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鱼乐·忆顾城》 序 1993年10月8日,从安娜堡(Ann Arbor)出发,李点开车,下午五点多,到了爱荷华城(Iowa 99lib?City)市中心。我和李点一边抽烟,一边在公用电话塞硬币。平时,谭嘉的声调柔且慢,这回速度突然快了五倍:“……有事儿,我过来带路。”咔嗒挂上,我俩全愣了。 停下车,谭嘉穿米色风衣,直奔我过来,就像迎着狂风的鸟——大约半个钟头前,王渝从纽约打来电话,告知顾城和谢烨的噩耗。在谭嘉和嘉行夫妇的住所,我神不守舍,一片茫然。晚饭后,李点开车带我去酒吧,回家,主人睡了,我独自呆坐,半夜喝得烂醉…… 若人间有情,那是开始,也是尽头。1979年早春,在北京东四十四条76号(《今天》编辑部),有人敲门,顾城和顾乡走进来,我们初次相见。顾城就像个孩子,腼腆寡言,顾乡眼睛明亮,好像会说话。姐弟俩刚去了西单“民主墙”,热血沸腾,在顾城的怂恿下,直奔《今天》编辑部。从那天起
我们一路走来,时间的走廊忽明忽暗,在十四年的尽头戛然而止。 1993年10月18日,我在《今天》冬季号(总第23期)写下编后语:“12月23日,《今天》创刊十五周年。在逼近这一纪念日的途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丧钟:顾城和谢烨的离
九九藏书
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回想《今天》在白雪覆盖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诞生的日子,已如此遥远,中间隔着深渊。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们与此刻的我们正在告别,互相辨认。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过去与此刻打开一扇扇门,主人与客人互相问候,却难以辨认。为纪念顾城和谢烨逝世二十周年,特别邀请各位朋友、诗人、作家、学者和译者写下九篇纪念文字。词语与空白之间,要说记忆并不怎么可靠,但又是真实的:碎片的拼凑或影像的重叠,构成我们共同的往事与梦想。 北岛 2013年10月2日 除原有的九篇文章外,本书另收入钟文《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文昕《最后的顾城》两篇。书中所收书画皆为顾城作品,部分选自《顾城海外遗集》。书中所收部分照片由肖全、文昕提供。 2015年5月 插图
//..plate.pic/plate_335177_1.jpg" /> 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2.jpg" /> 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3.jpg" /> 顾城,1971年夏于火道村。照片提供:文昕
//..plate.pic/plate_335177_4.jpg" /> 照片背后题字
//..plate.pic/plate_335177_5.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6.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7.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8.jpg" /> 1986年冬,顾城、谢烨
//..plate.pic/plate_335177_9.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10.jpg" /> 顾城、谢烨,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11.jpg" /> 1987年5月,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12.jpg" /> 1987年5月,谢烨
//..plate.pic/plate_335177_13.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14.jpg" /> 1987年5月,谢烨与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15.jpg" /> 1987年5月,顾城、谢烨、李英、文昕四人合影(左首起)
//..plate.pic/plate_335177_16.jpg" /> 顾城、谢烨在德国
//..plate.pic/plate_335177_17.jpg" /> 顾城在德国。照片提供:文昕
//..plate.pic/plate_335177_18.jpg" /> 照片背面题字:“人没的时候,照片就特别好了”。
//..plate.pic/plate_335177_19.jpg" /> 顾城,照片提供:文昕
//..plate.pic/plate_335177_20.jpg" /> 照片背面题字:“愿你保存我”。
//..plate.pic/plate_335177_21.jpg" /> 顾城与谢烨
//..plate.pic/plate_335177_22.jpg" /> 顾城(中)、北岛(右),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23.jpg" /> 左起谢烨、顾城和舒婷
//..plate.pic/plate_335177_24.jpg" /> 顾城(后左)和舒婷(前左)
//..plate.pic/plate_335177_25.jpg" /> 左起也斯(梁秉均)、顾城和谢烨、王安忆、李陀在香港
//..plate.pic/plate_335177_26.jpg" /> 茶聚,1986年,成都
//..plate.pic/plate_335177_27.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28.jpg" /> 顾城和谢烨,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29.jpg" /> 自左至右:舒婷、北岛、谢烨和顾城、李钢等,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30.jpg" /> 顾城、舒婷、谢烨、北岛,1986年在成都花园酒店。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31.jpg" /> 北岛、舒婷、顾城和谢烨、李钢等1986年在成都望江公园。摄影:肖全
//..plate.pic/plate_335177_32.jpg" /> 顾城和陈力川在法国
//..plate.pic/plate_335177_33.jpg" /> 顾城在法国
//..plate.pic/plate_335177_34.jpg" /> //..plate.pic/plate_335177_35.jpg" /> 顾城与谢烨在法国
//..plate.pic/plate_335177_36.jpg" /> 1985年12月27日 北京市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留影,后排中间靠右为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37.jpg" /> 1985年12月27日 北京市青年文学创作会议留影(局部),后排中间为顾城
//..plate.pic/plate_335177_38.jpg" /> 1993年2月顾城在柏林短居时留影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舒婷
//..plate.pic/plate_335178_1.jpg" /> 思乡曲 1993年10月,我从福建转程北京,应维也纳大学邀请,即将飞往奥地利。在福建驻京办事处的宾馆里,有一位小名叫阿毛的记者来找我。我向来不接受采访,虽然是熟知的朋友,也不愿破例。离家之前,我刚从国外的长途电话中惊悉噩耗,于是下来大堂见他,其实只是为了多了解些详情。那年代没有互联网,所有信息都很慢很破碎。阿毛具有记者的敏锐和优势,第一时间获知新闻,又知道我恰巧在北京,立刻赶来试探。 后来阿毛在他短短的文章里,说我“面无表情地离开,走进电梯的背影很是疲倦沉重”。 距离顾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童话诗人——给G.C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 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 你的眼睛省略过 病树、颓墙 锈崩的铁栅 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 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 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 出发 心也许很小很小 世界却很大很大 于是,人们相信了你 相信了雨后的塔松 有千万颗小太阳悬挂 桑葚、钓鱼竿弯弯绷住河面 云儿缠住风筝的尾巴 无数被摇撼的记忆 抖落岁月的尘沙 以纯银一样的声音 和你的梦对话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 心的领域很大很大 1980年4月 这首标明写于1980年4月的手稿,应当修正于1981年。因为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年轻诗人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北京。诗刊社在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朴素简易的小楼房,海棠果已经累累枝头。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二十四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手上有烟卷味。 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臭味相投形影不离。不过,我们外地人借住在办公室的临时宿舍里,北京学员只能“走读”。平日里,写作修炼各行其是,听报告或讨论学习才集中一起,而江河是几乎不来的。 诗刊社不开伙食,我们被安排在歌剧院(话剧院?)搭伙。在排队打饭菜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很郁闷,因为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他。我们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燕祥老师的麾下,顾城就此获释。我们几位女诗人都划归严辰老师,他像菩萨一样慈眉善眼,对我们呵护有加。 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这应是最经济实惠、最具效益的公费旅游。(我的第一次公费旅游,当算“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大串联了。) 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待在沙滩上,彻夜不眠。礁石上溅泼的磷光,飞鱼掠过海面的水花,月亮在幽蓝的天幕上,很是清凉洁净。我抱膝坐在一条大浴巾上,江河顾城则半卧半坐着。顺手捋开灌木丛上的星光点点,哦,后面还有梁小斌呢。 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看着。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必定更加发扬光大,经受距离的考验和谢家的担忧不看好,爱情最终瓜熟蒂落。 1983年,顾城谢烨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的儿子不到一岁,体质荏弱,住院挂瓶,我每天奔波医院。遂让他们住在百米外的我父亲家。朋友们来鼓浪屿,基本都由我父亲接待,从最早的艾未未、后来的芒克到江河。北岛曾多次说要到鼓浪屿看我,后来他听邵飞说,鼓浪屿不过是座大花园,就不来了。哼,我记恨着呢! 顾城夫妇住父亲的卧室,父亲搬去鸟房。父亲爱鸟,鸟房只有六平方米。 酷爱烹调的父亲,煞费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干票,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过海到家要中午1点多了,父亲怕饿着客人,让他们先吃饭。等哥嫂回家,掀开纱罩,四菜一汤均已扫荡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不留。这以后,父亲不厌其烦分两次做饭,还很自豪:因为顾城小两口最能欣赏父亲的手艺,总是迫不及待、欢天喜地,让碗盘一一见底。 听朋友转述一则逸闻:说数年之后顾城夫妇辗转英国,邀请时间结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游去了,待他们回家,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大概1985年吧?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我代为邀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琳、陈所巨等老朋友。顾城信里问:能不能带谢烨?主办方没有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很为难,我便硬起心肠答:不!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都来了,玩得很开心。顾城总是赖在海滩上不走:我就埋在沙堆里,你们明天来刨我吧。东山的鱼虾蛤蚌又鲜又肥,众人每日里呼啸碰杯大快朵颐,唯顾城闷闷不乐。那晚见他站在窗前郁郁寡欢,问他。他答:这里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谢烨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 我太内疚了,至今不能释怀。 八十年代,凡有会议在北京,朋友们都会相约来宾馆看望我。 尽管他们之间并不那么和谐,我常开玩笑说他们:两雄不能并立呗。他们带上换洗衣服,轮流上卫生间洗澡,门开开合合,房间里热气蒸腾,人人面如桃花。这时候顾城总会频频起身探头窗外,看看他们那辆破自行车还在不在。很奇怪,公车票不过一毛钱,何苦大寒风里奋勇踩车向前?顾城解释:两人便要两毛钱,两毛钱够买几斤白菜了。那年代,大白菜一斤也就几分钱。两口子的伙食就是一大锅白菜粉丝,日日顿顿不变。 那时候的会议是不能蹭饭的。我把大家领到附近的小饭馆,塑胶杯装啤酒,炸酱面,大拌菜,京城随处可遇的家常菜罢。其他人都在座位上等待,只有手头最拮据的顾城和我抢着付钱,他预先准备的那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块钱,已经算是巨款。 顾城谢烨争着和我说一个小故事(他们两人向来争着说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故事结局让人辛酸,说起来却是兴高采烈声情并茂)。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于是稿费三元五元零星地汇来,白菜粉丝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来了一笔50元巨款,小两口商量后,手拉着手步行穿过八一湖公园,去小储蓄所存钱。次日,不幸车轮胎爆了要换,两人相挽去取十块钱;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贱卖,又取十块钱;再一天,他们刚进储蓄所,还未开口,柜员先发话了:“你们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块钱一起取走?”说的也是,正是因为他们每天这样来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也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选择:“以纯银一般的声音,和你的梦对话。”

放逐孤岛 放逐荒岛 以童年的姿态 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 你捡柴禾,割牧草 种两距瘦伶伶的老玉米 偶尔抬头 送一行行候鸟归路 新西兰海域此刻无风 你的眼睛起雾了 他们在外面时 你在里面 鲜红的喙无助地叩响高墙 故国的天空 布满你的血痕 现在你到了外面 他们在里面 所有暗门嗒拉上锁 既然你已降落彼岸,就再不能 回到诞生的地方 眺望的方向不变 脚已踩在另一极磁场 黑眼睛妻子 坐在门坎上哺乳 发辫紧紧盘在头顶 有如一朵结实的向日葵 微笑着转动着 寻求你的光源而粲然 你用中山装的衣袖擦擦汗 站稳双足 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渐渐金黄 1990年5月16日 1986年5月,我应邀去了美国,先到旧金山,到纽约,再到明尼阿波利斯,到斯坦福、伯克利等好几个大学去朗诵和讲座。省里给的出国批文是三个月。 在纽约时,与美国诗人金斯堡几次见面,他主持我的朗诵会,并邀请我到他家去喝下午茶。他是艾未未的好朋友。我们三人讨论商谈举办一场《北京—纽约》的诗歌活动。中国诗人名单由我提供。顾城、江河、杨炼、李钢……十来个人吧? 1987年,邀请函发来,我的护照申请却被断然拒绝。原因是1986年那次出访,由于当时我正在美国,中国作协让我顺路参加洛杉矶大学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谈”。我已经提前离会匆匆返程,没有精准计算到时差,还是比期限延误一天,因之严厉受罚。不怪当时经办的官员,盖因铁规如此。 想了很多办法,求王蒙帮忙,让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给省里打电话解释担保,无果。金斯堡急了,甚至说服美国外交部属下一个什么机构给省外办发函,也许更加惹怒招恨,终不得成行。 那次活动究竟都有哪些诗人获得通行,我也记不得了。只听说江河是一下飞机,两手空空,宣称“壮士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他一直窝在纽约不动。顾城夫妇却是回不得家的,他们告诉我,因为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 还好中国诗歌刚刚走出国界,朦胧诗大盛。一个个诗歌节、国际笔会、大学演讲、驻校作家的邀请纷沓而来。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在上一个活动和下一个活动之中,去熟人、朋友家中过渡等待,甚至被安排或介绍到素昧平生的屋子里借居。 谢烨怀孕了,就算有的邀请条件不错,那些国家的签证却很难得到。他们很幸运地,在香港获得新西兰签证。顾城说,面签时,谢烨怀胎都快八个月了。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不敢起来走动怕露馅,而签证官大概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吧? 出国后顾城给我的书信很少,大概是邮费太贵?难得写满几张信纸,常常短短半张而已。有时呼我干姐姐,有时赐封我“鼓浪屿大公”,自称“可汗”。字迹大大的,孩子气的,总是东一句西一句,读了心中微笑。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多半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在新西兰定居啦,生儿子啦,开始种庄稼啦。我真以为顾城已经心如所愿:“以童年的姿态/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关于顾城在新西兰的生活,旁观追忆很多。顾城自己也在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二十年来,这方面的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我收到的也不少。可是我并不大浏览它们。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请到美国巡回朗诵演讲。老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更加明显,当然,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向来不在那团乱麻里面。一帮人从旧金山到纽约,共同旅行十多天里,还是顾城谢烨与我亲密,他们描述新西兰日子时,语气幽默快活,实质依然艰辛坎坷。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激流岛(那时应当不是这个岛名吧?中国人的音译?还是后来作为旅游景点的包装?)有座小屋被拍卖,占地不小却蛮便宜。他有大学教职,可以贷款。童年时期顾城就梦想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风摇它的叶子,草结它的种子。”他不假思索拍下这个岛,并获得贷款两万元,两口子很快搬到小岛居住。 顾城说:花了二十多年,才跨过那个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 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很快到期。一开始,他还不怎么在乎,但是还贷的重枷很快显示出分量,几乎把他压垮。 这个小岛退潮时露出沙地,可以步行或驱车通过,抵达民风淳朴的毛利人部落和热闹集市。涨潮即汪洋一片,真正成为孤岛。没有料及的是,小岛向阳那一面乱石叠嶂,背阴这一面长不出庄稼,顾城的农场计划因此泡汤。矗在半山斜坡上的小屋已经破败,他们俩没有力气,只好从山上合力把大石头推下来,先将就铺一条滚石道。后来顾城是如何学会凿石修缮,操作细节我已经模糊,想来必定殚精竭虑,比堆砌文字难上百倍。岛上没有水源,他们在屋顶砌了蓄水池,饮用、沐浴、洗涤。拜老天所赐,新西兰气候总是风调雨顺。若接不上呢?顾城笑嘻嘻:那就几天不洗澡。岛上空气纤尘不染呢。 “种二十回萝卜就可以了此一生”的梦想既已破灭,顾城夫妇想到养殖。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垒了石栏圈养。鸡苗儿 7531." >由机器孵化,几代下来都是农场模式流水线养殖,没有母鸡教诲,遗传密码里的自主觅食功能早已丧失殆尽。小鸡们集体发呆绝食。 他们俩只好一人一头抬着食槽,模仿机器左右摇晃,才将小鸡们的初级课程教会。小鸡渐半大,纷纷越狱飞过鸡栏,诗意地栖居于石缝草窝灌木丛里,成了都市人垂涎欲滴的跑地鸡。 可以准备收获鸡蛋了。 不料执法人员突然露面,意外的困难再度发生。原来根据当地法律,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头鸡(想起我们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吧?)。他们被勒令三天内处理这些有翅膀的新岛民,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斑斓多么无辜多么与世无争。 现在要召集鸡们没有那么容易了。顾城夫妇只好夜里捏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去捉拿被强光晃花眼的瞌睡鸡,顾城只敢捉脚,让黑眼睛妻子咬牙割颈,连夜褪毛剖肚。顾城说:舒婷啊,简直血流成河!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为何不放生?顾城老实回答:这些都是钱哪,我们还要生活呢。甚至有人就此发表言论:说顾城之血腥是与生俱来的,居然在三天里,杀掉亲手养殖的两百多头鸡。 那么多鸡肉该如何处理啊?我替他们发愁。顾城说,鸡肉都寄存在毛利人的大冰柜里,和他们的猎物冻在一起。谢烨用鸡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摆摊。顾城闲着无聊,也想出力,就在旁边画肖像,每张标价8块钱。可是谢烨说:岛民互相认识,画好了,基本都是白白赠送,收不了几个钱。但是顾城喜欢。两千多个岛民画着画着认识了不少。顾城不懂英语,孤独很久了,因为画像,有了一些朋友。 顾城谢烨叙述这一切时还是老样子,争先恐后诙谐有趣嘻嘻哈哈,让我跟着一起咧嘴开怀,鼻尖酸着。

破碎万花筒 黑子的运动,于 午时一刻爆炸 鸟都已平安越过雷区 日蚀虽然数秒 一步踩去就是永远的百慕大 最后一棵树 伸出手臂 悄悄耳语 来吧 美丽生命仅是脆弱的冰花 生存于他人是黑暗地狱 于自己 却是一场旷日持久 左手与右手的厮杀 黄昏时他到水边洗手,水 不肯濯洗他的影子 只有文字的罂粟斑斑点点 散落在 他的秋千下 一顶 直筒 布帽 静静坐在舞台中央 灯光转暗 他 不 回 家 1993年10月13日凌晨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感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顾城鄙夷那些“满世界都是吃来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个人,就是一个必须吃东西的东西。” 主办方发放相当丰厚的饭钱。酒店带早餐,晚餐总是有活动和宴请,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99lib.。我时差倒不过来,早上迟起没有胃口,只挑一块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着。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啦?我点点头,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烨笑着解释:知道啊,他已经吃了六个。我才知道。顾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时间结束,尽量把自己填饱,仿佛动物有两个嗉囊一样。 中午?中午就睡觉,睡到晚上开会之前有晚餐吃的时候。失眠严重的我马上想到:那,夜里呢?夜里继续睡。谢烨说,顾城从小能睡,最高纪录连睡两天50多小时。 艾未未在纽约,他请我到中国城吃饭。这样那样,要了很多菜,蒸鱼啦烤大虾啦,甚至有拳头大的石螺。老板是朋友,过来提醒:菜太多了!未未说:上次我这位朋友从大陆来,我没什么钱请她吃饭,现在我要让她吃好的。未未打开钱夹给我看,哟,除了各种银行卡,还有厚叠百元大钞呢。 我这就提议,拐角就是我们住的酒店,能否把顾城夫妇邀来共进午餐?未未与那一对儿自是熟得不能再熟,当然不反对。就算多他们两个人,菜还是太丰盛。因为未未一直夹菜,我的碗里还剩很多。谢烨不但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还拿起我的碗,也倒给顾城了。我不知所措地瞪大眼睛。谢烨说没事!在新西兰,谢烨单独做饭,吃不完就倒在顾城的那个大锅里。顾城就“乱炖”着吃。 可以说,顾城不在意烹调,也不仅仅是珍惜食物。他能饿,所以深知能吃饱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吃饱。好像永远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似的。让人回想起来更加难过。 当时我不太明白,顾城多年的节俭是否变成一种痼癖?因为到1992年3月,顾城在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一年计划才结束,DAAD给付的生活费很高,他们应该存下不少钱的。 那天饭后,我们顺路逛街,走进一家小商店。谢烨在货架上挑选很久,挑了一个小玩具,笑着给我看。那是一只小青蛙,捏一下呱一声。底部印着Made in a(中国制造),标价1.99美金。谢烨说:给儿子买一个中国的东西吧。临付款我才发现顾城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谢烨掏钱时,顾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吓了一跳,以为他犯病了,赶紧去拉他。谢烨厉声呵斥: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就更吓坏了,回头看谢烨。她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 原来如此,我买吧,我正发愁给小木耳买个什么礼物好呢。 顾城并不小气。朋友吃饭他会争着付钱;那年来我家度蜜月,他送我两尺卡通印花棉布,我给儿子做了个小被套;时隔多年,在美国见面他还特别送我一只立陶宛彩漆小汤匙。东西都很小,但是让人感觉顾城有情有义,而且礼貌周到。 从商店出来,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远远避开,恨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好! 我陪着顾城落在后面,作为干姐姐,我首先要数落的自然是顾城了。顾城解释着:舒婷,如果不能按期还贷,我的小岛就要被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了,所以每一块钱都要存下来啊。小木耳一直寄养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长虽视为己出,但是根据西方伦理,酋长还是以遗弃罪把顾城告上法庭。说到木耳,顾城渐渐有了笑容。因为顾城付不起钱,毛利人竟然代顾城雇了一名律师。听起来,那毛利人仿佛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们的观念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担一点责任。法庭仲裁结果是,顾城必须每年付毛利人一点点抚养费。顾城说: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如果不付这一点赡养费,他们就要失去木耳的监护权。 咳,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顾城慨叹着。 我曾经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木耳。哪个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顾木耳?不,没有姓,就叫木耳。 他们半开玩笑地解释过孩子的名字,也是时常更换版本,我没记住。 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里写成了桑木尔。木耳是小名吧?桑木尔也许是毛利人的习惯叫法?
//..plate.pic/plate_335178_2.jpg" /> //..plate.pic/plate_335178_3.jpg" /> 顾城所画木耳 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连照片也没有。 在旧金山期间,我们被邀请到美国女诗人卡罗琳·凯瑟家中做客。卡罗琳·凯瑟得过普利策奖,与赵毅衡共同翻译我的英语诗集。客人们在他们家的户外游泳池里扑腾,谢烨的游泳衣里还加穿内衣,我觉得好笑:在国外许久了,还这么遮掩吗?她努着嘴示意顾城。顾城不下水,脸色阴暗地闷坐在荫棚里。我走过去故意大声说东说西,再小声骂他太过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来。 因为顾城想要谢烨保持初恋时那两条长辫子,谢烨就不能剪烫,顶多把辫子紧紧盘在头顶,像朵葵花,非常漂亮。由于顾忌丈夫的感受,谢烨不戴任何饰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质地,宽松的,在西方国家也很时尚。不过,谢烨基本不买衣服,都是朋友送的,邵飞送过,我也送过。纽约分手时,我把所有衣服摊在床上,让谢烨挑选。我清楚地记得她挑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一件水磨真丝枣红夹克和大红棉布衬衫。 1996年我应DAAD邀请,成为驻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裤裆大街”(中国人的戏谑翻译,即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50号,1989年北岛应邀来此,住的就是这一栋公寓。留学生们告诉我:当年好些人聚集在这所房子收看新闻直至深夜,其中一对激愤的男女青年经常结伴并终成眷侣。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结束DAAD计划后,住在这对青年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地,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 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操心,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这一年,顾城在国外朗诵作品时只用各种怪声没有字词,遭到诗友的批评,躲到沙发后失声痛哭。因为要坚守母语的语感,顾城拒绝学习外语,他在国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赖谢烨。那么,语言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 即使根据目击者的作证、警察部门的结论,事后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剧,但,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那一脚踩下去的万念俱灰? 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2013年9月15日 在上海武夷路的日子——回忆顾城 毅伟
//..plate.pic/plate_335179_1.jpg" /> 岛爷 每次与北岛在一起,都必然会谈起顾城,感慨与伤感顾城的离去。 今年,已是顾城离去的第二十个年头了。当年他把自己定格在三十七岁,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感觉他还是那样年轻。 北岛是我和顾城共同的大哥,他一再嘱咐我,写一写顾城在上海的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完成这个回忆了。 二十年前,当顾城与谢烨的噩耗传来,就有些熟悉的媒体要求采访我,其中有些记者与编辑还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都婉言谢绝了他们,因为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噩耗,我无从说起,也害怕说起,因为顾城与谢烨,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在那样的时刻,我说什么都不合适,都可能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感谢北岛的鼓励,二十年后,让我内心终于有了力量,再说起顾城。

