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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说历史：角落里的民国》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儿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99lib?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就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我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出土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情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９9ｌib.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藏书网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李石曾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99lib?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很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封电报去，上面写ABC等字母——A代表一万，B代表两万，C代表三万，法国方面一看就明白，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被推翻了，这其中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李石曾忙的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99lib.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中国的两次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人用一匹白绸裹身，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见为首的人整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但又不敢造次（怕万一真是革命党）。代表们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觉得有理，遂一把拉过随绅士代表来的巡官，硬是让人家来办，巡官无奈，只好胡乱写了个告示，没有大印（盐运使已经带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顶替。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孙天生大概是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衙门里的家什用具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捡，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9９ｌib.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没有当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够了！”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由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儿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时为扬州最大官的（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峋，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河自尽了，可惜没有死成，获救之后也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
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置疑，但是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己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厉害，说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清朝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让孙天生这样的混混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夭夭，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呢？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的天下，闻风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澂，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开炮，马上挖墙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丫姑爷”（张彪娶了张之洞的贴身丫鬟），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不过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使新军革命党的名单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澂，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出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澂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清兵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藩镇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瑞澂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劻说，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不也是逃走了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先锋，实际来了五百），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瓦解了。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辞，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当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的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号召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剪了辫子的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中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就能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掺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与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胆大妄为”到了连一丁点儿起码的政治顾虑都没有了。?9９lib.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大兵敢到学堂骚扰，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赔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这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历来是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地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连官绅也离心离德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革命党的毛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捆起“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咨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一类的事，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不仅仅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知县虽然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有关“五四”的一点感想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被五一长假一冲，似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居高临下地赞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会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现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家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 6587." >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等于死文字、白话等于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唐德刚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 href='9038/im'>《史记》里“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之类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真正拉车卖豆浆的普通人，别说看，听都听不懂当时的新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 href='5122/im'>《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
《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 href='/article/5004.htm'>《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口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得离奇，但意思失真得却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锺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一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是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 5b9e." >实际上是让99lｉｂ.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
其次，“五四”作为政治抗议运动，其发生和发展也有许多未解之谜团。如此大的一场运动，根据当事人“三国贼”之首的曹汝霖晚年的回忆，起因无非是总统徐世昌和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长民和他之间的一点私人恩怨。当然，除非研究者神经错乱，否则没有人会认同曹汝霖的看法。不过，如果仔细想想，这种看法未必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毕竟他是从当时的政坛风云旋涡中滚过来的。我们虽未否认五四运动和北洋政府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却长期忽视它。五四运动跟国民党的关系，经台湾学者吕芳上的梳理，已经基本清楚了，但跟运动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军阀和政府跟五四运动的关系却长期处于研究的盲点。北洋政府内部跟日本走得近一点的人与亲英美派的人之间，比如当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间，他们的矛盾跟运动的发生、发展乃至最后结束之间，存在太多关联。比如，巴黎和会上所谓的中国的外交失败，在形式上跟当年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换约，中国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辞令有关，而这个消息恰是被时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长民透露到国内报界的。据说，徐世昌因此还把林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没有这把野火，赵家楼那把火怎么烧得起来？而林长民恰是一群亲英美的职业政客中的一个，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职业外交官，有留学英美的经历，比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他们跟曹、章、陆等日本留学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着很大的政见分歧。其次，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旧交通系，对于曹汝霖等人挟日本奥援侵入他们的地盘（时称曹为新交通系），啧有烦言，因而对日本的西原借款问题已经积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实为直皖冲突乃至五四运动的一个远因。
掌控中国政局的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关系更大。在五四时期，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显然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背后实际上折射的却是北洋系统内直皖之间的问题。因为从北洋圈子里滚出来的徐世昌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这个总统是段祺瑞捧出来的，他和段之间，说是牵线木偶和牵线人的关系也许有点过分，但是，说“没有了段，就没有徐这个总统”，肯定是对的。徐世昌对段祺瑞有点想法，更多的可能是着眼于直皖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操之过急的忧虑。
说到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在五四运动的当口，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撕破脸皮，就差动手开仗的地步。前直系领袖冯国璋退出历史舞台，新直系的领袖曹锟被段祺瑞忽悠了一下，成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前锋，麾下战将吴佩孚一马当先，打败桂系的主力，连带击垮了湖南军队，拿下长沙，剑指两广。然而，在后方，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编练自家武装参战军（后改为西北边防军），从日本借来的银子、买来的枪械都投到了那里，甚至连直系辛辛苦苦打下的湖南，也便宜了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让他做了现成的督军，吴佩孚自己只落了个“孚威将军”的空名。段祺瑞让直系为自家火中取栗的耍猴把戏干得过于拙劣，别说精明的吴佩孚，连憨憨的、外号“傻子”的曹锟，都洞若观火。吴佩孚打到衡阳，一面按兵不动，跟南方勾勾搭搭，信使往来；一面以最爱国、最激进的面目，频繁通电，对北京政府的种种举措说三道四、肆意抨击，甚至对政府要员指名道姓、直斥其非。打狗冲的是主人。经战争实力壮大起来的新直系，此时隐隐然已有问鼎中原、夺了鸟位之势。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恰好给了直系一个攻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的机会，而五四学生的抗议运动则使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大。因此在这期间，用陶菊隐先生的话来说，吴佩孚今天一个仿讨武曌檄，明天一个效驱鳄鱼文，口号喊得比游行的学生还激烈火辣，不仅对舆论而且对政局，都是有影响的。
要知道，当时吴佩孚是公认的常胜将军，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直系虽然还有其他大佬在，比如所谓“长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和赣督陈光远，但是只有吴佩孚才称得上是直系的当家花旦，别人顶多跑跑龙套。虽然吴佩孚的发言不见得都是直系将领的意愿，但是他们肯定都乐意通过吴大声发言，向皖系政府表达不满。在袁世凯时代就进入北洋团体、作为袁世凯老友的徐世昌，当然不乐见北洋团体的分裂。对他而言，尽管自家是皖系捧上台的，但只有维持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尤其是直皖两系的平衡，他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稳。如果仅仅在皖系的指挥刀下做总统，徐世昌岂不成了汉献帝？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敢于在五四期间跟段祺瑞有了点“不同意见”，更倾向于考虑吴佩孚的声音，牺牲曹、章、陆。而在曹汝霖看来，在这个危难时刻，段祺瑞显然要比徐世昌更够意思。
