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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藏书网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９９ｌｉb?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99lib.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儿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帝王的“封神”怪癖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得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娄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儿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儿就玩儿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 606d." >恭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儿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至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儿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这一政策在国内实行起来也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纵然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99ｌｉｂ.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灾、旱灾、蝗灾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带脑袋都丢了。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儿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神职人员可以不敬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住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做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他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唯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哪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打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板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藏传佛教僧人，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从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儿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
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彦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他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儿幻术，就是有点儿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化，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得好，戏法变得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直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９9lｉｂ?，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的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的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仅不打怵，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无所作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儿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徵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着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不同，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的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这样的高级别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９9lｉb.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最后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官，说点儿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庭院深深深几许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得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被毁了不少。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故宫博物院在。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儿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的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的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的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的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一样，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分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 href='2205/im'>《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儿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得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 href='2210/im'>《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儿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地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寓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
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99ｌｉｂ?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儿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儿，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儿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９9ｌｉｂ?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儿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儿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儿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竖着的都有。某位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谏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儿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谏言仅仅是谏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儿笑话，自是难免。
天子门生的得与失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作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得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可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儿“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儿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儿，“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儿，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 4fdd." >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儿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押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这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反正，皇帝藏书网是不能有错的。
门客列传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 href='2210/im'>《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会两下子的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
可是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很多人都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儿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只当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他的主人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儿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专利。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儿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奖..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身价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都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作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儿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可以跟主子诗酒酬唱的，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太平天国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树树威，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赶不上战争，和平时期，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儿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儿，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包办“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儿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卷铺盖卷走人。比如下棋，不能太臭，也不能太高，既要主子赢，还要他赢得不容易，刚刚好。打牌也是如此，几圈下来，既要主子和，又不能让他看出是门客们故意让的。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都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马屁要拍得好，既要主子舒服，又要神不知鬼不觉。