为了这份回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当年顾城在上海居住过的武夷路,那是上海西面长宁区的一条老街道,为了寻找当时的印象,我在那里徘徊了许久,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时过境迁,以往痕迹都难以找寻,那些过去的情景还依然可以追溯吗? 当年,顾城为了谢烨,为了与谢烨的一场奇特的恋爱,来到上海,先是住在虹口区多伦路的亲戚家里,之后他选择了谢烨居住的长宁区,选择了靠近谢烨家的武夷路,购置了一所很简易的民居,在此居住下来。如今想来,顾城的这个举动,当然是一个爱的举动,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沧桑的开始。 而今天,当年顾城所居住过的这个区域,已经事过境迁。 尽管武夷路还是那样窄窄的一条街道,但是周边的环境以及建筑完全变了,尤其是顾城当年所居住过的那个平民区域已经不复存在,在原来的地址上已经建起一个很大的体操馆,许多人在体操馆前的广场上乘凉,灯光照耀之下,孩子们在奔跑。 人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诗人,一个看我们很远、看云却很近的诗人,一个用他那黑色眼睛去看世界、用他那近似童年的真诚去大声朗诵的诗人。 那条过去夜晚亮着黄色灯光的静静的武夷路,那个为顾城打印过许多诗 7a3f." >稿的打印社,那个见证了顾城与谢烨的浪漫爱情的小屋,已经完全消逝了,消逝得干干净净。好像是一部生动的电影从胶片上完全消逝。 物已不是,人也已非,剩下的只有我们的怀念,顾城与谢烨,你们还记得这条街道吗?这条位于上海西部的,承载过你们爱情的街道。

当年,顾城告诉我,他买下了一个小屋,位于长宁区的武夷路,花了四千多元钱,他打算搬到那里去住,因为那里靠近谢烨的家,他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看。 我和顾城一起去了武夷路,顾城购置房屋的地点在武夷路靠近中山西路的那个位置,在过去的长宁区足球场的旁边,是在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平民住宅区域,进入这个区域,看到房子密密麻麻,房子的高低也参差不齐,里面的路也因为有许多搭建的房屋而显得很窄。 顾城购买的房屋,似乎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一个简易小屋,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从一条很窄的小弄堂进去,进入一道门,里面有个上海人称之为天井的空间,边上是煮饭的地方,里面就是一间上下两层的屋子,下面一层大约十五平米,上面一层其实是阁楼,更小些。 我和顾城开玩笑,说这其实是一个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也很认真地告诉他,如果要住,必须要修缮,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修缮,因为这房子的结构是竹子与砖。他说他也觉得房子需要加固和修缮一下,已经请了人来修。 顾城有些兴奋,因为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但又觉得修房子的事情很麻烦,毕竟他不擅长做这些很具体的事。当时,谢烨的弟弟,也在帮着顾城做联系安排修房子的事。谢烨的弟弟,一直很尊重谢烨与顾城,顾城与谢烨也很爱护这个弟弟,他们之间的亲情与眼神,让我印象深刻。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武夷路找顾城,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正准备离开,在弄堂口看见顾城与谢烨急急忙忙地提着很重的东西回来了,进了院子,他们把提的东西放下,在灯下,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为了修缮房屋,带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 两人气喘吁吁,先前的紧张开始松弛下来。谢烨笑着说顾城胆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怕了,顾城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说完了也大笑起来。但是他们俩看看拿回的黄沙水泥还不够,却又打算再去工地。我拦住他们,劝他们别这样再去工地冒险了,他们也不是干这事的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一个朋友,让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我用自行车运过去,顾城见了我,还开玩笑说我避免了让他再犯错误。
//..plate.pic/plate_335179_2.jpg" /> 顾城和毅伟

房屋修缮好之后,顾城住进了武夷路小屋里,这似乎让他开始了焕然一新的生活,因为有了自己的居住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这个小屋是他居住与写作的地方,也是他与谢烨相会的地方。 这个武夷路小屋来过许多顾城的朋友与客人,北岛不止一次来看望顾城,前辈诗人王辛笛先生、姜金城先生也和我一起去看过顾城,记得还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德国汉学家来向顾城约稿。我也曾在这里遇到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 那时在这个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与快乐的气息。顾城也常常戴着他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藏书网。 我去武夷路小屋,常常见到顾城坐在天井里洗衣服,木盆里放着搓板,他在搓衣服。他说他洗衣服的诀窍是让衣服在水里多浸一会儿,这样脏东西自然会掉在水里,说这是科学方法,谢烨和我都说他这是懒汉理论。有时谢烨看不下去,就替顾城洗衣服。 顾城煮饭是烧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之后再放入一棵一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并自称是营养烹调,端出来招待你的时候,还显得很自豪。只有谢烨在的时候,可能会由谢烨把菜切成一段一段。 每周有几个晚上是谢烨去徐汇区业余大学读书的时候,顾城总是会在谢烨快放学的时候,赶去徐汇区天钥桥路的学校门口接谢烨,然后送谢烨回家。 顾城写过一首诗,“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他说是在接谢烨放学时的感受,因为谢烨出于羞涩,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有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在这首诗中,可以读到顾城那颗敏感的心,读到当时顾城与谢烨的恋人心态。 顾城告诉过我,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快些与谢烨结婚,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希望快些结婚成家。 我明白,他为了在火车上的神奇相遇而燃起的爱情,为了谢烨,来到上海,甚至买了房子住下,追求这场婚姻,但上海并不是他准备长期生活的地方。他希望在完婚之后,把谢烨带去北京。

在与谢烨恋爱和追求结婚的过程中,顾城因没有固定工作而始终受到质疑,顾城被认为有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不务正业。这给了顾城很大的压力,因为这关系到他与谢烨的恋爱能否继续,当然也关系到他们能否喜结连理。 顾城在这种压力之下,更加发奋写诗,力求多发表诗以获得稿费,来证明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在武夷路的小屋里,他的写作非常勤奋,投稿也非常努力。 在武夷路小屋里,常常见到他把写好的诗,抄成许多诗稿,有些是送出去打印好,分开装在一个个写好地址的信封里,然后把几十个信封在桌子上一个叠一个地排开,然后用一支排笔,一下子给几十个信封的封口涂上胶水,之后再把信封的封口一个个封好,叠在一起。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像一个专业的工匠,很认真,别人也插不上手。 顾城很得意,说这是流水化作业。之后他就会把投稿信装进一个大书包,背着书包去邮局寄稿。那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很大,节奏很快,我们说..他变得很敏捷,其实这一切源于他内心的压力。 记得当时的稿费很低,尤其是诗歌的稿费。一首诗一般也就是十几块钱的稿费,而且刊物还分级别,如果刊物级别低些,甚至只有七八块钱的稿费。顾城告诉我,他拿到的最低的一首诗的稿费,只有四块钱。 顾城所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是有人认为顾城有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需要去医院做检查。 顾城作为诗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为常人所难以理解。那些世俗常人当然不会理解,顾城竟然会为了一个火车上的邂逅,从北京跑到上海来买一所旧房子住下来追求爱情,也不会理解他没有去找一般的工作,是因为他有着对于诗的热爱,有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作为一个在追求理想的人,他必然会对世俗有毅然决然的背叛。 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的意见后,顾城很不高兴.99lib?,他坚信自己没有病,他认为他与那些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是,他又很冷静地说,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愿意去医院检查,尽管谢烨也认为他不必要去,但他还是对我说他决定去。 我很想劝阻他,也几次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知道他这样去医院检查,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甚至会受到心理伤害,但是我更理解他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在追求爱情的结果,我明白他一定会去。 顾城勇敢地去精神病医院了。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是谢烨陪同顾城去医院做这个沉重的检查。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去武夷路小屋,顾城与谢烨已经回来了,他们一起在准备晚饭。 顾城和谢烨见到我就说,今天在医院里,顾城给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医生侃晕了,医生说你这样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啊,医生甚至说对于弗洛伊德,顾城懂得比自己多。 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检查,医生的结论是顾城没有精神病症。尽管顾城与谢烨都很高兴,高兴医生证明了顾城的精神正常,高兴可以回绝那些对于顾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质疑,但我还是深深感到顾城的不容易,感到他内心积压着的忍受,这种积压着的忍受会爆发吗?这让我很是不安。因为顾城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忍受的人。

顾城从北京来到上海,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当年类似惊悚片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顾城是从他的半导体小收音机里听到的。 那天上午,我去与顾城讨论朋友的一些新发表的诗。一进门,看见他站在放收音机的一个矮柜前仔细听着广播,最认真最紧张的时候,他把收音机拿起来,贴在耳朵上听。听完广播后,他很紧张地对我说,情况很糟,一场分量很重的政治运动要开始了,自己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原因是前几年,顾城在诗刊社的一个学习班上,写过“黄河是一块尸布”这样的诗句,被认为大逆不道,成了屡屡被拿出来敲打顾城的案底。顾城预感到这次运动一来,少不了又要重提此事,以后自己肯定被封杀,再也出不了诗集了,而自己与舒婷的正在出版社付印的诗歌合集,很可能是自己能出的最后一本诗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顾城几乎是灵机一动地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与舒婷的诗歌合集,从原来的三万册的印数,增加到六万册,并且马上通知了出版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决策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他与舒婷的这本合集,在当时的诗歌爱好者中广为流传;二是为了卖这六万本书,顾城很操心,因为出版社追着他要钱。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张旗鼓,宣传力度很大,顾城还是不愿意放下那个小收音机,连续几天在听消息听社论,各方传来的消息都令人大惊失色、诚惶诚恐,顾城的精神很焦虑。 我想了一个出游计划,让顾城和我一起去我的祖籍所在地苏州东山旅游,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半岛,我们可以在那里避开喧嚣。 我对顾城与谢烨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 之后,我们第二天去买火车票,第三天就去了苏州东山,一行四人,顾城与谢烨,我和我的女友。我们坐着火车到了苏州,再坐汽车到了风景秀丽的东山,住在了我的亲戚家里。 那是秋天,山上的橘树林里挂满了橘子,我们在树林里穿行,去翻越那些绿色的山。我们站在山顶上,望着一个深深的山谷,那个山谷有着关于法海的传说。我对大家说了这个老人们告诉我的传说,大家听得很认真。之后,顾城笑着说我们下去会会法海吧,他带头?99lib.往下走,而且完全不选择路,我们也跟着往下走,因为没有沿着路走,几乎是往下在冲,一路跌跌撞撞,满身大汗,顾城一直跑在最前头。 我们在山谷里照了相,奇怪的是回到上海冲印出来,几乎每张照片上,顾城的眼都是闭着的。今天当我再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当时乃至于今天,还是有许多冥冥中的东西,我们无法领会,我们都还没有感悟到。 法海的传说、寂静的山谷、不平静的秋天、寻找世外桃源的我们、在照片中闭着眼睛的顾城…… 我们在东山的一个村庄里闲逛,顾城连声说看中了一个全是用山石砌墙的民居,他走到人家里,去问房主是否会卖出这所房子,房屋的主人看着顾城,觉得很突兀,没有具体回答他。我调侃顾城,说他买房子买成习惯了,谢烨说他还打算在这里长住下来,顾城分辩说这里比城里清静。 东山有许多银杏树,有些银杏树有上百年历史,在秋天里,那黄灿灿的银杏树叶非常美丽。顾城指着一片银杏树林说,这些树随便找一棵,放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景了,他拾起了几张金黄的落叶,说可以做书签。 在东山游玩了一周之后,带着当地亲戚送的许多橘子,我们返回了上海,这起码让顾城离开了那个传播政治运动消息的收音机。 苏州东山给顾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武夷路小屋里一面吃着东山的橘子,一面告诉我说已经把去东山的观感告诉了他的父亲顾工先生,建议他去东山旅游,好像也说到了买房的想法。我知道顾工先生后来去了东山。

顾城在上海武夷路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正好有许多时间与他讨论和交往,在一起常常会互相说起自己的经历与往事。尤其是白天,我们在武夷路小屋里,他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说起安徒生童话对他的影响,当然也说起许多的人与事。 顾城说自己小时候,妈妈曾经带着他一起,自己动手调制颜料,把一个褪色发白的军用书包染成另一种好看的颜色,这给了他最初的对于艺术创作过程的印象与想象。 顾城常常提起北岛,说北岛更像是他的老大哥,多次想方设法为他找工作,为他找到在外地的工作之后,还要到火车站去送他,临别时刻,还非常严肃地叮嘱他不要写错别字。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很敬重北岛,他认为北岛是儒家。 顾城把舒婷称为姐姐,他曾经为我朗诵过舒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那一夜我仿佛只有八岁。 他也说起自己在乡下放猪的经历,之后做过木匠的经历,以及幼年时在家里墙上作画的经历,尤其是父母保护了他的这种在家里到处乱画的爱好,让他有了很大的艺术想象与表达的空间,我曾经到过顾城的家里,看到过他的家中壁画。 有一次,我和顾城一起参加了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马悦然夫妇在上海的餐会,记得是在陕西北路的红房子西餐馆,记得谢烨也去了,同时出席的还有诗人裘小龙。 马悦然夫妇对顾城赞赏有加,非常亲切,谢烨也与马悦然的夫人相谈甚欢。回到武夷路小屋后,顾城告诉我,马悦然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四川方言,而马悦然太太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唐朝服装,我们对他们夫妇的知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文化的热情很是钦佩。 我也和顾城一起去过位于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见了著名诗人姜金城与宫玺两位老师。 一个春天里,北岛作为《中国报道》的编辑出差上海,他与顾城、谢烨、王小龙、蓝色、董景黎,还有我,一起去过上海植物园春游。那天顾城与谢烨老是躲着我们,要去感受二人天地,不一会儿又悄悄潜伏回来躲在路边,埋伏在树丛后面,等我们走近,顾城用泥块袭击我们。我还记得他扔泥块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调皮学生。

有一天晚上,在武夷路小屋,顾城与我商量,有个大学的学生诗社邀请他去演讲,他去还是不去。在“黄河尸布”问题之后,顾城很怕再惹事,他想去又有些担心。我极力鼓励他去,我甚至说即使是为了卖你将要出版的诗集,你也应该去啊。同时,我还觉得他老是生活在这个小屋里,太沉闷了,应该出去活动活动。 我们聊着聊着,在说到让谢烨一起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可以让谢烨的妈妈一起去,因为听谢烨说过,她妈妈年轻时也喜欢过诗歌,我是想让谢烨的妈妈了解顾城的才华,顾城也觉得这起码可以说明自己写诗也是一项专业与工作,可以纠正别人认为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游手好闲的错误认识。 于是谢烨邀请了妈妈一起去大学听顾城演讲。到了去演讲的那个晚上,顾城与谢烨,以及谢烨的妈妈和弟弟还有我,一起去了上海师范大学,记得这个顾城诗歌演讲会的具体组织者里有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 满礼堂的大学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让顾城激动起来,他开始演讲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与热爱,讲对于诗歌美学的认识,也介绍了许多他所敬仰热爱的国内外诗人,尤其是讲到了安徒生、洛尔迦、聂鲁达、T.S.艾略特,朗诵了他们的诗。也讲到了美国的现代派小说作品 href='2430/im'>《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洪堡的礼物》。 顾城讲到诗歌时的真诚以及生动是很有魅力的,很能够打动人。他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又是许多学生要求顾城签名,气氛非常热烈。演讲结束后,顾城又被邀请到小会议室,与诗社的学生干部们座谈。 整个过程,谢烨与谢烨的妈妈,还有谢烨的弟弟还有我,都在听,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也为顾城的才华横溢而高兴,并且鼓掌。 我第一次听到了顾城在一个大的场合里,用他带着天真的声音朗诵诗歌,他的那种安徒生童话似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我。在顾城朗诵的时候,整个礼堂无比安静,我的心也无比宁静。 后来,谢烨告诉我那天回家后,谢烨妈妈很高兴地找出自己年轻时抄录的几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谢烨看,告诉谢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

原先顾城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亲戚家住的时候,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小的手术,眼部包着纱布,他说自己体会到了盲人的感觉,尤其是当他每天摸索着在纸上写诗的时候,他觉得这种感觉很神奇,感到自己是在接受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息。 在武夷路小屋,顾城告诉我,他觉得人的梦里有许多神奇的暗示,因此他早晨醒来,总是要回忆自己做过的梦,然后把那些梦的场景与片段,记录下来,他觉得这种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诗,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很久。这到底是顾城对于诗的悟性使然,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影响着他,我更倾向于是前者。 我一直认为顾城是一个天才诗人,犹如当年俄罗斯的普希金。他在诗里所表现出来的想象、情景,以及异想天开的感觉与愿望,让我感到他写诗有如神助。他会把自己放到离世俗生活很远的地方,让自己高高地靠近云天,再回头看这个世界,而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多少是带着藐视的。 “黄河像一块尸布”,这个意象的特别之处,在于感觉遥远,时空的遥远。亘古以来,曾经有多少生命在黄河的汹涌澎湃中起伏沉溺,并且最终流逝,而这样的宏伟与辽阔,在顾城的笔下浓缩得如此具象和生动。这就是顾城的看一切很近也会很远的独特的视角,而且你根本不能去把握,顾城看什么会觉得很近,看什么会觉得很远。这就是我理解的顾城。 从未听到过顾城很具体地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写诗,也从未见到过顾城为写诗而陷入苦恼。他的阅读只是在浏览,他没有说过和想过自己要成为谁,他生来就是为了写诗的,他是居住在诗里面的诗人,诗构成了他的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悲欢交集的世界。 记得有一次在聚会中,顾城发起一个写诗的游戏,他出了个题目,让在场的六七位诗人轮着每人写一句诗,合成一首诗。我已经忘了当时顾城出的是什么题目,只记得似乎是和雨有关,我也忘了顾城写的那一句是什么,忘了我自己写的那一句是什么,但是我却偏偏记住了谢烨写的那一句:雨把这一切打印在湖面上。因为当时谢烨在说出这句诗的时候,做了一个打字的手势。 今天再想起谢烨的这句诗,万分感慨,是的,是雨融入了湖,而雨所打印的浪漫的一切,最终都融化成水,如果水生万物,那浪漫的一切还能再生吗?如果再生,那还会再有怎样的顾城与谢烨呢?人间还会有怎样悲欢离合的爱情?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雨吧,落下并且融化在水中。而诗,或者属于沧桑,或者属于上苍。

