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张鸣说历史：大国的虚与实》
监督与分肥
一有官员贪污腐化，总结经验教训，总免不了要说监督藏书网不力。怎么才算有力呢？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有审计部门，有反贪局，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据说还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没有，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
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效果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统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短期效果应该有，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
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昏乱，但是从制度层面讲，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只是不叫御史台而叫都察院，辖十三道御史，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六部的监察官，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除此而外，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政府体系之外，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有矿监、税监，最重要的是监军，正因为如此，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成为太监。这还不算那些直属于皇帝、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
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官位不高，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七品官而已。跟四处走走的十三道御史不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因此，早期的巡按还真能查出点事来。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驻在一个地方，很容易被地方官们九九藏书们一方面相信世界上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又很自然地把这种力量想象成跟他们一样的俗人，只要贿赂到位，就会投桃报李，用无边的法力，为他们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的神秘世界还是有道德意义的，而现在官员和宗教加术士眼里的神秘世界，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风月与官场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儿，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是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另外，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稍微胆子野一点儿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守工作岗位的皇帝则后嗣不昌，到了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
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但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老儿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可过大是过大，没有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理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索然无味之意，来自《水浒传》里各好汉所用的当时朝代所用的常用语），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那个时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贡献。
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代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阙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独辟蹊径，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禁不住官员的力比多（libido）冲动，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成风气，在胡同里流连忘返。连状元娘子赛金花，原本在上海重操旧业，但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藏书网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的逛的，还99lib?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丘八（旧社会对兵痞的贬称）。冯玉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部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
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泡小姐，一边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齐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的西风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众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仅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发生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作甘草的人，往往有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大他站在左边，右派大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够成威胁，也会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99lib.99lib?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民意何如官意
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九九藏书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儿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儿“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也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藏书网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
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他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９９ｌｉｂ?t>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贫济富，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无论男的女的甚至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势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
狱吏之贵
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的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时，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地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99ｌｉb?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儿磨难，拿钱来。管你是谁，进了这里，就归我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吕后死后，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他出狱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平安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入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99lib.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藏书网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的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庾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儿监狱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有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水浒传》上讲的杀威棒、吃黄鱼、焖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庾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９９lｉb.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99lib?
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劻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地方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地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九九藏书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９9ｌｉb?仪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儿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99lib?，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之，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地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儿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突然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妻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石头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几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三十二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得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待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等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功德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人民币。
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捞点儿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皇帝，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作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99lib.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诵，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地往下拍。
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不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愚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地就会冒出来.99lib.，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地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
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一样，朱棣有一些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找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儿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2800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儿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零割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看来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置，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29９lｉｂ.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拉他一起坐床（那时候还没有椅子）。此老也是著名的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他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唯一有组织而且有强力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但是作为政府官吏，恰恰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划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就比不做更不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九九藏书 ，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言人人殊，即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真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作为，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别的好说，让他们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奖拔草莱，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势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一面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一面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这就是说，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代，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小人不可得罪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打杂跑腿的下人.99lib.差役，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由于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得牙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到了清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99lib. 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99lib.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得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候。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藏书网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
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的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９９liｂ. 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媛仰慕。胡适曾经说过，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和兆铭（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９９liｂ.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99lib.中间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因为一桩旅店里发生的自杀案，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为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步。据说陈公博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九九藏书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的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儿被人赶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塗，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沾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对中国抗战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是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藏书网
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些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其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攻击说“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99lib.，“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99lib.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９９lｉb.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关羽和岳飞）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1919年10月15日）。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
五光十色说民国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的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藏书网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不出乱子是做事的原则。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却没有什么口碑。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做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黄姑屯炸死之前，所做的最99lｉｂ?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九九藏书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的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个大的。
此人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一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民生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万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九一八”事变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像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99lib.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
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李商隐，字义山）的《北齐》诗，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其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儿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被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地美化也实在不正常。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儿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他看义和团焚香拜神，也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他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也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他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的所有能表示害怕的词语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的确有点儿吓着了。99lib?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文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鬼子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愤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儿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儿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儿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不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得轰轰烈烈的?9９ｌib?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悲惨壮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儿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儿剩下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儿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比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用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99ｌiｂ?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高人指点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幢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儿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儿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99ｌｉb?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则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旅顺的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99ｌｉb?10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弁副官护拥着的达官，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当面）或者顾和尚（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不过，此公的家世、来历、籍贯，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名伯叙，法号法长或者净缘，其实，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实的顾和尚到底是什么样，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顾和尚没有剃度，一副俗人模样，据说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顶之术，大概欢喜禅、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不仅如此，顾和尚扶箕打卦无一不精，麻将牌九样样通晓，也可以吟诗作赋。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而且荤腥不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顾和尚如鱼得水，衮衮诸公咸与共和，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挤垮湖南士官系，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顾和尚的运筹帷幄、摇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为了这个，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一个营地接一个营地跑，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很是辛苦。当时之世，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号称基督将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号称和尚将军。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叙一个。
北伐之后，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终倚顾和尚如左右手。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1929年发动反蒋，兵马未动就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只好通电下野。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是因为北伐过程中，蒋作为总司令，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事情过后，唐生智和顾伯叙的关系依然那么好，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孙猴子没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