古代官场，直截了当地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儿技巧，更要讲究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藏书网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儿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个别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少年得志与老年得志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bbr>..，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儿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诗做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也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十二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是当年谢安待过的，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做得好，不成问题，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袁枚著有 href='5509/im'>《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的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园中的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五百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券，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儿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儿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又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儿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才，因为庸才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儿，在皇帝面前装点儿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在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京官的生财之道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儿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四十五两银子，再加上一点儿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儿钱粮，家口如果多到五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广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儿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儿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大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儿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儿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百用全才是书生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 href='5745/im'>《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得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族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 4e2a." >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藏书网
得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强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进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儿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儿批评意见。
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了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关老百姓屁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会错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会错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度过灾难，以及灾后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古代法制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儿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儿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一、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慑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二、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作奸犯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99lｉｂ.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三、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四、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五、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六、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七、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由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八、古 4ee3." >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九、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 4eec." >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神经过敏的掌权者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bbr>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三十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里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只剩下一个角，而阿拉伯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儿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儿意思非封即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的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挎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伪“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得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相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藏书网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蜡。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农民起义者的国家意识
太平天国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只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儿，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算是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姓杨改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与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９9ｌｉｂ?方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介绍给游客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是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bbr>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得漂亮。
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得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９９ｌｉｂ?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军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合乎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秀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奇怪呢？
还原历史的价值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儿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儿关系的。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藏书网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券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藏书网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对历史?99lｉb.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儿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的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得更香。
正史的外表，野史的的里子
中国人有历史的情结，读书人自不必说，贩夫走卒愚夫愚妇，也喜欢听人讲史，看人演史。因此，说历史的事儿，就不是太史公之流所能垄断的。史官录正史，士大夫写野史，民间不入流的小文人、说书人则讲稗史，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讲故事。这就有了历史的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跟正史不一样，离事实也很远，闹到张飞打岳飞、关公战秦琼倒不至于，但发挥得非常厉害，一般都会到离谱的地步。比如北宋的杨业和潘美，这俩历史上都实有其人，都参与了对辽战事，而且多少有那么点儿分歧。但是到了民间，俩人被纳入“忠奸格局”，潘美成了朝中的奸臣，而杨业则是抗辽的忠诚战将，一个在前方杀敌，一个在后方捣乱，并由此衍生出没完没了的杨家将故事，拖儿带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以后再碰到外国人打进来，从上到下，都按这个模式解释历史。
湖北钟祥是个小地方，但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钟祥人，因此，我得以吃到那个地方的一种名吃——蟠龙菜。这种用猪肉、鱼肉加上淀粉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状若发糕似的东西，好不好吃，暂且不提。但是这个地方名吃，却跟明朝的一段历史有关，甚至跟明显陵也不无关系。钟祥关于蟠龙菜的由来，是这样说的——明武宗驾崩，身后无子，朝廷选择了三个藩王有资格入继大统，其中就有封在钟祥的兴献王嫡子朱厚熜。三个人，谁先到京，谁当皇上。但是三个人中，以朱厚熜距离北京最远。为了能抢在那两人前头，朱厚熜的幕僚想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一边放出风来说他因路途遥远，放弃竞争，一边让他扮成囚徒坐囚车赶路。但朱厚熜不能真的吃牢饭，又不能大鱼大肉，于是精明的厨师就做出藏书网了有鱼肉其实，外观却像发糕似的蟠龙菜。最终，朱厚熜最先赶到北京，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故事，我听几个钟祥的朋友都讲过，言之凿凿。