段祺瑞的麻烦显然更大。这个才具不如袁世凯，雄心却比他的主公更大的北洋第一号继承人，当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武力统一。为此目的，他才靠近日本，从日本得到大笔的贷款，大批的日式武器连同教练也随之进入他的嫡系部队。也正因为如此，他控制的政府，才会对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强夺德国控制的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行为装聋作哑。别人也许只当他是皖系的首领，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整个北洋系的老大。由于他做遍了北洋系军校的监督，所以凡是北洋出身的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直系曹锟、吴佩孚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吴佩孚电报仗打得凶，但始终都给段祺瑞留着面子。段祺瑞自己也很看重这点面子，眼看着吴佩孚差一步就踏入广东，他也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将军能打，只要面皮没有最后撕破，他都会指望吴佩孚替他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于情于理，尽管吴小鬼（北洋系中对吴佩孚的蔑称）咄咄逼人，还真就得让着他三分。这也是为什么段祺瑞对曹汝霖安慰话说了一箩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为他筹钱出了大力的人背着国贼的名头离开了政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直皖之间势力消长的转折。通过“五四”，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将卖国的污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则获得了爱国的美名，从此得到了行动的正当性。五四运动次年，双方一场大战，尽管皖系在武器装备、军队数量和后勤供应上都占有优势，但很快一败涂地。这里除了直系训练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优势之外，双方士气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面的差距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后来回忆说：“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了直皖之战。”（《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
按说，当时的中国有具有革命资本的国民党势力，也有具有讨袁传统的云南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的势力，但是在“五四”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却让北洋军直系的一个师长专美于前。吴佩孚通过在五四时期的声明，成为话语权的主导者。在新闻自由的公共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势力的时代，这种话语权显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吴佩孚恰是借助这个力量，一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打过一些胜仗的将军。中国的军阀何其多，但是只有吴佩孚具有世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除了军阀之外，五四运动另一个重要角色也长期缺席。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中，6月3日之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运动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三罢”当时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只是上海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因此值得单拿出来说。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上海的罢工罢市对北京政府拒签和罢免曹、章、陆作用最大，我们也应该明白，按照最经典的工人运动史叙事的逻辑，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者之前，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个没有阶级意识的自在阶级，他们的行动理应属于自发性的，往往局限在经济斗争方面，为什么此时居然可以成千上万地出来参加政治运动？到底是谁组织了他们？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帮会控制的，既有青、洪帮这种第三社会性质的帮会，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帮会。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没有帮会的出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连商人罢市背后也有帮会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没有帮会的协助几乎不可想象。当时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没有成气候，洪门在上海地盘尚在，各种以地域划分的帮会也各自为政。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起了什么作用，彼此间的关系如何，运动对帮会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等，显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近代几次爱国事件中，帮会的表现好像都不错，比如“五四”，比如“一·二八抗战”，个中的缘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不能因为帮会属于第三社会，名声不好，就故意在历史叙述中将他们漏掉。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期满足于现成的、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言，“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却难以深入。
民国的三个面相
开篇语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得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股诱人的气息，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民国史无疑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一百多年后依然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儿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扦格和话语吊诡。
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就会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掺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９9ｌiｂ.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了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地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９9lｉb?t>进入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人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被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都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在客观上，袁世凯称帝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俨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他希望这种重建能中外合璧、古今合一。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为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在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宧、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制度扦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对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如果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但是，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相当繁荣，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话语吊诡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旧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旧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旧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 53cb." >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最后，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二百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两千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99ｌｉb?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绝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中，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只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还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云谲波诡的历史。
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十六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丙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也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四年的戏。这十六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区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的。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他们吃过西方军队的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他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在那个时代，进化论的魅力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十六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往往很难处理好跟国会的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
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领袖和骨干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居然还真就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够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９９lｉｂ?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二陈汤”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决裂。而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段祺瑞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 53ea." >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段祺瑞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三千元一票、五千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只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宿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奉系入住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四年是北洋时代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当时的中央政府沿着下降线行进，其他地方也如此。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得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地传统，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在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在伦理和文化的改造上。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
北洋时期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为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这个机遇了。
失败的自治和必须正视的难题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被毛泽东称作“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了。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里，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的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危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是唯一的自强之路。
但是，在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袁世凯为了早点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非要先选总统后制宪，国会居然答应了。为了选总统，先炮制出一个本应属于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投票通过。选举按照袁世凯的意愿进行，而且几乎等于是没有竞争对手。按道理，到了这个份儿上，袁世凯对总统的归属应该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这天早上，国会两院议员们的屁股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就发现国会外面来了黑压压一大群人，把整个国会大楼围得水泄不通。来的.人号称“公民团”，个个进退有据，号令严整，腰板笔直，分明是换了便装的军警。据当事人说，“公民团”的人数有几千或上万。人虽多，但大家嚷出来的却是一样的话，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内议会不将国民期望的总统选出来，就别打算离开国会半步。就这样，在“公民团”的重重包围中，议员们开始投票选总统，第一轮袁世凯没有达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第二轮还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轮。这时候，天色已晚，议员们一天滴水未进，渴饿难熬，最后实在撑不住了，总算是把袁世凯选成了总统。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事后研究表明，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团”来霸王硬上弓，估计他老兄第一轮就当选了。“公民团”的强买强卖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故意捣乱， 624d." >才要投上三轮（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可见没有什么人真的想和袁世凯过不去）。不过，尽管如此，就算袁世凯事先已经知道大家会选他，他还是会派“公民团”的，因为操控选举是每个独裁者，或者有心做独裁者的习惯。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蛮牛，哪怕留下千古骂名。在中国，没有人会竞选，大家只习惯操控。
好在袁世凯以后的统治者学得聪明了，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把戏很少玩了。段祺瑞是从议员选举开始操控，选出来的议员大部分都在他的俱乐部里吃喝玩乐领补贴。曹锟则买选票，每票五千大洋。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问题争上半天。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一旦投票选举落到自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什么。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t>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国会选举中，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中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
。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1半益农，是毛泽东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户。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回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９9lｉｂ?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当局好像依然心如石铁。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后来的转机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最后谁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的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也有几位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还把文章做到了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 6765." >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99liｂ?