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但蒋介石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非要坚守不可，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担守将。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惨重。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
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扶箕打卦的人，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也未必会来找他 7b97." >算账。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大家就会奔走相告，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从根上说，乱世的人，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心里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辨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９９lｉb?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争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坏，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不分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 8981." >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用度，一切包圆儿。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bbr>藏书网..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键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
关于黄万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要纪念他，也许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是，还是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政治环境，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有人公开反对， 8fde." >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儿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若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的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９9ｌib?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显然，虽然国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改正了右派，但却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个过于严峻的问题。到今天，政治高压也许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万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中国台湾的“大埔事件”
来台湾之前，于建嵘告诉我，台湾不可能有拆迁这种事。但很不幸，我一到台湾，就劈头赶上一个拆迁——大埔事件。一连好些天，几个电视台都在谈这个事件，事件中有位72岁的农妇喝除草剂自杀。
大埔事件，在本质上是政府导向的发展主义的一个结果。大埔在台湾的苗栗县，而苗栗是台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个农业县。2008年，得到压倒性票数上台的县长，思有所为，在苗栗建科学园区，引进产业。台湾的朋友说，在台湾，科学园区是个有魔力的名字，小蒋时代的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台到处开花。其实，现在的好些所谓的科学园区，里面进驻的企业，根本就不是高科技，跟大陆高新开发区一样，有什么投资办什么企业，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都可以来。苗栗新建的科学园区，一共新征100多公顷土地，多数都是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小部分，据说是给郭台铭的企业新奇美建厂用的。恰好就在这一小部分上，出了事。
台湾的农地征用，所使用的法律，是威权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按这个条例，政府征用的农地，协商价格不成，如果多数农户同意接受征收条件，剩下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理论上，即使这些农户不肯接受征收条件，不交出地契，征收一样可以完成。面对政府的征收，农户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接受建筑用地，农户有了这些建 7b51." >筑用地，由于建筑用地地价高，理论上农户是可以获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认可的土地赔偿金。这种选择一般都比较亏，因为政府给的钱比较少。但是，大埔一带被征收土地的农户，有些人抽到的建筑用地靠近高压线，或者靠近坟地，卖不出价钱。所以，这些人迟迟不肯接受政府的条件，形成了大陆所谓的钉子户。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农户，不肯接受政府条件，也有不肯放弃祖辈种地传统的意思在里面。藏书网>藏书网
2009年12月，由于征地期限将至，苗栗县政府跟少数钉子户之间的冲突加剧。被征地的农户开始找律师，找公民团体为他们说话，到县政府请愿。但这个时候，整个事件并未引起媒体乃至网络上的重视。
2010年的6月9日，是个转折点。此前的一日，苗栗县政府派人封锁这个地区，贴出告示，宣称征收已经结束，要来整地。这天的凌晨3点，20多台推土机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闯入，将几十公顷将要成熟的稻子挖掉。当地农民没有抵抗，但是拍了一些视频。事情过后，台湾知名的公民记者，网名大暴龙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前去拍摄，也拿到了此前农民拍的视频，经过编辑，制成视频，传到网上。引起网上的关注，几千个网络博客的博主，一起行动，把事件传播开来。虽然，媒体仍然没有跟进，但网络上的讨论，已经热烈地展开，若干公民团体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开始介入。期间，虽然苗栗县政府还是搞了两次“整地”，但在民众的抗议下，行动有所收敛。民众的抗议高潮，是7月17日3000多人一整天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种稻子”。
但是，大埔事件成为媒体议论的话题，却是在进入8月之后，8月3日，９９lib?一位被征地的农户的72岁的朱姓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不仅成为媒体议题，而且化为台湾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各地的有相关困扰的农民，纷纷组织自救会，各地自救会开始联合。各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公民团体则高调介入，甚至组织了精神病医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询，对政府施压。有关的讨论开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学园区的问题开始被揭露，诸如环保问题、征地问题、房地产问题都被触及。郭台铭方面的新奇美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在苗栗建厂，当初的协议仅仅是个意向，现在建厂用地已经解决。
7月17日，凯道游行示威之后，苗栗县县长对事件造成的纷扰，表示了道歉。但是，政府方面真正的软化，还是在朱姓老太死后。由台湾“行政院”出面，“行政院”和苗栗县政府与农民自救会之间的三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拆迁”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最近的消息是，政府方面妥协方案是，征收农民的房屋可以保留，农地可以置换。自救会的代表表示，要跟相关农户再做商议，然后再做决定。可以预料的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再有推土机和警察的强制了。
客观地说，苗栗县政府虽然有点“动机不纯”，征收过程也有些程序上的瑕疵，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违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而且所谓的拆迁过程，身段也相当柔弱。唯一的强制，就是6月9日的强挖农田，对农户的住房，他们还不敢用强。即使这样，因强挖农田和老太自尽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民间抗议，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退却。这种拆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土地拆迁条例，这样一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太多的强制权力，而对农民的土地产权过于不尊重。
然而，因大埔事件引发的民间抗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上去。考究其缘由，虽然这个条例过于蛮横，但发展的硬道理，在台湾拥有广泛的拥护，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农业GDP只占1%，土地征收条例，在台湾只针对农民，都市则另有都市更新条例，因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都市人，对于废止或者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不热心。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在经济不发达的苗栗，苗栗县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得到了本地90%以上居民的认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园区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发展。声援大埔农民的，多数都是从台北去的。有这样大的民意支持，苗栗县政府当然不会按很多公民团体的意思，撤销整个原本就不合理科学园区的规划。事件的最终解决，看来只能是一个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
所以，于建嵘的说法应该被修正，在台湾拆迁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只是抗争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伸张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网里网外，大家喝彩。不过，这种伸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作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藏书网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在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bbr>99ｌｉｂ?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９９lｉｂ?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似乎不是中国人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bbr>?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
《法制日报》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惹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9９lib?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县尊大人总算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
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创意了。?９9ｌｉｂ?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
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称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称“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
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自身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向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着，也抓不住。
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一队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队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是来道歉的，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
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儿都不奇怪。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 8feb." >迫性，敲了警钟。它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
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
南京发生的泼汽油烧死流浪狗的事件，已经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了，有很多人包括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对于网上和现实中许多人对烧狗者表达的“打”、“杀”意图很不赞同，这种以暴易暴的宣泄，不仅无助于培养人们对生命的珍惜情感，反而暴露了发言者内心深处跟烧狗者类似的残忍。同时，我也不同意某些人关于狗权和人权的类比，显然在这个事件中，是人残忍地杀死了狗，而且是哺乳期的小狗，而非狗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小动物？就算是狗的存在，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有更为人道的办法来处理，比如上报有关部门处理。退一万步说，也可以采取驱逐的手段，将之赶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浇上汽油，将它们活活烧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被火燎一下是什么滋味，狗属于哺乳类动物，跟人一样，有着发达的感觉神经，将心比心，把它们活活烧死，任由它们在万分痛苦中挣扎，于心何忍！
如何看待生命，是否尊重生命，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之一，地球不是人类的私有物，必须跟其他动植物分享，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跟人类已经有数万年的共生历史，这在远古时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部分地区有食狗的习俗，但义犬救主的故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说明国人对狗跟其他民族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人，能对几个对自己没有人身威胁的狗，干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心灵深处，还存在着太多非人道的东西。这种事情，今天可以施之于狗，明天很可能会施之于人，也就是施之于我们的同类。大概国人所闻所见的残忍事情太多、太久，神经已经麻木，已经把残忍不当一回事儿了。但是这样的残忍，还是让我联想到 href='1057/im'>《东史郎日记》里，日本军人将中国人装进麻袋，浇上汽油烧死的事件。在那个时候，日本军人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游戏，而自己在这游戏中，变成了吃人的禽兽，不，恶魔。我不敢推想，那个浇汽油烧狗的人，是否有着某种的游戏心态，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可怕了。退一万万步说，就算是疾狗如仇，将之用砖头砸死，也比用汽油烧死人道一点儿，至少，可以让小狗死得痛快一点。?9９ｌib.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文明或者能够创造文明，可以有意识地超越一般动物，可以有意识地保护动物。反过来，如果作为人类，利用自己的文明成果，残忍地戕害动物，那么，我们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没有权力放纵自己的阴暗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
这两天，重庆家乐福超市出大事了，一桶菜籽油引发了悲剧。家乐福超市搞店庆，这款菜籽油从每桶51.4元，降至39.9元，结果人们蜂拥而至发生踩踏事故，3人死，31人伤，其中重伤7人，大体相当美国一次中等规模的校园枪击案件的伤亡人数。类似的悲剧发生得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有热闹，稍不留神就会出事，什么晚会、灯会、歌友会，庙会赶集、商家促销。单就一个商品促销导致的踩踏事故，报道此事的记者随便一举，就是三四个眼前的例子。
没错，国人眼下还不够富裕，一桶油便宜11.5元，已经足以让我们激动。尽管如此，如果这些买主早知道会出人命，而且人命就让自己家人摊..上，估计没人会这么傻前来冒险。问题是大家一般不这么想，类似的商家促销活动本身含有风险，已经出过很多事，我们的买主其实早有所闻，但是兴冲冲去买的时候，想的多半只是那便宜。便宜越多，大家的兴头就越大，对于可能出现的悲剧一般不会多想，即使想，也不会往自己头上想。早上4点就来排队，开了门，当然要玩命冲上去，如果买不上，便宜不到这11.5元钱，那么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这个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那便宜，脑子简单到了只剩下一根筋，于是冲、抢、撞，等到悲剧发生了秩序已经大乱，谁也顾不得谁了，于是，大家从贪便宜变成了逃命。
批评国人爱贪小便宜，当然也不错。只是这贪小便宜的毛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富裕，日子过得不容易，或者现在不怎么穷的过穷日子的时间太久，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一有降价的消息，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其实这个毛病也不是中国人独有，前一段听说发达国家商家也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促销高招，包括让顾客裸体，好像无论男女老少，中招者不在少数。能花少的钱买到贵的东西，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更无论文化差异，大多数都是乐意的。
只是，我们踩踏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占便宜的时候，只要有热闹，人们一激动就悬。无论是抢购菜油还是争看明星，一争一挤，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赶巧打了马虎眼，就都有出人命的可能。人一多，就乱，一乱就容易出事。
很多踩踏事故，实际上就是人们乱挤乱撞活生生制造出来的，稍有混乱大家马上乱成一团，本来没事的有了事，本来能逃生的也逃不了了。如果真的赶上地震和空袭，死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从根儿上说，缺乏秩序、缺乏集体行动的理性，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毛病。
我们搞大型团体操，即使有成千上万都会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秩序井然，平时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特别强调秩序和纪律，对任何一种破坏秩序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所秩序会如此之差？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在后种场合人们没有了领导和组织。说得很对，说到点上了。但是，怎么可以想象，人们到商场购物，还会有领导组织呢？即便组织观念再强，也不大可能等着领导领着才去商场买东西，就算各单位的人都由领导带队出来购物，各个领导碰了面，还得推举出一个总领导来，否则有点事，依然保不准会出乱子。反过来讲，如果国人只有领导组织的时候才能守秩序，那么恰恰证明我们根本没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能力，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说不好听的，我们大抵无非是一些必须要人驱赶的羊。
没错，虽然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也不乏理性，但是到了公共场合，我们就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在拼命争取自己利益，保自己的小命的紧急场合，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最后都变成了非理性的盲动，不被踩死只是自家幸运。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大的灾害威胁面前，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无事生非地制造悲剧，死伤者的血却永远也唤不醒哪怕一丁点儿人们的自觉。
一个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一个临产的孕妇，因为丈夫拒绝签字手术死在医院里。有人批评医院执行规定的刻板，缺乏人性，有人指责这位丈夫，说他无知而且固执。据报道，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故意害死他的妻子。
当然，此事如果警方介入调查，真相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但是，就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来看，此事只能算是一种普通贫困者的特殊悲剧。
说它特殊，只是因为悲剧的发生在北京大医院，而且是仅仅是因为患者的丈夫固执地不肯履行医院法定的手续所致。说它普通，是假设如果这对夫妇没有来北京，事情在乡下也同样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少见，农民因为看不起病，不愿意进医院，最后死在家里，死在条件很差的私人诊所，或者乡镇卫生院，大抵都是了无声息，死了也就死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的亲人，不会有再多的人注意到。
当事者夫妇，仅仅是在北京一家小饭店做洗碗工的进京农民，被收留做工还是因为他们可怜——两个人分吃一碗6元钱的面。怀孕的妻子，虽然一直在坚持打工，但肯定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他们去过私人诊所看病，但是没有看好，不得已才来到大医院。到大医院只是想让医院给妻子看感冒，多半是因为妻子没有条件像城里人那样经过正规的检查，夫妇二人根本不知道确切的临产时间。
没错，作为当事者之一的丈夫的确很固执，也可以说很愚昧无知。他们对于生病，对于怀孕和手术，只有零星乃至错误的知识，在他看来，划开肚皮的手术，是一件天大的事。他宁可相信自己的那点儿错误的知识，他坚信妻子的预产期没到，仅仅是感冒，他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甚至相信算命的胡说也不肯相信医生的话，尽管是在北京的大医院里。
显然，当事者不是文明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人，不至于只迷信巫医而拒绝现代医术，否则，他连医院的门都不会进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不相信大医院的医术，而是不相信医生乃至医院的人品。难道这样的事情，我们听过和经过还少吗？小病大治，升级治疗规格，滥上高规格仪器检查，多开贵重药物，不管需要与否，动辄 624b." >手术、大手术。
作为一个农民，一个最易受到侵害的农民，想必在他的..三十多年的生涯中，会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他因此而做出这样的反应一点儿都不奇怪。应该说，作为事情发生所在的北京××医院，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还算不错，既没有因为患者是农民加以怠慢，也没有因为患者没有钱而拒绝手术，反而苦口婆心地劝说患者的丈夫，要他签字。但是由于卫生部明文的法规在，平心而论，医院和医生的确不敢突破。患者死亡，是个莫大的悲剧，若要谴责的话，只能谴责这种规定。只是，一个××医院的行为，却不能挽回人们对整个医疗界的不信任，看来此事已经积重难返，需要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用自己的行动，做更多的努力。
其实，悲剧的发生，最根本的还是当事者的贫困。我注意到，当事者当时身上只有130元钱，而且其中的100元还是小饭店老板借给他们的。这么一点钱，即使那位妻子仅仅得的是感冒也是不够的。这种贫困，极度的贫困已经造成了当事者的心理某种程度的扭曲——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为看自己的病花太多的钱，哪怕这个钱来自别人的资助。这样的心理我们在很多农民身上，都能发现。
我们看bbr>到，在事发当时，有好心人表示乐意出一万元帮助他们，但是首先，当事者可能未必相信，其次，很可能当事者也是个诚实善良的农民，在他坚持认为医院是故意小病大治的情况下，不愿意“浪费”好心人的钱。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大小两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对贫困农民夫妇的悲剧，也是我们医疗界的悲剧。
从富二代的衰相到富二代培训的乱局
民营企业的第二代，良莠不齐。优秀的也有，毕业于海外名校，干脆在海外创业者不乏其人。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很低调，人们看不见，即使偶尔看见了也视而不见。日常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往往是开着豪车到处飙车，上娱乐节目耀富的富二代。不过，据专门的研究者讲，总的来说，富二代不尽如人意者的比例不低。中国人传统的富不出三代的魔咒，还没有被打破。古代有个故事，说一个富人造屋，房子造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让自己的儿子们坐下面。人家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工匠是造屋的，而儿子们是卖屋的。应该说，老子挣钱儿子败家的中国特色的故事，到今天并没有讲完。作为富一代的人们，当然不想在自己的家族里，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于是就有了各种名目的富二代培训。
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现在富二代培训市场已经很大了。有的地方党校捷足先登，老早就开办了富二代培训班，然后各色人等跟上，有的看名头，还比较靠谱，挂靠在名牌大学的名下，虽然细打听无非是继续教育学院。有的则打名人牌，于丹、王立群这样的百家讲坛名师，都成了招徕富二代的诱饵，其实能否把这些人请到，还真没准。教的课程，五花八门，有点企业管理知识，但更多的是如何扎领带，穿袜子的礼仪，儒释道三家精髓，还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的培训班还组织富二代上井冈山，殊不知，这一套当年都是用来打土豪分田地的，富二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个个都是斗争对象。反正不管教什么，都是外面请，请来谁算谁。一个培训班，正经的讲师，只有一个，还兼做收费工作人员。但不管多乱，或者多滥，每个班的收费都不低，少说5、6万，多则几十万。
好在富二代连同他们的父母，都是人傻钱多，所以引得各方面的苍蝇乱飞。富一代好多人出身草根，好多人没受过大学教育，在自己那一行里都是人精，可一谈到教育，就傻了眼。富二代培训市场的乱象，就是因为需求大，而明白人少，才有了这副模样。尽管培训班这么乱，据说好些??t>富二代都能随遇而安，说是即使学不到什么，但可以借此建立一个人脉关系，认识好些来自各地的富二代，以后接班时，碰到难处，可以互相帮忙。其实，笔者在很多名校的EMBA班上，听学员讲的也是这一套，不期望学到什么，只指望建立一个人脉关系。
其实，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既然富一代有心让孩子学点什么，而且富二代也有心向学，为何不找点儿明白人，找个靠谱点儿的学校，花钱请他们办个暑期班之类的培训呢？非要吃这种野鸡培训业的骗，几万、几十万的钱砸进去，只换来认识几个同学的结果，这样的账，我们的民企精英居然算不来，真咄咄怪事。
中国的培训业，很早就乱象丛生，但乱象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培训的人，并不在乎学点什么。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99ｌｉb?
