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刻骨铭心·莱辛自传（1919-1949）》 1 “漂亮又可人，却满脑子都是赛马和舞蹈。” 每每提起童年，母亲总要说上这么一句。多年后我才恍然，她说的是自己的母亲。不过，她翻来覆去也就这么一句，而且这句话最早并非出自她之口，其实她连自己母亲的样子都忘记了。这句话，她是从仆人那里听来的：她的母亲总是下意识地摆出一副刻板的面孔，嘴角带着谴责的调调，而且时常流露出蔑视的神情。这又让我联想到，仆人们的世界也很奇妙，说不定他们早就发掘出了食人族和异教徒的故事。 外祖母艾米丽·麦克维格是得腹膜炎去世的，当时还怀着第三个孩子，而她最大的孩子——我的母亲——刚刚三岁。之后，孩子们便由仆人和女佣照顾。外祖母一张留影都没有，她无足轻重，无人惦念，连外祖父约翰·威廉·麦克维格也不曾提起这第一任妻子。我不禁好奇，外祖母是否哪里做错了，才会招致这?99ｌiｂ?样的结果？毕竟，举止轻率不是罪。最后我突然想到，或许是因为外祖母起了“艾米丽·弗劳尔”这么个平淡无奇的名字。 没错，一定是这样。 后来，一位研究员受邀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她带来的诸多资料很适合构思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让特罗洛普来执笔是个不错的选择。而有关艾米丽·弗劳尔的那一章——《这个女人错在哪里？》，虽然篇幅很短，却最能让人泫然欲泣。 “弗劳尔家族的信息获得渠道包括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教区记录、户口清册、学徒记录、驳船主记录、船夫与船工记录、地方志以及遗嘱材料。”研究员说道。 狄更斯时代的英国就这样应声浮现出来。 1827年,亨利·弗劳尔先生还是一名水手，而在1851年人口调查时，他的身份是一名供粮者。他出生在萨默塞特郡，妻子艾莉诺是莱姆豪斯人，儿子乔治·詹姆斯·弗劳尔——艾米丽那个不称职的父亲——曾做过约翰·弗劳尔的学徒，这位约翰先生大约是家里的某个远亲。弗劳尔家拥有驳船，艾米丽的出生证明显示，她的父亲是一位驳船夫。 弗劳尔家族曾生活在弗劳尔排屋一带，即波普拉区，不远处就是如今的金丝雀码头，但排屋现在已经拆毁了。 当时，乔治·詹姆斯和妻子伊莱扎·弥勒住在3号屋，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十五岁那年，伊莱扎成了寡妇，之后她做了驳船主，还收起了学徒。操持这个行当的女性并不多见，但一众驳船夫和船工也没有横加阻拦，可想当时的宗族关系也算和乐友善。伊莱扎让儿子爱德华当了学徒，爱德华后来接替母亲，做了一名驳船夫，经营着驳船生意。伊莱扎的孩子们个个都很有出息，她自己则挣着养老金，在舒适的寓所里安度了晚年。几个孩子里，艾米丽排行最小，1883年，她跟约翰·威廉·麦克维格结了婚。 我的母亲是在怎样的房子里长大的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所房子“又高又窄，既黑暗又阴冷，很是令人压抑”。那么，母亲又是怎样形容自己父亲的呢？她的父亲“是一个教条式的人，一个严肃认真到让人心生恐惧的人，一个随时准备进行道德劝诫的人”。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富裕的工人阶级过着美好的生活。远足、赛马、聚会、庆典等活动可谓层出不穷。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盛筵。弗劳尔排屋并不会沉郁冰冷，左邻右舍也都很友好。艾米丽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宗族里长大的，后来投进了约翰·威廉·麦克维格的温情臂膀。这个臂膀的主人一定是深爱她的，所以才会向她求婚。不过在这场婚姻中，这个男人期待着艾米丽能够和自己的野心相匹配，在他企图脱离工人阶级的时候，期待着艾米丽能够迎合自己这可怕的势利行为。我可以想象出，如果能回到过去，艾米丽一定是迫不及待的、欢呼雀跃的，想要回到自己的平凡之家去，回到有舞会和赛马的美好时光里去。在丈夫家里，她时时忍受着大家的不满，那些不满的声音，如同冰冷的细雨，逐渐打湿了她的心。或许正因为如此，艾米丽才会在三十二岁便香消玉殒。 母亲从未提起过她的祖父，也就是约翰·威廉的父亲。约翰·威廉先生无论是说起自己的父亲，还是妻子艾米丽，也都只是只言片语。 “这一家族的信息，”研究员继续说道，“采集于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神职人员目录、公共档案馆、军队档案、轻骑兵的相关书籍、普查报告、遗嘱及当地名簿。在可查记录中，约翰·麦克维格先生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军队档案中出生和职业信息之所以频繁有误，是因为士兵在应征入伍时出于个人原因而提供了错误信息。此外，想要查实1837年之前的注册信息也并不容易，毕竟，征兵点并不在少数。” 约翰·麦克维格出生于葡萄牙，父亲是一名军人。约翰·麦克维格曾在克里米亚和东土耳其服役，后担任第四轻龙骑兵团的医务军士长，并于1861年退伍。事实的确如此，其他普通士兵即便提出请求，也没有机会加入第四轻龙骑兵团。士兵们为何都愿意献身于这样的屠戮呢？作为军人，约翰·麦克维格可谓典范。在轻骑兵团时，他骑行的马中了弹，他去照顾它，自己也因此挂了彩。他获颁勋章无数。1862年3月1日刊登的《联合服务公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 （女王陛下的）第四轻龙骑兵团——凯尔。上个星期五，即21号，伦敦塔御用侍从卫士团的前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获赠了一枚钱袋。钱袋由其在任时的数名军团士官所赠，袋内装有20枚几内亚币、一方雕刻精美的银质鼻烟盒，借以感谢他以往的贡献。 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离开部队后，曾去过柯丽奇。几个月前，他返回这里，在部队服役长达二十四年之后，接受了新的任命。他的选择实属难得，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他这样。非现役人员和士兵们将一套精美的茶具赠送于他，上书题字：“赠予医务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向您的慷慨友爱表示敬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军士长同自己的部队并肩作战，照顾伤病员，一步都未曾离开。他贡献卓著，获得了一枚勋章、20英镑年金、一枚土耳其、一枚克里米亚四扣勋章。 约翰·麦克维格的妻子名叫玛莎·斯诺因，是一名鞋匠的女儿，出生在肯特郡。在丈夫接手士兵招募的工作后，她曾随同在各地旅行。这就是关于她的全部信息。妻子去世后，女儿玛莎负责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女儿衣食无忧，但默默无闻。 约翰·麦克维格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我的外祖父约翰·威廉是他最小的儿子。外祖父最初是气象部门的职员，1881年成了银行职员。后来，他升任了巴金路的银行经理，最终在布莱克西斯离世。他在世时生活过得不错，房子一座又一座。这位普通士兵的儿子，后来在汉诺威广场举行了婚礼，迎娶了第二任妻子。与我想象中不同，母亲的这位继母虽然拥有瘦削精致的脸庞，但不是犹太人。她叫玛丽亚· 马汀，来自一个中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持有异议的牧师，后来成了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 我的母亲说起她的继母来，语气中难掩反感，说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继母，安守本分、举止得当，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母亲还说，她的继母根本不疼爱三个孩子，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孩子们因而更喜欢跟仆人在一起。 不过，尽管没有着了中产阶级的魔，但母亲和她的哥哥约翰都变得自命不凡起来。三个孩子中，只有穆里尔嫁到了工人阶级家庭。母亲跟穆里尔偶有联系，跟父亲却没有任何往来，仆人们于是说她“简直跟她的妈妈一个样子”。 因此，外祖父对女儿们都很失望。他希望我的母亲能读大学，然而母亲却决定成为一名护士，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母亲有所成绩后，他们的父女关系也断裂了，要修复已经太晚。说到我的外祖父，母亲从未有过一丝深情，不过，她确实对他怀着尊重和感激之情。因为他，孩子们生活无虞，拥有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应该享有的一切。因为他，母亲去了一所好学校，在接受音乐教育后，母亲的表现如此优异，考官们甚至告诉她，她有望成为一名钢琴家，在音乐会的现场演奏。 我在后面会讲到母亲的这段往事，而这段历史是令人伤感的。随着年岁渐长，我便愈多地看到了母亲生活的悲伤面。母亲不爱自己的父母，同样，我的父亲也不爱自己的父母。我用了许多年才明白这个事实。父亲曾说，在他可以离家的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起身就走了，还去卢顿做了银行职员，因为那里离父母足够远。而我当时还以为父亲只是说笑罢了。 1851年的普查信息显示，我的曾祖父詹姆斯·泰勒先生是东伯格霍尔特的一位农场主，他有130英亩土地和5名雇佣劳力。对忧郁和哲理性诗篇的爱好，也许是他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的原因所在。他的妻子叫玛蒂尔达·柯尼什。泰勒家族成员中大多是农场主，当然也有银行从业员、公务员和少数文学家，他们都在萨福克和诺福克郡一带。19世纪时，他们随着人口迁移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现今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那里。 跟其他人不同，我的祖父阿尔弗雷德并不想成为农场主。他是科尔切斯特的一名银行职员，妻子叫卡洛琳·梅·巴特利。这便是我父亲反感至极的女人——他的亲生母亲。 提起我的祖父阿尔弗雷德·泰勒，父亲说他是一个异想天开、胸无大志的男人，因为他把闲暇时间都拿去乡村教会演奏乐器，令野心勃勃的妻子失望透顶。可在父亲说这话时，我分明看到他也成了一个异想天开、胸无大志的男人，他可怜的妻子同样失望透顶。彼时的真实情况是，祖父阿尔弗雷德最终成了亨廷顿地区的伦敦郡威斯敏斯特银行的经理，至于他是否为地方教会演奏乐器，我就不得而知了。妻子卡洛琳·梅死后，祖父很快再婚，同年迎娶了玛丽亚安·沃尔弗。那时祖父已经七十四岁，而这位妻子比他年轻很多，才三十七岁，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 牧师和银行经理这两种身份，在双方的家谱中确实都有记载。 要说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如何，我的祖母卡洛琳和艾米丽相差无几。要说跟祖母有关的愉快记忆，我父亲唯一记得的是，她做的固体食物总能赢得比顿太太的夸赞。不过有一件事，父亲总是一讲再讲，母亲也是津津乐道——他们订婚不久，因为都得了重病，在皇家自由医院就诊。祖母竟然找去医院跟我的父亲说，如果他要娶这位凶悍的麦克维格护士为妻，那就等着悔恨终生吧。不过我猜，如果有人问，那么卡洛琳·梅兴许会为自己说些什么。说她跟画家康斯特布尔不无关系，我倒也愿意这么认为。 母亲在童年和少女时期，每做一件事都精益求精，这是因为她的父亲非常严厉，而她又必须让父亲满意。她不仅学业优异，曲棍球、网球、袋棍球也都玩得很棒，骑脚踏车更是不在话下。她还会去剧院听剧，去音乐厅看晚会。她的精力简直异于常人。除此之外，她还博览了进步书籍，也因此暗下决心，绝不让自己的孩子也接受冷漠无趣的教育。她研习蒙特梭利和罗斯金的著作，也阅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还研读了《琼和彼得》——这部小说讽刺了教育失当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母亲说，跟她同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小说，大家都暗下决心要当称职的父母。奇怪的是，这些曾经颇具影响力的书籍，如今都不见了。母亲读吉卜林的《黑羊咩咩》时，联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因而掉下泪来。 后来，母亲成了一名护士。她挣着微薄的薪水，常常会饿肚子，买不起手套和手帕，也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衬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的父亲因伤情严重被送进了病房，病房的负责人正是我的母亲——麦克维格护士。父亲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母亲当时与一位医生相爱着，可后来医生所乘的船只不幸被鱼雷击中，医生葬身海底，这让她伤心欲绝。 年轻时候，母亲受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影响很大，活脱脱一副现代年轻女性的做派。她喜欢上学，功课也很棒。父亲则不同，他非常厌学，而且他的童年颇具乡村乐趣，除上学时间外，他都跟科尔切斯特周边农场的孩子们玩在一起。 祖父母相信孩子是不打不成器的，因此少不了要教训他。直到去世前，父亲才坦白自己对星期天的畏惧心理。而他之所以心有畏惧，是因为那时一到星期天，他不仅要做两次礼拜，还要去主日学校学习。每个星期，他都害怕着星期天的来临，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都对教堂敬而远之。父亲说，巴特勒的小说《众生之路》就是对他童年的写照，不过他还算幸运，总是能逃到田地里去。他一直都想做一名农场主，但是离校事件疏远了他跟父母的关系。后来，父亲进了银行，虽然他不喜欢那里，但工作还是很卖力的。 跟现在相比，那时的人们工作起来的确都更加拼命，玩乐时也更加尽兴。父亲喜爱各种运动，也曾代表郡里参加板球和台球比赛。他会骑车、会跳舞，为了参加其他村庄和镇子的舞会，他不惜徒步数英里。 如果说母亲的青春时光是萧伯纳笔下的安·维罗妮卡或其他新女性，那么父亲的回忆录就好比是劳伦斯笔下的《儿子与情人》或《白孔雀》，在这些作品中，年轻人都自愿自发地与文学结缘，在交谈和分享阅读的过程中升华自己。 父亲曾说，自打离开父母独立之后，他的生活就非常美好，每分钟都充满了喜悦，绝对没有人过得比他幸福。这样的时光持续了整整十年。战争爆发那年，他28岁。父亲说自己走过两次大运——第一次是因为急性阑尾炎而被送出战壕，因而错过了索姆河战役，而那场战役中，他的战友们无一生还；第二次是他被炮弹击中腿，而历史居然重演，数周后的帕森达勒战役吞噬了他的所有战友。 父亲当时病得很重，不仅截掉了一条腿，还患上了炮弹休克症。他心情压抑至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身处一个冰冷阴暗的房间，而房间没有出口，不仅他自己出不来，想帮他的人也进不去。后来他被送去就医，那个好心的男医生说这种病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但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住，因为痛苦终将会过去。那时候，父亲脑海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挥散不去，但这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罕见——要知道，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这样的事情，战争不过是将其放大了。仅此而已。父亲记得，当然也会时常说起，但凡患上炮弹休克、无法跳出泥坑去迎击敌人的士兵们，都可能会因临场怯懦而被射杀。“我也差点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父亲这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不过是因为一时幸运，才能够死里逃生。” 后来，他被送到了伦敦东部的皇家自由医院，就住在我母亲负责的病房里。当时，我母亲因为心上人的溺亡非常悲伤。父亲都看在眼里，他也知道，圣乔治医院邀请了她担任护士长，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在那所著名的医学院里，护士长一职通常是由更为年长的女性来担任的。无论怎样，他们决定结婚。对于这个婚事，父亲没什么可纠结的，而我母亲却不是，这也是我后来听她说的。父亲常常说，他很感激母亲的通情达理，也很感谢她所做的一切，要是没有母亲的精心护理，他不可能挨过伤痛。他还补充说：“有感情的婚姻才是最好的婚姻。” 而对我母亲来说，当时的她正享受着工作的高效与成功，她也知道在那所顶级的医学院里，自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护士长的使命。不过，她渴望拥有孩子，渴望在孩子的身上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所有这些话，都是母亲亲口说的。 先是许下承诺，而后又背叛承诺，对于这样的祖国，父亲到死都不肯原谅。而像父亲一样选择永不原谅的战士，远远不止一个——在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士兵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兵们一直都心有怨恨，直到辞世。 这些人啊，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天真可欺的人——他们竟然相信这是一场为了终结战争而发起的战争。在伦敦时，我父亲口中的可怕妇人们将一片白色羽毛赠给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装上了木质的假肢，而“炮弹休克”让他怀疑自己活下去的价值又在哪里。父亲念念不忘那片白羽毛，他称之为又一个征兆，象征着世界将进入无望的愚顽之中，既避无可避，又不能根除。 他必须离开英国，因为英国已让他不能承受。于是，他所在的银行将他派往科曼莎的波斯帝国银行工作。现在，我会将它称作“某某帝国银行”，而得到的反应常常先是质疑，然后是大笑。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如今都被我们拿来轻易取笑，可同样地，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在将来孩子们的眼里，也会一样可笑吧。 母亲当时几近崩溃，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选择结婚还是选择自己进展顺利的事业——还因为她痛失的爱人——她从来没忘记的一个人。令她几近崩溃的原因还在于，她在战时工作中消耗太多，并亲眼看到了许多人的死亡。1919年，2900万人死于流感，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段历史居然被遗忘了。“一战”共造成1000万
人死亡，其中大多死于壕沟战，如今每年11月11日这天，我们都将这一数字念念于心。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彼时曾有2900万人死于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流感？ 当时虽然已经度过心情最为压抑的时期，但父亲同样身处情绪崩溃之中。医生们曾就此提出建议，让他们以后再做生孩子的打算，后来还开玩笑，说我母亲一定是在新婚初夜就怀上了孩子。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确会等到新婚之夜才有夫妻之实。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一下。1919年，我母亲已经35岁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年纪才要孩子已经有些迟了。而且身为一名护士，母亲当然知道晚育的危险。或许，连她自己都还未意识到，那时她已经暗下心愿，要在新婚之夜便成功受孕。 总之，他们最后来到科曼莎这个商业古镇，在一间巨大的石屋里安定了下来。石屋起于一处高地之上，周围是峰峦积雪的山脉。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古镇受损严重，多处遭到轰炸成为尘土。 1919年10月22日，我出生了。 母亲生我时难产，所以接受了产钳助产。出生后连续数日，我的脸上都带着伤痕，还泛有紫色。至于这样的出生是否伤害了我，或者说，是否对我的本性造成了创伤，谁又知道呢？不过我倒是知道，当半个欧洲都成为墓地，当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口正在消亡，出生于1919年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这又怎么可能不重要呢？除非有人认为，每一个幼小生命的心灵都殊异于普通大众的人性。不过，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一战”对我的影响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实际情况刚好相反。1990年开始写作此书时，我在法属里维耶拉南侧的丘陵地区，流连于那里的小镇和村庄。它们几个世纪前就曾是山地堡垒，如今每个村镇都有一座战争纪念碑。纪念碑的一侧记录着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男青年名单，上面有十几、二十个名字。可是即便到了现在，每个小村庄的居民也不过50人。通常情况下，一个村庄的所有男青年都难逃厄运。在遍布欧洲的每座城市、每个小镇、每户村庄里，都有这样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记录着“一战”死亡人员名单。柱身或方尖碑的另一面，则记录着两三个牺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者名字。至1918年，欧洲所有健康的青年男子都失去了生命。1990年，我去了爱丁堡。那儿有一座寒冷的灰色城堡，里面一排排的书籍都记录着自1914至1918年间苏格兰所有被杀害的青年名单，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名字。在格拉斯哥是这样，在利物浦也一样。“一战”的屠杀记录一桩又一件，其中蒙难的还有未出世的婴孩。“一战”对欧洲的破坏如此巨大，其影响波及至今，可我们竟然彻底将其忘记了。也许，如果当初“欧洲的花朵们”（过去的惯称）没有死亡，如果那些儿孙们都得以出生，我们如今在欧洲的生活就不会低人一等，我们就不会一片混乱且无所适从。 不久前，我在基尔伯恩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电影名字叫“多可爱的战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谬进行了讽刺。观影结束后，我们正要向街上走去，却在出口那里看到了一位机敏有加、精神矍铄的妇人。她紧紧盯着每一个人的脸，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在电影的片末，两个女人跌跌撞撞地穿行在绵延数英里的战后坟墓中，男人们都埋葬在坟墓里，而女人们再没有可以结婚的另一半，也没有一起生育孩子的伴侣。毫无疑问，出现在眼前的这位老妇人正是她们当中的一个，而她也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从她的举动中我们明白，这部电影的确表达了她的感情。 “一战”中，很多士兵在战场负伤，父亲就是其中一个。此外，很多人都没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因为他们正常的生活都被这场战争搅乱了——母亲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那次，我游历了法国、苏格兰以及英格兰的多个村镇，而在游历的过程中，曾伴随我童年的愤怒情绪又一次苏醒了——那是我父母的抗议，那是他们的痛苦。后来，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愤怒的情绪怎么就苏醒了呢？美国内战结束才不过半个世纪，并且已经证明了新型武器的屠杀威力，但我们却未曾有所领悟。这或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最为糟糕的遗产——试想，如果人类这一族群不具备吸取教训的能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愚蠢至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在那次游历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原始而压抑的恐惧与痛苦——父亲的情绪如强大的气流一般不断冲荡着，它并非微乎其微，而是承载着成年人的全部苦痛。我在想，战争毁坏了许多家庭，而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之中，又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样，在学会说话之前，这种苦痛就已经根植于心。 战争造就了我们，也扭曲了我们，但我们似乎都将战争遗忘了。 战争不会因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彻底结束。1919年，在欧洲大陆，乃至整个地球都坟墓遍地，瘴气环绕，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这是因为流感的肆虐造成了近3000万人的死亡。 一旦厌倦了有关战争话题的无休止讨论，我就会开玩笑说是战争赐予了我生命，以此来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并非一句玩笑话。我曾经觉得，似乎有一片暗灰色的云像是毒气一样笼罩着我早期的童年生活。后来我发现，有这种体会的并非我一人。也许，正是那场战争让我第一次萌生了逃离的想法，而我居然会极度反感自己刚刚站过的地方，就好像那里会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或是猛然抓住我的脚后跟，将我拖拽下去。 2 想要坐下来提笔写一写自己，就难免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往往费神费力，令人苦不堪言。首当其冲的当属“是否应该实话实说”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人可以多大程度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很多人看来，这已经成为每个自传作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无论作者是选择倾其所有，还是有所保留，批评者总会找到发声的理由。 你当然可以实话实说地交代自己，但在谈论别人的时候是否会有所顾忌？1949年，我离开了南罗得西亚。对此之前的个人生活，我可以尽情书写，因为即使我的笔触犀利，于他人的伤害也不多，毕竟尚在人世的亲历者已经无几。改动真实信息在所难免，但我也只是略加删减，最多只更改一两个姓名而已。因此第一本自传的写作并无涩滞，思想上我也没有什么负担。第二本自传记叙了我到达伦敦以后发生的事情，写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便如同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的，我在某些事上“无意说出实情”。可是读者不免要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自寻烦恼？我认识的名人不在少数，翘楚也有一二，我认为即便是亲友良伴也没有义务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年岁越长，我知道的秘密也就越多，一个个渐埋在心底。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大抵都有这种体验吧。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秘而不宣的总难逃“情事”二字呢？重要的事情明明更多。 我读史书向来审慎。因为多少亲历过一些重大事件，所以我知道相关的报道须臾间就会瓦解成只言片语，最终不过是各执一词。阅读传记作品，我会羡慕那些能够三缄其口的作者。我发现，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游走在事件边缘或生活外围的人们总是争相断言，而了解实情的人惯于保持沉默，最多也不过三两句话。许多年来，丑闻和桃色新闻一直是媒体追逐的焦点。如今，一些虽说不上令人厌烦，但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正确认识。其原因在于事件的参与者们都选择了守口如瓶，甚至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一切的发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事件的推动者或从旁加以刺激的人们被遗忘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因为记忆本身摒弃了他们。这些煽动者举止浮夸，肆意妄为，情绪激动得近乎疯狂，待人接物也很生硬。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明显要异于那些头脑清醒、处事圆滑的人，而后者即便受到他们的影响，也宁愿忘记自己一时的疯狂行为。史书中总有一些事件是引人注目的，然而读来却让人如坠云雾。据此，人们可以推断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思想激进的男男女女。这些人虽有喷薄而发的精神，却容易为人所遗忘，因为历史向来习惯摒弃异类，以安全为宜。然而，人们口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历史事件的缔造者。倘若没有这样一位鼓舞人心的人物，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恐怕是无法诞生共产党的。 女性常常被记忆遗忘，进而被历史遗忘。 “是否要说实话”以及“说多少实话”固然重要，然而与转换视角相比，其重要性则略逊一筹。这是因为每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便会不同，就如同爬山，每次转弯都意味着不同的风景。如果这本书写于我三十岁那年，恐怕它会变成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如果写于四十岁呢，说不定会是一本哀哀凄凄的悔过书，触目可及的语句都是“主啊，我怎么就做了那种事？”现在，每当回顾自己懵懂的年轻时光，我都会愈加冷静地去看待它，不再怀有太过强烈的好奇心。人们注意到上了年纪的人惯于回首往事，于是难免要问个为什么，可老人们也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那件事？我尝试以别人的视角去审视过去的自己，然后再将自己换位到过去的某个时刻。每到此刻，我的情感都会陷入剧烈的挣扎，以彼时的观念和思维来看，这无可厚非。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却并非如此。 另外，观赏风景也并非易事。一旦动笔写作，问题就会纷至沓来。比如，为什么你偏偏记得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为什么你先是念念不忘过去的某一年，甚至能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年里某个星期，某一个月所发生的事情，继而又完全把它从记忆中抹掉，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又是如何断定，那些能够回忆起的事情一定比被你遗忘的事情更重要？ 或许我们也可以视风景为无物？这倒未尝不可。有一次晚餐时，我和一名男士相邻而坐。他对我说，他永远都写不出一部自传，因为自己的记忆里一片空白。我问，怎么会一片空白呢？他说，最多也只闪现一两个画面罢了。“这些画面，”他继续说，“就像彩色玻璃落在教堂漆黑石地上的点点涂料和斑点。我简直难以想象过去那些黑暗的日子。哪怕试着想想，都会令我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好像记忆本身人格化了，虽然我知道这并非事实。现在，我可以想象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而过去的一切都从我的头脑里清除了。我仍然会好好地生活。毕竟我们出生的时候也是没有记忆的。似乎对每个成年人来说都是如此，首先需要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创造生活，制造自己的记忆。” 为什么要写作自传呢？在各类传记大行其道的今天，写自传是为了自我防卫。这是一次心惊肉跳的体验，就好像你走在一条平坦却乏味的道路上，头上是半明半暗的天空，虽然心情还算愉快，但你知道可能随时会有一个探照灯照射过来。当然，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不错的传记作家，他们现在多居于英国。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传记作品的黄金时代。有什么比一部名副其实的优秀传记还要好呢？这样的作品的确不多。 在刚刚过去的1992年，我得知有五位美国传记作者正在撰写有关我的传记。其中有一位我从未见过，甚至未曾听说过。有一位是我在津巴布韦的朋友告诉我的，说是正在为书写传记“收集材料”。可这材料从哪里来？是从早已离世的人们那里吗？还有一位女作者，我?９9ｌｉｂ.跟她只见过两次面。其中一次，她很细心地问了一些平常的问题，也是在那时才告诉我说，她写了一本有关我的书，并计划出版。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位作者，只是在虚构传记罢了，取材不过来源于几部小说中略含自传性质的内容，以及两篇与我父母相关的专题文章，也有可能查阅了一些访谈录，但访谈录向来都充斥着不实的信息。你可能会花上数个小时来接见一位采访者，这位采访者也会不停地记录着你的每个字句，然而最后成型的文章或访谈录竟然含有许多重大的事实错误，这实在令人震惊。事实真相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部分原因是作家们被当成了人们满足自己想象的借口。至于说那些有关自己的文字，如果作家们对其真实性加以关心，会不会显得很孩子气？也许会，可能正因为如此，每一年我都察觉自己变得与这个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一年后我回到了巴黎，曾经采访过我的一名年轻女性再次来访。我对她说，她上一次的采访文章中有虚构的成分，她居然反问我：“如果在截止日前必须提交文章，而背景资料又不充足，换作是您，难道就不会虚构吗？”显然，即便我当时回答说不，她也不会相信我。这恰恰让我认识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当今文学氛围内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无法相信往昔的事情。“过去，严肃的出版者都会竭力而为，为态度严谨的作家寻找严肃认真的传记作者。”如果你这样对年轻人说，那么他们必然投以你怀疑的目光。如今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出版传记作品，即使作品平庸也无所谓，反正传记作品销路很好。尽管作家们对此多有抗议，但被写到传记里的人生也就身不由己了。 如果你试图通过写作自传来正名，那么你就会立刻生出疑问：难道事实真相确实如此吗？对于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一直都在试图更好地理解。我和母亲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如今让我感兴趣的，并非这些狭隘的个人体验。自我懂事以来，我就一直在试图逃离我的母亲。从十四岁起，我便开始执拗地反抗她，从内心想要避开她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女孩们总要长大的，可母女间的斗争就真的无法调和吗？如今看来，母亲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心怀勇气和尊严地过着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日子。我当时虽然觉得母亲很不幸，可待她并不好。如今，你可能每天都会看到或听到，有的年轻人正让自己的父母备受煎熬，而且常常是一个女儿对自己的母亲发脾气，这样的举动简直称得上残酷。长大后他们才会醒悟：“小时候，我真的太蛮横了。”子女和父母间一旦交恶，就会产生一丝异乎寻常的恶意和怨恨。但是从过去的历史和小说中来看，事情并非总是这样。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心情不好居然成了一项权利？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在英国时，家里没有收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美国纽约。到了那里，她通过给艺术家们做模特来谋生，有时也会做时装模特，收入很不稳定。她住在纽约市区外的一个小镇上，年仅二十岁的她贫穷而孤独，也向往着有趣的生活。终于有一次，仅仅就那么一次，她将儿子托付给一位朋友照看，然后在纽约过了一整夜，直到黎明才回家。小男孩如今长成了少年，我亲耳听到过他强烈苛责自己的母亲：“曾经你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丢下，只管自己去逍遥自在。”还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父母都反对体罚孩子，可是有那么一次，因为他总用手去戳穿果酱瓶的纸质封口，于是父母打了他的手指。这孩子后来竟然对父母说：“我小的时候，你们总是打我。”这些琐碎的记忆，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都对母亲心怀指责。我们的关系也由热到冷，后来变得僵硬。这其中的疼痛是真实且深刻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可是现在，我终于会问自己：我是否辜负过任何期望，又背叛过怎样的承诺？我现在的所为是否和过去一样？以上就是我所坚守的另一点。 为什么我的一生会遇到如此多这样的人？他们不经思索地反抗权威、反对政府，想当然地认为一切权威难逃丑恶，将可疑行径和唯利是图的念头全都归于政府、当权机构、统治阶级、地方乡镇议会，甚至校长或者女教师。这样的想法如此根深蒂固，而只有从中脱身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大部分生活都受制于它。这个星期，我见了一群年龄不一的激进分子（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期间，有人顺口提到说政府正着手做什么事情，虽然这事大有裨益，政府却不拿它当工作重点。听到这儿，每个人的脸上立刻浮现出嘲弄的神情，反应迅速得就像自动下压按钮一样。他们的神情无异于出口讥讽或嘲笑：“这样算不错了，我们还能奢望别的吗？”这种神情只可能脱胎自某种根深蒂固、却超出人们认识的信念。这信念使得人们固执地认为某个承诺遭到了背弃。 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是美国独立战争将追求幸福规定为一项权利，言下之意似乎是说，获得幸福就..如同从超市柜台里拿走几块蛋糕那样简单？今天，多达数百万的人们表现得好像自己曾被许下了什么承诺似的，但具体在什么时间、又是由谁许下的却不得而知，好像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加自由顺畅、更加坦然舒适，好像只会越来越好。难道广告宣传只能让大家更专注此类“期待模式”吗？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段历史表明，人类可以预计到所有的战争、暴君、疾病、经济萧条和灾害，因为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的。总之，历史这样告诉我们：变化才是万物的常态。可是，我们竟然期待着在不断变幻的彩虹尽头找到金子。我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大众幻觉和错觉的影响，也受到了大众信仰与信念的影响。而后者在如今看来依然疯狂，就像曾经信仰基督的人们发动了持续几个世纪的远征，艰难跋涉穿越中东去讨伐异教徒一样疯狂。 我刚读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其看来，政府和当权者之所以会遭遇不信任以及蔑视，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所为，是当时军队将领的愚蠢和无能所致，是战时对欧洲青年男子的屠杀所累。 当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来我这里问关于过去的一些事情，我发现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在他们的脸上读到这样的表情，好像在对我说“你怎么就能够相信它？”或“你怎么就做那样的事？”事实其实很明了，然而周遭的环境却让它们有可能变得艰涩难懂。这些人会说：“您看，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我暗想，你们“当时”并不聪明吧！）“不，您没理解，那可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竟然说“热血沸腾”！）他们甚至还会说“我知道这理解起来并不容易，毕竟您当时没有被浸于毒气之中。” 还有一个与此不无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我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就拿“皇帝的新装”这一故事打比方，在我的一生中，我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那名揭穿事实真相的小孩，而我的弟弟一次都未怀疑过或是批评过权威。 有一点还需留心，那就是如果当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皇帝赤身裸体的真相，那么，他的其他优良品质就会相形见绌。 现在的我，正努力以诚实的态度写作此书。不过，要是等到八十五岁才将其付诸纸笔，那时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心境呢？ 3 作为一个小家伙，你跌跌撞撞闯进庞然大物之间，这些庞然大物低下身来看你，一张张毛茸茸的大脸和一颗颗脏兮兮的牙齿都暴露在你的眼前。你得时刻小心，既要留神他们跟你的个头一样大的脚，还得警惕其他可能的危险。他们用来抓你的双手力气很大，大得能把你的呼吸都挤走一半。那些你曾穿梭其中的房间，以及房间里的门窗，每一个对你来说都巨大无比。可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到足够高，可以轻松地抓到门把手，或是柜子的旋钮。所有这些才是真实的童年记忆，而那些所谓跟大人们友爱相处的记忆，都只是后来虚构出来的而已。小小的身躯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这就是童年的真相。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两岁前。记忆里有一匹又高又壮的马，父亲骑在上面，他的身影高高的，像是矗立在云雾中，那条坚硬又光滑的假腿就在他的裤子里，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提上马背。幼小的我强忍住眼泪。父亲把我放在身前，要我抓住马鞍的前部。马鞍前端很坚硬，而我只能紧紧地用手扒在上面。蓦地，浓烈的气味团团围上来，我既能感受到马身上传递出来的体温和气味，也能闻到身后父亲的味道。马跑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跟着颠簸起来，上身就势倒在了父亲怀里，我察觉到那条假腿的捆带就在下方。地面离得很远，我的胃部都翻滚了起来。这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充斥着剧烈而丰富的感官体验。 “你爸爸去银行工作的时候，常常骑马带上你，玛塔会在大门那儿迎接你们回来。当时，你可喜欢了！”谁知道呢，也许我的确是喜欢的，也许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是第一次骑马时的不愉快经历。不过家里那扇典雅的大门不仅留在了照片上，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于我被父亲从马上放下来、由讨厌的玛莎接过去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这段经历发生于科曼莎，从那里举家离开的时候，我才两岁半。 从照片里看，尖锐陡峭的台阶就跟山坡上的巨石一样。我只记得下台阶的时候不太安全，就好像会被台阶那锋利的边缘伤到似的。 还有那么一件事，它既不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相簿中的某个影像，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我记得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皮肤苍白的一大群人在里面游泳。他们喊叫着、欢笑着，溅起的冷水落在了我的身上。人群里有我的母亲和父亲。母亲笑着、玩闹着，很开心的样子。父亲的一条腿只剩下小截萎缩了的残肢，上面还有弹片留下的痕迹，因为残肢在水中会浮动和摇晃，所以他很难自如地游泳，只能紧紧靠在泳池边缘。大家都穿着时下流行的保守泳衣，没有半点儿不得体。可是因为他们在工作日的白天都衣冠严谨、夜里睡觉时又穿着长袖睡衣，所以换上泳装后皮肤显得苍白，把身体裸露在外也不太自在。在水里，松弛突出的胸部得以逃脱束缚，腋毛也犹如汗珠般在池水上滑过一丝细纹。众人开怀大笑着、高声呼喊着，偶尔不合时宜淌下的鼻涕也悄无声息地溜进水里。池水中早已漂浮着一片片快要枯死或行将腐烂的叶子，云朵也被剪成碎影从天上落在了水里。孩子们努力地在水中搭建什么东西，可是马上又被水流冲散了，水中的景不过是逗弄他们的把戏而已。“每到夏日的午后，我们常会去游泳，周末还要举办游泳派对。现在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在波斯，母亲追忆起她的似水年华来，“我们试着抱你一起入水，可是你大哭起来，所以只好又把你放回池边。池水可真凉啊！它穿越石头河道从高山中汩汩而来，任谁一跳进去，都要忍不住喊出声来！泳池周围长满了一丛丛的紫苑花，这多亏了波斯园丁们什么都种。”“不难想象，在跳入水中、经过一片欢声笑语后，有人把你从水中拉出来，满眼的紫苑花立刻就进入你的视线，可紧接着波斯园丁就会警告你不准采花。”母亲这样说道。然而我却真实地记得，那时池水很冷，白色的庞然大物像牛奶布丁一样在水中哗啦作响，手臂也胡乱摆动着，一颗颗被溅起的水滴都打在了我脸上，冻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而耳边竟还有人轻声对我说着：“来呀，跳进去，勇敢的小姑娘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掉眼泪。” 还有两段记忆，也许是编造的或推演出来的，但却似乎足够写实。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都在参与药物试验研究，当时我试验了一个（绝不应该尝试的）品种——牵牛花籽。在经过热水长时间浸泡后，牵牛花籽看上去像果冻似的，还散发出酸味。参与试验的人必须要将这种东西吃入腹中，我记得自己吃了很多，可能有60个左右。之后我便感到不适，很显然，我当时的做法是不靠谱的。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对那个巨大的石屋印象不深，也不怎么记得那些高大的房间？毕竟，那儿可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学会走路的地方。我只能想象，在那个房间里，放着护有栏杆的、小小的童床，我小小的身躯躺在里面，石地上哐哐的脚步声在耳边响起。我记得房间的地板是石头做的，铺了不厚的地毯，从巨大的窗子可以望见远处的山，冬天很冷。童床肯定都是大同小异的。婴儿的耳朵是初生的，任何声音都会被收入其中，而成人则不同，他们会选择听而不闻。 另一段记忆让我受用至今。有一次，我吸食了麦司卡林（致幻剂），两个朋友陪着我，为我监测着食用剂量，他们很担心我会跳窗或是弄出其他疯狂的事来，因为前不久，他们认识的一个人就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我知道自己体内存在一个强烈的自我，我称它为“女主人”。也就是那一次，我才意识到“女主人”的存在感是多么强烈。跟朋友闲聊的过程中，我讲述了自己的体验，虽然思维逐渐混乱，但依然在可控范围内。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替自己的内心活动打掩护。可以说，“女主人”个性十分鲜明——聪明、助人、包容、勤快，既像防护罩，又像盾牌，保护着身为个体的自我。之所以说它效用持久，是因为在如今接受采访和拍照时，它可以为公众人物所用。但是在所有友善美好的现象背后，当事人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一旦担心自己的生活再无隐私可言、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我就可以退居其后、寻得庇护，心中也难免暗自欢喜：这是你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连想都不要想，这是我的绝密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人们称其为孤独感，它是一片不可分享的净土，个体终将归依的港湾。这样的体验，我又何尝不曾有过呢？作为旁观者，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来窥探自己的。 那天，我跟两位朋友闲聊着大事小情，但对我自己推演出来的一段体验守口如瓶。那“瓶”中的事关乎我的出生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宗教”体验是很常见的。用当时的话来说，我在证明自己“出生顺利”。然而事实上，我的出生不仅谈不上顺利，据我后来得知，简直称得上艰辛。也因此，小说家为我重构了一个出生情形：巨大的房间里亮着灯，初升的太阳将温暖和光芒忙不迭地送进来。不过这样的重构又有何不可呢？毕竟我就是在清早出生的。我继续想象，想象大家在看到我是个女孩时发出了喜悦的欢呼声，虽然事实上我的母亲一直期望生个男孩，甚至已经想好了名字。在我的构想中，我的名字是由母亲思考数月得来的，而不是医生所起的。再说我的父亲当时又在哪里呢？他想象自己参与了生产过程因而生了病，在得知我平安出生后，他终于睡过去了。 也许“顺利出生”会有助于治愈心情，但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更珍视对自己多种个性的揭露。人应该活得真实，而非虚构，因为世事总是出人意料。在数个小时的揭露过程中，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件件漂亮得体的时装，就好像我的体内有个时装设计师正在工作。可是这些时装并没有穿在我的身上，而是穿在了模特的身上。（我从未有过身着流行服饰的体验）我体内潜藏的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个个性，是一名哭泣的小孩。我总是不停地哭，这让伙伴们很担心。可我知道，我的哭泣并不重要。虽然我总是在哭，好像哭不够似的，但可以自由自在地哭泣也是一种福气。原本安抚这个小孩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当时的我沉迷于欣赏“时装”，沉迷于“女主人”出于自卫而进行的亲切交谈。 现在，那个哭泣的小孩成了我真正的困 6270." >扰。她幻化成无数个貌似楚楚可怜的骗子，向我伸出手，待我刚狠心挥断一只，另一只又会立刻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吸食毒品会令人的官感变得强烈，让人联想起孩提时代对于味道、气味和质地的体验。等到致幻剂的影响逐渐消退后，朋友们带我去外面吃了饭，我也回想起了童年品尝过的食物味道：送入口中的蛋卷在舌头上崩裂开来，黄油、鸡蛋、香草溅了满嘴。在人生过半，活到四十几岁的年纪时，我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品尝味道的能力。生而为人，我们都害怕衰老，因为衰老就意味着乐趣和味觉的丧失。可是这个过程的发生是悄然进行的，以至于常常会被人忽视。品尝蛋卷时，孩童跟大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高温会引发窒息和燃烧，会刺痛皮肤，小小的四肢因而会扭来扭去地躲避；寒冷，则会以冰冻的水作为利器伤人；悦人的味道会引得鼻孔扩大，难闻的则让鼻孔缩小；各种噪音和声音都钻进内耳，冲撞着、叫嚣着、威胁着你，让你“只听它说”。孩童和成人，拥有不同的感官世界。 我其实记得并不清楚，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科曼莎的天气非常极端：夏天很热，冬天极冷，几乎常年都处于极度干旱之中。有人说：“那里空气干燥极了，家庭污水被仆人们泼在房后的地上，等到午饭的时候就只剩下粉末了。”还有人说：“在科曼莎，刚洗的衣物大清早晒出去，上午十点钟就干透了。” 在那所大房子里，波斯仆人们不算在内，还有三个成年人。其中一位朋友是美国人，在油田工作。有一个问题曾困扰我多年：为什么美国男人的声音那么诱惑且能抚慰人心？几乎令每个理性的女人都深信不疑？终于我领悟到，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论情愿与否也都只得承认：生命的主导是抚慰人心的声音，而胁迫的言语终会被人遗忘。 第四个极具标志性的记忆是一段从科曼莎驱车前往德黑兰的旅途。彼时，汽车在波斯还不太常见，交通工具大多是大篷车、马、骡子和驴。我们的车穿行在高山之间。我用手紧抓着帐篷车的粗帆布，从车的一边向下望去。越过层层峭壁，我看到了满是石头的山谷，在深渊边上甚至还坐落着一个村庄，就像我的某个玩具那样小巧。我现在还能认出那个山谷，因为当时的恐惧感已经深埋在了我的心里。汽车沿着盘山路上的边缘一路前行，车轮几乎要腾空出去，最终在一个多石的拐角处被迫停了下来。因为我母亲怀孕已快足月，大人们好不容易才将她扶出车外。我父亲则不得不先移动那条不太灵便的木腿，然后才走下车来。我从车后的帆布车篷上被递了出去。我站在父亲的身后，一只手环着他温暖的大腿，另一只手则环着他坚硬的木腿。我从他的双腿间望过去，司机先生（我不记得是谁）将车向前开进，一个车轮就压在崩坏的道路外沿上，仿佛要驾车飞入空中一般。这一幕让人心生恐惧，感觉汽车会翻过去，滚落山底。我们头顶的石壁上有一只老鹰正低头看着我，它的身形巨大，足够抓起一个小孩。我连忙说：“爸爸，爸爸，快看那只大鸟！”那只鹰最终并没有向我猛扑过来，我们的汽车也没翻落。后来，我们到了位于德黑兰的爱德华育儿室，不久，我的弟弟便在那里出生了。 母亲打算用蒙特梭利教育法来培养我们，但当时科曼莎和德黑兰的育儿室都奉行特鲁比·金博士（Truby King）的严苛教则。这位博士是新西兰人，他的著作被无数父母奉为育儿宝典，如今，我们仍可以从上了年纪的护士和保姆口中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特鲁比·金博士说：“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这简直和我父母童年时所经历的最严酷的管教方法一脉相承。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母亲从未意识到过，她只是在做着所有好父母都在做的事情。但即便只是在家人面前阅读金博士的育儿指南，也令人苦不堪言。 婴幼儿喂哺指南：婴幼儿喂哺需两小时一次，以后逐渐延长为三小时一次（每昼夜），最终将喂哺频率设定为每四小时一次、三小时一次，或每天四至六次；每次喂哺间隙，即便孩子哭得声嘶力竭，也不应予以理会，否则，孩子就有了权利，就可以支配你，个性也会被彻底摧毁，变得任性骄纵，最重要的是，会“爬到”母亲的头上；喂哺间隙，绝不可将孩子抱起，要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学会认清事实，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这一点尤其重要；不能让婴幼儿住在父母房间，应该另设独立房间，让孩子居住在童车里时就开始接受上一点准则；无论性别，婴幼儿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处境，明白自己在整个宇宙中就是孤立无援的角色。 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一战”后她身体极度虚弱，无法喂养我，所以在我出生后的十个月里，她将牛奶稀释了喂给我喝。母亲还说，就品质而言，波斯牛奶只及得上英格兰牛奶的一半。她说，因为我吃得不好，所以“总是没日没夜地哭”。 也许母亲说得不错，可是从照片上来看，我并没有饿成皮包骨，相反，我看上去肉乎乎的，笑容也很快乐。既然如此，身为一个母亲，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兴致勃勃地告诉自己的小女儿，说她在整个婴儿期都在挨饿？我想，这与她的戏剧意识不无关系——她将一切事情都以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曾几度让我跟父亲暴跳如雷。对于母亲的这种夸张做法，我并不介意，而她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依旧我行我素。或许在她看来，即便婴儿时期的我总是饿着肚子，也没有多大伤害。 育儿指南的第二步是便盆训练，这对性格的塑造尤其关键。无论相信与否，指南中这样建议：自孩子出生后，大人必须每天有规律地将其抱起在便盆上方。母亲对我说：“（经过如厕训练）你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再随意大小便了！”我当然不相信。可是母亲的声音中透露出巨大的喜悦，好像她战胜的远不止婴儿的肠道那么简单。要知道，虔诚源于洁净（伊斯兰教的 href='115/im'>《古兰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小婴儿无法自己控制排便，但作为父母，如果你将婴儿抱起在便盆上方，用言语加以鼓励或用盆子的边缘提醒，或让水从高举的壶中倾入盆中模拟撒尿的声音，同时用手轻揉婴儿腹部，婴儿就有可能排尿。试想一下，从大英帝国疆域的一端至另一端——在世界地图上所有用粉色标示的区域内，妇女和护士们都将小婴儿“抱”了起来。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认为这些指南一定影响了我的生活习惯，让我对洁净情有独钟，要求所有的事都井井有条。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的生活杂乱无章，不过我对某些事情确实情有独钟，也因而小有收获，比如写日记。 幼年印象最深的记忆，并不是弟弟的出生，而是母亲把我介绍给弟弟时的情景。那时，我刚刚两岁半。宽敞的房间里亮着灯，高高的天花板上投有影子，下方的大床跟我的头顶一样高。父亲卧病在床，大家都开玩笑地说，怀孕的倒像是他，而不是我的母亲。那个年代，女性在生产后应卧床静养至少一个月（以六星期为宜），腿部至膝盖处均以坚韧的亚麻布紧紧束缚——很难相信，我活力四射的母亲居然也屈从了这样的做法。记忆里有一张巨大的童床刚好高过我的头顶，它的上面点缀着白色的细布，四周飞扬着白色的荷叶边饰。母亲站在床边，弯下身来，诱哄着我说：“多丽丝，床上的这个小家伙就是你的宝贝，你一定要爱他哦。”说着，她从层层包裹的童床里抱出来一个婴儿，然后把他带到我的眼前，距离如此之近，我差点以为是自己抱住了婴儿。我已经不记得婴儿的模样，只记得当时内心翻腾着怨恨和愤怒的火焰：那才不是我的宝贝，明明是他们的宝贝！直到如今，那劝诱的谎言依然会在我的耳边响起，一遍又一遍，直至我最终屈服。曾经叛逆的火焰依然烈烈地燃烧着、提醒着我，这绝不是我第一次被诱哄着必须做出某种感受。诚然，这是谎言，因为他不是我生的孩子，肯定不是。或许，特鲁比和蒙特梭利两位教育家都曾提出过应对的方法：要对大孩子循循诱导，让他们去爱自己的弟弟或妹妹，这样，嫉妒的情绪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母亲的做法，我非常讨厌，可是又感到无能为力。母亲让我爱那个孩子，我确实做到了。眼看着那个孩子从婴儿成长为小男孩，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在为他付出浓烈的爱。这段记忆货真价实，从长久以来的每个细节中也能推演出来。这段记忆连同其他相似的事件一起，永久地决定了我情感生活的走向。 你所需要的就是爱，爱是你唯一的需要。母亲每每向我们介绍育儿方法，总会说：“孩子应该由爱来管教。”她在孩童时不曾体会过爱，所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证孩子们能够享有被爱的权利。可问题在于，只有体会过爱，才能学会去爱。我记得自己被生硬地包裹起来，母亲的双手不耐地抱着我，声音不断地回响在我耳边，她说自己想要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母亲无条件地爱着我的弟弟，但她并不爱我。 事实上，童年早期的经历伤害了我多年。一番戏剧性的言论可能会引起不快，但是说话者却有其明确的意图。有些人执着于寻找“虐待行为”的证据，而我的以上言论恐怕很容易引起他们对我的关注。在他们口中，“虐待”通常是指性虐待行为。如果跟他们说自己没有遭受虐待，他们立刻就会像一些研究员那样，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笑容。这些奋进的群体运动汹涌而去，消亡之后又以另一种新的形态卷土重来。也许这次，它们不再关注人们对性行为的处理，或是对儿童群体的利用（我认为这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常见），但会探究人们在情感上受到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甚至每个人在婴儿时期也在劫难逃。在我看来，施加某些心理压力（包括一些善意的压力）和伤害肉体一样都具有破坏性。无论怎样，的确有许多人经历过并不愉快的童年（这里指惯常意义上的“不愉快童年”，在我的笔下似乎已有描述），我一直都能理解这些人的感受，跟他们常常一见如故，也曾与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童年时，他们有的曾被收养，然后又遭抛弃，被送到寄养所或孤儿院——这些地方就像廉价的交易柜台，各个父母之间上演着野蛮的争夺战。有的在年龄极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了森严冷酷的学校——现在的我们也会被送去某个地方，但这是后期伤害，并不是幼时所遭受的创伤。从家里惊恐逃脱，或经历情绪崩溃后，他们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许多年来，我的朋友几乎都组建起了自己的家庭。虽然这在当时并不普遍，现在却不然。如今的世界动荡不安，内战频发，饥荒、流行病时有肆虐，无家可归的人多达百万。这些人都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家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大小，都有一处情感的荒原。 我的母亲做起事来认真、细心、勤奋，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她天性仁慈，气量很大，从不殴打孩子，甚至连一记耳光都没有打过。她常会说起跟爱有关的话题。因为从未享受过父母的温柔相待，于是在她自己为人母的时候，这种柔情就表现为焦虑和忧心。例如，母亲就总在试图让弟弟显得“柔弱”，以便能够细心地照料他，她也曾让我相信自己“病了好久”。 我的父亲呢，虽然深情却不温柔。没有几个父母喜欢将情绪外露。如果我遗传到母亲的特质，那么一切事情或许都会好一点。然而母亲很不幸——她的这个女儿生性敏感、易受影响，不仅目光犀利、爱指手画脚，还叛逆好斗，一直渴望着得到爱，总之，她对外界很敏感。 德黑兰的育儿室颇具爱德华时代的风格，或许也曾在英国伦敦开办过。育儿室里有一个宽敞高大的方形房间，就像储物间似的陈列着许多厚重的家具。墙中的壁炉里，火焰在旺盛地跳动着，出于安全考虑，火炉外围装有一扇黄铜护栏，这样，好奇的孩子们就无法靠近火焰了。铜质的围栏上，晾着一些熨好的衣服和尿布。另有一个折叠式木头架子，上面挂着婴儿穿用的各式衣服、襁褓包和垫子，还有尿布、背心、婴儿捆带，羊毛织物、衣袍、裙子、短袜、帽子、夹克和围巾也越来越多。房间的一侧被这堵衣墙遮住了，其后又是一个个塞满衣服的衣柜，里头是夹克、连衣裙和衬裙，有羊毛的、细麻的、精纺毛料的、丝绸的，也有棉纤和法兰绒的。这些衣服多到数以百计，式样也无所不包。那里有很多大椅子，还有一个类似脚手架的高脚椅子。椅子下面有两个小娃娃正蹲在便盆上，而衣柜就是为了他们两个准备的。房间里的各种物件都散发着自己的味道，包括新熨好的衣物，凡士林、艾丽曼擦剂、鱼肝油、杏仁油、樟脑油、梨牌香皂、脸盆架上的铜罐和盆子、暗自燃烧的炉火、温奶用的煤油炉，还有两个只堪堪遮掩着的便盆。厚重的帘幕落着灰尘，后面的薄纱窗帘散发着肥皂的清香，上蜡后的家具也散发着木头的气息。窗帘上蓝白两色的部分印着小女孩波比和绵羊的图案，其他部分则是白色的，这个充斥着气味的白色世界简直要把人闷得窒息。 小女孩和小男孩先后出生，无论女孩做什么，男孩都会照着做，比如揭起便盆的遮挡物。而每见此情景，房间里的女人们都会惊呼制止：“哈利宝贝最乖了，多丽丝宝贝也很乖。”这样的“鼓励”就像一种动力。有一次在公使馆的正式晚餐聚会上，小女孩拿出一个盆子，嘴里嘟囔着：“朵……多丽丝宝宝很乖巧。”要不是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这段记忆可能早就淡去了。几十年后的一天，多丽丝完成了一部小说，书稿第二天必须要送到出版商的办公室。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进乔纳森·凯普出版社，递出一个盆子——里面装着她的小说原稿。多丽丝从来都是一个乖巧的好孩子。她心中洋溢着成就带来的喜悦，当然，也因为证明了自己值得被爱。 但愿我的以上经历有助于大家理解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像专家说的那样，梦境是最好的现实预兆，所以那些无知的人很有必要借鉴一下）。 育儿室里有两个女人，其中之一是我的母亲。她身形高大结实，做事又雷厉风行，就像行走的能量块。我的部分注意力总是在她身上，生怕她一个不小心就把我撞翻在地，从我身上踩过去。另一个女人身形娇小一些，在成人看来也是如此。她是一名护士，叫玛塔，是叙利亚人。她性格乖戾，年纪已经不小了。玛塔只说法语，这点很让我母亲满意，因为她决心让自己的孩子们接触良好的教育。母亲的良苦用心是否让我的禀性受到了法语的影响呢？可以说，是的。虽然我后来只是阅读过一些法语文字，法语水平仅限于几句餐馆用语，或者在乘坐出租车及日常打招呼时说上几句。不过，每当我想要学习其他语言时，无论投入多大精力，都会受到法语的阻隔。大概是因为我听到的和学会的第一句都是法语（玛塔哄我时说的儿语）。 艾米丽·弗劳尔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卡洛琳·梅·巴特利呢，她不讨儿子的喜欢，她去世当年，丈夫就选择了再婚。对于这两个女人，我自然是好奇的。不过我现在更想多多了解玛塔，这个被迫在英国家庭做育婴女佣的女人。大家叫她“老玛塔”，但从照片上看年岁并不是很大。究竟遭遇过怎样的战争、灾难、饥荒，或是个人的不幸，才会迫使她去一个严苛的英式育儿室工作？以至于只能舔舐苦楚和孤独，双手也变得冷酷无情。至少，她对我是手不留情的。她常对我母亲说，“贝贝才是我的孩子，夫人。多丽丝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您的孩子，贝贝才是我的孩子。”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玛塔总是会提醒我这个事实，每次都意有所指。现在我终于证实，自己不仅真的感觉迟钝，甚至还遗传了母亲的戏剧化个性。母亲原本可能成为一名女演员，但我知道，她自己不曾有过这个想法。好女孩当了护士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可想而知，登台表演的名声有多么糟糕！外祖父约翰·威廉恐怕会因女儿的职业羞愧而死。不过，母亲生来就拥有演员的特质。离开德黑兰育儿室多年后，她还会提起玛塔，说她是脾气急躁、口出责骂的老妇，“我得制止她动手打你、捏你，她对哈利从来都很温柔，她很爱哈利宝贝，所以从来没打过他。”“淘气鬼，你这个淘气鬼！”母亲学着玛塔的语气粗声地对我说。我知道母亲跟外祖父是怎样相处的，因为她俨然成了不近人情、怒气冲冲的外祖父，一副自以为是的语气。而在外祖父的眼前，吓坏了的小女孩僵直地站着，眼神勇敢地迎向那张权威的面孔。 外祖父要求严苛的时候，母亲并没有流泪，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完成父亲对自己的一切要求，甚至还精益求精。我却不同。在那所育儿室里，我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而与玛塔斗争，失宠的孩子都被认为是“不美好的”、“不乖巧的”。有谁会真的爱这样一个孩子呢？答案是她的父亲。男性的气味、烟草味和汗味混合成父亲的味道，这味道笼罩着她，很有安全感。 写下《幸存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Survivor）的时候，我把它称作“一次自传写作的尝试”，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外国出版商根本没有把这句话印在标题页上，英文再版时，也没有人记得要印上去。人们看起来有些为难，他们说，这句话让人难以理解。数万年来，人类给自己讲着故事，形式永远是类比和象征、比喻和寓言，内容则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只是提供线索、稍加提示，在一个模糊的玻璃中遮掩前路。但是，在现实小说问世三个世纪以来，许多人的这种思维能力都已经退化了。 对我而言，这部小说的写作计划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个中年人（无所谓性别）对成长经历的回顾。总体来讲，情况一直在恶化，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以年轻人和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为代表，众人掀起了暴虐的巨浪，这浪潮滚滚而来，又逐渐远去，最终消失不见。其中出现了多个人物、战争和运动，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共产主义、白人至上论，还有一些残酷的思想体系，虽风靡一时，最终却以崩溃收场。壁垒消融或许是最古老的比喻，但如果你要编织一个故事，而且需要象征或类比时，那么年代越久远、越多人所熟知的载体是最佳选择，因为具有典型意义、已经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此容易引导人们去理解一个新的故事。 在我的壁垒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记忆就像连续的梦境一样交织上演。一种是一般的、大众化的梦境。许多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比如在你熟悉的一所房子里，房间变得空荡荡的，它的内部又多出很多层空间，或者又冒出了其他陌生的房子。你甚至还可能梦到层层堆叠的花园，梦见自己在不知道的某个地方观赏风景。另一种则是私人化的记忆和梦境。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既然我能记清梦境，甚至有时还会将它们记录下来，那么我是否也能够以梦境的形式来写作一部个人生活史？作家格雷汉姆·格林就曾对此进行过尝试。在《幸存者回忆录》背后，我构筑了这样一个梦境中的传记，在里面提到了德黑兰育儿室和我的父母，但是形象都加以夸张和放大，因为这才适合梦中的世界。母亲曾说自己“为孩子们做出了牺牲”，我将她的这一性格也进行了刻画，当时的女性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而现在的女性多会有所顾虑。初为人母的时候，母亲还是一个神情沮丧、口中抱怨的女人，但后来，她偶尔会扮演起朋友的角色。母亲总是说子女是她多么沉重的负担，让她如何筋疲力尽，而她自己是多么不被重视、又毫无成就感。她还说，普天之下，只有母亲才知道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孩子们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取她的精力，却不知道心存感激。 说便说了，关键是母亲总在孩子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好像孩子们都不在场似的，好像她告诉全世界“孩子是沉重的负担、让自己非常失望、简直榨干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孩子们听不见似的。因此，人们大可不必再去挖掘跟“虐待”、“残忍”或其他字眼儿相关的记忆。尽管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倚在父亲的膝盖上（不是那条假肢，而是人腿），母亲在一边跟访客直白地谈论自己的子女，说孩子们消耗了她的气力，让她不复往昔，并且她那未被善加利用的才能也在枯竭，特别是这个小丫头（用她的话说，“太捣蛋，太难对付！”）更是让自己的生活悲惨至极。听了这话，我便对她憎恨起来，几乎产生了杀死她的念头。但紧接着，我的心中就泛起了一丝苦涩和疲惫。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谈论我，就好像我不在场似的？为什么会把我亲爱的弟弟说成是负担？这简直就是虚伪——因为母亲明明很爱弟弟，而且也这么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如此轻视我、贬低我、背叛我？何况还是在一个访客面前……我知道父亲也不认同她的做法，因为我能感知到父亲的所想：身材高大、生性迟钝的妻子在那里高谈阔论，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让他愁闷极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母亲做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其他母亲都会做的、常常做的事情罢了。无论是乘坐火车、公交车时，还是在大街上、商店里，几乎随处可见一些女人拖拽着孩子，或将孩子粗暴地放在婴儿车里。她们假定自己的孩子没长耳朵，一开口就唠叨抱怨，说孩子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又如何不想要孩子（这难道不就是她们说这话的意图吗？），说生孩子简直就是大错。 这种做法是对孩子生命的侮辱，我相信，即便是生性刚强、反应迟钝的孩子也不可能受得了这种攻击。 而我生来就很敏感，或者说，是那些利落的双手将我改造成了这样。 至于我的父亲，他是因为妻子的无知才感到痛苦而退缩吗？卡洛琳·梅对他的影响是否很深刻？父亲家中那些忧郁却精明的“半个诗人”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或许是因为某种家族基因的存在，才让我们都如此敏感？ 不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绝非捏造）事情发生的时候，父亲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围在他身边的人们慢慢露出了观赏和讥讽的笑容（就像小说家们思考世界时露出的笑容）。至于玛塔和我母亲，当我想要从她们的视线中爬走，或是因为厌恶而想要杀死她们时，我就会去父亲那里寻找庇护。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在德黑兰的那所房子里，除了拥挤的育儿室外，还有一个同样拥挤的客厅。客厅里塞满了家具，不过还好，它的内部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白色。每天晚上，这儿都会举行一个仪式。护士会引导着我们这些孩子玩睡前游戏：枕头大战，被大人们追逐、抓到后又抛在空中，还会被挠痒痒。这种游戏被认为是有益儿童健康、利于塑造儿童性格的，目前仍在许多中产家庭里上演。过往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我看到当枕头挥舞到我和弟弟时，母亲的脸兴奋而生动。我听到当羽毛飘满这个空间时，我和弟弟、母亲发出了激动的叫喊声，那时候我喊得头都疼了。我还记得，父亲一把抓住年幼的我，硬是把我的脸往他大腿那儿塞，我立马闻到了一股不干净的味道。父亲不常清洗，而且那时快速干洗技术还没问世，所以人们的衣服总是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因情绪太过激动，我的头痛更加剧了。他的一双大手在我的肋骨上轻挠起来，我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无助又绝望，紧跟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可我们一直都在被教导要学会忍耐，因为这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必修课。要穿得了破衣烂衫，能够容忍自己被伤害，可以在游戏中接受失败，被轻挠到大哭也要忍耐——所有这些都是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必要准备。 当然也有其他可能——大人们放缓了追逐孩子的动作，“挠痒痒”也不是伪装之下的欺凌行为，而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可是被那双大手抓挠的梦魇却一直持续着、纠缠着我，直到七八岁。即便情绪已经淡去，但这梦魇如今仍历历在目。我成了梦魇方面的专家，还在童年时就知道了如何战胜它们。在我看来，那些孤立无助、被挠痒痒的经历就是最挥之不去的梦魇。 尽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父亲是我的盟友，他会支持我、安慰我。我在想，年少时经历过“游戏”和“挠痒痒”的那些小女孩，有多少在成年后又屈服于男人对自己的肉体折磨？不，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遭受过男人的掌掴、殴打，或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肉体虐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时刻，大众报纸总要谈一谈女人被虐待的新闻，可这种行为实为更严重的欺凌。 还有一段记忆，是经由我推演而来的。在那个举行晚间仪式的大房间里，悬挂着厚重的红色天鹅绒幕帘。说厚重，是因为我记得它扯着我的皮肤，让我的四肢都使不上劲儿，而我只能用小手环抱着它的褶皱；说红色，是因为在二十多岁写作故事的初期，我就构思了许多类似爱·伦坡悬疑小说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红色的天鹅绒幕帘后都隐藏着威胁。有一则被改编过的故事，讲的是在一所房间里，有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从后面驱赶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跑呀跑，一直跑到了铺满红色天鹅绒的墙壁。可是当她大大地踏出一步，想要穿过天鹅绒的时候，却发现这背后根本就没有墙壁，而只是一片空白。这个故事可以称为《红色天鹅绒的恐惧》，而许多童年“游戏”都可以解释为这一类故事的来源。 我笔下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小女孩的主观体验，包括了难闻的气味、嘈杂的声音、母亲读书时腹部发出的隆隆声、父亲烟斗里的烟丝响起的咕嘟声，还有自己的耳朵里血液流动的声音。至于这些喧嚣、臭味以及窒息感，女孩要学会很快从其中跳出来，否则会不堪重负。但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包括生存之战在内，每时每刻地见证了母亲聪明且完备的教育手段。到底是约翰·威廉的女儿。我这位外祖父已经身体力行地教育了她，称职的父母必须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什么。如果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女孩，如果她吓得不曾忤逆自己的父亲（不过后来她违抗父亲的意愿当了一名护士），那么，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也会去马弗京度过美好的夜晚，会在布尔战争（Boer War）结束时参与庆祝活动，会去看所有的展览，会在外国的国王和王后进行国事访问时等候在路的一侧围观，会在新铁路线开通后参与试坐。可实际上，母亲被教育成了崇拜达尔文和布鲁内尔的人，还要因为英国成了发展的典范而引以为豪，她既要去博物馆，也要学会使用图书馆。 也因为如此，后来在德黑兰，母亲让自己的孩子们经历了他们应当经历的事情。幼小的我被托举起来，透过掀起的天鹅绒帘幕看到了夜晚的天空。“月——亮，月亮。”母亲指给我看，就像变回一个小女孩，音色很动人。“星星。”“星星。”母亲说一句，我学一句。虽然毫无表演天赋，但父亲也想学着发出儿语的“月亮”，哪想一个失误，发成了“月半”，这算勉强跟月亮沾点边？总之他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德黑兰会下很大的雪，每到这时，只要向外看，就能看见灌木丛和墙壁上覆盖着晶莹的白雪。母亲堆起雪人，用煤球做眼睛、胡萝卜当鼻子，她还会堆出白猫的样子，用绿色的石子当猫眼。母亲对这很在行，个个都做得有模有样，而且还教会了我们怎么用法语说鼻子、眼睛、爪子和猫须。她带着我们来到缓缓的雪坡之上，在我看来这雪坡就像喜马拉雅山脉下的丘陵地带。我们将茶叶盘垫在屁股下，手紧紧地抓着边沿，由母亲从顶部推下，滑到雪堆里。母亲还给我们解释说，雪就是水，水也可以变成冰、雨和冰雹。到了假日，我们就会被带去山中，带到古拉海科（Gulahek）。这个名字意为“玫瑰盛开的地方”，如今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各色玫瑰，有红的、白的，还有粉的、黄的，愉悦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会去户外野餐，去公使馆举办的儿童化装舞会。所有这些经历都是我们的命运，既是应得的，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雪、那些是星星，需要知道路旁山壁的一侧，是几千年前就雕刻下来的克索尔胡（Khosrhu）马背上的形象。母亲说，千年的历史已是99ｌib?t>过去，已经成为人们的遗产。去公使馆参加派对时，母亲告诉我们，我们属于这儿，这里都是有教养的人，我们也一样。不过在这些人中，父亲不喜欢英国社区里的主管内里根女士。母亲总在告诉我们必须去崇拜什么，父亲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两个人拥有不同的看法。父亲对他人的好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教养”程度，就算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我也清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责备母亲，是因为她更看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非其他方面。如今我将这些写下来，一些自诩清高的人士难免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再怎么说，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即使表象有所改变，清高的本质却未曾发生变化，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然而，人们却还在嘲笑过往的种种，这种做法想来也是源于无知吧。 事实上，在那个见证了她锦绣年华的国度里，母亲为我和弟弟做到了尽心竭力。因为稍有松懈，她就可能感到懊丧，毕竟她的天赋本来能够让她留在大医院工作，并且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长。不过呢，像她这样乐于参加各种聚会和享受美好时光的女人，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她喜欢受到别人的欢迎，也享受做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而且作为一个母亲，她喜欢将两个小可爱培养成举止规矩、洁净乖巧的孩子。 后来在非洲，母亲对我和弟弟说起一件事。因为对她意义重大，所以她讲了一遍又一遍。很久以前，在公使馆举办的一场化装舞会上，她扮成了卖花女（恐怕她并不知道自己扮的正是可怜的母亲艾米丽吧？），舞伴是公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跳到舞池中央的时候，这位年轻男子停下来，满脸羞红地对她说：“我的天，你是莫德·泰勒，对吗？你变得这么美丽，我都认不出你了。”这个失态的年轻人最后溜走了。的确，我母亲本就该是外表平凡、平淡度日的姑娘。我想，正是因为需要，她才没有变得像艾米丽那样自负和轻浮。小时候，听着母亲缅怀往事（一遍又一遍），我会为她感到心痛，或者说，这心痛就未曾停止，因为母亲终其一生都在讲述着她的故事。当想起那个认为她非常美丽的年轻人时，她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烁。 人的记忆里总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一个男园丁——波斯人——站在石头河道上，河道从石墙下穿过、通到了花园里，山上融化的积雪就被引到了这儿。因为我在水里跳来跳去，还溅到了园丁身上，他假装生气起来。于是，我被父母支去厨房告诉仆人们可以准备上菜了。（我想，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德黑兰，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照看弟弟。）我一直抬着头盯着这些身形高大的人，我向上看啊看，看到头巾下的他们虽然面色严肃，眼睛却含着笑意。 有一个记忆至关重要，而且动人至极，它是我所有的记忆中最为朦胧的，说不定只是我的一个梦——我弄丢了玩具羊（一小块木头安在轮子上，再用真的羊皮包裹一圈制成的），正边走边哭着，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群绵羊和一个牧羊人。牧羊人的个头很高，皮肤和袍子都是棕色的，他正低头看着我。在他和羊群周围，尘埃旋转飞扬着，被晚霞映成了红色。这就是记忆的全部。在我的《少儿圣经故事》里有一幅画，上面是一个好牧人。不过那张画里当然不可能画有尘埃，也不可能有绵羊和尘埃的味道。这段记忆意味深长，时时萦绕着我，可我从来无法参透其中的含义。 很快，在波斯体会过的滋味、触感和味道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非洲的色彩、气味和声音。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了巴基斯坦，也是那时，我再次遇到了一次沉浸在童年世界中的自我。在那个世界里，有个男人的声音在颂扬或歌唱——最余音绕梁的声音用什么词描述来着？是宣礼声吗……炎热的太阳斜照在洁白的墙上，墙壁白色的纹理中隐约可见微红的尘埃……被太阳照射过的尘埃、尿液、香料、汽油、动物粪便的味道混合着扑面而来……集市里的声音和颜色如爆炸了似的斑斓起来……驴子们也嘶叫起来，伊斯兰教认为这声音是可鄙的，因为驴子只会为了食物和求爱嘶叫。可我觉得，它们是因为孤独而嘶叫，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切斯特顿对驴子的赞扬。 公鸡报晓，驴子嘶叫，尘埃落在白墙上——这就是波斯。如今我居住在伦敦，山下的一只公鸡偶尔打鸣时，我总会不由得失神，几乎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不同于后来在非洲的情况，在波斯的时候，虽然也远离英格兰，但是我的父母亲并未和家族断了联系，至少，还有两个亲属曾来拜访，其中一位是哈里·洛特——父亲的一个表亲。奇怪的是，对于这位表亲，父亲数次提及，而我却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记不得他的样子了。我这位叔父是家中的好友，我们搬去非洲后，他仍会寄来礼物，还给我们写信，直至他离世。“孩子们，他真的很爱你们，可他为什么会那么爱你们呢？”父亲一如既往补充道，“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吧。”如今，每次看到那些富有爱心的朋友怀抱着孩子，我就知道这将对孩子产生永久的影响，这份爱就像悄悄贮藏起来的善意，或是慢慢发挥效用的药片，时刻灌输给孩子，甚至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可是呢，这个孩子却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全然没有印象。我发现一种非常令人不适的经历——眼看着孩子们被塑造、改变，后来又进入青春期，他们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你确切地知道他们做出各种行为的动机；再后来，他们长成了青年，你仍然知道他们的行为根源在哪里；等再见面时，你眼前的孩子可能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而你已经不了解他了。可你依然试图从他的双眼中寻求答案，或者想要知道他拥抱朋友的姿势是生硬的还是亲切的，你或许也想要知道，他会如何温柔地抚摸狗的脑袋，而他却不知道你究竟在寻找什么。 另一位访客是我的阿姨贝蒂·克莱弗利，她在“一战”中痛失爱人。在当时的欧洲，跟她同龄的女人都曾遭此厄运。她是我父亲的堂亲，个头很高，不爱干净，笑起来会露出龅牙。她也很爱我们，不过这只是我和弟弟从大人那儿听来的。我记得有天早晨在她的床上醒来，床头柜上已经摆放着早餐盘。她穿着艳粉色的长袖羊毛睡衣，长长的头发披散在床上。她的头发散发着香皂气息，像棕色的丝线一样跟我搅在一起。她将玛丽亚饼干浸了浸浓茶，又把上面碎掉的一小块递给我尝了尝。苦涩的味道令我哆嗦起来，见状，她先是大笑，接着又给了我一块新的干净饼干，嘴里还嚷着：“不要跟你妈妈说，我破坏了你的早餐胃口哟。”刚说完，她又用嘶哑的声音高声唱起了《温柔的光》（Lead Kindly Light）和《万古磐石》（Rock of Ages），手里还晃着茶匙打拍子。后来，身为传教士的她去了中国。在给我父母的信件中，她提到异教徒们受到了基督教的控制，还提到了伦敦传教会，以及重返英格兰后的教区事务。 我父亲在波斯帝国银行工作了近五年，他先是在科曼莎任职分行经理，然后在德黑兰担任助理经理。又将离国的时候，父亲料想以后会重返波斯。那时候，我父母都心神焦虑，他们不知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才好。作为家中的大孩子，我当时已经五岁，其实把我留在英格兰也可以为人所理解，毕竟这在当时并不少见。不过母亲从吉卜林的《黑羊咩咩》中懂得，如果选错了人来暂代父母的角色，那么孩子就会遭受可怕的欺凌和冷落。父亲并不想回到波斯，社交生活令他厌烦，他也不喜欢银行的工作。波斯人很腐败，可每当父亲说起这个，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没什么要紧。 与此同时，远离英格兰的生活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增进他对家乡的感情。可是父亲总不愿承认，英格兰（的确是英格兰，而非整个英国，至少他称呼的并非是英国）不仅背叛了对人民的承诺，而且也是无所顾忌和腐败堕落的。在当时的英格兰，恶棍们因为发了战争横财而自鸣得意，愚蠢的女人们给男性平民和从战壕中死里逃生的人们送上白羽毛，也会冲后者吐口水。至于战壕里曾是怎样一番情况，人们完全不清楚。于是我父亲在心底悲鸣，他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僵硬： 当他们向我们问起…… 他们当然会问起…… 我们就会应答…… 可是从来都没有人问起过，因为这场战争俨然成了大忌讳。话说回来，父亲不得不忍受六个月的煎熬。虽然他一直都不喜欢表亲哈里，但现在避无可避，只好接受他的屈尊相待。哈里是成功人士，在威斯敏斯特银行担任分行经理，他拥有一艘游艇、一部汽车，还有一栋房子。这房子并不招我父亲喜欢，他觉得装饰过多。让我父亲感到自在和安然自若的是科曼莎的那座石房子，可惜他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喜欢妻子的姐妹玛格丽特，还觉得妻子的兄弟是个讨厌的人。跟亲戚们相处的六个月里，势利的、自大的、守旧的、偏狭的、愚昧的人一哄而上，简直就是英格兰的缩影，就像人间地狱。但是回到德黑兰，势利的社交生活又忙不迭地开始了，外出野餐也提上了日程，母亲参加了公使馆聚会和音乐晚会，一些年轻人在唱着《去曼德勒的路上》（The Road to Mandalay）和《克什米尔之歌》（Pale Hands I Loved Beside the Shalimar）。“为什么人们就不肯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呢？”父亲像哲人那样发问道。对此，母亲只是报以微笑，因为她知道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可麻烦在于，父亲这个怪癖传染了我。 “不，不想，我不要，”母亲非让我装扮成小牧羊女波比，我哭了起来，“我不想当波比，为什么我不能像哈利那样当兔子？”听了这滑稽的想法，母亲笑了起来，令我苦恼的是，我感到自己也要忍不住笑出来了。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不想去派对，我不喜欢派对。”“瞎说，你当然喜欢派对，你当然喜欢当波比。”“不，我不，我不。”“别冒傻劲，迈克尔，快跟她说她在犯傻。”“如果她不想去，为什么一定要去？”爸爸压抑着怒火说道。“我也不想去。派对！到底是什么人首先想到的呢？无论是谁，都应该被吊起来，被水淹，被弄成四等份。啊，一定是魔鬼先想到的，我早该知道。”“天啊，迈克尔，怎么连你也……” “不是我怎样，说实话吧，只是想到‘派对’这个词，我都要吐出来，这些孩子们都是这么想的。难道不是吗？他们过度兴奋，变得贪吃，很快就生了病。”“天啊，怎么会！迈克尔，你明明很喜欢参加派对的。” 孩子的愤怒纵然渺小无助，可这世上又有哪种憎恶能够比得上它的暴烈？此时，杰拉德·内里根也在跟自己的妈妈大声对抗着：“不！我不想，我不穿！为什么非要我穿？”他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他的双手胡乱挥动着，因暴怒喊叫而脸色发白。每天，那些陷入困境的孩子都会这样来上一遍。可是之后呢，他们又会说：“我有个非常快乐的童年。”自然就是如此神奇，它让人们对幼时的事情选择性地失忆。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那只猫吧，虽然在 href='746/im'>《特别的猫》（Particular Cats）一书中已经写到过它，但是我知道它值得更多笔墨。“你在排水沟里捡到了那只脏猫咪，然后把它带回了客厅，它的个头比你还大，”母亲回忆说，“你坚持要把它带到床上，所以我们一起用清洁剂给它擦洗了一下……”（磷酸钾是大英帝国的必要支柱之一）“这时，老玛塔突然走了进来，问道：‘怎么会有一只脏猫儿在这里？’”不过还好，我被允许留下了这只猫，而要问我有多喜爱它？不需要太多推论就可以得到答案。好多年里，一想到猫之死，我就悲伤得无以复加，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父母离世的时候，我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呢？结论是没有。那只老猫是从德黑兰大街上救回来的，也因此逃脱了静待死亡的命运。它是我的朋友，可是在我们离开波斯的时候，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用谎言来抚慰我，可我并不相信他们的话，我只是伤心地哭。“没有人安慰得了你。”母亲对我说。 我将慢慢变为一个老妇。如果按“1到10”的数字给痛苦划分等级——“10”意味着真实恐怖的、让人沉浸其中而迟迟不去的抑郁症（这点我还没有经历过），那么对我来说，“衰老”带给我的痛苦位列第9等级。根据这一标准，痛失爱猫带来的悲伤排在第4、第5级的位置，因父母和弟弟而感受到的痛苦位列第2级。显然，猫带给我的痛苦是医生所说的“牵涉痛”，就是说当某个器官让人感到疼痛时，真正的病因其实在另一个器官上。当然了，肯定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说，我也曾遭受第9级的痛苦，然而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这痛苦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一定有人疑惑，在如此众多的幼年记忆中，为什么令我感到欢乐的少之又少，甚至连舒心的都没有几个？难道是因为饿了肚子又脾气暴躁，所以我幼小的心灵拒绝安抚？摄影师的作品里是否会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是的，的确有这样一张照片。那时我三岁半。照片呈现出了一个若有所思的小女孩，这让每个人都很满意，可我记得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人们唠叨不休，忙作一团，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裙子，但我感到又热又痒。长袜子扭曲堆叠在一起，很难穿上，所以不得不用橡皮筋提拉起来。脚上的新鞋也不舒适。我的头发被梳了一遍又一遍，发型换了一次又一次。本来有个带着衬垫的凳子让我坐，可是它很滑，我很难爬上去。之后我又被放到了一个很大的实木雕椅上，可是他们又说搭配的感觉不是很好。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我的母亲和摄影师。这位专业摄影师的工作室里有各式日本屏风，上面画着日落、湖泊和飞行的鹳鸟，还有为儿童摄影做布景用的桌子、椅子、垫子和填充动物玩偶。