顾城终于与谢烨结婚了,记得是在1983年。他们去了谢烨妈妈的乡下老家,顾城回来向我介绍过那里的民俗。 半年之后,顾城终于要离开上海,离开武夷路小屋了。 在去北京之前,他把一部分诗稿装在两个小纸板盒里,让我拿回家,寄存在我家里,我们的告别很简单,我和他都觉得他很快会再来的。 顾城说他走后,武夷路小屋会让谢烨的弟弟去住。从此之后,我也就再没有去过武夷路小屋了。 顾城回北京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去看过他与谢烨,也和顾城一起去看过一些写诗的朋友。 1987年,顾城和谢烨在出国之前来到上海,那时我也已经成家。他们来我们家里看我们。顾城告诉我他要去德国的事情,担心有关方面不批准,也担心谢烨的签证。说回去就要赶快去办出国手续了,甚至说如果他自己办不成,如果谢烨能够办成,就让谢烨一个人先出国。 顾城说,他和谢烨到上海,是在出国前来与谢烨的妈妈、弟弟告别,为了与亲戚朋友告别,也想再去做几套他喜欢的银灰色的中山装。 顾城说自己出国之前,有些上海的朋友是见还是不见,他很纠结,希望听我的看法,见或者不该见,可以按我的意见去做。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是顺从他自己的内心吧,如果不想见就不见吧,以后还有机会。他听了很是释然,谢烨也很高兴,说顾城为这个想了很久。 顾城告诉我,他与谢烨希望趁着这次出国,在国外多待些日子,因为邀请他去访问的国家与机构很多。我还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不回来吧?顾城和谢烨都说笑着说不会。 那时,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一语成谶。 离开我家的时候,顾城带走了他存放在我这里的诗稿。我一直送他们到楼下,他们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来的,谢烨把装诗稿的盒子放在了自行车上。 顾城还很正式地谢了谢我,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多年,很想能多在一起。我说等你回来吧。我还引用了一句苏联小说里的话:山和山无法相会,人和人总会重逢。 于是,于是,我与顾城与谢烨,就成了再也无法见面的山。 2013年9月19日 蝉蜕 王安忆
//..plate.pic/plate_335180_1.jpg" /> 我们所能悔过的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姐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 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借 href='2210/im'>《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专案,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既已99lib?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 href='1588/im'>《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这一个落脚之地,倘不是以那样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丽的童话,特别适合一个戴着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话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时又觉得天注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潜藏危机。这个岛屿不知怎么,让我总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并非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像出于刻意,刻意制造一种人生,准确地说,是一种模型。所以,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
//..plate.pic/plate_335180_2.jpg" /> 太阳落山,有时我们准备吃棵大树 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片段,在反复转述中组织成各式版本,越来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哗,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许事情很简单,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 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还是在那个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顾城和谢烨。 说实话,他们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也感到现实的累赘,只是没有魄力和能耐抽身,还因为——这才是决定因素,将我们与他们分为两类物种,那就是常态性的欲望,因此,无论他们的故事如何吸引人,我们也只是隔岸观火。香港《明报》月刊约我撰稿人物特写,我想好了,就写顾城,后来文章的名字就叫《岛上的顾城》。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个岛,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传说,即便是顾城自己的讲述,如今不也变成传说之一?我沿着大街拐入小街,无论大街小街,全是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电车铛铛驶过,被我问路的夫人建议我搭乘两站电车,可我宁愿走路。走在远离家乡的美景里,有种恍惚,仿佛走在奇迹里,不可思议,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后,我再来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还是年岁使心境改变,这城市褪色得厉害,它甚至是灰暗的。 我已经在那篇《岛上的顾城》中细述造访的情形,有一个细节我没写。当我坐下,与顾城聊天,谢烨随即取出一架小录音机,揿下按键,于是,谈话变得正式起来。事实上,即便闲聊,顾城的说话也分外清晰而有条理,他很善表述,而且,也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多年来,想起顾城,常常会受一个悖论困扰,言语这一项身体的官能在不在累赘之列呢?我指的不是诗的语言,而是日常的传达所用,在诗之外,顾城运用语言的能力,以我所见也在他同辈的诗人之上。现在,谢烨揿下了录音键,顾城想来是习惯的,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不至遗漏,而被珍惜地收藏起来。过程中,谢烨有时会插言,提醒和补充——假如没有后来的事情,多么美好啊!但也终究不成其为故事,一日一日,一夜一夜,再瑰丽,再神奇,再特立独行,也将渐趋平淡,归于生活。就在他们讲述的时下,柏林之家的公寓里,不正进入着常态——一年计划的资助可以提供岛上房屋的用电之需。有时候,人心难免有阴暗的一面,会生出一个念头,我差一点、差一点点怀疑,顾城是不是有意要给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局,完成传奇。这念头一露头立即被打消,太轻薄了,简直有卑鄙之嫌,谁会拿自己的、还有爱人的生命作代价!当你活着,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这里面一定有着严肃深重的痛苦,只是我们不知道,知道的只是光辉奇幻的表面——太阳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升起,再从东边落下;碗大的果实落了满地;毛利人;篮子里的鸡蛋;树林里的木房子,补上窟窿,拉来电线,于是从原始步入文明,再怎么着?回到野蛮,借用谢烨的说法,“奢侈”地回到野蛮!事情早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控制,按着自己的逻辑向下走……我们还是让他们安息,保持着永不为人知的哲思。用火辣 8fa3." >辣的生命去实践的故事,或者说童话,不是哲思是什么! 有许多征兆,证明童话已经建构起来,顾城讲述得流利宛转,谢烨不断补充的细枝末节,各方汇拢来的信息基本一致,又有朋友去激流岛探望,亲眼目睹……就让我们相信它吧!即使在生活中不可能将童话进行到底,至少在想象里,尤其是,童话的主人公都去了天国,领得现实的豁免权。 那天,谢烨交给我两件东西,我一直保存着,谁能想到会成为遗物呢!一件是一张50元的人民币,在1992年时候,发行不久,价值也不菲。她托我在国内买书寄她,无论什么书,只要我觉得有价值。我说不必给钱,她一定要给,两人推让几个来回,最终还是服从了她。另一件是一份短篇小说稿,手抄在32开的格子稿纸,这是一种不常见的稿纸,大小像连环画。字迹非常端正,可见出写字人的耐心,耐心背后是冗长的宁静以至于沉闷的时日,是那日头从东方升起往西方行行度去然后落下的时光吗?因为是复印稿,我相信已经发表过,依稀仿佛也在哪里看见,谢烨只是让我读读她写的小说。那时候,谢烨开始尝试写作小说,以前,她写的是诗,也是一个诗人。因为是顾城的妻子,就算不上诗人似的。
//..plate.pic/plate_335180_3.jpg" /> 雷米冬天图 他们的故事里,有一个情节我没写,但相信一定有人写过,就是他们邂逅的经过。在北上的火车的硬座车厢,顾城是坐票,谢烨是站票,正好站在顾城身边,看他画速写消磨漫长的旅途。顾城是善画的,从星星画派中脱胎的朦胧诗人,都有美术的背景,在激流岛上,一度以画像赚取一些家用。就在那天,顾城也向我出示画作,不是素描和写生一类,而是抽象的线条,但都有具体标题,“这是谢烨,这是木耳,这是我。”他说。完全脱离了具象的线条,有些令人生畏呢,可不等到水落石出,谁能预先知道什么?火车上,他顾城画了一路,谢烨就看了一路,这还不足以让谢烨产生好奇心,令她忍俊不禁的是最后,画完了,顾城忘了将钢笔戴上笔帽,直接插进白衬衣前襟的口袋,于是,墨水洇开来,越来越大。这一个墨水渍带有隐喻性,我说过,他们的事,都是隐喻!墨水就这么洇开,一个小小的,小得不能再小,好比乐句里的动机音符,壮大起来,最后震耳欲聋,童话不就是这么开始的吗?谢烨就此与顾城搭上话,并且,第二天就按了互留的地址去找顾城。火车上偶遇互留通讯地址是常有的事,可大约只有谢烨会真的去寻找,真是好奇害死猫!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格,不放过偶然性,然后进入一生的必然。这才是诗呢,不是用笔在纸上践约,而是身体力行,向诗歌兑现诺言。那一些些诗句的字音,不过是蝉翼振动,搅起气流颤栗。当谢烨决定写小说的时候,也许,就意味着诗行将结束。小说虽然也是虚拟,但却是世俗的性格,它有着具象的外形。不是说诗歌与生活完全无干系,特别是朦胧诗这一派,更无法与现实划清界限,但总而言之,诗是现实世界的变体,不像小说,是显学。 关于他俩的文字太多了,有多少文字就有多少误解,包括我的在内。写得越多,误入歧途越远。我还是要庆幸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倘若今天,传媒的空间不知繁殖多少倍,已经超过实际所有,实有的远不够填充容量,必须派生再派生。活着的人都能被掩埋,莫说死去的,不能再发声,没法解释,没法辩诬。我们只能信任时间,时间说不定能揭开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也许事情根本没有真相,要有就是当事人自述的那个,时间至少能够稀释外界的喧哗,使空气平静下来,然后将人和事都纳入永恒,与一切尖锐的抵制和解。好比艾米莉·勃朗特的 href='2124/im'>《呼啸山庄》,最后的段落,听故事和讲故事的那个人,走过山坡,寻找卡瑟琳和希克厉的坟墓,石楠花和钓钟柳底下的人终将安静下来。小说中还有第三个坟墓,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两个,我坚信两个人的事实。无论怎样猜测,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童话,其他都是枝节,有和无,结果都一样。我还想起巴黎南郊蒙帕纳斯公墓,萨特和西蒙·波伏瓦并列的棺椁,思想实验结束了,为之所经历的折磨也结束了,结果是成是败另说,总之,他们想过了,做过了,安息下来。墓冢就像时间推挤起的块垒,终于也会有一天,平复于大地。谬误渐渐汇入精神的涧溪,或入大海,或入江河,或打个旋儿,重回谬误,再出发,就也不是原先那一个了。藏书网
//..plate.pic/plate_335180_4.jpg" /> 鱼乐 二十年过去,还有些零散的传说,已经是前朝遗韵,我从中拾起两则,将其拼接。一则是听去过的人说,那激流岛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蛮荒与隔世,相反,还很热闹,是一个旅游胜地,观光客络绎不绝;第二则说,顾城谢烨的木房子无人居住,由于人迹罕至,周边的树林越长越密。听起来,那木房子就成了个小虫子,被植物吞噬,顾城不是写过那样的句子:“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对,就是吃虫子的松果。这样,童话就有了结尾。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画,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2013年8月1日于伦敦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 陈力川
//..plate.pic/plate_335181_1.jpg" /> 天意图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Europe)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伊尼(IGNY)的地方。《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做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谈谈,想预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顾城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顿时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难为情,因为顾城显然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随兴的诗人,但顾城并没有介意,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安静、憨厚。那天天气异常晴朗,丝燕说听熊先生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提议我们一起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的心已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满目萧瑟,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我这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不知为什么,中式服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别扭,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会使人产生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身份特征。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线,我发现他很喜欢树,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话我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真正了解的。1987年12月,就在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在香港说:“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事。”在树上,他似乎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他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镜头,顾城用胳膊肘倚着树干,也许是闭着眼睛,也许是低头看着谢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蛮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误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方才落座,就听主持人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良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略显尴尬,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变成树。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好像不唯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人,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对他们来说,诗和生活是一体的,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后来我曾多次回想那天与顾城和谢烨分手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99lib?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他们说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离异,他们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婉转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都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耳”。那次见面过后,我仍然记不起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重伤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张穗子和顾彬访谈时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理解,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bbr>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海水做成的篮子”才幡然醒悟。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顾城诗集,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埋下了伏笔。我的目光停留在顾城写于1980年的《遗念》上: 我将死去 将变成浮动的谜 未来学者的目光 将充满猜疑 留下飞旋的指纹 留下错动的足迹 把语言打碎 把乐曲扭曲 这不是孩子的梦呓 不是老年的游戏 是为了让一段历史 永远停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顾城早年说过,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我将死去”说的不是人总是要死的,否则未来学者的目光为什么要充满猜疑?“飞旋的指纹”让人联想到那把致命的凶器!“错动的足迹”让人看到谢烨受伤后艰难的步履!“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plate.pic/plate_335181_2.jpg" />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顾城1973年写的《我是黄昏的儿子》,最后一节好像预示了他和谢烨爱情的结局: 我是黄昏的儿子 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 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 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 写于1981年的《不要在那里踱步》,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去而不惜自己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就像他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的,“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谜”。我承认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极端的行为,极端的行为只有站在极端的立场上才能被理解,而无论是第一次见到谢烨时她那灿烂的笑容,还是第二次见到她时那略显憔悴的面容,都拒绝我这样做。 1993年2月,擅长用法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尚德兰女士(tal -Andro)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触到一堵墙,书法似乎成为他的新爱。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真让人发怵。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颇激动,写完了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指的应是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天微明, 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 碰击着, “轰隆隆”——雷鸣电闪! 我到哪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 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 睡吧!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世界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诗作将长久地伴随我们的寂寞。 “生命醒来时发现自己是一树鲜花,在微风中摇着。” 后记:顾城辞世二十年后,我重读这篇写于2003年的旧文,突然意识到,1987年顾城在《欧洲》杂志社演讲时说“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他想到的可能首先是他自己。作为人,和我们一样,顾城也有难看之处;作为树——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树——顾城永远是美的。 2013年 “一个精美的蓝空” 尚德兰(法国) 金丝燕 译
//..plate.pic/plate_335182_1.jpg" /> 天之净土 在为《欧洲》杂志准备专号《中国,一种新 6587." >文学》时我发现了顾城的诗。它占据了该专号很大的篇幅,不仅有翻译,还有两篇专文。在第一篇《论一首“朦胧”诗》中,熊秉明试图解释这种朦胧效果,它成为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诗的特征,强调《远和近》一诗中作为存在主义的主题“看”的重要性。 另一篇是顾工写的《“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人的父亲试着去理解儿子的诗。读到这篇文章的末尾,我的心抽紧了:“诗,不会像彗星般一闪而过/诗,每天每天和新的霞光一道升起……” 顾城走得太早了…… 初次阅读,顾城的诗对于我就是如此的亲近。首先是在1980年写的《学诗笔记》所写的这种与诗的相遇经验。一天雨后,在上学的路上他路过一棵松树,上面布满晶莹的水珠:我忘记了自己。我看见每粒水滴中,都有无数游动的虹,都有一个精美的蓝空,都有我和世界…… 我曾经有同样出神入醉的体验,在走出青春期的时候。从未曾与人道之,直到读顾城的这一段文字。于是我问自己:我是因此而亲近了诗歌,一如顾城所感受的那样?我会回答说不。我的体验在前。而这一从沉思被唤回的经验,让我感受到的是离别的痛苦。 或许这就是顾城让人明白的,当他说那个世界“比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更纯、更美”之后。在结尾,他写道:“诗就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他的诗歌中让我着迷的正是这一种外在(自然世界)与内在(诗人)之间显著的简约关系。这当然不是中国诗的新鲜事物,长久以来的诗学传统对两者,即情景交融做过大量注释。但在顾城那里,有另外一种东西:他对世界的理解是通过看,孩子的看——他很想留住,一种他希望与动物的眼光一样天真的看: 最后,在纸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在上述两段引文中,顾城与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八首有着同样的思想,这首诗我认为是一篇奠基之作:
第八首 ——致鲁道夫·卡斯纳 自然界用它所有的眼睛眺望着远方, 那片空旷之地。只有我们的凝视 折返回来,包围着植物、动物、孩子, 犹如陷阱,当它们出现,进入自由。 只有从动物的眼神里我们才知道 远方有些什么; 那片花朵永恒开放的纯粹空间 从来不曾,甚至一天也不曾 呈现在我们面前。始终只有“世界”, 却没有去掉“无”的“无处”:那纯粹的 尚未区分的元素,人在其间无欲地 呼吸,无限地知觉。孩子 也许会在那里流连好几个小时,穿过 没有时间的静寂,也许会在里面迷路, 又突然惊醒。 (灵石 译) 1987年5月,《汇流集》(Les cahiers du fluent)丛书出版了顾城的法文诗集,译者是伊莎贝尔·毕蓉(Isabelle Bijon)与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同年,顾城与夫人获得签证赴欧洲与美国。10月受巴黎七大(巴黎第七大学,也称巴黎狄德罗大学)之邀做一讲座。《欧洲》杂志组织一场阅读会,与其读者见面。3月,顾城寄给我他的诗集《黑眼睛》。 诗集开篇是1979年4月写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初次见面,我记得的就是旧牛仔裤做的怪帽子下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深邃,忧伤,以及他当时的孩子神气。顾城给过我一张他的照片,带着同样的帽子,更讲究一点。帽子下面是同样的一双黑色的大眼睛,而忧伤的神色难以形容,让人担忧,既是顽强坚定又是失望。 那时,谢烨偷偷告诉我她怀孕了,但不知道是否该留下这个孩子。她想听我的建议。我记得只是告诉她如果她想要这个孩子,她就完全有权留下他。 我接到他们离开巴黎后寄自伦敦的信,之后在新西兰住下。直到在五年之后我们重逢于柏林。 1991年,与安妮和尤利西斯世纪末出版合作的成果是双语版的《中国四诗人》(Quatre poètes ois)。顾城是其中之一,有十二首法语译诗。 1992年2月,我与顾城和谢烨在柏林重逢。他俩在柏林已经住了几个月了。诗歌节汇聚了许多诗人,其中有北岛。某个周末,我住在陈大渝家。一天,所有人都来用晚餐。在上桌前,顾城很专注地在一旁,长时间地磨着一把刀。我觉得很奇怪,而且寒气逼人。问其他人他可好,都说还行。我不知道顾城夫妇之间的危机。晚餐,气氛才有点变化,诗人们微醉,唱着红歌,即兴唱诵诗。大渝和我面对面坐着,有点像这一热闹的局外人。我记不得席间的顾城和谢烨。我提前走了。想不起当天的情形,但我看到顾城在地上铺开宣纸,随意书写他的格言。这是昔日的顾城。他着迷于这样的创作。我对自己说,这于顾城是一种拯救之路。我决定回巴黎后,去找个画廊展出他的作品。 事实上,它们还没等到我去联系就已经出版了。1993年秋季,《诗刊》出版一期台湾与大陆诗人诗集,里面有四幅顾城的书法,均是当时在柏林我亲眼所见的创作。《鱼在盘子里想家》《人可生可死》《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颂歌世界》。书法写得不同一般,笔迹很怪,《颂歌世界》中的“世界”两个字似乎呲着牙的鬼脸。 为写此文,我找出所有散落的顾城的资料,重拾顾城的组诗《城》,其中有段序,上有盖章,落款日期是1992年4月10日。序中顾城谈到,在德国,他好像回到童年的北京:“行到德国,像是小时的北京”,“在梦里,我常回北京,可与现代无关,是我天经地义要去的地方”。
//..plate.pic/plate_335182_2.jpg" /> 鱼在盘子里想家
//..plate.pic/plate_335182_3.jpg" /> 鱼在盘中不回家吗别答话 序文这样打住: 诗中说:“沿着水你要回去/票一毛一张”,我艰难地划动着河水,没有劲,因为我是死了的人,活在必死的时刻。 《城》这组诗,我只作了一半,还有好多城门没有修好。但是我想先寄给你看看,这也许是一本新的《西湖梦寻》,我不知道,我只是经常唱一句越南民歌:可怜我的家乡啊…… 我重读这些诗,读到《午门》。诗的右侧空白处上方有一个问号。我是何时写上去的,记不清了。应该是在自柏林返回后,因为此诗写于8月:
午门 我一直在找那块石头 磨我的刀子 它太软 没法打散 推刀 三个人磨 广场 我看劙手 握刀 …… 我再读《新街口》,旁边的空白处也有一个铅笔写的问号:
新街口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当时读这组诗,我有一种自闭感。 多年之后,我觉到,顾城那里,重心从注视转到手势:手磨刀,手书写,看不见的手在整修城门,以及上面诗中的不能换的手。他已经不再处于观想,而在行动层面。他必须通过行动躲避这种自闭,而重复同样的举动:磨,写,整修只能更缩紧环绕他的圈。怎么打破这个包围圈呢? 1993年10月8日我得知顾城的死讯。我很震惊。打电话给柏林的陈大渝,是他的女友接的。她还不知道。听说后也很震惊,喊道:Oh, mein Gott !(德语,意为“噢,我的上帝!”)她告诉我大渝已经去了新西兰,为帮助谢烨摆脱顾城的暴力并要把她带.回柏林。 大渝返回后在我家住了几天。那时我的孩子们住在家里。这个家,也曾是北岛、芒克的妻子毛毛以及很多与中国诗无关的人的庇护所。之后大渝去了美国。 顾城走了,手战胜了看。要不是像上面里尔克诗中所?假设的那样,通过死亡,离开一切,在他直直的眼睛里展开“动物大大的眼睛”,他能否再见“这个精美的蓝空”? 2004年3月,希尔赛(Circé)出版社出版中国台湾与大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诗歌选集《流逝的天空》(Le cielen fuite)。里面自然有顾城的诗,有新译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结束》。同年新出的诗集《中国灵感》中也有顾城的声音。顾城将进入《中国古今诗歌集》,加里玛七星丛书,明年出版。一如在希尔赛出版的诗集,顾城在海子之前(出生日与字母排列顺序偶然所致)。两位诗人,早逝,独一无二,两颗流星,其光芒在阅读他们的诗时令我们炫目。 2013年 顾城是一座孤城 大仙
//..plate.pic/plate_335183_1.jpg" /> 灯火化渔图 我所有的花,都从梦里出来。我所有的梦,都从水里出来。 ——顾城

2012年深秋,云南丽江古城束河古镇,亚洲青年艺术现场“诗家歌”行吟在这里举行。夜色降临,在“晒谷园”的演出舞台上,本次活动的发起者、著名演员李亚鹏一定要朗诵一首顾城的诗,于是我给他选了一首当年我最喜欢的顾城的 href='6053/im'>《来临》。在乐队强势伴奏下,李亚鹏用罕见的激情,辅以摇滚乐的节奏,在束河古镇的疏星淡月下,以激越的、蓬勃的、清朗而又有些杀伤的力量,吟唱着顾城三十年前的 href='6053/im'>《来临》—— 请打开窗子,抚摸飘舞的秋风 夏日像一杯浓茶,此刻已澄清 再没有噩梦,没有蜷缩的影子 我的呼吸是云朵,愿望是歌声 这是顾城1982年写的诗,当年人们疯狂膜拜他的《一代人》和《远和近》,而我独喜欢他这首,因为这首诗里有一种灵魂在细小地走动着,神秘而舒适,却又低缓而强大。以至于1985年我与顾城相识时,验证了他在诗歌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果然——他的呼吸是云朵,愿望是歌声。 随着演出结束,人们四散而去,我却意犹未尽,拎着一罐大理风花雪月啤酒,于青龙桥畔孤坐闷思。眼前,那些被岁月扫荡而又毅然摇曳的青稞,残留在历史的风骨中,像片片诗歌中遗留的断章残句,那么惊悸人心,撼动英灵。今夜的束河,像一个诗人的残梦,像顾城骸骨般的诗章。不行,我得浪诗!于是我冲进“完美生活”酒吧,跟驻店歌手说:哥们,给我伴奏,让我来首顾城。于是在民谣歌手的吉他伴奏中,我浪出顾城的《奠》—— 我把你的誓言 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 被泪水淹没 被心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 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

1985年1月下旬,我在崇文区文化馆于白纸坊中学举办的诗歌夜校,第一次见到了顾城。当时我是798大山子地区比较少见的诗歌青年,就想把诗写成《今天》诗人那样、写成朦胧诗那样、写成现代派那样。顾城是我们诗歌夜校的授课老师,我也是直奔他而来,想问问他——水滴一剎那,怎么就放大了夕阳?这可是顾城当年在朦胧诗领域,用通感通吃天下的名句。 顾城出现,戴着一顶象征他个性气质的白色厨师帽。搁现在,叫行为艺术;搁过去,叫什么不知道。用当下最潮的话说就是:顾城当时那种旁若无人而人若无旁的状态就叫——高端大气走 504f." >偏锋! 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顿时惊呆了,全场鸦雀无声。顾城的目光游离而空幻,闪现出与世隔绝的光芒,他就像一个受伤的孩子,黑眼睛无辜而透明,与世界之间,拉起一道长长的警戒线。他的眼睛不看任何人,只看教室对面的墙壁和天花板,偶尔也看看窗外的夜色。他讲?着讲着诗,就进入纯粹状态,陷入自我不能自拔。这时他的脸上,会泛起童话般的光泽,一种宁静而又不安的氛围向你逼近,仿佛要带着你一同去受伤。而当你被顾城的眼神气息以及他的精神惯性摄住心魄时,你绝对情愿跟他一同去受伤,甚至愿意替他受伤。 没错,初见顾城,感觉与我通过那首 href='6053/im'>《来临》对他的判读基本一致,他的确是——呼吸是云朵,愿望是歌声。还有一个内在感觉就是——他貌似柔风吹拂的内心实际上早已坚壁清野,没有哪位心理高手能随便进入他的内心,当然,个别女人除外。于是沉寂的冬夜寂静的教室中,悄然响起顾城那愿望的歌声——
我承认 我承认 看见你在洗杯子 用最长的手指在洗 水奇怪地摸着玻璃 你从那边走向这边 你有衣服吗 我看不见杯子 我只看见圆形的水在摇动 是有世界 有一面能出入的镜子 你从这边走向那边 你避开了我的一生 顾城安之若素地念着诗,吐纳字句的感觉像是在木鱼声声禅咏袅袅。可是,浅浅字句突然就像扎了你一针,词语在寂静之中层层展开,就要迎来一个尖峰时刻,却又倏然转向底谷。顾城,将意象在刺出之际轻盈收回,让我们猝不及防,愣在半途。 念完诗,课就散,顾城准备撤,谢烨自然上前呵护,温情地将一条长围脖为她的男人围好,仿佛围住了顾城的一生。