呼吁，而且到人家学校当面施压。我们看到，不仅当事的女孩子羞耻心在丧失，民众的羞耻心也在丧失。人人都陷入一场策划者事先策划好的娱乐性狂欢中去，放肆地放纵着自己的欲念。
当然，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在私下的场合，怎样的裸，是自己的事，但是，在公共场所，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社会还叫个什么社会？尤其在中国目前任何的展示都没有限制级别，不知道对儿童有所保护的情况下，这样的裸与逼裸闹剧，更是有害。
在市场条件下，娱乐和藏书网传媒，市场化的驱力，拉动它们走向三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会有严肃正经的东西来平衡之。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从来如此。但我们的社会，平衡却被打破，严肃的工作，面临着太多的限制，逼得从业的人，不得不娱乐，不得不低俗。几十年下来，被养成习惯的受众，不俗，实在是太难了。
速成病及其经济
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自打有馅儿饼以来（大约有千把年了吧）一直被人惦记着。当然，惦记的方式不见得人人都抬头看天，而是闷头幻想着出现奇迹，而且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大富大贵。
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不吃亏也占便宜，是人类的一点小小的但却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无非是想不付出或者少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是大收获。这样的事儿有没有？当然有。天上掉馅儿饼虽然不可能，但兔子撞到树上的事毕竟是有的，不费力气拣个胖兔子回家，跟摊上天上掉的馅儿饼也差不多。这种对于大众来说的超小概率事件，但是落到哪个幸运者身上，则变成了“幸运百分百”。而大众却往往容易把眼睛盯在这个“百分百”上，只消稍加操纵，任何一个偶然的幸运事件都会导致一场疯狂。
于是，利用这种心理疾病，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多了很多花样，也多了很多花样的陷阱。赌博和彩票是比较明目张胆的陷阱，明明大批的人都亏进去了，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大家眼里却只看见那几个中头彩或者赢大钱的，因而前赴后继。办速成班和出速成教材，是比较隐蔽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们的老师。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痛了中国，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清廷新政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涌进日本，进去的人多半都打着少花功夫、甚至不花功夫就能学到本事的主意，于是日本人审时度势，一窝蜂地开办了许多速成学堂，一年甚至半年，就让“清国留学生”揣着毕业文凭毕业回家。现在办的速成班，多半是教外语的，人们不就是想不花力气就学好外语吗？人家告诉你好办，上我的班，用我的教材，半年，一个月，甚至十天，包教包会。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差距还是有的，当年日本人速成学堂教出来的学生，虽说连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没搞明白，只记了几个新名词，但回国后，却大多被聘为新学堂的教师，至少有个饭碗，而后来这些速成班的外语生却什么都没有，只搭进些钱和功夫，还有自己那点儿不劳而获的梦。
这个世界骗子多，眼下的中国骗子更多，出门一不留神，就能碰上一堆，但骗子十有八九吃的都是人们速成心理的饭。那些吃人骗的，凡是被骗了钱的，多半是想速成发财的，被骗了色的，多半是想迅速成名的。贪心谁没有，名利有几个人真能看得透？真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个世界还怎么能转得动？祸根不是名利，而是对名利的速成心理。
不过，历史证明，吃亏上当并不足以让人们从速成的幻觉中完全醒过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跟上来，只要陷阱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法律惩罚骗子，教育揭示骗局，但病根却难除去，政府和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 662f." >是抑制病状的爆发，而没有办法根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赌博，还是后来兴起的速成班骗局，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背着黑名声，但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媒体可以公然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疾病牟利，却不背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转化为眼球的数目，眼球就是金钱，就是一切，所以，速成病基本上已经演变成出名的竞争与幻想。一夜成名，就意味着荣耀、光环、金钱、名车、别墅、美女俊男……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操作出一个平民成名的梦，把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一场可以操控的大众狂欢，大众在狂欢中，尽情地让自己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哪怕近乎癫狂也没有人少见多怪。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把大把地捞钱，媒体操作出来的“平民英雄”就像六合彩中的头彩，肆无忌惮地吸引着更多的眼球，把更多的人、更多的金钱吸进那个病..态的黑洞。
建筑在病态上的文化是病态文化，建筑在病态上的经济是病态经济，为此而发狂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人哪，醒醒吧，天上掉不了馅儿饼。
“大”字病及其他
中国是个大国，因此，某些中国人酷爱“大”，以及跟大有关的所有东西。写文章要大气，用大词，排比句，重修辞，有时候还要配上惊叹号，一口气读下去，换气都没工夫，气短的要给憋死。在某些历史场合，只能在大喇叭里头放，听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那就只有缴械投降的份了。
上荧屏的玩意儿自然要大，据说是要大气。纪录片来不来就航拍，长江、黄河、长城、高山大川，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小黑点。电影电视剧，尤其是战争片，上百门大炮，成千上万的士兵，成片的火海，震耳欲聋的炮声，一开演就吓煞个人。现在则变成了万马奔腾，野牛纵横，上万的群众演员，铠甲鲜明，颜色不是红得刺目，就是黄得耀眼，连女人露出的乳房都是一排一排的，像是进了巨大而且正在挤奶的奶牛场。
盖楼房也要大，每个城市都比着美国的纽约来，摩天大楼，钢架结构，大玻璃明晃晃一片。害得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在大街上都找不着北，照张相谁也猜不出是哪儿，反正都是摩天楼、都是大玻璃，连霓虹灯广告都一模一样。老房子，老建筑，就是一个字：拆！管它是否文物，有无历史文化价值，盖楼的和拆楼的，一样的大手笔、大气魄。
大学必须大，几个中专和进修学院合起来就是大学，原来的大学则要合并，块头越大越好，恨不得一个城市就一个大学的巨无霸，学生见面，只问是哪个校区的。是个大学，就要硕士点、博士点，要上档次。
搞工程绝对大，从前是人多，成千上万，彩旗飞舞，口号震天，移山倒海。现在换了，成群的人变成成群的钱，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给长城装瓷砖，给喜马拉雅山镶金边”的民间歌谣，就工程的“大”而言，并不是笑话。更有意思的是，工程已经不仅仅限于破土动工，什么都是工程，治安工程，道德工程，诚信工程，关心某一代工程，凡是人能想出来的事都有工程，而且相互攀比，规模巨大。学界也不甘落后bbr>..，所有爬格子的事都能变成工程，动辄上百万、千万、几个亿。全国社会科学所有一百五十个学科，从前编的教材全不算数，重新编写，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教材一百万编写费，讨论一个千把字的提纲要花去四十万，真是一字千金，大手笔，不服怎么行。
前一阵出来个政论片《大国崛起》，一下子挠到了不少人的痒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大国之民，跟随电视一道崛起了，兴奋得看不够，说不够，网上铺天盖地，光盘卖到脱销，弄得老外神经兮兮，草木皆兵。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近代来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却总是被人当作弱小国家来看。在清末，所有国家甚至包括拉美的秘鲁，设在中国的常驻使节都是公使衔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才派来第一个大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连同西方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全部享有领事裁判权。
上海的租界，虽然居民多数是华人，也靠华人来养活，但几十年华人一丁点儿权力都没有，无代表不纳税的西方民主原则到了西人统治的租界，根本连影子都没有。四万万人口，上千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大国，没有哪怕一点点大国的尊严，连国人一直以来感到有点儿安慰的有关拿破仑“睡狮”的神话，仔细查一查，发现人家也没说过。
终于，中国人手里有了一些可以骄傲的东西了，某些先富起来的国人，也可以一窝一窝涌到巴黎，一打一打买名牌手表和XO了。刚刚体验到站起来感觉的人们，马上就急匆匆地想要拉出一个大的架势?来，表现自己的“大”，好像某些动物一样，碰到敌手的时候，就把浑身的毛直竖起来，看起来好像膨胀得很大。其实，这种“大”只能是上海所说的“大兴”。
这样的“大”，骨子里毕竟透着虚，内容不实在。真的大，真的大国，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在于内涵。大不是用来吓人的，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自豪，赢来实实在在的尊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
急不得呀也么哥！
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在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藏书网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试，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藏书网
不错，眼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国家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外面称我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缘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儿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
只图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三轮车满地跑，管起来麻烦，于是禁掉。电动自行车依然麻烦，于是禁掉。摩托车更麻烦，不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党”骑着摩托抢劫作案，干脆也禁掉。现在又有人开着面包车抢劫，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面包车也禁了。
不知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固然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麻烦，但这些本不起眼的车，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99lｉｂ?的谋生饭碗和代步工具。取缔了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将会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则干脆丢了饭碗。在减少管理者的麻烦和广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饭碗之间，孰重孰轻，按道理是应该一目了然的。但事实上，管理者的选择却往往相反，道理很简单，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强调的也是“群众利益”，也会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称赞，比如因三轮车、电动车和摩托车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车族，遭到过飞车抢劫的市民等。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开摩托车的人都是罪犯，三轮车和电动车对交通堵塞的“贡献”并不见得比汽车更大。从本质上讲，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种所谓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决”。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根本解决”是非常荒谬而且行不通的。
事实上，作为人类工具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利弊两方面的表现。以交通工具而言，马车有马车的麻烦，人力车有人力车的麻烦，火车、汽车的出现，更是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也使城市的犯罪增加了便利。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工具带来的弊端，就取缔这种工具，按这种逻辑再往前走，因为银行的出现新添了金融诈骗，我们就撤掉银行；因网络的出现而增添了网络犯罪，我们就取缔网络……这样下去，我们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呢？原始社会里的弓箭也一样是既可以捕猎，也可以杀人的。
所以说，这种“ 6839." >根本解决”是一种管理者自己9９ｌｉｂ?图一时省事的办法，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管理者可以图一时的便利，但从长远看，却贻害无穷，最终损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于管理者。解决因工具带来的管理难题，不管多难，但只能从管理上着手，向前看，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进来解决。只有这样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最终把自己的城市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不过，这种“根本解决”的政策能够出台，表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某种隔阂。本来，管理者是受居民..有这样的记载，某富人盖大宅子，盖好之后，请工匠坐上席，自己的儿子坐下席，工匠不安，富人说，不妨，你们是盖房子的，他们是卖房子的，理当如此。这样具有知人之明的故事，绝对是经验的总结，前人盖楼后人卖的故事，一代一代在重演，湖南的俗话说，崽卖爷田不心痛，这里的“崽”就是儿子，“爷”就是老子。前代创业，后代败家，好像是命里注定。