其实，真情是明武宗死后无子，按继承的规矩，得找离武宗最近的宗亲继承。武宗老子孝宗的儿子，就活下来武宗这么一个，因此，子侄辈指望不上，只好上推到爷爷辈的宪宗，宪宗四个儿子，头两个早夭，孝宗是老三，老四就是兴献王朱佑杭，即朱厚熜的亲爹。因此，朱厚熜是唯一的选项，如果按规矩来，就非他不可。我们都知道，明武宗是个彻头彻尾不讲规矩的皇帝，害得满朝文武找不着北，因此，为了矫枉，必须讲规矩，因此，朱厚熜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屁股一坐稳，就改了迎接他的顾命大臣和太后立的规矩，让他认孝宗当爹，而他的亲爹只能降格为他叔叔（意思是说，.9９lｉｂ?朱厚熜是入继给孝宗当儿子）。朱厚熜硬是不从，强行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结果群臣二百多人拥在左顺门大哭死谏，据说是哭声震天，门被晃得直响。最后的结果，还是朱厚熜强项，固执己见，把带头闹事的人统统抓起打板子，往死里打，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这就是所谓“大议礼”。“大议礼”尘埃落定之后，嘉靖皇帝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从藩王升格为皇帝（追封），因此正在建的陵寝规格升高，变成了显陵。
“大议礼”议出了显陵，让小小的钟祥在几百年之后，有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的旅游业大有好处。当地的旅游业，自然少不了蟠龙菜式的民间叙事，就像杨家将故事所涉及的地方，都会出现若干遗迹以及传说一样，都在给旅游业做贡献。
但是，这已经是后话了，当年制造故事的人，其实绝对想不到后来还有旅游这种好事，更想不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堂。他们制造故事，无非是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感兴趣，不肯全 7136." >然无所作为，束手接受典籍的叙事，多少得弄出点儿事来，让自己所在的地方跟历史名人沾更多的光，自己也与有荣焉.。由于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往往有更多的兴趣，因此这种即兴发挥，就有很多市场，传着传着，故事便圆了，朱厚熜不知不觉，变成了齐桓公小白，赶着抢位子，皇帝宝座成了槟榔，谁先拿到谁先尝。最后的结果是，当地各色吃的用的东西，沾光变成了名吃名品。宣传好了，走出当地，走向世界；弄不好，也会令前来旅游的人们，享用的时候，多少感到一点儿文化和历史的味道。
万民伞“庇护”下的父母官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横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的人少了点儿，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儿，绝对属于我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寓意很清楚，有伞，说明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理的绝对权威。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辈是无法深究了。但是据古代的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都货真价实，是百姓发自内心。我想，这种中世纪的戏，在21世纪，还是别重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做点儿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鬼界的人间镜像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儿，仅仅比皇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宝钞》的福。《玉历宝钞》藏书网，第十殿转轮王。每殿阎罗，都下属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有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他的八殿，都下属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极其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9９ｌｉｂ?灌孟婆茶，否则再投生，都记得前世之事，刚生下来的小娃娃，一张嘴就对他妈说“我其实是你爷爷”，天下就乱了。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画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是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十座，而且每座有十六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 href='2161/im'>《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儿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个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宝钞》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儿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送礼“哲学”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这些年欧风大炽，时髦的人们喜欢过洋节，中国传统的节日，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不过年的中国人，还不多见。大日子的春节，不是过一天，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三十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皇帝赐宴，大抵什么也吃不到嘴里，无论官阶大小，都得回家过嘴瘾去。但是，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儿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儿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明清时节，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99liｂ.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bbr>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聪明的商家，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主意。不过，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儿，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儿，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９9liｂ.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无论对传统态度如何，都还是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儿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个别地方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过年是国人的大日子，大日子送礼，人情往来，是民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而且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官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观棋必语真君子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他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９９ｌｉｂ?下棋，大家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儿，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画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概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儿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得好，胜选概率反倒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儿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９９lｉb.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９９lｉｂ?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他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的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鸡同鸭讲的巴别塔困境
当今之世，想做隐士大约有难度。满世界没有安静的地儿，全球聒噪，陶渊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让家人赶着回到彭泽县，也得让旅游者给轰出南山。人与人之间交往频度奇高，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聊不完的天，没完没了的应酬，好像人们总有话要跟谁说。不听，人家就公关。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又很隔膜，说了很多，大抵鸡同鸭讲，讲了什么，一笔糊涂账。
鸡同鸭讲局面的形成，过去都是说西方所谓的巴别塔困境——别有用心的上帝为了阻止别有用心的人类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不通，各说各话，无法协调。今天，英语具有霸权地位，而对全球化具有高度认同的中国人，全民都在学英语，鸡学会了鸭的语言，鸭讲了什么，就不再是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鸡同鸭讲，往往发生在操同种语言的人们之间，两个或者更多的人，说的一样的话，面对面，也一样会彼此拎不清。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级阶段是心不在焉。一般来说，地位高的人喜欢这种感觉，时髦所谓的“酷”，多少要点儿心不在焉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跟领导讲话很难，说多了不行，说少了也不行，无论你如何努力把你要说的说出来，人家都可能什么也没听明白——当然９9lib?，罪过肯定在你，表达不清，不简明扼要。跟领导说话，现在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管理学和公关课上都在研究，尽管如此，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领导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经心还是走在前面。
领导的心不在焉，其实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高，想的事越多，凡事多半有自己的主见。听人讲话，自己的主见不知不觉就会溜达来当家做主。如果对方讲的跟主见不一样，主人客人打起来，领导的听觉就会犯糊涂。因此，过去现在，做官的诀窍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司肚子里的意思事先揣摩出来，话一出口，上司肯定听得进，想不高兴都难。但是，这门揣摩上意的学问，实在过于艰深，一般人学不来，结果，领导就只好总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见变了味。
主见过于固执，往往就变成了成见，即使在领导肚子里，也不例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对话时，如果彼此怀有成见，拎不清就往往变成鸡同鸭讲。
成见首先来源于文化立场，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虽说文化是个筐，弄不明白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但该装的，还得装。况且，我们这回用的，是个比较小的筐，文化立场。过去学宗教，感觉课堂上讲的宗教学和宗教史，虽然有关宗教的名词概念跟神学家们的说法并无不同，但在解释体系上，却大相径庭。用某些僧侣的话来说就是，外面的人，是从外面来看，和里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实，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僧侣，立场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在于，现代的人们，文化立场的不同，有时候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因此，更深的成见，来源于敌对。在革命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往往构成政治上的敌对，构成一个最终消灭另一个的生存格局。革命时代结束，世界进入各种文化、各种族群的共处时代，但革命时代形成的对立却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场的歧义被敌对的旧痕扩大，这就导致了在共处时代彼此间对话的困难。