白纸坊中学诗歌夜校的老师,还有一位朦胧诗悍将——杨炼。我跟杨炼一拍即合,认识了就混,后来他把我介绍给顾城,才有了我跟顾城在他万寿路总后大院府上的一段交往。 1985年10月,我来到位于藏书网海淀区翠微路小学里的《中国电子报》当记者,从此有了跟顾城接触的机会。顾城住的总后大院离我单位只有半站地,所以我可以经常去拜访这位诗歌天才。不管是《今天》诗派还是朦胧诗,我都差着辈分儿呢,所以见着这些“今天”派前辈,我一般都保持静默的崇敬。我是一个酒仙桥大山子混出来的蓝领,怎么跟诗歌有关系到现在也不清楚。现在大山子开发成艺术区了,三十年前就是碴架磕婆子吹牛逼耍流氓搞破鞋的那么一烂地儿。所以我起点比较低,进入诗歌圈,人生要低开一线,多听、多看、多认识人。这样一颗平常心,使我的人际关系相对不错。所以像顾城这么怪的人,我跟他处得还不错。 1985年12月的一天中午,顾城和谢烨包饺子请我吃饭,我利用单位午休时间第一次来到顾城的家。看见门上和墙上画的全是鱼,现在回想藏书网起来,比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要灵幻多了。顾城说这是他画的,画给老于的,老于于有泽就是朦胧诗的另一位卓越人物江河。江河将顾城视为弟,顾城把江河当成哥,当然,顾城当时还有一姐,叫舒婷。 顾城带着优雅自恋的白色厨师帽,给我讲房子、鸟儿、麦穗、湖水等一系列打动他的诗歌意象。他还特意给我讲了镜子,说镜子中的你,其实不是你,而是镜子,是镜子把你压迫成镜子。谢烨知道我爱喝酒,特意准备了“通化”红葡萄酒,我们吃着饺子,顾城、谢烨喝茶,我喝酒。我一边想象顾城说的镜子,一边喝着谢烨倒的红酒,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游离着,在困惑与明晰之间陷入空想。 冬日午后的万寿路暖阳高照,顾城和谢烨一路上送我,两人相依相偎,形影不离,那种感觉,现在一想起来,绝对是至善至纯。我离顾城、谢烨远去之际,猝然回>首,谢烨正眼睁睁望着顾城,抚弄着顾城的鬓发,真像林忆莲后来唱的——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 后来当我得知“激流岛事件”之后,这一幕更加斩钉截铁地钉入我的记忆中! 而到了1986年夏天,北京作协在昌平举行新诗潮研讨会,我又遇到了顾城和谢烨,跟他们聊了会儿家长里短。就在这次会上,一位极左诗人疯狂叫板顾城,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刚到《诗刊》参加工作的北大诗歌少女李英,后来变身为麦琪和英儿,以自己二十三岁的青春身躯,毅然站在顾城一边,奋勇抵抗“极左潮流”对现代派诗歌的绞杀。等到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出事之后,我才猛醒,“昌平笔会”竟然是“激流岛”的序曲。