我坚持要跟自己的泰迪熊一起拍照，虽然破旧了点，但它是我的朋友。我心情低落、紧张羞愧，觉得是自己制造了这许多麻烦。这些麻烦让我想起自己被母亲当作包裹一样快速而笨拙地装扮起来的情景。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一不小心就崩开带子从里面露出来，这让母亲感到失望。我觉得厌倦，而这种微小的、夹杂着悲伤的厌倦感构成了我全部记忆的基础。重点在于一切都超出了限度：要么太过高大或沉重，要么艰难得无以复加，要么震耳欲聋或格外明亮。对于这一切，我从来都没能够应对自如，尽管我的确担负着这样的期待。 4 因为不想让我和弟弟暴露在红海的热浪中，母亲决定穿越俄国，经由莫斯科旅行到英格兰。可她其实不太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一如她常说的那样：“我要是早知道该有多好！”那是1924年，她的确应该知道，我们将是第一个在十月革命后以普通方式出行的外国家庭。这次旅行执行起来会很困难，母亲当然也知道，但困难正是用来克服的。这段旅程堪称惊险，在家族史上留下了最生动的篇章，因而一遍遍被讲述。不过，我听到的和我记得的总是有出入——被认为是旅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那一刻，没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来：到了俄国边界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护照盖错了章，于是母亲不得不恫吓一名困惑的官员同意我们入境。我的父母都很喜欢这个小插曲：母亲是因为自己成就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父亲则是因为观赏了一出滑稽的戏。“我的天，绝没有人敢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父亲或许边说边想：一位冷静的、正义的、勇往无前的英国护士长，和一位衣着破旧、食不果腹的官员对峙，估计这位官员从未见过这样的外国家庭——孩子们全都穿着考究，看上去营养充足。 最惊险的事发生在旅行的一开始。我们坐上油轮准备横渡里海，却发现这艘油轮曾为军队提供运输，而它的船舱，不同于我们心目.９９ｌiｂ?中的巡航船舱，里面满是虱子，说不定还潜藏着肆虐于各地的斑疹伤寒病毒。 父母一夜未眠，他们要确保熟睡的孩子待在灯下的光圈里。可是我的一条胳膊却滑到了光圈外的阴影里，于是就被虫子咬出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包。船舱很小，船员们常常进来跟我们共享。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阴暗的巨大洞穴。想到父母的担忧，我觉得那里到处都有危险，尤其是冷涩的金属味道，那是虱子散发出的气味。 从里海到莫斯科用了很多天，于是故事有了这样一个版本——火车上没有食物，母亲就在站台下了车，想从农妇们那儿买些吃食，但她们只有煮过了的鸡蛋和几片面包。很多时候，通道里的俄式茶壶中是没有水的。我们当然也不敢喝未煮开的水。那时候，伤寒、斑疹伤寒和许多疾病都在流行。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景象十分可怕。火车开动的时候没有发出鸣笛提示，所以母亲被落在了一个车站，我们都怕再也见不到她了。可是两天后，她竟然追上了我们。原来，她当时让站长叫停了下一辆火车，然后上了车，这才追赶上了我们。请注意，所有这些交谈竟然没有用一句俄语。 我记得的情形却有些不同，虽然是并行开始的，但却像一部播放起来不太流畅的电影。 火车的车厢就像一个小房间，车厢内的座椅破旧不堪，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和汗水的味道。尽管母亲在各处都喷洒了基廷灭虫粉，可是空气中依然能闻到老鼠的气味——它们在座椅下和人们的双脚间溜来溜去地寻找着食物碎屑。墙上的灯都坏掉了，不过幸好母亲带了蜡烛。夜里醒来，我看到狭长而苍白的烛光危险地跳动着，映照着黑色的窗格玻璃。玻璃上出现了几处裂缝，从外面透进风来，所以车厢内靠南的地方温暖，靠北的一侧则很冷。父亲后来得了流感，所以住在上铺，这样孩子们的吵闹和要求就不会烦到他。母亲心里很害怕，那场大型的流感疫情虽然结束了，可它的威胁却时时被人们挂在嘴边。座椅上的点点血迹证明了虱子在那儿出现过。许多年后，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流感”和“斑疹伤寒”这两个词会让我心生畏惧？害怕流感可以理解，但对斑疹伤寒的畏惧又是因为什么呢？应该就是源于那次旅行。 很多年里，“俄国”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火车站台，因为在那次从巴库至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无论是到了支线还是大城镇，火车都要停上一停。 火车先是呻吟，继而发出隆隆的声音，一番鸣叫过后堪堪地停靠在一个车站上。站台上拥挤着人群，他们一点都不像波斯人，这让我觉得可怕。他们衣着破旧，有的甚至就像成捆的破布，连双脚都裹在破布里头。小孩们都一副副饿极了的面孔，他们要么跳起来、扒在车窗上向里瞧，要么举起手来乞讨。士兵们跳下车，将人群向后推，手中握着的枪成了打人的棍子。人群向后退了一些，可接着又向前涌动起来。一些人躺在站台上，头枕着包裹，眼睛虽然看向火车，但眼神中并没有期待。我的父母低声地谈论着那些人，声音里透露出焦虑。我听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美国内战”、“饥荒”、“布尔什维克”，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不停地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指什么？”“妈妈，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爸爸？” 别兹皮佐尔尼基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会“袭击”停靠在站台的火车，因为对此有所耳闻，所以每次下车买食物时，车厢门就会立即上锁，窗子也会被抬高关上。但门锁不太保险，所以手提箱也被用来抵住门。每每这时，父亲就会从上铺下来。在战壕里时，他为了保暖曾买过一件厚重的深色便袍，此刻这袍子正穿在他身上。衣服下面就是他的木腿，父亲没有将它卸下来，因为这样就可以快速地穿上衣服。尽管如此，那一截印有伤痕的苍白的残肢偶尔还是会从袍子里戳出来。父亲开玩笑说，这残肢有了自己的生命，全然不知道自己只是腿的一部分；或者在感到需要的时候，残肢会努力表现得像一条完好的腿，本能地做出伸展的动作。这种需要的时刻并不少见，比如母亲得意扬扬地将不多的鸡蛋和面包买回来时，父亲会倾身向前，为母亲打开车厢的门。母亲下火车买食物的整个过程，我和弟弟都害怕地瞧着——看着她身处可怕的人群，掏出钱来从农妇那儿买了些煮过了的鸡蛋，还有几块又黑又酸的面包。有一个版本的故事称，我们在火车上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挨了饿。可我却不记得自己挨过饿。我只记得看到了很多陌生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很多无父无母、无人照顾的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这样的情景让我恐惧又痛苦。火车猛地向前开动了，士兵们随即跳上车，手里紧握着从农妇们那儿买来的东西。有些孩子在火车后面跟着跑，士兵就拿枪对着他们，直到火车渐行渐远。 据说，我们在车上有故事听、有彩泥玩，我们用粉笔画画、数着电报线、用窗外看到的事物玩猜谜游戏。可我却记得火车卡嗒卡嗒地驶进又一个站台——难道说就是前一个吗？因为站台里同样是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母亲又一次下了车，走到了人群中。可当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母亲却没有像原来那样出现在车厢外的通道上，举着买回来的东西给我们看。她被落在了车外。父亲虽然生着病，可他此刻在车厢的一角站直了身体，不停地说着：“不要紧，你们的妈妈会回来的，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不要哭。”可他很担心，我们都知道。我第一次理解了他的无助，明白了他对我母亲的依赖。因为假肢的关系，他无法从火车上跳下去，也无法穿过拥挤的人群去寻找食物。“你们得分着吃一颗鸡蛋，对了，还有些葡萄干，这就是我们的全部食物。”因此，母亲必须回来，也不得不回来。过了两天，她的确回来了。我还记得，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地行驶着，呻吟着，鸣叫着，一次次驶进站台、车站，一次次被人群、别兹皮佐尔尼基和持枪的士兵包围。我忘了哭泣或恐惧时的感觉，因为那些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我记得自己坐在父亲健康的腿上，脸颊被粗糙的袍子摩擦着，窗外是一张张饥饿的脸，还有一双双向里张望的眼睛。还好，父亲的怀里很安全。 火车上，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泰迪熊坐在椅子里，旁边还有一个装着泰迪衣服的迷你纸箱。小女孩把泰迪的衣服脱下来，稀里糊涂地叠好，然后从箱子里拿出另一套衣服给它穿上，还让它乖乖地坐好。不一会儿，小女孩又把这身衣服从泰迪的身上撤下来、叠好，重新取出一条裤子和一件夹克。她把脱下来的衣服完美地叠好、放进箱子，然后给泰迪穿上了第三套衣服。一次又一次，小女孩打理着她的“世界”，操控着“世界”中的一切。“瞧啊，多乖的泰迪，又漂亮又干净。” 我幼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莫斯科。我被关在了旅馆的房门外，门把手高高地悬在我的上方。天花板离地面很远，走廊的边沿竖着一扇扇光亮的大门，每扇门的后面都有吓人的古怪事物。陌生人要么突然出现在门口，要么快步走过所有关着的门、接着消失不见，要么径直走到转角处，然后消失在某扇门后。我哭闹着，用拳头敲打着房门，可是没有人来，好像永远都不会有人来开门。但真实情况一定不是这样的，当时一定有人很快地为我开了门。只不过在我的噩梦中，我记得自己是被关在了门外，且无法忍受那扇光亮的大门。那扇门出现在很多童话故事和传说里，没有钥匙，无法进去——我想，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那门还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如果真是这样，我反而不会感到惊讶。总之，那扇门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就像爱丽丝那样，即使我曾试图抓到那门把手。 终于，我们到达了英格兰。跟英格兰有关的“美好”记忆有很多，比如蜀葵、村舍花园、茅屋、岩石游泳池，等等。当然，阴郁的记忆也不少，比如黑色而潮湿的铁路线枢纽、雨水顺着寒窗流下来的情景、直接暴露在大街上的泛白的死鱼、肉店铁钩上的渗着血的动物尸体。也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前者总不如后者那么深刻？他们说我见过继外祖母，而且也的确有这么一张我坐在她膝上的照片，可是这个事实我却无论如何也推演不出来。我见到祖父的那年，祖母去世没多久，而他正打算迎娶三十七岁的新娘。那位新娘子说不定也和其他女人一样，在堑壕战中失去了爱人，而她走入婚姻的唯一机会就是嫁给一个老头。 各种形式的拜访和短途出行层出不穷，孩子们就像包裹似的被大人们带在身边。帮忙照看孩子的是斯蒂尔小姐，在那半年中，正是她给我留下了最为锋利的记忆。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堆满了巨大的家具、让人无法自由走动——有两张大床，一张是我的，另一张是童床。墙上的煤气灯很危险，即使不会像蜡烛那样被掀翻，但也得时刻小心。它发出的光呈现出线状，使得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蒙上了一层灰褐色。雨水落在窗户上，混杂着脏东西流下来。天气很冷，在童床潮乎乎的羊绒包裹里，弟弟一下下地抽着鼻子。斯蒂尔小姐下令，不准我们看她换衣服。她长得可真高，简直要撞到天花板了。她的头发又黑又密，齐肩的长度，披散在身体前后。她穿着亮粉色胸衣，从发丝间隐约可以看到凸现的白色肉体，下面是她的大腿。我瞥见弟弟先是睁大明亮又好奇的眼睛，接着紧闭双眼假装睡着，一会儿他的眼睛又闪起光芒来。斯蒂尔小姐抓住白色背心，举过浓密的头发将它脱下来。她的腋下是丝柔般的黑色毛发。好奇心和厌恶感让我很不舒服。斯蒂尔小姐身上散发着一种污泥和未经清洗过的味道，闻起来酸酸的，还有金属的腥味。弟弟周围则是一种湿羊毛的味道。当我把脏兮兮的毯子拿起来的时候，我身上干爽温暖的气息像浪潮一样涌了上来。我闻到了英格兰的味道，潮湿、肮脏、黑暗且粗野的英格兰味道，以及英国人的味道。我想念波斯，想念清洁干燥的阳光。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因为小孩子往往都沉浸在周遭的环境里，专注于做诚实的人、正确的事，他们可还没有学过什么怀旧情绪。我想，当时的我一定是怀有这样一份情绪的。又或许，我只不过是思念那只失去的猫吧。很久以后，当我站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土地上，望见峰峦积雪的环山，闻到晴天里干净的空气，那一瞬间，科曼莎匆匆地重现在了我的眼前：是啊，这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模样啊。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同样清楚地记得草地里的愉快野餐、有益于健康的堆沙堡游戏，或是贝蒂阿姨和哈里·罗特叔父给我的温暖怀抱呢？ 有一个记忆片段既锋利又可怕，它不同于和英国相关的其他记忆——报纸上曾连载的漫画《皮普、斯奎格和维尔夫斯基》（Pip, Squeak and Wilfski）的冒险故事，无疑是当时反共宣传的最早尝试之一。维尔夫斯基是一个蟑螂似的留着胡须的恶棍，他的原型人物是托洛茨基。这个漫画形象总是手持一个炸弹，扬言要把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炸上天。漫画最初的设计旨在要他激起人们的恐惧，而他的确做到了。 当我们从英格兰动身前往非洲时，丧妻不久的祖父穿着厚厚的粗花呢衣服，站在黑暗的大厅中，落地式大摆钟在他的身后“嘀嗒”地响着。他哭了，又长又白的胡子上流下了一串鼻涕。这个情景避无可避。年幼时，孩子们铆足了劲儿控制着流鼻涕和排泄，然而挣脱“监狱”般的自控训练后，到了老年，我们总会再经历一次。此刻，年迈的祖父正心碎地哭泣着——五年来好不容易见到儿子和儿媳，并且是第一次见到孙子和孙女，可是现在，他们居然又要去非洲了。虽然教堂为远在非洲的传教士们筹集了资金，用以支持他们改变野蛮人的信仰，可天晓得那些野蛮人会不会是食人族！这一家子竟然还欢快地说五年后再回来！祖父哭了又哭，这让我看了生厌，也就不想让他亲。不过祖父的哭泣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家里人不赞成他娶玛丽亚安·沃尔弗，那个“年龄只及他一半的女孩”。 母亲认为在即将展开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临行前的几个星期里，家人都在忙着购置东西。当时帝国博览会正在散发宣传单，受其鼓舞，母亲决定举家远赴南罗得西亚，在未来的五年内依靠玉米种植发家致富。而父亲呢，他自小就跟科尔切斯特附近农场的孩子们玩在一起，这次终于有机会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了。他的家族中有过不少农场主，但他自己一直都没有财力经营农场。显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展览会是多多益善的。1924年，大英帝国博览会诱使我的父亲远赴非洲，我在回忆录、小说、日记中多次提起这个博览会。它改变了我父母的生活，也决定了我和弟弟的人生道路。同战争、饥荒和地震一样，展览会也可以影响未来。 除了在哈罗兹百货公司、自由百货、陆海空百货商店购物之外，他们居然还找牙医拔光了牙齿。牙医和大夫是这么说的：无数疾病和灾难都发端于牙齿，牙齿对任何人都是百无一用的，再说，南罗得西亚也不可能有好的牙科医生。（这与事实不符）在那个时代，这种野蛮的自残行为是很常见的。普鲁斯特曾说：“我们一边在教堂里燃上蜡烛，一边还在询问医生。” 一家人站在一艘德国船的甲板上，望着英格兰的白垩海岸逐渐远去。母亲哭了。离别的忧伤也爬上了我的心头，但我的眼泪不是为英格兰而流的，因为我讨厌它。父亲的双眼也湿润了，他揽过母亲的肩头安慰说：“别哭啦，亲爱的！”接着，他带着母亲转身走进里面，不让母亲看那消失于视线中的悬崖。 当时在甲板上，除了弟弟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将要担任我们的家庭教师的毕蒂·哈洛伦。我对她的认识几乎都来自别人。她二十一岁，是爱尔兰人。她“头脑灵活”，是个“年轻女郎”、“聪明的姑娘”。要说这姑娘的行为，简直是要多轻浮就有多轻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不仅剪了短发，而且还化妆、抽烟，对男人的兴趣更是不止一点点。很久以后，当母亲自己也开始抽烟、剪短发、抹口红，她才感觉到自己过去对待毕蒂的态度有些过分了。“我在想，她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显然，毕蒂很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所以她从没有给我们写过信。后来她嫁给了一名高级官员，自己也登上了报纸新闻。 不过，包括她在内，很多人都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又消失不见了。朋友、爱人、亲密无间的人、略有交情的人——这些人来了又去。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向彼此告别，说着“再见”、“下次见”、“后会有期”——这就是世间的常态。 那可真是一次远航，眼见着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船的确很慢。话说回来，我们怎么会搭乘德国船呢？或许，这是因为我父亲对德国兵产生了一种友情，毕竟他们和英国兵、法国兵一样，曾被自己的政府出卖过。 一路到开普敦、贝拉，父亲几乎一直都病着。母亲却享受着旅程中的每一个时刻，玩纸牌或桥牌游戏、身着盛装出席舞会和音乐会，这大约就是她最后一次享受自己喜欢的生活。 在船上的时候，我在别人面前丢了脸，让自己苦不堪言。首先是因为那位船长。他是母亲的密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九级大风的天气里，其他人都因为不舒服窝在自己的床铺里，而母亲却还跟他待在甲板上。他们两个开玩笑说，彼此间建立了伙伴似的友谊。他们说说笑笑，讲着逗趣的话（有那么一个词也有玩笑的意思，似乎源自挠痒痒游戏，就是大手挤压着小孩肋骨的举动）。那实在是一场欢乐的盛宴，船长满肚子都是恶作剧。他在垫子下放了一颗鸡蛋，然后邀请穿着派对礼服的我坐上去，还跟我保证鸡蛋不会破。但显然鸡蛋一定会破，所以我不愿坐那儿。可母亲叫我大方些，别扫兴。于是我坐了上去，破碎的鸡蛋溅到了我的裙子上，引得船长捧腹大笑。我不仅生气，还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父亲也因而感到不安，可他一定认为，这时候表现大度更为重要一些。在我们越过赤道的时候，我被丢下了船，可我不会游泳，幸好一名水手把我捞了出来。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不停地被惹怒，不停地做噩梦。但母亲似乎过得很愉快，她暂时放下了对孩子们的一贯爱护，否则依她的性子，要是知道孩子做噩梦，她是不会掉以轻心的。而且，不是还有毕蒂在照看我们吗？ 母亲跟船长成了好朋友，这让我联想到，他们就像同一条河的支流交汇到了一起。英国公立学校向来备受母亲的青睐，其幽默、逗趣的风格深受普鲁士名校的启发，而这些名校对待孩子的方式是残酷的。这位船长虽然不大可能出自某个普鲁士名校，但是名校的做法却逐渐成了他学习的榜样。我的母亲生性残酷吗？当然不。不过，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规矩，我们就可以去做。只是并非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罢了。 晚上，母亲会穿上她那漂亮的晚礼服，然后跟船长共进晚餐。她会参加派对、舞会，或玩寻宝游戏。毕蒂·哈洛伦也是。孩子们则被关在舱室中，被要求乖乖听话。弟弟一向很乖，所以这会儿他睡着了。可我很想去外面。但母亲说，晚会是为大人们准备的，我不会喜欢。不过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喜欢那里，这一点其实母亲也知道。我讨厌她这样，可有什么用呢？门还是锁上了。 我爬上梳妆台，看到了指甲剪，于是就在一件晚礼服上开始剪洞。我的手不大，剪子也不大，所以在又厚又滑的料子上很难操作。尽管我的破坏力微乎其微，但重要的是想法。我因为愤怒而哭哭啼啼，但我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被母亲按在腿上。她颤抖着声音，小声地责备我，嘴里说着自己的举止是多么得体，说着自己的爱心，说着自己是为了善良而做善事。 可是还不够，背叛和不公发生时，母亲也在继续她的“教育”事业，毕竟这才是她的主业。父母把孩子们抱在怀中，指引他们看远处的飞鱼、海豚、日落；看其他船只的烟囱在晴空里留下一道道烟迹；看鸟儿落在绳索和船舷的栏杆上；看海鸥跟在船后低低地飞着，接下船员抛 6765." >来的碎屑；看夜里粼粼发光的波浪，还有洒下来的月光。他们也会看救生演习，而这绝不像学术活动——母亲挚爱的那位年轻医生就是因为救生船不到位而溺死海中。 因为船长的独特兴致，我们被带领着穿过明亮的走廊，一直往下走，往下走。突然间，我们就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是油腻的金属楼梯，巨大的黑色铁管在钢制的墙上延伸、弯曲。我和弟弟相互抓紧。脚下是一小点儿平台，它是一条通道的一小部分。通道一直延伸到船的底部。下方有一群脏兮兮的男人，他们赤裸着上身，正在往炉子里铲煤，一、二、三、四……炉口很多，我们数不过来了。火焰跳跃着，那些汗湿的半裸身体上映出了红色的光。男人们抬起头，看到了两个受特权庇护的、干净的小孩面带bbr>?恐惧，他们身后的父母也穿着上档次的衣服，跟这一家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船长。他们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船长。男人们的身体随着工作的节奏用力晃动起来，他们将一个个弧形的黑煤块送入炉火中，接着抬了抬头，落着煤灰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齿。这让我联想到了俄国火车站的别兹皮佐尔尼基，那又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衣服上露着洞，脸上瘦得只能看到骨头。我害怕地看着这些汗流浃背的男人们铲煤，就像我曾恐惧地透过破损的肮脏车窗向外望。 在沃尔维斯湾，我第一次看到了死亡的景象。那是在海水退潮之后，沙滩上的泥坑里出现了几条濒死的小鱼。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奄奄一息。然后，我看到整个沙滩都是它们的尸体。“它们死了吗？”我想要确认自己的猜测，确认我的亲眼所见。父母明白这一刻对我的重要性。父亲说：“是的，恐怕是这样的。”母亲说：“没关系的，别放在心上。”当时，美丽的日落铺展了整个天空，而我也明白了：事情就是这样，无法做任何改变了。 在好望角的某个地方，鸵鸟们抬脚跑过生长着灌木的沙滩，将蓝色的山脉远远地落在身后。这儿是一大片土地，一大片广阔的非洲土地。不过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沿海岸线航行到了贝拉，可我对这里没什么印象。我们又坐火车去了索尔兹伯里，可惜我现在也不记得这段旅程以及这个地方了。当时，索尔兹伯里还只是一个小镇，漫步一趟只需二十分钟。同样，我也不记得去过二十英里外的里尔福迪亚。当时已经有人选中了那儿的农场，因此我们只是打算暂住。 索尔兹伯里的街道非常宽阔，以便四轮马车能够行驶自如。可为什么“横行其道”的却是鸵鸟，而非四轮马车？在两段同样具有异国风情的旅途中，为什么我会记得在俄国的旅途火车，却不记得贝拉至索尔兹伯里站的火车？为什么我偏偏记得这件事却并非那件？若说我暗自决定只记住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我又怎么会记得那些鸵鸟呢？到底哪些是纯粹的喜悦呢？ 里尔福迪亚是里尔福迪亚一族的家乡，在罗得西亚布什战争（或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中，因为博斯· 里尔福迪亚对白人事业做出的贡献而成名。话说回来，当时这个地方有许多圆形茅屋和用泥墙草盖的小屋，它们散落在灌木丛中。很快，我们就得到警告说，不能鲁莽地靠近灌木丛，因为里面有蛇。从大人们的话语中可以判断出，这里最危险的，莫过于玩闹时将蜡烛或灯打翻在地，需要当心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已。 父亲把我们留在这儿，自己动身去寻找农场。我想，他应该是骑着马去的。那个时候，白人政府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向退役军人出售土地，土地银行也在为艰难度日的白人农场主提供长期贷款。父亲准备通过借贷开始耕作。当时，我的父母共有一千英镑，父亲因为腿部残疾，将领到一笔抚恤金，他还享有免费修护假肢，以及使用一条备用假肢的权利。许多年后的今天，假肢已然创造了奇迹——跳舞、攀爬、跳跃——能够做到正常的人腿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父亲选中了洛马贡迪（Lomagundi）。那儿有人种植玉米。洛马贡迪位于南罗得西亚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赞比西悬崖，人烟稀少，非常荒芜。其中，班基特（Ba）占了很大的面积，不但适于玉米生长，而且地如其名，还富含石英脉矿体——和南非兰德地区的含金砾岩层相似——因此地下也有金矿。应该是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亲才发现帝国博览会的劝诱跟现实有些脱节。战争时期有人靠种植玉米发了家，可如今的情况却不大一样。不过父亲就想种玉米，更何况这里“尚待开拓”。他们两人一定没想到，这片土地是属于黑人的。因为大英帝国在造福全世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在把文明带给野蛮人。在我们吃惊于过去的思想误区之前，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先想想子孙后代会如何看待我们当下的思想。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对自身看法方面，我的父母会与美国东海岸的英国移民相似——他们都认为，自己将要开拓的这块土地是完全闲置着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三十四年前白人踏足南罗得西亚的时候，已经有25万名黑人居住在这个与西班牙面积相当的土地上；1924年我的父母到达南罗得西亚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为50万。父亲外出了一段时间，回来时跟我们说他发现了一处农场，确切地说是一块可以开垦为农场的土地——那里完全是一幅未经开垦的景象，除了原生态的土地，什么都没有，连一座房子、一口井、一条道路都没有。听父亲说完，母亲准备跟他一起去瞧瞧。土地部门的人把他们送了过去。 在他们离开期间，我们这些孩子就和毕蒂·哈洛伦留在里尔福迪亚。就是在这儿，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顽童。毕蒂跟我和弟弟暂住在一间小屋里。便盆训练在当时仍被大众认为是塑造良好性格的要素，我跟弟弟都会花很多时间蹲在便盆上。试想，跟这样的两个小孩共?９9ｌiｂ.享一个空间、呼吸同一处空气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小屋里有两张矮床，是按着当时流行的式样打制的——硬泥地上插着短木棒，木棒上有岔口，岔口里又嵌着杆子，形成一个方形框架，装饰着牛皮带，上头放着床垫。还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童床是哈利的，他可爱又乖巧，是个讨人喜爱的模范小孩。不用说，毕蒂很喜欢哈利，我也希望自己是喜欢他的。当时，我们身边还有两个里尔福迪亚女孩，十一二岁的样子，对我来说，已然是两个大姑娘。她们的手脚都裸露着，身材修长而健美，跟我以前见过的小孩都不一样。玩游戏的时候，她们会带上哈利，却不让我参与。我觉得她俩尖刻、狡猾、残忍。她们的口音让我不太容易理解她们说的话。我虽然害怕她们，却也渴望加入到游戏中。“马上，”她们会对我说，“马上。”可是这个词也许就意味着“永远不”，这种拒绝令我感到一阵刺痛。 后来我开始偷一些很可笑的东西，比如胭脂盒、丝带、剪子，当然还有钱。就像被怨恨活活点燃了似的，我开始大发脾气。父母回来后，问我为什么要偷剪子？我说了谎。我说我想杀了毕蒂。他们明白，我需要的是正规的管教和有序的生活，但要如何实现、何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有个家，可是我们的房子都还没盖起来。我们乘了辆拉货车，沿路向北前行。一月份正值雨季，小路上有些泥泞。我们的车由十六头牛拖着，车内是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以及一些必需品。至于整箱的漂亮衣服、从自由百货买的窗帘料子、沉重的餐具和波斯地毯、一个铜罐、盆、书、画和一架钢琴，则会由火车运过来。河水湍急，路况又差，我们的拉货车走了五天五夜。不过，我记得的并不是不满或愤怒的情绪，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别样景色：在敞着后门的马车上，防风灯来回摆动，路的两边是深色的土地，抬头是满天的繁星。这是一辆有篷顶的大车，就像美国电影里的那样，又像那些挣脱英国人而去追寻自由的南非白人乘坐的车一样。 和一般移民一样，我们再次借住在了陌生人的家里。这儿是一个小金矿，距离我们未来新家所在的那座小山有几英里远。金矿由一群称为“白头鸟”的人经营，归属于伦罗公司。当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归属于这家公司。而在此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不列颠南非公司，它帮助罗兹侵占了南罗得西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简称为“那家公司”，当然，人们提起它时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一次，我们借住的地方同样有许多圆形茅屋，主屋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房子。在发白的废矿堆那边，停靠着一台起重机似的矿山机器，更远处是一个矿井商店和相邻而建的许多茅屋。这里生长着木瓜树、番石榴树、车前草、金盏花、波斯菊、美人蕉、月光花、一品红——在当时，这些都是白人住处的典型植物。 在正式耕种前，至少有一百英亩的树需要清除，树桩必须从泥土中拖出来烧掉。同时，我们需要购买农用机械和家畜。除了我们住的房子，还要搭建牛栏和放置机械的屋子。 这片农场有一千多英亩，但父亲找到了很好的办法来拓展我们的土地。他利用未经政府分配的邻地来放牧，因为这片土地上当时无人居住，所以“属于我们的”土地就无限延伸到了艾夏尔高地，那儿荒无人烟，一个黑人或白人的影子都没有。 在持续数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父母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脸上就会露出畏惧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彼此对望，然后说：“天哪，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怕极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呢？当时，我、弟弟，以及另外两个小孩被安排夜宿在一处圆形茅屋里。我们的床被蚊帐紧实地罩着。一个年龄大点的女孩手持蜡烛走进来，她把蜡烛搁在了一个倒置的油箱盒子上。蜡烛的火焰离蚊帐也就几英寸。母亲来查看夜间的情况，看到了蜡烛，于是快步从房间那头走过来，一手紧握着胸口，一手抓下蜡烛。她压低声音，急切地说道：“你在干什么？你究竟在想什么啊？”的确，若是我突然把腿或胳膊伸出蚊帐，就很可能碰倒蜡烛，茅屋也就有可能失火——屋子的主体是茅草，墙是泥巴。母亲站在那儿，握着蜡烛的手颤抖着，烛火摇曳着烛油也晕了开来。受审的“小罪犯”哭了起来，或许是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什么这么做？”母亲继续压低声音惊骇地说，“正常人哪里会干这种事情！”我永远忘不了她那难以置信的样子。 精明强干的人对于资质平庸这回事是无法感同身受的，聪慧机敏的人也不太可能理解愚昧无知。 我的父母不太理解那些“白头鸟”，觉得他们不太可靠、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不消多时，他们就会跟各式各样的人熟悉起来，比如农场主、破产者、开矿者、成功或半成功人士、破产后又重新经营农场的人、矿井店主等。人们大多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的，可是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有些人仍然发了财，有些人却因饮酒过度而死亡。“白头鸟”们谈不上有任何教养，除了移民生活一无所知。母亲瞧不上他们，而他们一定也觉得她挺讨厌。至于父亲，他正在为矿上记录账目，过了几年独立生活的他又做起了这份差事。此时，我们已经开始焦虑钱的问题。在账目上，父亲和“白头鸟”先生发生了不愉快：“白头鸟”先生要么粗心大意，要么欺诈耍滑，可他还怪罪我父亲。在《探寻英国人》（In Pursuit of the English）一书中，我对此做过诙谐的描述。不过在我的父母看来，这件事总能令他们恐惧起来：“天！那可真是太可怕了。”那样的生活根本谈不上有趣。 父亲每天都会骑马去监督农场的进度。那时候，农场已经有了一位“工头”——老烟鬼，来自尼亚萨兰，同来的还有他的亲戚。每天清晨的大部分时间，父亲和老烟鬼都在进行长谈，商量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在一棵放倒的圆木上，他俩常各坐一端，看99ｌｉｂ?着眼前的工人们做活。他们都吸烟，父亲衔着自己的烟斗，老烟鬼抽着大麻（这也是他外号的由来）。 母亲常带着我们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步行去农场，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见牛栏里新购入的牛，看见大人们伐树、清理土地、挖水井。经由占水师调查之后，大人们挖了两口井——当时，如果要挖水井，大家都会借助占水师来寻找水源。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亲眼看见了建造中的房子。虽然屋顶需要的茅草还绿油油地长在水塘里，但房子的立柱和泥墙可以事先搭建起来。在《重返故乡》（Going Home）里，我描写了从土地上直接取材用以建造房子的过程。对我而言，再没有其他房子能够像它那样打动我。在伦敦，一个人有时会住在其他人住过的房子里，而在这个人搬家或者离世后，又会有另一些人搬进来。但是，这种从植物以及泥土中“拼凑”起来的房子，就像外衣或裙子，很快就会遭到抛弃——它们常常借由某种原因回归土地，要么因为失火、虫蛀，要么因为暴雨，反正总是比主人更早地离去。只要茅草一准备好，屋顶就可以马上搭建完成。当务之急就是离开那些“白头鸟”。 所有的邻居都提醒我父母，说他们选了这个地方，是在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将房子建在山丘顶上就意味着要让牛沿着陡坡搬运东西。尽管如此，这儿的美景仍然让父亲选择了它。母亲也同意了。站在房子前，向北可以望见艾夏尔高地，高地之下是平缓的山坡，以及一片水塘，还有缪内尼和穆科瓦迪兹两条河流。向东是一大片土地，一直绵延到被称为“大岩墙”的乌姆维克维斯。随着光线的变化，大岩墙呈现出水晶般的蓝色、粉色、蓝紫、淡紫。一天将尽的时候，太阳会落到绵长而低矮的呼尼雅尼群山那边。得益于大部分未被伤害的灌木，以及那些被伐掉后（用作矿炉填料）重新长起来的灌木，每当雨季来临，这里就变得极其生动美丽。在树林之中，每一寸空地上都是破土而起的石英矿脉。这里本就是一个金矿区。在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你都能看到采矿者的铁锤留下的痕迹，暴露在外的要么是愚人金（又称黄铁矿）的外壳，要么是云母发出的点点微光。 我们的房子里最初只有立柱，后来立柱上涂盖了一层泥浆。又过了些时候，茅屋终于有了雏形，上面也留了些作为窗子的框架。再有几个星期就完工的时候，我的父母坐在房前的油箱上（不久后这儿就换成了躺椅）观赏高山、日落、云影，看卷袭而来的雨水在风景中穿行而过。而我呢，当时就坐在父亲的好腿上，跟他们一起欣赏这画面。 我们的房子建在山丘顶上，最终完工的时候，屋前及两侧只清理了不到30码距离的灌木，不过在车库和储藏屋后方大约砍了100码的树木。虽然我们家不太喜欢那些野生的、会钻出小鸟和各种动物的灌木丛，但是它们在默许下仍生长了二十年，因此直到我的父母在“二战”期间离开时，在距离空地几码远的地方仍会出现一头小羚羊、一只野猫或一头豪猪。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将房子连通到前方的田地上，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繁茂的树林和灌木直达水井。在房子前面的山丘下，长着一棵高大的马纹加树，它苍白的树干上留有闪电击中的痕迹。古树上都是蜜蜂和滴下的蜂蜜。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我们的居住给农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而是我们带来的影响竟是那么的微小。山丘下的一侧是偌大的田地，占地面积达数百英亩，其他地方也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田地。牛栏、烟仓，还有山丘上的房子。农场工人们住的村庄坐落在海拔更低的山丘上，跟我们的房子一样，都隐藏在灌木中。 5 这座坐落在山顶上的房子和当初移民们建造的房子差不多。移民到达殖民地时常常很贫苦，房子通常是砖石或瓦楞状的铁棚房，里面分隔着一两个小房间。早些年，一个非洲家庭往往拥有一片棚屋群落，每一间都有不同的功用，是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房子。移民的群落中常建有六个由茅屋、砖石或立柱和泥土搭建的房子，有时会用长满金色叶子花的藤架连接在一起。地板是由砖块或红水泥铺就的，但通常是捣碎的粪便和泥浆混合成的。非洲人的棚屋没有窗子，而白人住的房子总会留一部分，有的是落地窗的样式，装上薄纱后看上去就像鸟笼。地板上铺的是芦苇席或动物皮，床是由条纹状的牛皮覆在枝干上搭建而成的。家具店远在好几英里之外的索尔兹伯里，家具的运送都是通过拉货车进行的。但即便有火车代劳，从车站将桌椅运到各个农场也是一段艰辛的路程。经常会有农场主破产，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举办农场售卖活动，将各农场的家具加以回收利用。倘若某个黑人男子看中一块粗木，那么家具的材料就从这棵木头下手，加上废弃的汽油桶或石蜡箱子，就可以进行简单制作了——把这些四加仑容量的罐子两两装入一个桶，就成了长沙发。或将两个或四个桶倒置过来，横上一条木板，再放上桶，这就成了餐具柜、写字台、梳妆台。由面粉袋改装成的帘子为这些空余时间完成的手工劳作增添了一份情趣。运送到农场来的面粉是用白色厚袋子装着的，这些面粉袋洗过之后就会软化，而且易于染色。当然，有的帘子是由绣花麻布做成的。 就算手头确实很紧，有一件物品是必须购置的——以木材为燃料的卡伦多佛炉子，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有这么一个炉子。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移民可能会在一座泥屋里住上一段时间，在波纹铁棚下的厨房里，他可以用这样的炉子生火。 早期的移民房子曾被加高过，后来又遭到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标榜着成功的、有天花板的实心砖房屋。作为主要的农户住宅，里面有很多房间。 人类从未丢失过发明创造和即兴发挥的才能。即便房子的主人是“支票簿农场主”（1988年，我听说人们曾出于嫉妒心理而这样称呼一个黑人农场主，即便这位农场主并没有支票簿），房子里也会装饰着麻布，或是染色后的面粉袋帘子。也有可能是红、橙、蓝三色羊毛线刺绣的、几何贴花图案（几何图案在“爵士时代”正当潮流）的帘布。我曾亲眼见过一个放满了古董的农舍——里面的古董都是真正的英国货和苏格兰货，卧室的窗户上挂着磨光印花棉布，睡床周围是棉布的帷幔,或是绣花麻布制成的防火帘，四面墙壁处堆满了由上过漆的汽油桶做成的书柜。 我们家的房子跟这些早期房屋只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它是长形的房子，被隔成了多个房间。在一张拍摄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照片上，有一家医院跟我们家的房子很像。那家医院先是由帕特里克修女院长打理的，后来则由护士们经营的医院——多米尼加的修女们是最早踏足这块殖民地的女人。那家医院前面是一个个的游廊和门廊，别的房间通过一段藤架被接到房子上。至于内部装饰，我家的房子则要优于绝大多数房子——我们在客厅里摆放了一个由灌木加工而成的餐桌，这样就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山丘下的风景；浅灰色泥墙没有再进行粉刷，因为它和自由百货里买来的窗帘非常搭配；其他椅子、书柜和一把长靠椅都是从农场售卖活动上购置的；写字台是上了色的汽油桶。透过房间里的蚊帐，约翰·威廉·麦克维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持有异议牧师的女儿）可以望见游廊,以及成排的装着天竺葵的绿漆汽油罐子和石蜡罐子。隔壁是我父母的房间，里面有优质的床垫、床上用品、自由百货窗帘和波斯地毯；汽油桶做的架子上放着铜质脸盆和水罐。旁边的房间最初是我和弟弟一起住的，后来成了我的房间。房间的地板上铺着芦苇席，床单是染成橘色的面粉袋子，脸盆架和衣柜漆成了橙色。尽头的小房间里也有芦苇席、汽油桶改制的洗脸台和衣柜。毕蒂·哈洛伦曾在那间屋子住过一年，她用靓丽夺目的丝绸给面粉袋窗帘都绣上了花，这些丝绸的颜色二十年后依然鲜艳。 除了这些，我们的房子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了。每天早上，我们需要为油灯添油，因为那时的农场还没有通电。茅屋下的水车带有两个并排放置的木桶，水龙头绝不能漏水，因为每一滴水都是来之不易的。沉重的水桶都是牛从山下费力拉上来的，每周三四次。山下20码处的厕所像是一个钻了孔洞的包装箱，因为下方是二十英尺深的坑，整个小屋就坐落在那儿，门前掩着一户茅草屏。铁丝网围成的双层墙里堆满了木炭，上方的容器里不断有水缓慢地留下来，加之纱橱里不断有风通过，因此里面的食物能够得到冷藏。要是有一个农舍接上了电、用上了活水或者安置了室内厕所，邻居们都会被邀请来参观，所有人都在分享着这份成功的喜悦。 我的母亲应该是猛然间意识到了，她所期待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 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份尚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里面讲到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带着孩子来到老罗得西亚的灌木地区。她没有田地，房子也还没盖起来，更重要的是她没有钱，所以不得不艰难度日，勇敢面对蛇和其他野兽，以及丛林火。她不得不学会在蚁丘里做面包，在废弃的汽油罐子上烤蛋糕。她讨厌待在这里的每一秒，对黑人总怀有一种恐惧和反感，所有的事情都让她觉得难以应付。读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拿她跟我的母亲比较了一番。我的母亲没能如愿开辟菜园，因为可能会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她既不会见了蛇就跑开，也从不因为一场暴风雨就情绪失控。还有一份来自肯尼亚的传记手稿，主题大致相同：自怨自艾。主人公对每件事都表现得无能为力，好像蓄意而为似的。这两个回忆录都让我回想起母亲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很难相信，面对荒野和其他重重考验，这两位作者的头脑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还属于中产阶级，是否还是‘有教养的人’？” 母亲也因为自己的近邻不是来自英国中产阶级而有些闷闷不乐。对于母亲选择邻里的偏好，父亲一定是有所察觉的。既然这样，他又为什么会选择定居在这样一个距离“有教养的人们”数英里之远的地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母亲来说有多重要；又或者，他将全部气力都用在了寻找土地上。随后，他不得不重新开辟一个农场，开始一段和想象不同的务农生活。父亲一直都梦想着做一名农场主，但他记得的一直都是孩童时看到的英国务农方式。 我的父母多年来一直坚信，好的机遇能带来成功。母亲也许没能立刻就预测到，跛腿的丈夫不可能成为灌木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也永远无法像博览会夸口的那样发笔大财。但她确实预见到了，曾经的夜宴派对、音乐晚会、茶话会和野餐活动从此将一去不复返。也就是说，她察觉到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受到了扼制。远赴波斯的时候，她将所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都带了过去。现在来到非洲，她又带来了出行拜访和“应酬”时穿的衣服，还有名片、手套、围巾、帽子和羽毛扇。她的晚礼服每一件都精致又优雅，哪怕是去政府大厦那样的地方也绝对不会逊色。也许，她的确暗想过自己会有那么一天。即便她曾经违抗过她的父亲去做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护士，她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家族赋予她的中产阶级地位。她的孩子们将会实现她的抱负，甚至做得更好。说起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在仔细对周遭的环境和邻居们进行了一番观察之后，她只是决定要晚些时候实现自己的抱负：农场不久就会成功，然后她就可以回到英格兰，把孩子们送去好学校上学，那时候真正的生活才要开始。 与此同时，她也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高效、巧妙、强有力地利用了自己在灌木区和农场上发现的一切。 如今，我发现童年和成年的记忆很难调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在英格兰，正在力图通过对记忆的严密把控来梳理人生，但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整段时间内的记忆，就像出现了一个深渊，一个黑洞。年复一年，它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然而我对外部事..件的记忆却十分清楚。1925年1月，我们全家在里尔福迪亚。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我在斯科特夫人那里。这期间，我还在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上了一学期的课。要把这些模糊而冗长的记忆全都塞入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初我很轻易地就放弃了尝试，不过后来却只能努力地去回忆，回忆过去……我只得承认，从我踩着泥水（用作家里建房时的泥灰）到后来去学校上学，这两件事的时间跨度不到两年。直到现在我还在疑惑，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在1925年1月至1926年9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家里每个人都感染过两次疟疾，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农场的土地已经清理干净，农场必需品也已经安置妥当。房子盖好后，我们搬了进去。毕蒂·哈洛伦的离开对我们和她自己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种解脱。母亲因为体力不支，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月。米歇尔太太带着她那性情残暴的十二岁儿子来到我们家，但后来又离开了。我学会了阅读，因而总是兴致勃勃地一头扎进文字的世界中，开始是阅读印刷在烟盒和食品包装上的文字、报纸顶端的大号字、陆海空百货商店的目录，以及图片下方的注释性文字……接下来就是阅读书籍。我和弟弟在政府为农场孩子们组织的函授课堂上学习。这就是事件发生的轨迹，但与我的记忆——我的童年记忆——关系不大。 我们站在山丘底下的那一大片原野上，随处可见蚂蚱和蝴蝶。毕蒂·哈洛伦靠在父亲的折叠座手杖上。她刚动完阑尾手术。此时，她正在跟我弟弟说，如果他不把嘴巴合上，就会有蚂蚱跳到他的阑尾里去，用钩子抓破他的肚子再钻出去。听了这话，弟弟吓得大哭。晚上临睡前，看到弟弟还在呜咽，母亲高声地说道：“这当然不是真的啦！”多年后，弟弟告诉我说，他对蚂蚱这种动物总会没来由地感到恐惧。于是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你是说原因就这么简单？”他问。这缘由虽然让他忍不住发笑，不过也令他震惊。因为，对自己影响如此之久的事情，原因居然会是这么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毕蒂·哈洛伦的皮肤是金色的，可在她身着棉布连衣裙时，从她V形领口露出来的皮肤却微微泛着红色。我们靠近了看，发现那是一块红色和奶油色的混合物。于是我们两个小孩严肃地讨论起来，为什么红色果冻和奶油会跑到毕蒂的肉里面。“是从一个孔里灌进去，然后扩散开的。”我们找借口去靠近她，又因为紧盯着她而被训斥。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发现了那个“孔”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毕蒂一定是将果冻抹在了身上，然后渗到了皮肤下。“妈妈，红果冻和奶油怎么就跑到了毕蒂的皮肤里呀？”“什么红果冻？瞎说！”这个秘密被我们拿来严肃地分析和讨论起来，当时我们正坐在屋檐下，身边还待着猫和狗。“也许不是果冻，而是烤牛肉滴下的血！”“那白色的硬币又是什么呀？” 有时，我们也会若有所思地盯着大人的手指甲看好久，不太明白粉色的指甲里为什么会有一小块是白色的。“妈妈，为什么上帝把你的指甲做了一半？”“做了一半，什么意思？”“你看，上面有个洞。”“在哪儿？这根本不是洞啊！”我们还看到，长在大人胳膊上的毛每一根都是金色的，但是它的一端却扎在棕色皮肤里。哦，还有气味。毕蒂的身上有一股强烈的酸臭味，让人闻起来很不舒服。母亲的气味是充满活力的，闻起来会有点咸。父亲呢，他散发着男性的气味，还有浓烈的烟味。 我们躲到了树丛的一边，望着房后的屋檐下，母亲正让毕蒂学着将染了血的布浸到汽油罐子里。母亲摆出一副保密局特工的样子，声音也放得很低。毕蒂装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似乎每一下动作都很难受。我们知道，“男孩子”都不准看罐子里的东西。等她们两个走后，我们就爬上了罐子，瞧着里面的东西，我们心想：毕蒂一定是划伤了手或脚，才流了这么些血。那么为什么妈妈不想让男孩们知道呢？大家都会不小心划伤自己，或是碰伤自己的呀，甚至有时候，那些“男孩子”还会替我们清洗血迹。可是她们俩为什么会这样…… 大人们的世界无序又混乱，到处都是秘密，让人摸不清头脑。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两个小孩子在努力地让一切都各安其位…… 我躺在床上读着瓦尔特·德拉·梅尔的《三只忠心的猴子》（The Three Royal Monkeys），里面讲到其中的一只猴子吃了一个橘子，它觉得橘子很容易分瓣送进嘴里。我不明白，它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我在读书时也吃橘子，但总觉得橘子瓣大得放不进嘴里，可是我显然比小猴子要大得多呀。那些小猴子总在山丘下的丛林里蹦跶着，偶尔也会跑到我们的房子里来转一圈，接着又跑回山下去。那么书里这只猴子吃的橘子，难道是指我吃的那种橘子汁小球吗？就是那种每颗都包裹在小袋子里，一咬开就喷溅到舌头上、四溢出味道的小球？但这也不可能，因为小球不是分瓣的。我躺在床上想啊想，一边读着一边思考着……这三只猴子肯定要比我见过的丛林小猴大得多；把橘子皮剥开的时候，它们身上的毛挡住了喷洒出来的汁液——我也读到了，橘子皮的小孔能“喷东西”。后来，一看到家里访客的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毛孔很粗糙，我总会偷偷地盯着那些积聚了“水”的毛孔。我猜想，要是把它剥开，那层皮肤会不会也喷出什么…… “那孩子在瞧什么？” “多丽丝，你在干什么？那样盯着别人看可是很不礼貌的。” 我立马转身跑开了，跑到山下的一株灌木底下坐下来。我抬手从灌木上扯下了一片叶子，瞧见了上面的脉络和小孔。我把它撕开，结果却没有气味强烈的东西喷到我的脸上和手上。不过，我倒是在灌木上看到了一只变色龙。它缓慢地摇摆着身体，正在顺着一个枝杈向上爬，突然间，它……我一路尖叫着跑回山顶找母亲，我在她的椅子里坐下来，父亲也在我旁边。我紧张地向外望着那片灌木。“这是怎么啦？”“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有一只变色龙！”我害怕极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只变色龙……”“变色龙怎么啦？”“它病了，它的肠子都出来了。”我再次跑下山，后面跟着母亲和弟弟。那只变色龙已经爬到了枝杈靠上一点的地方，此刻它正静静地停在那儿，只有眼睛在来回转动着。 我非常震惊，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刚刚看到了变色龙的肠子露了出来，现在……这件事居然再次发生了，我立马放声尖叫了起来。“嘘……”母亲将我抱紧，轻声对我说，“不要紧，它只是在抓苍蝇，你没有看见吗？”我还在因为厌恶和恐惧而颤抖着，不过也确实有那么一点好奇。此刻的我被母亲紧实地搂在怀里，正踏实地站在地上。“等等，快看！”母亲说道，只见变色龙猛地吐出了棍棒似的舌头（一个厚厚的肉质根），但很快又收了回去。“这下看见了吧？”母亲说，“这只是它捕食的方式。”我崩溃地呜咽着，母亲将我带回了山顶。不过，我如今已经学会以成人的视角看待事情。每当看到一只变色龙，我所习得的知识就告诉我说，变色龙会吐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舌头，只可惜我再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见上一回。 1992年，我站在班基特的一棵玛伏提大树旁，几星期前这儿刚下过一场雨。玛伏提树是非常庄重的一种树，树叶呈深绿色，树干粗壮又结实。同时，它也是非常安分守己的一种树。但是，它的根部长着一种类似海洋生物的赘生物，如同珊瑚鞘似的伸出柔软却光亮的新叶，看上去就像一片绿色的天鹅绒。你绝对想不到，它们会跟上方那些素色的叶子有什么共同点。猛然间，我想起自己曾冲到房子里，尖声喊着有一个怪物正在攻击那棵树，而被我当成怪物的，是一只猫一般大小的甲虫。 某天，我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被一阵毛骨悚然的沙沙声包围了。我支着胳膊坐起来，透过白色的蚊帐向外看。沙沙声盖住了心脏跳动的声音。方形的窗口发出亮光，一次，两次。等等，难道有一辆汽车开到山坡上来了？那亮光就是它的前灯发出的……不对啊，父母的房间是黑着的，他们没有起床?９9lｉb.，显然这么晚也不可能有车子来。听起来，整座房屋都像是在轻声细语。山丘下的水塘里有青蛙和蛤蟆，它们的叫声充满了我的耳际。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外面应该是在下雨。我听到的声音是干燥的茅屋被雨水打湿、向外膨胀发出的声音，是青蛙在雨中欢跃着的声音。在我看来，我身边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恰逢其时的：茅屋顶棚被从天而降的雨水浸湿；蛙声大得好像它们就在山下，可实际却有几英里之遥；雨水舒缓地飘落在大地和叶子上；闪电呢，离这儿还有很远的距离。紧接着，顺应雨夜的惯例，雷声突然间就炸响了。我心满意足地躺回到了蚊帐下，一边聆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是敲打着的雨声。 有时在被放到床上后，我们会听到尽头的房间里传出大人们的说话声和母亲弹钢琴的声音。我和弟弟聊天时总要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本该是睡觉的时间。我给他讲着母亲说过的睡前故事，故事中既有灌木丛里的动物，也有储藏室里的老鼠。我突然起了坏心思，想要吓吓弟弟，所以就讲起了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结果却把自己吓着了。“恶龙盘旋在茅屋顶上，身体遮挡住了整个天空，它伸出了利爪，嘴里在向外喷火。”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龙，可我还是很害怕。同样，在我认为房间角落里有两个邪恶精灵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都是自己虚构出来的。总之，母亲听到我喊她时，总会过来轻声安慰我：“这儿没有龙，窗帘后面也没有精灵。”可我却听得很没耐心，因为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母亲会责怪我不让弟弟好好睡觉，会责怪我“胡说八道”。 我也记得自己曾站在山丘的最底部（平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身旁是一棵多节的古树，就像《彼得·潘在肯辛顿花园》里的那种，我想象着自己很快就能够见到精灵们。我把圣诞耳厥作为窗帘放进蚁丘里。还有蜘蛛兰。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我知道，只要出其不意地急速转头，我就能看到小精灵。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相信它们的存在，就像我对“牙仙”的存在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我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可我还是期待麋鹿的到来。我也会跟弟弟解释说，虽然家里没有烟囱，但麋鹿会从窗子飞进来。每当房间里的光线被调暗而投下阴影时，我和弟弟就放低声音，热切地长谈起来。我们会讨论麋鹿们需要飞得多么快，才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从英格兰赶到这里；我们也会猜想，如果必须降落下来补充食物，那么这些喜欢吃苔藓的麋鹿们会觉得树林和草地的味道怎么样呢？后来，弟弟跟母亲说起我，说我相信在圣诞节时麋鹿会来，还说它们会吃穆萨沙树叶和玛伏提树叶。母亲皱起了眉头，她显然是在思索，有些幻想虽然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怎样才能协调它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呢？看见母亲这样，我急忙开口说：“我才不相信会有什么圣诞麋鹿！” 母亲认为自己的心脏不好，她从一开始就认为因为心脏的问题，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过，母亲去世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而且是死于中风，并非心脏病。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心脏不好的人是有心理优势的，我相信母亲谎称生病是为了博取同情。我还相信，我的父亲并没有被蒙骗过去。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母亲那时候为什么会生病。那一年，她正在经历内心的重构，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次——完全放弃自己想象中的生活。以前母亲的床放在前屋，因为那儿有窗，能望见山峦，但那儿不仅有她的父亲约翰·威廉的严密注视，还有那位冷冰冰的、安守本分的继母对她的看守。她曾认为拥有体面的生活不仅是她的权利，同时也是她的未来。围绕在她身边的一切也都曾预示着这样的生活：银质茶盘、英国水彩画、波斯地毯、红色皮革的名著、自由百货的窗帘。可她如今却住在一个泥屋里，从高床上望向外面，她所能见到的只是非洲灌木，还有小山坡上聚集的农场。 有位医生经常从锡诺亚来我们家。在那个年代，医生们对焦虑症的了解还不是很多。诊断后，那位医生嘱咐母亲要卧床休息。母亲的主治医生哈金斯看到母亲的求助信后回复说，既然已经有别的医生告诉她怎么做了，为什么还要来问他呢？那位哈金斯医生——后来的哈金斯勋爵——性情暴躁，他认为同情和关怀的态度毫无用处。这种想法在他从政以后也没有改变——不久后他当上了总理。 母亲每天都要把我和弟弟召唤到她床边几次，夸张地说：“妈妈生病了，瞧妈妈多可怜呀！”我现在想起这话，才发觉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是极端痛苦的，因为“可怜妈妈”的形象并不是她一贯的风格。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而弟弟呢，他总会在母亲想要拥抱的时候抱一抱她。当然，我也会给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可我马上又会怨恨起来，继而否认这种情绪。很快，等母亲再唤我过去时，我都会拒绝去她的床边。“妈妈病了。”父亲开导我。可我会怒气冲冲地说：“不，她才没生病呢！”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母亲生病这件事怀有抵触情绪。 与此同时，我和弟弟并没有间断学习。老实说，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自律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在当时来说是很需要的。我们要么站在母亲的床前，要么坐在床上（“别烦你妈妈……别倚着她……别……”）学习乘法表、做儿童算术题。相比之下，阅读课相对简单得多，母亲还会给我们讲故事、读故事。 接着，米歇尔太太带着她儿子来了，她是来“帮助”母亲的。弟弟跟父母同住一个房间，我跟米歇尔太太住一起，她的儿子则住在最尽头的那间屋子里。 就我的体验来说，这位太太是个残酷的人，她的儿子也是个小恶霸。米歇尔太太酗酒，在她离开后——她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星期——我们发现灌木下、碗柜里堆放着许多空酒瓶。她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酒精的味道。真实的米歇尔太太到底是怎样的呢？说她既要当保姆，又要为一个生病的主妇管家，自己还有个到了上学年纪的儿子，想来她生活一定很艰辛。她是寡妇吗？是被抛弃的？又或许，她是因为丈夫太过残暴，所以才离家出走的？当时，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大萧条，女人们会在丈夫失业后出去找工作。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她们都会去做。 整个童年生活中，父母一直在跟我和弟弟说，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寒酸、多么贫穷，我们的权利被剥夺得多么彻底。我相信了这些话。可是后来在学校，我却遇见了真正出身贫寒的孩子们。在南罗得西亚生活着这样一群白人：他们勉强能填饱肚子，常常欠债、躲债主，吞噬他们的是酒精和生活的残酷无情。最近，达芙妮·安德森出版了童年纪事《讨厌鬼》（Ts），书中的小女孩生活就非常贫困，照顾她的常常只有黑人奴仆；而且，虽然我们年龄刚好一样，可是跟她相比，我的童年生活实在算得上平和安宁、衣食无忧。无论怎样，津巴布韦的黑人们都不太可能会阅读这本书，因为那里的人们仍然愿意相信，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白人都是富人。此外，已经有事实证明，白人们也不太愿意去捧读这本书，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想，在南罗得西亚这块英国殖民地上，白人们曾经生活得如此卑微和不堪。在这本书中，“白人至上论”所构筑起来的瑰丽神话显得悲凉又凄惨。不过，漂亮的作者二十几岁就嫁人了，而且嫁得很好（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生活很幸福。我希望在津巴布韦的历史课阅读清单中，这本书能够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米歇尔太太是从极度贫困的生活中走出来的。她当时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学期，甚至还不到一个假期。尽管如此，我还是忍受了无穷的痛苦和恐惧。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躺在一顶蚊帐下，米歇尔太太睡在另一顶蚊帐里。我听到声响，判断出她正在喝酒，一会儿，酒瓶滑落到了床边和蚊帐之间，又“咚”地一声掉在了席子上。接着，她打起了呼噜，在床上来回翻着身。隔壁的房间里，她的儿子在睡梦中喊叫起来。有一次，米歇尔太太跟她儿子大声争吵起来，母亲听到声响后过来制止。米歇尔太太出现在门口，手拿一支蜡烛，接着，蜡烛从她手里落下来，烛油溅起来，烛火也变长了，在蚊帐上烧出了一二英寸的洞。 米歇尔太太跟她的儿子总是对黑人仆佣们大吼大叫。父亲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时，她嚷嚷着说我父亲对这国家情况根本一无所知。她对我父亲说（这或许是我第一次听到白人的陈腐看法）：“你不明白我们面临的问题，对这样的人只能动粗，他们就是一群野蛮人，是刚刚从树上爬下来的，你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让他们老实点！”（就像特鲁比·金博士训导的那些婴孩。） 我很害怕米歇尔太太的儿子，只要是他在的地方，我就不敢靠近。他大概十二岁，可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健壮。他会折磨和戏弄黑人仆佣的小孩（piin），追赶、作弄那些猫和狗。他不仅用弹弓来打鸟，一有黑人经过，他还会用弹弓瞄向人家裸露的脚踝。 我无能为力，任凭记忆如何哄骗、劝诱我，我也只能想起这个事实——没有一件事情糟糕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这个女人会如此恐惧。或许本来就没有什么虐待或殴打行为，有的不过是愤怒的话语，还有这名厌恶黑人的女士发出的高分贝的谩骂声。 我简直不敢想象，父亲在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妻子“心脏不好”，这自然成了她不用下床的理由；家里没什么钱，可每当妻子病情加重时，还要从锡诺亚请来医生。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不到六岁，小的只有四岁，正是需要细心呵护的时候，可家里迎来的却是米歇尔太太和她的恶霸儿子。父亲自己奋力地清除地里的根株，处理灌木，开垦田地。他必须一天到晚地在山下的田地里忙活，因为只有田地开垦好了，才能种植庄稼。与此同时，家里欠的土地银行债务也增多了。 有那么几个月，父亲给自己添了一个助理，是一名荷兰人，他家里孩子众多。我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叫《第二个小屋》（The Sed Hut），内容就取材于这一年的记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小孩子也开始常常跟着父亲去山下。后来，我家的马儿死了，因为这片土地不太适宜马儿的生存，它们都得了病。不过在另一端的沙质草地上，马儿们却茁壮成长着，那里的人们爱好赛马。我们买了两头驴，父亲骑着其中的一头，我和弟弟则被安顿在另一头上。后来我们又有了一辆车，是辆越野车，是个“三手”或者“四手”货。我们小孩子，还有两条欢乐的杂交狗（它们叫“狮子”和“老虎”）都跟着父亲一起下了山，一路上还带着盛装冷茶的瓶子和商店里买来的饼干。我们在灌木丛里玩耍的时候，母亲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养病，米歇尔太太在旁边照顾她。 米歇尔太太离开后，又来了一个泰勒太太。她是丹麦人，虽然没有报酬，可她依然好心地帮助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生活，她并没有搬进我们的房子，只是偶尔待上几天，去去回回的。很快，我们就走出了米歇尔太太带来的那场噩梦。泰勒太太容貌美丽，身形高大，处事冷静，深得父亲的喜爱。父亲喜欢跟女人打交道，女人们也喜欢他。父亲温柔儒雅，待人接物也得体周到，而他语气中隐约透露出的遗憾和渴望却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明白的。我只知道，女人——邻居的妻子或是外地的访客——总是出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父亲会坐下来跟她聊天，他们就像身处在另一个时空，那里比日常的生活更加广袤和温柔，而他们之间自有一种欢快和喜悦的气氛，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泰勒太太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她应该是搬去了别的地方。那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在搬来搬去的，从这个农场搬到那个农场，从一个镇子搬到另一个镇子，要么动身去北方（指尼亚萨兰或北罗得西亚），要么踏上英格兰的返乡路——因为人们觉得生活很令他们失望。“你要知道，没人能受得了这种生活。”事实上，女人们尤其忍受不了这种生活。 父亲一直都跟其他女人维持着一种温柔的、柏拉图式的友谊（这种友谊在当时看来可能习以为常，如今却需要解释清楚）。母亲也有自己的仰慕者，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母亲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实在是浪费了。这些仰慕者中有一个叫乔治·劳斯的男人，他是劳斯小姐的兄弟，而这位劳斯小姐是锡诺亚的一名老师，还是我父亲的一个表亲。劳斯先生拥有一份木材租约，位置就在那片两河之间的政府土地上。正是这位劳斯先生为母亲制作了一个装置，让她在病床上也可以读书。他还打造了一个床支架、钢琴凳，还有碎木原料的沙发和椅子。除了这些，几个“临时桌”也是出自他之手。这些桌子异常沉重，即使上面没有堆满书报和杂志，要挪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母亲终于下床了，也是时候下床了。她说头发压得她脑袋都疼了，于是剪掉了长发，露出了光光的脖子，留了一个“墙面板式短发”。看着眼前的母亲，弟弟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坐在一大堆蓬松的棕色碎发中，一边将它们扒拉到自己身旁，一边放声哭着。母亲坐在边上，好笑地看着我们。她朝我们说：“对！就那么做！”然后把那些头发都包进了纸里，扔进了垃圾坑。 函授课程的学习仍在进行。母亲开始琢磨，明明她自己可以教得更好，为什么还要掏钱让孩子学？于是，她开始教我们地理知识。她把水倒进泥坑里，然后用泥土塑造出大陆、地峡、河口和岛屿的样子，不过，这种认识方式太过平面，容易让孩子以为地球是平的。后来，母亲从索尔兹伯里订购了一个小地球仪，由火车运送了过来。跟随着这个地球仪，我们走进了哥白尼的世界。在屋外的陡坡上，母亲让父亲坐在他的折叠椅里，接着又叫来了厨师和厨师的小孩。父亲充当太阳，两个仆人代表木星和土星，两块大石头代表冥王星和火星，我是水星，弟弟是金星。我们俩都绕着父亲跑起来。母亲代表地球，所以她走得很慢。“想象一下，各个星体都在运动，虽然速度不同，但是一切都在运动，一刻不停地运动。”接着，她不耐烦地挥手停止了这个宇宙系统。这一次，父亲变成了地球，弟弟和我轮流当上了月球。“继续想象……” 我们一遍遍背诵乘法表，还从一些小书上认识了英国的花和树木，其中有一本书叫《法国没有眼泪》（French Without Tears）。后来，从索尔兹伯里来了一些检查员来看望农场的孩子们。他们赞扬说：“不错，学得很棒。”的确，我和弟弟已经走在了同龄孩子的前面。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去学校上学，这是法律的规定。再说，孩子们也需要学着成为一个社会人。 有段时间，母亲打算在农场办一个小学校，因为附近农场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至于接送学生——今天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因为路已经修得很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每天需要跋涉好几英里，怎么办才好呢？另外，母亲虽然拥有教导孩子的本领，但并没有教育行业的从业资格。因这种种原因，母亲的打算最终只能作罢。 6 我的卧室是房子正向的第三个房间，离开农场之前，我一直都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宽敞的方形房间，有高高的茅草棚顶和粉刷后的墙壁，光线也很充足。清晨从床边向外望，我看到太阳从镀金的山峦后腾空而起，然后急速上升，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到了晚上，我就从这儿看着月亮爬上来，升入空中，又慢慢离开。我常用一颗石子抵住门，让门开着，这样就能随时看到灌木丛那边的情况——灌木丛就在陡坡向下的几步之外。因为这件事，我还跟母亲起了争执。“蛇会进来！”她叫道，“蝎子、蚊子……我可不想见到它们！”尽管这样，我还是会将门开着，我知道蚊帐里是很安全的。而且在持续数月的雨季中，为了以防万一，我们都服用了奎宁药。 不过，我们的房子里确实会有蛇进来，母亲也不止一次地射杀过它们。事实上，我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是世界上蛇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里的蛇都有毒，有些还会致命。那么多年里，我一直都光腿走在灌木丛中，甚至还常常光着脚，但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很明显，虽然我们很怕蛇，可它们更怕我们。我们不可能忘记毒蛇的威胁，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被灌输这一点：走路时要提高警惕、不要连看都不看就把手放在树枝上、绝不能随意爬树、吹气蝰喜欢躺在温暖的小路和大道上且爬行速度不快……要记住，记住，记住。可是真正令我感到恐惧的是昆虫。它们数量多、种类杂、个头大，有黑色的长着角的昆虫，也有细长的、抖动身体的攻击型昆虫，蜘蛛在夜里织好网，然后从上面垂悬到你的眼前，也会潜伏进你的生皮短筒靴（velds）里，还会从地上的孔洞里看你蹲下来小便。当我回首这段过往时，那些美丽却致命的毒蛇总能让我发出赞叹，甚至心生喜爱；可想到那些无害的昆虫，我的身体就会打起战来——可见，人类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不合理的一面。 不过因为我住在蚊帐里面，一切都还好。 每个清晨，光线将我唤醒，阳光温暖地落在我的脸上。我先起身检查蚊帐下有没有蜘蛛和甲虫，然后跳起来，快速将蚊帐打成结收拢。做完这些，我会扑回床上，四肢舒展地仰面躺着，踢开床单。我嗅到了房间里所有怡人的味道。首先是我的身体，它的每个部分都散发着让人想要亲近的独特香气。茅草屋顶也有潮湿的芳香或干草的清香，这得看天气。房屋椽子上刷过的木榴油已经像肥皂一样变得坚硬，向外散发着灼烈的烟臭。地上的油毯磨出了洞，散发着油味儿，味道很淡，和遮盖在脸盆架上的油布一样。脸盆架下有一个搪瓷桶，里面装着的似乎是尿液。我带着桶悄悄溜出来，然后把里面的液体顺着山丘的土地倒下去。那液体先是冒出黄色的泡泡，继而下沉，最后倏地一下就干了。牙膏的味道是洁净又强烈的。我的鞋子——生皮短筒靴——就像那些毛皮斗篷（kaross）一样，释放出一股兽皮的味道，不过我从不允许我的床上出现任何毛皮斗篷，因为它跟野兽实在太相似了。而且，斗篷上的粗野气味会让我想起斯科特太太，而这位太太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我永远都不愿意再想起的。 我听到“男孩儿”端着茶进入了我父母的房间，于是我知道，他们俩已经起床了。我匆忙穿上衣服，免得他们又来催我。我下身穿着棉质扎腿短裤，上身穿一条棉布裙子（有时是绣花的面粉袋做成的），还有一件自由紧身背心。 陆海空百货商店目录左右着我们的穿衣打扮。在寒冷的天气，教养良好的女孩们都会穿上自由紧身背心，背心下的小环用来钩住吊袜和长袜的边沿。不穿长袜时，背心容易向上皱起，女孩们的肚皮就会被小环刮出红痕。终于有一天，我拒绝穿这个背心。我对父母说不，我不要穿这个背心，再也不要穿了。在这次抗议中，我为自己和弟弟赢得了胜利——弟弟那时还穿戴着紧身腹带，以防寒气入侵肝脏，而我很久之前就已经拒绝了它。父母让我们戴布帽——帽子的内衬是红色网眼织物，碎片垂挂在背后，以避免阳光直射到我们的脊柱。我的态度是：不，不，不！我才不要。我大叫道：“根本就没人戴帽子！”——事实的确如此，那些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都没有把头部遮住，女人们可能只在外出拜访时才戴帽子。母亲对我说：戴上紧身腹带，不然你会染上致命的风寒；穿上自由紧身背心，要不就难有良好的仪态；戴上有红色衬里的帽子，不然你会中暑。（对于帽子的看法，母亲和陆海空百货商店的观点似乎一直都是正确的。）总之，母亲的苦苦劝导都落了空。就在最近（1992年），我拜访了伦敦的一位皮肤科专家。他告诉我，那些在澳大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喜欢暴晒的白人们，为他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 从能自己穿衣服开始，我就没让别人帮忙过，而弟弟马上就要六岁了，却还在让别人给他穿衣服。弟弟那时候身体应该是很虚弱的，时不时就会患支气管炎。他躺在床上，额头盖着一条热毛巾，身旁热水盆里的冬青和修士用的香膏升腾着水雾。过不了两年，他就会拒绝“宝贝”的称呼，身体也会强健起来。 当我走进父母的房间时，父亲正在用厚重的皮带子往残肢上绑木腿；母亲已经穿上了哈罗兹的丝绸衬衣，此刻正在为她的宝贝儿子穿衣服。房间里，从自由百货买来的窗帘色彩如新，粉饰过的墙壁闪耀夺目，黄色的茅草屋顶正散发出新鲜的气息。但多年后，整座房子所在的山丘只剩下一片凌乱。 有一个房间下方是大片的灌木丛，一路蔓延到艾夏尔高地。在这个房间里，身着新棉质裙子的母亲、穿着农场卡其服的父亲，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享用英国味儿十足的早餐：粥、熏肉、鸡蛋、香肠、炸面包、炸番茄、烤面包、黄油、果酱、茶，以及当季的木瓜，还有橘子。 母亲当时非常担心我们吃不饱。如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会吃掉那么多食物。如果白色的蛋泥或烧焦的面包被剩下，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父亲就会面露悲痛，让我们想一想那些还在挨饿的印度孩子。至于非洲大地上的孩子们也在忍饥挨饿，或者从我家窗口能望见的那些农场群落里，也有挨饿或营养不良的孩子，似乎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如何让大家明白，白人们在态度上是不一致的？这是写这本传记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母亲担心工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让他们尝试着食用我家菜园里种的蔬菜，劝他们多摄入维生素，但他们都不吃卷心菜、生菜、菠菜和番茄。如今，这些蔬菜都已被所有黑人接受。工人们的开胃品来自灌木丛和各种植物，每星期还要酿造一次营养充分的啤酒。不过，他们杀牛吃肉的频率是一月一次。通常，他们的食物都是当季的玉米粉，或是未经加工过的、黄色的好东西，比如玉米糊、花生、豆子。这样的食谱在今天也许会受到营养家们的赞扬，不过在那时却刚好相反，因为肉类少得可怜。 那时发生的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当然在我的整个童年，也发生过其他类似的事。那天，就像别人做过的那样，我和弟弟叫“男孩儿”给我们把鞋拿来——鞋就在当时的那个房间里，父亲突然怒吼了一声。对父亲来说，这种情况的确非常少见。他高声说，母亲怎么就敢这样宠着我们，还让我们放肆地叫一个成年人“男孩儿”？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下去的话，两个孩子就会变得四体不勤、骄纵任性？总之，他绝对不会接受、也不会任由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父亲很少会发号施令，唯独这件事。整个童年时期，我都看到父亲在跟母亲抗议，他所流露出的情绪中，悲伤多过愤怒。父亲抗议的是母亲对待仆人的方式——她会要求一个男仆去房外的灌木里站着想明白，怎样准确无误地按顺序摆好餐具是多么重要，让他想清楚下次如何在梳妆台上布置牙刷和镜子。从很早以前开始，母亲的声音中就升腾起一种绝望的情绪（白人太太们的情绪），她对自己和家庭的认识都取决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标准。“看在上帝分儿上，”父亲情绪非常激动，可是在看到我母亲的痛苦神态后又放缓了语气，“难道你没发现吗？这太荒谬了。”“哦，不过这是他们的工作，难道不是吗？” 早餐过后，我可能会去房间里看会儿书，或者跟着母亲学习，学……总之会学习一些东西。我和弟弟去学校上学后，母亲就停止讲授她那些精彩的课程。但即便如此，她也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教导我们的机会——对此，如今我心怀感激，也很想把这份心情讲给母亲听。 弟弟总是跟父亲去山下的田地，当然我也经常跟去。父亲坐在圆木或大石头上，看着男仆们用锄头翻地、搓玉米棒、拔花生，看着他们将满载着黑亮葵花籽的巨大而扁平的向日葵花盘砍下来。大多数男仆都穿着破布衣服，有的只缠着腰布，也有的穿着破旧背心和短裤，短裤是用穆萨沙树上剥下来的粉色树皮围成的。他们一边锄地一边聊天，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在用大棒子给花生脱粒，或压扁向日葵以挤出葵花籽的时候，他们还会唱起歌。工头老烟鬼过来跟我的父亲坐在一起时，他的两个跟班小青年就恭敬地站在他身后，很有可能就是半个上午。老烟鬼跟父亲刚刚结束一个话题，就又说起可能会下雨，然后又说有必要新建一个牛栏，或挖开一个新沟渠从农场群落那边引水过来，还会聊到那位荷兰助理的不足——可惜那个荷兰人干了没多久，因为原住民都特别憎恨他——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哲学探讨。非洲人说话语速缓慢，中间会有长时间停顿，时不时说上一句“是啊……”。老烟鬼则说“是呀……”他语速缓慢地跟父亲交流了一会儿，又说“是呀……”父亲则说道：“对，就是这样。”老烟鬼有时是坐在原木上，有时干脆蹲坐在那儿，并用前臂压在膝盖上保持平衡——我和弟弟也学了他这个姿势，但感觉不舒服，因为我们骨子里带着欧洲人四肢僵硬的基因。父亲坐着，那条木腿向前伸着，他将帽檐压低到眼睛上方，以躲开强光的照射。他们谈论着“生命”和“死亡”，也经常说起“帕祖鲁大老板”（或是“上面的大老板”，即上帝），猜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旨意。 与此同时，我和弟弟就在一旁观察着小鸟、变色龙、蜥蜴、蚂蚁，偶尔也会堆小草房。我们还会在蚁丘上跑来跑去地玩闹，常常吓到躺在灌木丛中躲避热浪的野兔。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满瓶的微温甜茶搭配着糕点和烤饼——老烟鬼会跟我们一起享用这份美食。时间匆匆地流走了。我家房子那边传来敲锣声，从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男人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自早上六七点就已经开始工作。锣声是马车的大螺栓敲击犁头所发出的。听到声音后，我们开着车回了家。 母亲整个上午都在忙碌，主要是为丈夫、两个孩子和她自己缝制衣服。她向来都聪明干练。有时，她也会制作食物，比如果酱和瓶装水果，且常常自己发明一些食物的做法，比如把牛吃的葫芦肉加工成蜜饯水果。她还会把发酵的姜水装进成排的汽油罐，酿出几十瓶姜汁啤酒。除了这些，母亲也像其他农妇一样自创了以玉米（当时还不叫“甜玉米”）为原料的食谱。那时的人们都很穷，或者说生活节俭，都在尽可能地省钱。正因为如此，对于利用自己栽种的蔬菜制作食物这一点，女人们向来都非常自豪。阿根廷与南部非洲种植着相同的农作物——南瓜、玉米、豆子、土豆、番茄、胡椒，还有洋葱。后来有幸去了阿根廷，我见到了同样别出心裁的食物。我们吃的绿色玉米或拌有芝士酱，或配以油煎饼和牛奶布丁，或配以土豆和南瓜煮成羹汤。玉米粉做的蛋糕和薄饼，也被添加进各式粥品和面包中。南瓜的做法不下十种，嫩花生也被加入到炖菜里，花生酱更是所有蔬菜和面包的绝配。 我们吃的食物……花样繁多。午餐可是一件大事，没有肉的情况绝对少见，因为那时，除了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没有谁能放弃吃肉。餐桌上有烤牛肉和土豆，或者牛排和牛腰饼、炖菜或肉馅土豆饼，还有从水井旁的菜园里摘来的五六种蔬菜，以及大块的布丁和芝士。 午餐结束后是午休时间。 “妈妈，妈妈，我还不困呀，我真的不困。” 这可不太好。不论是因为气候，还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高地上，孩子们午后都必须躺到床上去。（我的叛逆可能会成为对我不利的证据。）我恳切地求着母亲，甚至哭着求她不要让我躺下，可她的声音里只有对我的怀疑。“胡说什么！你哭哭啼啼的要干什么？”母亲不知道，我正面临着“永恒”——她盼着从抚育孩子的间隙中挤出几分钟，好给英国那边写封信。绿色的窗纱外罩上了橙色窗帘，抵住房门的石子也被撤了下来。“瞧，表就放在这里。”母亲把表放在我床边的烛台上。因为常常忍受午睡带来的痛苦，我早就学会了看时间。母亲把我的裙子拉过头顶，又把被单掀起来。我刚钻进去，她就转身走开了——她的心早就飞到了信里。看到她暂时将我遗忘，我终于开心地舒了口气。母亲关上她卧室的门，弟弟已经在里面睡着了，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我迅速地溜下床，把窗帘拉开，因为我讨厌它带来的闷热和黑暗。 我躺回床上，看着房顶，屋子里寂静一片。是啊，这样的日子总会结束的，就像已经逝去的昨天和前天。一只迷路的蜜蜂飞进屋里，不小心撞在了地板上，发出巨大的嗡嗡声。我本可以借口说要把它赶出门而再次起床，可我不敢再用石子抵着房门让它半开着。我平躺在床上，伸展着手臂，以主人的身份感受这个略染寒意的身体，感受心脏和脉搏的跳动，感受血液流动发出的声音。我蜷起双脚。我试着动了动手指头，一个挨一个，发现它们每个都在，都安然无恙。啊，一切都好！我嗅了嗅手指，发现上面还残留着胡萝卜和烤牛肉的味道。蒸布丁用的金黄色糖浆有着浓郁的甜味，我使劲儿闻着，鼻毛被粘得发亮。我的前臂有太阳的味道。当我向那些金色的毛发吹气时，它们就变得乖顺了，如同沟渠边上的长草被劲风吹过一样。一切都是寂静的，现在是正午时分，灌木丛里没有一丝响动，一切都沉浸在宁静之中。 突然，一只鸽子叫了起来，又有另一只回应了它。片刻之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鸽子的叫声，山丘下传来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有只黑鸟从我的窗前快速地飞过去。我的肚子发出了咯咯的声音，我用食指戳了戳，可那声音却一路跑向了下面……幸好我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膀胱了，而且学会了忽视它向我发出的紧急信号：你是否应该带我去厕所呢？我像一个医生一样，双手向下摸索着，从大腿到膝盖处。膝盖附近的某处，如果戳一戳，肩膀后面就会出现扭动的感觉，这两处是彼此关联的。除了这一组，身上还有其他相互感应的地方。我一处一处地发现，接着又会忘记它们的位置，所以就得重新定位。“哦，这个在脚踝的正上方”……我仰面躺在床上，将两条腿弯向自己，用食指在踝骨附近按来按去。没错，就是这儿，一按，远在肋骨下的一个点就会有反应，说不上疼痛，可要是继续施加力道的话，我的脚踝就会被自己弄疼了。不过，我已经继续探索别处了，寻找着一个个神秘的感应点。 我不确定自己 662f." >是否有勇气看看那个表。半个小时怎么也快到了吧？我躺在这儿已经够久的了。我悄悄地瞄了一眼表——不，这绝不可能！它的指针一定是卡住了。我一把抓过来，使劲儿晃了晃。不，指针是走动的，一切都正常，时间真的才过了三分钟！我立刻发出低吼声表达不满；要是母亲听到我的响动，会不会进来呀？我赶忙闭上双眼，老老实实地躺好，假装已经睡着了。不过“假装睡着”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容易真的就睡着了，而我又觉得自己还不困。我躺在床上，将全部身心和整条生命都用来聆听一切风吹草动……一只飞虫被困在屋里，它在另一张床上，当它扇动翅膀时，我似乎听到空气里出现了一丝波动——我的猫咪朋友在那儿！我从床上跳下来，俯身靠过去。它正蜷着身体躺着，光滑的灰色皮毛随着呼吸浅浅地起伏着。它跟我一样，连呼吸都被关在了这里。午睡的半个小时总是没完没了。我相信它一定能理解午睡的痛苦。我用手指触了触它的脚掌，然后向里伸它的脚掌突然绷紧了，像细碎的月光般的爪子戳到了我的肉里，之后放开了。它低低地咕哝了一声，像是在说我还睡着觉呢。我只能转身离开，用力地扑到自己的床上，弹簧都被震得响了响。 看到猫咪在那儿，我感到很安心。它是我的伙伴，要是我叫醒它的话，它一定会过来陪我的，它那轻巧的身体会趴到我的肩头。可我还得继续躺着，不能动……外面的柴堆旁，男仆正在伐木，斧子缓慢地落下去，一声一声，像是钟表发出的咔嗒声。鸽子们安静了下来。我感觉到眼皮越来越重，决定让自己清醒一下，于是喝了几大口浓甜的温水。装水的玻璃杯中还冒着气泡，一个气泡就是一个小世界。我捡起屋顶掉落的一根茅草，用它追着杯子里的银色气泡，直到它们一个个都被戳破，就像被熄灭的生日蜡烛。 表盘上显示，刚刚才过去五分钟。我被痛苦扼住了咽喉，眼前的事实令我感到恐惧。斯科特太太说，永恒“不过是两个学期，仅此而已”。听到这句话时，我的父母就像往常那样，饶有意味地望着我，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后来，我去了修道院，再次背井离乡……永恒地。母亲从儿童版的《新约全书》中为我们读道：永恒，是指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 我摊开手臂平躺在床上，眼睛紧紧盯着黄色屋顶（似乎离我很远）下的空间，脑子里想着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我屏住呼吸。永远不会结束，永远……我的脑子似乎摇晃起来，只想着那些慢下来的时间，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几秒钟，我突然好像到了那儿——太好了，它在这儿，我找到了它……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怎么也该到起床时间了吧？可钟表显示才过去十分钟。不经意间，我愤怒地大喊出了声，吓得自己赶忙用双手捂住了嘴，可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母亲已经听到声音闯进来了。“怎么啦？你喊什么？”“表坏了。”我哭着说，“它不动了。” 母亲疾步地走向表，拿起来检查。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她刚把克劳克斯利牌信纸和信封铺开，坐在桌前，让自己静下心来。她回想着所有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场景，斟酌着用什么样的词汇将其中的不可思议传达给她的朋友——黛西·莱恩，一个在伦敦工作的护士审查员。“这里一片荒芜。”母亲或许已经决定这样下笔，“每个星期，我们不得不用马车把水运上山来好几次，而且这里的人居然还在使用油灯！很难想象，你要是看到了这座房子会怎么说！当然，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在这一季种植了烟草，马上就要有一大笔钱了！” 此刻，母亲看着这个顽皮的孩子蹲在床上，脸上带着泪痕，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她皱了皱眉头，心里不太舒服：旁边的房间里，乖巧的小儿子没有任何脾气就睡着了，可眼前这个孩子却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好像在给她上刑似的。虽然这么想，可母亲还是带着轻快的语气说：“你怎么又胡言乱语了？”她把孩子按回床上，一手掀起被单，“你要是再折腾的话，身体会烧起来的。” “可是我不想躺着啦，我可以起床了吗？” “不，还不可以。你躺下还不到十五分钟。”她说完就走了出去。 “永远……永远……” 小女孩跟着耶稣和门徒，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路向前走着。平日通往山丘底部的那条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柔软的红色尘土，伴随着一阵微风，沙粒被轻巧地掀了起来，那些甲虫、蜈蚣和野兔留下的足迹渐渐地消失了。不过，他们正走着的是一条黄色的岩石路，而且在巴勒斯坦，因为那里才是耶稣所在的地方，可它干燥粗糙的路面却是波斯特有的。小女孩嗅到的不再是非洲、而是别处的气息。在那里，阳光散发着古老的气息，每一方空气中都流动着古老的故事。克索尔胡曾带领他的军队穿行过一处岩面，不过那是在耶稣降生前几千年……头戴条纹发饰的耶稣跟众人行走在一条布满尘土的小路上，赤裸的双脚踏在炎热的石头上。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呢？在数百年前吗……小女孩希望自己永远不会长大，永远不会，可是每一天、每一觉都那么久，那么长，让她难以想象……但这还不是永恒，因为永恒意味着更久的时间，意味着无穷无尽。 在我旁边的床上，拢起的蚊帐里传出震颤的声音——原来猫在做梦，它的牙齿发出逗趣的声音。它在梦里面追逐着什么吗？就像梦见追逐野兔或家兔时，狗也会兴奋地吠叫出声。家里的狮子在哪儿？老虎又在哪儿呢？此刻，它们两个正躲在游廊的阴影里睡觉。乖巧的宝贝哈利在隔壁睡觉。父亲也躺在椅子里享受着午餐后的小睡。男仆还在用斧子砍着木头，困倦地熬着时间。母亲在给黛西阿姨写信，黛西阿姨也经常从伦敦给我写信，送我礼物，她是我的教母，所以还经常送给我跟耶稣有关的书籍。正是从这位阿姨送的故事书里，我读到了头戴条纹发饰的耶稣和众人走在黄沙中……数百年前，几世纪前。 愤怒的情绪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忧郁。这会儿，小女孩的腋窝冒着汗，头发也被汗水打湿了，她觉得自己沾满水汽的脸颊往下沉了一沉。她猛地跳了起来，走向另外一张床。可还没等她到那儿，没等她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冲动、小心>翼翼地把身体蜷在小灰猫的周围，这只猫就向她发出了抗议的叫声，别打扰我睡觉。可是小女孩仍然一下下地轻抚着它，脸颊贴着猫咪。猫呜呜地喘着气，小孩的脸也随之起伏着，她慢慢闭上了眼睛。呜呜声突然停止了，下一秒又响起来，又停止了……房外，两只鸽子正在聊着天，咕……咕……咕咕。另一边，男仆的斧子慢慢地落了下去，举起又落下，一下，一下…… 正在给英国写信的女人手中的笔停在空中。她面露微笑，思绪飘得很远，想着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伦敦的街道拥挤而又嘈杂，她和好朋友黛西在一起。黛西的个头不高，性格活泼逗趣，还没有结婚——和许多女孩一样，她的爱人在堑壕战中牺牲了。女人内疚地觉着自己没能尽享生活的乐趣。屋里，她正跟黛西坐在旺盛的炉火前，吃着巧克力或从余火里烤出的栗子。 天啊，女人惊讶地发现，居然已经三点钟了。必须赶紧叫醒孩子们，不然他们两个晚上又该不睡觉了。多丽丝那丫头可能还醒着，她可真是个易哭易怒的孩子，但说不定也睡着了呢。身边的所有生灵都在歇息，没有任何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女人享受了很安静的独处时间。她的丈夫在折叠长椅里熟睡着，鼾声清浅而均匀。两条狗伸直了四肢睡在外面，大大小小的猫儿们也在睡觉，其中一只蜷缩在“老虎”的肚子那儿。 卧室里，给她带来慰藉和喜悦的小哈利熟睡着，像一个婴儿似的，小手握成拳头举在脑袋边儿上。女人俯下身来，满目柔情地看了看儿子，轻轻地把他叫醒。她喜欢看他慢慢醒过来的样子，看他小声嘟囔>着，然后把他散发着馨香的小身体拥在怀里。他的脸颊偎依在她的脖子上，好像全身都努着劲儿想重新回到母体。女人用了好久来叫醒儿子，慢慢地让他从睡梦中醒来，然后穿上衬衣和裤子。“去吧，去叫醒你爸爸。”她对儿子说道。接着，女人走进隔壁的房间，眼前的景象让她惊讶地捂住了嘴。孩子怎么不见了？难道她离家出走了？她平常总把这个挂在嘴边——当然，这不能当真。呼，原来她在那儿！她在另一个床上，拥着灰猫沉沉地睡着。“看吧。”女人肯定地说，“你终于累了，就知道会这样，我一早就知道。”她静静地低头看着女儿被眼泪弄花的小脸。女儿跟这只猫在一起，她感到愧疚，因为这让她想起被留在德黑兰的那只猫。可当时又能怎么办呢？毕竟，他们不可能带着一只猫奔波数月，还是只又老又丑的猫。当全家离开时，她还记得，女孩儿的眼泪就像倾盆大雨一样。这样的事可是头一遭，简直太荒谬了，实在是不合情理。 她没有触摸自己的女儿，只是很快地说了一句：“起床啦，你睡了足有半个小时啦。”她的语气中似乎充满了遗憾，夹杂着还未退却的思绪。 小女孩睁开眼，她的视线越过母亲，怔定地望着房间，就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感觉到脸颊处偎依着的猫咪，她立刻就露出了笑容。她向上看了看母亲，然后坐起来，晃了晃脑袋，汗湿的头发从脸上挪了开。 “我没睡觉。” “哦，很遗憾，你的确睡着了。”母亲得意地说。 “我才没有，没有。” “洗洗脸吧。我们准备喝茶了。” 