。于是冯国璋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了。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此举更可能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冯国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不想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般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冯国璋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清朝禁军改编的陆军第十五、十六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什么？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六十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依然没有饶他。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军汉的审案爱好
古代，地方上没有专门司法官，地方长官的主要政务之一就是审案子。因此，传统戏剧演清官，少不了开堂审案：大堂之上，手持杀威棒的衙役站立两旁，一脸铁青，杀气腾腾，青天大老爷案头高坐，蟒袍玉带，威严赫赫，原、被两告跪在下面，畏畏缩缩，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之流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拦驾告状，青天大老爷走一路断（案）一路。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军汉居多。这些军汉们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占了某个地方，除了时不时地火并开战，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审案。有的人藏书网甚至抢来戏班里的戏装，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样，穿着蟒袍、皂靴前去断案。
韩复榘的名声不好，因为抗战时不战而弃山东，而且还被艺人们编了段子说他不学无术“关公战秦琼”。可是当年韩做山东王的时候，却有“韩青天”的名头。是真青天还是假青天不说，此公喜欢升堂断案可是不假。韩复榘主政山东前后将近七年，别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东的狱案他必然要亲自审理的，有时候还要巡行地方，一个县一个县地，一路审过去。
韩复榘审案跟戏里的包公、狄公之类的差不多，只是王朝、马汉换了卫兵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执法队。被审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堂、审问、上刑、打板子或者军棍。韩复榘审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凭他自己的判断。虽说比 href='2204/im'>《水浒传》上李逵断案好一点，但基本上也属于任性胡来。明白的时候还有点常识，糊涂的时候常识都没有了。如果赶上心情不好，就该着下面跪着的人晦气，无论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阵儿，韩复榘特别相信自己的相术，审讯“人犯”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只盯着人看，看着看着，右手一挥，执法队就把这人拉出去枪毙；左手一挥，这人就无罪释放。当然，这种审案方式有时也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效果来。比如，有次把前来送公文的人也当成人犯，一挥手给毙掉了。有的时候抓来共产党人，如果审讯过程中，这人骨头特硬，坚贞不屈，任你怎么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韩复榘钦佩这人骨头硬，是条汉子，结果很可能是无罪释放；相反，如果一上刑熬不住招了，韩会特别鄙夷，往往将之拉出去毙了。这种情况，是喜剧。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头痛的时候。
明白的人都说，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所以司马迁在 href='9038/im'>《史记》里只列酷吏传，不设清官一项。不过，对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人们一抒小民压抑的心境。做了军阀统治一方的军汉们，其实个个都是戏里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们实际的统治如何乱七八糟、横暴专制，但有意无意都喜欢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断案时的威风，也效法清官断案时的专断。也许，在他们心目中，这样做就是在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没准儿潜意识里就是想做个清官。但是，这种司法过程（如果还算是司法的话）的实际运作，给社会带来的往往是真正的灾难。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在西学的接济下，辟佛的理学传统格外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始，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地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下宾。大小藏书网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儿地开，有求升官，也有求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照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发奇想，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以来，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督军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的主意是，干脆令唐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唐生智还真的就是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做何想。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最后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 5ddd." >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起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称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刘文辉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 4ed6." >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十；说这事不成，办起来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藏书网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在神仙府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他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害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他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的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兵变与政治
19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商家云集的北京城东安门一带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喧嚷，向来还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从哪儿一拥而出，一厢放枪，一厢乱抢东西。自打八国联军入侵以来，北京人多时没见这个阵势了，一时哭爹喊娘、东躲西奔，像滚水浇在了蚂蚁窝上。刚刚从国外回来的齐如山（后来以帮助梅兰芳戏剧改革闻名的著名戏剧艺术家）倒是不怕，身着西装，站在大街上看了一个晚上的热闹。大兵们不仅没有动他一根汗毛，而且还不断地向他“咨询”。一会儿，一群兵拿着抢来的寿衣问他是不是绸子；一会儿，一伙人捧了一堆化银子用的小碗，问他是什么玩意儿；一伙大兵拿来一堆纸条，当被告知不过是挽联时，连连大呼晦气；抢着了貂褂的大兵们，当被证实所获最值钱的时候，一齐欢天喜地，大叫没白来。（《齐如山回忆录》）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军 66f9." >曹锟第三师的北京兵变，在一个看客眼里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显然，不像后来的军阀大兵——兵变和抢劫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此时的北洋军毕竟是清朝花大笔银子、袁世凯下大力气按照普鲁士陆军模式训练出来的军队，第一次集体抢劫还真有点“棒槌”（外行），不时地需要求教于街头的“顾问”。（齐如山语）藏书网
