一帮小的们一起干。第二个儿子步云刚刚成年，就“当兵吃粮”去了。
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一向有“大排行”“小排行”的说法。池步洲家，按“小排行”排，即按亲兄弟姊妹的次序排，在池步洲的上面已经有了七个哥哥姐姐：大哥步瀛、二哥步云、三哥步汉、大姐步雯、四哥步章，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年即夭折，所以池步洲排行第八。如果按“大排行”排，即按父辈叔伯的子女也就是堂房兄弟姊妹的次序排，他那个当兵在外的二哥步云是“五哥”，在池步洲下面，在他的那一帮党房弟弟妹妹面前，他还是个“十五哥”呢。
富藏书网人家添丁进口，是一件大喜事；穷人家多了一个儿子，是一件大苦事。何况他家子女众多，既不是三代单传，指着他传宗接代，也不是缺少劳力，指着他耕田割稻，更不妄想让他去读书上进，求个一官半职，指着他光耀门楣。家里添了个“小八”，做长辈的虽然也说几句“儿子多，福气好”之类的吉利话，但是食指繁多，生计维艰，既然已经来了，做父母的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长叹一口气：“又添了一张嘴！”表示无可奈何。那年月，没有计划生育，不该生的要生，不想生的也要生。没有人会想到，正是这个“多余的小八”，他年却会是个旷古的奇才、建立卓著功勋的英才呢！
小步洲几乎是在自生自灭的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幼年和童年。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他三岁正好赶上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二哥步云正好在福州，听了街头演说，觉得青年人在大变革时代应该出去闯闯世界，九九藏书 寻找自己的出路，给父亲打了个招呼，就报名当兵，跟随革命军北伐去了。
步洲的父亲和三哥外出做工，家里租来的几亩田，本来靠大哥、二哥耕作；二哥没种几年田就当兵去了，靠大哥一个人独力挑起农田劳作的重担。有一次夜间下起了暴雨，大哥摸黑下地去排水，浑身淋得湿透，落了个风湿病，严重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从此无法下地干活儿，所有的农活儿，就落到了母亲和几个小孩子的肩上。
母亲从小缠足，以前除家务和育儿之外，天天晚上都要纺纱、织布到深夜，如今为了一家的口粮，不得不带领一帮儿女扛起锄耙下地干活儿，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溥仪退位，废除帝制，改行共和以后，村子里也办起了新派的学堂。与池步洲同年的小伙伴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一部分家境比较好的，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他却因为家境贫困，无力上学。
按照传统习惯，外出做工的人，都要回家来过年。学校的老师趁“主事的”在家，也曾经特地登门拜访，动员做父母的让小步洲入学读书。小步洲也曾经瞪着渴望的眼睛，满心以为父母亲会很痛快地点头答应，但父亲只是摇头，默默无言地把老师送出了门去。小步洲失望了，只好含着泪水去求母亲。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书上进、出人头地的？可是家里穷，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全部财产就是一头猪、一头牛，拿不出对穷人说来算是一笔“巨款”的学杂簿籍费来，可是看看孩子那充满着希冀和祈求的目光又不忍心让孩子失望，就编了一段是瞎话也不是瞎话的话来哄他：“等你五哥当了官回来，家里有了钱了，就送你去上学。”
说她娘的这句话“是瞎话也不是瞎话”，那是因为他二哥也就是大排行的五哥步云当兵以后，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受到了长官的赏识，已经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去受训，一旦出来，大小总有个官儿当当。老人都爱小儿子，在母亲的心里，也许确实这样想过，也许只是随口说说。但在童年池步洲的心里，却无异于用刀子刻下了一道“记事沟”，是他每天夜里都要重温几次的美梦。于是，他盼望五哥“衣锦还乡”，比家里任何人都焦急。
“穷人的孩子早当.99lib.家”，就在富家子弟都去上学的年龄，他却只好拿起鞭子和镰刀，跟穷人的孩子一起上山去放牛割草。整个童年时代，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牛娃。六岁那年，他被黄牯触倒在梯田底下，肩头被撕开一个口子，直到如今还留着一个明显的伤疤。
但是他最喜欢的却是读书写字。他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的境况，没有缠着爸爸、妈妈哭着喊着：“我要上学，我要读书！”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识字，向同村的小学生学，没有书，到处去借，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划。书中那些“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故事告诉他：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志气，鸡毛也会飞上天！
一九一六年，他亲二哥即大排行的五哥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果然得了个一官半职，分派在福州督军公署见习，身着戎装，“衣锦荣归”地回家探望父母来了。
这一年，小步洲已经九岁。五哥当了个小军官，这他不稀罕，但他认定：这一次，母亲总该实现她的诺言，送他去读书了吧？
五哥到家的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尽管他和这个哥哥几乎不认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他没等五哥喘上一口气，拉住了哥哥的手就讲他母亲的许诺，讲他自己做了多年的梦。这个梦，他要他母亲兑现，要他五哥帮他实现，还特地细叙自己为了实现这个梦而做的准备，而作的努力。
他五哥惊讶这个弟弟的志气，随手拿出一本书来，要小弟弟读。这书当然是大人的书，小步洲不可能见过，但是居然结结巴巴地能够读个八九不离十；拔出钢笔来让小弟弟抄几个字看看，尽管小步洲从来也没摸过这种“洋玩意儿”，歪歪扭扭地居然能够把一行全都“描”了下来。遇有不认识的字或不会写的字，只要给他讲一遍，就能够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他五哥走南闯北，读书不多可阅历丰富，学问不深可见识广阔，像这样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能读书写字，而且过目不忘，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可实在不多。他自己就因为小时候没有上过学，进了保定军官学校以后，赶起功课来，比别人吃力得多，体会十分深刻；如今家里有了这样的读书种子不去读书，实在太可惜了。那年月，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经济状况就会有所改善，正计划着全家迁到福州五哥的任上去，从此家里再也用不着小弟弟去放牛了。池家没有一个读书郎，如今条件允许，谁家不希望孩子上进哪？
五哥一口答应下来：只要小弟弟的功课年年优异，上中学，上大学，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培养小弟弟成才！
当年他们全家搬到了福州，少年池步洲这才有机会穿上洋布做的学生装、背上母亲缝的土书包去上小学。那一年，他都已经十岁了。
二、五哥五嫂，卖田助学
池步洲上学以后，头两年，由他五哥亲自课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五哥调任东北吉黑江防司令部当教官，家里就没人辅导他了。但凭着他点头知尾、过目不忘的高智商，在班内的成绩，不论国文还是数学，始终名列前茅。五哥恪守当年的诺言：小学毕业了供他上中学，中学毕业了供他上大学。他自己呢，入学以后，深知“上学”二字来之不易，从此三更灯火五更鸡，悬梁刺股，刻苦发奋，经过好几次跳级，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就修完了别人要用十二年时间才能修完的学业，终于在十九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了。
他比别人晚读四年书，却居然与同龄人“正点到站”，仅此一项，就已经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
十九岁，这对一个男性青年来说，是既可以出去工作也可以继续求学的年龄。这时候他五哥已经调到了葫芦岛航空学校当队长兼教官，就把他叫到葫芦岛，介绍他到葫芦岛海军学校轮机班学习。不到一年，五哥奉调回福州，池步洲也觉得自己不是个当兵的材料，而且是个近视眼，更不适合当海军，就辍学随五哥回到了福州。
对于幺弟的出路，家人们颇费一番思虑。父母亲主张他考国内的大学，而当时从福州去日本留学的青年颇多，花销也不算太费，俭省点儿，一年有二三百块大洋就够了，比在国内上大学，也贵不了多少。五哥、五嫂都主张他直接去日本求学，同样上四年大学，却是留学归国的学历。能够出国去镀金，父母当然不会反对，难的是这笔学费一时间难于筹措。池步洲之.99lib.所以能够上学读书，靠的是他五哥的培养。但他五哥到底是个小官，一下子拿出好几千块钱来，也难于办到。五哥当兵出身，后来进了军校，直到三十四岁当了“官”了才返乡完婚。五嫂毕业于福州协和幼教师范，是一位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为了让这个“神童弟弟”出洋留学，五嫂一口答应：钱的问题，由她去想办法解决。
于是池步洲先进福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日语，一年后毕业。这期间，五哥罄其所有，五嫂煞费苦心，卖了陪嫁的田产和金银首饰，凑足了三千块大洋，接着又做衣服、置行装，体体面面地打发幺弟上了船，送他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去深造。大家都希望他学成归国，为家乡的建设出力，为祖国的富强出力。99lib.
五嫂此举，第一固然是她出身名门，深明大义，胸襟广博、眼界开阔，不仅仅想到要培养自己的儿子；第二如果不是池步洲的学业确实优异，知书识礼的五嫂，大概也不肯卖了田产和嫁妆去供养一个纨绔子弟在外国挥霍的。
三、人也传奇，婚也传奇
到了东京，住进神田区神保町由马伯援先生主办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内。这是一座二层楼房，楼上有十几间宿舍，专供中国留学生住宿；楼下有食堂，供应中国饭菜。还有一个大会场，能容纳好几百人，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待人亲切，收费公道。凡是新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先住在这里，等考上学校以后，另行搬迁。即便不是住在这里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出，或用餐，或看报，简直就是一个“留学生之家”。
这里是东京的文化区，交通方便，.99lib.书店特多。除了明治大学和法政大学之外，宿舍的附近，就是有名的“东亚日语学校”。这也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设备与师资都不错，开的班次很多，上午、下午、晚上任凭选择。池步洲虽然在福州学了一年日语，但离精通，还差很远。因此安置了住处，立刻就去报名补习日语。直到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才迁到大学附近去租屋居住。
最初租的一间房间，为了省钱，先后曾和好几个福州同乡合住。房东夫妇已届中年，膝下犹虚，对待房客，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照顾得很周到。他家晚上经常来一些日本姑娘，混熟了以后，也常常到池步洲的房间里来说说笑笑，醉翁之意，似乎另有所图。但是池步洲当时年纪尚小，再者出国求学，十分不易，只知一心扑在学业上，无心谈情说爱，姑娘们见他是“木瓜”一个，油盐不进，时间一长，也就不大到他的房间里来了。
后来，池步洲搬到一所大型的“下宿屋”（即公寓）里，一共有几十间房间，都是一个人住一间。房东雇了一个下女，专门给房客们打扫房间。她年纪不大，体态风流，常以整理房间为名，这个门进，那个门出的，跟这些孤身在外的单身汉们混得很熟，在他们的房间里一呆就是半天。
有一天，池步洲早起正叠被子，那个下女笑嘻嘻地推门进来，一边问“池先生家里有夫人吗？一个人在日本，不孤单寂寞吗？”一边就往他身边靠，池步洲连连往后退，退到没有地方可退了，终于被那下女拦腰抱住，不但脸蛋儿贴了过来，还肆无忌惮地上下乱摸。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向来目不斜视，心无旁务，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他一把推开那个下女，就慌慌张张地逃到隔壁同乡人的房间里去。
同乡人见他面红耳赤，举止失态，问他怎么回事儿。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的一幕，还觉得极不好意思，那同乡人听了，哈哈大笑地告诉他：房东之所以要在公寓里安排一个下女，名义上是打扫房间，实际上就是为解决单身房客的孤单寂寞，并以此为招徕房客的手段，只要花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春风一度的。他笑池步洲是只大傻猫，连送上门来的鲜鱼都不知道吃。池步洲听了这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连连摇头咋舌。生怕那个下女再来缠他，急急忙忙找了个地方，很快就搬走了。房东用以招徕房客的手段，在他面前不但无效，还适得其反。
池步洲后来才知道，中国留学生跟下女有暧昧关系的事情，在日本那是司空见惯的。比较有钱的人，干脆一个人租用一套“贷家”（即租用一套房子），再雇一个年轻漂亮的下9９liｂ.
女，俩人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公开的秘密。池步洲是乡下来的土包子，道德观念很深，没见过这种世面，再说，他一心求学，不但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连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很少参与。
天下的事情，往往你不去找它，它却会来找你。池步洲一心读书，上学期间，根本不想搞对象，更从来没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做老婆，却偏偏阴差阳错地在上学期间就谈上了恋爱，搞上了对象，没等毕业就结了婚，而且妻子竟是个日本姑娘！
这事儿说来话长，其实也很简单。
前面说过，神田区神保町的那个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有个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小会场，旅日华人常在这里举办一些茶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类，每逢周末、假期，池步洲也与朋友们一起去参加。那时候，留学生中间的政治倾向很复杂，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公开的国民党东京支部，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之类，因此集会上的演说，往往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的拼命鼓掌，反对的就跺脚、吹口哨，会场上有时候会乱得一塌糊涂。池步洲是从来不问政治的，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倒是有一些与文学、历史、社会有关的报告会，常去听听，有一些以小同乡为范围的茶话会、联谊会之类，也去参加。
一九三三年的暑假期间，有一次，他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在会上认识了一个日本姑娘白滨英子。她出身神户望族，美丽而娴静，刚从高等女子中学毕业，跟同学到东京来观光游玩。她读过一些中国作家的小说、散文，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恰巧她的同学有个中国留学生男朋友请她参加茶话会，把她一起拉来了。她不懂中国话，也没有熟人，尽管别人说得云苫雾罩，天花乱坠，她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能干坐着。池步洲的座位正好就在她旁边，见她枯坐无聊，就用日本话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聊着聊着，池步洲发现英子姑娘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于是就越聊越起劲儿，越聊越热乎起来。
茶话会以后，英子姑娘到池步洲的“下宿屋”来礼节性地拜访过他一次。她见池步洲读书很用功，人品特别老实，产生了爱慕之心，互相谈了谈身世，话也更加投机起来。她比池步洲小五岁，当时只有十九岁。她很羡慕池步洲能够出国来上大学，为自己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遗憾。
此后，她借口“顺路路过”，又到池步洲的小房间里来过两三次。对于英子小姐来说，明明已经是一见钟情了；但对于池步洲这个书呆子来说，还认为英子小姐的来访，只是礼节性的或友谊性的，没有丝毫男女私情在内。
当时池步洲和一个福州同乡叫郑谋平的合住一间房。郑谋平学徒出身，比池步洲大五六岁，为人非常忠厚老实，与池步洲情同手足。他只有初中程度，不甘心一辈子经商站柜台，立志出国求学，但日语一句不会，等于从零开始。所以和池步洲同住一屋，处处“借光”。英子小姐几次来访，言谈话语中，连郑谋平那半瓶子醋的日语水平都已经听出点儿苗头来了，池步洲自己竟还不相信，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暑假还没结束，英子小姐就回神户去了。到家以后的第二天，就给池步洲写来一封报告平安到达的信。字写得很娟秀，文字也很通顺。从此两人保持通信关系。信当然也很普通，不会谈到爱情什么的。只有一次英子小姐的信中末尾加了一句：“池サンガ大好キ”（我大大喜欢池君），颇令池步洲受宠若惊，似乎也意识到爱神并没有忘记他这个书呆子，如今果然光临了。
当时，池步洲已经是早稻田大学机电工程系的三年级学生，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他五哥不但关心弟弟的学业，也关心弟弟的婚事，曾经给他寄来过好几张福建姑娘的照片，要他选择一个中意的，以便说媒撮合。池步洲看来看去，一个也不中意，再说，自己还在读书阶段，谈婚事未免过早，就回信说这几个姑娘都有点儿“寡妇相”。家里人最忌讳的就是“兆头”不好，见池步洲这样说，也就暂时不提。现在，居然出来一个日本姑娘向他表示好感，怎么办是好？想来想去，第一他根本就不想在大学毕业以前谈恋爱，第二更没有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为妻，可是又不便于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好在英子小姐的话说得很含蓄，并没有火辣辣地直言“我爱你”，池步洲就学一个从命人装糊涂：照常写信，但信中根本不提这件事儿。
事有凑巧：有个姓俞的同乡，夫人要回国，已经买好了船票。当时往来于中日两国的航班，一共有两艘船：一艘叫长崎丸，一艘叫上海丸，停泊的口岸是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神户。偏偏开船的那一天，那个同乡人有重要的事情不能脱身，急切中听说池步洲有个女友在神户，就来求他，请他代送。郑谋平在一旁极力撺掇，连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池步洲本来就是个热心人，二者也想趁此机会见见英子小姐，就慨然应允了。
到了那一天，池步洲和俞夫人坐火车到了神户，一看表，离开船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就一起先去拜访英子小姐。白滨家人热情款待，聚谈了一个多小时，开船的时间快要到了，池步洲辞别了白滨家人，送俞夫人上船。英子小姐坚持要一起送99lib?行，于是就三个人就一起到了轮船码头。
把俞夫人送上了船，英子小姐又依依不舍地送池步洲到火车站，这才握手告别。整个过程，前后不过三个小时，说的话也极平常，根本就没有提到“爱情”两个字儿。
池步洲回到东京不久，收到了英子小姐的一封信，说是那天她回家以后，家里人就问她：登门拜访的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她的男朋友。英子小姐坦诚地承认了，不料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父母长辈们几乎全都反对她嫁给中国人。为此她已经与家里人闹翻，并促使她提前做出愿与池步洲白头偕老的决定，要求池步洲支持她，她不久即将到东京来。回信的地址，就是带她到东京来的那个女同学家。
接到这样的来信，池步洲可真傻了眼了。所说的“支持”和“到东京来”意味着什么，当然清楚不过，可是自己从来没在英子小姐面前表过态，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怎么突然就谈到婚娶问题上来了？
他自己左思右想，一时间决断不下，先与同房间的郑谋平商量。郑谋平一听，立刻鼓掌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他认为英子小姐具有日本女性的一切优点而没有日本女性的任何缺点，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如今主动表示原意“下嫁”，应该说是池步洲前世修来的福气。再说，一个姑娘已经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如果池步洲说出一个“不”字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就很难估量了。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频频点头。他对英子小姐本来就颇具好感，经郑谋平一点破，越想越觉得英子小姐的可爱非比一般。再与其他同乡、同学们商量，凡是见过英子小姐的，几乎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表示赞同。大家的支持，坚定了池步洲的信心与决心，当即给英子小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一方面表示感谢她的青睐以及自己喜获知音的欢欣心情，同时也如实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经济力量，希望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再举行婚礼。
没有想到的是，池步洲的信发出不久，即收到英子小姐的来信：她已经跟家庭决裂，现在住在女同学家里。既然池步洲答应娶她，她打算立即到东京来成婚，仪式不妨一切从简。
这又将了池步洲一军。没有想到这个温顺的姑娘，在自己的婚事上如此坚决，反抗的决心如此坚强。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一步，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变故，他是怎么说也不能在读书阶段而且是即将毕业的关键时刻结婚的。
既然要结婚，再怎么“从简”，“家”总是要有的，总不能把郑谋平轰出去就在这“贷间”里成家吧？于是就跟郑谋平商量怎么租房子的事。郑谋平虽然极力赞成他娶英子，第一没想到会这么快，第二他还真离不开池步洲。因为他刚来日本不久，不但日本话还说不好，一切生活上、学业上的事情，都还要池步洲照顾。听说池步洲要搬走，他不好意思地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要求池步洲结婚之后，依旧与他同住。
真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让池步洲给赶上了。他不加思索，微笑着点点头，表示不把郑谋平赶出家门。于是两人乐呵呵地一起出去寻找“贷家”。当时东京的房子还不紧张，招租的空房子到处都有，不久就说定了一处：三间房间，一间榻榻米六叠（榻榻米是一种用稻草做的铺地厚席垫，一叠就是一块席垫，日本人的习惯，就用“叠”计算房间的大小）做新房，一间四叠半的给郑谋平住，另一间三叠的共用。煤气、水电、厨房俱全，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四周环境颇为清静，租金本来就不算高，由两家分摊，更节省了。
接下来，粉刷房屋、添置被褥家具、购置炊具等等，把一个单身汉所能想到、所能做到的“家”尽可能好地布置起来。幸亏有郑谋平的全力帮助，俩人忙活了一阵子，不久就算初具规模。反正所有的一切都要等女主人来了以后重新设计过、布置过，目前只要说得过去就可以了。搬进新房以后，雇了一个中年女佣，又跑了一趟横滨，与当时担任横滨领事馆副领事的福建同乡张振汉先生联系，请他来当主婚人。安排妥当以后，这才写信告诉英子小姐。很快英子小姐的回信到来，说定了来东京的火车车次，届时要池步洲到车站去接。
池步洲接到了这封信，就决定以英子小姐到达的日子为举行婚礼的日子。他再次到横滨去通知张副领事，并在横滨中华街一家中国餐馆定了酒席，所有邀请参加婚礼的朋友也都一一通知到。池步洲满心喜悦，就等着做新郎官了。
到了那一天，时届初冬，气候还不太寒冷，池步洲兴冲冲地提前到火车站去迎候。好不容易等到说定的那一次车到达，但却不知道是第几节车厢，人流如潮中，池步洲从车头找到车尾，又从车尾找到车头，直到所有下车的旅客全都散尽，还是不见英子小姐，心想一定是她家阻挠，又出了变故了。月台上已经车去人空，再等也无益，只好怏怏而回。
一进家门，却见英子小姐已经坐在屋里，正与郑谋平及女佣说话。这一刹那，真是喜出望外。英子小姐经过修饰，更加容光焕发。原来，她下车以后，左找右找不见池步洲的影子，以为看错了时间，就按地址找到新居来了。
这一下皆大欢喜，立刻驱车赶到横滨，进入酒家，宾客们也先后来到。入席以后，由张副领事讲了一番勉励的吉祥话，婚礼就算完成。既没有相互鞠躬之类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证书，更没有到日本有关官署去登记。当时日本姑娘嫁中国人完全自由，不需要什么手续。池步洲是中国人，有代表政府的张副领事主婚，婚礼虽然简单，却是隆重的，合法的，也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藏书网。
四、闽国租界，周末沙龙
一九三四年春，池步洲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英子小姐也已经怀孕，临盆在即。因此，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份工作，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以及生儿育女的花销。
经朋友们介绍，得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需要一名兼通中日两国文字的职员，池步洲前去应聘，一谈就妥。工作不重，收入足够家用。
留学生监督处一共就六个人，监督以下，一个教育科长，一个总务科长，一个日本雇员办理日文公函文牍，一个不懂日语的中国雇员专管收发。池步洲去后，专门办理留学生的入学事务。
当时中国政府规定：中国留学生要想报考日本某大学，事先必须将文凭交到监督处审核，开具一份证明给学校，池步洲做的，就是这一工作。事实上留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人到监督处来登记并领取介绍信，另一部分人，是靠私人介绍入学的。日本几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欣赏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介绍信。由于池步洲经常跟各大学的教务处联系，认识了不少大学的教务处负责人。他跟这些大学的学者们混熟了以后，也介绍一些有特色的学生去免试入学，监督处也不过问。因此监督处的存在与否，对留学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一九三五年五月，池步洲见监督处的公务并不是很繁忙，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再学一门功课，就办好了法政大学经济学部的入学手续，每周去听课一二次，其他课程领回讲义来自修。
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为图近便，在东中野城山町另租了一栋上下两层的“贷家”，楼下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作为客厅，小间作为饭厅，另外还有厨房、浴室、厕所；楼上两间，是池步洲夫妇和儿女们的卧室。房前的院子挺大，种有一些树木，四周有围墙，独门独院，清静而宽敞。房右有一家出售鸡鸭猪肉的小铺，还有几家米店、酒店、文具店、杂货店，生活堪称便利。于是，单身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福建籍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聚会。由于他在监督处工作，新来的留学生都要通过他报考大学，而英子小姐又热情好客，于是朋友们越聚越多，无形中不但他家成了同学会或同乡会的会址，而且以他家为中心，先是郑谋平第一个搬到附近来（他那时候已经考取了农业大学，日语也有所长进），接着乡友们纷纷搬到东中野来住，没搬来的也经常到这里来聚会。日子一长，于是东中野一带，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闽租界”了。
每逢周末，只要池步洲在家，同乡们无例外地总要到他家来聚会，清茶一杯，妙语三千，家常便饭，胜似国宴。真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十分热闹。就在平时，也常有客人来。至于逢年过节，则十有八九都聚集到他这里来欢度。有时候国内来了前辈同乡，则大都在一家叫做“山东轩”的99lib.中国菜馆聚餐。来客之中，有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皮带刺刀，全副武装，少年英俊；有的是学画的美院学生，每次来聚会，大都在野外写生之后，因此随带画具，锦囊彩笔，风度翩翩；有的是妙龄少女，长袍短裙，淡妆浓抹；有的俨然学究，长衫马褂，秃发虬髯；有的自命不凡，怪腔怪调，好发高论；有的性格内向，只会微笑，沉默寡言。尽管性格各异，男女有别，但是一到了池步洲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中一样，人人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或友人的趣闻逸事公诸于众，以求同乐。欢乐融洽，非比一般。
有个福州同乡叫章振乾的，比池步洲只大一岁，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等人反蒋，在福州九九藏书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振乾曾出任政府机关报《国光日报》的总编辑。革命政府失败，他掩护同志安全脱逃以后，自己也与未婚妻一同来到了日本。此人以敢说敢干、侠肝义胆而著称，待人接物，热情慷慨，性格爽直，交游广阔，不仅天赋聪明，文字功底也极为深厚，且善于言辞，谈吐高雅，间有幽默，亦庄亦谐，恰到好处，真是文思敏捷，妙笔生花，滔滔不绝，满腹珠玑。每次聚会，只要有他在座，就会妙趣横生，气氛盎然。
张振乾虽然是与夫人同来日本，但当时尚未结婚，他们夫妇不但都是池步洲“家庭沙龙”的常客，而且成了各种活动的“龙头”。每逢聚会，他会组织大家搞一些别开生面的游戏，逗得大家开怀狂笑，皆大欢喜。有一年新年，乡友们在池步洲家集会，他除了自撰一些灯谜挂在墙上供大家猜之外，还特地写了一篇新山歌，由两个人用福州方言和地方山歌调演唱，用竹笛和口琴伴奏，大家一起帮腔，把除夕新年搞得热闹极了。
章振乾才气横溢，文思敏捷，落笔不俗，且特别善于观察。他把“闽租界”里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写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游戏笔墨，叫做《中野春秋》，构思巧妙，文笔幽默，把旅日乡友们描绘得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堪称绝唱。这部“沙龙文学”，当时曾用恭楷录出，并拍成照片分赠大家，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早已湮没无闻。下面的《中野春秋·序》，是他将近九十高龄时根据回忆写出的，即此一点，也足以看出章老先生当年的智力与才华。
中野春秋·序
窃闻：千秋青史，强半无征；百代文人，每怀作伪。是以惩前毖后，聊为腐儒解嘲，数往知来，难免痴人说梦。八闽佳士，莅止翩然；中野城山，欣逢胜事。某也不才，忝参末席；无如椽之巨笔，滥厕编修；借小技以雕虫，聊资谈助。无巧不书，半虚半实；有闻必录，疑假疑真。鸿爪雪泥，到底无伤大雅；春花秋月，何妨收入零篇。不辞挖苦自身，藉存忠厚，虽欲弥缝知遇，无可奈何！花花绿绿，多来蝉桂之宫；燕燕莺莺，尽入鸳鸯之谱。就中恩怨悲欢，片言不尽；隐存笑骂，诸事昭彰。乃偏多顾虑，叉圈且待解人；敢布腹心，曲直原无成见。鉴古鉴今，何典鱿鱼？一贬一褒，宁关春雨？无采风之使者，空憾遗珠；羡司马之文章，深惭末学。嗟呼！感情理智，无法两全；斧钺鞭椎，当之无怨。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为序。.９９ｌｉb.
注：春雨、鱿鱼，都是他们当时的典故，“外人”不懂也。只知日本人把山东粉丝叫“春雨”。
中国人素来看重乡谊，特别是在国外，同乡人之间互相来往，并不足为奇。但是在东中野一地集中住着那么多福州来的留学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和池步洲有关。他来得比较早，情况比较熟悉，又是在留学生监督处工作，住得近些，走动得勤些，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多得到一些帮助。池步洲这个人，助人为乐，有求必应，每有所托，必舍命为之奔走，不辞辛劳。事情办成了，连说：“应该，应该”，事情没办成，又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引咎以自责。他那戆头戆脑的诚恳态度，每每博得大家的盛赞，赢得众人的信赖，还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做“客气国大王”。
这些朋友、同乡中间，有的是公开的国民党员，有的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也有的是半公开的民主党派成员，只有池步洲，一向不问政治，虽然后来迫于情面被当时任东京特别支部书记的陈固亭拉进了国民党内，也不过挂个名而已，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内的活动，因此实际上是个无党无派的“中立国”。大家能够在他家“和平共处”，与他的九九藏书保持中立也许不无关系。
池步洲一九三二年初冬结婚，一九三四年晚春有了一个长女，起了个日本女名叫美惠子，中国名字就叫池惠美。一九三五年仲夏，又有了长子哲雄。在儿子满月和周岁这两个中国人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福州同乡、同学都来祝贺，并拍有纪念照片，照片上，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几人之多。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国参加抗日，命运则几乎都不大好。下文将择要叙述。
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办了一份留学生的刊物，叫《留东学报》，由陈固亭主编。因为是国民党办的“官方”刊物，留学生中投稿的人很少。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陈固亭常来约稿，一者情面难却，二者池步洲总认为文章好坏在于作者，不在刊物，于是给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日本国民性之研究》，不料一炮打响，受到了大家的好评，还被国内夏衍主编的刊物《文摘》所转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陈固亭连连催稿，文章也就一篇篇接连刊出。在留学生中间，池步洲也居然小有文名了。
这期间，福州人萧叔宣与周孝培到驻日大使馆武官署担任正副武官。按照规定，驻外武官必须每月上交政府一篇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分析报告。他们新来乍到，情况不熟，难于下笔。周孝培看到《留东学报》上池步洲写的文章，颇为欣赏，就通过同乡人的关系找到池步洲，要他代写这一报告，答应每月支给津贴三十日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小了）。于是池步洲广泛注意各报刊，每月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报告上交，双方皆大欢喜。
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人员并不很多。驻日武官署内，除了正副武官和几个见习武官之外，其实也只有两三个人办公，但是每天要办的公务倒不少。遇到有急需翻译的日文资料，就拿来请池步洲干。开头不过是义务劳动，后来觉得武官署人手实在太少，就想聘请池步洲为雇员，月薪一百五十日元。这数字，比在监督处要高一倍还多。于是池步洲干脆辞去监督处的工作，正式到武官署上班了。
一九三七年初，池步洲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一家五口，收入虽然不是很多，由一人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物质生活在他的同层人中当然不会太好，但是感情生活无疑是极为美满的。
人生难得是知音。有此内助，夫复何求！
五、冲破阻力，毁家赴难
池步洲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是一九三零年。第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武装进攻。蒋介石采取投降卖国政策，命令张学良“绝对不得抵抗”，并把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仅仅一天工夫，日军就占领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到了翌年一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当时国内爱国军民不顾蒋介石的明令，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民族矛盾上升，连稍有民族气节的“胡子”即土匪尚且大义凛然，同仇敌忾，与义勇军并肩作战。全国的热血青年纷纷举行集会，或在后方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直接参战。抗日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的旅日华侨，真正甘愿卖国媚日当亡国奴的投降派，终究是少数。尽管是在日本的领土上，也是义愤填膺，纷纷在各会馆秘密举行集会。家在东北的学生，不顾使馆的劝阻，回国抗战者十分踊跃。
当时池步洲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二年级，中国留学生的这些爱国活动，他也是参加了的。但他一者比较接近大使馆，听了使馆官员的解释，相信中国政府在这种大事面前一定会有正确的安排，二者自己来日读书，五哥五嫂等于毁家支持，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因此，一方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安心读书，静观其变。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内情况并不美妙：一方面日军侵占了东北之后，不断扩大侵略，觊觎我华中、华北；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进行兵谏，迫使蒋介石作出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投降派、停止“剿共”并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等承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内战”停止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于日本侵华的阴谋失败了。
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趋向团结、一致对外的形势，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大的不利，半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宛平县军队炮轰卢沟桥，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二十九军将士不顾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全民响应，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打响了。
消息传到日本，爱国旅日华侨又一次纷纷集会，响应祖国人民的积极行动。特别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抗日，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一致对外，东京的旅日爱国华侨们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奔走相告，互相鼓励，相约回国，共赴国难，短短几天之内，即形成一股万众一心、如火如荼、不可遏止的热潮。
池步洲当时刚刚辞去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的职务，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情况已经与七年前大不相同：当年第一是学业未就，第二是有大使馆的劝阻，如今学业已经结束，大使馆有了蒋介石的明确表态，也积极支持，第三是平时经常来往的同乡和同学，除了一人决定留下不走继续求学之外，其余三十多人，几乎在一周到十天之内，都纷纷回国参加抗战了。少数几个没走的，也是有别的事情耽搁，过几天都要回国的。尽管池步洲从来不问政治，但是面临着民族危亡，出于爱国热情，当然也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华夏子孙的一片忠心。
“留下不走继续求学”的，就是郑谋平。他之所以不走，是根据他自己的特殊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并与池步洲等人商议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郑谋平只有初中程度，家贫辍学后，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尽心尽力地帮助亲戚做生意。他那亲戚为人厚道，每有赢利，多少也给他一点儿分成。他拿到钱以后，也不乱花，而是统统交给亲戚做本钱，等于入股的一般。将本生息，日积月累，居然也攒下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决意到日本留学。那亲戚也尊重他的志向，除提出一笔钱来做盘缠之外，答应每月汇给他足够的费用。他来东京以后一年左右，那亲戚生意做赔了，连他的那一笔资金也赔了进去。不过那位亲戚还有良心，来信说：不管怎么困难，决不耽误他每月所需的费用。因此他的留学，实在不易。
一九三六年，他在一家农业专门学校毕业，本来应该适可而止，毕业还乡，也算是个“日本留学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一定要进一家名牌大学。好在他已经从农业专门学校毕业，日语也过关了，就去报考国立东京农业大学，而且得到了免试入学的优待。“七·七”事变起，他入东京农大刚一藏书网谋平和池步洲一样，都是不问政治的。但不问政治不等于没有爱国心。他选择留下来继续读书，一是他的东渡留学，十分不易，不能半途而废，二是当时中日并没有宣战，中国大使馆依旧驻在东京，日本政府对留学生也没有下驱逐令，相反学校当局表面上还欢迎留学生继续读书。
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留下读书决策，对他个人来说是绝对正确而且成功的。他从东京农大毕业以后，回国当了教授，后来到了台湾，在振兴台湾农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就卓著。而当时回国的人，除少数后来去了港台或再次出国不在大陆者外，绝大多数回国抗日的光荣历史都变成了反动史、罪恶史，尽管最后得到平反，但是苦头却都吃足了。
池步洲的情况，既与郑谋平绝不相同，也与别的留学生大有不同：别人大都无牵无挂，提起腿来，说走就能走；而他已经是一个五口之家的家长，要回国抗战，当然要全家一起走，这等于要他亲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美满小家庭彻底毁掉。何况他的妻子是一个日本贵族，第三个孩子又刚刚出世不久，连名字都还没起，即便在平时，要动员这样的妻子离开日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到中国去不是当官、当教授，而是去抗战，也就是去反对她的天皇，当然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她也从“爱国”出发，来一个“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呢？事情可就难办了。
正因为池步洲有这种特殊的困难，“七·七”之后的十天之内，他送走了一批批的同学，东中野“闽租界”里的闽人，除了决心回国但还有别事耽搁者外，最后就只剩下他和郑谋平两个人了。
难办的事情还是要办，难于开口的话也还是要讲。池步洲采取了“攻心为上、感化为主”的怀柔政策，先不提回国抗战的事儿，只给妻子讲解日本军队几年来得寸进尺地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被迫抗战的现状。白滨英子一者对丈夫子女爱护备至，二者经过丈夫的剖析，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扩张侵略逐渐有了认识；对于是非善恶、强权正义等等，也逐渐有了分辨能力。到了这个时候，池步洲方才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丈夫的赤胆忠心，深深打动了白滨英子，尽管她也明白，只要自己一点头，随之而来的阻力，将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随之而来的磨难，更不知道有多多少少。几经痛苦的思考与斗争，正义感终于战胜了狭隘的个人得失，白滨英子眼噙着热泪，毅然说出了“我理解你，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的肺腑之言。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促使他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急速离日回国。
东中野“闽租界”里的闽人，常常在池步洲家聚会，这事儿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就派了一名年轻的警官来监视。这位警官并不穿警服，但却不掩饰他的身份。什么时候来也不一定，有时候闽人们正在聚会的时候来，有时候家里没客人他也来。闽人们大都认识他，也知道他负有监视大家的使命。当时大家的态度是：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反正聚会确实是友谊性的，并无“非法活动”，更没有整治性活动。时间长了，这位警官成了池步洲家的熟人，把监视对象变成了朋友，经常来聊聊天，留他吃饭也不拒绝。
“七·七”事变后的第十一二天，这个警官忽然匆匆走来，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你能走的话，尽量早点儿走。警方很注意你。再不走，有可能要拘传你了。”
池步洲大吃一惊。自己没有任何非法活动，凭什么上了黑名单？考虑到那是个“非常时期”，一切不能以“常情”来分析，最干脆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于是再次商之于妻子：走，还是不走；走的话，越早越好。
英子小姐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随时可以跟他“开路”。她只有一个要求：离开日本之前，让她回神户向父母家人告别。此外，为避免牵连家人，她到中国之后，必须改换一个名字。经过商量，她按照中国习惯起了个华人的姓名：白须宾。
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于是，池步洲稍事摒当，处理了家具什物，打点好行装，即于七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八天、蒋介石宣布抗战以后的第八天，携妻子儿女先从东京到神户，去辞别白滨家人，然后即从神户启程，返回祖国。
从时间上看，并不算太晚，但乡友们几乎已经走光，只有郑谋平一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了。
事后得知，池步洲走了不久，有个叫徐继超的同乡人，本已决定藏书网的热烈欢迎，应该立刻分配他去工作、去拼搏才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举目无亲的上海，你想尽忠报国，没有过硬的人际关系，竟也是报效无门，寸步难行的。
池步洲的五哥步云，离开葫芦岛航空学校以后，到了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入闽，池步云担任保卫团干部训练所军事教官。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反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在蒋介石重兵进攻下失败，池步云逃亡到青岛，本想依附海军故旧，只因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没人敢安插。辗转到了南京，才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了个地形教官。池步洲离开日本的时候，得知哥哥全家都在杭州，但却不知电话号码，所以他一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杭州的哥哥写信，告诉他自己住在哪个旅馆，电话号码是多少，要他哥哥赶紧来电话联系。
池步洲一面等哥哥来电话，一面出去找政府部门要求安置工作，不问职务，不计较工薪，只要是抗日的就行。妻子则拖着三个孩子困守旅馆，寸步难行。他像没脑袋的苍蝇似的，在上海滩乱碰乱撞地飞了两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尽管他大义凛然地侃侃而谈，开口救国，闭口抗日，人家却把他当成是找饭吃的“西装瘪三”，再一听他是刚从日本回国来的，更用怀疑的眼光瞟他，没说出难听的话来，算是他沾了衣冠楚楚、一表非俗的光了。
上海到杭州的信件，一般两天可到。第三天，哥哥的电话就来了。对于弟弟的回国抗日，似乎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告诉弟弟：时局紧张，军校停止一切活动，他已经奉召返回南京，不日即可到达上海，要他在旅馆里静等。
又过了三天，哥嫂一家也到了上海。哥哥在上海有比较要好的熟人，十来个人暂时挤进了朋友家里，暂时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
兄弟八年不见，两妯娌还是初次谋面，都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儿要倾泻，从家事扯到国事，从中国扯到日本，从上海扯到故乡。但是没让他们消消停停地说上几句，由于日军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时局又有了突然的变化。
八月九日，有日军官兵两人乘坐一辆军用汽车，向上海虹桥飞机场大门口开去。门口的守军向他们扬红旗命令停车检查，日军官兵蓄意挑衅，不但不停，反而开足了马力猛冲。守军无奈，只好开枪，将车上的两名官兵击毙。卢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蒋介石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公开宣布抗战以后，中日双方虽然还没有在华东发生战事，但是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正愁没有可资利用的借口发动华东战事，所以故意制造这一事端，然后以此为借口，一面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一面公然在我国领土上陈兵布阵，摆出一副立刻就要开战的架势。
这一下，上海的形势更加紧张起来，日军飞机就在市区上空盘旋，我驻沪陆军部队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十字街头已经垒起了沙袋、修起了工事，战争几乎一触即发。胆小怕事的，不愿做“乱世民”的，纷纷外逃；胆子大的，特别是住在租界区的，以为战事与我无关，大佬们依旧灯红酒绿，浑浑噩噩，小市民依旧蝇营狗苟，锱铢必较，全没有大敌当前，应该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抗战气氛。
兄弟二人商量：朋友家里，不能久住。上海举目无亲，找不到关系，走投无路，何况眼下局势如此紧张，更不能拖累朋友。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那里留日的老同学多，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共商抗日大计，总会有些办法的。再说，上海如果一打起仗来，想走恐怕都走不掉了。但是贸贸然全家奔去，也太冒险。两全的办法，是先去一个人观察一下，有了眉目以后，再回上海来接家属。
于是当机立断，让哥哥留在上海照顾两家的家属，池步洲肚子一人在八月十一日也就是“八·一三”的前两天，趁火车到了南京。
池步洲到了南京，才发现政府各机关部门，从国民政府到市政府，几乎全都已经撤退或正在撤退，只留下一个空架子、一块空牌子，什么公务也不办。
日本留学生，只找到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刘伯闵先生和在警官学校任教的郑宗楷先生，而且他们也都在忙着撤退，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境况和在上海也不差多少。
刘伯闵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从日本回来，即在南京设立中国文化服务社，设有书店出售各种书籍，其中日文书占一定比例，所以需要有个人在东京帮他进货并邮寄。这件事情，经人介绍，就由好管闲事又好交朋友的的池步洲当上了“代办”。干这差使，不但完全是义务劳动的，多少还得贴上一些邮费。
这次池步洲从东京回来，找到了刘伯闵，两人.99lib.虽是多年的故交，却还是初次谋面。那时候，刘伯闵正忙着内迁，也无法分身帮他奔走。只告诉他政府部门在南京设了一个“华侨招待所”，凡是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都可以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经他指点找到了这个地方，暂时住了下来，工作的问题，一时间还不知找谁是好。
两天之后就是“八·一三”，上海开战了，难民像潮水般涌来。池步洲一心两挂，担忧哥嫂及家属的安全，真是寝不安席，食不知味。幸亏哥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遇事不慌，冒着连天炮火，带着两家家口，居然平安地退到了南京，而且通过同乡找到了弟弟。兄弟妻儿见了面，池步洲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只是仓促离沪，孩子又多，池步洲从日本带回来的五个箱子，只随身带出一个来，其余几个，都放在友人的家中，无法带来了。
时间紧迫，池步云急于要到军校报到，因为军校也要撤退到成都，万一迟到了，可就赶不上了。尽管兄弟八年不见，有许多话要说，池步洲一家如何安置，还没有眉目。可是身在官中，没有自己的自由，也无可奈何。
不久池步云就随同军校迁到成都，两家人才相见又别离，真是见也匆匆，别也匆匆。接着刘百闵先生的文化服务社也迁到了内地。从此，池步洲一家人留在南京，过上了举目无亲、无人过问的日子。
池步洲一家在华侨招待所住了两周，工作根本就没有眉目，居住期限却到了，所里一次次通知搬迁。幸亏郑宗楷奉命撤退，空出来的房子反正不会有接替的房客，可以让池步洲一家暂时住下，招待所也答应每天的中午饭继续供应。一家人总算栖身有所，免受饥饿。
更糟糕的是：上海成了前线，南京成了第二线，每天都有几批敌机飞来轰炸，空袭警报不断。市民们人心惶惶，商店大都关门，纷纷逃往乡下，市面立刻萧条下来。日机几乎天天来轰炸，郑宗楷的住房附近又没有防空洞可躲，每逢空袭警报，池步洲一家五口只好蒙着被子躲到了桌子底下。炸弹在附近爆炸，门窗上的玻璃，都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破了。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池步洲却抱着小的，搂着大的，依然谈笑自若，还像街头演说家似的侃侃而谈，鼓励妻子振作起来：“既然立志抗日，就要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万一炸死，也是为国捐躯，尽管那是无谓的牺牲……。”那时候的池步洲，心心念念，只有“抗战”二字，身家性命，全不顾了。
就这样，池步洲一家在南京又住了一个来月。工作的事儿，竟无人过问。
二、破门而出，研究密电
池步洲四处游说，四处碰壁，竟好像抗日战争，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似的。正在他搔首踯躅，绕室彷徨，无计可施之际，一天中午，他照例到招待所食堂去吃饭，饭后到阅览室看报，偶一抬头，忽然看见一位熟人：当年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于是，事情终于有了突然的转机，池步洲的人生道路，从此也有了一次大的转折。
在日本期间，池步洲和陈固亭是比较好的朋友，结交约有三年之久。陈固亭是陈立夫、陈果夫的嫡系，又是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的常委，由他出面主办《留东学报》月刊。