有敌意就难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义，就愈发难以相互理解，多岐而亡羊，就愈发说不到一起。双方的语言没有障碍，用语都明白，但意思却非常隔膜，越讲，彼此越觉得对方像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不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的人之间，也容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见，乃至成见，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理，而别人说的，都是骇人听闻的谬见，谬见还要坚持，真正罪不可赦。从古至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砍砍杀杀，其实背后没有那么多利益之争，或者即使有利益之争，也不难理性地解决。但彼此间对话的障碍，由障碍引发的争执，却使得仗打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无辜的生命，都糟蹋在了意气上。
其实是人都有理性，都明白打打杀杀对谁都不好。不同人群之间只要能够对话，就意味着双方都有这个需要，有问题要协商解决，但是成见在，对话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增加敌意，结果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和解的意思，彼此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一碰到一起，话不投机，彼此都有委屈，鸡同鸭讲，越讲火气越大，说还不如不说。佛家有个概念，叫“我执”，大概可以翻译为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立双方的立场和敌意，都是我执，只有将它们丢开，对话才能进行下去，彼此间才能真的互相明白。真的明白了，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兽性与人性百相
眼下，写动物很流行。最具明星相的是狼，其次是狗，不是一般的狗，是那种据说比狼还凶的狗——藏獒。只是，虽然号称跟这些动物生活过，写出来的狼和狗，其实都是拟人的动物，把人的某些属性注入到动物的躯壳里，本质上跟迪斯尼的玩意儿，米老鼠、唐老鸭、三只小猪之类，没太大区别，无非是借动物说人的故事。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意思是说猪是最常见的东西，人人都该知道。但是，真正了解猪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它实在太熟悉了，不用想起，也不会忘记，也就没有关注它。在我看来，动物中最像人的，要数猪。要写猪的话，大抵不用操心往猪皮里面灌人的五脏六腑、加上人的思想。从中学半工半读开始，我前后养过六年猪。每日里亲密接触，喂猪、放猪、给猪接生，打打骂骂，推推搡搡，最后杀它们的时候，还在旁边打下手（因为实在下不了手操刀子）。应该说，有点儿发言权。
猪跟人类的亲密关系时间最长，大约在几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驯化了猪，显然早于人驯化牛、马和狗。对于很早就进入农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猪更是亲密伙伴，汉语的“家”字，就是一个房子里面一头猪。过去老话讲，家无妻，室无梁。如果从“家”字的字意解，应该是家无猪，就不成其为家。人吃猪肉，还把它们献给祖先和神灵，连祭祀.９9lｉb.文化人祖宗孔夫子，都用猪头。过去各县的穷教官，每年开荤，就指望春秋两祭的猪头，每年都唠叨：咳，今年的猪头比去年又小了。
人都喜欢说猪蠢，其实，那?９９ｌｉｂ?是因为人们经常看见的猪，都是童子身，尚在孩童时代就被人杀了吃了，童年的智慧，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如果让猪活得长一点儿，其实它们一点儿不比在人们看来比较通人性的马和狗要差。我亲眼所见，有些猪会拧开用铁丝绑着的门，进去偷吃的。还有的猪，在把它们放出去的时候，为了开小差儿，会跟人玩儿声东击西的游戏。至于讨好撒娇这种低级的把戏，几乎每个稍微有点儿寿数的猪，都会。
猪跟.人最像的地方，不是这些小聪明，而是某些我们称之为劣根性的东西。过去读历史的时候，总是诧异很多集体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被屠杀者不逃。成百上千的人，手脚往往是没有被捆绑的，只要大家一哄而散，四下逃命，古代又没有连发火器，逃命的应该比死的多。近代就算有机枪，几万人一起跑，总可以跑出来一些。但是，这些人，就是眼睁睁地一个一个地被杀死。在大猪场养猪，肥猪出栏是常有的事。笨人抓猪，开来一辆汽车，几个壮汉冲进猪圈，跟警察捕人一样到处乱追，结果是忙活半天，抓不了几个，因为猪比这些壮汉还要灵活，跑得疾，躲得快，已经抓上车的，还有可能再次逃掉。但是聪明人则不这样，悄然进猪圈，把猪往一起拢，拢到一堆的猪，个个都用屁股冲着人，这时候，你只要一个又一个拉住猪尾巴往外拖就是，拖出来一个，让猪的两只后腿腾空，它们就没力气挣了，然后两人抬一个，一会儿就能抓一车。这种时候，虽然被抓的猪也拼命地叫，但其他的猪都埋着头，一声不响，静静地等待命运的来临。上百头的猪，一般只在抓剩下最后两头的时候，才会出现恐慌，可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
猪更像人的地方，是缺乏互助性，有时候甚至同类相残。猪基本上属于群居性动物，一般群居性动物，都会有很强的互助性，但是猪不是这样，即使在野生状态下，也是如此。猎人都知道，群居的野猪容易捕猎，而碰上孤猪，则要小心一点儿。群居的家猪更是如此，甚至到这种地步，如果一群猪里，哪个有点儿小病，饲养者必须马上把它隔离出来，否则它多半会被同类咬死。一般高级哺乳类动物，都不会吃同类，但猪会，而且会非常喜欢吃。把死掉的猪分割了，煮熟了喂猪，猪简直喜欢得快要疯了，拼命抢。有时候，甚至不劳人来伺候，有些猪会吃死掉的同类，我还见过一头母猪，把自己下的猪崽活活吃掉，然后混到产仔房偷吃别的母猪的小崽。后来，读到历史上，一个个人相食的故事，看到大饥荒的时候，一个煮食了自己儿子的父亲，跟那口锅和孩子头颅在一起的照片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当年我养的那些猪。
人克服自己的这些劣根性，要靠人类道德的进化，靠人类理性的进步，甚至靠制度的硬性制约、法律的强制，但是猪没有这些东西，依然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跟人混在一起。反过来，当环境特别恶劣，条件极端特殊，人类自身的文明约束不起作用的时候，人的劣根性也还是会顽强地冒出来，这个时候，人和猪，其实也没什么分别。
不知道奥威尔是否有过养猪的经历，但是他的 href='395/im'>《动物庄园》，不找马，不找羊，但找猪来比喻人，实在太精当了。
我所知道的对牛弹琴
这种题目，一般都用在名人或者明星身上的，某某出了名，认识的人利益均沾，叨光写一篇我所知道的某某，沾沾神气，也挣点儿稿费。可今年是牛年，我想写的是牛，苦思冥想，怎地弄不出个好题目来，只好山寨一把名人沾光写作模式，好在某大明星的禁止山寨提案还没通过，庶几可以逃过追究的。
在跟人关系密切的动物里，猪一向是被视为比较蠢的，牛次之。其实，现实中的猪相当聪明，如果能测智商的话，猪要高于牛不知凡几，甚至不亚于狗。人类认为猪蠢，根本原因是猪还在幼年.９９lｉb?期就被宰了的缘故。当年我养猪的时候，遭遇过若干有几岁年龄的猪，那个精明，简直跟人差不多。当然，比起其他一样蠢的动物来，比如羊、牛的蠢，比较有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直心眼、一根筋。有经验的饲养员都知道，拴牛的缰绳，不能太长，一旦长到可以垂过牛的脖颈，万一缰绳硌在脖子下面，牛往下一低头，脖子碰到了缰绳上，那就麻烦了，我们的宝贝牛一般都不会把头抬起来，非得拼命向下，努力向下，直到让缰绳把自己勒死。这样死心眼的牛，做兽医的，一般都不乐意给它们治病（极度驯化的奶牛除外），因为你给它打针喂药，人家会痛的，当时没什么，过后人家可就记住你了，不知什么时候，趁着你不注意，哐叽就顶你一下子，演一出牛王子复仇记。
几乎所有的雄性的哺乳类动物，都好斗，牛当然更不例外，长了两个犄角，就是顶架的。因此，至今斗牛都是一种人类的娱乐，只是西班牙那里，牛和人斗，中国人，牛和牛斗。公猪也斗架，但是猪斗架，很有点儿类似西方骑士决斗，两头猪先亮招子，像骑士扔手套，然后开打，一下，又一下，很像欧洲骑士骑马长枪对冲，只要有一方顶不住了，马上摆姿势投降，胜者戛然而止，决不做穷寇之追。可牛不这样，斗的时候没有章法，怎么拉都拉..不开。一旦有一个败了，胜者必定狂追不舍，好像非置于死地不可。因此，养牛的人，往往要特别防止两头公牛照面，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得架柴草烧才能勉强给烧开。
当然，比起骡马来，牛无论驾车还是犁地都比较听话，懂行不懂行的，大抵可以赶着走。所以，赶牛车的人，在农村，往往妇女孩子齐上阵，没什么技术可言。但是马车老板（司机）可不一样，非成年男子办不来>。比较牛的车老板，大小鞭子成套，甩起来嘎叭脆。车陷在泥里了，别人束手无策，牛的车老板几鞭子就能把车赶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当年孔子门徒，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中的“御”驾车之一项，肯定都不及格，否则，怎么会让孔夫子坐牛车周游列国？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赶不上宿头难免忍饥挨饿，所以有厄于陈蔡的磨难。
但是，牛也有不好摆弄的时候，这点我深有体会。在乡下的时候，一次赶牛车去拉柴火，路很远，又难走，眼看天就要黑了，可是牛大爷不肯走了，怎么打都不走。换一招，小声哄，人家不也理你。地老天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急得我汗如雨下，正在百般无奈之际，突然想起中午带的干粮还有，于是拿出一块双手奉给牛大爷，牛恬然笑纳，吃过之后，才肯开路。
牛什么时候被人驯化的，我不太清楚，好像晚于狗，也晚于猪。但是有了牛，人就可以做很多过去做不了的力气活了，尤其是犁田，真是得力不少，农耕文明的繁盛，牛有功多矣，因此，农家一般都非常不高兴杀牛。虽然自古以来，贵族老爷钟鸣鼎食，鼎里煮的，大抵是牛肉，但种地的人，是决不会杀牛的，实在不行了，就给牛埋了。这种习俗，直到我下乡的时候，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我所在黑龙江兵团的一个连队，在我做兽医的时候，有头牛得了网胃炎，就是用于压榨食草的网胃扎了钉子或者铁丝，这是不治之症，按道理只能杀了吃掉。但是，即使在那个肉食非常匮乏的时代，也没有人乐意杀牛，我请示了领导，干脆放生算了，于是，这头奄奄一息的牛被解开了缰绳，放走了。
奇怪的是，得了不治之症的牛，得了自由之后，没有人饲养，反倒一天天好起来了。好几年后，我再去这个连队，看见这头牛，依旧活蹦乱跳地到处游荡。没人管的牛，活得好，繁殖得也快，我们所在的兵团连队，是个水网地带，有时候为了牛的繁殖，人们就春天把一群牛赶到一个99liｂ.湖心岛里去，理都不理，冬天结了冰再把牛群接出来，进去的时候一百头，出来就一百好几十了。看来，即便是被驯化了几千年，牛其实还是喜欢不跟人一块儿生活，即使是牛，免于奴役，也是愉快的。
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考证
屎溺是人的一..件大事。禅宗法师说，道在屎溺，里面的名堂，我至今参不透。不过，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作弊，往往跟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有点儿关系，作弊之人，多借上厕所之机，打打小抄。时间一长，监考的老师明白了个中的奥妙，于是监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为的就是有学生要求上厕所的时候，陪着同去。但是这一招并不太灵，因为陪同如厕的老师，一般不大可能跟到厕坑旁去，紧紧盯着，想作弊，机会还是有的。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科举实行了一千多年，作弊和防止作弊，双方拉锯，道高或者魔高，此消彼涨。作弊的技术在发展，防止的措施也在发展，一来二去，考官们对于如何防止作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就有防堵考生下三路招数的严格规定。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当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考试期间，根本不给考生上厕所的机会。凡是大考，考秀才（最后一场院试）、举人和进..士，一连考很多天，考生拎着考篮进考棚，一种一排一排的房间，很有些像今日的大型养猪场的模样，吃喝拉撒住，都在里面。随着考篮和考生进考棚的，还有一个马桶，考试期间所有的排泄物，都只能装到这里头，盛满了，就有公役统一倒进考棚尽头的一个大粪桶里。考生坐在考棚自己的号子里考试，外面士兵手持大刀长矛，像看犯人一样巡视。进了考棚号子，不交卷，就甭想出来。考秀才县府两级的考试，俗称小考，时间较短，几个时辰就得，而且不用进大考棚，在各府县学官排下桌椅考试，但同样不许考生进厕所，每个人在座位底下，放一个夜壶，想要方便，就地解决。
这样一来，考生借上厕所之机作弊是不可能了，但却出来另外的弊端。大考的考棚，靠近放粪桶的号子，味道异常，加之每次考试，都是夏天，云蒸日晒，臭气熏天，谁摊上这个号子，若想发挥正常，非得有超常定力兼抗熏能力才行。此号，被称为“臭号”。据说谁要是摊上了，说明此人祖上不积德，或者自家平时做了什么不好的缺德事。至于座位底下放夜壶，麻烦更大。由于这一级别考试的考生，都是童生，年纪大的固然不少，但年少的，具有顽童心态的人，也不乏其人。那时考试的现状就是，考生逢考必定排泄（大约是由于紧张），至少得撒上一泡尿，考完，就顺手把夜壶摔在过道上，扬长而去，弄得过道臭哄哄的。因此，凡是比较负责的考官，巡回监考的时候，必然口中念念有词：不许摔夜壶，不许摔夜壶！
不许上厕所，则势必得允许考生带便器，因此给夹带带来了便利。那年月需要夹带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四书。八股取士，考题都从四书里出，带着书，防备万一考题出来，忘记在哪个章句哪个部位，可以翻看一下。一是现成八股高手的文章。平时复习，已经把各种题目的文章.，反复做过，临考再押几个题，把现成的文章带进去，万一题正好押上，得中的机会就大多了。这种夹带的货色，都有专门的书商印制，纸张特薄，而且字特小那种。混在别的物品里，进门有搜检的，容易被搜出来，而将马桶夜壶做成有夹层的，带进去，相对容易多了，臭哄哄的便器，谁耐烦仔细搜检？这样的马桶夜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博物馆应该收藏。对于历史，比皇帝用过的马桶夜壶，应该更有价值。