兵变是袁世凯的杰作。在袁世凯如约逼清帝退位之后，南京的革命党人也如约把临时大总统让了出来，可屁股尚未离开总统椅子的孙中山还有点放心不下，不仅急火火地炮制了一个《临时约法》，而且还想出了一个定都南京的办法来约束这个乱世枭雄。为了让生米变成熟饭，他派出了以蔡元培为首的使团前来迎请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肯就范，离开自家的老巢到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去，但又不想公开说不，于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这么一出戏。不过，虽然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北洋军更是以昔日的袁宫保、今天的袁大总统马首是瞻，但这种纵兵在大街上抢劫的事，还就是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才肯干（曹锟能从保定街头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布贩子混成堂堂师长，靠的就是这股绝对服从的傻劲）。从此以后，曹锟的第三师以堂堂嫡系国军之身长时间背上了恶名，直到他的后任吴佩孚接手，花了很大力气才得以洗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北京兵变抢了上千家的店铺，更把南方的使团吓得半死（使团住的地方枪声尤其密），专使们一个个仓皇从窗户跳出，在墙根底下蹲了半宿。兵变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稳。受了惊吓的南方使团也领教了北洋军的厉害，只好作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一点约束，就这样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他袁世凯，清朝的遗老遗少骂，孙中山和身后的国民党骂，康梁党人骂，共产党自然也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海峡两岸的正史常常把历史涂得红白各异，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虽然，近来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客观起来，说好话的人也有了。不过，在我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也跟他自己没把事做好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换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换。虽然客观地说，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袁世凯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刚刚提到的北京兵变里就有他失败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当的方式玩军人干政的游戏。
在政治制度转换时期，以马上得天下本是应有之意。中国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方天地。袁世凯凭军人力量起家，以当时势论，非如此也难以服人，多舞弄几下东洋刀，原也无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玩抢帽子游戏，让北洋诸将打打停停，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一会儿嚷着坚决拥护共和体制，已经是在借军人玩权术，但还可以勉强算是夺权之际的战术变通。可是到了大总统已经到手的时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言明，却玩兵变的损招，说明袁世凯不仅不是当时国人所称许的中国第一华盛顿和世界第二华盛顿，连传统王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
对于国家体制而言，军人从来都是双刃剑，成事亦可，败事更易，现代的民主国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国也如此。所以，人们往往采用各种制度性的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遏制军事力量在政治体制上的作用，尽可能减少或者压制军人在政坛上的发言权。西方现代制度是文官治军、军人中立、军人不干政原则，而古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用西汉的一位高阳酒徒的话来说，就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谓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构礼制框架。在礼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几乎每个传统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尽管政权没有武人不行，但对王朝最致命的威胁恰也来自自己麾下的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后的情势而言，袁世凯不想去南方就职，只要明的坚持不去，随便找点什么理由都无不可，革命党人实际上是拿他没办法的，否则也不会因区区一次兵变而全面让步。其实，如果革命党人真的 6709." >有力量，根本不会把总统让出去的，现在大头已经让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坚持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袁世凯却偏偏选择了最下三烂的对策，唆使军队闹兵变，由此产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他不仅让军人直接干预国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该采取的手段——兵变。要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
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儿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他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 53ef." >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而且也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制止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清朝时期，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儿。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如果地方军阀存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洋人大动干戈。所以..t>，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圆）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的确用得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的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bbr>藏书网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９９ｌｉｂ.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作“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市场世界与封面美人
中国近代化，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中国被西方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是个奇异的存在。当上海道台把县城外的荒地拨给洋人居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用不了多少年，原来的荒地就变成了繁华的中心，而县城反而变成了可怜的陪衬。上海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昔日的小县城变成了中国第一号都市，对中国文化而言，上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出现了“海派”。
海派意味着反叛，清末跟政府对着干的人和事，大多跟上海有关，由于有租界的庇护，北京的朝廷也无可奈何。海派也意味着新奇，即便是鼓吹造反，也不似过去那样撒帖子、传谣，而是办报纸、印书、写评论，甚至写小说。在清末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宣传政纲鼓吹革命，不谈政治，写了也没人给你发表。
然而，政治的热情跟感冒发烧一样，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因为人们还是要过日子，讨生活。热度消退，男欢女爱就会成为生活的主题。自然，市面上报纸杂志也跟着换了内容。这时候该青楼露脸了，先是花界科举，这种科举没有考试，而是读者投票，进入民国则改为投票选花界总统、总理以及各部总长，跟我们今天的选秀别无二致，所差的就是没有手机投票、电视喧闹。同时，报刊上也出现了美女形象，不是点石斋画报那种石印白bbr>?描画，而是真实的照片。开始的时候，连青楼女子都有点犹豫，于是记者借出台吃花酒的名义把她们诓来，美女的玉照配上文人轻佻的文字，杂志的销路看涨。妓女们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很快，不用诓，不请自来，最后还要给记者塞点小费。青楼女子露脸，良家女子也耐不住了，无论小家碧玉还是大家闺秀，也迤逦地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一个个清末民初女子的玉照，个个都把自己包裹得像桶似的，严严的，有的还在裙子下面露出一副小小的莲足。看这些玉照，单从衣着和神态上，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她们谁是青楼娇娃，谁是良家妇女了。
上了封面或者插图的美女，自然得与时俱进。先是服装要变，不能维持桶的规模而仅在领子、袖口上做文章，渐渐地，面料变了，女性曲线出来了。其次要露，既然露了脸，别的地方也要跟进，先是胳膊，然后是腿，再就是大腿一线（旗袍的叉开得高点）。接着泳装上场，虽然那时代 6cf3." >泳装还相当保守，但大腿露出已经不止一线。最后到bbr>?了民国中期，连人体模特的全裸照也有了。可以说，我们今天报刊上美女封面和插图的水准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只是图片的质量差点。
现代西方的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资本的世界、一个公共市场的世界。这里的市场不是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作坊经济，吆喝就得，用不着广告。一切人和事都要在这市场里找到价值，还可以通过某些中介得以升值，升到什么程度要看中介的推介力度。报纸杂志就是这种中介，所以管它们叫传媒，或者媒体。这个媒藏书网，是面向市场的媒。通过这个媒，人才可以将自己有形无形的资产卖个好价钱。
公共市场实质上是眼球经济。眼球经济，美女最有价值，谁让这个世界还是个男权世界呢，西方如此，东方更如此。在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世界，道学气十足的中国绅士，无论头脑多么冬烘，像茅盾小说 href='2322/im'>《子夜》里描写的那样，一进上海就被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吓晕了头。当场毙命其实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是，一边大叫不像话一边捂住眼睛，却在指头缝里偷看。因此，这个对西方开放不久的世界对美女经济的吸纳力度往往异乎寻常地强。?９9ｌib.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成了全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不管嘴里骂还是心里骂，但凡能去看看的人都要去上海开开眼，吃吃大菜（改良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是电车），看看跑马，最后看看街上时髦的女人。很多人看过回来都骂，但必定向人炫耀自己去过了。