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一者是个执政的大党，二者看上去也还有些新兴气象，因此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参加。陈固亭知道池步洲不问政治，只知读书，是个书呆子，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动员他参加国民党，只是要他给《留东学报》写文章。他碍于情面，就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子，前后共发表过二十多篇99lib? 文章，其中有《日本国民性之研究》等几篇，还被夏衍主办的国内著名刊物《文摘》转载过。不过这个学报并没有稿费，写文章不过是尽义务，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建立苏区，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国外当然不可能公开打出旗号，而是以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同盟”的名义在留学生中间活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争取留学生参加。有一个留日学生叫谢叔良的，是社会科学同盟的盟员，来动员池步洲参加盟内主办的读书会，说是学习河上肇的几本名著。池步洲迫于情面，也去参加过几次，对于书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这些道理倒是很感兴趣，认为如果真能实现，99lｉb?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但是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同盟中有一个姓齐的领导人，每逢留学生们参加神田区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集会的时候，如果有国民党方面的人上台发表演说，总要组织一批人在台下跺脚、吹口哨甚至高喊口号进行捣乱。对于这种做法池步洲非常反感：第一，观点不同，意见不合，可以上台发言，进行辩论，有理无理，越辩越明，何必采取这种江湖上无知识会道门才使用的无赖行径？第二，大家都是中国留学生，主要目标都是读书救国，在这一大前提下，只要是有志于复兴国家民族的人士，不是出卖祖国利益的汉奸，都应该团结起来，不应该为了小小的观点分歧闹分裂。他曾经把自己这些意见跟谢叔良提起过，但是后来又去了几次，发现社会科学同盟的人依旧如此，觉得裹进这种无谓的纷争中没有意思，就不再参加活动了。姓齐的负责人曾经找池步洲问他为什么不再参加学习，池步洲以学校里功课繁忙为辞，姓齐的也不勉强。从此池步洲就与社会科学同盟脱离了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陈固亭要回国一两个月，来向池步洲辞行的时候，说起“现在国家正在建设三民主义，需要大批人才，你在《留东学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参加国民党，毕业以后的出路是不成问题的……”等等。每一个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的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当然是人人关心的，池步洲也不例外。不过那时候离毕业还早，就漫应了一句：“现在你忙于回国，我离毕业也还有一段时间，等你得便的时候再说吧。”
两个月后陈固亭重返东京，第一次与池步洲见面，就拿出一张“特别入党证书”，说是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同时解释说：所谓“特别入党”，就是不用经过预备党员阶段，即成为正式党员的意思。他这样热情地“送货上门”，池步洲碍于情面，也不便推辞，只好郑重声明：“我忙于功课，不能参加党务活动。”陈固亭也连连点头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池步洲成了国民党的“特别党员”，而且终其一生，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这也可以算是他这个“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吧。
陈固亭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即回国的，比池步洲早半年离开东京。那以后，两人也经常书信往还。由于陈固亭跟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不久就在陕西省省政府社会处当上了处长。池步洲仓促回国，事先没有也来不及跟陈固亭打招呼。这次在华侨招待所不期而遇，纯属偶然。
他乡遇故知，乃是人生四大乐事之一，池步洲立刻把陈固亭请到自己的住房里来，杯酒相待，晤谈竟日。陈固亭从西安来南京，是为开展抗日救亡的社会工作找国民政府的，但是晚了几天，政府的上下官员们忙于撤退搬迁，无人过问这些事情了。陈固亭听说池步洲回国来抗日，却不得门路，也忿忿然地说：“你的爱国赤忱，人所共知。只因你回国之前没跟我取得联系，以致今天陷于困境。以你的才学，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何愁找不到报国的门路？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一个适当的抗日岗位。”
两天以后，陈固亭来找池步洲，开门见山地说：“中央要找几个精通日语的人专门研究日军军用密电码，我看你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道你肯去不肯去。”
池步洲一愣，这可太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了，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知道，我在日本是学电气工程的。后来在大使馆供职期间也学过经济学。电气和电码，尽管都和‘电’有关，那可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啊！对于密电码，我是一无所知；想学也没地儿学去，肯干也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给我安排一个我干得了的事儿吧！”
陈固亭听池步洲说得那么干脆，再想想，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不敢过于勉强，留下一句话：答应给他另找合适的工作，就走了。
又过了两天，陈固亭再次来找池步洲。池步洲还以为他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兴致盎然地接待了他，不料陈固亭一开口，还是那件事儿：“我再三琢磨，让你去研究破译密电码，算是最最适当的人选了。密电码的确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可国内还没有一所专门的学校教这一门功课，所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要从头学起的。研究日军的密电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懂得电工原理，第二要精通日语，第三要有一个逻辑缜密、思维严谨的的头脑。这三条，你不但全都具备，而且还有一颗抗日救国的赤心。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只要你肯干，相信你一定能干出成绩来。”
池步洲却还在犹豫：“不是我不肯干，你应该懂得‘隔行如隔山’这个道理。电工跟电码，完全是两码子事儿，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儿的。我全家从日本赶回来，一心只想为抗日救国出一点儿力气，不是回国来找个差使糊口。要不然，我在日本呆得好好儿的，至少吃穿不愁，何必回国来九九藏书
呢。你交游广阔，神通广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熟人，还是帮我在别的方面再想想办法吧。”
陈固亭却不死心，继续动员：“你不是要为抗日出力吗？破译日军的密电码，这可是最最重要的抗日岗位了。你想啊，要是你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出来，敌人的行动，咱们事先都知道了，打起仗来，还有个不胜的吗？这就是兵书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要是能把敌人的密电码破译了，等于给我方增加了几十万兵力，这几十万兵还不是普通的兵，而是天兵、神兵，你就是这支天兵、神兵的总司令，他们全都听你的指挥。这样的岗位，还不重要吗？”
池步洲听他这样说，似乎意有所动，但又不无顾虑，搔首踟蹰，一时决断不下：“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我绝不怀疑，可是我对密电码确实是一窍不通啊！”
陈固亭听他松了口，知道他心里已经肯了，就给他解释说：“这件事情，当然不是靠你一个人去做，他们那里已经有一帮人在做了。那些人，都是从事中文密电码破译多年的专家，对密电码是很有研究的。只是他们不懂日语，想破译日文的密电码，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要你肯99lib?跟他们合作，这事儿就不难了。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别的事情，干得了干不了，先去试试看，怎么样？”
池步洲一者为“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几十万大军”这句话所打动，二者听说还有许多专家和他一起研究，并不是让他一个人去瞎摸，胆子就大了起来。他这个人，从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学不会的事情，于是欣然表示：“只要为抗日救国出力，叫我干什么都行。那就让我去试试看吧！”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三、盲目撞进，特务机关
陈固亭见池步洲好不容易点了头，生怕他反悔，当即带他去走马上任。
他们所到的地方，全称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情报处调查科”，简称“中调科”，后来由陈立夫、陈果夫扩充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国民党两大特务?９９ｌib?机关——“中统”“军统”之一。
陈固亭把池步洲介绍给中调科的大头目徐恩曾。徐恩曾满脸含笑，说了许多仰慕的话，表示欢迎，又重复了许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重大意义，以安定情绪，巩固信心。最后，把池步洲安排在机密二股，带他去见了机密二股股长。
机密二股的股长叫李直峰，山西人，当时四十多岁，是个破译中文密电码的专家，早年曾在阎锡山的电务处专门从事中文密电的破译工作；后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兼侍从室第一组组长，领导破译中文密电码的研究，卓有成效。接谈之下，李直峰特别佩服、欣赏池步洲的爱国热情和渊博的学识，两人一见如故。当即给池步洲预支了工薪，安排了住房，说定了从十月一日开始去上班。
当时的池步洲，年纪虽然轻.99lib.，也接近而立之年了，而且还是个留学日本读了四年大学的“饱学之士”，但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参加国民党，只是碍于朋友的情面挂了个名，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务活动；对于共产党，也只是听说过而已，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目的，什么宗旨，更弄不清国共两党的纷争焦点究竟是什么。在驻日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居然不知道“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是个特务机关，只以为那是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是个普通的资料情报咨询机关。为了抗日，那时候如果叫他填表、宣誓，参加特务组织，很可能他也会糊里糊涂地“欣然同意”的。
他之所以能够“入污泥而不染”，身在特务机关，做的也是情报工作，却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当时中统局并没有正式成立，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展组织，等到中统局正式成立，他又奉命调到中央军委会去了；第二是因为他到职以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先生很赏识他，觉得这样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参加特务组织，一辈子受到约束，失去自由，所以后来中统组织秘密发展特务分子，也一直没动员他填表、宣誓，让他保持一个清白的身子，以便他日可以随时离开特务机关。至于李直峰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有许多内情，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这里暂且不表，留待“下回分解”吧。
人的一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造成了许多命运的转折点。池步洲不懂密电码，却去研究密电码，后来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为自己的历史大书了一笔，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到了特务机关，没参加特务组织，为自己保持了一生清白，又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正因为他进了中统却没有参加中统，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无法解释，也无法被人理解，于是半生坎坷，历尽苦难，则又是偶然因素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后来才知道，池步洲之所以进入机密二股，是奉蒋委员长的手谕，要各机关尽力物色留日的人才专门进行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那句令池步洲动心的话：“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几十万大军，”也是蒋介石说的。而最后录取的人，竟只有池步洲一个，可见要求之严，入选之难。
陈固亭虽然与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他本人却并不是中统特务。由他牵线把池步洲介绍到中调科去，也不是存心要害他，而确确实实是出于对朋友帮忙，出于抗战需要的一片爱国至诚。
世上事物的多重性，往往如此。
四、颠沛流离，疏散撤退
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任务，是专门收译山西阎锡山的中文密电。把池步洲安排在机密二股，是打算让报务员侦收日本陆军密电，然后交池步洲研究破译。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无线电的普通常识了。
三十年代，电视和调频广播还没有发明，全世界的无线电，包括广播、电报、电话，共分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这样四个波段。长波当时只给轮船使用。中波的波段窄，电波是贴着地面散射的，传播距离比较短，所以只用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一般的地方电台，用的就是这个波段。所以甲地与乙地两个广播电台的波长即便完全一样，只要两地相距一百公里以上，当地的听众用普通的收音机收听，只能收到本地的广播，一般不会发生“串台”现象。短波的波段宽，电波除散射者外，还有一部分经由地球大气层高空的“电离层”折射回地面，传播的距离相当远，电力稍强，即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国际上规定作为无线电通信的主要波段。它下面还可以分为十来个小波段，除一个小波段划分给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使用之外，其余的小波段，既有广播，也有电报，还有电话。全世界有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又有那么多的电台，略去广播和电.99lib.话不计，同一时间中，少说也有上千家电台在同时发报。因此，广阔的天空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线电波实际上是错综复杂拥挤不堪的。要从这几百、上千种电波中分辨出某一家电台，除非事先告诉你时间和波长，不然，就很难找到。
打一个比方：好比你只知道某人的汽车经常要从北京东西长安街上开过，但是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车子的型号，于是你就天天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傻等，希图从一掠而过的车流中捕获某人的特征，从而把某人的车子截住。要在在太空中截获日本陆军方面的密电，就好像在天安门前面拦截某一辆特征不明的汽车，能截获的希望，当然是很渺茫的。当时的科学还不发达，可资利用的电码分辨特征也不是那么多，因此这种密电的“拦截”，简直有如大海捞针。但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明知道是大海捞针，也还是要去捞。能不能捞到，主要就看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智商如何、水平如何、能力如何、态度如何了。
中调科机密二股的报务员，由于经验不足，在喧嚷、拥挤的短波波段中，尽管夜以继日地寻找，却像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傻子一样，一直截不到日军的密电。池步洲则对中文密电尚且一窍不通，更遑论破译日文密电了，何况这种日文密电还是想象中的东西，谁也没有见过。所以上任以后，开头一些日子不过是熟悉一下人员、环境而已，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机密二股除股长之外，还有电台台长郎世杰，研究、翻译人员卫杰民、陈恭、周叔良、武子明等，加上报务员、机务员，一共十几个人，都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池步洲一家五口占用的一间，面积并不大，但由于行装简单，两床一桌加三只皮箱之外，别无长物，房间里倒还显得颇为空旷。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一早一晚都充溢着妻子儿女的欢声笑语，稍稍调和战时首都的沉闷空气。
“八·一三”淞沪战後，局势日趋紧张，南京时遭敌机轰炸。市民们见各级政府都已经先后撤退，心里全明白政府并没有固守首都的信心、决心和实力，也纷纷自动疏散到乡下或内地去了。原本相当热闹的石头城，市面萧条：最繁华的新街口一带，店铺大半关张；游人最多的夫子庙，竟也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儿。根据种种迹象推测，国民政府也非在近期内搬家不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既然是中央的“高级咨询机关”，难道能单独留在南京抗战么？
看起来，机密二股转移内地，只是早晚间事。
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机密二股果然奉命撤退，目的地是湖南益阳。行动的路线，是搭轮船先到武汉，再坐火车到长沙。那时候，日本空军的轰炸越来越猖狂了：除了空袭南京市区之外，还经常轰炸南京以西江面上的中国民船，船沉人亡的惨案时有所闻。为了安全起见，机密二股的全体人员买的是英国太古公司一条货轮的船票，船上挂着英国的国旗，当时日本和英国还没开战，相对地比较安全。
求安全的欲望和心态，人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老百姓买这９9ｌｉｂ?条船船票的也特别多。机密二股能如数买到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池步洲他们上了船，只见船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想找个铺位，更是难上加难。好不容易在货舱里找到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铁板的舱面锈迹斑斑，污水横流，十几个人无可奈何地全都挤着站在这里，既无法坐，更无法卧。货舱低矮，塞满了人，汗味儿屁味儿加上狐臭味儿，臭烘烘的直戗鼻子，空气的污浊可想而知。股里大都是单身汉，困难还好克服些；池步洲从小贫苦出身，这点儿苦楚也还能忍受；白须宾出身贵族，从小娇生惯养，婚前婚后生活优裕，何尝受过这种苦楚？她带着三个还不懂人事的小不点儿，连哭带喊的，哄住了这个哄那个，真正难为她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三个日夜，总算平安到达汉口。这在战时乱世，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上岸以后，九九藏书急忙解释：“我们全家都病倒了。孩子她妈到今天还出不了门。我自己也刚刚退的烧。”
“你们都害什么病？哪儿看的？”
“也不过是感冒发烧。自己买几片阿斯匹林，再辣辣地做两碗热汤面吃，发一身汗，就好了。”
“你们那样做，纯属胡来！你们知道不知道感冒是要传染的？这不是么，传给孩子了。再不送来治，转成了肺炎，怎么办？”
听那口气，女医生似乎比做母亲的还疼孩子。池步洲连连向她检讨，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再三请求女医生一定要用最好的药，多花几个钱，倒是不要紧的。
女医生噘了噘嘴，又白了池步洲一眼。开了一张方子和一张住院单，让池步洲到交费处交费。池步洲看那方子，有口服药，也有注射的。注射９９liｂ?的是盘尼西林，这种药，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在当时海运、空运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算是相当名贵的药了。
交费回来，女医生让护士给孩子各打了一针，立刻把孩子送进了住院部99lib.，并用冰袋镇住头部。池步洲有点儿怀疑这种疗法，低声下气地询问：给发烧的孩子镇上了冰块，孩子是不是受得了。女护士不屑地说：“你连物理降温法退烧都不懂么？这在外国是常识，人人都懂的。我们这里，对高烧的病人，都用冰袋降温，效果好极了。”
池步洲回家来跟妻子一说，白须宾直犯难。第一，盘尼西林是抗菌药，冒感是因感冒病毒而起，盘尼西林虽然名贵，却不是对症的药；第二，感冒发烧，按照中医的说法是外寒内热，应该服用辛辣的药物以热攻热，最好热得出一身大汗，让内热慢慢儿发散出来，最忌的是吹风受凉；西医采取冰块冷敷，降的是外热，内热郁结在体内，反而会加重病情。但是湘雅医院在长沙算是最有名的大医院，医生毕业于名牌大学，人家说要那样治，总有人家的理由。无可奈何，只好强挣扎着赶到住院部去陪夜照顾。
等到白须宾赶到医院，发现两个孩子不但高烧不退，而且呼吸急促，脸色煞白，嘴唇发黑，脑袋上虽然敷着冰袋，一摸却烫手。一见是这样情景，母女连心，怎能不着急？当即找来医生，要求撤去冰袋。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生虽然勉强撤去了冰袋，再打了一针混有鲁米那尔的退烧针，说是让孩子好好儿睡一觉明天再看，还丢下了一句“不听大夫的话，治不好别找我”这样的话，很不高兴地走了。
两个孩子打了镇静剂，不久就睡着了，倒没怎么大闹。第二天一早，池步洲带来食物和衣服跟妻子换班。白须藏书网宾给美惠子换衣服的时候，发现她耳后颈部和胸口、后背都有小小的红色班点。急忙解开小女儿的衣服一看，在同样的部位也有同样的红色斑点。尽管年轻的母亲缺乏经验，但是这样的症状，不是感冒已经十分明显。她用征询的口气问丈夫：孩子会不会是出疹子。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在这方面根本不懂，急忙去把值班医生找来。医生一看，口腔粘膜有白点，身上有红点，发烧一直不退，其为麻疹，已经不用怀疑，倒埋怨他们夫妻二人把出麻疹的孩子当感冒病人送来住院，立刻叫护士来转换病房，以免传染给别的孩子。
两口子急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院长，院长只答应留院观察，继续治疗，对于年轻的女医生把麻疹误诊为感冒一节，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就不再提起了。
麻疹，虽然传染得很快，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早年缺乏预防措施，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要得一次，得过以后就有了免役力，再也不会复发了。有经验的大人，会护理，请中医开几服辛凉解表、养阴清化的药，别让孩子吹风着凉，只要疹子出齐了，手上脚上都有了，就会自然退烧，疹子也会自然平复。
但是池步洲的两个孩子送到隔离病房以后，病情却急转直下，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已经药石罔效，回生乏术，三天之内，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可怜小的一个，来到人世还不到一年，连名字都还没起！
年轻的母亲当然不知道：由于医生的误诊，特别是用了冰块冷敷以后，麻疹被“激”了回去，直到孩子的身上有了红点，才知道是出麻疹，本来完全可以治好的常见病，由于医生的误诊，变成了不治的绝症，无法挽救了。
为了抗日，池步洲壮志未酬，先献出了两个爱女！夫妇二人，伤心之极，白须宾更是哭得死去活来。同事们都来相劝。大家心里全都明白，像步洲夫妇这样的身份和条件，要不是为了回中国抗日，两个孩子，哪儿会经受这么多磨难，死于非命？不过这话谁也没敢说出口来。倒是池步洲不乏英雄本色，还顶得住些，自己忍住了悲痛，百般地劝慰妻子。
一、改换门庭，脱离中统
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政府迁到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谈。
这当然是一个骗局，也是一个笑话：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国，然后提出条件来要求和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所谓条件，无非是割让领土、出让主权之类，正是日本政府动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中国政府如果还不想公开卖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一宣布不接受，日本政府就说中国政府没有和平的诚意。这种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况当时的局面，日军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与华北、华东的一部，国军京沪战败，退守武汉，日军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上。这种兵临城下的“和谈”，不是玩笑，也是一种威胁。蒋介石当时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的节骨眼儿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傻事儿。因此“和谈”没有结果，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被迫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
形势逼人。早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就曾要求各机关部门广泛物色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其结果，是中调科通过陈固亭的帮助找到了一个池步洲，别的部门竟连一个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来，机密二股的报务员虽然日夜苦战，却连一份日军的密电也没截到，更不要说从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尽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军事常识。蒋介石得不到日军的情报，两眼一抹黑，布兵被动，结果连连挨打。为了扭转局面，特地把他的内弟、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找来，要他在最短期间内运用一切办法突破这一缺口。
毛庆祥把各部门中对密电码有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都召集起来，其中有交通部电政司的温毓庆和霍实子，中调科的徐恩曾和李直峰，军统局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等人，借汉口银行公会会议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99lib.，讨论如何破译日军的密电码，以便从中得悉日军是否要进攻武汉、是向西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进攻英法属地……等等情报，供蒋介石参考决策。
会议经过讨论，觉得这方面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如果各自为政，分散经营，成果不大；因此当务之急，是集中优势力量，急速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最后会议决定：从各有关部门中把研究电码的人才集中汉口，成立一个“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以毛庆祥为组长，总负其责，霍实子为主任，李直峰为副主任，负责破译研究的技术问题，聘请温毓庆、徐恩曾、郑介民、魏大铭为顾问，参与侦译的设计。此计划报请蒋介石批准以后，就开始调集专门人才。
对这项决议，四个单位中，以中调科的徐恩曾态度最明朗，执行得最为坚决，行动也最为积极迅速；而交通部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却态度暧昧，给自己留了一手，执行得最不坚决。
徐恩曾行动积极迅速，是因为中调科正在陈立夫、陈果夫的策划下筹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局”，组织和机构正好都要大变动。他表示可以让机密二股带经费和电台合并到密电研究组来。
对于徐恩曾这种爽朗的态度，毛庆祥当然是求之不得，欢迎之至。于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也就是中调科改组为中统局之前的两个月，李直峰带领池步洲等原中调科机密二股的二十多名属员到汉口报到。
这一调动，池步洲与中调科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因此，他与后来改组的中统局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算起来，他在机密二股一共呆了八个月，但是什么成绩、贡献都没做出来。
正因为池步洲对特务组织一无所知，在特务机关里工作了八个月，只认为周围的同事都是抗日志士，大家相亲相爱，互敬互助，亲如兄弟，一点儿恐惧感也没有，因此离开了特务机关，也没有解脱感。但是这八个月的经历，却给池步洲的一生打下了问号，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少年来，居然为此而吃尽了苦头。——这是后话，下文还要详细叙及。
在所有的破译密电单位中，当时以温毓庆和他主持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力量为最强，而且密电研究组经多次改组发展为“军技室”以后，温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为什么温毓庆在筹组密电研究组的行动中态度反而最暧昧呢，这事儿关系错综复杂，有必要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来龙去脉。
温毓庆，广东省台山县人，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财政部参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无线电业务，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二十年代末，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任交通部电政司司长期间，温毓庆参与筹建我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设在上海真茹的国际无线电台，并出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局长。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侵略中国，其各地领事馆负有搜集情报的任务。由于领事馆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些情报只能按当时的国际惯例通过各地的中国电报局用日方自编的密码发到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再由大使馆用他们自己秘密建立的大功率无线电台发回日本外务省。
这种情报的传递方式，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其笨无比，很难令人相信的。但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温毓庆早就有意破译日本领事馆通过中国电报局发出的密电。一九三四年秋，温毓庆曾请宋子文转交一份“条陈”给蒋介石，建议设立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破译日本使领事馆之间、及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之间的密电。另外，香港电报局当时也由我国交通部管辖，所有日本人拍发的电报报底，都可以拿来进行研究。
一九三四年底，交通部部长朱家骅辞职，颜任光也辞去了电政司司长的职务。蒋介石手谕让温毓庆接任电政司司长，同时组成“密电检译组”。这是一个秘密机关，组织关系属于电政司，经费由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中开支，业务上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交通部无权过问。
密电检译组设在南京市新市区西桥七号，是一座带有一个小院儿的二层小楼，清静而隐蔽。检译组成立之初，只有五个人：一个就是霍实，也叫霍实子，是个早期的留日学生，广东人，与陈铭枢私交颇深，是宣布脱离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来南京的；一个是王维钧，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化学系，由颜任光介绍到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是温毓庆从上海带来南京的，实际上是温毓庆的秘书；一个日文电报收报员，一个行政事务员，由温毓庆兼任组长。真正能够从事密电研究的，除了温毓庆之外，只有霍实子一个人。
温毓庆以交通部电政司的名义，发文给上海国际无线电台、香港及各地电报局，要求把日本使领馆人员发出的密电报底每日抄送一份交电政司。当时检译组所研究的，就是这些电报报底。可以这样想象：日本人既然敢于把密电交给中国官方电讯部门发出，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是不会太高的。研究这种“通用外交密电”的目的，在于探索日文密电的结构，以便破译其他日文密电，特别是日军军用密电。
日本外交密电，用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是在明码拼音电报的基础上进行变化而组成的编码。这种变化看来似乎没有规律，实际上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破译密电，就是研究并发现这种变化规律。
不久，霍实子等人就破译了两种日文外交通用密电。这些密电结构简单，内容也普通，不过是些日本外交人员调动情况和使领馆经费开支之类，偶然也有一些日本对华外交方面的意见、指示。检译组每天将这些破译的外交密电送交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转呈蒋介石参考。由于内容泛泛，总的说来，作用不是太大。
密电检译组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对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电，仍不能破译。温毓庆再次给蒋介石递了报告，要求增加人员，扩大组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批准了将密电检译组扩大为密电检译所的报告，温毓庆立即着手网罗人才，准备大干一番。
王维钧有个表兄叫杨肆，光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南宁广西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对数学上的排列、组合颇有些研究，而这方面的学问，正好对破译密电码十分有用。通过王维钧的推荐，温毓庆把杨肆也网罗进了密电检译所。
杨肆来了以后，与霍实子、王维钧等人联手，很快就破译了比较复杂、比较重要的日本外交密电，了解到日本外务省对驻华使领馆的指示及使领馆人员的动态等等，同时也证实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确实秘密设有大功率强力无线电台，与东京的日本外务省直接通讯联络。
温毓庆立即在南京鼓楼附近设立一个侦察电台，指定一位工程师负责，配备军用收报机两台和日文报务员数人，通过定向装置，日夜侦查日本大使馆秘密无线电台的所在，并请军统局通讯科科长魏大铭派人来协助。魏大铭原来是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三个半发报高手之一，是温毓庆的老部下，后来应戴笠的请求才调到军统局去的。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不久即侦察到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大使馆内，连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等等都侦察到了。通过这个秘密无线电台，又追踪到东京日本外务省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及它和世界各国首都日本使馆的联络网，从而为破译更高层次的日本外交密电码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报底来源。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就已经分为研译、研究两个组，拥有军用收报机二十多台，报务员五十多人，检译所的地址，也由新市区西桥七号迁到新市区山西路十四号两座比较大的两层楼房内，研译、研究两组各占用一座楼。
“七·七”以后，抗战开始。温毓庆决定全力侦察、抄收以东京日本外务省为中心的国际无线电通讯，并进一步侦察日本在华陆海空军无线电台，研究日本的军用密码。
一九三七年九月，南京形势日趣紧张，电政司大部分人员撤到重庆，密电检译所的人则随蒋介石行营撤到长沙。十一月，研译、研究两组迁到汉口，侦察电台则留在长沙不动。
研译组与研究组在汉口郊区飞机场附近租了两座小洋房办公兼住宿。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所破译的密电中，有蒋介石手下大员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情报，其中有一份，居然提到了霍实子的名字。当时霍实子在研译组，研究组人员避开霍实子，把情报送给毛庆祥，奇怪的是竟没有任何动静。
第二件，是王维钧的表弟、也就是杨肆的堂弟杨德基（后改名杨述），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个共产党员，每次他到南京，就寄宿在山西路十四号密电检译所内。他对表兄、堂兄并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表兄、堂兄也不隐瞒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检译所迁到汉口以后，杨德基也到了汉口，仍寄宿在检译所研究组内。他先介绍杨肆与当时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王明（陈绍禹）见了面，接着又带领杨肆和王维钧去见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李克农表示八路军也要研究日军密电码，杨肆就口头介绍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编码情况，王维钧则把厚厚的一本最新侦察情况总结报告交给李克农。总结内有日本外务省国际无线电台通讯联络网及在华日军无线电通讯联络网，包括电台呼号、波长、通报时间和说明文字等等。
这些情况，温毓庆当然不知道。他是个学者型的专家，既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研究，一方面出于民族气节，为抗日所需，一方面也作为自己的课题，为事业所需。更主要的，密电检译所是受他个人控制的阵地，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现在毛庆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要把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合并到密电研究组，这无异于削弱了他的权力，缩小了他的根据地。但是，会议决议他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指令他更不敢不听。因此，他只是抽调了一部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又不得罪蒋介石，来耍了个花招，只抽调小部分人到研究组，而且吃粮不当差，所有在密电检译所取得的成果，在研究组一概不露。他把密电检译所迁到了桂林，依旧独立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和研究，并继续给蒋介石的侍从室送破译出来的日方情报，从而树立自己“密电权威”的形象。
由于温毓庆有此私心，尽管蒋介石天天催着要情报，可是密电研究组的人员直到七月底方才调齐。全部人马，也有四五十个。除了原机密二股的人之外，有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调来的研究员、台长、报务员，有军委会机密室密电股调来的研究员和秘书，军统局调来的人最少，只有三四个，而且大都没什么工作能力。这四五十个人中，日本留学回来的，只有四五个，而真正对密电有研究的，仅有霍实子、李直峰和密电股调来的黄锦民三个人，实力并不雄厚。
这个新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既不属于中统，也不属于军统，而是直属军委会也就是直属于蒋介石的秘密情报机关。一个新单位组建伊始，大家忙于搬家，乱乱哄哄的；安顿下来以后，也没做什么工作。这一者是因为人员来自四个方面，互相之间既不熟悉，又有所猜忌，见面嘻嘻哈哈，客客气气；二者当时的武汉也已经相当吃紧，敌机天天来空袭，人心惶惶，都知道武汉即将不保，多数人都在作撤退转移的打算，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谁也没有侦截到日本陆军的密电，根本就没有东西可资研究。所以，虽然换了一个机关名称，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可是仍和机密二股的情况一样，研究工作依旧毫无进展。
到了十月份，日军即将兵临武汉城下，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了，风声一紧，即扶老携幼，纷纷外逃，这时候武汉城里已经是十室九空，街上绝少行人，生活必须品，也根本买不到了。
不久，“撤退”的命令果然下达，目的地是重庆。从武汉到重庆，最近便的当然是溯长江而上走水路。但是那时候长江上所有的民船都被逃难的难民们高价包走了，直达重庆的江轮更是挤也挤不上去，就是拿着盖有国民政府关防的通行证，也难买到船票。无可奈何，只好长途分作短途走，先到宜昌暂避风头。在宜昌等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一月下旬，好不容易才弄到了两条木船，逆水而上。
长江三峡，本来是世上少有的美景，但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和惨痛的心情下，经过三峡的人，只觉得惊涛骇浪就要把小木船吞没了似的，哪儿还有一丝丝美的感受？
二、一事无成，另搞“副业”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密电研究组一行四十多人，经过长途跋涉，总算到达重庆并安顿了下来。
按照设想，日本在中国驻军众多，活动频繁，部队与部队之间，部队与总部之间，来往的密电，应该非常多才是。但是那么多报务员日夜监测，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侦收到日本陆军的密电。这事儿说怪也不怪：打开收报机，嘀嘀嗒嗒的电码声响成一片，不是事先约定的，谁能从这杂乱无章的“交响乐”中辨认出日军的密电来？
十几个研究员依旧终日聊天，无所事事。池步洲本来对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就有些信心不足，如今一年过去，一事无成，不但信心逐渐动摇，而且觉得自己没为抗战做一点儿工作，太对不起祖国，太对不起放弃安定优裕生活随他来华抗战的妻子，更对不起两个因他回国而夭折的爱女。但他如今已经是藏书网密电研究组的成员之一，身不由己，不能说撤就撤。再说，即便能够撤身，离开密电研究组以后，又能到哪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抗日机构去呢？他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派人来找池步洲。当时国际台因为缺人手，只有英语广播，还没有日语广播。他们派人来找他，是想请他“出山”，从事编辑和播音。中央广播电台属于党中央宣传部，当然知道池先生是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开头只把主意打到了白须宾的头上，池先生肯不肯帮忙，并无把握。没想到一谈之下，报国心切的池步洲先生立刻表示自己这一阶段事情不忙，正可以尽力。
从此，池步洲就兼任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日语广播编辑。他把各种报纸上的战况报道和评论摘要写成日语，由一位富于正义感的日本女性用纯正的日语播出。有时侯也写一些对话稿，由池步洲和她共同播音。
这一工作，难度不大，却是直接为抗战出力，所起的作用，也不是飞机大炮枪杆子所能代替的。池步洲觉得自己回国一年多，只有现在才算找到了能发挥力量的位置，心里高兴，兴致勃勃，干得特别起劲儿。
到了十二月底，池步洲干脆辞去了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全身心、全力量地投入对日宣传。
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对外广播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管，处长是曾虚白；对日广播由对日宣传科主管，科长是崔万秋。崔万秋交游广阔，在文艺界小有名气，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竟会是个军统分子。但在抗战期间，他确实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例如他请来著名的日本共产党人青山和夫先生以及鹿地亘先生与夫人到电台来对日播音，进行反侵略宣传，后来还物色了两个有正义感的日本籍女播音员来参加播音，等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他这一部分功劳，是不应该抹煞的。
有一次，崔万秋以国际宣传处的名义召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以对日宣传为话题，出席者不过二十来人，池步洲及对日广播的中日广播员都出席了。来宾中除几个知名之士外，最著名的大人物就是郭沫若。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人人都知道中日战事起后他抛妻弃子化装逃离日本回国抗战的爱国行动，对他具有极高的评价。
他满面红光，意气昂扬，笑脸常开，温文尔雅，没有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博得与会者的好感。那一天他最后一个发言，话也讲得最多。没见过他的人，都以为这个满腹经纶的大文学家一定是口若悬河、声如洪钟、滔滔不绝的，没有想到他的口音很怪，也不响亮，声音尖而低沉，不像个男子汉，也很不顺耳。更主要的还是他讲话的内容泛泛，都是些老生常谈，平淡而无特色，因此讲话完了，掌声并不热烈。如果不是他的名声在外，恐怕鼓掌的人就更少了。
因此，他的这次讲话，新闻媒介没有报道。
崔万秋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夫人”，经常到宣传科来，与大家也有说有笑，相当活跃。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小夫人是怎么弄来的。
特务头目，特别是有些名气的大头头儿，在“艳福”方面是常有“便宜”可拣的。例如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就有这样的“艳福”。那一段时间，池步洲经常到国民政府去看报刊资料。国民政府对面的一座小洋楼，据说是内部招待所，在洋楼的第二层，就住着徐恩曾和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他们进进出出的，碰见池步洲，也点头招呼。那女郎楚楚动人，落落大方，长得相当漂亮。池步洲回国以后所遇见的第一个上司就是徐恩曾，在一起共事过八个月，彼此可以算是老熟人了。池步洲知道徐恩曾有妻子儿女，只以为这个女郎是他的小老婆。后来才知道，这个女郎，原来是中共打入中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被发现以后，经不起考验，为了活命，无条件投降了，当了叛徒，也成了徐恩曾的“外室”。
抗战胜利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而江青的随毛泽东同来，则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最热门的话题。议论的中心，当然离不开江青当年演电影时代的罗曼史和风流韵事。
这期间，有一次崔万秋请客，池步洲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央广播电台，但作为朋友，也在被请之列。那一天客人不多，主客不过七八人，一桌还坐不满。座中一人，年三十许，魁伟英俊，面目清秀，言谈潇洒，落落大方，颇引众人注目。崔万秋给大家引见，原来他就是江青当年在上海先同居后结婚的首任丈夫唐纳。这一来，大家更其注意他了。因为正好江青就在重庆，话题免不了一下子就引到了江青身上。人们频频发问，他也爽朗回答，绝不隐.99lib.t>瞒。
唐纳本名马季良，苏州人，唐纳是他发表文章的笔名。
三十年代，唐纳就已经是个戏剧电影界的名人，而且是个进步人士。一九三六年，唐纳在上海《大公报》主编《戏剧与电影》专刊，发表过许多影剧评论和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抗战初期，他担任《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抗战胜利以后，他先后出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和《文汇报》总编辑。一九四七年夏，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封闭，他于次年到香港去创办《文汇报》。大陆解放以后，他去了美国，以后在巴黎定居。
在唐纳的一生中，历史不但清白，而且进步。但是正因为三十年代跟江青有过一段风流“佳话”，在大陆的名气，不是因“进步记者”而出名，而是以“江青前夫”而出名。如果江青仅仅是个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的前夫是谁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偏偏他的“后夫”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于是唐纳也沾了她的光，成了作家、记者们笔下随意褒贬的风云人物，而且越写越神，越写越离谱。
一个人的婚姻，合得来则聚，合不来则散，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新闻价值并不太大。江青就是蓝苹、蓝苹曾经是唐纳的妻子，至少三十年代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们的结合，也就是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夫妻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当时的影剧报刊发过照片；他们的分手，当时上海的影剧界称为“唐蓝婚变”，报刊上也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是公开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糟的是自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伟大舵手底下的“伟大旗手”、掌握了“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对老帅、老总们生杀予夺的实权以后，忽然想瞒天过海，要改写她的婚姻史，好像她和毛泽东本来就是结发夫妻、根本就没嫁过唐纳似的。于是，在“防扩散”的借口之下，凡是当年知道这件风流案子的影剧界中人，一个个全都遭了殃。“文革”结束，清算江青的罪恶，这当然也是很主要的一件。
于是，在大陆人民心目中早已经淡忘了的唐纳，一夜之间忽然再度成为新闻热点人物，有关他与江青之间的风流往事，在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有道是物极必反，江青千方百计挖空心思要在唐纳问题上“防扩散”，结果反而人为地制造了一次“大扩散”。中国人是很善于打落水狗的，江青在台上作威作福的时候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的大小作家记者们，在江青下台以后，发挥“痛打落水狗精神”，再一次在“唐蓝婚变”问题上大作文章。其结果，倒楣的不是江青，而是唐纳。有的小报记者还制造了“唐纳在法国开饭馆，用江青的裸体照片招徕顾客”的谣言，或说“唐纳在香港放映江青与韩兰根主演的滑稽戏《王老五》，借此出气”等等。这些新闻，言之凿凿，活灵活现，越传越广，愈传愈烈，弄得唐纳本人也无可奈何，只好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不说许许多多捕风捉影或毫无根据的有关“唐蓝”的罗曼史或有关唐纳的新闻是怎么捏造出来的，许多人仅从“物以类聚”加以类推，得出“江青是个坏人，那么讨过江青作老婆的人肯定也不是好东西”的结论，就给唐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名誉损失。
关于唐纳与江青的关系，最清楚的当然是唐纳自己了。因此，《红都女皇》的作者、美国作家维特克确实曾经专程到法国去找过他，要与他合写一部关于他与江青从相识、恋爱、同居、结婚到婚变的书，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为了澄清历史事实，他也曾经计划过要写一部自传，可惜的是还没有动笔，他就突然病逝了。
关于唐纳，人们最感到惊奇的是江青居然没有动用手中的死党加以暗杀，而居然让他活着来写《回忆录》。略具讽刺意味的是：江青容忍了他，“上帝”却不容忍，就在他正准备“欣然命笔”的时候，竟让他“突然病故”。
于是，关于唐纳与江青的这一段“信史”，从此再也没有“绝对权威”可以如实写出了。
正因为如此，唐纳生前曾经谈起过的关于江青的往事，就成了“第一手资料”。
那一天，唐纳说的话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
江青的心太活，总想出风头，演了几部电影和话剧，都是配角，镜头很少，为此郁郁不得志，弄得疯疯癫癫，整天东跑西闯，日无暇晷，很少在家，婚后两人感情并不怎么融洽，经常吵架，有时候还打架。她很任性，好作非非之想。当时上海文艺界左派人物到处宣传延安如何革命，于是她也想往延安跑。唐纳劝她凡事要冷静三思，不能一时感情冲动。但是她听不进去。终于在某一天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事隔好久，才知道他已经成了毛泽东夫人。
崔万秋问他：“现在蓝苹来重庆了，你是不是想跟她联系一下？”唐纳斩钉截铁地说：“跟她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算了吧！这个人，总想出风头，心地９9ｌiｂ?冷酷，没有女性的温情，很难弄的，谁沾上她谁倒楣，还是躲远一点儿的好。”
唐纳的话没有错，后来无数事实都证明了他的预言：谁沾上她谁倒楣！
三、两个半人，独立研究
池步洲先后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专门机关工作了一年多，什么成就也没有。自己对密电本来就外行，如今找到了能发挥自己所长的抗日宣传工作，感到心安理得。对前一阶段从事密电的研究，觉得是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
一九三九年二月，池步洲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正干得来劲儿，一天，突然有个不速之客登门拜访，自称是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的科长，姓周名驾山。坐定之后，周科长开门见山地说：“为了抗日战争军事上的需要，我们总台长王景禄少将奉何应钦部长的面谕，要组织一些专门人才成立一个研究组，从事日军的密电破译研究。何部长久仰池先生精通日语，对密电的破译造诣颇深，特别指示我们总台长，一定要把先生请来，主持这件事情。请池先生以党国为重，屈尊帮忙。”