如果按学者的说法，中国的富不出三代，实际上要怪我们的继承制度。著名的台湾学者陈其南比较过中国和日本的“老字号”，发现像日本三井这样的几百年不倒的企业，中国之所以没有，关键在于中国分家析产继承制度，老子死了，家产要在诸子之间平分，一个大富豪，分..t>到第二代变成中富豪，分到第三代则为小康之家了。富人如果子孙繁盛，那么家产分散得就更快。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不会分散，因此传得长远，而且日本还有婿养子制度，如果儿子不肖，不足以继承家业，则从外面招女婿进来，改成这家的姓氏，一样可以顶门立户。
当代中国，一代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他们继承制度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被中国的人口政策解决了，反正一家一个孩子，分家析产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崽卖爷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让众多的富人着急上火的大事。
其实，现在急于解铃之人本身就是系铃人。无疑，除了少数托自己父辈的权荫发家者外，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都吃过苦，在奋斗过程中苦吃得就更多，他们创一份家业的初衷，在很大程度却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苦。于是，富人的子女，无不锦衣玉食，一丁点儿苦也不让沾，出有车，食有鱼，家务活有保姆，加上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有了钱的一个孩，自然要更加宝贝。原本富人子弟就有优越感，富裕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人炫耀的资本，因此变成纨绔顺理成章。
有人说，现在创业的企业家们忙于自己的事业，没有精力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其实他们就算是有时间和精力，估计也多半不知道怎样让孩子出息。等到发现孩子已经成了百无一用的纨绔子才知道着急，办老板子弟训练班就是他们集团补救的一种办法，能否奏效还很难说，更多的人是把在国内连个大学都考不上的子女，高价送到外国留学，现在看来效果更不怎样，很多小留学生变成了留学垃圾。
很多似乎很聪明的中国富人，早就在继承问题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挣的钱反正足够自己的子女花一辈子了。他们已经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操不起这个心，也不会操这个心。他们只要想办法，别让孩子败家败得太快就行，至于第三代，第四代怎样，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管不了那么多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前，这些富人的办法是让孩子抽大烟，那时候大烟便宜，有点儿钱的人家，天天抽也供得起，有了烟瘾的人一般不会出去投资玩票，把家产迅速败光，大抵可以看着这个孩子能丰衣足食地过一辈子。现在不指望孩子出息，只希望孩子享福的富人不少，但古人的招数不能用了，新的招儿还没想出来，因..此崽卖爷田，而且卖得很快的故事，还会层出不穷地上演。
走出这个魔咒的办法不是没有，学学比我们更富的某些西方富翁，儿子如果不成器，宁把钱捐给公益事业也不留给儿子。产业的管理，主要靠职业经理人。同时，富人的家教是让一个富翁的儿子成长过程跟一般老百姓一样，挣一分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
银子堆出来的白象——中华文化城
山东济宁要建中华文化城，就建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这个城，据说是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有一说是中国的文化副都，凡是需要祭拜磕头的仪式都挪到这里办。初步预算300个亿，估计十有八九不够用，有关人士已经放出话来，这300亿仅仅是启动资金而已。 65e2." >既然叫作中华文化的标志物，那么，伏羲女娲、尧舜禹汤、黄帝、炎帝，乃至关公、妈祖什么的，一股脑儿都得搬家，来新居落户，孔孟自然也得移民，虽然距离不远，还是免不了要走上几十公里。
不过，这样一来，不知道这些标志物的老家会不会有意见。其他省份能这么痛快“割爱”吗？就算不迁坟动土，以后祭黄帝炎帝都到济宁，黄帝陵所在的陕西，炎帝陵所在的湖南能干吗？其他地方也一样，以后要祭祀就都奔济宁九龙山，我们这地方不是像 href='2210/im'>《红楼梦》里晴雯一样，枉担了虚名吗？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此例一开，各地仿效。原来的陕西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浙江的大禹陵，以及已经建成的假古董山西的尧城、河南伏羲台，纷纷扩张，你叫中华文化城，我叫中国文化城，或者炎黄文化城、九州文化城、禹域文化城，反正老祖宗留下的中国的代称很多很多，不愁起不出名来9９ｌｉb?。如是这般，不知道又有多少个300亿要扔到水里。
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强固的爱好，一边说是提倡传统文化，一边硬是要把真正传统的东西扔在一边，烧大钱建新的，用钢筋水泥花岗岩堆出一个又一个貌似古人旧物的伟岸建筑来。没人乐意花钱修旧，却偏偏热衷烧钱建新，这样复兴传统，大概传统只好去见鬼。
当然，钱肯定不会白烧，我们暂且假定所有建设大规模（可藏书网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假古董的人个个都有古君子之风，断然没有借机牟利者，成百上千亿的资金砸进去，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拉动地方经济，至少在建设过程中拉动一地的经济是可以肯定的。古人搭台，今人唱戏，唱的都是经济戏，是多快好省拉动GDP的好戏。至于建成之后能不能如规划者所料，游人如织，祭拜者相望于道，守城的人撑开口袋装钱，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只是，听说中国好像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很多的孩子没钱上学，花点儿银子玩文化也就罢了，还要建城。这种城，就算建得美轮美奂，有人认它当文化遗产吗？就是打算蒙人家海外华人的钱，也得有点靠谱不是？
西方把大而无用的东西，叫作白象，我们文化城也是白象，用银子堆出来的白象。
农民工也要安居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重庆的康厚明很引人注意，因为他是一名农民工。尽管康厚明已经是一个老建筑工人，而且在2005年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但是他的身份却依然是个农民工，确切地说是个重庆某县某乡某村某组的农民，进城打工多年，干的是纯粹的工人、甚至技术工人的活计。
尽管人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放下锄头的站到流水线和脚手架上的农民早就成为中国工人的主体。但是，无论这些农民在工人的岗位上做了多少年，实际上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工厂生活，娴于工业技术，有些人甚至成为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相对而言，对于农活反而要生疏，乃至根本不懂了，人们还是称他们为农民工，只因为在户口本上，他们的身份，是某村某组的农民。作为人大代表和建筑工的康厚明很热爱自己的职业，他看着一座座高楼在自己手里拔地而起，感到很自豪。技术的进步，使得作为建筑工人的他们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很多活都由他们操作机器来做，因此他和工友们已经学会了很多技术。
显然，康厚明他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跟他们从前做的农活没有多少关系，如果这些技术可以作为他们的谋生手段的话，则意味着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农民工们今后的谋生选择大体上只能在城市里，在跟工程和工厂有关的行业里。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大可能像我们某些城市的地方官想象的那样做候鸟，在城市和乡 6751." >村之间飞来飞去，在城.９9ｌｉｂ.市里干不动了、做够了贡献，就回到乡村自己的窝里再靠刨土过生活。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很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家眷也带进了城，妻子在做小时工，由于不乐意让子女做留守儿童，他们的儿女则可能在打工子弟小学读书。等到在城市边缘长大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尽管对所居住的城市有一肚子的不满乃至仇怨，但是他们更不可能回到农村去生活，因为那已经是遥远而隔膜的父母之乡。
但是，只要康厚明他们头上农民工的头衔没有去掉，他们引以自豪的行业和付出心血的城市就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于所在而且付出了青春的城市，他们只能是流动人口，处在边缘的边缘。因为即使是廉租房也没有他们的份，虽然这些房子就是农民工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农民工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乃至生命的城市，至今还没有准备好给农民工一个家。
正因为如此，人大代表康厚明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家的问题。没有家，就意味着农民工所在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他者，不管农民工做过多少贡献，也不管农民工事实上只能依靠这个城市过活，城市都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陌生土地。
这种现状不仅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困苦和悲剧，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多的辛苦还换不来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更危险的是，这种现状对于城市的未来有着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很可能因此培养出一大批对所在城市怀有强烈不满的边缘人，缺乏教育，没有技术，却有强烈的挫折感。
但愿，这样的威胁，会在康厚明以及很多关心农民工的人大代表的努力下及时得到消解，随着我们的城乡统筹政策的逐步完善，粮食会有的，面包也是会有的，一个简陋而温馨的家也是会有的。
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
每年过完春.节，关于是否应该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论就会出来，大家争不出个名堂，政府也只好禁禁放放。而现在的趋势，基本上是弛禁的局面，可以预计，明年会有更多的城市开禁，而北京开禁的尺度会更大。开禁的理由是民意，自从禁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过年没有年味，没有气氛，似乎如此下去，年将不年，国人的传统也随之消散。
我不否认，如果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估计十有八九是支持开禁的人占多数，如果简单地理解民主，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民意，听任老百姓燃放烟花爆竹。但是，我不认为，过年燃放鞭炮是一个民主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 7528." >用投票或者其他办法考察民意多寡来解决。
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很古老的民俗，它本身蕴含了中国人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驱魔祛邪，求福迎吉的强固心理，也契合了国人大人孩子过年追求热闹的心情，因此属于一种具有巨大需求的民俗习惯。但是，这种习俗产生之初仅仅是放爆竹，没有什么火药，大家听个动静不大的响声而已。后来有了火药，但由于制作技术粗糙，而且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动静也不是很大。.记得我们小时候鞭炮都不是很响，比较响的二踢脚非常少，很多人家都买不起，过年放鞭炮，也就是星星落落。然而，随着改革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买花买炮不再是个问题，而且好像烟花爆竹业技术也突飞猛进，感觉鞭炮是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一度有些鞭炮看起来简直就像手榴弹。因此每到过年，居住十分密集的城市里放起鞭炮来，简直令人恐怖，在外人看来，完全像是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战争，爆炸声震耳欲聋，即使在密封相当好的房间里，两个人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呼吸困难。
放鞭炮放到这个份上，事实上，无论有多少人支持都不应该了，且不说放的人本身不慎造成的伤害，就算人人都炸不到自己也不应该。每个人群里，或多或少都有害怕惊扰的病人和老人，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这样强度的爆炸声已经足以令这些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某些特别敏感的有心脏病的人因此死亡也不是不可能。同样害怕爆炸声的还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鸟以及各种小动物，真不知道从初一到十五这些天，它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知道，郊区很多农家养的鸡会因此很多天不下蛋，甚至死掉。
害怕爆炸声的老人、病人和小小的孩子肯定属于少数，但是他们过安静生活的需求却是根本性的。这种需求跟一般老百姓的民俗需求不在一个层次上，民俗需求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性需求，只考虑多数人的额外需求而放任爆竹放肆地轰炸，少数人的生命因此遭受伤害，这是不公正的。就像人们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取缔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时，即使仅仅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民主也必须在此却步，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问题。