游廊的茅草棚下虽然阴凉，但还微微发着热。喝茶的时候，全家人就坐在游廊上，吃着姜饼、酥饼、小蛋糕、大蛋糕和烤饼，配以黄油和果酱。“只有先吃烤饼，才能再吃蛋糕。”这被称为纪律和自制。趴在地上的狗朝着食物嗅着鼻子，猫儿们也向装着牛奶的碟子聚拢过来。小女孩小心翼翼地从房间里端出一碟牛奶，给她特别的朋友小灰猫品尝。她坐在地板上，瞧着猫咪舔牛奶，只见粉色的小舌头一卷，就舔进去一整口。它喵喵叫着，表达着谢意，接着坐下舔了舔毛发，让自己精神起来。这一切结束后，它走向了其他成员。 下午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充实，母亲会教授些知识，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加强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房子后面有一个树屋，是将厚木板作为平台放在穆萨沙树里搭建而成的。“快来我们的树屋，快上来呀！”我们大声喊着父亲。他努力地挪动着那条不太灵便的腿，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站上了第一层平台。紧接着，母亲也上来了。她给我们讲着英格兰的生活，声音里溢满悲伤。父亲忍不住打断她的话：“别这么哀怨啦，我的老太婆。你要知道，英格兰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啊。”接下来，父亲会跟我们说起另一个英格兰，那里有乞丐，失业的退伍军人在卖着火柴，还有那些头脑并不灵光的“聪明年轻人”在纵情欢乐，毫不在乎战亡的士兵和找不到工作的士兵。当然，父亲也会跟我们说起他在战争爆发前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时候他也曾参加各种竞赛，也曾整夜不眠地跳舞。 除了树屋，我们也会被带去农场，看人们如何处理动物的皮肉。新畜棚附近有一块平地，从牛身上扒下来的皮，有的被挂在树上等着风干，有的被切成条状，浸泡在充满盐水的汽油罐子里，但很快又被拖出来挂到树上。几个黑人男孩会过来对它们又拉又拽，使它们变得柔软，以便在农场派上用场——扎成牛轭围在牛脖子上，或束成马车和货车用的巨大中心系马轴，或做成床和沙发。牛皮风干后，被绕成小巨石一样的球体，储存在小屋里，以备使用。黑人小孩们也会在新牛皮的内部擦上盐和脂肪，来回移动和揉搓，这样经过软化的牛皮可以制作毛皮斗篷和地毯。 我们也会去制砖的地方参观。从高耸的白蚁冢上剥下来的泥土，堆放在一处平地上，加入沙子，倒入水，然后黑人男孩们站上去，用双脚踩踏着。作为白人小孩，我们也站上去手舞足蹈起来。母亲鼓励我们这样做，因为蒙特梭利说过，小孩子应该玩一玩泥和水。可实际上，我不是很喜欢。很多时候，我只是在扮演取悦母亲的角色。我并不喜欢双脚粘上泥，不喜欢大腿溅到泥，可是我仍跟弟弟以及黑人小孩们一起踩在泥地里。成团的泥浆终于准备妥当，看上去就像粪便。我和弟弟被逗得咯咯笑起来，但从没把发笑的原因告诉母亲。后来，一个制砖的男孩带来了模具，一个成年人把泥浆放进去，另一个人再把它们接过去扣在成排的稻草上。阳光很快就把它们晒干了，接着，晒干的泥浆被送入了烧窑内，孔洞里点燃的火苗，就像烤炉一样。不久，它们便出窑了——红色或黄色的砖块堆放在一起，孩子们在砖块周围攀爬，小心地平衡着身体。站在砖块上，灼热的粗糙感直达脚底，于是我们跳下来，再爬上去，一次又一次。母亲就在旁边，满意地看着我们经历这样的体验。 十亿年过去了。永恒过去了。太阳从天空落下，变成了壮丽的日落。这幅景象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我还记得，自己独自站在那里，对远处燃烧着的那片天空心驰神往。我知道，我属于远方。我感到伤心又难过。我不属于这里，或者说，我不会在这里驻留太久，我将很快离开，很快——能多快？毕竟每天都看似这么久，这么久。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写了一首关于日落的散文诗，有很长一大段。后来，我的母亲把它寄给了《罗得西亚先驱报》，成了我的第一份出版文字。当时我对这件事的复杂感觉跟现在一样：既骄傲于自己的文字得以出版，也感到心神不宁，因为这些文字是我私密情感的流露，却要被其他人拿去阅读和分享，骄傲和怨恨的情绪正在我的心中交织。母亲告诉我，拉特先生夸赞了我，说我很聪明，小小年纪就在报纸上发表作品。可是我却暗暗发誓，下次再想写“散文诗”，我会把它当成自己的秘密。 日落时分，农场上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牛群从灌木地区被赶进牛栏。早些时候，在几英里之外的库杜地区有豹子出没。我们家离开农场前，人们还在艾夏尔高地发现过豹子的踪影。有时，农场主会打电话来，说豹子叼走了一个牲口。这里也有巨蟒，小牛是它们的美食。虽然这里的牛野性难驯，丝毫没有英格兰动物的顺从，但是在夜里还是会被圈进牛栏。到了清晨，人们就开始挤牛奶，一头奶牛是不够的，要五六头才够——当然不是那些瘦高的、有角的驼背牛。听说英格兰的奶牛，乳房竟然能触到地面，而且每一头奶牛的奶量能供应好几户人家。这些萦绕在耳边的话语将英格兰描绘成了一个物资丰富的天堂，但是聆听一些旅行见闻可以让你免受这些话语的影响。人们口中的英格兰绿草如茵，鲜花朵朵，奶牛像猫咪一样温驯——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吃晚餐时，孩子们必须吃下鸡蛋、面包、黄油，以及一块布丁。“把你的食物吃完！”“可我不想吃了。”“你当然而且必须吃完。”“我不饿了。”“你当然还饿。” 去第一所学校前，我一直在阅读——可究竟读了多久？似乎不太好说，毕竟我对时间的处理向来很随性。不过我确实知道，在我从烟盒上拼读出“香烟”这个词的时候，我发出了胜利的欢呼，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书柜里的那些书了，虽然只是读了其中简单的部分。那些书都是经典著作，每本都套着深红色的皮革，里面是薄如皮肤的纸页，页边被镶成了金色。斯科特、史蒂文森、吉卜林、兰姆、狄更斯……我蜷缩在仓库游廊的一角，身下的床铺上是很滑的粮食袋子，闻起来有玉米粉的甜味。这里没有猫。我快速地阅览着《山的故事》，跳过了一半。我还读了《丛林故事》、 href='2121/im'>《雾都孤儿》。我以略读的方式，读了一本又一本。后来，我发现父母在阅读《年轻的来访者》时又哭又笑，得知作者比我大两岁后，我也怀着崇敬的心情读了起来。可是我对书中的某些词汇不太理解，比如“井心”，什么是井心？是心掉在了井里吗？难道心不疼吗？的确，生活在神秘的大人世界里，只有开心、没有疼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远处有一座绿色山丘，没有一处城墙环绕。”为什么这首赞美诗要强调没有城墙呢？许多谜题和疑问缠着我，但最重要的是，探索带来的乐趣，或者说阅读这件事本身带来的乐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然，我们并不只有大人阅读的书籍，儿童图书和儿童报纸也会从伦敦邮寄过来。 现在，如果一位雄心壮志的出版商肯发行一本跟 href='8688/im'>《旋转木马》（Merry-Go-Round）规格相当的读物，再邀请一些跟瓦尔特·德拉·梅尔、劳伦斯·比尼恩、艾莉娜·法琼等水平相当的作者来写稿，会有可能一败涂地吗？ “这是电视，瞧……” 《儿童报》报道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现，似乎有关图坦卡蒙法老（Tut-an-Khamun）或奈费尔提蒂王后（i）的陵墓，而这些都在儿童电视节目上播放。和现在一样，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孩子们应该加以保护，远离恐怖。可是也和现在一样，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保护。那些声音一刻不停地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堑壕战、炸弹、照明弹、弹片、弹坑；有的士兵就在那些弹坑中溺亡；淤泥能够吞噬马匹，更不要说那些士兵；伤病员被送往皇家自由医院；有的伤员肺部充满毒气；跟母亲相爱的那位年轻医生溺亡了；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地带；蒙斯天使；战地医院；因“怯懦”而被射杀的士兵……凡此种种，无休无止。这声音有的来自父亲，有的来自母亲，有的来自我们家的访客。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人们虽然维持着《儿童报》和 href='8688/im'>《旋转木马》的温柔和理性，可是《新闻》（the News）却披露着眼下发生的事实，而且大人们还在不停地说啊说，说着那件在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战争。只要访客是男性，他们交谈的话题就会很快转移到堑壕战上。不，那个时候相异于现在的地方，并不是儿童暴力、色情或性虐待，而是那时的大人们非但没有迁就孩子们，反而期待孩子们去迁就自己。我不记得父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这太为难你了”。是的，的确没有，他们只是在我冲破禁忌或类似的东西时，高兴地祝贺我。你不得不对 href='8688/im'>《旋转木马》和儿童电视节目的老套玩笑进行比较，这样就能看出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堪！ 在去大学校——修道院寄宿学校前，我还在其他两所学校学习过。第一个是紧邻索尔兹伯里的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创办者是一户叫作皮奇的人家。当时，我七岁，弟弟四岁，我们一起被送了过去。我被嘱咐要照顾好弟弟。不过不仅我喜欢弟弟，大家也都喜欢弟弟。他总是被十岁左右的大女孩照顾着，被她们当成玩偶一样带在身边。这是一个很有素养的学校，经营者是很儒雅的人，也就是“绅士”。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学校的女总管詹姆斯太太常常把它挂在嘴边。就像俄国知识分子如今称呼自己为绅士、不屑于谈论他们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和平均主义那样——“我们家都是绅士和淑女”——詹姆斯太太总是这样说，似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带上这句。虽然这位英国中产阶级成员也面临着被殖民地的粗鲁同化的威胁，但是不同于其他成员那样自认为高人一等，詹姆斯太太跟那些俄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是文化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继承者。詹姆斯太太像吉普赛女人一样，个头很大，皮肤很黑，留着一头黑色直发，就像奥古斯特斯·约翰画笔下的多蕾莉亚。她亲切而随和。当我写出跟花鸟有关的儿童练笔时，她就夸我了不起，还拿去展示给大家看。詹姆斯太太会给我梳头，而腋窝下面和双腿之间的地方，她让我自己清洗，因为她对这些事情有些恐惧。她会把我抱在她宽厚的腿上，伤感地哀叹世界的粗鄙、自己的厄运，还有女总管的身份。当父母来学校看我们时，詹姆斯太太就会把我和弟弟当作自己的教育成果展现给他们。在那里，我感觉不到丝毫的不悦。我总是沉浸在发现的兴奋和喜悦中。一座座美丽的花园遍布在山坡上——如今依然如此，台地、喷泉、水池、树林，简直美不胜收，人们到了周末就会从索尔兹伯里驱车来参观。 我在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读了一个学期，那段时间可能有十亿年，甚至更久。不过在整理那两年的时间碎片时，我不得不承认，的确只有一个学期而已。我只能这么认为，即便感觉不可能，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可以留在那里该多好！可是皮奇家破产了。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学校里的孩子们来说，这都是一场厄运。离校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它体现了这诸多回忆中蕴含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会抱着期待？ 当时，西碧尔·索恩迪克（Sybil Thorndike）正在南罗得西亚巡演，她扮演麦克白夫人。大孩子们会被带去一睹她的风采。按照计划，我也是要去的，可是当天下午，马利亚·皮奇从度假的英格兰回来了。因为她来了，我就不能去了。她是一个大女孩，约莫十二岁。她向我走来，礼貌地说“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她：“我没关系，你不要放在心上。”可怎么能没关系呢？在内心里，我已经受到了世间最大的屈辱和伤害。那个有钱的马利亚·皮奇刚刚从英格兰回来——英格兰遥不可及的形象已经树立在我的脑海中——凭什么就有权去见西碧尔·索恩迪克？不公平……不公平……这件事让我感到愤恨。如今我倒很想知道，当时那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究竟来自哪里？当时我才七岁。据说儿童的不公平感是“与生俱来”的，是来自爱的背叛。可我的感受并不仅限于此，我所感知到的，是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对我来说，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那次经历带来的失望，就好像世间所有的冷漠都汇聚在了那一点上。这种不公正感无疑来自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无论我醒着还是睡着，他的声音都在我耳边，低语着战争、遭遇背叛的士兵、政府的蠢钝邪恶以及腐败，还有遭遇背叛的公允和信仰。 母亲决定送我们去斯科特太太那里寄宿。这位斯科特太太会让孩子们留宿在农场，并加以管教，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去埃文代尔的学校读书。（埃文代尔位于索尔兹伯里郊区，彼时紧邻镇边。）被编入适龄班后，我很快就被点了名，我记得一共被点到两次。在这个班里，我发现了成就带来的喜悦。一开始，那些阅读材料对我来说非常难，所以，我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跳读。尤其有一次，一则删节版的大人故事讲到，有一个男人被漩涡卷进了海里，眼看着就要被淹死，突然他又被海水抛了出来。这则故事用了很多诸如“大漩涡”、“涡流”、“淹没”以及“回流”这样的词汇。我挨个瞧着它们，可还是因为理解不了而感到挫败，但我发现可以借助上下文来理解。很快，这则很难的故事就被我拿下了。还有什么事能比孩子的发现更让人感到喜悦的呢？不过，如果说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话，那么，斯科特太太就是一切冰冷和痛苦的代名词，她跟“亲切”一点儿都沾不上边。 斯科特先生受雇于劳斯先生——那位拥有木材租约的先生。母亲将两个孩子送去了伐木场，让我们跟毕蒂小住了一段时间。她从来没有错过任何能给孩子们带来有益体验的机会，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帐篷。四周环绕着雄伟挺拔的大树，树上落满了蝉。这些树木一棵接着一棵地被砍掉了，它们将成为烟仓和矿炉里的燃料。 一个社会人总会乐于讲一些跟旁人有关的趣事来取悦另一些人，既然我已经是“社会人”了，自然也是一样的。我对斯科特太太说，斯科特先生——也就是她的丈夫——跟毕蒂道了晚安，而当时毕蒂只穿了一件衬裙。我的语气和我的父母一样——世俗、不以为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算斯科特先生用双臂环住毕蒂，将他那散发着梨牌香皂味的胡须按压在毕蒂的耳朵上，也不过是我所渴望得到的那种慈爱罢了。斯科特太太立刻就痛恨起了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使者，接着跟自己的丈夫大吵大闹起来。 我讨厌斯科特太太，她是个块头很大、相貌丑陋的女人，身上有一股汗臭味。她的丈夫同样身材魁梧，散发着臭味。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没法摆脱他们。他们的床在游廊上，和我的床只有一窗之隔。我不喜欢我的床，床单是由野猫皮做成的皮毛斗篷和毯子。当时每个人都有皮毛斗篷，因为便宜，只需要相当于一颗子弹的价钱，以及利用盐和风处理兽皮所需的人工。皮毛斗篷有些味道，雨季时尤其浓重。我床上的这一件处理得极差，闻着有些污浊的气味。我躺在床上尝试着把头往外伸，想要呼吸外面进来的空气。这时，我听见斯科特太太正在低声哭着，说斯科特先生不爱她，而斯科特先生正安慰着她，说自己是爱她的，那个事不过是一个孩子说的。 此时此刻，我本可以在这里写下自己听到他们做爱的声音，写下自己因此受到的伤害。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不是事实，我所看到的事实都已经写在我的笔下了。斯科特太太跟我说话的时候，语气里从来都只有冰冷和讽刺。那儿也有其他孩子，可我只记住了斯科特太太的女儿南希，因为她总是在各种小事上欺负我。南希向她母亲打小报告，说我在学校时总绕到厕所后面看那脏兮兮的后墙，不过这样的蠢事我从来都没有做过。斯科特太太不能动手打我——我的母亲不会允许她对我动武——但是她打了自己的女儿，和她丈夫一样。我害怕她真的会打我，因为当我说那不是事实的时候，她并不相信我。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两人急忙向镇子赶来（事实上他们的速度并不快）。我做了这件事吗？不，我没做。要记住，说谎是不道德的。“说谎要比淘气糟糕得多。”父母相信我没有做那种事。弟弟在一旁咯咯地笑着。有趣的是，对于心爱的弟弟，我的记忆是如此之少，我只记得自己曾为他“出头”对抗坏孩子南希。 1927年，我七岁。那年的一月到六月，我很想家，因为我过得很痛苦。但跟现下学校里丑陋的言语和肉体欺凌事件相比，斯科特太太的冷酷和南希的恶意简直不值一提。年轻朋友们曾跟我说起那些在声誉良好的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这令我难以置信，并不是说那里的孩子们残忍——事实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小恶魔、不受管教，老师们似乎无法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可我想，也许他们并不是无法阻止？不管怎样，查尔斯王子也说，在高登斯顿那所精英学校就读时，他的头曾被人扣在抽水马桶上。如果那片大地上身份最高贵的人都有此遭遇，那么普通人就不必奢望自己能有更好的遭遇了。我们是野蛮的民族。 那所房子和大花园被拆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路过那儿时，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丝不适。我会扭过头，不去看它。在埃文代尔学校读书时，我成绩出色。如今那所学校还在，而且还是当初的模样。 母亲为我提供的诸多读物中，有一系列关于圣徒的儿童教育故事。比如，“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得到了上天赐予的玫瑰花冠，这让她的丈夫很羞愧，因为他曾批判过妻子的善行。”读了这个故事，对善良的渴望充满了我的全身。就在斯科特太太家房后的空地上，我用向日葵花茎搭了一座教堂，搭建教堂的过程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在我构思着如何建造它时，那些圣女的故事带着我超越了所有的困扰。干花茎很轻，是我的三倍高。我一边搬花茎，一边在脑子里想象着，自己正在建造的这座大教堂将得到上帝的祝福，我相信只要竭力去听，一定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将保证我与圣徒们结为友伴。而斯科特太太却没有发现这些花茎的用处，她只看到作为燃料的花茎从码好的柴堆中被抽了出来。如果孩子们满脑子都是圣徒的故事，那么他们就会搭建教堂，向往着玫瑰花冠和唱诗班。这样的记忆足够强大，可以与任何记忆媲美。 为什么我会在斯科特太太那儿待了两个学期呢？也许是他们想让孩子们保守学校的秘密吧。再者，那里一直存在着“我们很穷”、“我们的生活很不如意”的压力——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能为力。读了“黑绵羊，咩咩叫”，我和小时候的吉卜林产生了共鸣。母亲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共鸣，可是在我哭泣的时候，她没有拥抱我，也没有说“哦，我的小宝贝，我可怜的宝贝”。我只好自己抬高手臂来挡住殴打——事实上没有人打我，有的只是冰冷的、带着讽刺的言语。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阅读《斯托基公司》（Stalky and Co.），书中对校园暴力有很多描写。文学作品所阐释的复杂世界，并不仅限于“它是不公平的”，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总之，我已经开始用文学的色彩给世界地图涂色了，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益处：其一是提高自己对人类同胞的认识；其二是借此了解大千世界里的社会、国家、阶级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本坏书无法告诉你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只介绍了作家自己，它也不大了解爱恨、死亡以及其他人类主题；不过，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某个时期或某个地方的信息——历史，还有事实、习惯、风俗。而一本好书，则可以兼顾以上两点。 不过，那个时代还没有坏书。之后的三四年里，从伦敦寄到农场的书籍种类和数目都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先写信索取，大概花一个月时间，订单会到达伦敦。书籍只能经由海运送来，大概需要三个星期——从港口运上开往索尔兹伯里的火车，再由另一列火车运往班基特，最后需要我们从车站取回来。 我还记得当时读过的一些作者和书籍，有约翰·班扬的《儿童圣经故事》和《儿童英语历史》。在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中，萨拉丁被描写成了一个英国绅士。我也读到了许多战争和战役，包括克雷西之战、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克里米亚战争。此外也有许多名人传记，例如拿破仑、本杰明·富兰克林、杰斐逊、林肯、布鲁内尔、塞西尔·罗兹。当然，也有儿童小说，比如《约翰·哈利法克斯先生》、《鲁宾孙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洛波狼》（来自美国，作者为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还有 href='1559/im'>《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故事、 href='1620/im'>《黑骏马》、史蒂文森的《儿童诗歌》、《约克丛林历险记》，以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比伏牛》，讲了一头死于瘟疫的牛，我想故事应该发生在1896年。如果阅读时机刚好，那么这个故事将被每一位小读者铭记。我也读了 href='1723/im'>《秘密花园》和《森林爱人》，此外还有各种小故事，它们描绘了冰岛、印度、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孩子们的生活，是关于幸福的孩子们的快乐故事。这相当于小读者口中的“约翰和贝蒂跟斯波特玩得很愉快”，但我猜，也可以说是挪威孩子们的滑雪、瑞士孩子们的约德尔唱法。 1927年年中，我终于从斯科特太太那儿回了家，然后前往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去学校之前，我被警告说，罗马天主教徒们会试图“逮住”我，所以我必须提高警惕。因为新教徒学生多于天主教学生，所以学校惯于向那些担忧的父母保证，孩子们的灵魂在这儿是安全的。按理说，它跟英国的修道院学校一样，比一般中学更具大家风范。我结识的许多女性都曾就读于修道院学校，原因就在于此。这所位于索尔兹伯里的修道院学校名声也很好，因为人们把它错误地比作了那些英国学校。 我接受了学校赠予的一笔助学金。在农场的第三年，我们家陷入了艰难的境地，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好转。父亲开始动手建造烟仓，因为靠种玉米已经无法致富。难道装着假肢的父亲不顾自己行动不便，打算在夜里多次起身，然后走上整整一英里的路，去检测烟仓里的温度吗？ 家里本来无法负担我的校服费用，但有了资助，它们被堆放在了家里的椅子和床上：哔叽和羊毛呢材质的深棕色褶皱束腰外衣、浅橙色棉罩衫、棕色弹性腰带、装饰着棕橙色丝带的白色巴拿马式草帽、一件棕色轻便短上衣、深棕色短裤，还有许多背心和橙色短袜。只是瞧一瞧这堆行头，就让人感到压抑，不过幸好假期刚刚开始，时间还有的是。 那时，我们全家都在艾伦·亚历山大·米恩的笔下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英格兰一样。父亲是“屹耳”，弟弟是“小豆”，母亲是“袋鼠妈妈”，而我呢，就是那个胖胖的、活泼好动的“跳跳虎”。我的跳跳虎身份没有变过，直到后来离开罗得西亚。绰号这种东西，总能强有力地把人打回原形。我后来又成了“跳跳虎泰勒”、“跳跳虎威兹德姆”、“跳跳虎莱辛”，最后这个绰号比其他的还不靠谱。再后来，我被人叫作“跳跳虎同志”。我这个角色是个急性子，爱开玩笑，笨手笨脚，不会让气氛冷场——换句话说，要学会自嘲、认错、扮丑、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个外向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下，真实的自我得到了保护，“跳跳虎”只是“女主人”性格的一个体现，那个健康活泼的“跳跳虎”总是活力十足。 但不管怎样，去修道院寄宿学校读书的不是“跳跳虎”，而是一个吓坏了的可怜小女孩。 1890年，“探险纵队”组建成立。就在第二年，帕特里克修女院长和其他五个修女骑马来到了这片殖民地上，而且很快就建起了医院。此后她们就被称为慈善修女。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当时的记载中就有这样的信息。帕特里克修女还建立了多米尼加修道院。她非常受人敬仰，人们提起她和其他几个修女时总是充满敬畏。我到了那儿之后，也发现了这一点。我想，那时候康斯坦莎修女和博纳文图拉修女还活着，她们就像那些无处不在的圣母雕像一样，默默地影响着人们。她们都是活泼而大胆的年轻女子，而后来担任管理职务的修女们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修道院的主体建筑附有侧翼，镶嵌着大理石碎屑。走过碎石路面时，大人们会感觉脚不太舒服，而对一个孩子来说，每一步都像是在沙滩上的巨石之间攀爬，处处都是冒险。通往女生宿舍的楼梯很陡峭，每一级都差不多有大腿那么高，小家伙们得四肢并用向上爬，下楼时则是一级一级地蹦跳着下来，因为扶手高过了我们的头。我能够真正走下楼梯的那天，以及跑过碎石路面的那天，都是我通往成人之路的标记。宿舍（位于运动室上方）、饭厅、教室、病房——这就是孩子们对修道院的全部了解。整座建筑的大多数地方禁止孩子们入内，看起来就像是发生鬼故事的地方——在一个个巨大阴暗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身着黑色或白色长袍的修女，她们像影子一样飘来飘去。修女们也住在宿舍里，不过我们知道，她们的床被白色的帘子分隔成了独立卧室，像盒子似的。 “小家伙们的宿舍”是一个长房间，屋顶很高，床与床头尾相接，排成三排，总共有二十四张床。两侧有成排的高窗。在这个大房间里，或者说大厅，白天光线很好，且味道清新，到了夜晚却是另一番景象——里面放着一张小桌子，孩子们不得不绕着它走；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圣物，蛋糕上搁着糖霜做的人像；桌子上方是一幅男人的巨像，他的头散发着光芒，就像暴风雨后射出的光芒，他仪态庄严，手指正指着自己鼓胀的心脏，心脏还在滴着血。供桌对面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男人的巨像，他的头上夹着一个用滨枣（很像生长在小丘上的那种）做成的大花冠，花冠上有一二英寸长的黑色毛刺，鲜血正顺着毛刺从他的面部流下。还有其他一些挂像，比如一个乱箭穿身的男人，箭头像豪猪刺似的向外狰狞着，每一个伤口都在流着血。在另一张画像上，一个女人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是两块配以红色果酱的牛奶冻，可细看下却是她被切下来的乳房。还有一张画上是一个将要被烤死的女人，她面含笑容地站在那儿，下方的火焰就像巫婆的长指甲一样卷曲在她的周围。 前段时间乘车穿过慕尼黑近郊的时候，我在路上目睹了一个又一个骇人的基督受难雕像：它们分散在路旁，在涓涓细流中，也在林子里、旷野上、花园中。这些雕像让我想起了儿时修道院里用来教化我们的画像，它们每一个都呈现了流血和磨难的景象。修女们几乎都来自德国南部，而德国是希特勒所在的国家。我在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的时候，什叶派穆斯林正在举行庆祝仪式，祭奠死于1500年前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孙子——哈桑和侯赛因。我看到一条条街道上，成群的年轻男子或奔跑，或身形摇晃。他们在用沉重的链条或鞭子抽打自己，眼神因疼痛而变得茫然或震惊。最终，他们倒在了地上，被沿街早有准备的救护车救了进去。我的想法或许陈腐，但我觉得，人类这个种族的确是出了大问题。 这个巨大的“拷问房”里，有五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们。 等孩子们都躺到床上，灯就熄灭了，只有那颗圣心前的红灯还燃烧着，那血珠将整个房间都映成了红色。负责照管孩子们的修女就站在房间门口，光线被她挡在了身后，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说：“你们觉得待在床上安全了，就真的安全了吗？你们以为钻到了被单下，天主就看不见你们了？那可就想错了。但你们一定又忍不住会这么想。你们脑袋瓜里装着什么，你们心里盘算着什么鬼主意，天主可是都知道的。你们这群坏家伙，竟然敢不听从天主，不听从为了天主的荣耀而照顾你们的修女。要是死了，你们就等着下地狱吧，等着被地狱炼火燃烧吧。没错，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话可一点都不假。虫子会一口一口地吃了你们，不会有尽头，永远不会。”她能这样一口气说上足足十分钟左右。接着，她又咒骂了一声，最终关上了房门，把我们留在了门后。 房间里响起了呜咽音，还有因恐惧而发出的低促的叫声。大点儿的女孩子会爬到了小孩们的床上去安慰她们。“她说的是天主教。”她们说，“我们可不信仰这个。”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天主教的小女孩们是受放在枕头下的念珠、圣像，还有用瓶子装的圣水保佑的。 父母在警告我天主教徒会“逮住”我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因此感到震惊。不过，父母的话确实让我提高了警惕，毕竟，一个人可以选择信且存疑。我不知道这样恐怖的训话持续了多久。在修道院学校的第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我把其他的事情都忘了。我仅仅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看着那个像新鲜肉排的巨大心脏向外滴的血，我相信自己看到了它在动，我相信自己真的能看见血细细地流下来，但我非常清楚这不是真的。小孩子们——当时我已经八岁，属于中间年龄——常常会在睡梦中哭出声来。有时，某个小孩会在睡梦中爬下床，在各个床之间来回走动，稍大点儿的孩子就会轻轻地将她引回到床上去。有时，梦游的小孩会固执地想要躺到旁边的床上，因为那里有一个温柔的小姐姐，等她真的爬上去睡着了，小姐姐就会轻轻地换到她那张床上去。对于这些事，修女们完全不知情。第二天早晨，许多床上都会留下脏兮兮的尿迹。孩子们当然会受到修女们的责骂和处罚——天主教小孩反复说“万福马利亚”，我们则是被警告和威胁。 修女们净讲些地狱炼火和不死虫的故事。我们淘气时，她们还会拿尺子打我们的手掌。各种琐碎的规定，多得数不清，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细节了，但记得这些规定曾令我们在私下里嘲弄那些修女——我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蔑视那些管理宿舍的修女，拿她们的口音逗乐，并说“要不是脑子不灵，她们就能去教书了”。大部分规定都跟清洁有关——不是要我们必须清洗，而是不许我们清洗。对这些女人来说，保持清洁就是对魔鬼发出邀请信。洗手时必须把袖子放下来，只能洗到腕部；只有脸部可以用涂满了肥皂的毛巾擦洗；如果眼睛被刺激到了，必须求天主保佑解除疼痛。一星期里，我们只能洗一次澡。浴室的墙上倚着一块木板。修女们说，好孩子在洗澡的时候都要钻进那块木板。那块木板上给头部留了个洞，两端搭在浴缸上，洗澡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可是没有人愿意穿这个。因为一星期只能换一次内衣，我们身上都发臭了。孩子们写的全部信件都要经修女过目。在给母亲写信时，我把浴室里的规定写了进去。修女读了我的信，说我是叛徒，说我内心邪恶，让我另写一封。后来在期中假期时，我告了修女们的状，于是母亲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我们得到了宽限，一星期可以洗两次澡、换两次内衣。但即便这样，我们身上还是带着臭味。我们只能穿上脏兮兮的短裤和短袜。“虚空。”阿米莉亚（或布伦希尔德）修女说，“一切都是虚空。你们不应该太关注自己的身体。” 关于被尺子打手掌这件事，学校里流传着许多老套的传闻。我们一群女孩子讨论着如何用肥皂洗手掌，说到了之前有个小孩被尺子打掉了手，后来又安了一只假手。在这样的学校里，一件事情一旦发生，那么就意味着它永远地发生了。不过，对我们而言，最大的伤害不过是在手掌留下红印，因为修女们无权对我们身上的其他部位动粗。情况本来也许更糟，但是没有。我不记得发生过欺凌事件，恰恰相反，年龄大的孩子对待稍小的孩子总是很温柔。这些小孩子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痛苦。 修道院里的气氛是怎样的呢？简言之，“不良”——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词汇。对于发生的所有事情，她到底知道多少呢？为什么通过我的“告状”，她得知的是我们的洗澡次数，而不是那些狠毒的尺子，以及地狱炼火的训斥呢？当“跳跳虎”把这一切告诉她时，她只是开了个玩笑。她当然知道宿舍里那些残忍的挂像，因为她早已把这所修道院查了个透。但无论怎样，她曾经也接受过严厉且艰难的教育。 修女们从来没有尝试过“逮住”新教徒女孩，她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周围充满了这种魔力和神奇。安东尼娅·怀特所著的《五月霜》（Frost in May）就描述了禁忌的诱惑，虽然她所就读的修道院学校的社会地位似乎更高一些。有时，大多数孩子都会想要成为天主教徒，只是单纯地想要成为天主教女孩们的样子：将手指浸入每个门口的圣水钵中；路过基督像和圣女像时在胸前画十字，并行屈膝礼；将圣像放在衣袋中；手腕上戴着串念珠。她们总是参加教堂里举办的各种特殊活动。大教堂在相当于一个街区的距离之外，每一天，祈祷和做弥撒的钟声不止一次响起。修女们的小教堂内也会传出清脆的叮当声。圣母马利亚的雕像看上去和蔼可亲、充满仁慈，很多人常常用架子抬着它走动。架子装饰着彩色的纸。尤其重要的是，修道院里有的地方禁止我们入内，因而充满了神秘感。孩子们觉得，这里的修女有好几百，可是真实的数字也许还不到50。她们中的大多数，我们从未见过。她们在厨房工作，为我们还有自己准备食物，还要负责打扫修道院的内部建筑和地面——这儿没有黑人仆佣。一些修女每天还要坐车去菜园，她们会在凌晨四点起床，有的甚至更早。如果在夜里醒来，你可能会听到甜美而高昂的诵念圣歌的声音，这声音就来自修女们的小教堂。外面时常会举行葬礼。如果苦苦哀求，她们也会允许我们这些新教徒女孩跟着天主教女孩们一起坐车去墓地。到了那儿，我们总会出神地盯着那个棺材：它的外观是小提琴的样子，颜色是明亮的白色和粉色，就像蛋糕似的。棺木上还用金色的字迹写着：哈莫妮卡修女，基督的新妇，愿她安息。“可惜她这么年轻就死了。”其他修女们说。十八、二十岁的年纪被认为还很年轻，这让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受到了不小的震惊，因为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有一天也会长到跟这位死去的女孩一样的岁数。 如今想来，那些年轻女孩应该是死于伤心过度。她们大多来自德国的贫穷乡村。在经济方面，这所修道院跟当时的欧洲相差无几。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济状况因赔款问题而雪上加霜。就像欧洲的许多贫困家庭那样，一些德国家庭也会把一两个女孩送去当修女，以减轻抚养她们的负担。这些女孩们到了数千英里外的异国他乡，在这片炙热的大地上做着繁重的体力活，再见家人的希望非常渺茫。她们唯一的安慰是，虽然自己孤独地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但可以让远在故土的家人活得轻松一些。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躺在病房里，一个修女走进来坐在我的床上（这是违反规定的）。外面响起了祈祷的钟声，天空映着火红的颜色。修女哭了，她一边哭，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十字，说很想妈妈。然后她突然跳下床，请求圣母原谅她的行为。她让我忘记刚刚听到的话，接着跑出去了。她刚刚十八岁。 当时，我们对修女们的私生活做着无知的猜测。而今天，也许五六岁的孩子都会颇有见识地谈论女同性恋这个话题。修女们一星期洗一次澡，洗澡时身上裹着白布，整个过程中，那块木板都卡在浴盆上。看她们这么难为自己，我们这些孩子倒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她们从不在镜子里看自己。她们的头发被剃光了。她们很少会换内衣。我们知道修女们穿的是什么，因为晾衣绳上挂了一大排白衣服。哔叽袍子下面堆叠着一层层的背心、短裤和衬裙，袍子上面又是另一件黑色的罩袍，还有打褶的头巾，然后是黑白两副面纱。修女们的气味真是太难闻了。 给我们教书的修女都是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中）至少有一个是纳粹成员，穆里尔·斯帕克在她的自传中也写到了这所修道院的修女。负责教授音乐的是玛格丽特修女，她对我很友善。（我母亲一直坚信我是个音乐神童。）玛格丽特修女知道我母亲本来可以在音乐上有所建树，她会静静地听我母亲说自己受挫的雄心抱负。在那里的四年，她教了我音阶知识和练习曲，还告诉我许多伟大的音乐家，以及他们战胜困难的故事。她从未暗示过，我并没有音乐天赋。修道院里有一位帕特里克修女，据其他修女说，她来自爱尔兰，是一个真正的淑女，可是为了天主的爱，她放弃了一切。这位帕特里克修女又高又瘦，面容精致优雅，为人冷淡，谈吐却很诙谐，可有时也很刻薄。她偶尔会引用一句某个名人说的法语或拉丁语，可她又说，“不过我想，你们应该没听过他”，接着就叹了口气。 我很聪明，这标志着我的身份——聪明的小家伙“跳跳虎泰勒”。对我来说，学校的课程没有任何困难，考试也趣味多多。不过，我并没有准备就这么聪明下去，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只是顺应天性，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聪明是母亲的延续，它就像我的音乐才能一样，硬是被拿出来供大家赞叹，或向其他农场主的妻子们夸耀，还是一种赢得奖学金和特殊待遇的手段。 书的世界才是我的乐园和宿命。可到了修道院，我必须努力争取才能得偿所愿。学校的图书馆里有许多房间，房间里装着满满的书，都顶到了天花板那么高。所有的书都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着，书脊上是用墨水写的书名和作者名。我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一个藏宝洞，可图书馆的修女们却不相信，一个八岁的孩子已经读过 href='2121/im'>《雾都孤儿》和 href='9223/im'>《名利场》。她们坚持认为，我必须获得父母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不适合的”书籍。因此，我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很好，希望你们也都好。狮子和老虎怎么样了？波佩图阿修女说，我必须得到你们的批准才能读书，距离放假只有四个星期零三天零七个小时了，告诉哈利我爱他。”在等待回信期间，修女们督促我多读文学作品——堆满了两个长长的书架。若要对孕育出这些小说的道德氛围进行描述，“不良”这个词已经无法胜任。 这些小说情节如出一辙： 一个单纯的年轻男子或姑娘，偶然碰到了一个老成持重的人，通常是一位女性。她衣着考究，年龄稍长，一颦一笑都吸引着这个男子或姑娘加入组织。接着，这个新入会者就被邀请到一栋乡间别墅，屋子里全是见多识广的老人，他们的神情中透露着一丝神秘。这时，感到疑惑的小伙子或姑娘发现自己置身于损毁的教堂或森林空地上，眼前正进行着降神会、桌灵转或者一些神秘的仪式。突然——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选择！左手边的路指向撒旦教，而右手边的路通往繁重的修行，只适合愚蠢和胆小的人。 直到几年前看到美国电视剧《双峰》，我才见识了这种色情和巫术的混合产物。然而，修道院的小说里却没有那种荒诞的智慧。 这些小说并不像图书馆的修女们所认为的那么引人入胜。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降神会和撒旦。可是在修道院的四年里，我却被督促着阅读这些小说。如今当我问天主教的朋友们时，他们表示对这类书籍一无所知。或许当时，某些虔诚信奉神灵的英国图书馆正在精简图书，当整理到这些书籍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些书浪费了也挺可惜的……有啦！就把它们送给那些非洲的异教分子吧！” 我在那所修道院里待了四年，或者也可以说是永远。那个时候，我总是伴随着清晨的钟声起床，不相信自己能够熬过这漫长的一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另一天又开始了，接着又是一天。想家的情绪狠狠拽住了我，就像是一场疾病。对，就是疾病。六十多岁的时候，我曾被悲伤压垮，当时我想，藏书网天啊，我曾度过了怎样的童年啊，可我却记不起它到底有多糟。在修道院时，我渴望的是什么呢？是家。我想回家，想要我的母亲、父亲和弟弟（他八岁之前没离开过家），我想要我的狗和猫，我想靠近灌木丛里的鸟儿和其他动物。我想……我渴望……我盼望着这种痛苦可以结束。可我无法相信它会结束。我曾跟其他人交流过彼此的记忆，这些人在七岁时曾被送入英格兰的学校读书，他们中也有人像我一样记得这种痛苦。现在一定有无数回忆录和自传可以做证，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入学校的孩子们，曾承受过怎样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是一件可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在七八岁时就被送入学校，对自己所承受过的痛苦也记得一清二楚，如今却对自己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这多少透露出人性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英国人个性中的一些东西。 能在持续的痛苦中挨过那四年，确实是出乎意料的，可是每当回忆起在修道院的日子，我还是会沉浸在悲伤之中。 回家后，假期的结束似乎离我很遥远。虽然放假的天数是确定的，大约六个星期，有时只有四个星期，但因为每天都是漫长的，所以一个星期绵延成了时间的海洋。 这两年间，弟弟一直待在家里学习函授课程，而且渐渐地，他开始拒绝被叫成“宝贝”或“小豆”，他坚持让别人叫他的名字“哈利”。同时，他也拥有了一样与生俱来的东西：强健的体魄。在我的记忆中，哈利最早是一个乖巧的小宝贝，被人抱在腿上，常常是我；后来，他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踩着踏板车从山丘上冲下去，之后又换成了自行车，松开刹车向下猛冲。他会出现在又高又大的树上的顶端，会像小羚羊似的跑过房顶。跟这片地区的其他白人男孩一样，他身材修长、健壮结实、皮肤被太阳晒黑了。他的膝盖总是伤痕累累，短裤总会被撕烂。因为从日出到日落，他一直待在太阳下，眼睛被晒得发了炎。 母亲常常给我们读小飞侠彼得·潘的故事，讲到“彼得飞了回来，却发现窗子被关着，于是又飞走了”，她的嗓音突然就变了。“不要放在心上啦，我的老太婆。”父亲赶忙安慰她，“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对母亲来说，这确实很糟糕。她构想的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会发生。她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尤其是她的宝贝儿子身上。可是呢，她的宝贝突然之间好像变得不在意她了。 有趣的是，孩子们都会通过反抗来保护自己，但方式不一样。我总是顶撞母亲，后来还顶撞了父亲。可弟弟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总是礼貌地微笑着，无论是当母亲让他吃这个、穿那个，让他这样或那样思考，让他把其他农场上的孩子当成俗人看待，还是当母亲要他以为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二流国家”的时候，他总是微笑地回应。不过，即便弟弟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也是在母亲规划的范畴之内。弟弟去了鲁扎维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仿照英式化管理模式的预备学校；后来他还加入了海军，虽然他自己并不想这么做。直到结婚，他才算自己做了个重大决定。现在看来，我认为弟弟当时做出的所有反应都是本能的消极抵抗。 我求母亲再给我生个弟弟或妹妹。虽然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但是我的这个请求一定是让她感到了为难。“求你了，妈妈，求求你，我一定会帮忙照顾的。”“可是我们养不起。”母亲说。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后来她又说：“你爸爸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可是他当时明明还那么年轻啊。我对婴儿的强烈渴望中，混杂着我的思家情绪。我确信这种强烈的渴望，是想要弥补那些也许我们在出生时就失去了的美好。可当我伤感地想着再不会有别的小婴儿时，我突然意识到，“宝贝哈利”对我和母亲而言都曾是一样的宝贝啊。此后，无论是在这个地区的哪里，我只要看到婴儿或小孩都会喜欢得不得了，也不愿意离开他们，我会恳求大人们让我带回家。我对婴儿的这种热情在我们那儿成了个大笑话——当然是善意的那种。“你们家的丫头这么喜欢小孩，她真是太有意思啦。” 母亲的床后挂着在自由百货买的印花棉布，现在已经开始褪色了。它遮住了一个用石蜡箱子做的书柜。书柜里有一本皇家自由医院的妇产科学手册，讲的是分娩产子的过程。我躺在母亲的床上，研究着胎儿的生长阶段，看到孕妇的肚子逐渐鼓起，我想象着，孩子就这么被生了出来。这种共鸣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几乎都要相信——没错，婴儿确实被生下来了，此刻就躺在床上。这样的幻想带有色情的成分，但只是幻想，并没有实际的身体接触。这个出现在幻想中的男性是谁呢？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男孩，我喜欢他，也在想象着跟他组建一个家庭。 因为母亲，假期生活大事小事不断。我们接受教导，阅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故事。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其他农场做客，当然，他们也会来访。当各个家庭聚在一起时，家长们会让孩子们去外面玩，不过那根本不是玩——我们会尾随动物，然后躲起来观察它们；我们也会观察鸟类；我们试着在布满灰尘的道路上分辨足迹，或者在礁石上寻找含金的矿石。弟弟得到了他的第一支气枪，每看到一只鸟，他都会射击。玩具枪把这群孩子分成了两队——男孩们玩射击，女孩们玩过家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灌木丛里玩。 无论是我们家自己去野餐，还是与其他家庭一起外出野餐，母亲都很好地发挥了社交才能。我们开着载满食物的车，向着灌木丛中的某处空地进发。到了那儿，我们会生起火，烤些香肠和鸡蛋，躺在树下看着月亮升起、给星星起名字。要是有别的孩子在，我们就会一起唱歌，有《小镇边的比赛》这样欢乐的歌，也有《仙纳度》这样悲伤的歌。我们唱的是美国歌，不是英国歌。 整个假期，母亲每天都要召唤我和弟弟（单独或一起）几次，为的是教我们一些东西。当她或父亲在灌木丛里发现头骨或骨架，或含金矿石时，她就会把我们叫过去。母亲会用沸水煮小鸟或其他动物的骨头，等肉全部掉下来以后，就教我们认识骨骼的构造。她还会打破鸡蛋、拆掉鸟窝，或者把蚁穴切开，给我们看白蚁的花园、育儿室、道路和美术馆。她甚至让我们看蛇蜕下来的皮，以及蜘蛛卵和蛇卵。她也会把花和叶拆开，并让我们画下来。 与此同时，战争的话题没日没夜地进行着。有时，山丘上的这座房子里挤满了穿着制服的人，但都是死人。当然，这儿也有因战斗致残的士兵。有一位利文斯通先生，他跟父亲一样装了木腿，但他对假肢的控制远不如我的父亲灵活。还有一位麦考利先生，他的肚子前面安了一块铁板，以防肠子流出来——大家是这么说的。在穆里的屋子里，一个坚忍的女人正暗自伤心，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子都死在了堑壕战中，现在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她身边，代替他死去的父亲和兄弟照顾她。夏托克家里有一张照片，是个可爱的男孩，战争时期，一枚鱼雷击中了一艘船，船被炸了个洞，而这个孩子就是从这个洞里被吸入大海淹死的。有时，看到大家一次又一次地谈论起战争，我就会想要跑出去，如果父亲恰好看到我的动作，他就会大喊：“没错，这就是那个大忌讳！这就是‘一战’！这就是它的真相！” 我有个疑问——当然，确实很奇怪——我在修道院里待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也度过了很多假期，而且它们一旦开始就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假期里我拥有许多快乐的体验，比如外出野餐、全家出游，还有猫和狗的陪伴，也抱了小婴儿，我还跟弟弟在灌木丛里走了一整天，还曾熬夜看星星……尽管有这么多的欢乐时光，可是黑暗和痛苦却更强大，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听到的第一件事大概就是战争。因此，即便没有修道院里那些受苦和流血的人像，没有那些饱受折磨却面带微笑的圣人，结果对我而言可能也是一样的。假设修道院的画像里只有令人愉快的树木、原野和慈祥的面孔，那么战争是否会对人产生更强烈的影响？还是说，我们的性情中本来就存在一种东西，是它让我们承受不幸和记住悲痛，因此长达数天或数星期之久的欢乐时光才会不如痛苦那么深刻？这个疑问已经远远不是个人问题了。 在修道院时，我曾有一整年都躲在病房里。我真的病了，感染了B-Coli菌（当时的通用叫法，这是一种肾部感染，患者会发高烧）。我总是打报告去病房，虽然我的症状模糊，却被要求待在病床上。母亲把这看成我“身体纤弱”的迹象。而我呢，当时只知道自己很想家，却不知道吸引我去病房的是安东尼娅修女。她是一个仁慈且亲切的女人，如母亲一般照料着我和所有其他的病人。这些假想的疾病既有好处也有坏处。首先，我因为“身体纤弱”暂时逃离了母亲的固执——她执意认为我是很聪明的，“就像过去的我一样”，而且还总拿我向邻居们炫耀。我知道，电话刚挂断，或者我们家的车刚开走，这些邻居就会嘲弄起来：“哼，她以为她是谁啊？”可是比邻居们更糟糕的是母亲那旺盛的精力带给我的压力。她坚决要我做个聪明的孩子——如果我数学考了七十分，那么下次就要考满分，这样，我会很快得到奖学金，然后去英格兰读书。其次，母亲请了医生给我治病、让我吃药，而我只能接受。父亲说，这感觉就像是回望覆盖在无人地带的冷雾，甚至是毒气云。疾病无孔不入。为什么医生总是按照母亲说的话去做呢？因为母亲要求医生们把她当成同行看待，“我是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的护士。”她懂得的知识跟那些护士一样多，甚至更多。我总是被带去哈金斯医生那儿，有些检验还需要用到导尿管。现在我知道自己当时患的是膀胱炎，但在那个时候，即便是最轻微的炎症，都会被当成某种重病的征兆。当时我一想到导尿管就会尖叫起来，因此医生们给我注射了麻醉剂。 很多理由可以解释母亲的这种执念。人们也许会问，一个女人究竟为了满足什么样的需要，才会让婴儿从出生几天后就开始保持“干净”，才会每天都花上数个小时将孩子“举在”便盆上——或是让其他人来做这件事？答案是，当婴儿变得“干净”后，母亲的职责就不存在了。等到自己掌握了对膀胱的控制时，那一刻的自由令我非常欣喜。我喊道：“不，不！我不用便盆，我要大人用的坐便器。”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别人每天好几次地盯着我的排泄物看。宝贝哈利很快也“独立”了，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我的鼓励。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的确受到了各种疾病的威胁，我们全家在第一个雨季就得了两次疟疾。那个时候，人们确实会死于黑尿热，这种病应该是由疟疾引发的，其迹象最早见于尿液中。在我的整个童年，血吸虫病都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同样，它的迹象之一也是尿中带血。这些疾病如今只需服用几颗药片，可在那个年代却预示着久病甚至绝症。母亲的想象会引发灾难——我怎么可能不明白？我原来可是护士呀！ 看到自己的孩子跑在满是蛇的灌木丛里，母亲非常希望能够用上自己的那些知识和技能。“你的鞋跑哪儿去了？泥土里可都是肮脏的病菌。帽子怎么没了？你会中暑的。吃了奎宁药了吗？你又想得疟疾吗？你们要是不听我的，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在十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的整个雨季中，我们早晚都会服用奎宁药。那个时候是亮粉色的巨型药片，能让你的耳朵都鸣叫起来。 医院的病房很明亮，我躺在洁白的床上，听着外面响起巨大的祈祷钟声，屋里的墙壁上只有一幅小巧的圣母像。我在病床上不停地读着书。如果出现某些病情恶化的迹象，母亲就会让心有埋怨的丈夫驾车过来。她在病房里对我查看一番后，会叫医生进来。去医院就诊……医生来出诊——虽然大家一直忙碌着，但总是虚惊一场。与此同时，我在学校的生活也时不时地中断。若说我对哪些事情心怀恐惧——用戏剧化的形式来表达，即母亲声音中突然迸发出的激动，还有来自死亡、医院以及身体羸弱的威胁。 父亲遭受着疾病的威胁，这就像一股暗流似的，在那些年里挥之不去。木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经常生病，当锡诺亚的医生给父亲看过病后，我听到母亲和医生在低声交谈。“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卧病在床一年的人很快就康复呢？”“你说他有炮弹休克症吗？” 父亲勇敢地对抗着木腿带来的不便。当我看见利文斯通上尉只在安全和平坦的地方行走时，我才恍然意识到，父亲是多么努力地应对自己的假肢。他会下到深深的矿井里——把身躯窝在一个桶中，那条僵硬的腿伸在外面，他会敲敲井壁，让桶旋转起来。他的声音从井下传来：“等等，别动！”矿井上方的放线盘就会停止放线，桶的旋转也会随之变慢，接着他又向深处去了。他也会拖着木腿在刚刚犁好的田地里行走，而他脚边都是巨大的石块。他还会驾驶着那部旧车去任何地方，穿过草地、灌木丛、崎岖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并没有修好的道路。当他后来成了一个淘金狂的时候，他甚至会带上探锤和探测杖跋涉数英里寻找金矿。他的这些行为终于让他病倒了。 我爱上了一群男孩中的一个，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是谁了，但我记得那时自己会梦见他。我在树屋的平台附近折了段树枝，用绷带把它扎好，接着将绷带弄湿，嘴里还小声念叨着男孩的名字。现在我知道了，这种表白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安慰。我觉得爱上一个莽撞的男孩很有趣，而更有趣的是自己在试图运用魔法，我自己却不知道它是魔法，况且我的父母也都是理性的人。是本能指引着我对环境善加利用，指引着我通过这种可能已经流传了数百万年的魔法，去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施加影响。对于我当时的做法，想必任何一个巫师都能明白。 我说服善良的安东尼娅修女，让她相信，我之所以逃进病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和其他女孩合不来。即便看起来每个人都抱怨我太过早熟，但这并不是我们合不来的唯一原因。我可以用另一个场景来解释，在特丽萨修女的看护下，十个或十二个小女孩坐在长餐桌周围，手里织着粗笨的棕色长袜和短裤。女孩们炫耀着自己的假期生活，纷纷说自己去了德班、开普敦，甚至英格兰。我也跟她们说了自己最珍视的假期体验——在广阔的田地里拔玉米棒，还把玉米粒剥下来做成奶酪点心。我讲完后，女孩们彼此交换了嘲弄的眼神。修女立刻夸奖了我的谦虚和节俭，而我只能硬挤出笑容，接着低下了头，对自己的言行有些懊悔，之后再没说过一句话。 寄宿的学生几乎都是农场主的女儿，但我很快发现，这些女孩和我并不一样，倒是和镇子里走读的女孩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她们对灌木丛一无所知，甚至好像还有些怕它，也不学习务农方面的知识。从修道院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让母鸡抱窝、照管鸡和兔子、给猫狗杀虫、淘金、从礁石上取样、做饭、缝衣、使用牛奶分离器、搅拌黄油、坐在吊桶里下矿井、做奶油乳酪和姜酒、在材料上画钢印图案、做纸型、踩灌木杆做的高跷、开车、把鸽子和珍珠鸡射下来烹饪、腌蛋——除了这些，我还会许多其他的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由衷地感到快乐，而我生命中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带给我比这更大的快乐。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一种属于孩子的快乐——能够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为家庭做贡献，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重视的人。 7 大概十二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名叫“宝箱”的小练笔，它象征了我的父母对美好事物的逃离。那是一个古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神奇的东西。我几乎都忘了它的存在，直到父亲突然说起英格兰，或是母亲一声叹息，我才再次想起它。起初它是“禁地”，连碰都不许碰，因为它应该在一个“真正的”房子里被打开，里面的东西应该出现在“适合的”地方。可是当意识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多么微小后，父母终于允许我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了。为了不破坏原貌，那些东西都包着清爽的白色棉纸，金、银、铜色的丝带都用柔软的黑色纸保护着，以防失去光泽。箱子里最顶层的是婴儿的衣服，有的打着褶，有的绣着花或饰以荷叶边，既有上等细麻、棉布衣服，也有衬裙和夹克，都是我和弟弟曾经穿过的。 当我因为母亲不肯为我生一个小宝贝而感到伤心时，我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玩具娃娃。母亲联系了陆海空百货商店，说要预订圣诞礼物，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说，这些礼物并不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两个礼物都是一镑——这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弟弟的礼物是一辆玩具蒸汽机车，在它的锅炉里点上火后，小车会喷着蒸汽向前开出一段距离。但弟弟对它的兴趣也就持续了半天，接着他就又回到灌木丛里去玩了。我的玩具娃娃身材娇小，蓝色的眼睛可以睁开和闭上，向一侧倾斜的时候会发出类似绵羊的叫声。连续好几天，我都忙着给它穿衣、脱衣，所有对婴儿的向往都有了寄托，我拥抱、摇晃着这个冷冰冰的、没有反应的玩具娃娃，还给它唱歌。然后我就忘了那个箱子。我给娃娃的脑袋涂上黑色，让它变成黑色的墙面板短发，我还在娃娃的额头留了发卷，把她的嘴巴涂得鲜红，指甲也涂成红色。 我开始因为自己的那些衣服而跟母亲斗嘴。我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做得很好，可是对我来说太嫩了。那些婴儿的衣服散乱地放着，成了画布，之后就消失了。要是现在能够展出的话，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普通的小婴儿竟然会穿这么精致的服装。 下一层是母亲的晚礼服和便宴服，它们都用有香味的棉纸包裹着。很快所有人都会嘲笑起二十年代的服装，“她们怎么会穿那么丑陋的衣服？既不显腰身，也不显胸部。”晚礼服的下面是与它们搭配的贴身衣物，有双绉连裤紧内衣以及束胸用的硬质布带。我清楚地记得，在遵从某些变革之风的时候，舆论风向发生了逆转。那件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我坐在公交车的上层，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正沿着贝斯沃特路向前走去，她的身上是一件丝制的灰色直筒连衣裙——很可能是出自她母亲的衣柜。“哦，真漂亮。”我正这么想着，其他女乘客也都伸着脖子向外瞧：“哇，她的衣服是从哪里买的呀？” 暗绿色丝绸晚礼服的外面是光滑的短下摆，它是用铜色的花边带制成的，底端系成了四方的结。花边带散发着金属味，像海水的腥味一样刺鼻，让人一闻就脑袋发晕。我把脸伸进礼服，还想着应该有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也穿着这样的服装，但并不是为了“打扮”自己。这些漂亮的衣服很快被用在了游戏中，我们这些农场的小女孩们穿上母亲再未穿过的礼服，拙劣地模仿着大人们的礼仪，还特意用尖声而做作的假音说话。我在想，如果当时看到这幅情景，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箱子的第四层里有一件围裙、一个抹铲、一副白色的女士礼服手套，还有几本封皮上印着奇怪图案的书。父亲提到这些时总是不屑一顾。早先在英格兰银行的时候，他就成了共济会成员。“多么做作，多么滑稽！可是如果不入会，就别指望着能升职。不过至少在波斯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方面忧虑。据说，警察们的情况也跟我们一样。在银行工作时，要是你还没有入会，他们就会给你一点暗示，‘你想当赛伦塞斯特的银行经理吗，泰勒？’就连那些皇室成员也是如此。真是应了那句谚语，鱼总是从头开始腐烂。感谢上帝，这一切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箱子的内层装满了锦鞋，金色、银色的鞋，安有莱茵石配扣的黑色缎面鞋；晚宴包；一顶用米黄色鸵鸟羽毛装点的棕色缎帽；一条米黄色鸵鸟羽毛围巾；一只被抠掉了眼珠的狐狸，从鼻子到尾巴用一根镀金链拴着；一盒父亲的战斗勋章；山羊皮手套、生丝手套，每一副都装在波纹丝绸信封里；装饰用的飞行丝巾；父亲的军用手套。除了这些，里面还有几沓旧照片，都用油纸包着，以防鱼蛾的侵袭。可是鱼蛾并不容易抵制，照片呈现出了网状。虫子，虫子——虫子是老房坍塌的罪魁祸首。 很多孩子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孤儿、弃儿，甚至说自己出身皇族或贵族。我并不想抛弃父亲，但我决定让母亲“真正变成”一个波斯园丁。（这个园丁是谁？除了那个曾在科曼莎的花园精心照看水槽多年的园丁外，还能是谁？）我只需动半个脑子，就知道这个身份是不可能的，谁叫我对产科知识和玛丽亚·斯托普斯那么熟悉呢！可是母亲“只能”是波斯园丁。宣布母亲“真实”身份的，以及做出其他戏剧性表演的，都是那个又胖又古怪，还爱开玩笑的“跳跳虎”。当我郑重其事地说我的母亲是波斯园丁时，这也仅仅是跳跳虎的玩笑罢了。这个跳跳虎还曾开玩笑说，修女们吃糖果时，就是在原地打转，然后将糖果弹进嘴里；修女们不会让你把溅上汤汁的制服换下来；她们对地狱炼火的看法也很愚蠢。 这只跳跳虎还逃跑过，后来她自己还拿这事说笑。但这并不是一个玩笑。那个时候，对母亲的怨恨不时灼烧着我，这让我决定去贝拉，然后坐上船，去……总之去哪里都行。可是要穿过灌木丛逃离农场，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过我已经全都计划好了。我把奶酪、一听罐头牛肉，还有沙丁鱼放进枕套，然后从母亲的提包里偷拿了十先令，我自己还存下了生日和圣诞时收到的钱。弟弟不想逃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逃，但是我的镇静和冷酷最终还是让他归顺了。“你当然想逃跑啦。”我一刻不停地对他说着。我告诉他，逃跑不是什么难事，没什么可害怕的。可是他不停地抽着鼻子，突然大声地喊起来：“我才不想！”“不，其实你想。”我宣布。只等被安顿好上床睡觉，我们就顺着山丘溜走，然后沿路走到班基特。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走过这条路，但我们知道这里一直都有非洲人的足迹。火车会在清晨抵达，然后……问题是，这些都只是我的预期，我并不知道实际情况会怎么样。总之，世界上多数英勇计划都终结于这样一种朦胧的心理状态。我非常强烈地希望梦想成真，所以它必须成真。等我们到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再……这种朦胧变成了浓雾……反正我们肯定能弄到一些钱吧，然后坐上火车去贝拉，接着去…… 为了防止弟弟睡着，我一直给他讲故事。外面已经夜凉如水，我们终于从房子里偷偷地溜了出去。父母还在房间里读书，我和弟弟就从亮着灯的窗下爬过去，然后摸着黑沿路跑起来。随着我的跑动，枕套里的罐子一下下敲在我的腿上，哈利边跑边放声大哭。那时的灌木丛不同于现在的非野生灌木，里面充满了危险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到猫头鹰、欧夜鹰的叫声，还有受惊的兔子发出的跑跳声。最要命的是，童话故事里的东西全都在灌木里神秘地出现了：它们从书中被释放了出来，围绕在我们身边，它们出现在树林里、灌木后，轻声地沿路跑在我们身后。突然，家里的那两条狗出现在我俩面前。它们舔着我和弟弟的手，呜呜叫着，在我们身边跳来跳去，好像在说：你们在干吗？你们要去哪里？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这两条狗会跟过来。我和弟弟商量着，不能继续逃了，因为狗会跟着我们。我们只好在灌木中沿着黑漆漆的路返回去，顺着山丘跑回了家。两条狗把这当成了游戏，一路上蹦着、吠叫着……终于回到卧室了，我和弟弟一溜烟爬回了床上。我们咯咯地笑着，接着大笑起来，终于伴随着一声尖叫松了口气。房子外，两条狗安静地躺回了灯光下。第二天，我跟母亲说了我和弟弟逃跑的事儿，说我们被吓得不轻，然后就回来了。可是跳跳虎把这事儿讲得逗趣极了，以至于母亲没有相信。 而我没法真心地笑出来，因为我实在是非常难为情。我对每一步都做了谨慎的计划，唯独把狗忘了。这次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我还是个孩子。没错，就是这样。我必须快快长大。 仓库着火事件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父亲总是担心茅草会着火，他的担心不无道理。草原大火来势汹汹，当它逼近我们时，空气里充满了火花和烧焦的草屑。在这种紧急关头，工人们听到犁头的敲击声，赶紧集合起来，爬上梯子、树屋、立柱，把装满水的汽油听子从下面递上去。很快，茅草屋顶就被浇透了，也就安..全了。救完火，水车就空置了，要是下了雨，巨大的水箱就会储满雨水。 一天，父亲把我叫过去，跟我说绝对不可以玩火柴，因为这很容易引燃整座房子。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玩火柴这回事，可这下我的脑子里就只有这个事了。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父亲坐在屋后的折叠椅里看着屋顶，那灰色大象皮似的茅草上覆了新的黄色长草。我必须点燃什么东西，我必须这样做。于是聪明机智的我想出了一个点子，决定点燃那个为狗搭建的小窝——狗不住里面。搭这个窝用了一个小时左右，它的立柱上面是茅草。把它重新搭起来只需要一个小时而已，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父母都去了房子前面，盖屋匠也都从房顶上下来了。我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狗窝。麻烦的是，狗窝的上方是仓库延伸出的游廊，而游廊的棚顶也是茅草的，距离我们住的房子就几步之遥。我看到小窝烧起来了，火焰一下就扑进了仓库，大火熊熊燃烧着，火花溅得到处都是。我并没有预见到这幅景象。惊慌……恐惧……我跑进灌木中哭起来。我以为房子要被烧毁了，以为我们家就要完蛋了，因为除了老房子里的东西，我们一无所有。 我靠坐在一棵树下，听到犁头敲出的警报声，听到人们一边高喊着一边从灌木丛里跑过去。我不能逃避。我爬到灌木丛的边缘，望见房顶上挤满了人，他们正忙着把罐子里的水倒下去，更远处是燃烧着的仓库。狗吠叫着，或走来走去，或者立在原地，尾巴就拖在双腿间。猫都去哪里了呢？火被熄灭在了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上，那就是曾经的仓库。空气里飘满了烟，还有被点着的小草。我身上的裙子也被弄脏了。母亲顺着山丘下来找到了我——他们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他们说我最好还是说实话，于是我就说了。这次罪行如此之大，他们甚至觉得什么惩罚都不够分量。他们不停地对我说，难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穷吗？不知道我们没钱重新添置仓库里那些被烧毁的东西——成箱的糖和面粉、玉米粉、食品杂货、成袋的鸡食、玻璃杯装的鸡蛋、成片的熏肉？他们至少需要一百镑才能重新置办好一切。我当然知道我们家里有多穷。钱，钱，钱——这个话题没断过。我没法让他们明白我的初衷只是想烧掉狗窝，并非是要烧掉整个仓库。他们根本无法相信，我竟然会做这样的蠢事。我受到的惩罚是一个月内不准吃蛋糕。父亲烦躁地说这个惩罚简直太可笑了，如果代价就是不准吃下午茶蛋糕，那我怎么可能明白自己犯下了多大的过错？在这一点上，我跟父亲看法一致——这个惩罚确实跟整件事不太搭调，显得很愚蠢。事实上，距离一个月结束还早的时候，这个惩罚就被忘了。不过，我并没忘记父亲那种强迫症，没有忘记他对火的恐惧通过三言两语就传递给了我，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我。的确，话语拥有感染人心的作用。 这次事件传递了和之前一样的信息，那就是一个孩子是无法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的，总会出现某些无法预见的事情。因此，我别无他法，必须长大，快快长大……然而成熟和自由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因为对现在的我来说，日出时无法预见日落时的事。 自传之所以无法完全真实，主要原因——也是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从第一章至最后一章，自传是根据时间进度写作的。即便使用倒叙的手法，或是《项狄传》的写法，也无法用言语来传达童年时光和成人时光的不同，亦无法传达时间的步调在成人的不同生活阶段的不同。同样的一年，在三十岁之前和在六十岁那年，是迥然不同的概念。 在试图让我们明白人类的重要性时，科学家们会这样解释：“如果地球的故事有二十四小时那么长，那么人类就占据了它的最后一分钟。”同样，如果一个生命故事完全按照真实的时间体验来书写，那么我敢说，这本书的70%都是十岁时的经历，阅读到全书80%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十五岁时的经历，到95%的时候讲的是三十岁的事情，而其他部分都如白驹过隙——直至永恒。 我突然开始好奇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情形。胎儿重复着进化过程：鱼、鸟、野兽、人类。它体验过进化的时间了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那些可怜的生物只是沉浸在眼前发生的事情中？这简直就是噩梦。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可怕，让人难以忍受。 鲁扎维学校是一所仿照英式化管理模式的预备学校，弟弟去那儿读书那年是八岁。母亲同样也为他弄到了一笔助学金。我们的校园生活大不相同，但是假期一开始，一切都没有变。我们经常天一亮就跑去灌木丛，还没吃早餐可能就已经走了几英里的路，就像父亲——他也已经跟“男孩儿”们，或是老烟鬼在山丘下的地里待了几个小时了。有时，弟弟和我出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就我们两个人，以及一袋三明治。我们从河里取水喝，但从不告诉父母，因为他们很怕这样会得血吸虫病。有时，弟弟和父亲一起出去，因为他总能帮上忙。比如，他八岁就学会了开车，站在车里努力用脚够到离合器和制动器。 而我，则会躲在房间里看书，躺在床上看书，总之一直在看书。我在看书的时候还会吃些东西，以橘子居多。我们从锡诺亚柑桔园订购整袋的橘子，价格相当于一大块牛肉。在小读者中，边阅读边吃东西的现象很普遍：眼睛瞧着图像，嘴巴在摄入卡路里。我还读书柜里的书。在我们这片地区常常跟别人换书读，其中大部分是战争回忆录和战争史。因此，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不再只是父亲告诉我的堑壕战——“那时候，就在帕森达勒战役打响之前……我感觉糟透了，就像被卷在了一团黑云中，然后我写信给那些老人，说我就快要被杀了。可我的命保住了，我的一条腿却被榴霰弹拿走了。”——以及其他关于“一战”的故事，比如著名的《西线无战事》，父亲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许，他跟德国士兵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们都像英国的士兵一样遭到了掌权的头儿的背叛。不过父亲的这种认同感有时会引来母亲的疑问。“可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呀，”她会这样抗议，声音里透露出焦虑。父亲反抗权威，而母亲却本能地服从权威。父亲会说：“一切都不应该发生，一切。跟我们一样，德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希望战争发生。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士兵好杀成性。不，嗜血的都是那些武器制造商，战争只合他们的心意。” 此外，还有关于英国护士照顾塞尔维亚伤员的故事。（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塞尔维亚人早已远离了受害者的身份，不再需要志愿救护支队的关怀了。） 有一个故事讲了一名俄国姑娘与战士们在前线对战德军，可战友们却不知道她是个女孩。我尤其认同这些女性，也梦想成为一名护士，但不是在伦敦医院里工作的护士。不，我想去的是残酷的战场，我想跟俄国士兵一起在防线崩溃的时候撤退，一起跑回村庄里。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在西方国家的印象中，战线崩溃时的俄国是一个不着温饱的国家，它体型巨大、脚步踉跄、满身虱子，意志低迷消沉，革命势在必行。布尔加科夫的第一本小说叫《乡村医生手册》（A try Doctor’s Notebook），在书里，他讲述了自己到距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村庄行医，而他需要抗争的却是村民的迷信和无知。不过，读者们只知道他是从“一战”的战场上回来的。 那会儿，依然有许多书籍源源不断地从伦敦由火车运来，儿童图书中还包括许多美洲作品，比如长篇小说 href='9570/im'>《绿山墙的安妮》、《一个利姆伯罗斯特的女孩》及其新版故事、《凯蒂干了什么》及其续篇。这些故事大多讲述了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问世时间整整比我早了一代。母亲会追忆曾经生活在城镇里的欢乐时光，父亲也在科尔切斯特田野上跟农场主的孩子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而相比之下，这些故事更贴近一个生活在灌木丛中的孩子。 就像吮吸太妃糖一样，阅读这些书籍时，常要面对其中的安逸所带来的诱惑。有时，我会对儿童书感到好奇。如果没人暗示说狄更斯的作品或者成人读物太难，小孩子就会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阅读这些书籍的道路上，遇到实在弄不明白的地方就绕行，而这条道路很快就会属于这个孩子。儿童书却不同，它们会令孩子失去奋斗的欲望。这样的书我读了许多年，也用它们哄骗了自己许多年，做了许多幻想，我几乎完全生活在幻想之中。只有跟弟弟在灌木里玩耍的时候，我才会运用到智慧。 我和弟弟都不常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英国家庭并没有教孩子们如何去表达爱——或者说过去没有，现在也许已经有所变化。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学习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应对孤独以及如何逃离。如果把一个八岁的小男孩送进寄宿学校，那么你就可预料到等他回来时，他的半个心门都是关闭的。但我和弟弟相处融洽，在我十五岁离开家之前，只要我俩都在农场，那么就会立刻搭伴去灌木丛，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一样。 几个星期前（1992年），我去了距离我成长的地方很近的一处灌木丛，因为下雨，那处灌木丛很潮湿，而且还滴着水。我又一次意识到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这里就是属于我的地方。 以前，我和弟弟会骑着自行车前往目的地，或许是艾夏尔高地吧，有时也会漫无目的地闲逛，狗就在我们身边气喘吁吁地跑着。我们坐在树下观察着小鸟、蚂蚁、甲虫、变色龙——总是变色龙——可是如今它们已经没剩多少了。观察了一整天灌木丛里发生的万千趣事，到了晚上，我们就会回到山丘上那所通风很好的高大房子里，就好像是前往监狱一样。我们在那里太受限了。我们对父母承诺，外出时我们会随身携带0.22口径步枪，因为外面可能会有豹子……不过在那些年里，即便小山上有豹子出没，我也只看到过一条豹子的尾巴消失在岩石堆中。像蛇一样，豹子很会躲闪。遇到情况时，常常是哈利开枪，因为他枪法更准，我只能屈居第二，所以把先发权让给他是明智的做法。大多数情况下，他猎取小羚羊作为家里的食物，或者作为礼物送给群落。对所有农民家庭来说，能猎杀多少丛林动物，就吃多少丛林肉。跟群落里的情况一样，为了减少生活成本，非洲人会放狗追逐小羚羊或大雄鹿，如果扔石头、打弹弓、抛刺的手法娴熟，他们有时也会带着这些工具出去捕猎。 母亲会让我给她打八至十只鸽子做炖菜或馅饼——农场上的某些地方有数百只鸽子。后来，我开始猎杀珍珠鸡和一些难对付的鸟，然后由母亲把这些猎物蒸熟，再将其烧烤或炖煮。我向来不喜欢猎杀雄鹿。 我和哈利不太谈论学校的话题，假如说起，我们也只是开开老师们的玩笑。在跳跳虎的描述下，那个讲地狱炼火的修女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作为新生，哈利也只能承受别人“善意的”作弄。我们不会跟彼此分享这些。我们说的是身边的动物，各种各样的鸟，还有我们的狗。我们还说父亲和母亲。在对抗母亲这件事上，我迫切地需要外力的支持，我需要哈利。我看过他如何拒绝被当成“宝贝”，也看到他一直在努力拒绝生病。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仍然我行我素，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进行着一场冲突。我认为他应该在此刻公开反抗母亲，反抗她的压力、固执，她的秘密监视还有好奇心——这些是一个女人可悲的情感表达，身为一个母亲，她的所有喜悦都只寄托在孩子身上。我认为哈利正在被自己的无知伤害。这是原则问题！我就是这么想的，尽管我并没有说出口。真相！事实！这些是用来描述一种行为和情形的恰当用词。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我在出于本能地反抗，他则在本能地遵从。两个人明明是姐弟，为什么如此不同？可是等到自己有了孩子后，提出这样疑问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将子宫视为一个营养渠道——这里孕育着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与众不同。 我和弟弟会说非洲人吗？——黑人——“蛮德人”——“卡菲尔人”吗？我们很少提起他们。他们一直都在那儿，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白人孩子会学肖纳语——它被认为是卡菲尔人所用的语言。我并不想赘述白人殖民者对当地非洲人的态度，因为这个话题已经没有新意可谈。我写的《非洲故事》（Afri Stories）就描述了那片地区,即那时候的南罗得西亚农场。我会挑选出《新人类》（The New Man）——它描述了白人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经营农场——《讨厌鬼》（The Nuisance）、《无魔法可售》（No Witchcraft for sale）、《老酋长姆什郎卡》（The Old Chief Mshlanga）。我感觉这些故事证明了这个话题“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为新的教条似乎认为白人无法写跟黑人有关的文字）。一名尼日利亚的年轻黑人给故事换了个标题，然后用上自己的名字，参加了短篇小说比赛。还有一个小故事《小坦比》（Little Tembi）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的：“他一直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他们——想要的是能够被白人热诚和慷慨地对待，分享白人的文明成果，而不是被冷漠和吝啬地对待，被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 关于老烟鬼这个人，我和弟弟聊得很多，因为我俩经常坐下来听他和父亲进行冗长且缓慢的交谈。他们谈起话来就像是在正午聊天的两只鸽子那样，总是若有所思，时续时停，你以为结束了，他们却在长久的沉默过后又开始交谈起来，还有件事……什么？……还有件事……什么事？……农场上的牛……确实，还有这么个事……我们要怎么办？……我会跟牧童说说……刚当上妈妈的女人很有意思……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黑母牛需要一些……记得跟牧童说，老烟鬼……好，好的，我会跟牧童说……沉默，一阵长久的沉默。恩科西？……怎么了，老烟鬼？跟乔的妻子有关的事……别这样，老烟鬼，我不该参与到你的感情问题上……说说吧？……她的孩子病了，你得带那孩子去医院……她都不来我家，我又怎么带去医院？……必须跟乔说，让他跟他妻子说让你把孩子带到医院……可是应该你跟他说，老烟鬼……我已经告诉他了，现在得你再跟他说一下……又是长久的沉默。乔正在退化成流氓……他是怎么个流氓法？……他暴躁易怒，还打妻子……那我们怎么帮他呢？……哎，恩科西，这可真难办。只有帕祖鲁才能治他这恶病…… 现在，两个人又开始高谈阔论了，这是他们的爱好。整个上午，他们都坐在那儿交谈，跟他们一样，鸽子也在不停地叫着……叫着……叫着……逐渐进入了热浪里，进入了沉默的灌木丛，时而还有其他鸟类的声音应和着。他们说的都是卡菲尔语，作为一种不太体面的行话，它当时是所有白人所用的语言，里面夹杂着公用荷兰语、肖纳语、恩德贝勒语。这种语言中都是祈使语气的句子——做这个、取那个、去那里……不过也有语气轻柔的时候。 只有在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和弟弟才会显现出温和善良的本性。同学来找他的时候，弟弟会立刻加入。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叫迪克·科尔伯恩，就住在片区的那一端，也是鲁扎维学校的学生。迪克时常会骑着自行车来，在我们家“度过一天”。偶尔，他们家人会来跟我们喝下午茶，我们也会去拜访他们。这时候，大人们总是让小孩子一起出去玩。跟迪克和弟弟一起玩耍时，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两个会嘲笑女孩子，也会假装朝我扔石头，或者真的把石头扔向我，不过因为他们的技术很好，所以总是瞄准我身边一英寸左右的地方。他们两个会跑进灌木丛，故意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被他们怂恿着往小山上爬，可是我一个人实在做不到，于是只能作罢。看到我费劲地想要下去，他们两个很愉快地观望着，刺耳的大笑声回荡在我耳边。他们对待女孩的方式就跟那些学校一样，经年累月，这种帮派行为在他们升学后更是变本加厉。弟弟过世之前，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和迪克曾经让我多么难熬，可是他对我的话显得很吃惊，继而感到懊恼。重要的是，我曾遭遇背叛：一天，几天，数周，数月……我们从来都友好相伴，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女孩或地位低下，接着另一个男孩出现了，因为他，弟弟成为了我的敌人。可这样的事在他看来却很正常。如果一个女人嫁给——或者说跟那种从学校出来的人一起生活，那么这种欺凌算不上稀奇。 还有一段记忆最为独特……多年来，我知道我和弟弟少有共识，但我还是会猜想，他是否记得那一天。结果是他确实忘了。这可真奇怪！你和某个人经历了一件难忘的事，这件事让你印象深刻，但对方却毫无记忆。 天气炎热时，羚羊喜欢躲到蚁冢下，因为那儿有阴凉地。我俩避开树枝和枯叶，悄悄地朝着一处蚁冢走过去，那里曾有动物出没过——草地被压扁了，整齐的石头边沿被动物蹄子踢掉了一块，地面上还留着新鲜的粪球。我们发现一块石头，它的顶部掩藏在树枝间。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因为说不定会有蛇。我们在石头上静静地等待着。 那会儿大概是六点，太阳才刚刚升起来。对九岁或十岁的孩子来说——当时我们最多十岁——纹丝不动地坐着并不容易。为了消磨时间，弟弟就学鸽子叫。听到声音，许多鸽子落在我们头顶的树枝上，它们左右摆着头，眼睛朝下看看我们，见不是同类，又都倏地飞走了。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轻微的响动，一头雄性弯角羚出现了。它小心地走在圣诞蕨的褶缀中，沿路避开巨石。突然，它站定，紧张地环顾四周。发现情况不对，它回头观察着，螺旋状的角也跟着转了过来，身上的毛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看到了它水汪汪的黑眼睛、黑色的睫毛……我们屏住呼吸，全身都僵直着，生怕弄出动静。它站在那里，面露惊慌和悲伤的神色，足有一两分钟。我们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头活的弯角羚，只见过羚羊的尸体被剥皮和切碎。我们没有任何错，作为人类的小孩，我们只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这里，而且可能毫不知情地发出了一种信号。弯角羚低头回望着自己走过的路，接着又转过身来，面朝我们所在的方向。 我们看到了眼前这只弯角羚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它面临着持续不断的威胁，时刻提防着敌人，警惕地听着周遭的动静，不时转头看看四周。尽管如此，它依然存活了下来，还长成了一头成年弯角羚。我和弟弟对它没有威胁，因为那天我们没有带枪。时间过去了很久——至少看起来如此，我们在一旁等待着，那头羚羊边听边观察着周遭。它在看我们吗？是的。那它看到了什么？它的目光又游移到了别处。突然——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一阵风从别处吹过来？或者，是我们不小心弄出了响动？弯角羚转身冲下蚁冢，但它并不惊慌，因为惊惧中的羚羊跑起来是横冲直撞的。眼前这头弯角羚只是速度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它知道这儿隐藏着危险，虽然并不确切地知道究竟是什么。 对那头弯角羚的记忆就是当天发生的事，它是一次完整的记忆。但有些记忆是发生在数天、甚至数百天内所有事情的融合。 电话线沿着曼陀矿山所在的山脊向下延伸，穿过一片草地，延展到了我们家的广阔田地上，继而又爬上山丘，连接到了我们的房子里。我和弟弟经常跑下山丘，坐到电话线路的下方，贴着它的金属杆，听风吹电线发出的低沉的鸣叫。我们也在这里看着数百只鸟飞落下来，平衡一下身体后又飞走了。这些鸟有大有小，花色不一，有素色的，也有像彩虹和落日一样艳丽的。其中最为迷人的要属金丝雀，它们身上有淡紫色、灰色、粉色，就像大号的翠鸟。我们隐匿在深草丛里，边听边看。 为了不惊到鸟和其他动物，我们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竖起耳朵听着。我们听到了农场上的活动，由此知道了外面都在发生着什么。房子下方的大片土地上，一个男人正在呼喝着牛犁地，红色的黏土上，牛拖着吱吱作响的犁头向前走着。通往车站的小路上，十六头牛拉着货车正吱嘎吱嘎地前进着，车夫的鞭子噼啪甩向最前面那头牛的犄角，他嘴里喊着口号，只有牛能听懂。它们向前努着劲儿，一声声地叫着——是叫给车夫听吗？——当然，毫无疑问它们是在抗议。噼啪作响的鞭子闪电似的，几乎要把空气都撕裂，但实际上，蛇形的鞭子只是甩到牛头上方，没有真的打到牛身上。牛和牛似乎彼此交流着什么，车夫一边尖声喊叫着，一边似乎在跟谁说着话。前方的树林通往班基特车站，他们渐行渐远，车夫的声音也渐渐听不见了。 停在电话线上的鸟儿们唧唧喳喳唱着歌，好像在和金属杆的嗡鸣声竞赛。远处，隐藏在树上的成群的珍珠鸡嘎嘎叫着。风吹动着电线，从草丛中呼啸而过。风力大的时候，电线会随之颤动摇摆，群鸟就会展翅向空中飞去。它们挥动着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急速朝树木飞去，有时也会在转了一圈后尝试着落回到电线上。 群落那边传来狗的叫声。我家的狗就躺在我们身旁的草丛里，蜱虫在它们身上爬——我们可以看到蜱虫正从草叶向狗的皮毛移动——狗大口喘着气，不时抬起口鼻打个哈欠，听起来就像哀鸣。它们的尾巴上下扑腾着，牙齿追逐着身上的蜱虫和跳蚤，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通往车站的小路上，一辆车缓缓开着，发出护栅撞击的声音，以及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路的那头，正在锄花生的男人们一遍遍含混地唱着劳动号子，他们在号子声中开怀大笑，更起劲儿地锄起了杂草。群落那边，女人们的声音清楚可闻，她们高声地喊着彼此，会意地笑着。山丘上的房子里传来了犁头的敲击声。已经到了午休时间。工人们把锄头一撂，说笑着离开田地。蟋蟀在草丛里唱着歌，路对面的树上有蝉的叫声。林子里的某处传来了安比拉琴的声音，那是一个独行的男人在自娱自乐——就是我们说的拇指钢琴。远方呼尼雅尼群山的顶端，灰色和紫色的云彩占据了半边天空，里面传出不大的雷声——不过刚刚正午，也许雨会在晚上洗刷灌木地区。与此同时，热浪在道路和谷仓的铁屋面上滚动着，铁皮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只鹰脱离了同伴，独自从高空飘飞下来，它的眼睛盯着草丛里二十码开外的地方。狗儿们抬起头，鹰看见它们，突然改变了飞行方向，从电线下方呼啸而过。为了表面上敷衍一下，狗儿们集体吠叫起来，然后又把头趴在了前腿上。 数百只鸽子在大水塘那块儿咕咕叫起来，伴随着其他的声音催人欲睡。 锣声敲响了，午餐时间就要开始了。我和弟弟慢步向家走去，一路上，鸟儿在我们周围唱着歌，电话线嗡嗡叫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应英国广播公司的邀请，我提议将一部广播剧的音乐设置为灌木地区的声音，即农场和班基特车站的声音。火车的声音将为故事创造一个背景框架——转轨和喷气、问候和道别时的长声尖叫、刹车的刺耳声音。大蓬车嘎吱嘎吱地驶进车站，牛被两个两个地卸下牛轭，然后被带到水槽下，那里的喷口正淌着水。达尔达甘商店和卡菲尔商店的游廊上传出了安比拉的琴声，发条留声机放着歌王卡鲁索的《伏尔加船夫曲》或《斗牛士的华尔兹》。这个故事将通过声音来传递，故事里的人们听到火车的声音，也就意味着听到外面的世界，农场和车站的声音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东西。节目、故事以及剧本的灵感不断地涌现，继而又归于沉寂。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遗憾。如今非洲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本可以留下那些珍贵的声音。 8 早在记事之前，两种主题——或者说趋势——就已经开始主宰我的童年。 其一是梦的世界。我对此再熟悉不过。大概在我十岁之前，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噩梦，当然这对小孩子们来说并不稀奇，但我会举行一些仪式来躲避它们，或者使它们变得无害。我知道，一个噩梦通常萌发于平日里的某个字词、句子，某种味道或声音，但如果不经检验，就让这种刺激神经的时刻或事件潜入梦中，那么，你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所幸，你可以想办法让这些“敌人”丢盔卸甲。每晚入睡前，我都会检查一下那些有可能进入噩梦的事情。我一遍遍地回顾着，直到它们看起来驯服和无害。我认为，惧怕蜘蛛和蛇的人，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心理调适的。有时，蜘蛛会出现在我的噩梦中，继而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它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时是黑蜘蛛，有时是巨型的狼蛛。狼蛛身上是斑驳的灰白色，它会伪装成石膏的样子蜷伏在那儿。我确定它正准备扑向我，这时我会尖叫起来，让父亲把蜘蛛拎出去。父亲总会应声来到我的房间，嘴里咕哝着要我快些长大。不过，蜘蛛和蛇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最挥之不去的噩梦来自我的父亲，我也知道其中的根源——幼时的“挠痒痒”游戏。在梦里，巨大的手按压着我的肋骨，我尖叫着扭动身体，一张张冷酷的面孔逼近我，并非都是父亲的面孔，还有拉特先生的脸、山脊那头的麦克唐纳先生的脸。造梦者总能把身边熟悉的事物都动用起来。我的梦里也会出现一个深坑（我无法将它与真实的记忆匹配），还有手握一根棍子的男孩。我也跟其他人做过一样的噩梦：梯子伸出来，我站上去，梯子带着我沿原路滑行着，但又突然不见了，于是我从上面跌落了下来——修道院儿童宿舍里的高大石阶为这个梦提供了素材。 不过，相比这些梦的故事——或者说其中的情节，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净化内容、把危险剥离出来。通过一遍遍查看和回放当天发生的事，我把冗长的一天压缩成了一本小人书，而且越翻越快。这是一种净化行为，也是一种压缩行为。我在学习如何快速地压缩“时间”——当然，日子还在向前爬行着，几年内也许依然如此，但我可以把一天的时间压缩成有限的几件事情。像所有人一样，我的一生中，偶尔也会被噩梦侵袭，但在成人之后，数量其实屈指可数。噩梦最为肆虐的时候，大概是我七八岁的年纪。谁知道呢？也许实际上还要早一些。 另一个主题，或者说主旨，或者——不，这些词汇都含有一种存续的意味，可我在这里记录的却是一些特别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里，人会变得活跃而机警，就好像突然被赋予了某种才能，让你可以看清一些事情。 其中一个“时刻”，跟我的父母有关。 我独自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房子前并排放着两张椅子，父母并肩坐在椅子里，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情形。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他们是两个面露沉闷和疲惫的老人，而实际上他们还不到五十岁。两张衰老的面孔上布满焦虑和担忧，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们是在为钱操心。他们坐在香烟弥漫的雾里，慢慢地吸着烟，又缓缓地吐出来，似乎每一口都是一剂麻醉药。他们就坐在那里，紧紧依偎着。贫穷让这对夫妻无法动弹，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斥着秘不可宣的东西。对我来说，他们就像让人无法忍受的、可悲的存在，而他们的无能为力正是我难以接受的。 我俨然变成了一个暴怒的、无情的小孩。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不，我不要！我不要变成那个样子，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样。我永远都不要坐在那儿用熏黄了的手指夹着烟，坐在那儿把恶心的烟抽进我的肺里。记住这一刻的想法，永远记住！千万别让自己忘记。绝不能像他们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永远别让自己陷入困境。换言之，我所抵触的是人类生存的普遍情况——为境遇所困的情况。 类似的时刻遍布了我的童年生活，并且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我不会，我不要。 