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
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点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儿，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许诺士兵攻下城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 5927." >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等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国是个女性服装变革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西俗东渐，西式的裙服传入，一方面是中国（应该说是满族的）旗袍改良。两者都在曲线和身体暴露方面有所表现，当然，也仅限于袖子变短或者变无，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当时中国的男人，多数都是鲁迅说的那种看见白胳膊就会想到裸体的联想狂，所以，一时间，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国人特别是某些男人的神经，..让他们在吞咽口水的同时，认为有伤风化。
军阀的眼光和心思与当时多数的男人所见略同，但是他们手里有枪，而且有权，因此他们的反应往往变成严厉的禁查。于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气了，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军阀派的警察、宪兵和执法队奉命禁查，满大街找白胳膊，张作霖查、孙传芳查、陈济棠查、韩复榘查，甚至连那个狗肉将军张宗昌也查。他们不仅命令部属去查，而且在日理万机之余亲自上大街围追堵截。韩复榘特别讨厌穿短袖或者无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顿耳光，然后关禁闭。一次，他把一群穿半袖学生服的女中学生也打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告诉他，这些学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统一规定的，这些哭肿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给放出来。
热衷于找女学生晦气的军汉们，也同样喜欢找女学生当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驻军的城市，女中学生总有一些变成了军官家眷，以至于有的女子中学校长感慨道，学生都进了兵营，学校没法办了。这种时候，女学生露出的胳膊又没有关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可能是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们对女学生的兴趣。
大凡转型时期，人们，尤其是握有权力的人们，对女性服饰的变化都比较敏感，在担心秩序失控的同时，对那些其实很让他们赏心悦目的服饰变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脑袋里仁义道德和男盗女娼搅成糨糊的军阀，当然也不例外。对这些人来说，维持世道人心的唯一法门就是再一次把这些露出点什么的女人包裹起来。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十七世纪之前的欧洲城市也没有下水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地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bbr>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太坏，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就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开创的。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
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第一名居然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藏书网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99ｌｉb?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作“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跟林白水一点瓜葛都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伯夷、叔齐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二十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八〇五）最后跑到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像白乌鸦那样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较较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待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 href='/article/6504.htm'>《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藏书网??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得似也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
茶壶、茶杯和牙刷
辜鸿铭有句名，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一个茶杯不能有几个茶壶。意思是说，男人纳妾，享齐人之福，是天经地义的。辜鸿铭“学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来的人，西方文化的要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亚当夏娃严格执行，即使贵为国王最后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让喜爱他诗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动。
自古以来，男女之事，神鬼难知，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间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可是不仅纳妾的依然我故（据女士们说，现在的包二奶还不如纳妾，因为没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负责），婚姻关系中乱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造成了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性和婚姻关系的紊乱大大超过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美国。
那座中西合璧的牌坊
陈芳这个名字实在是过于普通，普通到了人们不大可能想到拥有这名字的人会是一个大人物。然而，在珠海，人们都知道，的确有过一个名叫陈芳的bbr>?大人物。那里的人也许会不知道民国第一任总理同乡唐绍仪，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陈芳。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陈芳叫陈国芬，在他的第二祖国夏威夷（当时还没有并入美国，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叫 Afong，那里的人们称他为Afong先生。
我最早接触陈芳这个名字，是当年摸孙中山史料的时候，不过当时只是一掠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真正让我记住这个名字的是珠海城郊一座，不确切地说是三分之二座牌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独特、最豪华的牌坊。严格来讲，它不像中国的牌坊，更像西方的“门”，如勃兰登堡门和凯旋门那种门，因为它不是中国牌坊那种单根石或者木的十字形架构，而是双层的石建筑，说它是石头楼台也.99ｌｉb.无不可。据珠海当地的朋友说，这样的牌坊，陈芳有四座。帝制时代，多数的牌坊有点类似后来的勋章奖状什么的，是皇帝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那时候的好人好事，就是节妇烈妇、义士孝子等。所谓义士大多是所谓的乐善好施一类的人，就是朝廷有事、缺钱了，你能舍得拿出银子来捐献，额度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有一座奉皇命敕建的牌坊。当然，牌坊建成什么规模，主要看主人的财力。
陈芳是珠海人。珠海这个地方，在清朝有一部分属香山县，是个全中国最有特色的所在。特色就在于香山境内有个澳门，这个地方自从明朝中叶被葡萄牙人赖住之后，成了全中国唯一方便见到洋人的地方，因此周边出了一批最早跟洋人打交道的人，出来留学的数容闳，出来经商的number one就是陈芳。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陈芳就已经到澳门跟着伯父做生意了，有传记说他中过秀才，后来乡试失败才弃文从商，大概不确。陈芳经商时年纪在二十上下，在科名不盛的广东，这样一个年轻秀才在乡下已经是了不得的人物，断然不会因为一次考试不售便去操贱业的。况且，1849年陈芳到夏威夷之时自报姓名陈阿芳，也不像个读书人的名字，入关照片上一副愣小子模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一个饱学的秀才联系起来。
也许，陈芳在家乡读过几天子曰诗云，但他经商迹基本上跟这点文化水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的长处不仅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关键是比别的华侨商人多点政治头脑，喜欢参加当地的名流聚会，跟政界来往。当时，夏威夷还仅仅是美国的保护国，有一定的自主性，还有国王。陈芳不知怎么搭上了一个被夏威夷王室收养的白人少女朱丽亚，两人结为夫妻。因此家乡人到今天都传说，陈芳成了夏威夷的驸马爷。其实，说是驸马有点勉强，不过陈芳借此跟王室搭上关系倒是真的。后来，陈芳又资助了王室中受美国支持的一位继承人（说起来是朱丽亚的义兄，看上去很像白人）登上王位。这一宝押对，陈芳从此政商两界通吃，进了夏威夷的枢密院。