池步洲一听，笑了起来说：“周科长今天算是找错了人了。咱们以前虽然不认识，彼此都是为抗日献身的人，实话告诉你也不要紧。我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国抗日，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经朋友介绍，去破译日军密电码。这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窍不通，不过因为我懂点儿日文，当时又没找到适合于我的工作，只好破门而出，姑妄一试而已。一年多时间中，先后换过三个单位，不是频繁调动，就是忙于撤退，根本没有好好儿静下心来学点儿什么，更谈不上研究了。所以直到现在，依旧是一窍不通。不瞒你老兄说：这一年多来，日军密电是什么样儿，我连见都没见过呢！”
周科长神秘地笑笑：“池先生的经历和抱负，我们何部长和王台长是早就知道而且十分佩服的，池先生不要再客气了。池先生不拿我当外人，我也自当对池先生推心置腹。实话告诉池先生：我们军用总台，不但已经侦收到了日军的密电，而且数量不少。现在缺少的就是如何把这些天书破译出来，把它变成宝贝。这件事情，我们何部长认为非君莫属，请池先生一定帮忙。”
池步洲听说他们已经侦收到了日军密电，不由得心里怦然而动，有点儿跃跃欲试起来。他这个人，从小求知欲就极强，而且不相信世界上有学不会的东西。这一年半来，他名义上是从事日军密电的研究，但由于报务员的无能，始终没能侦收到一份日军的密电，以致一年多的光阴虚度。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一工作，心里一直感到十分遗憾。如今听说军政部已经收到了日军的密电，倒真想见识见识。只是现在他的岗位在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有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想试试也不可能了。沉吟了半天，只好无可奈何地推辞说：
“承何部长和王台长不弃，抬举在下。可惜我对密电确实没有研究，有负重望。我现在已经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供职，每天有我对日广播的宣传节目，无法分身。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很对我的心思。再说，即便我真有研究密电码的本领，也愿意到您那里去，我到广播电台才两个月，屁股还没坐暖呢，总不能因为另有高就又开口求去吧？”
周科长听他说话的口气有了松动，立刻抓住不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用商量的口气探询说：“池先生身负重任，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敢请池先生放弃现在的工作到我们总台来专门研究密电码。好在我们也是刚刚开始，规模不大，池先生如果肯答应，只要每天晚上去指导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并不妨碍池先生白天的工作的。我们每月送来二百块钱的车马费，请池先生不要嫌少……”
话说到了这一步，池步洲也不便于固辞，只好说：“既然周科长一定要在下帮忙，不妨试试。咱们先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不过懂点儿日语，对密电码确实外行，只能当个助手，尽力而为。但不知军政部现在有多少研究人员？”
周科长不好意思地笑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有池先生一个人。不，正确地说，是半个人。一切全仗先生帮我们从头组织。收报人员，可以从总台调用，要几个就给几个，收报机也一定给最好的；研究人员嘛，就请先生物色聘用，名额不受限制。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池步洲一听，又犹豫了：没想到军政部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在这以前，竟还一个人也没有。他想：自己对日军的密电码确实没有研究，在机密二股现学现卖，也不过对中文密电知道个大概。两国语言不同，懂得中文密电的编制与破译，不见得对日文密电有用。从目前情况看，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破译日文密电的专家。既然大家都是外行，人多并不一定力量就大，更何况就是想请，也不一定有合适的人选。所以考虑再三，觉得与其把摊子铺得太大，将来一事无成难于收拾，不如摊子尽量铺得小些，将来成则可以扩大，败则随时收摊，来一个小大由之，缩放如意。考虑成熟，就说：“周科长既然把组织大权交给在下，我当竭尽全力去物色适当的人选。目前请你们先找一个清静点儿的地方，把电台架起来，再给我两个报务员，每天侦收日军的密电，晚上我去探讨研究……”
不等池步洲把话说完，周科长愕然惊问：“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您一个人？”
池步洲笑笑：“破译密电码的人才，不是满街上到处都能找到的。要相机物色。目前不是只有我半个人么？有半个人，不妨先上半个人，干起来再说。如今日军的密电已经截到，破译任务紧急，不能等待人马到齐了再开张。咱们这叫‘骑着马找马’嘛！您说对不？”
周科长含笑点头，十分佩服池步洲的抗日决心和办事的精明能干。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接着，周科长经请示了总台长，在重庆两路口附近找了三间民房，把截获过日军密电的报务员黄咸益和另一个姓张的报务员调来，架上电台，分日夜两班侦抄日军的密电。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的地址在上清寺，池步洲的家在观音岩下面的蔼庐，离两路口都不远。
于是，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起，池步洲白天在中央广播电台写稿、播音，晚上到两路口这个还未命名的研究机关上班，一共两个半人，专门从事日军密电的破译研究。这里的三间民房，中间一间是机房，旁边两间，一间是报务员的宿舍，一间是池步洲的办公室。池步洲请木匠在机房与办公室之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窗户，他每天晚上都到办公室去静坐研究。夜班报务员截到的无线电报，随抄随递，十分方便。因为白天有太阳黑子的活动，对无线电波的干扰比较大，因此无线电的收发，夜间的工作量大，误差也小。
后来池步洲才知道，军政部之所以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下面单搞一个日军密电的破译部门，是因为军用总台的报务员收到了一些发自东京的密码电报，从迹象分析，好像是军用密电。同是“此中人也”，总台台长王景禄当然也知道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组一直就没有侦收到过日军的密电，更遑论破译了。他把这个消息向何应钦作了汇报，按说，军用总台应该把侦收到的电文连同日军密电的拍发时间以及电台频率等等99lｉｂ?都移交给密电研究组才对。但是何应钦存了一点私心：军委所属的密电研究部门，集中了那么多的人员，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一无所获；而自己的下属在无意中得到了这一电码，轻易送出，岂不是把功劳白白地送给了人家？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把密电码破译出来，这功劳可就是军政部也就是他何应钦的了。
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交通部电政司温毓庆属下的密电检译所，有传闻说早就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这一消息，何应钦也听到了，但又无法证实。因为温毓庆在公开的场合从来不提这件事情；霍实子来到“陆军密电研究组”以后，也从来不提这件事情。外界对温毓庆的密电破译工作有三种猜测：一是军委属下的这个秘密机关，牌子标明是“陆军密电研究组”，“非陆军密电”的“外交密电”，不在研究之内，因此温毓庆根本不九九藏书不会计较。——他当然没有想到：重用不重用他，是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长，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得失，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得失。
合并以后的军技室，总人数将近五百，是军政部研译室的整整十倍。地址选在重庆南岸黄桷垭的刘家花园内。第四组的任务是收报，需要架设天线，地势越高越好，所以选在刘家花园对面的一个山头上，每天把收到的密电送下山来，供一二三组研译。
王维钧担任军技室主任秘书以后，他的表弟杨德基约他到上清寺一个茶馆中会面。杨德基要求把破译出来的日本密电送给地下党一份，王维钧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要求做好秘密传递工作。杨德基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是由王维钧亲手抄录一份亲自送出；但是这在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每天破译的密电多达上百份，王维钧身为主任秘书，同时还兼着交通部电政司的一份儿工作，事情很多，根本没有时间抄写。好在当时所破译的密电，由缮写员复写三份，一份加火漆封固后每日由专人送到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处转蒋介石；一份研译组存档；一份用火漆封固后交王维钧转交温毓庆，温看后退还王维钧归档。这归档的一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永远留在王维钧处不动了。于是，王维钧就把从温毓庆处退回来的这份“归档文件”交专人送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由办事处的人连夜抄录，第二天再拿回来交换新的情报。
负责与王维钧联系的是一个青年，以老同学的身份每隔一两天与王维钧见面一次。见面的地点一般在王维钧家中、上清寺祥德村交通部宿舍、上清寺交通部电政司办公室等地方。这几个地方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联络”的迹象，因此情报的交换十分顺利，一直没有被特务所发现。
这期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还曾经由杨德基陪同到王维钧家中去过。为躲避空袭，王维钧把家安置在重庆市郊三圣宫赖家桥一个农民的家里，地点偏僻而隐蔽。周、杨二人在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去。从此以后，王维钧每月都要与周怡见一次面，由于伪装得好，居然没被特务注意，从来没出过问题。
军技室在重庆南岸黄角垭成立以后，池步洲为图上班方便，就在黄角垭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间，从观音岩下的蔼庐搬到黄角垭来住。大门外面，是一条通往黄山的公路。黄山，原来是重庆白礼洋行买办黄云阶的私产，所以名为黄山，现在是国民政府迁都以后蒋介石官邸的所在地。公路对面，是军技室黄卓流的住家，家门口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覆盖面很宽，每逢夏天，经常有行人在树下歇凉。
黄卓流的夫人也是日本人，因此和池步洲一家的关系特别亲密。一天，池步洲两口子都在黄卓流家里聊天，突然日本飞机来轰炸。日机轰炸重庆，本是家常便饭，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也不怎么惊慌。不久机声隆隆，敌机已经到了头上。根据空袭经验，敌机轰炸，躲在家里最危险，一旦挨炸，被弹片击中的机会和很少的，但是房倒屋塌，被压在瓦砾堆里的可能却很大。所以大家就从屋子里出来，到树下躲避。这时候，有三四辆小车从黄山开来，司机看见敌机就在头上，就把车子开到树下来暂避。只见从车上走出来的，竟是蒋介石和五六个随从。黄卓流忙端把椅子请他坐。他微笑一下，点点头，就坐下了。紧接着市内传来了轰炸的声音。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敌机返航，蒋介石一行才又点点头上车开走，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池步洲这一次与蒋介石不期而遇，是在蒋介石接见之后，实际上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蒋介石见过的人太多，上次又是集体接见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池步洲这个人。
其实，蒋介石每天上午九点下山过江到市内，晚上又过江回黄山官邸，几乎天天如此，三四辆车中，警卫人员也不过五六人而已。抗战期间，蒋介石经常到上清寺中央广播电台演讲，那时候还没有录音设备，就是蒋介石演说，也要现场直播。有时侯，他只带一两名随员坐着敞蓬汽车招摇过市，马路两边人人都能看见。那年月，蒋介石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抗日的领袖，威望很高，并不怕人行刺。正因为他并不深居简出，也没有把他神化，依旧是一个“人”，所以也没人围观，谁也不把“看见蒋介石”当作是一回事儿。
原来在南京开中国文化服务社的刘百闵，把服务社搬到重庆来以后，也曾经要池步洲到他的服务社去工作，答应薪金可以比在军技室高一些。这话如果在池步洲进中央广播电台之前提出来，他很可能会考虑的，后来他在破译密电码方面干出了成绩，不但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产生了兴趣，尽管工薪不高，要他离开另行他就，是不可能的了。后来刘百闵要编一部字典，池步洲帮他撰写一些条文，算是业余劳动，在他那儿领取一些稿酬，以补家用。
刘百闵当时年纪已经不小，但身边没有妻儿老小。不知是缺如抑不在重庆。池步洲搬到重庆南岸黄角垭住以后，发现刘百闵也经常到黄角垭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有个情妇，是个产科医生，本在市内开业，为躲避日机轰炸，把诊所搬到黄角垭来，而且离池步洲住的地方不过几百步。每逢星期日或躲警报，刘百闵就到黄角垭来，住到情妇的诊所里。西洋景拆穿以后9９ｌｉb?，他也就不保密，还在诊所里与留日同学相会聊天。一来二去的，大家跟他的情妇也混熟了。一九四零年，池步洲的次子出生，就是刘百闵的情妇接生的。这个女人相貌一般，但热情诚实，有时候当着朋友的面跟刘百闵吵嘴，但每每又都是她退让一步才算罢休。
后来，刘百闵干脆在黄角垭宝塔山背面下坡处另祖了一栋房子居住。每逢星期日，就把厨子带上山来，专门设宴招待军技室的留日同学。池步洲和霍实子都是他座上的常客。从军技室到他的住处，去的时候是下坡路，回来的时候就是上坡，走起来很吃力，但是大家还是每周必去。一者他热情好客而又健谈，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二者当时物价飞涨，公务员些许工薪，往往买不起荤菜，刘先生备办丰盛宴席招待，让大家在酒足饭饱之余畅谈竟日，总是从上午十点一聊聊到黄昏，还意有未尽，确实是一个星期假日的好去处。因为他从来不谈家事，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婚姻情况。更奇怪的是：尽管他的情妇离离他的家很近，却从来没在这里露过面。
大合并之前，温毓庆虽然早就知道池步洲的名字，也知道他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大合并之后，温毓庆特地安排了一次约见。池步洲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瘦长型的脸，大概是留美多年养成的习惯，西服笔挺，风度翩翩。一见池步洲进来，立刻起立，握手，请坐，递烟，寒暄，操一口带广东乡音的“国语”，潇洒而有绅士的矜持，客气而有教授的风度，尊敬而不失首长的尊严。他首先称赞大合并中池步洲上交的关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密码本的编排方法：“你们有科学头脑，编排得简单合理，检索、翻译都很方便，比我们的强多了。”接着又问关于破译日本外交密电的经过，池步洲作了详细的解答。他连连点头赞叹：“你们破译的密电码，层次高，速度快，真是难得，真是难得！”
池步洲见温毓庆文质彬彬，礼貌周全，颇有学者风度，对他印象不错，听他说到这里，忍不住反问：“听说密电检译所的同仁也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破译的是哪一类密电？”
不料温毓庆却避开这个问题不作答复，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池步洲见他不肯明说，知道他对自己还有保留，也就不便多问。再随便交谈了几句，就告辞了。
池步洲和温毓庆的见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过几天，听说他到香港去治病，不久又转赴美国。从此就杳如黄鹤，一去不返。
从迹象看，温毓庆是个识人才也会用人才的头头儿。一个政坛领袖，一个军事统帅，甚至一个帮会的领袖，不管后人吹嘘得怎么英明，怎么伟大，说穿了，不过是懂得识人才、善于用人才而已。一旦把他们的手下全数拿掉，或者换上一批庸才禄蠹，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就会变成没脚的螃蟹、光杆儿的司令，连瘪三都不如。池步洲如果继续与温毓庆共事，温毓庆也许会把池步洲拉到他一边，为他创造出更多的资本，那么，间接地也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立下更多更大的功劳了。可惜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埋没了一代天才，扼杀了一代英才，没有让池步洲在更加适当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合并之后，虽然宣布温毓庆为中将主任，但是开头一些日子，他为权力之争，迟迟不来上任。后来各组人事按他的意见安排之后，他也只来办公室坐了几天，就再也不来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其中到底有什么“内情”，连温派的人也只说“主任因患绦虫病去港医治”，池步洲是受温派排挤压制的，当然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
前面说过，军技室成立之后，蒋介石任命毛庆祥兼任主任秘书，温毓庆不满，魏大铭也不服气。温毓庆招回太太来进行夫人外交，刚刚从毛庆祥手中取得了权力，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魏大铭使出军统特务最拿手的一招：四处放出谣言，罗织罪名，说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以高价卖给了英国的特务，军统局正报请蒋介石批准，要将温毓庆逮捕法办。——幸亏军统局特务还不知道王维钧“通共”的事情，不然，揞到了温毓庆的头上，他可就吃不了的兜着走了。
不知道温毓庆是作贼心虚呢，还是明知道自己斗不过军统局，也许正因为合并以前他从来没把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码拿出来给人看过，形迹上确实有点儿像是出卖给了外国人，也怕蒋介石追问起来说不清楚，于是来一个“惹不起，躲得起”，借口到香港治病，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就如泥牛入海，再也不回来了。
三、军统特务，阴谋插手
温毓庆逃跑以后，一九四零年六月，魏大铭奉蒋介石的命令，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军技室的大权，于是落到了军统特务的手中。
军委会军技室成立之初，最先是毛庆祥得势，旋被温毓庆所夺，最后大权落入军统局魏大铭之手。但是魏大铭以特务手段取得的胜利，也不过昙花一现而已，最后仍然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魏大铭其人，沈醉先生当然比较了解，他在其所著《见闻》中说：
论搞电讯工作，魏大铭的确是一把好手。抗战前，他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报务员。当时中国电讯技术之落后于欧美等国，实在惊人：偌大中国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便是三个半人中的一个。戴笠主持特务处工作后，以重金礼聘魏为其工作。从几个电讯人员发展到军统有四千多人搞电报，从几台收发报机发展到几百部，还自己制造特工专用机。在军统电讯工作中，确有不少的建树。而他的技术，更是为人所称道。
抗战期间，蒋介石命令戴笠要在福建沿海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福州沦陷后，蒋介石急于要了解日军的情况，戴笠无法应命，便把魏大铭叫去问：为什么不能通报？魏认为一定可以联络上，可是经过几次呼叫，总是没有回答；便把魏大铭叫到重庆电讯总台，要他亲自上机与福建潜伏台联系，联系不上就要枪决他。说完，戴笠掏出手枪向台上一拍，指着魏的鼻子说：“叫不通福建的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魏亲自上机呼叫，居然叫通了，而且收到福建站发来的重要情报。（157-168页）
此文虽然写得传奇化了一些，把戴笠写成了一个对部下可以随意生杀的军阀，但写魏大铭受到戴笠的器重，则基本属实，对他的技术，更是赞扬备至。魏大铭有过硬的技术、过硬的后台，野心勃勃，早就想把军技室“军统化”，成为他手中的法宝。如今上台，春风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清除异己；第二章，才是任用亲信。
所谓异己，也有大小之分。“大异己”是对立的敌人，务必严厉打击，除之而后快，“小异己”不过是侧面的旁人，只要加以孤立，不予重用，也就是了。
在魏大铭的眼中，认为李直峰不是共党分子，就是亲共分子。但是一时间他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无法将其逮捕，只好采取“调离”的手段，把他调到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任上校主任教官兼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这个译电人员训练班，是专门培养特工用９9lib?以破译共产党和非蒋系部队的密电的，由军统局掌握控制。这样，第一可以把李直峰置于军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一旦抓住证据，立刻逮捕法办；第二是即便抓不到证据，至少掐断了他和共党的联系，避免情报送出。
第二步，是任用亲信，发展军统势力。军技室的六个组长中，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本来就是军统局的特务，但是只占六分之一，比例太小了。魏大铭上任伊始，又不便大量撤换组长，于是就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安插军统特务当组长下面的小头目：首先拉拢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参加军统；任命军统特务刘泌为军技室秘书；任命军统特务竺烈民为第六组第三科科长，但不受第六组管辖，而是直接听从军统局的指挥。竺烈民的第三科，单有一间办公室。他们关起门来，专门侦译八路军和汪伪军的中文密码电报。其他几个组，也都派进或秘密发展军统特务，负责监视。这样，魏大铭虽然没有撤换组长，但各组的动态，皆了然于胸。
对于池步洲等五人，魏大铭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孤立政策。一者他知道池步洲等人具有熔研究、研译、翻译于一炉的本事，能力都比别人强，而且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二者他知道池步洲曾经在中调科工作过，以为池必定是中统分子。当时国民党的两大特务机关中统与军统互相对立，形同水火，因此他后退一步，变各不相容为各不相扰，已经算是相当客气的了。
魏大铭就任“代主任”以后，就派随从副官把池步洲叫去谈话摸底，似乎有点儿“前线侦察”的意思。池步洲走进他的办公室，见他绷着脸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傲不为礼，就也不理睬他，管自找张椅子坐下，既不点头，也不开口。魏大铭绷了半天，也绷不住劲儿了，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生硬地问：“你就是池步洲吗？”池步洲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魏大铭见池步洲也大模大样，对他这个“代主任”并不买账，以为他大有来头；俩人话不投机，自感无趣，就说：“以后见面的机会多，今天就……”池步洲不等他说完，答了个“好”字，就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巧的是：池步洲与此公见面，也只有这一次，半年之后，他就被军技室的同仁们赶走了。
魏大铭窃据了军技室的大权，就把军统局的特务作风带了进来，不但办事横行霸道，还命令全室人员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张，想把所有的人员都纳入军统组织，把军技室变成军统局的一个下属单位。
他的这个诡计，首先被霍实子所识破。第一，霍是温毓庆的亲信，温被魏挤走的原因，别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因此对于魏上任后的所作所为处处提防，以免中计招祸；第二，他从南京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调到汉口、重庆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都没有履行过这样的手续；第三，第一组有三个留日学生，都是从军统局过来的，霍曾经问过他们怎么会参加军统组织，他们说：一九三八年，军统局盗用军委会的名义，以抗日需要为招牌，公开招聘留日学生做翻译工作，凡报名者，均需交缴照片三张，考取以后领取月薪，才知道上当受骗，进的是军统局，但要撤身已经不可能，从此当上了特务，一切行动都要受军统组织的严格约束。有此三点，霍实子对这次大合并需要交缴照片一事产生了怀疑。
正好这时候军技室主任秘书王维钧到霍实子家来串门。王是温的亲信，所以当上了主任秘书，如今魏大铭掌权，虽然还没有把他的主任秘书抹掉，也已经名存实亡，有职而无权了。他满腹牢骚，在霍实子面前，当然无话不谈。那天，王维钧对霍实子说：“魏大铭下令要咱们每人交三张照片，据说是为了防止同仁中有人逃跑，便于缉拿。”霍实子一听就炸了：“魏大铭根本不信任咱们，把咱们当作‘假想敌’了。咱们在密电检译所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密电码，没有任何人对外泄露过机密，更没有任何人出卖过情报，开过小差。大家都是一心为抗日的爱国志士，他姓魏的竟拿咱们当敌人对待，太不尊重咱们的人格，也太岂有此理了！”
霍实子进一步谈了自己的三点疑问，认为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王维钧点头称是。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定出对策，分头执行。
霍实子首先将情况密报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得到了毛庆祥的认可以后，即与王维钧分头召集温派人物到霍家来开会密议。到会的计有第二组组长杨贻清、第三组组长杨肆、第五组组长施家干等人。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是魏大铭安插的军统特务；第六组组长黄季弼秘密参加了军统，霍、王等人当时虽然不知道９９lｉb?，但看他近来与魏大铭的关系密切，态度暧昧，也不敢请他参加。
这次开会，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对交照片一事，坚决予以抵制。
魏大铭眼目众多，不久就得.99ｌｉb?知霍实子在家里召集几个组长开会一事。他气虎虎地跑到霍实子家里，开门见山地质问：“你为什么要带头反对我？你要放明白些，你在第一组里所干的事情，我全知道！”
霍实子也不示弱，当即反问：“我在第一组里干什么错事了？”
魏大铭脱口而出：“你的小舅子吴恒山根本就不会译电，他译的电文，都是你替他译的。”
霍实子听了，愤然回答：“吴恒山会不会译电，这组内的同仁全都清楚，我为什么要弄虚作假？难道我要以此来讨好你不成？你说我在第一组里干的事情你都知道，这是你的不打自招，正说明你已经在第一组里安插了特务，在监视我们了。你也要放明白些，休想把你的特务作风带到军技室里来，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
魏大铭没有想到霍实子会撕破脸皮跟他这样说话，愣了好半天，这才忿忿地说：“你这个人真跋扈，真跋扈！”悻悻地走了。
霍实子立刻赶到第一组，召集研译室的全体人员，先讲了魏大铭有可能在组内发展了特务的情况，然后要求大家认真分析，一定要把这个潜伏在第一组里的特务分子挖出来。
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不挖出这个特务分子，那就人人都有嫌疑，因此人人都想洗刷自己。经过大家的分析、讨论，初步结论是：潜伏的特务，可能在缮写员中。
第一组的办公室，计有一间组长室，两间包括研究、破译、整理在内的研译室，一间包括打字在内的缮写室。两间研译室都相当大，里面放的不是办公桌，而是架起许多块木制的台板，样子颇像裁缝的案子，但比裁缝案子更宽些，更长些。研译人员面对面地坐着工作。台上放着几个装文件的铁丝筐，筐里放着已经破译成功的日文密电，由翻译人员自觉取来翻译成中文。译多译少，译长译短，都由自己选择，没有任何人来分配、规定，所以根本就没藏书网有弄虚作假的任何必要。何况霍实子是一组的组长，怎么可能由他来替吴恒山代译呢？据此，池步洲一针见血地指出：潜伏在第一组内的特务，根本就不了解研译室的工作情况，如果不是魏大铭信口雌黄，而是真有人向他汇报的话，这个人肯定不是研译室内的人。
缮写室里，一共有缮写员三人。研译室里的电文翻译出来，由整理员送到缮写室交缮写员缮写。按照规定，缮写员是不许进入研译室的。因此研译室内如何工作，缮写员们并不知道。
根据这样的推理，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特务出在不了解研译室工作情况的缮写员中间。
那么，究竟谁是特务呢？这三个缮写员，都是追随霍实子多年的老部下了，谁会这样不开眼，去干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呢？
一开始，霍实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提拔任用的亲信中会有人背叛自己。没有根据，又不能随便怀疑是哪一个人，真叫他又气又急又为难。池步洲提醒他：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干脆在组内挑明了，让大家都知道组内出了特务。有道是做贼的心虚，谁是特务，谁就会坐不住。大家察言观色，不难从脸色、表情上看出三分迹象来。最后请霍实子分别找这三个缮写员谈话，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即便他自己不敢承认，也不难从三个缮写员中甄别出特务分子来。
霍实子点头称是，照计而行。
缮写员中，有一个叫戴继武的，本是密电检译所统计部的统计员。一九三七年密电检译所从南京撤到汉口的时候，霍实子夫妇带着六个子女，行动不便，统计部主任就派年轻力壮、精明强悍的戴继武来当霍实子的副官，以便沿途照顾孩子。从此，戴继武就成了霍实子的亲信之一。军技室成立以后，霍实子就点名要戴继武来第一组当缮写员。
霍实子把组内有潜伏特务的情况公开化，而且暗示这个特务分子就在缮写室内。戴继武知道以后，惊慌失措，坐卧不安。霍实子一眼看出他表现异常，第一个就找他来个别谈话，经过善言启发，戴继武终于承认他被魏大铭拉了过去，秘密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务就是监视第一组的人员，每月给魏大铭写小报告。这一回是实在没得可写，这才无中生有，胡写几句交差的。
特务分子终于挖出来了。霍实子把王维钧找来商量，认为其他各组一定也有特务潜伏。当即分头通知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再次到霍实子家开会。决定由霍实子到毛庆祥家里去详细汇报军技室近来的情况，要求毛庆祥即刻到军技室来行使副主任职权。
霍实子的行动，再次被小特务侦知，报告了魏大铭。魏大铭一者理亏，二者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就去报告他的主子戴笠，要戴笠出来打圆场。
戴笠心心念念只想把军技室纳入军统局的管辖之下，如今军技室出现反军统势力，当然十分恼火，于是定下计策，发出请帖，请军技室各部门负责人到重庆张家花园云庐戴公馆吃饭，进行调停。霍实子等人接到请帖，心里当然明白这是魏大铭搞的鬼，这次由戴笠出面设的“鸿门宴”，不论他来文的还是武的，威逼利诱，目的无非为了招降，企图把军技室变为军统的一个部门，如此而已。于是，温派的各组组长第三次在霍实子家里开会，商量好了对应的办法。
到了赴宴的那一天，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方砚农、黄季弼、霍实子等人由魏大铭带路到了戴公馆，入席以后，魏大铭借故走开，戴笠不阴不阳地嘿嘿笑着，举杯祝酒：“霍组长是攻破日本外交密电码的鼻祖，在座诸位都是研究密电码的专家，我戴某非常钦佩。希望诸位和我们精诚合作，把军技室搞好。魏大铭是我的部下，这个人读书不多，说话可能粗些，工作方法也可能简单了些，不过人是个直爽人，对党国的忠诚，也无可怀疑。如果他对诸位有失礼的地方，请诸位看在我戴某的面上，多多担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请对我说，我可以转告他，批评他，叫他改正。”
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今天能说出这样一篇婉转的话来，就已经十分给面子、十二分的不容易了。但是霍实子等人是有备而来的，对戴笠的抹稀泥和诱降并不买账，当即由霍实子代表大家回答说：“戴先生为党为国，劳苦功高，我们十分景仰。可是你们军统局所干的事情，与我们所干的事情，完全不同。我们都是白面书生，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做做研究工作，你们做的工作，我们都干不来，根本就无法与你们共事的。”
霍实子一面说话，一面扫眼看看在座的同事，只见方砚农、黄季弼二人脸色尴尬，呆若木鸡，而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则频频点头，表示支持。
对于戴笠的诱降怎么回答，是事先经过大家商量的。不卑不亢，是原则之一；绝不提魏大铭一个字，是原则之二。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霍实子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席话来，让他碰了一个老大的软钉子。他想发作，似乎还有些不便；他想假装不懂，又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好半天，忽然换了一个话题：“最近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暗杀这件事情，诸位大概已经听说过了吧？外间的传说，都认为这个人不是我杀的。其实他们错了，我不妨告诉诸位，这个傅筱庵，还确实是我杀的。”
戴笠的用意，本想用恫吓的手段，迫使霍实子等人就范。偏偏这几个人都不吃这一套。他们长期在军委会工作，都知道蒋介石有过明确指令：军统局要逮捕将级以上官员，事先必须呈请蒋的批准。霍实子等人，不但都是将级以上官员，而且是蒋介石每天赖以提供日帝情报的重要耳目，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并不是随便揞个罪名就能逮捕的。更何况这次斗争，有毛庆祥作后盾，表面上是毛庆祥与魏大铭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实际上则是军技室从属于军委会还是军统局的派系之争。在这方面，大家相信毛庆祥的力量并不比戴笠差，因此有恃无恐，敢于硬碰硬地跟戴笠硬顶。
这一席“鸿门宴”，当然是不欢而散。
霍实子等人回到军技室以后，立刻团结各组非军统人员，把军统特务的活动公开化。大家一致反对戴笠、魏大铭在军技室发展、派遣特务分子，反对军统局企图控制军技室，想把军委会军技室变成军统局军技室，并推举霍实子等人为代表，向毛庆祥呼吁，向蒋介石呼吁。
这期间，第一组研译室发动了一次短暂的罢工：每天收到的密电，虽然照译不误，但却不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一连好几天看不见日方动态的情报，就把毛庆祥找去问是什么原因。毛庆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详细说明戴笠和魏大铭在军技室的所作所为，要求蒋介石把军统局人员从军技室完全撤出。
蒋介石当时决定把军技室设在军委会底下而不设在军统局底下，本有不想让戴笠插手的意思。因为军统局内根本就没有破译密电的人才，所有从破译密电得来的日方情报，都是原军政部研译室的人所为。大合并以后，魏大铭派了几个日本留学回来的特务分子到第一组来参加研译工作，池步洲等人不但不教他们，还对他们严加防范，绝不让他们懂得破译的秘诀。因此军统人员在军技室内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来，戴笠和魏大铭在蒋介石面前，也就讲不出一句响话。蒋介石见军统局的人一事无成，却又无孔不入，对自己眼睛鼻子底下“绝对可靠”的人实行监视，手伸得太长，不起好作用，也很生气。于是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明令魏大铭等大小特务统统回到军统局，任命毛庆祥以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宣布以后军技室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从此，军技室终于成为一个内无特务分子潜伏，外无特务机关干扰的纯抗日秘密机关。
在这场争权夺利的赌博中，魏大铭弄巧成拙，成了最大的输家，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手中缺少“赌本”。因为抗战期间破译日寇的密电，主要是池步洲的光辉业绩，军技室所赖以每日向蒋介石提供的情报，大都从池步洲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密电中得到。温毓庆和霍实子虽然早就透露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但那是温毓庆用以维系密电检译所的法宝，破译的情报，绝不和军技室掺和，更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而军统局的特种技术9９lib?研究室，则完全是个空架子，研究人员几乎等于零。如果魏大铭手中真有一批研究人才，这一场权利之争，到底鹿死谁手，可就很难说了。
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军技室成立之初，六个组中，第四组管收报，第五组管总务，第六组管中文密电，其余一二三组，都管日文密电，是全室的核心，人数也最多。但是这三个组的分工却很不科学：第一组专搞研译和翻译，组长为霍实子，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池步洲等五人，都在这一组；第二组专门研究日本外务省及海空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贻清；第三组专门研究日本陆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肆。工作方法是：第四组抄收到日文密电，送到第二三两组“研究”，也就是恢复电文的文字次序，但仍是密码。研究成功，用英文打字机打出，送到第一组来“研译”与“翻译”，也就是把日文密码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
这种工作方法，有许多环节是重复劳动。层次多，速度慢，浪费了人力。
池步洲他们在军政部研译室的时候，根本就不分工，研究、研译、翻译一包到底，一气呵成。环节少，速度快，只有五个人，却能完成军技室十几个人的工作量。
关于这种分工，池步洲也曾经向霍实子提出过改进的建议，要求第四组把收到的密电分送第一二两组（第三组的各科科长和全体组员都是从军统局合并过来的，组长杨肆不愿意与特务分子为伍，主动到第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进行竞赛，但是霍实子比较保守，或曰习惯于自己的工作方法，没有采纳。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魏大铭带来及发展的特务分子统统被赶走以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破译密电工作。
这期间，虽然主任是由毛庆祥代理的，但是人事及业务安排，依旧是温毓庆的老底子，不但各组的组长仍是温派人物，工作方法，也还是从密电检译所搬过来的那一套。
过了一段时间，池步洲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向毛庆祥谈了。毛庆祥深知池步洲等人的实力，为提高工作效率，终于接纳了池步洲的意见，下令第四组抄收到密电以后，用打字机打成一式两份，分送第一二组，让他们展开竞赛。
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毛庆祥发了话，霍实子也就无话可说了。两组间的竞赛紧张而热烈。每天收到密电，大家都全力以赴，埋头研译。特别是日方更换密码本子的头几天，两个组都夜以继日地奋战，生怕落后。这一来，第二三两组可就苦了，他们组内懂日文的人本来就很少，只有一个化名王良诚的朝鲜人水平比较高（此人原名闵石麟，日帝投降后回国，出任南朝鲜驻华大使）。经过几轮比赛，往往是第一组领先。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销李直峰西安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和第十支台台长的职务，调回重庆，任命为军技室技术研究员、第六组副组长。此外，也安插了一批自己的亲信：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了，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了一个第七组，是专门搞法文密电破译的，也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和丁于正任正副组长。第五组则由毛的留法同学余惠笃取代原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也加了一个毛的亲信当秘书。这样一来，温派的势力逐渐缩小，与毛派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则日渐加深。
池步洲等五个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人，以前被温派排挤，坐在第一组的一个角落里。后来池步洲当第四科科长，其余四人当科员，既无发言权，也没有野心，只知埋头工作，不管闲事。对于毛温两派的磨擦，既不与闻，也不参预。
温派人物自以为反魏有功，不把毛庆祥看在眼里。毛庆祥撤了施家干，以自己的亲信取代，温派人物敢怒而不敢言，就重抄当年反魏的老谱儿，制造“小罢工”，一连几天不把译出的密电送到毛庆祥那儿去，企图迫使毛庆祥投降。不料毛庆祥并不屈服，他找池步洲谈话，告知温派发动“罢工”的原因及目的，要池步洲以国事为重，带领原军政部的人马成立一个“专员室”，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其余四人为专员，以后第四组收到了密电，就送到专员室来交池步洲等人破译。
池步洲等人在第一组都是骨干力量，组内温派人员所进行的破译方法和密电本子，就是池步洲从军政部合并过来上交的本子。池步洲见温派人员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又长期压制他们五人，本来就心怀不满；如今温派又发动了权势之争，不以抗日为重，甚至搬出“罢工”故技，更其看不惯，就一口答应下来。
毛庆祥的这一招，为温派人物所始料不及，“罢工”罢不出什么名堂来，无可奈何，只好鸣金收兵。
池步洲等人，虽然成了“专员”，职称好听了些，但薪金照旧。不过长期受到排挤，现在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心情却舒畅多了。从此，本来是一二组之间的比赛，变成了专员室与一二组之间的决赛，竞争更其激烈，成效也更见其大。
九九藏书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或曰为了精诚团结，统一意志，不闹矛盾，齐心努力于破译工作，除了每周一次的各组联席会议，召集各组组长、科长、专员研究工作之外，还放出一把火：即遴选室内对密电破译有突出贡献者十人晋见蒋介石。这十个人，是一二三组正副组长加上三个研究人员和池步洲，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初。当日由毛庆祥带领，到委员长侍从室小客厅坐等，不久蒋介石出来，身穿黑色呢军装，光头不戴帽，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众人起立，他叫大家坐下，然后由毛庆祥称名道姓地一一介绍。蒋介石也不坐下，先说了几句“好久不见”之类的客套，接着说：“你们很辛苦，每天要译出许多日本密电报，我天天都要看，很有价值……”蒋介石讲完了话，毛庆祥又介绍了一下军技室的现况和奋斗目标。最后由霍实子代表大家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见，表示一定竭智尽力完成破译任务，以报党国重托等等。蒋介石听了频频点头，又说了几句话，就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还说“你们以后随时都可以来见面”——这当然是客气话。不九九藏书过自始至终，和颜悦色，既不端架子，也不装腔作势，说话也不是命令口气。他这个阎王，比起小鬼儿魏大铭来，可亲切多了。
对于“领袖接见”，当时人们并不怎么重视。至少池步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殊荣”。因为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经常可以看见蒋介石；重庆的老百姓，也常常可以看见他坐着敞蓬汽车在黄山脚下、重庆市内或国府路一带来来去去，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警卫森严”、出行必“清道静街”的。
不过整个军技室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而且果然也起了“安定团结”的作用，特别是温派人物，从此都听毛庆祥的号令，不再横生是非，至少表面上不再闹小宗派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池步洲破译了日本海军将要偷9９liｂ?袭珍珠港的密电以后，终于名声大震。
这是池.99lib. 步洲一生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不朽功勋，本文下面将特辟一章，专门介绍。
一、月晕础润，风雨前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军海空军基地珍珠港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震惊全球、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情，哪怕是突然之间发生的，都有其蛛丝马迹的先兆，何况是一个国家出动大量飞机、战舰去偷袭迢迢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的重要军港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全球性大战。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多亿人口卷入战争。美国作为大战的参与国之一，战火没有烧到它的美洲本土上去，至少平民百姓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算是美国人的运气，但是作为美国领土之一的珍珠港，所受到的损失却是极为惨重的。
这场大战的导因，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激化了德、意、日三帝国的国内外矛盾，只好在世界各地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企图缓和、摆脱这一危机。
现在，先让我们来简单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国际关系。
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意犹未尽，特别是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对日采取“不抵抗”的忍让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误认为中国人民懦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又在一九三七年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一场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在几个月之内鲸吞中国。中国人民在这国家危亡的生死关头，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日军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受到了牵制，陷于泥淖，无法自拔，乃于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树立汪伪政权，企图利用“中国人”出面来收拾残局，以缓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德国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又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进攻波兰；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一九四零年四月，德军侵占丹麦和挪威；五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后，即攻入法国本土；六月，法国战败投降，英军被迫撤出西欧，德军继续向东南欧各国侵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这以后，英、美才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
意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吞并了埃塞俄比亚，接着又在一九三九年吞并了阿尔巴尼亚。一九四零年，趁英、法两国军队在西欧战场上失利的机会，出兵夺取英、法两国在地中海沿岸和北非的殖民地。
截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前，除英、法两国曾一度联合之外，大小战争，只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基本上没有第三国参加，战事也只发生在东亚和西南欧，美国一直没有参战，因此还不能称之为“世界大战”。
但是美国并不单纯中立观望。出于打击强权、匡扶弱小的正义感以及维护自己的海外势力和权益，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日禁运法案，并冻结日本在美国的银行存款。
美国的这一断然措施，对已经陷于泥淖的日军以极大打击。因为日本本土不出产汽油，军用的汽油全部仰给进口，而战事频繁，汽油的消耗量极大，到了一九四零年八月，全军的汽油储量只能勉强维持一年之用。如果今后不能继续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所有的机械化部队和海空军，势将陷于瘫痪，寸步难行。
为此，艰难的局势迫使日军不得不采取断然行动，决心南下，以求解决石油资源。
日本军令部立即派员进驻新加坡、夏威夷和巴塔菲亚，配合行动。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日军进驻北越，并于九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特别是日本内阁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越的决策，充分表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死不回头的决心。日本陆军旋即进驻西贡（今胡志明市），海军进驻金兰湾。——当时法国已经向德国投降，在日、德两国的压力下，迫使法国驻安南（即越南）总督不得不在“共同保卫安南”的口号下与日军达成了“不流血进驻”的协议。
日本军队进攻南亚之举，似乎十分顺利。日本政府以为胜券在握，更加飞扬跋扈。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日本内阁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作出了“如在十月上旬之前日美交涉不成功，便决意开战”的决定。日美关系，更加紧张。
在这种战局形势下，日本外务省频繁地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领事馆发出密电，部署配合。
这些密电，大部分被池步洲等人所截获。这些电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方面：
（一）命令各领事馆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等等，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地使领馆注意随时收听。
这些情报，军技室当然要上报蒋介石“御览”的。据传蒋介石当时的看法是：日本海陆军入侵南亚，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下一步，日方势必抽调部分侵华兵力用于进攻南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减轻中国战场上的压力，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日本内阁的御前会议内容，蒋介石当时并不知道，因此他对于电文中所提到的“‘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一语，还持怀疑态度。据他判断：由于日军占领了南洋各地，侵犯了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下一步棋，可能从对日禁运进而宣布断绝两国国交，但是直接交战，因为缺少引发战事的重大冲突作导火线，未必会这么快。
事后证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炮声一响，日本本土的无线电广播电台果然反复广播“东风，雨”这一隐语，旨在通知全世界各地的日本使领馆：日美之间，已经开战了。
（二）从一九四一年五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间，更引起了池步洲等人的注意。
夏威夷群岛，位置在太平洋的中北部，是太平洋上的交通要冲，由二十多个火山岛和珊瑚岛组成，但只有十个岛上有居民，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夏威夷岛，岛上有五个盾状火山，其中冒纳罗亚山海拔4170米，它的喷火口广达五公里，是世界最著名的活火山；其次是毛伊岛、莫洛凯岛、瓦胡岛、考爱岛。夏威夷本来是个王国，一八九八年被美国吞并，一九五九年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个州，首府檀香山在瓦胡岛，著名的珍珠港就在檀香山的旁边，地形有点儿像我国的渤海湾，进口狭小，是个便于防守的天然良港，当时美国太平洋空军和舰队司令部都驻在这里。
根据资料，一九四一年的夏威夷，总人口约六十万，其中四十五万集中在瓦胡岛，而檀香山市一地，即有人口三十万。夏威夷群岛上的日本人包括日裔共约十六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檀香山一地即有八万五千人，市内设有日本总领事馆。美军在夏威夷的常驻兵力：海军计有战舰八艘，重巡洋舰十艘，轻巡洋舰十二艘，航空母舰三艘，连同其他军舰，共有舰艇一百余艘；陆军有一个师；空军有飞机约三百架；还有船坞、工厂、油库等附属设施。
一九四一年五月，池步洲从许多日本外交密电中，译出两份檀香山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省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珍珠港在泊美军舰只的数字，比较特殊。
其一：
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收报：东京，外务大臣
日期：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
电文：
（一）十一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
战舰十一艘（列有战舰名，下同）
重巡洋舰五艘
轻巡洋舰十艘
驱逐母舰二艘
驱逐舰三十五艘
潜水母舰一艘
潜水艇十二艘
运输舰十五艘
（二）航空母舰××号，由两艘驱逐舰护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发报：檀香山
收报：东京
日期：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电文：
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珍珠港停泊的舰艇：
战舰八艘（列出舰名，下同）
轻巡洋舰六艘
驱逐母舰一艘
驱逐舰三十三艘
潜水艇十二艘
航空母舰三艘
其他舰只××艘
当时池步洲在军技室任专员，译出这两份密电以后，知道非比一般，立刻送交组长霍实子。霍实子对这两份电报也非常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视珍珠港的来往密电，一有发现，立即交给他，并要求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蒋介石。
当时池步洲除按指示每月写一份有关珍珠港密电的专题报告外，并将资料摘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别人看起来，像是流水账，绝不会注意。因此“文革”中池家虽然被抄，小本子居然得以幸免。第二次抄家前，池步洲已经将小本子中的文字部分撕去，只剩下一些数据，以.