我不喜欢把顾城之死变成道德上的责难和伦理上的非议,同样,也不爱把海子的卧轨视为对现实的激愤和对生命的反叛。实际上,我们都是——诗歌的难民!在成千上万的语言中只指定一种言辞——属于诗歌的言辞。我们都是语言上的不良者,修辞学上的叛将,我们蔑视语法上的操行,我们擅长在逻辑混乱中安居乐业,我们诗人还有一个特殊性,即——永恒之悖论! 我们在悖论中自大。当然,也许自大得掉了头颅,毁了人生。所以对顾城来说,他必是孤城!他生活在一种罕见而孤绝的寓言中,有着锐利的寓意锋芒,这锋芒用到极限,就会双向刺杀。他甚至是——孤城中的千古绝城,一世伤城。 顾城并不倾城,但他拔城,他是把生命连根拔向青天。 别跟顾城谈生命,别跟海子讲绝情——这是中国诗坛的座右铭。 曾记否,叫孤城的这座城,是怎样被顾城建立起来的,然后又怎样被击碎? 还记得当年在鹿特丹诗歌节,顾城用他并不擅长的左手书法,力贯千钧,一笔九鼎,写下——人可生可死!这幅书法中,斗大的人字孤悬,可生可死,卑微地侧立一旁。 顾城追求的,还是人。我们都是人,一样在追求本真的人,一种拥有绝望气息而独往独来的“真人”。 关键是——顾城把人,追求为城,令我们望而却步。我们永远在顾城的城外。 就像他在《阿曼》诗中写的——不能爱的人,里面有夜晚。 一座被风云气象山川氤氲饕餮鬼魅青虫彩蝶围绕的孤城,绝不是众志成城,而是孤家寡人。 当子夜,听顾城,听他在阴间温婉的歌声。顾城的断魂何等勾魂—— 灯火化渔图乃临夜所作。时人美欲眠,光影瞳瞳。忽烛火爆响,蜡四溢,焰骤高盈尺,结得巨蕊。即剪,遂作此图。余笔曰:鱼生水,水生花,花生好人家。 2013年 《片段》补记——顾城二三事 顾彬(德国) 德惠 译
//..plate.pic/plate_335184_1.jpg" /> 雪天白头发 有些生命看起来完全像虚度,但有时也会在很多年后对平庸的生活产生一点影响。尽管我对伟大的中国诗人顾城的回忆——德文、英文和中文版,很早就问世,但它们似乎对我影响不大。 在我波恩的中国当代文学资料库里,有四份材料,它们在1993年以后总是让我感动。我不该把它们私藏更久,而该公布出来,让别人也有所感动,从而也让自己减轻悲伤。 顾城和他的夫人谢烨,在离开德国之前,曾是科隆附近朗根布依希(Langenbroich)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llStiftung)的客人。他们在伯尔的房子里度过了1993年的夏天,那是在中国依然享有很高声誉的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期间,我跟基金会有些通信往来,因为不断有中国作家希望到伯尔之家小住、写作。1993年10月21日,基金会负责人L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有如下段落: 一些日子以来,我总在想,谢烨应该还活着。我很难不去想她的死亡方式。当我想到顾城时我就自我怨怼:我居然在朗根布依希低估了他,他显然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友好。我不评判不太熟悉的人和关系,也不能赞同你们的评判,说这一结局从两人的生活史看来是符合逻辑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两人有可能分居,如果那样,事情就是另一种结局。这一确信更加让我不安。我相信,在朗根布依希的这段时间,肯定有人,比我跟顾城和谢烨的关系更紧密。因此我能做点什么的机会很小,他们已远远超过了对基金会客人“工作上”的关照的关系。正是这点让我焦虑:当我们的邀请对那些与我们仍然陌生的人明显意味着你必须自我照顾时,我会自责我没能预见到所有的结果,以致在那段日子里,我很少以私人身份为他们做点什么。即使有几次我想做点什么,但终究没做。 也许,鉴于已发生的事,这份资料现在显得太符合逻辑,但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话来表达我对这位奇特女子不可理喻的结局的感受。 1995年1月23日,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和这封信的作者对这次谋杀和自杀进行交谈。现将当时的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顾城憎恨他对谢烨的依赖。他以前也曾打过她,这一点谢烨对她的女邻居承认过。一位罗马尼亚女画家把她带去了医院。迪伦(Düren)的一位心理医生在对顾城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没病。后来洛杉矶的一位中国医生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诊断说:一切正常,还会更好。 在朗根布依希,人们曾经采取过措施。市长认为,谢烨应该有可能和孩子一起留在当地。然后L就订了一张机票,以便谢烨能去新西兰把她的孩子接回来。机票钱由当地政府承担。 一个医生在村里给两人服用了安定,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哭了,然后在中餐馆吃饭时,三个人又笑了。 他们走了,留下的房间一片狼藉。他们的家当也留在里面。 几年之后,在一次我和印度尼西亚诗人阿古斯·沙约隆(Agus R. Sarjono,生于1962年)在波恩大学的朗诵会之后,我在一位波恩人的私人公寓里,遇见了伯尔基金会的路德维希女士。她读过我翻译的顾城的作品和发表在《袖珍汉学》杂志上的我与顾城的访谈录。 “他是个精神病人,”她在2003年1月20日晚上对我说,“刚开始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很美好,直到后来谢烨开始哭,关系就糟了。” 他曾经把她推下楼梯。因为不能离开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医院。他也想要求助于医生:“医生,医生。”这意味着,他已经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当谢烨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顾城和罗马尼亚的女艺术家以及陪伴她的路德维希女士坐在一起,说:“我可怜的孩子还在新西兰!”谢烨不想住院,要跟他一起回到伯尔之家。 谢烨恳请路德维希女士,给柏林的某人打电话,但不在录音带上留言。她要她转告?某人,一个男人,他有生命危险,不要离开住宅。 谢烨无论如何也要和顾城一起去纽约。她还从未去过美国,想在一家中国人俱乐部按她的计划举办朗诵会。 最后几件事:科隆记者石明(音:Shi Ming)努力想得到顾城在朗根布依希所写作品的版权。有人给了我两幅诗人带框的水墨画,那大概是他们曾挂在朗根布依希家中墙上的东西。今天,这最后的两件作品仍然存放在我的资料库里。资料库里还有些别的东西也记载了一些事情,例如,典型的顾城式回答。那是诗人对蒂蒂·塔特洛(Didi Tatlow)的丹麦小姑子提问的回答。她问,为什么他,顾城,不学英语?他答:那会惹他的中国灵魂生气。这是一位英国记者(现在的香港记者)1999年5月15日这天在波恩的回忆。 还有别的吗?他们出发前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报告的录音磁带和草稿,沃尔夫冈·贝尔(Wolfgang Behr,现苏黎士大学教授)多年来总是提到这两样东西。以此看来,还有些资料需要敏感的嗅觉去探寻发掘。 2013年 最后的日子 顾晓阳
//..plate.pic/plate_335185_1.jpg" /> 没法落地的石头 1993年9月6日,孟悦和明凤英从旧金山开车回洛杉矶,我托她俩捎上了顾城和谢烨,下午五六点钟,到了我家。本来他们只是从这儿路过,第二天转机回新西兰,没想到因签证和机票问题,一下住了十五天。9月21日,离开洛杉矶去塔西提,住了一夜后飞奥克兰,再渡海回到了自己的家——激流岛。10月8日,顾城杀死谢烨,上吊自杀。 6日那天我在华人超市买好了冻羊肉片,留孟、明一起吃涮羊肉。顾城戴一顶帆布做的西式礼帽、足蹬大皮鞋,谢烨穿着漂亮的裙子。一年前我们曾在旧金山盘桓过数日,所以看上去二位没什么变化,谢烨脸上皱纹多了些,显得累。 据我的日记,那天晚上大家聊得十分热闹,都是聊我们在北京时候的趣事。孟悦听得津津有味,说:“你们应该把这些话录下来,不然好多事将来就忘了。”可惜,我们没录,到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日记只记了一句:谢烨说:“原来感觉晓阳就是一小男孩儿。” 第二天一早,谢烨在客厅收拾行李,拿出一台可携式印表机——还是那种纸张两边带好多窟窿眼的老机器。顾城说他会写小说了,让谢烨打印出来给我看。这就是那本 href='2607/im'>《英儿》。我匆匆浏览了片断,知道这是一个有关男主人公与叫雷和叫英儿的两个女子同居共处的故事。他们说过,小说写的都是真事,不会虚构。我就问:“谁是‘雷’啊?”顾城说:“是谢烨。”我就不说话了。谢烨笑着说:“晓阳真老实,你怎么不问谁是英儿啊?”二人嘻嘻笑笑,都很愿意谈论这件事,也很高兴的样子。不过我没接着问。 顾城此次是应德国一个基金会邀请,在德国住了一年。回新西兰坐的是法国航空,由柏林经旧金山再到奥克兰。机票为基金会一年前所订,结果到了旧金山,这条航线已变,要到洛杉矶来换去塔西提的飞机,在塔西提停留二十几小时,再飞奥克兰。塔西提是法属殖民地,所以必须有一个法国过境签证。 法国领事馆办公到上午11点。我们将将在11点到了那儿,法国佬说下班时间已到,明天来。谢烨说离家一年多,孩子有病,急着回家。看门的法国佬说:“你们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呢?”纠缠了半天,怎么也不行。我们又去法航办事处,因为机票就是今天晚上的。那里的回答是必须有签证。 顾城非常生气,说要告法航。我拉他们去了我的办公室。他俩往法国和德国给朋友打电话,讨论告状的事。我从中文报纸上查了一些律师事务所,顾城自己给律师打电话,他的开场白是:“我是一个中国的诗人,在柏林工作了一年,要回新西兰去……”律师的回答都一样:“坦白讲,你这个官司打赢了也赔不了多少钱。” 当务之急是改机票,不然今天走不了就作废了。下午3点,我带他们去我熟悉的旅行社。人家帮改了日期,并建议说:如果你们真想走,今天晚上就去机场,如果不让你们登机,你们就闹。任何航空公司都怕有人在柜台上闹,一闹,准放你们走。刚才改的机票3天后确认了才会进机场的计算机,所以今晚机场计算机显示不出来。 在旅行社费了很长时间。谢烨在里面支应着,我和顾城站在门外。顾城心神不定,叹着气说:“真是高深莫测!”决定晚上去“闯关”。看得出来,谢烨想走,顾城犹犹豫豫。晚9点去机场。递上机票后,对方没说什么就开始处理,好像有戏。谢烨大松一口气,乐了。顾城心事重重,低着头不吭声,然后忽然说:“算了,别走了,再待一个星期吧,打枪去。”谢烨一听,顿时泄了气。但他们不是吵架的那种夫妻,谢烨不停地低声叨咕:“你这人,不想走怎么不早说啊?让人家晓阳白跑一趟。你一说我一点儿劲头儿也没了……”顾城一句话不说。我当时不明其中原委,也诧异顾城善变。 此前聊天时,他们说到去年在伯克利艾蓓家,艾有一支手枪,拿出来让顾城玩儿,顾非常喜欢,装上子弹,举枪瞄准。正比画着,多多进来了,他就对准多多,吓得多多滋溜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会儿,北岛进来了,他又瞄北岛,结果北岛“岸然而立”,一点不怵。多多说:“丫老北岛真他妈牛逼!”大笑了一回。我也把我的几把枪拿出来。顾城说他从小就喜欢枪,在新西兰有一支气枪,打老鼠。谢烨说:“他打得还真准。” 9月8日又去法国领事馆,领回签证的表格。晚上去室内射击场打枪。我带了自己的“点三八”,又在射击场租了一支,顾城挑的,好像是勃朗宁。 这样,他们就在我家住了下来。那时我活动很多,几乎天天都有吃喝玩乐的事,人来人往热热闹闹。顾城乐不思蜀。 顾城说:“我挺高兴,会写小说了,以后有事干了,就写小说吧。”他在德国花四个月写了 href='2607/im'>《英儿》。写的方式是他口述,谢烨打字,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去散步,一边走一边说,回来谢烨再打出来。他还说晓阳你办一份报纸,我回新西兰以后给你写专栏。 一天吃罢午饭,谢烨去卧室午睡,我俩得以深谈。我这才问他,“真有英儿这个人哪?” 他说,真的,我出国之前才认识她,实际上只见过三面儿,但从第一次见就有感觉。我相信这种事都是从一开始就会有感觉。她是和另一个女孩来的,本来是那个女孩看上我了。英儿是《诗刊》的一个编辑,自己也写诗,写得挺好。我第一次见了她以后,就把这种感觉告诉谢烨了。我从来什么事都不瞒谢烨。 我问:那你还爱谢烨吗? 他当即回答:当然了,谢烨对我,就像空气和大地一样。 我说:看你书里写的,你像个性猖狂,上半夜在这儿下半夜跑那儿。可是据我所知,你以前对性不怎么感兴趣,挺冷淡。 他说以前不感兴趣,后来突然感兴趣了。 他还说:谢烨特别宽容。她也挺喜欢英儿的。英儿说话特逗。后来她们俩特好,说要把我给甩出去。我特别喜欢看女孩之间在一起,融洽……我喜欢女儿国那种。 我说:你还真是贾宝玉啦? 说到英儿来岛上后的日子,他说:我真是过了半年(从英儿来至他们去德国)神仙似的日子。就是因为过得这么好,我才想到外面去挣点儿钱,回来把房子好好修修,好好过日子。没想到到了德国后家里就出事了。 后来谢烨也跟我讲过英儿的事,说顾城在北京喜欢上英儿后没多久,他们就出国了。顾城把和英儿的通信全部给谢看。几年后他们安定下来了,就给英儿办来新西兰的手续。谢烨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办的,他(顾城)不懂英文,什么也不会干。”还说:我们俩特好,天天挤兑顾城……可以说对此津津乐道,讲了很多,只是我现在不记得了。 顾城头天一见我面,就没头没脑地来了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此刻又说“家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到德国半年后,英儿就跟岛上的一个洋人跑了,所以我特恨洋人。我姐姐不是也在岛上吗?她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英儿没了。 顾城后面说的事情,更让我震惊。 谢烨在德国也有了情人,叫大渝。大渝是福建人(?),公派到德国留学,从本科一直念完博士,有很好的工作,有家庭,时尚,热心。那个基金会邀请过的中国诗人北岛、多多、杨炼等,都和大渝熟悉,顾城也和他很要好。有一天吃过晚饭,顾城外出散步,回来时,谢烨正在打电话,一见顾城进门,立刻挂断。顾城问谁的电话?谢烨说打错了。这时,电话铃响起来,顾城一把抓起话筒,只听那边传来大渝的声音:“哎?刚才怎么断了?” 顾城非常气愤。我后来听说他打了谢烨。 我当时对顾城说:你自己可以有俩媳妇儿(顾城原话),人家谢烨找情人为什么不行? 顾城说:不一样。我对谢烨什么都不隐瞒,可谢烨跟大渝好,一直瞒着我。 二十年后,我依然清楚记得顾城跟我说这话的样子。但以上关于大渝的事,均未见于我的日记。特此说明。 事发后我才听说:大渝已经辞掉工作离了婚,订下了10月8日来新西兰的机票。谢烨无意离开顾城,打算过一种“谢烨—顾城—大渝”三人组式的生活,就像以前的“顾城—谢烨—英儿”三人组那样。这些顾城都知道,也没有强烈阻止大渝的到来。10月8日,大渝如约登上飞机。同一天,顾城挥斧砍死谢烨,自己吊死在树上。 也是在有了这样的结局后,我才明白9月7日晚上,顾城为什么在机场临时变卦,不愿意那么早回到新西兰,以及他在洛杉矶期间的种种表现。 我们真..的玩儿得很开心。在当时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情境中,我感觉他俩都很享受在洛杉矶的日子。 我当了十五天大爷。每天谢烨烧饭打扫卫生,顾城负责刷碗,我是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我有时上班起来得早,他们还睡着,只要门一响,谢烨必从卧室跑出来送我,“你走啦?小心开车!不用管我们,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之类。谢烨很会过日子,超市买来的食品,凡有盒子瓶子的比如豆腐果汁这些,她都把空盒子空瓶子洗刷干净留起来。他们走后,我在厨房柜子里发现了一大堆。顾城洗起碗来没个完,水龙头哗哗地响,就是不见人出来。我对谢烨说:“这哥们儿挺勤快的,老干活儿嘛。”谢说:“他是老干,可是什么也干不成,全给你弄坏了。”接着她讲了在北京老于(江河)家生炉子要他劈木柴,结果他用斧子把老于家所有的小木凳都给劈了。这个故事后来经他人口说出,已流传于世,就不详说了。 我们朋友间Party很多。我印象中顾城比较孤僻,不爱交际应酬,所以我都先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他们都愿意。顾城说:谢烨喜欢这个。他还特意戴上著名的“牛仔裤腿帽”,换了新衣服。所有Party上的人他们都不熟,但谢烨应对自如没有一点陌生感,顾城说话不多但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俩。顾城说:“谢烨特会迷女孩子,我要这么有魅力就好了。”有一次,我说起端午曾说过“后脖颈上的痣叫‘砍头痣’”。谢烨说:“我后边就有。”于是女孩们都跑到卧室去互相查看,谢烨有一颗,阿惠有一颗。到谢烨真被砍了头,阿惠吓得马上要去把自己那颗抹掉。 一天我去上班后,他俩去我家屋外打扫卫生,在门口的行车道上,发现两只死鸽子。他们给端午打电话求教。端午断为“大凶”。又让他们把新西兰的家画个图传真过去。端午看了后,说某某位置不好某某凶,他们家院子里有个化粪池,端午嘱他们回去后立刻填掉,否则有血光之灾(具体说法我已记忆不清,端午在媒体上有相关访谈,以他说的为准)。 大概在9月14日,阿城从纽约还是哪里回来了。我打电话告他顾谢在这里,阿城马上就来了。顾城在北京见过阿城但不熟,这回听阿城侃了一夜,二人都十分倾倒。谢烨拿出相机给阿城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还写了一段什么,给我看过,没留下印象。第二次阿城带了好多羊肉片来,又侃一夜,把我们仨笑得前仰后合脸蛋子都抖酸了。侃得最精彩的要算在陈建华家那次,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全让阿城侃遍了。顾城99lib?在朋友里最崇拜于友泽(老江河),至此,顾城对我说:“以前听老于说阿城有文化,我心想老于就够有文化的了,他说有文化的人,得什么样儿啊!”“菜花头”(阿城给陈建华起的外号)家有钢琴,顾城根本不会弹,但他坐在琴前,十分投入地弹了一大通,像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的一大堆乱码。谢烨夸赞不止,说有一次在法国他就当着众人上去弹了一段,“弹得真好,把他们全镇了!”
//..plate.pic/plate_335185_2.jpg" /> 木耳
//..plate.pic/plate_335185_3.jpg" /> 儿子 谢烨爱用“把他们全镇了”“他们全傻了”这样的说法来表达对顾城的赞佩,是由衷的。她曾对我说:“其实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他聊天。他特能说。”我当即转头对顾城说:“高兴了吧?”顾城眨了眨他的大眼睛。谢烨说有一回在德国参加哲学讨论会,“他把那帮老外都说傻了。”顾城说他写有一篇论文《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我要了来,把它发表在报纸上。那天顾城就该文中引的一句古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发挥了一通才华横溢的哲思谈话,既抽象,又生动。他小学三年级即失学,一切从自学而得,讲话语调和缓,娓娓道来,也有幽默感。只是人一多,就不爱说话了。 在洛杉矶的十五天里,顾城处处想讨谢烨的欢心,是很明显的。一天他说想送谢烨一块表,我们就去了“小东京”,给谢选了一块瑞士表。谢很高兴,当即戴在手上。顾城说:“结婚十年我还没送过谢烨东西呢。” 在商店里,顾城拣了一副二百多美元的墨镜戴,居然很漂亮。他本来瘦弱矮小,眼睛大,显得聪明天真,像个“任性的孩子”(顾城诗句)。戴上墨镜后,嘴巴的线条明晰了,竟透出英武气,还有股狠劲儿。这是事后我在顾城身上找到的唯一与杀人犯之间有联系的地方。顾城戴上墨镜就不舍得摘了,反复照镜子,非常喜欢,问谢烨怎么样。谢说:“你喜欢就买吧。”态度不很积极,顾城就作罢了。 那天吃晚饭时顾城格外高兴,说话笑逐颜开,听别人说话也爱笑,还偷偷对我挑眉毛,像个小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相反谢烨却常沉默不语,好像有心事,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天陈建华一家三口和孟悦、明凤英各自带着菜来我家。顾城把他的一本英文诗集送给“民国人”(阿城给明凤英起的外号)。他们走后谢烨埋怨他:“你一点儿也不懂这个,人家仨都懂英文都是博士,你干嘛只送‘民国人’啊?”顾城说:“我就这一本了,带着也是累赘。”谢说:“人家可不管你这个。”于是顾城马上给北京的母亲写信,99lib?让她把两本《黑眼睛》寄到我这儿。后来诗集寄到了,我代他分送给孟悦和菜花头。那天顾城还笑着告诉我:“临走的时候陈建华的太太直开导我,说‘生活就是目的,目的就是生活’。” 顾城多次跟我说:“从今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好好爱孩子。”他们的儿子木耳,当时好像五岁,出生后顾城非常讨厌他,原因好像是嫌他破坏了顾谢的生活(记不准确了)。因此一直把木耳寄养在当地一个毛利人家里,也因此,木耳不会说中文。顾城无法与儿子交流,更增加了他的嫌恶。这回,顾城说他想通了,要好好爱他,对他好。 谢烨对未来也有打算:她想写小说。她问我写的小说是虚构的还是真事,我说全是虚构的,不虚构我就不会写,对此感到苦恼(顾城建议我可以学艾萨克·辛格)。谢烨感到奇怪,她的看法与顾城一样,要写小说就得写自己的真事,不会虚构。当时我想:她有什么真事可写呢?二十出头就嫁给了顾城,此后她的全部生活就是顾城,看来还是要写顾城相关的事了。 说到小说,顾城提过老舍,说 href='2011/im'>《四世同堂》里父亲的结局是跳水自溺,而老舍最后也以同样的方式离世,“老舍的直觉真厉害。”不过,这话是在洛杉矶说的还是以前我们在北京时的聊天,现在已经记模糊了。 在这十五天中,我们还去打 4e86." >了保龄球,唱了两次歌,逛了枪店。没有记载一共打了几次枪。 保龄球馆里有游戏机,顾城说他特喜欢玩儿。我和他一起,是打枪的,具体怎么玩已经忘了。只记得他一玩儿起来十分紧张激动,像小孩一样叫喊“快!快!你打他那儿!”嗓音都变了调儿。这与他平时总是安静平和的样子,反差巨大。请我们玩儿保龄球的刘原凯说:“你看人家两个,真是夫妻脸。”晚上去刘原凯家吃饭,我做了他们爱吃的红烧黄花鱼。顾城说:此前他们曾悄悄回了趟北京,跟谁都没说过。他说他在北京研究了黄金价格的变化,颇有心得,当时他预言某种金币会涨,后来果不其然。他说他对黄金很有兴趣,还收藏钱币。这可真让我大跌眼镜。 唱卡拉OK他们也挺喜欢,顾城有点左嗓子,谢烨还凑合。 去了一次枪店。顾城很喜欢一支手枪,问可不可以买了带回新西兰。老板说不可以,新西兰禁枪。过了一会,顾城指着墙上张贴的手枪分解图,又指指柜子里的那把手枪,问老板:这个可以分解成这样?老板是台湾人,腰上别着一支左轮枪,很喜欢说话,他说:“怎么样?你想把枪拆散偷带回新西兰?做梦你!要这样子就能带过去,我早就这么干了,还轮得到你?到海关就把你抓起来!” 十五天过去了。我还从未有过与不是家人的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么久。你和任何一个人朝夕相处十五天的话,彼此都会把对方了解个透。我预感到顾城的结局会是自杀。此一别,还能不能再见到,说不好了。不觉心中凄然。 当然,真正的结局,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回到激流岛自己的家后,他们给我写了信,谢烨写了一张纸,顾城写了一张纸。谢信的日期是9月25日,顾信的日期是26日。顾城写道:“早上起来,山村依旧很美,木耳也好看了许多,灵而可人。”他还写,“奥克兰也有中国小报,靠广告也能活”,这是接续着在洛杉矶他建议我办报他写稿的话题,特别留意了奥克兰的情况,给我做参考(后来他姐姐顾乡写信告我:顾城已给他妈妈写信让她收集国内报刊剪报,寄给顾晓阳办报用)。这说明,至少到9月26日这一天,他还是想活下去的。 事发后,陈若曦来洛杉矶,经艾蓓介绍向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好像要写点儿什么。陈说,艾蓓告诉她:我们经常去射击场打枪,顾城还想买枪带回新西兰。她问,具体是怎么样的?我矢口予以否认。在当时,这件事如果变成新闻、又由影响力很大的陈若曦写出去,可能是爆炸性的。 我第一次见顾城谢烨,是在北京我家吃饭。那天有北岛、邵飞、马德升、老范和遇罗锦夫妇,顾谢是和北岛一起来的。那时谢烨一句话也不说。老范滔滔不绝地向顾城传授谋生之术,顾城光笑……在洛杉矶时顾谢回忆说,那天我一再声明:菜是在我家做的,钱是振开(北岛)掏的。还有这事?有意思!他们不说,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2013年7月于北京 猎人与野兔 艾略特·温伯格(美国) 毛珠峰 译
//..plate.pic/plate_335186_1.jpg" /> 姊妹易嫁 1987年,顾城写道:“诗人不过是个守株待兔的人。经过长久的等待,他才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不想这话一语成谶,六年后的他可怕而又可悲地撞到了那棵树上,几乎毁掉了他之前所拥有的一切。他曾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如今他的诗歌被视为是他人生的倒叙。 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其父顾工是一位知名诗人,也是一位军官。顾城在十二岁时写了一首两行诗——《一代人》,后来被视为新的非主流诗体代表作: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69年,随着“文革”的到来,顾城全家被下放到山东昌邑县喂猪。顾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因而在他自己的封闭世界里,他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对自然界的体悟,“自然界的声音变成了我内心世界的语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他最喜欢看的书是十九世纪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的昆虫学笔记和绘图;他收集昆虫,观察鸟类;他以“无名小花”或“白云之梦”为题,拿树枝在沙地上写诗。像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一样,他在田野中每当发现有诗的灵感就会写下来。后来他说,“我在自然中听到一种秘密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变成了诗。”他曾写到,最早使他感到诗的是雨滴。他的童年是一段天堂般的梦,而他从未醒过。 1974年顾城返回北京,在一家工厂工作。他开始像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一样疯狂地写作,甚至在他房间的墙上也写满了文字。他痛恨城市,“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埚”。他把自己看作一只活着的昆虫,“被钉在了板子上,却仍然挣扎跳舞”。他开始与一群诗人为伍,包括北岛、多多、杨炼、芒克、舒婷等人,这些诗人大多都比顾城大七到十岁,他们创建了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刊物《今天》。他们以对革命英雄和辉煌成果的史诗般的叙述来拒绝社会主义的实在论,他们用第一人称写内省的、意象主义的抒情诗。事实上,他们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北京民主墙上秘密张贴出来的,这也是关于新民主墙运动的文学表达。 这是顾城早期的一首诗: 天是灰色的 路是灰色的 楼是灰色的 雨是灰色的 在一片死灰中 走过两个孩子 一个鲜红 一个淡绿 这首题为“感觉”的诗被一份官方评论刊物批判,认为太过朦胧。此后“朦胧”这个词语与整个诗派变得密不可分。朦胧从字面上讲是指“模糊”,而如果不用这个词,那么英语中多愁善感和稍纵即逝的内涵就很难清楚表达,“晦涩”这个词可能会是更为准确的翻译。北岛曾建议朦胧诗派应该简单以“今天”诗派自称,因为“朦胧诗人”用英语无法表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当时顾城就曾说过:“根本不再朦胧。事实上,一些事情正在变得愈加明晰。” 他们成为一代人的良心,也成为这代人的明星。北岛是他们心中的约翰·列侬,顾城则是他们的鲍勃·迪伦,一个被诅咒的抒情诗人。他们在年轻人云集的体育场朗诵他们的诗歌,冒着出现失控的风险,冲出“一夜狂欢”,从蜂拥而至的粉丝中逃离。 官方不知该拿他们如何是好。他们的作品被禁,他们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定罪。在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运动中,顾城的父亲顾工写了一篇散文,开头就写道:“我越来越读不懂我孩子顾城的诗,我越来越气忿。”整篇散文充斥着类似于“越往下读,我的忿怒越增长”,“我失望,我沉郁”,“我更爆发激怒”这一类的语言。在散文的最后,顾工试图勉强达成调和:好吧,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这新的一代人…… 在1981年他的第一篇组诗《布林的档案》中,顾城的作品从内省的抒情诗开始,出现了质的飞跃。布林是一个 href='2202/im'>《西游记》中孙悟空式的魔幻人物,恰好顾城也出生于猴年。《布林的档案》是一系列不着边际的童话故事和错乱不堪的押韵所组成的,看起来像是由一个误食了致人迷幻的毒蘑菇的孩子写出来的作品:
0号议案 每个长金指甲的人 都应当剪 因为布林没工作了 刚发芽的月亮也又细又弯 因为金砖和冰砖 快结婚了 大家庭需要密码锁 钱包需要拉链 因为,危险诞生了 棕色的圆蛋糕和蟹一起爬出 摄影棚 到了,海边 尽管“布林”不像中文甚至其他任何语言中出现的意象,顾城并不认为它在诗歌中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在几年后才被发掘。 1983年,顾城娶谢烨为妻,谢烨是他在火车上邂逅的一位漂亮的女学生诗人。在他们结婚那天,顾城告诉她:“让我们一起自杀吧!”她既活泼又现实,他却时常忧郁且迷失在梦里。他说服她退学,这样他们就可以永不分离。 1985年,顾城突然受到了启发。在此之前,他曾“努力成为一个人”;但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一种幻觉,他学会了抛弃自我,生活在阴影的存在中。之前,他写“主要是抒情的诗”;现在,他“发现了一种奇怪而独特的现象:文字就像水银泻地,四散各方”。他将自己的一组长诗命名为“水银”。他写道:“任何文字只要摆脱了束缚,都会像水一样动人。” 在与译者西蒙·巴顿(Simon Patton)的一次访谈中,顾城说:“我想,当时关于语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改变它的形式,而不是你如何运用的问题——并非是拿一块木材并从中做出一块木板这样的事情……重要的是敲一下它,它变成了青草;再敲一下,它变成了青铜;又敲了一次,它变成了水。语言的质发生了改变。” 帕顿写道:“顾城早期作品的很多特征(可预见的韵律,诗节的组织,可恢复的暗喻,可辨识的主题)统统被抛弃了,从而试图伪造一个新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包括主调、单应性、图像联想(开发汉字书写的丰富特征)、并列、变异的语法、无意义的字符串,它们都受到了强烈的反抒情意愿的启发。 《水银》组诗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好多精细的鱼 在空中跳舞 滴的里滴 鱼把树带到空中 鱼把树带到空 棕色的腿耸在空 比较特别的是,顾城几乎完全不懂西方的现代主义——他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诗人都是他所敬慕的,包括洛尔迦、泰戈尔、埃利蒂斯和帕斯——已经各自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文学史有了再创造。从意象派和象征主义早期的诗作来看,顾城已经转向了达达主义或者未来主义的一个派别(高尔登和朱志瑜这两位早期的译者说他们会不时想起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但顾城从来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他最后落入了超现实主义一些古怪的角落里。 在中国两千五百年诗歌创作的历史传统中,把顾城评价为最为极端的诗人或许是比较合理的。 1988年,顾城和谢烨移居新西兰。开始的时候,顾城在奥克兰大学有份工作,担任汉语会话课程的老师。他喜欢默默地坐着,注视着他的学生,等待学生们对话的开始,然而学生们却在等待他去讲话。没过多久,学生们就都不来上课了。后来学校发现了此事,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 顾城夫妇后来搬到了奥克兰海湾一个名叫激流岛的小岛上,住进了一间破败不堪的屋子,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却是顾城尝试回到童年时代的天堂。他从来不让谢烨下厨,他们搜集各种贝类、根茎和浆果用于充饥,却因为吃错食物而生了病;他们炸春卷并制作一些简陋陶器,尝试到当地市场上去卖;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木耳,木耳本是一种生长在腐烂木头上的真菌,在中国的烹饪中属于常见食材;谢烨帮他打字并编辑了他的所有手稿,他用自己描绘的金银玩具和游戏纸币支付劳务费;他拒绝学习英语,包括其他任何语言,对此他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中国人去学习其他语言,他便会失去自我存在的感觉,失去自己。”他毁坏了他们的厨盆,将其做成他们脚印的铅铸模型;他经常戴的一顶高高的圆柱形帽子,布料取材于蓝色牛仔长裤的一条腿。 这几乎是1992年当我见到他时我所认识的顾城,也通常是大众所知晓的顾城。那一年,他靠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在德国生活,而且和《今天》杂志创作团队的其他四位诗人一起参观了纽约。这段经历反映在一本名为“一面碎裂的镜子”的早期诗文选集中,这本诗集由唐纳德·芬克尔和卡罗琳·凯泽(Donald Finkel and Carolyn Kizer,有人也将他们称为“朦胧诗派”)编辑出版。 第一天晚上,顾城、谢烨和我去了一家唐人街的餐馆,当我们坐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关于他的帽子。他告诉我,经常戴着这顶帽子,这样他的任何想法就都不会从头脑中溜走。谢烨说他睡觉时也戴着这顶帽子,为的就是防止梦也悄悄溜走。 顾城拿起餐单点了一道菜,谢烨感到很吃惊,因为顾城之前在餐馆从来不去点菜,他更喜欢给什么吃什么。谢烨在桌子上放了一台录音机记录我们的谈话,她告诉我,顾城所说的任何东西都应该被保存和收藏。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但我能完全听懂的并不多。每一个话题都会立即转向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在“中国神话”的创造之前,“文革”就如一团混沌,这个状态也正如万物被分为阴和阳之前的情形;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怎么理解,大致意思是说“无无为”,也就是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谢烨自始至终崇拜地看着他,他们两人无时不流露着纯真的甜蜜。面对顾城,我感到就如面对一位中国传统中高山仰止的圣贤。 晚上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顾城去了卫生间,在他离开之后谢烨微笑着对我说,“我宁愿他死去。”她说在新西兰,在顾城的强迫下,他们把儿子送到一对毛利人夫妇那里去抚养。顾城要求她对他一心一意,他想成为家里唯一的男性。谢烨说:“只有他死了,我才能领回我的孩子。”这与几个小时前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感到的甜蜜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私下的阵痛很快便成了众所周知的“秘密”。离开新西兰前,顾城陷入了爱河——但还不能算外遇——是和他的一个学生,名叫李英,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英儿”,他们联系不断。后来谢烨想出了一个办法,邀请英儿来到激流岛,想让她取代自己的妻子地位,她则要离开顾城去和儿子团聚。为此,她还替英儿支付了路费。但是顾城想要过的生活是 href='2210/im'>《红楼梦》中男主角那样的生活,成为“女儿国”中的王子,能够在远离世界的美丽“大观园”中,被一群擅长即兴作诗的女孩所围绕(他说,女人只有当她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才算美丽)。然而事实是,英儿后来尽管确实成了顾城的妻子,但她也实在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感到惊愕。 在经过了整整一年烦琐的处理和安排之后,顾城和谢烨去了柏林,为了赚些钱去修理居住已久的房屋。英儿本该在家里等他们回去,但她却消失了,可能跟了一个年龄很大的英国武术教练离开了激流岛。 顾城在柏林写了一本书名叫“英儿”,这是他最为独特的一部作品。他把这本书称为“顾城的红楼梦”。这是一本几乎没有虚构的纪实小说,其中有细腻的性爱描写,记录着爱的超越和毁灭,既痴迷又虚妄,既自恋又自怜,既规整又自由,既朦胧又震撼,是一部超越文学的作品,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根本无法去阅读。顾城口述、录音机记录、谢烨转录和整理,并加入了一些故事中有关她自己的章节和段落。从录入到成稿,谢烨发现了另一个男人,她曾告诉朋友:“我选择了一条死亡之路。” 顾城一些最好的诗作恰恰创作于这段时期,特别是他最后一首诗,《城》。这首诗是对他曾经憎恶并在其中迷失的北京城的全景展现和记忆唤醒。(那个夏天,在一个公园的栗子树下,顾城不断自言自语,叩问自己,“我想知道中国现在成了什么模样。”)这首诗运用了看起来不很明显的自传体方式,题目就是他名字里的“城”字。在一次公开阅读的时候,他通过谈自己“每次在北京坐公交的害怕和恐惧”来介绍这首诗:“当售票员喊‘下一站,故宫’时,听起来就像在喊‘下一站,顾工’,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家”,他曾经写道:“毁灭从这里开始。”)诗中有些语言的暴力现在读来竟如谶语。 他们看你 他们没穿衣服 你不觉得太久 你也没穿衣服 我说晚上还有节目 我把手放在衣服下面 我的刀少了一把 我不相信能这样离开 刀太短 我让你风一样在前边快走 杀人的时候最苦恼的是时机 她追上来 干嘛 她是在楼道里被我看住 女孩子是不能杀的 昨天杀了四个 两个在卧室 两个在她身边 你把刀给她看 说 你要死了 她笑 说你有几个娃娃? 这仿佛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笔法,重在情景的组合,就像在一个虚幻世界中的自我玄想。“在我的诗里,”他曾经写道,“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从其立场来看,这是一种道教观点,正如法国境遇主义者(Stituationist)1968年写在巴黎民主墙上的那句话所说:“道路之下,即是沙滩。” 据说顾城后来变得越来越傲慢和暴力,他借用庄子的比喻,将其转变为一种“一切皆被允许”的尼采超人哲学。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为道者,自杀杀人,无为无不为。”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有关佛教的问题,他回答:“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佛教了。”“但是,”他特意指出,“一切都是你自己。”他说他已经停止写作了,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睡觉,而且他说这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当我醒来,我只感到人心冰冷。”他说除了法布尔的书外,《奥赛罗》是他最喜欢的读物。他曾谈到想买一杆枪,来恐吓谢烨,然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过些日子当谢烨拒绝控告并对他的行为表示负责时才被释放出来。他说如果谢烨把他杀死了,那将会是他最大的幸福。 他们经塔西提岛返回新西兰时参观了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墓地,回到激流岛已是1993年9月24日,这一天刚好是他三十七岁的生日。10月8日,顾城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谢烨,然后自缢身亡。 数周后, href='2607/im'>《英儿》在中国出版,书中的故事雅俗共赏,一时引起了轰动。在新西兰,这被当作虐待伴侣的极端案例;但在中国,则被看作是“文革”时代以来那一代人精神荒芜的一个象征性表达,也是中国男性世界的一种暴虐呈现,以及缪斯悲剧人生的现实诠释。每个人都在透过书中的文字去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们曾经所知道的顾城与谢烨,一些人高呼顾城是一个残忍的怪物,一些人说正是谢烨使顾城变成了那个样子。顾城的母亲说,悲剧其实在他小时候从窗户上摔下去大脑受到损伤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英儿自己也写了一本名为“魂断激流岛”的书,从她前男友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顾城并不是英儿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当时甚至有一部伤感的电影《诗人》,其中有一个美丽的、裸露的日本女星,扮演的正是英儿的角色。顾城和谢烨俨然成了中国的泰德和西尔维娅(Ted and Sylvia)。 这是道家的一个悖论:当你忘记顾城时,你开始去阅读他。在他藏书网的最后一份书信中,顾城如此写道:“当你读我的书时,你会发现我已经完全疯狂。只有我的手还正常。” 他如此写道:“当我行走在自己想象的道路上,天地之间唯有我自己,和那绿色的草地。” 他如此写道:“我的最深处从来没有八岁。” 2013年 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 钟文
//..plate.pic/plate_335187_1.jpg" /> 鱼网飞天图 1949年后中国的诗人看起来有大大的一批,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我”。因为当时的理论指导写文学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个诗人必须用“我们共同的”调子和“我们共同的”语言写“一个人”的诗。无论贺敬之还是郭小川等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诗歌,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没有艺术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我”的文学,而变成“大我”写的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轻人出现,想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观、人生价值甚至生命的呐喊。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人去刻意组织。他们的(文学)营养来自哪里?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诗歌,一个是来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内部出版的一些“白皮书”、“灰皮书”,里面有一些外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关于生命的觉悟和想法,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诗歌,后来文学史上就给了这些诗一个名字,叫作“朦胧诗”。 他们的诗歌当时投稿到《诗刊》去时,《诗刊》的编辑有一些是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反感的。而当时恰逢“四人帮”被打倒,社会在思想上相对有一点点的开放。于是,北岛、顾城、舒婷的诗歌陆续被发表。我记得当时顾城已经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歌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界有人批评,这些诗歌不但不是“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很多负面的、非革命的倾向。但也有一批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应有的样子。于是就引发了一场诗歌论战。最大的一次论战在1980年,当时的《诗刊》和《文艺报》把这两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组织辩论。当时参加的有几十人,但真正参与辩论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赞成,四五人反对,赞成者有谢冕、孙绍振、吴思敬、我等人。当时争论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辩论下来,喉咙都哑掉,但尽管观点不同,倒也不伤个人感情。 我当时是赞成“朦胧诗歌”的一个“急先锋”,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认识北岛、杨炼、顾城等人的。当时我和北岛等人常会探讨一些关于诗的话题,顾城很少会加入进来。顾城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1981年,我还在成都的大学教书,北岛带他的一群兄弟们来成都做诗歌串联,我给北岛等人设宴接风,我把成都的一群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等人介绍他们认识。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吃饭、游玩的时候,大多数诗人都会单独行动,唯独顾城是永远跟在北岛身边,一步不离,把北岛看成一个“大哥”,忠实地跟在后面,话也不多。后来几次接触下来,我发现顾城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大孩子”。 1987年底,第二次和顾城接触是在香港,当时他已经和谢烨结婚,他们是去了新西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应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黄继持邀请来香港访问的。当时顾城很想回北京,因为在新西兰生活得并不好,谋生很困难。但他的态度很犹豫,所以问我和黄的意见,我和黄继持都不好表态。那次见面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新西兰去。顾城很少和人谈论诗歌,但我知道当时朦胧派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他都是看过的。那次见面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顾城疑惑地问我:钟老师,你说诗歌是可以“做”出来的么?我反问他,你说呢?他说:我认为是不可以“做”出来的,做出来的诗不会是好诗。 当时已经出道的一些朦胧派诗人中有人已经在写史诗、大诗了,顾城还在写他的小诗。所以,顾城才耿耿于怀,向我询问。我对顾城说,诗歌是不能“做”的,做出来的诗歌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徐志摩《再别康桥》这样有名的诗,因为它有太多的“做”,所以,它也不是上品的诗。上品的诗一定是天然去雕琢,是自然流出来的,这样上品的诗才有生命的真正力度。我对顾城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诗歌写作,你的诗歌是自然“流”出来的诗,是自然的诗。 我和顾城的第三次见面,是1992年的冬天,天特别寒冷,他们夫妻俩到巴黎来。我介绍他们到朋友的饭店里去吃饭。当时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整个聚餐的过程里,顾城显得非常落寞,一点精神都没有。整个饭局中,夫妻两人没有任何的互动。饭后,谢烨偷偷把我拉到一边,第一次对我诉了很多苦,倾诉各种她和顾城在生活中无法调和的矛盾。当时我很惊讶,问她:你们之前感情那么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呢?她说:钟老师,一言难尽。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让他到了饭点给小木耳(儿子)喂我调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来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给儿子准备的奶糕。他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我对谢烨说:小谢,你当初嫁给他时,就应该知道,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孩子”,永远不会长大,生理上会长大,但心理上不会长大,所以才能写诗。 谢烨当时和我说:“我正在想一条生活的出路,走出现在的生活状态。”这句话已经预示了她将要离开顾城。我想,她一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后果会那么严重。 除了这三次之外,1985年冬天,北京召开一个文学会议,会间我生病住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顾城和北岛、杨炼、唐晓渡(诗歌评论家)等人一起到医院来探望我,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交流。印象中,他非常有礼貌,也很懂人情世故,对于他感激的人一定会表达感恩之情,并没有人们传说中他的冷漠和自私,他更不是被妖魔化的杀手。顾城最后的悲剧是一种“玉石俱焚”,并不是一种报复性的杀人事件。 如果用西方现象学的理论去研究,可以对顾城的这种性格特征和最后归宿做出某些解释。现象学有一个观点: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一个“他人/他者”的问题。拉康的镜像理论这样解释:当一个孩子第一次照镜子时,他就发现镜子里的那个“我”是一个“他人”,即便他的父母告诉他,那就是“你”啊,他都会觉得那不是“我”,而是“他人”。拉康的这一理论说出了一个道理,即是:我们不论多么强调“自我”,都面临着一个他人的问题。 现象学里还有一个例子:一个裸体模特在工作的状态下是没有羞耻心的,因为她进入了一个“自为”状态,并没有意识到旁边出现的是“他人”;而一旦她进入更衣时则进?入一个“自在”的状态,如果此时突然闯入一个男性(他人)直面她赤裸的身体,她就会惊慌失措,耻感和羞感产生了,因为“他人”出现了。“他人即地狱。”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如此极端地说。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人”,不在“存在”状态中的人,对自己与“存在”的关系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常 4eba." >人”。还有一类是“本真、本己的人”,本真、本己的人是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与“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诗人一定是后者。只有本真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所以要做诗人是很难的,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的“他人”,他们要么来侵犯你,要么来异化你。 一个真正好的诗人一定要写“本真、本己”的诗歌,所以,他们在“我”的周围会不自觉或自觉地建立一面围墙,把“我”保护起来。这种围墙的建法有几种,一种就是依靠个人强大的意志力来抵御“他人”的侵犯;或是依靠一种责任感、担当、自信,轻视那些大众化的俗化的东西。 北岛就是一个意志十分强大的人,他不会轻易地受外人的影响。而顾城则相反,他要保持他的“本我”,只有靠他人来帮他,也就是说,身边要有一个比他强大的“他人”(比如北岛这样的“大哥”);还有一种就是他需要“爱”,需要爱来筑起一道围墙,依靠一个异性的爱来保护他的“本我”。谢烨就充当了这个“爱之他者”的角色。 谢烨很爱顾城,这点毫无疑问,在国内的几次接触中我都可以完全体会得到。她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同时,又把顾城当成一个弟弟一样来保护和疼爱。只是他们去了海外之后,整个生活环境完全变化了,逼着小谢(谢烨)不得不做出这样“出走”的决定。但顾城又是十分依赖女性关爱的“大孩子”,从小和父亲关系一直不好,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许多的“母爱”,所以他十分依赖谢烨的爱的保护。 顾城是诗人里为数不多的完全用“本真的我”来写诗的人,这是他先天的特质。回顾顾城的诗歌,我认为他写得又多又好的就是1982年到1985年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间正是他和谢烨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出国后的诗歌我认为就不如这段时期那么理想。) 一旦这道爱的保护围墙倒塌了,一个帮助他的、爱他的“他人”不在了,那么他的“本我”也要消亡。所以,顾城可以容许“婚外情”和“第三者”的存在,但他不能允许“爱之他者”离开他,因为如果那样,他作为一个“本我”的诗人也就无法存在了,这对于他这样的诗人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他只能选择“同归于尽”的结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顾城最后的悲剧其实是他毫无选择——这就是我认为他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顾城生前经常强调,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诚实。他说:“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所以他就没有了选择,只有同归于尽。 顾城这种特殊的“本真、本己”性毁了他和谢烨,?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价值。顾城诗歌里的“我”和北岛的“我”都无法代替,他们也不会混淆。 海德格尔认为,梦和奇迹再加上合适的语言就是最好的诗。读顾城的诗歌,读不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事件;反观北岛的诗歌,则有很多,北岛的视野里都是社会。而顾城却是一个梦的诗人,一个做梦和写梦的诗人。我认为,中国新诗史上那么多年,像顾城这样以一种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去做梦和写梦的诗人,几乎没有。看顾城十几岁时写的那首“树枝想去戳破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写的就是“感觉的梦”,和社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不是“社会理想”。顾城在诗歌里也写过“穷”的感觉。顾城和谢烨结婚后很多矛盾来自经济的问题,他的丈母娘对他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甚满意。“穷”是什么,他说:“穷,有个凉凉的鼻尖/他用玻璃球说话。”(《穷,有个凉凉的鼻尖》)
//..plate.pic/plate_335187_2.jpg" /> 小人儿
//..plate.pic/plate_335187_3.jpg" /> 娃哩要唱歌了 顾城还写过一首叫 href='9291/im'>《雪人》的诗歌: 在你的门前 我堆起一个雪人 代表笨拙的我 把你久等 你拿出一颗棒糖 一颗甜甜的心 埋进雪里 说这样才会高兴 雪人没有笑 默默无声 直到春天的骄阳 把它融化干净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呢 这种诗歌的感觉就像孩子的感觉,十分简单,毫无做作,天然去雕饰,是成年人很难想象的。你看顾城诗歌里的句子,很多像小学生写出来的,结构也很简单,往往就是“主谓宾”,从来不玩文字上的技巧,或是用一些奇怪的语言游戏,纯粹就是一种心和情感的流动。这是他的诗歌最大的价值。 这类诗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受社会的污染”,表现的是一种“光的洁净”和“向善性”,他的诗歌永远无法和其他诗人的诗歌混为一谈,在当时那群朦胧派的诗人作品里,也显得十分特别,一目了然。 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保存完整的“本真本己性”的诗人并不多见,很多宣称用“我”写诗的诗人,平心而论,其实都是“我们”写的,或者说,他诗歌里的“我”和别人诗歌里的“我”是一样的,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性。海子和顾城是为数不多诗歌里有着“特殊的我”、“个别的我”的两位诗人。顾城写“梦”,海子写“大地”。 做真正的诗人是不容易的,在社会中极易被边缘化,而且需要“痴狂”到一定地步才行。我认为小说家只有写作的时候才需要“痴狂”,而诗人在生活中也是“痴狂”的,因为诗人必须是一个“本真本己”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中生活和生存会十分困难。这种“痴狂”气质在顾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82年,舒婷和顾城的诗歌曾经合出过一本诗歌集,当时的出版社是让诗人自己定印刷量的,顾城一下子就要了6万本,一下子欠了出版社很多钱。之后,他托很多人帮他卖书,但那些人卖了书之后都没有把收款给顾城,让他狼狈不堪。类似的事情我听到过很多,顾城吃亏后也从不吸取教训,用上海话来说,就像一个“戆大”。谢烨母亲之所以反对谢烨和顾城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她认为顾城是一个“神经病”,还坚持要他去医院开一个证明…… 这就是诗人在中国的生存境况,令人悲伤。但另一方面,顾城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还没有被“他者”异化,而像一颗稀有的种子一样保持一颗痴狂的心,那是十分难得的。 顾城在人群中永远是孤独的一个,是一个怪怪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一个比较陌生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聊天,只有对很熟悉的人才会分享一点想法。他的“我”只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在生活中是感觉不到的。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很多天才的诗人都是以“死”作为生命的结局。我想,这中间可能确实存在一种命运的必然性。诗人为了追求一种纯真的本我,要么是疯,要么是死。要么像荷尔德林、尼采、克尔凯郭尔都疯了,要么就像保罗·策兰、曼德尔施塔姆、海子,都自杀了。海德格尔认为,诗人要不做常人,要做本真的人,要保真,你的灵魂势必变重,变重的灵魂是理想化了的灵魂,但是变重的目标和变重的实施经常要与现实脱节,甚至断裂。这样的结果,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最近翻看以前的旧照,仍然十分感慨,也觉得十分可惜。顾城和谢烨是一段十分美好的爱情,他也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篇章。重读顾城的散文,有一段写得十分好,他写道: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 2013年 最后的顾城 文昕
//..plate.pic/plate_335188_1.jpg" /> 在灵魂安静之后 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 ——引自顾城1986年11月送给笔者的 诗集《黑眼睛》扉页上的题字