如果要考虑过年过节的气氛，我倒赞同过年可以放一点响动不大的烟花，让烟花的美丽点缀节日的天空。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组织和控制，防止由燃放烟花导致的火灾。
嗜血儿童的制造者
几年前，在电视剧《小兵张嘎》热播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种把战争当儿戏的“儿童剧”，露骨地面向儿童宣扬一种很不健康的战争观。今天，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国际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摄制的一段录像，一个12岁上下的儿童充当刽子手?９9ｌｉｂ.，用匕首杀死一名所谓的“叛徒”，然后一点点地割下他的头颅。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到我当年的文字实在说得太浅薄、太轻飘。让未成年的孩子卷入战争，让他们习惯于嗜血、杀戮，甚至将杀戮看成自己的娱乐，委实是人类的一种最深悲哀。看着那个稚气未脱、眼睛里充斥着仇恨和兴奋的阿富汗孩子，那些非洲内战中兴高采烈地拿着卡式冲锋枪到处扫射的童子军，想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未成年的罪犯，那些动辄杀人、非常残忍地杀人的孩子，其中还有女孩子，心中五味杂陈。
成人之间的杀戮往往都有正当的理由和借口，尤其是这种杀戮形成一定的规模，变成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相信，国内那些以孩子为主角的战争片都有非常正当的道理，因为被消灭的对象都是十恶不赦的敌人。我不怀疑这些道理的正当性，不过如果从指使孩子行刑的恐怖分子角度来看，他们肯定也有一些理由用来说服孩子。恐怖分子的对手，也同样是他们无法饶恕的敌人甚至恶魔，而叛徒无论在哪种文化中，都是最可恶也最可鄙的人。一个12岁的孩子能够兴奋地执行杀戮，显然他是被说服了，相信他被灌输的一切。很显然，那些在孩子身边的人，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仇恨，培养他藏书网窑大都设在偏僻的山区，但是由于开设时间很长，不可能地方政府一点儿都不知道，尤其是那些子女被拐卖的父母来山西寻亲的络绎不绝，更是足以引起当地的注意。但是，尽管你不能说当地政府完全没有作为，但毕竟作为不积极。甚至发生过警察限制寻亲的父母透露别人孩子的消息，劳动监督部门工作人员把已经解救出来的童工再次倒卖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也是个别的，但却反映出当地政府对此不作为（如果政府重视的话，个别工作人员断不敢如此大胆，顶风作案）。
个中道理非常清楚，一来寻亲的父母不是本地人，人数再多也对本地执法机关造不成什么压力；二来摧毁黑砖窑需要成本，但在这个成本谁支付还是个问题的情况下，执法机关自然不会积极；其三，这是最关键的，打击黑砖窑不是当地当前的任务，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地方政府自然趋向于不作为。正因为如此，黑窑的奴工现象才愈演愈烈。
很多学者都指出过，我们现在的政府是压力性政府，一边是运动式的政务推行，一阵一个政治任务，一边是直线的行政命令，一把手负责制，一票否决的行政指标，一级压一级，层层推动。凡涉及地方利益的政务，有利者则地方政府无不大力推动，甚至变本加厉，无利者则有气无力，视上级的压力决定自己的作为。至于“有害者”，则软性抵抗，划中央政令于无形，令其自然消解。
还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有的政府是公司化的政府，对自己的行为的收益成本无不计算得清清楚楚。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理性的背后是绝然的冷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需要付出成本而又无从弥补的事情、可以招致麻烦的事情都自动地不作为。这种理性，把理应存在的道义、公正居然都驱赶得一干二净，使政府变成了冷漠麻木的经济动物。像黑砖窑奴工这种灭绝人性的现象存在如此之久，山西省各级政府从上到下一直悄然无声。而在媒体披露，中央最高领导批..示之后，则上下动员，全力以赴，很快就扫荡了黑砖窑。说明山西的政府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不作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冷漠。
上海外教激起众怒的背后
前段时间，有位据说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国教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比较夸张地描写了自己跟几十个中国女人的性经历，这个博客描写被一位中国教授发现后，立即引起了网上的轩然大波，不仅举国共讨之，而且愤激者还扬言前去抓捕这个“流氓外教”。大概发现自己惹了众怒，于是这个外教赶紧声明，自己在博客上写的无非是一种行为艺术。事情真相如何，到现在也不明了。
当然，这个外教的行为（就算是行为艺术也罢），按我们现行的道德标准，的确有点出格，甚至可以说是龌龊，该骂。但是，在这阵阵的骂声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国人持久不衰的心态。关于这个事件，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外国人，也就是说，那个外教的所有性伙伴都是外国女人，那么我们的网民还会这样激愤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事实上，大家之所以愤愤不平，甚至义愤填膺，不只动口，还要动手，关键是因为老外动了“我们的女人”。这个网络事件，跟更早时候发生的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所导致的民怨沸腾相似，在国人内心激起的倒海翻江，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过来，如果中国人动了外国女人，尤其是西方包括日本女人，无论是不正当的嫖、一夜情，还是名正言顺的“涉外婚姻”，大家无不兴高采烈，自我标榜说是报了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之仇，好像做了一件为国争光的大事。
其实，没有人不明白，跟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时侵略军的强奸暴行不一样，现在发生的中外“男女关系”事件，无论是“行为艺术”的上海外教还是买春的日本人所作所为，也包括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男人动了外国女人的各类接触，实际上都是两相情愿的。我们不管多么的生气和愤怒，都挡不住某些爱慕虚荣或者实惠的中国女孩子傍老外，就像我们挡不住她们中的某些人傍大款一样，同样，我们也管不了“小姐”们挣外国人的钱，即使网民们为此举起“森林般的手”阻止了小姐国内的生意，也阻止不了她们的“劳务输出”，据报纸说，连阿富汗这种贫穷落后而且战乱不息的国度，都有了她们的身影。
这种现象无疑是可悲的，但是可悲在于这种蕴含在国与国之间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奴隶味道的性交易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尊严的丧失，而不是谁动了谁的女人。本质上，对于“我们的女人”的这种特别的在意，是一种“部落意识”，女人是物，是部落的财物，男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拿女人来换钱，卖孩子首选是女儿，做丈夫的也可以把妻子典给人家，就像典当一件皮袄一样。男人们彼此征战的时候，征服者不仅要烧光被征服者的房屋，掠走财物，而且要占有对方的女人。在历史上，汉人打不过北方的游牧人的时候，往往要献上“女子玉帛”，换取一时的平安。这种奉献，实际上代表着被对方的“半征服”。八国联>?军和侵入南京的日本人，表演的都是一种所思所为都属于中世纪的兽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八国联军号称以文明讨伐野蛮的西方人和一门心思脱亚入欧，自以为很文明了的日本人，并没有走出丛林。
在近代的很长时间里，所谓的文明民族，也一样难以接受自己民族的女人被“野蛮”或者“低等”民族中人“侵犯”的事实。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半以上的被私刑杀戮的黑人，原因都是他们“碰”了白人妇女，无论这种“碰”是想当然，还是白人的幻觉。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的西方人，也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十月革命后白俄女人在华卖淫的事实，看到白种女人被中国人睡了，又叫又跳，甚至不惜花钱供养这些白俄女人，直到供不下去为止。还好，这种维护白人尊严的傻事，他们现在已经不干了（虽然当年的三K党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国人还是有点儿进步的，毕竟，当年八国联军打来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们居然把“以身事敌”、传说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的妓女赛金花捧到了天上。那个时代，是我们奉献女子玉帛而且心甘情愿的时代。现在，我们的网民们，已经有了觉悟，觉悟到了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的水平，自家的女人不让动了，动了就要嚷。当然，我们这些网民们，虽然网上表现疯狂，跟当年捕杀黑人的三K党人和美国小镇的居民还是不一样，基本上属于动口不动手（或者仅仅宣称动手）的君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暴力都不会发生，当然，更没有人傻到出钱给那些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小姐，赎回她们的身体以维护男人的尊严。
只是，进步了的国藏书网人，心目中的女人还是物，是一种经常在我们心里会引起某种酸味的物。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
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东西，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
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藏书网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有点儿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藏书网
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
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䜣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现象。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审理过程中，官府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上达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
拳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员“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拳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拳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儿（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拳民上法（附体）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发现他们的另一些秘密。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 href='2202/im'>《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施公案》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拳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拳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拳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拳民的大臣中有人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黄天霸。
在拳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的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儿也没有因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使清朝政府更让西方以及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拳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拳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就毁于他们的一把火，几万无辜的教民和用了洋货的人被杀），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缺乏教育，没有灌输，能做到如此，真是难得）。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黄、红吉色），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
这些拳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拳民也许还会回来。
美国人的“中国戏”
眼下，美国人演中国戏，我说的是京剧，所谓的“peking opera”，已经相当有水平了。很多人正经八本在中国戏曲学校学过，科班出身，回到美国已经可以登台演出。据唐德刚先生说，主演还都不错，生旦净丑，像模像样，有板有眼，只是龙套都是些棒槌，跑起来各跑各的，满场乱跑。
美国人大规模见识京剧，大约是在1930年梅兰芳访美之时。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天女散花》倾倒了美国人。有的老太太甚至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追着看，也让我们的梅老板，变成了梅博士。不过，在梅兰芳来美国之前，已经有美国人在中国看过他的演出。1920年夏，美国议员代表团访华，被招待筵席之后看戏，梅兰芳主演。美国人说不清戏名来，只知道是一出历史戏，梅兰芳在里面演一个妇人，另有一人“状似强徒，貌极狰狞，声极粗厉，面涂黑色，一望而知为狡猾之人”。议员在观后感里还自作聪明地断言，说是中国戏里好人坏人是靠脸上涂白还是涂黑来分的，坏人都是黑脸。显然，这些美国人弄错了，京剧脸谱，黑色代表忠勇正直，白脸才代表奸诈狡猾，他们看的那出戏里貌极狰狞，声极粗厉，面涂黑色的家伙，估计十有八九是包公，京剧里只有花脸中的黑头，才如此装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梅兰芳演的，很可能是负屈含冤的秦香莲之类的人物。当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大家还记忆犹新，运动的时候学生们喊冤就是冲着美国人喊的，因为大家觉得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过十四点声明，对弱小国家多少有点同情。火烧赵家楼当天，游行队伍到美国使馆大呼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现在美国议员来了，给他们看包公戏，也许是指望他们像包公一样主持正义，为中国人申冤，没想到人家根本没看明白（翻译大概也不争气），居然把包公当成了坏人。