当然也有别的主题，比如修道院。首先要说的当然是食物，因为既然要写一些跟修道院有关的文字，怎么能不描述一下令孩子感到困扰的东西呢？修道院里的食物实际上要好过大多数学校的饮食，可是在我们看来，它太可怕了：油腻、难吃，充满了说不出的味道——是当时流行于德国的乡村食物。我们吃的是经过香菜籽调味的黏面粉汤，吃完后经常会生病。我们还吃用油腻的面粉包裹的厚肉片，以及味道浓郁的煮饺子。过节日的时候，厨房里的修女也很少给孩子们变换食物的花样，几乎总是一些浸油的薄烤饼，里头装着油腻的小纸球包裹的小圣物，比如念珠和十字架。我们从未吃过一口水果或沙拉，蔬菜也只是煮过头的马铃薯和卷心菜，尝起来是香菜的味道。根据现今流行的观点，这大概就是最糟糕的饮食了。不过我们终究幸存了下来。那个时候，每次吃饭，修女们都要斥责我们浪费食物，斥责我们无视上帝的恩赐。如今我知道，修女们的声音中之所以总带着哽咽，是因为对她们而言，那些食物具有某种意义。她们都来自饥饿的家庭，我离开修道院的时候，经济大萧条已经使德国雪上加霜，全德国境内都是舍粥所、排队等候食物的人和暴动的饥民。然而，她们眼前却是这样一群不懂感恩的小恶魔……“跳跳虎”欢乐地讲着修道院里食物的故事，逗得爸爸和妈妈又哭又笑。 那几年里，有声电影已经开始在非洲放映。虽然修女们对此很抵触，可是父母们却坚持让自己的孩子拥有最好的一切。因此，我们都穿上了棕色的羊驼呢外衣和黄色衬衫，头戴修道院黄棕色丝带装饰的巴拿马草帽，排起长长的队伍，向着电影院进发。我们看了《丽娃·丽塔》（Rio Rita），还有艾尔·乔森主演的 href='3601/im'>《宝贝》（Sonny Boy）。我时常会读到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说儿童不会被银幕上的图像所影响。可看过《丽娃·丽塔》之后，数十个小女孩都开始幻想能跟约翰·博尔斯在一起，想象着把他的小胡子拥入怀里。看过 href='3601/im'>《宝贝》后，患病和濒死的婴儿们给了修女很大的触动。如今的孩子们看着充满暴力的电影成长，而那个时候不是——如果那会儿我们也看过，恐怕会幻想着杀掉“地狱炼火修女”。要是有机会，并且知道如何下手的话，我相信自己真的会杀了那个女人，并非因为我觉得她“活该”，而是在我看来，她本身就是残酷和杀戮的化身。奥威尔说“空谈家之愚蠢无人可及”，指的恰恰就是这种“聪明的愚蠢”，即头脑中有一丝逻辑，但却毫无现实经验。 爵士乐也来到了非洲。长餐桌上的便携式发条留声机里播放着爵士乐，我由此接触到了那个时代影响力名列第二位的事物。 蓝天向我露出了笑脸， 只有蓝天落进我的眼。 这首歌如此哀伤，许多年里，我都以为它唱的是灰暗的天空。 红帆航行在夕阳下， 红帆航行在海面上。 还是同样的悲戚。 悲伤弥漫在餐厅所在的花园里，我写下了一部莎士比亚式的独幕剧，剧中都是敌对的国王和王后。修女们觉得这个体裁太过成熟，并不适合我。我还写了一小段关于“艾科”的练笔，如果查阅，读者们就会发现这“不过是躺在石头上的疲惫的男孩”。我记得那种夹杂着悲伤的快乐情绪，那是“疲惫男孩”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母亲看来，这个练笔也不适合我。但人们不禁要追问，如果简略的史诗和“疲惫男孩”的随笔太过成熟，那么碧碧·丹尼尔被约翰·博尔斯拥在怀里、艾尔·乔森泪流满面的场景就不成熟了吗？ 我已经是个十岁的大孩子，正在迈入人生的关键阶段。尤其是，我还在为一场考试接受专门辅导，已经缺了很多课。我离开二十四张床和血腥的画像，住进了大女孩们的宿舍。这是修道院里的古建筑——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能让人联想到一切古老的东西，包括幽灵。这儿的房间都比较小，每一张床都遮有帘子，就像修女们的住处一样。每张床旁边都立着白色的床帘。我们爬上床后，就要拉上帘子。睡觉的时候，那些天主教女孩们会把双手交叉搭在胸前，嘴里说着“圣母马利亚，如果是为你，我会在睡梦中死去，请把我的灵魂也带走……”等。 在进入宿舍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幻想出了所有的幽灵、修女的死尸、同学的尸体……可恺撒殉难日跟非洲中部的一所修道院能有什么关系呢？层层帘幕的后面传来说话声、短促的叫声，喋喋不休，这些都是无可抗拒的声音。在修道院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了梦游。洗手间就在宿舍陡峭的梯子下方，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往水池里爬，原来是把它当成了床。我摸着黑飞快地爬上了楼梯，回到了隐隐发白的黑暗宿舍里。 母亲在每封信里都交代我考试必须考好——这相当于初中升学考试——她还给辅导我的女老师写信和打电话监督我的情况。“跳跳虎”受到了控制，我开始灵活起来，“聪明地”对付着巴克斯特太太（我猜她已经结婚）。她的形象无数次地在我的生活中闪现：一个满头金发、长有雀斑、身体健康的女性。我觉得这一形象肯定让我联想起了幼时感受到的暖意，也许是来自那位丹麦女人泰勒太太。在给母亲回信时，我几乎没有察觉到焦虑的情绪，总是心情欢乐地写些“聪明的”措辞。 突然，我们所有人都得了癣病，四肢上出现了瘙痒红肿的圆圈，之后头发里又开始长虱子——大女孩的宿舍里无一幸免。马绍纳兰附近的家长们闻讯赶来，接着女孩们就被带出了学校。我也在其中。女儿的头发里竟然会出现虱子！在母亲看来，这简直就是最堕落的事。她做护士时，不得不处理贫民窟儿童脑袋上的虱子。贫穷和肮脏的环境才会招来虱子，而现在，我的头皮上爬满了虱子！照镜子的时候，我能看见虱子在头发里爬来爬去，清晨，它们又在枕头上爬行。 就像曾经在英国怀特查佩尔的贫民窟做过的那样，母亲也用石蜡给我祛除虱子：我的头发被石蜡梳过，然后用毛巾系紧。很快，虱子就消失了。我的头发上也沾满了石蜡，闪闪地发着亮。 这场虫害危机虽然严重，但在这之前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危机——我突然改信了天主教，修道院里的天主教女孩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我们知道，英国教会和它的健康环境既不敌那些可怕修女、圣水、钟声、圣母马利亚，也不敌圣乔治教会以及男子学校来访的神父。在这些神父面前，修女们都变成了忙乱的小女孩——神父们伸出戴满戒指的手让修女们亲吻；修女们行过屈膝礼，脸都红了。小女孩们（包括新教徒女孩）以前都曾恳求能够加入。此刻，我们也羞红了脸，咯咯地笑起来。 我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更确切地说，这看似突然的转变，原因除了亲吻戒指、熏香的魅力，还有高昂的颂歌对我的影响，当然，还有安东尼娅修女。如今，真相已经很明显，我当时并不是从英国教会的信徒改为天主教信徒，而是把对安东尼娅修女的依赖转移到了圣母马利亚身上。只要一得空，我就会沿路而下，去天主教教堂里度过每一分钟。尽管当时它在我眼中是一个充满神秘、高大阴暗的建筑，可是它有圣母马利亚像。我跪在塑像前，恳求圣母发现我对她的爱，也在努力说服自己能够看到她的微笑——实际上我差一点就说服了自己。我把装满圣水的药瓶装进运动上衣的口袋里，每次路过圣心或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和塑像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行屈膝礼。我在那段时间的狂热表现，就像陷入了爱情一样，但又是混沌的，我变得含糊而愚蠢。看到我口袋里的圣水，修女们很苦恼。她们请求我，问我能不能告诉父母，说我并没有受到外部施加的压力。可这似乎不是事实——既然真理以塑像、图画、圣水等各种形式围绕着我们，那么“没有外部压力”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放假后，我回了家。母亲在我的枕头下发现了圣水和念珠，她严厉地斥责了我。而我也由此开始了对母亲的排斥，就像某扇门被砰地甩开了一样。母亲把我叫到房前说要坐一坐，她把椅子放在我对面，然后讲起了天主教的犯罪史。她认为宗教法庭很不公正，还援引其他例子，例如到达非洲后，天主教传教士们用所学的方式令非洲人民皈依。 我一边听，一边深深地厌恶自己错把不合逻辑的伪装行为看成美德。我瞬间丢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对母亲说，新教徒确实把天主教徒烧死在了火刑柱上，就像天主教徒对新教徒做的那样——修道院图书馆里，那些棕色包装纸的书籍中不仅有警示巫术如何危险的故事，也有对新教徒作恶历史的描述。我已经脱离了理性的思考，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但实际上，我终结的是新教徒身份与天主教学校之间的冲突。我不用再受父母焦急地盘问是否被天主教教徒“逮住”，面对圣母马利亚那甜美却淡漠的微笑，我也无法将对她的爱痛苦地维持下去。 宣布成为无神论者后，我立刻发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那个时候，无神论者即便不说自以为有道理，但至少是自认为公正善良的，就像那些有信仰宗教的人一样。我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所有美德——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此事——但我就好像已经知道了似的，开始问心无愧地鄙视宗教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薄弱和道义上的怯弱。 要不是因为奖学金和考试，父母可能立刻就让我从修道院退学了。我又回到了学校，后来虱子和癣病的爆发算是解救了我，因为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我的灵魂还没有受到威胁。 再见修道院！再见了，修女们！还有那场我无法参加也无法通过的考试！再见了！再见。就此，四年漫长的时光被我收进了脑海中的一个匣子里，然后被贴上了“修道院”的标签。除非在梦中，否则这个匣子多年都不曾打开，因为静候其中的只有悲伤、痛苦，还有从未消退的担忧——担忧那灰色的“永恒”真的就只有“四年”而已。 如果可以，我想说，我提早进入了青春期，非常利落地结束了自己对父母的亲切感。 没得过痢疾的人永远无法相信，肠子剧烈绞痛时，就像是鸟嘴在戳，或者用手在拧。得痢疾的时候，弟弟满脸惊惧地躺着，发出痛苦的尖叫声，父亲则选择坚韧地承受，就像一个老兵那样。我也得了痢疾。母亲也是，可她仍坚持照顾我们仨，却对自己的疼痛保持沉默。还在康复期的我总是眼泪汪汪、虚弱无力。我求着母亲：“抱抱我，抱抱我。”就在刚才，她正亲切地紧拥着那个痛得打滚的孩子，但每隔几分钟，疲惫的她就被另一个孩子召唤过去。她轻轻地躺下来，将一条胳膊伸出来，让我的头枕上去，嘴里嘀咕着：“天啊，哦，亲爱的，这又是怎么啦？”话音刚落，她便睡着了。我屏住呼吸躺在那里，心想或许她醒来的时候会……这时我看到几英寸外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担忧的表情，我诱哄着她：“抱抱我，抱抱我。”只听她叹了口气，又略带嘲讽地模仿了我的话：“哦，哦，抱抱我。”跳跳虎又学着说了一遍，嘲笑起这个生病的小孩和她的胡搅蛮缠。后来，“抱抱我”成为了一个家庭玩笑，也避免了尴尬——我因为记得自己最近曾乞求过爱而感到的尴尬。 在中学入学之前，我还有数个月的时间可以待在灌木丛和农场上——每天都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 其中，最棒的体验就是照看抱窝的母鸡。我看到了如何把最大个的鸡蛋挑选出来，将它们装进铺满稻草的箱子里，再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好，等待一只抱窝母鸡的出现。天气炎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只抱窝鸡。你可以用一勺雪利酒提高母鸡的抱窝性，把被挑选出来的母鸡引到那些等待它的鸡蛋上。准备好抱窝后，母鸡就会走进窝里，将脚爪轻轻地落在那些鸡蛋中。它会从大盒子一角的盛水罐里用嘴啄水喝，也会抖动羽毛，随时要啄击你伸进去的手。我每天都要检查这只母鸡几次：它喝水了没？对环境还满意吗？一只母鸡整天整夜地蹲在那里，眼睛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对它来说，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呢？它每天都要从鸡蛋上被拎起来一次，每次还都会发出嘎嘎的叫声以示抗议。我引诱它去吃那些扔在地上的谷粒，让它伸伸脚爪，清理掉背羽上的大块脏东西。趁这工夫，我向鸡蛋上洒些温水，让小鸡们更容易破壳而出。这时母鸡跑回来了，不停地要啄我。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鸡蛋掂在手里变得越来越沉。转动鸡蛋的时候，母鸡会把不太满意的那颗用嘴滚到鸡窝边缘，我就会把这颗鸡蛋拿走，再扔进灌木丛里，然后就听到这颗臭鸡蛋闷声裂开了。罗德岛大母鸡身体下能盖住十四五颗鸡蛋，澳洲黑鸡羽毛下的空间更大，好像只要你把蛋放进去，它都能覆盖。有时屋后会传来一阵骚动和咯咯叫，我跑过去查看，发现是家里的某条狗太接近鸡窝，或者偶尔也会看到近旁的树上站着一只鹰。我也知道，黑夜里有时会潜进耗子，甚至是蛇。有一次，我发现一只抱窝的母鸡死了，它身下的鸡蛋已经冰冷，散落在各处，其中的两三颗被蛇带走了。不过，狗们整晚都在巡逻，猫们似乎也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如此看来，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错的预警系统。 终于，十八天、十九天、二十天过去了……我坐在那里，双手捧着一颗温热的鸡蛋，要么看看它是否出现了破壳的迹象，要么把它拿到耳边听一听。你可以听到里面的小鸡转身和移动的声音，然后蛋壳上就会出现一个破碎的小星星，接着洞里就出现了小鸡的嘴，还有它苍白发硬的嘴尖儿。很快，这颗鸡蛋就会破裂成两瓣，一个可怜兮兮、浑身湿漉漉的小丑鸡“啪嗒”一声就掉出来了。它看上去有点像蜥蜴——头部呈现出弧度，大脚爪还没有力气——只在几分钟之内，它身上就不再那么湿漉漉的，变得可爱起来，依偎在它母亲的外层羽毛下吱吱地叫着。母鸡的身下，其他还未孵化出的小鸡仍在自己蛋壳里打着滚。出生后的小鸡可爱的模样能维持几天，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它就会变得精瘦，可是最终会长得像它妈妈一样漂亮，接受自己注定的命运——下蛋和孵小鸡。如果它是一只公鸡的话，就没什么好指望的，因为它大多很快就会在煮锅里终结生命。虽然家禽数目很大，但实际所需的公鸡就那么几只。 这个体验实际学的是生物的精确定时。如果培育过程被打扰，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而受寒，那将导致小鸡夭折，或鸡蛋腐坏。孵化的过程必须是三个星期，必须是二十一天。就像做蛋糕一样，精准的时间决定了一切。 从整体上说，灌木丛里的生物跟我们一样，都被神秘的精准定时所控制。每天夕阳落下后不久，一只蛾子就会从黑暗中飞出来，落在窗子上方的金属丝网上。我把糖浆粘在指头上，再从丝网的小孔中将手指伸出去。蛾子就会爬上来，用它的软腿紧抓住我的手指，尽情地享用起美味的糖浆，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它是一只个头很大、身体很软的棕色蛾子，触须就像是羽毛一样，非常漂亮。结束用餐后，它就飞回了灌木丛。每天晚上，让这个访客感受到爱和谢意使我心跳加快。我等待着它，期待那模糊的蛾翅出现在窗子漏下来的黄色灯光里。然而——它没有出现，因为某种原因，它出场的时间已经结束。 有时，我们一家人坐在屋前，坐在灯光以外的地方抬头望着星星，期待用眼睛捕捉到流星划过天际的一瞬间。在这样的时刻里，灌木丛似乎把我们都围了起来，广阔的天空下，我们的房子也变得渺小起来。群落那边传来击鼓的声音，有时还有说话声。干季时，山丘和山脊上会燃起火焰，在黑暗中爬成一长串明亮的链条。雨季时，闪电会把天空映出颜色，令它微微地震颤。有一些记忆是独立的——比如那头弯角羚、那只蛾子，还有一条眼镜蛇曾爬进餐厅，在书柜后面被找到了——但是我对夜晚的记忆则持续了很多很多年。“我们可以把椅子搬出去吗？”父亲试着问道。“好吧，不过别忘了，他们还得回来睡觉。”母亲同意了。可是只要待在星星和月光下，上床睡觉的要求就对我们失效了。弟弟也许会在他的躺椅里睡着，被叫醒的时候，他会边揉眼睛边打哈欠。有时在被打发上床睡觉后，我会悄悄爬到房外的暗处，将手轻放在狗的头上，告诉它们不要出声，然后站直身体，向父母的方向看过去。他们坐在扶手椅里，一边望着天空一边吸着烟，手里的烟发着红光，忽明忽暗。考虑到灌木丛里的动物，还有欧夜鹰和猫头鹰，他们都压低了说话声。“天啊，我的老太婆，”父亲惊叹着说，语气中透露出激动和不可置信，“为了这一刻，我们的一切付出都值了，不是吗？”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表示赞成，可却叹了口气。 假期里我学会了开车，因为父亲拖着笨重的腿开车总不方便，而弟弟又不会总是守在那儿。我十一岁了，那时农场上的男孩们都会开车，而女孩子们不会。一个男孩可能十来岁时就会载着一个犁型器具、一袋面粉，或是一份作为礼物的水果开车去另一个农场，即便路上遇到班基特警察局的警察骑着马或摩托车，他也不会引起注意。人人都知道，这些农场主的儿子常常跟他们父亲的助手一样出色。 父亲那时还没有生病，家里洋溢着欢乐，充满着希望。除了玉米和烟草——烟草的收成不如预期——我们种植的任何一种作物都可能价格飙升，就像“一战”时的玉米价格那样。向日葵和花生、小米和棉花，其中总有一个能成功的吧？与此同时，父亲抱怨说，他这是在给鸟和其他动物种植食物。向日葵花盘成熟的时候，大鸟会用它们的利爪把油黑的种子扒出来，于是每一个巨大的葵花盘上都留下了一排排紧实的孔洞。小鸟们则成群结队地落在谷子上，猪也把花生拱出了土壤。不过没关系，总会有转机的，例如幸运突然而至、意外之财光临、独份赌金的青睐；平时只能看到一两颗黄金颗粒，而淘盘里突然出现了一英寸大的成串黄金颗粒……财富还没有完全主导家庭谈话的内容，不过这样的时刻已近在咫尺。我懂得了不听信父母的话，弟弟也是。当他们说起“回到故乡英格兰，开始真正的生活”时，我和弟弟就会相视一笑。这个时候，经济大萧条在英格兰和我们这里都已经愈演愈烈。农场上不时出现年轻的白人男子，他们神经焦灼、骨瘦如柴，为了谋求一份工作而奔走。此外，我们还收到了女人的来信，她们恳求得到一份照顾孩子的工作，或者来这儿做一个星期的针线活，这些访客和信件的主人都生活在赤贫之中。我们怎么能在经济大萧条白热化的时刻返回英格兰呢？这个想法太荒谬了。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幻想，父母在高声地谈论着对故土的向往，我跟哈利只是笑笑，之后便逃去了灌木丛。 按理说穷人得不到贷款，但当时所有的农场主都在依靠土地银行的贷款度日。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我们会驾车去土地银行。父母进去交涉另一笔贷款的几个小时里，我和弟弟就在发热的汽车后座上焦躁地扭来扭去。我们继续经营农场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贷款在更新，每一季度都在减少，然后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数目。跟其他移民相比，白人农场主身上的“白人文明”烙印更加深刻，但是因为经营农场不善，所以都得不到贷款，拥有独立资本的移民少之又少。父亲说，他的实际资本就是经历过的堑壕战以及那条失去了的腿——他带来的一千英镑没撑多久。但是“他们”会重新考虑的，父亲说：“他们会考虑究竟是不是要把我这样一个在战争里瘸了腿的人再弄成破产户。” 因为贫穷，我们总是欠着班基特那家达尔达甘商店的债。因为贫穷，父亲会埋怨母亲买了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英式果酱。因为贫穷，我们从达尔达甘商店“得到的”圣诞礼物就只是一听不新鲜的饼干外加一瓶雪利酒——像拉特家那样富有的农场主则可以享用一瓶威士忌酒，还有好几盒巧克力。因为贫穷，母亲需要给一家人亲手缝制衣物，包括父亲的丛林夹克衫，不过我们的鞋却是从英国寄来的，包括丽丽·斯金纳（Lilley& Skinner）和多尔奇（Dolcis）出售的鞋，而这儿的孩子们穿的是生皮短筒靴。因为贫穷，我们的药（我们家的用药可真多）都是根据药品目录买的，比如阿司匹林，或是相当于维生素的药物，还有磷酸丝氨酸或教区的化学食品，这些都是按计量配药的，并不是那些价格昂贵十倍的品牌药。因为贫穷——好吧，这是避无可避的事实，可我已经知道我们家算是幸运的了……还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得到了父母含糊的许可，跟朋友莫娜外出了一天。莫娜的父亲是一个悲伤狂躁、心有愧疚的男人，他把莫娜和我留在酒吧外，自己进去喝了杯酒，又走出来跟我们说：“嘿，原来你们在这儿啊，我的小姑娘们。”然后又进了酒吧，接着又摇摇晃晃、高兴快活地走过来——可是神情中却含有一丝痛苦。我知道，他的生活称得上真正的穷困潦倒。莫娜一直跟我说她父亲丢了工作，她希望父亲不再喝酒，因为他们连付食物账单的钱都没有。 贫穷正在迅速地扫荡我们家：钢琴、波斯地毯、铜罐和盆、银器、画像，这些似乎都已经归属了另一个房子、另一个世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农场游廊上进行的话题都是经济大萧条、价格下跌、艰难时光、破产，等等。如今，当初那些经营者的孙辈们仍在那里务农，也仍住在那些房子里（虽然房子经过了大的整修和扩建），这些人被称为“高科技农民”。而班基特呢，它成了一个“高科技园区”。 整个童年时代，我和哈利都在片区里转悠，有时也用自行车代步。马修斯家离我们最近，从我家就可以瞧见。他们一家是大鲍勃·马修斯、小马修斯太太，还有他们的孩子鲍比·马修斯。他们的孩子比我和弟弟大很多，假期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的父亲一起工作了。在务农地区，你无法挑选由谁住在附近的农场，也选择不了讨厌或喜欢哪一户，你只能去适应，你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跟他人的合作与妥协中。但事实上，父母不太喜欢大鲍勃，我和弟弟也不太喜欢他。我们喜欢小马修斯太太，她会打电话来邀我们前去喝一种苏格兰茶，至少配有二十种不同的蛋糕、点心、烤饼、甜燕麦饼、酥饼——足可以称为节日盛宴了。她总是独自一人，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去了地里。独自一人，孤单一人——许多农场主的妻子都这样。可是我们却不懂，听到她说“再多待一会儿吧”、“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啦？”“明天也来吧？”我们只当这是出于礼貌而已。她用那柔和的苏格兰音不停地说着自己在苏格兰度过的童年，又讲起自己如何遇到了巡逻中的警察大鲍勃，之后又怎么嫁给了他——我们听她讲了又讲，我现在仍似能听到她的声音。这个故事虽然具有吸引力，但离我们太遥远。不久后，当她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找借口推脱了。 “白头鸟”们早就已经离开了曼陀罗矿山，他们去了哪里？谁知道？谁又关心呢？人来人往，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矿山又来了一位新经理。我和弟弟经常来这座矿山看碎矿物的处理，看矿石从矿泥中被淘洗出来。这儿闷热多灰，空气中散发着酸味。办公室里的架子上摆放着许多石头样本，它们都来自片区的礁石，其中一些还是我跟哈利带过去的。我们有时会被告知：“不，它只是愚人金，只是黄铁矿。”有时也会受到肯定：“这个还不错，是一颗金粒。告诉你们的爸爸，从上面提取些样本回来。” 麦克唐纳先生的房子就在去往矿山的近路上。他家中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叫诺拉。我俩会一起做些女孩子们做的事情，彼此换衣服穿，还教给对方一些新菜的做法。 麦考利老头经营着艾夏尔矿山，我把他写进了《蚁冢》（The Antheap）。在这个故事里，所有关于他的描述都没有经过任何虚构，不过矿山经理和他妻子的形象却是借用了另一个片区矿山的人物形象——这来自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喝醉的小工人被经理的妻子呼来喝去。群落里的孩子们肤色不一，但麦考利老头同样爱着他们，虽然他仍然感到孤独。他住的是一座只有两个房间的铁顶棚屋，里面热得让人抓狂，他的主食是油腻腻的水煮牛肉和土豆。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在他的床边放着一本《西线无战事》，里面的脏话都用笔标记了出来。父亲对这位麦考利先生反感至极，因为他既欺骗工人、雇用各地的罪犯，而且还不承认自己的那些私生子。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妨碍他们俩坐在那里谈论几个小时的堑壕战。 片区里的另一位富人是缪尔海德先生。他原本是一名澳大利亚管道工，因天生爱流浪，所以就来到了南罗得西亚，之后他又买下了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块土地，后来修建的索尔兹伯里——乌姆塔利铁路就经过这里。他在班基特买了个农场，雇用了麦克唐纳家来经营。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只吃面包和水煮蔬菜。他阅读《圣经》和健康杂志。尽管已有九十岁高龄，但他仍会爬到自己那座小砖房的波纹铁皮屋顶上去修水槽。他也得了疟疾，因为他不相信药物。母亲走过大片的灌木丛去照顾生病的缪尔海德先生，她路过的地方住着两条黄色的眼镜蛇，我跟哈利以前经常看见。因此，母亲会带上父亲的左轮手枪，用它来杀掉那些麻烦的蛇，再用龟甲做的长柄把它们装进宽大的印花棉布袋子，然后再如常地继续穿过灌木。母亲发现废纸篓里有未经开启的几个信封，里面还装着支票，于是她开始责备这位老先生：“如果您不需要这笔钱，缪尔海德先生，我可以给您列出一份救助慈善团体的名单。”“这是一笔不义之财啊，泰勒夫人！”他喊道，“它是笔不义之财，《圣经》里是这样说的。” 麦克唐纳太太理应照看缪尔海德先生，可是她很懒，并且他们一家人还没日没夜地抱怨这位先生给的薪水少。母亲劝麦克唐纳太太，说如果她肯善待缪尔海德先生，那么也会得到同样的回报。可是麦克唐纳太太却不准备放下身段去倒马桶，虽然老先生已经为此支付过薪水。缪尔海德先生没有雇“男孩儿”——他相信自己可以不依赖他人，这变成了一个僵局。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家还说母亲是想要在遗产中插上一脚才会这么关心缪尔海德先生的，否则她为什么做这些？缪尔海德先生在首批帕卡德车中买了一辆，在轰鸣声中驾车驶进了索尔兹伯里——只见一位小个子老头从驾驶盘上头的空隙中眯眼向外看着。有时父亲会搭个便车，泥土路如此崎岖不平，可老先生居然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开车，父亲总劝他别这么做。“如果时间到了，我就去见上帝啦！”老先生大声喊着说（他的耳朵已经聋了）。“可我们俩的时间能一样吗？”父亲喊回去。 跟麦考利先生不同，缪尔海德先生不太喜欢看到小孩子，不愿意邀请我们去他家那脏兮兮的餐桌旁共进下午茶或聊天，他用那灰色的小眼睛怀疑地看着我们。“泰勒夫人给我带什么来了？快给我看看，快点！”母亲会给他送一些自家菜园里的蔬菜，甚至花朵。可是缪尔海德先生的眼里看不进花朵。 多德家的农场在距离班基特车站不远的地方，他们家里有四个儿子。多德太太身材娇小、亲切和蔼，就跟马修斯太太一样。多德先生身材修长而且英俊儒雅，他跟四个儿子一起打理农场事物，这些小助手都只有六岁左右。多德太太一直想要个女孩，可当初在看到第四个儿子出生时，她丈夫说：“好了，亲爱的，就到这儿为止吧，我们养不起了。”每次去拜访的时候，哈利立刻就会加入到多德家的“男子军团”里。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去他们家，跟多德太太坐在游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在这期间，她一边问我都做了什么事，一边温柔地朝我笑着，..但也不停地叹着气。然后，她会再给我塞一块果酱馅饼或者一块蛋糕——就一块。 科尔伯恩家也住在车站附近。科尔伯恩太太身材纤细、态度严肃，为人冷漠却智慧过人。父亲抱怨说，科尔伯恩太太令他对上帝产生了畏惧。这位太太当然也能吓唬住丈夫，她丈夫是个又胖又笨的男人，总通过说笑的方法进行自卫。母亲和科尔伯恩太太是好朋友，直到去世。她们俩都是聪明的女人，可惜生活没能让她们运用上自己的才能。就像迪克和弟弟一样，安妮·科尔伯恩本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可她却是个礼貌且顺从的小女孩。一个是在“跳跳虎”面具下隐藏很好的悲伤小女孩，另一个（我确定）是在所有顺从的表象下受惊的小女孩——要是遇见了真正的对方，也许她们俩本该成为好朋友吧。 我们和科尔伯恩家彼此交换书籍和杂志。 我们两家之间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仪式去邀请对方来共度一天。“来吧，待上一天，留下来吃晚餐。” 利文斯通家有三口人——装着木腿的利文斯通上尉、妻子利文斯通太太，还有他们的儿子。他们一家住在一个高大的石头房子里，俯瞰着广阔的乌姆维克维斯散发出的漂亮的水晶光芒。他们温和有礼，就像住在一层透明的薄膜里，阴郁而稀薄的空气让他们变得模糊和迟钝。他们是英国人，就是母亲所向往的那种“有教养”的英国人。事实上，母亲却发现他们好得让人受不了。我把利文斯通先生和他的妻子写进了短篇故事《德·维茨来到峡谷农场》（De Wets e to Kloe），不过没提他们的儿子。 夏托克家住的房子由六个圆形茅屋以及叶子花覆盖的棚架组成，这座房子坐落在一条深河的石岸边上，当上游下雨的时候，河水会从十英尺高的石墙上奔流下来。夏托克家中到处都是那个溺亡孩子留下的照片，然而这个家庭所遭遇的不幸远不止如此。诚如夏托克夫妇总说的那样，迪克跟天使一样美丽，就像溺亡的那个孩子。然而后来，迪克死在了战争中。雷昂纳德·夏托克是个皮肤被晒成深棕色的瘦高男人，他总是烦躁不安、精力充沛，后来意外死于血吸虫病。南希·夏托克去了英格兰，成了一名注重默观的修女。他们家还有两个男孩——吉姆和尼克。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跟吉姆疯狂地陷入了爱河。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情爱体验比得上那一次。一上午，我们四个孩子都在河边的小丘附近爬上爬下。吉姆站在我面前，那灰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的双眼，他轻轻地、慎重地、缓慢地从我刚刚发育的左胸前的棉布上摘掉了一丛树种。我努力让自己回望着他，连呼吸都似乎停止了。 在外面“度过一天”后，我们全家开着旧越野车回家。夜间的灌木地区经常有各种动物，我们的车每隔几分钟就得停一停，因为路边闪耀着绿光或黄光，这些眼睛属于小羚羊、羚羊、弯角羚、野猫。当转身跑进灌木丛的时候，它们的眼睛就像被切断了光源的灯。有时路旁的某棵树也会像装饰了彩灯似的发着绿光，丛猴就扒在树枝上，眼睛紧盯着我们离开。有一次我还看到了斑马，按道理斑马应该已经离开这里了。当我说“停下，那儿有斑马”的时候，父母就会回应我：“胡说！”但真的是斑马，车灯晃过的时候，它们身上的斑纹都在闪着光。也许，它们是从南部的新农场走过来的，正在向北迁徙。1992年，当我站在灌木丛里时，我看到脚下有大象的粪便。“呃，没错，它们刚离开这里。现在的确是旱季。” 沃特金斯家并不远，我们骑自行车就能到那儿。沃特金斯先生也是一个身材削瘦、皮肤几乎被晒成黑色的男人，他同样有着紧迫感，也在为生存而挣扎。沃特金斯太太身材纤细，金黄的头发看上去像稻草一样，眼睛因宗教信仰而焕发着光彩，她是一名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患有习惯性流产。每一次，沃特金斯先生都会焦急万分地打电话给我母亲。到他们家的时候，母亲发现她的病人就要因失血过多而死了，却仍拒绝用药。母亲才不会允许她胡闹，只管将她塞进车里，然后一起上车直奔锡诺亚的医院。到了医院，沃特金斯太太保住了性命。她回到家里，面容苍白而憔悴。他们四人坐在我家的游廊上：母亲冷静地出口讽刺着，父亲生着气，沃特金斯先生心忧如焚，沃特金斯太太正言辞激烈地谴责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这违背我的宗教信仰！”“好啦，亲爱的，你还活着不是吗？你本来可是活不下来的。”母亲理智地说道。“对啊，你可是差点就死了，我们的孩子可怎么办呀？”她丈夫说。这种事可发生了不止一两次。在《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一书中，玛丽亚·特纳这一人物的干枯头发就启发于沃特金斯太太。 在这么多邻居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距离我们家四英里之外的拉特家。西里尔·拉特长得又矮又壮，留着一头短而粗硬的头发，他的眼睛是冰冷的蓝色，挖苦人的时候，他总是龇牙咧嘴地笑着，令我感到害怕。片区的农场主们没一个谦逊和善的，而西里尔·拉特对待“自己的”黑人又最为残酷无情，可他居然还引以为豪。他总能讲些事儿来显露自己对付劳工们的本领，每每这时，他那冰冷的眼睛就在留意着听众们的反应。他曾把男仆捆绑一整天，让他招认偷窃肥皂的罪行，甚至还对他进行了拷打。听到这名仆人控诉说法律规定只有警察可以对劳工动用武力之后，他就把他拴在了汽车的后面，让他一路跟着跑到了锡诺亚的警察局。西里尔·拉特总要讲些类似的事让父亲震惊，而他自己则会咧嘴笑着转头离开。他携带着一根粗皮鞭，可动物皮鞭早就已经过时了。西里尔·拉特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代表了一类人，这些人对待自己的黑人劳工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却从不为此感到羞愧。他们会定期支付报酬，也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许称得上公正，但也可能不公正。无论怎样，他们确实冷酷无情。也许是童年的经历让他们变得如此吧，这类人并不仅仅存在于英国，他们在欧洲也是典型。 拉特太太拥有一颗仁慈温和的心。发现我和母亲关系不太融洽之后，就经常邀请我去她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她安排我住在一间大屋子里，从来都不进来打9９liｂ?扰。跟她不同，母亲并不知道孩子们也需要隐私——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她都会猛然闯进我的房间，未必是因为好奇，而是她要去往某个地方。走到屋子中间的时候，她会皱皱眉头，因为突然想起满满的日程安排中的某件事，于是她停下了脚步。墙上的灯里还有没有石蜡？蜡烛旁有没有火柴？我换过短裤了吗？她会将衣物从床上拾起来仔细地检查，会用钻研的眼神扫过我的脖子或手，还会对我说：“在蜡烛光下看书，你眼睛会毁了的。”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开了，又匆忙操持别的事情去了。 拉特太太和我坐在游廊上，她会问起我在读什么书——她语气中有些伤感，因为她自己并没有接受过教育，打心里有这样的渴望。她还给我做适合我这个年龄穿的衣服。我会在大坝那儿待上数个小时，要么看着水鸟在我身旁的水波里摇来晃去，要么就望望空中的鹰，拉特太太从来都不会阻止我，她只是说 “血吸虫只会在自来水里”。而且，她也不曾把这告诉我的母亲。可想而知，母亲要是知道了我这种举动肯定会抓狂。拉特太太真是一个亲切又体贴的人啊！但凡有一个像爱丽丝·拉特，也就是拉特太太这样的人亲近，那些苦闷中的小孩子或者年轻人也许就可以挺过来了。当然，拉特太太自己也是很孤单的：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嫁给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你怎么能叫她不孤单呢？ 距离西里尔·拉特家一二英里开外的是拉蒂家。拉蒂太太身段纤细，就像时装书里的模特那样有着杨柳般的身形。她穿着漂亮的轻薄长裙，这裙子就是她为自己缝制的。她衣裙上的袖子往往都是泡泡袖，主体部分取自裙子的半块材料，底部用的则是一半蝉翼纱。这蝉翼纱透明且挺实，被束成了个彩色的“泡泡”，她那遮掩着的漂亮手臂总能惹人窥上一眼。拉特太太显然发现了这儿的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都是无趣和守旧的人，但她仍会举办一些精彩纷呈的派对，并且还提供一些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食品。拉特太太有个小婴儿，这也就是我无法远离她的原因。我喜欢这个宝贝，简直对他爱到了极点，一心只想着把他抱一抱、搂一搂，就好像他是——不，不是我的，根本就不是——又成了我的宝贝弟弟一样。我可以从自己对这个宝贝的记忆中推断出，我曾对宝贝哈利拥有怎样强烈的感情。在我的一生中，好几次我的双臂突然疼起来，它们渴望着能拥抱一个小宝贝——这两条手臂属于一个渴望拥抱宝贝弟弟的小女孩，长大的哈利已经不记得我们幼时的亲昵。 拉蒂家也是个不幸的家庭。小宝贝的漂亮哥哥得了糖尿病，“他随时都有可能死！”拉蒂太太给农场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似乎期盼着在哪儿的某个人能够有一个答案。这事发生在胰岛素被发现之前，后来这个小男孩病死了。拉蒂先生不久后也去世了，我猜他是死于黑尿病。之后，拉蒂太太返回了故乡英格兰。 根据这段经历，我曾写了一些故事，包括《老约翰庄园》（Old John's Place）、《新人》（The New Man），还有《降落》（Getting off the Altitude）。 尽管共同点如此之少，但所有这些人都在游廊上管理着片区内的各项事务——社会学家把这称作“非正式活动”。的确，我不记得他们什么时候召开过会议讨论某个邻居翻越篱笆的不当行为，或是丛林火造成的损失。只要碰面或通电话，他们还会谈论政治，话题无非就是“当地人”和“伦罗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农场和矿山，是一个大企业，居民们都对它深恶痛绝。（要是知道社会主义者跟自己观点一致，这些居民应该会感到吃惊。）在南罗得西亚这片土地上，从这头到那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两个话题中至少有一个在被人们谈论着。那时经常会召开公共政治会议，而对于这样的场合，我们片区几乎总要倾巢而出。班基特会堂的空间有限，因此在达尔达甘的游廊里，到访的政治家可能得站到汽油桶搭建的讲台上演讲，两三百个人就站在下面听着。在这群白人后面可能还站着一些黑人，但这些会议跟他们并无瓜葛。 洛马贡迪议会的成员是刘易斯·黑斯廷斯少校，他曾是殖民地第一届内阁成员。他以辩才著称，也因风流韵事出名。他容貌出众，就像狮子一样。他打扮成花花公子那样，又昂首阔步地迈着军人的步子，不过这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戏剧效果。他在那个油桶讲台上稍息站好，对着台下的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以及孩子演讲。他的讲稿都可以印刷成文字了，还夹杂着拉丁语和希腊语。人们站在红色的尘土中，男人们穿着卡其色制服，女人们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孩子们则站在少校身后的游廊上，牛车在吱嘎吱嘎地前往铁路轨道。黑斯廷斯少校说道——他正谈论着当地政策，你别指望他对此持反对意见——“同意不生违法——它的意思你们当然都知道，就是说‘对同意者不构成损害’。”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可以理解为大家不会被这样的话诱哄着去赞成政府的政策。黑斯廷斯少校非常喜爱他的观众，他从不轻视他们。可是哈金斯总理却鲜少露面，而且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压制怒火。他讨厌跟别人握手，也不喜欢婴儿。黑斯廷斯少校多才多艺、善于模仿，他的笑容吸引着所有人去一睹他的风采以及那大胆的举动。妇人们又怎能不爱上他呢？女孩子们就更不必说了。总有一些男人——想也不想、瞧也不瞧——就会突然断言，某个尚未长大的女孩迟早有一天会跟某人建立恋爱关系。至于哈金斯医生，每次会议结束后，他总会暴躁地跺着脚离开，也不邀请我们投他的赞成票。尽管如此，除了他还能有谁年复一年地担当着总理一职，最后还成了哈金斯勋爵？难道不正是他所在的党派总被人直接称为“哈金斯党”吗？ 在升学前的那一年里，我开始计划离家出走。可我怎么能不为此苦恼呢？毕竟农场才是属于我的地方。但我必须离开，我总是玩笑着说要逃离，而这些玩笑话又对我起到了某种暗示作用。影响我的是一种故土风俗，与外出游玩一天相比，它更像是一种规约——人们会离开几天、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而动机应该可以被简·奥斯汀或者托尔斯泰所理解——那里有糟糕的路况、吱嘎吱嘎的旧车，当然还有仆人。听到我说要离开，我父母倒是很开心，虽然开心的原因不同——我跟母亲之间的争吵已经让父亲越来越烦躁，而母亲则夜夜不能安眠，担心孩子们没社交机会。 有一次，我在心里一个一个地回忆所有我曾住过的地方，发现自己真的搬过许多次家。一番回忆下来，我很快就判断出，这种常见或者说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法只会引发错误。你也许会在某个地方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却丝毫没有任何触动；而在另一个地方只待一星期甚至一晚，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像被一缕妙不可言的微风拂过。最终，我想起了约莫七十个地方，比如曾消磨了我一下午时光的某个游廊，不过我漏了一座房子——我在那儿住了很久，街道登记簿中有记录。我曾接触过许多马兰德拉斯的房子，但如今记得清晰的就这么一个。它距离我们全家露营的地方也就七八英里——我们全家一年会去露营两三次，我把这写进了小说《非洲的笑声》（Afri Laughter）——而且就在弟弟的学校附近。我没想过这个农舍距离我们的露营地很近，也没有以其他任何方式联想过它。孩子们走进同一条街道的不同房子里，总会有进入不同世界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同一座房子里的不同房间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氛围——空气、味道、光影。在参观一座新房子时，孩子们有自己关注的东西，也会在脑海中构想出一幅幅画面——亚麻袖子的绿色织物就像一个笑脸，狗耳朵上低垂的卷毛在说“我爱你”，汗水流过脖子上的细纹简直让你抓狂，瓷质的蔬菜盘一个个欢快地列队上了餐桌，好像在命令你要按规矩吃饭——而同在一所房子里的大人们并不知道。 关于这座房子的事情，或许泛泛而谈更好。提到这座房子所在的片区，其他地方的人们会说“那儿全是支票簿农民”，因为这儿跟班基特的情况确实很不一样——班基特的人们都在挨饿，而这里的人们处境却良好。很多人来自印度，他们是因为当时看到了墙壁上的宣传语，才移民到了这里。他们有两个猎队在这儿养马、捕杀豹子。（我写的《豹子乔治》就取材于这些猎队的故事。）当然，我也应该写写跟这儿的仆人们交流得来的有用信息。他们是修纳人或马尼卡人（班基特的仆人们来自尼亚萨兰），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脚上是白色的网球鞋，我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黑人穿鞋。他们似乎一直都在做饭、上菜，因为家庭仪式都是以食物为中心的，清晨以六点钟的床前茶和马利饼开始，接下来是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六点钟还有小吃和饮品，日落时分的茶饮、晚餐。就餐时，固有的饮食习惯常会面临调整，因为这个家认为蔬菜“彻底”煮熟才会无害，而在我家里，我们都坚信略微蒸过的蔬菜才有益健康。这两种饮食习惯都是受到专家们肯定的，就跟现在所有的新饮食计划一样，没有争论的可能性，甚至连讨论都没可能。 这座房子很普通，棚架将小屋连接在一起，但用的都是优质砖块，屋顶的稻草也铺得规整，一点儿都不像我家那个破旧房子。屋里打亮的地板上铺着的地毯跟我们家的一样精致，餐桌上摆着同样的重银器。两个身材高大、独断权威的女人负责照看我。她们穿着“英式”衣服，由花呢、亚麻和棉布三种材料制成，裁剪讲究，褶皱和纽扣也精致得当。跟她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英俊正直的男人，他曾在印度陆军服役，跟我父亲有一些相像之处——他是个观察者，时刻留意着一切。他是这两个女人中哪一个的丈夫？或者是兄弟？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女人是同性恋，而这个男人在自己家里就像客人一样。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他有着一丝亲切感。但事实上，我的注意力都在书上。这儿有数千本书，每一个小屋里都紧贴墙壁码放着书架，这些书架都是由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小屋呈圆形，因此墙壁看上去就像是由书籍砌起来的一样。我瞧了它们一眼，然后就变得慌乱起来。我已经厌倦了家里那些书，我把里面的每一本都几乎读“烂”了，其中包括狄更斯、吉卜林、萧伯纳、威尔斯、王尔德以及其他人写的书，还有不断邮寄过来的“一战”题材书籍。那些作家明明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此刻灵魂却屈服在明亮的书皮里，而写在书皮上的那些作者，我都不认识。看到我的眼神停在那里，两个女人牵起我的手，“真正的现代作家只有一位，”她们引导着我，“就是安·布里奇，比起她来，其他人——总之，你不用关注别的作家，这就是我们的建议。”我住的宾客小屋也沿墙排着成行的书籍，我需要把安·布里奇的全套图书搬过来，还得承诺对它们忠诚。在南罗得西亚的马兰德拉斯，我被要求读一位女士写的小说，小说里记载了主人公在北京大使馆生活时所经历的微妙关系，其中风流韵事尤为突出，大多以不幸结局而告终，可是读来却让人心生好感——我当时并不觉得这事有多么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因为不赞成给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尝试灌输这种思想，那个男人带着一本书来到了宾客小屋。同样，他也需要以自己为模子来打造年幼的一代人，也许这样能最有力地推动他成为不朽。“‘一战’结束后有许多书问世，可只有这一本值得一读，”他宣称说，“你不用再看别的书了，我敢担保。”他冲我点了下头，还露出了一个僵硬却迷人的微笑，之后一边手抚胡子，一边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这本书是斯塔普雷顿的《初代与末代人类》（Last and First Men）。我在读它的同时，也在读安· 布里奇的《北京郊游》（Peking Piic），还有贝弗利·尼尔克斯、奥尔德斯·赫胥黎、肖洛霍夫、普利斯特利、丹佛德·耶茨，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 这就是我做的全部事情。 整个白天，我都俯身躺在床上读书，甚至晚上也在读，当蜡烛燃尽，我会安上新的。我用蜡烛代替油灯，因为它要暗一些。我担心那两个身穿藏蓝色绸缎长袍、头上夹着卷发器的女人会突然出现，责令我不许再看书，尤其是我看的还不是安·布里奇的作品，不过她们没有来。我从这儿望过去，她们的窗子里一片漆黑。我望向少校房间的窗口，看到他穿着便袍，仍坐在油灯下看书，他一直坐在那里。清晨的鸟叫声划破丝绸般的灰色天空，猫头鹰和欧夜鹰都沉寂下来，我心怀愧疚地吹灭蜡烛，揉揉刺疼的眼睛，睡到被叫起吃早饭。早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女孩要是每天不能认真地吃上五顿饭会发生什么事，上帝可都知道。 如今我感到很好奇，《初代与末代人类》是如何漂洋过海去了农场？威尔斯影响了斯塔普雷顿，也许这就是原因。 我舒适地待了没多久就离开了。我必须离开。 这个地方在国家的东部，距离鲁萨佩河不远，有索尔兹伯里——乌姆塔利铁路经过。这里的人不务农，虽然收入来自英格兰，但在生活水平上却不如马兰德拉斯的“支票簿农民”。他曾在战场出生入死，后来负了伤，现在领着救济金。她拥有不多的钱。他们是十足的英国人，如今之所以居住在南罗得西亚，是因为在这儿能节俭度日。没有人能像沃特金斯一家那样在离开英格兰之后变化如此之小。他是一个瘦高个男人，脑袋细长、有些驼背，虽然话不多，但总抱有怀疑的态度，厚嘴唇里常叼着一只弧形的大烟斗，灰色的眼睛会在烟雾中半眯着，缓慢却敏锐地审视着他的妻子和一切。父亲称他是“诺福克来的男人”，他们两个是远亲。他的妻子长着金头发、蓝眼睛，身材很胖，有些蠢笨的样子，但脾气很好，父亲说她是“典型的撒克逊人”。战时，在皇家自由医院，她曾作为护士受训于我的母亲。她说我母亲要求严格，但为人公正。遥想当时被训斥的情景，她总会大笑出声，继而渐渐低落下来。她会淡淡地笑着说她丈夫鲍勃，也就是那位“诺福克来的男人”是个冷酷的人，简直冷酷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鲍勃和琼又是这样一对夫妻——他们让我好奇甚至感到害怕的是，那神秘的自然之力居然会让这样的两个人用尽一生的时间来折磨彼此。 他们造了一个简易的房子，而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小屋群。这是一座砖房，波纹铁皮屋顶覆盖着并排的三间屋子，外部是跟房屋等长的一个游廊，砖垛上面生气勃勃地或站、或悬挂、或缠绕着各种植物。这里也养着友善和温驯的狗——就跟其他地方的一样，有漂亮的猫，琼喜欢猫，而鲍勃喜欢狗。鲍勃养的是一只名叫“斯特拉”的漂亮阿尔萨斯雌犬，琼养的则是幼犬，我把它们写进了《两只狗的故事》（The Story of Two Dogs）。我第一次看见我的狗比尔，就是在这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它当时正陶醉在满月下，享受着幼犬的快乐。这块空地夹在各种建筑中间，这里很适合建一个农场，但只有一个牛棚，里面养着一头奶牛。琼都是自己来挤牛奶的，她不允许丈夫来弄，因为他“手太笨拙，牛会不舒服”，她经常这样说起，而每次鲍勃都一声不吭，只是露出咬着烟斗的牙齿，静静地笑着。 为了这头奶牛，他们几乎离不开这里。虽然家里只有一个“男孩儿”做杂役，可他们并不放心把奶牛托付给他。这对夫妻很贫穷，是“有教养”的穷人，死守着一点可怜的收入。丈夫一出去就是一天，乖顺的狗就跟在他后面穿过灌木丛，而妻子就待在家里，经常抹眼泪。有时她也做些食物，照料植物，或者缝补衣服，跟我母亲一样，来到这块殖民地的时候，她也带来了成箱的自由百货花布。会不会有这样一篇论文，专门谈论“大英帝国殖民末世中的自由百货织物”呢？我母亲喜欢的质料都很醒目，只不过就是有限的那么几种。琼喜欢把碎花状的小玩意儿交叉盖在草帽上，将玫红和蓝色的花朵绕在脖子上，她像一只粉红猪一样躺在大床上叹着气。从自由百货买来的细麻窗帘，带有香豌豆图案且缀着蕾丝边，此刻就映在她的身上。 “这些只是零布头，”她骄傲地对我说着，“我去了所有的减价店，一个都没错过。”只见她叉着双腿坐在印度棉布沙发里，正在把各种碎花图案的布拼接在一起，这些都是从这里或那里得到的边角料。她会拾起一块折叠着的碎布（十年前一名自由百货的店员匆忙塞给她的），将它举起来挑剔地审视着，那眼神就像一位富有的女人在检查一块她根本没打算买的钻石似的。紧接着，她像投掷套环一样把它侧着扔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些都任由我处理，”她骄傲地宣称，“它们对我毫无意义。你离开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两件，你可以用来给自己做件漂亮的小罩衫。” 我跟鲍勃一样都经常出去，像在自家农场时那样，我独自一人散着步，几小时里见不到一个人。这儿的草原与我们那里的不同，树木稀少，几乎遍布了绵延而起伏的开阔高地。“就像在肯特郡。”琼正说着话泪水就溢满了眼眶。她经常会因为背井离乡，或者因为丈夫鲍勃而红眼睛。 这里长着低矮的草，鸟儿在空中盘旋飞行，高声地唱着歌。听到脚步声，小动物们会马上跳开跑掉。我发现了一头小羚羊宝宝，它比一只猫大不了多少，就蜷伏在一处灌木丛下，身后是护它安全的一块岩石，它的妈妈不在身边。母羚羊也有可能是因为看到我走过来，所以逃开了，此刻就在等着我离开，可我在这片草地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身影。 有一天，我在一个很高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处泉水，它是沿着一9９ｌｉｂ.个搭有鹰巢的岩岬流下来的。我并没有立刻就注意到它。矮草有点潮……开始湿润和渗水……然后我的脚踝都泡在了水里。我小心翼翼地走着，突然发现在一大块平坦的花岗岩附近的水面上正有气泡在鼓动。跪在这块热岩石上面，我慢慢地俯下身，在矮草间有一处空地，那上面净白的沙子被岩石下缓缓涌出的水塑造成了各种形态，是泉水，方圆数码之内的草地都被浸湿了。走了有十码的距离后，我看到了在小草掩盖的斜坡下，泉水静静地流着，水流把草地都压向了一边，再继续汇集到一起，细细地淌过小鹅卵石河床，很快变成了一股真正的水流。清澈的泉水快速从一个又一个石头上奔腾而过，每向下流动几英寸，就加宽、变深。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我的后背，空气中都是湿草的气味。我追随着水流，直到看见它流向一片穆萨沙树，跟另一处草地上流过来的溪流交织在一起，然后汇成了一条小河飞速地在大石块间奔流，水花生气勃勃地喷溅着——它会继续这样向前流动，时快时慢地，不断跟其他河流相汇，最终发现印度洋…… 听到我的经历，琼叹着气问我，“难道你真的不怕被……？”她的意思我明白，就像我母亲对我说过的，“作为一个白人女孩，你居然独自在灌木地区乱跑。难道你就不怕被哪个卡菲尔人强暴吗？”我并不在意这话，我相信没人被强暴过。前不久我还听说，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小女孩住在马塔贝雷兰，她一个人务农，母女俩住的房子门和窗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敞开着。见琼悲伤地抗议，鲍勃粗鲁地说道：“她当然不用怕。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经常一个人在外面，那是在诺里奇附近。”他朝着我说，可是并没有如我所愿继续说他也发现了那处泉水，知道它有多美，说他愿意跟我一起去看看，然后带我一起安静地、长时间地散步。他从没邀请过我，这也不是他的风格，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多冷漠和傲慢。那双愚笨的蓝色眼睛正盈满了泪水在看着我……瞧，鲍勃是个多么野蛮的人！ 琼喜欢让我为她跑腿，去附近的农场取个食谱或者带回来一些蔬菜，她也喜欢让我喂狗、清理狗窝、照料奶牛。而最令我欢喜的，是她让我去菜园子。 储藏室的挂钩上挂着两个大篮子，都散发着芳草的气息。我把它们取下来，从房子前面走出去。我独自一人，因为狗一直都在鲍勃身边。这条沙子小路约有一英里长，蜿蜒在穆萨沙树中间。在通往菜园的半路上，距离树木一百码的地方是一堆花岗岩卵石，蟒蛇就住在那里。我和鲍勃一起出去时，只要到了卵石附近，他总会让狗紧跟着他，而他则把步枪搭在手臂上做好准备。“蟒蛇的移动速度可以跟马一样快，”他说，“狗是蟒蛇最喜欢的，可怜的沃尔夫就在两年前被一条蟒蛇吞了。”我总是放缓脚步走过那堆不祥的石头，努力搜寻着蟒蛇。我见过一次，它盘成了一个灰色的圈，一动不动地躺在斑驳的光线下，很容易被错认成一块花岗岩。惊恐的感觉促使我拔腿就跑，要多快就有多快，一路跑到菜园那儿。可我还得沿这条路回去，那条蟒蛇要再看到我会不会…… 这种恐惧的心理很有意思，因为我并不觉得蟒蛇会对我有兴趣。我家的农场上也有蟒蛇，我们也亲眼见过，可我从来没见过哪条蛇会从草地那边游过来追我。它们向来都是直接滑走，要多快就有多快。 还没到园子前，我就停下了脚步，站在那儿嗅着空气里满满的芳草、土豆的气息，还有豌豆的干净味道。园子有半英亩大，为了挡住小羚羊，周围圈起了篱笆。可狒狒有时会溜进园子，把茄子和青椒扔得到处都是，还会把土豆挖出来。西红柿的味道很强烈，弄得我脑袋发晕。西红柿植株有一个成人那么高，栽种了一排，有几码那么长，上面结着绿色、黄色的西红柿，还有带着红色条纹的绿西红柿，这种常被做酸辣调味品。成熟的西红柿太多，摘一半来都没可能。我把这些熟透的、发沉的、散发着芳香的深色西红柿装进篮子里，又从长满了香草的苗床上摘了几捆百里香以及香芹。接着，我走出菜园，小心地关严门。在我离开的时候，数只鸟都从树上和空中飞下来，它们一直都在等着我离开，唧唧喳喳地在谈论着我打搅了它们的盛宴。一些西红柿被它们的嘴掏出了洞，豆荚也被剥了开，明亮的绿豌豆掉滚落在地上。琼说：“我们没给自己种食物，倒像是开了个慈善机构。”鲍勃只说道：“鸟类和其他动物也得生活啊。” 我慢慢地沿这条长路往回走，感觉身上开始发热，西红柿把我的两条胳膊向下拖着。走到蟒蛇的地盘时，我并没有跑，只是警惕着草丛是否出现了起伏，因为那预示着它要朝我过来了。我继续缓缓地走在路上，耳边有鸟在叫着，它们是非洲的鸟，还有鸽子那缓慢的、催眠的声音引诱着人们想象和向往。 我把篮子并排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接着从过滤器里接水喝，一杯接着一杯。“午餐熬些汤吧！”琼对我喊道，她正躺在游廊上的长草椅子里，旁边的椅子上挤满了猫。我给卡伦多佛炉子加上炉篦，这个炉子跟我们家的一样——跟当时每个人家的都一样。我把木材放进去，留出适当的空间让空气流通，很快火就生了起来。我从炉子上方的挂钩上取下巨大的黑铁锅，这口锅无论清洗几次都还是散发着草的气味。我把篮子里的西红柿都倒进去，估计有二十磅，甚至更重。铁锅放上火焰后，我去了后面的游廊，摇晃着双腿坐在那里，望着来回走动的家禽和狗，还有猫（如果它们在的话）。猫和狗的生命是平等的，它们谁也不会去留意对方。猫们有属于自己的椅子、灌木丛，它们就在这底下等待白天漫长的炎热时间结束。狗们在游廊上“啪嗒”、“啪嗒”地跳着，但在房子里从不这样，因为那是琼和猫的地盘。 大约一小时后，我从炉子上拿下铁锅，现在里头装的是微微冒泡的红色糊状食物。我一手用木勺搅着，一手用银色的勺子从里面挑出小碎皮，这个过程缓慢而令人愉快。紧实的球状粉色果皮都挑出来后，往里加盐、胡椒、一把百里香，还有一夸脱左右黄乳酪。做好这些，还需要再煮一个小时。 然后，午餐就可以开动了。一盘盘散发香味的红色混合物呈上来，让你的脑子都眩晕在这味道里。我没吃多少，心里还惦记着菜园。现在，菜园里一定有数百只鸟在喝着水桶里的水，或者在苗床间的灰尘里抖松身上的羽毛。鸽子那悠长的叫声、西红柿散发的气味，还有蟒蛇——所有这些都混入了食物的味道。 这是西红柿汤。 除了这个，还能接受什么呢？ 啊，对了，还有美好的记忆、骗人的记忆，照这样说来，这些都是令我感到欢愉的：清澈的泉水、蟒蛇、蔬菜汤、鸽子的叫声引起的睡意、猫儿们舒适地滚在我的手底下…… 然而，我不得不屈从于事实…… 我并没有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战争无动于衷，而且虽然如今很多时候我都在制造田园诗一般美好的声音（过去也是如此），但我也曾处在激动和愚蠢的情绪中。这也确实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家的时候，我很同情父亲，因为我认定他在遭受母亲的迫害。可是到了这儿，我的同情对象发生了变换，我开始跟琼联合起来对抗鲍勃。“多么冷血的人！他待她这么不好！”当她哭泣的时候（每天都哭，每次哭半天），我总要安慰她，不断惊呼着男人们的愚笨和麻木，直到我一秒钟也忍受不了她或者我自己。最后我跑进灌木丛，就像在家里时那样。鲍勃走进来，静静地坐在那里吃东西，全然不管琼是在叹息、惊呼，或是在向我诉说对他的不满。从他进来开始，我就一直坐着，用愤然而苛责的眼光注视着他。然后，琼跟我就坐到了游廊的一端，因女人的敏感而结成了同盟。而鲍勃呢，他坐在另一端，边吸烟边阅读着英格兰的各种报刊，大多是务农信息。我们长时间地、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鲍勃那挖苦且讽刺的眼神，时不时地或嘲笑，或低声惊呼着他的野蛮行径。若实在对我们无法忍受了，鲍勃就带着狗一起去灌木丛。尽管非常炎热，可他一股脑儿往前走，把冗长而高声的抱怨和苛责都留在身后。 我离开的时候，他心情一定不错。既然回归了平衡状态，他们夫妻之间的战争就可以恢复到以往的水准了。我迫不及待地告诉父母，他们的这对老朋友是什么样子的，鲍勃是怎样的无情，琼又是怎样的痛苦，整件事情是怎样的可怕！听了我的话，他们先是一言不发，接着说鲍勃跟琼结婚多年一直过得不错，也许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 我的年纪显然还不适合听这样的婚姻哲理。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会离婚，如果真的离了，那就是一桩丑闻和一例暴行。鲍勃和琼不能离婚，因为他们都依赖对方的那点收入。他们一个需要叹息、受苦、被误解，另一个需要维持高傲和被误解。对于这样的事，我绝不能忍受。私下里，我流着滚烫且愤怒的泪水，既因为琼和鲍勃的不幸婚姻，也因为被错配的西里尔和爱丽丝的不幸。 对动物、鸟类、灌木丛的记忆跟随我来到了新的学校，并且成了我的盾牌。直到——好吧，究竟过了多久呢？开学前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可我已经开始怀着敬畏、害怕和惊恐的心理去回顾那冗长的儿童时期。我是如何熬过来的？（每个孩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更糟糕的是——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不要沿着时间的流沙回到过去吗？这种恐惧的心理伴随了我很多年。我后来在女子中学上了一年学，那段时间可真冗长，让我不禁想问：“真的只有一年吗？” 有了修道院的经历，这个地方确实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的气氛是那么轻松且宜人！“宗教”曾出现在每一面墙上、每一个角落里、每一个教堂中，出现在修女们衣袍的沙沙声中，在她们从教堂传出的歌声里。而现在，它的形式变成了周末的教堂礼拜。我们两人一组，排成长长的队伍，在蓝花楹树下沿街走着。每个人都热得受不了，身穿深蓝色的哔叽外衣、挺括的白衬衫，头戴白色的巴拿马草帽（现在草帽上装饰的是蓝、绿丝带）。在修道院时，每次开饭前都要进行冗长的拉丁语祷告，一天的时间不断被祷告声打断。 跟修道院一样，女子中学也有走读生和寄宿生，不过她们之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界线。学校里有四个宿舍房，多数学生在七岁时就被送进了学校。你或许以为，孩子们的教养会有明显的差距，毕竟我被家里送去修道院，就是为了避开公立学校的粗鄙行为。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看来，这两类学校并没有太大差别，两所学校里都有一群“高质量”的女生。她们的父母因为受经济大萧条影响而陷入了困境，他们曾去政府办公室哭诉，说他们的孩子如果不能免费入学，就没办法接受教育了。当时有许多助学金，我也曾经受益过一次。 我住的宿舍房里，有一群女孩占据着主导地位，可她们的“风气”并不好，因为女舍监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女舍监最近才从英格兰来，现在又准备回去。）她们很普通，她说，学生们在分开后就会成为命运不同的人，普通女孩们从学校毕了业就只能做个店员或者影院服务员。无论如何，我发现母亲对“体面”、“稍欠体面”、“普通”的偏见对我的影响少之又少，因此在我看来，女舍监的训诫似乎只有荒唐可言，殖民地强大的民主精神是她所不能理解的。（民主就是白人的民主。）比如，那个时候很普遍的情况——从殖民地开发伊始就是如此——较富余的农场主们会在周末举办开放日，欢迎每个人来访，包括农场助理、车库技工、警察，还有在奋力度日的其他农场主。可是现在，小镇上的氛围日趋势利，而且有可能变得更糟。 这群“普通女孩”有七八个，甚至更多，她们招摇又粗野，对自己信心十足，对外人毫不在乎，对那个态度极为轻慢的女舍监更是如此。她们的探险行为令人钦佩，因为全部和“男孩子们”有关。我们不许跟爱德华王子学校有任何往来——那所学校里全都是身材瘦长的长腿生物，他们身上散发着臭味，声音粗哑，总是嘲弄行动笨拙的人，就像弟弟和他的伙伴在一起时那样。相比这些男孩自身，跟他们有关的探险行为更令我们印象深刻。“榜样们”会递小纸条给这些男孩，要么是在教堂里，要么是在街上与他们的队伍偶遇的时候。她们还声称，自己夜里从窗子爬出去，爬过灌木丛去私会男孩，甚至还去电影院。可这最后一句自夸的话暴露了她们在说谎，因为在索尔兹伯里这个小镇上，任何一个逃学的人都会被别人撞破。不过不要紧，所有的女子学校都这样。时装杂志在女生们之间传阅，电影明星的照片就跟色情图片似的传来传去；熄灯之后的盛宴恐怕会惊吓到父母们——沙丁鱼配炼乳，或干肉片配果酱。在炫耀声中，这样的午夜盛宴似乎每个夜里都有，但事实上，就跟那些与男孩子相关的探险行动一样，这并不常发生。这个风气不好的团体处在学校的最底层，可她们却为此感到骄傲，尽管并没有人效仿她们。表现良好才是这儿的生存之道。 学校里存在一些“欺凌”行为。 这儿的恋爱事件带着一丝电影中才有的趣味。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孩诱哄我去了阳台，我起初不知道要干吗，还表现得像个罗纳·考尔门的影迷似的，直到她颤抖着低声说：“你长得真漂亮，头发也很美，我爱你，你爱我吗？”我感到很抱歉，因为彼此“喜欢”的才是情侣。“贝蒂跟芭芭拉都喜欢对方，不是吗？”——她们两人坐在台阶上拥抱着彼此，说着稚嫩的话，没有人想到要把这叫作同性恋。“跳跳虎”在假期里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了父母听，母亲却陷入了苦恼，说她会提醒女舍监留意这种事，而父亲却叫她不要犯傻。 我在一个学期里曾创办并编辑了一份宿舍房杂志，而且几乎负责了全部撰稿。在这本杂志中有一个社会新闻专栏，还有一些诗句描写了出名的或者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纸页在宿舍里传来传去接受审阅，大女孩们还派了一个代表来告诉我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内容删去。“我们都不想让女舍监看到它，对吗？”我对此惊愕不已。真相就是一切，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必须讲真话……可我还是把她们标记出来的文字删除了。这就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审查，结果是专制赢了。 回首过去，我看到了一个忙碌而勤奋的小女孩。她努力地适应环境，渴望被人喜爱并得到一个好朋友，就像其他孩子那样。可是怎样才能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毕竟你连被农场塑造出来的最好的自己都无法展现。那时候，我甚至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 再度把自己放进某个场景中时，我感觉到了赤裸裸的寂寞、孤独以及焦虑——我就像一个自我防御的瞭望台。简言之，这种感觉陪伴着我和所有其他人，直到我们在某个群体、家庭，或者团队中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小天地，在那里，冰冷的空气不会像现在这样残暴地将柔嫩的皮肤蹂躏。“跳跳虎”识破了我的动机，在学校里，我逗女孩们发笑，也逗老师们发笑。这些老师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同于修女们，她们几乎都是年轻的英国人，教一两年书之后就会结婚。农场主的妻子们开玩笑说自己开的是婚介机构，因为在家庭女教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她们在一年内就结了婚。这些年轻女子轻快活泼、讲求实际，她们教给我们的并不局限于课堂知识。每个人都会谈及自己逃离的东西，包括失业的境地、失业救济金。她们说，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了，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非洲，而促使他们逃离的，正是奥威尔和帕特里克·汉密尔顿笔下的那肮脏粗野、萧瑟凄凉和丑陋可怖的英格兰。虽然这两位作家的书我是后来才读到的，不过我早已从那些选择逃离的年轻老师那儿听说了书中的文字。 她们有的会嫁不出去。有一位老师，年纪不小了，大概有四五十岁，头发灰白、脸色淡漠、身材削瘦，总穿着平跟的便鞋和厚长的筒袜。她教的是历史课。听到教室外响起她的脚步声时，我们都会寒战起来，就连那些风气不好的女孩们也一样。可是为什么呢？她从不打我们，也不曾威胁过我们，令我们战栗的是她那傲慢、尖刻、易怒的性格。她会手握教尺站在那里，一个个扫视那些坏风气的女孩，音色沉稳地说她们是一群下等人，是渣滓，她们之所以自命不凡是因为还不知道自己在一个有学识的人眼中是怎样的形象。她那冷冰冰的眼神继续移动着，似乎从未停止似的在教室里逡巡着，从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然后，教尺精准地落在讲桌上，她开始讲课了。那一年里，她给我们讲的是《古代史》。她一边讲课，一边要我们记下她说的话。母亲给我寄来了古代史杂志，因为那正是古代史学习鼎盛的时期。历史老师把它们拿走了，说下节课时再还给我。她确实说到做到，而且还告诉我：“你可以把里面的图片剪下来粘到练习本上，然后展示给别的女孩看。也许你们中的一两个人可以因此受益。” 期末考试我得了满分，因为我把知识都熟记在了心里，可不到一个月，我就都忘了。我遗传了母亲在考试上的天分，她一直坚持说：“因为记忆力好，我总得第一名。你跟我一样。”听到她不断提起“你跟我一样”，我总是愤怒到抓狂。 另一个学期中，这个老师又给我们讲了《英国文学》。我还写了一篇小练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跳跳虎”的作品，其中谈及了老师的教学方法。我原以为她会喝彩，毕竟这篇随笔非常逗趣，可没想到她只是把我叫进了屋子，让我站在她的面前，接着开始用她那锋利的唇舌批评：“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即便你有点小聪明，可跟那些真正有才智的人相比，你什么都不是。”我颤抖着。我本来可以抱怨bbr>正义和真理之类的事——她不是也令以往的学生感到恐惧过吗？她不是也不确定吗？可我只是一个沉闷的胆小鬼。屋子外面，女孩子们都等着我告诉她们老师说了什么，我跟她们吹嘘说，我当着老师的面反抗了她——这就是跟专制者相处的方式。 我还弹钢琴，一天弹上几小时的音阶和练习曲。为赞美诗和宿舍楼会议弹奏曲子的常常是一个固定的女学生。有一次，她们找到我，说那个女孩病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她。惊慌和恐惧的情绪爬上了我的心头，倒不是因为我做不到，毕竟音乐老师已经向我展示了将低音和高音拼接在一起是多么容易——这当然很容易——瞧，你做得很好，不是吗？那么，我在为什么而慌乱呢？真的上了台后，我就只弹出了音调。我的双手根本无法将曲子完美地弹出来。我做不到，做不到……双手就像舌头似的打了结。 在期末音乐会上，我表演了一个“滑稽剧”，就是用一只手为赞美诗弹伴奏，我被深深地烙上了羞耻感。因为那次失败，在班级里第一名的成绩以及聪明的“跳跳虎泰勒”的身份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尽管过去的许多年里，我都上着昂贵的钢琴课，但就像曾经放弃宗教信仰一样，我也放弃了钢琴。事实就是这样。 一天早晨，我被叫出教室。母亲站在游廊上，她头戴时髦的小镇帽子，穿着体面的衣服，还戴着手套。“你父亲患了糖尿病。”她宣布说，接着颇为戏剧性地放低了声音，“他随时都可能会死。”我呆呆地站在那儿，而她正在等待我做出适当的回应。令我震惊的是母亲的态度——她总是戏剧性地宣布某件事，但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不再对她这种行为给予回应了，我忍受不了。 看到我一言不发，她转过身，将我引向旧汽车。里面坐着一个瘦弱无比的男人，他紧紧地握着车门把手。父亲去了哪儿？我差点说出口。我用求助的眼神望着他，毕竟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可他那因年老和生病而模糊的眼睛似乎没有看见我。 “他病得很重，一天需要注射三次胰岛素。”母亲说着便坐进了后座，紧挨着他。开车的是一个邻居，汽车从蓝花楹树下开过去。我站在那儿，跟往常一样没能做出得体的回应。然而，现在我想说一句话——对父亲，而不是母亲（我经常令她感到失望）——“可怜的爸爸，我很抱歉。”但母亲已经说了父亲可能会死，所以这话又不太合适。 母亲一周会寄给我两次信，信里有关农场的消息相对变少了，大部分篇幅都在说父亲的情况——他要是去年就患上糖尿病，恐怕就会像拉蒂家的那个孩子一样，如今已经不在了。新发现的胰岛素能救他，那是从牛的胰腺中提取出来的。但他不能管理农场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哈利可以在假期帮忙。我们没钱雇用农场助理，带回来的礁石样本好像含有金子，也许这次就能发现一处金矿……一封封信件匆忙而至，她一定是每晚都坐在那儿，写满一张又一张克劳克斯利牌信纸。那盏大灯就在她的手肘边，狗就在她的脚旁，猫……父亲呢？有那么一会儿，我读不下去了。是谁在写这些信？我认不出笔者是谁。“你当然不在乎我，从来都没有，你也不把你父亲放在心上，你心里想的只有你自己。你这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了钢琴，这些年的课程花费我都做了记录，你知道我们本来负担不起的，我们负担不起……负担不起……现在我得给你父亲打针了。我已经把剂量减少了一点，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吧。”寄来的信件常有十页、十二页、甚至二十页，上面布满忙乱和极端的词句，多半是谴责的语气。 我出了麻疹，这是一种流行病，在那个年代，隔离期一般是六个星期。许多女孩都被送进了隔离医院，那个古旧的大房子就坐落在一个花园里。索尔兹伯里医院距离那儿不太远，那儿的一名护士每天会来两次让我们服药，还对我们说：“规矩一点儿，你们已经是大姑娘了。”我们的饭食由一个“男孩儿”来做。突然间，我发现自己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居然根本就不是问题。 女子中学的食物跟修道院里的非常不同。到餐厅里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房间里都泛着白色的光——桌上放着一杯杯全脂牛奶，摆着许多盘切成薄片的白面包，顶上的白色奶油也在泛着光。早餐是加了白糖的白色玉米粉粥，还有配以糖浆的白面包；午餐是冷肉和煮土豆，正餐之后还有加了果酱的“蛋糕”布丁；晚餐是芝士通心粉、白面包和黄油。每星期还有一个橘子、一点生菜。我们发现了一个处世之道——食品检查员要来检查的时候，我们会在走进餐厅时得到一个鸡蛋或一份果冻。事实上，白面包和黄油才是我们的主食。许多年后，我跟一名难友交流了看法，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自己唯一一次便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吃的是旱金莲叶子、涂上芥末的面包，就像难民一样，渴求着家里寄来的食物包裹。 这种痛苦在隔离医院里消失了，因为食物是从综合医院送来的。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没有人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功课，可是没人有时间来监督。我们其实没什么病。其他女孩子都是谁？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有很多欢笑声。我们坐在木头游廊上聊着天、编着故事，更重要的是，只要我想，我就可以独自待着。对一个十三岁的人来说，六个星期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我享受了六个星期的自由时光。那些可怕的谴责信件依旧被送过来了，但我并没有去读。 等我放假回到家时，父母的卧室俨然和多年前在皇家自由医院病房的一个样——新嵌在一起的汽油桶搭成一个高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药物和维生素，顶层的匣子里装着酒精灯，还有用来检测尿液中丙酮和糖量的试管。注射器、胰岛素胶囊、瓶装的甲基苯丙胺、药棉，以及测量用的茶匙和点心匙……父亲床边的桌子上挤满了药瓶，他们俩被病痛所困扰。事实上，父亲几乎就要饿死了。在胰岛素刚被发现的年月里，人们还没有弄明白它的用法，因此父亲就只能吃一点冷肉、西红柿、生菜和干面包。因为只有这么点食物，他才变得如此瘦弱，那几乎只剩下骨架的大手颤抖着，胳膊上只有晒黑的皮肤还粘连在骨头上。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肉，眼眶深陷，眼神中透露出焦虑，就跟一只猴子似的。尽管情况如此糟糕，可医生们还说这是恰当的饮食。母亲决定藐视他们的话，她说这种药物提取于胰腺，用来消化食物，但是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可以被消化的食物，这简直是荒唐至极！经过一次次尝试和失败之后，她终于想出来如何让他吃下那些被禁止食用的面包、土豆和黄油，还将它们与胰岛素合理搭配。慢慢地，父亲的体重开始增加，重新恢复了生气。当我假期结束回到学校时，他正在吃力地从工头和我弟弟那儿收回农场的“控制权”——工头换人了，老烟鬼年纪太大了，已经回了尼亚萨兰的家；而我那十一岁的弟弟整天都在农场上，正努力成为像父亲那样优秀的人。后来，他也返回了学校。 在学校，我患上了红眼病。它比大多数疾病都要看上去可怕和痛苦，但造成的伤害非常小。除了我，很多女孩也得了红眼病。患病的女孩早晨起来后，水肿的眼睛粘在一起，其他女孩子就会取笑，而她也想笑，可是被送进了病房。这种病的传染性非常强，我感到害怕，我的眼睛上鼓起了巨大的红肿块，还向外冒着脓水。在一层层的绷带后面，我看到了那些由不悦的神经引燃的烟花、流星、火箭，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我害怕极了——哦，但这又成了跳跳虎的笑料了。 母亲从农场赶来，把我带去了各个专家那里看病。可是他们却说我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红眼病已经好了，但我仍然看不清。 我不再待在学校，随母亲回了家，校园生活就此结束了。在“退学生”这个词汇诞生前，我就成了一个退学生。 9 可以说，我的十四岁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一年，是“或沉沦，或遨游”的一年，是“决一死战”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我跟母亲做斗争。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一年的，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们的主战场在穿衣问题上。我有个表妹在英格兰，她拥有一切我母亲想要给我的东西。她在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读书，她母亲寄来的每封信里说的都是金钱，以及聪明的朋友。她的衣服被打包成精美的包裹寄送给了我，一层层棉纸下的衣服跟我母亲的一样精致，虽然她的那些服装早就已经被孩子剪着玩了。我如今仍记得，其中一件苹果绿的丝绸裙子装饰着小褶边和泡泡袖。表妹比我小很多，所以尺寸不合适，而且这些乖巧的小衣服也永远不可能在片区里穿。要穿着去哪儿呢？又怎么穿出去呢？人们看见都会笑死的。爱丽丝·拉特注意到了我的反常行为，她很担心——担心我的母亲。她试图把我救出去，于是很机智地邀请我去她家里。可这没什么作用。我知道母亲想要的是什么。她唠叨着指责我，不断把那个有教养的小女孩的衣服展示在我面前。“喂，至少穿上试试啊！”它们对我来说太小了。她疯了，我暗自哭泣。 那时候，母亲的确有点“疯”了。我们还为食物争吵。我已经渐渐发现，我胖的原因在于吃太多。我胖吗？倒也不，可我确实是“胖乎乎的跳跳虎”。每次就餐时，我都会尝试着节食，可母亲却一脸忧虑，总是想把我的盘子堆满。 不知怎的，母亲突然开始担心我独自一人待在灌木丛里。过去那些年里，我有时会游荡到离家数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又机智地并未说出我走了多远。可现在不一样了，这成了一个原则问题，我被要求说真话。我跟母亲吵了起来。 “要是他们真有那么危险，那为什么并没有人强暴过我？” “你说得不错，可凡事都有万一！” “疯了，疯了！他们全都疯了！” 我大声嚷着，跺着脚走出了房子。 青春期的女孩会对父母做出一些十分奇怪的事。南希·米德福德曾描述，她的父亲唠叨着说她们怎么就没成为白奴交易的受害者？我猜想，或许那些被谨慎监护着的女孩在邪恶的伦敦也面临危险的处境？那么，这又怎么解释呢——有一位父亲几小时地坐在写字椅里凝望着外面的山峦，他的女儿正躺在山丘下的一处灌木丛下看书。他把女儿叫进来，对她说：“到了英格兰，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女人。她们会坐到你旁边，给你注射一种药物，当你醒来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到了里约的妓院。” 疯了，疯了，疯了！我只是无声地哭泣着，父亲病得太重，我不能跟他吵架。我气呼呼地走在灌木丛里，难受又气恼，蓦地又生出了沮丧和怜悯的情绪。远离母亲的时候，我就能流露出一定的同情。这两个病态而几近疯狂的人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垮了他们。许多年里，我在脑海中都清晰地构想着，如同一帧帧电影画面一样。如果没有“一战”，他们会过着怎样的人生？她是一个快乐干练的英国女人，也许正组织着不列颠妇女协会，或者在做着护理工作。她不会跟我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关键是她能够成为她自己，而不是沦为这个饱受折磨、忙碌忧虑的受害者。我也会想象“一战”前的父亲，但我想象不出他生命中任何一种其他的选择和可能性，可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父亲曾结实健壮、精力充沛、行动自如，他本来可以一直如此，可现在却是一个残疾人，再没什么康复的希望。我在灌木丛里来回走着，偶尔坐到蚁冢上，我愤怒到要发疯，脑子里想着父母现在的样子，还有他们本可以拥有的样子。由此想来，如果让战争成为不可能，那么世界上也就都是完整的、健康的、理智且了不起的人了……我的思想居住在乌托邦中，一半是文学，一半是现实生活的对立面。在这可爱而充满爱意的社会里，我将黑人也想象了进去，尤其是黑人孩子们。到处都是友善、慷慨、快乐的人，没有人离开城市去作战，黑色人种、棕色人种、白色人种，所有的人都和平共处…… 美梦……我的父母迷失在美梦和幻想之中。许多年里，父亲一直在淘金，挖掘着天井和沟壕，寻找着里面的礁石，现在这几乎成了他的主业。农场上的劳作当然也正常进行着，维持着我们的生计，但甭指望借此发横财。是的，如果走运，找到一处礁石倒是有的。他们两个焦急地盼望着彩票结果的揭晓，甚至还买了爱尔兰彩票。 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会通过收音机收听来自伦敦的新闻，它的开头是大本钟发出的洪亮声音，就像天主教教堂里的钟声一样庄严肃穆。父亲大为光火地指责英国政府的愚蠢及其对希特勒的漠然无视。我们也听到了希特勒的咆哮和胡言乱语。我几乎听不下去了，要安静地坐着听父亲说话很不容易，糖尿病患者的个性正主宰着他，他变得多疑易怒、自怜暴躁。我的父亲去哪儿了呢？ 天啊，这个青春期女孩性格中那无情的一面变得更加尖锐，她开始惧怕自己也会步入同样的命运。“我不要，我不！”像念咒语一样，我重复地告诉自己。与此同时，我的父母也在观察着对方，他们的所见也跟我差不多。作为一名护士，母亲了解糖尿病患者的所有个性，在她眼前，英俊勇猛的丈夫正在无可避免地堕落。至于父亲呢，在他眼前，有一幕场景已经出现了多年，而且在以后的几年内也会如此。母亲把什么东西忘在了茶盘或餐桌上，她像被橡皮筋拉住了似的从椅子里跳起来。她低着头，神色慌张，步履匆忙地去取茶匙或毛衣，就像在躲避火灾或斥责。这时心神不安的父亲开口说：“看在主的分儿上，老太婆，坐下来吧。”母亲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她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她跟“男孩儿”说话时，我听到了她那斥责的、急切而又挑剔的语气，话里是满满的嫌恶。有太多的白人妇女都这样对待家里的仆人，如今在南非，许多白人家庭仍这样。父亲很反感母亲跟仆人的相处方式，因此责备了她。“可他们是真的令人感到绝望啊！”她哭道，由于痛苦，脸色开始发红。 “我不要，我不要……”我一遍遍默念着，逃离了这里。母亲那喋喋不休的声音也被我抛在了身后。她说我没有前途，还说我离开学校让她丢脸了。 弟弟回到家后，她又开始对他唠叨起来，因为她已经无法掌控他。弟弟已经变得礼貌而冷静，表面上似乎是在听她说话，实际上并没有理会。他跟着父亲去了田地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他还在读书，那才是他的正业，他的职责所在。母亲不停地对弟弟说，他必须加入海军或者陆军，必须“离开这个二等国家”——每句话都暗示着要他必须离开他的国家，离开灌木丛、土地，还有山水。 我问弟弟：“你为什么不反抗她呢？” 他却回答：“哦，她说得都对，真的。” 他似乎对什么都不太在意，就是说，一切涉及情感方面的事情他都没有在意，将这些都阻挡在外面。至于父母，他已经不再称呼他们为“父亲”、“母亲”或“爸爸”、“妈妈”，甚至都不直呼他们的姓名“迈克尔”、“莫德”。直到他们去世之前，他都疏离地称呼他们为“哎”和“嘿”。 我又一次离开了家。我威胁着要离家出走，心里说不上是喜悦、苦闷，还是挑衅。当然了，跳跳虎一如既往地笑了，可我真的再次离开了家。我去了位于乌姆塔利的詹姆斯家。詹姆斯太太就是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里那位亲切的女总管，如今她住在铁路沿线的一间小屋里。这座小屋就坐落在郁郁葱葱的热带花园中，里面满是番石榴、芒果、桃子和西番莲。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奥德丽、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听话丈夫。同样，有教养的人也过着穷酸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更糟呢？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重返故乡》一书中，可我当时面临的真实情况是，在那儿有“一伙”美国人做派的年轻人，他们都比我大，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约会、聚会、野餐以及跳舞。对他们来说，小两岁的我实在太年幼了。 邮局送来母亲给我的信件，信里的内容疯狂且杂乱无章，满满十页或二十页，每一段都在数落我的罪行、谴责我的自私和固执，还威胁我说，等待我的会是贝拉的妓院。“像你这样的女孩都只能去那儿，等着瞧吧。”类似这样的话铺满了一页又一页。但我住在一个最为传统的家庭里，饭前都会做祷告，每一句话都在叹息着向上帝发出求助。我不忍再看这些信，也无法想象，在人类普遍的疯狂行径中，这不过是一个微小的症状而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能把它忘记。在老乌姆塔利的一座教堂内正在进行一场午后活动，黑人和白人都在树下漫步着，喝着茶水，吃着糕点。因为之前从未在社交场合跟黑人们平等相处过，所以我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好奇，还有点惧怕，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看到两名上了年纪的黑人男子都手握着茶杯站在那儿，我径直走向了他们。我说着母亲尤为擅长的社交话，只有我不停地说着，他们两人都神情严肃地向下看着我，直到其中一人温和地说：“你看，我年龄这么大了，你却还这么小。” 你可能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所遭遇的只是最为温和的斥责，可以一笑而过。但事实不是这样。我知道，那次遇到的老人和他们所说的话“触动了我”。可发生了什么事呢？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起过一句同样有力的话，引发我的思考，迫使我去应答，就好像隐藏在其后的是保持沉默的传统美德。从单纯意义上来讲，什么话都没有说出口，可事实上意思却都已经传达了出来。很久以后，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一件又一件。我也明白了，如果一个人在那里下意识地等待着，但却不知道自己要的只是一句能够触动自己的话，那么对这个人来说，听到什么话也就无关紧要了，甚至一句“天气不错”这样空洞的话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要将这次事件作为典范而记在心里还需要时间，而在这之前，我的头脑中仍是一片混乱和不解。 我回到家中，这里还是一副老样子，甚至变得更糟。 父亲不常去农场了。过去，他曾一整天地监督工人们干活，只在午餐后小睡半个小时。或者，他会在外面的灌木丛里用占卜勘探金子，同样也是一整天。可现在呢，午餐过后他会睡上好几个小时。母亲也是如此。我蹑手蹑脚地走进他们的房间，看到父亲像往常那样仰面躺在床上，木腿僵硬地伸着，手紧握着床栏杆，好像生怕自己会被什么吹跑似的。母亲把身体缩成了一团，脸上流露出无尽的痛苦。床的两侧是他们的床头柜，上头放着两杯水，里面泡着他们的假牙，这些不太服帖的假牙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们两个的耳朵都不太好使了。 “我不要，我不要！” 那时候，我的眼睛应该还没好。虽然我一直在看书，可在晚间收听过新闻后，父亲开始给我念书听，常常都是关于“一战”或堑壕战的书籍。读到某个可怕的段落时，他会放下书，脸上流露出怒意，还爬上了泪水。 与此同时，我在麻醉自己。 进入灌木丛的时候，我莫名地感到一阵疲惫，滑坐在距离房子不到一百码的某棵树下。跟父亲一起去地里的时候，我会找一处庇荫处看书。可我只是反复地看一些书。读书之于我，是一种幻想的助推器。我在慢慢地麻醉自己。 我幻想着魅力四射的未来。我是一名舞蹈家、一位歌唱家；我设计服装；我在邪恶的城市里经营夜总会。大多数时候，我是身在巴黎的一名波西米亚人或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位漫步者。而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小孩知道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幻想去法国的马赛或尼斯就像是……可如今已经无从比较，马里的廷巴克图坐飞机就可以到达。而那个时候，世上还存在闲置的地方。 母亲并不知道我幻想着夜总会、服装和多情的冒险。可如果她恰好看见我在弹钢琴，或听到我在哼唱收音机里的歌，或者我在画画及在卧室里跳舞时恰好被她看见，她就会立刻宣布说，“等我们离开了农场”，我必须接受适当的辅导，然后就能……暗示说，我会有一个远大前程。 《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时候讲起的，在这里我还需要做些解释。读者们愿意相信一个故事是“真实的”。“这是自传体的作品吗？”他们会这样询问。一半是吧，作家会这样回答，语气中经常透露出恼怒的情绪，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恰当——作家已经努力把故事从个人经历中剥离，将它的内容大众化了。“如果我想写自传，那么我就写了，而不是写这样一部小说。” 写这本传记的原因之一在于，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曾亲历了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行将结束的那段特殊时期，英国对那儿的占领刚好持续了九十年。人们无从得知那个年代的模样，包括那些生活在南部非洲的人们。听到我讲述的故事，我的孩子们会感到诧异，也许那个时代的粗野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皮毛斗篷毯子、汽油桶作家、面粉袋窗帘。白人和黑人之间那时而专断集权、时而残忍野蛮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父亲和老烟鬼曾几个小时地坐在圆木的两端一边聊天，一边看着眼前的“男孩儿”们劳作。听到这个故事，非洲朋友和白人朋友也许会被激怒或逗笑。白人们会拒绝相信西里尔·拉特和鲍勃·马修斯的暴行，他们也不愿相信，白人青少年曾“开玩笑”似的驾车把一个黑人男子或小孩撞倒在地，却不会遭到父母的训斥，更有愚蠢的白人男子还会跟员工们开残酷的玩笑。 就在去年，一家电视公司准备制作一个系列剧讲述玛莎·奎斯特远赴伦敦前的故事。早在交涉刚开始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只有一个人可以写出剧本，就是我，因为除了我已经没人知道当时的情形。在看过一个很优秀的南非作家写的试用稿后，我意识到那个时代的确无可挽回地流逝了，因为那位作家在很多小细节上都犯了重大错误，且故事中竟然有南非的味道。 还有另一件事也出现了错误。在写《玛莎·奎斯特》之前的十几年里，我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生活在偏远灌木地区的小女孩，为什么会对生活和种族问题有那么多聪明的看法？”我解释说因为她已经在最好的言语和文字中沉浸了多年。但这解释被认为并不充分。因此，我在那本书里写入了科恩一家，他们在班吉特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不过他们是知识分子，很有政治头脑。但当时的班吉特并没有犹太人店主，也许在整个乡村地区都没有。科恩一家的创作灵感来自我后来的经历，因为我后来确实受教于许多犹太人导师。科恩家在剧本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还有一个矛盾之处。若说这个系列仅仅是一个故事（为什么不呢），我却在关注它的真实性，例如事实、真相之类的东西。同时我又被自己的胆怯拦住了。在一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伤心于自己为某种原因而软化或改变事实，借以迎合外界的压力或者使事情变得容易。当然，若非我把自己的心理斗争加以具象化、把思想赋予在人物身上，那么这部小说就无法含有同样丰富的信息量了。通过阅读达到理解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或者说，相对于这些——科恩夫人之所以感到难过，是因为她的儿子不遵守饮食教规；玛莎·奎斯特被“问到教义”时，居然是以政治问答的形式进行的——你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并不会令你感到满意。十年后，我轻视的一笑使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小说《玛莎·奎斯特》里也有南非白人以及凡·罗森博格一家。故事开始时，一名中产阶级的英国女人和一名当地的南非白人正在聊天，玛莎在一边听着，她受到了凡·罗森博格一家的影响，凡·罗森博格太太的形象来源于爱丽丝·拉特。不过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中，善良和慈母般的女人都是相像的。像凡·罗森博格一家这样的人，我的确认识一些。他们总是扎堆去看马术比赛，参加舞会，他们的女儿在修道院和女子中学里读书。 简言之，在创作《玛莎·奎斯特》的时候，我演绎的是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年代史的编写者。虽说那部小说没有做到字字属实，但其中的氛围和感受是真实的，比（你手上）这部努力向事实靠拢的书更具“真实性”。《玛莎·奎斯特》与其他非洲短篇故事都是对往昔片区生活的可靠再现，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一个白人视角的生活。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黑人男子。他幼时曾跟父亲和哥哥们在班基特的农场上做工，那个时候的我还只是个小姑娘。我们尽情地说着，聊着。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迁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附属于酋长或部落首领的群体，还是作为独立的家庭单位，农场上务工的黑人们常常从一个农场迁移到另一个农场，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也可能是因为从尼亚萨兰来了一位年长的亲戚拜访他们。当时在我们的片区里，大多数的工人都来自尼亚萨兰。似乎在他看来，各个农场群落都是一样的——贫穷、丑恶，还有糟糕的建筑。他已经上了年纪，可以将曾经的苦涩当作幽默来说，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却燃烧着愤怒之火，这是源于往昔经历的怒火，如同我对“一战”的感觉一样：“它怎么就发生了呢？” 《玛莎·奎斯特》的情节很简单——她在灌木地区长大，跟母亲争吵，从科恩家的男孩们那里听政治课，看书，逃到索尔兹伯里的大镇，学会了速记，计划着各种迷人的未来，耽于跳舞和享乐，之后又嫁给了一个合适的年轻文职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迫近。 当母亲说起我的光明未来时，我正躺在床上做着白日梦，或者拿起已经读过二十遍的书，尤其是那些来自美国的关于女孩的书籍，它们能够抚慰我的内心。我被某种叫“低烧”的疾病击倒了。真的存在这样一种病吗？因为一整天，我的体温都有点高，几乎下不了床，只能躺着。房门被一颗石子抵着，我向外望着灌木丛，床上趴着一只猫，地上站着两条狗。每次感觉我要起床跟它们出去玩耍时，两条狗都会摇晃着尾巴，用眼睛恳求着我。它们将这视为自己的权利，然后跟我一起去灌木里待上数个小时。 锡诺亚的一位医生不止一次地，而是数次地来我们这里。在那个年月，这算得上是一段征程，而不像如今这样几分钟内就能到达。母亲对医生说我一直在低烧，并要求他为我开一些奎宁药，医生照做了。在雨季，我们早晚都会服用五粒奎宁药，而我现在的用药量更是增了又增。药片很大，呈亮粉色，每片里有五粒。结果，这些奎宁药根本没起作用。耳朵嗡嗡响着，弄得我几乎听不见其他声音，我感觉自己在一个明亮而又响声不断的透明物中，像是中了毒，奎宁药逼得我发疯。 我们数次去索尔兹伯里见一位信仰疗法术士。鉴于油价原因，我们通常是搭顺风车去的。这位术士三十五岁左右，是个未婚的英国女人。父亲说她跟一个业内最知名的男人相爱了，那个男人和她在同一个联合医疗小组。以一个乡下人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不过这次对她流露出了遗憾——父亲说，让她难过苦恼的是没能结婚这件事，而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到了一定年纪却还未结婚的女人会被人们怜悯或蔑视，不过这样的情况已经从我们的文化中消失了。从这一点来说，社会的确小有进步。我忘了她的名字，假定她叫伯内特吧。有一个红色印第安人给伯内特小姐做招魂术师，有时候需要我们提供硬币以确保他在降神会上显灵。“为什么不是埃及人，不是黑人巫师，而是她？”父亲追问着，母亲只是低垂着眼睛，感到很痛苦。身为一名护士，并且是站在科学一方的人，她有些不自在。 整个治疗过程都很舒缓。我坐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伯内特小姐就在身后，她的大手轻轻地向下滑过肩膀和胳膊，嘴里轻缓地吐着气，将致病的毒物吹散开，柔和的嘶嘶声像从小孔中漏气一般。她的手有节奏地晃动着，起着催眠的作用，可是父亲的糖尿病没有好转，我的低烧、母亲的痛苦都没有好转。一年后，母亲声称医院里的X射线照出了一颗已经被信仰疗法治好的脑瘤，可父亲只说，那是医院里搞错了她和别人的射线照片。 家人们也在举行“祈祷圈”仪式。在某一天的确定时间里，罗得西亚和南非的所有人都“联合了起来”，说着同样的祈祷文，恳求获得健康和恩典。我躺在床上，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耳朵里轰鸣起来。直到病好之前，我每天都吃六十粒奎宁药，但体温还是那样。 一个慈善机构为我付钱，让我去了乌姆塔利南部“文巴”群山里的一所旅馆里待上六个星期。