然而，陈芳毕竟是华人，在异国他乡地位再显赫，还是免不了故国之思。听说清朝政府派了陈兰彬９9lｉb.和容闳作为正副公使来到美国（实际的契机是他们带来了一队留美幼童），陈芳上书公使，要求在夏威夷也设立中国驻外办事机构，保护华商利益。于是，陈芳成了在家里办公的中国驻夏威夷领事，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国不拿俸禄的驻外官员。
然而，放弃了夏威夷国籍的陈芳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来自美国的排华风潮渐渐吹上这个岛国，加上1889年陈芳特别喜欢的极有经营头脑的长子陈龙猝死，对他打击特大，于是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次年，陈芳变卖了部分家产，告别了朱丽亚，回到了家乡。
还处在“经济现代化”当口的祖国，原本该有他用武之地，虽然年过六十，但踏上家乡土地，陈芳其实还蛮有期待。他早就听说，几个小同乡，容闳、徐润、唐廷枢都在朝廷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一展身手，挣来功名，光宗耀祖。陈芳回国几次大规模的捐献也说明他并非真的就想终老泉下。可是，等到回来才发现自强运动此时已成回光返照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都闯不过官督商办的坎，几个当年风光无限的小同乡，唐廷枢、徐润、郑藻如都灰头土脸，有的人只好回家养老了。当时的中国最稀缺的就是现代企业家和商人，但是，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施展的空间。
因此，回国后的十几年里，陈芳除了给自己家乡的村子修修路、通通渠，让乡亲们见识了什么叫电灯之外，唯一的事业就是修了四座中西合璧的牌坊，当然也给自己的父母和搁在家乡几十年的原配夫人挣来了封诰。在陈芳的故居，我看到了陈芳原配夫人李氏身穿补服带朝珠的照片。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刘师培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９9ｌｉｂ?，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他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刘师培如果不是跑得快，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名声是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最早觉悟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革命不甚了了，对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吼，刘师培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俩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个人他能看得上眼，黄侃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 href='9038/im'>《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他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傻人有傻福
曹锟在发迹前是保定府的一个布贩子。不过，他的贩布事业一直可有可无，实际上他就是街上一个闲人。闲人可是闲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卫，在大清国那会儿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没天津那么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锟这个闲人，为人相当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出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愿，一帮到底，只要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不过，傻子脸皮也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祸就惹在这个脸皮厚上了。一次，曹锟如法炮制，蹭了一顿酒饭，大概是酒菜比较好，因此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长 4ec0." >什么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得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也。
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一色普鲁士装备、编制并操法教练，薪饷也比一般勇营 548c." >和绿营高上许多。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藏书网军特别忌讳的。可是，曹锟这个傻劲救了他，从外表上看，这个矮胖子看起来比农民还要憨厚。
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要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脸皮厚也在这个新场９9lib?所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的羞辱，他都恬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在学堂里，同样是凭着这股傻劲，虽然磕磕绊绊，但也毕了业，当了军官。当了军官还是因为这个傻劲得到长官的赏识，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凯法眼。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锟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总统。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钱买，一个议员一张票，开价五千大洋，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
说起来，曹锟确实没什么本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智商不高。曹锟之所以被重用，人bbr>说是由于袁世凯喜欢听话的庸才，其实不是，因为作为一世枭雄，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多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曹锟其实是个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于曹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真是有福气，运气好，治军、打仗、治国，甚至连投资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时候，有部将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北洋军阀时代多少人精子，最后居然让个傻子当了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咳，到哪里说理去。
“臭棋篓子”段祺瑞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他为官多年，在清朝时就已经做到了一品大员，藏书网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甚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可一点积蓄也没有。一大家子人，从来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不过，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他却从来没缺过钱花，需要的时候，凭着一纸二寸半的条子就能到金城、盐业银行取个几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无须担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几乎没有什么绯闻，偶尔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应酬。此公平生只有两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围棋。
那个时代的高级官员能下几手棋的人不少，但痴迷到段某人这般地步的却少。此公只要有点空闲，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门来的客人，只要会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几盘。平时公馆里养几个清客，专门陪他下棋，每月从陆军部里支薪水。曾经扫荡日本棋坛的大师吴清源，当年据说是年纪最小的客，吴清源东渡日本学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过，段祺瑞虽然嗜棋如命，水平却一般，说他是臭棋篓子也不过分。稍有点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杀得大败，可碍于他的地位，一般没有人敢这么干，况且，上门来都是有求于他的，陪输两盘本是理所应当。然而，段某人棋虽然下得臭，但如果对方故意相让被他看出来，他是不干的。所以，既让他赢，又要不露痕迹，非顶尖高手办不来。那些清客都有这个本事，每盘棋都下得看起来惊心动魄、难解难分，最后总是让段祺瑞赢上那么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个相当自负的人，脾气倔强，其特殊的围棋生涯无疑使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强化，自以为天分不错，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国无人能出其右。古人认为围棋是参合天地、运筹帷幄的玩意儿，段祺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围棋，实际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当地自负。