比美国议员老爷在中国看戏稍早些时候，1919年 7684." >的年底，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吴宓，被同学（后来的中国戏剧大师洪深）拉去看了一场美国人演的中国戏。1919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5月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打那以后，人们一年都没有消停，全国的学生也都在大演其戏，不过都是自己编的《朝鲜亡国恨》和《安重根》（那个在哈尔滨刺死伊藤博文的朝鲜勇士）。不过，美国人演的中国戏，跟中国的亡国之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名字叫作《黄马褂》（The Yellow Jacket）。据吴宓在日记里记载，该剧有点儿《赵氏孤儿》的影子，又有点《狸猫换太子》的情节，而且舞台、服饰都模仿中国戏，“如夹旗为车，登桌作城，执鞭即骑，拱手开门等，固系中国戏台所常有”。显然，这出戏比普契尼的《图兰朵》要中国得多，《图兰朵》除了把个变态的公主说成中国公主，加上一支茉莉花的曲调之外，一点儿中国味都没有，真不明白为什么后来非要到中国的故宫太庙来演。藏书网
不过，美国人虽然引进了中国因素，但演的却不是京剧，到底是歌剧还是话剧，吴宓没有写，无从知晓。不过演的时候，却不时地露出洋鬼子的马脚，演到杀人，就真的弄一个假人头上来，在手里把玩，演到王子恋爱，一对小恋人就真的搂搂抱抱，啃起来没完。根据北京人艺的导演回忆，他们指导美国学生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一说四凤跟周老爷的大公子是恋人关系，美国姑娘一屁股就坐在了周公子的腿上。看来不管时代有何不同，美国人演起戏来都玩真的。
《黄马褂》这出戏，最令中国人感到不好受的，是戏里的所有男人都拖着辫子，而且太子选妃，首先看女孩是否一双莲足，美国女孩没有裹出来的小脚，只好以意为之。戏里的某个坏人纨绔，还被装上假指甲，足足有一尺长。
没错，男人在清朝时期的确是留辫子的，而从南宋起，女人的脚就开始裹成了三寸金莲，且某些贵人和闲人，无论男女，都留长指甲。 href='2210/im'>《红楼梦》里晴雯为了不枉担了虚名，在临死前，把两根葱管一样的指甲咬下来给了宝玉。在老照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西太后老佛爷长长的、戴着护指的长指甲。然而，1919年已经是民国啦，至少在城市里没什么男人再留辫子，女人的放足运动也开展了很长时间，凡是上学的女孩子，已经不再缠足。连长指甲，因为不合乎卫生，都在传教士和医生加政府的联合围剿下阵地大大缩小，就是留了也不大敢像西太后那样公然拿出来展示。中国毕竟进步了，不仅政权形式模仿美国，派出留学生学习美国，就连习俗也在改进，辫子、小脚和长指甲的市场都在缩小。
然而，美国人就是看不到中国的进步，说到中国人，依旧辫子、小脚、长指甲，而在场观剧的中国人也没有勇气走上台去，把脑袋和指甲伸给人家看，说一声：瞧，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跟你们一样的！
辫子和小脚很早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象征符号。不止一出戏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老汇，好莱坞的所有作品，只要沾了中国人的边，戏剧和电影里獐头鼠目的中国人，只要是男人，脑袋后面肯定拖着一条又黄又瘦的小辫子。好像就在前几年，有报道说，还有美国人问中国人，你们还留辫子，裹小脚吗？
还好，现在即使是美国人，能提这样奇妙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无９９lib.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儿，会干事的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儿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藏书网样本事中的“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 href='2210/im'>《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见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虽然张伯驹的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
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儿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与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得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晋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
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藏书网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荣誉和面子的闲话
跟荣誉第一相关的是奖章（勋章）、奖牌、奖状以及奖金。脖子上挂了奖章、奖牌，手里拿着奖状和奖金，脸上必定感觉有面子。所以，国人特别在意的面子跟荣誉也有了关系，奖章之类的东西好像是荣誉和面子的中介。但是，有的时候，奖章得来跟荣誉没什么关系，只跟面子有关。国人眼里的面子，除了表面的光鲜之外，主要讲的是人的实力，关系和运作的能力。某件事谁都摆不平，你去摆平了算你有面子，某人谁说都不听，你去说服了也算你有面子。
北洋时期的北京政府，定期向大、小军头发勋章，勋一位，勋二位，勋三位，..害得军头们照起相来，胸前挂满了大小勋章奖章，一排，两排，三排，四排，眼花缭乱。但是好像这些军头们一直没干什么事，还整天跟中央政府闹别扭。能得到勋章，仅仅在于人家有面子，实力强，军阶高，面子就大，勋章也就跟着大。这么一来，面子和奖章之类直接结合，好像中介喧宾夺主，媒婆顶了新娘的心窝子。
不过，这种事情在中国好像从来都不稀罕，本来评奖、发奖章什么的是为了表彰某种行为，就像王朝时代，皇帝下令修牌坊一样，为的是表.彰烈妇节妇，大有让天下女性守在家里，免得男人看不住自家老婆，引发社会动荡之效。可惜，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好事儿的效果总是难以长久维持，人人争当先进，时间久了，神经一疲劳，评奖也就成了例行公事。某些奖项，谁拿奖得奖章，关键看面子。面子大的获大奖，面子小的得小奖，没面子的没有奖。评审的时候，想要得奖的主儿，必须去争，具体地说就是运作，都说运作需要靠银子，其实，人家收不收你的银子也要看你的面子。很多的时候，在评委那里有面子往往是决定性的，面子特别大的>，一个钱不花一样得奖。原本作为评奖依据的事状和成果，其实只是一种借以说话的凭借，怎么说全看评委。反过来，大家去争这个奖那个奖，也主要看中得奖背后的相关待遇，比如工作安排、升职、评职称优先等，对于获奖本身的所谓荣誉倒是看得很淡，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
没有了荣誉，所谓的奖和相关的奖章之类，就发生了变异，在这个奖还有含金量的时候，评奖成了分赃，有势力的人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没有含金量，或者含金量比较小的时候，就变成了安慰或者装饰，就像北洋时期军头们挂在胸前的勋章>?９９ｌｉｂ?一样。
我们现在各单位的传统荣誉，比如各种名目的先进、优秀、红旗手之类，也是这种命运。很多单位某些人该晋升而没有晋升，该评职称而不得的时候，聪明的领导就会安排一些这样奖励给这些倒霉蛋，好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惨。
荣誉被面子偷换，自然就没有了荣誉感。原本为了规范导向人们行为的颁奖，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尤其是那些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没有人会为了获得荣誉去竞争这些奖项，得到的未必引以为荣，没得到的也未必引以为耻，获奖与否，背后的动机往往是纯粹功利性的，跟做一笔买卖没有多少分别。
没有荣誉感，羞耻感也淡了。就本该最有道德感的学界而言，一个学者拿一个大奖，同行们首先想到的未必是他学术成就，而是他运作的能力，或者他所在单位对他是否看重，因为许多大奖往往是单位出面运作。也就是说，人们赞赏的不是他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而是他的公关本领，他的路子，他走后门的精明，以及他靠山的坚挺。那么这种奖，还能对学术进步起作用吗？当然也会有作用，不过是反作用。
一个社会的荣耻观念喊是喊不出来的，关键是这个社会奖励什么，惩罚什么，奖励是种正面的激励，而且是最正宗的激励。这种激励，挂着羊头却卖起了杂肉，甚至不是肉的肉，人们心目中该以什么为荣也就糊涂了。官方的评价体系自乱阵脚，却总>是埋怨老百姓乱七八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哪里有道理可讲？
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文物多。文物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供不肖子孙来糟蹋和挥霍，于是,可以拿出去卖钱的有走私贩子倒腾出去卖，拿不走的就圈起来收门票，尽量榨油，哪管古迹是否承受得了。如果没有人来，就放任不管，一任其房倒屋塌。有意思的是，糟蹋文物的人却热衷于造假古董，可以搬得走的由文物贩子来造，而搬不走的则由政府来包办。
早一点儿的有唐城、宋城，近一点儿的有各种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神农、女娲，甚至连蚩尤也算，一个个雕像塑起来，一幢幢庙宇立起来，一座座祭台垒起来，而且东也有，西也有，一个祖宗分几下，都说自己地方的祖宗才是真祖宗。建议各地官员再建庙修坛的时候，跟王麻子剪刀铺的竞争一样，挂“真”或者“真真”的前缀。不过，比较起来，最离谱的造假，当属安徽宁国市意欲修建“宁国府”，据说人家仗着自己是“宁国”，要打造 href='2210/im'>《红楼梦》的宁国府品牌。
建唐城、宋城，毕竟人家当年阔过，差不多就在那个方圆，过去有过这个城，虽然建得跟古代差得很远，怎么说，还有影。满地冒出的祖宗庙、祖宗坛，或多或少，也都有点史料的依据，虽说有的依据过于牵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算他有据可查。可是宁国府算什么呢？谁不知道， href='2210/im'>《红楼梦》本是小说，贾雨村言，贾府本是假府，当不得真。就算找作者创作的原型，也只能在北京和南京，怎么也轮不到安徽的宁国。当初北京建大观园，就已经贻笑大方，安徽建宁国府，简直是张飞打岳飞——哪儿对哪儿啊。看目前的情形，此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估计用不了太长的工夫，假古董将会磅礴于神州大地，各种见于小说、戏剧、传说或者史籍的古代钢筋水泥的古建筑将会到处都是。各个电视台选秀选出来的金陵十二钗，以及西施、莺莺、红佛女，连带着潘金莲和孙二娘，点缀于其间，搔首弄姿，真是好看煞人。
不过，一件明明很可笑的事，却有人前赴后继地做，笑骂任你笑骂，其中必有道理，换言之，兴事者必有好处。但凡这种事情，大多属于旅游开发，政府热衷，商家参与，如果全然无利可图，估计持续不了如此长的时间，更不会愈演愈烈。这里面除了我们的领导比较好名、高度喜欢附庸风雅的因素外，假古董可以带来真利益才是兴建假古董的真正动机。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旅游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就是不喜欢看真古董，在他们看来，那些东西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些假古董，造得越是金碧辉煌，越是喜欢，只要建造者能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目来，把这个名头安在一堆钢筋水泥头上，再配上些俊男美女点缀其间，差不多就会游人如织。前面提到的唐城、宋城、大观园，去的游客都不少，山西的朋友曾经拉我去过绵山，据说那里是被煤老板承包下来，原来破烂的旧东西被扫荡了，代之以豪华，巍峨的假古董，每个景点都有从春秋到唐朝的大名头。结果，那个地方成了附近几个省的度假胜地，每日里游人多的就跟赶集似的。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口袋里有几个钱，一门心思想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些人肚子里却只有鱼肉，没有文化。我们拥有缺乏基本文化素养的几代人，甚至很多上过大学的人，连基本的文史常识都没有，出去玩，也就是起哄，一任导游胡扯，再不就是找地方打牌。前阶段，中国游客出国出丑的事，曝光了不少，其实，在国内游也是如此，丢人丢得一样大，只不过外国人看不见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口袋有钱、肚皮里有鱼肉，但脑子里空空如也的人来说，宁国府这样的假古董倒是也般配。只是建造者要留点神，防备哪一天冒出来个贾代化的几世孙跟你要产权。
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
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溺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桶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什捧回来，没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
南方大一点儿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赢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坐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拣的粪便也是小补。
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得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据说，17世纪的巴黎也是如此。从街上走，可千万别挨着楼房墙根，说不定哪个窗户一开，一盆粪便就撒将下来，淋上一头。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的废物堆在一起，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闻味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欲断魂了。
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时期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分外严重，害得洋?9９ｌiｂ.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寻声“啪”的就是一枪。