这家旅馆的经营者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妇人，在方圆数英里之内都很有名。费舍尔奶奶已经八十岁了，过去她都坚持一星期一次走过群山去乌姆塔利，只是在最近才刚刚放弃了这个习惯。这条路有数英里，路况不好，上面布满了沟壑。她曾大踏步地走在一群当地搬运工的前面，工人们则将旅馆的货物用脑袋顶着走回山上。费舍尔奶奶又矮又胖，爱发号施令。她用犀利的眼神和舌头管理着所有的房客，不过她本人其实亲切又慷慨。这家旅馆很古老，顶棚铺展着茅草，内部房间众多，外面还有不少游廊。旅馆还附带有蔬菜园子、果园，还养着奶牛。可她是怎么赚钱的呢？她为我们所提供的食物——如今任何地方都没人能够再享受到那样的饮食——没有任何农药、化肥或是毒物。如果奶牛生病死了，那么死因就是古老的疗法没能挽救它们。它们的粪便制成的堆肥掺进了园子的泥土中。这儿的空气很清新。我们每天要吃五顿大餐，每次吃饭时，离桌子不远处就会放着一个装有奶油的大罐子，一半奶油、一半百香果果肉搅拌而成的布丁，是每个人的最爱。当时百香果在野外生长得很好，我的任务就是收集它们。 “年轻人应该吃大量奶油和黄油！”费舍尔奶奶嘱咐我们，她身体向前倾着，表情有些凶恶。她手里拿着奶油罐子，又浓又滑的黄色液体正打着卷儿落到粥上、水果上、馅儿饼上。我们大笑着，假装用手挡住自己的饭碟。在这张长桌上，可能有二十甚至三十人聚餐。房客的朋友们会过来吃饭，他们的朋友也会过来。她会为每个人提供饭食，而且不收一分钱，有时，这些人也在某个游廊的一角凑合睡上一觉，这样的慷慨和给予一直持续了四五十年之久。后来，我的儿子约翰·威兹德姆一直在那儿务农。 旅馆的游廊俯瞰着高低山脉、小丘、湖泊以及河流，房子向下有一处大水塘，也可以说是一片小湖。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里，奶牛们都会待在湖水附近的树下或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心满意足地嚼动着嘴，摇晃着尾巴。它们哞哞叫起，像是在低声地闲聊，而不是动物们抱怨命运所发出的那种怒吼声。它们把孩子留在身边，因为费舍尔奶奶不赞成它们骨肉分离。白天小牛们会跟母亲待在一起，晚上则会被分开。挤奶工作主要在白天进行，每到这个时候，狗、鸡、鹅都会守在牛栏门口，等着分到一份牛奶。 每天，我都会在水塘里待上好久。那时，人们以为血吸虫会从伤口或者尿道进入人体，一路钻到肾脏，在整个人体内迂回。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它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不过要想让孩子们远离水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被允许泡在水里，但前提必须是刚下过雨，水坑或者河里蓄满了水，以及我们的皮肤没有任何破损（可孩子们的皮肤难免会受伤和结痂），或者我们有把握不让自己的私处浸到水里。不过，就像爱丽丝·拉特那样，费舍尔奶奶可不相信什么血吸虫：“那些都是胡话，做些运动对你有好处。” 除了奶牛踏出的小路外，水塘一圈都长着高大的草和芦苇。我站在那儿，亲切的褐色河水拂过我的脚，我小心缓慢地迈着步子，泥沙咯吱咯吱地从我的趾头间穿过。我抬起双脚，把身体交给了水。我没有游泳，只是仰面漂浮着，安静得就像是一个溺亡了的人。四周波动着涟漪，我的上方是一片无瑕的天空，鸢和鹰都在那儿飞着。水塘边的树木上悬挂着数百个鸟窝，翠鸟在芦苇间闪过，燕子飞快地在水面上飞掠而起。奶牛们小心翼翼地从芦苇中走过来，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它们晃动的尾巴在水里掀起了波纹，从我的脸上拂了过去，小牛们全都站在一棵树下。还没到一星期，我就认定自己没病，而且再也不要生病。由此我清楚地看到，家里那两个悲伤和绝望的人是如何运用真实和虚构的疾病令生活变得无法承受的。再也不要！费舍尔奶奶曾被嘱咐要留意我的低烧情况，可她却说：“一派胡言！这女娃哪里不对劲儿吗？” 不去水里漂着的时候，我就会在山丘上散步，或者去高于房子的某处。这里的景色跟我们家那儿不同。这里的草原提醒着我，终有一天我要去广阔的天地。绵羊吃食的短草、细小的泉水、湿润的土地，风在高山的边缘盘旋，一团团白色的绵羊站在绿色的草地上，无论看向哪里，入目的都是这样的美景。 我作了一首诗： 他要走怎样的一条水波月影， 将浪涛踏在脚底？ 是绵羊的头，还是长花的草， 在稀薄的空气里闪着光。 就让他的目光不再留恋高山， 低头只看一眼这住了人的山谷。 再度登高， 只要他愿意。 他会在夜里寻访小镇， 在一方明亮的门口逗留， 若有一双洁白的臂， 或匆匆的一眼， 就会加入到夜行的队伍， 或者， 带走他能等来的爱。 他将把旅行的故事改写在酒吧 有多少奇特真诚的故事在夜里吐露。 可这一刻终归来到， 人人都将开启新的生活： 原来的激昂是否会将他冷却， 当夕阳沉没， 夜色是否一如既往地要把他哄骗？ 他会回到未曾改变的小山谷， 学着跟孩子们交流， 终究。 将这些诗句写在这里，并非因为它们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令我很感兴趣。首先，诗人是个十四岁的女孩……不对，这些诗句里明明流动着一些很古老的思想，它们暂时控制住了思维繁杂的年轻头脑。再者，走水波月影的是“他”，去探险的也是“他”。但如果频繁外出夜游的是“她”，带走所爱的是“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就会触及男女区别的核心问题。而且，并没有任何暗示说“现代诗”至少在二十五年前才出现。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当我写作的时候，是在最真诚地表达情感。我并不相信，那些一旦想起就反复念叨的咒语或诗歌真的具有什么魔力。我不要，我就是不要。这首诗来自一个不同的知识阶层，而且诗歌也不应该寄宿在这样一个简单且宜人的哀思里。 这次近两个月的长途出行给我带来了健康，也赐予了费舍尔奶奶的“礼物”，虽然后者并不在父母为我订制的计划之内。或许是因为人的一生太过艰难，在费舍尔奶奶看来，包庇孩子似乎是非常愚蠢的事。她的童年是在南非的农场和矿山上度过的，她对约翰内斯堡的记忆开始于它还是一个淘金小镇，那时的人们沿街住的是帆布帐篷和铁棚，里面点着防风灯。对她来说，要担心的远不止保持贞洁那么简单，只要活着，就总会面对争吵、谋杀、行凶抢劫，最为严重的是酗酒——对于这一点，我听所有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女性都说起过。男人们每天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女人们要么加入他们，要么远远避开。费舍尔奶奶结过婚，似乎有个女儿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奶奶”的过去经历吸收了流浪汉小说中的元素。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这位善良的老奶奶写成某个角色。 在费舍尔奶奶的房客中，有两个人订婚了。这在片区中就意味着，或者应当意味着，他们需要把贞洁保持到新婚之夜。但也许只是装装样子，这两个人同睡在一张?床上。男人是一个农业专家，在乌姆塔利工作。傍晚时分，他会驱车开过二十英里的糟糕路况，只为来跟他的未婚妻共度良夜。我忘了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莱斯利、杰姬或者比莉，总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某个表示“很机灵”的名字。她每天都在游廊上远眺着这个国家的景色，一边还做着自己的嫁妆、绸子短裤、连裤紧身内衣及衬裙，她还仿制着凯斯托斯牌胸罩，由丝绸和薄纱碎料制成。可有什么用呢？她身材瘦削，胸部扁平，留着一头光滑的黄色短发。她不漂亮，可是就像费舍尔奶奶说的，她很迷人。鲜红的嘴唇略带讥讽，灰色的眼睛透着冷漠。无论未婚夫什么时候从乌姆塔利过来，她都在做针线活。我知道她是个迷人的女人，可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显露出敌意，尤其是对她的爱人，那个长相好看、性格温柔的年轻人。（按费舍尔奶奶的话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手舞皮鞭的男人。）他打心眼里喜欢她，眼睛一刻都无法从她的身上挪开。他的手不听话地想要去碰触她，可刚有所动作，他就会被拒绝。未婚妻要么把亮闪闪的黄色头发一甩，要么大笑一声，或者把大腿径直挪开。她厌恶他吗？看起来是的。望向他的时候，她的眼里都是寒冷和傲慢的笑意。她的一举一动让每个人都看出，她不喜欢和他睡觉。 如果她既不喜欢他，也不喜欢性，她又为何不放过他，弄得他“就像用链条拴着的小狗”？（“哦，奶奶，您说话太尖刻了。”一位房客这样说。）得益于新的环境以及费舍尔奶奶的教诲，我在新的视野中所看到的并不只有她，还有生活在片区里的那些女人。从那些令人钦佩、勤恳奉献的家庭主妇——农场主的妻子中，我已经可以辨识出这类或淫荡轻佻，或浪荡妖冶的女人。可对那些被她们所奴役的男人，她们却总是半遮半掩、若即若离。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并不受役于性冲动，或爱人间的性行为，也不受制于所爱的男人。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让男人像被拴住的小狗一样跟在后面跑。 我记得，在快速逝去的童年生活中，不止遇到过一对像这样的恋人，而且我也能回想起在游廊上听到的话。比如，曾经有一位叫雷吉的人来寻求我父母的建议。他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儿子，因为在英格兰找不到工作，就来到了南罗得西亚。之后，他从土地银行那里购置了一处农场。第一次来寻找我父母帮助的时候，他只有二十三岁左右，被孤单折磨得几近癫狂，说自己必须找个人结婚，再也承受不了孤寂了。他个头很高，身体却很单薄，说话时伴有口吃。这个年轻人总在拼命地工作，父亲说他这样下去可能会病倒。他拥有的谷仓已经多到一个人管理不过来的程度，可他仍旧整天工作着，甚至熬到半夜，眼见着越来越消瘦和疯狂，他去了开普省度假，让自己的身体不至于垮掉。在那里，他遇见了薇拉。她拥有一半英国、一半荷兰血统，不止一次跟别人订过婚。他娶了薇拉，把她带回了家。他那高大的石头房子就矗立在卵石之间，坐落在一处小丘上。薇拉拒绝跟他睡觉。他像一个醉鬼似的开着车来找我的父母。我们才刚看见他的车在路面上扬起的尘土，他就已经来到了房前。他神色狂乱，结结巴巴，因为失眠和压力，蓝色的眼睛变得血红。看他憔悴得如此厉害，母亲吩咐仆人把储藏室里的所有食物都拿出来。不过，他需要的是跟人说说话。薇拉不愿意，她不愿意发生性行为……这是如今的说法。那时，他说的是“做爱”。“她讨厌那种事。”他说道。 薇拉个头很高，身体壮实，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她总是懒洋洋的，泰然自若，语气充满不屑。她有双棕色的眼睛，一头黑色的短发，身上穿着合身漂亮的衣裙。她来过我们家一回，但这个房子对她来说太寒酸了，于是再来时只是她的丈夫雷吉。 “她不让我碰她，”他说道，双手还在一开一合地颤抖着，“她说，她讨厌那种行为。我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我们当然都知道，她之所以嫁他是因为他的农场，可他却不能正视这一点。 日子仍在继续着，他变得越发消瘦，口吃也更加厉害。他决定带薇拉去英格兰看心理医生。（这在当时还不是件时髦的事。）因为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从银行借了款，之后便跟薇拉出了远门。 薇拉坐进了一间办公室里，她面前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告解神父。 “好了，现在，夫人，你的丈夫已经跟我说了，你想找我谈一谈。” “我没想跟你谈什么，是他让我跟你谈谈。” “但我知道，是你同意了来这里看我啊？” “我这不就在看着你吗？你不就坐在这儿吗？”她懒洋洋地点着了一根烟，向后仰着头，坐在那儿吐着芳香的烟雾。 “好啦，好啦，夫人。你的态度对你丈夫不太公平啊。” “是吗？我为他做了一桌好菜，房子也打扫得很干净，我也不乱花钱啊。” “可是，夫人，婚姻里应该要有性。” “我不觉得什么‘应该’。我就是不喜欢。我从来没有过。” “你从来没体验过……那种事吗？” “是的，我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 “我明白了……在伦敦的这段时间，如果坚持让你和我见面，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帮谁？” “你的丈夫，你可以这么认为。你一点都不喜欢你丈夫吗？” “喜欢？”她琢磨着这个词，“肯定是喜欢的呀，不是吗？我都嫁给他了。” 雷吉被告知，这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他们对薇拉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薇拉不想做任何改变。不过，薇拉声称自己在英格兰有过愉快的假期，她一直都想去那儿看看。 他们有了两个漂亮的孩子。我非常疼惜其中一个小女孩。“我跟妻子一共睡过两次，她是那时候怀上的孩子，”雷吉咧咧嘴，好像是笑了，“她想要孩子，也生了孩子。现在——就是这样。” 雷吉成了非常有名的烟草种植者。我来到英格兰很久之后，片区里有人来看过我。他们说雷吉对待黑人简直坏透了，为什么黑人们没杀了他呢？就是杀了他也不算过分。他讨厌黑人，黑人也讨厌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跟薇拉离婚了。薇拉去了开普省，一个人在那里饮酒度日。 有这样一张小照片：薇拉斜靠着一辆老雪佛兰车，身上穿着一件二十年代的裙子，露着膝盖，一条腿懒洋洋地向前伸着，嘴里叼着一个长长的烟斗。镜头里的她微笑着，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她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坏妻子。 她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是河对岸那个农场主的妻子。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在镜头下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人人都爱她，都讨厌薇拉。可这个女人也是个坏女人、坏妻子。薇拉不愿跟任何人做爱，甚至连跟自己的丈夫都不可以，而这个女人的做爱对象不仅有自己的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跟薇拉一样，她后来也离婚了，去了开普省。令人满意的是，尽管父母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可是薇拉和雷吉的两个孩子还是顺利地长大了，这或许可以归因于进化的力量（或者自然之力，或生命力）。雷吉非常看重我父母的建议，一星期里还会开车过来看望他们两三次。如果有人（包括我父母在内）对他说：“让你不要娶她，可你那时候怎么就不明白呢？”雷吉就会嘻嗬地大笑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他爱她。 贝蒂，或是叫弗兰妮，或杰米，每次只要依靠在游廊柱子上，或是拾起不小心掉落的粉色丝绸手帕时，她的屁股或大腿总会懒洋洋地招摇一下。她脸上的笑容像是在昭告全世界，除了必须要交的钱外，她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多掏一分钱。对此，她深感自豪。她坐在那儿，身旁堆放着丝绸、缎子、咖啡色的饰带。她的爱人刚刚从乌姆塔利风尘仆仆地归来。她将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大笑着说，“为什么不留在乌姆塔利过夜呢？我从来没要求过你，让你每晚都开车过来，对吗？” 他听了很伤心，脸色泛着白，眼睛闪耀着恳求的光芒，他磕磕巴巴地说，“但是……亲……亲……亲爱的，我……” “哦，别放在心上！”她朝他笑了笑。连我瞧见这笑容内心都晕软了，更别说是他了，就好像他得到了原谅似的。可他犯了什么过错需要原谅吗？ “这样的女人太常见了，”费舍尔奶奶说，“但那样傻的男人再找不出第二个。” 我会几个小时都跟这个女人待在一起，她也很喜欢我的陪伴。这个可怜、笨拙、贪婪的女人闪耀着成熟的魅力，她本来在英格兰做着秘书的工作，来殖民地的目的是给自己找一个好丈夫，以胜过在国内就找的丈夫。 很快，他们两人就结婚了。后来，他们又离婚了。像这种散漫且唯利是图的女人难免以孤独告终，即便她们往往都是有钱人。 费舍尔奶奶是我所错失的良机之一。我本来可以从她那儿了解到更多历史课本之外的南非，而这是我所遇到的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女人，因为男人们又有不同的故事。我从未遇见过像她这般非凡的女人。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些路过她家房子和她生命的人，即便她都采取了顺性而为的姿态去对待，但也没几个人有过她那样的经历。她所做的不仅是提供食宿——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来到文巴向她讨教，或请她联系高层人士，因为她似乎认识这块殖民地上的每一个人。一些知名人士，甚至时尚人士都会离开索尔兹伯里那辛苦的社交生活，来她的老房子度假。我曾看过一个内阁官员的妻子和她八岁大的女儿坐在那儿吃晚餐，紧邻她们的是一名正在绘制文巴山脉图的土地测量员。后来，他们在游廊上聊到半夜，要不是这个地方，这三个志趣相投的人就没有机会见面。 正是那个女人，让费舍尔奶奶瞬间想起了自己的过去。那个女人正在努力宣传一种新的饮食信条——长身体的女孩应该以肉食为主，最好是半熟的肉。费舍尔奶奶听后说道：“在德兰士瓦省北部的一处矿山时，我曾亲历过一次旱灾。除了咸牛肉，我们没有别的食物，于是我跟卡菲尔人连续吃了两个月的咸牛肉。还有一次，在斯泰伦博斯附近的一处贫穷农场，我们吃了半年的南瓜和玉米稀饭。无论吃什么，你的身体都能承受得住。”哎，要是我当初问了她……可我却深深地着迷于费尔（还是派特或托尼）。不过，也许我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提问。 我健健康康、精力充沛地回到了家，我戴着亲手做的胸罩。面对眼前这个敌对的、穿了新胸衣的年轻女子，母亲切换到了战斗模式，她呼叫着：“迈克尔，迈克尔！”母亲一直叫到父亲来，然后拉起我的衣服，使我穿戴着的东西露出来。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父亲说着走了出去。 我被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吞噬。这种情绪以前也出现过，那是在我月经来潮的时候，母亲奔走在房子里，把消息宣扬给了我的父亲和弟弟。 我把对母亲的愤怒和厌恶想得太过火了。许多年里，我都将其抛诸脑后，直至一件事的发生，才让我开始反思。多年以后，我住在一位精神错乱的老妇人隔壁，但半条街的人都认为她不该去疯人院。她在肉体上已经没有任何羞耻感，甚至连正常的敏感度都没有。她会把肮脏的、发臭的脚伸到你面前，强令你给她洗脚。要么她坐着从脚上摘着皮肤碎屑，或把脚放进嘴巴里，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有时，她坐在某处，舌头向外伸着，用手抓挠着浑身上下，脸上却是舒适满足的表情。她会把自己那巨大、晃动的乳房抬起来查看下面长的疹子，也“邀请”你看一看。她还起劲儿地摩擦着胯部，就像在用毛巾给一条湿狗擦身体。令人作呕的事情一件件发生，但她毕竟是个精神错乱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无法克制。 我的厌恶和愤怒之情异乎寻常，太过强烈，不合情理……但也符合情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极小的孩子和一个粗野的成人关在一起。“粗野的成人”是指谁？大多数父母为孩子寻找保姆或者代管人时，就像在购买日常杂货一样随便。而他们找来的人呢？也许会像酗酒的米歇尔夫人一样，就是那个曾跟我同住一屋的女人，甚至也有可能像我母亲那样。 对一个孩子良知的最小侵害，也是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一个客人来了，笑着弯下身靠近小孩。客人的下巴上有一个又圆又亮的肿块，就像是哺乳期兔子的奶头，里面还长出了一根姜黄色的毛发，这根毛发泄露了一些肮脏的秘密勾当，甚至残暴的行为。“妈妈，为什么……？”“那只是一颗痣。”“她的下巴上怎么会长鼹鼠呢？”“不是鼹鼠，小笨蛋。”如果看到自己父母的身上长了个小疙瘩，或是看到他们汗湿的腋毛，那么小家伙就会立刻缩到一边，虽然一言不发，但眼睛却还在盯着看，心里充满嫌恶。 撩起十五岁女儿的衣服，把她的胸脯暴露在她父亲的面前——这举动虽说不得体，但也算不上犯罪。 同样也是在很长时间后，我交到了一位治疗师朋友，她的专长是处理母女之间的关系。“这很常见，”她说，“母亲会跟女儿产生极大的共鸣，她几乎区分不了自己的身体和女儿身体间的差别。”一位母亲在责备打女儿时说：“这就跟我打了自己一样。”另一位母亲在对自己的小女孩又喊又叫后对治疗师说：“我们是母女，她当然会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并非暗示说母亲也有这种神经症状，不过，她确实会像对待自己身体那样摆布我的身体，或者至少把它看成她的所有物，毕竟她做护士的时候可以任意对待病人的身体。 我捍卫着自己的身体，对母亲敬而远之，拒绝她的碰触。做出这种反应时，我明白自己其实想说的是：“我不要被那些东西传染——疾病、忧郁症、糖尿病、带着伤疤的可怜兮兮的残肢，还有战争，战争，‘一战’……堑壕战，我不要！” “我不再是小孩儿了。”我对她说。 在费舍尔奶奶家时，我长胖了太多，现在必须减下去。如今人们也许会抱怨说厌食症如何如何，可我当时确实有很好的自我保护意识。母亲指责我说“不吃不喝”，可我真的找到了一种健康的饮食方式。我吃的是西红柿、花生酱，体重也随之迅速地减了下来，这给我带来了快乐，却惊吓到了母亲。虽说这反应不太协调，可本来也没有什么方法或常识去权衡母女关系。 关键是我很有头脑——不是吗？就跟母亲所希望的那样睿智。我一早就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了，虽然你可能觉得女孩子跟这个词沾不上关系。我用短语“走在悬崖边”来形容青少年的行为习惯。他们会刻意营造出一种局面，让自己几乎因此遭难。当然，他们的确会受些挫折。家长们听凭自己的想象——女儿一定会怀孕，要么堕胎，要么生下私生子；儿子则会因为欺负女孩而被捕。但事情根本不会像这样发展。虽然各种危机和警报仍在继续，但女儿们早就暗访过医生，做好了避孕准备；儿子们则会在引发严重后果前的一刻，及时遏制住自己的蠢念头。 我站在灌木丛的一个角落里，手中松弛地拿着一把步枪。突然间，就像第一次看见自己大腿似的，我心想，它们可真漂亮，修长的、匀称的、肤色健康的双腿。我掀起裙子，端详着自己的身体，直至短裤边，姣好的身体让我的心中盈满了自豪。再没有比这更欣喜的了，这一刻，女孩意识到自己拥有如此优美的身段，如此美好和光滑的四肢。 我的身材跟那些杂志模特们的一样好，可是我穿的衣服却……我们家没有钱，一个子儿都没有。我们的衣服从来不是买回来的，而是母亲一针一线完成的。可她做出来的衣裙只适合小女孩，因此，我整天都能看到她用哀怨的眼光瞧着我的身体发育并变得细长。 我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可没钱买布料。于是，每到收信日，我就带六只珍珠鸡去屠户那里。珍珠鸡是当日清晨打的。天色还半明半暗的时候，我从家跑到田地里，在它们还没从树上飞下来吃食前就逮住了它们。对此，母亲几近情绪失控，她怒不可遏地大声斥责我，但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你竟然在逃避我，竟然要离开我！而我却仍然受困在这个糟糕的、悲惨的个人生活中，永远也无法逃脱出去！” 达尔达甘商店的货架上叠放着亚麻布、棉布，六只珍珠鸡卖来的钱足够做上两条裙子了。看到我身穿崭新的漂亮衣服，母亲大声说：“要是在英格兰，你还是个育儿室的小不点。要是让十五岁的女孩就变得这样成熟，那这个国家就太可怕了。” 我必须离开这儿。 这一次，我去了南部的一座大城市——约翰内斯堡。 父亲年轻时，曾在诺里奇跟一对姐妹花跳过舞、调过情。“我爱上了她们两个，”他说，“可我对她们的母亲更有好感。”说起这事，遗憾和嘲弄的语气悼念着那流逝了的时光。 姐妹花中的一位后来嫁给了矿业协会的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那个男人如今成了一名举足轻重的管理人员。她跟父亲保持着通信，在信中说丈夫对她用情不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做爱这件事不怎么上心。收到从那个海岸线寄来的伤心故事时，父亲都会把信里的内容转述出来，这次也是一样。在转述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看我的母亲，话语里透露出一丝悲伤，其间还夹杂着克制的怒意，又一次在抗议这种对人身自由的剥夺，但又不仅如此。 母亲给格里菲思家（暂且就这样称呼吧）写了信，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允许她“处于困境中”的女儿去拜访，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坐火车“南下”的体验。我们是在“一战”后移民过来的，拥有乘坐火车的特许权。路上走了两天，二等隔间里有六个人。每到一站，火车会停上一个小时那么久。站台上的黑人孩子们，或拿着木刻动物，或拿着橘子、杏，或者不多的番石榴。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傲慢嚣张的白人则在为三便士或一小枚钱跟他们讨价还价，还会把玩具高高地举起来，让孩子们够不着。黑人孩子们担心自己被诓骗，而他们居然哈哈大笑。火车开动了，他们一边笑着一边把硬币丢下去，嘲笑着那些在沙尘里争抢的孩子们。内丁·戈迪默在故事《罗得西亚的火车》（The Train from Rhodesia）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到了约翰内斯堡，一辆配有司机的专车载着我驶入了富有的世界——一座大大的房子坐落在最富裕的郊区，房子配有仆人（不同于我们那儿，这里都是女仆），还有木栅隔窗，散发着围城的气息。在当时来说，或许很奇怪，但之后这种气息不断加深。 格里菲思先生是苏格兰人，说话时还带着家乡的口音。他性格直率，人很聪，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他的妻子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女子，她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珠宝，留着一头蓬松完美的灰色头发。当格里菲思先生像客人似的回到家里时，她的妻子就会过来招呼他——表面上看是在毕恭毕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那满是责备的眼光一直落在丈夫身上。瞧，又是一对这样的夫妻——跟对方截然不同，注定让彼此不开心。 这儿的饭菜很简单，都是英国食物，餐厅在我看来很呆板，让人不愉快，就像这座充斥着昂贵东西的房子一样。离开家里那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后，我才觉得它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更令我感到愉快。 格里菲思夫人没有工作，那个年代的有钱女人都是不工作的。她感到无聊，非常无聊。她会说上一句：“哦，天啊，我看还是坐车去兜兜风吧。”汽车司机名叫斯坦利，是一名年轻的南非人。他身材瘦削，眼光冷淡，身上曾被火灼伤过，出身于真正的穷苦世界。他的特质总能令他立刻被人辨认出来。比如，他对黑人和有色人种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他的眼神中总是透露出焦虑。除了开车之外，他还要负责对车的护理，还得跑腿、购物。他的角色就像一个“儿子”，但却足够恭敬有礼，带着南非人的那种随意姿态，时刻留意着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住在这片郊区的有钱人的房子都很相似，坐车出去兜风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转一转，或者去一些高档的店。 格里菲思家的一位朋友经营着一个精品服装店，他们认为，在那儿工作上一个星期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每天都会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女人走进店里，然后坐下，挑剔地看着那些呈现在她们面前的套装和连衣裙。当然拿服装给她们看的并不是我，因为我是首席销售的助理。很多时候她们并不买东西，店里总充斥着女人的闲聊声。很久以后，我遇到一些女人，她们都是在约翰内斯堡结的婚，但后来飞到了伦敦，逃离了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因为生活很无趣，弄得她们心有愠怒甚至歇斯底里。从外面来看，她们的小世界似乎是一座监狱，或一所寄宿制的贵族学校。她们只认识彼此，每天都会在派对和慈善活动上遇见彼此，连找的占卜师都只是那么几个人。不久之后，她们会去找印度教导师，还会谈论生态话题。在我看来，服装店里的衣服实在太可怕了，但真正可怕的，是穿这些衣服的人。我告诉格里菲思夫人——那时候，有教养的孩子不会直呼长辈的教名——如果是为了提高我的素质的话，我不认为这家店对我有裨益。我的话充满敌意，很不客气。但这是“跳跳虎”说的话。不过，格里菲思夫人并没有觉得可笑。 约翰内斯堡举办了一次博览会。他们期待着通过让我参加博览会，使约翰内斯堡这座城市对我产生助益。博览会的场面着实吓人——巨大而浮华的展示馆、庸俗的物品，还有一大波人群。人群中有许多从乡村来的白人，他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被眼前所见的尖端产品震慑住了。许多黑人也来到这里，跟我所认识的那些黑人不同，他们时髦得多了，自我意识更敏锐，穿着也更得体，而且都很有进取心。此刻，他们正认真地打量着那些并非以他们为受众的陈列产品。斯坦利说：“卡菲尔人真是越来越厚脸皮，他们需要被胖揍一顿。”这可真像疯语。 我还去了电影院，那简直是索尔兹伯里影院的豪华版。影院外，影片的名字在灯光下闪烁着，影院里，人们身着盛装，佩戴着珠宝饰品。 有时，我们也会让斯坦利开车送我们去某个雅致的茶室赴约早茶或下午茶。同样，那儿也是一个又一个女人，一群又一群女人……她们聊啊、聊啊，手里还摆弄着金链子和手镯。“穿金戴银，别嫌多！”这是约翰内斯堡的呼声。 我的“南下”之行打开了一扇大门，门后似乎只有无聊和不幸的女人。不过，还是有一次例外的。那次，格里菲思家吩咐斯坦利开车载我出去转转。他把我带出了那片富人区，穿过一条条越来越破落的街道，最后停下来。那条街看上去跟索尔兹伯里初建时的街道很相似。无数美国西部小说描述，货车在街上颠簸着的，牛仔高声喊叫着；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小镇里，街上的印第安人倚靠着墙，嘴里嚼着古柯叶子，眼睛瞧着游客们；在洛杉矶的边缘，街道消失在深谷之间，沿途是弹球机和墨西哥餐馆。而我眼前的这条街修建于四十年前，宽阔得足够容下一辆货车。沿街是平房，在一座座东倒西歪的小房子中间散落着一座电影院、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一个舞厅、几处便宜的小饭馆，还有酒吧。整条街上都看不到几个黑色面孔，因为这儿主要居住着生活艰难的白人。（并非“贫困白人”——这个词是用来形容生活在“乡村贫民窟”的穷苦庄稼人的，通常是指南非白人。）街上还有一些印度人经营的店铺，闪烁着耀眼的亮色。 把豪华汽车停放好后，斯坦利对我说，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在车里坐一会儿，他去去就回。但我选择跟他一起进去。整座建筑就像一个谷仓或会堂，到处都是台球桌，每个桌子外围都是一群因经济大萧条而失业的男人，后方的桌子旁也有一些男人在玩着纸牌。还有两张桌子是用来玩二十一点牌游戏的。姑娘们都化了浓妆，留着电影明星维若妮卡·蕾克或珍·哈露的发型，身着晚礼服。她们正用长钱耙移动着筹码，能看出来，钱耙是用金子做的。这些金子做的筹码，还有用金箔纸包裹着的杯子和瓶子都诱使着顾客们来到这个酒吧，这儿还卖便宜的开普敦葡萄酒、开普敦白兰地。所有的男人都很穷酸，上身穿着洗过多次的、露着线头的白衬衫，下身穿着廉价的灰棕色长裤。女人们则个个光彩照人，穿着小礼服或舞服。这儿有数百个男人，三十几个女人。 费舍尔奶奶透露，她曾在兰德地区开过一个赌场，不过后来被警察查封了。（要是这种透露的方式曾被谁所理解，那它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有趣的回忆。）我起初没找着斯坦利，他消失在了一群扔骰子的人里。不过，他的卡其司机制服很打眼，我还是看到了他。他在那儿玩了大概二十分钟。根本没人注意到，墙边站着一个穿着棉布裙子和凉鞋的姑娘，她被烟草味和酒味熏得有点恶心。 从人群中走出来时，斯坦利的脸色阴沉得可怕，他只是朝我点点头，让我跟上他。我们回到了车里。“我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坏运气，只有它。跟你说吧，我真是深受打击。”他跟我说，每天晚上完成了在格里菲思家的工作后，他都会出来当酒吧侍者。“幸好梅布尔不知道我在干这事儿，不过，我也得生活，不是吗？”梅布尔和斯坦利，还有格里菲思先生和斯坦利——就现状来说，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就是一种民主。 梅布尔·格里菲思时不时会尖酸地说起丈夫的吝啬。 姐妹花中的另一个住在南非的某个地方。我后来也见到了她。她体格魁梧，肤色很深，穿着“好”衣服。父亲说像这样的女人，他是永远都不可能娶的，因为她们对待侍者和仆人都很粗鲁无礼。 这家人对我都很冷淡，但他们却浑然不知。斯坦利并没有说让我别“说出”他带我去了哪里。这家人没有他那么体贴，不过格里菲思先生是个天生心肠仁慈的人。我在那儿的时候，他几乎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以为他不喜欢我，但他却从约翰内斯堡那么远的地方给农场寄来了东西，一个送给我的打字机。这个机器很大很重，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它太重了，家里的厨子大笑着将它抬进了我的房间，还假装倒在了它的下面。 格里菲思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内容简短的、直截了当的信。他过去曾是苏格兰的一个穷小子，但他开拓出了自己的路，他想给我些建议——我应该尽可能地去学东西，学什么不要紧，因为迟早会派上用场。信里还说，年轻人常常会忽略，只要去用心寻找，就会发现身边都是机遇。他还给我寄来了一本作家和艺术家手册。 我回家了。我?很高兴离开那座黄金之城。 母亲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如今回想起当时的状况，她再没有出现比那时更糟的时候，这真令我讶异。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确被震惊到了。我既感到“无能为力”，又被愤怒和沮丧逼得发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钱——每句话里都是这个字，钱——这个字出现在日日夜夜。父亲利用大把时间和从别处凑来的钱挖壕沟和天井，以及买炸药。他没有精力打理农场，却可以连续几小时在房后用淘金盘取样。他的热情没有夹杂私念——一名探矿者在漫步时发现了一块不错的礁石，不到几英里外就是一个小金矿，父亲知道后非常欣喜，还跑去跟人分享礁石、土壤以及用占卜探矿的知识。但不管怎么说，农场还得打理。我现在想，作为一个能力超群的女人，母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接管农场？在片区里，的确有女人在经营农场。我猜她是不想伤害丈夫的自尊。 那时候，母亲对我大发脾气，说我不仅自私，还浪费钱。“哪儿浪费了？”我问。为什么不把卖珍珠鸡的钱贡献给家里？她也知道，这个想法不可理喻。我们欠达尔达甘商店的钱超过一百英镑。我们陷入了困境。母亲本是一个仁爱慷慨的女人，她也想把钱花在我身上，但这场战争让这成了不可能。她让我联想到一只鸟，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在撞击着关它的栅栏；让我联想到一个被虐待的、可怜的小女孩。我对她深感同情，但又充满厌恶。 “钱，你为什么要浪费钱？你知道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你除了自己什么都不关心……” 在索尔兹伯里，我的父母又跟土地银行进行了一场屈辱的会面，他们需要申请将贷款延期。这工夫，我在马尼卡路上的一个家具店外徘徊，在用艾伦·格里菲思先生的信给自己打气。店里都是光洁又高档的“成品”家具，每个窗子上还摆放木板制成的真人大小的主妇模特，她们坐在桌旁或椅子上，快乐优雅地朝着人行道绽放着微笑。我走了进去，请求见一下希曼斯利先生。他很瘦，但肚子上的肉却不少。天热，他只穿着衬衣，经济萧条让他很焦虑。我对他说，他没有摸清应该如何展示他的产品，但我可以写一些诗给他，他每星期都可以给《先驱报》的个人专栏投稿。他觉得很有趣，说想要看看样例。格里菲思先生写的信让我暗喜。我拿出了一些简单的诗歌，每一句都以劝勉性的话结束——希曼斯利风格，别样的家居风格。我提出每首诗要价十先令，不过最后是以七先令成交的。有几年，每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会匆匆完成几首诗歌，然后带它们走进希曼斯利店。在那儿，他会为我拿出茶水和糕点，怀着对逝去年华的伤感问一些我的近况，有时也被“跳跳虎”逗得哈哈大笑。他说我为店里打的广告招徕了顾客。在印度人的店里，一两个先令可以买到上好的棉布和平纹细布，一双像样的鞋需要十先令，一个好的手提包需要一英镑。没有人戴手套，或穿长袜。 从希曼斯利店得到的钱丝毫没有改善我家的状况。对母亲来说，每一件新的衣服、裙子或胸罩都像插进她背负的十字架上的新钉子。现在，我们又开始争论起了种族歧视的话题，也是土著问题。麻烦的是，我没有事实或者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模糊却又强烈地觉得这个“制度”有很大的不妥。比如，为什么这些人在我们的农场上做工，却只得到一点点工钱？那时，有人在《罗得西亚先驱报》（Rhodesia Herald）上，以“常识”或“公平对待”为署名，发表了一些信件，称黑人们因为饮食和住房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所以做事效率低下，而且无论怎样，他们都应该受教育。每一封这样的革命信件都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下一次的来信专栏中又会有人署名“愤愤不平”、“本国三十年”或“拓荒者之妻”，要么说黑人们就算得到更好的东西也不可能心生感激，要么说他们应该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或者声称教育会宠坏这些黑人。虽说我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我从来没遇见过一个人跟我看法一致，也没有发现哪本书能帮助我。的确， href='2121/im'>《雾都孤儿》中所描写的英格兰男孩的情况跟这里的黑人小孩差不多，但它无法作为一个论点讲给西里尔·拉特、鲍勃·马修斯或麦考利先生。 我的论点杂乱又滑稽，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不久，父亲说他一天都无法再忍受家里两个女性的争吵。他说，我对他们两个人没一句好话，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在自己为人母后，我开始同情那些问题少年和少女。 我去了索尔兹伯里附近做了一名保姆。（那个年代，有钱人家会交换女儿来养育，借以学习不同的语言和异族作风，这被称为“互惠”。）我渴望拥有新的体验，而这份工作听起来充满了浪漫色彩，即便是最热血的青少年，也能从中得到满足。（“青少年”这个词还未投入使用。） 埃德蒙兹太太出身温哥华上流社会，曾是有钱人家的漂亮姑娘。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位生活贫寒却出身名门的罗得西亚农场主，然后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现在，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而我就负责照顾那个四岁的小男孩。 这户人家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小山谷对面是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从此，我开始负责照看小孩，虽然偶有中断，但持续了好几年。这个从未能拒绝任何近在咫尺的婴儿或幼童的人（“抱抱我”），现在已经可以独立照顾一个令人愉快的、机灵又顺从的小男孩了。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可他并不很黏我，小孩子经历的保姆和看护者多了就会这样。 埃德蒙兹太太真是个美人，她那酪乳似的皮肤上淡淡地点着几个雀斑，头发是褐色的，身段如杨柳一般柔美——我在修道院时的朋友莫娜也有这样的身段，但她骨瘦如柴，雀斑太重，都快把粉色的皮肤遮住了，而且头发毛躁且发暗。莫娜有个酒鬼父亲，加上她出身于破碎的家庭，她似乎总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抱歉。我知道，要是有钱的话，她可以跟埃德蒙兹太太一样美丽。和这位太太接触过后，我又一次认识到我的母亲是多么的干练。埃德蒙兹太太处理生活琐事时，身穿双绉睡衣，口中哀叹着，眉头紧锁着，旁边还有人服侍。她那新出生的宝宝大概一周大，是个“有教养的”婴儿，配有一个专门的护理员。不少女性会因为处于无助的境况而获得好处，我会想起埃德蒙兹太太，想起她那位迷人、体贴且忧虑的丈夫，如何像对待病人那样照顾她。“他们可真穷！”这对夫妇总是这样说。在这之前，我听了太多跟贫穷有关的话题，但我没有听进去，也不能听进去。中产阶级的贫穷永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如今我再次想起这个我所探索的问题——究竟得到了谁的、怎样的承诺，他们才会觉得如此失望？ 马库斯很少需要照顾，但他就像一个欢乐的、毛皮光滑的小狗一样跟在我后面跑。很快，除了照顾他，我也开始负责很多其他的事情——从商店订购食物、烹饪、吩咐“男孩儿”做事、协助那名护理员处理吸乳器、做滋补食品。 我幻想着许多迷人的未来，但没有一个依赖于良好的教育。我的幻想中有英俊潇洒的爱人，也有引起争议的英雄人物（阅读传奇小说的读者应该熟悉），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带去魔幻的岛屿、海岸，以及那些我在书上看到过的城市。 我自己也写一些短篇故事，还在南非的流行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多年后我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些稿子，因为羞愧，我当下就把它们撕碎了。我曾为了迎合市场而写作，也取得了成功。后来，我却发现自己再也做不来这事儿了，即便再需要钱也做不来。 埃德蒙兹家说没钱再聘用我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据说他们请了一名真正的英国保姆，工钱将由埃德蒙太太的娘家支付。后来，他们两人离婚了。如今，我仍记着这对可爱的夫妻和他们的小男孩，仿佛他们一家子都是可爱的孩子。 我跟他们一共相处了三个月之久。（我已进入了成人期——更确切地说是成人的早期，这一阶段迥然不同于中年以及晚年时期。） 我已经在索尔兹伯里待了一年。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这家的父亲是英格兰北方人，曾创办了国内最著名的公司中的一个。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因为贪图金钱而娶了这户富裕人家的女儿，他是从英格兰的经济萧条中逃出来的难民。有人说这个女人外表平平，穿着过时的少女的衣服，发辫绕在头上，完全不符合现下的流行品位，很明显，她是下决心不作任何攀比了。不过，她的脸上常浮现着一丝笑容，看上去既精明又天真。跟英俊的丈夫尽力调情的同时，她说不定还在想：“我也许并不漂亮，可瞧，我都有什么。” 她的单身兄弟也住在家里。他经营着家族企业，是一名基督徒，做事恪守常规。就在这座房子里，有一次无线电播放了一整天的皇室婚礼。我觉得是玛丽亚公主的婚礼。每次皇室颂歌奏响时，他都会立正站好，也就是说，他重复这个动作有几十次之多，但这只是他自己的信仰，没有其他人监督他。这引起了我或者说“跳跳虎”的嘲笑。从男主人和我交汇的眼神中，我得知男主人对这件事的想法跟我一致。可就在这时，他却说了一些尊奉惯例的话，为的是在这个虔诚的爱国主义的家庭里维护他自己的地位。为了获得一个拥有保障的未来，贾斯柏（暂且就这么称呼他吧）正在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将自己视为一名知识分子，相当于“一战”前我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他熟知世界现状，也很有自己的观点。不过他的观点太过强烈，必须谨慎提出才行。 我经常会意识到——甚至包括在给小孩换尿布的时候——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些描述词，比如“这女娃真聪明，会读这么多书”等。我陷入了耽于幻想的重复性的阅读状态，而这种情况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美国中西部小说里那些朝气蓬勃的女主人公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大量的简易通俗小说，是帮助读者想入非非的东西。 不过，贾斯柏阅读的却是另一番天地。 将我摇醒的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写的 href='1960/im'>《未来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e），但本来也可以是其他任何一种东西。我对许多想法都一窍不通、茫然无知。也许，每个人在回首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行为粗野、困惑不解、苦苦挣扎的小孩，也会看到老人们的体贴和仁慈。 贾斯柏性格耿直，说话直率，是一个容易交往的人。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他从英国订购的政治和社会学书籍，当然，这些书并不是拥护左翼观点的，因为他本人不是左翼分子。除此之外，他还给我介绍了人人文库出版社。我第一次听到了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的观点，也就是说，这观点并非出自一个“狂热者”——它关乎土著问题，依据的是开明自利的原则。贾斯柏说，黑人的温饱、住房和教育问题应得到妥善解决，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对白人有利。他和善且理智地发表着这些观点，好像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事实并非如此——私下跟他讨论时，我发现他因为这一观点的可行性太差而心急如焚。也就是说，这些煽动性的观点就这样进入了这个家庭，而它们在许多年以后才受到人们的尊重。 我又开始负责照顾一个小婴儿，他刚刚四个月大。确切地说，他就像我的宝宝，看护他一点都不麻烦。在那个时候的中产阶级家庭里，没有乳汁可吸的婴儿们吃奶粉。将奶粉放在一个瓶子中，将保温瓶中的开水倒进去一些，再倒入白开水使之冷却，然后喂给婴儿，轻轻拍婴儿的背，使其打嗝，这工夫，清洗过的奶瓶在炖锅中的沸水中消毒，直至下一次喂食。一整套事情做下来简单快速，效率也高。这个婴儿性格友好，很容易相处。他不哭闹，喜欢被人拥抱，他能睡一整个晚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睡觉。 这并非说他的母亲不喜欢他——她为他感到骄傲。事实上，她只是缺乏母性的温柔，而且，她也不太会持家。虽然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学习任何一样东西，可她就是提不起兴趣，也正因为如此，我心里对她充满了嘲笑（我常用的那种）。她曾在英格兰北部的一所大学获得了家政学专业的学位，现在她正照着课堂上做过的笔记给家里定餐。 星期日：烤牛肉。星期一：小片炸面包以及肉片（肉末状）。星期二：炖牛肉。星期三：腌肉。星期四：牛排和牛腰馅饼儿。星期五：炖牛心樱桃。星期六：牛肚加洋葱。 白人主妇的生活谈不上艰辛。家里有四个仆人，还有厨子、男仆、园丁和黑人小孩。每天清晨，杂货店和肉铺都会接到当天的定购电话，接着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把物品都带回来。虽然不排斥这样的饮食，可贾斯柏也会幽默地提些建议：“也许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下菜单——比如把肉片换到星期六吃怎么样？”她镇定和善地笑起来，安抚着他的胡搅蛮缠：“可按照预定的食物来做，很简单呀。”贾斯柏没有抱怨，也没跟我说过什么，但定餐的事情确实由我接管了。我也经常烹饪，虽然厨子不太喜欢我干涉他们的分内事。 女主人坐在印花棉布沙发里，手中拼缝着上好的布料。她会给自己做碎花紧身连衫裙，搭配匈牙利式绣花上衣，这在当时很便宜，但很能衬人。她也会动手做一些女裤和衬裙，布料都是从高级店里买来的昂贵丝绸和缎子——她不用任何廉价的日本丝麻缎。“很漂亮。”她那英俊的丈夫一边说着一边挨着她坐下来，周围是粉色和淡紫色的碎布料，他的头向一侧微微歪着。接着，他刻意地怪笑了一下，并飞快地朝我瞥了几眼，然后将手抚上了妻子的面颊，让她抬起那黑色的睫毛，好让他深情地望进那一对兰花般的美丽眸子中。“呃……”他喃喃着，“啊……”他双手拂过她光滑的发辫和那复又垂下的眼皮，目光却久久地注视着在另一张沙发里逗弄孩子的我。我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我知道他想引诱我，也知道他不会真的这么做，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是不能这么做。 与此同时，我在试图引诱他的小舅子。这位小舅子经常会在夜里来到我的房间，除非需要参加例行会议或者共济会活动，或者去做演讲——可能并不是以城市长老的身份，而是以一名见习生的身份，毕竟他才二十来岁。在我的房间里，他亲密地挨着我躺下，试探性地、笨拙地亲吻着我。我不明白，在性爱被认为有伤风化的同时，为什么这种行为却被看作无伤大雅。我发现他的神论观点不足以令我信服，但关键是他在性方面并不热情。我在这户人家一整年，他都是这样不冷不热的，而我只能更加沮丧和愤怒。贾斯柏把这都看在了眼里。他对我说依他看，我是在浪费时间。言外之意是，他的小舅子并不是什么卫道士，而是本性如此。 那一年里，我带这位小舅子回了两次农场，这让他很开心，他喜欢被我母亲视为我的一个潜在追求者。我博学的父亲说，他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我和这位半心半意的追求者之间的故事蕴藏着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这无疑很符合道德家们的看法。如果说我进入这户人家时在索尔兹伯里还没有一个认识人，那么在离开时，我已经拥有了许多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你也许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姑娘选择跟一位看起来对她没多大用处的年轻人在一起，或者至少说她似乎对这位年轻人所在的领域兴趣不浓。那么姑娘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她的行为只是源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只不过她本人却对此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 有那么两次，我曾引诱他进入月夜下的灌木丛里。如今我惊讶地发现，我当时确实花费了心思去引诱他，甚至还做好了自我避孕的准备。（在贾斯柏借给我的某本历史书中，我读到了自我避孕方面的知识。）在灌木丛里，我们如常地进行了亲吻、拥抱，可他还是决定将童贞留给自己的妻子。 我在这户人家也做别的事情，比如制作服装。我每个月的工钱是四英镑。几年前，我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加入到乌姆塔利青少年们的帮派或团体生活中。麻烦的是，现在我又遇见了同样的状况——因为年纪太轻，我不能出席成人场合。我的确去过一次成人舞会，那儿的人们对我都很友善。我做出来的服装都非常精致，可对于身为保姆甚至说女管家的我来说，它们并不适合。看到我在成人的海洋和浅滩上浮沉不定、奋力挣扎，一位有同情心的女主人把适合她的那些带有花朵和褶边的衣服推荐给了我，但惊讶地发现它们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我还做了另一件事。婴儿们起初都像猫似的一天睡十八个小时，清醒后就会变成了爬行宝宝，之后再不满足于游戏围栏——他们需要一些乐趣。每天下午，我都会带着婴儿去公园转上几个钟头，推着婴儿车四处走走。我并不想坐下来，不想跟那些推着婴儿车的、抱着婴儿的女人们同框。我感到很无聊。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在公园里推着另外三个婴儿——陆续出生的、我的孩子们。如今再回想起那些下午的时光，我只觉得单调、乏味和难熬。仿佛如同多年前那般，时光在向前蠕动着。我一边推着婴儿车，一边跟友好的小婴儿聊着天，脑子里还在作诗。我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写了很多诗，如同着了迷一般，几乎每一首诗都夹杂着忧郁和喜悦的感情。我想，那些诗只有几首算是好的吧。 没离开这户人家之前，我一直都在忙碌，不仅要煮饭，还要全权负责婴儿的日常生活。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贾斯柏的那些书，私下还跟他交流一些政治见解以及在土著问题上的看法。每个刚入夜的晚上，我还得为那位沉着的追求者的童贞而搏斗。 我处在一种对情欲的狂热渴望中，童年时代的多情幻想就此被取代。 诚实地说，我在整个青春期里都着迷于性欲，而这种心理在作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的小说《仅仅为了爱》（For Love Alone）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诠释，这可能是描述女孩成长过程最好的一部小说。不过，这是因为“爱情”在我头脑中留下了痕迹，所以我才会这样说。 同样诚实地说，我在孩童时代、少女时代以及青年时代都遨游于书的海洋。但也可以说我把时间同样用在了漫步灌木丛，倾听着、注视着发生的一切。就此，我们来到了记忆的核心问题上——你能记起的是有记忆的自己。 我认为，有些女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应该找个比自己年长十岁的男人上床，借此明白见习生般的爱情总会告终。当然，我知道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少女会因此心碎。可无论怎样，这都是难免的。那么这种想法会不会导致一些现实问题被忽略呢？比如，学校和家庭作业？但这位爱情导师会坚持要少女们完成作业，参加适当的社交活动……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比如说印度，曾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年轻人十三四岁就结了婚，接下来小夫妻会被关在一起好几个月。想必他们都没有上学，也不可能去上学。这并非只是理论，它本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问题不在于“性欲”——它总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满足，而在于“对情欲的渴望”——它总在寻找实现的可能，是一种改造手段，是一个入口，至于具体通向哪里尚无定论。这种渴望类似思乡病，或者说它就是思乡病的一种，也许是对过往的，而非未来的伊甸园的渴望。它是一种病，会使人失去能力。 我认定，父母没有完成的梦想和愿望会对孩子产生影响。我确信，父亲的失意和沮丧在当时的确影响了我。他的性欲受到了遏制，这并不是秘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谈论起那些吸引自己的女人时，他的语气中流露着留恋，也会立刻对她们同情起来；说到某个男人或女人婚配了性冷淡的另一半时，他的语气中会流露出遗憾。还不止这些。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起一些事情，将自己的处境表露无疑。虽然很高兴自己被当成知心密友，但我仍然希望他没那么做。我还太小，并不适于听到诸如此类的话。“那种事早就被你母亲忘得干净了。”听到这话时，恐怕所有跟母亲作对的女孩都会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我却同情她，为她感到难过，因而陷入了矛盾之中。母亲向我吐露心声时，我也不想听。看起来，疾病和疲惫已经让她无力去想什么性事。他们大声说出的事情，还有无意中透露给我的话，连同我自己做出的简单推论，交织成了一幅他们两个人的画面——我在七八岁时亲眼所见的一个小情景证实了这个画面。父母的卧室夜里有灯光照明，我和弟弟的卧室（后来成了我的房间）则很昏暗，只有夜灯发出的微弱光芒。在两个卧室之间，还有一个朝阳的大房间。跟往常一样，我和弟弟躺在父母的卧室里。我躺在父亲的床上，弟弟已经在母亲的床上睡着了。这时，父母一起走进了房间。母亲把灯放了下来，父亲搂抱着她，将她转过身来面对自己。他莽撞又害羞，就像一个大男孩似的——又像一个受挫的男人。“既然孩子们都大了，也许事情该回归原位了，可以把两个卧室间的门关上了？”他边说边亲吻着她，她笑了笑，却把脸转过一边，望向躺在床上的两个孩子。一会儿，她得把睡着的两个小家伙抱到他们自己的床上去。卧室之间的门在夜里总是半掩着的，后来我坚持关上它。 当初被送进母亲负责的病房时，父亲病得很厉害。他卧床了一年之久，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差点儿就丢了性命。那时候，母亲想要嫁的那位医生在海里不幸溺亡了。因此可以说，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虚弱”、“情绪低落”。母亲很快就怀上了孩子，那是一次十分艰难的妊娠，她不得不应对这个“不可能”的孩子——这一切都不太有利于做爱的兴致。后来，她又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一个被期待已久的宝贝儿子。我想，她爱上了这个孩子。我见过许多女人都会这样。她们很爱自己的丈夫，爱抚、亲吻、激情碰撞之后，生下一个宝宝，然后就会爱上这个孩子（男婴或女婴），并且变得如痴如醉。她哪里还知道什么丈夫呢？那个可怜的人已经完全被冷落了。我相信母亲一直都爱着她的宝贝儿子，直到这个孩子开始不断地拒绝她、离开她，变成一个身材修长、体格健美、惜字如金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学会了冷漠、只称呼她为“哎”，而并非“母亲”。 简单说，这段婚姻的当事人就是一个激情敏感的男人和一个冷淡伤感的女人。他的激情和她的伤感显而易见，可我却对此有所怀疑。他们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当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似乎说明，也许马利亚·斯托普斯称得上是一位提倡节育的好向导，却算不得是一个性知识的宝库。 即便在当时，他看到了母亲因为年轻医生的溺亡而心碎，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两个的婚姻生活从始至终都是一幅无比伤感的画面——一片美如天堂般的柔和景色中是两个衣衫褴褛的不安灵魂。“是谁牵羁着你？不是死亡，而是爱。” 母亲亦然，即便她曾在数月中护理着这样一个病重的残疾男人。 虽然言简意赅，但却已经足够。她的热情给了孩子，他的热情则给了梦，爱的美梦，以及战争的噩梦。 我之所以探寻，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记忆——我正在阅读萧伯纳的文字，他说人类太过耽于性事。我一定已经超过十四岁了，因为我每分每秒都能意识到自己甜美的身体，它就像一件崭新的、令我朝思暮想的衣裙。我感到恼怒、气愤，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尽管我当时明白自己的反应不合常理。对当时的我而言，萧伯纳正在剥夺的是我的权利。当然，体现在我身上的是那个时代的精华，是时代思潮的精粹。没有谁曾承诺我说，性与爱是我的权利、我的应得之物，尽管如此，我却学会了去这样理解。可这样的思想从何而来？又来自谁？在我的一生中，“性”以及“和谐的性爱”一直都是一项权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尽管近来的艾滋病将它否认。不过，为何它一直以来都在被视为一项权利呢？ 一位贤哲的历史学家朋友曾对我说：“问题在于你们（他指的是西方人）总是从性和政治的角度解释一切，似乎必须如此。可这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会让你理解不了过去，因为那时的人们考虑的重点与你们大相径庭。” 10 就像曾经放弃信仰、学校，离开家去当保姆一样，我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突变——我准备回家写一部小说。这些变化，或者说“转变”，其实并不唐突，它们只不过是在视野之外缓慢发生的新的物质或感觉积累的结果，不同于前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物质和感觉。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户人家，尤其是那个宝宝。对贾斯柏，我充满感激。在我看来，我的床伴就像一只纠缠不休的小狗或小猫，需要我的爱抚和轻拍。至于女主人，她对我而言再不是那个穿着农妇裙、留着辫子的单纯“少女”。不管怎么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她心满意足地以主妇的姿态坐在沙发里、低着眉眼做女红时，难道不是我在替她做所有的事情吗？ 很多年以后，我在候机厅里见到了她和她的丈夫贾斯柏，当时他们两个相对而坐。她已然是一位年老的少女，灰白的辫子上装饰着冠状头饰，眼睛一直注视着丈夫，她的丈夫俨然成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脂肪堆。从前，他一直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可眼下，她正带着温和且真诚的笑意对他说：“亲爱的，该吃药了。药片在你口袋里……你能够到吗？需要我帮你拿吗？” 看到朋友的女儿举止粗鲁时，我会站在朋友的一方，心里升腾起愤怒，开始讨厌起那个女孩……可是等等，看到女孩生气地低垂着双眼，冷淡地紧绷着嘴唇，我问自己，你忘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吗？……于是我就会对可怜的朋友说，你没注意到吗？她觉得你在威胁她，因为你对她太强势了，她害怕被吞噬。“什么，我怎么会威胁她？”的确，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强势，尽管有一个脆弱的小生命正仅凭着一丝运气漂浮在暴虐的大海中。于我而言，威胁我的并不是父母的强势，而是他们的脆弱。 “我不要！我不要成为战争的受难者。” 许多个夜晚，我曾坐着听无线电里传来的纽约新闻，还有希特勒的咆哮和叫嚷，以及一些德国人高声的响应：胜利！胜利！我感到害怕。那个男人的身份、声音几不可察地拨动着我的神经，以至于别人的劝解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你怎么啦？那个人离我们有数千英里远呢！” 一同坐着的还有我的父亲，那个遭遇背叛的男人。他多年以来所说的话正在成为现实，但他不必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历史正在为他说。他曾说，瞧着吧，德国人会重新回到凡尔赛宫。可没人听他的话，也没人听其他老兵的话，就像现在没人在听丘吉尔说什么，但他却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看到了史蒂芬·金·霍尔的《时事通讯》（Newsletter），里面披露了不少真相。 当时也有一些英国犹太人散发的煽动性小册子。对英国的上层阶级而言，这一派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称失踪的以色列一族去了英国，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是犹太人吗？他们只是弄错了，仅此而已。）还说上帝已经选中了我们去统治世界，而大英帝国正在做的就是履行这个神祇。善恶大决战已经提上了日程，很快，耶路撒冷就会出现七百万具尸体，俄国和德国将结为同盟，而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则化身为邪恶的代表，与上帝决战。 这是最为简单的信条，只要以一个用途多样的文本作为依据，结合逻辑推理，就可以实现——例如借由《圣经》或占星家就能证明。如今，我仿佛仍可以听到父亲喋喋不休的愤怒抱怨，那是一个病患和失败者的声音。我仿佛仍可以看见母亲垂着眼睛坐在那里，用手指拨弄着耳边的灰白头发，身体僵直着；父亲则好像在强忍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几乎要从那张破败老旧的椅子里跳出去，随便逃向哪里都好，只要不再禁锢在母亲的噩梦里——日益病重的丈夫，粗鲁敌对的女儿，礼貌疏离的儿子。 除了希特勒，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墨索里尼。在我父母看来，西班牙的那场战斗正是欧 6d32." >洲战争的端由。 在田地的边缘，我倚着一棵树站着。这片土地上的烟草没能收获，但这种作物正在为其他农场主带来财富。我望着眼前暴烈红艳的落日，使劲儿想着西班牙，就好像我已经到了那个国度。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当时正有一支英国劲旅在为挽救民主而战斗，如果我试一试的话，也许就可以去英格兰，就可以……可我的车费从哪里来？我才十七岁，他们也不可能让我去……我读过的一些书中，法国、俄国、塞尔维亚的女性会开救护车、当护士、经营战地医院，我的母亲也对过去的皇家自由医院无限怀念——所有这些都发酵成了夹杂着忧郁的快乐情绪，成了青年人吸收的天然食物。狂热之情是战争酿造的有毒食物，它让人痛苦，但又暗自骄傲。这也是一名老兵的另一面。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那样的伙伴！” 悲伤的韵律，哀伤的挽歌…… 叶落了， 每一片我的手指都认得， 踩过去， 深色的叶脉随脚步绽破， 每一片都曾出现在我的日日夜夜， 我的血就是它们的…… 这首诗叫《战争之后》，但似乎改为《战争之前》更贴切。 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用的正是那台从约翰内斯堡寄来的大型打字机。这是一部造作又浮夸的短篇讽刺小说，内容是对纨绔子弟的取笑，虽然我也只是瞥见过那些白人青年的做派。然而过不了一年，我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虚荣做作、享有特权，跟黑人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当时并不具备写这部小说的知识，后来我因为羞愤而把它撕碎了。接着我又创作了另一部小说，在恍惚的状态下非常快地完成了。这一次我的灵感来自华兹华斯，他的小说简直无处不在。我心中有些忐忑，一是因为他的韵律限制了我，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作品不大可能是最佳的样本。 与此同时，人人文库出版社正在为我提供更好的读本——书籍一捆捆到了车站，再装进邮袋中送到我这里。在拆开包裹时，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我渴望看到新兴的文学作品。我读了很多，尤其是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小说。可他的文字肉欲感太足，对英格兰或意大利的再现也太过直白和强烈，因此在阅读《亚伦的杖》（Aaron's Rod）以及 href='9215/im'>《彩虹》（The Rainbow）时，我好像真的置身在了那些地方，仿佛看到了意大利“凶猛的”山峦，进入了英格兰的蓝铃花丛。这些对我并无益处，它们自成一体，太过自我。 尽管受到了劳伦斯的影响，但我自己写的东西根本没法读第二遍。我撕碎了千言万字，继续练起了短篇写作。 未来的其它可能性也正在积极地涌向我。母亲说我应该做一名护士，就像她一样。我开车送她去了索尔兹伯里，父亲则被独自留在家里待了一整天。我当时已经得到了驾驶执照。十六岁生日时，我一个人开车去了班基特警察局。到了那儿，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新来的英国南非警察坐进了我的副驾驶位。“开到那儿去。”他下指令说。我沿着一条丛林路向前开了五十码。“停，”他说，“掉头开回去。”我按指令完成了动作。“现在开回警察局。”瞧，这就是驾驶考试。警察已经对农场主的孩子们见怪不怪了，知道他们早已有了多年的驾驶经验，只等着参加一场考试，很多时候甚至没开出几码就拿到了驾驶执照。 在索尔兹伯里医院，母亲穿戴着精致的帽子和手套，她坐着，把手提包平放在大腿上。正对她的是坐在桌子后的护士长。一个女孩正闷不吭声地望着这两个处于对峙状态中的女士，暗自嘲笑着。她既希望自己能被留下来，又希望被拒绝。 母亲说，我的身体结实得像头牛，当然，头脑也很聪明，虽然没有什么证明书可以证实，但不要紧，而且年龄小也不是问题。那位护士长并不怎么待见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护士的屈就，而且她也预见到我会成为一名违纪的、不听话的护士。 接下来……“你想成为一名兽医吗？”一位刚从英格兰过来的年轻男人这样问道，我开玩笑说自己对弯角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结果，我因自己的玩笑话吃了苦头，因为他邀请我参观了一场极其恶心的手术——我决定为读者们略去那些细节。我意识到，如果这就是兽医的工作，那这份职业，我可接受不了。不过，我本可以成为一名兽医，或一名医生。我甚至可以成为护士长，毕竟我和我的母亲一样能干。最好的情况是，我能成为一位农场主。怀着强烈的渴望，我也在私下里暗想过，如果幸运之神眷顾我，让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物理学家、时代的冒险家，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我开启记忆模式对1937年做了描述。 那一年，我写了两部糟糕的见习小说。 那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场伟大的爱情。他在近旁的一处农场当助理，二十五岁。他跟其他助理全然不同，内向、自重，态度中流露出一分神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不无所顾忌地表达想法。他从英国订阅报纸，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尽管不能挑剔片区里人们的举止和习俗，可他偶然说出的只言片语总能引起农场主和他们妻子猜疑的目光。他个头很高，长相英俊，皮肤呈深色，就像地中海橄榄油似的，在游廊里闲聊时，人们说他有那么点像焦油刷。他们看不惯这位冷漠阴郁的男人，这体现在那些窃窃私语里：“瞧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指甲。”不用说，这种做法引起了我的强烈的保护欲，因此更爱他了。那一年里，每当去灌木丛打鸽子或珍珠鸡的时候，我都处在恋爱的恍惚中。落日的余晖从水塘里绒绒的粉色草叶上滑过，鸽子热情地咕咕叫着，一切都将我带入了……我的爱情梦想也许缺少那些真实体验所能提供的细节，但它们仍然是强烈的，几乎让我致病。 想必每一个姑娘都写过类似于这样的信：“我爱你，请带我离开这儿吧。”“我承认，你的信让我有点吃惊。”（虚伪！骗人！）“我承认自己对你的感情比友谊更温馨一些，但你年纪尚轻。” 那时我写了一封不可原谅的信。我在信里说：“所有人都愚蠢且抱有成见，但我并不在意他的肤色。”他的回信含蓄且得体，说他竟然不知道片区里的人们已经总结出他并非他们中的一员。事情过去之后的许多年里，我都羞愧难当，可又有什么用呢？事实是，我在事情发生时就已经非常羞愧了。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苦难，一半是因为社交时遭遇的尴尬，一半是因为自己似乎永远都桎梏于年幼的无能之中。无论怎样，这种情况总会以某一种形式伴随一生。“你难道是说……”中年或刚过中年以及进入老年的女士也许会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会跟五年前的自己一样愚蠢？” 他在两年后加入了一场战争，不久命丧北非。 那一年，我还有了一位爱慕者，就像姑娘们常做的那样，我无情地利用了他。他跟我同岁，是沃特金斯家的大孩子，长得很胖，性情迟缓、可爱亲切。如今，我真希望自己没有陷入那痛苦的爱情之中。每逢去舞会和赛马场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母亲因为我可能会嫁给这个男孩而倍感苦恼，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比我母亲所期待的低了太多。 在我和弟弟看来，沃特金斯家的房子一直都充满了魔力。它坐落在一堆花岗岩小丘中，室内总是很热或很冷。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火球会沿着游廊一路弹跳，直到“叮”地一声消失在电话里。那个年代，这些球形闪电的存在还没有被科学所认同。有一次，弟弟在那儿时恰好赶上了暴风雨的天气。“就像小足球似的，”弟弟说，“它们像一切弹跳的东西。”但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对闪电和农场都不感兴趣，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推想——他要的只是逃离，只是不再受限于这些童年的情景。 那一年，村子大厅里举办了不少舞会。突然之间，许多新生代的年轻人从方圆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驱车到了班基特跳舞，在那儿，发条留声机里流转出三十年代的迷醉音乐。因为我太笨拙，男友又太害羞，所以都没能跳舞。我们两个只是站在留声机旁，给它摇满发条，放上唱片，瞧着眼前比我们稍长的年轻男女引导着对方，僵硬地倚在对方的臂弯中。平日里，这些年轻男人每分每秒都穿着破旧卡其衬衫和短裤，此刻他们穿的也是难堪的西服。跟他们不同，在这间尘土飞扬的丑陋大厅里，姑娘们就像冰激凌一样闪耀着。当时流行的样式是绉纱和绸缎布料的裙子，白色、淡蓝色、粉色最为常见，裁有斜纹，每一处弧线都平缓柔滑，胸前露出的V字型部分被遮以珠宝配饰，更有大胆一点的设计会将后背衣料裁剪至腰部，脖颈处系着的珠宝就悬垂到了那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有的在邮局工作，有的开着车库，有的父母是店铺的经营者、车站的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农场主。 运动赛（gymkhanas）里，一匹匹骏马飞驰而过，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和我正站在围栏旁边。他凝视着我，而我的眼神却略过他，落在了那位可望而不可及的爱人身上。此刻，那个无可挑剔的绅士正留心听着雇主妻子的话。这位夫人是一名温和愁苦的中年女性，她爱上了这个男人——父亲也这么说。可是这会儿，他正不由自主地在把目光投向那位苗条的金发女骑手。那位女骑手移开了脸，在几步之外的地方倚靠着围栏，等待下一场比赛的开始。拖着马鞭离开的时候，她朝他冷淡地笑了一下。这一幕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它被命名为“爱的喜剧”。我想，这可以算是一幅画家戈雅的讽刺画。 有时，我们会并肩坐在一起，听索尔兹伯里来的巡回演奏会。会场同样是在那座大厅里，但配上了椅子。尽管觉得这个表演会粗滥笨拙，但我闭口不谈自己的想法，因为它在他的眼里精彩绝伦。同样，他也参加了北非战场去对抗隆美尔，也在战争打响后不久便丢了性命。 整整一年里，父亲的糖尿病都处在危情之中。那时，我会载着他和母亲从糟糕的道路上行驶而过，开往索尔兹伯里。他的身影进入了医院，我就坐在树下的车里等待数个钟头。那时候，折磨父亲的不仅有糖尿病，还有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虽然现在病情已经好转很多，可仍然不容乐观。 那一年，我学会了快速打字，当然还有速记。 那是我最后一年作为灌木丛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灌木丛生灵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尽管后来的岁月里我走过许多街道和小镇，但那儿才是最让我自在的地方。那也是我最后一年作为农场女孩而动手做一切事情——那时的工艺早已远去，如今所有的农场都拥有了像样的电饭锅和煤气灶、电灯、自来水和冰箱。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相较各国的重大事件，它称不上大事，可我仍然会时时想起，并且，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原因在于，我们不仅会回顾那掌管着生命进程的精确时刻，也会回顾那刻薄又残酷的偶发事件。 因为父亲生病，邻居们载着我父母去了索尔兹伯里，而我则被留在了农场。家里的一个孵化器里装满了鸡蛋，即将孵出小鸡。父母一直无助地说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农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可他们还是走了。独自留在这个就像是我的另一层皮肤似的房子里，我的心中溢满了胜利的喜悦。外面是冬日严寒下干硬而尘土飞扬的高地草原，灌木丛化身成了幽灵，清晨的石子会让你的脚底发麻，你的双手也会变得粗厚和笨拙。 孵化器放在房子最末端的小屋子里。破旧的窗子和畸形的门不断地在漏着寒气，茅草屋顶就像盖住了一个冰冷的水池。孵化器下面有一个蜡烛灯笼，通过管道不断地向鸡蛋输送着热量，这些蛋再过五天就能孵出小鸡了。假如蜡烛熄灭了会怎么样呢？我能预见火焰会偏倒，继而汹涌地窜入管道里——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小鸡们就会死在壳里，而我则成了七十二条小生命的谋杀犯。我用毯子包裹了门槛和窗台。此刻，从未被拒之门外的狗们呜呜低吟等待着，而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猫们则在喵呜叫着发脾气。房间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而我几乎一直都守在这里。我躺在床上读着书，时不时抬起眼确认蜡烛依然在燃烧。万一蜡烛用完了呢？或者柴火用完了呢？我在孵化器旁放了一个衬有旧软垫的肥皂盒，到时就可以把孵化出来的小鸡转移到里面。室外的养鸡场里，那些还没察觉到自己未来命运的母鸡还在追着公鸡到处乱跑。每隔三四个小时，我会用温水把鸡蛋打湿，幻想着里面的胚胎（当然，我知道很丑）。母鸡总会翻动着鸡蛋，确认自己的大脚爪将所有的鸡蛋全部拂过，一个没落下。此刻的我也这样做着，并且还长久地凝视着它们，似乎未来就取决于里面的七十二只小鸡。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里，我突然醒了过来，发现蜡烛已经熄灭了，只有灯光照着屋顶、白色的墙壁，还有鸡蛋。我急忙冲向鸡蛋，它们已经发凉，但还没有变得冰冷。我把蜡烛点起来，把软垫覆盖在了鸡蛋上。它们死了吗？只能等它们孵化出来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正在那时，我接到了从索尔兹伯里打进来的电话——父亲病得很重，也许会死，而我只能坚守在家里。就像频繁宣布这些消息时一样，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戏剧性的色彩……但我没有在听，也听不下去，灾难不该拿来如此频繁地宣布。 孵化结束的那天终于来了。我坐bbr>.在那儿，眼睛紧盯着鸡蛋，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时间从没有过得如此之慢——确切地说是成熟的时间。这间小屋子里似乎充满了寒冷的空气，就像流动的冷水一样……突然，一颗鸡蛋上出现了一小块粗糙，这就意味着……我把它拿到耳边，听到里面的小鸡一下下敲打的声音。我喜极而泣，同时也安下心来。一只丑兮兮的小鸡扑腾着出壳了，身上干透后变得可爱起来。那边又跳出来一只……不消片刻，破碎的蛋壳上爬满了湿漉漉的小丑怪，在蛋壳之间，那些浑身干透了的小鸡正抖动着。我跑出去找到那只最老、最有经验的母鸡，然后把它放进了围栏。那围栏中早就放好了一个铺垫着稻草和羽毛的巢箱。当我取出几十只小鸡，并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巢箱的时候，那只母鸡似乎还摸不着头脑。突然，它的脑子启动了开关，只见它咯咯地叫起来，迈着优美的步子走向那群小鸡，成了它们的妈妈。我又找来了三只母亲，重复了一遍步骤。 父母回到家后，我只看了母亲一眼就已经明白，这七十二只小鸡也就令我一个人激动了而已。鸡妈妈带着小鸡爬过山丘的岩石顶时，会抬眼警惕着老鹰……我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总会想，假如我当时晚醒了哪怕十分钟，情况又会如何呢？ 有一位旅行推销员称，索尔兹伯里的电话局正在为姑娘们提供工作机会。我知道只要有任何异议，父母都会跟我断绝关系。于是，我搭上麦考利先生的车去了索尔兹伯里。作为对这趟旅途的贡献，我一路上都跟他打趣，这可是“跳跳虎”的强项。抵达目的地后，我走进了电话局。尽管没经过任何入职程序，但我还是立刻就从经营电话局的两位年轻绅士那儿得到了这份工作。我没有经验，但他们却认为我能行。再者，他们也并没能从其他姑娘中收到足够多的求职书。之后，我从《先驱报》上的广告中联系上了一个住处，搬进了一位寡妇的房子——我在《玛莎·奎斯特》中提过这一点。 如今，那所老式的房子已经被“列入了保护清单”，这是因为拆除了许多老房子后，当局突然想到，恐怕很快就会没有东西能让人们回想起旧日时光。包括津巴布韦一些最荒蛮和落后的地方在内都在新建房屋，这些房屋的设计灵感（相似程度不大）来自英格兰的茅草屋——紧实的小房子，配有拘谨的小窗和极小的屋顶窗，没有游廊、庇荫处、掩蔽的通道。没有一位作家能想出还有什么跟“生活本身”一样无情，残酷的讽刺家却每天都想得出来。 11 电话局的办公时间不是很长。我报名参加了一所秘书学校的夜校课程，为的是提高自己打字和速记的速度。同时，我还去应征了招聘广告。我只有一个资格证，那就是驾驶执照，但在当时，女司机这种职业还前所未闻。有那么两次，我发现给我面试的雇主一脸惊奇，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图。我还去了《先驱报》求职，差点儿成了一名为新闻加注的工作人员。 因为在希曼斯利店所取得的成功，我争取到了一个面试机会（或许还可以顺道聊聊天），面试官是巴博尔先生。他经营着镇上最大的女装店，本人还是一名镇会议议员，是重要的公众人物。他说愿意聘用我为橱窗布置人，但他准备支付的报酬却意味着我只能去住那些可怜姑娘们住的旅店，他还向我推荐了一处接受国家补贴的旅店，“跳跳虎”当然提醒他说他这是在利用公共职位压榨廉价劳动力。但麻烦的是，他把厚颜无耻当作了一种对抗手段。他很乐意就此事的优缺点跟我辩论，只要我想，辩论多久都可以。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识过利己主义居然可以被说成公益事业，要知道，我可是在世界上最令人费解的思维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巴博尔先生告诉我，获利就是成功的证明，商业成功符合这个新国家的利益，镇议会为他的女雇员们提供住房补贴的做法是在促进普遍繁荣。 我在电话局里工作了一年。听到我说曾做过电话接线员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感觉不自在。“已经不错了，”他们大概会认为，“如果你已经忘了那段不幸的经历的话。”（“互惠”这一斯文的表述改善了保姆的形象。）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很适合我。我完全能理解，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忍受、要继续做那些单调重复的工作时，女人们会说，因为在做这份工作时我可以想我所想。 我用了一天时间学习工作程序，这就像学骑自行车一样，学会后立刻就变成了惯性行为。如今或许只有非洲或南美洲的一些边远小镇才会有这种电话交换局。工作时，我需要戴上一副头戴式受话器，从面前的平板上拔下电线插头，将它安插进垂直操作板上的插座中。通过这种方式，南罗得西亚的人们可以跟外界取得联系，比如约翰内斯堡或开普敦，甚至伦敦。沿同一道路上修建的几个农场也会合用一条电话线，不过通过电话合用线联系两处农场会花费不少时间。举个例子，把一处位于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农场和另一处锡诺亚附近的农场联系起来，可能会耗费半个上午，原因在于农场上的人们常常在地里，或是去外面检查动物的情况，听不到电话的铃声。我还缓慢地阅读着书籍，不过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偷偷摸摸。在这里，我读到了 href='351/im'>《复活》（Resurre），也知道了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我所认识的人们也许可以匹配上这本书中的所有字眼儿。如今让我颇感兴趣的是，当时的我对文学作品的看法——托尔斯泰对自己身为土地拥有者的自责，以及他对自我的看法，都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我工作的地方有十来个姑娘，另外还有一位管理人。电话局里的生活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伙伴。前不久，一位女士告诉我，说当初我结婚后，她就去了电话局接替我的工作。我问她对那里有什么看法，她说起初感觉很可怕，但我对她很有耐心，还说我是一个性格安静而且很有思想的人。我很高兴她能这么说，因为我只记得那个聒噪活泼的“跳跳虎”——当时，我的社交生活正是“跳跳虎”打理的，她片刻就把我推入了酒池和舞会。 与此同时，就像在《玛莎·奎斯特》中提及的那样，我见到了一些当地的激进分子。大家说起他们时都会放低声音，语气中透露出厌恶，因为他们是一群带有煽动性的危险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亲近卡菲尔人。一天下午，多萝西·施瓦茨（她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来到电话局找我。她告诉我，她听说了我对土著问题很感兴趣，也许我应该去见一见左翼书籍俱乐部的那些人。他们是一群没什么骨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聊胜于无。在殖民地，你不必费心去问别人如何听说你的，无趣的生活给了流言蜚语最好的土壤。 那天下午，我所遭遇的失落感令我的反应有些夸张。但有一点需要记住，这些人是最具冒险精神的人，他们站在思想的最前沿。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女士。她们全都是吉普赛人的样子，身上晃荡着一串串彩色珠子，穿着匈牙利上衣，拖着亚麻裙子。一整个下午，她们都在抱怨命运的无情，而这些抱怨直指那些应该道歉的男人，是他们让自己生活在这儿，被孩子拖累，令自己无法成长。她们抱怨男人们都是恶棍，是罪犯。但难道不是她们自己选择结婚的吗？我（默默地）谴责着：难道她们是被迫生的孩子？有谁用枪抵着她们脑袋了吗？（两三年后，我可能会说，用枪抵着她们的是战争。）不是有三个黑人保姆在伺候她们吗？或许，触发她们自怨自艾的，正是那个用钻研的眼光望着她们的非常年轻、引人注目，且无子女牵累的女孩。 三个丈夫，三个妻子——这些人恶意地揣测着那些没有到场的成员。他们都抱怨说，真应该去参加西班牙内战……这在我听来不太舒服。 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让我别再订阅《观察家》（Observer），因为它的内容过于保守。他们让我马上订阅一本《新政治家》（ates-man），可我连听都没听过。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指导者，他们无疑都对自己的资历自信无比，教我只吃蔬菜或肉，或避开乳制品，或者不要吃任何未煮熟的食物。 因为不喜欢他们，我直到四年后才加入了左翼书籍俱乐部。但我并没有在《玛莎·奎斯特》中写明自己如此厌恶这些人的主要原因——这跟玛莎·奎斯特无关。让我不能原谅的是那些女人如此轻视和贬低自己的孩子，当着面说他们是麻烦，是负担，是多余的东西。不错，他们的确还只是一群小家伙，但我记得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听到这种话时有过怎样的感受。 我想把自己打造成精干秘书的计划没到一个月就泡汤了。很快，年轻男人们就来到第二大街敲响了我的房门。这个镇上，在女孩看来，年轻男人太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在这些男人看来，女孩太少了。这些男人所处的阶层包括体育俱乐部，他们也是镇上的镀金青年……迷人的女孩经常这样误解。这里曾经有过很多女孩吗？或许是吧，但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芳龄十八岁，黑发黑眼，身体良好——这之后的数十年，我的形体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纤细、丰满，严格节食后又纤细，然后再丰满。我的身体洋溢着生机和活力。按照萧伯纳的说法，我挑了一对不错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先天身体条件不会比这更好了，但我却滥用了这份馈赠，好像健康永远不会被透支一样。在农场上，十六岁的我点燃了自己的第一支烟——尽管许多年里我一直都厌恶着父母那被熏黄的手指、从他们的卷烟里掉落的烟渣，以及他们对吞云吐雾的热切目光；尽管我曾那么多次想“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当吸进第一口烟时，我没有任何不适，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于是我欣然地吸起了烟，就这样吸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刚到体育俱乐部的游廊，我就开始喝酒了。每个人都在喝酒，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度。这是对权威嗤之以鼻的机智做法。但在南部非洲，人们的喝酒方式像是专门为了将损害进行最大化。在午餐时间，男人们会走出办公场所去旅馆或酒吧饮酒，但常常不吃饭。六点钟，伴随着著名的日落时分茶饮，每个人都狂热地投入到了饮酒的行列中，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两三个小时之后的晚餐。期间，他们并不进食任何东西，即便有，也可能只是一粒花生或者一块炸薯片。在电影院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只是喝酒，不吃东西。我们经常跳舞、整夜饮酒。我们饮用了很多城堡酿酒厂里出产的啤酒，当然还有开普省白兰地和姜汁啤酒的可怕混合物。男人会在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买威士忌酒，女人们饮用的是姜酒——姜汁酸橙酒、姜汁柠檬酒、姜汁补酒，还有皮恩杯酒。我们会喝许多利口酒，也许是因为它甜度很高，而我们的血糖又低，反正大多数晚上，我们上床睡觉时并不会感到不适。我经常宿醉，虽不是无法动弹的那种，但感觉也不太好，会无精打采。喝醉酒的男青年总会沿着“Z字型”走路，醉酒了的人总是闹笑话。一群热心的女孩会安顿那些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的青年们上床睡觉。从母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年龄多大，男人们终究是男孩。不久前在爱尔兰的一个乡村小镇上，我参加了一场婚宴，也在那儿目睹了非常嘈杂的场面——男人们放纵地喝着酒，快活得不行。女人们则在无聊地静坐着，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杯雪利酒，她们等着到最后支撑男人们回家，安顿他们上床睡觉。 当时的礼仪和风俗在《玛莎·奎斯特》中都有描写，而且那“就是”事实……好吧，至少说差不多都是事实……氛围是事实，口味、质地、香味也都是事实。可有时候，许多人物的特征被黏合在了同一个人身上，当然这其中的故事也经过了整理。一部小说就是一个故事，但生活并非这样，它更多的是纷杂事件的不断扩展。 我在那一年里过得非常忙碌。除了做接线员的工作，我还跳舞、制作服装、去电影院，也阅读了不少书籍。那么我又是如何读的呢？劳伦斯的作品依然在我的阅读书目中，因为他的文字当时有一种让人痴迷的力量，但如今这种力量已经消失无踪，至少对我来说的确如此。我也阅读了梭罗和惠特曼的作品，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奥利芙·施莱纳的作品。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拥有两个姐姐一样——如今我知道，对女性以及一些年轻人而言，我就是姐姐的角色。即便身边的人不懂我，弗吉尼亚和奥利芙也会懂我。我在想，弗吉尼亚会如何看待奥利芙？又或者，奥利芙会怎样看待弗吉尼亚呢？人们也许可以通过类似的假想来娱乐自己。我也阅读了许多其他作家，比如卡莱尔、罗斯金，还有勒南的作品，虽然这些文字对于这个年龄的我来说太过成熟。俄国作家们，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布宁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就像霹雳般进入了我的生活，他们对我的影响持续到了今日。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司汤达的作品。 随着一件件包裹从伦敦运来，我就像是坐在不断加速的过山车里似的，经历着一次又一次探险。那位太太——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又给我送进来了一个包裹，还对我说：“昨晚我看到你的门底下还露着光，别把自己弄得太累。”可她实际上是想找人聊聊天。 于是，那一年，我又做了这样一件事——坐在后游廊聊天，跟一位……一位寡妇？一位弃妇？她之前曾在农场、矿山里生活，现在孑然一身。她想要给我泡些茶，想告诉我，我的舞裙可爱极了，她还是个女孩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件。她就像母亲一般地关怀着我。因为忧虑和担心我在做着什么，母亲突然来到了这座房子，可却发现我正在跟女房东聊天。她随后仔细地从女房东那里询问了我的近况，“她晚上十二点左右才从外面回来？”“是的，不过年轻人总要有自己的活动。”“你喝得太多了！”母亲又开始谴责我。“才没有，”我对她说，意思是“并不只有我一个，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我在那些年里的饮酒行为确实存在一些说不通的地方。事实上，我不太会饮酒，而这也许就是我保全下来的原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一个人应该学会饮酒”这件事，也没想到其他一些本该认识到的有用信息。比如，人们对女孩子的态度取决于她们这一群体的数量以及品质。此外，我也没有想到去学习其他任何一种只能自己去苦学的知识。 1938年至1939年，我对自己以及自身发展前途的认识都跟现实关联甚少。我的情绪进入了高潮期，无论是作为公众还是个人——说得好像这两者之间可以分离似的。童年时我对战争形成的条件反射正在受到外界的强化，比如英国的报纸、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地方电台，还有人们的议论。每一个参加过战争或接近过战争的男人（很快也会有女人）总会因失去了那种深切的体验而感到惆怅——他们说话时的语气里随时透露出这种信息。我们迷恋着轰动的事物并且易感兴奋，即便这个事物意味着危险和死亡，我们也已经有所准备，每一代人都因上一代人那眷恋不舍的声音而对战争产生了些许向往。 那一年里，我总是梦想着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就冲出去，去做一名护士、一个士兵、一个置身敌军领地的伞兵、为祖国工作的间谍、救护车司机……既然如此，是什么阻拦了我，让我无法即刻离开索尔兹伯里，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伦敦？是钱。当时我身无分文，而我不能向父母要钱，这并非只是自尊心的关系。我有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我的同龄人——宁愿死也不愿向父母寻求帮助，并且在可以离家的那一刻便决然而去，然而接下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却只想要尽可能地延迟自己独立的时间？我并非是在批评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做法，毕竟每一种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若你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切断了与家里的联系，那么就意味着你也切断了与家人的情感纽带；若你住在自己家里，那么成本也不会很低。但有趣的是，被这一代人视为势在必行的事情——理所当然，甚至不必说出口——在下一代中全然变了样。 当然，钱只是一方面。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是农场、文巴岛、眼前这个殖民地小镇，还有——简单来说——约翰内斯堡。我不谙世事、缺乏经验，就跟津巴布韦的同龄黑人女孩一样，由于金钱和机遇的缺乏，英国和欧洲似乎变得跟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我本可以离开这里，可我却只管读书、跳舞、调情，还梦想着当英雄去冒险，幻想去探寻戈壁沙漠、在卡拉哈里沙漠独居一座小屋。 令我陶醉的还有我自己的身体。年轻女人的自尊心之强烈，谁能比得上呢？如今我从文字和话语中了解到，姑娘们都不太满意自己的大腿、腰部、乳房、小腿……可能是对某一处不满意，也可能是对处处都不满意。到那时为止，我许多年都未曾臣服于广告、美女杂志或流行时尚。我根本没想过要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即便在发胖的时候也不曾有过。我常常站在人群中，意识到衣裙下自己的身体结实又美好，我会暗自欢欣鼓舞；我也常常从镜子里瞧着自己裸露的手臂或头发，因快乐而悸动，正是这种潜在的力量支撑着我走过了那些动荡的岁月。