段祺瑞是个武人，玩的政治都是军人政治，当总理、搞议会、做临时执政，都离不开枪杆子。尽管喝过一年德国的洋墨水，他的军事才能却实在不敢恭维，戎马一生却没打过像样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党人打，算是打赢了，但没他什么事；讨伐张勋，五千辫子军他用了十多万兵马，未免胜之不武；接下来直皖大战，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枪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双饷，上阵有.面包和西瓜吃，但一个星期下来，稀里哗啦就败了。军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当总理时跟总统闹府院之争，当执政（等于是总统）却闹出了“三一八惨案”，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最后得靠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养着。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
身居高位的人，可千万别把自己那点玩意儿上的胜利看得太重。
孙殿英和他的“麻将相术”
孙殿英在近代的中国军阀中是个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三万人枪。不过，他的名气却和实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为此公指挥军队掘了清东陵，把西太后.从棺材里拉了出来，将随葬的财宝洗劫一空。孙殿英此举，除了将溥仪赶出宫的冯玉祥皮里阳秋地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招来骂声一片。以“国军”军长身份去盗墓，无论怎么说都忒不像话。
其实，此公..本来就是个流氓，当年在豫西起家的时候，盗墓打劫、贩毒走私、包娼包赌都干过，跟各路毒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军阀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谁的旗号都打过，但据他自己说，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惬意，估计是臭味相投，俩流氓碰到一块了。从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产党的手里，孙殿英足足混了二十五年，其军阀寿命超过了大多数他跟过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其秘诀就在于他有一套过人的“麻将相术”（不是麻衣相术）。
孙殿英大字不识一个，但赌技非凡，凡是赌的招数，他都会，于麻将最有心得。他掷色子可以随心所欲，想要几点是几点，从不失手。麻将往桌上一摆，都不用手摸，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么牌。下回香港再拍什么赌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其实应该以此公作为蓝本才是。孙殿英的办公桌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手枪匕首，一年到头总是摆着各种各样的麻将牌，从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烟，有事没事就拿?９９ｌiｂ.
手摩挲着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钱似的。一般人赌技高是为了赢钱，但孙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别的来钱的道，他玩麻将，就是为了交际和相人。
用他的话来说，人在麻将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爱好来的，一圈麻将打下来，人是什么德行、爱好什么、吃哪口、弱点是什么全都一目了然。反正不论是敌是友、上司下属、三教九流，孙殿英跟他们交往过程都离不了麻将。
饭后烟余，几圈下来，对方还蒙在鼓里呢，孙殿英可是知己知彼了。这样一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用得着，人家好什么给什么就是，反正余下来的招数肯定招招冲着痒处下家伙，不着道的少。所以，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河南督军赵倜，还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甚至蒋介石和日本人，任凭他坏事做尽，还都能让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说，孙殿英的相术是灵验的，用不着去验证史料，只要我们费点心观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现，也就一目了然了。平常的时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则不由自主地原形毕露，动作加手势将内心暴露得干干净净，连流口水挖鼻孔这种不雅小动作都不会去掩饰。
孙殿英玩麻将，不仅有相术，而且还有哲学，在他看来，政治跟赌博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钱收进来，再把钱散出去。收得多，散得开，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开，就只好玩点小的。有没有道理呢？诸公自己琢磨吧。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在军阀时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于他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前敌总指挥，而且一败涂地，还被毛泽东诗词“表彰”了。清末湘军兴起以来，湖南出将军，但战事也多。外面的人打还不够，自己关起门来打。北洋时期，藏书网就数湖南军阀的派系多，有赵（恒惕）派、程（潜）派和谭（延闿）派，后来赵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还自成一个系统，谁也不理。张辉瓒就属于势力最弱的谭派的一个小小的师长。那个年月，军长、师长、司令遍地都是，有两杆枪就可以充司令，一杆手枪自己拿，另一杆长枪卫兵扛。谭派在湖南，多数时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篱下，所以张辉瓒这种师长能有多少军队，天才知道。当然，张辉瓒还比较幸运，由于主公谭延闿选择了蒋介石，在协助蒋介石打败了政..t>敌唐生智之后，谭派居然在湖南当家做主了，虽然此时谭延闿已经将军队交给部下鲁涤平了。
在谭延闿短暂的主政湖南期间，论功行赏，张辉瓒曾做过一任湖南的警察厅长。说起来，张辉瓒也算是个读书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向有儒将之名，所以在警察厅长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风头。据说他有次设计抓了一个很伤风化却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鸨，将其就地正法，还附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判决书，很是让遗老遗少兴奋了一阵子。在跟鲁涤平之后，张辉瓒对付打算跟 848b." >蒋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后路，也抄得不错，害得唐生智兵马未动，就已经四分五裂崩溃了。
不过，此公跟红军打仗却运气很差，第一仗就被歼灭（师部并两个旅），自己做了俘虏。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华率领的一个旅，见机得早，开溜及时，不然后来为他修坟的人都没有了。被俘之后，据红军的叛将龚楚说，张辉瓒被带到了朱德那里，朱德表示要办一个红军学校，让张来做教授。张辉瓒还见到了同乡毛泽东，张口便称润之先生，彼此还叙了旧，他们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曾经相识，毛?还到湘军做过演讲。张辉瓒表示自己可以给红军捐献药品和弹药。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显然当时没有杀张辉瓒的意思，双方谈得还不错，而且张的利用价值还挺大，至少对红军的装备改善会有帮助。可是，毛泽东见过之后，不知怎的，张辉瓒就被拉去开公审大会了。会后，张辉瓒的头被割了下来，放在一块木板上，顺赣江放了下去。这颗头后来被葬在岳麓山，蒋介石送了一副“呜呼石侯魂兮归来（张辉瓒字石侯）”的挽联，坟安在跟黄兴和蔡锷的坟很近的地方，规模也差不多。当然，现在的人们是看不到了。
我中学时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父亲是朱耀华的后人，跟张辉瓒有亲戚关系，由于不满于现实而倾向革命，后来却被配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他和父亲一直都在为张辉瓒背黑锅，混都混不过去，因为那是领袖诗里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间，革命小将见了他家的人，就会背诵：“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就是这样一个很惨的人，很不幸参与了第一次“围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泽东，碰上了毛泽东又不赶紧逃，还逞能孤军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泽东的诗记录了下来，想不遗臭万年，难。
总理县长唐绍仪
总理是指国家内阁总理，县长是广东省中山县的县长。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先做总理，后当县长，在两个职位之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干得更有兴致，此公就是唐绍仪。
唐绍仪本是农家子，按道理很难出头，可是人家命好，赶上了曾国藩派容闳组织幼童公派留学美国。大江南北，士绅人家子弟打死也不肯去，最后不得不便宜了风气已开的广东人。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叫詹天佑。
幼童留学事业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回国的唐绍仪好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有幸的是，很快他就跟袁世凯结识，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晚清最后十几年，唐这种有着最早的留洋经历的人物特别吃香，又加上袁世凯的援引，唐逐渐蹿升为方面大员，成为晚清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起，随着袁世凯的复出，唐绍仪被委以重任，担任南北谈判代表。谈判成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我们知道，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孙中山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显然，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注定是要不讨好的，可悲的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唐绍仪当时却并不明白自己９９lｉb.