那是1984年,距现在九年前的一个深秋,我第一次在一个文学沙龙里见到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那时,我仿佛就有一种冥冥中的预感,我此生与他们有种割不断的联系。 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果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这是命运神秘的安排。 今年(1993年)3月,顾城同妻子雷(谢烨)突然回国,他们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其间,他们专程赶到我住的海淀黄庄,同我见了最后一面。 他们返回德国之后,曾两次给我来信。一次是写于今年4月底,在信的正反两面,顾城和谢烨每个人都给我写了些凌凌乱乱的话,那时,我已经预感很坏。我回信后,又收到了顾城在6月份写给我的装在一个信封中寄来的四封信。在这些信里他反反复复地用一种梦呓般的语调向我述说他灰暗的情感世界和他的失落,这些信中都向我谈到了死。这第二次来信,谢烨意外地没有给我写一个字,只是信封依旧是她的笔迹,告诉我信封上的地址用到6月20日。我收信的时间是在6月14日,虽然我在15日就写好了回信,但时间显然不够了!我只有在急切的、焦灼的企盼中等待他们迁居后的新地址。 令人痛心的事发生以后,我始终处在极度悲痛之中。我终于把这个沉重的消息同我的所有的记忆、所有顾城最后寄给我的那些凌乱的信中的晦涩的句子连接起来,成为最后的顾城所面对的那个世界…… 我终于明白了一切!一切顾城暗示我或说是暗示他自己的东西。我心灵中一个大大的殿堂在一瞬之间轰然倾覆!

1.白房子、天国花园

我要写的,好像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故事。但这仅只是好像优美。 然而我不能不说这是那么美!美得一如一个流光溢彩的梦。我们四个人一同在这个梦里生活了七个年头,直至梦醒。梦醒时,其他人都走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绝望、孤独还有深深的痛苦,像纪念碑!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对顾城来说,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旅途。我只想为他写下这段真实的梦,和这个梦的破灭。虽然我知道,我此生此世将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份沉重,挣扎也已经徒劳,但我还是无法容忍那些污秽,任这污秽将我心灵中最神圣的土地湮没掉。 顾城已经走了,他不再期待什么,也不需要回忆,他甚至已经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写什么、说什么、谴责什么。我也许是为自己做的,因为我还将在污秽中活着…… 顾城在今年6月寄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有一句话,也是他回北京时向我说过的话:“你还记得摘桃的事吗?那时候多好,不觉得。” ……那是1986年夏天,北京作家协会在昌平召开新诗潮研讨会。那时,国内关于“朦胧诗”文学现象的争执依然很热烈。顾城是作为这个群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来参加会议的,然而他不想卷入争论,他常常溜出会场,溜回宿舍,他一直很想到山里去玩儿。 我们则坐在会场里,我身边是顾城的妻子谢烨,还有一个女孩儿,就是咪咪。我们形影不离。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那个四天的会议里,我们三个女孩住在同一个宿舍中。咪咪,是一个有着圆圆的脸,清纯的眼睛,扎一对“小刷子”的女孩儿。那对“小刷子”漂亮地弯成新月。她的小身姿有一份轻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那是一种浸润在梦境之中的甜美,在那个迷人的夏天。她是随她的大学导师来这个会议进行社会实践的,来宣读她的关于新诗流派研究的毕业论文。她是同来的北大师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来自北大分校的学生。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跨入过这个神秘的文学世界。关于作家群,对她只是一种幻想,甚至连幻想也未曾有过的遥远国度。而她来了,这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陌生,她认准了我,像抓住一根稻草。在所有的晚上,咪咪像一个入定了的戏迷,睁大了眼睛听我和谢烨谈论顾城。听到使她感动的情节,就用被子蒙上头,悄悄地流泪。那晚,谢烨在讲她同顾城传奇般的恋爱。 我认识顾城和谢烨,早在1984年,但那种交往还仅仅限于有距离的交谊,在每次作协举办的会议上,我们只不过在见面后热情地相互问候,客气地谈一会儿,仅此而已。况且那时,顾城在每个会议中都是忙人,他的宿舍里总是聚满了不散的朋友,他不停地被人们簇拥。而谢烨,早在这之前就一直像一个守护神一样,静静地和顾城坐在一起,她的脸上是一种成人般包容一切的微笑,她总是守在他的身边。我们没有机会交谈。 住在一起,我们有了深谈的机会。她充满感情地讲述着顾城的各种小故事,我们被她讲的那些丰富而有趣的故事迷住了,整夜都不能睡,一直谈到天将发亮。 谢烨的语言能力很强,她有种特别能同化别人情感的能力。她有一头很整齐的头发,编成油黑的发辫盘在头上,她属于越看越想看的那种有韵味的女性。 当年,她和顾城同乘一列火车来京,跟顾城面对面地坐着,车到终点,顾城把自己的地址给了她。在顾城的内心深处,他已认定了谢烨就是他要找的女孩子,而他一旦认定,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事实证明,他的执着终于使远在上海的谢烨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并且请了长假、放弃了正在念的夜校学业,同顾城一起来到北京。 谢烨告诉我,直到嫁给他,也还不清楚什么是诗,顾城是谁。她轻轻地笑,快乐、幸福地讲述着他们的生活。她说,如果不是遇见了顾城,她的人生也许是另一个模样,和千千万万的女孩子没有区别。而认识了顾城,他重新塑造了她的整个精神世界。 顾城是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男孩子,他有那么辽阔的精神世界,而他自己,却永远是个孩子。他常常忽发奇想地宣布他的新观念,比如,不许烧饭,必须遵循一锅熟的原则。谁要烧饭,他就和谁发脾气。他把菜花和米等东西放在锅里,烧出一种被谢烨称为“可汗汤”的东西,据说很难吃。只有在他们俩孩子般吵过嘴后,才批准谢烨炒一次鸡蛋。 他想要干一件大事:在院子里用砖砌成一座小炉子,想熔化一些金属,铸他想铸的东西。谢烨不同意,他就一个人一句话不说地干,谢烨在屋里赌气,看他在外面弄破了手,只好走出来。俩人不说话,一起搭那个莫名其妙的冶炼炉。到晚上,顾城笑嘻嘻地对谢烨说:“我给你铸一个脚印吧?!” “去你的,我要什么鬼脚印!” 后来顾城经过反复试验,包括在煤气炉上用坩埚搞冶炼,烧坏餐具等等,终于铸出了好多种小东西,还有脚印。我问谢烨,要脚印干什么?她说,“嗯,你不知道,他铸的脚印可好了,你要吗?” 我便笑。 在谢烨的纯情里,我第一次,咪也是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在童话中的顾城。他的全部生活,就一直是一篇童话,一篇奇怪的好故事。我开始喜欢他,咪也是。因为他是那么远离喧闹,他干净得像一条无人知晓的小溪,仅仅流淌在他自己远离尘世的深山里。 接下来的那些天,我们坐在烟雾腾腾的会场里,顾城则借口溜出去了。 事情极凑巧,在顾城躲在宿舍里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一位搞古典诗词研究的老评论家正在发言,他发言的内容是评价朦胧诗,其中就谈到了顾城,断章取义念了几句顾城的诗之后,说了些有损顾城人格的话。于是激动的谢烨就站起来说:“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你可以说你不懂,你甚至可以说你讨厌!但是你没有权力污辱人格!”说完就撤出了会场。 我和咪咪出于关怀、也出于义愤便跟了出来。一边往宿舍走,谢烨一边哭起来,于是咪也哭了,那时的咪除了会哭,好像还不会别的。 顾城快快乐乐的,一脸纯真。他弄不清大家这是怎么了。于是我大感其无辜。气冲冲返回会场,咪也来了,咪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于是就发言,好像说得很长、很激动,很像一个路遇不平的勇士。我说:你们老一代的诗人心目中有了个神圣的目标,你们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们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你们的忠诚被说成是反动。然而你们终生不悔,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不存敬意。然而我们这一代人也有我们的精神世界,但那是与你们不同的,我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是平等的,就像大自然一样浑然天成。顾城就是顾城,他很纯真,很美。我希望学术问题之外,也要相互尊重,因为这是我们交流的基础。 后来咪也发了言,她又哭了,像一个孩子一样,说不清她想说什么。 我们回到宿舍,四个人就一起上山了。 终于可以不开会,终于可以玩儿一回了!我们理直气壮地走在一起,可怜的顾城,他说他实在不知道,我们干吗要那么激动,他说:“我都无所谓,你们又何必?”但他还是被我们感动,好像是他欠了我们什么。 那片山地的缓坡上,种满了桃树。那时,桃子快熟了,不过不大,但也红得诱人。我们想“做贼”。 “做贼”是一件挺好玩儿的事,先要环视左右,而后精神高度紧张,心也咚咚地跳,因为看园子的人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溜进了桃园。一旦溜了进去,胆子就大起来,仿佛一切都属于我们,天经地义。 我说,是我要做贼,把那么好的顾城也带坏了。顾城说:“其实我也想进来。”说着就把摘来的桃子用他的手绢擦干净,第一个给了我,第二个给了咪,然后是谢烨,就像犒赏三军一样。 我们就忘了会上的事,簇拥着高声谈笑,一起往回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挨了说,作协的负责人径直走到我们桌来,对我说:“文昕,你不要带着他们胡闹。学术上的事大家可以讨论,退出会场、进山去玩儿,你们太不严肃了。”我们互相看了看,没敢做声。 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我装出没事儿的样子,顾城满脸孩子气的担心。后来,他把分给他的那只大虾给了我。 顾城就是这样的男孩子,他总怕别人为他干了什么而他无法报答。他常因我为他做了什么而惶恐不安。后来的一些年里,他曾说:“文昕你太强烈,你该去保护女孩子。”咪咪不一样,咪咪是个小女孩儿,她性格清纯,爱笑和哭。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人时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这个会议结束后,我们变得不可分割。我被谢烨感动,也为顾城有这样一位好妻子感到高兴,从此,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存在成为我心中一块神圣的土地,一片永不被污染的天空,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我理想中的绿洲。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四人经常相约到顾城、谢烨的住所,一张桌前相对而坐。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却无端地激动不已。只有互相对视着笑,笑里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潜意识里或许早已注入了悲剧的因素,心灵在冥冥中命运的鼓荡下惶恐不安。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短暂的一年后,我们将天各一方,然而每一次的相会里都浸透着忧郁。 顾城在房间的墙壁上画了一些别出心裁的“壁画”,每一次去他家,看见这些画都要微微发笑。他画得真好,有极富装饰性的人物头像,有他和雷米(谢烨),还有好多画在纸上的雷米画像。那些画颇有功力,像是神来之笔,线条特别流畅,极具概括力。特别是那些对雷刻意攻击的画就更加让人忍俊不禁。有的画上有他自己,他向雷米求爱的可笑动作,被夸张得特别有趣。 对彼此这份感情,从那时起我便常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因而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紧紧连在一起。那时,顾城的崇拜者随处可遇,和顾城排在一起的“中国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有那么多,他的朋友和想做他朋友的人比比皆是。可他为什么当不当、正不正地选择了我们?我们四个人,像孩子抓住了一件新奇的玩具,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这份友谊,谁也不忍释手,仿佛一松手,梦就醒了,自己就剩下了两个空空的拳头。 顾城对农耕之事特别热心。他住的单元是一层,窗下有一块小小的土地,顾城开辟成了一个菜园。在一米宽、两米长的菜园里他种了芭英菜(一种野菜)和白菜,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们去他家时,他就让谢烨端了小盆去园子里,谢烨说:“你们来得真不巧,芭英菜被吃掉了。都快老了,顾城才让摘,他老舍不得。”我们就笑嘻嘻地跟在后面,兴奋得不得了。 菜园的土地上生长着瘦瘦的小白菜,但棵棵都像绿宝石一样清脆,很小,还不到一个指头长。谢烨小心地从泥里把菜连根拔出来,我要帮忙,她笑说:“不用,你看顾城站在那儿多心疼!” 菜园遭了劫,中午,我们吃顾城的白菜汤。汤很多,菜很少,偶然能看到白菜叶。 和顾城在一起,我们完全被同化,说着一种我们四个人的语言,入迷地沉醉在童话一般的情感里。那时,我们都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逝去,我们的心灵永远是这样一块净土。 这之间我曾经去河南参加一个文学颁奖会,路过村镇,我给顾城带回了好多种菜籽,他像得到宝贝一样地收了起来,无比快乐。 他们俩也曾外出开短期的文学会,短暂的分别过后是激动的相聚,那情景就像小孩子过节,因来了亲友的孩子而满怀着羞涩的兴奋。 顾城的个人诗集《黑眼睛》出版时,他送了我和咪一人一本。在写扉页的时候他在给我的一本上写了一句长些的话:“在灵魂安静以后,血液还会流过许多年代。”这句不祥的话后来成为他留给我心灵的一道深深的伤痕,我不明白,他当年何以单单给我写下了这些,使我永远成为这段历史的纪念碑,独自担当失去朋友的惨痛? 记不清他给咪写的是什么,反正很短,也没有我的这一句好,咪不高兴。顾城哄她说:“我给你画一只树熊。”顾城自己有一句诗说:“我是维多利亚森林里一只温顺的树熊。”(这句话是我记忆中的,没查原作。)他喜欢树熊,喜欢它那种笨头笨脑却又俊俏的可爱和它那与人无害的柔顺性格。他自诩为树熊。 咪有了树熊。我也要,顾城就也给我画一只树熊。我就多了,所以得意。 那一年时间的接触,使我对谢烨有了太多的好感,不,应该说是无条件的迷信。那些年,她一直追随顾城的脚步,她对顾城充满了崇拜,对自己的生活满怀激情。她写了几篇关于她和顾城的散文,记述她同顾城的孩童般纯情的生活。她不仅用那种有点儿殉道意味的痴迷仰视着他博大的精神世界,同时,又像一个惯坏了孩子的母亲一样,对孩子的任性有一种无奈和抑制不住的疼爱。 我一直认为顾城是生活在一个安全的港湾里。 记得是在那一年的冬季,顾城和许多当时中国有名气的诗人一起应邀去四川参加一个诗歌讲演会。在四川,他们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讲演结束后,狂热的人潮水般包围了他们,谢烨紧紧地护着顾城。开始还能冷静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后来不行了,人群将他们团团围住,诗歌讲演团被冲散了,有人拼命挤过来高声呼喊:“顾城!我支持你!”并抢走了他的帽子。在台上的另一位已经谢了顶的诗人激动地昏死过去,醒来的第一句话不伦不类,他向狂潮般的人群伸出一只手:“啊,我的人民!”然后又昏死过去。此时的顾城已经被人死死困住,好不容易在众人和谢烨的帮助下撤进了厕所,又从厕所的窗户跳了出去,钻进了等在外面的汽车。逃回宾馆后,演讲团的人还有一半被困在那里。后来的几日,宾馆的门口总聚着一些等待签名的人群。顾城他们逃回北京后见到我和咪,四个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谢烨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说当时真怕那些人,顾城让这么伟大的热情吓坏了。 顾城喜欢宁静的生活,他喜欢在远离喧闹的角落里默默地想他的小心思。小时候他特别羡慕别人会抓躲在泥洞里的知了,他跟在别人的后面,在人家掏过的洞里又掏一掏。他很可爱,温厚纯净,真的很像亚热带丛林中温顺的树熊。他有点儿神经质,平时他性情温和得像一个病弱的女孩,突然发脾气的时候,只一个动作便砸坏好多东西,而后吓傻了似的看着周围的人,不知所措,不相信刚才的事是自己干的。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但发作的时候从不做声,而后就一脸惊慌。谢烨说,有一次在她家,顾城凶了一回,那还是在他们恋爱并准备结婚的时候,当着岳母的面干的。后来谢烨的母亲就缠着要把顾城送进精神病院。谢烨一边说、一边笑,顾城挺不好意思地笑:“她妈妈非要让我去,气得我不理她。” 他的生活特别吸引人,而且顾城有一种普照别人的天赋,在他的氛围里,我总感到我的整个生命都被他的明亮所照耀,净化成永远无污染的天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使人远离丑恶和污秽,心灵如同美好的春天。即使是在读他的每一封书信、看他的每一张照片,都能使我体会到纯美的净化。 我和咪很想久久地待在他的有趣的生活里。 有一天谢烨说她没钱了,要顾城给她兑现。因为那天不想烧饭,顾城说要在食堂请我和咪吃饭。后来和咪想起那一天,总觉得怪怪的,怎么就想起了去餐厅?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郑重其事地去外面聚餐,也是最后一次,几天后顾城他们就突然被获准去德国参加一个世界性的诗歌会议。原来一直说批不下来了,所以在那天我们四人聚餐的时候,顾城还说:“想想不批的原因真生气,居然是因为我无职业,怕我们有移民倾向。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怎么会不回来呢?”谢烨当时没有说话。我就说:“顾城,你何必要去?你们不去我真高兴,咱们过几天就去承德避暑山庄,好不好?”我们四个人都为这个今生今世永远没能实现的计划振奋得不得了。当时,幻想一起远游的事已经很久了,那次,我们真的以为不久我们四人就会在热河行宫的湖水中荡桨泛舟了。然而,它终究成为了历史的泡影。那天,我们对这一切浑然无觉。谢烨找顾城兑现时,我和咪在一边笑得还挺开心。谢烨和顾城间有一个小把戏,那时,顾城在国内发稿率挺高,他总能收到许多刊物寄给他的稿酬,于是他印行了一种他与谢烨间流通的金银券。当谢烨为他抄稿的时候,就能挣到面值不等的“钱钞”,然而兑现总是很困难。顾城总是找借口,能拖就拖,于是谢烨积有一卷这样的东西,她从小盒子里弄出来向我和咪展示,历数顾城的违约和耍赖。我和咪羡慕得要死,笑嘻嘻地抬起头,都说也要给顾城打工,想要挣一点儿哪怕不能兑现的“顾城伪钞”。顾城说:“有机会你们挣,这还不容易吗?”然而三天以后他们就匆匆走了,那是他们走之前我见到的最后一面。我终于没有挣到顾城那好看的金银券。 想起那一天的事,恍惚中觉得或许真有神灵。 从来也没有说过要给顾城、谢烨照相,那天不知怎么,就背了照相机。我干摄影时间挺长,和他们交往一年了,从没想起过拍一拍顾城。那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花园了。在花园的草坪上,我给他们俩拍了好几张,后来洗出来看真不错!还有反转片,现在还夹在影集里,已成为历史。 谢烨有一套“阿诗玛”的服装,顾城有一件撒尼族小伙子穿的绣花坎肩儿,是他们去桂林开会时买回来的,那天谢烨始终穿着那套演出服一样艳丽的民族服装,引来好奇的注视。他们穿着这些服饰照相,像过节一样。 我们四个人好像要把一辈子的快乐在那短短的一天里享受到头一样。 咪和顾城在此之前的关系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也许所有的变化仅仅是在他们两人的内心发育着。 那天在顾城的家,我们聚在一起翻看一本厚厚的、印刷非常精美的外国画册,里面全是非常漂亮的房屋和花园,还有好多非常华贵、美丽的室内陈设。有的调色明亮,高调摄影使那些房屋具有一种和谐、洁净的柔和,瀑布一样的白色窗帷落在明镜般的地板上,室内的所有鲜花都是白颜色的,空气中也仿佛流动着芳香;有的房屋装饰得古色古香,深色的家具厚重、华丽,配着悬垂感很强的暗调子窗饰,有一种中世纪的审美情调;还有许多配着花园的洋房,植物与建筑浑然一体,构成一幅迷人的图画。我们都很喜欢。谢烨就给我们分房子,我们仨都倾向于那所白颜色的房子,谢烨喜欢那座暗调子的房子。顾城说:“也许真有一天,我有一座白房子,这么漂亮,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能看到远处有平缓的小山,还能望见远处的大海。我们一起住在那儿,种花和果树,养一些小动物。” 我们就无比兴奋,幻想出好多美好的故事来。那时只是一种游戏般的天真,我没有想到,顾城他拿这一切当真了。他太投入,对童话的投入,对幻想的投入,对纯情世界深深地投入了!这个天国花园害了顾城。 所以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梦,那是他后来生命的全部含义。然而,这个梦就像孩童在海滩上筑造的沙堡一般,筑成时,潮水来了。