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自己在社会学，同样也是文学方面的一点小体验。 我在《玛莎·奎斯特》一书中写道：外面雷雨大作，玛莎正躺在浴盆里看着自己的裸体，女房东正等着给她泡茶，还在准备为一桩什么事责备她。创作这一部分时，我曾犹豫很久要不要这样写：玛莎为自己的阴毛而感到快乐，那是三个漂亮的小卷毛，又稚嫩又光滑。不过我知道，这样落笔的话，一件小事恐怕会引发大混乱，即使这是原则问题，那也不是我的原则。进入七十年代，我写了《情人名单上又少了一个》（One off the Short List），我笔下的一个女人长着金色的腋毛。那时候，就因为这腋毛，故事先是遭到了一个美国出版商的拒绝，后来又被几个杂志拒绝刊载。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可以肆意地描写谋杀、酷刑、强奸、战争的恐怖以及残暴的行为，却不能写腋毛，因为它关乎色诱以及性。不过我坚持不作任何修改，因为这在当时涉及我的原则问题。 在诸多事物中，最令我陶醉的是舞曲。从农场来到索尔兹伯里后，我立刻就被音乐俘获了。那时，人人都在随着二三十年代那些兴奋又诱惑的曲调起舞。整整几代的年轻人都在连续不断地听着迷幻音乐，那么这些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人研究——我是说真正地研究过吗？再者说——这个领域在现在被视为“神秘”——全世界都在伴着相同的调子跳舞，甚至常常在同一个时间跳舞，这其中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我将你藏在皮肤之下， 我将你深埋在心底， 哪想如此之深， 你成了我的一部分…… 咳，有时我会疑惑。 记忆中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我穿着当天下午自己制作的黑色天鹅绒晚礼服（但不到一年，我一碰触这种天鹅绒面料就感到嫌恶），那是当时的经典款式：低胸吊带露背礼服，长度刚到大腿，微微发着光。在一把椅子扶手上坐着一位比体育俱乐部的男孩们年长许多的男人，此刻，他正面露微笑地打量着我。这笑容承载着一个年老情人的所有遗憾，然而年轻的我没能领会。听到舞曲的震颤声从跳舞的房间里不断传来，我再不能安静地待着，半个灵魂已经跳起了舞，想要纵身其中。 天堂，我身在天堂 我心跳如鼓几乎不能出声， 似乎我已找到寻觅的幸福， 当你和我一起出去跳贴面舞…… 那个男人开口问道：“你的舞伴是谁？”我说了某某人。“对那样的毛头小子来说，这衣服浪费了。”他微笑着说着刻薄的话。依仗着自己的性别优势，他将我转了转身，接着他立刻就变了样。“你穿了乳罩吗？”“没有。”“裙裤呢？”“当然了！”我有些愤怒。“这样啊，”他宣判说，“你的身材很不错，可惜有一点小瑕疵，你的左乳房比右边的低三分之一英寸。”“我相信我可以忍受。”“我也相信你可以。” 这份小回忆就像那些老妇人的做法：她们把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摆在显现的地方，以便客人们轻易就能看见。她们的意思是，别以为我就是坐在椅子里的这个丑老太婆，不是的，照片上的才是真正的我！ 多年之后，因缘际会下我跟一名二十岁的女孩合用了一个房间。她长得很漂亮，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专注。她从容地任裹着身体的毛巾滑落，露出了优美的后背。我在她的视线之外欣赏着她的美好。她笑着半扭过身体，刚好让我看见她的乳房是否也有那三分之一英寸的失误。她朝我得意地冷冷一笑，接着走了出去。痛苦凌迟着我，既是因为自己那逝去的东西，当然也是因为我打心里知道自己也曾跟这个女孩一样的傲慢和残酷。 和那个时代所有年轻女性一样，这个对音乐敏感、每个细胞都在假意迎合战争之鼓、钟情于自己身体的年轻女人没有任何机会逃离自己的命运。假如，当时的我能像现在这样冷静地看待自己，也许……但即便这样，那也拯救不了我。“我不要”这种话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命运女神正在奏响战争的乐章和舞曲…… 因为丧生人数过多，自然之力（或者是盖亚女神？生命之力？）正准备为我们补给人口数量，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这样。那场号称“以战止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毕竟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但就此看来，或许自然之力（伟大的监管者？大地之母？）是在对它进行报复？就像那些总会全副武装地去打最后“一战”、可这次却没有的将士们？ 不过有一个问题，俄国、德国以及日本其实也丧失了数百万人，可难道说自然之力（或时代思潮）在那里要更为积极地、千方百计地劝说那些女性，好让她们的思想和子宫都能愿意配合（补给人口数量）？ 每十个故事中总有一个会有这样的情节——贫苦的年轻女人或男人来到一座大城市，历经沧桑后，男人找到了资助者，女人找到了丈夫。我也找了个丈夫，他叫弗兰克·威兹德姆，是一名公务员。我并不爱他，尽管当时陶醉其中，但这个推论很容易得出。他也不爱我。事实上，一年前去英国度假的时候，他同那儿的一位姑娘订了婚。我可以借口说“他比我大十岁”，或者其他什么理由，直到本书最后也不提他和那个姑娘，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我冷酷无情地取代了她。女性最基本的残忍，远比基督教和其他任何野蛮道德的催化剂都出现得早。这是我的权利。每当我在自己或其他女性身上看到它，我都感到敬畏。 若说我曾与大众共陷谵妄，那么我也曾静默于痛苦。那深潜的逆流曾把我吞噬，我感到自己被推来搡去，不能做真我，而且失控已久——这感觉如此强烈，同我所知的情绪一样牢固。情绪？——不，情绪已成罕物，也许它等同于一种麻醉剂，足够让一个人丧生于狮口。 我跟弗兰克两个人回到农场时，我的父母都很吃惊——这可以理解，毕竟多年来我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短期甚至这辈子都不打算结婚，或者被孩子拴住。不过，他们很欣慰，因为弗兰克非常接近他们设想的、在殖民地内可以找到的合适人选——母亲希望我找医生、律师、军人，但他们远在英格兰。父亲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怀孕，他说得没错，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这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年轻女人们相信自己不会遇到这种事。在年轻强壮的躯体和置身其中的思想之间，无疑存在这样一道障碍：躯体中的细胞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受孕以及孕期；思想将躯体视为己物，但只有躯体知道受孕是多么容易。这就像日夜守护一个垂死之人的时候，无论你多么努力，眼前这个濒死的男人或女人正在经历的真实意识和死亡体验——即使这位朋友距离你不到一码——都在你无法触及的地方，你也无法置身其中。 父亲的见地和男性权威不止一次地拯救过我。倘若他曾告诫我：“你做错了，你会为此而后悔的，你现在太年轻，太不谙世事。”那么我原本也可以得到解脱。不过事实上，我和弗兰克非常适合，至少在当时是的。比如，我们都必须隐瞒自己在土著问题上的煽动性看法。《新政治家》被白人居民视作跟《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的期刊，我和弗兰克都是它的读者。我们都主张理性，并且不信仰宗教，或许应该说是反对宗教。（如今，这一特定的思维或想法已经非常难觅，因为它还远远不同于“保科学、弃宗教”，它更多的是一个“人格完整性”的问题。）我们将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当成宗教章牌似的推崇（还会讨论这两者的精确度）。因为置身少数派，所以我们对彼此更亲密；我们也相信彼此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就报纸上的一幅幽默画分享彼此的讽刺言论，也会在看到某句“反动”评论时跟彼此交换嘲讽的目光。显而易见，我和弗兰克在性格方面非常相像，我们拥有相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展示自己的方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它理解成一种风格——直截了当、讲求实际、对困难不能隐忍。从本质而言，这是源于年轻人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妥善应对成年生活，但大多数人又会偷偷怀疑——什么时候才算真的具备了这种能力？ 我们的婚礼并无优雅可言，这让我有些遗憾。我仍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而且这并非是我所编造的。在结婚照片中，我看上去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太太……这么说，要结婚的其实是“跳跳虎”。 婚礼之后，我们去了贝拉共度蜜月。（体育俱乐部的橄榄球运动队当时正在同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代表队进行比赛。）陪我和弗兰克同行的是一对年轻夫妇乔伊斯和比尔·布莱尔——他们见证了我们的求婚（希望用词恰当）。我觉得这对夫妇又世俗又圆滑；那个少妇来自新加坡，她的每一件衣服都很时髦且迷人。我们驾着车，在喝得醉醺醺的状态下危险地向贝拉加速驶去——当时，乌姆塔利的那段路还只是一段丛林路。在途中看到了大象后，我们还停下了车朝它们大呼。幸好，大象们的态度很冷漠。在贝拉，沙子街道边栽着凤凰木，还有单层的房子和店铺，其中又以印度店占大多数。 布莱尔夫妇的葡萄牙朋友们招待我们一起吃了午餐，从中午一点开始，直到五六点钟才结束，我吃到了以前不知道的食物。夕阳下，酒醉的我们在一片暗色的温暖海水中游泳，之后进了旅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木质结构旅馆，它的地基建在海里。在一团团的蚊子和小飞虫中，我们又端起了酒杯。旅馆和整个镇子都是罗得西亚橄榄球运动员和他们的崇拜者，他们都唱着橄榄球歌曲，还取笑着外国佬。这些人爬上了路灯杆，向下抛着一两个塑像，看上去行为很粗鄙——他们也确实粗鄙，可大家却对这样的行为很期待，甚至还大加赞许。 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显示了比较文明的举动。在为橄榄球运动员举办的一场舞会上，我跟身旁的一位年轻的葡萄牙女人聊起来，还对她那个装饰着金红色亮片的晚宴包表示了赞赏。话音刚落，她立刻就把包赠给了我。这让我心有不安，因为我知道他们本来就不富裕，可我无法拒绝她。我由此知道，在一些社会交往中，赞赏必会引来礼物相赠，因此一个人必须把握好分寸，不能对什么事物都随意赞赏。葡萄牙曾是摩尔人的殖民地，人们也从占领者那里学来了阿拉伯文明中的骑士侠义作风。我曾把那个包当作护身符一般保存了多年，每当在抽屉的底部看到它时，我会想到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还盛行着质朴的情感。 我们四人驱车通宵返程，一路穿过了葡萄牙东印度公司掌控下的大片森林，又到了乌姆塔利，最终返回了索尔兹伯里。我们把两个宿醉饥饿的、未经梳洗的、浑身散发着啤酒气味的男人送进了办公室。 我以为这个镇子上只有我们这一对结了婚，可现在看起来，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结婚的恋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每一天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都会新出现一对羞怯的恋人，其中一方会给另一方求婚惊喜，与此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高声地喧闹，叫嚷着要喝酒。 我们住进了一套小公寓，它的拥有者是弗兰克的一对中年朋友，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妇，在镇子上另一处名声更差的区域内有一处房产，除此之外，他们还经营着一个酒吧（或酒馆），就好像自己未曾离开英格兰一样。这对夫妇的身材都短小结实，他们都留着金黄的短发，有着红润的面颊和蓝色的小眼睛。他们戒备地看着我，眼神中透露出精明。虽然没对我做任何评论，他们却提了几点建议让我学做一个好妻子，更确切地说，是让我调整好自己以适应弗兰克。 我们买了一个本地木料制作的桌子，在我用亚麻籽油给它磨光的时候，她就站在我的旁边。“用劲儿啊，姑娘，要不那块可爱的小木头可派不上任何用场。”弗兰克买回了一双军靴——就像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男青年那样，他只想着如何才能入伍。（数月之后才出现了军队动员令。）在我用双手揉捏和软化这双靴子时，她叹着气，将那肥硕的身体挤在了一张椅子里。“要知道，亲爱的，你做的这些可能不怎么值当啊。”她这样告诫我，却跟弗兰克开着玩笑：“干吗要走什么行军路线呢，弗兰克？进了军队，你的脚可是不得闲的呀。橄榄球比赛也许可以弃场，可要一旦进了军队，那就甭想出来啦。”弗兰克回应她：“哦，得啦！行行好吧，别那么说了。这双靴子会帮我渡过一切难关的。” 将厚料子弄得像羊羔皮那么柔软，把桌子面擦亮得能映出你的脸——你也许认为这就代表了对婚姻生活的全心投入，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离。当然我想逃离的并不是弗兰克，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想逃离的其实是令我愈发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的生活。为时未晚，我仍可以去英格兰参加战斗，而且确实有女人这样做，难道不是吗？我会打枪，不是吗？我也很结实，不是吗？我当然比弗兰克更适合做一名士兵，毕竟多年的饮酒史让他受到了损害。 在那个年代，他的故事再普通不过了。为了碰运气，他的父母从澳大利亚来到了南罗得西亚，当了农场主、矿工。这一家共有三个孩子：弗兰克、弗兰克的弟弟乔治、妹妹马利亚，他们都经历了起起伏伏的童年生活。弗兰克十五岁那年，家里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他因此离开学校，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那时候，只要你能通过必要的考试就可以得到一份这样的工作，而他当时也确实很努力地备考，甚至夜里都在用功学习。他曾住过内饰家具的房间，但生活却很节俭。在第一间办公室里，他结识了多莉·范德比尔。她比他年长许多，对他以朋友相待。她向这个贫穷的乡村男孩透露了工作的窍门，还说他应该吃得更好一些，不该喝那么多酒。他经常说自己欠了那位女士太多，还说她是如何的亲切和友善。 平日里，我为弗兰克烧火做饭，自己也在跳舞和品尝饮料，但我梦想着离开这个国家。与此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数周以前，一些成年人就对这一事实了然于胸，他们暗示我已经怀孕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 医生拒绝了我，他说自己从不做流产手术，健康女青年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生育孩子，还说这是大自然的旨意。我如今觉得，他的观点会引起许多议论。我和弗兰克都理所当然认为，流产手术势在必行。体育俱乐部的男女众口一词——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充满危险，把孩子生下来就是不负责任。 那时，想要堕胎的女人会南下去约翰内斯堡。可除了一起玩过橄榄球的一名医学院学生之外，弗兰克在约翰内斯堡并不认识其他人。我坐上了去往约翰内斯堡的火车，因为是公务员的妻子，我得到特许坐进了二等车厢的六人间。抵达目的地后我找了一处便宜的旅店，又搭出租车去了医学院。 当时正赶上午休时间，男学生都在看着我，可能有个几百人。为了迎合大城市温文尔雅的做派，我穿戴了一件漂亮的套裙、一顶黑亮的草帽，还拿了个黑色的手提包，但包里的钱实在太少，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吃的。我问了一名路过的青年是否可以帮我找一下某某，与此同时，我看到人们在窃笑和傻笑。终于，一名男青年不太情愿地走了过来，宣称他有许多事要忙。我说自己是弗兰克的妻子，弗兰克叫我来这儿，还说他这位朋友（是否记得去年在索尔兹伯里的那场橄榄球比赛？）可以告诉我去哪里能做流产手术。这名青年说自己不知道弗兰克哪里来的想法，认为他可以……不过，也许是因为被眼前这个紧攥着手提包的、可怜绝望的十九岁少妇所触动，他停止了轻笑，并且友善地对我说，他会找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在我所住的旅店留下口信。 旅店那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堆满了已经绝迹的家具，厚重的涂漆弄得它好像是用新太妃糖做出来的一样。我坐在窗边，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街道的尽头，奥瑟瓦·布兰德威格（一个纳粹组织）的成员正在闹事，抗议南非政府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对英美两国可能表示的支持。我在服务台那里得到了口信，说可以去某某地方。第二天早晨，我走进一个更加肮脏昏暗的建筑，还有许多女人等在那儿。终于，我进入了那间办公室。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非白人女性打量着我，她的小眼睛锐利且充满敌意。显然她对眼前的这个人没什么好感。 “你怎么了？” “我听说你可以做流产手术。” 她一下子就砰砰敲起了桌子，尖声斥责我，说我怎么就敢胡说八道，谁对我说了这邪恶的谎话！她说自己是一名正直的医生，才不会做……等等。后来我才想起，当时跟那间办公室相连的另一个办公室里还坐着一名护士，而两个办公室之间的门开着。又或许，她以为我是政府的一个眼线。我走了出来，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哭，耳边还能听到那位医生尖厉的辱骂声。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自己是如何找到另一位能做流产手术的医生的。我只记得那也是一座破败的建筑，也是一个简陋的房间。在跟镇子上的这座建筑同处于一片区域的另一个地方，我曾目睹斯坦利输光了当司机挣来的报酬。这座建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舞曲中震荡着。 你想要比现在过得更好吗？ 那就把月光装进罐子里带回家…… 我把这个地方写进了短篇小说《通往城市的道路》（Road to the Big City）中。 那位医生很年轻——相当年轻——他的内心似乎已经在被腐蚀，因为他的这种神情我很熟悉，体育俱乐部的那些老手就是这副样子。他生动活泼，醉气熏熏。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们，每个人都生动活跃，唱着、跳着，享受着美好时光。一个女人引我进了厨房，说我不应该让这个男人为我做流产手术，还说她的这位朋友虽然类型很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指某个人很不错），可却因为醉酒行医从医师录里被勾掉了名字。她说，如果我珍视自己的子宫，那么就应该在表示过谢意后，跟他说自己改变主意了。我照着她的话做了。听我说完后，他紧皱眉头，面露悲伤，却大度地表示接受我的决定。他一定早就清楚，是他的朋友警告我要当心他。我又回到了旅店的房间里，望着窗外一对对年轻男女进出那些电影院、舞蹈房、赌场。 梅布尔·格里菲斯打来电话说，她丈夫要她告诉我，没有任何人想要给我施加什么压力。不过他们夫妇提议我去找一位医生——他们的家庭医生，还说他的话完全值得我信任。 我坐进了一间明亮干净、气氛严肃的诊察室。对面的一位男医生神情严肃地给我做了检查，然后对我说：“你一定没意识到，这个宝宝已经有四个半月大了。”他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座塑像，那是个跳水小女娃。“就跟这个尺寸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将它轻轻地推向我这边。尽管曾感到自己被命运摆布，也曾埋怨子宫，甚至由此变得易怒，可我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不再纠结。“我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姐妹……任何人做流产手术，”他说，“何况，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 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格里菲斯家替我支付了诊费。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自己是死里逃生。 有这样一句话：“每个女人都有一段跟堕胎有关的故事。”这话是我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听到关于堕胎的激烈争论时，我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的原因。我想，若非（感谢上帝！）当时的我临阵退缩，儿子约翰就永远失去了出生的机会。很明显，那个时候，我始终清楚自己怀孕了，却在联合自然之力对抗自己。如今，我会想到自己认识的一些女性，她们曾改变自己想要堕胎的想法，而且此后都对自己的决定心存感激；我也会想到一些生活贫困的女性，她们每年都生育一个小孩，但得不到任何帮助，在衰老和生病的同时，她们生养的婴儿也在死亡、在挨饿；我还会想到在一间肮脏的办公室里，一位不正直的女性套着油腻的白大衣，而绝望的姑娘们只能把自己托付给像她这样的人。 我回到了家里，而且仍怀着身孕——这让我很高兴，弗兰克也很高兴，体育俱乐部里的人都高声喧闹起来，叫嚷着要为宝宝的健康喝酒祝贺。我没有放弃跳舞，但是在白天，我坐在一个沙发里跟小胎儿谈心，慢悠悠地分享着自己的思想：战争的宿命论、统治者的无能，还有对希特勒的恐惧——无线电中他在咆哮着、叫嚷着，与一些德国暴民的呼喊声相融在一起。 在体育俱乐部里，在旅馆里，静默的人群倾听着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纳粹集会消息，渐渐地达成了一种共识，这一共识迥异于那些狂野喧哗的歌曲和舞蹈——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时代的错误。这着实是一件怪事——连续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着迷于蔑视自己的政府因希特勒而陷入瘫痪，却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无法战胜的敌人越发强大——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英国政府也被视为我们的政府。 那时，温斯顿·丘吉尔被视为执迷不悟的持异议者。1939年8月25日，《英波互助条约》（Anglo-Polish Treaty）在伦敦签订，但希特勒却向世界摊牌，德军在9月1日入侵了波兰。 这一事件发生的那天，我正在索尔兹伯里近郊的一处农场上享用周末午餐，同行的还有另一对新婚夫妇，其中的丈夫是弗兰克多年来的好友，妻子跟我一样，正在被一群互为老友的男性所吸引。我们说了许多荤段子。正开着玩笑，我们听到了德军入侵波兰的消息。低落、无助、愤怒的情绪爬上了我的心头，与此同时，我对这一灾难却也欣然接受，毕竟我早已听惯了灾难的发生。慢慢地，夹杂在疼痛中的隐秘快乐将会一再衰微、直至消亡，而愈加强韧的则是气愤、恼怒，以及全然的怀疑态度。战争开始直至结束时，我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真实生活向着别处进发时，我也不再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弗兰克的朋友们跟他年纪相仿，他们生活都很殷实，而且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我对他们一见如故。其中有一位朋友叫汤米·沃尔顿，他刚新婚不久，妻子名叫艾薇，跟我一样也是个孕妇，她成了我的一位特殊朋友，成了我的“一半”。 我和艾薇整天待在一起，把窗帘拉下来后，似乎可以听到胎儿们成长的声音。艾薇是一名护士。我们都拥有指导手册，内容有些滑稽，但却被认为是适合年轻母亲的读物。我们从中读到了胎儿的成长史：冒出鳍或手指，甩掉尾巴，长出层层皮毛后又将它们褪落，发育出小指甲。艾薇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纤瘦的身材，情绪易激动。开心时，她就会把头发打理得柔软又精致；若她不开心呢，那金色的发丝也就粘潮地塌了下来。她被我写进了《良缘》（A Proper Marriage），可如果这本书被视为个人证言的话，那么对艾薇的叙述则并不充分。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原因仅仅在于我们两个在相同的时间里经历着相同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既无法跟她分享自己所信的任何事物，也无法分享自己阅读的任何文字。“瞧啊，她又来了！”当我莽撞地提出了一个文学或政治观点时，艾薇大概就会这么想。虽然对人类的社会境况并无兴趣，可她也会贡献点自己的想法：“听管教的黑人们还是很不错的。” 两个第一次孕育孩子的女人总会结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友谊。她们共享着一个探索之旅，可在桌子上把自己的书摊开之后，她们却发现这一段旅程的每个阶段早已经被写在了书里，而自己的当下体验也早已经被别的女性所经历。她们感到了羞怯，觉察到自己只是微尘中的一粒，这让她们不再宣称自己如何非凡特别，虽然内心里还是这么认为，虽然这种想法也只有彼此能懂。她们共同学习着孕期的基本知识，却并不知道到怀孕这件事情原是一本浩瀚之书。 那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关系——对抗医生的盟友关系。那个时候，作为孕妇，你不敢坦率地说自己宝宝的“胎动”远早于官方所称的三个半月，也不敢说还在子宫里的宝宝已经能够回应你的思想和情绪。小婴儿自出生后就识得你的声音，可以感知周遭发生的事情，既会侧耳倾听，也会尝试用自己仍然模糊的眼睛聚焦熟悉的面孔……在过于贴近婴儿的人中，有一些人会引起不适，而另一些人则会带来安抚，判断的依据在于婴儿有时报之以流泪和惊惧，有时却报以显而易见的愉悦……即便你说了这些，医生听到后却会屈就地说，它们不过是你的想象，虽说女人们惯于陷入幻想，可你绝不该让自己的想象力失去控制。现如今，科学已经证明这些“荒诞故事”确实具有合理性。那么医生们已经不再对年轻女性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了吗？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可曾有一位医生在之前暗示过某个女士说她得了癔症后，又对她说，“很抱歉，我们过去的判断并不对，您当时还好吗？” 那时候，男人们会附和医生，这也就意味着妻子们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会保持沉默。一位女性朋友即便不是生存必需品，那也是平衡生活的必备品。艾薇和我总会长久地坐在清晨的时光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自己的感受，我们两个都坚持说，在我们跳舞或跟丈夫做爱时，宝宝会有明显的反应，而且也因为宝宝，我们开始担心这场战争。既然我们的所感所想跟官方说法出入很大，那么我们是否为此而苦恼呢？这倒不见得。“哦，没关系，怎么想就怎么做吧。”我们一边进行着个人探索，一边产生了类似的想法。因为我们都得搬家，所以这份友谊中断了。可为什么要搬家呢？在当时这是常态。战争已经开始，罗得西亚的男青年也得知，他们很快就将被召集起来进行训练。人人都知道，这些年轻人将会北上参加荒漠中的那场战斗。英国正在竭力制订计划，旨在将数百万男性派遣至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肯尼亚、南罗得西亚，让他们进入皇家空军营地，将他们打造成飞行员、轰炸手以及领航员。在全世界范围内，因战争而流动的人口比游客更多。 我们住的那套小公寓因战争需要被征用了，弗兰克找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安慰我说这只是临时住所——距索尔兹伯里大约十二英里之外的一座简陋小屋（主人因为有了新的住房，所以将它弃之不管），整个白天我都独自待在家里。弗兰克在想办法走后门进入军队（毕竟他已经不是入伍的年龄），其他时候，他要么去办公室里工作，要么就跟其他男人去喝酒，因此，大半个夜里我都是孤身一人。雨季来临了，天气非常炎热，房子四周的灌木已经重新长出来，它们先是把将秧苗和籽苗送入了房间，然后又抬高了砖块，宣告着整座房子不久就会坍塌，继而将被树木所取代。 我的肚子已经非常大了。按那时的惯常说法，我“搬了个大东西”。那个年代，孕妇们还被告知应该多吃食物以满足自己和孩子的两份营养需求。我感到不适，而且身上总是发热。我在镀锌板浴盆里注满了水（房子里没有自来水），接着就进去泡上好几个钟头。虽然水是温热的，可只要待在里面，我就会感到惬意的凉爽。我时常会坐下来，隔着大肚子和宝宝聊天。跟艾薇相比，我有一个更活泼好动的宝宝。听着无线电里广播的欧洲消息，我将手轻放到肚子上，对宝宝保证战争不会伤害他（她）。与此同时，我也在想着那些在欧洲战火中被敌人驱赶着的母亲和孩子。 当时的我有着跟如今这些怀孕的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态：我从未想过肚子里的宝宝会出现什么问题。艾薇总是担心会有灾难降临——作为一名护士，她很清楚可能出现的状况。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眼下怀着的孩子以及未来可能怀上的孩子都会平安健康地出生，可在艾薇看来，这是傲慢自大的想法。事实证明我想的并没有错，而且艾薇也跟我一样都生出了健康的宝宝。六年前，我就已经决定再也不要生病，因此对宝宝也寄予了这种期望——他（她）不会是个有缺陷的婴儿，或者刚一出生就死亡。我镇定、自信，充满喜乐。房子周围以及房顶的树枝上，鸽子们或低声地叫着，或柔和地吟着歌，我坐在温热的水中吸着烟，有时会踏出浴盆给自己切一块三明治，接着再回到水里。在浴盆的旁边，我还放了几本书。从无线电广播中，我听到欧洲战事在逐渐升温。弗兰克很快将前往战场——我这么以为——而我就会被独留在这里，还有我的宝宝。那么……没关系，我喜欢独处。在索尔兹伯里，已经有穿着军服和便服的英国人在侦查情况，我想象着跟他们的某个人有一段浪漫的邂逅——这种事情在战争中无可厚非；想象着独处时，我终于有时间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也许以后我会创作出更多的短篇，但这次我要写一些真实的故事。 我享受着悠长美好的、如梦如幻的独处时光，直到弗兰克和他的朋友进来……个个都因为醉酒而变得喧闹和乐观。后来，我又回到了索尔兹伯里一个内饰着家具的房间，但我如今已经对它没什么印象。那时候，这样的房间大都挂着印花或碎花窗帘，摆放着太妃糖一般的家具。弗兰克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战斗，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体育俱乐部的欢愉气氛又扑面而来，我们回到了它的游廊、宴会，还有对战争的谈论中。 我和艾薇又开始在清晨陪伴彼此，但跟过去不太一样。她的丈夫汤米即将应征入伍。她说：“你不能去，没有你的话，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可能我不得不去。”她丈夫说，眼睛里闪着光芒。“我也不准你跟那些女人睡觉。”“哪能有什么女人！”“哼，我了解你，你这个老公狗！”她咯咯地笑着说，她丈夫被这话取悦了，看起来扬扬得意。艾薇去找那些当权者——她在过去的十年里曾与之调情、跳舞、喝酒，可他们如今都变成了上校和长官，凌驾在她家汤米之上。她常在走进某一间办公室时就大哭起来。“我不能没有我家汤米。”她宣布说，蓝色的眼睛因为早先流出的许多泪水而变得发红。想到汤米已经不是青春少年（跟弗兰克一样），他们向她保证一定会把汤米的名字从动员令名单上划去。同时，艾薇开始变得不能自立、茫然无助，所有的女性朋友（包括我）都觉得这不足为信，可我们的确想错了。她的身形更加消瘦，头发也凌乱得软塌下来，小小的孕肚很突兀。此外，她还整日整夜地吸烟。她开始抱怨说“只有想不开的人才会去当女人”，而她的牢骚替代了我们两个相处时的友好静谧。也因此，与她为伴再不是一件舒心的事。 我沉浸在即将胜利的喜悦之中，期待着自己分娩的那天。我不觉得它会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痛苦，毕竟我的身体和心态是如此的健康和惬意。 我的妇科经历比较适合寓言故事中从无任何毛病的农妇。十四岁时，我经历了第一次月经。我的经期通常持续两到三天，而且血量不多，偶尔会有轻微的疼痛。至于经前综合征这种东西，那时的人们还从没听说过。我有三个孩子，都是自然生产，没经历过开腹、产钳手术。我也从未患过鹅口疮、疱疹。我的月经结束于我四十岁刚出头的时候，这在吸烟的女人中很常见。可怕的更年期症状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绝经了，仅此而已，我实在是个非常幸运的女人。很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女人常常会觉得愧疚，似乎身为女性本来就应该被子宫所烦扰才对。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维护年轻女性的利益，因为当今舆论宣传的都是女人们的不幸——她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失败的过程，而绝经意味着溃败。这样的事情并不遥远，有些女性没服用药物也轻松地度过了绝经期，但她们不敢将这个事实说出口，因为其他同胞会指责她们说谎，或暗示说她们让自己感到失望。 还有关键的一点——如果对此我的表述显得比较啰唆的话，那是因为我相信它非常重要。那时候，在看待未来生活时，我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并不会专注于恐惧和不祥之兆，相反，我们都很自信，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们的生活也没有被来自电视、收音机、报纸、女性杂志的冷酷信息轰炸。如今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总会回应他人对自己的期望——这一信息常呈现于孩子们在课堂上的情景，但其实拥有广泛、实际、普遍的应用。如果，女性们在年纪很轻时就被告知有可能遭遇各种厄运，包括经前综合征以及更年期痛苦，那么，她们是否就能因此而避开那些厄运呢？我们那时候还从没听说过……比如经前综合征，我们最多只是说一句：“见鬼！我怎么有点烦躁啊，肯定是要来月经了。”假如你多年来都在暗自恐惧着乳腺癌和子宫癌，那么你会更易于患上这些疾病吗？这只是一个疑问，并非一份声明。 一种汹涌而来的力量预示了分娩时刻即将来临，它将我送入了钱塞勒产科医院。在这所医院里，每个婴儿都是白人婴儿。它是位于北大道上的一座大房子，入口两旁各有几个房间，各自向下还有其他房间，一个内部游廊沿院子外围而建，宝宝们被安置在远离母亲的一个长房间里。 迎接我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护士，她对我说，当天晚上有太多孩子要出生，这是战争的过错，还说我一定是个好姑娘，让我照顾好自己。当时差不多八九点钟。我四处走动，没去理会女人们在生产时的尖叫声。我注视着保育室小床里的新生儿，渴望能抱抱他们中的哪一个。我先是被通知去洗澡，一会儿又被剃掉了毛发——那个时候生产前都这么做。 管事的是一位体格魁梧的未婚女士，她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总穿着一件护士服。许多孕妇分娩时她都在场，发挥着帮手的作用，她跟所有医生都相处融洽。这里的医生不超过十二个，他们每天都在这所产科医院进出。 她来到了我身边，带着一丝傲慢地对我说，她很高兴看到我并没像其他一些女孩那样小题大做。第二天清晨，我终于进入产房。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张高床上，然后就离开了。我的身体痛得厉害。我把这段体验写进了《良缘》——可能内容有些出入，但也差不多。 女人们有时会说，分娩的疼痛是不可能会忘记的。但我认为，一个人记得的只是自己承受过痛苦这件事，而并非痛苦本身。真实的记忆——哪怕只是一个闪现、一个瞬间——意味着将自己重新置身于经历本身。你会以痛苦铭记痛苦，以爱铭记爱，以真实的、最好的自我铭记真实的、最好的自我。 令我感兴趣的是疼痛的事实及其力量。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身体也很健康。若说一个人的内心期望能够影响身体体验，那么，那次分娩体验本该像后来的两次分娩一样轻松（但其实不是），原因也许在于当时的我身体极度不适，而且孤孤单单。在漫长的第一次生产过程中，唯一陪伴我的是那位正在清洗地板的黑人清洁女工。读者总能从各种回忆录、小说、自传里看到，在白人们需要温暖时，黑人们如何让他们感受到了平凡却合宜的温情。 我丈夫当时在哪里呢？他正跟朋友们在欢闹庆祝，这是那时候的惯例。丈夫应该陪伴妻子分娩——我无法想象那位护士长会如何看待这种想法。“你根本不需要丈夫陪伴——他只是麻烦。” 同样，婴儿和母亲也都是麻烦。 我的宝宝——也就是我的儿子约翰出生了。她们将他抱给我看，我看到了一个身体瘦长的婴儿在护士怀里手舞足蹈。“小家伙简直是橄榄球运动员啊！”她们这样说。我被推出了产房，宝宝被带到了别处。我孤独地躺在那里，迫切地想要抱抱宝宝。我怯怯地说想要看看他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应：“你很快就有的是时间看他，现在着什么急？”后来她们告诉我不要担心，孩子正被小口地喂着糖水，第二天早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跳跳虎”却虚弱地嘲笑了我），于是她们在当天晚上又把孩子带了过来。我终于在宝宝出生了近十二个小时之后再次看见了他，可也仅仅只在一起待了五分钟。护>士长在一旁看着我们，宝宝的嘴唇才刚碰到我的乳头，她就立刻把他抱开了。“对第一次见面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这家产科医院奉行的是特鲁比·金博士的育儿教义。自出生起，婴儿只能每四小时喂哺一次，除非没有达到一定的体重。（我生下的婴儿重七磅。）喂哺时间还没到时，婴儿若想吃奶，她们就任其哭闹。“他得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他得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喂哺结束后，婴儿们跟母亲相处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半小时，他们会被手推车带走，或者被护士抱在怀里哄着。母亲们可以享受到片刻的宁静，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小睡一下。很快婴儿们就会哭闹起来，也许会哭上一两个钟头，躺在床上的母亲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可她们无法下床，也不会有人把孩子抱来给她们看。那时候，刚生过孩子的女人需卧床一个星期。不过，我母亲当时是卧床了六个星期。我无助地躺在床上，乳房有些微的刺痛，里面充满了乳汁，听游廊那边传过来了婴儿们狂乱的哭声，我既恼怒又沮丧。 玛丽亚·麦卡锡在《一群人》（The Group）中描述了类似的育儿教义，可见钱塞勒产科医院并非特立独行。不过，要是有什么委员会想要确认，如何才能让女人们跟自己的宝宝“疏离”——或者按我们那时的说法，不爱自己的宝宝——那么，钱塞勒产科医院无疑是最好的研究范例。我听说在日本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电视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十几个婴儿躺在一个推车、搁板或桌子上，他们包裹着身体、胳膊和腿，婴儿旁边守护着一名护士。小婴儿的身体内蕴藏着无限美好和传奇的可能，此时，他们被教育着要认清自己，明白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种情况以后也不会发生太多改变。这种让母婴分离的做法，使得婴儿们哭着要喝奶，使得母亲们焦躁不安，其背后深藏着邪恶的理念：“你得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 房间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两个女性。其中一位正怀着自己的第三胎，她很魁梧，身上松垮地堆着肉，没什么形体可言。我躺在床上看着她，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希望自己这身松弛下来的肉体可以恢复到原本的状态，我讨厌这对快要炸裂的巨乳，但我仍为自己充足的奶水而感到自豪。 一个女孩先是对抗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对抗世界，她所依靠的正是自己那美好紧致的身体，那丝绸般的娇乳，当然还有那蜷在三角地带的可爱光亮的阴毛——置身在这样一副新的躯体中，她的灵魂无法被任何非议所伤害。后来，女孩躺在了床上，青肿的肉体堆积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拽出了壳的蜗牛。 在我看来，这个魁梧的女人热爱家庭，并且心满意足。只要是在护士长和护士们不注意的情况下，那位曾亲切陪伴我的清洁女工都会走进来站到这个女人的床边，对她流露出羡慕之情，“在我们看来，只有怀了第三胎的女人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我如今也是个真正的女人啦。”她愉快地回应道。（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位修纳女人曾对我说：“在我们看来，一场结婚仪式并不意味着一对男女的婚姻就此稳定，因为一个真正的婚姻往往需要数十年才算稳固。”） 我暗自发誓再也不要生孩子，再也不要变得又丑又胖。那个女人说不定也曾许下同样的誓言，虽说她现在看上去就像个牛奶果冻，但她却对自己非常满意。我感到无限的孤独、忧虑以及惶恐。弗兰克总是冲进来，又冲出去，偶尔同来的还有他的好友，当然现在也是我的朋友。看到我和宝宝时，他们都很开心。母亲匆忙而至，刚一进来她就说，给这么小的孩子四小时才喂一次奶实在是太可笑了。这句话反倒引起了我对护士们的赞同——我无法对母亲表示赞同，她总流露出谴责和悲伤的情绪，虽然她并不自知。 把约翰带回家后，我跟他的相处时间首次突破了半小时。他跟书里所说的普遍情况不太一样，比如，他从一开始就会高高抬起小脑袋，会在吸奶时流露出喜悦和活力，小腿就像活塞一样动来动去。按道理，他的眼睛应该还无法注视在一点上，可这双眼睛却已经变得机警和敏锐了。他没有一刻安静，总是挣扎着要起来，奋力想把头抬过婴儿车的边沿。很明显，他不久就需要一个带有围栏的大婴儿床，而且看起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每天都在长胖，简直苦不堪言。我的奶水并非很多，只算得上够量。在两次哺乳间隙，我总会因为奶水而发愁，因为每次哺乳它都会被吸干。宝宝会满足地安静几个钟头，接着又哭闹起来，可育儿规范说只能四小时哺乳一次。我痛苦而烦躁地坐着，按照规范上的指示“任凭婴儿哭”，直到钟声再次响起，我才抱起宝宝喂奶。我如今已经知道，宝宝想要喝奶时我应该满足他，不仅因为我的奶水将由此变得充足。我开始不顾权威，在下午的时候将孩子抱起来，跟他交流、抚慰他，希望通过这种接触能够刺激我的乳房再度充满奶水。 我还记得那时的自己站在游廊上抱着一个婴儿，他似乎想要在我的怀中站起身，他把小拳头塞进了嘴里，这意味着他想要喝奶了。而我一直在不断地留着眼泪，向他追问，我该怎么办？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他太结实，我光是抱着他就已经筋疲力尽。但无论怎样，当时我都是一个强壮的年轻女人，而他只是一个小婴儿。 简单来说，他最初只是一个极其好动的婴儿，后来又长成了极其好动的男孩。如今想来，幸好当时还没有多动症这一说法，不然他可能会被要求服用镇静剂，肚子里会被填满药物。 与此同时，骄傲的父母们装备了各种育儿理论——初为父母的人通常都会如此。弗兰克在一本书里读到，父母不应该溺爱婴儿，如果在婴儿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会忍受寒冷，那么他们就会变得百寒不侵。于是，我家宝宝被套上了一个小背心、一件薄薄的外衣、一块尿布——就这样被放到了外面的游廊上以学会抗寒。冬日即将来临，空气已经很冷，可他似乎毫不在意。他的哭声总是按照上一次喝奶的时间做出计时。 第一胎婴儿需要学会忍耐。前不久，我看到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正在吃奶酪三明治，因为父母们认为只喝奶水太单一，所以要给孩子换换口味。 我内心十分忧虑，一方面是因为对自己当前的肥胖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是因为母亲频繁来访，她说约翰正在遭受虐待，却没有注意到约翰的体重在增加——权威人士认为，婴儿的体重增加足以令人宽心。我表示要用奶瓶代替母乳喂养，可母亲说我这是不负责任。母乳喂养法需要时刻关注钟表，我的朋友艾薇被这件事情弄得筋疲力尽，所以选择了奶瓶喂养法，一切也都很好。 再没有任何一种经历能够让年轻女性感到如此的忧心忡忡、身体不适、效率低下、信心不足，也不可能有其他经历能够让她们流出奶水，同样也没有任何经历能够比得上孕育生命的喜悦——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我偶尔会去艾薇的公寓，跟她在清晨给婴儿洗澡。我信任她，不信任权威。我们并肩站在一个长桌旁，她在那儿给自己的宝宝洗澡换衣服。我们的前方躺着各自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婴儿们也许身材瘦小、皱皱巴巴、皮肤暗红，身上还带着毛发，简单说就是“未进化完成”的小生物。我们当时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个早产儿。刚刚两个月时，他们已经变成了完美宝宝，走上了预定的成长轨道。艾薇的小女婴肉乎乎的，长着酒窝，非常可爱。她吐着小泡泡，挥动着柔弱的小胳膊。约翰的身体又瘦又长，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胳膊和腿没安静过一秒。无论在哪里，他都需要被别人用一只手护着，不然就会滚落下去。他向空中挥舞着小拳头，时不时地就会抬起脑袋，看一看身旁的小女婴。 “嘿，快瞧，”艾薇说，“他在追求她！”她本能地用手挡住了自己的女儿。 “你脑子里就不能想些别的事儿吗？”我对艾薇说，“他才三个月大，不可能会强暴她。” “哦，谁知道呢……快瞧！不行，我得照看好我女儿，现在就得让她提高警惕。跟你说吧，我还要紧盯着你家约翰。嘿，约翰，你听到我说的了吗？嘿，约翰！” 小男婴那胀大的私处又恢复了原始状态……与此同时，长着酒窝的可爱小女婴正吹着气，那个小男婴又开始接近……我和艾薇被逗笑了，笑得停不下来。 终于恢复平静后，我对艾薇说：“要是你生的是男孩，我生的是女孩……” “才不！没——那——可——能！”她表达着自己的想法。的确，我们两个都强烈地认为，我们生下来的只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宝宝，不会有别的可能。 “瞧那个家伙！瞧他那里……”她指着我儿子的私处，夸张地嘲弄说。接着，她欢喜地看向自己的女儿，称赞着那圆润美好的“维纳斯之丘”。“就像一个可爱的小信箱，”她柔声地说，“哦，那美好的乳黄色液体！哦，我可以把信投进信箱。哦，多甜美的小阴部，为什么你要将它把守……”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夸张的戏谑。 我们把小婴儿一把抓起来，带着他们在屋里跳着舞，还哼唱着歌儿。“我身在天堂，身在天堂，我心跳如鼓几乎不能出声，似乎我已找到寻觅的幸福，当你和我一起出去跳贴面舞……”“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想你……” 虽说自己是一名护士，可艾薇却向丈夫宣布，那个卫生访视员胆敢再来的话，她也许会杀了她。我跟弗兰克说了同样的话，他对我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吧。事实上，丈夫只是在容忍我们，可我也没因此责怪他们。我和艾薇着迷于成长中的婴儿，观察着他们的进食、粪便、体重、睡眠和清醒时的情况。到了这个时候，女人们已经不再会沉浸于自身的琐事。 男人们（包括我们的丈夫在内）整天地待在酒吧里、旅馆里，还有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他们个个都盼着军服加身的那一刻。 “想想看，”艾薇瞧了瞧自己软塌的毫无活力的头发、瘦削的身体，接着又看向了松垮肥胖的、就要将衣服崩裂的我，“如果我们说自己过去可是体育俱乐部里的红颜，有谁会相信我们呢？咳，管它呢，见鬼去吧！我就这么一说。” 我开始用奶瓶喂养孩子，母亲说我这种做法太自私了。她已经让我无法忍受，我只是变得更加冷漠、客气、有耐心。我对她所说的每句话都没表现出任何异议，这让她觉得自己遭到了排斥，因而十分恼火。她总是说女儿们在这个时候都会需要母亲的陪伴，我对此表示赞同，但却在等待她离开。 诚然，她正在经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极限。父亲几乎已经处于永久的病态之中。“体弱多病”这个词汇意指一种虚弱但平稳的状态，然而对父亲而言却意味着永不停歇的危机和创伤。他曾陷入昏迷，或者说几近昏迷，他摄入了过多的胰岛素，也可能过少……他的肝脏……肠子……胃都出现了状况，那条正常的腿已经瘦削不堪，这几乎令他寸步难行。在那处农场上，只有母亲陪伴着他。那时，父亲已经无法再安全驾车。母亲总是请求领居们让她搭车去镇里，可她实际上很讨厌依赖别人。那她为什么没学着开车呢？后来，她的确在镇子里学习了驾车。按现在的流行话讲，母亲当时寄给我的信都是“大声的求援”。对我来说，它们都具有威胁的意味，而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威胁——哪怕只跟她相处半个小时，我都会气力全无。每次在她离开之后，我都会爬上床睡一觉。 与此同时，弟弟哈利正在英格兰的达特茅斯学习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母亲实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让儿子成为了一名军人。那时，她曾拼尽全力地给英格兰写信、在办公区出入，不停地奔走求告。终于她如愿以偿，让儿子进入了军队，哈利与迪克·科尔伯恩一起去了达特茅斯。后来哈利说，如果是在和平时期的话，他不可能进得了那里。“要知道，那些英国军人不过是在讨好殖民地，为了装样子，他们需要有一两个我们这样的人加入。”他发现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不及他人。为了不落后，他必须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学习，最终勉强通过了考试。 英格兰的信件几星期才能到达这里。至今，我仍保留着哈里的信件。他的信中语气欢乐，也写有诗歌，但一句都没提到自己的内心生活——他的所思所感，或是默默承受的痛苦。我也在给农场写信：“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约翰也很好，他上星期体重增加了四英两，弗兰克就要上战场了。爱你们。” 在给孩子换了奶瓶喂养后，我立刻就开始了节食，每星期都会掉几磅肉。在停止母乳喂养之前，我没有节食；我不会因为讨厌发胖就提出用奶瓶喂养孩子；我不会欺骗，绝对不会，可一旦我的身体又回归我一人所有，那么……我又恢复了美好整洁的外表，梳着光润的秀发，穿上了平滑得体的衣裙，为体育俱乐部的游廊做好了准备。但是，军方已经传令下来，所有的男人都要去乌姆塔利的一处营地接受训练成为士兵。妻子们立刻追随着丈夫去了那儿，但这并不是丈夫们所愿。 当时正值冬季，我住在一家廉价旅店的丑陋房间里。那是1940年，小雨后的雾气笼罩了数个星期，尿布都干不透。宝宝被感染了，他的粪便第一次出现了异常——黄色的黏液里夹杂着大块未消化的牛奶凝乳。宝宝要么使劲地哭号，要么低声地呜咽。我叫来医生。从这位男青年恼怒的声音里，我明白了自己就是在臆想。“你们这些姑娘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他们绝不可能让你们的丈夫从营地出来，你们不知道吗？” 我在乌姆塔利的街道上来回走着，沿街的每一座房子都震荡着舞曲，就在这些街道上，我曾因为年幼而不能加入少男少女的群体中，这段经历是悲惨的。每天我都会推着婴儿车在凤凰木和蓝花楹树下待上几个钟头，同时，我也想象着，一位从营地里逃出来的士兵会看到我，他害羞地走过来，开始跟我攀谈——当然，我不可能跟他打听我丈夫的情况。这些幻想如同电影中的场景一样清晰，它们属于一个小女孩，而非一个年轻女人——我们在凤凰木下拥抱，亲吻中溢满了悲苦，既是因为战争带来的离别，也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损失和伤痛。 街角处的布朗旅馆条件要好得多，里面也住了一位已婚女人。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对她来说我也一样。弗兰克的一位好友去了英格兰度假，回来时已经告别单身。我们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向来都迫切地期待着大饱眼福，而他的这位新婚妻子无疑令我们倾倒。她易于亲近，淡定从容。现在看来，她当时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嫁入的是怎样的生活。 在殖民地，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总会被孤立，就像一个功能正常的机器零件从母体中被取出来后放在工作台上以待检查，它只能徒劳无益地旋转着。“瞧那优雅的做派！”说起玛丽亚，我和艾薇的语气中流露出怜悯之情——在我们这群人里，自命不凡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过，这样的举止仍具有观赏价值。 玛丽亚的丈夫也是体育俱乐部的男孩，确切地说是男人之一，因为他年龄有点儿大了。他总是酗酒，这么说吧，他就是一个呆头呆脑、温厚亲切的大酒鬼。他从英格兰带回来的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是生命的慰藉和生活的伴侣。这个红头发女人性格耿直、严肃实际、牙尖嘴利，她可能会对他说：“够了，亲爱的，该回家了，一晚上你已经喝得够多了。”简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婚姻，而这样的婚姻我们目睹过不止百个，婚姻的一方当事人可能是你的某位好友、密友，也可能是一名酒鬼、醉汉，另一方则是某个讲求高效的女性说教者，她对一切弱点都嗤之以鼻，因为她自己毫无瑕疵。看起来，这些负罪的男人们并不满足于良心的自我谴责，还需要找一副唇舌时时地责难自己。否则，另一些婚姻怎么解释得通呢？在那些婚姻中，男方是学者、哲人或书呆子，女方却是妓女、酒吧女侍，反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轻佻、性感的女人。他们必然清楚，平日里另一半都在怎么想自己。“你简直就是一个性瘾者！”“天啊，你可真是个老顽固。”“你就不能正经一回？”“你一定要这么理性地思考吗？就不能偶尔放纵一次？” 跟自己的新婚妻子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男人总是一副滑稽诙谐、卑躬屈膝的样子。而她呢，就像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会说的那样，“如同一位从宝座上走下来的女王”，女王的芳名叫玛丽亚。 我去找玛丽亚一起品茶，她所住的宾馆档次很高，但还不足以令那些世界顶级宾馆的常客为之惊艳，不过那儿的糕点和炉火很让我喜欢。（玛丽亚不会来我住的旅店找我品茶，这也可以理解。）她的宝宝漂亮乖巧，穿的是从英格兰买来的衣服。在这些茶会中，约翰的表现不算糟糕，他只是在做自己。看到约翰在我的怀里不断地扭动挣扎，起劲儿地蹬着脚，玛丽亚会略带尖刻地说：“他可真精力充沛啊，是不？”我明白，他这是对自己当前的婴儿身份感到不耐烦。有趣的是，对于这种想法，我可以跟艾薇讨论，但跟玛丽亚却不行，因为她是一位“智者”（大家这么说）。“你确定他只有四个月大？”玛丽亚这样问我。 约翰九个月大时就能自己站立，一岁就已经会跑，人们问我：“你真的确定，他刚刚一岁？”这不过又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却知道它是真实发生了的。许多年里，我的脑海中都储藏着一些在人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我却知道它们都真实而可靠。 约翰让我感到骄傲，但也有些窘迫。我不明白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能安静地待在婴儿车里，为什么就能默许别人来爱抚和拥抱自己。跟玛丽亚相比，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不过为了那熊熊的炉火，这种内心的冲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没有生火，人们习惯认为——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永远不会冷。在索尔兹伯里的时候，婴儿尿布挂在晾衣绳上不过一个小时就会被烈日烘干。到了这儿后，因为尿布开始发霉，我只能不断地买新尿布，毕竟它们是干燥的。 艾薇跟我住进了同一家旅店。她这才知道，汤米不会被营地放出来。不过几小时而已，她就完全变了个样子。如同她早已知道的那样，她因为丈夫进了军营而变得崩溃，成了一个漫不经心、暴躁易怒、冷酷无情的女人。她出神地坐在那里，下嘴唇闲闲地叼着一支烟，一团烟雾升腾着罩上了她的脸。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在听。她的身材瘦削不堪，头发潮湿地贴在脑袋上。这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曾经美得惊心动魄，可现在呢，她完全可以凭着这副了无生趣的面庞和空洞无神的双眼为“绝望”代言了。她不再置身于日常琐事，而是已经脱离现实，不知跑到哪个神秘地带了。 我徒劳地劝她：“艾薇，想想看，在这世界上，半数的丈夫都去了战场啊。”“没遇到汤米以前，你不是也过得很好吗，是吧？” 她眼神空洞地望向我，一定留意到了我在说胡话。她当时情绪很低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此前我从没听说过。很久以后，我遇到了一些同样受此折磨的人，这才理解了艾薇当时的状况。不是说我希望她“振作起来”——这是玛丽亚的惯常做法——我只是不相信她的病情真的像看上去那样严重。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那么严重呢？ 在孩子睡觉——至少确认已经睡着以后，艾薇就连续几个钟头坐在一张椅子里，不得已时才去照看下孩子，而她自己并不休息。晚上进入她的房间后，我发现她一整天都没有挪动过地方，冰冷的嘴唇间夹着一支熄灭的香烟，眼神没有焦距。没过多久，她就听不到女儿呜咽和抽泣的声音了。我开始去她的房间里陪伴她，一手抱着依旧挣扎乱动的约翰，一手摇晃着她女儿的婴儿车。到了给孩子喂食的时候，如果她还没有挪动的迹象，我就会给两个孩子依次喂食。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当时根本没有察觉到我在那儿。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数日，她家汤米偶尔会从营地寄来一些信件，可是他人没有回来。接着，战争又把她家汤米“吐”了出来。艾薇原本像一叶瘫软在岩石上的海草，可这个消息就像一朵浪花一样让她又有了生气。她开怀地笑出了声，转而又咯咯地傻笑起来。她洗了头发、化了妆，又抱了抱孩子。听到玛丽亚说“你终于振作起来啦”，她羞怯地说：“哦，去你的，饶了我吧！” 我们三个女人一起回到了索尔兹伯里，三个丈夫又变回了平民，终于要开始正常的婚后生活了。战争偏爱二十岁的年轻人，弗兰克已经三十岁了，步伐并不轻快，汤米也有某个不宜参加战斗的理由，玛丽亚的丈夫则是因为不符合要求。镇子上似乎到处都是悲苦的男人，被军队拒绝这件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老去。弗兰克痛苦不堪，他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只有“老男人”才会被留在镇子里。这些男人们凑在一起喝酒：他们需要得到体谅。我并没有冷漠刻薄，相反，我亲切又体贴：“哦，可怜的弗兰克，真为你感到心痛。”尽管如此，当时的我还太年轻，并不能体会他的感受。 《良缘》一书里的丈夫确实北上参加了战斗，后来因伤病被迫退役了。没过多久，那些曾侥幸从军医那里蒙混过关的胃癌患者和病残人士就都回到了镇上，他们一个个都愤怒难过，垂头丧气。与此同时，从北非战场上传来了我方第一批战士伤亡的消息。听到亲人们说“你要是没回来的话，说不定也会受伤或战亡”，这些男人仍无法得到安慰。 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站着悲苦的男人们。我在一旁听他们谈话。之前那场战争还没让我听够吗？我用一只手来回地推着婴儿车，另一只手夹着烟，静静地听他们说着。我能察觉到一份喜悦，它近乎兴奋——也许一位作家由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匹配自己的自然禀性，也就是文字才能。那时候我已经很少写作，但我仍在倾听、挑选，然后形成意识。 在一位小说家笔下，人物的行动总会受制于小说家自身的本性。但如果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这又作何解释呢？有时作家的手或思想会单纯地拒绝写出下一句话，只因其笔下的某个人物，比如说托尼或苏西正打算做出违反自己本性的事情。这样的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因为不仅涉及作家对笔下人物的认同，还涉及作家可能具备的多面自我。不过，这种自我并非数目很多，它也许极其有限，比如说，你不会看到作家乔治·梅瑞迪斯（Gee Meredith）将克里平作为自己作品的灵感来源。 我曾想写一本《我的其他生活》。这本书将采用科幻小说的写作惯例，其中的一些想法就跟那些尖端物理学工作者的想法一样，不过书中的情节是这样的——医生、兽医、农民以及探险者们都生活在其他的平行宇宙或平行“实相”里，他们的生活不仅与我的生活同时并行，而且还在持续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在多重性格案例中，潜藏在一个男人或女人内心的不同性格会逐渐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同样，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为了方便讨论，暂且假定是我）会逐渐意识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感同身受。这个写作想法倒是不错，但我的时间即将耗尽。 一些年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被留在一个内饰家具的房间里，或者回到自己的娘家，我原本可能轻易地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但最终没有。我的丈夫是一位“城市元老”——弗兰克不喜欢这个玩笑，但这并非出自我之口，毕竟我没这么冷血无情，不过在体育俱乐部的游廊上却肆虐着类似毒果的玩笑话。“嗨，老弗兰克。”一个新加入的年轻姑娘大喊着，她从游廊那边大步走来，手里挥动着曲棍球棒。在房间的另一端，一个姑娘正跟一位身穿空军服的男人跳着舞，舞曲是《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她也说过这样的话。有时候，他还会被问道：“嘿，弗兰克，做一个城市老伙计的感觉如何？” 而我呢，我正在承受生活中的大逆转，但没人让我对这种事早做准备。十八个月以前，我——以及所有其他姑娘——是男人们目光追逐的焦点，可是现在却完全被忽视了。尽管我已经恢复了苗条的身材和青春的面庞，但却被当成五十岁的女人一样谦恭有礼地对待。谁是新的焦点呢？是弗兰克·威兹德姆的儿子约翰。他从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能坐起来，此刻正试图从婴儿车的捆带下挣脱出来。“嘿，瞧这小家伙，他等不及要跟我们一起去球场了。” 我们在游廊上还在聊些别的什么呢？是这段平静少战的时期。此外，我们还听到了各种传闻。希特勒大军将在非洲大陆上从开罗横扫到开普省，把我们都变成他的奴仆。（据传，卡菲尔人说即便这事真的发生了，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他不太费力就横扫了整个欧洲。“黑人们会不会一见到希特勒的军队就立刻加入他们，跟他们一起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的所作所为让这种事成为可能，人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却没有流露出懊悔，反而对仆人们的忘恩负义怒不可遏。如今当年轻人问我过去的种族歧视是什么样的时候，我就建议他们去看看“二战”期间出版的《笨拙周报》（Punch）——它们对女仆的漫画形象以及劳动阶级都进行了嘲弄。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利用我们这个国家以及南非训练飞行员。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英国男人将在这座城市以及布拉瓦约附近驻扎营地。很快，我们这儿的男人们就会北上，而一个不同的男性人群将会进来。生活一成不变，只不过我们从早到晚地在谈论着欧洲的消息，收音机也一直开着。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能够让任何交谈和舞步都停下来，每一个无线电接收机都被人们包围着。我们眼下什么都不缺，不过很快就会变得不一样——再也没有进口的货物。男人们在大量买进威士忌酒，在认真考虑过后，一些年轻女人贮藏了优质口红。 我又住进了一家小旅店。弗兰克尝试在这座拥挤不堪的小镇上再找一个小房子，这样的房子就在一年之前很容易就能租到。我住的这家旅店里都是女人，每一个都年长我许多，她们都想亲近眼前的这个姑娘以及她那令人难以招架的孩子。但我跟约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还在做一些清新漂亮的衣服。我对细节非常留意，几乎称得上苛刻。我如今好奇的是，当时的自己在想些什么——给衣服的内缝滚边，包缝起那些毛边，但根本没人会看到。我平时的行事风格虽然都仓促草率，但即兴创作的能力非常不错。你也许偶尔会看见某人一遍遍修缮房屋或公寓，虽然它已经很整洁、很完美了，你却突然听到：“还不太好，我需要给厨房改个结构。”这样的工作可能每两年就会进行一次，完美的墙壁被再度刷过，崭新的厨房被拆了重新安装，他们其实是在重组自己，粉刷墙壁的同时也是在粉刷自己的精神……（也可以把“灵魂”替换成体育俱乐部游廊上常用的“精气”——“嘿，哥们，今天你精气如何？”）同样，一个忧虑的年轻女人会把某件裙子的里面翻到外面，仔仔细细地检查每一处针脚，包缝每一丝毛边，给腰缝和袖孔滚边，就好像这些东西都在裙子的外面，而非它的里面。“这样才稳妥。”在那明亮的防备的笑容背后，她的灵魂在喃喃自语。“好啦，这才对——但愿如此吧。”这个姑娘很久以前曾给自己的泰迪朋友不断地脱换衣服，把每件叠好的衣服都规整地放进小箱子里。 这些女人把我吓到了，但她们毫不知情——她们怎么可能会吓到我呢？要知道，她们可都是举止得体、友好亲切的女人。我看着眼前的她们从早到晚地坐在那里闲聊，话题都是女性的私密，丈夫、孩子、钱、钱、钱！“谁想不开才会当女人。”“黑人可真无耻。”“男人就是个孩子。”……曾在片区的时候，我就听到女人们不停地说着这些话，我当时就发誓永远不要变成她们的样子，而且态度坚决。二十年过后，类似这样的言论——对男人的谴责，对身为女人命运的不满——成为了女性运动的行为规范，被称为“女性意识的提升”，而这一行为本身则被冠以“研讨小组”的称号。 我们从这家旅馆离开，又从朋友那儿借住了房间。虽然并不是独居一座房子，但也是半个，这些房子距离镇中心至多五分钟的车程。对这一时期的经历，我脑海中强烈且真实地记着那么一个片段——夜里，我独自坐在床上，正留神听着窗外婴儿车里宝宝睡着的声音。虫子在沿着裸露的电灯泡转圈飞着，客观地说，这些都是可爱又纤细的浅绿色飞虫。越来越多的飞虫从黑暗里扑打着翅膀飞向了电灯泡，房间里已经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只猫咪，它猛地扑出去，只听一个小虫发出了细弱的尖叫声，猫咪不停地逗弄着它，直到被猫咪揉碎，这声音才戛然而止。随着猫咪的一次跳跃，另一声尖叫又响了起来。床上的女孩用手指堵着耳朵，她情绪激动，心里害怕极了。可是理智告诉她，这些都不是害虫，不过她可以大声尖叫。就像几星期前宝宝的哭声一样，这些虫子的尖叫声也爬上了她的脊背。她偷偷地溜出了这个充满飞虫的房间，走向暗处的游廊，在婴儿床近旁的一块冰冷的水泥上坐下来。望着虫子正从她的头顶上方飞进那个房间，她无助地、徒劳地掉着眼泪。宝宝已经熟睡，她把他的一只小拳头握在手里，还在哭泣着。 这时，年轻的丈夫回来了。“别冒傻气了，它们只是飞虫。”“我知道，可我受不了。”“这可不像你啊，你中了什么邪啦？” 12 我们又搬家了。对我们而言，搬家是个常事，没什么要紧！我们有衣物、床上用品、一把单椅、之前提到过的那张桌子，还有书，许多许多书。一辆小货车将我们载到了另一处小房子。如果说很多农场还在用那些简易家具，比如斗篷盖布、面粉袋窗帘、汽油桶搁板，那么镇子里就是“商店”家具的天下。这里的椅子是用草编的、后背刚好嵌入槽痕的那种，一些油画上画着蓝花楹、日落、小丘、狮子、黑人，也有抬着头的大象和数不清的羚羊在凝视着观赏者。无论怎样，我不会一直待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自言自语道。 虽然感到绝望和困顿，我仍保持着优雅的举止，做着一切分内的事情。不过，孩子让我筋疲力尽。他大喊着从梦中醒来以迎接美好的新的一天，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在夜里不情愿地睡着之前，他没有片刻的安静。即便到了现在，每当看到有个顺从的小婴儿安静地待在温床里，我都会想起约翰在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继而对眼前这个孩子惊异不已。我简直抱不住约翰，他不喜欢被人拥抱，也不怎么喜欢被人逗弄，他的默许似乎只是在忍耐和应对他人的期望。他很喜欢躺在地上，双腿就像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动着。有时，弗兰克会抱他，可这个活泼好动的肢体很难应付；有时约翰会在我的怀里站直身子，踩着我的大腿起劲儿地上下乱蹦。每次吃饭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想自己抓勺子，因为抓不住而愤怒；他想握住瓶子，瓶子一滑落他就会大叫。其他女人的宝宝都能睡一整天，可我家的却不能。弗兰克在清晨七点动身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带着约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了，因为运动可以让这小家伙平静下来。 我所鄙视的早茶会将在十点左右举行，届时年轻的女人们会在彼此的房子里碰面，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婴儿或者小孩。可以预见，我应该能跟弗兰克同事们的妻子成为朋友。这个早茶会群体里大概有十个女人。我曾在《良缘》一书中描述过早茶会，可要是放到现在来写，我会着以更多的笔墨，因为它对确保新婴儿的出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群体里的某个女人会把自己新出生的孩子带到茶话会上，在看到那个小宝宝的头柔弱地靠着妈妈的肩膀，你突然会觉得自己这个已经蹒跚学步的孩子体型很大，甚至称得上笨拙，不禁会回想起自己曾跟小婴儿是多么的亲密。你大概之前就已经说过：“我不想再生孩子，也许永远都不。”可当你此刻又怀抱着别人的小宝宝时，你会“想再生一个”。“哦，天啊，我怎么又想生宝宝了呢。”猛然间，你认识到了这点，于是急忙把这个可怕的小生灵送还给他（她）的妈妈——此刻，这个女人似乎是世界上最教人羡慕的人，即便她因为生产和哺乳而变得形态丑陋。意识到这点时已经来不及了，你体内的激素已经受到触动，事情注定将要发生。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某次茶会上宣布：“我怀孕了！”“怎么可能！你明明说过不再……好吧，你让我嫉妒了。什么时候？” 你是否喜欢她们以及她们是否喜欢你，这都不重要。“我们没共同语言！”你这么说是否就太可笑了，要知道，你们有共同的生物基础，你们这一群体都是年轻女人——这两点足够了。如今人们已经知道，频繁见面的女人们的经期也会同步。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在任意一个群体相聚的片刻时间里，其成员们的脑波也会出现同步的状态（如同在《生命之舞》中展现的那样）。由此看来，对伙伴的选择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但具备生育能力的年轻女人总得跟他人打交道。要是有哪个国家正在担心人口出生率过低的问题，那么它的解决办法就是，确保那些年轻女人每天都能跟彼此见上几个钟头。我感到无聊、反叛，我讨厌早茶会，但又渴望去参加，这种心理让我烦闷。回到家后，我对弗兰克说自己宁愿死也不要再去参加一次早茶会，可第二天我就又去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性就爱社交的约翰很喜欢茶会，对它们兴趣盎然，他坚持要看看发生的一切。“嘿，看紧约翰，他已经能到处爬了。” 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儿”——仆人，其他人家也都有。早晨八点打扫过两三个房间后，他就会跟朋友们在后面闲聊。他还负责给我们做午餐。弗兰克会在午餐时间带着同事们一起回来，于是我们便在一起聚餐，更重要的是一起喝酒。午餐结束后，我总是推着婴儿车里的约翰，不停地在公园里和街道上转啊转。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会带约翰去体育俱乐部，或者见我们的朋友。这个机警而聪明的小家伙总在瞧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停地挣扎着想要起身，从抱着自己的怀里爬出去。“嘿！瞧，你家的小老虎可真爱动，你看护他一定很累吧。”“哦，还好，这没什么。”我谦虚地回应着，虽然的确疲惫不堪。我们不外出的时候（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家里会有别的人来串门，餐饭由男仆准备。 按照当时的风俗，仆人们可以自由闲逛，直到雇主在外面结束了日落时分的茶饮回家，因为这时他们需要准备餐饭。这就意味着，清晨六点钟奉上早茶后，仆人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包括下午在内都会无事可做，但直到夜里九点甚至十点以后才能上床休息。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定工作时间这种东西。弗兰克和我在所到之处都会为仆人的服务支付酬劳，而且数目远多过当时的惯例，这样的做法也许会触怒同胞们。“你们这样做会惯坏他们的，绝对不能让他们撒了欢。”实际上，这跟用在小婴儿身上的那些话是一样的——“你得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 所有和弗兰克来我们家的男人都比我大十岁，甚至更多。我是弗兰克聪明漂亮的娇妻，他很为我骄傲。我喜欢受到别人的赞美，也喜欢别人赞美我那充满活力的宝宝。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其中一个叫作桑尼·詹姆斯的苏格兰男人，他长着黄红色的头发，身材又小又瘦，总是说些讽刺话，职业是一名股票经纪人。那时，《罗得西亚先驱报》和大多数居民仍秉持着“捍卫白人文明”或“提高黑人受教育水平”这样刻板的观点。不过，桑尼·詹姆斯对这座殖民小镇的评论有着全然不同的视角。他从我这儿借走几本由“人人文库”出版的书籍，还给我带过来一些跟罗马人相关的图书。他对我说，如果想要了解南罗得西亚，就应该读一读罗马人的书，因为这里的殖民政府跟北非或东非的罗马地方总督在态度上别无二致。对一名公务员的妻子来说，这无疑是个爆炸性的观点。当然，他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在殖民地，你得学会闭上嘴巴。” 关于他，我还记得另一件事情。人们说他每天都会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当然啦，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许多年里，我都以为他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不过却听说他居然还活着，而且精神矍铄。恐怕这段故事不会受到营养学家的喜欢。 司汤达—— href='2103/im'>《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友。对于每一位受困于乡镇里的人来说，他都是一位必读的作家。“在殖民地……”他也许会带着对平庸之事的十足愤恨开始说道，而我也会在心里把这句话添加进他那充盈着蔑视口吻的语录中。 “在殖民地，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都是刺耳的。”1992年，我在哈拉雷又听到了类似的话——“德语实在是太刺耳了。” “在殖民地，任何一个有朝气的姑娘都是性瘾者。” “在殖民地，任何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性都自以为是。” “在殖民地，除了英国食品之外，其他食物都是油腻的。”——当然，这件事早就随风而逝了。 “在殖民地，女人们会被不经思索地呈上甜葡萄酒，或者甜雪利酒。因为这些‘小东西’都很爱甜食。” 约翰九个月大的时候（不久他就能自己站立了），我和弗兰克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不过，我隐约意识到自己不会一直待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脑子里没有什么严肃的计划或方案，我只是在梦想着一种生活，如同巴黎和伦敦一样，那里也有类似的自由精神。我并不属于这里。不过，任何一个旁观者都可能会受到蒙蔽，毕竟从表面上看，我把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好。可实际上是谁在做这一切呢？是那个活泼愉快、粗枝大叶、有趣逗乐、魅力干练的年轻女人，也就是“跳跳虎”。不过，也会有人因为“聪明跳跳虎·威兹德姆”偶尔说出的一些话而不自然地笑笑，或者对她说：“喂，饶了我吧，你的话可不怎么公平!”无论如何，跳跳虎都是在如鱼得水地生活。是我先决定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吗？也许吧，可这也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周围所有的年轻夫妻都在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趁着年轻，赶紧把它完成了。”尽管三四年前，大家还在说：“我才不要再将一个孩子也带到这么一个世界上，绝不！”在商量着生第二个孩子时，弗兰克和我说，用胳膊把两个宝宝一夹，全家去法国南部游逛或者去巴黎生活。 在我摘除子宫帽的那个星期里，我怀孕了。那种避孕方法确实有效，即便在今天被认为毫无美感可言，不过必须要养成戴它的习惯。婚姻生活本身并不难，但要应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和冒险活动却不容易。我马上就出现了晨呕以及消化不良的症状，不过我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 约翰已经能够自己站立（直接跳过了爬行阶段），甚至四处乱跑。有一次，他飞快地跑进了附近的一处大水塘——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建筑物所覆盖，即便我跑步速度也很不错，可我很快就看不见他了。我惊慌地挨家挨户去恳求，希望他们能派仆人帮我找孩子。大约一个小时后，一群黑人回来了，在他们怀里翻腾的正是约翰。这个不屈不挠的小男孩令他们感到惊叹，只见他在奋力挣扎着想要下来，准备再次跑开。我实在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要是用捆带束缚他的话，又会伤害他的小心灵。给他套上固定带的时候，我需要把上面的皮带系在他的身上。每每这时，他都会看着我，似乎在说：“我把你当作朋友，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他开始感到愤怒、惊疑，甚至是责备，先是生气地大喊大叫，接着又掉下了泪珠。我把他抱起来，试着安慰他。他站在我的怀里，小小的身体因为激动的情绪而紧绷着，他仍在抽噎着，目光中透露出困惑和责怪。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带他去公园。一到了那儿，他就会在花坛之间自由地穿梭，开心地大叫。因为怕他跑出公园，我会逮住他，再把他带回到婴儿车里坐下。不过，他马上就站了起来（背对着我），想要看到自己正被推向哪里。 我一直在推着他四处游逛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看起来，这时间过得无比漫长。一位聪明的年轻女人整天跟一个极小的孩子待在一起，再没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加无聊。推着婴儿车时，我还会在脑海里构思一些诗歌。 雨 云驻立在高原小镇的树枝上， 雨水把铁皮罐上的锈迹冲洗， 把片片百叶窗敲击， 把倾斜的屋顶拍打。 雨水暴烈，冲刷过河槽， 香蕉皮也被裹挟而去， 还有稻草、破布、肮脏垃圾， 又汩汩地穿过破碎的瓶子， 从摇晃的地板下潜行。 墙壁被雨水打上一块块潮湿的补丁。 孩子们正趴在裂缝上， 瘦瘦的小脸窥望对面的街道， 他们的游乐场。 很快，路灯就要抛洒光亮， 金、蓝、深红， 将弥漫在柏油碎石路。 眼下，灰色的雨还未停歇， 街道上升腾着灰色的蒸汽， 一个黑人小孩正颤抖地跑着， 紧抓褴褛的衣服和奶瓶。 气派的房子伫立在树林中， 里面是一位不耐烦的悍妇， 男孩的女主人在等待自己。 这类传统的诗歌成了我和弗兰克之间不愉快的导火索。他说我态度不公。他还把它们拿给他的妹妹马利亚看，于是我再次得到了相同的评价。不过，弗兰克的愤怒表现很有戏剧性——他的脸上满是责备，凝视着我的目光里既散发出灼热的怒火，又流露出委屈的情绪。从那时起，一种虚伪和不真实的氛围被营造了出来，最初只是间歇性地发作而已。如果一个男人觉得妻子在婚姻生活之外的工作或兴趣威胁到了自己，那么他通常会选择迂回间接地表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在条件允许时自己应该去工作，而且也可以执笔写作。对于我的这些看法，弗兰克从来都表示赞同。他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正在变得疏远，而且速度非常之快，尽管我无比亲切、顺从，随时都准备着取悦他。女人的取悦本能既会让男人们局促，也会让自己窘迫。我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就阴郁起来，并且问我：“为什么你的态度如此不公？”“我们还没有那么糟糕！”他嘟囔着。尽管这样说，但他认为，我们——尤其是唠叨挑剔的白人主妇们——确实非常糟糕，他还对白人的“优越感”始终不满。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饱受了这种想法之苦。从此时开始直到我们的婚姻走到尽头之前，我和弗兰克之间出现过好多次不可预料的危险时刻:他有时一连数天都处在愠怒之中，有时会直接发脾气，要么又自怜自艾，要么又满是责备……而在我们彼此都了解的事情上，他又总是不切实际。可与此同时，我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给人造成假象的、“理智又讲理”的伪善者。 他的愤怒并非只是因为我，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他未能跟朋友们一起去北部的沙漠中战斗。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他就打算去体育俱乐部。他酒喝得很凶，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今当我想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个个都喝了那么多酒——当然，这正是时代的特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酗酒行为不仅获得了准许，而且还成了一种机灵高明的行为，甚至成了流行。那一时代的小说、传记以及历史书都有过描述，毕竟酗酒的地方并非只有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就是一个饮酒文化的代名词。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为食物所着迷，不仅在将它吃到肚子里，而且也在阅读跟它有关的文章或书籍；不仅对它有选择地接受，而且还可能一下子绝食多日。在那个时代，我们既会饮酒，也会戒酒，既会在啤酒与烈酒之间选择，也会在下午六点钟以及日落茶饮时才选择拿起酒杯；酒友们有时不得不被架出去醒酒，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再回到游廊上喝些软饮料，即便表示永远不再喝酒，但他们没过几个月就又会杯不离手。那个时候，体育俱乐部几乎已经让我无法忍受，可是弗兰克却想要我陪在他身边，也想让儿子陪在那里。我感到疲乏、筋疲力尽，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 可是“疲乏”这一项技能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为什么疲乏呢？ 母亲从农场匆忙而至，她指责我说，这么快就准备再要一个孩子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女人不能接连地生养两个孩子？黑人女性不也都在这样做吗？”“噢，亲爱的……”她又回到农场去跟我父亲抱怨这件事，可惜他已经病得太重，无法再听她诉苦了。 我又开始制作小衣服和连衫裤，将抽屉填满婴儿尿布（约翰已经不再需要尿布）。约翰不能忍受自己的小屁股潮乎乎的，因此我倒没怎么费力气，他就已经完成了如厕训练，或者说“变得清洁”。 时间在流逝，我们进入了1941年。此时，假战争已经结束，整个欧洲都在“二战”中沸腾着，德军入侵了苏联，人人都说苏联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他们的坦克都是纸板做的。对于我们——同盟国而言，一切并不顺利。看起来，希特勒已经无法阻挡。 就在我女儿出生之前，《大西洋宪章》签署了——这不过是政治作秀，至今仍没有哪个事件能像它这样玩世不恭。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中部举行了会面，当时正值战斗最为惨烈的时期，德军正在侵占苏联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隆美尔仍在北非不可战胜。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可以藐视到何种程度呢？——任何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研读《大西洋宪章》，任何人想过的任何可以增加人类福利的内容都在其中：和平的环境、工作的权利、世界范围内的迁徙自由、免于饥饿和贫穷、民主的权利。《大西洋宪章》许诺所有人一个天堂，与它同宗的是《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认为，《大西洋宪章》的玩世不恭正是造成丘吉尔在战后政治生涯中受挫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份宪章，英国皇家空军找到了无数种方式来嘲笑。只因这场战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量英国人从那肮脏可怕的贫穷中逃离，被送到了南罗得西亚——他们也没有觉得这宪章哪里好笑。同样，我也笑不起来，我只是憎恶地想着：“还能指望什么呢？”桑尼·詹姆斯也对它进行了戏谑的嘲弄。弗兰克很容易钦慕权威，于是他选择了捍卫它。如今，很少有政治腐化的事情能够令我感到震撼，可是《大西洋宪章》给我带来的震撼却仍如往昔。 你也许正在疑惑，“既然如此鄙夷那些许诺了地上天堂的人，那为什么才几年之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你就已经在许诺同样的事情？”答案就是，我们——作为赤色分子——相信自己的洞察力。丘吉尔和罗斯福根本不可能相信《大西洋宪章》所述的内容，他们两个是玩世不恭，而我们则是愚蠢。 第二次分娩与我预期的不一样。我之所以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声称产妇的心态决定分娩的过程。还记得初次迎接临盆（这是过去惯常的叫法，而且确实形象准确，因为孕妇可能需要躺在床上数周，如同禁锢在盆子里一样）时，凭借自己傲慢、年轻、健康的体魄，我对什么事都毫不在意，既没想过会遭受疼痛，也没想过会有多艰难。但分娩时我疼得厉害，后来，宝宝或许是遗传了我蓬勃的生命力，弄得我筋疲力尽。因为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在这次已经准备好迎接分娩的痛苦和第二个好动的宝宝。 我再次来到钱德勒产科医院，再次看到那位愚蠢专横的护士长，还有那些让母婴尽少碰面的欢乐的护士们。我住进的是入口处另一边的一间屋子，它跟上次那间一模一样，小镇的生活方式具有延续性，而这是大城市居民无从知道的。如同上次一样，我又是在夜里来到了医院——我识别出了那种疼痛，因为它异于其他的刺痛、剧痛，是钝痛以及孕期终止时的压迫感；而且我也准确地感知到了一种突然迸发的力量，它正是自然之力在经过审慎思考之后传达给我的。经过洗澡，当然也包括剔掉体毛后，我独自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踱步。像往常一样，医院里很忙碌。“乖乖地待在这里吧，姑娘。”护士们高声说着，微笑的面庞短暂地出现在房间门口。 我想要独处。整个晚上我都在不停地走动，还去看了其他新生婴儿。他们起初安睡着，但突然尖叫着哭起来，那时离喂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只能避开他们。我透过窗口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还在惦记弗兰克跟约翰两个人相处得怎么样。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一阵剧痛向我袭来，医生和护士也都进来了，紧接着，宝宝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出生了。（我还在等待剧痛的来临，在注射麻醉之前疼痛感是非常微弱的。） 我看到了一个女婴，她的身体比她哥哥出生时要小。她立即就展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性格，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已经做好了被拥抱的准备。不过，事情没那么容易。“你很快就有的是时间看她。”“求你啦，护士，别把她带走。”“好吧，但只给你一分钟。”只见小小的嘴唇紧紧地覆到了我的乳头上，瞧啊，奇迹又这样发生了！生命完全清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护士就在一旁监看着，她皱了皱眉头。“你要知道，你这会儿还没有奶水呢，必须要等到明天才行。”于是，宝宝就被那个打了胜仗的护士抱走了，而我又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人，躺在床上简直要痛哭起来。但烦恼不止于此，因为怕新生儿被感染，护士长禁止任何人进来探望。约翰和他爸爸来了，他们就站在窗外的碎石路上。我把小宝宝托举起来，朝约翰挥了挥手。我痛苦不堪，约翰也一样。还有什么办法更能让大孩子对新宝宝产生嫉妒，让母亲焦躁忧虑呢？这是我生育第二胎所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 晚上，弗兰克跟其他宝宝的父亲一起来到医院。探望时间刚好用尽的那一秒，护士长出现在了门口。“得啦，各位爸爸们，”她带着调笑却又严肃的口吻大声说道，“已经够了，我要摇铃了！现在让你们可怜的妻子休息一下吧。” 铃声响彻了整座医院，婴儿们的哭声连成了一片。 也许有人想问我：“既然这个地方如此糟糕，你为什么又去了第二次？”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是后来才知道那儿有多么糟糕的。当时“每个人”都会去那里，毕竟确实也没其他地方可去，我不记得那时有“家中分娩”这回事。当然，我说的是白人女性的情况。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产妇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说法，依据我自身的丰富经历来看，这是因为丈夫们在医生面前的表现通常更为积极。 在一个非常昏暗的小房间里，我正在给简喂奶，约翰用小手起劲儿地拉着我，他试图让我放弃简，转而选择他。我心里想着，他终于有点喜欢我了——他大吼大叫，乱舞着手脚，我只好把简放下，试着去安抚他。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我被折腾得累极了。如今我不禁纳闷儿，当时的自己是如何完成这件事的？我可以确定地说，年轻母亲们应该装备一些果汁或激素以帮助自己挨过类似的情况。 我们又一次搬家了，原因在于那些房主们可以从军队和英国皇家空军收取到双倍的租金——此时，皇家空军成员才刚开始涌入小镇。弗兰克表示，他已经厌倦了把钱浪费在租房上，不如用来做抵押。简言之，当时看来，我们两个正打算进入拥有特权的中产阶层。我当初在干什么呢？我并没有想到自己嫁的竟是一个“未来的城市元老”。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不过，我依然面带着微笑，还在喋喋不休。要知道，跳跳虎可从来都是亲切、热情又干练的人。 房子的主人是弗兰克的老友。我们能够雇用、租借、购买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弗兰克的朋友们，毕竟弗兰克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以上。我们买下的这座房子已经有家具，而且比我们现有的要好得多。这里比太妃糖般的装饰高出了一个层次，但房间里却是淡粉和淡绿，悬挂着潮湿的印花棉布窗帘，地上铺着颜色昏暗的地毯——都不大符合我的喜好。此外，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带有微小的缺口、裂痕或褪色的痕迹。我对这些房间的感受在《幸存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Survivor）中的梦幻小屋里提到过。房子是弗兰克从坦奈特夫人那里买来的，我在《良缘》一书里写到了这位夫人，不过在人物形象上多有改动。即便事实因故事需要而加以改动，这位夫人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也不曾改变。她将弗兰克视作自己的儿子，还认为如果对我进行适当调教的话，我会变成一个好儿媳妇。 这是一座大房子，建在街区的顶级住宅里。索尔兹伯里最早建起的一批房子都是砖石平房，配有波纹铁皮屋顶和多个游廊。我们家的房子空间极大，前廊上摆放着桌椅，向里是客厅和餐厅。客厅的装饰风格恢宏，符合时下流行的高雅品位。房子后部有一间大卧室和两间小卧室，有一处封闭式的大游廊，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房间，放置着电冰箱、熨衣架、普通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园艺工具，还有供休息之用的椅子。游廊的另一边是厨房、食品储藏室，还有浴室。家里有三个仆人，分别是厨子、男佣、黑人小孩——这个十岁的孩子负责清洁鞋子、跑腿，也做点园艺工作，有时也会被唤来照看宝宝。和往常一样，我们支付的报酬远多过惯常的可怜薪水，也和往常一样，来访的白人主妇们会带着责备或蛮横的语气说我们正在宠坏黑人。房子后面铺设了一排卫生管道，夜里会有小车将马桶中的脏物运走。沿管道而建的是仆人的住处，一共有两个房间。许多住房里的人口本不该如此之多，有时，警察们会清查人口，把从乡下来的妻子、女友甚至孩子都驱赶出来。任何黑人都没法躲避警察，因为他们全戴着一个“斯图帕”——上面记录着跟身份和职业有关的详细信息。在白人颁布的所有法律中，这个最招人憎恨。仆人们有时会来恳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具一份信函，称他们的妻子或母亲获准留在这里。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进步分子，因为跟大多数人家相比，我们是一个革命性的家庭。谈到“斯图帕”时，人们倾向于认为黑人们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应该设定最低工资”、“为了白人的利益，应该改善条件”、“通行证制度并不公平”……这样的话题总会出现在餐桌和日落时分的茶饮上，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认的政治立场在六年之前还只是煽动性的想法。 我从没去过黑人的住处，我觉得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无关。只有那么一次，我应他人要求去找负责烟熏消毒的人来消灭虱子，也借此机会瞧了瞧那里——每个小房间里都放着两个铁制床架，上面覆盖着褥子、毯子和粗布被单。里面空间很小，几乎被床填满了，墙上挂着衣物。在我们家，厨子给仆人们做饭时使用的是家里的火炉，但在大多数黑人所居住的房子里，这是在后花园的火堆上完成的。 家里的厨子只负责做饭，男佣负责打扫和清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坐在房间外的箱子上聊天和抽烟，也有其他仆人朋友加入他们。这样的工作很受欢迎，每天都有人来房子后门恳求得到一份工作。这种方法最为低效，可不管怎样，它至少可以让那些想要留在镇子里的人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并且也让他们有了吃住的地方。我们会给仆人们买来玉米粉、蔬菜、豆子和花生，而且每两周还提供一次肉食。从肉店里给仆人们买来的肉食正在煮着，里面有动物的排骨、胸部、心脏还有腿上的腱子碎肉。每天，陈面包、不新鲜的蛋糕、吃剩的布丁以及其他一切剩下的食物都会被端出去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你可以享用它们，印答巴。”“谢谢您，主人。”这个仆人抗拒我所有的示好举动，毫无疑问，他认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太过粗浅，不配让别人挂心。