考试取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也是一种无奈。只要有考试，总会有人投机取巧，作弊和防止的攻防战，就会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尽管如此，要想真正遏止作弊，还得靠技术之外的东西。一旦考生对于作弊毫无羞耻之感，每次大考都全民总动员，就算制度再严，恐怕也堵不住。排泄就是一个大口子，因为任何考试，总不至于严格到不让人家拉屎撒尿。因此，人们利用这个口子，总是会做出作弊的文章来。在科举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作弊奇招，而且这些招数往往借着便器施展身手，但人们作弊的幅度，远没有今日学校里那么大，因为真正有才能的人，还羞于靠这种下三路的手段，取得功名。
历史证明，制度的约制，总是有限。纵使执法者严格，不惜成本，也难免防不胜防，有堵不完的窟窿。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配合，制度，其实没多少用。
“祖宗”去哪儿
号称炎黄子孙祖宗的黄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会肯定感到有点儿乱。从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陕西黄陵，近来河南新郑也在祭，说是那儿才是黄帝的老家。其实，河北涿鹿也建了一处纪念黄帝的所在，说那儿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陕西官员有点儿不乐意了，建议国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乱象，言外之意，就是罢黜别家，独尊我这儿。
类似的问题，在别的祖宗级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娲、炎帝，还有尧舜禹汤，大家也在争抢，就跟争黄帝一样，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学者，忽然之间都有用武之地了，跟着本地的官员屁股后面，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异口同声，都说自家门口这个祖宗才是真的。一时间，中华大地，遍地祖宗。反正这些遥远而名头特大的祖宗，在哪儿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或者死后葬身之所。大家争来争去，口吐白沫，所依据的，无非是那么点儿典籍上的记录，甚至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这些记录和传说又过于简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间，任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想象发挥，这大概要算是我们另外一些管记事的祖宗留下的遗德。
当然，人世间，熙至攘来，无非“名利”二字，凡是要争的东西，其间必有好处。文化这个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经济这个大木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眼下尊孔之风甚炽，孔子已经被炒成世界的万世先师，但孔庙所在地的曲阜，却越来越像一个超级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颜庙，也曾被包给旅游公司经营挣钱。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实跟孔府毫无关系，只是商人弄出来低质白酒，却顶着孔府名头热卖那么多年，把老人家毁了不知多少道。有根.有据、有府有庙的孔夫子命运尚且如此，那些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依据的祖宗，自然也只好为拉动各地的旅游经济做贡献了。只需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号，就可以逗引大家来此撒钱了。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城，追究其动机，无非也是抢祖宗。平心而论，他们也冤——凭什么啥凭据没有的地方，一会儿祭黄帝，一会儿祭炎帝，而我们这里又有孔庙又有孟庙，却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祭祀都拉过来？
这种争夺，由于没有证据，也没有限制，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问世之后，由于产品过硬，质量好，一时畅销南北，人人爱用，结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为了维护品牌，原来的店铺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个“真”字，变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个“真”字，人家加两个、三个，真真、真真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后是任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没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没有专利制度保护，现在我们的祖宗也没有专利制度确认，大家看在钱的面上，只好争、掐。陕西的官员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维护自家的独占权，?其实很傻、很天真。
其实，我们的这些祖宗，到底是实有其人，还是历史传说，在学界还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西方学界，都属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儿，不拿出点儿过硬的考古依据，人家不会买账。当然，作为中国?９9lｉｂ?
京找到了工作，没有留京名额，落不下户，只能去“黑市”买留京名额，一个名额就得几万元。
户口值钱，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壁垒。这个壁垒挡住了什么？阻止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吗？只要有发展的空间，从老板、白领、京漂到农民工，该来的都会来，像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户籍人口的份额一直在缩小。不仅农民工成千上万地涌入，一些成功人士，高薪的金领，身价千万的老板，据说像贾樟柯这样的大牌导演，也都“非户籍化”地生存着。 51cf." >减少了城市的治安麻烦吗？也没有，人都挡不住，自然麻烦也就挡不住，正相反，非户籍化生存，反而加剧了当地治安管理的困境。
说破大天，户.籍壁垒只是保护了已经取得户籍市民的某些利益，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子女入学乃至高考的优惠。可是，在壁垒保护下的市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市民，却会因为这个壁垒的庇护，发生退化，主要是文化上的退化，壁垒越是森严，退化就越是明显，在北京和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些地方的市民在外来人口的竞争下，尽管占据着各种优势和便利，但却一天天败下阵来，什么都不做，只吃低保的市民，越来越多，市民创业的冲动，在保护下日益减退。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特城市景观，一边是没有户口的成功人士，一边是有户口的低保人员，两边都在扩军，但壁垒却岿然不动，只给那些户口贩子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好处。
就这样，原本平分江山的两大城市文化，京派和海派，都失去了光环，前者不再大气，后者不再开放。城市文化原来的承载者，变得日益的内向，眼睛向里看，缩在壁垒里、套子里，不肯出来，像契诃夫小说 href='1831/im'>《套中人》里的套中人一样，生怕外面的声响打扰了自己的好梦，而且天天嚷嚷着、抗议着外..t>面越来越喧嚣的声响。像上海，很早就开始，做家长的绝对不主张自己的孩子报考外地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也没有吸引力。如果哪个孩子胆敢到外地发展，肯定会招致所有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出门邻居都会指指点点，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前一段上海《新民晚报》的“上海话风波”，可以说是海派文化蜕变的典型案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到上海各个区域文化变迁的时候，陈述了一个久已在上海流传的带有点儿调侃性的话：有人会认为在浦东这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地方，说上海话被认为没文化。于是就捅了马蜂窝，舆论大哗，一些上海市民奋起反击，最后害得当班的编辑和副总编辑辞职，才算平息事端。堂堂的上海人，已经到了连句调侃都受不了的地步，他们忘了，上海文化，原本就是五方汇集、华洋杂处融合而成的，连一点儿起码的气度都没有，这样的文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同样，北京的市民虽然不至于如此过敏，但他们一些人的保守和自闭，也正在扩散，在宣武区和朝阳区南部，大片破旧房屋里居住的市民，很多人全然丧失了进取心，每天就会扎堆儿聊天打麻将，一些郊区靠吃瓦片（出租房屋）生活得很滋润的人，则大有大清国的八旗子弟风范，甚至不乐意让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何必那么累呢？累坏了脑瓜仁儿怎么办？
就这样，户籍壁垒既给外来的人，尤其是农民制造着歧视，同时也荼毒着在它保护下的市民，这个制度的收益盘算下来，里外都是负数。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
前一阵儿，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９9ｌiｂ?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可以走到朝鲜的汉城和平壤。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 4e86." >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梅兰芳的戏骨
托陈凯歌电影的福，似乎已经淡出中国人记忆中的梅兰芳，又回来了。一时间，报上关于梅兰芳和孟晓冬的旧闻多了起来，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也有打听梅兰芳的了。当然，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梅兰芳不过是一点儿带有猎奇味道的陈芝麻烂谷子而已，当年的梅郎即使复活再生，也注定不会有超女那样众多的粉丝。不过，要说起来，在梅兰芳走红的当年，他的名气，其实要比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演员或者歌手都要大得多。那个时候，不仅中国人捧四大名旦，北平的街头巷尾，人人都会哼一嗓子《贵妃醉酒》，连外国人也都知道了梅兰芳的大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得起中国的老外不多，来华访问的外国要人更少，但只要来，就一定会见梅郎。连政府的贵客，瑞典皇太子、法国的安南总督，都要看一出梅剧，见一见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来华之前，居然特意致电美国驻华使馆，要求一定安排他看一场梅剧，印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虽然是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偏也要看梅剧，见梅兰芳。至于西方驻华使节，更是近水楼台，找机会就跟梅兰芳叙谈叙谈，从不担心隔着翻译有多别扭。梅兰芳到上海、广州演出，外国领事大抵是要请饭的。那个时候，来华的外国人到北平旅游，日程表上，游历故宫、天坛、长城和观梅剧都是必有的项目，一样都不能少。
说起来，最早接触过中国戏剧的外国人，绝大多数不大喜欢咱们的国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德国人的总司令瓦德西，曾经被中国商人邀请去看中国戏，中国人还为此特意准备了外国茶点，但是老瓦并不买账，半途退场，说是受不了那过于铿锵的锣鼓。在他的日记里，中国的京剧，就是群魔乱舞兼鬼哭狼嚎。西方的话剧，早在清末，已经被引进中国，不过，那时的话剧，跟所有引进的西方事物如礼帽和手杖一样，都被特定的时代视为“文明”的产物，被冠以“文明”的头衔，叫作“文明戏”。也跟文明帽和文明棍一样，只是少数精英的玩意儿。至于西方的歌剧，知道的中国人特别少，但极少数有幸一饱眼福的人，却无不视为“鬼嚎”，跟瓦德西对京剧的观感一样，双方达成“民族主义”的平衡。
其实，西方的歌剧和中国的京剧，或者其他中国剧种，很有那么点儿相似。都比较注重唱，唱起来要用假嗓，经过专门训练，相对来说，对剧情则不那么在意。而且，歌剧走红的时候，一些著名唱段，也是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传唱的，这点跟京剧特别像。所以，西方人称京剧为北京歌剧（Peking Opera），实在是有道理。在我看来，京剧和歌剧的差距，除了布景一实一虚之外，主要是歌剧剧情虽然不重要，但观众还是要剧情的。但京剧的演员和观众，简直对于剧情实在过于忽视了，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越是老戏迷，进园子越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欣赏。演员演的时候，也不大注意情节，但凡是个角儿，唱着唱着就要吃茶，这时候跟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拎着茶壶就上场去了。好好的剧情，生插进一个提茶壶的，台下的观众也不以为忤，大家都习惯了，演员喝口茶，接茬唱。那有讲究的，跟班甚 81f3." >至把化妆盒也顺便带上去，演员呷上一口茶之后，还得拍拍粉，哪怕是角儿在演起解途中戴着木枷的苏三。..