，都时时在向自己、向别人回忆这一段无法遗忘的往事。
一座白色的圣堂，在昔日的战争废墟上耸起，大理石的墙上，刻着一千二百多个捐躯者的姓名，在向后人讲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与苦难。
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从并不太深的海底捞起，经过修葺，在甲板上建造了一座白色的纪念馆，陈列着实物和图片，供人们参观。（有照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当地时间）出版的《檀香山明星报》，用半版的大字印着：
WAR！OAHU BOMBED BY JAPANESE PLANES！（有照片）
战争！日机轰炸瓦胡岛！
这张半个世纪以前出版的报纸，至今仍在不断地印刷出版。尽管这是作为纪念品出售给旅游者的，但它的真正涵义，应该是在提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一、我破你的，你破我的
一九四三年十月，池步洲奉调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为副主任。不久班主任陈洁予调到军技室为主任，池步洲即晋升为少将班主任。
按照惯例，训练班主任应该兼任党的区分部书记，但是池步洲入党之初即与陈固亭有约在先：不参加一切党务活动，如今独当一面，成了小首长一位，却仍不改初衷，只管业务，不关党务。他把自己极不感兴趣的党务工作推给一个副主任去兼理，绝不过问。
陈洁予是毛庆祥的妹夫。他之所以取代毛庆祥，一是因为侍从室下面新设一个机要组，由毛庆祥任组长，下属四个部门：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兼主任）、军委会技术室、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及新设的军电管理处，这一来，毛庆祥身兼三职，实在忙不过来；二是因为毛庆祥主持军技室工作三年，如今到了抗战后期，却连日本陆军密电码的门儿也没摸着，其他法文密电、英文密电的研究，更是因人设事，徒有虚名，连边儿也不沾。三年来，只靠池步洲等人破译一些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支撑门面。成绩不大，他兴趣也减低，就趁蒋介石侍从室新设机要组的机会，乐得把这副挑子让给他妹夫。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是抗战以前开办的，地点设在南京。当时的训练对象和内容，很可能是纯译电技术，与破译或反破译无关。抗战以后，训练班迁到贵阳。从反破译的角度看，训练班应该扩大才对，但不知为什么反倒.9９lｉｂ.停办了。一九四二年，因中方密电频频被日方所破译，出于抗日的需要，又奉命恢复。教学内容侧重于反破译，地址在重庆南岸弹子石孙家花园附近。此举虽有为时太晚的感觉，但亡羊补牢，补一下总比不补的好。
军技室的任务，是破译日方的密电为我所用，是进攻型的。译电人员训练班，则是防止日方破译我方的密电，也就是反破译，因此是防御型的。
进攻与防御并重，本来是兵家的常识，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才是。但是国民党部队的长官们对“防御”的理解比较片面，总以为构筑工事、布置重兵，才是正经八百的“防御”，而不把保护电讯机密看作是防御，至少也是重视不足。
当时的前方战场上，往往一场战役还没有开始，有关我方的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等绝密情报就被日方侦得。甚至还有过这样的笑话：在开战的前一天，日方故意通过其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新闻电，把我方的军事秘密当作普通新闻向全世界公布，弄得前方的指挥官狼狈不堪：按原作战计划执行吧，等于去钻敌人的口袋，肯定会全军覆没；临时改变作战方案吧，事出仓促，已经来不及了。最后一招只好背着“临阵脱逃”的罪名“战略撤退”，还要小心翼翼设法逃过敌人的伏兵，能够安全撤出，就算万幸。
因此人们说：前方打仗，有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千军万马，硝烟弥漫，冲锋陷阵，血肉横飞，谁的实力强大谁取胜，打的是武力仗；另一个在天上，那里碧空万里，无声无息，只有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无线电波纵横交错，谁能把密码变成明码谁取胜，打的是智慧仗。
当时，军委会与各部队之间通信联络所用的密码本子，是毛庆祥管的机要室编制并发布的，编码出于专家之手，机密性相当高，日方想破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日方破译的，主要是各部队之间联络的电报。从道理上说，各部队之间的电报，也应该使用军委会机要室统一颁发的密码本子才对，但是国民党部队派系复杂，不但中央军有嫡系非嫡系之分，地方军还有军阀部队与地方武装之分，甚至还有地主武装和改编的土匪武装。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络，有些事情是不想让蒋介石知道也不想让别的兄弟部队知道的。因此，他们自?己的报务人员就编制出一些保密性能很低的密码本子，互通消息。这些“土密码”，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就能破译，因此日方不用费时费力地去破译军委会机要室编制的正统密码，就能够很容易地从各部队之间的密电联络中得到我方的军事情报。
其实，各地方部队编制“土密码”进行联络，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之举。军技室第六组有一个科，就是专门破译各部队自己编制的“土密码”的，因此，各部队有什么违背中央的行动，蒋介石也大都知道。
当时，重庆破译密电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土军阀石友三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咱们之间来往的电报，有可能被中央译出来了。”石友三回电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着门编出来的，没有第三个人看见，绝不会被中央知道的。”
其实，石友三秘密与日寇勾结的来往电报，都已经被军技室第六组译出，早已经报告蒋介石了。
这个例子，说明地方部队的长官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密码，更谈不上反破译了。
此外，军委会机密室下达的密码本子，保密性固然高，但使用起来也比较麻烦，译电员为了图省事，除了与军委会通电不得不用之外，本部队内部或与友军联络，都愿意使用简单省事的“土密码”。这也是密码失密的原因之一。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就是鉴于各部队大量密电失密，作战失利，为亡羊补牢计，才在一九四二年恢复的。从时间上看，已经太晚了。调训的对象，为各部队的译电主管、机要秘书和译电员。池步洲主持其事以后，训练方法有所更新：一般分两步走：一步为思想武装，一步为技术武装。
所谓思想武装，是让学员们认识到反破译的重要性。学员们进来，先让他们用自己编的密码发报，然后请有经验的教官当场破译。这一招特别有说服力，有许多译电员本来很相信自己编的密电码，认为不可能被别人所破译；举办这样的训练班，完全是中央对下面不放心，强求统一。经过当场试验，一个个目瞪口呆，方才懂得了“大意失荆州”的真正涵义。
第二步，才是技术武装，也就是教给学员们编制高级密码的方法，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编制密码，也借以说明中央举办训练班，目的在于加强 4fdd." >保密，是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并无强求统一的意思。
池步洲主管这个训练班两年零三个月，一共办了六期，每期的学员约一百人左右，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六个月。送来学习的学员中，以傅作义部队的人最多，几乎每期都有。这也说明傅作义将军对密电保密工作的重视。
当时国民党部队中的译电人员，总数超过一万，经过反破译训练的，不过六百多人。从数字看，不免太少了点儿。但是应该认为培养的都是种子，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可能。从影响看，意义和效果都是深远的。
这个“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是纯抗日性质的，与特务系统毫无关系。抗战一胜利，这个训练班也就结束了。另外在西安还有一个由军统局主办的“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其目的与性质，就是专门培训特工人员，用以破译、监视共产党部队及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电的。
池步洲的一生，以这一阶段的“官儿”当得最大，不但挂少将衔，而且独当一面，做的也是为抗日服务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春，池步洲奉命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训练团是为培训党政军高级人员而办的，由蒋介石自任团长，目的是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变非嫡系为嫡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每期约三四百人，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地点在重庆两路口上面的浮图关（后来叫复兴关）。当时池步洲家住两路口附近，离训练团很近，但也只能每星期天回家一趟，平常时候不许外出。那一期负责军事训练的是邱清泉，他是德国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精力充沛，神气很足，口令清晰，调度有方，古文底子也不薄，颇有点儿儒将的风度。政治课主要请社会名流来演讲，文的如陈立夫、陈果夫；武的如冯玉祥，都去讲过课。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蒋介石当然要到会讲话。受训期间，他也偶然来讲一两次话，无非笼络人心而已。
从动向和迹象上看，蒋介石确实有进一步重用池步洲的打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抗战一结束，池步洲见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无意于官场倾轧，毅然挂冠而去。
二、抗战胜利，返乡务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重庆的市民是在黄昏之后才得知这一喜讯的。片刻之间，消息不胫而走，鞭炮声响彻云霄，街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朝天门码头附近的几条街上，放鞭炮积下的纸屑，几乎把街面都铺满了。所有的人，全都涌到了街上，叫着，跳着，如醉如痴，狂欢达旦。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会搂在一起，跳不知道叫什么舞的舞，唱不知道什么歌的歌。特别是美国兵，到处受到欢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送上酒来。有几个明明已经醉得东倒西歪，可还一个劲儿地喝，喝，喝，好像醉死了也心甘情愿似 7684." >的。烟酒商店，也不怕赔本，好烟好酒不断地拿出来，有钱收钱，多少不拘，没钱干脆奉送。买的人更阔气，也不问价钱，甩出一叠钞票，拿起烟酒来就分给周围的人共享。
这种彻夜狂欢的景象，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才会出现。受日寇侵略长达八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满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世界和平，清清静静地过日子了。苦尽甜来，悲极生乐，怎么不欣喜若狂呢！
抗战胜利以后，紧接着的是蒋介石发动了全面的内战。从蒋介石吸收池步洲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事分析，显然有视其为嫡系、委之以重任的意思，但是这与池步洲回国来解救民族危亡的初衷大相径庭，绝不是池步洲这样的人所能接受的。
一九四五年底，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终于停办，看起来，蒋介石就要池步洲奔赴另一“前线”继续为其效劳了。在这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到底何去何从，颇费思索。打内战绝不参与，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个人的出路呢？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两子一女，一家五口，如何生活？
一九四六年二月，池步洲单独一人从重庆搭乘公路车北上，先到成都看望五哥五嫂，然后到西安看望老友陈固亭。此行目的，除了探亲访友、观光周汉隋唐历史名城之外，旨在共商胜利之后如何参与建设报效祖国的大计。
车到内江，夕阳衔山，时近黄昏。按照行车日程，旅客们必须在这里打尖歇宿，明晨再发。
池步洲吃过晚饭，见天色还亮，就上街漫步，随意溜达。
内江以盛产蔗糖、夏布闻名于世，但县城的街道并不长，店铺也不多，以货栈为主，时值晚冬，街上行人稀少，也没有什么值得一逛的商店。正想返回旅馆，忽然瞥见一家小门面，门前的..布招子上写着“命相合参”四个大字，店堂内坐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池步洲正观望间，只见那老者起身迎了出来，拱拱手说：“先生，我有一句很要紧的话奉告，请进来坐坐。”
这是江湖上算命看相的术士招..揽生意的惯用伎俩，池步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惊讶之处，只是很平淡地随口而问：“算一个命，要多少钱？”
不料那老先生摇摇手，很认真地说：“先生，我只是有几句话奉劝，不要钱的。”
这也是江湖上惯用的伎俩之一：先告诉你不要钱，引诱你坐下来之后，他一通信口开河，自然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把钱拿出来送给他。池步洲反正闲来无事，也就凑个趣儿，在他桌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报了生年八字。老先生先掐着指头推算了一番，仔细端详他的面相，还特地摸摸他的耳朵，这才颇为自信地说：“先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现在是个少将。”
这两句话，倒让池步洲感到惊愕了。当>时他身穿便服，没穿军装，由于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身上书生气固然有之，但因出身贫寒，土气可能更多，而军人气概，则是绝对不会有的。于是就打个马虎眼儿说：“我是个读书不成退而经商的生意人，哪里来的什么少将！”
老先生摇摇头，正色地说：“这是骗不了我的。我凭你的八字和生相，可以判定你正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少将。我与先生素不相识，又无求于先生，你何必瞒我？”
听他这样说，池步洲也不便一口否定，就点了点头说：“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投笔从戎，为国家出力，也是应该的。如今抗战胜利，使命完成，又该退出军界，改行干别的事情了。”
老先生立刻接了下茬儿：“是哩，是哩！正是这个话，我要跟你说的，正是这个话！刚才先生站在当街，我一看先生面色，虽然是个贵人之相，后运却不大好，所以想请先生进来，有意给你推算一番。从你的八字和生相看，你到四十四岁那年，将有一场大难。我与先生无冤无仇，绝不会无故陷害先生。要是你信得过我小老儿，我奉劝你当机立断，辞去官职，回乡下去种田，不要再出来做任何事情，这场大难，或许躲得过去。切记，切记！”
这一番话，说得池步洲疑信参半：信者，自己确实是个少将，竟为他所言中；疑者，我正当盛年，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前途远大，何至于解甲归田，务农以终？况我生平以诚待人，以忠对国，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或任何人的坏事，还为祖国抗战胜利立过大功，何罪之有？又..有何大难可言？——但是这些话，只能在心中想想而已，不能也没有必要跟这位素不相识的老者去说。
那老先生见池步洲沉默不语，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又说：“先生，你是一位好人，不过命中注定的事情，在劫难逃，谁也无法扭转。我好言相劝，请你即日起放下一切，回乡下种田，也是权宜之计，只能说‘或许可以躲过’，还不敢说一定平安无事。”说到这里，他又推算了一番八字，端详了一下面相，接着说：“从命相看，先生四十四岁有大难，六十四岁有一关，要是能够闯过这一关，还有十几年好活。天机不可泄，我也只能点到为止。”
池步洲见老先生不再多说什么了，就摸出点儿钱来，算是卦金。老先生却坚决不肯收，还说：“只要你肯听我的劝告，我就很高兴了。”池步洲无奈，只好把钱放在桌上，扬长而去。
两个月后，池步洲回到重庆，跟妻子谈起此事，彼此都啧啧称奇。
这时候，重庆的军人还乡复员的很多，池步洲已经决定离开军委会，递了“长假”报告，也已批准。因与慈母睽违一十八载，回乡省亲，乃头等心愿。哥哥嫂嫂及陈固亭等人都同意他先回故乡，再就近工作，强如远离故土，四处奔波。关于还乡的路线，也与哥嫂及陈固亭等人商定：从重庆坐船直达上海固然近便，但是船票难买，事故也多，为安全计，决定走陆路：先坐汽车到西安，然后坐火车经陇海路转京沪路到上海，再坐船到福州。七月，一家五口终于轻装上路。
车到内江，依旧停车歇宿。吃过晚饭，池步洲带妻子儿女上街闲逛，不由得又来到老先生的相馆门口。事隔半年，上次是一个人来，况是冬天，这次是一家五口，正值夏季，季节不用、服装不同、人数不同，老先生每天要给许多人看相，估计一定不会记得上次之事，于是五个人一起进去，目的在于试试这个老者是否“江湖”。不料老者一看，第一句话依旧是“少将”。池步洲与妻子相视而笑，极口否认。老者接着就重复“四十四岁有大难”之说，再次奉劝他当机立断，解甲归田。这一来，果真把夫妻二人都惊呆了，也不由不相信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了。
回到家乡，见到老母，悲喜交集，自不待言。母子闲话中说起内江那位看相的老者两次谆谆告诫退归林下的话头，老母一者不愿游子再度远离膝下，二者老人家虽然不懂得官场倾轧厉害、宦海风波险恶，却更加相信星相占卜的预言，也再三劝诫儿子不要再去当官。出于孝心，池步洲果然听从了母亲的劝告，不去寻找工作，却在家乡种起田来了。
这一笔，才叫惊人之笔，才真正写出了池步洲的为人，写出了池步洲不同凡俗的性格！
三、十万神兵，战果辉煌
池步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凡五六年，尽管始终没能破译日方的陆海军密电，但仅就所破译的外交密电与空军密电，如果使用得当，确实比在前方增兵十万还要厉害。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者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五十六专机在内，何止千条。
这些被破译的密电原件，本来池步洲先生基本上都珍藏起来的，可惜在五十年代初大陆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全部抄没，荡然无存。下面的材料，一部分采自一九八三年三月池步洲先生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要求，与当年的同事丁绪曾先生共同回忆后写出的上交材料，一部分采自霍实子、李直峰二人合写的文史资料《国民党密电研究组与军技室的若干事》，以见抗日战争期间密电破译者功绩之一斑。
（一）中日战争刚开始阶段，因为没有宣战，日本在济南仍驻有总领事。该总领事曾数度去见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榘，问他：“如果中央军退到山东来，阁下将作何打算？”韩复榘回答：“我决不让蒋介石的部队进山东来。”
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把韩复榘的话电告日本政府，这份密电正好被池步洲截获并破译，上报了蒋介石。这虽然不是后来蒋介石枪毙韩复榘的主要原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二）军阀混战基本结束以后，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以纸币取代银元，从而回收大量的白银，一部分存在天津英租界内，约有几千万两。中日开战以后，日方一再要求英国交出，均被英国拒绝。双方交涉的情况，日方用密电向政府报告。这些密电，都.被池步洲所破译。蒋介石据此与英国交涉，方才得以将这笔巨款保存下来。
（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达河内以后，一九三九初，云南的龙云和川康军阀都曾派代表到河内去与日方谈判。河内日方将谈判内容电告外务省，电文也被重庆军技室破译，上报蒋介石。后来龙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获悉自己的活动被蒋介石发觉，所以始终不敢再到重庆去面见蒋介石。
（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前，日本政府为了解除西北压力，集中主要兵力向南进军，曾派特使松冈洋右到苏联去与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知道后，也曾派使节到日本劝阻。日本答以“待占领南洋后，实力更厚，再转以北进。”同时又向苏联许愿：“将来日苏共同开发满洲（指我东北三省）。”苏联当时对付德军尚且感到力不从心，也怕腹背受敌，日本主动献媚，正中下怀，于是两国达成“互不侵犯”的“和平协议”。签字仪式上莫洛托夫举杯致辞说：“日苏有共同利害关系，中苏不会成为好友。”这些来往密电，都被军技室破译。蒋介石据此认为苏联不可靠，更寄希望于美国。后来苏联答应给中国几架飞机，消息被日本政府知道，就通过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以《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依据，照会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苏联只好收回成命。这份密电，也被军技室破译。
（五）日美开战以后，有两条美国船，挂着苏联国旗，满载军火，自西海岸开往苏联，在公海中被日本海军扣留。美国请求苏联出面调解。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说：“美国是苏联的盟国，运送的军火是支援苏联抗战，所以船上才挂苏联国旗。日苏两国既然签有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就不应该扣留这两条船。”
佐藤说：“美国是日本的敌国，德国是日本的盟国。美国运军火给你们打德国，不论它挂哪国的国旗，我们都有权扣留。《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只适用于日苏两国，不适用于两国的盟国。”
两人相持不下，佐藤老羞成怒，以武力要挟：“日本海陆空三军同时南下，南洋军事基地已经巩固，你要是不遵守条约，我兵力随时可以北调。关于这件事情，我请求晋见斯大林。”
当时苏联首都已经迁到古比雪夫，不过斯大林还在莫斯科。莫洛托夫说：“斯大林是我们的最高统帅，不能见你。伏罗希洛夫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可以接见。”
佐藤针锋相对地说：“那么，从此以后日本的总理大臣就不再接见你们的驻日大使。”
谈判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佐藤给日本外务省发密电请示，电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刀已出鞘，不可能收回，请允许在二十四小时内下旗回国。”
佐藤与日本外务省多次联络的密电，都被军技室破译，上报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很高兴，以为这一次日苏之间有可能开战了。他急于要看见日本外务省的回电，让毛庆祥坐在军技室专等。可是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军技室还没截到日本外务省的回电。到了第三天，毛庆祥正怀疑是不是军技室一时疏忽没截到这份密电，忽然收到了外务省给佐藤的密电。大家喜出望外，急忙翻译，电文的主要内容是：“经内阁会议讨论，认为现在对苏开战，还不是时候。两条美国船，这一次姑且放行。以后如果还有美国船挂苏联国旗运送军火，一定扣留。”
日本退让一步，日苏开战的可能暂时解除，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了。
（六）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后，美日宣布开战。美国海军部为报复日军的偷袭，征求惩治日本的方案，一九四二年一月，有个参谋叫弗郎西斯·S·罗的，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用航空母舰搭载陆军航空队B-25型中程轰炸机去轰炸日本本土。
那时候，海军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吨位小，航程短。要想用舰载飞机去轰炸东京，必须先把航空母舰开到离日本不远的水域。可是日本海军在领土周边800公里的水域上部署了防线，有大量的巡逻舰日夜游弋。为防止被日军发现，美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必须在880公里以外的区域起飞。不算在东京上空的时间，单是往返一趟，就是1760公里。因此，这样的任务，海军的舰载飞机是无法胜任的。
再说，为了保证航空母舰的安全，舰载飞机起飞之后，航空母舰必须立即撤离，这样，起飞的飞机有去无回，跟当时日本的“自杀式”飞机也相差无几了。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与弗朗西斯·S·罗经过仔细缜密的商讨研究，这才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用航空母舰搭载经过改装的双发动机B-25B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惩罚性轰炸。
B-25B型轰炸机，比一般的B-25型轰炸机装备的自卫武器比较少，重量比较轻，但是仍嫌太重。改装工作，主要是拆卸一些作战用的设备如机关炮等，使其成为单纯的轰炸机。——十几架飞机孤军深入日本本土，随时会遇到敌机的拦截，拆卸作战装备，无疑是以牺牲自身的安全作为代价的。
这个方案最后被作战部采纳了，并交给陆军航空兵中校詹姆斯·杜立特去具体实施。
杜立特当时是阿诺德的参谋官，时年45岁，是美国陆军航空兵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善于特技飞行，曾保持9项特技飞行的记录，在多次比赛中得过奖，而且是美国第一位实现盲目着陆、第一位在12小时内飞越美国大陆的人。除了以上条件之外，他1936年还曾经来华担任广东空军司令部的顾问，对中国大陆和远东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由他出任空袭日本特殊任务的特遣舰队领队，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机型和人选决定以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从航空母舰上安全起飞的技术措施了。
执行这一任务的航空母舰是“大黄蜂”号。舰上的跑道长度是150米，只适用于舰载小型飞机。如何让减轻了重量的B-25B型飞机在这样短的跑道上安全起飞，还需要经过艰苦的试验和训练，才能最后得出是否可行的决论。
经过三个星期的技术性研究讨论，一九四二年三月，杜立特带领二十四架飞机及机组人员到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试验和训练，模拟B-25B型轰炸机在150米短跑道上进行起飞作业。直到四月一日，才选定十六个技术过硬的机组去执行这一特殊的任务。
B-25B属于重型轰炸机，需要比较长的跑道才能起落。在航空母舰那狭窄短小的跑道上，起飞已经十分勉强，降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航空母舰只负责把飞机送到日本本土附近，完成投弹任务后的飞机，要在中国沿海的飞机场上降落。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搭载了十六架B-25B型轰炸机，由企业号航空母舰和四艘巡洋舰护航，到达东京以东700海里的海域上停泊。
清晨六点三十分，伪装成“日东丸”第23号渔船的日本小型巡逻艇在距东京720海里（约1120公里）处发现了美军的舰队，当即向日军联合舰队发电报。尽管美军舰队司令当即下令将日舰击沉，但是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山本接到情报，下令第二舰队司令长官近藤海军中将立即率领横须贺地区所有的地面部队出击；同时命令高须四郎海军中将率领第一战列舰战队的四艘战列舰也从广岛湾启航参加作战。
山本的这些部署杜立特当时虽然并不知道，但是也发现了在海面上游弋的日本“渔船”。情况紧急，不能继续向日本本土靠近了。七时整，舰队司令提前下达了起飞的命令。十一吨重的B-25B型轰炸机每架挂上225公斤重的燃烧弹四枚，在杜立特的带头下，顶着七级大风，依次起飞。
8点18分，队长杜立特头一个起飞。由于跑道上排列着十六架飞机，杜立特又是排在最前面，本来就很短的跑道，更加短了。等他加大油门，冲出了甲板跑道，飞机依旧没有拉起来，眼看着飞机不是升向蓝天而是降落到海面，舰上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来。就在飞机的轮子已经擦着水面的一刹那间，飞机的速度逐渐增加，机头终于翘起，机身也冉冉升空。舰上所有的人都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随后的十五架飞机总算都顺利地升起，9点21分，最后一架飞机也安全升空，没有一架失败。如果杜立特的第一架飞机坠进了大海，随后的飞机很有可能因此而取消起飞，历史也就会因此而重写了。
这是一场预计为3580公里的不着陆飞行。起飞之前就约定：起飞之后，每机各行其是，互相不再联络，降落地点也由各人自己选择，最后在重庆见面。
为躲过敌人的雷达搜索和地面观察，他们贴着海面飞行，直到东京附近，方才升高。
日本方面，在“日东丸”23号发回电报之前，早在4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的电讯人员就已经截获并破译了美军的电报，得知美军将会有一次以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袭击轰炸日本本土的行动。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美军会改用B-25B型中远程飞机，经过测算，认定美军航空母舰必须在离日本550公里的海域上起飞，才能完成往返起降的作业。山本接到“日东丸”23号的电报之后，经过测算，还认为美军的航空母舰要在一天之后才能到达距离日本550公里的地方。他们从从容容地派出十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去拦阻美军舰队，又部署200多架歼击机在沿海拦截入侵的敌机，时间则都定在4月19日。
4月18日上午9时40分左右，日军海上巡逻机在距离日本本土960公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双引擎飞机正在向西飞行。电报发到了东京，大本营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美军的飞机。因为当时美国和日本刚刚宣战，美军在东南亚还没有空军基地，不可能有大型飞机在亚洲起飞，而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则决不可能有双引擎飞机。
十三架轰炸机（另三架飞机，则去轰炸长崎、大阪等地）沿途采用高空飞行和低空飞行等措施，躲过层层封锁和拦截，惊险万状，终于在中午时分全部闯入日本沿海防线，安全到达东京上空。
说起来也真巧，4月18日上午，东京地区正在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防空演习，在中午刚刚结束。这时候十三架美军轰炸机飞临东京上空，许多市民还以为防空演习没有结束，不但毫不惊慌，许多人还像美军飞机招手致意呢！
更巧的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正搭乘一架民航飞机去外地，正好在空中与美军的飞机相遇。东条英机的秘书西浦大佐从舷窗内向外一看，见到这架形状古怪的飞机涂的竟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标志，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候美军飞机只要向东条英机的座机随便开几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东条英机送回魔鬼的世界。美军机组一者当时有自己的任务，不会向一架民航机发难，二者不知道东条英机就在这架民航飞机里，因此又一次错过了重写历史的机会。
十三架美军飞机把所携炸弹全部扔到了东京。他们从进入东京、投弹到离开东京，一共只用了三十秒钟。等到日机赶到，全部美机都已经完成任务飞走了。真是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次狠狠的教训。
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以后，美方立即通知中、苏两国政府：为保全航空母舰免遭日军袭击，轰炸机轰炸东京之后，不再返回航空母舰，而是向西飞行，分别降落中、苏两国的空军基地。
美机完成轰炸任务以后，两架（一说一架）飞往海参崴，另十四架（一说十五架）飞到我国安徽、浙江一带，一部分安全着陆，一部分飞到我国浙江衢州机场上空。衢州机场负责人因去嫖妓不在机场，重庆发来的急电未能及时译出，以致飞临衢州机场上空的美军飞机不但不被允许降落，反而受到高射炮的轰击。美国飞机在衢州附近盘旋很久，用无线电话联络，机场上的人员又不懂英语，直到机上的汽油耗尽了，时间已经深夜，最后机组人员只好弃机跳伞，好几架飞机因此坠毁。
关于此次轰炸东京的经过，一九五三年美国兰登公司曾出版《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作者劳森，就是当年的飞行员之一。书中记载：十五架飞到中国的飞机，机组人员共七十五人，其中十一人下落不明（被俘或死亡），包括杜立特在内的六十四人辗转安全到达重庆。杜立特因实施这一计划而荣获美国国会勋章。
此事发生时，我正在浙江省缙云县仙都中学读初中。有一架飞机在我县上空油尽弃机，机上人员跳伞后，受到我县百姓的救护，后曾与我校联欢，并进行过篮球友谊赛。
有两架美军飞机（一说为一架）在苏联境内安全降落，但被日本间谍侦知，电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据此要求苏联引渡美国空军机组人员，苏联不答应。日本驻苏联大使发回国内的密电，全部被重庆截获。
（七）日本在苏联派有大量的间谍，无孔不入，情报工作做得很出色。日本驻苏联大使发给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中，就有大量的苏联军事情报，其中德苏战报每天就有好几份甚至十几份。这些战报都是实地采访的，内容与报纸上看到的几乎完全不同。特别是关于侵苏德军的处境，报道得非常详细：士兵们在冰天雪地中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斗志不高。希特勒为了扭转战局，曾数次亲赴前线召开军事会议。有一次与一个高级将领意见相左，竟拔枪亲手打死了他。从此德军的将领们再也不敢给希特勒提相反的意见了。
日本驻苏大使馆发出的密电数量极多，除战报外，也有战局分析。后期的密电中，也认为德军有可能战败，因此建议日本不可轻易宣布对苏开战。
（八）一九四二年十月，军技室曾截获一份日本密电，得知日本空军将于某月某日从缅甸的同古起飞，去轰炸印度的加尔各答。中方当即通知英印空军情报部，英国空军遂在中途进行截击，予以全歼。为此英国空军还特地派一名上校携带大量的慰劳品来重庆向军技室进行慰问。
（十）日本的间谍网组织严密，遍布大陆，还有汉奸配合，为虎作伥，简直无孔不入。军技室截到的密电中，也有大量的谍报。
例如某战区司令部的驻地被日本间谍侦悉，日本空军立刻派出轰炸机去轰炸。幸亏这份密电事先被军技室破译出来了，及时通知司令部转移。日本空军轰炸的，是几座空房。不然，损失惨重。
又例如昆明兵工厂有日本间谍和汉奸潜伏，截到的日本密电，命令他们进行破坏。我方立即采取行动，将可疑分子全部逮捕。从审讯中又追出重庆、西安、桂林、贵阳以及其他内地的兵工厂和军火库中都潜伏有日本间谍和汉奸，得以及时地一网打尽。
军技室进行密码破译的研究，虽然是在极端保密的前提下进行，但是情报还是被日本间谍侦得。日方的密电多次命令潜伏特务对军技室人员进行收买、绑架、暗杀活动。这一情报，立刻引起了我方的高度警惕，加强保卫，使日方特务不能得逞。有一次截到日方密电，透露派驻某地的第八工作队的李某某已经被收买。我方立即先将其调离，然后密切观察，并不立即逮捕。这样，既保证机构不受破坏，也避免了敌人使用反间计，误伤了好人。
（十一）有一次，孙科将从重庆到外地去公干，消息被日方侦得，密令日机在中途拦击。此密电又被重庆军技室破译，立即通知孙科。这时候孙科已经到达机场，正要登机，接到这样的情报，与其信其无，宁可信其有，只好改变主意，悄然返回。此机起飞后果然在中途被日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其中有经济界人士徐新六、胡笔江等。
（十二）日本空军的密电码比较简单，破译甚为容易。日本空军的活动以及气象报告的密电，经常被中方截获，以此提供给美国空军陈纳德飞虎队。飞虎队在抗战中的卓著战功，也有破译密电者的一份。
（十三）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方伤亡惨重。八月十日，日本天皇自知无力再战，表示原意投降，仅要求保留天皇。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广播后，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各自寻找活命的门路。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因与戴笠早有联系，乃与任援道密谋，欲擒陈公博一伙儿向蒋介石自赎。但是事机不密，被陈等察觉，只得急忙向日本顾问影佐帧昭请求保护，表示愿出巨金，请影佐设法秘密飞往日本，隐藏于乡下。影佐为他们奔走联络以后，于八月二十四日晚间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用LA密码向日本大东亚省发了一份密电，大意是：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经济部长陈君慧、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侍从室主任周陆庠、安徽省长林柏生、陈公博妻李丽壮、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等，由军事顾问带领，从上海乘军用飞机直飞日本米子机场降落，请派人妥为照料，将陈等秘密隐藏于乡下。
这份密电，也被重庆军技室截获并破译出来。蒋介石据此通知东京盟军总部，勒令日本投降政府照这份名单全数引渡回国法办。
以上所举，确实是池步洲及其同事们所创万千功绩中的极少一部分。读后，对“其所起作用，不啻在前方增兵十万”的赞语，不觉得是溢美之词吧？
此外，关于山本五十六之死和汪精卫“病死东瀛”之谜，也与破译密电有关，由于情节复杂，内容丰富，当另辟两章，专门叙述。
一、海军大将，好色嗜赌
山本五十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大将，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四日，五十六出生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新泻县长冈市。父亲竹野贞吉，是个小学校长，在当地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但也是个世袭的武士。因为是在五十六岁上生的第六个儿子，所以给他取了个非常奇怪的名字：竹野五十六。
一九零零年，十六岁的竹野五十六在三百多名新生中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江田岛海军学校。一九零四年毕业，名列第七，分配在“日进号”巡洋舰上当少尉候补生。一九零五年参加了著名的日俄对马海战并失去了两个手指，因此后来人称“八指将军”，日本天皇还曾经“御赐”过两个假指。战后他父母相继去世。
一九一零年，入海军大学。一九一六年，已经二十多岁的五十９9ｌｉb?六，被“过继”给长冈市一个姓山本的有钱人家，从此改姓山本。一九一九年，以外交官的身份被送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毕业后回国担任霞浦航空学校校长，提出了著名的“没有石油就没有现代海军”与“海军航空兵将在未来战争中起主角作用”等在当时被认为是“标新立异”而后来被证实是“至理名言”的论断。一九二五年出任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一九三三年，出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一九三九年，登上了联合舰队司令的宝座。一九四零年，晋升为海军大将。
山本五十六身高只有一点六米，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标准的“三等残废”，根本不像个男子汉，更不是个当将军的材料。但是命运却让他登上了将坛的最高一级，成了日军中最受士兵信任与崇拜的人物。
此人一生有两大爱好：一好色，二嗜赌。他精通围棋、象棋、桥牌、麻将，一上赌场，要么赢个痛快，要么输个精光，不然是不肯轻易罢手的。
一九三四年，他率代表团赴伦敦参加海军裁军会议，谈判中他一再强调日本不能再接受歧视性条约，会谈未达成协议。回国后，他被捧成了英雄。
出席此次会议的途中路经美..国，乘火车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海岸，一路上他把自己关在一节软卧包厢里，与同行者日夜打扑克，谁也不见，直到下车，才不得不罢手。可见其赌瘾之大。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山本五十六以个人的名义给海军大臣及川呈上一份“关于战备的意见”，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因为一九四零年五月七日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在东太平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后，没有驶回美国本土的西海岸，而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全部停泊在珍珠港内。这是一举消灭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的绝好机会，可以藏书网使太平洋舰队从此失去作战能力，而日本军队则可以在美国恢复舰队作战能力之前，迅速出兵南亚，将南亚的土地、资源攫入自己手中。
山本的这一设想，其实是从一个英国海军军官拜沃特那里“趸”来的；至于具体计划，则更有讽刺意味：竟是全盘照抄十年前美国人自己的设计。
拜沃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驻德国的一名职业间谍，专门搜集海军方面的情报。一战后退出间谍生涯，从事海军作战的理论研究。从一九二零到一九四零的二十年中间，他除了发表海军作战方面的理论文章之外，还出版了好几部海军作战的幻想小说。其中有一部，叫做《大太平海战争》，书中详细描写了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不但写到了偷袭珍珠港，而且预见到海军航空兵在偷袭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山本在任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期间，有一次在华盛顿逛书店，无意中看到了《大太平海战争》这部小说，对书中描写的海军航空兵参与偷袭珍珠港一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以后，在他担任日本海军航空兵部技术部部长期间，曾经请人把《大太平海战争》这部小说全文翻译出来，印发各部队。当时的日本海军，还是以战列舰以主力，山本五十六印发此书的目的，却是宣传海军航空兵在海战中的作用，而且很可能当时就已经在头脑中酝酿出动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这一设想了。
无独有偶，一九三一年，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令人惊异的演习：由美国当时仅有的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扮演“橙军”即日军，出动的主要是海军航空兵，偷袭的居然正是珍珠港。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日出前三十分钟，“橙军”占领了瓦胡岛东北一百八十海里的阵位，然后一百五十二架舰载飞机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在对方尚未觉察 7684." >的情况下，攻击了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队。结果（按推算）击沉了港内所有的主要舰船，同时摧毁了地面上所有用于防御的飞机。
这一演习，曾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大肆宣传。山本五十六当时在日本海军航空兵技术部当部长，美国海军的这次演习，无疑给他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启示。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海军在进行了这次演习以后，并没有从中总结经验，定出相应的措施，居然让日本海军在十年之后重抄旧谱杀了个大败亏输！这还不算，还有更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山本向海军部递交意见书的第二十天，即一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本大使得到了这一情报，立即电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居然搁置一边，不予重视。
同年三月十日，山本把自己的设想悄悄儿告诉日本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次郎海军少将，要他研究这一设想的可行性并策划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草案。同年四月，他让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具体制订偷袭珍珠港的行动计划。
山本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日本军令部最初是不同意的。他们认为他的设想太冒险，即便攻击得手，至少也要损失三艘航空母舰。而山本则认为只要偷袭成功，就可以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一次性摧毁。近卫内阁总辞职以后，东条英机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走马上任。东条英机一向主张扩大对华侵略并积极准备对美英开战，颇为欣赏并支持山本的冒险精神，有了东条英机的支持，加上山本五十六以辞职相要挟，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方才在同年十一月勉强同意采纳山本的这一建议。
美国方面，罗斯福之所以要把太平洋舰队放在珍珠港，目的正是企图以此威慑日本，使他不敢觊觎南亚。但是舰队司令理查森不同意这一做法，主张舰队应该立即返回西海岸进行整顿和补充。为此罗斯福撤了他的舰队司令职务，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派金梅尔来接替他的司令职务。
罗斯福的错误决策，正好给了山本以可乘之机。
在具体讨论偷袭珍珠港作战方案的时候，山本以赌徒的口吻说：“赌博一半儿靠算计，一半儿靠运气。偷袭夏威夷虽然很危险，但是机会难得，不能不干。”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山本有一次一本正经地对副官说：“等战争结束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新加坡去开一家大赌场，赌个痛快！”
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再开一个大淑女窝，与同好者嫖个痛快！”
二、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山本五十六策划指挥海军航空兵偷袭美军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成功以后，赢得了“日本海军灵魂”和“神将”的称誉。在此以后的三个月内，日军基岸航空兵击沉英国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一带，并曾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山本的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到巨大损失，但是美国海军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另藏劲旅的海军基地多处，有备而无患，特别是航空母舰一艘也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很快就恢复了元气。美日宣战以后，立即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
一九四二年，美军在密德威（Midway，美国海军重要基地之一）、珊瑚海（Coral Sea澳大利亚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l新乔治亚群岛中南部的一个大岛）及中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予日本海军以重创，很快就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
珊瑚海海战，是一场航空母舰大战。一九四五年五月，山本五十六发动西南太平洋战役，企图通过夺取新几内亚岛的莫尔比兹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来孤立澳大利亚。
日本海军布置这一战役的密电，又被重庆方面所破译。密电的内容，是日本海军向珊瑚海派出三艘航空母舰：祥凤号、翔鹤号和瑞鹤号，用以掩护进攻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的部队。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保护领海尚且力不从心，太平洋海战，自然不可能插足。但是手头有了太平洋海战的军事情报，责无旁贷地自当立即向盟军提供。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罗斯福对中国特工破译日军以密集的高射炮火回敬，但是地面设施损失惨重。第一个回合，日军胜了一着。
美方从中途岛上起飞的飞机，目标是配合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起轰炸日舰，但是起飞得过早了一些，还没有接近日舰，就受到了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拦截，美机大部分被击落。日舰一艘未伤。第二个回合，依旧是日军得胜。
第三个回合，正是尼米兹的那一步险棋：一百五十一架飞机分别从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日舰。按照尼米兹的作战计划，应该由俯冲轰炸机先下手，引开日军航空母舰上的防空炮火和零式战斗机的反击，然后由鱼雷机逼近日军航空母９９lｉb.舰作近距离施放鱼雷。但是三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平时缺少联合作战的训练，仓促合作，首尾不能相顾，不久各机群之间就失去了联系。结果，应该后到的鱼雷机反而先到，鱼雷机作战能力差，还没有接近敌舰，就大部分被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击落。
眼看着第三个回合美军还要失败，就在这个时候，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终于到达了：约克城号的十七架俯冲机率先炸沉了日军的航空母舰赤城号，接着企业号的三十三架飞机分两路进攻加贺号和苍龙号，几乎同时炸沉了这两搜日军航空母舰。
第三个回合，美军转败为胜。
第四个回合，从飞龙号起飞的日机炸伤了美军的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起飞的美机则把日军航空母舰飞龙号炸沉。从当时战果看是美军略胜一筹，但是两天以后，约克城号在拖航返回基地的途中被日本伊-168号潜水艇击沉，最后算账，第bbr>.9９ｌib.四个回合算是扯平。
在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开头小有得胜，后来一下子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转小胜为大败。
三、“天马行空”，“天女散花”
山本五十六为人刚愎自用，急功喜战，一向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接连几次的海战失利，把他刺激得坐立不安，作为一个赌徒，他急于要翻本儿。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他飞到南太平洋的军事重镇腊包尔（Rabaul，位于新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四月四日，是他的虚岁六十岁生日，原计划好好儿庆祝一番，偏偏那一天狂风暴雨，气候反常，大煞风景。在雷电交加中，他的脑子里翻江倒海，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计划抽调约三百架飞机增援驻腊包尔部队，并以腊包尔为前进的基地，由他亲自指挥，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
四月七日，山本发起了进攻的序幕：一百八十八架飞机扑向图拉吉港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机场。
瓜达尔卡纳尔岛，是英属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大岛，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被日军侵占，并修了机场。同年八月七日美军在瓜岛强行登陆，开展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争夺战，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日军战败撤退，瓜岛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日机一到瓜岛上空，美军驻亨德森机场的各型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罗塞尔岛与瓜岛之间的上空激战了三小时。部分日军轰炸机溜进了图拉吉港，虽然轰炸了港内的舰船，但是损失并不太大。
日机返航后，带队的飞行大队长向山本谎报军情：美军机场只有十几架飞机起飞迎战，图拉吉港内的二十六艘舰船已经大部被炸沉。
在这之后，日军又发动了三次袭击，战果平平，但却被扩大成炸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两艘、运输船二十五艘、飞机二百架，机场已经无法再用。实际上，美军只损失驱逐舰、护航舰、油船各一艘，运输船两艘，飞机二十五架，而日军则损失飞机四十三架，受伤的飞机，有一半儿不能再用。而更主要的，是日军的士气大大低落，对战争前途普遍失去信心，厌战情绪急剧上升。
山本轻信谎报，以为瓜岛的航空部队确实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但他也知道官兵们士气普遍不高。四月十三日，他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让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以电报通知防区各指挥官：近期来战果辉煌，为鼓舞官兵士气，也为了实地考察，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在四月十八日乘专机亲赴前线向空战中得胜立功的飞行员们祝贺。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GF长官定于四月十八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06：00?９9lｉb?乘中型轰炸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到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日。
这份电报，到了东京，到了新几内亚各日军基地，也到了重庆池步洲的手中，并变成了中文。又经蒋介石之手，转到了正在南方巡视的罗斯福总统的专列上。罗斯福这一回对中国特工的水平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就把破译的密电批交军方迅速处理。
四月十七日，山本在司令部里开了一天会。僚属们对山本的冒险出巡，都不赞同，担心会出事，纷纷请求取消这一计划。但是刚愎自用的山本，办事一向运用赌博精神，讲究的就是出子无悔，对大家的劝告无动于衷。
下午，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城岛高次海军少将从布干维尔岛（新几内亚最东南面的一个大岛，也是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专程赶来劝阻。因为山本明天要去的地方，正是布干维尔岛，布因就在布干维尔岛的最南面，而肖特兰岛，也是他的防区。山本的安全，是与城岛休戚相关的。
他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一看见那份荒唐的电报，我就对参谋说：‘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这太愚蠢了，太愚蠢了，这简直是在公开邀请敌人！’我决不容许在我的司令部里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见到山本，城岛就直言相劝：“行不得呀，长官！这可太危险了！那里不是后方基地，是前线！本职最了解那里的情况。”
山本不失大将风度地微微一笑：“怎么你们唱的全是一个调子？是事先串通好的吧？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必那么紧张。即便真有危险，我也要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嘛！军令如山，已经通知了各部队，不能变的了。”说着信心十足地拍拍城岛的肩膀：“我明天一早出发，傍晚回来。别忘了，等我回来一起吃晚饭！”
四月十七日，与山本在腊包尔开会的同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美军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奉华盛顿密电，也在召开军事会 8bae." >议，讨论如何对待山本五十六的这次出巡：是出动空军袭击他的座机呢，还是等他转乘猎潜艇（搜索和消灭敌潜艇的小型舰艇）的时候用海军袭击。会上几乎众口一词地主张拦截山本的座机，在空中置山本于死地。于是会议决定把任务交给第339闪电式战斗机中队。
第339闪电式战斗机中队驻在离亨德森机场大约十公里的二号战斗机机场。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奉召来到米切尔的掩蔽所。米切尔给他看了印有“最高机密”字样、由海军司令签发的的电令，电文中详细介绍了山本到达布干维尔岛的时间、地点和活动日程，要求339中队全力以赴，及时赶到，迅速击落山本的座机。最后，米切尔还特别重复了一句：“总统特别重视！”
米歇尔回到二号机场，在灯光下详细绘制飞行路线图。根据司令的要求，飞机必须紧贴水面作弧形飞行，以绕开敌军的雷达检测和岸上的了望。
情报上说：山本上午六时起飞，八时到达布干维尔机场。那是日本时间。美国时间，就是上午十时。航程共563公里，飞行速度以每小时290公里计算，如果不顶风，估计可以提前十五分钟到达。
四月十八日日本时间早晨六点，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准时从腊包尔的拉库纳机场起飞。
山本接受僚属的建议，没穿雪白的海军制服，而是穿一套绿色的军便服，戴着白手套，挎着山月军刀，从容地走上了座机。
座机一共两架，都是轻型轰炸机。第一架坐的是山本和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等四人，由飞行员小谷武男驾驶；第二架坐的是参谋长宇垣缠和联合舰队主计长北村海军少将等四人，由飞行员林信一驾驶。两旁有六架零式战斗机护航，派头十足。
那一日，天高云淡，春光明媚，海面上风平浪静，碧空万里，能见度达三十公里以上。
飞行一切正常，沿途没有遇见任何敌情。日本时间上午七点四十四分，座机离布干维尔海岸只有三公里了，巴拉勒机场已经就在眼前，再过一分钟，飞机就要降落。飞行员们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平安到达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海面上升起十六架美军的P-38型战斗机——它们原先是紧贴着海面飞行的，发现轰炸机以后，才迅速上升并发起袭击。六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开火，双方搅成一团。但是六架日机在十六架美机的重重包围下无法冲出重围，两架座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图急降巴拉勒机场，但被美国空军紧紧咬住，穷追不舍。终于，山本乘坐的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腾起一阵烈焰，宇垣坐的另一架右翼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只好在附近洋面迫 964d." >降。宇垣、北村和林信一逃出机舱，在海面上挣扎。
布干维尔原始森林中的土人目击了这一场空中的战斗，眼见一只“大鸟”跌落在他们的部落旁边，人们纷纷跑去看。一个与外界有些接触的土人跑出森林外面去向日军报告，半路上遇见一批在日军监督下修路的土人，就半打着手势说了“大鸟从天而降”的经过。陆军少尉滨砂盈荣当然也看见了刚才的一幕，但不知飞机里坐的是谁。他立刻停止修路，带领土人进入原始森林。
一块被大火烧焦的林间空地，灰烬中有一架飞机的残骸和十一具尸体。飞机机壳已经千疮百孔，尾翼上的323机号，仍清晰可辨。山本戴着白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军刀，一弹从后脑打入，从右颧骨穿出，一弹击中左胸，仰面朝天躺在飞机残骸的外面，依旧保持着一副指挥官的威严气概。高田军医长就躺在他的身边。
对于山本五十六座机爆炸、身中两弹并被甩出机舱的情况下，何以能够保持这种“将军”的风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以后，高田军医长虽然也负了重伤，但还能动，是他把山本五十六的尸体从飞机里拖了出来，并帮他摆出一个威武的军人姿势，自己方才安详地死去；也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滨砂盈荣搞的鬼，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日本人在场，当时又没有拍照片，他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甚至他没有说过的，也可以说是他说的，——因为不久以后，滨砂盈荣>99ｌib?就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战后根本就没有回到日本本土。因此，这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
滨砂盈荣虽然不认识山本，但从死者的服装和军刀，可以判定是一位高级将领。一说滨砂从山本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一本“小本本儿”，知道了死者的身份。他当即让土人砍伐竹子，做了十一个简易担架，把尸体抬出森林。
在机场降落的残余护航机飞行员，带去了山本座机被击落的消息，机场立即?组织搜索队进森林搜索。半路上碰见抬尸体的担架队，这才把尸体运回卡希利机场。
山本的尸体入殓以后，棺木停放在军官营房前面接受吊唁。第二天，临时挖的十一个火葬坑里堆满了木柴，浇上汽油，举行火葬。五月二十一日，十一个骨灰盒，由山本的新旗舰武藏号送回东京。
嗜赌的山本，人生的最后一博，连自己的老本儿也搭了进去。到新加坡去开赌场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了。——据说天堂里有许许多多的赌场，但是山本作恶多端，只能进地狱，而地狱里是没有赌场的。
山本乘坐过的陆-1型轻轰炸机残骸，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布干维尔岛上的密林中。唯一的变化，是这里不再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而是因为有了这架飞机的残骸，变成了十分热门的旅游景点，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旅游者从世界各地麇集到这里来观光。——他们当然不是来凭吊，而是来诅咒，愿上帝把这个嗜血的八指魔君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事後，日本方面关于山本出巡的日程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四月一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不久前袭击了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军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不难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义为美军的密电码专家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致有此失。
事实上，这份密电却是池步洲先生破译出来的。
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究竟是怎么破译出来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事实却果真如此：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日本海军专用的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
重庆军技室破译出这份密电，由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经过多少次的事实证明，美国早就相信中国特工人员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造成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天女散花”的结局。
山本的座机固然是美国空军击落的，但是归根结底，真正把山本送进地狱里去的，还是中国的幕后英雄池步洲！
一、汪逆遇刺，留弹后脊
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 88ab." >被捕入狱，几乎丧生，名声远播国内外。他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一九三一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但两人始终面和心不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登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他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bbr>?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登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蒋、汪不和，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 4ecb." >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
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因为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也就是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最终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二、心力交瘁，旧创复发
一九四三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事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一九四三年八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十一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皆痛。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又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这个施旦是何许人也？话还得从很早以前陈璧君怎么会嫁汪精卫说起。
一九零七年，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到马来亚槟榔屿活动。汪精卫是有名的美男子，有“南国梅兰芳”之称。陈璧君是当地富商的>?９９lib?女儿，当时只有十六岁。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汪精卫，被他那英俊潇洒的美貌和口若悬河的谈吐所动，一见倾心，追随左右。第二年，陈璧君曾写信向汪精卫求婚，一者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生死不知，再者他还有个从小定亲的未婚妻没有解除婚约，所以无法答应她。第三年，陈璧君为了追求汪精卫，也到日本去留学。这时候，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陈璧君出于追求汪精卫的目的，一定要参加，终于成了暗杀团七个成员之一。当年即与汪精卫化装成夫妻，潜回北京，在前门外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积极策划暗杀宣统生父醇亲王。事机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陈璧君四处奔走，为了筹款，甚至化装成男人到澳门赌场上去孤注一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精卫被释放，考虑到以上诸多因素，特别是已经伪装过夫妻，同居过一些日子，不能再加推托，这才勉强和陈璧君成婚。
实际上，汪精卫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身子肥胖（因此小名叫“肥环”），相貌平平，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陈璧君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感情外露，骄狂不拘，热得烫手，是个标准的权欲狂，方君瑛文静温柔，性格内向，所有感情，都深藏不露，是个典型的贤内助。但是多种原因，让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可是晚了一步，只好失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
为此，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双双去法国留学，方君瑛也和他们同行，并给他们照看孩子，?99lｉｂ?陈方之间的关系，也还可以。
回国以后，陈璧君逐渐发觉汪方之间有感情，打翻了醋罐子，时常和汪精卫吵闹不休。大革命时期，他们三人都在广州，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方君瑛觉得无法再活下去，竟以一死而明志。留给汪精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无形的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此日。”留给陈璧君的遗书中，则说：“妹不辞一死，所以明其志也。”汪精卫十分伤心，亲写挽联悼念：
红颜知己，旷代难逢，
可怜魔劫重重，万古和流新血泪；
白日盟心，他年有约，
太息恩情渺渺，三年永系旧精魂。
方君瑛一死，汪精９9lｉｂ?t>卫对陈璧君的感情更加冷淡。陈璧君虽然也有悔意，可已经太晚了。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曾仲鸣的随员。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久慕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暗渡陈仓，非止一日。陈璧君似乎也略有所闻。不久抗战事起，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从此劳燕分飞，陈璧君也就不多追究。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从此没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障碍了。这时候陈璧君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施旦做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不久陈璧君得到情报，从广州赶回来和汪精卫大吵大闹。汪精卫是个怕?９９ｌｉb?老婆出名的人，这一回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三分胆子，居然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敢跟河东狮对抗了几句，说她已经逼死了一个，如今又要来逼死第二个。
施旦的形象虽然和方君瑛十分相似，性格却很不相同。她主动跑到陈璧君那儿，直截了当对她说：“汪先生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作她来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对你们夫妇之爱，并无妨碍。他对我说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被刺之后，医生判定他最多只能再活十年。这话报纸上也登过。如今只剩下五年了。我跟着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我和他相处，起码能安定他的心情，让他觉得生气勃勃。你如果为此和他翻脸吵嘴，结果对你未必有利。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让我走，我立刻离开此地、离开他。”
她的话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却有刚有柔，攻守并用，居然使这个一向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母老虎败下阵来。她答应让施旦留下，自己则经常住在广州。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而且也确实比陈璧君要温柔体贴得多。
一九四四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一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他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诸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汪精卫的文采在国民党内算是颇有名气的，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就是由他起草写成。到了晚年，江郎才尽，才气枯竭，写出来的诗，简直有如蒙童刚刚开笔，想想既可笑亦复可叹！
到了二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专程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调教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份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因为那里的骨科是日本全国最好的。
汪精卫决定去日本治疗以后，就提出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汪精卫是个傀儡，在日本主子面前只有唯命是从的份儿。他在行前给了施旦一笔款子，含着眼泪对她说：“只有你最了解我，也只有你对我最好最尽心。我这一去，如果能够治愈回来，你我当然依旧团聚；万一不治，你要赶紧离开南京，从此隐姓埋名，不要再出头露面。”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十一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年念。
兆铭
下午一时，汪精卫乘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痒，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读，都与“汉奸”二字的发音十分相近。当时东南亚沿海的制空权已经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保安全，日本人还特地派了四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情，当时也是“绝密”的，可惜来往密电，没有被重庆方面破译，不然，只要通知美军，汪精卫一家，也就像山本五十六一样“天女散花”，葬身与“东洋大海”了。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9９liｂ.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三月四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三、声东击西，下毒谋杀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料理。什么事情呢？这又得从头说起。
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儿，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她的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这是个不伦9９lｉｂ?不类的官儿，而且就此一个，别无分号。但是她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广州是中国重镇，南方的大门，广东省又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一九四零五月十日，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但却受到了周佛海等人的坚决反对。汪精卫无可奈何，只好任命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任广东省省长。陈公博是个老奸巨滑，明知道广东是陈璧君的地盘，不愿染指更不敢为此得罪陈璧君，就以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为由，迟迟不去上任，一切政务，都委托陈耀祖代理。第二年，经过陈璧君的活动，陈耀祖就从代理省长变成了正式的省长。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燥，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陈璧君一方面让弟弟当省长，一方面又让汪精卫的两个侄子分别掌管警务和财政，实际上，一切大权都操纵在她一个人手里。
汪精卫一家都去日本的消息，当时是尽人皆知的。重庆方面，想趁机结束汪精卫的生命，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声东击西、调.９9lｉb?