如今，我对他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 在为仆人们买的蔬菜里，我开始添进甘薯、卷心菜、西红柿、菠菜和胡萝卜。就在十年之前，为了群落里人们的健康起见，我母亲曾尝试让他们从我家的菜园里摘蔬菜，但最终失败了。 我们家的仆人已经不再身着破衣服，这在农场上很少见。家里的厨子穿的是质量很好的卡其布裤子、衬衫、鞋子，还有运动衫。男佣的穿着跟他一样。至于黑人小孩，因为他刚来时穿得太过破旧，所以只好给他买了新的短裤、小衫和运动衫。这孩子叫“火柴”。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饮食呢？没错，我们沿用的是英国那套绝妙的食谱。每天清晨，餐桌上都摆着分量很足的粥、鸡蛋、咸肉、水果、烤面包、果酱。不过，我已经戒掉了早餐，虽然不断被警告说这会酿成苦果。午餐是烤肉（热或冷肉），肉馅土豆饼或通心粉，还有土豆、绿叶蔬菜和沙拉，都是英国口味的，没有添加调味料和香草。当然，午餐也有布丁和奶酪。我会亲自做些布丁和糕点，不过这让厨子很反感。他以自己的厨艺为豪，很喜欢对我说：“你放了太多发酵粉（或者香草）。”不过当我教他一些新做法的时候，他倒是非常开心。家里也会有其他男性来喝茶，同样也是十足的英国风味，茶点包括蛋糕、烤饼和三明治。在体育俱乐部享用过日落茶饮后，我们可能会带回来六至八个人共聚晚餐。“做七人份的晚餐吧。”我对厨子说，他对任何现有的食材都能善加利用。“好的，太太。”“好的，主人。” 那么，我对这一切有什么贡献呢？我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清晨六点钟，被仆人唤醒后，我们起来喝早茶。七点钟，在洗澡换过衣服后，我们开始享用早餐。接着，厨子会带来定单簿。此时，我需要做的是给商店打电话，或者在前一天和定单一起送回的练习簿上写下所需的物品。在这期间，厨子就站在我面前等候着。“我们需要火柴……橘子……面粉……糖……”“好的，明白了。”“还有，昨天的肉不是很好。”“我会跟店里说。”这时，男佣也会过来补充：“我们还需要磨光剂、肥皂，还有蜡烛。” 现在，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样，我本该重新加入到早茶会的队伍里，但我住的不再是狭小的房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忙。我需要打理园子，上午还要做一些手工。我亲自制作了约翰和宝宝的每件小衣服、弗兰克穿的衬衫和睡衣、我自己的每个外套和内衣，还有仆人们的围裙和衬衫。 参加一个女性聚会时，我发现很难对自己的想法保持缄默。人们知道我有许多危险的想法……但那算哪门子想法？更多的是杂乱无章的情绪。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我偶尔会被问道：“您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才会对您生活的那个社会有这样的理解？”我的回答是：“我其实并不理解它。”他们似乎构想了一个场景，那是一名十岁的小女孩大声地说着：“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为什么只有区区几万人口的白人群体，却能够奴役多达五十万人口的黑人群体呢？” 当时的我并不知该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我所知道的不过是自己的感受，而这两者并不相同。大多数时候，我都秉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在早餐桌上，我可能会因为不相信《罗得西亚先驱报》上的话而突然大笑。“你乐什么呀？”年轻的丈夫问道，此刻他正要动身去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快瞧瞧这个！”我把报纸推向他。他站起来，一边吞咽着最后几口茶水，一边读着报纸。“嗯……嗯……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的确不聪明。”弗兰克说话时有点结巴，也许他是在尝试给自己增添些庄严的感觉，毕竟他年纪尚轻，而与他共事的人比他年长许多。 这份报纸的来信专栏尤其充满喜剧色彩。“对于雇用卡菲尔女人当保姆这个传统，我表示抗议。难道我们要让自己的孩子长成卡菲尔人那样吗？——怒火中烧的母亲。”“外国人和社会主义者正从英国大量涌入我们的国家，黑人们也许会因此被灌输各种不恰当的想法。对于这样的危险，当局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呢？——民主人士。”“弗兰克，快来看这个！”他笑起来：“咳，我必……必须……必须上班去了，午餐见。” 我坐在早餐桌旁喝着茶水，一边轻晃着简的婴儿车，一边读着《罗得西亚先驱报》。“这简直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质疑后，怒火接踵而至，但接下来却又变成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在这样的催眠中，百无聊赖之感袭来。可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暗自将茶会上的年轻女人跟我的母亲——垂死男人的失意且愁苦的妻子——做对比，同时也在对比着母亲的过去和现在。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母亲都不可能愉快地闲坐着跟别人聊孩子、男人、缝纫、编织、食物、仆人，以及“谁想不开才会去当女人”这类话题。在类似于我的母亲、费舍尔奶奶，还有我的婆婆以及这些公务员的妻子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它能够使你的自信全部流失。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家对女人们没有任何要求。她们中没人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无人期望她们去工作。她们可能会生养两三个孩子，也或许能生四个，她们给每个人制作衣物，进入中年后开始热心慈善。如此种种都是我的看法，事实上命运之神有另一种计划：三十年后的解放战争中，正是这样一群女性拿起了枪，捍卫了自己的生活。 孩子们在做着什么呢？在花园时，约翰跟家里的黑人小孩玩得很开心。他一边向街道上跑着，一边大声地笑着，我们只好把他追回来。无论怎样，他不可能一直都待在花园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小男孩了，他变得疑心、愤怒、充满嫉妒。在我给新生婴儿哺乳时，他会向我们扑过来，挥舞着小拳头或者怒吼着，也会蹲在房间的某个墙角瞪视我们——他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等到给新生婴儿换奶瓶喂哺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我不能让他跟小女婴单独待在一起，这个小家伙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简却乖顺又亲切，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就安静地睡觉，就像那个我曾经照顾的小男婴一样，而这只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时我们住在一座离这儿不远的房子里。 我感觉不太好，也许是患上了贫血症。医生说，一个女人若同时有一个新生儿和一个学步小孩（这个词用在约翰身上很有意思），那么就一定会感觉到疲乏和劳累。同时，我们依然在过着充满活力的社交生活。我从没想过要戒酒或戒烟，因为我有权享用它们。再说，我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难道不是吗？当然，有时也会有那么点醉意。到了午餐时间，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弗兰克会立刻取出啤酒、姜酒、药酒。如果我说不，他就会大声说：“我们仅能活一回，要及时行乐啊。”我吃着再健康不过的食物，但除此之外，我没有做一件明智的事。我一心只想着睡觉，而且，我还昏倒过好几次，可这种事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之后也没有再发生。我苦不堪言，头昏脑涨，简直要被两个孩子拆成两半。 经过商量，我准备带约翰去开普省待一个月，把简留下来给一个朋友照顾。对于此事，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愧疚，现在也是一样。小婴儿需要被拥抱、逗弄、抚慰，但这些并非一定要由母亲来做，任何一个慈爱的女人都会这样做。在隔壁的一户人家里，一个女人梦寐以求得到一个女儿。她已经年过四十，不大适合生育。我们家让她羡慕不已，因为这里有一个甜美的小女婴，柔柔地叫着、微笑着、晃动着小胳膊和腿。她非常愿意照顾小宝宝一个月。在我们终于做出决定后，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不停地对我们表示感谢。她说，她觉得一小时都不该离开这么完美的小女婴，而我这么做一定是疯了。她还说，她不会为此抱怨。对于这一点，我表示赞成。 我们的旅行延期了。 日军用鱼雷击沉了太平洋中的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战略巡洋舰“反击”号（Repulse），当时我弟弟正在“反击”号上。我以为他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战争跟死亡是紧密相连的。我紧紧抓着弗兰克，跟他说我们必须马上再要一个孩子。还有比这个更基本、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反应吗？从新闻里听到数千人死亡或者跟死亡有关的任何消息时，我都会感到难以掩饰的厌恶。弗兰克说我已经变得不可理喻了，他说得没错。我承认，快乐的行事风格已经离我远去。他不断地问我：“你到底中了什么邪？”他希望我尽早转变生活态度，这样才会对我有益。 我既悲痛又恼怒，我对母亲怀着难以表达的、深痛而无理的责备，甚至存在这样的逻辑：“你勤奋刻苦、努力拼搏、忍耐坚持、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把儿子送入了海军。你的动机不过是源于你自己年轻时承受过的巨大痛苦——你的兄弟没能通过考试进入海军，而你本可以轻松通过，却没有机会参加。儿子就是你被埋葬和失意的自我，他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海军。参加战争，船只沉没，这就是你的期待吗？”事实上，我只是怒视我的敌人，也许是这样一种强烈且可怕的恐惧心理：如果一个女人多年来刻苦拼搏、不畏艰险、满心渴望地将儿子送入海军，并且最终如愿以偿，那么当然，他所在的战舰会沉没。我还想了其他什么呢？如果哈利当初同其他所有的罗得西亚人去了北非，那么他本可以逃脱这场噩运。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多年以前的梦境。在一片落满灰尘的、颓败的风景中，身旁是一个深渊或峡谷，里面隆起了时间的图层，一个叠着一个。在今天的屏幕上，这样的场景已经为众人所熟悉，但在我的梦境里，身旁出现的是勘探者们留下的沟渠，暴露在外的是地层。就在那个坑底，有一个像是大蜥蜴的东西……不，等等，它确实是蜥蜴！这条远古时代的巨龙竟被保存了一千年，而且还没有死。它灰蒙的眼睛茫然无神，接着又缓慢地转动起来，就像变色龙那样望着我。在其他梦境里，它会注视着前方，似乎几个世纪后，它才眨了一下眼睛。它没有小鸟那般金色的眼睛，也没有猛禽那样锐利的眼睛，它只是飞快地扑食了一个猎物，接着便离开了。最近，我看了一部由日本和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沙漠里，古城在被移动的尘沙所掩盖，只有在风吹起的时候，才又重现其面目。同时显现的还有一个年轻女人的纤弱身体，她的外貌依然很美，丝绸布条的衣服在风沙的撕扯下紧覆在她的身上，接着她又被埋没在了沙尘中。在眨眼的时候，那只古老的蜥蜴看到了这一切。 好在有消息传来说，我弟弟和其他一些人获救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溺亡了。后来哈利告诉我，当时在甲板下方，他正站在梯子旁边看着其他人向上爬，有一个人问他：“你不上去吗，泰勒？”有趣的是，在后来告知父母沉船事件的文字中，他并没有提及这个插曲。但直到今天，它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有时候，人的生死取决于一些巧合，就像一个人突然说了句“你不上去吗，泰勒？”——因为这句话，船被打翻时，哈利能够触到甲板并走入海里，最终以游泳逃生。 当时，我们从索尔兹伯里坐火车到开普敦，共花了五天时间。我相信，即便在今天，这段旅途的用时也不会太少。我和约翰坐进了火车最末的一个车厢里。“在一个跟运马拖车一般大小的空间里，和一个多动的孩子关在一起。”我可不建议这样做。火车缓缓向南行驶着，穿过了大陆的中部、台地高原、开普省的山脉。我唱着歌和童谣，吟诵着所有知道的诗歌，还编故事。 与此同时，约翰就像一个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攀爬摇摆。天气非常炎热，但窗子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免得约翰把自己甩出车外。车厢内的座椅、墙壁，还有我们的脸，都落了一层灰尘，我的裙子上也沾了灰，约翰的小裤子和衣服已经变成了棕色。他变回了自己，不再是一个愤怒的小孩。因为重新拥有了母亲，他心情很不错，态度也友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停靠在站台时，外面依然有黑人孩子在卖木质动物玩具，女人们在靠卖芒果、橘子和杏子挣着一点便士。时间嘀嗒流逝，每一个小时的结束都意味着一次小小的胜利。午后，我会把约翰紧搂在怀里，好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小睡一会儿——我们被汗水和灰尘粘在了一起。进入夜晚，筋疲力尽的他很快就会入睡。 五天的旅途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们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它位于西波因特地区。这里装饰着各种彩灯，像是一个欢度美好时光和假期的好去处。可眼下的开普敦到处都是船员和军队，他们正在前往某个战场的路上。另外，也有许多逃难者。 各色人等在旅馆里进进出出，这种情况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这些人中，有的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跟我坐在同一桌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沦陷时，她跟双胞胎新生婴儿被放进了一个划艇中，后来又坐上了一艘驶往开普敦的船，在海上的时候，船上的数百人随时都可能丧生于鱼雷的突袭。这个女人并不清楚自己的丈夫是否还活着。位于开普敦的英国当局给了她一些钱。我在这家旅店住了好几个星期，这段时间里，房客们在为那些一无所有的逃难者筹钱。有小孩的女人们给她送了些婴儿服，女房客们给她捐了一个衣柜。她是十足的英国女人，生来就该穿着跟她般配的“华服”，可眼下她却跟我们一样都穿着风度欠佳、有失庄重的衣服。不过她那蓝色的双眸和长着淡淡雀斑的面庞，在面对灾难和镜中的自己时，流露的笑意是一样的。她也许会说，“我们”太奇怪了，部署在新加坡的所有枪炮都面朝大海，却对内陆置之不顾，结果日本人轻易就进入了不设防的地区。同样，英国人——“我们”也曾宣称说，“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永远不会沉没，就像“泰坦尼克”号宣称的一样，结果在数分钟之内，两艘舰船就被鱼雷击沉了，“泰坦尼克”号也因撞击冰山而沉没。然而，即便到了今天，这些事件仍未能阻止我们去相信那些军事专家的声明。那段时间里，我跟这个英国女人成了朋友，也向彼此学习。后来，战争迫使我们永远地分开了。她在战后带着双胞胎回到了英格兰，并且跟平安活着的丈夫团聚了。 弗兰克曾对我说，到了开普敦以后，我最好还是去节育诊所听听最新的建议，因为相比贫穷粗野的索尔兹伯里，那儿给出的建议肯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诊所里，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戴上手套，他用食指探触着我的私处，呼吸有些急促。我温和地开口问道：“一切还好吧？”于是，检查完毕了。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女性的控制能力更加非同寻常。我们并非恋爱关系，可要是在午夜时分跟他单独待在一处海滩上，我可能会像糖果一样融化。写下这段经历时我突然想到，它可以被视为一次性骚扰。他那温柔的不当行为可能只持续了五秒钟，但已经足够将他从医师录中除名，与此同时，我也应该会因为毁掉了他的人生而感到快意。 旅馆里有一个从温特和克（Windhoek）来的年轻女人，她是为这个诊所专程来的开普敦。这个女人二十岁，已经有了三个小孩。她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工人，薪水很低。这个女人跟艾薇很像，有着蓬松干枯的头发、瘦弱焦虑的身体，性格上幽默有趣，戒备心很强，并且总是带着歉意。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们两个完全不应该再要别的孩子。不过他们其实很好地照顾着三个小孩，最小的还是婴儿，在这家便宜的旅馆里，这并非轻松的事。这对夫妻彼此倾慕，情投意合——丈夫总在用纤薄的大手抚弄妻子的头发或肩膀，而妻子望向他时也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充满爱意的微笑。我和约翰经常去他们家，约翰很喜欢自己的新朋友——不包括小婴儿，因为这是威胁。 这个女人会从柔滑粉状的薄膜中取出新的子宫帽，并对自己的丈夫说：“你看，看看这个，我真是不想用这个玩意儿。”“亲爱的，我们别无选择。”“哦，见鬼，亲爱的，你指的是我无法选择。”“可我戴避孕套的话，你就该怀孕了。”“那也只是戴的时候呀！不是吗？”他们两个大笑着拥在一起。“如果你只是把子宫帽扔在抽屉里，后果可想而知。”我的医生曾对我发出这样的警告，我当时只把它当成了一个胡言乱语而已，不过事实却证明它确实有道理——回到温特和克之前，她又怀孕了。 到了晚上，会有一位母亲志愿照看所有睡着的孩子，其他母亲就可以去海边的小店里喝酒。但我几乎不喝酒了，不同于罗得西亚，在那里，喝酒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行为。而且，那里大多是葡萄酒。再说，我对喝酒行为也抱有成见。我的那位从新加坡来的朋友正跟温特和克的夫妻坐在一起。这对年轻夫妻来自一个炎热多尘、风力强劲的小镇，对伟大世界的感知都来自火车的忧郁叫声。此刻，英国女人和那位姑娘正向彼此问一些善意却笨拙的问题。她们无奈地笑了笑，最终只好放弃。你也许会说：“我们住在铁路沿线的一个小屋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心钱的事情，还有，那些苍蝇简直让我疯了。”可对于一个来自长着湿润草地国家的女人来说，你的话不太好理解。“你和丈夫是在上学时认识的吗？”“没错，我和丈夫是在暑期学校认识的。”“英格兰的暑假也要上学吗？”“不，不，它是一个音乐暑期学校，莫扎特和亨德尔学校。”“要不是非上学不可的话，我不会踏进学校半步。”同样，这个英国女人也无法理解，他们家的三个孩子彼此之间竟然只差十个月左右。我告诉她，那个南非姑娘只是无法应对子宫帽。她回答说：“但这也太愚蠢了。”她会对自己在战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某个文化提出质疑：“哦，是这样啊，可真的如此吗？” 一天晚上，在那个南非姑娘照看自己的孩子时，我正和她的丈夫待在海滩上。他竟然开始向我示爱，这让我感到震惊，他不是很爱自己的妻子吗？“哦，得了吧，你要知道，一成不变的东西总会让人厌烦的。”他这样说道。“可我不爱你。”“不会吧！是吧？”他为此事而感到委屈，因为受到了直接的伤害，他再也没看向过我。我不知道这样的男女对抗方式是否很常见。 置身于开普敦的我在想象着一个男人。我知道这座城市是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乐土，而这个男人只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体现。画家、诗人以及其他艺术家都住在拉丁区，那里充斥着酒精和自由之爱。可我还带着一个孩子，不能在西波因特渴求类似的乐趣。即便说我在哪个夜里离开了那家旅馆和那复杂的“照看婴幼儿轮岗制度”，我又能去哪儿呢？再者说，我也疲乏至极。约翰重新拾回了过去的友好态度，可他整天都在奔跑和攀爬，我只能在后面紧跟着他。 在思忖着“你不上去吗，泰勒？”这一暗示的时候，我记起那么一件事。一天早晨，我跟约翰去了海滩。当时，海面上波涛汹涌，巨大的海浪直冲苍穹但又坠落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腾跃着、俯冲着。一阵暴风把沙尘吹撒起来，我的腿上被溅到了冰凉的海水。约翰上下乱跳，海水的声音和摆动让他兴奋得大叫。他摆脱了我，就像一个淘气的小狗似的，从我的束缚下逃了出去。他沿着海滩奔跑，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海浪不断地翻滚下来，砰……砰……砰……继而又向海里撤退，大量的泥沙被裹挟而去，似乎整个沙滩都在被拖入海中，可泥沙、海水、浪花又一次翻腾了起来……没人能在这样的海里游泳，要是哪个海浪逮住了约翰，他无疑会被卷入海里。我一边追着他跑，一边在大声地喊着，可海水的轰鸣将我的声音压了下去。他还在继续奔跑，快得就像一个被风吹起的泡沫，每当海浪落下来的时候，我都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不停地跑着，可是在他未满一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不上他了。此时在海滩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看到这情景，于是看准约翰跑来的方向，站到了他的前方。他抓住了约翰，把他抱起来送回我身边。他不仅需要抱着约翰，还得搀扶着我，因为我惊吓过度已经腿脚发软。他是一名军人，从船上请了一天假，此刻正在休假中。他把孩子交给了我，并且说：“唷，好险啊。”从他的微笑我读出，我所渴望的浪漫历险有可能就此发生，可一个两岁的孩子并不会对浪漫的氛围有所助益。 这次海滩事件的经历就像乌姆塔利那位老人说的话一样抚慰人心。一次午餐时，一个女人挑剔地吃着咖喱羊肉和南瓜（我们的主食），她是那位双胞胎的母亲的表亲。这个女人三十岁左右，脸色苍白、瘦骨嶙峋，身着一件米色的亚麻布套装，佩戴着珠宝，她谨慎地坚持说这些珠宝都是真货。她皱着眉头看向盘子里的黏稠物时，总是经常并彻底地擦拭自己淡粉色双唇，并对我说会在她的办事处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她因战争受困于南非，丈夫是陆军军人，正在去往——她认为是东方，而且应该是印度，这只是随口一说，谁知道会不会伤及无辜呢。她正在运用天赋挑拨良好的种族关系——基督教会正投身于这项任务，她就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听说我来自南罗得西亚之后，她对那个国家进行了驳斥。如果她说的是类似“你看，我年龄这么大了，可你还这么小”这样的警句，那么转述起来还会令人满意，可事实并非这样。“一个族群在盗窃了黑人的全部土地之后，居然谈论说要提高黑人的教养、让他们开化，对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十万名白人把一百万名黑人当作奴仆和廉价劳动力在使用，拒绝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而这一切都借着基督教的名义，对这样一个国家，还能说什么呢？”可这些人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磨难，真实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非常满意。“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如此自负呢？” 在她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我正努力地让约翰待在椅子里好给他喂些东西吃，她的表亲正一匙匙地喂着两个双胞胎婴儿食品，一边说道：“听起来，这个国家有那么点像新加坡。骄者必败啊！” 别人会对我的祖国产生这样的看法吗？会让我意外吗？的确，相对于那个被长久掩藏的令人振奋的事实而言，这件事没太让我感到吃惊。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哪一个能将事情说得如此浅显明了。她的话语揭露了真相，最重要的是我因此而受挫。也许我的父母多年来都在谈论着“这个二等小国”，可在对我的影响程度上却不及这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我说的这个男人曾为南非政府工作，因为某个战时原因而被丢弃在了这个喧闹的旅馆里。他对我说，“啊，原来你是来自我们北部那个‘聪明的’小邻国呀？”（民族主义者直到1949年才上台执政，因此南非给人的“感受”仍然具有英国气息；南罗得西亚在1924年拒绝成为南非的一个省，选择了自治，这一做法直到现在还没得到原谅。） 我弟弟路过开普敦待了几天，他准备前往“曙光女神”号（Aurora）轻巡洋舰，这艘战舰将在地中海完成接下来的战斗任务。他坐在旅馆的游廊里欣赏着约翰和我，与此同时，我也在崇拜着这个英俊的海军军官。我们多年来相聚甚少，对彼此不太了解。对于“反击”号沉没事件，他不想提，许多年来我都不知道那件事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坐在一起，开些小玩笑，一如很少见面的姐弟那样。而且，这也是为了让旅馆里的年轻女人们受益——她们推着婴儿车从我们身旁路过的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 我的婚姻已经终结，可我还不知道。 在持续五天的返程途中，火车缓慢地穿行过南部非洲的壮丽景色。我一边陪约翰玩着，一边也在想：“等回到家里就可以……”可具体做什么呢？那位英国女人曾说等到她的组织在索尔兹伯里建立办事处以后，她希望我可以为他们工作。基督教教会并不适合我，不过也只有慈善会堂和教堂在为黑人提供教育。 我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边。在她醒着的每分每秒，那个疼爱她的代管妈妈都把她抱在怀里，对比之下，她将会发现我的不足。听我说想“做些事情”，弗兰克表示了同意。他致力于“进步”思想，不认为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我们雇用了一个黑人女孩当保姆，这看起来也许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的仆人房里当时已经住了三个男性，那个时候即使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也很正常，但我们感到不舒服。我跟弗兰克建议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她可以去约翰的房间睡觉，这就意味着几乎每晚都是如此。（简跟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她因此可以对警察或是任何一个有兴趣的人说，她住在这户人家后面的石头房里，只要她想就可以住在那儿，并且还可以躺在正房里的一张床上。在当时来说，这样的事情确实前所未闻。流言蜚语开始出现，人们感到了震惊和恐惧。邻居们放出风来，说他们已经听到了“正在发生什么事”。在确认我们真的允许一名卡菲尔黑人女性在正房里睡觉后，隔壁的女人冷冷地对我说：“亲爱的，你这做法太不合规矩了，不是吗？你要知道，她会蹬鼻子上脸的。”我的母亲也深感震惊和忧虑，甚至还去了弗兰克的办公室向他提出抗议。弗兰克的反应一如既往地镇静和机智，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能让我陷入狂怒，为什么母亲一离开我就会上床睡觉，为什么我会愤怒地无助哭泣——她不过是冲进房子对厨子粗鲁无礼、对男佣出口辱骂、对黑人小孩说再不准他碰宝宝一下。 许多年后，一名理疗师希望我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从未对母亲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我们从来就没有剑拔弩张、大吼大叫。尽管如此，我母亲那时却可能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未对彼此恶语相向或大声喊叫过，这不是他们的风格。我因为对母亲的同情而饱受折磨，又因为自我分裂而动弹不得，我的举止中总带有疏远的礼貌——比尖叫和呐喊糟糕得多。假如可以呐喊的话，我会喊什么呢？只可能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我也许本打算要“过自己的生活”（如今看来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可执行只能被推延，因为我们家人口太多了。餐厅的桌子处于延展的状态，一顿饭连着一顿饭；我没完没了地烹饪，也不会被厨子责难，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对自己开玩笑说（因为其他人都无法领会），我们家就像一个俄国家庭，有可能是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的一个家庭，因为这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家里的仆人、孩子的姻亲们，还有丈夫的妹妹也从乡下带来了丈夫和孩子们，以及从办公室或体育俱乐部来的弗兰克的朋友们。 “我说，肉食的花销是不是太大了？” “没错，酒的花销也是。” 我曾向弗兰克提议说我们应该喝开普敦葡萄酒，可是这让他感到不自在。那个时候，葡萄酒被视为“趾高气扬的东西”，只是为了炫耀。 在我的心里，弗兰克的妹妹玛丽亚就像一首叙事民谣中的爱情女主角。她身量苗条、优雅动人，平滑的琥珀色头发在低矮的宽阔额头上被分至两边，下端系着一根头绳。她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面庞上长着一对酒窝，笑容美妙不可方物。 曾经有一位贵族在出游时无意中瞥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对她一见钟情。姑娘也对他生发了强烈的爱意，陷入了情网之中。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一定会嫁给他并且去英格兰生活，不过这个男人却改变了心意，这让她心碎了。人总会因为某个事情而心碎的。陷入沮丧之际的她立刻嫁了人，这男人之于她就像野兽之于美女——似乎大多数男人在这姑娘面前看起来都是这样。 他是一位举止粗鲁、性格豪爽、心地善良的农场助理，后来当了一名农场主。望向这个美丽的天使时，他的眼神中既流露着爱慕，又隐隐透出怒气。她身上的每一粒细胞都又敏感又温柔，精美高雅，卓越不凡。他逗趣地把鞭炮藏到厨子的衬衫里，或者去猎个鸟或别的什么动物，单纯是为了好玩，他并不会吃它们，因为妻子不喜欢他这么做。他有时把钱故意地落在房间里，这里一会儿就有仆人进来打扫。这工夫他就透过一处裂缝向房间里观察着，看那个仆人在痛苦地纠结要不要把几枚硬币收入囊中，要是仆人真的把钱偷了，他就突然大声嚷嚷着威胁要报警，接着对那位仆人大笑着说：“逮到你啦，你这个江洋大盗。” 玛丽亚从不将自己的痛苦外露，永远都耐心无比、幽默风趣。我们相信，她选择这样一个丈夫是在惩罚自己对爱情的失策。来我家时，她会瞧瞧我的书并翻过一页，叹着气说：“生活本身已经够凄惨了，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在我写一些习作和小说的时候，她会抱怨说我在以病态的视角看待生活。这之后，她会回到自己那个极度贫穷的孤独农场和小房子里，那儿有她粗野的丈夫，还有两个她在精心竭力地想要培养成热爱美好事物和优雅生活的小孩。 弗兰克的母亲偶尔会来我们家住个一两天，然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她叫梅特，或者也许叫维兹。她过去生活困难，现在两个儿子都会接济她。她把时间都用来在乡下串门，也会跟别人打桥牌。她身材矮胖，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她从不“介入”我们的事情，因为没兴趣。她在早些时候经历了一段艰难飘摇的岁月，金钱上总不自由，现在生活变得比较宽裕。对我来说，她跟费舍尔奶奶一样也是我错失的一个良机。我有些害怕她过于接近我，毕竟一个母亲就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多莉·范德比尔搬进了我家。“我们为什么不能租给她一个房间呢？在战争时期找房子是不容易的，可她是个好人，这对她并不公平。”弗兰克这样说道。 多莉搬进了一个空闲的房间，她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用餐，但次数很少。她在体育俱乐部进出了许多年，认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各种运动都不在话下。她性情随和，亲切友好，很有爱心，会为她的朋友以及我们照看孩子。此外，她还在为红十字会工作。清晨，我们三个在后廊里饮着最后几杯茶，多莉站在烫衣板旁边熨着当日要穿的裙子，一边跟弗兰克交流着办公室里的新闻——他们两个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在孩子身边时，她就是一个亲切的阿姨，常常惊喜地低呼着从手提包里找出小礼物。她经常开玩笑说并不介意自己年龄太大不适合生孩子，说自己也可以接纳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弗兰克经常和她一起骑车前往各自的办公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到哪里都骑着自行车，她骑遍了整个镇子。 后来人们暗示我说，即便当时我对多莉表现出嫉妒，那也是我的权利，但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动过行使这项权利的念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弗兰克而产生嫉妒心理。倘若妻子毫无嫉妒之心，那么一个男人是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愤不平的，不过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特定的婚姻中。我和弗兰克的婚姻生气勃勃、如同志般亲切，并没有容纳嫉妒之心的空间。更确切地说，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婚姻。现在，弗兰克开始大吵大闹，有时又怒而不语，如果我当时也跟他一样如此的话，说不定他还为之感到高兴。 我和弗兰克在感情上的这种变化令我迷惑不解。他忽然开始指责我跟别人调情。可我的举止一如往常，我于是对他说，他有失公平。这个年轻女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内心苦涩地疑惑：“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他批判的是我的个性，我的本真。我从来都是个性开放而坦诚的人，诚实得近乎笨拙，甚至可以说生硬粗暴。无论怎样，这些都是自然的本能反应。至于说跟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亲密的联系，这正是我的风格所在，是适应现代生活的才能所在。在与他人相处时，但凡有一点隐瞒都是对诚实和友谊的侮辱。可为什么要称其为调情呢？尽管受到如此指责，我仍保持着理智。弗兰克不断地批评我，在这种压力下，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回敬他说，他和俱乐部的女孩和女人们之所以友好亲密，原因就在于他们这些年来在汽车后座上不知干了多少接吻和其他事。不过，即便只是这么一想，我都觉得太过荒谬。在进行那些子虚乌有的指控时，为什么弗兰克就没有感到荒谬呢？“子虚乌有”——我开始一步步淹没其中。多莉和弗兰克有时坐在那里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到此时，我的确会感到寒意，感觉自己被排斥在外。不过，他们已经相识快二十年了。 另一个经常光顾我们家的女人叫多拉，她是弗兰克的弟弟乔治的妻子。乔治曾是一名罗兹学者，又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后来成为了一名尼日利亚的殖民部长官。相比弗兰克来说，乔治要更复杂。多拉跟他的婚姻并不融洽。“你瞧，”多拉也许会慢吞吞地说，“我们真谈不上相处愉快。”她个头很高、皮肤深色、举止端庄，脸上流露着笑意，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女性较强的戒心。她曾经是个美人，不少照片上都可以看到穿着制服的英..俊乔治和他身着蕾丝的新娘。想起夫妻不能因彼此不合适而离婚的那个年代，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多拉的形象。她设法经营着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婚姻。显然，白人孩子不可能居住在尼日利亚的糟糕气候中，于是多拉就留在了英格兰。乔治休假时，她经常是跟亲戚，或者其他乡村甚至大陆上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他们夫妻极少相聚。她从来都是小声地嘀咕对丈夫的批评，而丈夫对她的批评却非常激烈。每到这时，她就会愧疚地朝丈夫还有我们笑笑，并且说，她相信乔治不会真的喜欢跟她以及孩子们住在一起。“乔治喜欢的是自己的女伴……我觉得他没那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也不太喜欢我。”她咬着嘴唇，微微地扮了个幽默的怪相，就好像在说，真遗憾他不喜欢舞蹈和网球。她让他气得抓狂，他认为她太傻。 我常常暗自想着可爱的玛丽亚和她的农场主丈夫，还有叹息的多拉和她务实的丈夫。我疑惑着，为什么注定让彼此痛苦不堪的人常常会相遇在一张床上，或者至少是一个卧室里？我并没有把自己和弗兰克的婚姻加进去。相比之下，我们还算般配。 乔治总是喝很多酒，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他酒量很不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赞扬了。乔治离开索尔兹伯里之前，我们每个人喝的酒都比以往多得多。似乎大部分的晚上，我们都在跳舞，表演舞会、体育俱乐部以及旅馆的舞蹈聚会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生命仅此一次啊。”他们兄弟俩都喜欢来这么一句。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约翰和简都患了严重的百日咳。他们两个去了农场，在那里由我母亲看护。我待在一个空房间里，这样多拉的孩子们就不会被传染。我驾车去接康复的孩子，到了农场时，我看见因为遭受多种疾病折磨而形销骨立的父亲。他正望着眼前那两个在跟猫狗玩耍的漂亮小孩。 “没错，你过去跟他们一样，也是这样可爱的小家伙，可瞧瞧你自己现在变成了什么样。这一切多么不值。”“哦，得了吧，”母亲说，她一定在许多时候都赞同了他的看法，“你说得太夸张了。”“哦，不，我才没有夸张。”父亲回应道，他把木腿向前甩了一下，虽然看上去像要打人一样，但他不过是为了缓解在发热发痒的残肢套中那段萎缩残肢的不适感。“哪有夸张？我敢打赌，去问大多数人，他们肯定会说这事不值得。尽管生了小孩，你也努力工作，同时还在担心着孩子们，结果，他们长大了却会变成二等人。” 他们正准备卖掉农场。就在不久前，我重新造访了那个老地方，因为无法再用童年的眼睛去想象它，我终于意识到，它一直都是一个弹丸之地。这样一片农场，绝对没有收获的可能。问题在于，他们当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 13 我在街上遇见了多萝西·施瓦茨，作为“进步分子”中的一个持异议者，她在很久以前（只不过是四年前）认为我很适合加入其中。此刻，她正站在蓝花楹树下，臂下夹着书，仍是那个身材娇小、深色皮肤的聪明姑娘，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她冷静地听着我用跳跳虎的“幽默”风格向她倾吐心事——我如何讨厌自己的生活，“白人文明”如何，女人们的茶会是怎样的。在她面前，我并没有说讨厌自己的丈夫，只是提到他是个保守派。一个女人也许会坦荡地说自己的丈夫是可怕的守旧分子，但绝不会说他是个讨厌鬼。多萝西表示，她觉得我应该去参加一次会议。在我可能会说出对她朋友们的厌恶之前，她说她指的并不是那些愚蠢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另一群真正的革命分子，并且他们认为是时候见见我了。 这种恭维话确实让人难以抵挡。 无论置身于怎样模棱两可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在被各类人士和群体所注视，观察自身的潜力和表现。即便这听起来可能妄自尊大甚至妄想偏执，我只能说这样的情形我目睹过一次又一次。这些观察者们也许心怀敌意，并非总是仁慈亲切。 我开始跟多萝西会面，常常也包括别的一些人（如今他们于我都是一片模糊的形象），大多数是空军成员，还有欧洲来的难民。我们的会面地点包括迈克勒斯酒吧、戈兰大饭店，以及小镇上破落地区的便宜茶室。对于我置身的这个时代，现在有必要做个说明。过去的左翼书籍俱乐部成员已经“被历史所抛弃”，现在被揭露为保守分子。政府和报纸所说的那些跟苏联有关的谎言也已经被揭穿，因为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防线上干得不错。当下的新局面需要对我们的资源，尤其是潜在的干部进行一次客观的评估。我沉醉其中。他们让我当了一个什么组织的秘书（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这让弗兰克感到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公务员不应该跟暴乱分子接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并没有被我的新生活囊括其中。 我成了一名共产党人——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任何一个有一定年龄或者有一定经验的人都能立刻理解。不过，一名年老的赤色分子也许会从某个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那儿听到：“没错，你们当时是进步分子，可为什么要选择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搞一个激进的组织？”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感到惊讶。时运变迁中，极少有某个想法会被如此这般迅速且彻底地重塑。最重要的是，这句话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研习过六则党纲内容后，成为了共产党人的人们并排坐在面前的桌子上，“我能加入工党吗？”“不，我认为哈金斯的联合党还……”“可我觉得……”人们选择成为共产党人是因为对自己的政府心怀讥讽——这只是其一。除此之外，也有人因为爱上了某个共产党人而加入其中——哥特弗莱德·莱辛就是其中的一例，会因为被共产党集会上的共同情绪所影响而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被带入某次党内会议现场后，有人会受到其中阴谋氛围的吸引，继而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此外还有其他入党原因，比如对这一党派的理想主义情结、对英勇行为或痛苦磨难的喜好。就我而言，我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样一群人（并非分散的个体）——他们什么都读，但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我从不敢大声说出口的对土著问题的看法，在他们这里却极为常见。我之所以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是因为响应了时代精神和思潮的号召。 屠格涅夫的小说 href='337/im'>《父与子》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主人公巴扎罗夫（依据人物的心理类型判断，他也许会在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甚至恐怖分子）带着他的学生朋友去拜访两个老人，这两位老人象征着过去——他们曾经历了那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法国大革命及其启蒙思想。见面的时候，老人们就像小鸟一样嘁嘁喳喳讲个不停，两个小青年因此惊诧不已。我可以肯定，不久后，孙辈和重孙辈的年轻人将拜访我和共产主义的其他残存成员，我也将看到他们起身离开时心照不宣地跟彼此交换微笑，且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太惊人了！他们曾经有过那么荒唐的念头……” 这个时候，两个小孩的母亲在做什么呢？她正在扮演女强人的角色。直至离开那座房子的最后一刻，她都在经营家庭、监管仆人、喝酒跳舞，带着两个孩子在林荫路上踱来踱去——不消说，无论待在婴儿车的哪一端，约翰都在抗议。除了这些，她还在继续为孩子、弗兰克还有她自己做衣服，时不时地烹饪食物，她也许会跟多拉和玛丽亚共同度过整个上午时光，亲切地聊着家常，不过她时刻都在想着另一个世界，那是她的归属，也是她的权利所在。 有这样一幕场景——身着亚麻短裤和条纹织布衬衫的女人,用她那修长光滑的双腿踏着一辆自行车，每一次碰触都让她觉得像被恋人爱抚。她因为自己的魅力和此刻的认识欢欣鼓舞，为头脑中迸发的新思想和观点兴高采烈。自行车的前把手上挂着一个小帆布椅，里面坐着差不多十五个月大的宝宝简。如果坐着的是约翰，他会跟他母亲一样兴奋，因为他喜欢运动，热爱刺激和挑战；简不同，尽管她也想跟哥哥一样，但她向来都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小家伙，她并不怎么喜欢在树下飞驰。我清楚地知道小家伙很不安，却安慰她不要担心。她的双唇已经开始颤抖。 我因为某个事情，也许是为了取一本书或者宣传册，前往内森·策尔特的家。到了那里后，我坐在自行车座上，一只脚踏在游廊的边沿朝他微笑。他审视着我，眼神中既流露出欣赏，也带有一丝嘲讽，前者是因为他被我所吸引，后者则是因为他无法染指我。他本想做些冷静的评论，可说出来的却是尖刻的话。我怒不可遏，心想：“他怎么敢如此无礼！”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在一场派对上看到一个身着超短裙的年轻女人，因为裙子太短，她的胯部在紧身的白色内裤中若隐若现。一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民族”风格的长裙席地而坐。裙子的滑动令她的脚踝露出了一英寸左右，坐在她近处的一个男人大方地欣赏着这幅美景。她向这个男人轻蔑地一瞥，倏地把裙子拉下来遮盖住了双脚。年轻女人有时会装扮得像一个诱人的性器官——无论她们对此是否有意识——看到男人们的反应时，她们会喃喃地斥责“下流畜生”。同样，她们也会认为“我新涂抹的靓丽口红，我全新的娇躯、光滑的双腿……这些都在我的思想中，它们只是我的事情、我的财产，跟眼前这个无礼的男人没一点关系，管他是不是我的同志！” 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返程的林荫道上。宝宝紧抓着小椅子的前扶手，两条小腿伸在身前，太阳帽的帽檐下，她隐忍地皱着眉头。 现在不得不提到一个谜一样的事。我在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里都对婴儿和小孩非常喜爱，我也曾一直期待着可以同样地疼爱约翰，可这个小家伙总是想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简应该可以很开心地在一个膝盖上或爱的臂膀中度过每一刻，但我却将她拒绝了。这并非说她没有得到拥抱和疼爱，只不过从我这里得到的不够多。（“妈妈，抱抱我。”）我会在以后重拾起对婴儿和小孩的喜爱之情。我在保护自己，因为我将要离开。但我并不知道，当然也不能说：“我要做出无可原谅的事情，我要离开两个年幼的孩子。” 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出现了一种很荒谬的情况——人们都在谈论着我的离开，可事实上我还在这里。烦躁不安的弗兰克对我说：“你可以在外面待得足够久，直到清醒了再回来。”对于这件事，玛利亚态度坚决、不肯饶恕，她曾非常赞赏我，觉得我和弗兰克之间是美满的婚姻。作为女性美德的化身，多拉对我表示了支持。在公众场合，她也许会叹着气说：“哦，亲爱的，哦，亲爱的，这可真令人感到悲伤。”但我们两个单独相处时，她却会对我说：“这对你有好处，真希望我也有你这样的勇气。”多拉住在我们家，作为两个男孩的母亲，她也曾渴盼生下女儿，因此她很喜欢简。她和曾经照顾过简的那位女邻居温柔地竞争着，两人都期望自己能够得到简的偏爱。与此同时，我在白天的某些时段和晚上的时间都跟同志们待在一起。听我自言自语地说着要离家的事情，他们终于对我说：“要么去要么留，我们已经听你说烦了。”无论如何，至少我不用跟他们解释说我必须要离开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白人文明”应归入“历史的垃圾堆”。（这一表述如今已经停用，但读来也有益处，它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想法至少超前了四十年。 对于我要离开这件事，我不仅跟家里的每个人以及我的同志们谈论，也跟自己的宝宝说起。真正理解我的人是他们两个，就好像我回到了他们这般大小，又或者他们迈入了我的年纪。我跟约翰一直都是一种朋友关系，我们总是相处“融洽”，即便他生龙活虎的精气神会让我掉下眼泪。简是如此温柔顺从的小生灵，跟她在一起时，我内心的柔软也被自己那未曾承认的内疚触动了。我对他们解释说：“你们以后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要去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孩子们将会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完美世界，那里没有种族仇恨，没有不公等。（就像《大西洋宪章》所描绘的一样。）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身上携带着如同基因缺陷、厄运或宿命一样的东西，只要我留下来，它就会使孩子们陷入困境，就像对我所做的那样。离开这里，我就可以打破循环往复的古老锁链。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感谢我的决定。 对于这个想法，我绝对是真心实意的，真挚的情感本身是没什么可多言的。 作为一个主题并且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种厄运和宿命之感出现在了《玛莎·奎斯特》中，正是它迫使我从幼儿期就开始不断重复，“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尽管表面上一直风平浪静，自从我离开农场（还有我的打字机）以后，命运的波浪还是让我也成为了一名适婚女孩、一个妻子以及一个母亲。 回首往昔，我要说的是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生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我最优秀的一面，已经埋进了坟墓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回首往昔”的背后可能是复杂的谎言。“哦，我当时的看法就是那样。”一个年长的女人可能会对另一个女人这样说。“我那时候并不成熟，就像生菜……未成形的凝胶……稚嫩……我的一生并不都是这样。”这么一说，她立刻就获得了理解。倘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也要承认，当时的自己并不成熟。 数十年后，我遇到了一位老妇，她和我是在相同的时间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度过.99ｌｉｂ?上午时光。“你不是一个慈母。”她这样对我说，时间是1982年。回顾那段应对自如的日子，我只能对她的话表示同意。不过在1942到1946年之间拥有了第三个孩子后，我那被埋葬了的，或者说已经停止使用的母爱又是被什么再度唤醒的呢？对此，我没有头绪。 有这样一幕场景：在赛图奈树下，我和两个孩子坐在铺盖着草坪的毛毯上。我沉醉在真诚和矛盾中，因理想和诗歌而喜悦。 我在吟诵荷尔德林的诗歌时，两个小家伙在感兴趣地看着我。 黄梨挂满枝头， 处处盛开着玫瑰， 岸边是倚靠的湖水， 您圣洁的天鹅， 一口啜饮就是一吻， 将您的头浸入清泠的水， 啊，让我如何是好， 如若冬季来临…… 或者： 至高无上的上帝掌管着世界。 或者： 荣耀致献上帝， 为这众生斑驳…… “可我以为你是无神论者。”有人会提出抗议。“嗯，那又怎样呢？诗歌是另一回事。”两个孩子听得入了迷。简在适时地尝试着挥动小胳膊，约翰“砰”地一下把一个积木块掉落在老旧的铁罐上。 老亚当，吃腐肉的乌鸦， 开罗出生的老乌鸦。 他坐在大雨里，任雨水流淌。 流过他的尾巴，流过他的冠顶， 每一片羽毛间， 都在渗漏潮湿的天气， 巢穴下的树枝摇荡不定…… 约翰在毛毯上打着滚，大声地重复着：“老亚当，吃腐肉的乌鸦……” 在抛弃自己的孩子时，卢梭认为——他如是说——自己是在将孩子拯救于一群毁灭性的、使人衰弱的腐坏之人的教养。若在孤儿院里长大，他们则会成长为身体强健、诚实可靠的有用公民。也许，一个人在抛弃自己的孩子时总要承受心灵和道德的扭曲。不过，我抛下孩子的行为并不会导致他们早逝。我们家里满是关切和友爱之人，孩子们能得到极好的照顾，比被我照顾要好得多，这并非是说我没有像身边的女人一样在很好地履行母亲的职责，而是因为隐藏在我体内的这种宿命——是它将我的父母带到悲惨的境况之中。 我并未感到愧疚。过了很久——大约十年之后，带着职业中惯有的好似从帽子中揭秘了真相似的神情，一位心理治疗师对我宣布说，我背负着沉重的愧疚感。我心想：“不！这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将自己视为“愧疚专家”，对显而易见的以及隐晦不明的愧疚感都了若指掌。我知道愧疚是何种滋味，它又会带来怎样的创伤、如何使人元气衰竭。对于它，我总在精力充沛地予以反抗。倘若愧疚之情犹如一座冰山的话，那么我会说，它99%的部分都是隐于水下。 数十年后，我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关于知觉障碍，也就是阻碍我们认清问题的因素。演讲中我提及了十种态度因素，其中包括了愧疚感。进入提问时间后，现场的几百人中许多都在踊跃地提问关于愧疚感的问题，一个、两个、三个……都只在问及愧疚感，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我暗示说我也谈到了别的因素，可是没用，他们只关心愧疚感。见到我的人也在说：“您关于愧疚感的演讲……” 在这样一个充满愧疚感的文化中，要从众人似乎都在肩负的责任中将自己的区别开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用了很久才明白，正是愧疚感，将我描绘成了一幅有吸引力的画，而若不是走出那场婚姻，我是不会明白的。随着对自我认识的改变以及南罗得西亚的变化，这幅画也在改变。不过，事情本该是这样发展的——我没有丢失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好吧，或许更确切地说，我将自己90%的心灵和灵魂都保留了下来；我还会体味着共产主义，直至（也许是在一个月后）我能够批判地看待自己面临的情况，最终决定，是一直留在这个家里还是暂时地停留。 我也会像往常一样跟弗兰克“相处融洽”，毕竟年轻女人拥有能够调整自身以取悦他人的能力。尽管跟他的共同点与日俱减，我也应该理解自己的丈夫，并且做好孩子们的母亲，让孩子们的本性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确，我和弗兰克配错了对，但并不比许多人的婚姻糟糕。他生来是个保守派，而我生来具有批判性，但这又如何？尽管不喜欢他对金钱的看法，可我在即便最为恼怒的时刻也会想到，对一个自从十五岁开始就在以微薄的薪水养活自己的人来说，拥有这样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不过，生活中也确实有每天都在为金钱争吵的夫妻。我厌恶这个“制度”，但会将它放在心里。至于生活中那可怕的偏狭之气呢？我也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甘愿忍受。我会变成这个家里明智且宽容的中心人物，我会……这一切的实现也许都需要有坚韧异常的自制力，数十年后，被环境彻底驯服的我也许会拥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这只是也许。 事实上，如果当初真的这么做了，我也不可能挨过来，精神崩溃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嫁给弗兰克之后的四年里，我喝了许多酒，并且其程度在之前和之后都不曾有过。我非常肯定，当时的自己会变成一个酒鬼。我也许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跟自己争执不休，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对自己的生活厌恶嫌弃。 1956年，我在离开七年后又回到了南罗得西亚——这七年时光又可以被视为一个微小的“永恒”，因为我在这段时间扎根在了伦敦，而这并非容易的事——我发现所有的人仍在抵触老派的共产党人，或者说社会主义者，或“进步分子”，社会群体已经发生改变，有时甚至会向对立面转化。来自同辈的压力改变了他们。生活在看法不同的人群中，想要维持平凡和理智的状态并不容易，甚至几乎没有可能。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分散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种族的看法也许会在几年内得以普及，然而他们现在却是一群不适应环境的人，古怪的人，被视为叛徒的人，亲近卡菲尔人的人。在太过长久地持有不得人心的观点后，人们会变得极端、狂热，陷入偏执之中。如果这样的人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团体，那么以上这些特点就会在该团体中显露。我在1956年遇到的那些老朋友都染上了酒瘾，内心一片凄寒。他们相信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他们甚至比一般的白人都要反对改革、更怀有人种偏见。我心里清楚，如果当初留在那场婚姻里，我也会变成他们这副样子。我不可能成为智慧无边爱心无限的家庭支柱、孩子们的榜样、丈夫的好朋友，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碍事的人。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性爱。要提笔写婚姻破裂这种事就不得不提它，但在这个时代却并非如此。 我说自己要离开弗兰克是因为想要拥有不同的生活，可没有人相信我。 “在殖民地，一个女人要是加入了某个组织，那么她其实是在寻找男人。” “在殖民地，一个年轻女人之所以会离开丈夫，只可能是因为她有了另一个男人。” 事实上，我正在经历一个恋爱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外遇。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可这正是时代的精神。我很难想到当时会有比我们更为不般配的夫妻，可这并非是问题的要害。我的母亲和所有长辈都在责备我“要为了一名皇家空军的军士离开丈夫”。我最终疏远了他们，因为这种想法是对我最好一面的侮辱。一连数天，母亲、坦奈特夫人、弗兰克的母亲还有玛丽亚——多拉并不在其列——都在拿这位军士的事情跟我对峙。对此，我会以慷慨激昂的（不乏诚挚的）革命言论加以回应，也会跟他们说“一个新世界正在诞生”。这是一个喜剧场景。我在那几年里经历的事情简直就是一个滑稽剧演出，可我许多年后才明白。 人人都以为我跟弗兰克的性生活是失败的，尽管我并没有这么说过。所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如今仍会想起这些人——都会把我叫到一旁，悄声地向我保证说，性生活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多么虚伪！多么令我震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愈发沉浸在了虚幻之中。似乎在某一时刻，我从一个理智的疆域踏入了一个满是虚伪、无人敢说实话的领地。 事实上，我跟弗兰克之间的性生活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一个关乎期望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信息问题。我相信，世界上99%的人们的性生活表现为粗鲁的往返运动（英语词汇“撞击式性爱”对此描述恰当），并且大多数人都乐在其中。首先，复杂的性事需要隐私，而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其次，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正在错过什么，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得到它而觉得遗憾。我们的婚姻指南充满感情色彩，但说不上比玛丽亚·斯托普斯所著的《婚姻之爱》（Married Love）更好。比如说，婚姻中的一方可以亲吻另一方的身体，条件是在此过程中必须示以尊重之情。如若暗示说一切用爱而做的行动都是被允许的，可能就会有人推测“一切”都包括什么，可哪怕最为生动的性幻想却仍需要从信息中获取。口交是什么？施虐受虐癖好说的又是什么？为那些社会历史学家们考虑，我应该在这里说明，与我撰写本书时候的情形相比，女性的阴蒂在那个年代远非什么大事。（不过一切必然会再度发生变化。）当然，这并非是说婚姻指南没有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巴尔扎克曾说：“男人若是无法在每个夜里为妻子提供不同的满足感，那么他这婚就结得太早了。”我在最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会想一想，在青春期有过手淫之后，我了解了阴道和它惊人的潜在性。女性阴蒂只是整体的一部分，阴蒂高潮只是次等的性快感。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阴蒂和阴道高潮在几十年内会变成意识形态的敌人”，或者“人们将认为阴道高潮并不存在”，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在说笑。 至于微妙和精致的性体验，我是在几年前发现的。我相信，许多人从来都不曾体验过它。你也许会随便跟什么老汤姆或者迪克搞暧昧，不过，你所获得的一种更为精致的性体验却很可能只来自一人，而这个人在品位、性格以及想象力方面都与你共鸣甚少。需要提醒的是，精致的性体验也有可能诞生于受限的条件下。我曾跟一位印度女友聊过天，她告诉我说在天气炎热的几个月里，她跟丈夫都睡在屋顶上，而且也包括孩子们。她明白我好奇的是什么问题，笑着说：“要知道，总有办法的。” 离开弗兰克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对他很反感，待他态度恶劣。我由此明白了，拷打者们为何必须要憎恨手下的那些遭难者。我倒不是说弗兰克表现良好，因为他并没有——可这并非问题的要害。我仍在通过推理作结论，例如：“要是我的政治活动威胁到了你的公务员身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我留下来。”还有，“既然我毫无责任心，那么离开了我的话，你不就能过得好了吗？”他愈发变得伤感和悲痛，我愈加冷静和平淡。我们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言一行都是虚假和造作。我们不认识彼此，也不了解自己。在双双生病之前，我必须离开。 弗兰克开车把我以及我的物品——衣服和书——送到了街区的另一座房子里，我又住进了一个内饰家具的房间。这一次，我又遇到了一位孤单寂寞的女房东，她对盗窃、谋杀以及强暴事件耿耿于怀。她在大多数夜里都会梦见黑人男子的可怕身影，惊醒后会像疯子似的叫嚷着让男仆过去。也许，她已经疯了。如果数目众多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疯狂，那么它便不会被公认成一种疯狂行为。她想要跟我交朋友，坐下来边喝茶边聊天。可是，我有很多事要忙。 此时，弗兰克的举动也很疯狂：他派了个侦探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尽管我把自己的日常完完整整地在讲给他听。他知道那名军士，也知道我见了什么人、去了什么地方。我嘲笑他说：“我没向你隐瞒任何事，你干吗还要做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至此，《良缘》一书的内容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风暴的余波》（A Ripple from the Storm），它是《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系列中的第三本，也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本。如果你对共产党人或左翼群体的心理机制感兴趣，那么它可以满足你的阅读需求。 顺便说一句，爱伦堡令我们这些“进步分子”非常失望。如同信仰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一样，我们一直坚信德国人里有坏人也有好人，爱伦堡过去也坚定地支持这个观点，后来却因为斯大林的施压而改变，转而支持英国勋爵罗伯特·范西塔特的观点，这位勋爵认为，德国人都是坏人。因此，我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遭遇了打击。不过，我们一如既往地为它辩解：“你还要指望什么呢？他们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人说，他们在还是赤色分子或近乎赤色分子的时候读到了《风暴的余波》，并且愤怒地发现我是一个顽固派、一个叛徒，说我在说自家人的坏话，等等。后来重读时，他们又觉得：“对，没错，正是这样！”再读到书中的文字时，他们又会哈哈大笑。在我看来，它的确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我认为在《暴力的孩子们》系列中，前三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趣。 《风暴的余波》对那个年代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再现。如果你打算问：“为什么你要描写战争时期在南罗得西亚的一个共产团体呢？”我的回答是：“那时候共产主义小团体遍地开花，即便是昙花一现，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影响。”从任何一个常识性的观点来看，彼时出现的现象都是愚蠢而疯狂的。对于这种疯狂，我认为现在的人还无法理解。也许年轻人会用或讥讽或惊奇的眼神望向你，对你说：“可我不太理解……”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从自身所处的时代洪流中跳脱出去的。有一天，他们的孩子和孙辈同样也会望着他们，严肃地说：“我完全理解不了。”前不久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年轻女人谈及“性”这个话题，她的说话方式简直跟我母亲如出一辙。“滥交，”她说，“不见得是多好的事。”这位姑娘的母亲出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将“享受性爱自由”视为自己的一项权利，而且还声明说，它是每个女人的权利，并且她愿意相信，言明时代精神的是她，而非对艾滋病的恐惧。 有那么一段时间，“性”是我最不关心的问题——我的军士被调回了英格兰。在我的一生中，我确实有过为性着迷的时刻，可我认为，至少对女人来说它是一个关乎期望的问题。似乎一个男人和一场令人满意的性生活“已被埋葬”，可我向来都支持婚姻道德和一夫一妻制，当然也有偶尔的欲望纾解。许久之后，因为全部的精力正在进入一个病体之内，我因此无法再考虑性，也就由此将它关停了，更确切地说，是“被迫”关停了。在我的梦境中，性事繁茂如花。可如果当初我也能像别人那样说“我从不做梦，”那么我可能会诚实地说，我那时已经进入了无性婚姻。 那个时候，我忙碌无比。我的新朋友中有来自欧洲的难民（按照定义说，也就是政治难民），还有一些来自英国皇家空军（如今似乎已经从英国生活中消失了）——他们是夜校、工人学院、教区艺术群体的产物。这些人当然是少数派，可在战争期间，南罗得西亚涌进来的却是成千，甚至上万个男人。来参加演讲和会议场合的人不多，但我想其中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至少会伤感地谈论“乔叔叔”（指斯大林），那些政府官员们大多会被激怒。会场上出现这些人的身影时，人们就会放低说话的声音。在整个国家包括布拉瓦约和乌姆塔利在内，认为这个国家死气沉沉的可能会有那么三十几个土著，罗得西亚人，还有一些在战争爆发之前刚刚移民过来的人。 那个年代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之处，即闲置的自我才能有了施展的机会。我敢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十之八九的人都处于窒息和休眠的生存状态中。在我看来，世间最悲哀之事莫过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汇聚到一起，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迸发的能力将会令你震惊。从一定程度上讲，彼时的我们都是赤色分子，不过据我所知，许多人都只是跟政治沾边而已。 有一位在报业工作的年轻人讲授着新闻杂志系列相关课程，并且要求参加这些课程的二十几个人带来《先驱报》上的任意一则新闻，将它以其他报纸的风格和偏好进行改写，这些报纸包括《观察家》、《卫报》（位于开普敦的一家共产党党报）、《曼彻斯特卫报》、《新政治家》、《每日先驱报》（如今已经停刊的英国工党报）。有时，他会随意拿出一篇新闻报道，让大家了解事实和数字每天都在如何变化，或者讲讲不同的报刊侧重点有何不同，又或者跟大家说说某个新闻如何在连续数星期占据头条位置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显然，这种指导不大可能会受到任何一个专制政府的认可，当然也必定不会受到共产党政府的认可。 还有一件事——我被要求将一位工党政治家的演讲用速记的方法记录下来，这位以雄辩言辞著称的人物把现场观众都迷住了。不过，我在回顾速记时却发现，他什么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说——没有一句完整的话，没有一个得出结论的想法。总之，他的演讲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当了一名打字员，工资是每月十二英镑。尽管这些钱只够维持生活，我却并没往心里去，就像我并未察觉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地方。我们都租住在房间或旅馆里，都一样身无分文，难民们在做着随便一个肯接受自己的工作。我们都是高尚的人，用厌恶的眼光看待着食物、衣服和金钱，起码，我们决心要对美食、暖衣进行鄙视。我时常会跟多拉约在茶室里见面，听她说一说家里发生的事情。这很痛苦，让我厌恶，可我一定得去，我一定要知道。弗兰克正在准备跟我离婚，同时也在说服多莉·范德比尔嫁给他。对离婚这件事，我并没有去争论，也没有动过这种念头，尽管我本可以这样做，毕竟是他负我在先。“利用离婚协议，从男人那儿能索取多少是多少。” 在我们那一代的激进女性看来，这是一件可鄙的事情。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时间是八点至五点，对我来说，这是为“恺撒大帝”工作的时间。从四点直至第二日清晨的两三点，我们在参加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小组、研讨会，或者着手再成立一个机构，因为看起来那时一瞬间就多出了至少十几个机构。“苏联医疗援助组织”（应该是这么个叫法）准备为我们的“英勇盟友”募集一些资金，并担负一些医疗和其他物资的费用。就像荷马史诗所形容的一样，苏联向来就是“我们的英勇盟友”。众多图片和宣传手册从约翰内斯堡的大使馆，自苏联的摩尔曼斯克取道，经过危险的航行，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将这些理想化的图片和故事做成展览，不过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被我们隐藏或销毁了，因为它们实在令人感到尴尬。“卫国战争”的附属产物中有一些极度粗俗的反德言论，尽管勋爵罗伯特·范西塔特也许对之颇满意，但它们并不会传入罗得西亚。许多人前来参观这些展览作品——苏联人正在欧洲大陆上将德国人击退，但几年来的报纸新闻中没有哪一个能够解释苏联人是如何做到的。为了医疗援助事宜，许多发言人从约翰内斯堡来到了这里，他们全是律师和共产党人，其中某些人后来勇敢地维护了因“信仰共产主义”而遭到民族主义者指控的人，但这就意味着反对种族隔离，意味着维护黑人。 医疗援助组织会议都办得很体面，每次都是由市长或议会成员主持的，并且吸引来了数百位观众。挪威组织的“苏联友伴”（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更具政治性，虽然并非是共产党直系组织，但它致力于说出这个“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的真相（该表述源自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我们的信息来自寄给我们的宣传材料，但很多都不是事实。这些医疗救助会议的受欢迎度并不很高，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左翼俱乐部拥有最多的观众，那里每周都会召开会议，并且主题不一而足，比如包括“秘鲁的处境”、“中国的形势”——即将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现代音乐”。尽管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必须“把握分寸”，但置身时代的沸腾氛围也就意味着，一个与会常客将在会议结束后被留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做一次演讲——这被称为“培养干部”。大多数左翼俱乐部的成员都会强调说“希望你们这些共产党人能够交好运”，可他们却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一个人可以凭借“记忆内容的多少及其程度”来检验自己“往昔时光的真正兴趣所在”，那么我要说，过去的我也对政治没什么兴趣。至于那些即便不足数百但也有数十次的演讲，如今我还记得哪怕一个词汇吗？“第二战场，干吧”、“斯大林格勒战役”、“大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南非乡村现状”、“为了印度独立，干吧”、“墨西哥革命”、“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巴勒斯坦问题”、“自由法国人”、“毕加索”、“肖斯塔科维奇”…… 我清楚记得的是这样一幅场景：日落茶饮时的迈克勒斯酒吧里，我身边环绕着一群吸烟和喝酒的人，他们来自我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层——来镇子上竞卖烟草和购物的农场主和妻子们、公务员和妻子们，还有环堵着桌子的皇家空军成员们。在生长着棕榈树的一方不大的平台上，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什么？同样的曲调似乎在旅馆、俱乐部和无线电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 我含着泪水在跳舞， 因为怀里的姑娘不是你…… 我对面是一位从皇家空军军营出来的年轻人，他是一名正在受训的飞行员。在这之前，因为听到了我在会议上说的话，他给我打了电话。此刻，我和他挤进了一个角落里，向前倾着身体，透过烟雾看向对方，喧闹中听不见彼此的声音。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 我之前说了什么话呢？首先语气自然是轻快的，因为这是我一贯的风格。至于内容呢？我当时说的是，“加入‘一战’的战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自讨苦吃。” 这是一个极为普通但却很可爱的年轻人，他并没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可那对黑色的眸子却透露出一股倔强，此时正凝视着我的脸庞。我告诉自己，还有他，我只能抽出一个钟头的时间，但我们却在那儿待了三个钟头，直到他不得不返回军营。 如今在想象中回望那张面孔时，我看到了一个大概九岁或十岁的小男孩——当时的他有着小狗般倔强的眸子，因为他试图抵抗外界施加的压力，以保护自己的心灵和理智。而在迈克勒斯酒吧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而非这个男孩，他透露出的决意令我不安。他的父亲死于堑壕战，姨母的爱人也死于战争。他的母亲和姨母住在一个乡村小镇上，家里会给她们补贴一些钱，条件允许时，她们也会做些细碎的活计。这两个女人的全部心神都用来抚养他，整间房子里都是两个死去青年的相片。应募飞行员后，他认为在逃离令他窒息的战争氛围。 “你不明白吗？”他固执地说，“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从头到尾都只是被她们的思想所牵引，我的思想就是两个戴孝女人的思想。而你呢，跟我一样罢了。” 我不喜欢他的话，我跟他争辩，开着玩笑，可他不听。我们点了些啤酒，之后又点了更多。自然，我们都醉得厉害。 他还执拗地说：“你得明白，明白我的处境……这对我很重要。”“你哪里有什么自己的思想？你父母的思想就是你的。而我呢，有的不过是我两个母亲的思想。从来没有哪一种感受可以让我说，‘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不再争辩，没再说一句话。整个晚上，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周围的环境太过嘈杂，我只能绷紧了耳朵听他说话，还有传来的音乐…… 我爱你，是的，是真爱， 要知道，说谎是一种罪…… 几百万颗心已碎， 只因这吐露的爱语…… “你跟我一样，”他不依不饶，“我们都一样。哦，我想，要是哪天你明白了某个感受就只属于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讲妥了什么。 再见我爱…… 你别哭泣， 擦去泪水，擦去泪水， 还自己明眸善睐。 或者，换个唱词： 还会再见， 只是不知哪里， 只是不知何时…… “知道我在战争结束后有什么打算吗？告诉你吧，我会马上动身去一个别的什么国家，就我一个人。我准备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自己想的是什么……当然，前提是我没发生什么飞机事故。” 第二天，多萝西·施瓦茨问我：“你跟那个空军家伙在迈克勒斯干什么啦？” 在殖民地，别妄想能有秘密。 “吉米从军营给我打来电话，他让我告诉你，别浪费你的时间，他对政治没什么兴趣。”“这对他是好事。”我差点脱口而出。跟他——管他叫什么名字——相处时，我在索尔兹伯里的喧闹生活和政治活动似乎都变得傲慢、幼稚，而且疯狂（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今将这一场景如实回放后，那三个小时的诚挚交谈似乎都变成了感情用事的、甚至歇斯底里和荒谬可笑的行为。 “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坠机，他父亲的飞机就是在上一场战争中被击落的。” “有道理，”多萝西判断说，“咳，可勇往直前的人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呀！” 这时候，一个“共产党”成立了，正如在《风暴的余波》所描述的那样。在写作那本书后，我目睹过两次这样的过程。 在一群米诺鱼中，出现了一条梭子鱼，这就是惯常的政治狂形象。在那个时候，这条“鱼”的名字叫弗兰克·库珀，他是伦敦人，来自伦敦北部，我见过他许多次，每次他的称号都不一样。此类人物的主要特征包括：拥有领袖气质，这是一种神秘的特质；因拥有支配人们的能力而暗享着强大的愉悦，这一能力也许尚未被他人察觉；鄙视那些自己可以轻易进行操控的人们。这个人物曾一度出现在伦敦：他有些疯狂，实际上是癫狂，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牵涉在内，其中一些人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是个疯子。在政治而非其他领域，一个人更容易“疯而不为人知”。在我的小说《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中，爱丽丝这一核心人物就是一个癫狂的人，只不过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她已经疯狂。“多好的姑娘啊。”他们这样说道。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爱丽丝身处的是政治环境，要是被放到一个平凡生活中，她的疯狂即刻就会显现。政治（以及宗教）运动和鼓舞人心的革命团体都为疯子们保留了不少位置。弗兰克·库珀并没有疯，他是英国三十年代饥饿现象的产物，在共产主义中，他对中高层阶级的厌恶都得到了精准的表达。 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下士，工作职责跟供给品有关。他在一次会议中宣布说：“所有这些小把戏都该结束了，从此刻开始，我们必须将态度端正起来，并着手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在这个松散和易变的左翼人群中，存在着一个核心团体——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团体，主要人物是弗兰克·库珀、哥特弗莱德·莱辛、内森·策尔特、多萝西·施瓦茨，还有另一名皇家空军的军士肯· 格拉曼。哥特弗莱德·莱辛和内森·策尔特立刻表示：“并不存在成立共产党的‘客观基础’。会议上什么时候出现过黑人无产阶级？更不要说是整个南罗得西亚了。”对于这一观点，肯表示了赞同。弗兰克·库珀冷笑着说：“大家必须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他赢得了投票。内森立刻起身离开了，他说自己对此有异议。弗兰克·库珀朝着他离去的身影投去了轻蔑的冷笑，还说了一句“总算把他打发走了，可喜可贺”。 哥特弗莱德表示，尽管他跟内森意见一致，但他会留下来。肯也愿意留下来，多萝西·施瓦茨支持了弗兰克的看法。 我们告诉开普敦的“南非共产党”，说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南罗得西亚共产党”。他们表示了反对，称这里并没有“客观”基础。弗兰克说：“哦，管他呢，就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建起来一个了！”我后来发现，在他们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组织地图中，开普敦的同志们几乎没想过要把我们包括进去，可我们应该被载入文件中。 每当被问及在共产党组织度过的时光，我总会感受到困扰。从感情上说，正确的答复是——从1942年到1944年，我在南罗得西亚当了两年共产党人。但从组织上说，这一答复是否正确还存在争论。到了伦敦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时间应该是1951年，不过，我并没有参加党组织的会议。 如今最令我感兴趣的当属那时所使用的语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觉得一些用语很可笑，比如“资本主义鬣狗”、“对社会民主的背叛”、“法西斯走狗”、“统治阶级的奴仆”……几乎可以填满一本词典。然而，这种语言编织出的控诉曾使数百万人丢了性命，哪里好笑？最初接触到这种含有鄙视的词汇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紧张兮兮地笑出声，可弗兰克·库珀却在用那戏剧化的目光紧紧盯着我们。戏剧化，没错，这就是我如今的看法。我们都是演员，剧作者就是“历史”——“法国革命”（这种语言就是从这里开始使用的）、“俄国革命”……我们这些人只是宣读台词的傀儡。我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总要发笑。我们会在提起它们时加上引号，一边有模有样地说着，一边彼此交换着眼神。多萝西·施瓦茨尤其擅长宣称“某某公众人物只是统治阶级的奴仆，左翼分子开始令统治阶级感到了不适”。在发表这些言论时，她的眼珠优雅地转动着，声音渐渐地低下去，就像一位圣公会大主教接近了布道的结束语。 我在《好恐怖分子》里提及了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也因此收到了迄今为止最多的、更确切地说是最有趣的一批读者来信。一些读者表示，他们曾在意大利红色旅成立初期参与其中，并说以这种喧扰外行的政治活动开始运作的团体并不在少数，还说因为“被那种语言所控制”因而变成了残酷高效的杀人团体。“被语言所控制”的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我们既需要谨慎交友，也需要谨慎看待语言。在语言的控制下，仇恨和嫉妒就像头脑病毒一样在政体和国家蔓延。在教士兵们杀人的时候，军队里的教员都会注意把侮辱性的词语挂在嘴边——“要杀死一个亚洲佬或者黑猴子是很容易的事儿。”在将技艺传授给学徒时，严苛的师傅们使用的是粗鄙的行话。在谋划政变时，革命团体的对手就是道德腐化的人。在掩埋时，与之相伴的是冗长的言语诽谤。 倘若我们的那个团体存续了下来，而不是像非洲台.?地高原上的山茶花存活下来的概率一样渺茫，那我们很可能也会被那种语言所控制。 在《良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简单说，她想要的无异于报复：对于像玛莎这样的人来说，如果第一种萌发出来的政治情感是愤怒，那么第二种就是对无政府主义的盲目信任：在那一刻，哪怕随便什么人让她拿起枪，让她去把那些愚弄过她的人消灭掉，她也许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了。不过幸好，没有谁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有意将这段文字轻轻带过，只是拿来做了一个小小的虚饰。如今再读到它时，我会感到恐惧，同时也有感激，“感谢上帝眷顾，我没把它写下去。” 我们这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组织一共存在了十八个月——我记得是这样，说它“名副其实”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组织燃烧着真正的火焰，列宁精神住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认真生活、热烈讨论，就好像即将在明天面对行刑队一样。“脱党的共产党人就是行尸走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嘲讽地对彼此这样说。 每天，我们会到当地主持和召开会议，并且将会议内容加以记录。每星期，我们会进行至少两次的政治教育学习。此外还有许多会议，比如苏联医疗援助组织公众会议、苏联友伴组织会议、左翼俱乐部会议以及种族关系会议。 紧张和热诚的气氛中，我们都在透着烟雾交流着眼神——这里坐着十个人，有时也会达到十五、二十人，具体人数取决于皇家空军的成员是否从军营被放了出来。从办公室、空军军营以及各个住处离开后，我们径直来到了这个位于咖啡馆上方的萧索和尘土飞扬的办公室。弗兰克·库珀已经坐在了那儿，他这个人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军营。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接管镇子上所有的进步组织，所谓的‘进步’组织，”他无声地轻蔑一笑，“这事儿不难，共产党人向来是最合适的人选。”说到这儿，他也许会挨个看过去，凝视着一双双眼睛，他的目光中同时透露出专注、亲密和放肆的神情。在女同志们看来，这其中也有充足的性暗示意味。“别忘了，那些笨蛋们都不屑于参加会议，他们不在乎，可我们很介意。每一位有价值的共产党人都可以接管一个组织……整个的……一个……月！” 哥特弗莱德和肯一言不发，他们正在等候着时机的到来。虽然也许可以打断这个讲话，提出几点议事程序的问题或事实，可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对抗。 “多萝西，你来当一位秘书，负责……”假设是“民主同盟”这么个组织吧——因为我已经记不得了。“伯莎，你来当‘工会社交俱乐部’秘书。”（这个组织名称是我编造的，我忘了它真正叫什么。）“跳跳虎同志，你将接管‘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个大型且活跃的组织，它所研究的“贝弗里奇建议”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奠基石。我几乎立刻就当选了委员会成员，被弗兰克·库珀不幸言中。大多数平民都拥有非常理智的头脑和稳健的思想，并不愿意每周花数个钟头去密谋或策划要接管什么组织。虽然轻易地都成了秘书、主席、委员会成员，可事实上我们却因此受到了惊吓。我们也许可以拿它来开玩笑，可我们并不喜欢这么做。 “可是，”多萝西·施瓦茨提醒道，“所有女同志都已经成了秘书或图书馆员。” “那没什么，”弗兰克拉长了声音说，“皇家空军的同志们不能公开地参加政治活动，难民们也不行，南罗得西亚境内的好公民们拒绝接受这种事，所以说，这只能由姑娘们来做。” 这些姑娘包括多萝西、伯莎·梅耶斯（一名教师）、菲利丝·洛夫里奇（一名教师），还有我和其他几个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名罗得西亚工会的男会员。所有的皇家空军成员都像燕子和鹳似的热闹而来，可很快又会离开。听到哥特弗莱德说，“你得承认，当初我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没有什么组织基础，”弗兰克冷笑着回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招募些非洲干部。” 一个被我们称作“种族关系”的组织——我们觉得该组织名称平淡无奇——自成立开始就在吸引着奔放的、愤怒的、激情盲目的观众，每次召开的会议都有英国刑事调查局的人出席。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白人工会会员们表态说，不应该让卡菲尔人成长得太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白人工会会员向来最反对黑人进步。我们打算从这个组织里吸入一些干部，可我们最后只有一人，他是刑事调查局的一名密探。对非洲居民来说，“共产主义”思想太过抽象，这让他们无法信服——事实上，后来也出现过一些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政权，不过它们的存在时间都不长。 我创作的短篇《我所知道的间谍》（Spies I have known）就取材自这一时期。 “一些人辛勤工作的同时，另一些人只是在旁看着。”了解政治生活的人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哥特弗莱德曾负责在迈克勒斯酒吧组织一场大型舞会，目的是给医疗援助组织筹集资金。活动圆满结束后，我回想起整个过程：是我将海报和票券打印出来并把它们张贴在了小镇各处，是我在报纸上登了广告，邀请著名的赞助人，也是我给乐队支付了报酬……是我做了全部的事情。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却在接受公众的祝贺，他被赞扬说“做得很不错”。我对他指出了事实，可他却拉长了调子说：“你刚刚学到的正是组织好一场活动的重要原则。” 此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其中一项是兜售开普敦的共产党报纸《卫报》，这部分内容由我来负责。我曾一度每周售出112份报纸，不过这一成功并没有令我得意忘形，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成绩显著的销售量有一些不相配的理由：我把其中的数十份都交给了皇家空军军营。大多数报纸都没有卖出去，只是散落在各处，这对官僚主义者们造成了刺激。即便不想承认这可能是报纸售出的一个因素。不过“跳跳虎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她总是充满热诚，也由此常常会让人觉得她也能献身于其他愉悦。一开始，我那近乎荒唐的高尚情操让我没有轻易承认，对镇子里那些性饥渴的、缺乏爱情的、思乡心切的年轻男人来说，这个漂亮的共产党姑娘卖的《卫报》能让他们愉快接受。每个星期，我会把成堆的报纸卖给便宜的咖啡馆和餐馆，这些地方也很乐于把它们放在柜台上以吸引顾客——我们这样的顾客，因为我们常会成群结队地走动，有时可能达到二十人之多，看上去就像一颗颗拖尾的卫星。这些报纸在有色人种区也有销量，那儿的人会真正地读上一读。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个人订阅者。 那么，我们销售的内容是什么呢？《卫报》、共产党报纸以及其他“亲近左翼”的报纸对苏联的报道并不符实，可有些人的购买恰恰是为了其中的“政治分析”。不过，其中有关非洲人、有色人种以及印度人处境的文章和信息全都属实。这样的报纸在南非绝无仅有，因为其他报纸的内容充其量就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必须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并不感激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知道皮鞭的滋味”。《卫报》令大多数人感到苦恼的并不是苏联的消息（毕竟我们的英勇盟友还在年老善良的“乔叔叔”领导下），而是对非洲人的看法。此时非洲人还被称为“卡菲尔人”和“非洲黑人”——有人想要示以礼貌的话，也会将他们称为“土著人”。 令我们为之信仰的、推动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其他所有的共产党人或亲近共产党人的人都跟我们抱有同样的思想，我们并不是因战争而凑在非洲的一群陷入狂热幻想的年轻疯子。 第一，在接下来的十年……好吧，十五年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将成为共产党人，并且将完全是出于自愿，因为共产主义的优势有目共睹。世界上将再无种族偏见，再无对女性的压迫、对劳动力的剥削，再无谄上欺下和对他人的轻视。在这一人间天堂出现之前，少数顽固分子会负隅抵抗，不过持续时间将非常短暂，毕竟到了那时“国家已经消失”。到了那时，“天堂”这一议题将会加入到世界议程之中，并且很快就会实现。那么，将由谁来领导世界呢？啊，那将是我们，是我们这样的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人，是被历史赋予了这一角色的人。我父母的心态与此别无二致。他们认为，自己为大英帝国工作是代表了上帝的旨意，是在做对全世界有利的事情。此外，《大西洋宪章》的起草者们也有类似的心态。 第二，通往天堂的路只能由革命来铺就。我们鄙视所有不相信革命的人——更确切地说，总会有几个例外。（带着充满诚意的道德批判的语气，我们会安慰彼此说，某个顽固分子无论怎样还算是个好人。）在道德上，对革命报以信任的人要更为优越，而其他的人无论怎样都更为怯懦。因为拥有高出常人的品质，也因为都是革命者和好人，所以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对手是坏人。“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安好心的人，”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人们满意于相信，“对手在道德上劣于自己。”人们愿意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好，并且这种愿望非常强烈。 第三，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并且这个家庭覆盖着全世界。“共产党人可以去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到达后立刻就会产生如家般舒适自在的感觉，那里的人们拥有相同的想法和理想。”这样的观念很能吸引那些远离了家庭的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现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第四，一名共产党人始终都要比其他人更好，要在工作和学习上更努力，应体贴和照顾他人，还应时刻准备着去做脏活、累活，这既是为了践行人类责任，也是为了吸引人们加入共产党。此外，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共产党都将一如既往地体现人类所拥有的最优秀品质。这样一种思维带有宗教的意味。在西方，基督教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已经达两千年之久。可怜的人们深陷在泪水和苦难之谷里（资本主义），所幸遇到了一位救世主（基督、列宁、斯大林……），在被救起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困惑（炼狱）之后，天堂的降临将终止一切冲突（国家将会消失，正义将会彰显)。 有一个基本的信条认为：伟大的人物（无论男女）并不会影响历史潮流。如今我已经忘记，这一错误在彼时被归为了哪一类。它是对左翼的偏向，还是对资产阶级的微小歪曲？为了不致弄错，“彼时”指的是斯大林时期、希特勒时期以及墨索里尼时期。（这里就不提丘吉尔了。） 我们相信，民族主义战争和宗教战争再不会爆发。民族主义显然已经成为过去，宗教亦然。我们常常会祝贺彼此，至少，我们永远都不再会有宗教战争或者民族主义战争。我们应该相信——这是“路线问题”——对群众的情绪和动机产生兴趣是“弗洛伊德”式的、反动的行为。 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取得政权后，工人阶级——或黑人，或任何其他弱势群体的理念里只会有纯粹和无私。