差异往往导致互相看不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因素都这样，戏剧自不能例外。在梅兰芳红的那个时代，西方人没有兴致把歌剧演给中国人看，对改变中国人的偏见，没有丝毫兴趣。但是，中国人却对改变外国人对京剧的偏见，引起外国人对咱们国粹的兴趣，大有热情。外国人的梅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梅兰芳在京剧界，属于最趋时的一位。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的一字评，是个“样”字，但他的样儿，却非同一般，是经过大力度改良的。梅兰芳的幸运，是他碰上了齐如山这样一个既懂外语又懂京剧的高人。在齐如山的帮助下，梅兰芳的唱念做打，都得到了雅化的改革，演出有了西化的布景，行头更加漂亮，唱腔引进了西方的因素，还让时为北大教授的刘天华，为梅兰芳修改唱腔，并按西方的五线谱谱出来，第一次让京剧有了曲谱。至于京剧演出喝茶之类的毛病，梅兰芳早戒了。更重要的是，齐如山帮他设计了若干很有舞蹈色彩、边舞边唱的新戏，比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 href='2373/im'>《霸王别姬》，等等，戏里别致而好看的舞蹈，让外国人看了，既合口味，又有新奇感。顺着这个方向，梅兰芳走出了国门，1930年到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几乎场场爆满，还拿了一个美国的荣誉博士学位。从此以后，大家开始叫梅兰芳为梅博士了。
在那个西方一统天下的时代，处于弱势的文明古国，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人了解、理解自己的文化，对民族和国家有好处。文化的偏见，说到底，只能靠文化的交流才能被消弭。当然，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变革，势必要改掉自家的某些“陋习”。
叶问如镜，照亮族魂
在没看电影《叶问》之前，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99lｉb?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委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怎么可以想象，一个打伤或者打死日本.９９ｌｉb?t>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别的同行，发现过这样的史料。如果当年真有这样的比武，当年的报纸肯定不会放过。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真的有了。前些日子，众多的媒体报道过中日双方搏击高手比武的事情，跟大家预料的一样，中国人战胜了日本人，我们看到了获胜者那高举奖杯的照片。只是，中国高手获胜之后，有人质疑，那日本高手根本就是在日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孰真孰伪，我是外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比较有眼福，不仅能看到戏剧的故事，而且能看到戏剧性的真实演出。
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很恨日本人，这样的恨，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方面，进步其实是相当迅速的，在近代历史中我们被人讨厌的文化特征，诸如小脚、辫子和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等，到现在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顺便连同我们的戏剧、茶艺和民俗也消失了。剩下那点儿，不过是在旅游时为了博游客一笑的残渣。反过来日本人则保留的相当多，茶道、剑道、柔道自不必说，连歌舞伎、相扑到今天依然可以进行商业演出。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中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人家文化跟人，包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因此，在文化上似乎很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和日本，彼此的讨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讨厌也许更多一些。
历史的仇恨，不用说，是日本人要负的责任更多一点儿。中日两国自开国以来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吃掉朝鲜和中国，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某条路径的前提，反过来，中国没有类似的前提。可悲的是，日本是个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中国只是一个中等生，因此，中国挨打、被欺负、遭吞噬，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军国主义主导下扩张侵略的日本，能干出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事实上早已超出了现在日本人的想象。更加可悲的是，战后的日本，由于占领者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没有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反思，在国内留下了一个庞大而从不认错的右翼，在战后不长的时间，昂然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右翼，甚至重新变成了日本复兴的火车头。
应该说，战后的日本，并非没有对那段侵略历史的反思，但反思的声音，永远都压不过不认错的呐喊。这种呐喊跟冷战时特别的反共声音往往难分彼此，搅在一起，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而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又相对比较暧昧。反过来，作为受害者的一方，中国人的批判和反思，也因为冷战的缘故，显得过于脸谱化和功利化，很难令人信服。当然，更难以起到化解仇恨、正视历史的作用。所以，当改革开放，中日再一次开始大规模接触之后，两国国民的关系，不是因经济联系导致的物质至上主义，就是仇冤再生，仇日和哈日，一如一枚硬币之两面。
戏剧的民族主义，就是仇日一面的具体体现。这样想象的中日擂台在荧屏上出现得次数多了之后，每当日本球队来华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些无辜的球员，当成昔日的日本武士，肆意叫骂，无所不用其极。
常谈常新话赤壁
href='8213/im'>《赤壁》是部大片，但凡大片，我的习惯是不追究其艺术和思想品位，甚至不管它模仿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只当花钱买一乐儿或者刺激。做人要厚道，尽管花70元只看了半个故事，必须承认，这个乐儿或者刺激，我买到了。