2.咪和顾城

咪和顾城的感情是在他们获准离境时突然而来的。因为时间紧急,他们只来得及找到了咪咪,而我只是和他们接通了一次电话,他们就匆匆地走了。 那是一个挺美的初夏。 顾城走时对我们说,他们会很快回来,最多三个月,回来的时候,来得及一起去承德,那时应该是秋天了。 他们见咪的情景是咪讲述给我的。 顾城和谢烨是晚上找到咪咪家的,他们抱着一个黑陶花瓶。顾城说:“这个花瓶文昕一直喜欢,就存在她那儿吧。做个纪念。”说着就把花瓶放在咪的手上。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坐在咪的小屋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笼罩。咪后来告诉我,那天她和顾城都压抑极了,她无法控制自己,当着藏书网谢烨的面,同顾城交换了好多本来只是心里偷偷想着的话。“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谢烨就坐在那儿,她一句话都不说,她在看一本杂志,我后来才想起,她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看杂志呢?”——咪反复地、困惑地说。咪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但当时面对顾城,她怕再不说就晚了。咪还说,顾城在那天还说了这样的话:“雷是我造就的,而你是和我一模一样的。” 他们分手的时候,谢烨的表情一如平常。 咪惭愧和迷惑。 我也有种困惑,还有种担忧,隐隐地。我了解顾城,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不会平静了。 咪来找我的时候,怀里紧紧地抱着那只装了黑陶瓶的书包,小心地打开时,她一下子惊叫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呀?!”傻傻地看着我,马上眼泪就涌了出来,“我一路上抱在怀里,它怎么会坏了?!我怕它坏,一直抱在怀里呀!” 那只黑陶瓶的造型很漂亮,宽的瓶口,颈部是美丽的弧线,瓶身上有刻工精美的花纹。特别是瓶颈上有两只象头,象鼻弯曲,悬搂着两只圆环。碎裂下来的恰是两只象头中的一个。 我当时就从心底里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难过,仿佛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我不忍心怪咪,她哭得伤心极了。 正好有胶,就把它粘了起来。但我们都知道,它不再是完整的了,那种遗憾,说不出来,也没法说清楚。 咪边哭边说的话,至今仍在耳边:“为什么是我弄坏的呢?我觉得顾城他回不来了!文昕我心里特别害怕,我觉得最后我可能干了什么坏事,这个瓶怎么会碎在我的手上?我是那么小心……” 或许历史真有这样的巧合?!…… ……顾城他们走后的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三个月已经过去,许多岁月接着过去了。然而顾城他们真的没能如约回来。 去避暑山庄成了永久的梦。 我和咪,依然形影不离。她已经毕业,分配到一张小报的报社做编辑工作。咪长大得很快,仿佛一瞬之间就大了。她不常哭,后来再不哭了,她的内心越铸越死,到她离开我时,我甚至已经不再了解她。不久,咪凭导师的介绍和她纯个人的能力,居然调进了全国头一份的诗歌杂志社。那时,我以为我们俩至少再也不会散开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回忆,有一份不同的期待。 咪说:“我心里知道谢烨特别好,什么都知道,可我还是和她有隔阂,我诚实地说,不知为什么,不喜欢她。” “她很宽厚,她真爱顾城。她比你适合顾城。真的,咪咪,你不具备她那样的牺牲精神。她能吃苦,她有灵性,能包容一切,她陪着顾城可以给顾城安全,你不行,你只有精神,剩下你什么都没有。” 咪说:“我只是没有机会和时间,她所做的事,我也不见得不行。” ——这是最初的讨论,后来,接近咪去新西兰时,咪承认了我的话。 咪那时已经彻底地长大了。谢烨用一如当初的宽厚做法,再次使咪自惭和感动。然而咪毕竟是冷静的咪了,她没有了当初的好动感情,她甚至有点儿实际。 顾城他们走后,一开头我们都能收到他们的来信,一样多。后来我的信少了,咪的多起来,给我的信大多是谢烨热情的文笔。再后来我有意地少写以至于不写什么信了,咪和顾城书信的内容已属于咪不再公开的宝贝,她从来也没有把顾城的信给我看(最初她常带了信来找我)。有说到我的内容她便口头转达给我。那时,顾城正在和谢烨一起把咪咪办出国去,站在咪的立场,我不希望她去。 “明摆着的事,你去干吗呢?!” “是呀!”咪说。可她还是在做着走的打算。 咪在国内的时候,喜欢她的男孩子很多。她有随和的性情,但从不投入。父母以为她在做独身的打算。我知道,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在精神上,咪与顾城竖起了一座入云的高峰。 然而,那时的咪是名刊的编辑,在大都市,她过着令许多人羡慕的生活,她喜欢住条件好的宾馆,还喜欢化妆品,和别人都一样。 顾城喜欢返璞归真,顾城依然是孩子。他迷恋大自然,迷恋乡村,喜欢养鸡和种地。刀耕火种的日子给他的心灵带来幻想和快乐。他总想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重塑自己的灵魂。 我告诉咪,你们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咪承认他们不一样,但她无法放弃她与顾城之间那座精神的高峰。她矛盾地独自徘徊。有时,她随一伙现实的朋友恶狠狠地享受一下现实,然后再把自己弄丢,一个人竟然跑到海南岛的丛林中去。 在那时,我认为我是理解谢烨的,我以为,她的行为完全出自于她对顾城的理解、爱和包容,或许是比这些词汇还要高尚的、我所不能懂得的境界,有点儿像超人。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吧?……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误区。 大家各有各的想法。顾城在那个新西兰的偏僻小岛上,种了好些葱,还养了一群鸡。他和谢烨在那些年里跑遍了许多国家,有了一些钱,买下了一所房子和汽车,并取得了绿卡。谢烨对财富的积累是很热心的。 他们有过很艰苦的日子,但很快就过去了,谢烨充当了顾城极好的经纪人。她对挣钱很精通。 顾城在新西兰曾被奥克兰大学亚语系聘为研究员。他的一些诗作被许多教堂的唱诗班谱成乐曲,人们认为他的声音能穿透人的灵魂。 然而顾城热心的,是他的那个美丽的梦。他在6月份最后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 我只能发疯一样修我的墙、我的国土,我的天国世界的边界 我把我的心的边界画到了外边。 这是一个发疯的念头,我做成了,在一刹那。 我准备了那么多年。 现在我没事干了,我有最好(的)妻子、家、地、一点儿钱。可这没用,我是为那件事活着的,…… 这封信记述了顾城在咪不辞而别之后的惨痛心情,也描述了他那些年为之奋斗的目标——他生命中的那座童话世界的天国花园、那幢梦中的白房子…… 顾城辞去奥克兰大学研究员的职务,专心在那个岛上过他理想中的童话生活。他在等待咪的到来。 咪终于启程去新西兰了。她走的时候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担忧,尽管咪能出国,全部的费用都是谢烨寄来的,尽管谢烨的宽厚我从不怀疑,然而我依旧感觉不对。 我说:“咪,你去了我很担忧。这和过去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时不一样,你是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咪说:“我知道把握自己。” 咪走时答应我到了新西兰就给我写信,然而她没有写,一封也没有写。 她走的时候甚至流露出她很大的成分是想出国,她认为在一块土地上永久地活着直至死亡,是一种最没意思的活法。 我认为咪借助顾城的力量出国很危险,虽然在这类问题上,顾城和我从来没有谈过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感情上太认真,他的心灵没有第二条路,他只有一个纯净的童话。咪不一样,咪在所有问题的考虑上是全面的,她已经长大了,是一个社会观念中的人了。我隐隐感到他们在信中沟通的是心灵,而咪除了心灵之外,还有肉体,她的悲剧在于她活成了脱节的人。 我隐在内心的担忧最后几乎全被证实。 咪还曾答应我,在她到新西兰之后会尽快搬离顾城他们,不要彻底沉迷在他们的生活里。然而她去了之后一切就不由人的设想了。我原来寄希望于她到了那里之后,能意识到些什么,而后如期回国,因为她走时是作为学术邀请去奥克兰大学的,虽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然而三个月后,她没有回来,那就是说,她不打算回来了。因为她在杂志社的职位仅保留在那个日期的范围内。咪是心硬如铁了。 咪的心硬如铁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不是因为顾城。这是咪残酷的地方。 顾城想要抓住咪,因为他和她在信的交往中拥有一份同等,那完完全全是纯粹精神的高尚境界。顾城内心世界宽广而辽阔,然而他又生活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孤独之中,他想逃离人类的丑恶、欺骗,他甚至害怕长大,认为罪恶是和成年连在一起的。他爱咪,是一种精神的爱,是一种孩童般纯真的爱,像爱小雨后太阳跳跃出来时清新的早晨。爱是空气、是水滴、是雪花和洁净的森林。他在这个花园中想要种植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他在后来给我的信中说:“我不是预备给你们爱的,我不是他。那个世界的人(他指的是人类观念中的男人——笔者注)。你们都不认识我,把我当人了。你们以为把我放到屋子里,我就会坐下吃饭。你们以为我爱,就是要变成你们居住的房子……” 顾城的确只是顾城,他的情感是他自己固有的,那是和世人所理解的情感不同的,他别无选择。 咪走后,我的记忆进入了一片无边的沙漠。

3.塌陷的世界

今年的3月,是咪走后第三个年头。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信封拿在手上时,我全身一震,我一眼看出那是顾城的笔迹。我的心咚咚直跳,我立即明白,顾城回来了! 我慌慌乱乱地拆开那封信。信很短,要我赶快跟他们联系,说他们在北京停的时间很短,让我不要告诉别人。我预感到他们匆忙回国,一定是有什么事。咪走后三年音讯皆无,而我与顾城、谢烨的联系早在咪出国前就已经中断了。所以他们的信使我觉得突然。他们回来了,那么咪呢?!…… 我甚至感觉他们急切地想见到我。 终于见面了,我急切地问:“咪呢?”—— 他们俩的变化都很大。我心痛地发现黑瘦的顾城像是经历了沧桑巨变,谢烨也显出了某种苍老,我给她照相的六年前,她浑圆的脸是那样红润、丰满。这次见她,她显出了瘦削和疲惫。只是顾城的眼睛依然没有变,他的目光中能撼动心灵的那种纯真一如既往。他的语言依然被我熟悉,依然清新、自然。好像我们之间并未隔着那么漫长的时光一样,顾城还是我熟悉的顾城!霎时,记忆开始倒流。我猛然有种想要抓住什么的冲动,这感觉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奇怪。那时我不可能知道他不久将离我而去,更不能想象,这次见面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见到他,可我的内心里充满了难以表述的不安。我后来将我的这种感觉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让我不要想得太多。 顾城告诉我:咪走了。 咪是跟一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走了。咪为什么走?特别是在顾城和谢烨都已不在了的今天,很多让我疑惑的东西越来越困扰我。有时,我是从理性上原谅了她,有时又是从我们的感情上原谅了她,有时我都不原谅她。有时我怀疑还有别的原因。 因为,顾城他已经不在了。 关于咪的离去,给顾城在精神上造成的影响,我是凭直觉感觉到的。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就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了解顾城。我一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一切。 让我无能为力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所有的想法只能是把这份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我能吗?!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因为我太清楚,顾城在咪的问题上受到的重创是致命的,她把他整个的童话世界打碎了,把顾城的精神杀死了,顾城还能是过去的顾城吗?!…… 咪走得很干净,她走时连一张纸片儿也没有给顾城留下。她把她所有的痕迹都从顾城的生活中抹去了,但她怎么可能抹去顾城心灵里那个世界呢?他们在三年时间里,互相交换的那大量的书信,给顾城一个太大的想象空间;他们共同生活的许多岁月给了顾城那么深刻的记忆,而这一切是在全无设防的情况下发生的。单纯的顾城,像一个没有保护层的灵魂一样赤裸着站在繁杂的人流里,这使他时刻感到恐惧。他因此逃离了尘世,躲在远离文明的偏僻小岛默默幻想着一个纯洁的世界。当他认为自己已经得救的时候,这个心灵的岛屿忽然间沉入了茫茫大海…… 对顾城来说,他的生命从那一刻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荡。就是任何风暴、雨雪都不再摧残他、蹂躏他那颗重创的心,他也再无希望恢复到六年前那样的岁月,他的心灵已濒于死亡。 我并不想、也没有权力责怪任何人,每一个人的行为是对自己负责的。我只是不解,深深的不解。咪没有理由说她不了解顾城,她怎么可能不了解呢?!是她帮助顾城一起画那个梦的设计图,她像一个忠实的助手一样。顾城在拼命修那个天国花园并建成了它之后,她毫不犹豫地搬了进去。如果她的离去是在赴新的三个月之后,而且是回到中国,那么至少顾城的命运不会是这种悲惨的结局! 咪咪的走,是在顾城、谢烨赴德国期间发生的。那之前,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 顾城最后的信中说: 你们带我到生活中去,我说路不对。我们就站在那,修一个房子。人们到街上回来,说应当挣点钱,我说好。就到世界上去了。 一个岛也会骗我,我回来的时候,她没有了。 我不能原谅,因为她拿我的心,到那么污秽的地方去,让我没法死了。 咪走时,顾城在德国的一个文学基金会一年的创作期还剩最后一个月,他们很快将返回新西兰。德国的这个创作基金组织每年向世界上十位艺术家提供优厚的创作条件,以及创作基金。顾城是被这个组织邀请的中国诗人。在国外生活六年的顾城,始终穿着中山服,在国外进行各种演讲,参加各种会议。他甚至没有去学任何一种外民族的语言。他一直是用中文创作,虽然这古老的方块字天生就具有与字母世界的差异,但顾城的诗征服了许许多多纯净的心灵,也使他的名字被世界文坛所注目。他是属于这块土地的,他是中国的童话诗人。他一直想回来,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咪是自愿留下来看守房子的。咪在那十个月里的情况无法推断,谢烨说,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通信往来,一切看起来挺正常。她说那个英国男人并不很有钱,而且结过三次婚,过去常来一起谈笑,根本想不出咪怎么会跟他走。她还说,那个岛上日常生活的条件不太好。咪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常常无端发脾气。后来习惯了些,但她不喜欢这个地方,咪喜欢的还是有现代化生活的城市。 她没有说错。这很像咪。但这看起来仍像是表面原因,我一直觉得还有别的,虽然无法证实。我相信顾城他们的惨案发生后,咪是会知道的,她在心里怎么想呢? 咪走时,曾哭着说:“我与顾城是今生的死缘,我们谁也没有办法把对方从自己的心里抹掉。”咪说得不错,顾城于她的确是一座精神的丰碑!然而咪是一个现实的女性,在人生中,她早已活得身首异处,她有她自己的悲剧。甚至,咪在和那个不太富的英国人走的时候,她实际上已经选择了现实。也就是说,一个不太富但是是一个机会的英国人,轻松地击败了在咪心中一如丰碑的顾城!这不是一件很古怪的事吗? 我原以为,咪的走是因为爱护顾城的家庭。其实这个原因我根本连自己也无法说服。咪要真是那样,她当然会听我的劝告,不去介入他的生活。更不会是仅仅为这件事在她已然深深介入之后,突然离去。 在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谢烨是有过一番愤怒的言辞的。她当时怒得让我奇怪。事实上在那一个下午的时间里,谢烨始终处在那种愤怒之中。谢烨说:“她怎么会是因为我呢?!她心里最清楚我不会在乎!” 我说:“也许你不在乎,而她在乎呢?” 雷说:“她也不在乎!文昕你不知道,在国外,这种观念是很淡薄的。咪在办绿卡时,办不下来,我就跟她说过,你嫁给顾城,不就有绿卡了吗?她怎么不嫁!” 我一脸困惑,完全像在听天书:“你会不在乎?!那为什么?” 顾城在一边解释说:“你不知道,雷对咪一直像母亲一样,连咪的内衣都给她洗。咪来新西兰的全部费用,是雷养鸡,一个一个鸡蛋攒起来的。可这些,咪从来也没有说过什么,她太对不起谢烨了!谢烨为此特别伤心。” 我就又看谢烨,依然是不解。我现在对她当时说过的话全都明白了,当然也包括明白了她的愤怒。其实,咪不说感激,是因为咪的明白,不明白的只是可怜的顾城。 那天见面的事,我长时间地在头脑中放着电影,我仔细地回忆那些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的对话,内心里充满了悲哀。 那天,顾城面对面地和我谈到了死。他说到死的表情平淡极了,像说明天就去旅游。他说:“我后来发现咪真冷!她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她想看我死。我反正已经是死了的人了。我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我写这段生活的忏悔录写完,然后我就去死。” 我大惑不解又毛骨悚然:“顾城你说的是什么呀!你别吓唬我,我听你说这话真害怕!你千万可别那么做,连想也别那么想!” 谢烨对我说:“文昕你要真是了解他,就不该劝他,他要做的事,你劝也劝不了的!也阻挡不住。” 什么?! 我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谢烨。但我至此,依然执迷不悟!那时,我死也想象不出,这当中还有那么幽深、可怕的背景……直到惨案发生! 这次我见到的谢烨,有很大的不同。谢烨这次回来,当着我的面,常无端地向顾城发脾气,当时,我仅仅理解为她被生活磨得失去了天性。那天谢烨带来好多儿子的照片。他们的儿子是1988年在新西兰诞生的,现在已经五岁了。那些照片都是在沙滩上拍摄的,孩子很可爱。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便对那些照片很感兴趣。我们看照片,顾城想和我说话,就对谢烨说:“别拿那些照片给文昕看了,咱们说说话。”谢烨的脾气来得好怪:“看看又怎么了?你不看我想看!”我愣在那里。我看顾城,他有点可怜,他没再说话。我说:“没事儿,顾城,我喜欢看。” 过后我依然不理解,她怎么会那么凶地对顾城?这和过去那个在顾城面前像母亲,又像小女孩儿的谢烨太不一样了。 在那次会面的全过程中,顾城有几次是明显在找谢烨的眼睛。我体会,他怕什么话说错了。这不像他,但他在那天的确让我明显地感到了他的隐忍。在谈咪的时候,顾城流露的是一种心死后的悲凉,而一旦他谈到咪时流露出怀恋,谢烨就总是拼命地去抨击他和咪,特别是对咪,她毫不留情,我甚至不得不下意识地去替咪做一些辩护。她怒斥顾城不该再对咪有什么说辞,她说咪自私、虚伪,完全欺骗了顾城。她对咪的行为显示出了与她的地位极不相称的怨恨。 如果说,咪去新西兰,受到伤害最重的应该是谢烨。而她在咪出国问题上超常地表现出的那种极大的热情,和咪走后她那奇怪的怨恨,曾使我隐隐地有种不对头的感觉,但我仍旧极力排除杂念,把这一切理解为她对顾城无条件的爱。 那天他们和我分手的时候,我一直送他们到了大街上,看着他们上了汽车,在汽车开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激动的面孔,还看到了谢烨流泪的眼睛。 后来谢烨在她给我的信中说:“我是喜欢伤感情调的人,所以我总是提防着自己。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又陶醉在你的情绪里了。我看你,我也知道回不去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微微地还有点怀恋和想往。我特别知道情绪容易让我兴奋,也容易让我偏离理智。” 我能使她偏离什么“理智”呢?她提防着自己被我引入歧途,什么是歧途?…… 他们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明白。