虎离山之计：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陈耀祖不过是个傀儡，杀不杀作用都不大，但对陈璧君来说，却是“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必须重新树立一个傀儡供她驱使，因此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经过选择，任命了她的侄子陈春圃当傀儡省长。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八月四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达成协议的前提，是西欧战场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战局变化：六月六日，美英联军集中舰船五千艘，空降部队两万人，进攻部队十八万人，在艾森毫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用近万架飞机掩护，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长驱直入，与苏联红军配合，直捣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在此战况下，日本已经彻底孤立，眼看就要成为全世界的敌人。东条内阁自顾不暇，也没有余力再来过问汪精卫的生死了。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掩护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这是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中计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说起蒋介石杀汪精卫来，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他早就命令戴笠伺机暗杀汪精卫，戴笠也曾经五次策划了暗杀方案，但都被汪精卫逃脱。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十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可怜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四、空棺空运，一场闹剧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後，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并发出讣告：“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倨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
这样的讣告，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其中漏洞百出：怎么死亡的当天，没有任何电讯消息？怎么在日本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怎么国民政府不派专人到日本去迎接？等等疑问，不一而足。
于是，精心策划的“移尸”闹剧演出了。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名古屋机场上，盛殓汪精卫的“临时棺木”实际上是一具空棺被抬上了专机，机内供奉着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亲临机场“送行”的高级官员计有：小矶国昭首相、重光葵大东亚相、近卫文麿公爵、东条英机大将等一百多人。在哀乐声中，“海鹣”号专机滑过跑道升空而去，接着又飞起了四架护航的战斗机。日本方面，这一场傀儡戏总算降下了帷幕。
南京方面，把“恭迎灵柩”的地点安排在明故宫内的军用机场上。这一天，南京戒备森严，机场四周、城内城外，都布置了防空炮火，一百多架战斗机，也都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在机场上迎接灵柩的，有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上千名大小汉奸。或许是由于天气奇冷，也许是他们心里更冷，只见大小汉奸们一个个脸皮灰白，嘴唇发黑。全身瑟瑟发抖。藏书网
中午，从日本空运“灵柩”的专机“海鹣号”还没有飞临南京上空，空袭警报却拉响了：美机轰炸南京！在机场迎接“灵柩”的大小汉奸们惊恐万状，躲开不是，不躲开危险，万一美机在空中将“海鹣号”击落，事情就更糟。幸亏那天的空袭只是一般的轰炸，美机并没有与“海鹣号”遭遇。下午五点三十分，空运“灵柩”的专机和四架护航机先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圈儿，才在明故宫机场顺利降落。
军乐队奏起了哀乐，陈公博等一批大汉奸慢慢迎上前去。机门开处，第一个走下来的就>.是陈璧君。大家向她慰问，她却面挟重霜，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挥手叫众人闪开。在这样的时刻，却要她出来充当一个演员的角色，也难怪她不高兴。
陈公博等人登机护棺下机，放进灵车，然后四百多辆大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进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将近一小时后方才到达伪国民政府。灵柩先在“别室”经过“大殓”，穿上长袍马褂，佩上大绶，别上勋章，覆上青天白日旗，装进一具早就备下的楠木里，这才停灵于大礼堂，接受吊唁。
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按照讣告，原来是打算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但是陈璧君坚决反对，主要是怕场面搞得太大了，会招徕美机轰炸。为此事伪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会上陈公博问陈璧君：汪精卫可有遗嘱？陈璧君回答说没有。因为根据汪精卫的吩咐，《最后之心愿》是要等二十年后才能公布的。陈公博感到太意外：汪精卫并不是暴病而亡，怎么可能没有遗嘱呢？周佛海却在一旁暗暗窃笑：“这个傻瓜，还被蒙在鼓里呢！”
陈公博提出要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陈璧.9９lib?君的严词拒绝：“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就不同意国葬。他关照过：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上择一块风水地，搞一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的身旁就可以了。在墓前的石碑旁边，再立一块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五个字，别的头衔一概不要，就连‘先生’二字也不要。别的你们都不要管了。听明白了吗？”
她拿出汪精卫以前写的《咏梅》诗手稿：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诗文写得并不好，却是汪精卫自吹自擂的得意之作。陈公博见陈璧君一切自有主张，不便于多说，把《咏梅》诗收进皮包中，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就结束了。自始至终，只有陈璧君和陈公博两人的对话。会议决定：“汪精卫灵柩葬于梅花山，暂时不举行国葬”。
梅花山在紫金山中山陵西侧，明孝陵的前面，山上遍植梅、柏、桃、樱、枫树，风景秀丽。
陈璧君又坚持要用六十四抬“京杠”把棺木抬到山顶，为此“丧典委员会”只好发急电用专车把京杠从北京送来。一切就绪，择定十一月二十三日出殡。
那一天，天气晴朗，但是特别寒冷。清晨六时，陈公博等就到伪国民政府举行了移灵祭奠仪式，宣读了祭文，七时整起灵，由一名骑兵军官骑着黑马手执开道旗在前面开道，后面是两排手执国旗、党旗的骑兵，接着是军乐队、花圈队，灵车用八匹白马牵引，棺木上覆着伪国民政府的的国旗，后面是送葬的政府官员和军校的学生们，送葬的队伍，一共五万多人，浩浩荡荡，走了三个小时，方才到达梅花山下。
梅花岭从山麓到山顶，扎满了黑白布球，沿路还搭了几座松柏牌楼。墓穴的正中，挂着“汪主席之墓”的黑布幔，四周则是密密麻麻的挽联，日本“大使”谷之正、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大小官员及汉奸们依次排列成行。棺木用六十四杠抬上山顶以后，十点三十分，举行安葬典礼，由陈公博主祭，把“国旗”、“党旗”覆盖在汪精卫的棺木上。十二时正，举行入葬仪式。
陈公博、周佛海、初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人站立在棺材的两边，每人手执一条系在棺材上的黑带子，舁棺入墓。
汪精卫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就这几个人，就这几条黑布带子，怎么可能“舁棺入墓”呢？原来这也是一场戏，“舁棺”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棺材的下面，有许多力夫扛着，从上面看起来，只见棺材由几条黑布带拽着，就慢慢儿地放进墓穴里去，而且放得平平稳稳的。
入葬的最后一节是“铲土”，按例由死者亲属也就是陈璧君和她的子女们先撒第一锹土，然后由陈公博等大汉奸撒第二锹土，最后由小汉奸们继续铲土，象征性地把墓穴填满。把题有“汪精卫之墓”五个大字的石碑竖在墓前，整个仪式就算完成了。真正的建墓工程，当然还得慢慢儿进行。
按照计划，汪精卫墓的设计大体上仿效中山陵的模式，工程浩大，耗资达五千万元之巨。汪精卫尸体入葬以后，陈璧君生怕将来有人掘墓鞭尸，别出心裁，吩咐在建墓的时候，将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里，浇成一个特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让汪精卫的尸骨永存了。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四个月，抗战胜利了，而汪精卫的《咏梅》诗碑刚刚刻好，还没竖立，整个陵墓则只浇灌了钢筋混凝土的墓壳，地面建筑还没动工。
这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没有“还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出席的只有陆军总部总参谋长肖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及南京市宪兵司令部负责人等。何应钦宣布开会以后，只说了这样几句话：“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南京。可是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还在梅花岭，和中山陵并列，太不像话了。如果不除去，委员长一定要大发雷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一个拆除汪逆坟墓的妥善办法。这事情要办得干脆利落，还要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消息传出去，人家会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具体办法，请诸位研究吧。”
何应钦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一切由与会者便宜行事。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我已经去调查过，汪逆的墓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十分坚固，必须用大量的炸药才能炸开。最理想的办法是：先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在一个晚上突击完成，这样才能作到人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儿痕迹。”
会议决定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爆破炸墓工作定于一月二十一日晚上进行，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炸开墓盖，先在报纸上发布陆军部队要试炮.
的公告，由宪兵部队负责从一月十八日起对该地区实施戒严，到了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梅花山四周响起了陆军“试炮”的隆隆响声，工兵们在墓盖底下装进了炸药，点燃引信，一声巨响，墓盖炸开，露出墓室。马崇六命人劈开棺材，发现经过防腐处理的汪精卫尸体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肩披红色绶带，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是脸色青中发黑，分明是中毒死亡的征象。在他的马褂口袋里，除了陈璧君用毛笔在一张三寸长的纸上写的“魂兮归来”四个字之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如下一首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据分析，当是汪精卫在临死之前的“绝笔”。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倒是比他自鸣得意的《咏梅》诗要高明得多。
马崇六下令用吊车把棺木和尸体一起吊到卡车上，当夜就运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火葬场的人员全部调开，由工兵将汪精卫连同名贵的楠木棺材一起送进火化炉焚烧。四十分钟以后，化为灰烬。
梅花山上原来汪精卫的墓穴用推土机推平以后，连夜建造一座事先准备好的翘角亭子，天亮之后，就拼接完毕。从此一代奸佞的坟墓即在梅花山消失，只留下这座亭子，供游人休憩。后来又在亭子的南北两面铺了石子小道，道旁栽种了花草树木。凡是去谒中山陵的人经过此地，如果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杨一桩公案，又有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汪精卫的墓地呢？
最后还要补充一笔：汪精卫死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对守灵的人，动辄发火，连她的妹夫褚民谊都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施旦瞅准了时机，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以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逃到香港去了。他在香港定居以后，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一、竹林山馆，安顿家小
抗战结束，池步洲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为蒋介石效劳，于一九四六秋携带全家回到福建闽清县乡下种田，侍奉老母。
种田半年，事为章振乾先生所悉。当时他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一定要池步洲到他那里去，安排了一个副研究员的职务，从事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
池步洲决定把老母迎至福州供养。这时候他自己已经有了二子二女，加上老母，一家七口，不说日食度用，单是住房，就需要三四间。东找西找，看了好几个地方，不是房子太小，就是房租太贵，总找不着合适的。一天，偶然碰见留日时代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人物刘.99lｉb.子崧，他听说池步洲还没有找到房子，立刻主动出借仓前山竹林山馆内一座二层楼房楼上的一半，而且免收租金，一住就是两年。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经同乡同学俞鸿光的介绍，带着妻儿老小到了上海，在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担任总库专员，做的实际上是有关金融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工作。分库经理骆美中，也是东京旧友，本就相识。赴沪之前，正好他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从四川回到福州，就让五哥和老母在竹林山馆继续住下去，一直到解放。
刘子崧也是闽清县人，一九二八年池步洲因准备赴日留学，曾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学日藏书网语，即与刘子崧同学。但他却一直耽搁到一九三五年前后才到日本，读的是农业经济系。一切入学手续，都是池步洲代办的，住房也在东中野一带。他不大与人来往，但每逢过年过节，一定到池步洲家与众人聚会。池步洲长子的满月酒，他也参加了，并与大家一起照了相。
此外，他到日本以后，经济拮据，池步洲曾为此专门写信给当时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请求接济。许是池步洲大姑妈的儿子，是池步洲的表兄。池步洲总算还有面子，许显时前后寄了好几次钱来，刘子崧方才得以在日本完成学业。
刘子崧免费出借竹林山馆的时候，任福建农学院教授，山馆的房子，楼下住着一家工人，就在家里纺纱，噪音很大，楼上另一半住的是一家基督教徒，每逢礼拜日，就带着夫人子女，手拿圣经，到教堂去做礼拜，行前总不忘跟池步洲打个招呼。看样子，这座房子似乎是刘子崧自己的产业，慷慨出借，纯粹是为了友谊，为了报答池步洲当年对他的帮助。
直到解放以后，刘子崧出任福建农学院院长，方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竹林山馆的房子，就是他们地下党机关的所在地，那家基..督教徒和工人，都是共产党员。刘子崧当时之所以肯把房子免费借给池步洲，一方面固然有留学期间的友谊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借重池步洲的“少将”身份以为掩护之意。当然，他对池步洲的为人极其了解，知道池步洲是个好好先生，不会害人，才敢在他的上级面前拍胸脯作担保。不然，池步洲就是再困难，他也不可能牺牲党的利益来照顾私人感情的。
二、中野旧友，沪上相逢
池步洲一九四八年到上海后不久，就从友人处听说当年东中野“沙龙”的中坚分子梁孝志也在上海，住在乌鲁木齐中路，就到他的寓所拜访。阔别十年，猝然相见，诉不完的离情别绪。
梁孝志比池步洲大两三岁，为人和气稳重，光明磊落，素养良好，宅心宽厚，斯文从容，善与人处，能言善辩，有说有笑，为当时“沙龙”中深受大家欢迎而无争议的人物，任何聚会，他都参加，而且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前文提到的章振乾用福州方言俚曲编写的新年山歌，就是由他领唱大家合唱的。《中野春秋》第九章所记“酒渴太无端，志也畅谈吃尿事”，说的就是他的一段趣事：有一次他到一位朋友家里去，意在喝酒，那朋友不在家，他到处找酒不获，忽然发现床下有一酒瓶，约有大半瓶光景，不９９ｌｉｂ?问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喝，进口之后，才发觉不对，因为只有尿味儿，绝无酒香！
梁的夫人陈秀惠，后来也到东京。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且.如其名：秀而且惠，忠厚和善，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和英子小姐一见如故，相处得特别融洽。
这次上海相见，两家人家走动得特勤，自在意料之中。
陈秀惠有一胞弟，自幼出家，后来在上海延安西路由福州人圆瑛法师当主持的圆明讲堂修行，法号明旸。圆瑛法师圆寂以后，就由明旸主持，在上海也是一位宗教界的知名人物。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 6d77." >海临解放之前，大小官员们纷纷逃往台湾。池步洲自问一生历史不但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军撤退台.湾。这一时期，上海局势混乱，市面萧条，人心惶惶。梁孝志倒很积极，马路上经常看到“梁孝志先生定于×月×日在×地演讲”之类的海报。他不是共产党员，在留学的时候，基本上也属于不问政治的一派，他的演讲，估计不外乎是呼吁民主、要求自由这?９９lｉｂ?一类内容。
三、日月改换，人心思定
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即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接收原上海的各机关单位。池步洲所在的合作金库，属于金融系统，尽管大头目们已经逃往台湾，但是中下层的员工也还不少。解放军来了，如何接收，旧有员工是否继续留用，谁也不知道，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候，池步洲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馀庆坊26号合作金库的员工宿舍内。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住宅，楼上住着的锺先生一家，楼下住着的刘先生、朱先生和池步洲共三家，都是合作金库的同事。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特别是四家的太太们，都是家庭主妇，先生们上班去了，四位主妇在家里操持完家务，免不了要互相走动，因此来往得更加密切。白须宾来中国已经十几年，汉语学得相当不错，不但会讲四川话、上海话，讲起“国语”来，比池步洲那带有福建腔的“蓝青官话”还要强上几分。在这几位太太中间，他跟刘太太的关系最好。这一者因为池、刘两家是紧邻，见面的机会多，二者刘太太不但长得漂亮可爱，性格也温和敦厚，善于言辞，跟白须宾最合得来，所以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
解放军进入上海，睡马路，吃干粮，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但不住民房，连喝水都不打搅老百姓的。这在那个兵就是匪的年代，老百姓看惯了竖眉立目、蛮不讲理的中央军，突然见到这样规矩的子弟兵，简直都愣了。于是“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谎言不攻自破，解放军的威信很快建立起来。军管会通过广播电台号召各行各业各安生计，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工人照常上工，各机关单位的职员，要保护好文书档案，等待军管会派人来接管。在这样的前提下，池步洲他们邻居几个也都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就一起到金库去上班。
中央合作金库是个大单位，军管会派来军代表接管之前，由驻军派兵暂时看守，一切业务全部停顿，所有仓库全部贴上封条，全体人员上班，除了听一个干部说几句“要提高警惕，防火防盗，保护好国家财产；要遵守法令，等待军管会接管”之类安定人心的话头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大家最最关心的是否继续留用的问题，则要等军代表到来之后才能决定。
池步洲的三位邻居回到家里，一个藏书网个面孔全都拉得老长，惹得太太们也满腹狐疑，见丈夫心情不好，又不敢问，只好互相打听消息，焦急不安。刘太太到白须宾房里来串门，见池步洲依旧有说有笑，就问解放军接管了合作金库，对原有人员，究竟作何处置。池步洲自以为是地侃侃而谈：“古往今来，改朝换代，对做官的来说，当然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上自宰相阁辅，下至府州县官，统统都要撤换。但是对于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不管谁坐天下，总还是要雇佣一批办事的人来替他们干活儿的。何况共产党内大老粗多，缺的就是知识分子，如今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人心又都向着共产党，全国解放，只是早晚间事，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一旦全国解放，百废待兴，各项建设，纷纷上马，只怕现有的几个知识分子还不够用呢？咱们一不是反动派，二不是贪官污吏，三不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家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即便合作金库没有了，别的单位也要用人的，何愁会失业饿饭？”一席话，说得刘太太也开朗起来，高兴而去。
池步洲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跟刘太太说：我是留日学生，身有一技之长，抗战期间又是毁家回国共赴国难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在抗日战争中破译日本密电码成功，对抗战胜利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共产党既然志在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必然都是爱国人士无疑，对我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唯恐太晚，怎么可能排斥我、不用我呢？
六月十九日，军管会派到合作金库的军代表终于到任。谁都没有想到，来的是一位中年女同志，穿一身布军装，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大家全都心悦诚服。她召集大家讲话，首先宣布：根据政策，凡是金融系统的原有人员，除有不法行为者外，原则上一律留用，要大家安心工作，努力学习，赶上形势，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等等。大家听了，十分欣慰，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的心情为之一扫。纷纷议论，共产党到底是中国人民的精英组成，站得高，看得远，从国家需要出发，不像国民党，用人唯亲，没有亲友关系的，换一个头头就要担心卷铺盖。既然共产党这样看得起我们，我们唯有听从党的安排，努力工作，以报答党的“知遇之恩”。
池步洲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得知妻子已经临产，由刘太太送进了医院。急忙赶到医院，第五个孩子已经出世，是一个白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皆大欢喜。
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的机构撤销了，对外业务完全停顿，系统划规中国人民银行管辖，目前主要工作是理财产，人员则等待重新分配。池步洲原来经管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事宜，现在这一业务停顿，把密码本子往上一交，就等待分配工作了。每天上班，除了跟大家一起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之外，根本没有事情可做。但是每月却可以领到二百五十个“折实工资单位”，一家大小，生活基本安定。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金融已经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中央银行玩弄“币制改革”的把戏，废除法币，推出号称“金本位”的金元券。但是曾几何时，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还快，物价继续上涨，金元券完全失去了信用，在市场上已经不再流通，大宗交易，一般都以黄金、白银结算，小宗买卖，则用大米结算，几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藏书网上古时代。解放以后，虽然也用人民币作为流通货币，但为了稳定人们对纸币的不信任情绪，发放工资，不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而推出一种以实物为基础、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叫做“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
“折实单位”于一九四九年春首先在天津推出，一个折实单位等于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总和。折实牌价由人民银行每天挂牌公布。天津的每个折实单位，包含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前五天平均价格。后.９9lｉb.
作，一天偶然在报上看见王忻堂大律师受聘担任某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就按址找上门去。老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夕池步洲兄弟仓促离沪时暂时存在他家的几箱书籍和杂物，虽然他在战乱中也曾经数次辗转搬迁，但都保存完好，可见其为人之忠厚。自此两家经常过从，交谊弥笃。
池步洲遭到遣散，有三个月的遣散费，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是限期迁出宿舍，无处可去，实为燃眉之急。走投无路中，想起王忻堂家就在北四川路底，相距不远，即就近拜访，共商对策。
两人见面，池步洲一提即将无家可归的窘况，王忻堂即慷慨地表示：他在郊区置有一别墅，名叫“忻忻花园”，只有他母亲一人独居，有四五间房间空着，如果不嫌荒僻，欢迎搬过去住，不收分文。仔细一问地点，虽说是郊区，其实离北四川路底并不太远。池步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哪还计较离市中心的远近？当即再三称谢。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第一次得到了证明。
忻忻花园是一座郊区别墅式的花园洋房，除屋前的花圃之外，房后还有相当开阔的空地。王老太太是个勤俭慈祥的老人，种了许多蔬菜，黄瓜、茄子、丝瓜、豆角、西红柿之类，应有尽有。老太太一个人吃既吃不完，又不拿去卖，就让池步洲一家只管任意取食。菜蔬问题，也这样部分解决了。
离忻忻花园不远，就有一所中学，而且可以住读。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日本，已经十四周岁，就送到这所中学去住读。
忻忻花园有相当高的围墙。时届九?９9ｌiｂ?月，上海的天气，还相当炎热，每天吃过晚饭，不是全家大小都坐在围墙里面纳凉，就是池步洲带领几个孩子到围墙外面去散步。围墙外面，好大一片都是无人耕耘的荒地，估计是已经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却还没有开发建造的房基。池步洲心想：眼下住房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家里食指繁多，有出无进，尽管已经相当节省，蔬菜也可以从王老太太的菜地上免费取食，粮食却不能不买。工作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报上没有招聘的广告，即便有用人单位，也难以自荐。看起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也99lｉb?不是有本事就有饭吃，缺乏强有力的亲友引见，依旧不得其门而入。等到三个月的遣散费全都吃光用光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反复琢磨，觉得别的困难都容易克服，独有这一日三餐是无法减省的。为免一家饿饭，池步洲再一次发了书呆子气：共产党不是最喜欢劳动人民、不喜欢高级知识分子么？我从今之后不当高级知识分子了，决心当农民，即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也可以来一个生产自救，自耕自食。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说不上身强力壮，但自小受苦出身，也种过田，比起别人来，还不算太外行。
忻忻花园里各种农具齐全，倒不用购买。于是每天早起，就到围墙外面去除草、翻地，种上白薯，挑水浇灌，尽管隔墙就是家，却也像煞有介事地连中午饭都叫妻子送到“地头”来吃，饭后继续劳作。他自己从小就是吃白薯长大的，如今要老婆孩子们都来继承这一光荣传统了。
六、不速之客，突然光临
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逃往广州、台湾，欺负共产党没有空军，地面防空力量也十分薄弱，因此经常派飞机到上海市区来低空盘旋，狂轰滥炸之外，还散发传单，内容无非宣扬“国军不日发起反攻，即将卷土重来”，要求居民不听共产党的话，不与共产党合作等等。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借此大做文章，蛊惑人心，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国民党要回上海过中秋”啦，“蒋介石要回南京过国庆（指十月十日）”啦，说得有鼻子有眼儿，闹得上海人人心惶惶，信以为真者有之，将信将疑者也有之。
九月底的一天，突然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找到了忻忻花园来，颇令池步洲感到意外。自从一九四七年秋池步洲经陈固亭介绍去研究破译日军密电码那一天起，就跟这个李直峰打交道，是他研究破译密电码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顶头上司。十几年来，两人虽然也有一些日子不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却始终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彼此可谓十分了解。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以后，这个李直峰却忽然间不见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当时还真为他的生死?9９liｂ?命运担心。因为他去过延安，戴笠的亲信魏大铭就怀疑他不是通共就是亲共。抗战结束，转入内战，国共两党的矛盾直线上升，这个与共产党有扯不清关系的嫌疑犯，是不是被军统局抓起来了呢？
今天多年的故交突然来访，尽管池步洲已经失业，处境尴尬，也依旧热情接待。谈话中问起他：这几年都到哪里去了？如今在做什么工作？我僻处荒郊，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却吞吞吐吐，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问他登门造访，有何指教，又说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是路过这里，顺道拜访，探听近况。如果换个别人，也许早就看出点儿名堂来了：此人是中统局的骨干，又与共产党有些来往，如今突然出现，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但是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城府不深，只知待人.以诚，从不随便怀疑别人，见李直峰不作正面回答，以为人家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追问，更不会因此提高警惕，慎言慎行。
两人过去未来地聊了一阵，渐渐聊到了时局上来，池步洲说起国民藏书网党的飞机常来轰炸，看样子确实想要发起反攻，中国时局，一时间还难以平静。李直峰听了，“嗯嗯”两声，未置可否。略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池步洲也只把这次见面看作是偶然的际会，并不在意。
没有想到八年之后，方才揭开了李直峰这次来访之谜。这个人，本来是阎锡山手下的密电码专家，后来当了杨虎城将军的侍从室主任，“西安事变”中负责与延安联络，很得周恩来的赏识，秘密入党后，奉周恩来的命令打入国民党中统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抗战胜利，李直峰怕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在国民党这一面消失了，在共产党那一面bbr>..出现了，做的依旧是破译密电码工作。这一次到上海来，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要网罗一批对破译密电码有研究的人才，到北京去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网罗人才，特别是这一类“秘密工作”的人才，入选标准是很高的，对共产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的人，当然不能用。池步洲偶然提起蒋介石要发起反攻，不但事实就是如此，也是当时上海一般人的共同看法，并不可怪，但是李直峰凭他过人的嗅觉，却认定池步洲思想落后，对蒋介石还有幻想，不堪付此重任，于是下面的话，就一句也不提起了。他“不得已而求其次”，把当年军技室的破译密电码专门人才丁绪曾和杨肆带走复命，就算完成了任务。
池步洲在失业期间没能被李直峰所网罗，看起来，似乎是一大损失，其实不过是异途同归，即便到了北京，运动一来，依旧要进监狱的。八年之后，池步洲在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邂逅丁绪曾和杨肆，方才知道李直峰的真正身份，而且得知丁、杨二人就是当年被李直峰物色到北京去从事破译密电工作的“合格人选”。但是运动一来，照样被捕，照样劳改。——这是后话，这里先提一笔，后文再叙。
七、巧上加巧，绝处逢生
李直峰走后没几天，就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当时还没有电视，大家只能从无线电广播中收听那庄严盛大热烈欢快的场面。接着各大报纸上纷纷刊登各种各类名人表示拥护的讲话、各级地方政府政策性的表态文章，都提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或“妥善安置，新中国绝不允许饿死一个人”这些话，特别是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讲话中，再三强调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百万知识分子，新中国全都包下来”这句话。池步洲觉得自己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自应列入“包下来”的范围之内，就动了要到军管会人事处“挂个号”的心思。
十月上旬的一天，池步洲为了安排工作的事情，从郊区来到市中心，想到军管会人事处去问问，意外地在外滩碰见了许久未来往的留日同乡同学何孝纯。两人立谈片刻，据他说，军管会人事处处长姚耐，也是当年东京的福州籍留学生，与他关系比较好，所以上海一解放，通过姚耐的帮助，他已经安置了工作。他让池步洲也去找姚耐解决工作问题。不过这个人办事比较小心，他只让池步洲自己去找，尽管当时他们就离军管会不远，他也不说一句“我带你去”这样的话。
何孝纯是福建名士何公敢的侄儿，当年在日本，为人性格爽直，略有傲气，在同乡同学中比较随和，人缘儿不错，思想上同情革命，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他跟姚耐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一解放，就通过这个关系安置了工作。不过像他这样“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命运并不比池步洲好，后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竟遭了三十几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二年方才得到平反。
姚耐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池步洲正在留学生监督..处负责新生入学事宜。当时姚耐因为证件不全，发生了麻烦，是池步洲帮他解决后方才“顺利入学”的，从此与池步洲经常来往，但他不能算是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一分子。他既不在东中野居住，也不参加“沙龙”的活动，跟别人也很少来往。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的各种集会都不参加，当时大家都说他孤僻，实际上可能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七·七”事变后他何时离开日本，没跟任何人商量，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池步洲听说姚耐就在军管会当人事处处长，想起当年在东京的时候，两人关系也还可以，就听从了何孝纯的劝告，到传达室以“老友”的身份填了一张会客单，指名要见姚耐。
门卫用电话联系以后，就把池步洲带进了人事处，只见姚耐穿一身布军装，满面胡须，瘦高个子，目光炯炯，精神很好，当年留学时期的音容笑貌，依稀犹在。但如果不是登门造访，而是在马路上相遇，单凭相貌，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来的了藏书网。
这一次意外的相遇，姚耐并没有忘记昔日的情谊。一见池步洲，就站起来紧紧握手，用福州话说：“多年不见，你变多了，几乎认不出你来了。”池步洲说起自己的经历，特别提起已经被银行系统作为“高级职员”遣散，目前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的处境。姚耐说：现官不如现管，合作金库既然已经合并到人民银行，这事儿还是要通过人民银行的军代表才能解决。当即就给人民银行军代表罗俊写了一封信，要池步洲直接去联系，如果还有问题，再回来找他解决。池步洲见他很忙，不便多所打搅，就告辞出来。姚耐送他到大门口，握手道别。当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即将下班，尽管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在附近，池步洲一者觉得天色太晚了，不便再去打搅人家，二者想到自己已经被遣散，再要重新录用，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估计希望很小，虽然有姚耐写的介绍信，也不过姑妄一试，而且一定颇费口舌。考虑再三，只好暂且回家。
第二天上午，池步洲拿着姚耐的介绍信，到人民银行去找军代表罗俊。
到了银行，通过传达室把姚耐的介绍信送了进去，不久就传出话来：请到办公室说话。罗俊一见池步洲，立刻就站起来，热烈握手，请坐交谈，十分热情。池步洲一生最不善于“见官”，在大官面前说话就拘谨。罗俊既然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军代表，其为“大官”，当不用怀疑，因此罗俊问一句他答一句，多一个字也不说。罗俊见他如此，满面堆笑地说：“池先生，难道你忘记了？咱们是老朋友哇！”
这话又使池步洲如堕五里雾中，心想：我哪里有当解放军的老朋友哇？姚耐也没说罗俊是日本留学回来的呀？正迟疑间，罗俊又提醒说：“一九四零年，陈固亭带我到你观音岩下的‘蔼庐’住所拜访，还叨扰过你一顿丰盛的午餐呢，难道你都忘记了？”
经罗俊这样一点明，池步洲方才想了起来：世界可真小，这个罗俊，果然是池步洲的老相识。
一九三九年三月，池步洲单枪匹马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电码以后，名噪一时，也曾经写信给在西安的陈固亭报捷，比较详细地谈了破译经过。他也回信热烈祝贺。一九四零春季，陈固亭因公从西安到重庆，在一个星期天，带了一个叫罗俊的朋友到池步洲家里来，据说是重庆农民银行副经理。池步洲虽然与他素不相识，因是陈固亭带来的人，也就备了酒席，热情招待。席间欢声笑语，无话不谈。罗俊似乎对池步洲破译日文密电码一事很感兴趣，频频发问，池步洲既然视他们两个为“自己人”，也就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连破译的关键所在也不保留。后来罗俊自己找上门来，还在池步洲家住过几天。看样子，当时陈固亭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们两个，都在客观上起了提供情报和掩护的作用。
人的大脑，结构十分奇特。有的人记忆力强得出奇，古代能把四书五经全文背下来的人，数量众多；有的人记忆力只在某一方面显示特强，而在另一方面却特弱。池步洲就属于后一种人：他在记忆公式、数字方面能力特强，一般人很难记住的数字，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对于记人的面孔、姓名，却属于“特弱”者一类。许多原本很熟悉的人，几年不见，不是把人家的姓名忘了，就是连面孔也忘了。罗俊与他不过一面之交，况又事隔九年，连姓名带面孔全都忘得干干净净，对他来说，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罗俊笑眯眯地继续说：“我是来接管中央银行的，后来原合作金库系统也划归人民银行管辖，我从遣散人员名单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就想过要把你找回来。我对你的历史不说了如指掌，也基本了解，知道你是个纯技术人员，从不参加政治活动，抗战中为国家立过大功，胜利以后反对内战，退出了军政系统，回家务农，后来在金融界工作。你没有跟蒋介石到台湾去，就证明你是个爱国人士，属于统战的对象。根据中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共产党一定会用你的。不过你已经被遣散，要回到本系统工作，必须经过党委讨论以后才能决定。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的，即便因为遣散政策的关系本系统不便于安插，我也会把你介绍到别的系统去妥善安置。你尽管放下顾虑和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包袱，耐心等待我的通知。”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心花怒放，频频点头，连连道谢。
池步洲回到家里，因为忘了抄来姚耐的电话，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详细汇报与罗俊谈话的经过，并且告知与罗俊在重庆的那一段交往。
一等等了两个多星期，罗俊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池步洲不便于去催，又写了一封信给姚耐，请姚耐从侧面再催一下。
没过几天，人民银行人事部门的通知终于到了，通知池步洲于十一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储蓄部报到上班。
得到这一消息，阖家欢乐，不可名状。
池步洲被遣散又被召还，出于三“巧”：一巧在外滩与何孝纯相遇，二巧在军管会与姚耐相遇，三巧在人民银行与罗俊相遇。多年不见的老友，相继出现，巧上加巧，这就是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的第二次体现。
事后姚耐告诉池步洲说：军管会遣散一大批银行界的高级职员，有经验、有能力的人大都走了，业务上不免捉襟见肘，难以开展，不得已，领导班子中有人提出不妨选择一批比较忠诚可靠的遣散人员回来工作，但还在酝酿阶段，并未形成决议。恰巧这时候池步洲找上门去，姚、罗二人就把池步洲作为第一个召还人员往上报。上级党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意见不一，经姚、罗二人力争，方才通过。所以池步洲是最早获准召还的遣散人员。后来虽然还有人陆续被召还，但大都先经过一年半载的学习，才分配工作的。
如此说来，三巧之上，还应该再加一巧！
工资有继，用不着节衣缩食了。白须宾给池步洲定了一磅牛奶，用来补养身子。她总念念不忘内江那个看相先生说的话：四十四岁有大难。如今国泰民安，生活有着，还会有什么大难？最多不过是生场大病罢了。如果身体补养好了，到了明年，就可以什么病也不生，这场大难，不就可以脱过去了么？
一、高级职员，变办事员
一九四bbr>藏书网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交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池步洲恢复工作以后，偶然得知俞鸿谟的近况，到海燕书店去看望他。谈起前一时期“几乎失业”的经过，俞鸿谟说：他书店里正要用人，如果当时去找他，也许就不用到军管会去求姚耐了。接着又说他书店里正在编辑出版一部世界文学家传记，依旧需要翻译方面的人手，问池步洲能否在业余时间帮他翻译点儿资料。池步洲满口答应。俞鸿谟就抱出十几本日文版的精装书来，里面有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传，请池步洲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按译文字数计酬。
从此，池步洲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到海燕书店去一次，送去译稿，取回稿费。累计起来，每月大约也能收入七八十个折实单位。这在解放初期，就已经超过“不无藏书网小补”的范畴了。有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恰逢月底，无钱办招待，去向俞鸿谟预支若干稿费，他也从来不加驳回。有这一笔“额外收入”，池步洲一家七口，生活还算过得下去。
俞鸿谟待人诚恳，事业心强，办书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惜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也因与夏衍关系密切频频被批斗无法忍受愤而自杀了。
二、粉墨登场，新事新办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设在外滩的藏书网一座大楼内。经理张茂成，是解放军干部，年纪还不到三十岁，穿一身布军装，讲话和气，待人亲切。两个副经理都是留用人员，一个叫王惟中，本是个大学教授；另一个不久就被捕，当时并没有公开被捕原因，所以谁也不知道底细。此外还有正副两位党委书记：正书记姓马，资格老，年纪大，文化低，不善言辞，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含笑，平易近人。副书记姓陆，与马书记恰恰相反：资格浅，年纪轻，文化高，善于言辞，是个白面书生。经理、书记下面，设有人事、保卫、储蓄等若干个科股，科股长有的是解放军干部，有的是留用人员。储蓄科科长姓陈，副科长姓潘，科内还有一个股长姓汪，就都是留用人员。要论原来的地位，池步洲比他们都高。通过一遣散一召还，高级职员变成了低级职员，地位反而在科员之下了。
池步洲这个办事员，实际上是个文字秘书，不仅科内有关储蓄方面的章程及宣传品要他来草拟，就是部内开会，首长的讲话，也由他来记录。有一次开会，马书记讲话，讲得结结巴巴，缺乏条理。会后整理成文，发在人民银行的内部通报上。马书记看了，十分赞赏，对张经理说：“这是谁记录的？比我讲的好得多了。”
其实，池步洲生平最怕的就是做记录，因为他手耳不能并用，不能边听边记。科长让他做记录，他又不能不答应。结果是马书记的话讲完了，他的记录本上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马书记讲话，也是认真地听了的，根据记忆，“笔述”出来，好像根据首长的授意做文章一般，行文布局，可就简洁流畅而有条理了。从此池步洲不但落下了个“储蓄部一支笔”的雅号，每次部里开会，记录一席，也非他莫属。至于他的记录都是怎么记下来的，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了。
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刚刚公开，各机关单位都有团组织，与党、政、工会共为四大支柱之一。青年们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不但响应上级号召，带头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满口新名词，一脸进步相。年轻人思想简单，接受新事物快，要求积极进步，当然无可厚非。那时候的青年积极分子，主要在工作、学习方面表现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一切业余活动如文娱、宣传、体育、卫生包括大扫除、刷墙壁等等，都积极带头，走在前面，还没有出现专门整人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党团组织也经常教育他们要与留用人员搞好团结，因此他们在部内都是受人尊敬的。
有一个叫吴天敏的山东姑娘，就是青年积极分子中的佼佼者。她不但工作积极，学习努力，而且漂亮文静，态度和蔼，不论大会小会，她都带头发言，口齿清晰，有条有理，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是部内未婚男士的追求对象。
解放初期的上海机关里，单凭穿着服装，就能够判断每个人的身份：穿布军装的，当然是解放军干部；西装笔挺的，不用问都是留用人员；而穿人民装、列宁装的，则一定是新进人员，或者是留用人员中自愿改造自己的的积极分子。风气所及，人民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服终于逐渐退出潮流。
在储蓄部里，有一项并无明文规定的例会，多则几个星期、少则一两个星期，必定召开一次。开会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干部轮流到会，只带耳朵和纸笔，不带嘴巴，虚心听取并记录群众的意见，不许当场反驳或解释。这种会议，开头几次留用人员是不敢发言的，一般都由解放军中来的小干部发难，新进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响应，最后才有胆大的留用人员提几条不关痛痒的意见凑凑热闹。正是这种“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把池步洲这个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给感动得热泪盈眶又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领导干部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比起封建时代的从谏如流来，无论周公的三吐哺还是唐太宗容忍魏徵的直言，都无法比拟。再联系到银行系统印发的内部通报，用的都是前中央银行废旧印刷品的背面，按照古人所云“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确认古往今来再也没有一个政党像共产党这样想人民之所想，因此相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中国，振兴中华。
解放初期，提倡“一面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幸福的明天”，把“苏联老大哥”的地位捧得很高，把“苏联专家”奉若神明。为援助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苏联顾问”成批而来。他们趾高气扬，“不学有术”，待遇特高，脾气极大，对待中国专家，往往暴跳如雷，蛮不讲理。中苏专家之间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按照“一面倒”的处理原则，大板总是打在中国专家的屁股上，因此后来中国专家干脆不再出面争执，任凭苏联专家独断独行，以致闹出许多笑话。
上海人民银行储蓄部倒是没有苏联专家，仅为业务需要而从苏联进口一批财会办公器械，如手摇计算机、电动计算机、英文打字机、俄文打字机等等，而且一律用美元结算。苏联机器有两个特点，一是粗糙笨重，二是价格昂贵。同样的机器，如果买美国货或者日本货，不但机器精巧，价格大约能便宜一半儿左右。此事在留用人员中早就有人议论，只是不敢公开提出来而已。
池步洲是个头脑简单的书呆子，出于对共产党的一片热忱，发扬“主人翁”的积极精神，把这个大家都有意见的问题，拿到每月召开一两次的“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当众向领导提出，认为买苏联机器不合算，浪费了外汇，建议改从香港进口质优价廉的美国货或日本货，以节省宝贵的外汇，用于更需要外汇的建设项目。
这一建议，如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在“破坏中苏关系”的大帽子底下，划为极右分子是跑不了的；如果再晚一年，在“大跃进”中提出，那么“勾结美帝国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反革命”的帽子立刻就带上了。解放初期，对待留用人员的政策比较“宽松”，倒是没有立刻就扣上帽子。按照“领导干部听取群众意见会”的立会原则，任何意见都是只许听不许解释的。但是这一意见不是对哪一位领导干部而发，而是对“一面倒”政策而发，因此“流毒”必须肃清，“恶劣影响”必须消除。所采取的办法，则是召开大会，由党组织出面“说清楚”。
大会上，先由不善辞令的马书记简单致词，说明召开这个大会的原因和目的，然后由能言善辩的陆副书记登台讲话。他首先泛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及前者必然取代后者的客观规律，接着描述苏联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对比，又比较具体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劳动人民身受残酷剥削过着非人生活、资产阶级用剥削所得穷极奢侈地过着腐化的生活，特别联系到美帝国主义对北朝鲜的穷兵黩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扩张侵略，等等。说得慷慨激昂，人人为之动容。
讲完了国内外形势，接着谈银行内部某些人的“糊涂思想”，也就是进口苏联机器不进口美国机器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苏联机器之所以贵于美国机器，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厂是国家的，工人是主人翁，不受剥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所以工资高，造出来的机器成本高，卖出来的价格当然也高。这个道理，大家难道还不理解吗？美国的工厂，是资本家的，工人是奴隶，身受残酷剥削，剩余价值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工人的工资低得很，生产出来的机器，卖价当然就低了……
“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工人是阶级弟兄。买苏联的机器，让苏联多赚点儿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买美国机器，等于让资本家多赚钱。助纣为虐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干的。多花点儿钱买苏联机器，这钱好歹落在自己兄弟国家手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难道真不懂吗？这点儿国际主义精神，你们难道就没有吗？”
大家听了这一篇妙不可言的高论，方才恍然大悟，连说：“原来如此！”“有理，有理！”大有“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死脑筋们”也开了窍，豁然开朗了。从此关于购买苏联货不合算的话头，再也没人提起了。
解放军进城，突然接收无数机关、团体、企业，要养活许多留用人员和自己的大小干部，实非易事。解放军这一次进上海，与当年进延安或进驻广大农村不一样，绝不是依靠开荒、收税图一个军民有饭吃有衣穿就算尽了财政之责。上海这个地方，由帝国主义、国民党、黑社会共同经营了几十年，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都市，一向被称为是“冒险家的乐园”，真是经纬万端，头绪纷繁。如何闯过经济这一关，实在是共产党能不能久占上海的关键所在。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确实艰苦朴素，清廉无比，深得人心。老百姓刚从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统治底下解放出来，两相对比，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经济问题自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心的向背为转移。解放前的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老百姓深受其害，心有余悸，对纸币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来了，用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可免物价涨落生活无着之苦，使物价趋于稳定，解除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通货膨胀，对纸币的不信任感也逐渐消失。这是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一大胜利。但是财政之道，必须使货币回笼，方能保持收支平衡、保证币值稳定；而货币回笼之道，除税收及国营企业利润上交之外，鼓励人民储蓄，也是重要手段之一。
人民银行设储蓄部，顾名思义，如何增加人民储蓄，当是其职责所在。池步洲进入储蓄部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经留用人员中富有经验的高级职员研究讨论后，建议发行有奖储蓄，分整存定期和零存定期两种，既有比活期存款较高的利息，又有中奖获得巨款的希望，颇具吸引力。这一建议经报请上级批准以后，终于付诸实行。
池步洲既然是储蓄部的“一支笔”，则所有实施办法与宣传材料当然都由他执笔起草，自不待言。有奖储蓄券发行之后，储蓄部人员全体出动，或作街头宣传，或摆摊销售，收效颇高，不久全国各大城市即相继仿效，成为主要储蓄品种之一。
但是不久之后，有奖储蓄又取消了。理由呢，主要是说抽签中奖的做法，近似于赌博，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拍、不协调，更不能鼓励、培养人民bbr>.群众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云云。
三、抗美援朝，长子参军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北朝鲜；九月十五日，又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北朝鲜仁川登陆，把.单位组织上的名义到公安局去查询过池步洲的案情和处理结果，但是公安局答复得很干脆：镇反运动中逮捕的人，统一由军管会镇反办公室处理，原单位只要除名就可以，不必过问。当然，如果他能够亲自出马，通过更高的层次，当然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但他与池步洲的交情没有那么深，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怕的也是“旧关系”扯不清。解放前后，都有不少地下工作者为了“说不清楚”而进了牢房的。因此，罗俊既不敢也犯不着来“强出头”。今天得知池步洲的下落，能立即赶来探监，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很不简单了。
罗俊对于池步洲的历史，知道一些，但不是那么详细。听说池步洲已经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当然不会去找军?管会要求复查，只是冠冕堂皇地说两句鼓励的话，希望他彻底放下包袱，争取提前释放；同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尽力帮助。
池步洲颇有自知之明，懂得在“四·二七大逮捕”的特殊环境下，不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的日子，像他这种牵涉到“中统特务”的案件，要争取提前释放，谈何容易！至于困难嘛，已经麻烦人家，领了人家“额外照顾”的情了，还有什么理由要人家再照顾呢？所以也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知道这个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特别是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认识不少中统、军统里面的头头脑脑儿，正想拿他当“活字典”，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绝密材料”。在这种事情面前，共产党有时候也会适当让步的，何况他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绝不会是“反动书籍”或“秘密联络图”，再说，狱卒们不认识的字，人民银行里可不乏高人，送出之前，当然是早就检查过了的。
这时候“镇压反革命”运动还没有宣布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进行得如火如荼，到处大张旗鼓地反贪污浪费、反行贿受贿，监狱里关进了一批“大老虎”，再次人满为患，犯人们每天只许盘腿坐着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交头接耳，更不许看书。只有这个已经结案了的犯人池步洲，算是唯一的例外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看书，而且是外文书。
三、监内需要，监内消化
法制健全的国家，未决犯和已决犯是有分别的。未决犯一般关押在看守所，又分嫌疑犯和非嫌疑犯两类。嫌疑犯属于传讯性质，扣押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非嫌疑犯指的是证据确凿、无须甄别、已经宣布逮捕但还没有判定刑期的犯人。看守所属于法院系统。一经判刑，成为已决犯，犯人就移交给监狱。监狱是执行机关，与法院是两个系统。
上海解放之初，还没有法院。法院是在三反五反结束以后在“三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池步洲从被捕到判刑，都由军管会处理。当时没有看守所的机构，未决犯不是关在分局拘留所，就是关在监狱里，但狱方对这些未决犯没有支配权。一旦定了刑期，犯人就交给了监狱。当时的监狱归公安局劳改处管辖，对内称“第一劳改大队”。与监狱并行的，还有许多劳改单位，或在郊区、或在外县、或在外省，对外或许称为某某工厂、某某农场，对内则一律编为“第×劳改大队”。这些劳改单位的犯人，名义上都由劳改工作处分配，实际上都由监狱输送。特别是上海，监狱长就是劳改处副处长。现在劳改处已经改为劳改局，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右边一块是“上海市劳改局”；左面一块是“上海市监狱”，..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码子事儿。