赤壁之战是三国故事中的重头戏，波澜壮阔，好看煞人。其中出戏之处，在于孙、曹、刘，敌我友三方的钩心斗角，孙刘两家跟曹操斗，周瑜又跟诸葛亮斗，尤其是后者智力竞赛似的缠斗，是罗贯中版的赤壁之战最出彩的地方，自古以来，喜《三国》者，未有不喜瑜亮斗智者。都说“诸葛近妖”是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败笔，但如果赤壁的诸葛亮不像个神机妙算的妖道，肯定就不那么吸引人了。
这种三家斗智的传统版本，经过颇讲究忠于原著的电视剧 href='2203/im'>《三国演义》的强化，连没看过演义原书的新生代都被洗脑，给 href='8213/im'>《赤壁》摄制组留下了很大的难题。按老路数拍，再加上点儿好莱坞式的技术夸张，容易，也未必不能卖钱，但蹈袭前人故技，自己都觉得乏，于是选择推陈出新，导演找到两个字：团结。
从瑜亮斗法到瑜亮团结，进而孙刘团结，连原本属于男人故事里没有任何份额的两个女人小乔和孙权的妹妹，都出来促进团结，团结是团结了，但怎么看怎么假。一个阴谋诡计、相互算计的故事，一下子变成团结抗敌，弯子转得太大。况且，自古以来，两个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联合作战，一般都是各打各的，真正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混编作战，基本上不可能，当年的孙刘两家也是如此。拍电影可以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尊重原著，但不能违背人情，让两伙原来根本不搭界的汉子忽地一下变成一家人，然后再忽地一下拆伙分家，即便上头有一个共同领袖，都难，何况两家原本就是两回事，如果没有曹操大军压境，厮杀起来的应该是这两伙人。
但是 href='8213/im'>《赤壁》的“篡改”原著，也有好的地方，比如突出了周瑜的主体地位。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东吴方面的周瑜，显然应该是主角，刘备的残军，只配敲敲边鼓。到了特别喜爱诸葛亮的罗贯中手里，主客易位，诸葛亮居然比周瑜更出彩，出不了多少兵力，就祭出妖术，十冬腊月借东风，这一阵风比周瑜三万大军还有用。电影 href='8213/im'>《赤壁》把诸葛亮从妖变成了人，还露了一手兽医的绝活。鄙人干过这个买卖，必须承认，电影里的接生操作，基本合乎规范，建议剪下来作为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培训教材。变成人的诸葛亮，风头比不过顾曲而且时不时跟小乔缠绵的周郎，自是必然。９９ｌｉｂ.
技术的考究和阵势上的宏大，历来都是大片的卖座之处。 href='8213/im'>《赤壁》也不例外，作为战争片，做到场面好看，有气势并不难，有足够的银子就可以铺出来，但武打设计，既要有个性，又要好看，还是要使点儿巧劲。电视剧 href='2203/im'>《三国演义》强调忠于原著，交战马上格斗比较多，动辄五十回合、一百回合，碍于现代人马上功夫有限，因此显得很单调，每每两人骑在马上兜圈子，一点儿也显不出高手过人的“功夫”来。这回电影 href='8213/im'>《赤壁》学精了，多数时候都是步战，这一来，香港武打设计就可以大显神通，打得既花花，又力道深厚。电影里关、张、赵云和甘宁（不知为何改成甘兴）的武打动作，都相当过瘾。本来三国时候，马蹬尚未发明，骑在马上格斗，似乎不大可能，原著那些五十回合、一百回合的大战，都是活在明朝的罗贯中编出来的，当年的骑兵，基本上都是骑在马上奔赴战场，到了地方下马拼杀。如此这般改过来，很有历史依据。>
没有历史依据，而且感觉上很离谱的是张飞当阳拒战，以及后面的一场陆上阵战。原著是张飞派人在树林里骑马拖着树枝来回跑，尘土飞扬地形成疑兵阵，从而使得张飞的那声大吼喝退曹兵，多少有点儿靠谱儿。可是电影将此改成什么“回光阵”，成百的大镜子突然发出反光，晃花了敌人的眼睛。漫说当时还没有玻璃，青铜镜无论如何造不出那么大个的来，就算能造出来，怎么就那么巧，敌人都从..
每代人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自己的狂妄，自己的雄心，以及自己的目空一切。但是，真正能傲视前代的，必须是出自自己之手的东西，以货比货。如果出不来足以傲视前代的货，那么，就要审视自己这一代，为改变整个民族生存的内外环境，做过些什么，没有做的，赶紧做，无论70后、80后、90后，甚至50后，都还有时间。如果在笑话前代、更前代人傻的同时，仅仅学会了跟环境妥协，学会了更快地融入环境，享受环境带来的快乐，那么，我想起美国人曾经埋在地下的一块据说永远不会锈蚀的金属板，上面刻着爱因斯坦写的一段话，是写给21世纪的人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们的后代们，如果你们没有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更文明、更爱好和平的话，就请你们见鬼去吧！
激情燃烧的禁令
饮食男女，圣人不免。三十年来饮食的变化，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只好说点儿男女。所谓的男女，不是指男人和女人，而是说男女之间那点儿从灵到肉的事儿。 4f17." >众所周知，改革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很有那么点儿禁欲味道的，无论大人孩子，懂还是不懂，或者似懂非懂，一提到男女，大家一致愤愤，装也要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来。我所在的黑龙江垦区，在“文化大革命”前，风气好像一直不那么严谨，男女之事，出事没出事，大家都睁眼闭眼，传统上的拉帮套现象，就是一个女人，在丈夫之外再寻一个副夫，明的暗的，没有人说三道四，自家的老公，也不在意。但是，革命一来，局面大变。红卫兵造反的事，传到我们那里，已经很晚了，“北京联动”这样的老红卫兵，已经开始没落，但是我们那里还很有光彩，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老兵新兵，反正所有人，只要出身还不错，都想当红卫兵。于是一些拥有帮套的青年和中年女性，纷纷把相好的给甩了，胳膊上戴上红袖标，昂首挺胸上街革命去也。
革命属于激情，总有退潮的时候，革命一退潮，男女就趁虚而入。最早开禁的，是老职工和知青，老职工动口，给我们讲段子，知青动手，谈恋爱过性生活，这在1975年、1976年，已经司空见惯，连一向严谨的农场（那时叫兵团）连队的指导员、副指导员都懒得管了。1977年、1978年解禁一批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场场爆满，据说演了上千万场次，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点儿可怜的恋爱场面。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面有对谈恋爱的男女主人公，每天广播，每天年轻人到点儿收听，风雨不误。话剧《于无声处》，全国上下都在演。如果里面光是反“四人帮”，没有爱情，估计没那么招人爱。
不过，这些文学和电影开禁之后，当时我在农场看到的情景，好像爱情不多，肉欲要多一点儿。同时，家庭纠纷猛增，多半围绕着男女之事。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兽医室就在连部对面，每天都有人到指导员那里告状，听人吵架，告到农场场部的，也不在少数，但对象往往变成了连长指导员自己。