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者渐渐减少。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丘八出身，丘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20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祸主已经从下面的口转移到了上面的口，变成随地吐痰了。
随地 5927." >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叶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是骄懒，四是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中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式上几近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儿用的。
正在肆虐着的两种恶俗
学生从家乡回来，讲彼处乡下结婚时的种种民俗，实在骇人听闻。新郎新娘、伴娘和新郎父母都被闹得半死；新郎、新娘被逼当众自己做各种猥亵的动作，或者被人做各种猥亵动作；新郎的父母，被涂面，画王八，戴高帽；伴娘更惨，加之在她们身上的各种恶作剧，花样翻新，甚至直接的猥亵和调戏。联想到前些时候，几次伴娘被剥光衣服的报道，感觉到现今所谓的结婚 6c11." >民俗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俗。事实上不仅伤风败俗，而且涉嫌违法犯罪。.９９ｌｉb?t>
不错，传统中国的结婚风俗的确是有点闹，越是下层的婚俗闹的成分就越重。即便汉人这种讲究礼仪的民族，初民群婚时代的某种涉及性的文化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会遗存在后来的婚俗仪式上，婚礼上的闹房和听房，所谓结婚三天没大小，事实上就是这种东西。不过，尽管传统婚俗有点闹，但毕竟有限度，礼教还在起作用，人们还要顾及自己的身份，一直都有大小的生活，很难会突然变得没大没小。闹房、听房固然戏谑调笑，但断不至于变成对新娘的调戏。但是眼下，闹房婚俗已经经过无数人的创造性发挥，不仅名目繁多，程度加剧，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一些无聊加无赖者借人家结婚的由头，揩油、调戏甚至猥亵的一个机会，越闹越不像话，成为侮辱作践人的一种闹剧。
被作践者之所以听任被作践，不做任何反抗，关键是这种所谓婚俗闹剧，背后有所谓的婚俗禁忌，意思是如果被作践者一方不能忍受，这个婚姻就会有诸多不祥。自然，面对终身大事，当事人怎么敢冒这个风险，无论当事人的父母，还是新婚夫妇两个，都担心如果自己受不了而坏了规矩，今后婚姻出了问题，就会全部怪到自家头上。因此，即使再难受也得忍着。再者，闹的都是熟人，乡里乡亲的，风俗如此，如果不让人闹，等于不给人家面子，因此得罪人，怕人日后嚼舌头，做人不起，即坏了熟人之间的某种规矩，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事实上，即便人们认可传统婚俗里的禁忌，现在流行的越来越花样翻新的婚俗闹剧，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街巷的闲人自己发展出来的，种种作践人的花样跟当年婚俗里包含的禁忌早就没有了干系。
闹房的婚俗是一种恶俗，这个恶俗是名词，它的..t>核心精神就是对人的不尊重。现今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恶俗，这个恶俗是形容词，主要表现在各种媒体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出版业中最畅销的书，都是那种不知所云的玄幻和种马类小说。报刊杂志，某些个毫无内容、哼哼唧唧的流行刊物，逐渐成为大家效法的对象。电视上娱乐、选秀或者变相选秀类节目越来越火，主持人提问、盘问、调侃、逗笑很黄、很暴力，参加者应付、回答、表演、很傻、很天真。现在连评委嘉宾也加入作秀，花花绿绿，吵吵闹闹，虽然增加了不少收视率，但却使得我们的电视节目变得更加闹腾。
无论是出书还是做电视，纵使恶俗到人们要呕吐，大不了挨顿批评，肯定不会因“政治不正确”而丢了乌纱帽或者饭碗，一般说来，还可以争取眼球，增加经济效益，大利而小害，何乐不为？
从某种意义上，民间的恶俗跟主流媒体上的恶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共性，是对人的不尊重，拿人的尊严开心，所有的人都在自轻自贱、他轻他贱中哈哈一笑，从前所有的价值、所有的意义，都化为乌有，再不堪的事情也都无所谓了。民间的恶俗拿巫术禁忌说事，而媒体的恶俗拿政治禁忌说事，本质上并无不同。从来一个国家的底层文化都是受上层主流文化影响和左右的，当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主持人、嘉宾都在荧屏上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地嘲笑、调侃、恶作剧，甚至开带“色”的玩笑的时候，自然挡不住民间在涉及男女的婚俗上推陈出新。
从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在救国救民的同时，也大力度地推动过风俗的改造，视为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想到时间到了21世纪，虽然没有人再裹小脚，但婚俗乃至丧俗（有地方丧礼上跳脱衣舞）却变得如此不堪。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庸俗，乃至恶俗大回潮，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选举与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章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儿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藏书网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儿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儿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 href='5745/im'>《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
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虽然花榜高低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一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荐 4e66." >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儿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多了一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儿润笔。..
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多，评一次花榜怎么也能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无法分级的《色戒》
《色戒》的成功有风波，内地的风波来自影迷。显然出于对只能看删节版心有不甘，中国大陆影迷们再一次集体发出感慨：要是电影分级就好了。类似的讨论，好像陆陆续续已经抽风过好几回了，最后都是只见楼梯响，人就是下不来。其实，依我这个外行之见，凡是在我们的影院里放的电影，无论是外面进来的，还是自己拍的，想要分级，难。因为在我们审查者的思维里，只有删节，没有分类。他们的任务，开始是把那些令他们脸红耳热的镜头挡在国门之外，后来就变成程序了，只要见到暴露镜头就是一板斧。
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把电影分级，是考虑到观众的年龄段，有成人与非成年人之分，考虑到非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心智发育程度较低，有些电影暂时不能让他们看。这里，不仅仅针对暴露镜头，而更重要?９９lib?们就像争抢王麻子一样，把祖宗给争丢了，遍地祖宗等于没祖宗。
狗血淋头的文人
——逼上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的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舞弊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９９ｌｉｂ?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的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藏书网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让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属于文官，不过他的这个文官，在年轻的时候，却以能打闻名。张继当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辫子，很为留学监督姚某看不惯，总是说三道四，说得张继性起，约了同为剪辫党的陈独秀、邹容，找个碴子，一个抱腰，一个捧头，一个挥剪，把监督大人的辫子也给咔嚓掉了。监督大人官做不成，张继也只好做革命党了。
说起来，革命党起事的资格，要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党老得多。但自从保皇党流亡海外，康有为拿着一个假的衣带诏，以一介冒牌的帝师的身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摇，居然后来居上，很有市场，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双方各开大会，往往是保皇党的会人多势众，这次第，令革命党人很是气闷。这个时候，教科书上9９lib.说，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在辩论中，由于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这支笔，敌不过主持《民报》的章太炎的那支笔，所以，革命战胜了改良。其实，要论宣传，梁启超的时务体绝对天下独步，怎么可能输给为文古奥的章太炎？原来，这里面另有内情。
在章太炎跟梁启超打笔仗的同时，张继也上场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便领了若干健将，杀将前去，二话不说，挥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欲与之理论，可是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党人开会，张继不知道便罢，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鸡飞狗跳而后止。保皇党人虽多，但架不住张继之勇，所以每打必败。当时，同盟会和保皇党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虽然效率很高，但对这种中国人之间的内讧，根本没有兴趣理会。久而久之，保皇党人的活动在日本都没办法进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声势上，革命战胜了保皇。当时，同盟会有四大打手，张继排行第一。
张继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是1935年，国民党在南京开大会，上海的洪帮受某些势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装成摄影记者，行刺国民党要人。结果临场的时候蒋介石不在，刺客便对汪精卫下手，刚开一枪，便被两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夺枪。夺枪者为张学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张继。能当刺客，当刺杀国民党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两下子，居然被张继一抱而不能动，可见昔日打手不减当年之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人当然不在话下。不过打的对象，不是满清亲贵，而是同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胜之不武。况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罢，不过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康乐。手段、道路的选择，其实真是需要辩论的。辩论是讲理，不是动蛮，如果靠动粗打架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国人意义其实不大。何况，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双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为蓝本，区别只是学美国还是学英国，手段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渐进，而目标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议制政体。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中，在革命党和保皇党的角逐中，双方都不能坐下来讲理，辩论实际变成了谩骂，背后还有棒喝党的开打。彼此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最凶恶的敌人，甚至比他们共同痛恨的叶赫那拉氏还要可恨。比较起来，激进的革命党人，似乎又更显得理直气壮。
显然，张继虽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个文人。就当时而言，是自以为他们对，真理在握，才这样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给原本不正当的行为蒙上了一层道德的面纱。
吴稚晖的两次“冤”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
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地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一开首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 href='590/im'>《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藏书网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爱国学社里（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的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人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人（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 8bf4." >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4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９９ｌｉb?