分配犯人的原则，第一是“对口”，例如学工业的分配到工厂，学农业的分配到农场；第二是根据刑期，例如五年以内的一般都分在近郊或邻县，如崇明县或大丰县的劳改农场；五年以上的，分到苏北的一些劳改农场，或到安徽去修淮河；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的，为防他们铤而走险，一般都放在难于逃跑的地方例如劳改工厂或青海、新疆等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后还有一条：既然犯人的去向都由监狱分配，监狱内部的工厂，必然挑选自己最需要的犯人，或膀大腰圆的，身大力不亏；或有一技之长，可以对生产有所改进。不说这是“本位主义”，至少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池步洲被判刑以后，档案移交到了监狱。狱方见他是日本留学生，学的又是电气工程和经济，就把他作为人才留下自用了。这一来，对池步洲来说，倒是“得沐恩泽”矣。
提篮桥监狱解放前即设有一座板箱厂，供犯人劳动。当时是“有偿劳动”，犯人在押期间，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劳动，按劳取酬，收入归己；同时也可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出狱之后可以自立。这座板箱厂规模并不大，只有几台锯木机，实际上只是个锯板厂，拢共不过一百多人。但是劳动强度比较大，要把相当粗大的木头锯成木板，按一定规格打成捆，运到外面工厂去钉成箱子。所有的工序，从搬运到上机锯板，都需要强劳动力，文弱书生是根本干不了这一行的。
池步洲在监狱十个月，从老犯人和送饭的刑事犯口中，早已经知道犯人判?9９lib.刑以后的去向。没有想到的是：接见之后没几天，狱卒挨着监房喊号，凡是喊到的，立刻收拾行李，被带到一座大楼前面集合。池步洲也在被喊之列。他知道，转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这一拨犯人，人数不多，但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池步洲这样文质彬彬的，好像不多。楼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个穿人民装的人。他们头发光滑，面颊红润，与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囚犯们显然有人鬼之别。先由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讲话，语气缓和，略带笑意，跟牢房里面见惯了的狱卒们的脸色大不一样，大意说：你们都是有..罪的人，现在政府宽大处理，给予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都到本监的板箱厂。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政府的照顾，好好儿劳动，改过自新，自会有光明的出路。接着指指旁边那个人：这就是板箱厂的王管理员，你们这一批人，怎么干活儿，以后都由他安排。说完，就走了。
下面就由王管理员讲话。他身材中等，面目和善，嘴巴略大，声音洪亮，讲话不带“干部腔”。后来才知道他是监狱板箱厂的留用人员。他介绍了板箱厂的设备、任务、规章制度、作息时间等等，并说怎么干活儿，有“老师傅”带领指导，很快就可以学会，不要担心。不过锯板机的操作危险性很大，稍不注意，就要负伤，希望大家千万注意。随即点名——当然是喊号码，并宣布今天不进车间，主要是安排住宿，大家把铺盖行李搬进新监房去，每间监房门口都已经写明了各人的号码。
已决犯和未决犯的待遇就是不同：第一，监房每两人一间，比较大的三人一间；第二，吃饭不定量，吃多少各人自定，不许浪费，菜蔬也比较丰富；第三，可以理发、洗澡，当然是剃光头.９９ｌｉｂ.，澡堂子里也跟煮饺子差不多。不过就此三项，就足够让未决犯们眼红的了。
第二天，王管理员把大家集合起来，点名后分配工作，指定工种，分别由老师傅带进锯木车间开始上岗。车间就在监房的底层，上下班根本用不着走出楼外一步。所有的人一个个地都走了，场上只剩下池步洲一个，最后王管理员指着他说：“2444号，你跟我来！”
池步 6d32." >洲不知道要让他干什么，跟着王管理员走。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昨天先讲话的那个干部，估计不是厂长就是车间主任，只听他说：“你是留学生，有知识。现在派你到车间去当统计员，另外再给你配两名助手。你要好好儿干。”
谈话结束，王管理员把他带进锯木车间，指着靠窗的一张大四方桌说：“你就坐在这里工作。”
这一突如其来的分配，不但池步洲本人感到意外，连所有的犯人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他被留在监狱板箱厂里劳动，正为自己身弱力薄不知能干什么而犯愁呢，如今叫他依旧耍笔杆子，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感到幸运，也不害怕了。
事后得知，监狱板箱厂的进料数和出板数，一直来是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最近狱方计划扩大锯木和制箱业务，决心建立并加强统计、会计、核算制度，以便得知成本、收益、损耗、盈亏等等数字，随时接受上级审查。
配给池步洲的两个助手，一个姓陈的管会计，一个姓王的管庶务。姓陈的个子矮小，嘴尖面白，交通大学毕业，是个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犯，能说会道，一副精明相；姓王的个子高大，不善言词，是个只判两年徒刑的刑事犯，看上去还忠厚。
监狱板箱厂的一百多个犯人中，池步洲一个也不认识，竟没有一个是同过监房的。他们大都在上海有家室，年龄以二三十岁的居多，刑期大都在十年上下，有少数几个死缓，文化程度以中小学为多，像池步洲这样的留学生和姓陈的大学生，全厂不过这一两个。判刑以前的职业，则党、政、军、工、商、学、地痞、流氓、赌棍儿、“白相人”……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济济一堂，可以说是集社会各阶层之大成了。
四、初进车间，立功得奖
锯木车间的任务，是把一根根粗大的松木从外面的贮木场上扛进来，装进锯木机，对准位置，开动机器，用人力推动原木，通过电动的带锯，切成木板。操作过程是：先削去边皮，按规定的厚度开出一块块原板，直到另一边皮为止。然后再把开出来的长板条削去两边的边皮，锯成整齐的长板，再按规定长度切成一块块箱板，运到钉箱车间去，按客户要求钉成各种规格的包装用箱。
所有以上活茬儿，没有一项不是要用大力气的。不说木材、木板运进运出了，就是负责清扫木屑的杂工，也是一会儿不得闲。机器一开动起来，人跟着机器转，流水作业，不容间断，实际上是“流汗作业”，个个都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不到休息时间，谁敢松懈一下？
尽管车间里劳动强度如此之大，但是犯人们大都愿意进车间劳动，不愿意被关在沙丁鱼罐头式的牢房里面壁思过，窒息五官四肢，何况一进车间，吃饭就不定量，而饥饿的刑罚，则是比任何酷刑都难以忍受的！
一根原木买进来，去皮锯板以后能出多少平方米的木板，牵涉到成本核算、利润盈亏、节约浪费等等许多问题。操作人员如果粗心或故意，就会使边皮削去过多或出板厚薄不匀，造成废品。因此，如何估算积计算方法的改正，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鉴于每天统计，必须逐一把原木数据填入公式，然后一一计算，在手续上仍感麻烦不便bbr>.99ｌｉｂ.，于是又产生了把公式化为计算尺的念头。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试制，终于做出一根四五十厘米长的木质计99ｌｉｂ?算尺，由于缺乏适当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样子似乎不太雅观，但计算起来，却方便多了。后来经过改进，又复制了一根，从外观到精密度都有所改善和提高。——只是不知道池步洲发明的这种计算尺，上海监狱板箱厂现在还在使用否。
池步洲试制计算尺，目的是为了自己工作便利，并不是出于什么“立功赎罪”的动机。但是板箱厂把他两次改进计算方法的“先进事迹”报了上去，年终评比的时候，居然得到了狱方的嘉奖。
在池步洲十二年的劳改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奖，也是他最后一次得奖。
五、车间庶务，告密专家
犯人们判刑定案以后，即正式进入“劳改”阶段。未决犯时期的坦白?9９ｌｉｂ?、交待、检举、揭发等一套不再流行，表现的好坏，也以劳动的效果为标准了。
锯木车间里，由于噪音极大，劳动十分紧张，除了必要的“信息传递”不得不大声呼喊之外，说闲话的工夫是根本就没有的。下班回到“号”里，劳累一天，只想多歇一会儿，养精蓄锐，以便迎接明天的“战斗”，聊天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除了生产上的组长之外，监房里不再设立小组长，这对大家来说都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池步洲白天与陈、王二人围坐一桌，各有专责，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不得不碰头外，基本上不说话，下班以后，各人进各人的监房，不再有任何来往。因此他一有空闲时间，只知道看数学书。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大概是指人的学识才华而言。说到相貌与人品的关系，中国人也有自己对生活长期观察的总结。一般认为：獐头鼠目、鹰鼻子鹞眼的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一说藏书网法尽管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准确，却也有其相当高的“命中率”。
锯木车间里管庶务的陈某人，就是个标准的鹰鼻子鹞眼。他两眼灵活，滴溜乱转，讲话摇头晃脑，言过其实。池步洲与他相处没有几天，就产生了“斯人不可与近也”的灵感，存有戒心。在车间里不与他多说话，就是这种戒心的具体体现。
事实证明这个家伙是个疯狂的“迫害狂”，是个特别会打小报告的“告密专家”。
每天，车间里谁发句牢骚，谁和谁吵了嘴，谁干活儿中间多喘了一口气，第二天上班之前王管理员的讲话中必定都会提到。开头大家都以为那是生产组长干的，但是两个生产组长都是大老粗，根本写不了汇报，再说，他们回到牢房，都累得躺倒就睡，即便会写，也没有时间。有挨了批评的人找 4ed6." >他质问，他不但指..天发誓，矢口否认，还祖宗奶奶地一通海骂。从现象看，也不像是他们汇报的。但是王管理员的批评警告仍不时出现。究竟是谁打的小报告？怀疑的目光渐渐集中到坐办公桌的三个人身上来了。
大家暗中观察：池步洲面向玻璃窗而坐，背对锯木机和人群，根本看不见发生的任何事情；王会计呢，每天忙于打算盘、抄报表，连头也不抬，平时也从来不管闲事；只有这个姓陈的，管的本来就是车间的杂事，平时目光四射，耳朵竖起，专门注意车间里的一动一静，而且常常看他趴在桌子上写写写，于是多数人认定他是个告密者，只是没有证据，无法肯定。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姓陈的正偷偷摸摸地向王管理员递条子，被一个犯人看见了。在监狱里，犯人有事情要报告管理员，例如要写补充交待材料、要求家里送来什么东西、对生产上或生活上有什么合理化建议，都可以正大光明地递报告，没有必要藏藏掖掖的，他递的条子怕别人看见，必定心中有鬼。于是一个传一个，辗转相告，车间里几乎人.9９lib.人都知道了。
这种怀疑，终于被狱方自己所证实。
按照政策，犯人中每月、每季、每年都要进行“评比”活动，通过开会评出生产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分别授予“劳改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等等称号，给予大会表扬、记功、减刑、提前释放的奖励。一个人的劳动表现，不但人人共见，还有统计数字，又是经过群众讨论产生的，因此基本上心明眼亮，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奇怪的是：每次评比，谁也没有提出陈某人的名字，而得奖的名单中，却又几乎次次都有他。在“奖惩大会”上，领导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先进事迹中，他的事迹则是“靠拢政府，协助政府工作”。这一来，等于当众宣布：打小报告的，就是此人！
可惜的是，他这样积极，所得的奖励，总是最低的“大会表扬”，他的十五年刑期，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一个月！
六、重刑之下，必有懦夫
锯木车间里的犯人，大都是反革命犯，刑期以十年上下的为最多，其次是无期徒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的，只是极少数，两三年的刑事犯，也是极少数。
人总是怕死的。临刑不惧，是因为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倒不如强打精神，愣充好汉，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不但给自己壮壮胆，也好让观看行刑的人最后给自己9９ｌib?一次夸奖。“死缓两年”，是新中国的发明之一。多年执行这一政策以后，现在的人大概都知道：只要判处死缓，一般说来是死不了的了。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批被判处死缓两年的人，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脑袋上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时时提心吊胆，日子很不好过。有的人甚至说：还不如判一个“斩立决”，一枪打死的痛快。
车间里有一个死缓犯人，高高的个子，略瘦的面庞上总是挂着微笑，待人和气，不知道因为什么判的死缓。他多次受奖，都是凭他的积极劳动赢得，并不是靠打小报告得来。大家对他的干活儿特别卖力都表示同情，谁也不希望他缓期期满以后走上刑场。
但是他自己却总是念念不忘“死缓”二字，生怕到期处决。大家都注意到，他脸上的笑意，越来越不自然了。一把屠刀就在脑袋上晃动，而且越来越近，试问谁能熟视无睹，谁能无动于衷？
他是操作锯板机的。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他，一天忽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乱子，锯板机停车了，他本人的手指头也被削去一块，经狱医包扎后，还不肯休息，依旧进车间指挥调动。
事故发生后，王管理员调查了原因，是他自己按错了电钮。找他谈话，他自己承认出事故的那一天，正是他死缓到期的前 4e00." >一天。他怕第二天拉出去枪毙，头一夜整夜没有合眼，以致白天上班精神恍惚，摁错了一个电钮。bbr>
王管理员倒是挺通情达理的，没有批评他，反而叫他放心，刑期的事情，领导上已经有了安排。果然，到了第二天，狱方正式通知他：鉴于他缓刑期间，表现良好，有悔改表现，将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大家听说以后，都替他松了一口气。
一连好几天，大家都见他手上包着绷带，在车间里来回走动，有说..有笑，脸上的阴暗为之一扫。出于保住了一条命的感恩心情，劳动更加积极了。
七、囚徒表现，形形色色
一个犯人，从被捕到判刑，是心情最紧张的日子。有罪无罪，刑期长短，送到何处，一切都是未知数。加 4e0a." >上那一段时间，关在牢房里，不许走动，不许说话，只许面壁思过，审判员三天两头来提审，天天听的是坦白交代、揭发检举，脑子里考虑的只是承认还是否认，生活的单调、枯燥，思想的沉重、苦闷，可以想见。?99lｉｂ.
一旦判刑定案，未决犯成了已决犯，到了劳改单位，活动的场所扩大了，空闲的时间加多了，思想顾虑减少了，监规约束放松了，不管案子冤枉不冤枉，脑子里考虑的，只是如何度过刑期，希望的，只是到一个生活条件好一些、劳动强度轻一些的地方去，幻想的，则是劳改释放以后，如何度过余生，或如何东山再起。
出于各种各样的思想基础和动机，劳改犯人在监狱里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形形色色的。
第一种人是“学习派”，他们或对前途仍抱有幻想和希望，或不愿参与犯人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于是就一头钻进书本里。池步洲也可以算是这一类中人。更多的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年纪比较轻，想利用这一段时间，学点儿外语或基础理论知识，以加强出狱之后的生存能力。当时提倡“一面倒”，什么都是苏联的好，什么都是俄国人发明的，包括电灯和蒸汽机在内，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要学习，首先得学语言文字。当时连中学里的英语课都改成俄语了，群众中更是学俄语成风，因此青年犯人中自学俄语的相当不少。
第二种人是“消遣派”，他们人到中年，文化本来就不高，并不打算在服刑期间再学习什么东西，只希望平安度过刑期。为了打发下班以后的时间，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闲天儿，谈经历，讲故事。犯人中有的人口才很好，讲起故事来，不比职业的说书人逊色。有的人能把整本的说部如《三国》、《水浒》、《西游》之类演绎开讲，有的人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编现说。真是有声有色，各有千秋。
第三种人是“江湖派”，他们自称会算命看相，工余假日，闲来无事，就聚集一帮人来说三道四，信口开河。或根据掌纹，能判断你哪年走红运，哪年走背字儿；或根据面相，鼻子圆的人忠厚，倒挂眉毛的人奸诈；或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哪年官运亨通，何时流年不利，何时灾星高照，致有牢狱之灾，等等。说者天花乱坠，听者半信半疑，其实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除空虚而已。不然，他自己怎么不看看流年，不躲躲灾星，竟也折进监狱里来了？
第四种人是“悲观派”，实际上这是犯人的全部，是犯人思想的主流，谁也摆脱不了，躲避不开，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管是哪一个派，犯人中绝不会出现“乐天派”。尽管有些人下了班在监房里也哼几句京戏，唱两段小调儿，那也无非是“黄连疙瘩当箫吹——苦中作乐”。多数犯人被判了刑以后，心情是极端地不平静的。他们大都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支柱一倒，家庭经济就濒临崩溃。想想自己的前途，想想家人的生活，怎么还“乐”得起来？有的犯人半夜里说梦话，甚至号啕大哭，都是为了想家。池步洲入狱以后，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也是家人的安危与生活。这一派人，平时老是愁眉苦脸，一碰见不遂心的人和事，脾气就特别大，吵嘴打架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人。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入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池步洲两次拒绝接见又退回汇款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厂。大家都说他脾气古怪，加上这一来心情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跟他多说话，以免自讨没趣，连干部们都不大理睬他。这时候，只有与他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跟他算是最说得来，业余时间，还跟他学点儿数学。特别是池步洲教他“概率论”知识，这对于他丈量木材大有用处，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囚犯世界，无奇不有
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陶小牛的性格脾气非常古怪，勤俭节约得出了格：大冬天的，穿一身百结鹑衣，一双破鞋也是两头通风。但是到了车间，马达一响，就甩掉破鞋，生龙活虎地猛干起来，在行车木床上窜上跳下，动作敏捷得像一头松鼠。不出十分钟，就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像刚出屉的馒头。他干脆甩掉百结鹑衣，赤膊上阵。统计牌上，他的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厂里的各级干部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大会小会，班前班后，晚间点名，每次都少不了要表扬他。他听了，也不多说话，顶多微微一笑。
有一天下午下班铃响，马达一关，陶小牛拍拍满身的木屑，披上那件百结鹑衣，打扫车间环境卫生，正准备下班。这时候，车间主任笑眯眯地拿着一双力士鞋、一件新棉衣来奖励他，没有想到他却坚决不要。车间主任说：“这是政府实行人道主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他哈哈大笑：“你以为一件棉衣一双鞋，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小恩小惠绝不能收买我陶阿牛的心！”
车间主任大小也是个干部，在犯人面前受到这样的抢白，一时间下不来台，就绷了脸，用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陶小牛，这是厂领导的决定，你一定得执行。你要是不接受，从下一班开始，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
照大家想，车间主任被他噎得都快要发火了，绷着脸跟他说话，他总不能不接受了吧？没有想到他的火气比车间主任还大，脖子一梗，大喊大叫地说：“我劳动，可不是给你干的，也不是为了争取共产党的宽大恩赐。尽管我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可我总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祖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劳动，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不错，我是中统局派来上海的特务，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工作，可惜被叛徒出卖了。共产党的政策，我明白得很。你们玩弄权术，用小恩小惠收买意志薄弱的人。我也知道，对我这样的‘顽固分子’，你们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多了。我陶阿牛灵魂纯洁，视死如归。要做忠臣，就不怕死，头可断，血可流，忠于党国的意志不可丢。我尊重自己的人格，生平不事二主，更不做那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这一套，别跟我使……”
陶小牛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抬头挺胸，听候处理。大家听他这样说，都替他捏一把汗，估计他准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没有想到车间主任倒是挺有修养的，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夹起棉衣和力士鞋，一句话也没再说，就回车间办公室去了。这件事情，以后居然再也没有提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岛解放，卫立煌将军弃暗投明，蒋军接着撤退 5927." >大陈。共产党战绩辉煌，政权巩固。不久，又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在上海，首先把镇反运动中漏网的历史反革命一批批地逮捕入狱，不断地向军工路劳动板箱厂输送。厂里的重刑犯，则一卡车一卡车地送回提篮桥监狱，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
厂里有经验的老犯人一走，换了一拨对木材一无所知的新犯人上岗，各车间的产质量立刻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锯木车间，行车还经常出事故，三天两头停车检修。弄到后来，本车间龙、顾两位技术员实在玩儿不转了，不得不到钉板车间把陈阿盘调来救援。
这个陈阿盘，技术上确实有一套。他进了车间，先开动马达，让机器运转，发现开出来的木板厚一片薄一片的，大都不符合规格，立即关车。接着钻进机器下面，在铁轨枕木旁边这里一摸，那里一摸，用活板子紧了紧螺丝，再次开车，开出来的木板就厚薄一样，完全符合规格了。
关于这个人的身世，极富于传奇色彩，如果稍加演绎，就是一部相当动人的小说。
他原籍无锡，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拜了一个安徽师傅，苦练武功。出山以后，闯荡江湖，走上了黑道儿。三十年代初，凭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到上海来立山头，跟当时江湖上著名的黑道首领九江一盏灯、汉口燕子飞、常州一股香、镇江包三汉、梁山万飞飞、芜湖晏子平、安徽铁机子等人称兄道弟。他坐镇上海，指挥手下的徒子徒孙们在京沪一带专门做绑肉票和偷大户的生意，作案累累，名气很大，人称“江洋大盗”。富贵人家，听见他的名字都心惊肉跳。
有道是：“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鞋。”在日伪时代，他绑票失风，被捕入狱，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好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神通广大，金条、钻戒、高级礼品，源源不断地送进监狱里，上自典狱长，下至狱卒，人人都得到了贿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狱卒对这个财神爷当然是百般照顾，有求必应的。因此，尽管他身在监狱里，不但生活得舒舒服服，而且继续指挥各路英雄好汉作案留名，弄得京沪一带的大老板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天下究竟有几个陈阿盘，也不知道关在监狱里的陈阿盘究竟是真是假。
抗战胜利，蒋介石大赦天下，陈阿盘的徒子徒孙们四处活动，先买通了政府官员，得到了大赦的许可，又买通各小报记者，大肆宣扬陈阿盘已经决心改恶从善，这次被赦出狱以后，必将归顺南京政府。有的小报还把陈阿盘的武功吹得神乎其神，好像不是凡胎肉体，简直天下无敌似的。
这一来，京沪两地的大老板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日夜提心吊胆，生怕陈阿盘一旦出狱，又会故技重演，继续作案。对于这种“江洋大盗”，有钱的人是向来不敢得罪他的。他们采取的是“抓不如防，防不如交”的对策，千方百计地要讨好他，不但要跟他交朋友，还要把他收为己用。
到了陈阿盘出狱的那一天，各厂家商号的大老板们纷纷开着小车到提篮桥监狱门前去接。人人都想捷足者先得，人人都想把这个魔头变成自己的爪牙。结果还是扬子木材公司的张老板棋高一着：他买通了狱吏，把车子开进监里，陈阿盘还没有走出监狱大门，连自己的徒子徒孙都没有见着，就被请上了小车，直驶扬子木材厂。
接待当然是十分周到也十分体面的：先沐浴更衣，换上了笔挺的高档西服，然后大摆宴席，座上不仅有知名的工商界人士作陪，还有各小报记者凑趣捧场。酒至三巡，老板又把最小的小少爷叫了出来，当场磕头，认了干爹。这一举动，不仅轰动了全座，通过各小报记者的生花妙笔，更是四方广为传播。京沪一带，不论是黑道白道，几乎人人都知道“江洋大盗”陈阿盘已经改邪归正，成了扬子木材厂老板的“座上客”了。
从此，陈阿盘就住在张老板家里。张老板更是待他有如上宾，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8fd8." >还有专门的丫鬟伺候着。人心总是肉长的，陈阿盘受宠若惊之余，更是感激涕零，就再三表示要感恩图报，七尺汉子，不能住在花园洋房里吃闲饭、享清福。这正合张老板的苦心预谋，就委任他担任扬子木材加工厂的总工头，掌管全厂的工人和“拿摩温”，——这是英文Number one的上海话译音，本意是“第一号”也是工厂里对工头的称呼，——还给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建立了一个颇为舒适的小家庭，简直乐不思蜀。
陈阿盘闯荡江湖，过惯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盗匪生涯，如今一旦安定下来，而且又是在出狱之后，再加上年事日长，手头积蓄也已经相当可观，果真有了“改邪归正”的想法，不顾各路英雄豪杰的极力反对，决心金盆洗手，不再干那绑票、盗窃的勾当，一心一意，只想给张老板效劳，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在厂里，一方面手执藤鞭，监督工人生产，镇压进步工人，一方面又觉得“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车间里的日本工程师学艺。他本是个极聪明的人，什么事情，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点头知尾，触类旁通，日子一长，熟能生巧，排车检修，样样精通，工程师不在的时候，车间里机器出了故障，都是他来修复。大家都说，他的本事比一般的技师还要高明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陈阿盘当惯了总工头，恶习不改，依旧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一九五一年的“四·二七”镇反运动大逮捕中，终于被捕入狱，结合以前的累累血债，判处死缓两年。考虑到他在木材加工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分配到劳动板箱厂劳改。
当时板箱厂刚刚筹建，他先在锯木车间负责安装排车，又到拼板车间负责排车的安装。任务完成以后，就留在拼板车间当技术员，负责机器检修和规格尺寸。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的缓刑两年即将期满，想想自己是个镇压工人的工霸，以前还有血债，如今工人阶级坐了天下，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图一个遗臭万年好了。他一不做二不休，趁领导干部还没有觉察之机，把车间里所生产的木材规格悄悄儿改动了一下：把所有的5字都改成3字。第二天，短了两寸的码单发到各小组去生产，各小组照单下料，锯下来的木板堆积成山。第三天，这些木料运到了钉箱车间，才发现全部木料都短了两寸。当天，两个.９9lｉb?车间都只好停工停产了。
事故发生后，管教组毕训导员来到车间追查责任。全车间的犯人都惶恐不安地望着陈阿盘。陈阿盘真是胆大包天，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毕训导员面前，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来说：“下料码单是我开的，这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因为我的死缓两年缓刑期就要满了，我知道自己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依靠群众，群众对我恨之入骨，我是必死无疑的了。这样一来，我思想斗争激烈，神志不清，写码单的时候，难免分心。一不注意，把5字写成了3字。仅仅一天工夫，锯下来的木板堆积如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罪上加罪，罪该万死，请毕训导员赶紧把我送到提篮桥执行枪决，以儆后效吧！”说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毕训导员叹了一口气说：“自从你来到板箱厂，成绩显著，确实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半年多以前就给你上报申请减刑了。没想到今天你又闯了这么大一个祸！要是如实上报，追查起责任来，不要说你的减刑没有希望，连我们都要检讨呢！”他沉思了半晌，终于大发慈悲地说：“你这次出的责任事故，原因是思想开了小差，写错了数字。这和我们没有及时对你进行思想教育也有关系。现在只有发动群众，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办法，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补救，尽量做到不浪费或者少浪费，才能把事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把事故的责任减少到最低限度。”
说干就干，各小组长分头组织大家讨论，根据总的定货计划，把现有尺寸的木材充分利用起来，分批分档生产各种不同规格的木箱。又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联系，把下一批定货的规格提前抄来，提前生产。这样，经过群策群力，总算把堆积如山的短了两寸的木料全部装钉成合乎规格要求的木箱，发到了益民食品厂，照单验收入库。一场重大的事故，就这样“内部消化”掉，居然没有人知道这是陈阿盘故意制造的。
不久，提篮桥监狱开来一辆警车，把厂里一批死缓重刑犯押回去宣判。宣判大会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装进刑车送到盖家花园去了；陈阿盘则因为“劳动改造期间，认罪良好，成绩显著，有立功赎罪表现，根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结束，当场松开了五花大绑，用吉普车送回军工路劳动板箱厂继续服刑。
锯木车间三号行车有个犯人叫王开生，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他年纪不大，长得魁伟英俊，聪明伶俐，好一副身坯，好一副相貌。但是他不走正路，干活儿吊儿浪荡，行事反复无常，而且胆子贼大，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众犯人都怕他三分，除了生产上的事情不能不接触之外，平时对他都是躲而避之，敬而远之，惟恐跟他多所交往，会招来不测之祸。管教干部对他也伤透了脑筋，只好把他安插在三号行车劳动，由小组长郑阿三监督。
这个郑阿三，八尺身躯，力大如牛，一副铁面无私的面孔，打起人来，更不分场合地点。每逢王开山闹事，他就瞪大了眼睛阴沉着脸，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扑过来，挥起铁拳，打得他屁滚尿流，不再三求饶绝不住手。有道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连管教干部也不怕的“牛犊子”，还就是怕打，一打就服。犯人们都说：政府的这个措施，就叫做“以毒攻毒”。
但是，王开生也只有在郑阿三的眼皮子底下看着才稍微老实点儿，一离开郑阿三的眼睛，就又会故态复萌、无法无天起来。
一天，陈一新正在堆木场上低头丈量原木，王开生忽然悄悄儿溜了过来，手持搭钩，在原木堆中间钩出一根木头来。轰隆一声，整堆原木塌方了，几乎把陈一新压在下面。幸亏他眼明腿快，一个鱼跃，跳到了原木堆的上面，方才免了一场杀身大祸。陈一新大喊一声：“谁在找死？！”猛回头，只见王开生两眼凶光毕露，一跳也跳上原木堆来，恶狠狠地对陈一新当胸就是一拳。陈一新好歹也学过几招武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他忍住疼痛，一面挣扎，一面就势向陈一新的阴部踢来。陈一新侧身让过，正要还手，郑阿三听到巨响，从车间里窜了出来，见是王开生作案害人，立即出手，打得他满地乱滚，跪下求饶，方才住手。
王开生无故害人，管教组特地组织同监犯人开了几次会，进行帮助。通过这几次会，大家才知道，这个王开生，不但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而且绝灭人性，无恶不作，他开设地下舞厅，提供淫乱场所，一贯玩弄妇女，利用麻醉剂强奸、轮奸女学生，还威逼女青年卖淫、偷窃，甚至表演裸体舞、拍摄春宫照片。被捕入狱以后，大闹提篮桥监狱，穿过“和平衣”，关过橡皮监房，还是死不认罪。判刑以后分来板箱厂劳改，依旧恶习不改，寻端生事，一天也不肯安安宁宁地过日子，更不要说是好好儿劳动了。政府特地安排郑阿三用拳头“管教”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次要把陈一新置于死地，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纯属无故寻衅。一连开了几天会，王开生还是态度蛮横，一点儿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气得大伙儿都说：像这样又硬又臭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块茅房里的石头，不见棺材不落泪，除了枪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造他了。
一天，大家正在学习，训导员进来，通知王开生整理自己的行李，准备转监。王开生一听，当时就把浑身上下的衣裤都脱光，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光着脚就要往外跑。训导员拦住了他，他梗着脖子扬着脸，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都要上刑场了，还穿什么衣服哇？我王开生光着身子来，还光着身子走，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训导员冷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去上刑场呢？不也有可能宽大释放你么？”
王开生一声狞笑：“押我出去干什么，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清楚，别跟我说这些好听的了。要走就这样走，少啰嗦！我王开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自己比别人清楚；你们共产党要拿我开刀，我更加明白。闲话少说，要走就赶紧上车吧！”
训导员见他不可理谕，也不再跟他多罗嗦，让开身子，进来两个武装警察，把他铐上铐子拉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还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叫喊：“哥儿弟兄们，bye-bye再见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第二天，《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流氓集团头目王开生无恶不作，罪在不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和照片，并且公布了他的主要罪状。管教组组织全体犯人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像王开生这样的人，恶贯满盈，又死不悔改，简直是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社会秩序就不得安宁。特别是陈一新，几乎成了他无辜杀人的牺牲品，体会当然比谁都深。
有道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犯人里面，也不是清一色，而是三流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锯木车间搬运组有个苏北籍犯人叫萧阿荣的，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落到上海以后，仍不务正业，东偷点儿，西偷点儿，抓了几次，也拘留过几次，因恶习不改，被判一年徒刑，送来板箱厂劳改。这个人身材强壮，一顿能吃四大碗饭，但就是不肯干活儿。管教干部说服教育，他满嘴里是是是，对对对，答应得很痛快，就是不兑现；同监犯人批评帮助，他给你个耳朵，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关他禁闭，他倒高兴，在禁闭室里唱开了大戏，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唱累了，倒头就睡。管教干部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跟班出勤，劳动不劳动就不管他了。转眼一年刑期期满，宣布释放，他却死皮赖脸地赖在监房里不肯走。干部们宣布停止供应他的伙食，他反正没有事情，干脆提前打开饭桶，自己盛上米饭，又到伙房去抢菜。公开提出要求加刑三年，说是回到苏北农村，生活还不如监狱里好。管教干部啼笑皆非，最后只好叫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到了大门外面，再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关上大门，就不再理睬他了。
大伙儿说：这都是因为监狱里的伙食办得太好了，对犯人又太客气的缘故。要是这里每天连麸子面窝头也吃不饱，干活又苦又累，哪儿会有犯人释放了不肯走的笑话？
板箱厂有个美籍犯人叫“兰克”，是个混血儿，因持枪抢劫被判七年徒刑。这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他非但自己不好好儿劳动，还东游西串，妨碍别人干活儿。可是政府对“洋犯人”有特殊的照顾，别人吃馒头，他吃面包；别人吃大米饭，他吃油炸锅巴，还要单独给他做汤，打回饭菜来，自己吃不了，就送给跟他知己的犯人。稍不如意，就大闹伙房，弄得管教干部也没有办法。干部不管，促使兰克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无事生非，以开玩笑为名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欺负华籍犯人。闹得同监犯人切齿痛恨，谩骂政府重洋轻华，丧权辱国。
犯人中本来就有不少是硬汉子，更不乏亡命之徒。他们见兰克借政府的保护尽欺负中国人，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经常打得兰克喊爹叫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跑到管教组去告状，干部就点名批评，大讲人道主义，大讲优惠外籍犯人的政策。几个不怕死的犯人公开顶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人民，惩处坏人；兰克是个坏人，政府为什么偏要保护他？这不是丧权辱国么？”管教干部一再强调：按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习惯分别对待，是注意国际影响，正是中国劳改政策的伟大之处，绝不是丧权辱国。犯人中又有人高声质问：“监房里还有德国战俘、也有印度阿三，他们也都是外籍犯人，为什么却和中国犯人同等待遇，偏偏就照顾这个美国佬呢？”管教干部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按公安局劳改处的文件办事。干部这样一解释，聪明的犯人就已经猜到，这个兰克，一定大有来头。
经过这一次教训，兰克对敢于出头露面的几个犯人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但见面点头哈腰，非常客气，还用烟酒食物之类的小恩小惠拉拢他们。按照规定，监狱里是不许抽烟喝酒的，奇怪的是，他却经常有高级烟高级酒送进来，高级的糖果糕点更是不在话下。犯人们与世隔绝，根本沾不到烟酒，在他的收买拉拢之下，连从前站出来为被欺负的犯人打抱不平的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变成他的保镖了。
有一天，训导员来叫兰克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接见。犯人们都知道：凡是非接见日能够安排到接见室去接见的人，不是情况特殊，就是大有来头。所以许多人都关注着他。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兰克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几个平时吃惯了嘴的犯人，赶紧迎了上去，帮他提东西。回到监房，兰克气度大方地把带回来的罐头牛肉、干鲜果品、各种糖果——都是美国产品，一股脑儿全摊在铺位上，请大家品尝。嘴馋的犯人，见了这许多好东西，早已经连哈拉子都流出来了，不让他吃还惦着偷呢，如今公开地请他吃，还有拒绝的道理？当然一边满口里嚼着，一边满口里赞着。兰克就说：他母亲在美国开一家餐馆，听说儿子进了监狱，通过外交途径来华接见，打算把儿子引渡回国。他母亲就在上海住着等他出狱，三天两头会来接见，从美国带来的东西很多很多，让大家喜欢吃什么只管吃。这样一来，嘴馋的人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总惦着占他的便宜。
从此以后，兰克的母亲果然三天两头给他送东西来。更令大家惊奇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兰克竟真的得到释放，而且准许回国了。临走的前一天，他把平时过得着的人都请到一起，招待大家吃吃喝喝，还把全部东西都拿出来，分给了大家。第二天只穿他母亲送来的一套新西服出狱。
兰克出狱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中美没有建交，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都已经被取消，兰克的母亲开的是餐馆，并不是政界人士，兰克在中国持枪抢劫，又不是逃亡中国的政治犯，理应在中国服刑，哪有“引渡”回国的道理？看来，他的释放，不是他母亲通过上层路线疏通争取，就是用金钱财物贿赂收买。——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同样是外籍犯人，印度籍的犯人，可就没有兰克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板箱厂一共有几十个印度籍犯人，大都集中在钉箱车间，大家习惯于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些人，解放前大都给外国企业公司或私人住宅充当门役。他们头缠红布，手持木棒，站在门口，颇像一尊门神。老板招呼他们，一般都不叫名字，而是喊一声：I say（我说），由于I say的发音和“阿三”很接近，所以有“红头阿三”的通称。
解放以后，这些人大都失了业，有的回国，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了罪犯。
这些成了罪犯的阿三，外面很少接济，监狱里供应什么吃什么，性格也很懦弱，自认低人一等，不但不敢在中国犯人面前耀武扬威，反而低三下四，任人驱使，听人摆布。恐怕这和他们民族被英国统治了四百多年，当惯了奴隶，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有很大关系。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简直笨得出奇，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挺大的个子却又没什么力气，木工车间里的活儿，简直什么也不会干。狱方实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安排在钉箱车间，让他们把钉弯了的钉子敲敲直，可是竟连这么简单的活儿也干不好。看起来，他们以前在洋人的大门口站岗，也不过是个“样子货”而已。
锯木车间三号台面车的小组长金万春，浙江黄岩人，是个大麻子。解放前，他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解放以后，带领一批人马上山“打游击”，又被解放军围剿得走投无路，流窜上海，终于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这个人身强力壮，个性梗直，待人热情，生产积极，经常得到管教干部的表扬。
自从监狱里办起俱乐部，允许犯人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以后，每天下班，吃过晚饭，他就在广场上开讲 href='2204/im'>《水浒传》。这个人天生的好口才，说起书来，不但语言有感情，脸部有表情，还加上手势、身段，就像在舞台上做戏一样，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特别是说到武松、鲁智深，形象更是活龙活现。开头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个人听听，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达到上百人，连劳动机械厂的犯人都走过来听。有的人听出了瘾头，每天一到时候就端张小板凳坐在广场上等待“开场”，简直就和正式演出一般。他说书，也和书场一样，每场说两小时，时间一到，正好讲到了节骨眼儿上，于是说一声“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下去说”，就戛然而止，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一连两个多月，围着他听说书的犯人越来越多，连车间里的陆训导员也穿着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既然政府干部都不干涉、不制止，讲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听的人自然也就越聚越多。
一天，两个厂的犯人都集中在钉板车间听报告，听完了报告，忽然宣布：锯木车间犯人金万春，借讲 href='2204/im'>《水浒传》之名，行反革命暴动之实。经狱方搜查，在劳动机械厂的监房中查到了自制手枪配件多种，现在依法将骨干分子逮捕严惩。当场就把金万春和另外三个人铐上了铐子，押上了刑车。
散会以后，犯人们回到监房，发现每个人的铺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有的人还发现丢了东西，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楣。
自从大麻子被抓走以后，厂里就组织犯人进行坦白检举运动，许多听《水浒》听入了迷，暗中被大麻子鼓动也要像梁山好汉那样义结金兰、准备武器、企图俟机暴动越狱的犯人，聪明的坦白从宽，检举别人，算是立了功，情节轻微的免于处分，比较严重的也不过给个警告；而那些相信攻守同盟、拒不交待的人，结果落一个抗拒从严，有的被送回提篮桥加刑，有的转到边远艰苦的劳改单位去劳动。一场严重的越狱阴谋，就这样解决了。
事后厂长做报告说：金万春借讲《水浒》故事为名，进行煽动，管教组早就有所觉察。之所以不加阻止，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其实，金万春如果聪明的话，看见陆训导员穿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故事，就应该有所收敛。他们见政府干部不表态，还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谁都没有觉察呢！
板箱厂有个犯人叫张朴，外号人称“活扳子”，江苏省丹阳人。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一九三一年，他还只有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陈毅的警卫排里当战士，抗日战争中提升为排长，解放战争开始，又被提升为警卫连连长，直接负责保卫司令员的安全。十几年来，一直追随陈毅，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深得司令员的信任，常常得到司令的表扬，说他是个“将才”，连连得到提升。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张朴被委任为军管会主任。这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不久大陆全部解放，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生活相对地安定下来。转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大都先后有了妻子。一年一年过去，张朴却还没有找到一位既年轻漂亮、又有较高文化的对象。
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小苏州饭店吃饭，邂逅相遇一位相当美丽的女郎，长得体态轻盈，楚楚动人，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攀谈之下，互通姓名，得知她是一个大学生，姓白名艳秋。白小姐听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惊讶得张大了眼睛说：“这个名字天天听见，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干部！”
两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临分手的时候，就有些依依不舍，互相都留了地址。三天以后，张朴收到了白艳秋的来信，果然落笔不俗，不但文笔流畅，一笔字也写得很洒脱。想想这样的姑娘，外有相貌，内有文才，如果能够娶为妻室，实在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尽管自己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也还是立刻给她写了回信，约期仍在小苏州饭店见面。
第二次见面，白艳秋打扮得更加漂亮了，言谈话语中，也更加脉脉含情起来。吃完了饭，她只跟服务员打了个招呼，服务员就再也不肯收他的钱。从此他们三天两头见面，南京市的几个大饭店，几乎都吃遍了。吃饭的档次是一次比一次高，花费当然也一次比一次大，所有账目，都由白艳秋支付。张朴虽然没有问她父亲干什么工作，心里猜测，准是个有钱的资本家无疑。
过了一个来月，张朴已经被白艳秋的美色和风度迷住，一天不见，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宝贝似的，十分难受。但是每次和白艳秋见面，一提到婚姻问题，她就眼泪汪汪，好像有不可告人的苦衷，难于说出。问得急了，她就说“有情人难成眷属，成眷属不一定有情”，既然两人有情，就不必非结婚不可。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却又怎么也不肯说。
又过了几天，张朴怎么也忍不住了，把她约到公园里，很诚恳地要她把原因说出来，有什么困难，由他去想办法解决。经张朴再三动员，再三保证，白艳秋才说：早在五年之前，就由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崔人凤，不但举行过订婚典礼，还登过报纸。张朴一听说是封建包办婚姻，反倒不着急了，告诉她：如今已经解放，从前缔结的婚约，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协商撤消。白艳秋眼泪汪汪地说：“崔人凤如今关在监狱里，如果他横下一条心，死活就是不肯解除婚约，谁也没有办法。”张朴一拍胸脯：“他关在监狱里，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亲自去提审他，给他讲明道理，不怕他不答应。”
第二天，张朴果然从监狱里把崔人凤提出来审问。经过再三开导，最后崔人凤总算答应可以解除婚约，但要求到白家去签字，以求和白艳秋具体商谈条件。张朴想想这也不算过份要求，反正他在自己的看管之下，插翅也难飞走，就答应了。
第三天，张朴把崔人凤从监狱里提了出来，派一辆吉普车，亲自押送到白艳秋家里，让他们在客厅里坐着谈判，张朴则回避到客厅外面坐等。不久，他们就谈妥了。白艳秋开门出来，要求张朴把崔人凤的手铐开开，好让他亲笔写解除婚约协议书。张朴见事情很快谈妥，心里高兴之极，哪里还会多想？果然掏出钥匙来把崔人凤的手铐给开了。
一会儿工夫，一式两份的协议书写好了。正要签字，崔人凤忽然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去一趟厕所。这种事情，张朴当然没有理由说不许。当即亲自把他带进卫生间，自己在门口立等。一等等了有十多分钟，还不见崔人凤出来，张朴连连敲门，不见里面有动静。推开门一看，卫生间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人影儿？张朴急了，赶紧回到客厅找白艳秋，却连她也不知哪里去了。找遍了所有房间，竟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再回卫生间去看，只见浴缸前面挂着帘子，拉开帘子，才发现这个浴缸是没有底的，下面直通地下室。
事情到了这一步，傻子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急忙赶回监狱，查问崔人凤犯的是什么案子，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军统特务，而且还是的大头目。这个所谓的白艳秋究竟是什么人，也用不着再问了。张朴知道事情严重，不敢马虎，立刻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交待了上当受骗的经过，请求处分，并在当天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张朴在禁闭室里，越想越觉得可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已经无法宽恕，轻则判处无期，终身关押，重则枪毙，以儆后效。总算领导上考虑到他参加革命二十来年，功绩显著，又是光棍儿一条，并不是乱搞，在这样的前提下失去警惕性，也还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只关了他六个月，党内给个处分，就调到上海来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处主任。
张朴来到上海，陈毅市长很关心他，几次打电话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还通过组织关系为他物色到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大学生结为夫妻，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三十六岁得子，当然高兴得了不得。如果从此心满意足，不但家庭美满，前途依旧无量。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看看上海的资本家，娇妻美妾，衣食住行，优裕之极；看看中央首长，经常出国参观访问，威风之极；再看看自己，领的是固定工资，住的是机关宿舍，穿的是干部服装，总觉得过于寒酸，也对不起老婆孩子。
事有凑巧：上海金星金笔厂来推销产品，他灵机一动：心想金星金笔可是名牌货，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只是现在运不出去，所以产品滞销。如果自己能够以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名义把产品包销下来，再转手运到东南亚去销售，不但获利一定很大，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到印度尼西亚去旅游一番，饱览异国情调。利欲一熏心，就痰迷了心窍，胆子也大了起来，竟以军区后勤部的名义跟金星金笔厂签订了一份产品包销合同。
想得天真，干的却是一件笨事。
上海金星金笔厂凭定货合同向人民银行申请了生产资金贷款，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把全部产品按照要求发到十六铺码头，就要求张朴付款。张朴开出一张专款专用支票，就把全部金笔装上轮船，准备外运。金星笔厂拿着这张支票到人民银行归还贷款，人民银行发现中央军委并没有这笔专款，一面宣称支票无效，拒绝付款，一面急电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下令责成华东军区追查，发现是张朴假公济私，立即扣住了待发的轮船，并把张朴逮捕入狱，追回全部货款，来一个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送到板箱厂劳改。
事情闹大了，陈市长还是亲笔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他又领会错了，以为陈市长不忘故旧，还会为他开脱。于是在板箱厂摆起了老资格，不服从管教，不肯好好儿劳动，不遵守监规纪律，还拿出陈市长的亲笔信来张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别人上班，他到处游逛，因此得了一个“活扳子”的外号。管教干部拿他没有办法，反正他走不出监房大门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
张朴的老婆是个大学生，是“组织动员”结婚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和共同语言，加上上海姑娘一向不喜欢苏北人，张朴一进监狱，就和他离婚了。所以张朴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接济，生活当然比别人要清苦得多。他自己一摆老资格，就有那好事的犯人拿话将他说：“你在南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也不过关了六个月禁闭就完事；你这件案子，不过是利用职权的经济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样的老革命，如果提出申诉，一定可以提前释放的。陈市长现在已经调到中央去当外交部长了，你还不赶紧写份申诉书到最高法院去申诉？”
张朴觉得此言有理，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没过多久批文就下来了，结果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朴的案子是重刑轻判，撤消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朴希望落空，态度更加蛮横起来。管教组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据实上报。不久，张朴就被送回提篮桥监狱去了。
三、投石问路，自作多情
有一天，池步洲被训导员叫去，很久才回到办公室里。他见左右没人，这才悄悄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来了两个外调人员，问的是抗战期间胡风在重庆跟我都有什么来往，见过几次面，都说了些什么。那时候，胡风跟我不过是很普通的朋友，我怎么记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从他们问我话的口气分析，胡风可能出问题了，至少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他了。你瞧着吧，过不了多久，不但胡风在劫难逃，只怕许多知识界的上层分子，都要遭殃呢！”
池步洲的预言果然不错：不久，各大报刊就公开点名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接着就大张旗鼓地开展起“肃反运动”来。
肃反运动对劳改队的影响，第一是又有一批批的新犯人不断地输送进来，第二是原来还算不错的犯人伙食，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糟糕了。
某天早晨，准时开饭。搭出来的大饭桶里面黑糊糊地一片。仔细一看，原来是菜粥，杂七杂八的什么菜都有，只有星星点点的大米。大家还以为是伙房的花样翻新，也没有太在意。好在就此一顿，又不定量，多吃几碗，也就是了。没想到中午、晚饭，依旧是菜饭；第二天、第三天，一连若干天，都是菜饭。说它是菜饭，实际上菜多于米：有人把一碗菜饭里的米粒儿都挑出来，一共只有八十多粒，还不到半两重！
从此以后，大米饭再也不见了，菜饭成了犯人伙房的保留节目，顿顿演出。这样的伙食，怎么扛木料？一个多月过去，人人面有菜色，个个满腹牢骚。有的人瘦了，有的人感到浑身没有力气，有的人小腿开始浮肿，尽管还没有饿死人，也已经有人突然晕倒在车间了。
这是一九六零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奏。在城市生活的人，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肚子，却不知道早在五年之前，饥荒就已经悄悄儿地光临中华大地了。
当时犯人们被关在牢房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发牢骚骂街。事后若干年，才知道这种突然的变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有人民代表参观监狱后向政府提意见，说犯人的生活太好了，大大超过了贫下中农，对思想改造不利。这是客观原因，不足为训。第二是由于一系列政策性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公粮征购不上来，粮食开始统购统销，居民开始粮食定量，全国开始使用粮票，某些地区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惨剧。这才是主观原因。这一绝密消息，当时是封锁的，直到一九五七年林希翎从胡耀邦的秘书那里拿到了中央文件，公诸于众，方才为世人所知。而林希翎和胡耀邦的秘书，则双双做了这一消息的牺牲品。
社会上轰轰烈烈地进行肃反运动，池步洲却拖着浮肿的两腿，忍着饥饿，天天埋头写起来没完没了。陈一新只以为他写的是外调证明材料，等到他写完了，装订成册，却先递给陈一新过目。这份材料一共是十六开纸十六页，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管教组转呈市政府，一份自己留底。
他写的材料，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简直就是跟共产党唱对台戏，是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认为共产党对劳改犯的管理过严过死，气度狭窄，不得人心；所谓“劳动改造”，如果仅仅通过“劳动”，是达不到“改造”的目的.９９ｌib.的，首先必须让犯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牲口。为此，他建议在劳改单位不但要让犯人吃饱，还要设立百货和食品供应站，在生活方面给以最低的满足；除生活方面外，精神方面，还应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增加俱乐部、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要用教育的方法消除犯人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第二，应该让民主人士有言论自由，纠正“左”的路线，团结知识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不要一党专政，要废除非党员不能担任政府要职的规定，不要事无巨细都由党委一锤定音。等等。