4.夷为平地的爆炸

如果说咪的离去是杀死了顾城的精神,那么,到了谢烨离去时,顾城的一切就全被炸平了。他们从北京走后,又回到了德国。其间他们的两次来信中,顾城都在拼命地回忆着咪,他告诉我,他疯了。我知道,他此时是靠回忆在活着,他反复提到我给他的照片。那是回北京时他向我要走的咪的照片,回到德国以后,他显然不停地望着照片上的咪,咪害了他,但他口是心非,他不能自拔。看他的信,谁都懂。 然而,在最后一次寄来的四封书信中的后两页,他的话我开始不懂了。他在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异乡人,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 …… 文昕,我什么也不懂,在这。 谢烨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她的生命力真强,你看见过她多好看,在花园里。我因为离光太近,已经瞎了。 我说不出来的事,我希望她能说。变成一个歌飞走,比让鸟吃了好。我不喜欢土葬。
//..plate.pic/plate_335188_2.jpg" /> 文昕摄李英,1993年3月赠顾城。 现在终于明白,他那时和谢烨之间已经明确地谈到了分手,显然谢烨是要离开顾城的。而顾城似乎是在考虑着放手谢烨,让她自由地飞走,而不是陪着顾城“被鸟吃掉”。虽然他知道,只要谢烨离开他,他是必死无疑。他在这封信中,尚还对谢烨有过很好的描述,对她依然抱有美好的感情,而在下一封信中,这种基调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再看那封信,一切就更加清楚不过: 文昕, 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 平时都是挺好的,迎迎送送,到真的时候就都只想自己了,自己那点宝贝。我也一样、英(咪)也一样,雷也一样,人都一样。 道义都是在不伤筋动骨时候说的,是活着的加减法,到死那就没说法了。 …… 我最后是想干好事的,因为感激,但忽然发现那种打算(和)等待之后,我的心就冷了,没有灵魂。谁跟谁也没有关系,都是交易。我走在阳光温热(的)街上,真伤心。 我欠了人那么多,欠雷的、欠英的,最后还它。谁也不会舍弃一切的。[……]就象木头不可能不浮在水上一样。[……] 看到人为了自个活展现的懦懦、明媚的样子,真伤心。[……]在心冷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意无意的、平时觉得灵巧可爱的小伎俩。 …… 想活的人都得算那笔小帐、那么可爱,你就不能上教堂吗。看一看水里的影子,要知道钱不是那么有用、东西也不是那么有用,都搬走。你看我本来就是这样。 这封信中顾城写得很明白。但由于当时,我认为他在说咪咪,所以完全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时至今日,当一切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才知道顾城所说的“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这句话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当年,顾城在国内是一个戴着“朦胧诗派代表”桂冠的“名人”,他当然不会发愁身边那仰视着他的情感。而他在国外,一个不会外语的“聋子和瞎子”,在靠别人同世界建立着联系,他的处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些年,谢烨把顾城带到许多国家,靠顾城演讲、朗诵、写作及字画尽量多挣钱,她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她性情开朗、善于交际,于是她在德国和许多地方都拥有一些自己的朋友。当他们在一起时,他们用那种顾城听不懂的语言畅谈得又快乐又开心,顾城的内心充满了孤独。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同他交流。儿子是长在一个英国人家里的,他没有机会学习汉语。他们之间的联系,除了依仗父子连心的血统得到沟通外,真正的沟通也完全依靠谢烨。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顾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始终像依赖母亲一样依赖他的妻子。早在国内,他就从来离不开谢烨的呵护。包括参加作协举办的各类文学会议,组织者都不得不破格连同他的妻子谢烨一同邀请。这在国内文坛,还属首例。而他们到了国外以后,谢烨的选择就更加成为了顾城的选择。他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但在生活中他是长不大的孩子。 现在看来,谢烨到国外不久,便改变了主意,她不想继续呵护孩子般的顾城。虽然他们之间很有感情,而她为他也已牺牲了很多,她向往还俗,她还是不想一辈子和精神上的“神”一起度过自己所有的日子。 咪在走时,对顾城的友人说:关于顾城,我和谢烨是有过默契的。 我不知道咪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但事实很明显,咪是知道谢烨内心打算的,她对结局一直清楚。我无法见到咪,但我相信,如果见到,咪会对我说:文昕,谢烨不那么高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她原来打算把顾城推给我。——我觉得这是最可能的结论。谢烨本来不是神,她有七情六欲,她也没必要为谁殉道终生,就像她自己在给我最后的信中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理中活着,其实谁也不错。事情只是在过程中进行着。”这话并不错,谁能要求谁永远不变呢?何况人本身都想越活越好,连同顾城也不是没有过放手谢烨,让她“变成一个歌飞走”,去拥有一份快乐和自由的想法,顾城甚至认为这是他在“自己抛弃自己”!是他自己“与世决绝”。顾城在6月份,不是还在内心深处充满对自己的责罚,而对咪和雷心存一份宽厚吗?究竟又是什么把这个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巢吹刮下来,掉进了汪洋大海之中? 凭顾城,凭他最大限度的任性,他也不会要求谢烨:“你把咪替我接来吧,我要她和我们一起生活!”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事实上,与其说咪的离开中国是顾城的主意,还不如说是谢烨一手策划出来的。 那时,他们已经有了唯一的儿子:胖子。我做母亲我知道母亲的心,在儿子与丈夫之间,女人差不多会舍弃后者。因为这份爱是先天的,不是后天才有的! 儿子生下以后,谢烨曾在信中告诉过我们,顾城当时的想法是把孩子送回国内。谢烨舍不下自己的骨肉,曾经非常痛苦。后来这个孩子就寄养在那个当地的毛利人家中了。 顾城在最初面对儿子的时候极不适应。他是一个生活在童话世界中的人物,儿子的诞生打破了他心灵的平衡,这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对自己的恐惧,他害怕面对这样的另一个自己。 我宁愿相信,孩子,是谢烨离开顾城的一个主要原因,起码是最初的原因。 谢烨在国外期间,曾给我写过一些信,信中也曾写到过她对国土的怀念,但她更明确的是:“只有在国外,才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顾城所说,他在国外,什么也不懂。他一直想回到国内来。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根本的差别。顾城已有点儿像谢烨沉重的包袱。 咪去新西兰,是在谢烨做了母亲不久被提出来的。如果不是谢烨出于某种考虑,主动帮助咪来到顾城身边,那么至今咪和顾城仅仅是一种朋友式的神交,根本不可能发展成后来的局面。这毫无疑问。 谢烨对咪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才有了对咪无条件的接受,甚至超乎常理的照顾,“连咪的内衣都给她洗”。谢烨在北京和我见面时所谈的一切,现在我都已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她与咪之间,关于顾城是有过许多秘密交谈的,这很像一个交接仪式。所以谢烨和咪都清楚,谢烨所说的她不在乎是指的什么。 可怜的是,那个时候,顾城是处在他人生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如他所说,他一直认为他修成了他理想中的天国花园。他拥有世上最好的妻子、家、地和一点儿钱,还拥有了不远万里来到他的孤岛的纯洁的女孩儿,他们和睦相处,写诗、作画、谈诗、谈梦……他们生活在纯粹的神话之中。 然而,那时的咪与谢烨之间,有个等价的交换。谢烨为了使咪相信她出让顾城的诚意,当然会说出自己离弃顾城的打算由来已久。 咪去新西兰,是有着很现实的考虑的。情感和梦是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咪不知道谢烨让她来岛的原因,她当然可以长期住下去,并寻求新的生路。咪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她是不是想嫁给顾城,从她长大以后,她就不想这类婚姻的事了。我很了解她。咪不给我写信,是她没有办法和我说,她跟谁也不能说,她去新西兰,用了谢烨“卖鸡蛋的钱”,而她不能承诺!这个童话中的孩子一旦落在她的肩上,她同样感到沉重。咪赴新从来没有想过是为了嫁顾城。 她们都想要顾城的精神,而把物质的顾城当成处理品! 咪最初不见得没有考虑过接受谢烨的安排,但在他们去德国这长长的十一个月中,咪冷静了。她想到了担当这个责任的分量,她对未来明确地感到了恐惧,没有比不辞而别更好的办法了!她只能默默地走开。她当然知道,这对顾城将意味着什么! 咪的走,激怒的应该是顾城,然而正相反,被激怒的人却是谢烨,她花了太大的代价!咪的机票、咪赴新的全套手续(顾城曾向我说起过办那套手续是多么艰难),甚至咪的绿卡……谢烨在感情上损失的东西更是无以计数!可是,咪竟然走了!就这么走了! 看着情感世界一片废墟的顾城,她内心充满厌倦。这种厌倦在他们回北京的时候,我是亲身体会到的,我当时曾那么不解。 他们回北京时,我还明确地有种感觉:特别想解释咪的出走的人是谢烨。顾城当时心灰意冷,他在那种时候不可能有心思不远万里从国外跑回来,对咪的父母、对任何朋友来游说这事。他经受的打击太沉重了,痛苦已超越了事件本身。而谢烨太吃亏了!她要让咪的父母还有知情的朋友知道,咪是个多么虚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们匆匆从国外回来,在看望了咪的家人和我之后,立即就离开了,他们走时,谢烨的形象在咪父母的心里无比高大。对不起那么好的谢烨的,是他们的女儿咪!咪的古怪行为被我们痛恨不已。 与此同时,在谢烨的提议和督促下,顾城决定创作他的纪实小说 href='2607/im'>《英儿》。谢烨当时就表示:“一定要据实写,要写就写真人真事、实名实姓!否则还不如不写。” 这部长篇小说我虽然没有看过,但顾城在信中告诉我,它是一篇忏悔录,里面有我们所有见面的日子。我从顾城在创作这部著作的同期寄来的书信中看,咪是没救了!经过谢烨加工的咪,造成了顾城的思维倾向,顾城在忏悔自己的过程中埋葬了真实的咪。而谢烨,正如顾城所说,他是想做好事的,因为感激。在这部谢烨直接插手的作品中,顾城和咪的形象的低落恰好有力地烘托了雷的形象,正如雷在北京获得的同情一样,她完全拥有了最完美的人物造型。 当 href='2607/im'>《英儿》出版的时候,一定能证实我今天的推断。 可以说咪为了自身的利益,糊里糊涂地被卷进了一个预先不知道的旋涡,走进了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她一跳进去,就不能自拔了!无论她是接受了谢烨的安排,还是不接受,她都注定了自己的命运,她将不被人承认和谅解!咪就不该去! 现在,逃远了的咪,正躲在一个小角落里饮着说不出滋味的苦酒。我还能见到她吗? 当然更惨的是顾城!想起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那份任凭谢烨带到天涯海角的忠实,还有他那份难言的隐忍,我甚至怀疑 href='2607/im'>《英儿》是顾城最后的一份希望,他想通过忏悔而重新唤起他与谢烨共同生活的热情,他这时只有谢烨了!他或许还想通过著书抓住谢烨。 而谢烨另有打算。 书出来的时候,世人自有“公论”。她的作为,将得到大家普遍的称颂。顾城“真实”地作践自己的同时,给谢烨的离去无形中做了完全正面的解释。这对谢烨当然有利。 从顾城的最后一封信看,顾城是有所察觉的。他们那时可能已经谈到了分手,甚至谢烨已经谈过了要钱和东西的问题。顾城依然困惑:“那么好的人也会这样……” 但是我想,在那个不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顾城的心里可能是:完全明白了!但也全晚了。 令人痛心的事情是在1993年10月8日发生的,案发现场是在顾城的姐姐顾乡租住的房子前面。据香港一家报纸报道:清晨时,家人发现谢烨倒在通往一个小屋的小道上,颈部(有些报刊报道为头部)显然受到利器的袭击。而顾城则在离此处不远的一个小树林里自缢身亡。案件发生后,新西兰方面曾派出直升飞机将谢烨运往医院抢救,在一个半小时之后,谢烨在医院不治身亡。报道中还说,大陆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涉嫌杀死妻子谢烨,可能是婚姻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手上有一份顾城的父亲写于案件发生后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其中也记述了部分情况: 发生这件大悲痛,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他俩结婚以来一直很好,就像一个人。今年3月他俩从柏林飞回北京,在家住了一个星期,还是很和好。后来,有一件事他俩发生了争执:顾城一心想回北京,谢烨却想长住德国…… 他俩从德国到美国,于9月24日他生日的那天,飞回他俩在新西兰居住的小岛上。从多封家书中看出,顾城仍一心要回北京长住,谢烨执意要去德国。有天谢烨开着自己家的小汽车不辞而别。顾城急叫人开车帮助追回……以后,以后发生的事谁也没有看到。对这惨痛的事都只是猜测和推断,我们实难相信,不敢相信。 在这个材料中,还提到一件事,1992到1993年,顾城被德国请去进行写作活动,其间,德国的一个创作基金会认为顾城是一位天才,他们表示愿意为顾城提供长期的创作基金,留在德国从事创作。然而顾城拒绝了优厚的各国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生活、创作条件,他只是一心想回到中国。他已不存虚妄。 我理解他那颗遭受重创的心灵,他渴望在熟悉的故土得到医治,北京的乡音是亲切的,超过了金钱和名利。他已经对国外的生活感到疲惫和厌倦。失去的已经失去,他已经不再幻想什么,一心想要回到北京,回到亲人身边。 他们在德国期间曾爆发了一场大的争执,但很快就平息了。后来,他们回到了新西兰。他们在新西兰都打算做短暂的停留,顾城想接上儿子同妻子一起回国,而谢烨,是想接上儿子去德国,无论顾城同意与否,她是决意要走的。他们之间激烈的冲突重新被掀起。 据国内其他报方透露,谢烨在德国有一位热烈的崇拜者,一直追求她。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他们已经积累了一些财富,由谢烨掌管。她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能为她帮上忙的朋友,此时她离开顾城已经完全能够独立生活了。 我不知道,那个流血的现场是何人所为,是何人最终造成了这么一场历史的误会。然而他们的确是都走了。谢烨并没有错,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她想要和儿子共同生活。她在给我的信中还写着:“我喜欢有孩子的感觉,你呢?它告诉我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让我进入自己的另一段日子。”这句不祥的话,是她最后一封信中写的,成为遗言。作为母亲我深深地理解她。 然而,我总难忘记她让我别去劝说想要自杀的顾城。还有她最后对顾城采取的手段。她当然知道顾城心如死灰,推一推,顾城必死无疑。而她竟然弃他而去,我相信,顾城活着,就是她人生的一大障碍。在将顾城推给咪咪,而咪逃走之后,她希望顾城去死!她对顾城进行关于死的心理导向,但令她遗憾的是顾城不想自杀了! 在顾城回到新西兰之后,他给父母写了封信,这是他人生最后寄出的信件之一。从这封信中,能够清楚地看出,顾城已经决意从感情的劫难中走出来,重新回到生活中来,支撑他的精神的是儿子: 爸妈: 我们终于从美国经塔希堤到了我们的小岛。[……]一番风云,我对人世有了理解,不恨不怨。[……]天涯海角,真不易。人能生能聚,便是幸事,日子如何都在心情。 …… 胖子十分可爱,以为他变样了,还那样,却好看了许许多多,眼睛也大了,又懂事,又活泼,抱一抱心里真安宁。人真是,不明白,劫过了,才知道,骨肉真胜于种种虚幻的事情。人要能爱已有的一切,便是福了。不能把希望当现实。其实希望大半是虚妄的。 刚回家,也伤感,[……] 现在每天都能和胖子一起,我在学他的儿童英语,地久天长,愿有一天能带他回家。他得到了太多的爱,因为他好。 我天性不是快活的人,但现在十分平和,和胖子玩玩小车。 …… 刚回来,先写这些。地里长了青草,走时种的一小棵桃树,也开花了。过几日照些相寄回去。昨天胖子和艾玛一起玩,下棋。 胖(顾城小名) 随这封信寄来的还有儿子胖子和毛利人小姑娘艾玛的画像。 这封信上的邮戳是1993年9月27日,距离出事的10月8日仅仅十一天!那时的顾城一切正常,以后在10月5日还给家人寄回一首写儿子的诗 href='2835/im'>《回家》。如果一切正常发展,他或许已经在做回国的准备。然而,谢烨想置他于死地。让顾城死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他!这个办法省事、万无一失!如果说顾城侥幸躲过了第一场劫难,那么任何一个和顾城有过接触的人都会知道,他决计不能承受这毁灭性的第二次!他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连续性地接受来自两个他心爱的女性的这种情感的摧残!他的世界早已经倾斜,他的心灵还在一滴一滴地流着殷红的鲜血,新的毁灭性打击接踵而来。我相信这回顾城是真正的疯了!
//..plate.pic/plate_335188_3.jpg" /> //..plate.pic/plate_335188_4.jpg" /> 人的理性是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说的,顾城也一样。他想放手谢烨,可他放不了手。所以他是障碍,他不仅被他爱的女人们抛弃,也最终被他自己所抛弃。他死于死不瞑目的悲怨之中。这个一生用童话理解生命含义的诗人,这个被许多心灵崇拜和敬重的诗人,这个一生惧怕罪恶、污秽的诗人,最终被无边的污水淹没了。他的声音曾在教堂的高大穹窿下余音缭绕,他的方块字穿透了许多国度善良人们的心灵。而他却死在最不纯洁的情感纠葛里,成为污秽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无法说清自己在恨什么,但我始终仇恨这个世界,仇恨吞掉生命的丑恶。 顾城,我怎么能不为你痛哭!为你悲惨的命运痛哭?! 我一直站在这个事件过程之中,我居然不能伸手拉住你,我愧对你对我的信任。 你的墓地上没有友人的垂悼,太遥远了,你终于没能回来。 我想到你的墓地上去,静静在你的身边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说:别灰心,你还有很多朋友,在大陆。 1993年10月22日
//..plate.pic/plate_335188_5.jpg" /> 明月常有而归帆难求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