。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得门儿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周妈的政治才能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周妈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周妈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会错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王闿运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 5e76." >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才华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王闿运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溢于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bbr>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顺人章士钊
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后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对章士钊来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bbr>.?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章吴两人的枕底风光如何，不好细说，反正，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洪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藏书网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待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进入新中国之后，被一干革命青年视为北洋余孽的章士钊，好运并没有终了。喜欢鲁迅的伟大领袖偏偏也喜欢当年鲁迅最讨厌的人。在“文革”中，一班平日跟领袖谈诗论赋的遗老遗少多少都倒了点霉，可人家章士钊却佳人如故，不仅如故，还可以得到领袖稿费的资助（据说是还债，还成了一段佳话），甚至把自己满纸荒唐付梓出版，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学术著作”。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
牛人熊十力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 996d." >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两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９９lib?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水平当然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他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学生会不答应的话，校方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 6765." >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在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别个世界里的第一夫人
宋美龄走了，享年一百零六岁。在世界二战期间的风云人物中，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整整比别人迟了二三十年。俗话说，盖棺定论，然而对宋美龄来说，在她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历史对于她的“论”其实早就已经定了。正如她自称“蒋宋美龄”一样，她的功过事实上是跟她的夫君蒋介石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唁电所强调的，坚持抗战和坚持一个中国的两点，用来赞扬蒋介石其实亦无不可。
作为当年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过无限的风光，美国人称之为“亚洲第一夫人”，她委实当之无愧。当年，她动“夫人外交”攻势，以她摄人心魄的风姿和演讲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国人，为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援助。来华参战的美国军人，凡是见过第一夫人的无不为之倾倒。在华的美国军人，无论是陈纳德天上的飞虎队，还是史迪威印缅战场上的陆军别动队，均堪称是全美国二战中最勇敢、战绩最显赫的军人。由于欧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传统，所以这种勇敢和战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宋美龄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识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宋美龄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与蒋介石结婚不久，她就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此后，她无论是参与政务，还是参与女界活动，都有声有色。蒋介石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掺和，才避免了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就像她的这个头衔一样，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其实并不属于她身处的这个世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宋美龄等于“皇后”，她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像唐朝的长孙皇后那样，躲在丈夫的身后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或者像武则天一样，凭借丈夫的权力飞扬跋扈，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敛一些财富，争取生个儿子，或者抱养一个。然而，这一切距离宋美龄太远了，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受教育，进的是卫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思维方式都是美式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英语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显得那么顺眼、和谐。抗战前和抗战期间，作为中国最高统帅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蒋介石，从慰问伤兵到视察前线，没少在军队里转。几乎个个精通英语的空军对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恨不得为她去死，然而在陆军里，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也丝毫不肯打折扣。每到一个地方，她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看起来纤尘不染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但绝谈不上亲.切、可近。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尽管政见不同，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论宋庆龄有多么令蒋介石头痛，双方如何仇视，宋美龄却一直竭力维持着她和庆龄之间正常而且算得上是亲密的姐妹关系。无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宋美龄都绝不允许蒋介石的特务碰她姐姐一根汗毛，为此，她不仅三番几次正色告知蒋介石，而且亲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宋美龄给宋庆龄的信依旧款款深情：“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这不是说宋美龄没有立场，亲情高于一切，而是一种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美国做派的体现——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的歧见跟家庭亲情是两回事，绝不往一块儿掺和。
中国老百姓可以想象江青坐在毛泽东后面纳鞋底，但是绝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象宋美龄。在解放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说在解放区到处流传，以至于到了我懂事的时候，大人们还这样说。这个传说虽然表面上是对宋美龄的一种丑化或者诋毁，但也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对立。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固然算是琴瑟和谐，事实上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宋美龄的朋友圈子里，无论是欧美的友人，还是国内的“欧美同学会”，对传统理学味道十足的蒋介石并不欣赏，甚至还说三道四，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对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离。我们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这些在国共两边都不讨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遭到国民党整肃的时候，宋美龄会是个什么心情？然而，事实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经深入她骨髓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生活做派都只能让她继续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绝不可能允许夫妻关系的任何裂痕暴露出来。
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使颇有理学气味的蒋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来，她并没有将蒋介石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到了台湾之后，蒋对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的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说，蒋介石到死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专制强人。在蒋介石的棺材里，宋美龄放入了四本书，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本《圣经》、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诗，西方基督教的书占了一半。也许，这样的陪葬品只代表了宋美龄的一种愿望。
事实上，宋美龄虽然身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典雅、美国老式中产阶级的世界，尽管我们把她列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报上说，她的遗产只有十二万美金，她唯一的房产在上海。可以说，她直到死都维持了一个老式的美国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