这不是不打自招的罪证、想自讨苦吃吗？特别是在胡风的万言书公开并被认定是罪证以后，谁都不会再干这种傻事儿了，陈一新劝他不要往上交。他笑笑说：“你是个商人，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言论不是罪证，行动才是法律的依据。再说，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因人而异的。像这样的‘万言书’，胡风写，影响面大，就是反革命；我写，没有任何影响，意见仅仅是意见而已，何况我已经关在监狱里，总不能因为我给政府写了份意见就加我十年徒刑吧？更何况以我的身份，共产党接到我这样的意见书，也还是要认真考虑考虑的。说白了，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投石问路’，试探试探共产党的胸襟。要知道，容忍不同意见，采纳相反的建议，也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修养的。我总相信共产党内也有能人，万一我的建议能被采纳，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福气，至少是犯人们的福气，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所谓的呢！”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是把“万言书”交到管教组去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初，又有人来外调，他被提审回来，仰靠在椅子上，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陈一新问他怎么样，他眼睛也不睁，只说：“今天我很‘感冒’。”陈一新急忙要去医务室给他取药。不料他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拦住了他说：“不是伤风感冒，是我思想上很‘感冒’。我预感到自己不久就要离开大上海，快要跟你分手了。”
陈一新忙问：“是不是‘万言书’出漏子了？”
他苦笑一声：“要是‘万言书’有了回音，我倒又满意了。问题是：‘万言书’有如石沉大海，今天提审，却出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陈一新忙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我自从一九二九年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回国以后的公开身份是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军委会研究的则是密码的破译，从来没有在机电方面做过事。今天提审，却一再问我关于机电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共产党是绝不会把我留在板箱厂里当个统计员就算了的。你也许听说过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就把大批会造原子弹的德军战俘送到西伯利亚去研究原子弹；你瞧着，过不了多久，他们非把我送到边疆的科研工地去不可。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再辅导你的学习了，希望你不要自暴自弃，一定要珍惜时间，继续刻苦钻研，把我布置给你的学业都完成了。”说到这里，这个一向深沉的老夫子，居然也伤感起来，眼圈儿微微地红了。
陈一新却认为他这是神经过敏，反驳他说：学机电不等于会造原子弹，中国的核专家可能不多，机电人才可有的是，还不至于会把一个劳改犯送去搞科研。他也不争执，只说了一句：“咱们骑着毛驴儿看唱本——走着瞧。”
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天，突然训导员走进办公室来宣布：池步洲立刻整理自己的东西，准备转监。他神态坦然地一边整理书籍，一边语重心长地对陈一新说：“今天一别，后会有期。希望你继续努力，自学成才！”
陈一新正想跟他说几句道别的话，训导员突然用手紧紧地捂住了陈一新的嘴，不让他开口。陈一新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办公室，回监房整理东西去了。
池步洲在监房里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厂部的三位训导员帮他把书籍、行李搬上小汽车，他自己倒空着手迈着八字步一弓一弓地走着。小车开动之前，还探出身子来跟训导员和同监们招招手。
根据以上迹象，同监的犯人们纷纷猜测，都以为他已经得到宽大释放了。陈一新却说：“像他这样的人，放是绝不会放的，但却要用他的所长，这就是共产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实际体现嘛！”
池步洲虽bbr>.９9ｌib?然走了，但是他上的“万言书”却逐渐地在厂里起了作用。据估计，厂长没有把这份材料往上转，而是留下作为他自己的参考了。
池步洲说：“共产党里也有能人”，看起来，这个文化不高的劳改工厂厂长，还真是个能人呢！至少他胸襟开阔，连犯人的意见也听得进去，而且敢于付诸实施。
这一年，国家向工商业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商业体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日本政府也和我国恢复并发展了贸易关系。用报纸上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真是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在劳动板箱厂，由于出口包装箱按期完成任务，赢利甚丰。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在厂里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大力改善犯人的生活。这时候，粮食已经开始定量，由于板箱厂的劳动强度大，每人每月平均定量为四十五斤，因为前一个时期“以菜代粮”，肚子“亏损”严重，一天一斤半的粮食，居然还吃不饱。厂长东了脑筋，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把加工罐头剩下的鸡鸭鱼肉下脚料廉价买进，犯人们三天两头有肉吃，肚子里的油水一足，粮食消耗直线下降，平均每月四十五斤的定量，开始逐渐持平，后来竟连二十五斤都吃不了。当时社会上粮食定量卡得比较紧，没有粮票，买粮食是很困难的。大伙房里节余了大量的粮食，厂长作主高价卖给用粮单位，收回钱来，又放进伙食里，于是循环往复，犯人们的伙食越来越好。每逢节假日，就派管理员出去采购香菰、木耳、海参、鱿鱼等等高档食品。犯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别的想头，只想吃得好一点儿，如今生活一改善，劳动积极性也高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达到产质量双优，成绩显著。厂长受到表扬，心里高兴，动员大伙房继续改善犯人的伙食。于是大米饭换成了猪肉粳米菜饭，节假日除了一人一只烧鸡之外，有时候，还有一盆桂花冰糖八宝饭呢。
除了大力改善伙食，厂长还接受池步洲的建议，在监内办起了俱乐部和图书馆，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又办了一个副食百货供应站，犯人们可以用代价券自由选购。此外，还在犯人中评级评薪，每月按薪水的百分之五提成发给代价券。
那日子，犯人的生活水平，绝对超过一般中等收入的家庭。
自从池步洲的“万言书”被那个“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接受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犯人们皆大欢喜，生产直线上升，领导多次表扬。但是这些变化，池步洲是不可能知道的了。——再过一年，不但池步洲没有想到，连“长征干部”出身的厂长自己也不会想到：他这个“共产党里的能人”，就因为佩服犯人有学问，接受了犯人的意见，站错了立场，使犯人们皆大欢喜，使犯人的生活超过了贫下中农甚至普通市民，犯人刑满释放了都不肯走，再联系他违反粮食政策，私售囚粮；违反货币政策，在人民币之外私印“小钞票”等等许多“罪行”，甚至把金万春组织犯人企图暴动越狱的责任，也归结于厂长接受了池步洲的建议，开办了犯人俱乐部，放松了对犯人的管理。于是长征干部的厂长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管劳改的干部，自己也被送去劳改了。——当然这是后话，也不是这部书的主题，这里只是顺便一提而已。
一、囚犯疗养，受宠若惊
关于池步洲离开劳动板箱厂之后的去向与命运，“料事如神”的老夫子，这一回却没有猜透共产党的“腹内文章”。
将近五年来，这是池步洲第二次“跻身”于社会，或曰“观光”一下市容。车子离开劳动板箱厂，越过荒郊野外，进入闹市，从他旧居馀庆坊所在的北四川路底，经横浜桥、邮政总局、四川路桥、外白渡桥，再转了几个湾，往闸北方向开去。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池步洲的心头：难道要把我送回“娘家”吗？同车的狱警就在旁边端坐，但是不能问，问他也不会答复。
正纳闷儿间，车子终于在提篮桥监狱的大铁门外面停住了。边门一开，池步洲第二次进了监狱。
狱警帮池步洲拿着行李，把他送到一个大厅里。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披军大衣的解放军干部走了进来，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问：“你是池步洲吗？”
池步洲点点头，答应了一个“是”字。那干部接着说：“我奉上级指示，这一次把你调回来，到医院好好儿休养休养。”
那干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很大，但在池步洲听起来，却简直如雷贯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想：这是什么话？“好好儿休养”云云，难道是对一个犯人说的话么？岂不要折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也！
那干部见池步洲傻站着不动，茫然不知所措，就微笑着对旁边的狱警说：“你带他上楼去吧。”
还是那个狱警，帮池步洲提着行李，到大厅旁边的电梯门口，一按电钮，电梯下来，两人搬进行李，直升而上，到达五楼。
电梯门刚打开，就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迎上前来，引导两人进入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三十多张单人铁床，都铺着弹性褥垫、雪白的床单，床上放着棉被、毛毯和枕头，有点儿像是病房的样子。但是床上没有一个人躺着，只有七八个中年汉子，穿着干净整洁的棉人民装，精神状态，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或坐在床沿，或站在窗前，看样子，安闲得很。池步洲心里寻思：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这里“休养”的吧？
那穿白大褂的指给池步洲一张小铁床，让他放下行李，接着又问：“你还没吃饭吧？”
池步洲点点头说了声“是”，那人就把他带到隔壁一间小房间里，让他坐下等着，他自己和狱警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厨师白衣的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把饭菜放在桌上：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一个汤，一个盆白米饭，香喷喷的，足有半斤多。看得池步洲几乎都傻了。
那厨师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说了声“你自己吃吧”，就走了。池步洲已经好几年没吃这样好的饭菜了，就是连糙米大米饭也已经两个多月没看见了。一个饿极了的人，一个肚子里油水亏极了的人，突然间得到这样丰盛的一顿午餐，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于是乎就像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饭桌，三口两口，就风卷残云一般把一盆大米饭全吞进肚子里，至于那两个菜，则有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还不知道什么滋味呢，就一扫而空了。
两菜一汤一盆饭全部下肚，好像还只有半饱。两眼瞪着空盘空碗，心想已经吃了这么多，总不好意思再添了，忽听背后有人问；“还要添点儿饭么？”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厨师笑眯眯地站在门边。这可真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的好人，当即面有愧色地把饭盆递了过去。不一会儿，就给端来了小半盆大米饭，饭上面还有菜。
这一回，大约又吃了三两，才叫真的吃饱了。
事后才知道，凡是到这里来休养的人，个个都像从“饿鬼道”中来的一般，池步洲如此，比他来得早的人这般，比他来得晚的也这样。所以厨师已经心中有素，每人都一样对待，倒不是对池步洲一个人特殊也。
吃饱了饭，刚回到大房间，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又给送来了内衣、内裤、衬衫、袜子之类，而且还都是双份儿的，只有棉鞋是一双，然后立即带他到浴室去洗澡。
浴室门一开，池步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间非常讲究的单人浴室，地上和四壁都镶嵌着瓷砖，放一个大浴缸，有冷热两个水龙头可以调节水温，还有卧榻和衣柜。
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英国人建造的监狱医院，一切设备包括浴缸在内，都是从英国运来的。但不知这样高级的医院，是给犯人看病呢？还是只给工作人员看病？
池步洲已经足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劳动板箱厂虽然也有一个犯人浴室，但是浴池很小，一次进去二十个人，就已经是人挤人，转不开身，是名副其实的“肉搏战”，而且时间很短，每拨人从进去到出来只给二十分钟。池步洲体弱怕冷，冬天衣服穿得多，又不像别人那样只穿一件衬衫加一件棉袄就可以，而是秋衣、绒衣、毛线衣地穿一大堆，一脱一穿，都很费时。因此每逢 8f6e." >轮到集体洗澡，别人都已经泡进池子里了，他衣服还没脱完；等到他刚刚挤进池子里去，二十分钟时间又到了，队长在外面一个劲儿地催，只好随便抹两把就算。四五年来，开头是根本没有机会洗澡，后来每隔十天半个月的虽然也能洗一次澡，但都是“点到而已”，根本没洗干净过。到了后来，甚至视洗澡为畏途，可是集体行动，你想不洗还不行。今天突然之间有了这样好的洗澡条件，一人一盆，又不限制时间，还不好好儿地彻底洗洗？..
脱下全身衣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前胸肋骨根根可数，两臂瘦得像两根木棒棒，而小腿以下，却又肿得比大腿还粗。“啊，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会动的东西，难道就是我池某人吗？”也罢，既来之，则洗之，池步洲放足了热水，艰难地爬进大浴缸，舒服地泡了个够，然后把身上的污油泥搓了一层又一层，总算把几年中积攒下来的污垢统统洗干净了。中午吃得过饱的肚子，经过热水一泡，也加速了消化，满足已极。再穿上全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真是一身轻松，只可惜没有新外衣，还不能不穿上自己的那套脏兮兮的破衣烂衫。
洗过了澡，回到大房间，斜靠在小铁床上刚歇了一会儿，理发师傅拎着小皮箱来了，招呼池步洲理发。劳改犯人一律剃光头，哪儿都一样，因此理什么样的发式，本来是用不着声明也用不着关心的。不料理完了发，理发师傅拿镜子一照，池步洲惊奇地发现，手巧的理发师，居然在他好几个月没理的蓬头上，理出一个分头来了。
池步洲一生从来没理过分头。他觉得分头有压力，还要梳洗，太麻烦，所以一向都是剪小平头。今天理发师既然为.他理了个分头，这大概是有别于囚犯的标志，所以他也“逆来顺受”了一下。从此一直到刑满，都是理的分头；释放以后，方才又恢复他的小平头。
过了几天，裁缝师傅又来给池步洲量了身材，估计是要“量体裁衣”，做新衣服了。果不其然，仅仅几天以后，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就送来了，样子与藏书网先到的那些人身上穿的一模一样，既合身，又暖和，好不开心！
从此以后，全身上下，里外三新。池步洲隐隐觉得：共产党如此下本钱，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改造好，可以算是一个“新人”，可以自食其力、并“用其所长”了呢？
本来，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立的男子，吃饱、穿暖、身体整洁，乃是生活上最低的要求，并不足为奇的。但是一旦身入牢房，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十分难得的“苛求”了。于是乎突然间让你吃饱、穿暖、洁身，反倒会受宠若惊，似乎一步登天了似的。难怪有人说：人哪，人哪，是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了。
二、群英聚会，所为何来
池步洲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对于先到的那七八条汉子，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不敢贸贸然招呼，万一要是违犯了监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到他吃饱了饭、洗过了澡、理完了发，再次斜靠在被卧垛上小憩的时候，与他床头相接的一个先来的人就凑了过来，小声地问：“老兄，你从哪里来？”
啊，只此一声，一切就全都了然于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缘是劳改犯！
互通姓名后，得知此人叫杨若膺，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少将。他是一九四八年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包围，放下武器投诚的。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倒是没有被判刑，但一直处于“学习”的阶段，老也结业不了。这一次，他是在“换一个学习环境”的名义下集中到这里来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停止。只要穿白大褂的不在房间里，大家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有一个叫王荣的，来自福建，是王耀武的胞弟，当过少将旅长，在福州被捕入狱。此人个子不高，面目黧黑，具有北方人的爽直性格。他说他在福州劳改，干的是重体力劳动，肚子却老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熬，比什么苦楚都难受。这次是两个解放军干部专门到福州去把他解到上海来的。坐的是火车卧铺，不但没上铐，每次上厕所，两个解放军干部还都在厕所门口站岗。第一次吃饭?９９ｌib?，一个人一份儿，他三口两口吃完，肚子还不饱，可不敢再要。那两个干部见他吃饭狼吞虎咽，体会到他一定没吃够，又给他买了两份儿，总算吃饱了。
有一个叫高鹤飞的，比池步洲晚到几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副司令。因他与地下党有些接触，见疑于汤恩伯，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没带他去台湾。解放后被捕，送到苏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劳动。他是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哪儿干过农田活儿？翻地的定额完不成，就挑灯夜战，不完成定额不许睡觉，累得个贼死。住的是茅屋草铺，吃的是胡萝卜豆饼，还吃不饱。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头一天到，也一连吃了两大盆米饭，跟饿狼似的>。
可见当时粮食紧张，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上海一地如此。
后来，集中的囚徒越来越多，总数达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或文职人员，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将，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叫徐建平，本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似乎与军队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大概是党政系统的什么重要人物。
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不了解，虽然是“群英聚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提走麦城，大概也是难免的。好在来日方长，谁的人头怎么样，自然“日久见人心”也。
三、喜从天降，释放有望
三十几个人，每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要穿白大褂的人不在，大家就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话题除了自我介绍之外，主要是对这一次突然集中的目的和前景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根据连日来狱方对大家的态度，当然人人都往好的方面猜，多数人认为：目前共产党正在搞肃反运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抓人、整人；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有必要放出一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以为“低头认罪”、“改恶从善”者的榜样，以说明肃反运动抓人不是目的，改造人才是目的。
有一天，原来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忽然不穿白大褂而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至此大家方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解放军干部。后来通过送饭的厨师，知道他就是监狱医院的院长。他是个瘦高个子，年纪不过三十来岁，脸上总是挂着笑意，说话更是和蔼可亲。看他每天忙忙碌碌，主要精力都用来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各种事物。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只要向他提出，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从来不提大家最关心的“集中休养意图何在”和“下一步作何打算”这两个问题。
一个多月来，伙食还是两菜一汤，大米饭不定量。后来见大家的胃口不像初来时候那样大了，改为一菜一汤，而大家也都表示“菜足饭饱”。看来，人的肚子其实很好商量，并不是十分刁钻古怪、难于伺候的。
除了院长之外，还有一个“独臂将军”，也常常到“病房”来转转，有时候和院长谈谈，有时候问问大家对生活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他既不穿军装，也不穿白大褂，一套粗呢制服，一个空袖筒晃荡晃荡的，说话声音洪亮，态度也很和气。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推测他是市政府或军管会的什么干部。后来悄悄儿问送饭的大师傅，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市监狱监狱长。
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池步洲这才想起来：一九五一年“四·二七”大逮捕后的第二天黎明，就是他站在监狱大院子里对大家训话的，当时没注意也看不清他的脸型，但是“独臂”的印象却还有。因为后来犯人们每逢吃不饱、长虱子、冻得发抖、热得冒汗、不让写信、不让接见等等不遂心的事情，发起牢骚来，总要骂这个“独臂”监狱长不长人心、虐待犯人、是个阎罗王，却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平易近人。
凡是集中到这里来的人，至少都已经关押四五年以上。多年的犯人生活，已经把大家治得规规矩矩，完全做到了孔夫子所没说的“非份勿提”：尽管干部们再三询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人人的答复都是“很满意”，“没意见”。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大家的胆子反而大了起来，有人要 6c42." >求看报，有人要求给家属写信。这样的要求，作为犯人，本来是“非份”的，估计也是绝不可能得到满足，不过是故意这样提一提，且看他如何处理，也有将他一军的意思。不料意见提出，当时就得到答复：报纸从明天起就送来，要给家属写信，当然可以，而且不要贴邮票！藏书网
这可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几年不见报纸了，第二天送来的三份《解放日报》，不说报纸上有多少重大新闻，犯人能看报，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新闻。
至于写信，那更是奇迹了。本来，犯人通知家属接见或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狱方的规定是一律写明信片，明信片也是特制的，狱方印有格子，一个格子只许写一个字，只许少写，不许多写，总字数绝不许超过二百。如今不但允许用信封，而且也没说限制写多少字。有的人估计信件必定要经过检查，干脆写上集中休养以后生活如何如何好，身体如何如何健康，看样子不久就要宽大释放，走上工作岗位等等。信交上去以后，也不见干部们有什么话说，而且不久都有回信到来，说明信件确实全都发出去的。
休养了一个多月，除了原来就有病或临时得病者外，谁也没吃药，就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八个大字，就把大家的身体都养胖了许多。洗澡的时候，池步洲看看自己的胳膊，长肉了，看看小腿，消肿了；照照镜子，面色红润起来了，现在就放出去，准不像个囚犯了。
有一天，院长指挥大家动手，在大病房靠窗一侧布置了一个会场：放两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三张椅子；桌子前面一排排放了三十多张椅子，让大家在椅子上坐好。不久，院长和监狱长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走了进来，在桌子后面一起落座。这位首长，穿一套相当讲究的西服，罩一件相当漂亮的呢大衣。这种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代的首长藏书网中间，还是很少的。先由监狱长讲话，他只说：上级派来一位首长，要跟大家见见面，谈谈话。但是既不介绍首长的姓名，也不介绍首长的职务，接着就以手示意，请首长讲话了。
这位首长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用很洪亮的声音喊了声：“诸位！”
这一声，不由得大家一愣神。自从被捕以后，不论哪一级干部讲话，包括狱警、看守、卫兵等人在内，对一个人，是“某某号犯人”，对一批人，则一概称“你们”。今天来的这位首长，比监狱长大，那是肯定的了，他一开口，居然不称“你们”而称“诸位”，能不叫大家耳目为之一新，不感到受宠若惊吗？
那位首长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家脸色上的微妙变化，管自接着说：“诸位到这里来，有一个多月了吧？生活上，都习惯了吗？”这一十分普通的问候，顿时间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诸位都是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国家正在建设之中，需要诸位回到社会上去，各尽所能，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先组织大家到社会上去参观参观，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充实一下思想准备，以便回到社会上以后，能够适应和尽力。大家与家属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找一个时间，跟家属见见……”
首长的话音一落，大家全都笑逐颜开，可是谁也不敢鼓掌。因为劳改了几年，一个个都给管傻了，没有政府干部的示意，谁都不敢自作主张地有所行动，以免违反“监规”。监狱长见状，出来打圆场说：“今天首长的讲话很有意义，散会以后，立即分组讨论，发表感想。要指定专人做好记录，会后把记录本交上来。”
监狱长陪着首长先离开了。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讨论提纲，让大家休息一会儿，等饭后再组织讨论。说完也走了。
得到这样的实信，大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尽管刚才在会上谁也不敢表示出来，等首长一走，却谁也控制不住自己，哪儿还等得到饭后讨论发表感想？早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至于饭后的正式讨论，当然更加热烈。特别是徐建平，慷慨激昂之后，更加痛哭流涕，就差跪下来三呼万岁，磕头谢恩了。
四、党恩浩荡，外出参观
首长讲话以后，除白天继续讨论外，每隔一两天，晚上还给安排了看电影。
电影是在楼下的大厅里放的，令人感动的是：场上只坐着这三十多名囚犯，分明是专场。电影有国产的，也有苏联电影。由于“劳改后遗症”在作怪，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话，更不敢鼓掌，确实是“鸦雀无声”。大家对电影的内容似乎并不太注意，注意的是这种待遇。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发言中多的是“久违”、“过瘾”这些词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五十年代的劳改生活，采取的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做法，连报纸都看不见。犯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新事物，几乎到了一无所知的地步。因此常有“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之叹。古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目击”的事实，是最能令人心服的。由于长期以来“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人们往往把“宣传”二字的涵义等同于“扩大事实”或“不可相信”，对口头传达、新闻报道甚至新闻纪录片，都不太信任，因为“做假”的可能性太大了。这确实是“宣传”专家们不可推卸的罪责。能够让与世隔绝了若干年的犯人们到社会上去亲眼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以此来唤醒这些囚犯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信心，确实..是这次释放这批特殊犯人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最最出色、最最大胆、最最有成效的一招。
外出参观，前后一共有十几次，进行了两个多星 671f." >期。事先当然由狱方与被参观单位领导人联系妥当，包括安全保卫等等事项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动身之前，干部们再三关照要仔细听取所参观单位领导人的介绍，回来以后要座谈参观体会和感想。三十多名犯人，加上带队、警卫等便衣人员，一共四十多人，分坐两辆大轿子车，人人都是新衣新帽，穿戴整齐，从监狱的大门口上车，直达参观的目的地。
第一个参观的单位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这本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之一的大新公司，解放后改为国营的百货公司。解放前，大新公司不但卖百货，还有与“大世界”齐名的游乐场，内设各种戏剧、杂耍，买一张门票，可从下午一时玩儿到深夜十二时，还有酒家、舞厅、咖啡馆等等。解放后分开经营，不属于一个系统。
阔别五载，旧地重游，展现在眼前的，确实另有一番新气象：门面装潢一新，一进大门，地面整洁，光滑如镜，货架林立，商品充斥，顾客如云，人声鼎沸，男女店员，笑脸相迎，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给人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受，也确实起到了国营商店的示范、标兵作用。
大家先被引到一间备有茶点的大客厅内落座，经理笑容满面，殷勤接待，详细讲解公司接管前后的概况与变化，如何整顿，如何革新，现在的营业额为解放前的若干倍，店员当了主人翁以后如何发挥积极性，工薪待遇提高了若干倍，等等，等等。讲得有根有据，十分生动。然后经理带领大家从底层开始，直到二三四层，逐层参观，继续详细介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一天９９ｌiｂ?，上午十一点提前开饭，十二点准时开车出发，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参观完毕，打道回狱。汽车故意开得很慢，好让大家恣意浏览沿途市容。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加深对新社会的印象，提高认识，促进思想改造，以利于重返社会。
这第一炮，可谓打得响极了。吃过晚饭，座谈讨论，人人喜上眉梢，个个乐在心头，称赞之声不绝，赞美之词盈耳，人人表态：一旦重返社会，必当各展抱负，以最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来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参观，出发得特别早。刚吃过早饭，带队的干部就催促集合，依旧上了那两辆大轿子车，出了市区，向郊区急驰而去。车行近四个小时，将近中午，方才到达郊区县的一个重型机械厂。
首先出面接待、讲话的，当然是厂长。“茶话会”后，旋即就餐。好丰盛的一顿午饭！饭后稍事休息，才由一位工程师带领大家到各车间参观，并详细讲解。从他那书生气十足的风度看，可以猜知也是个留用人员。因此双方的距离近了许多，不再唯唯诺诺，也敢于提一些问题，空气顿时轻松活泼了。也不知道是谁向工程师透露的，说池步洲是个学电气工程的留日学生，于是那工程师就引池步洲为同行，讲解得更加起劲儿了。大家来到化铁熔炉面前，那工程师摸出一片滤色镜来，要池步洲根据火焰的颜色判断一下炉内铁水的温度。池步洲接过色镜来看了看，答复的数字，基本正确。工程师点头称赞，大家也面有得色，意思当然是“莫谓囚徒之中无廖化”也。
这以后，又参观了好几家工厂、商店以及中共一大会址和孙中山故居。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这一活动，给囚徒们带来了兴奋与期待。大家对新社会欣欣向荣的气象感慨颇深，从而对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佩服。这一次的休养参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五六年来由于非人待遇所造成的隔阂、不满甚至仇恨。因此，如果“重返社会、用其所长、参加建设”的诺言能够兑现，这一措施当然是绝对成功的。
五、恩施格外，告别家属
参观访问告一段落，大家正在期待着更加美妙的下文，那位独臂监狱长在院长的陪同之下，到“大病房”召集大家讲话。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大家这一次外出参观，亲眼看见了祖国建设的新貌，提高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识，收获一定很大，值得高兴。不过，仅仅只看上海一个地方，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全国各地，不论工业、农业、商业，无不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为了扩大眼界、提高认识、有利于大家重返社会参加建设，政府决定：不久以后，再让大家到北方去参观访问。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听到政府对大家这样看重，人人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心里都在琢磨：这次释放出去，政府确实要重用这些人的。不然，就用不着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了。
第二天，院长又来宣布另一喜讯：说是再过几天，凡有家属在上海的，可以分批接见，与家属畅谈话别，以便放下一切顾虑，北上参观。
大家听了，虽然不敢欢呼雀跃，兴奋感激之情，人人溢于言表。
共产党办事，确实是周到无比，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关于与家属见面的一切，都由狱方精心安排。先派人到各家拜访，邀请直系亲属中的主要成员如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到监狱来会面。考虑到各家成员不同的休息日期，避免请假，日子可以自定。真是用心良苦！
到了各家自定的接见的日子，分上下午两拨，每拨不过两三家或一二家，地点就在监狱医院的一个会客室内，备有沙发，还有茶水，时间也不加限制，只要不超过上午或下午这个极限就行。当然，大家都还没有脱离囚犯的身份，会见家属的时候，有一个干部以“主人”的身份在座张罗，监监视听，那是在所不免的。
三十多名囚犯中，半数以上都有家属在上海。时间既然可以自定，不免哩哩啦啦，拖了两三个星期，方才接见完毕。家属不在上海的，只好自叹命薄。如王耀武的弟弟王荣，虽然在福州被捕服刑，家属却都在山东，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轮到池步洲接见的那天，来的是妻子白须宾、长子哲雄和三子芳雄。四年多不见，苦难的生活，还没有把她击倒。她生性坚韧不拔，吃得起苦，除长子参军，一家五口，全靠她一人养活。家里穷，四个孩子都只能穿着单裤过冬。被子不够，先尽着孩子们盖，做母亲的只好盖着棉衣过夜，以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池步洲被捕以后，.９９lib.白须宾因“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失去了工作，曾一度靠给人家洗衣服度日，后来还是姚耐、罗俊等人做了工作，又承认她是光荣军属，给安排到上海第一棉纺厂工作，月薪七十六元，一家五口总算勉强活了下来。如今长子哲雄已经二十一岁，长得少年英俊，但是也因为父亲的身份，不便于在部队中继续服役，已经复员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了。父子情深，这次见面，倒也有说有笑。可怜三子芳雄，池步洲被捕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如今虽然六七岁了，可是对父亲没有一点儿印象，更不亲热，到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吵着要回家。这当然不能怪他，在他的眼里，这个“父亲”，完全是个陌生人也。
不过这次接见，从场面到心情，都比四年前的那次接见强９9lib?得多了。那时候池步洲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一副标准的囚犯相，如今经过四五个月的休养，面色已经红润起来，腮帮子上也有些肉了，再加上浑身上下里外三新，看起来还真有点儿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样子。家人见了，自然又放心许多。
特别是池步洲说起到监狱医院休养的情况，参观的情况，不知名的大首长宣布要让大家重返社会，用其所长的情况，不论说的听的，心中都是一半儿苦涩，一半儿欣慰。都愿恶运从此过去，幸福的明天早日到来。
最后说起不日就要到北方去参观访问，估计从北方回来，也将走上工作岗位了。至于分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目前还无法猜测。反正他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从来没有地域观念，只要确实是为祖国建设出力，哪怕是荒凉的边疆，他都会欣然从命。生活再苦，总也苦不过抗战初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吧？
这一次接见，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走者安心，留者放心。双方的共同心愿，当然都是早日结束参观，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六、朝令夕改，换了人间
接见家属的日程全部结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狱方终于通知大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三十多个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加上押送的武装狱警，一行四十多人，搭乘一节包厢，高高兴兴地往北进发。除了沿站不许下车之外，在车厢内可以自由走动，与普通旅客无异。
公安局办事，特别是监狱里对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论到什么地方，上了车，不到下车时间，绝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当惯了犯人，对于这一点倒是都习惯了。他们不会去问，也不敢去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说话算话，绝不会欺骗大家。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个个罪大恶极，如果要镇压，要枪毙，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来收拾你？再说，拿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也没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得下，睡得着，车厢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只等着到达目的地以后，参观访问，大开眼界。这样的免费旅游，也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享受，倒退十年，还没这可能哩！
列车全速往北开去。车上的伙食供应也相当不错。大家吃饱了，在有节奏的“咣当”声中，一个个全进入了黑甜的梦乡，有的梦见了回到故乡，有的梦见了走上岗位。醒来之后，皆大欢喜。天色渐渐放明，时值仲夏，铁路沿线，风光秀丽，阳光普照，河道纵横，村落扶苏，云天湛蓝，庄稼碧绿，祖国河山，美不胜收。
傍晚时分，火车靠站，大家奉命下车。一看站名，乃是山东禹城。站外已经有两辆大型轿车迎候，上车继续奔驰。
车子一直往前开，道路两旁，越来越荒凉。不过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为此次北上，是来参观，不是转监。大家估计，当是时间已晚，先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大家既然依旧是囚犯身份，总不能住旅馆，因此到什么劳改单位去暂住一宿，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约九点多钟，汽车终于在一处高墙下面停住。带队干部下去联系后，大门訇然打开，可以看见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车子直接开了进去，大门在车后徐徐关上。那情景，与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其相似。
大家下车bbr>?，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饭。由一名干部带领大家到食堂去。这时候人人都已经饥肠辘辘，饭菜一上来，先饱餐一顿再说。
饭后，由那名干部把大家带到一座大楼的二楼，看样子像是一间大教室。房间的两面，已经铺好了稻草和苇席的统铺，铺上放着军毯、棉被、枕头等等，足够四五十个人用的。房间的一头，有几张桌子，可以放脸盆、洗漱用具和杂物。
到了这时候，大家基本上认定这里是参观旅途中打尖歇脚的中继站了。至于是什么劳改单位，还不知道。当然也不能问。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如监狱医院那样舒服，但作为犯人，应该说比那沙丁鱼罐头似的牢房强得多得多了。
旅途劳顿，大家心无旁骛，为迎接明天的参观，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毕，仍由那位干部带领到食堂吃早饭，然后回到大房间，等待带队的上海监狱干部带领大家去什么地方参观。
一等等到上午九点多钟，带领大家去吃饭的那个解放军干部，带着四个同样穿军装的干部来到大房间，向大家宣布说：这里是“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由军区联络部陈部长兼，日常工作由副团长刘泗滨和政委言一之负责。大家来到这里，被编为第三中队，他本人即是三中队指导员，姓赵，另外正副两名中队长一个姓钱，一个姓孙。接着由副团长和政委继续讲话，内容无非希望大家要遵守这里的纪律制度，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等等。
这里属部队管辖，仍按部队编制，团长既然是兼职，大概是个挂名的“虚职”；刘副团长年纪不过五十多岁，但是胡须头发都已经花白，一副“老态”，说话和气而诚恳；言政委四十多岁，比刘副团长能说，给人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至于三名中队长，都还只有三十来岁。
这一宣布，简直像晴天里打了个霹雳，震得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几乎不辨东西南北。这样的转折，太突然了，也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四五个月来，上海监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大家重返社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到昨天下火车，带队的干部还说要到许多地方去参观呢，怎么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犯人北上参观团”就变成“解放军官训练团三中队”了。这不是欺骗么？
可是这时候上海监狱的带队干部都不见了。从政法系统转到了军队系统，初来乍到，不知这个池塘的深浅，像这样的问题，作为囚犯，谁敢提出来质问？9９ｌiｂ?
小会最后以编班编组、安排铺位结束。干部们走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认为这是一场大玩笑的，有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的，更有聪明人认为共产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变故，多半还是台湾方面又有了反攻大陆的动作，共产党一害怕，不敢把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出去祸国殃民，于是突然之间来个急转弯，把这些人都塞到这里来，纳入军事系统严加管制，一有风吹草动，只怕还要拿这批人做牺牲呢！
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牢骚增加，有的人开始骂娘，有的人偷偷儿掉泪，有的人怪蒋介石不该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捅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对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王荣却因为他的哥哥王耀武曾经在这里呆过一个时期，多少知道点儿内情。他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解放军官”指的不是解放军的军官，解放军的军官不论大小一律称干部；“解放军官”，实际上指的是“俘虏军官”。解放军一向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之外，还给饭吃，给衣穿，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对士兵，一般通过诉苦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然后动员他们当解放军，拿起枪来，为自己、为父兄、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对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一般发给路费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管理。对团以上高级军官，一般是“组织学习”，不算判刑，但没有期限。到了某个运动，就拉出来枪毙一批。例如傅作义部队起义以后，部队改编，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天津郊区学习，称为“清河四大队”，到了镇反运动，枪毙了一大批，判刑劳改的一大批，只有少数人从战俘升级为战犯，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这种战犯管理所，不但抚顺有，北京的小汤山也有。山东的这个，是只关少将以下的国民党俘虏军官的，所以不叫“战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这里关押过。杜聿明还曾经因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过禁闭。后来因为王、杜两人都是上将军衔，被起解到北京去了。
听了王荣的介绍，池步洲还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虏军官，而是个有刑期的在押犯人，怎么稀bbr>里糊涂地也被混到这个战犯管理所里来了？
据王荣的分析：年初共产党确实有把这批人放了的意思。这个主意，绝不是上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远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专人把他押送到上海来。要放这批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所以会下那么大的本钱，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工作，也就是当作样板给台湾的军政界人士看。突然间的变卦，当然不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故意跟大家开玩笑，更没有必要存心安排一个骗局来骗骗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样，确实是局势有了变化，当局不放心了；二是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长不同意，再把集中起来的犯人都退回原监狱，似乎不合适，只好临时改变策略，把大家送到这里来了。
池步洲苦笑一声：“我可不是战俘哇！这一来，算是对我的优待么？”
王荣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骂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有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却不知道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一个由某人说了算的政权，朝令夕改，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有多么为难！
一两天之后，没有赶上到上海监狱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这里来了。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有个从四川来的囚犯叫郑锡麟，本是个军统局的处长，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判的是无期徒刑，却总以积极分子自居，一脸的特务相。他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组长。
“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房子，据说原来是教堂，后来改为禹城中学，因为离城内太远，办中学不合适，所以移交给了军队收容俘虏军官。难怪房子都很宽大，原来都是教室，围墙当然是解放后因为要关押战犯，才加高了的。
高围墙里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和两栋平房，都很宽敞。上海来的一伙儿，编为三队。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上校、少将级的师、团长或参谋长之类的军官，住在楼房的楼上。楼下是队长办公室。在楼房的东面有一栋平房，住着大约百来名被俘军官，称为四队。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统、军统、政工人员、专员、县长、省府委员、行政专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其他中校级文官。四队的前面，是一块相当开阔的空地，可容几百人集合开会或看戏看电影。三队与四队之间没有隔墙，但绝不许互相来往，周围则围着很高的围墙。四队住房的后围墙外面，另有楼房和平房，那是警卫部队的营房。在三队队长办公室旁边的围墙上，开有一个侧门，大铁门平时总锁着。门外有一所房子，住着几十名战俘，称为一队。据说他们不是军衔较高，就是有特别的来历，因此也称“将官队”，监管较松，以视优待。平常时候是看不见他们的，只在全团集合开会、看戏、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才整队出来，人数大约六七十个。一队指导员董敏，后来升任训练团训练科科长。
为什么全团只有一、三、四队而没有二队呢？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二队，关押着一百多名罪恶特大的重刑犯，后来于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京军区军法处法办了。上海来人之前，这里只有一队、四队，上海来人之后，补了一个三队，二队仍缺。
有一次看电影，全团都到了。但是队与队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藩篱”，两队人员，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当时天色还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队那边随便望望，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年重庆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同事杨肆、丁绪曾和叶仲骅三人竟在一队的行列中坐着。杨肆也看见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边的丁绪曾和叶仲骅。那边三个，这边一个，互相望着，也只能微微点头，至于究竟算是招呼、算是问候。算是致意还是算疑问，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看来，这里虽然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许多人都没有判刑，但实质上也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只是人员成分比较单一，管理系统属于军队，生活待遇比监狱稍好，不以劳动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称为“训练团”，住的又是几十个人的大集体宿舍，监狱里牢房的那一套当然是没有的，房门也绝不上锁。除了继承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这些俘虏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条，就是“组织学习，改造思想”。这里的干部，水平比劳改队的干部要强得多。相对而言之，队长们对大家的态度倒都很和善，严肃之中带有几分和气，即便是批评，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队里只有三名队长，没有看守——警卫部队只管大墙外面，不管里面——因此也不会有人在门外巡逻监视。互相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
训练团不是劳改队，不以劳动为主，而是以“训练”为主。所谓“训练”，实际上就是政治学习，就是思想改造。其主要内容，一是写材料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二是检举当年同僚们的历史罪行，三是打小报告检举本队人员近来的不法言行。 961f." >队部每天都要叫一些人去谈话，主要内容，当然是听取队内人员的思想、言论、动态。郑锡麟几乎每天都要往队部跑，有时候是队长叫他，有时侯是他自己主动找上门去。上海来的这一批人心中不满，除了跟过得着的人悄悄儿耳语几句外，也不敢公开表示，因为一者有郑锡麟这样的特务分子，时时瞪着眼睛、支楞着耳朵在注意着大家的一言一行，二者还有一些积极分子也在步郑锡麟的后尘，总想用打小报告来博取队长的好感，从而达到早日释放的目的。
这里的活动日程，每周学习五天，周六从事集体活动，如搞清洁卫生、从事种菜修路之类的轻微劳动、组织文化娱乐活动、排演各种节目，晚上一般都有一场电影，或请当地的吕剧团来演出等等。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动。伙食基本上按照部队标准，每星期改善一次。洗澡的次数比劳动板箱厂多，而且洗的时间长，不至于刚沾湿了身子，就要从浴池里爬出来。
杨若膺在上海监狱医院休养期间，就与池步洲关系较好，来到禹城以后，他牢骚最多，意见最大，几次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到队部去质问，为什么说得明明白白要提前释放的话又不兑现，池步洲胆小怕事，没听他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独闯队部，去与队长“讲理”。队长当然不能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只能找理由解释或用好言安慰。杨若膺从队部出来，就找池步洲讲他与队长谈话的经过，同时再三动员池步洲与他一起去队部，证明上海市的某首长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这里是俘虏营，不是监狱，我当过俘虏，懂得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他们不会怎么着咱们的，你不要怕。”
杨若膺经常与池步洲在一起嘀嘀咕咕，当然逃不过积极分子们虎视眈眈的眼睛。杨若膺的为人，也是最最痛恨特务分子，碰见郑锡麟盯得太紧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几句，甚至当众嗤之以鼻，给予羞辱。
矛盾逐渐上升。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郑锡麟公开指责杨若膺在“搞串连”，是“不安心改造”的具体表现。杨若膺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光明正大地找队长反映问题，有什么不可以？总比你这个贼性不改的特务分子偷偷儿打小报告好得多！”尽管多数人是同情杨若膺、鄙视郑锡麟的，但又都不能公开表态，只好嘻嘻哈哈地打圆场、抹稀泥。郑锡麟老羞成怒，要池步洲站出来表态：“连日来你们两个老在一起嘀嘀咕咕都说了些什么？”这一来，把池步洲也惹恼了，就正色反驳：“这里不是监狱，从来没有公布过不许谈天的规矩。我们说的，没有一句是‘反动言论’，用不着在这里向大家作交待！”一席话，把特务分子噎得无话可说。
杨若膺不管不顾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开头队长们还善言相劝，无奈杨若膺“逮理不让人”，老在“共产党一向说话算话，为什么这一次说了不算”上面做文章，终于把队长们给惹火儿了。于是脸色一变，不再劝慰了，而是发动全队人员进行批判，要他坦白交代近一时期来不满、串连、对抗等等一系列反动言行。于是以郑锡麟为首的一伙儿积极分子们有了用武之地，大会小会，揭发批判，声嘶力竭，发动攻势，墙报黑板报，漫画小品，积极配合，掀起了北上以来第一场自相残杀的肉搏战。队长并没有坐镇指挥，每天只看看会议记录和郑锡麟之流所写的汇报材料，然后晚上再找杨若膺谈话，往往一谈谈到深夜。在白天的凌厉攻势和夜晚的疲劳轰炸下，杨若膺招架不住了，只好节节败退，开始写起坦白交代材料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场战争中，池步洲虽然没有受到点名批判，但因他常与杨若膺嘀嘀咕咕，也间接受到非难，要他交待揭发谈话的内容。池步洲的为人，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或卖友求荣的勾当，入狱以来，从来不干，这一回当然一本初衷，对所有指责，一概矢口否认，没有揭露杨若膺的任何“反动言论”。杨若膺呢，也是一条硬汉子，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没跟池步洲有过任何串连。反正是没根没据的事情，瞎咋唬一通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一场战役，也打掉了杨若膺的五百年道行，从此再也不敢神气十足地逞匹夫之勇了。他面色苍白，灰心丧气，沉默寡言，前后判若两人。见了池步洲，即便擦身而过，也不搭话，以免给积极分子提供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杨若膺的批判告一段落以后，学习又趋正常化，即依旧各人写坦白交代检举材料。在这一群人中，池步洲的历史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既没有什么“余罪”可交代，也没有什么检举材料可写。一?有工夫，就拿出数学书来啃啃，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见惯了，连队部都没加干预。
医务室里有一名医生，原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医。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双方，不俘虏医务人员，因此他可能是起义或投诚的；但是国共交战，是否也遵循国际惯例，不得而知，因此他也可能是战俘。但至少不应该算战犯。他待人和气，看病细心，完全是一名好医生。他申请入党，得到批准，团里为此召开了大会，副团长和政委都讲了话，赞扬备至；他自己也致了答词，表示此生坚决追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然，这是团里树立的样板，意思是：国民党战俘只要认真改造，也可以入党，也有光明前途，这位军医，就是例子。
总之，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战犯生活”，对来自监狱或劳改营的囚徒们来说，确实是“换了人间”，这里不再看见狱卒们阴暗冰冷的脸，不再听见令人胆战心惊的长声吆喝，不再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不再担心冻饿，而且还有读书看报的自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俘虏的“革命人道主义”。只可惜，队长们偏偏相信最善于打小报告的特务分子，重用最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干部的马屁精，而没有想到这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是连良心都可以出卖的无耻之徒！
七、训练结束，管训开始
一九五六年年底，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奉命结束，改由地方政府承办。一、三、四队的全部在押人员，除一队里的高级将领另调别处外，都被调到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继续管训学习。
新成立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属于地方政府系统，共有“学员”三百多名，地点在济南郊区的一所空闲中学内。原校址面积广阔，有很大的运动场，围墙当然是加高了的。特别是其大门之大，足以容两辆大卡车并排进出。校园内有许多栋平房和楼房，一部分是教室和办公室，一部分原来是学生宿舍，每间房间可以放十几张床。房前房后都有参天的大树。后门附近有大伙房、厕所、浴室等等。浴池很大，每次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入浴。
围墙外面，南面是马路，东面是一片小树林，林中隐约可见若干栋精致的平房，估计原来是老师门的住宅，如今当然是管训干部的宿舍了。西北两面，就是广阔的田野。
这里地处济南近郊，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既无闹市之喧哗，又有学府之肃穆，而且离市区并不远，火车站就在附近，一旦释放，上车倒是很方便的。住在这里，经常能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和火车的隆隆声，给人一种“尚在人间”的感觉，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共存，不像禹城的解放军官训练团，地处荒郊僻壤，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孤寂感。
管训处的最高领导是处长，下面有队长、管理员等。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保持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待人诚恳，说话和气，什么时候都面带三分笑意，给人以信赖感和亲切感。没有狱吏、狱卒的可怕形像。这对从监狱和劳改队来的人而言，更有一种“解放”感和轻松感。
首任处长叫王振，似乎是山东人，身材魁梧，言语爽快，行动敏捷，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度。
“学员”的基层组织是小组，每组十几个人，相当于一个班。原训练团的一、三、四中队，到这里以后，就打乱重新编组了。小组长由干部指定，除掌握学习、写汇报之外，还管分饭、分菜等生活方面的杂务，主要任务当然是密切注组员的思想情况和行动表现。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要由他先提出表扬和批评，并传达领导布置的一切任务。因此这个“基层首长”官儿不大，权力不小，不是领导信任的人，根本巴结不上。小组成员当..