黑龙江农场，不足为训，其实刚开放那会儿，中国社会整体上还比较正经，“严打”一来，一些谈恋爱谈得比较花，或者越轨比较严重的人，往往成了“严打”的对象。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也因此进了监狱。记得刚刚开始跳交谊舞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又想，又怕，又想学，又怕人说。很多女孩子穿裙子，往往不是为了穿，而是偶尔在没人的地方穿一下，自家照照镜子过过干瘾，有条件的，照张相，然后就脱下来，压箱底。
为了让交谊舞“卫生”一点儿，有人还编出来不让男女拥在一起的交谊舞，拉拉手就完了。可惜，这种卫生舞，除了大学团委的人做做示范，没有人肯跳。..很快，从外面传来的迪斯科，旋踵即风靡全国，无论官方媒体怎样抨击，跳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随着卡式录音机的流行，男女在一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花样翻新。一度被若干专家说成是对人体发育不利的牛仔裤，以势不可当之势，伴随着男女的交往，迪斯科、街舞、卡拉OK，普及到了城乡青年的腿上。同时，女孩的短裙，也越来越短，遭到反复批判的迷你裙，不仅登陆，而且很快站稳了脚跟，被女孩穿到没人说三道四为止。
大学里男女生恋爱的禁令，似乎从改革后第一届恢复高考招生之后，就没有被遵行过，校方、老师、班主任乃至团委学生会，几乎没有人操这个心。但是偷食禁果的事情，还是被禁止的，无论什么原因，大学里只要有人怀孕，必然要被开除，而且男女都开，一点儿都不能通融。但是这个 4e8b." >事，平时的预防，校方似乎不大出面管，往往把任务交给校卫队和看楼的大妈，看楼大妈守在女生楼门口，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一点儿通融不得。而校卫队，一到深夜，就打着手电到处照，搜查在树下和背阴处做男女之事的男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似乎所有的禁令，所有的不好意思，都不见了，大学生结婚怀孕，不再可能被开除学籍，未婚同居，也再也没了“非法”两个字的头衔，女孩子也敢于在人前大大方方地坦承自己跟男?９9lｉｂ.友住在一起。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人们终于有了隐私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面，人们意识到男女之事，其实不过是人的私事，只要不干扰到别人，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用不着政府或者组织出来干涉。
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很多社会问题也出来了，男女之间太随便了，家庭也就不稳定了，网恋来了，离婚多了。市场繁荣，娼妓也死灰复燃，连带着小姐这个概念，都变了味道，结果，性病来了，艾滋病也来了。虽然还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没有否认，这些跟男女之事有关系。应该说，在男女之事上，中国和西方，开始接轨，也不是全面接轨，是城市和西方最开放的城市接藏书网，学校养的猪，一不留神就被狼给赶走享用了。更小的时候，狼经常在房子后面蹲守，在场院睡觉，家里养的鸡鸭什么的，基本上是人狼分享，而狼吃得更多。因此，另一个歌颂北大荒的歌谣是：“棒打狍子，瓢擓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确看见过人空手在雪地里抓到过狍子，而且我也亲自用脸盆擓起过小鱼，也在屋子后面的柴垛里，发现过野鸡。唯一遗憾的是，女人的确比较少，那时候年纪小，没有性的意识，感觉不强烈，只是看见有拉帮套的男人存在，提醒人们这个严峻的问题。较早的移民，对我们来说，就是公社的人，拉帮套现象，稀松平常，隔几家就有一个。就像马车，除了驾辕的，还有几匹边上拉套的。过去，北大荒人烟稀少，女人更少。需要产生制度，于是，一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就形成了。大体上，在北大荒，跟一夫一妻制一样，这样的家庭没人少见多怪。早期的农藏书网场，女人也少，所以，早期移民的拉帮套现象，也传染给了农场人。不仅农场里的山东知青这样做，连转业官兵，也乐此不疲。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好几位，家里实行这样的制度。我家邻居，也有。依稀记得那个阿姨长得相当漂亮，对我们小孩也格外友善。“文革”时，我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我和小哥哥一起生活，周围人大多欺负我们，但她不，连句冷言冷语都没有。
关于北大荒，还有一个谣谚叫作：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不过，小时候野生人参没见过，即使有人挖到了，我们这些孩子也不在意，那时人工种植人参还不时兴，所以，整体上对人参没印象。貂皮则见过，见过当地土著猎人（早期移民）戴着貂皮大帽子，有的还穿貂皮大衣。可是乌拉草却随处可见，一到冬天，几乎家家离不了。小孩子对于貂皮和乌拉草的记忆，都跟严寒有关。那时北大荒冬天很冷，零下40度，经常的事。外面传说，北大荒冬天在屋外撒尿，撒出去的尿会冻成一条弧线的冰棍，显然有些夸张。但撒尿的时候，如果手上沾了点儿尿液，回屋的时候千万别直接用手拉铁的门把手，一碰，手就被粘下一层皮。冬天的雪也大。经常一夜大雪，早上起来，门开不开了，被雪堵上了。上山砍柴，雪深没膝是常有的事，走路的时候，得用手来帮忙，把腿拔出来。下雪不可怕，越大越好，我们小孩子可以在房前屋后挖雪地道，修雪工事，正经八百地打战争规模的雪仗，小部分地上演电影《地道战》的故事。可是，雪后如果刮风，刮大风，就比较可怕了。北大荒冬天的风冰冷刺骨，多厚的棉衣都能吹透，人称“ 5927." >大烟泡”。一刮起来，对面不见人。这时的雪，是沙子似的雪，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一样。这个时候，如果能戴上一顶貂皮帽子，长长软软的貂皮，把整个脸都埋了进去，再大的风也不怕。在北大荒生活，脚的保暖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乌拉草了。最标准的装扮，是一副鞋底打上皮底的毡靴，里面塞满了乌拉草。有这样一双毡靴，再冷的天，都冻不着你。可是，那时的我们，根本穿不起毡靴，只有胶皮的棉鞋，于是大人就在胶皮棉鞋里，塞上乌拉草，因此我们的鞋，个个都比该穿的号要大许多。这种空心而且柔软的草，不仅保暖，而且吸潮。只要每天晚上把草掏出来烘干，没有毡靴，也能过冬，虽然小脚指头也经常会冻伤。>99lｉｂ?
北大荒生活我记忆最深的一个谣谚，是这样的：“农工农工三件宝，镰刀、绳子、破棉袄。”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到农场连队（类似于农村的村庄）做了农工之后，老职工告诉我的。的确，我发现老职工们，的确多数都离不开这三件宝。镰刀是干活的工具，但刀不离手的目的，却未必是为了给公家干活儿，碰上野菜，弄一点儿，带回去喂鸡鸭；回家路上，领导看不见，顺点儿地里的庄稼；如果在水泡子旁边干活儿，扎个猛子，运气好摸条鱼，都离不开镰刀、绳子。破棉袄就更是宝贝，既可遮风，也可以挡雨，在地头困了，还可以铺上眯上一觉。后来知青来了之后，在地里野合，也多用得着破棉袄。所以，即使夏天，农工们出门做活也带着破棉袄。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农场的农工，是北大荒这块土地上最勤快的人，而且有工资。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也很不..容易。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