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人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当然，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 5458." >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的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藏书网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党国的“稚老”依然愤愤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以后，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的不过一支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写下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被捉进宫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 662f." >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儿犯忌讳，连明、清的时候，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那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儿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９９ｌiｂ?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没有错，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以吃为价值取向的民族
也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吃”字和一个“家”字，体现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两个东西丢不得，实在被逼到墙角了，高尚一点的人可以为了家而牺牲吃，而品性差一点的则往往为了吃而牺牲家。“吃”作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多数人活着是为了吃，而不是看起来更为合理的吃是为了活着。食不果腹的时候当然谈不上价值观，但是只要国人有了余钱剩米，吃顿好的或者顿顿吃好的就成了人们每日的不懈追求。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奔”，到底是奔窝头加咸菜呢，还是奔烧饼夹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客冯谖感慨怀才不遇，弹铗而歌提抗议，首先要求的就是“食有鱼”。
国人有福，吃顿饺子都要攒肉票的时代总算过去了。虽然农民还很苦，但解决了温饱并进入小康的人家毕竟很多了。有多少呢，保守估计，一亿上下总是有的，从冰箱、彩电、空调、电脑的消费上就可见一斑，如果搁在20世纪的70年代，这些东99ｌｉb.西就是拿到了中国也是没有人买的。按道理，衣食足就该知礼义了，对书的需求应该大一点了。可是情况很不妙，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地，有过欧洲人还满足于少数教士传阅可怜的几本羊皮纸书的时候，我们的书坊已经把书铺到了穷乡僻壤的光辉历史。可是，现在我们出版的图书，居然60%以上是教材，如果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教辅（辅助教材），那么一般性阅读图书的比例小得可怜（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倒过来的）。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国民所看的书，绝大多数属于强迫性阅读，因为上学要考试，或者学校硬性规定必须买（比如大量的教辅），不得不购买或者阅读。全国90%以上的出版社都是靠出教材养活的，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凡是具有传统教材资源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社，一律财大气粗，日子过得滋润。像美国那样，鼓励学生用二手教材的建议，对出版界来说等于是灾难。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据说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现在的国民却不喜欢读书了。
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没有好书，也有人说现在书价太高。前一条理由有点儿道理，其中的缘由很复杂，最大的因素是出版管理部门卡得太死。尽管如此，市面上有价值的书还是一年年地多了起来，断不至于到了让人无书可看的地步。至于后一种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出版虽然也可以说是“垄断”行业，但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并不可能真的维持高额的垄断价格，因为消费周期过长，而且书籍毕竟不能像电信、石油甚至药品一样，强制人们消费。书的价格比起计划经济时代是高了许多，但出版者其实并没有暴利可言，无论是书商还是出版社，真正做大的其实没有。在市面上，五六十元一本的书已经属于高价了，面对这样的价格，大多数读书人见了都会掂量掂量，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或者特别的喜爱，估计多半是要掩面而去的。但是同样是这些人，请朋友吃顿饭，或者是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相聚一下，吃饭或者K歌的钱一般都要超过此数。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花上百元，只要感觉还可以会觉得很便宜，但买书花50元会觉得很肉疼。饭是必须吃的，而书则能省则省。我们的大学生，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但每年花在饭店里吃 996d." >饭的钱，绝对要比买书不知多上多少倍。大学内外的饭店开一个火一个，即使价格比其他地方的贵上许多（尤其是大学里面的饭店），但一样天天爆满，可是谁见过大学书店有如此的人气？在大学生活的人们，除了那些特别贫困又无力打工挣钱的人外，好像有无数的理由聚会吃饭，什么生日啦，老乡会啦，师生会啦等，即便什么借口没有，也有可能出来撮一顿。现在这种聚会，据说时髦的已经改K歌和泡茶楼了，但这些地方大多也是连吃带玩，所以依然离不开一个“吃”字。
当然，大学里应该提供给学生所需阅读的图书，可是我们的大学原本图书资料就不足，在目前大学疯狂扩招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可能了。的确，我们应该痛责那些主其事的肉食者，他们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反过来，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大学的人就只能在怨天尤人并吃喝玩乐中等待吗？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者另当别论，而有这个能力的人，对于可花可不花的吃喝钱可以舍得，对于关系到自己学业前途、实际上必须花的买书费用可以省掉。扪心自问，难道不觉得我们有点儿奇怪吗？
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这在吃不饱的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已经吃饱了，还要以食为天，那就有点儿问题了。
不识字的好处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兵，十二三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的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当然，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兵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地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兵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藏书网当公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回忆录作者）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诡异的是，得到这一切， 4ec5." >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大字不识＝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 8fde." >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所用的牙兵，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９9liｂ.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人是会变的，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招兵的时候，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茧，选军官更是如此挑选，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想骂就骂，说打便打，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全旅官兵一致反对，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他的话就不灵了，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但是就有两样不好，一是见不得钱，二是见不得女人。
不过，固然有两个见不得的毛病，聪明的统治者依旧喜欢老粗，统治阶级还是靠着他们踏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对上面不会有思想的歧义，不会怀疑领导的正确与英明，赞美起皇帝的新衣来，显得那么诚心诚意。
所以，识字的必须整，思想改造多少次都没有够，活到老，改造到老，有些倒霉的，到不了老就见了马克思，那也没办法。但是老粗就没事，基本上用不着改造，就是犯了错误也多半赖别人——被资产阶级拉拢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完不成干部知识化的国家，其干部队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长期共存，后者领导前者，后者改造前者，后者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自豪感，有事没事，胸脯一拍，老子是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怎么样？
任何国家机器都存在忠诚和效能的矛盾，造反的时候忠诚优先，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当家作主了，依旧忠诚优先，不顾效能，多少有点儿令人不解。唯一的解释是，国家在某些人眼里其实不算个什么东西。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务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 4e86." >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付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词，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藏书网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医院，也并不奇藏书网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显然是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
马屁也不易
文人无行最招骂。其实，无行在某些情景下也是混事的一种方式，最抢眼的当属拍马屁。按说，马屁谁都会拍，用不着上专门学校进修的，但是，老粗拍马，一来拍不到地方，挠不到痒处，二来词汇不够丰富，语言未必训雅，所以历朝历代，马屁多半由文人包办。皇帝无论出身凤子龙孙，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屁股坐稳了龙椅，需要偃武修文就用得着文人了。
但是，在那些流氓兮兮，强横霸道浑的皇帝手下混事就不一样了，就算是拍马屁高手，有时也难。
唐朝过去是五代，五代第一个皇帝是梁朝的朱温。此人是五代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第一流氓皇帝。打小做流氓的皇帝不止他一个，但是当了皇帝多少会装装样子，人家不，做了皇帝变本加厉。好色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好得霸道，见到的女人但凡有点儿姿色就不放过，不管这女人是谁，老少皆宜。到部下家里做客，上至祖母，下到孙女，一个不饶，连自家的儿媳妇都要轮流前来侍寝，儿子们也正好借此来争宠。他对于女人?，基本原则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朱温的另一特色是狠，凶残等级的狠。皇帝杀人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杀人常常没有任何理由，成千上万的人，一不高兴，说杀就杀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早就是他手中玩物，身边只剩下两百个陪伴击球走马的孩子，这也不行，在一个晚上，将这些孩子全部勒死，抛在大坑里埋了。
在这样的流氓皇帝手下混事，武夫尚可，文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有一日他和一群幕僚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顺口说了一句，这棵树可以做车轴。半晌没有人接茬，幕僚中有人显然是害怕主子生气，于是顺口说，是啊，是啊，可以做车轴。没想到朱温马上把脸一翻，厉声言道：人说书生喜欢顺口玩人，果然。车轴只能用枣木做，柳树怎么能行？然后对左右喝道：还等什么？于是武士们饿虎扑食，将刚才搭茬的文人扫数扑杀。
车轴须用硬杂木做，这是农村人都知道的道理，朱温小时候虽然不好好干活，满世界做“二流子”，但这点儿常识是懂的，但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常识，他身边那些幕僚清客却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主子说鸡蛋是树上结的，谁敢说不是呢？因此，就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文人真是没活路了。
在此之前，黄巢打进长安，文人墨客已经大为折损，“天街踏碎公卿骨”，里面就有朱温的尊脚。踏剩下的，像点样子、有几分文人骨气的，也都被他老人家一股脑儿捆吧捆吧扔进了黄河，一边扔还一边说，让你们自称清流，现在你们进浊流。扔剩下的，估计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马屁精，顺口一拍，下场如斯。看来，碰到这样的主子，拍马屁也不易。
文人也是人，虽然分好坏优劣，但谁都要混饭吃，摊上喜怒无常，流氓透顶的主儿，有个刚直有气节的，士可杀不可辱，自己抹了脖子，当然省事。但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个勇气，就算自己有心一死，“奈小妾不肯何？”要活，而且活得好，怎么混？不要认为凡是能拍马屁的都混得好，关键看用人的主子，讲不讲理？这个理，不是真理的理，而是一种说话办事的正常逻辑。就是说，你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说你说得不对，你认为我有理，不处罚我，属于讲理，大家三呼万岁。反过来，你说鸡蛋树上结的，我搭茬说，对，鸡蛋还有把呢。虽然都是胡说八道，但你这么说，我这么接，没事儿，皆大欢喜，也９9lｉb?算你讲理。因为人家因此知道你是正常人，有正常人的逻辑，虽然费点事儿，总能找到一条应对之道。所以，即使坏到没心肝，文人也没有乐意在朱温这种流氓加武夫手下混的，因为实在太难了，纵使巧宦如神，媚态万方，谀词泉涌，神仙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想到这里，我们 5c31."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霸道的时代，暴政的年月，文人特别容易变坏。五代期间，朝代换了五茬姓氏，朝臣送９９lｉb?往迎来，很少有人能出个像样的主意的，冒死进谏就更谈不上了。最好的文人兼朝臣，就是冯道，一生圆融，最善保命，为恶不多，为善也谈不上。说实话，那个环境，那个时代，能混到冯道这个样子，也就算知足常乐了。无怪乎，人家自称“长乐公”，能活下来就不易。
中国式的死撑现象
在中国，人要是出了名，算一号公众人物了，就不能犯错了，犯了错，大抵死撑。学界人物如此，政界人物如此，连商界人士，也是如此。学界大腕，被人发现抄袭，百藏书网分之百，抵死不认，硬一点儿的强辩，托人走后门打官司，软一点儿的装死，一言不发，总之一句话，不能认账，不能认错，道歉更是免谈。政界人物是不下罪己诏，就是认错，也是迫于体系压力，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事情过去，再采访这些犯错的人物，照样没有几个认账的。死撑的风气，传染到向来称身段柔弱的商界人士上，可见死撑的文化，已经根深叶茂了。
前几日，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被人揭发学历造假。且战且退，一路留下根本说不清的造假痕迹，最后退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拿出了带洋字码的文凭。没想到网上一查，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连带着，查出来一堆唐骏的中国校友，都是各界高人。其中一个唐骏的校友禹晋永，不知是感觉自己知名度不够高，还是校友情分太重，挺身而出，来挺唐骏。结果挺到今天，学历依旧野鸡，自己身上却被人肉出来好些问题。虽然禹晋永高调宣称要打官司，把告他的人都送进局子里，但可以想到，这事没那么容易，能把自己抖落干净，已经万幸了。
说起来，自古以来，商界都不怎么讲究学历。像张謇那样，有状元头衔的，真正做起生意来，人家也不见得因为这个状元，就给你多少便宜。张謇的时代，有学历的士大夫下海经商的，不止他一个，但做到风生水起，还是因为老人家经营有道。
改革以来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好多都是从农民干起来的，不仅没有学历，有些连字都认得不多。好些老板赖以自豪的往往是，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有一堆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为我干事。但是，这些年来，商界人士不知怎么一来，开始讲究学历了（这也许跟在大学买文凭比较容易了有关），是个人物，就花大钱到北大清华弄个EMBA头衔，还有些人嫌土文凭不过瘾，非要弄个洋的，所以，西太平洋大学发了财。
从本质上讲，跟政界人士弄假文凭骗官，学界人士骗教职不一样，商界人士的假文凭，即使来头特大，真正做交易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傻瓜会买这个文凭的账，无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唐骏这样的人，有若干假的和野鸡的博士头衔，也许在出书、到大学演讲时，可以蒙蒙涉世未深的学生。剩下的事，就是自我陶醉了。不幸被人揭发，第一时间最好，不行第二时间也可以，站出来道个歉，自嘲一句：我其实就是好点虚荣。估计网上网下，也就偃旗息鼓了，断不会有那么多兴致特高的人追杀不已。
然而，他们也在死撑。不仅唐骏死撑，还有校友出来帮忙死撑。越撑漏洞越多，漏洞越多越要撑。撑到今天，已经从悲剧撑到笑剧了。
君不见，微博上只要禹晋永一说话，大家就一阵大笑，夹带一段段的笑骂。无论网上网下揭露的他那些商业欺诈行为是真是假，一个商界成功人士，如此快地沦为小丑。我想，这个结局，恐怕是当初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吧？
一度，我们的学者曾经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我们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特色，就是人不乐意认错。大家不认为犯错是耻辱，犯了错，认账才是耻辱。然而，我们其实也变成了耻感文化，大家都勇于犯错，而耻于认错。凡是感觉自己是个人物的，更是如此。自我感觉，一旦认错天都塌下来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人也许自己还挺冤的，眼下作假者滔滔，大家都假，为何单揪住我不放？其实，兴许我们的乐感文化变成耻感文化，转变的枢机，就是愈演愈烈的造假之风——当人们已 7ecf." >经习惯了假的时候，被抓住的作假者，自然选择，就 662f." >是用一系列新的假，来掩饰过去的假，怎么也要死撑，撑住了，网上再热，又能热多久？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最难过的时候，网上的最大本事，也无非是笑骂，理论上，无论政界、学界、商界人士，都有可能滑过去。滑过去，就连重新做人都不需要，把脸一抹，我还是我，牛人一个。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藏书网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一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不够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员）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藏书网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且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儿传奇色彩了。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