然不是固定不变的。两年以后，池步洲就和杨肆编到了一个班，并由杨肆担任组长。组长之上，还有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分管学习和生活方面的事务。医务室的大夫，也由战犯担任，当然只看小病，有了大病，还是要送到外面医院去看。
伙食方面，只有一个厨师是外来的，其余五六人都从战犯中“选拔”，从外出采购、洗菜、切菜、淘米、闷饭、炒菜、烧煮直到按人数分给各组，一包到底。饭菜做好以后，由各组的“值日生”到伙房去领，倒是不用他们送的。炊事班起早摸黑，非常辛苦，因此小组学习基本上免了。伙房的组长叫沈震遐，原来不知道当什么官儿，至少总不会是炊事班长。但在这里，他的伙夫头子当得非常认真负责。他专心致志于伙房工作，能干而又和善，人缘特好，但在打小报告方面却是..个低能儿。
可以这样说：这里的学习与生活，处于“半自我管理”的状态。
管训处不是劳改队，但不等于没有劳动。学校后面有好几亩菜园，由战犯们自种自吃，还有富余。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果园，种的是梨和苹果等水果。不过那不是自给的，到了 6c34." >水果成熟的时候，大都卖出去“创收”了。除此之外，还要到山上去挖鱼鳞坑种树。翻地、浇灌，特别是平整土地，劳动强度并不小。不过，只要不是突击性劳动，一般只劳动半天，另半天学习。
到达管训处的第二年，战犯们还用自己的双手在大门前面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只请一个老师傅指导，所有活茬儿，从砍树挖地基开始，包括泥瓦木匠在内，全都自己动手。在战犯中，什么人才都有，有几个人，砌墙、做门窗，真还有两下子呢。
管训方面，比禹城放松了许多。首先是再没有人为的藩篱之隔，一、三、四队的人经过打乱重新编组，也允许来往交谈了。池步洲也与杨肆、丁绪曾等三位有了畅叙的机会，得知他们三人于一九五零年承蒙李直峰的好心介绍，到北京的秘密情报部门从事密电码的研究破译并教学带徒弟，立过功，也得到过奖状。等到徒弟出师，能独立工作了，镇反运动开始，他们三个，也因“反革命”罪被捕了。考虑到他们知道一些共产党内部的秘密，在保证不泄漏的前提之下，把他们放在改造战俘的特殊监狱里，不要劳动，算是优待。
其次，文娱活动大大增加，不仅每周必有一场电影，逢年过节，往往一连个把星期夜夜有电影。校园内有篮球场，只要是休息时间，随时可以去扔几个或赛一场。此外，学员中不乏京剧票友，人才济济，角色齐全，他们获准组织剧班，粉墨登场，不时演出。所有服装道具，应有尽有，文武场面，一应俱全。
这里与禹城的最大不同，是每月发给五元零用钱。大概是按照解放军战士的津贴费标准发给的。这可真是久违了。多数人入狱以来，还是第一次摸到人民币新币。校园内设有小卖部，供应信纸、信封、各种文具、糕点、水果之类。愿意把钱寄回家去的也可以。
学员当中，凡是从监狱或劳改队里来的人，都有刑期。但是到了这里，既不宣布作废，也不延长缩短。对于这些人来说，反正刑期是死的，不重新犯罪，一般不会加刑，因此多数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泡刑期”态度，为了争取减刑而表现得特别积极的人，相对而言之总是少数，因为要建树起能减刑的功勋，也是不容易的。
战俘，一般都没有刑期。他们一不判刑，二不劳改，三得温饱，四有福利，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颁布特赦令的权力，可以赦免战争罪犯。但是干部们再三强调：即便特赦，也是赦免那些思想改造好了、有突出表现的人。
什么都有可计量标准，独有这个“思想改造好了”，是个无法计量的抽象概念。一般的标准，无非分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罪恶；客观方面是靠拢政府，与政府一条心，并积极协助政府做工作，落实到行动上，那就是监督别人，换句话说，就是积极地打小报告。
于是乎，济南的解放军官管训处内，人们为了表示积极，一方面，把自己从来不敢拿出来与人见面的丑恶历史都坦白出来，另一方面，不仅打小报告成风，而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有些人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损人未必利己之徒，其恶形恶状，远远过于监狱和劳改队。
当局强调坦白交代历史，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以此打发时间。战犯中，故意隐瞒罪恶历史的，故意扩大捏造历史事实的、历史背景一时搞不清楚的，都不乏其人。下面各举一例，以见一斑。
例一：从上海监狱来的那个徐建平，他一向只说自己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都没有关系；经过干部几次动员、主要还是“点”出了他的“光辉业绩”以后，他知道事情已经瞒不过去，才在小组会上自己坦白出一段令人吃惊的历史。
原来，徐建平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一起活动，负责地下党员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每次开会，地点、时间、人员等等，都由他负责安排通知。会议中间，他还负责望风瞭哨，对他的信任，可想而知。一九二六年，徐建平被国民党收买过去，供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全部秘密。一九二七年春，陈延年召集一次重要会议，徐建平将会议时间、地点、人员名单等等全部向国民党出卖，致使与会者全部被捕牺牲。执行之前，还让徐建平躲在一个客厅里，让被捕的人一个个从客厅外面走过，徐建平通过窗帘的缝隙加以指认，以此“验明正身”。事后国民党论功行赏，所以才给了他一个银行副经理的头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出卖同党，并不是他本人被捕经不起严刑拷打招供出来，而是他认识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估计很可能是个色情女特务——主动告密的。
解放前夕，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倒过来投向共产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中央银行的内部经济情报。这条变色龙两头讨好，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了好多年，终因过大功小，功不抵过，还是难逃共产党的法网。
此人恶习不改，坦白出这一段历史以后，得到了干部的口头表扬，并得到一个“学习委员”的头衔。他得此荣宠，神气飞扬，得意得连走路都飘飘然起来。从此他以积极分子自居，疯狂地打小报告，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编造“反动言论”，陷害同类。这以后人人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臭得掩鼻而过，而他自己还美滋滋地自以为得计。——他在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的时候遇赦回沪，不久就得癌症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例二：黄文忠，苏北人，当时不过四十岁上下，但他一向自称是少将衔。在政治学习中，发现他所交代的历史可疑之处甚多，他说某时曾经在某某军当过少将，派人到外地与当时也在该军任职的人员核对，都说不认识此人。甚至在管训处内，就有某某军的人，经查问，也说没有黄文忠此人。领导布置组内追查，他却一口咬定自己确实在某某军干过。于是领导抽调与某某军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临时组成大组，面对面地专门追查，他居然铁嘴钢牙，坚持自己确实是少将。领导上只好把他的问题先挂起来。这样一挂挂了好几年，经过反复谈话、小组帮助，最后终于写坦白材料承认自己原来是个少校，被俘的时候，假报少将，以为可以得到更好的优待。真相大白以后，一时传为笑柄，从此大家干脆以“黄少将”称之。
例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请的指挥下，兵临福州城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于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福州，分三路撤退。第六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独立第五十师等近万人被编为第三路人马，在李以劻将军的率领下，向福清县海口镇撤退，计划从海口渡海撤退到平潭岛。当夜刚刚动身，就得到情报：解放军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已经先期到达海口镇，切断了第三路人马从海上逃跑的退路。面对这一进退维谷的局势，李将军手下一个副团长吴天发冒死进言：如果继续前进，势将全军覆没，如果投诚，至少可以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并坦然自陈当过解放军俘虏的经历，知道解放军优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为避免无谓的死伤，李将军立即派政工处处长谢斌为代表，去找解放军谈判，同时下令：从现在起，不准开枪，谁开枪即以违抗军令罪执行枪决。八月十日，李部撤到福清县天炉坑的一个山谷中，遇见了瓢泼大，而谢斌走后又没有消息。李以劻心急如焚，又派吴天发拿着他亲笔签署的名片去找解放军。这时候解放军八十五师已经逼近天炉坑，吴天发没走出多远，就与八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联系上，并见到了该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朱云谦派前卫团参谋长为受降代表随吴天发来到天炉坑，与李以劻达成了投诚协议。第二天，李部投降，放下武器，接受解放军的整编。
李将军的正义之举，使近万名官兵获得了新生，并加速了福建全省的解放，功不可没。
但是李将军主动投诚之后，并没有得到“起义将领”的待遇，而是仍按俘虏军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从福州第十兵团起解到苏州相门狮子口原苏州模范监狱内的“解放军官第十团”学习。一九五零年季春，解放军官第十团与山东解放军官总团合并，改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季方，政委苏振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全团迁到了山东禹城，李将军编在一队即“将官队”内。一九五六年冬，与大家一起到了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后来转北京战犯管理所，并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第二批特赦释放，计关押了十一年零两个月。
李将军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还得感谢当年他亲笔写的那张名片；更得感谢十几年来居然还保存着这藏书网张名片的“有心之人”。随着事件的澄清，这张名片当然也成了历史见证和革命史料，被档案部门妥善珍藏起来了。
我有幸见到了这张名片的复印件。名片为竖排，正面靠右印的小字是官衔：陆军第五军副军长兼?９９ｌiｂ.陆军第五十师师长、兼福州戒严副司令，官衔下面用笔添上“陆军中将”四个字；名片中间印着三个大字是姓名：李以劻，下面两个小字是别号：力匡。名片左上方并排两行写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叶、政治委员韦，这是抬头，意思是收信人。
名片的背面写的是李以劻提出的请降四条款：
一、本师及福州绥署及第六兵团现有官兵八千余名。
二、官兵等极感战争痛苦，志愿局部和平，请即派员来部商洽。
三、昨日已派员至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商洽，迄未返部。
四、兹派中校副团长吴天发等来贵部请示，并于照办，并电请司令员叶指示机宜。
八、十七
疯狂的“小报告大战”，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许多矛盾。一批中统、军统出身的老牌特务，施展故技，重操旧业，无所不用其极，居然深得干部们的信任。许多意志薄弱者、投机取巧者见有利可图，也群起效颦。于是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受批评甚至挨整。弄得多数人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池步洲刚到管训处的时候，和几个年纪比较大、官衔比较高的战犯编在一个组。这些人虽然“官居少将”，但大都是文职人员，从人品看，既不道德败坏，也不丧心病狂，属于“职业犯”的范畴。互相尊重、客客气气的旧习惯、旧作风，使组内基本上保持“和平共处”的局面，看不见“积极分子”的丑恶面貌和特务行径。
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干部又没有几个，通过积极分子反映组内人员的思想情况，本来也是领导人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则反映领导人本身的修养与素质。从任何一个角度说，信任甚至重用特务分子，总是欠考虑、欠妥当的。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文化水平、政治修养都不高，缺少强有力的工作方法，只知道制造对立面，利用对立面，引发矛盾和战争，双方互相攻击，于是领导人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双方面的情况，达到了驾驭的目的。这种“制造矛盾”的工作方法，也许能收一时之效，但是久而久之，非乱套不可。真正有能力的领导干部，是绝不采用的。
正因为池步洲这个组相互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战争，令干部达不到驾驭的目的，终于把它拆散了，重新编组。
编组以后，池步洲组内的人大都比较年轻，有个叫蔡培元的，才二十五六岁，组长姜士行，也不过刚三十。他们都是真正的战俘，军衔最高的不过中少校。组长姜士行，就是个俘虏营长。此人身材修长，面目黎黑，心狠手辣，颇有心计，人称“小报告大王”。
在这样一个组长手下讨生活，日子自然不好过。池步洲仍本初衷，第一绝不出卖灵魂，绝不打小报告；第二不作任何犯规之事，不给人以口实；第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当以牙还牙，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当时的学习中心，是交待罪恶历史。池步洲历史简单，生平只做过一件大事，即抗战期间，破译了日本政府的外交密电码。任凭积极分子们怎么分析，这总不是罪恶，也拿他无可奈何。学习、劳动之余，他不参与聊天、打闹，一心只钻研数学。有时候劳动归来，连手脚都不洗，就拿起书来看。姜士行侧目而视，但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开生活检讨会，姜士行批评池步洲一心扑在数学上，不安心改造；他反唇相讥：“我闲下来看看书，总比你们东拉西扯瞎聊天好些吧？”姜士行无言以对，想打他的小报告，又抓不住他别的把柄，也无可奈何。只是虎视眈眈，天天把眼睛紧盯着池步洲，总想从鸡蛋里挑出一块骨头来。
池步洲是全管训处唯一的留学生，他的热衷于学问，影响了好几个人，都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他们有的出于真想学点儿知识，有的出于寻找精神寄托，少惹是非。这一来，姜士行算是找到把柄了，在一次生活检讨会上，严词指责池步洲每日埋头看书，是不安心改造的表现，如今不但自己看书，还到组外活动，影响别人的改造，必须深挖思想根源，交待动机，不但自己要认罪服法，还要靠拢政府，帮助别人，等等。
池步洲见他语气生硬，也不买他的账，当时就给以反驳。一者事情不大，二者他在组内人缘儿比较好，大家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反而抹稀泥，打圆场，一场争端，不了了之。池步洲当然也知道姜士行的积极并非出于本心，不见得真那么倾心于共产党、真安心在这里改造。只要抓到证据，对这种人必须狠狠还击，绝不能客气。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池步洲上厕所，第一厕所有东西两个门，池步洲进的是西门；第二蹲坑之间的隔墙有一米半高，只要一蹲下，除了正前方之外，看不见两边；第三池步洲走路步履较轻，不是十分注意，不容易听见。池步洲刚在西边一个坑位上蹲下，就听见东边的坑位有两个人在讲话：
“他妈的，共产党真恶毒，满口里说优待俘虏，关了咱们那么多年了还不放，真不讲理！”说这话的是姜士行。
“你还当过那么多年营长哩，不说官儿有多大，起码吃喝玩乐嫖女人你都占了。我有什么呀？关我的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过是沾姐夫的光，补了个少校副官的名额，到如今也关了我七年了，我哪儿有那么大的罪过呀！”说这话的是蔡培元。
“关你，是要从你嘴里挖你姐夫的材料，要不，怎么把你姐夫关在北京，不把你们俩关在一起？其实，‘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们当兵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跟马棚里的牲口也差不多：他们当头头儿的反目不和了，一个命令下来，让我们向东不敢向西；他们握手言和了，当兵的死了也是白死。如今把我们关在这里不放，还说是优待，这算是哪门子优待呀！”
下面当然还说了一些话。过了一会儿，两人就从东门走了。池步洲心中冷笑：好你个姜士行，原来你是个假积极，今天终于原形毕露了！像你这样的坏蛋，饶你不得，你等着吧！
池步洲回到房间，拿起一本数学书和纸笔，坐到树荫凉底下奋笔疾书，把姜士行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考虑到蔡培元的为人还不坏，故意说另一个人的口音听不出来是谁，他也没说什么反动的话。写好了“小报告”，正往回走，迎面碰上了管理员，就把小报告当面递交给他。由于池步洲从来没打个小报告，管理员开头还一愣，只以为他是递的什么申请报告呢。
过了几天，队长把姜士行叫到队部。他还以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兴致勃勃一步一颠地跑了去。半个小时以后，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回到了组里，不用问，准是挨了批评了。从这以后，他老实了几天，不那么飞扬跋扈了。池步洲本想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干脆把他的丑恶嘴脸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一下的，但是考虑到这一来难免要伤及蔡培元，再说同是囚犯，也不必把事情做得太绝，只要提醒他稍加收敛就可以了。
不久以后开生活检讨会，池步洲发言，借题发挥，大意说：组里有这样一个人，表面装得很积极，背后却发牢骚、讲怪话。别人听了，没往心里去，姜士行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生怕池步洲一不做，二不休，把原话抖落出来。池步洲也见好就收，公开点一下，不过表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从那以后，姜士行果然收敛了许多，不那么嚣张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一次重新编组，姜士行依旧当组长。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一批战犯特赦中有他，可见他的“积极”，还是起了一定效用的。当时他得意洋洋，没有想到回到陕西老家以后，当地仍拿他当四类分子看待，人人都可以在他头上拉屎撒尿，过的是“贱民”的生活，而他的小报告绝技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日子比在管训处难过多了。——这是后话，一笔带过。
重新编组以后，池步洲被编到了杨肆当组长的组里。杨肆与池步洲以前在重庆的时候，虽然由于“派系不同”没有什么来往，但也没有矛盾。如今同为战犯，总算是老熟人，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亲切感。杨肆为人厚道，组内成员又是老人居多，而且都没有刑期，互相之间打小报告的人不能说没有，至少不像别的组那么多，日子好过多了。每天学习，杨肆因为有过给共产党破译密电码的特殊经历，得免不谈过去历史，算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待吧。
一九五八年，为攀登1070这个高峰，全民大办钢铁，管训处也不例外。先由王振处长动员，大家表态表决心，然后搬运大批砖头、水泥，开始在操场的一角建造小高炉，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连饭都送到工地来吃。姜士行倒是个好瓦工，高炉由他主砌。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高炉终于封顶了。接着点燃芦苇、干柴烘炉。又过一天一夜，炉膛烘干，用鼓风机吹着了煤炭，等到炉顶冒出火光，投进许多搜集来的废铁，破锅、旧锁、脚镣、手铐、火筷子什么都有，然后保持旺火继续猛烧。又过一天一夜，封炉熄火。等温度下降后，王处长一声令下：开炉出钢！可惜的是，掏了又掏，扒了又扒，什么也没扒拉出来：扔进去那么多的废铁，都炼成氧化物和矿渣了。
炼钢失败，大家都垂头丧气。王处长下令拆掉高炉。大家又花费一天一夜工夫，把高炉拆掉。
大炼钢铁以前，吃饭是不定量的，不够可以到伙房去添。大炼钢铁以后，吃饭有定量了。伙房根据人数把一组的饭装在一个木桶里，组内派值日生连菜端回来，由组长平均分。吃馒头，分起来不难，可以做到“公平”二字，吃大米饭，要分平均了，可不容易。这时候各组都盛行“土秤”，也就是用一根木棒，打磨光洁了，刻上刻度，算是秤杆，再用旧饭盒或新铁皮做一个秤盘，用旧锁或铁疙瘩做秤砣，自己制造杆秤。这种秤，斤两当然与标准度量衡不一样，但用来分饭，只要求分量相等，还是管用的。只是这样一来，每吨饭在进口之前，要折腾好长时间，才能把饭基本上分平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饭里面掺上了青菜、萝卜，而且米粒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据说是全国遭受到了自然灾害，农业减产了。后来证实：“天灾”固然也有，主要还是“人祸”作祟。社会上几乎人人饿肚子，劳改农场饿死的人当然更多。作为战犯，倒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只吃了一个多月的菜饭，就又恢复大米、白面的供应。这不能不说是沾了“战犯”的光。当然，“敞开肚子吃饭”的岁月，是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六三年，池步洲十二年刑期已满，释放回上海。那年他已经五十六岁，如果用其所长，当个日语教师，应该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上海人事部门按照政策，只能分配他到长宁区房修三队当“壮工”，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活儿，时间长达十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六十七岁做不动了为止。
一、三等贱民，悲惨生活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成人，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妇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旸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 4f5c." >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肉硬塞在他嘴里，强迫他“开荤”，不料从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样，一碰到荤腥就呕吐，终于保住了佛门子弟的“纯洁”，弄得红卫兵们也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当年红卫兵们所要“砸烂”的“封资修黑货”，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小将们回城以后，竟比当年的“老黑帮”更加热衷。宗教活动不但恢复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跃，信徒也更多。有许多当年的老党员、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于大彻大悟，扬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居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徒，大谈其“博爱”和“为善”。上海的圆明堂修整一新，明旸不但重新当上了主持，还当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龙华寺主持，后来又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经常出国访问。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个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头衔，并被聘为圆明堂执事，还曾跟随明旸法师出国访问；陈秀惠也成了圆明堂的内当家，帮助弟弟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转机，得到了小小的自由。这时候，中日邦交已经恢复，与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里通外国”，经白须宾写信到日本探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谢世，弟弟也在战后不久病故，只有两个姐姐还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须宾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申请赴日探亲。
一别三十年，沧海桑田，变幻极大：故土既不依旧，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难寻旧梦，恍惚有如隔世。回想当年离别亲人的场面，却仍历历在目，感慨唏嘘，自不待言。
两个姐姐都劝她落叶归根。她没有办理过改变国籍的手续，日本政府仍认为她是日本人，因此并不存在恢复国籍之类的问题。她仔细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藏书网功的人，仅仅因为政党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劳一笔勾销，爱国反而有罪，如今进入老年，犹以出卖劳力为生，在大陆的处境，不会有多大改善。从子女的前途出发，只有申请“回国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几有望。于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办理了手续，在日本定居，并把几个孩子也都陆续迁回日本。
这一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挣扎，在事业的道路上奋斗，艰苦拼搏，惨淡经营，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所幸池步洲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极高，特别善于经营。如今子孙们在日本、在中国都开有工厂、办有企业，并秉承父志，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他们的业绩，因为不属于这部书所要叙述的范围，这里不多罗嗦。如果有可能，不妨单独再写一部书，专门介绍。读者诸君，“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七十六岁，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池步洲已经六十七岁，尽管身体还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吃不消了，只好从房修三队退休。好在这时候子女们大都已经长大，尽管还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父亲的挂落，得不到什么好工作，但都开始返哺，艰苦一些，仅能果腹而已。
两年之后，“四人帮”群丑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特别是许多高级领导人亲身尝到了阶级敌人借“阶级斗争”这一法宝所酿成的苦果以后， 6df1." >深自反省，总结了几十年来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算弄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十分普通的基础理论，并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都做了认真的回顾与修正。中国共产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气魄，公开承认自己理论有错，政策有错，路线有错，因此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
不久，全国都在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池步洲的案子虽然没有得到平反，也在新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受聘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每天写些回忆录，作为文史资料保存。
一九七九年五月，通过姚耐的推荐，池步洲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两处的“车马费”相加，每月约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比以前略有改善。
这时候，姚耐出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他仔细听取了池步洲一生的经历，首先确认这是一宗冤假错案，建议池步洲写出材料申诉。池步洲接受他的建议，写了一份申诉书，交长宁区政协转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池先生在上海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他们两位，都已经年过八旬，“文革”期间，霍实子在狱中受尽了苦楚，能够活着出来，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似乎上苍有心要让他们在垂暮晚年为池步洲作证，解开池步洲身在中统却不是中统特务这一难解之谜似的。
这一次见面，李直峰得悉池步洲因“中统特务”冤案坐牢十二年，又因无法洗刷而至今未曾平反，不禁连连摇头叹息，责怪自己办事疏忽，有头无尾。
原来，李直峰早在杨虎城将军侍从室任机要秘书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入党，“双十二事变”中，因破译大量南京政府的密电，受到周恩来的赏识。后来奉周副主席之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正因为他特别赏识池步洲的爱国丹心和旷古奇才，方才担着干系，没让池先生填表参加特务组织。有趣的是，池步洲与他同事那么多年，只知道他有亲共嫌疑，受到过军统的怀疑与排斥，却不料他果真是正牌儿的共产党！
李直峰当即给池步洲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证明书
祗（兹）证明池步洲同志1937年10月份，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局）情报科机密二股，担任过研究日本密电码工作。当时我是该处机密二股股长，因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打入该处为我党中央秘密做高级情报工作，所以认为池步洲同志特地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是不可多得地（的）爱国志士，不应让他参加特务组织，失去行动自由，就没有叫他履行填表、宣誓、正式参加特务组织。以致他后来可以辞职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反日宣传工作。现正值党落实政策之际，理应负责证明：池步洲同志，并不是中统特务。谨此证明是实。并亲笔复写四份。
证明人：上海市府参事室参事
李直峰（签字）
1982年11月14日于共和
新路1700弄31号303室
拿到了这样一份一字千斤的证明材料，池步洲眼含热泪，感慨万千地把它递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平反三十一年前错判的冤案。
他所感慨的，并不是李直峰居然能够福祚有加，延年益寿，居然在这最后关头站出来给他写这份万金难买的证明，而是感慨党的政策，在判断是非功过上，从前不是按事实分，而是按派系分，从“国民党内没有好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的阶级偏见出发，才会得出“到延安的才是抗日，到重庆的就是卖国”这样荒谬的结论，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冤狱，其结果，恰恰不是加强了己方的力量，加速了前进的步伐，而是削弱了己方的力量，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幸亏共产党在惨痛的教训中以鲜血为代价换来了觉醒，终于翻然悔悟..，改正了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尽力地在做挽回的工作。要不然，共产党很可能也会走到国民党当年众叛亲离、民心大失的老路上去，最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四个多月以后，池步洲忽然接到霍实子写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步洲兄：您好！
今天下午两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写有三页，由我签章，光写：霍实子，85岁，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
内容大致是：自1938年秋在汉口，1939年在重庆，池曾随李直峰同志（打进中统来的）到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当时我任该组少将主任，李直峰任上校副主任。但研究组无成就，池于不久就辞去了。
池出去后自己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被军政部聘去担任破译日本外交密电工作。
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寇的重要情报。如：日寇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池后任技术研究室专员室主任专员，再调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总之，在抗战期间，池为抗战立过功。……等等。
池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返回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因此李直峰不要池参加中统，使池获得来去自由。
我证明池没有参加过中统，李直峰比我更清楚。
池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研究和破译日本外交密码工作。
我于1959年被过“左”的（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判为反革命。我一直不服。但直至1978年才敢提出申诉，请求市委统战部给我复查。承统战部转给原判我案的卢湾区人民法院复查。该院经过复查，于1980年8月15日，为我案平反了。
最后陈培娥同志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希望法院早日给过去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使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同德为祖国建设献出力量……等语。陈同志即将这段话写进去了。
我看，兄案不久可以获得平反了。
匆匆即颂
健康！
霍实子 拜启
1983.3.18.灯下
两位老人，一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共产党的老牌地下工作者，池步洲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虽然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一个是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霍实子还特别指出他>９９lｉｂ?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至于香港《天天日报》所载，那是他在港亲属向报界发布，不是霍的本意，张冠李戴，在所难免），因此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在此之前，法院曾要求池步洲把他在重庆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与功绩写一书面材料上交，池先生经与当年的同仁们一起认真回忆，写出材料上交了。于是法院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四处取证。实际上，法院的取证工作，当然不止霍实子一个人，只是池步洲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一个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送到了。当时复查的案件堆积如山，如果案件没有争议，一般只发出判决书就算结案，并不开庭宣读。判决书全文如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3）沪高刑申第226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池步洲，男，七十五岁，福建省闽清县人，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员，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人员，住本市新华路七十三弄五十七号三楼。
申诉人因被控反革命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军办秘（52密）二字第10662号决定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现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查明：申诉人早年留学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中统局国际密电室等单位工作。但原审认定申诉人自日本回国参加中统局充调查员一节，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申诉人在国际密电室工作期间，也未发现有危害革命的行为，解放后已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故原判以反革命论罪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办秘（52密）二字10662号决定书；
二、宣告池步洲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童介凡
审判员 阮石平藏书网
代理审判员 朱瑞昌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此处有公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姓名被公章覆盖）
沉重啊，这两张十六开的办公纸！这上面凝聚着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凝聚着一个人最有作为的、苦难的十二年光阴，凝聚着一个抗日进步家庭全家人的滔滔泪水，凝聚着多少人对革命的失望！莫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埋没，休提世界上最可怕的失落是民心的离散。刨去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不去说它，单是池步洲这一件案子，单是池步洲身上失去的成就和财富，就有多多少少哇！
历史的发展，动力来自诸多方面。如果不是许多身居高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自尝到了被冤屈、被诬陷、被侮辱的苦头，中国共产党，能够这么迅速、这么自觉、这么彻底地否定过去，承认自己有错，从而扭转乾坤么？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点点好处的话，这可以算是一条吧？
池步洲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与所有受冤受屈者一样，经济上的赔偿是没有的。“宣告无罪”四个字，就比千两黄金还值钱。不过他的“组织关系”按原来的系统转到了藏书网中国工商银行，并按干部待遇每月发给退休金。
池步洲平反以后，一方面为了“昭示天下”，向亲戚朋友们说明一下自己已经不再是祖国的罪人，诸位可以放心大胆地与我池某人公开来往了；一方面也为了“横向串联”，看看还有那些友人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自己可以现身说法，动员他们申请复查。经过走访，方才得知近一个时期来，凡是“四·二七”大逮捕中被关被杀的友人，几乎全都都得到平反了。只有一个“反动党团分子登记”运动中表现得最积极、登记得最早的黄咸益，“四·二七”大逮捕以后，不久就作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首批被枪决了。三十多年来，他的妻子儿女受到株连，历尽苦难，只差一死。见到池步洲，讲起当年受的罪来，泣不成声。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是给他的家属争一个清白，免得永远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在人前无法抬头，申诉一下，总还是有必要的。池步洲当即挺身而出，四处奔跑，向原单位及政法部门递申请、查档案、找旁证，要求平反。努力的结果，得到的答复竟是：“黄咸益的案子，是苏联顾问决定枪决的。凡是苏联顾问决定的案子，不好推翻。”——这是“两个凡是”之外的另一个“凡是”！
黄咸益的案子虽然没得到平反，但办案人员却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中国的镇反、肃反运动，不但照抄苏联肃反的老谱儿，而且有苏联顾问插手甚至幕后指挥。难以理解的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是他的主要罪错之一，斯大林的阴魂不散，秉承斯大林意志把肃反扩大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他们犯下的错误，怎么就不能平反了呢？
看起来，黄咸益不幸撞到了斯大林的枪口上，只好感叹于九泉之下了。池步洲的案子没让苏联顾问插手，还应该高声念佛呢！
当年五月份，池步洲回到福州，拜访了留日期间东中野“闽租界”里的乡友们。整整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死的死了，活着的也大都遭受过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原来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皱纹满面。但是一颗颗爱国的赤心，仍不减当年。谈起“沙龙”趣事，倒还记忆犹新，相与拊掌一粲，竟不辨是欢笑抑是苦笑。访了旧友，随即去闽清县四都溪源乡祭扫祖厝及探望族人大小，也算是“一身清白”后的亮相。因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池步洲也曾经到福州去探望过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但那时他还带着最高的“战犯”黑帽，心情抑郁，也无颜见人。
同年秋，池步洲申请到日本去探望妻子儿女，从此一直寄居他乡外国，过着闲来无事，著书自娱的晚年生活。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池步洲先生来信说：“现我一家四代二十余人都在日本，只我一人仍保持中国国籍。上海新华路旧居，仍以九倍房租加以保留，旨在重返祖国，埋骨故土耳。”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爱国的赤子之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感动！
三、吉人天相，大难不死
池步洲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从他写给笔者的信看，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横平竖直，绝无颤抖迹象，可证目力与心脏都很正常）。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一九九四年四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见内容丰富，备受读者欢迎。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一九九五年一月藏书网
十七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震后夫妇两老暂住京都子女家中，不久即迁回神户原住处，一切安好。
下面摘编池老先生在大地震之后给笔者来信的片断。一者这是神户大地震亲历者的目击记，并非“新闻报道”，具有更其真实的史料价值，二者也为关心池老先生健康和近况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他老人家的最新消息。
我家住在神户市市内一座八层楼大公寓的六楼。一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四十六分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一家都醒着（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觉）。电灯突然熄灭了，房间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屋子晃动得很厉害，所有不固定着的东西，包括室内的陈设，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厨房、厕所、洗澡间内的杂物等等，全都掉落在地上，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我急忙从床上滚起来，地上已经满是障碍物，连走路都困难了。
我妻子住的房间比较宽敞，陈设和用品也比我的房间里要多些。靠近她床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外孙女用的一台打字机，也掉了下来，离床头隔板只差几毫米，稍偏一点儿，就砸到了妻的头上。这是我家最大的幸运。不然，她一生吃尽苦头而死于非命，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这次神户大地震，震级为七度，是战后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但却比一九二三年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更多，毁坏的程度也更严重。
地震后，自来水、煤气都停了，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开始避难之行。幸亏电话还通，又正好住在大阪的三儿媳打来电话，说是她那里受害极轻，要我们到她那里暂避一下再说。
下午三点多钟，澳大利亚著名女散文家江静枝听到广播后打电话来询问我一家安否。她是我已故老友江秀清兄的长女。她是我友好中第一个打电话来问安的，足见世谊之深。..
一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我们随便收拾了一下，一家五口（老两口儿和长女、长婿及外孙女），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就匆匆上路。
一路上车辆极多，公路的路面有被破坏的地方，车流就被堵住。往往每开三五十米，前面就有一二十辆车子排起了长龙。谁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地慢慢儿走。日本的交通管理相当严格，尽管道路堵塞，车子开得很慢，可是依旧有条不紊，绝没有人乱闯乱奔的。从神户到大阪，从前用不了三个钟头，但那天竟开了八个半小时，直到下午三时半，方才到达三子的家。
三子当时在上海。三媳接待我们暂时住了下来。她的房子，是九年前新建的二层楼，还算牢固。地震那天虽然也有些震动，但很轻微，一点儿损坏都没有。
我们一到三儿媳家，就四处打电话，探询亲人的消息。这次地震，我一家子女近亲二十多口，幸多平安无事，值得庆贺。但还有一位青年亲戚下落不明。他是我长女婿的侄子，名叫陈桧，才二十三岁，在神户市日本语学校学习，成绩特优，预定今年初报考神户大学。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每月收入大约十五六万日元。打工的工厂，就是我次子所在的大成公司总公司。正因为有这么点儿关系，陈桧才能够在该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二搂占用一个单人房间。
二儿媳接着四处打电话寻找陈桧。好不容易跟大成总公司的社长原田先生联系上，但他的答复并不明确。据他说：那座宿舍楼的二楼，确实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也全部压死了；但是陈桧是否也在里面，还不敢肯定。因为一月十六日是日本的“成人节”，厂里放假一天。听说那天陈桧和一个女友出去玩儿了，如果没回宿舍过夜，就很有可能逃过这一，至少不会压死在这座楼房里；如果半夜后回来，那就很危险。总之当时正在清理现场，发掘尸体，要等全部尸体都清理出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我次子是陈桧到大成总厂打工的介绍人，如今他不在日本，我二儿媳就有这个责任去判明陈桧的生死，而长婿是他的亲叔叔，更有责任活着找人死了寻尸，以便向他父母作出交代。于是他们两人加上我的长女就连夜出发去神户寻找陈桧。?９９lｉｂ?
他们三人在去神户的途中，一路上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灯光，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还没到神户市，就有政府派出的救护队拦住去路，不让他们走进危险地带。幸亏事先与原田社长联系好，由他从公司里派出一辆专车前来迎接，并预先约定由他们三人手执一块写有名字的纸牌，在救护队拦路处等着。果然没等多久，公司的专车来了，一见纸牌高举，就来接头，并与救护队说明：“他们是遇难者的亲属，去处理后事的。”获得准许后，请他们上车，直开宿舍现场。
说起来确实难以令人相信：大地震中，该宿舍楼的第三层居然完好无恙，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受伤的，没一个死亡；而二楼却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包括另几个房间里的女生，全都死于非命。
这是因为地震波的冲击，三层楼房是从半中腰“折断”的，所以一楼没倒，单单毁了二楼，而三楼只是整个塌下来，里面的人反倒没事。地震中间，谁生谁死，真是难说得很。
这时候，死难者的尸体全都发掘出来了。陈桧的尸体，也在其中。更其奇怪的是：尸身上下，居然没有任何伤痕。看起来，他不是被砸死，而是被封闭在一个死角中闷死的。
九四年阳历的除夕之夜，陈桧应邀到我家来聚餐，我还频频举杯祝贺他过了年能考上神户大学呢，不料仅仅过了十六天（第十七天刚刚开始），他就命丧黄泉了。
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夭折而悲痛。
我长女因为处理陈桧的后事，不得不暂时留在神户。办完了后事，克服种种交通上的困难，步行了很多路，才回到我的旧居去看看。说巧也真叫巧：正好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急忙过去拿起耳机，原来是福州我的亲侄儿伯鼎打来询问我一家安危的。
女儿回来跟我说起此事，我真是又羞又愧，感慨万千。
自从四年前我家从大阪搬到神户，就没给他去过信。是我忘记了他们？非也。回想当年，五哥、五嫂为了送我到日本留学，卖了嫂嫂的陪嫁田产和金银首饰，给我凑了三千块大洋，原指望我学成归国，造福乡梓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终身难报万一，但是我却很没出息，坐了十二年牢，出狱后又当了二十年“贱民”，三十二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平反。在这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五哥、五嫂也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如今五哥、五嫂双双作古，我哪有一丝半点儿报答过他们的恩情？我也是个“人”啊，所以一直内疚，未敢忘怀。
一九八三年我获得平反以后，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当时我有如伏枥的老骥，也不无“雄心壮志”，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报答包括伯鼎在内的福州亲人。怎奈当时我就已经七十六岁，日本的社会，是青年人的用武之地，与我这老头儿无份。何况我又没什么本事，当然闯不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灰心丧志，失望透顶，实在没有面目去见福州的亲人。而我又不是西楚霸王，没有勇气学他的“自刎乌江”而来个“自沉东瀛”。这种心态，我也曾经给在福州的亲友写信透露过，但始终不敢与伯鼎、一东两位侄儿写信，因为我实在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迁居神户以后，索性就不通知他们。
说实话，我内心里当然是经常挂念他们的，但就是拿不起笔来给他们写信，实在罪该万死！想不到，伯鼎贤侄等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不死的，千方百计查出我神户家中的电话号码，打来问安的电话。
伯鼎贤侄啊，我实在万分对不起你们啊！
就我记忆所及，我神户家里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告诉过福州的任何亲友。那么伯鼎贤侄是怎么查到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呢？我猜来猜去，以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马尾的外甥孙女处，因为他的丈夫留日期间，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回到了马尾家中。但不知事实是否这样？
女儿又告诉我说：她在神户家中时间不长，但除了伯鼎的电话之外，还接到了上海张秀杰兄的问安电话。张兄是我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而且还是风雨岁月的难友，自然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地震之后的问安电话，非比一般，仰见关怀备至，令人铭感五内。
如此看来，在我离开神户之后，正不知有多少亲友打电话来探询消息。可惜的是：一者大多数电话都没能接着；二者我竟连给亲友们写信、打电话报平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一月十八日离开神户那天，我对地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住房没有倒塌，过不了几天，地震不震了，就可以搬回来了。所以除了随身衣物之外，许多应该带的东西都没带。特别是一本国内外亲友的通信录也忘了，以致到了大阪以后，竟无法跟亲友们通信。长女回神户处理陈桧后事，我没想起来要她去拿，现在再去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道路破坏严重，交通基本上断绝了。（按：现在我把池老先生的这封信公开，也算是替他在亲友面前道歉与感谢吧。）
过了两天，三儿从上海来电话，要三媳母子到上海去暂 4f4f." >住。于是除了长婿因要上班暂去公司宿舍居住之外，其余四人，又接受次媳的邀请，由长孙女婿开车，到京都次子家暂住。
次子也在上海。次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京都在大阪的东北面，离神户更远，因此比大阪更安全。一月十七那天，这里的震级是五度，据说也摇晃得很厉害，但却整个京都地区没有一座房屋倒塌，也没有一个人死亡的（大阪砸死了十四个）。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也解除了恐怖感，天天上街散步，晚上睡得也好。
一月二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神户发生余震，震级为四度，京都也有三度。虽然并不太晃动，但我们已经是惊弓之鸟，难免又要惊慌一阵子。
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刊载此次神户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数字（数字统计截止二十七日下午10：45为止），计：死亡人数5090人，其中神户地区5076人，大阪地区14人。下落不明者29人，全部在神户地区。负伤人数26764人，内神户地区24580人，大阪地区2086人。房屋损坏89431幢，内神户地区73805幢，大阪地区15405幢，其他地区221幢。
一月二十九日，《朝日新闻》早报继续发布死伤及房屋倒塌数字：死亡人数为5092人，增加了两个人；受伤人数为26798人，增加得不多；而房屋倒塌的数字为95718幢，增加了六千幢以上。
地震之后，神户火灾蔓延，到处都是熊熊烈火。因为自来水管损坏厉害，停止了供水，救火队无水可用，也束手无策。这样延续了七八天之久，受害面增大了。
与一九二三年发生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相比，当年的震级超过七度，死亡人数仅三千七百多人，比这一次少一千四百来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关东地区大都为木结构房屋，很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因此房屋的倒塌率比这次反倒低。
此次大地震，无家可归的灾民达五十万以上。除一部分投亲靠友者外，计有二十八万人住进了政府指定的避难所。这种临时的避难所，大都设在附近的中小学校没有倒塌的大礼堂或体育馆、公民馆里，共有一千一百多处，每处收容难民多则数千少则数十。避难所内所见，十分令人感动：避难人一律睡在地板上，铺的是薄薄的褥垫，盖的是政府发的毛毯。一排排的铺位中间，留一条窄窄的空隙，作为过道。避难者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鸦雀无声，不吵不闹，尽量忍耐下去，不妨碍别人。天气很冷，避难所里当然没有火炉，大家只好龟缩在铺位上，一动不动，听其自然。开头几天，因为道路不通，食物难以送到，只好大家一起挨饿。偶尔送来一点儿食品，也是一个面包好几个人分着吃，互相礼让，尽量照顾老人和儿童，不争不夺，毫无怨言。
日本人的这种教养，举世无匹。换上别国的人，岂不趁机大肆抢劫，乱成了一团糟？（按：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还在离震中不远的一座劳改农场劳改，耳闻目睹地震之后发生的抢劫、盗窃、强奸案件多起；至于干部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巧取豪夺与多拿多占，则多不胜数矣！）
日本虽是地震多发国，地震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能够如此处变不惊，沉着忍耐，应该说是多年来注重教育的结果，非一日之功也！
此次神户大地震，日本人受害不浅。死去的五千多人，都是自然灾害的牺牲者，值得同情。天灾固然可怕，而人祸的残酷，则远远过之：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牺牲人数达几十万；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人；重庆的一次大轰炸，防空洞内闷死的人就好几万；到了新中国，不说历次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单是饿死的，就有几千万（这是迪斯尼记录的数字）……百姓的苦难，真是难以列举。因天灾人祸而死去的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死的人，尤以人祸而死者为最多。但愿苍天有眼，让天灾人祸减少到最低限度才好！阿弥陀佛！！！
1995年1月29日于京都
从池先生的来信中看，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文思敏捷，文采动人，感情丰富。特别是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拳拳之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老先生福祚绵绵，所著回忆录早日出版，从而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一份珍贵的、确切的资料。
吉人自有天相。愿上帝保佑池先生一家！阿门！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