在我们所相信的诸多荒唐事情中，这恐怕是最为糟糕的一件。假如有些人胆敢低声地抱怨“人性丧失”，我们就会耐心地给他们讲道理，向他们解释说，是他们还没了解共产主义的再生和转化能力。 支撑这诸多思想的是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甚至未曾被讨论过的最有力的想法，即资本主义注定走向灭亡，并且已经被历史本身投了反对票。我们眼前这场战争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招致战争，社会主义天赋和平。资本主义制造了上一场战争，并且在英国、欧洲和美国引起了经济大萧条。左翼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正是在经济萧条的影响下加入了进来。当我们在做“大萧条”主题演讲时，演讲者和大多数观众都根据自己在失业和艰难时期的经验进行了发言，热切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半夜，秉承的精神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做证”：“我做证，这就是当时的真相。”每个人都读过 href='1909/im'>《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患难相爱》（Love on the Dole）、《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剧作《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以及剧作家莉莉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作品。我们还唱着歌…… 我曾修建一条铁路， 现在已经完工。 兄弟， 能给我一毛钱吗？ 在这片殖民地上，对任何一位曾亲眼看过英国皇家空军成员抵达的人来说，英国的经济大萧条对人体造成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长官们比普通士兵高出一英寸还多，他们是面包、黄油、果酱和浓茶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一个刽子手”，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个。 我们知道，只要是跟生意沾边的人在道德上都是低级的，“生意人”是一个轻蔑的称呼，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刻画的威尔考克斯一家就是粗鲁市侩的野蛮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我在 href='1820/im'>《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中塑造的“理查德”也是一样的人。我认为，英国贵族对“生意”的蔑视强化了这种看法，它从一开始就在已经向其他阶层渗透。尽管如此，“生意”、商业——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却被认为是偶有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我记得，彼时我们并没有去调解这些“矛盾”，甚至连讨论都不曾有过。 最有力的想法就是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人们如今会问起：“既然对当时的情形心知肚明，你们为什么还要跟随共产主义、跟随苏联呢？”提问者显然忘记了这一点，即我们的心中只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未来将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伟大的榜样，苏联所犯下的任何“错误”都会得以纠正，这些只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些波折而已。 在那个含糊且朦胧的区域里，我们“能看清事情发生的始末”。在这个国家——南罗得西亚，我们对新闻界全然蔑视，因为它在“黑人待遇”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看法荒唐透顶。哪怕把《罗得西亚先驱报》只读上五分钟，我们都可以恢复对自己想法的信心。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使用“资本主义新闻谎言”这一词汇。英国人所谈及的“资本主义新闻”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些报纸：它们支持了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背叛，在希特勒上台时反应迟钝，又在他对犹太人施加的暴行上含糊其词或说谎欺瞒。 “在‘整肃运动’和‘集体化’过程中，数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并不相信。资本主义新闻在乎的是如何抹黑新生的共产主义，仅此而已。 我想，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我知道很多人最初都是虔诚的共产党人，之后根据不同程度的怀疑心态进行了自我调整，经历了悲伤和沮丧的情绪，最终丧失了信仰。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可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需要很久？有些人——当然这跟特定的性格有关——会在突然之间转变信仰。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慢腾腾地、逐渐地脱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我的痛苦大多来源于对那些侮辱性称谓的恐惧，比如说“叛徒”和“变节者”——这实在是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深陷于悲惨境遇的男孩女孩们在共产主义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种生存方式、一个家庭甚至宇宙——未来。在这群人中，有一些出身于伦敦东区的贫苦家庭，并且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是自己的一切，因此信仰的丢失就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生命中最为美好的一切。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选择了死亡，一些人遭遇了情绪崩溃。事实上，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也许，我们应该适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倘若选择了某种信仰（宗教或政治信仰）——使自己的个性让步于对权威的顺从，那么，这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拾起自己在情感（此处没有用“智力”一词，是我刻意为之）方面的自主权？这无疑取决于某种心理规律，并且同当事人的理性层次并无多大关系。就我而言，我用了许多年时间才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外，尽管我并未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过，我当时所认识的人却非常虔诚，并且在当今这个时代，类似的人依然存在。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并且尚待解决。也许有人会这样作答：“我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苏联入侵了芬兰……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协议……柏林的起义遭到了镇压……匈牙利被入侵……因为我获悉了‘整肃运动’和‘集体化’的真相。”尽管如此，这些人却依然受制于这一心理规律，不管它是什么。 这些看法要么轮廓分明、存在争议，要么就内隐含蓄，它们因之团结起来的是一种从长远看来更具影响力的情绪氛围，即苏联是一个理想，是一个伟大榜样——该氛围营造于1917年俄国革命，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在西方，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都吸收了对苏联的同一种看法，并且这一看法似乎要比许多“启示”都更为强大。戈尔巴乔夫通过话语向全世界传达着苏联解体的事实，就在同一时间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英国伦敦的一座剧院外抗议剧院的“反苏”演出。不过，在剧本来源的那片土地上，事实真相正从辩论中浮现出来，比较之下，剧本的表现方式要温和许多。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报纸都未对其置以评论，为数不少的报纸也对苏联在该国的暴行只字未提，一直到苏联开始对自身进行评判。苏联作为全人类灯塔的神话长盛不衰并且无处不在——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媒体对该事件的态度中，该现象可以得到很好地研究。 从1943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我们的小组织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到），由此，这个组织几乎在刚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分裂。弗兰克·库珀是引发这场破坏的因子。因为认定我们的政治觉悟不足，哥特弗莱德和肯两个人说：“我们应该接受更多的政治教育。”对此，弗兰克不以为然，甚至离开了我们，还带走了皇家空军的同志们，更确切地说，是那些最初就跟我们在一起的同志。令这个组织分裂的还有另一个慢性因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文学接触到的社会主义——包括对夜校课程的学习，还有自己在私下里进行的读书冒险——无论如何都是受到了“伟大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不仅具有英国风格，而且包含了整个欧洲。总之，我们发现我们的口号变得愈发幼稚。在成立后的两年内，新成员占到了绝大多数。没过多久，我们的组织就开始渐渐瓦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将自己视作共产党人。弗兰克·库珀被宣布调回英格兰，他说这是自己的政治活动使然。谁知道呢？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一些飞行员完成训练任务离开后，又有一批新成员来到了这里。因为对索尔兹伯里的智力匮乏情况很有了解的兴趣，许多难民参加了“种族关系组织”以及“左翼俱乐部”召开的会议。总之，离开的只是少数几个创始人以及会员。 现在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照片留念啊！可我们那时候太忙了，而且无论如何，高尚的我们都并不屑于进行这些小资活动。我能够想象，“不介意我给大家拍张照吧”这样的问题会引来多少嘲弄和奚落。再者说，即便真的有照片，那也会落入“英国刑事调查局”的手里。我们都是妄想偏执的人——总体来说，心情还算愉快，可我们需要考虑到自己的举动正在情报部门的关注之下，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没有照片，可我确实在不久前看到了自己。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我已经忘了会议主题），她沿着通道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这个年轻的女人活力四射，举手投足间因沉着而流露出自信的神采。黑色的眸子，黑色的发丝，搭配以一张红唇——鲜艳的口红妆又流行了起来。她一边走动着，一边将手里的宣传单散发给身边的年轻人。如同一位辩论家似的，她周身散发出昂扬的斗志。只消对手说一句话，她立刻就能迎视过去，眼睛紧盯着哪怕一丝微小话端的绽露，要是恰好真的逮到了，那么，无可辩驳的精确资料就会一股脑儿地从她那朱唇里吐露出来，这全依仗着她内心所持的纯粹信念。她的真诚无可挑剔。这是她，也曾是我。 我们的胸口一直在鼓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两次会议之间、兜售报纸的间隙，或者“搞接触联系”的空闲时间里，我们会坐在便宜的咖啡馆内，畅谈美好的未来。我们认为这场可怕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因目前的状况而恼怒，也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不管怎样，我们都在“阻止事情变得更糟”。用不了多久，战争将从世界上彻底消失——就像我们的父母，像我的父亲一样，我们相信这场战争只能是最后“一战”，因为战争终将被视为毁灭性的存在。看到某个衣着破烂的黑人小孩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向里张望这个餐店内的惊人奢华，我们会安慰彼此说，“要不了多久，再不会有如此可怜的孩子。”这一消息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当年巴士底狱在被攻陷的时候，只有七个人被关在里面，并且都享有非常不错的待遇：人们还想象着自己爬上铜墙铁壁，要释放的是忍饥挨饿的囚犯。至于“攻占冬宫”事件，我们与之产生共鸣的是英勇的革命分子，并非是在酒窖里喝得烂醉如泥的暴徒。从纳粹占领的欧洲流传出了许多故事，既有人们的英勇抵抗，还有在绞刑架前的豪言壮语，逃亡瑞士去寻求自由，以及法国抵抗运动的壮举。南斯拉夫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该国领导铁托（ Josip Broz Tito）遭遇了英国政府的冷落，却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我们知道，铁托正在打一场纯净且高尚的英勇战争，就像“不列颠之战”一样。在培育我们的众多“神话”中，唯有“长征”的影响力未减当年。 还有一件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生，不过它显得太不起眼，我们几乎很难注意到它。每周一次，我会在有色人种区沿街兜售《卫报》。在这样的午后时光，我浸入在赤贫之中，街道和短巷里挤满了无精打采、萎靡不振的人，还有酒鬼和醉汉。他们会紧抓过报纸，就好像它是一张门票，有了它就可以去“应允之地”——美国。阳光下坐着一个眼睛还在流着脓水的病恹恹的男人，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裙子。“太太，太太，坐下来跟我一起祈祷吧，来，坐下来，祈祷吧。”可我并不相信祷告。“我不认为这会对您有太大帮助，”我亲切随和地说道，“我要把这事告诉给教会委员会的朋友玛丽亚，她会过来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什么时候来？”“一会儿。”“你可以叫她快一点，我等不及要被修理了。” 在小镇上，各个“爱心”组织（此时该词还没诞生）的全体成员都相互认识。我们也许是“赤色分子”和“进步分子”，有关我们的传闻也许能让好公民们汗毛直竖，可我们中的一些成员同时也是福利工作者。通俗地说，就是这样。在离开了那些贫困不堪和令人伤心的大街小巷后，我可能会用好几个钟头为福利工作接打电话，联系的机构包括各种教会组织，教育、住房、健康部门。“有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丈夫也遗弃了她，您看，您是否可以……”“可以，他们的门牌号码是多少？感谢您的消息。”“赛鲁斯街43号有一个失学的有色人种小孩。”“哦，您是跳跳虎吧？好的，这事交给我吧。” 我们在有色人种区里并没有把报纸卖钱，因此遭到了组织内部的批评。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居然成了慈善的代名词？呃，同志们？” “哦，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行行好吧，同志，你有时候可真让我受不了。” 哥特弗莱德不大可能是这位“同志”，因为他本人向来都冰冷锐利、话语尖刻，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化身，他的口头禅是：“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形势吧。”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通过分析把核心问题揭露出来。即便如今置身于信息和言论爆炸的时代，我也会怀念那鬼魅般的声音，我心想：好啊，来吧，就让我们来真正地分析一下这个形势吧。 有一个并非我们创始人之一的男人，他愈来愈多地招致了他人的愤怒和厌恶。他最近才从英格兰来到这里，来自掌管一个皇家空军军营的官僚机构。他是位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曾得到过所有女人的短暂迷恋。工人阶级的青年英雄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事实上，他不过是在装腔作势（这在当时是个常态）。他就像哥特弗莱德一样常常对形势进行分析，事实上还曾一度担任思想政治教员。他将自己呈现出一副狂热的列宁门徒的样子，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他跟众人分开而坐，做着整齐的笔记，列宁和斯大林等权威人士是他的导师。哥特弗莱德分析问题的时候，他先是在一旁审辨地倾听，接着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一点未必对他本人有利。我们召开了一次关于南非形势的会议——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内部（秘密）会议。在我看来，这一点很值得记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们评价说，南非的政治形势以及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所遭受的对待都是非常残酷的，并且革命将很快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爆发。我们可能会整夜地讨论，“‘当时机成熟’，我们要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矿业协会已经为劳工们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位同志——约翰·弥勒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等到终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后，他说道：“面对这样的形势，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问一问自己，矿业协会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优先考虑的又是什么？我们要确定实情，接下来……”话音戛然而止，周围的气氛紧张了起来。他又冷静地说：“接下来的事情不消说，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掌声响起了一片。没错，这就是我们政治思想的真实高度。 不过掌声已经远非从前那么多，原因在于这位青年英雄的出现恰逢形势崩溃，或至少是变化多端的时候。如今我明白了，如果彼时的我们真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并且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可能的话），那么这个男人很可能会对哥特弗莱德发起严峻的挑战，他会成为一个无时不在的人物、一个副指挥（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个性上），并且会导致整个组织的分裂。如同弗兰克一样，他也会把半数的“干部”带走并另建一个反对派组织，会对那些没有跟从他们的人加以诽谤。对于这样的权力斗争，肯·格拉曼并不会参与其中，他是一个温和派，既能忍受仇恨，也可以挨过冲突，常常会通过幽默感来稳固整个组织。他在本质上拥有英国工党党员的品格，返回英格兰之后，他就顺势加入了该组织。 数十年后，一个对政府行事有诸多体验的男人对我说：“为革命分子提供工作的话，就能解除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危险性。”要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么是有了用武之地但却被大材小用，这世界上的人们大抵都是如此。挫败感困扰着人们，却又不为人们所察觉。“提供的工作必须经过仔细选择、不得带有嘲讽，要给这个天生的批评家提供空间，让他（她）有机会实施有效的改革”，要是在彼时听到这个想法，恐怕我会报之以一连串侮辱性的词语，可如今呢，我倒觉得真相也许就是如此。 拥有共产党的国家中出现过这样一个现象，即对那些业已成名的艺术家们进行损害、破坏和诋毁。遭遇横扫出局的作家（或画家）们通常都健在，他们只是比那些批评家们年长一代而已；经典作家们倒是安全无虞，甚至还会得到敬重，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在我们的时代里，各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一过程。偶尔，你可能会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某个批评或评论性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一个新名字，话语中充溢着对前辈们的厌恶之情。这位作者刚刚大学毕业，得到的工作机会来自自己的叔叔、阿姨、爱人或朋友，并且还陶醉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多年来的大学教育教导他（她）要对作家们示以敬仰，此刻，这些作家却可能正在遭遇彻底的批评和驳斥。也许吧，晚些时候，这位小批评家会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觉得羞耻或尴尬。关键是，在任何一个文化里，总有人厌恶那些受到赞誉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有人在时刻准备着搞垮他们。在那个时候，同英国、或者苏联那样的伟大榜样相比，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并没有长时间地对伟大人物进行摧毁，而且程度也相对缓和。不可否认，哥特弗莱德和其他人都在劝告我们只敬慕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只欣赏无产阶级背景的作家们。可麻烦之处在于，我们这些倾听者们都由文学所塑造，并且不准备去谴责自己的精神导师。 有这样一幕场景——在长久地讨论了无产阶级文学后，我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脑中回响着豪言壮语，鼻尖盈满了香烟雾气。可以看出，多萝西面露着微笑，她正打算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向哥特弗莱德打招呼：“至于我呢，我要准备早点休息，也许呀，我只会带本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上床去。”只见她的眼珠优雅而沾沾自得地一转，她抬脚离开了。 如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那时的我们可以极尽能事地去认定那些作家，好让自己找到缘由去鄙视他们（我们被指导这样做）。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哦，他是一名矿工的儿子，难道不是吗？至于乔治·艾略特，他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诗人叶芝呢？他是爱尔兰人，属于被压迫的人民。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是女人。至于乔治·奥威尔，那个时候他正受到党的攻击，因为他此前讲了跟西班牙有关的实话。可对于这个作家，我们中有一些人倒很赞赏他，那么，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我现在记不住它的应对方法了。不过这倒不必费心，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产物，“政治正确性”会启示思维的方法。 有这样一幕场景——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谨代表我们所运营的各种组织在写信寻求资助。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地说笑着。我们正在从“可敬的赞助人”那儿乞讨，可却对他们充满了鄙夷。因为这镇子不大，慈善家的数量从来也没那么多，因此我们就像在玩牌似的交换着赞助人。“你可以求助史密斯议员为医疗援助组织捐钱，我可以让国会议员琼斯先生赞助苏联友伴。”“那么我就选择内阁大臣甲。”“好吧，那我的就是律师乙。”在所有组织信的信头上，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都出现了。“我们上次已经让他捐了五英镑纸币。”“那么他就能再掏出个五英镑。无论如何，他们只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信头。”究竟是做过了什么，我们那些“可敬的赞助人”才会招致这般蔑视？ 显然，他们是成功人士，年纪不小，而且还不是革命分子——这一点尤其要不得。“利用和平手段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甚至打造一个公平社会。”抱有如此想法的人至少也是统治阶级的怯懦走狗。 大概十五年之后，作为一位可敬的赞助人，我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信头。有一次，我在一间办公室里偶然听到了一个年轻女会计对男秘书（如今他已经是一位颇有社会地位的教授）说的话。这个男青年身着左翼制服、紧身牛仔裤、大码的毛衣在手肘那里有一个破洞，我听见女会计对他说：“是时候从那些可敬的赞助人那儿掏些钱出来了。”她的语气中是似曾相识的刻薄和轻蔑。 英国共产党人爱德华·阿普沃德曾写过一部系列小说，这些作品就如同小时间囊一样，其中所列举的体验并不仅限于他个人，也包括我们的组织，还有上千个其他的组织团体。这部系列小说的书名为《螺旋上升》（The Spiral Ast）。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仍然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只会变得更好。 人类会走向普遍繁荣和进步，如果你是赤色分子的话，那么这一使命当然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实现。其系列作品的第一卷叫作《三十年代》（Ihirties），描述的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要么是共产党人或“亲近共产党人”的人，要么就是对共产主义反应激烈的人。该系列中的第二卷叫《腐烂分子》（The Rottes），在自注中作者写道，本书旨在“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期英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态度进行精确的历史描述”。把这本书合上之后，你也许在想自己刚刚所阅读的是一本关于国家命运的书籍。事实上，它描绘的是一座殖民地小镇里一小群被孤立的人们，他们的一言一行、每个决定都得到了像在莫斯科一样的重视。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阅读导致苏联共产党产生和解体的同种心理过程、团体动力：英雄和叛徒，分裂行为和异端邪说，殉道、策反和阴谋，这些全部都一样。该系列的第三卷直到1977年才出版，其名为《没有家园，只有斗争》（No Home But the Struggle）。该系列的书名单看上去就像是一份浓缩的报告，记录着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 14 1943年，我跟哥特弗莱德·莱辛结婚了。这仅仅是因为，那时，有男女关系的人总会遭受非议，更别说同居了。对他而言，情况可能更糟。他是来自敌国的侨民，面临着被拘禁的危险，本不该参与政治，但他却成了一名共产党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个年轻女人有了公开关系——这女人很好，因为她是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但这就意味着身为德国人和敌国侨民的他配不上人家；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为她最近刚离了婚，这可不怎么值得高兴。总之一句话，他办了个蠢事。 出于自身的革命责任，我要嫁给他。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恐怕不是。我们之所以有了男女关系，是因为整个组织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不过这种关系无甚要紧，?难不成我们是“脱党的行尸走肉”？“个人私事”不是跟组织斗争没关系吗？知道自己跟对方不太合适，我们都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起初，他并不认为我适合当共产党人干部。问题是固有的——它在于我这个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欢的、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对他人所做的任何观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脱不了干系——莫斯科方面已经将弗洛伊德永久地划为了反动分子。听到从梦中醒来的我说“这个梦境似乎在对我预示着什么”，他会觉得反感。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做梦的，自然也很难相信别人会做梦——做梦以及梦境中的行为皆是反动的存在。至于我对民间故事、传奇、神话和童话故事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在苏联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被拉去枪毙了。”（在“党组织”内部，有些人拒不承认在社会主义苏联会有枪杀和折磨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否认的，要知道，腐坏分子们是必须处理的。）说起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看法，他会引用列宁的话，认为它们是“乡村生活的蠢事”。组织会议上的议程进行到“批评”环节的时候，他会冷静地、公正地剖析我，从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资做派。 哥特弗莱德·安东·尼克莱·莱辛出生于1917年的俄国圣彼得堡。正值十月革命爆发之际，他同家人坐火车逃回了德国柏林，当时他被自己的另一个母亲——保姆抱在怀里。他的高曾祖父天生就是个厉害的男人，为整个家族奠定了殷实的基础。他是十九世纪商人中的一个，先发了大财，后来又损失了钱财，其中一部分是在俄国失去的。他建造了轮船，修建了铁路，俄国境内的马蹄钉都是由他供应的。列宁曾称赞说：“这个家族是一个运转良好、富有建设成果的资本家范例。”他的孩子众多，个个都穿金戴银、皮草加身，主要靠他留下的家产生活，居住在柏林的一座座大房子里。他们的家族照片看上去就像是福尔赛一家，或布登勃洛克一家。其中一位是哥特弗莱德的父亲，就如同家族财富的奠基人那样，他也是一名实业家和投机者，可心思却全在自己的书房里。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俄国化的德国家庭，他在莫斯科有生意，妻子也在那儿工作——可见，她的意识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那座位于柏林尼克拉斯街的房子尽管气派舒适，可一点儿都不像这个家族第二代人所居住的那些半宫殿式建筑。这个家里的成员说着俄语、德语和法语，无数的访客们也是如此。据哥特弗莱德描述，他父母的婚姻生活就是，“她四处游逛、出入各种派对，他则坐在书房里捧读历史”。两个孩子艾琳和哥特弗莱德都是出身富贵的年轻人，并且有望继续保持他们有钱人的身份，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母亲的暗示，她认定，“希特勒只是个粗俗的暴发户，根本就用不着留意。” 在大学里，哥特弗莱德学的是法律专业。因《纽伦堡法案》的影响，符合应征入伍条件的男青年类别忽然发生了变化——哥特弗莱德虽然只有部分犹太血统，但在这之前却被免除了兵役。现在，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他倒是有资格为希特勒而战了。他的家庭也是一个被同化了的家庭，家里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哥特弗莱德称，希特勒使他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荣誉之争。他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去了伦敦，我想应该是在1937年。当时他身上没多少钱，常常饿肚子，到了周末他会受邀去公园路的一座豪华宅邸享用午餐，发出邀请的是莱辛家族在生意上的富裕朋友们。他在那儿会吃下深棕色的牛肉薄片、一片深色湿润的约克郡布丁、尽可能多的土豆、湿卷心菜、一小块水果挞、一盎司左右硬奶酪。他每次必定会赴约，因为实在是饿得慌。“伦敦啊，”他慢吞吞地说，“可能会让有钱人觉得愉快吧。”说这话的是一名共产党人，但等到住进伦敦的一个坐卧两居室后，他才发现贫穷的弱点。 与此同时，在“森林”的另一端……位于柏林的莱辛家充分地利用“互惠”方法，让女儿艾琳从中受益。他们家一共来过两个“互惠”女孩。其中一个叫玛格丽特·摩根，她来自威尔士，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的女儿；另一个来自约翰内斯堡，家里拥有百万资产。她的父亲来自波罗的海，是一名犹太人，其财富始于最初在约翰内斯堡做的木材和地产生意，他并不只有女儿——大儿子施奈尔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威尔士女孩。他是一个聪颖且博览群书的美男子，只不过用当时的话讲，他“性情有些忧郁”（后来我们对“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这样的词汇都已经能平静地看待）。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嫁给了他，还尝试把他从邪恶的想法中解救出来，但没有成功——在前往南非旅游的一艘船上，他纵身跳入了海里。她会去找哥特弗莱德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她曾在他家里遇见过他。她是个痛苦可怜的年轻寡妇，而他也是一个痛苦孤独的人。施奈尔让玛格丽特成为了共产党人，而她又让哥特弗莱德成了共产党人。 我用了许多年才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个时候，信仰的转变刚好具备了现实条件。这个有钱人家的年轻人正身无分文地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对自己的信仰、为自己和家庭描绘的图景都被希特勒的大长筒靴践踏着，他数月来都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不清楚自己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只知道它不会好到哪儿去。他们两个人相爱了，并且是热烈地相爱了。当然，在我遇到哥特弗莱德的时候，他表现得好像从来没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一样。玛吉是个美人，她有着黑色的眸子，黑色的发丝精致地盘成了发髻，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似的。她朝气蓬勃，充满了不羁自由的威尔士活力。“她身上没一点英国人的痕迹。”哥特弗莱德也许又会拖长了语调这样说。 那个时候，战争尚未爆发。德国的难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去南罗得西亚，要么去加拿大。哥特弗莱德选择的是前者，于是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新辟的粗鲁的殖民地小镇，他那深色柔和的俊美外表、温文尔雅、老成持重全让他成为了众人的笑柄。他长得有些像演员康拉德·韦德，若是放在电影镜头里倒还好，放在真实生活中就有些好过了头。他跟一名维也纳来的难民成为了朋友。这是个漂亮女人，身着镶褶边上衣，戴着围巾和珠宝饰物，看上去赏心悦目。她留着山脊般的时髦“烫”发，上面还蓬松着一堆小鬓卷。她跟哥特弗莱德一样深谙世故，跟城里人一个样。格兰大饭店里（此店比迈克勒斯酒吧的格调略高），坐在一起的他们就是一对优雅的璧人，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外国人的身份。后来，组织里的成员把她叫作“快乐寡妇”或“哥特弗莱德的伯爵夫人”。她身无分文，其他人来到这儿时也都两手空空。她借了钱，开了索尔兹伯里的第一家干洗店，她还租下了一座小房子，并且将其中的一两个房间对外出租。 战争打响的时候，哥特弗莱德被关进拘留营里待了六个星期。英国土地上的德国人全部遭到了拘留，纳粹分子和反纳粹主义者经常被收押在一起。我听说，那时候收容难民的马恩岛几乎和大学一样，可罗得西亚的情况却很是不同。哥特弗莱德好像有预见性地跟刑事调查局里的一个男人交了朋友，这个人关注着他的案子。哥特弗莱德讲述的经历让这位朋友赞叹不已：柏林的富裕生活，还有他的母亲肖恩巴赫女伯爵。虽然他的母亲实非什么女伯爵，可这有什么打紧？谎话还是起了作用，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能让他几乎在进了拘留营的那一刻就被放了出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德国人包括反纳粹主义者们都未能离开那里。被问起拘留营的时候，哥特弗莱德会笑着评判说：“一点也不糟，期望它能像度假区一样是不合理的。”哥特弗莱德被释放后，一位姓豪伊-伊利的律师为他的品行做了担保。这个人打算给自己那举步维艰的律师事务所招一个收费便宜的律师，而且显然也得到了一个“便宜货”：他给哥特弗莱德支付的工资从未超过行业内平均最低水平。哥特弗莱德来到这家事务所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愚蠢的老头和他的笨老婆，还有一个打字员——我。1949年这位律师离开的时候，事务所已经拥有一间整洁的大办公室，合作伙伴也很多，生意非常成功，还有一个秘书和打字员的专用房间……每一件都是哥特弗莱德一个人完成的。 不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哥特弗莱德就在给他的维也纳女人帮忙，把脏衣服放入机器前加以“擦拭”——这种做法肯定已经过时了。他并没有与她坠入情网，因为他爱的是玛格丽特·摩根，然而他们两个人之间却存在着男女关系，而且还在计划着要把她嫁出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我对这个冷心肠的事儿感到不可思议，哥特弗莱德却不止一次地驳斥我说：“对于不清楚的事情，你得学会管好自己９９lib?的嘴巴。你们这些殖民地小妞什么都不懂，对生活一无所知。米兹（化名）再不是年轻少女了，她得有个丈夫，得找个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这样也就有保障了。”事情确实如他说的那样发生了——她嫁给了一位正派亲切的空军中校，他像一头年轻的拉布拉多犬，爱极了她。她跟他一起回了英格兰。之后呢？ 南罗得西亚的每个难民都干得很出色，按现在的话来讲，他们是“成功的移民”。几年前我收到了一封来信，并试着从上面的签名加以回忆，“您还记得……”暂且把这个女人叫成“尼娜”吧。当时，不少聪明漂亮的难民女孩都参加了左翼俱乐部的会议，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尼娜说，“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当时，这一名词背后蕴含着太多的政治色彩。）来拜访我家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个妇人，她衣着华贵，打扮得非常时髦，戴满了金饰。当被我问到是否回想过以前的左翼俱乐部会议时，她在努力回忆着。她对我说，她挣了许多钱，从南罗得西亚获益良多，可她不准备在黑人政府下生活，打算离开去澳大利亚。 离开弗兰克和孩子们后，我没过多久就生病了。“睡眠不足、只以炸薯条和花生为食的人是会牺牲掉健康的，”人们这样说起时，我立刻就表示了赞同。可是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生病的真正缘由。我需要睡觉，需要把自己全然地投入梦境。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我也许会日以继夜地在小镇里忙碌，看上去就是一个自信精干的女人。可实际上呢，此时的我睡眠严重不足……随着不断地攀升，脚下的梯子在一级级瓦解……我在参加毫无准备的考试……站在舞台上，帷幕即将拉开，可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台词……飞翔的梦境如此愉快，可却让我焦心苦虑，这是因为才刚一飞入空中，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在飞翔，于是又被打落到了地面。闭眼的那一刻，我似乎置身在了深谷和沟壑的顶端，那只远古的冷血蜥蜴几乎已经石化，即将失去生命，它正用灰蒙的眼睛冰冷地凝视着我。这个时候，家里的农场已经卖掉，我的父母正准备搬到镇子里来。在我的梦境中，那座老房子正在崩塌，白蚁和蛀虫在将它拆毁，屋顶正从老旧的椽子上滑落到刚被林火烧黑的土地上的灰堆中。梦境向来以我为友，其间充满了信息和警告。他们百般地坚持认为，我之所以如此不开心是因为我丢下的宝宝，我的父亲——有什么稀奇？——我的母亲，还有就是因为尽管很想有时间去写作，可我却看不到自己何时才能如愿以偿。 我喜欢独处，为此不得不跟可怜孤独的女房东抗衡，当然还有我的母亲。每天下班后，同志们都会来看我。只要是离开了军营，皇家空军的男人们就会登门造访。我的女房东看到我有这么多访客觉得很不错，可她同时也在怀疑，要是知道我的房间里挤满了男人，我母亲会怎么想。 那时候，跟我们组织沾边的姑娘都已经被皇家空军的男人们求了婚。我的高尚品格在持续削弱我的常识判断力：我和其他女人压根就没想过，来自战前英格兰赤贫之中的可怜男人们，竟然会想娶享有特权的殖民地bbr>姑娘们为妻。哥特弗莱德指出这点的时候，我对他愤世嫉俗的语气感到非常震惊，事实上那已经超出了一般程度。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怀抱着同志般的感情，大多数时候都相亲相爱，我们生活在这一片想象的土地上，这里充满了无限可能。愤世嫉俗，或者“理想主义”，实在很难让人们对事情的进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生病时，哥特弗莱德曾来探望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对我产生喜爱之情，或者正如他所说：“把我视为一个可能的同床共枕之人。”难以从害羞的外壳中跳脱出来的男人都会很愿意照顾病床上的姑娘。哥特弗莱德就像一个慈祥的大伯，他会从沿街叫卖的小摊车上给我买来冰激凌，或者从一家名叫“口袋”的精致茶室里带来一盒子奶油蛋糕。“没错，现在你就得把它吃了。”他说着就把从女房东那儿要来的一个茶匙递给了我，望着我一匙匙地舀冰激凌吃。这并不是说组织生活给我们留出了很多时间去谈情说爱，或者如当时所说，“一起出去约会”。 我卧病在床这事让我们很快登记结了婚，这在《风暴的余波》中有一些描述，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壅域之中》（Landlocked）一书里，我也对此有所提及。不过这两本书在写作时间上相隔了几年，我在这期间创作了 href='1820/im'>《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还有几本别的书和短篇故事。这段时间很难用合适的基调来定义，它太过糟糕，进度缓慢，令我感到苦恼，像是受到了遏制。终于这样的生活为《壅域之中》的创作提供了心理素材，其中弥漫了战后的幻灭感，它是一本伤感之书。即便在《风暴的余波》一书中，我的直接体验也经过了改动，因为我并没有把哥特弗莱德写进去。当时他还在世，儿子由我一个人带着。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原型来自我在伦敦的一位女性友人的丈夫，他的出身以及相貌都不同于哥特弗莱德，但心理类型却一样。他是一个贫穷的男孩，来自柏林的一处贫民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失业和暴力政治的产物），心怀阶级仇恨的怨愤。一言蔽之，“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后来由一个难民组织带到了英格兰。这个穷小子与富小子哥特弗莱德是相似的，他们都是狂热者，就是共产党惯常称作的“150%的狂热分子”（无赞赏之意）。“他们向来都不吝吹捧，可也会在瞬息间就变成150%的反共产主义者。”虽然这么说，可安东·赫辛的原型人物既没有做出吹捧之事，也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坚定、专注、严肃的激进分子形象从他的身上全然抽离而去，并且似乎只发生在一夜之间。这一年里，你遇见的这个男人也许会通过发表演说对“错误性”做出暗示，令你将自己的态度摆正。到了第二年，他却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友善的男人，并且嘴里还说：“我对政治并无兴趣。”与此同时，另一个富小子已经成为了东德共产党的高层成员。五十年代初，我遇见了安东·赫辛的原型，这就像是一场错置的梦境：我听到了哥特弗莱德的话语，看到了哥特弗莱德的反应，可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个金发碧眼、高高瘦瘦、态度冷淡的共产主义“冰镐”。 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情节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浮现，要是没时间把它们写下来的话，我也会创作些诗歌。梦境深处的悲伤忧郁地敲打着节拍，它将词句放在了我的舌尖，让我在梦醒时分喃喃自语…… 夜间漫步的情侣在小镇外驻足， 一英亩的杂交植物在沙地里探过身子…… 即便写下了这些诗句，我也对它们难以信任，因为我害怕自己变得又悲又喜。 《新罗得西亚》杂志发表了这些诗作，主编叫N.H.威尔森，曾因盗窃坐过牢，可似乎没人为此对他抱有成见。他聪明有余却耐心不足，这是所有可能存在的殖民地里最好的一个，可他却还加以批判——这两点引起了公众对他的反感。《新罗得西亚》是一本独特的杂志，它每周出版一期，读者不多却都很有影响力。它被视作极右杂志，可还有执迷不悟的地方，那就是对非洲人抱有“主张进步”的态度：“他们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受到更好的教育。”对于我这个粗暴、活泼、好斗、跟大多数的殖民地姑娘都全然不同的年轻女人来说，威尔森是待我如友的中老年男子中的一个。说不定他们还怀藏着一些浪漫的幻想，可我觉得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如今想来，他们都是很孤独的人：在那座镇子上，睿智、博学、心系天下的男人无疑是孤独的罹难者。他们喜欢找我说话，邀请我去口袋茶室或者他们的办公室，还会借书给我，通过我——对此我很清楚——来弄清赤色分子们在想些什么。威尔森先生会在杂志上刊载我的诗作，也包括我常常匆忙写成的信件，它们活泼而热烈，捍卫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攻击的是对非洲人的恶劣态度。他因为我的政治活动而跟我争论，可也承认我有权利那么做。 我还有一位老年朋友马克斯·丹齐格，他是一名财政部长。我发现他对生活所抱有的冷静、嘲讽、近乎“消极”的态度与组织内的热情产生了令人愉悦的对比感。在我们争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总会旁征博引地驳倒我的论点，他会引用希腊人或罗马人的语录、亚当·斯密的观点，还可能从伊拉兹马斯那儿弄来某个关键性的论据。 一位地方法官先后跟弗兰克·威兹德姆和哥特弗莱德成了朋友，他相继在这两个男人面前对我进行了诋毁，两次都表现得亲切和善，却带有十足的怀疑态度，可他对自己的两个同盟没抱太大期望。 我把这些世俗的、厌世的孤独男人们糅合成了一个人物角色，即《暴力的孩子们》系列中的梅纳德先生。 我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先驱报的记者，他出现在了《重返故乡》一书里。对这位朋友，我心里很感激。我会调侃政治思想的变幻无常，我的同志们也是一样。不过，他却为中国的革命分子开脱说：“在中国向来都有军阀。”我现在想知道，这种想法是否真的如此可笑。 组织里的成员们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居然跟那些财政部长、顽固的威尔森、地方法官或资本主义新闻的代表散步闲聊。我明确地回答说，我那是在刺探敌人的意向。他们的笑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远离了满怀热情的坚定信念，虽然才只过了两三年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相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我们从未想过要问自己有什么资格改变整个世界，永远地将它改变，又或者说，列宁在这方面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如果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准备好相信——希望不大——自己是嫉妒、报复、无知的化身，那么，在人们说起某某神父犯有过失甚至犯过罪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代表上帝，这与个人资质没有干系。”我们相信自己就是历史的选择。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令人反感；与此同时，我们从未放弃对乌托邦的梦想。也许，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不过我们都在迅速地发生改变，更准确地说，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哥特弗莱德并无变化，至少看起来还没有。在那么一段时间里，他成为了一个指向标、一个坚如磐石的人，我们会拿他来衡量自己，甚至连他在出席会议时的警惕沉默的状态都足以严明这一点。没有什么能够比一直保持沉默不语，继而做出决断性的结论更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了。关键在于你得知道张弛有度，而哥特弗莱德就是这样的人。难道说他是在偶然间发现这个窍门的吗？是因为羞怯的性格先是令他保持沉默，之后又让他开了口，在目睹了这一做法的效果之后，他就此利用了它？人人都害怕这个冰冷沉默的男人，他那闪闪发光的镜片从一个发言人转向另一个，凝视的目光流露出批评的态度。在结识了他后，人们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会变得宽容，甚至会拥有诙谐的柔情。然而，他跟其他人都太过不同，他置身于一个权威的地位。关键在于，他是一名“党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许听过这样的描述，可并不能够理解。他的玛格丽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介绍给了他，那时候他还未经历过任何艰难时光。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保持了思想意识的纯洁性。概念、思想、分类……这些刚好跟他的性情吻合。“一个思想孕育出其他同种同质的思想，”这一点也许在政治领域体现的最为明显。一个逻辑前提会相继地形成多个知识分子立场，并且这种立场常会以残酷的形式来表达。得知斯大林将大地视为“生命本身”的象征、习惯用自己的手触摸土地的时候，我们的眼中会盈满泪水，而这并非偶然事件。（即使斯大林本人并无这一习惯，我们也会笃信他有。）我们的头脑中是一堆未经吸收的思想，可就在其中的某处，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强烈的安抚。 哥特弗莱德向来都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冷静机智的思想如是告诉他。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既然“我们”是他所鄙视的殖民地人，那么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审判者。听说了这件事后，他把它视为了一个夸奖。有人因为失望之极准备离开组织，并且对哥特弗莱德吼道：“你就是那种在饭前枪毙掉100名‘路线’错误的人，而后还能安然地饱餐一顿的人！”“你说错了，”哥特弗莱德拖长了声音说，“我会下令让别人执行枪决。”我们大笑了起来：哥特弗莱德又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考——当然，这道理简单易懂——如果你要日夜阅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那么政治谋杀不仅会是一个责任，还会是一项英雄壮举。可没人会如此愚蠢，哥特弗莱德也一样，他是在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是个简单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在革命分子以及左翼人士（据我所知，右翼同样如此）的圈子里很常见。这些男人发现自己很难拥有简单、普通、轻松的友谊和爱情，于是便选择隐退在冰冷的权力之墙背后。哥特弗莱德似乎为自己披上了傲慢的盔甲，既然如此，那么“傲慢”又是何物呢？在这里，我需要提出自己思考了许久的问题，“傲慢向来都是害羞的防御手段吗？害羞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吗？”我无法理解哥特弗莱德。无论是在彼时抑或此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所无法理解的究竟是什么。 数十年后，我有一次在慕尼黑参加了英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在讲座结束之后，台下走来了一位风韵犹存的女人，她介绍说自己是哥特弗莱德的初恋女友。这一幕不禁让人啼笑皆非，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一群热情索要签名的人包围着。在这儿相遇的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我们共同拥有的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是我们双方之间以及父辈之间曾互为敌人的想法——沉重、乏味和痛苦的疑问——究竟它为什么会发生？——就好像一个看似无形可双方却心知肚明的伤口。现场的人们在四下走动着，她为我描述了柏林湖面上的那座房子，表明她曾非常为之惊叹。那时她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很敬畏那位俄国化的母亲：这位女主人性情冲动，慷慨大方，说着一口俄语。同样令她感到敬畏的还有那位博学的父亲，以及那位俄国保姆：这个女人占据着支配地位，甚至要告诉家里人吃什么、穿什么。哥特弗莱德当时二十岁，他容貌非凡、风度翩翩。然而，眼前这个女人却问我：“莱辛夫人，您有没有疑惑过，哥特弗莱德有一些……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没错，我确实有过疑惑——可您指的是什么呢？”“我曾是他的初恋女友，我一直在想……”“我当然知道您曾是他的初恋，可不太明白您要说的是……”“他跟别人很不一样。”“是的，他是个奇怪的男人。”“似乎就好像缺了什么？”她暗示道。不过，男人并非一个拼图玩具。可别以为这是两个卑鄙老妇的交流，我们关心的另有其事，现在只是两个不安的人在同情哥特弗莱德而已。不过，谁能喜欢让别人依据自己二十岁时的样子来做出评判呢？ 我们的性生活可谓伤感。他就像一个禁欲系的清教徒。我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处男，可这显然不可能。那么，难道是他觉得我没有吸引力？可他显露出来的种种迹象却并非如此。曾经（也许持续至今）有个笑话这样说，“一个男人对热情甚至普通的求爱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倘若无异于一个白人老板或老爷对黑人下属的亲近所做出的反应，记得别离这个男人太近”。对他的深深撩拨，甚至并非生殖器的爱抚就足以让他生气并开始自我防御。然而，他这个人似乎并非不了解性事。对于这里的南斯拉夫难民夫妻（明显在其他方面不相匹配，女的是个聪明人，男的是个蠢蛋），他会评论说：“要知道，有些夫妻之所以还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床上的乐趣”。可在我看来，他对床上乐趣一窍不通。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拥有了狂野的性事体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成了一个谜，我经常会沉思、默想、思考，尝试去解读这一切……我花了许多时间来琢磨哥特弗莱德的行为……这算不得凄惨，毕竟我们没打算长相厮守。不过，要是假设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性伴侣、没有得到过愉快的性体验，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保不齐会相信，哥特弗莱德和我在床上的不快乐全都是我的错。要知道，女人们向来都习惯把这种失败看成是自己的过错。如今我苦恼于那些姑娘——数千个，还是数百万个？——嫁给自己不认识的男人，而且还可能跟对方并不适合。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这种痛苦静谧无声，不幸汇聚成沙漠…… 有一天他会向我而来， 那是我爱的男人…… 又或许，这情感要更为炽烈， 日日夜夜， 我没有一刻不想你。 好吧，我们确实配错了对。 我们的第一个家也是个内饰家具的房间，房主的妻子是一个胖得没边的女人。他们家孩子很多，有的已经是青少年。有一天，我们被游廊里的响亮笑声所吵醒。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正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坐在椅子里。她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怀了孕。在她以为自己只是消化不良，还在做着咸肉、鸡蛋，喝着碳酸水的时候，她的宝宝慢慢地滑落到了地上。我们都围坐在游廊上的一个大桌子旁，那个小婴儿被匆忙地套上了已经收起来好久的婴儿服，在家庭成员之间被传递着，接受着一个又一个拥抱。她的丈夫非常高兴，她也一样。这件事在团体里备受喜欢。 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有更多的时间留给“私人生活”，每晚都开会的话会“适得其反”。与此同时，我们在设法“接触”黑人并从中“说服潜在的干部”。有一个问题是，当时的“路线”——当然来自莫斯科——称只有黑人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自己的人民走向自由，可按照仪式上的惯例，黑人民族主义是受到咒骂的，常见于“奴仆”、“谄媚者”、“走狗”等。我们对该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疑惑，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我们与有组织的黑人团体并无联系，因为这儿还一个都没有，至少在索尔兹伯里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听说，在布拉瓦约有一些非正式和非法的黑人工会。我们知道一个名叫约书亚·恩科莫的人，他被描述为一个能够聚众的雄辩家。我们试着与布拉瓦约的同志们建立联系，不过却宣告失败。二十年后，当我约书亚·恩科莫提及此事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不过当时大概是把我们当成了政府的间谍。 我们一直联系着的黑人就只有一个，他叫查尔斯·莫辛格，曾在原来的左翼书籍俱乐部里待了许多年，作为一名非洲人，他被用来显示该组织的“无歧视性”。在参加那些会议时，他会轻松幽默地反复说，“宪法准许了殖民地独立，因此英国对于黑人所遭受的虐待是负有责任的，可却没有一个人提醒它的失职”。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照旧会这么说。于他而言，这是当下形势的要害所在。如果英国能够意识到这点，那么它就会告诉南罗得西亚政府规矩一些。他经常独自参加会议，偶尔会带来一个朋友。他们会有选择性地拿走我们的宣传小册和书籍，对于苏联用亮光纸印刷的捐献物都加以婉拒，可对一切提及黑人同胞处境的东西都感激地接受。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发现“路线”的只言片语和虚伪诡辩都跟自己毫无关系，觉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很难理解。查尔斯·莫辛格不明白，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辱骂工党成员，毕竟他们可都是社会主义者。听到这场战争被宣称为一场“民主之战”的时候，他们会面露礼貌的微笑，也可能会叹叹气，或摇摇头。再三追问下，他们才会解释说，他们看不出那些被纳粹征服了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一切，要比他们这些南罗得西亚的黑人所承受的痛苦还要更糟。 事到如今，查尔斯·莫辛格这样的人物会被人们视作“汤姆叔叔”。这些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公认的思想结构中，从未因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受过难。（在此顺便说一句，汤姆叔叔只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角色，并不是活生生的人，不过这倒也无所谓。）“哦，查尔斯·莫辛格啊！”他们会报以嘲笑。那时候，尽管也有愠怒或愤怒的反对，可给出的消息却不多，查尔斯凭借自己的独立思维走向了反对白人的一面。在常常没有任何盟友的前提下，他一个人在坚持着诽谤、游说，写信给报纸、国会议员、政府委员会等。在跟我们结识的时候，年届中年的他疲劳而郁闷，因为虽说作为天主教徒的他虔诚恭敬又经常去做礼拜，可几名神父却来到他的家里，警告说如果他仍固执地想要建立个什么工会，那么就准备将他逐出教会。那时候，他所在的是一个办公员协会，可他梦想的却是矿工工会。他没能跟办公员们处理好关系，因为这些通信员和办公室小伙都是精英，所获得的工资高于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去参加什么煽动性的活动。 看到查尔斯或其他朋友出现在会场时，我们会把手头的一切议程搁置一边，转而谈论起跟他们利益相关的话题。他们经常出入左翼俱乐部的办公室或任何一个我们正在使用的办公室，因为查尔斯正在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再说了，那时的我们并没有一个可以邀请黑人做客的公寓或房子。开会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因为非洲人的时间观念意味着，想要让他在约定的六点钟出现，那几乎没什么可能。倘若说好了四点钟（也就意味着六点钟），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在六点现身，但也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四点钟。后来，镇子里实施了宵禁。所有并不真正住在镇子里的黑人都必须在夜里九点之前回到他们自己的居住区，那地方离白人小镇可有一段距离。查尔斯骑了辆自行车，他总害怕这车会被偷了——它确实失窃过，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辆自行车得从楼梯底下抬进办公室来。我们开玩笑说，查尔斯的自行车也应该享有投票权。正当我们讨论或争执不休的时候，一直盯着钟表的查尔斯和他的朋友会突然站起身，向我们道个歉，接着就面露出平静的微笑，执拗地退场了——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们的离开会让我们因沮丧而恼怒，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厌恶至极。我们也会情绪低落地坐在那里，因为深感自己的无能而几乎不敢跟彼此对视。我们都明白，才刚踏入居住区的边沿，他们这些人就会立刻四散开去，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家里，那儿往往藏着我们所赠予的书籍和文章。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黑人居住区里的警察。这个黑人群体极为可鄙，因为身上带着股戏谑和漫不经心的暴力气息，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辨认，就连便服也遮盖不了。这些男人曾不止一次地殴打过查尔斯，还曾闯入他的小房子里，在他妻儿的面前给他一顿暴打。听到查尔斯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这让他觉得很好笑，在他看来，我们就像受到庇护的孩子一样，刚得知了世界的邪恶。“没错，事情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他脸上流露出微笑，沉着地说道。 查尔斯一直要求我们，要提醒英国议会它的职责所在。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国会议员们应该是“良善的”。有鉴于此，我们一直都在把信件、会议记录的抄件、决议评论和《宪法》的相关部分邮寄给他们。不过，即便我们真得到了回复，那也不过是封婉拒信。我们对查尔斯说，是这场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英国人现在除了战争再顾不得其他事情。“战争爆发前，也没见得他们顾过我们。”他像往常那样笑着回应。不消说，南罗得西亚的议员们统统都对这话题没什么兴趣。查尔斯·莫辛格不过是一个煽动者，仅此而已。 无论如何，他竟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索尔兹伯里的葛莱蒂丝·玛斯多普女镇长。顺道拜访这位夫人的办公室时，我们会看见查尔斯和一些朋友们正在里面喝茶聊天。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工党成员。她认为，我们这些“赤色分子”终究会在成长过程中抛弃这一身份。她非常出色，按现在的话来讲，她就是我和其他女人的“榜样”。在开普敦的格拉夫-雷内特小镇上，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女时代。被我们问起那段日子时，她说当时的自己就像奥利芙·施莱纳一样孤独。尽管当时身处种族歧视严重的老旧社会，她却通过阅读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各种族平等的理念。她婚姻稳固，育有孩子。这个女人的观点在当时当地来说可谓极端，可她却仍然被选为了镇长，这算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颂。尽管在工党中地位显赫，可她却不怎么瞧得上眼，因为它并非社会主义党派，并且在对待非洲人的态度上，它并不比联盟党好到哪里去。她心知非洲人没有可能被接纳为成员，可依旧提议建立相关的分支机构。数十年来，白人商会都在阻拦黑人的进步，宣称说等黑人们获得了跟白人一样的薪酬，就会允许他们加入官方商会。可事实上呢，白人的薪酬是黑人的三十倍，而且这态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毕竟“保护白人文明”就意味着，即便在薪酬最低的白人和最高的黑人之间也要设置巨大的薪酬鸿沟。工党成员们如法炮制，以“非民主”为由否决了建立非洲人分支机构的提议。对于此后发生的大论战，我在《风暴的余波》中已有描述。玛斯多普夫人想让我们留在工党，因为我们可以在建立黑人分支机构的提议中投她的赞成票。 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摆放着文件柜的沉闷办公室里灰尘满布，在一张简单的软木桌子后头，身材魁梧且睿智冷静的玛斯多普夫人正端坐在那里，她的对面是十几张椅子，一批同志们正在听她告知该做什么。我们不禁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不合常理，也太出人意料，我们可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受到工党的欢迎，更何况我们中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公民。虽然我一开始还是公民的身份，但在嫁给哥特弗莱德之后就变成了敌国侨民。（这件事实在令我很生气，所以我决定把它忘掉。按照规定，我每星期都应该去调查局做一次报告，可我却连半次都没去过。没过多久，哥特弗莱德也同样放弃了报告。可见，殖民时代的日子很是轻松。）不过，皇家空军成员们该怎么办？那些难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民主主义者玛斯多普夫人操控着种类繁杂的规章制度，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吸收成了工党成员。与此同时，她也对我们明确了具体的要求：在工党之外的行为都属于个人行为，可要是让她看见哪怕丝毫的共产主义鬼把戏，她都会亲自把我们赶出去。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谣言里震颤着，“赤色分子们在煽动黑人们造反，要把白人赶到海里去”。我从小就是听着这话长大的。这话很逗趣，因为几百英里之内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同样的思想也见于对英格兰的描述，“坐落在银浪滔天的大海里”。 我们的头号敌人叫查尔斯·奥利，他是玛斯多普夫人的一名镇议会议员，也是她的宿敌之一。他个头不高，又丑又胖，身穿条纹西服，被马克斯·丹齐格等人鄙视为粗俗的小暴发户，正如柏林的莱辛家看待希特勒那样。查尔斯·奥利浑身充满了盛气凌人的自信，因为他站在正义的一边，并且总在频繁地给报纸写信，“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们，对于事态的进展，你们此刻应该有所觉醒了。煽动者和卡菲尔人亲近者正在黑人居住区里忙着活动，他们要煽动革命。这些人当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共产主义分子。可黑人们并没有做好进行政治活动的准备，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刚从树上爬下来的……”等等。 尽管我们在工党度过的时光很短暂，但它却充满了欢乐。大会、小会、密谋和讨论充斥着每个日夜。我们喜悦极了，因为这种事实在不合常理，近乎于一场闹剧，虽然说在殖民地里总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可眼下正是战争时期，每个人都如此与众不同，所以这就显得更为戏剧。“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你们南罗得西亚。”外面的人提醒道。 工党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另立政府的候选，可我们却在玛斯多普夫人的组织下成功将它分裂了。在因此事受到责备时，玛斯多普夫人回答说：“一个真正的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形态的政府，可工党跟联盟党却并无差别，里面个个是野心家。” 或许，玛斯多普夫人也是孤独的吧，如同我当时认识的许多“老人”一样。我们知道，她无法跟丈夫分享自己的政治见解。那么，有谁能够理解曾作为少女的她的孤军奋战，又有谁可以让她关注世界呢？这其中一个便是查尔斯·莫辛格。他们两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见面的场所只可能是她那间昏暗的小办公室。我想她应该是喜欢我的，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对一些人来说，成长会需要花很长时间。”她神情严肃地说道。尽管对哥特弗莱德也有好感，可却很鄙视他的政治见解。他们都具备很强的能力，而且骨子里都是独裁主义者。在那张老旧的软木桌旁，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她想了解德国的工党运动，可他在离开德国之前还没参与过政治，因此会作势说道，“很抱歉，对于社会民主党我无可奉告。”她对他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在她以及我们所有人听来，哥特弗莱德的家族史都像是一部传奇。“哪里还用得着读什么小说呢？”她评论道。我们这些被她招进工党的年轻人都对文学和诗歌很狂热，可她跟哥特弗莱德却不同。“抱歉，我并不懂诗歌，指望我去懂也没什么作用。”她会这样地宣布。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会对她表示支持，“任何值得说出的话，都可以凝练成一个段落表达。”“这就是我的空白点，仅此而已。”她既会这么说，也会用那双无辜的蓝色双眼挑衅地凝视着我们，还会经常满足于自己身为外行人的举动。她与哥特弗莱德有时也会给彼此读上一两句诗歌，佯装出一副敬畏或无知的仰慕神情。让别人出于讽刺意味而加重语气来诵读，恐怕普天之下都没有几首诗歌能受得住。 “盘旋盘旋，在渐推渐广的旋涡中……”——你怎么断言事实就是这样呢，哥特弗莱德？“‘猎鹰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这句又意味着什么？” “‘万物离散……’”哥特弗莱德在用演讲的腔调念着诗，“‘中心难以维系……’究竟离散的是什么？难以维系的又是谁的中心？我就说，诗歌这东西一点都不严密。” 查尔斯·莫辛格很热爱诗歌，我们会赠给他一些他未曾读过的诗集，雪莱所作的某些诗歌也很适于启发他以及他的同谋们。查尔斯有时会引用几句诗，比如“老虎，老虎，燃烧着煌煌的火光……” “可是，查尔斯，” 玛斯多普夫人板着脸说，“非洲大陆连一只老虎都没有。” “索尔兹伯里也没有羔羊啊，”他回应说，“我猜，或许只有东区才有？‘小羔羊，谁造就了你？你可知是谁创造了你？’”他的眼中渐渐蓄满了泪水。 在原则上，哥特弗莱德和玛斯多普夫人是无神论者。眼见查尔斯变成这样，他们二人都带着一副政治诊断者的神情在凝视着他，似在探测一个可能会在未来叛党的人。 “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查尔斯？” 残忍藏人心， 嫉妒遮人面， 恐怖似人的神形， 秘密似人的外衣…… 查尔斯背诵着诗句，微笑着、叹息着。“玛斯多普夫人，这就是我的体验。我深感抱歉，可不得不这样说。” 玛斯多普夫人还有另一位天然盟友，他叫吉米·利斯特，是乌姆塔利来的苏格兰人，领导着一个铁路工人分支工会——里面都是白人。三十年代时，他曾在苏格兰克莱德河沿岸对抗过资本家，本人是一名激情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并不是共产党人。同样，他也是凭借其个人品质成就了不可能的事情：让他领导下的组织支持建立黑人分支机构。因为需要知道它是如何达成的，因此我们就去请教了他。“我只是让他们接受了它，就这么简单。我之前对他们说过，我因为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感到害臊，他们要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基本准则，那么就等着我撂挑子吧。”他也吟诵起了诗歌， 无论如何，管他如何， 那一天就要来到， 四海之内的人们， 都将成为兄弟。 他是想要告诉我们：跟诗人彭斯一样，他曾让白人工友们感到羞愧。 他对我们说，我没时间弄那些不切实际的诗歌。 有这样一个场景：玛斯多普夫人的小办公室里挤满了人，三个受训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正在朝着吉米·利斯特的方向诵念拜伦、雪莱、济慈和布莱克的诗作，查尔斯·莫辛格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这只有在极具革命性的圈子里才可能会出现），一边倾听着，一边唏嘘长叹或放声大笑，“哦，没错，这可真棒，我觉得诗里说的就是真相”。身为一名好斗的小个子男人，吉米·利斯特始终扬着下巴，眼前的三个教养良好的年轻人渐渐停了下来，将目光投注在他的身上，等待着他弃械投降。不过，他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呦，好呀，我敢说，这些诗歌都大有道理。可我想听的是彭斯，请每次都念些彭斯的诗吧，”他继而吟诵道，“哎呀，绒毛光滑，瑟缩胆怯的小东西，”（这是一首有关老鼠的诗歌，从头到尾。）“瞧瞧，谁能跟此诗一比，试试看。” 这功夫，哥特弗莱德正身穿淡色雅致的亚麻套装坐在一边，身旁的玛斯多普夫人就像一位保养得当的家庭主妇。他们二人都面露嘲讽，心知自己必须容忍他人的不足。 吉米·利斯特的妻子既没有对他个人表示欣赏，也不赞成他所抱持的准则。同事们也许会为他投票，可事实上却并不赞同他。包括他在内，许多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暂时逃离了孤独。后来，他在政治上失了足，具体的事由我已经记不得，我想，也许正是因为拥护了工党里的“反动派”，所以他才会受到痛斥，而这些都是左翼分子拿去刻薄异端者的话。 玛斯多普夫人的挚友是兰德矿山的老矿工杰克·艾伦，此刻，他正因矿尘所引发的肺病而奄奄一息。他的小房子坐落在有色人种区的边上，里面时常挤满了黑人小孩和棕色人种小孩、查尔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午后放出营地的空军成员，我们这些人谁有了半小时空余时间都会去拜访他。他是费舍尔奶奶之后的一代人，在他脑中存留下来的并不是骇人的帆布帐篷、不堪的街面或酒鬼的醉态，而是约翰内斯堡的资本家跟工人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跟白人工人间的巨大冲突。在这之外，他对穷困的印象也很深刻，就像我跟格里菲斯家的司机斯坦利所看到的那样。 一拨拨的年轻人都被派来殖民地学习飞行员课程，这里面有一群剑桥大学来的学生，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自己被中断了的学业。其中的三个人成为了我们的特别朋友：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我将他视为纯粹文学意义上的D.H.劳伦斯，而他当时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个身处社会的中上阶层，后来在“英国工业联合会”里拥有了一个不错的职业生涯；一个曾就读过哈罗公学，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英国公立学校幸存下来，那么也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只可惜他没能挨过那段日子，因为他在那儿受尽了欺凌，他酗酒很严重。其中的两人在剑桥时就已经是彼此的朋友，现在他们仨都成了好友。在我眼中，他们就意味着承诺和希望。每个年轻人都会这样想：“哦，要是我有可以谈心的真正朋友该多好。”在我眼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的朋友。尽管只在这里逗留了几个月，可他们却改变了我，给了我信心。是他们将英格兰拉近，让我觉得自己有那么一天也能到达那里——这一天将很快来临，只待战争结束。等到了那儿，我就要……首先就要去聊天……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我要跟这三个年轻人聊聊天，既非为了辩论、争吵、彼此对峙，也不为了花言巧语或谴责控诉，就只是心意单纯地、以自然友好地方式交谈，为了开心而交谈。他们仨来这儿的时候，正值我们的组织刚刚散去最初的热情和信心。无论如何，他们几乎不大可能会抱有毫无节制的热情，这一点倒让如今的我很感兴趣。“我们在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哎，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诸如此类的想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的展现。尽管我们这群人也是如此，可这仨人的程度却更为激烈。飞机发动机的部件被送到了错误的空军军营，某个错误导致粮食出现短缺，伦敦的某个演说蠢出了新的高度，第二战场的开辟日期再次遭遇延迟——但凡出现类似的差错，我们都会加以讥讽，取乐，耸耸肩膀，放声大笑。皇家空军里流行着一种温柔得近乎宽容的玩世态度，成员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阻止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极贫境况，比如英国在三十年代里的可怕遭遇。这种痛苦恐怕对每个国家来说属实难过，那么又怎能期待着人民会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一场新的爱国战争呢？尽管跟皇家空军成员们分享着普遍的情绪，这三名青年却有些不同：他们来自剑桥，而剑桥是培育知名间谍的温床。当然，我绝非在说这三位年轻人“是”或“可能是”间谍，但他们的腔调和行事风格却无疑是那所学校当时的产物。我们甚至把它称为“剑桥风格”，这既是因为他们三个人，也是因为皇家空军里的其他剑桥学生。他们对祖国的不信任——我们的不信任——近乎于一种毒药。这种程度的愤世嫉俗几乎总是理想主义的倒置或背弃。 这不禁又把我带回到那些问题上来：我们缘何要有这么多期待？当我们——我们的国家——整个世界再度步入混沌或灾难时，我们缘何要如此惊讶？是谁许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这诺言又是在何时许下的？为什么当今时代的许多人都拥有了那些遭遇背叛的孩子们的所有情绪？ 在我如今想来，我们当时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许是颇为合理的。彼时英国正受治于一群软弱无能的人，它跟法国勾结在一起，默许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攻克了西班牙，而且还任由希特勒变得强势，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已经在 href='1371/im'>《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中公布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这一切都被丘吉尔收入了眼里，可他却遭到了嘲弄和冷落。等到后来丘吉尔好不容易接管了政府，那时的英国却还对战争毫无准备。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是将自己很快整理妥当，进行了不列颠空战、大西洋海战，在法国陷落时仍然顽强地抵抗着希特勒。接下来，在把军队派往北非的同时，它还取得了非凡瞩目的成就，即为了训练飞行员，它不顾德国U型潜艇的危险，把成千上万的，甚至数百万人派往澳大利亚、加拿大、肯尼亚、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到目前为止，这种成就必然是无可比拟的吧？当时在地中海地区还分别进行了一次海上作战和地面作战，想必当时的我们一定为此感到骄傲了吧？倘若我们的思维方式允许的话，这倒也有可能。 我们还受制于另一种思绪,即这些需要本来都不会发生，原本都可以避免。当坐在电影院里看见炮弹轰炸城市，或看到和读到船体被击沉、飞机摧毁和坦克爆炸的消息时，我们都会深感愤怒，因为此类行径是对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看见连续投下来的炮弹时，我们脑子里想的是“这成本可以建造和装备一家医院了”。看到一架坦克爆炸，我们会想，“一座图书馆就这么没了”，在战争中损耗的财富本可以用来改变世界。我很想知道，假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此种强烈情绪以前从未有过，那么，难道说我们是有此感知的第一代人吗？ 前人们是否在以往的战争中有过类似的感受呢？ 如今，一种异样且致命的不信任感正在折磨大家。我们——人类群体并没有聪明到足以创造新世界或阻止旧世界遭受破坏。可见“你还能期待什么呢？”这一玩世不恭的态度已经存留了下来，而它曾是我们那坦诚的天真梦想的另一面。 在一定程度上，哥特弗莱德很喜欢与剑桥男人们为伴。虽然可以跟他们谈论历史和理念的话题，但同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加入那种引经据典和脱口而出的玩笑风格中，这很令他感到沮丧。严肃的事情就应该用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见到我跟他们轻松自如地交上了朋友，他越发显得形单影只，而且还对我们谈论书籍的方式横加指责。他也许不喜欢文学，但却坚持遵从党的路线。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有什么正规方式可以接触到文学呢？老实说，真的有哪个地方存在这种方式吗？“在正式的共产主义场合和普通场合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这种现象在苏联盛行了许多年。很久以前，我们的小团体内也演化出了同样的习惯。我从未能够严肃地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文学方针）。我如今很赞赏自己当时能够勇敢地面对哥特弗莱德、内森、弗兰克·库珀和其他所有信奉“路线”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使用那种语言。我猜，倘若置身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我们的小团体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因为文学选择和定义而挣扎和痛苦，因为这可能意味着牢狱之灾，甚至死亡。 在南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这样情况同样出现在成千上万的其他小镇中——我们的小团体拥有着许多可能性，比如它本可以轻易地转变成一个文学学会，毕竟所有人都曾坦言自己有创作诗歌、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愿望。还有其他的可能吗？无论怎样，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它……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常见的是，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最初的灵感是源于政治、文学抑或犯罪，一个团体往往到最后都将沾染上宗教色彩：广义上的“宗教”。然而，我们的团体却并没有时间去做除辩论和推测之外的事情。我们的成员太过繁杂，存在太多分裂的可能。等到那三位剑桥空军学员到来的时候，我们已失去了两拨皇家空军成员——更确切地说是常驻空军成员，即地勤人员。这些人大多身处工人阶层，他们并未切断跟我们的联系，偶尔还会来这里喝杯啤酒或取走一些书籍和册子。他们在军营中自建了团体，但却没有向那三个人以及飞行员中的其他共产党人发出邀请，原因是什么呢？这关乎阶级问题，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这么说，就只是在闪烁其词和寻找借口。在他们眼里，飞行员和我们都是奢华的特权人物。“哥特弗莱德跟我曾住在内饰家具的房间，后来又搬到了一间单身宿舍。”我曾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样说起，可却引来了他的笑话，这感觉无疑于查尔斯·莫辛格像在拍打小孩头部似的笑弄我们：“你瞧，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跟剑桥空军学员们相处的这段时间自有一番独特的感觉， href='1820/im'>《金色笔记》中马西比小镇的故事就取材于此。前不久，我又把该书读了一遍。毫无疑问，对于揭露事实真相而言，小说更能够胜任。 15 哥特弗莱德和我都觉得，要是连工作时间也在一起的话怕是不太妥当。正因为如此，我离开了豪伊-伊利律师事务所，转而去了一家“温特顿-霍姆斯-希尔”法律机构做了一名初级秘书。温特顿和霍姆斯北上去了战场，希尔先生留下来打理事务。 这里的办公室宽敞又明亮，通风也好，不像豪伊-伊利的多>尘和昏暗。高级秘书是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女人，她的真实姓名已经隐匿在了别号里。玛丽亚来自英国，在她看来，跟那些曾同她一起受训的女人相比，殖民地的姑娘们真是又懒惰又不称职。她用一个拇指和其他两个指头打字，速度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要快，而且一篇法律长文打下来，其中竟无一处错误。 我满足于做一名初级秘书、赚取可怜的薪水，因为我并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谋生上。我负责处理要求不高的普通信函、简单文件，还有查看书籍，做复式记账……我没想到这会如此容易。不过，我的主要任务却是应对那些债务人。他们的名片搁置在一个专门的柜子里，储藏室里堆满了文件，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他们。这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贫穷天地，一个破布裹脚的天地。债务者以白人居多，有些债务已经积压了许多年，其中大多数都始于经济萧条时期。办公室里每天都会有债务人进出，其中一些男人总是酗酒，就连妻子也离他们而去。他们有时会站在那儿用发红的怒目瞪视着我，或者羞愧到不敢看我一眼。他们说自己没钱偿还债务，巴博尔先生或希曼斯利先生，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表示自己的憎恶。有一些男人因疾病而变得意志消沉，一些女人怀里抱着婴儿，或者用手拉扯着孩子——她们生活在真正的贫穷世界里，身心疲累，堪堪而活。卡片上的名字一般都是“库切”、“范德豪特”、“范豪森”、“比勒托利乌斯”、“范希尔登”……这些人是南部白人大家族的穷亲戚。 有色人种女性会带着孩子从居住区来到我的办公室，每每这时她们都可能会跟我打招呼，这让玛丽亚震惊不已。他们的身上全都沾染了廉价旅店、灌木棚屋或贫民窟院落的气息。当他们无法还清债务时，我会宽限他们一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可随后却还需请求希尔先生的应允，他对此答复说：“他们怎么会这么蠢？这样做只会让他们支付更多的律师费。”接着，我会再打电话给债权人，询问他们是否真的打算控告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经常会被惹恼，跟我的交谈通常会止步于“哦，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不过，我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呢？”或者，“我要申请债权扣押令。”所谓“债权扣押令”，即法院判令每周从债务人的工资中扣除一定的数目。（申请判令的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可以肯定，被扣除财产的一方将会更换工作或离开这个镇子，不过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而非经济萧条时期，因此工作机会还是有的。玛丽亚的办公室整洁又漂亮，她很不喜欢散发着臭气的穷人们拥挤在那里。她觉得这些人统统都该受到惩罚，比如说被判个终身监禁什么的，或者其他方式也都可以，总之能让他们从体面人士的视线里消失就行。我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这可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给巴博尔先生打了电话，也给老友希曼斯利先生以及镇子上的每个有钱人都打了电话。我提议说，也许将债务豁免要更为明智，毕竟他们能够要回来的钱很可能就只是几先令而已。听及此处，这些人个个都受到了震惊——我的提议很可能会为社会动乱提供机会。“欠债还钱”是原则性问题，鉴于此，我也只好放弃。在原则面前，常情只能靠边站。 柜子搁板上还有一些文件，上面都写着知名人士的名字。这些债务已经终止，因为债务人宣告了破产。当我指出此事的时候，玛丽亚并没有理睬我。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情，似乎在说她才不会因为一两个难以忽视的事实而扰乱自己的思绪。 哥特弗莱德和我又搬了家，公寓里有一个很宽敞的客厅，可用于当时非正式的社交聚会、学习小组以及漫谈会（几乎大部分的夜晚都在举办漫谈会）。我在睡觉时经常会惊讶于自己竟在白天见了那么多人，可却仍将自己视作孤独的人。我渴望独处，要求的也并不多——偶尔的一个钟头本已足够。 这一时期，德国城镇正在遭遇轰炸。我有时会瞧见哥特弗莱德坐在床上，双手抱头，手里握着简报，或者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有时，他就一言不发地躺在漆黑的房间里，香烟在他的深吸下闪着光，照亮了床头柜、破旧窗帘和收音机……而我不敢把灯打开。 “咳，”我会说，“战争总会结束的。” “没错，新闻并不是太令人愉快的东西。”他还可能会这样回应，“他们理当被好好教训一顿，我很高兴，这事儿已经成为现实。” 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如果刚好看到影片中炸弹正降落于德国城市，他会勇敢地说：“没错，就应该把那玩意儿送给他们。”在交际场合讨论第二次战争或轰炸德国时，他会点着一支烟，在烟雾里卷曲着双唇，审慎地开口道，“的确，做出错误决断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哥特弗莱德的睡眠质量很不好，他会在梦里呜咽抽泣，甚至喊叫出声。一旦我把他叫醒，对他说“你刚刚做了噩梦”，他总会生气地回应“才没有，你别胡说”。曾有那么一次，就因为我拿“潜意识”开了个玩笑，他一个星期都没跟我说话，可那笑话甚至都跟他无关。正因为如此，在把他叫醒以后，我没再说过“你刚刚做了噩梦”这样的话。我们是不错的吸烟伴侣，有时也会真诚地尝试去做爱。我们确实都在尽力，似乎都只把彼此间的不和谐状态看成了暂时的不幸。有时，我们还会躺在床上聊起团体里的成员，可他对其中的大多数都会横加指责，而我真的很怕他那冰冷的长腔调。可怜的哥特弗莱德身处在一个他所鄙视的国家里，周围又环绕着这样一群所谓的“共产党人”和毫无经验的殖民地居民，这日子确实艰难得很。他也有自己所敬重的人吗？我想，除了玛斯多普夫人和红十字会的代表汉斯·森之外再没有别人。尽管他非常喜欢跟那三名剑桥空军学员交谈，可却仍把他们看成无足轻重的人和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一个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人会谴责跟自己出身相同的其他人，原因就在于他们并非来自工人阶级。”尽管这事在当下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在当时却并不少见。 哥特弗莱德还因为我跟那三个学员调情而有些憎恶他们。我“爱上了”其中的两位——这事需要给予明确定义。提到对欲望和爱情的“渴望”，人们确实不应该用相同的词汇来指代吧？我与其中的一个浪漫相恋了，其程度跟我今生所经历的任何恋爱都一样，但只有一两次除外。这段恋爱里有一些经典桥段——他不久就会离开这块殖民地去驾驶轰炸机，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正是最为强劲的爱情春药。我是个已婚女人，比他要年长五岁左右。我们两个人的见面地点都是在公共场合，其间还得处理团体内的紧要事务。我之所以调情是因为这是我的权利，而且从一名女性最为原始的冲动来讲，“既然哥特弗莱德无法做爱，那他哪里还有权利不满？”……如此等等。再者，那些适婚的姑娘们——就像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团体里的姑娘一样——不是在梦想着能够得到领袖的青睐吗？ 除却这些不说，真正糟糕的、最差劲的事情是，哥特弗莱德为之工作的老板简直就是一个老吝啬鬼，眼看着他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办得有了声色，可却连一句赞美的话都不曾说过。 数十年后，我已经能够理解哥特弗莱德——这个伤心人当时所需的东西极其简单，显而易见。在他奢华的童年生活里，那身为社会名流的母亲忙于交际聚会，他的父亲在维持家族财富、窝在书房里读书，优雅的妹妹过着有钱人家小姐的生活。他的俄国保姆——作为爱的守护者，对女主人和她的儿女们苛责又疼爱。就如同该阶层的英国家庭一样，真正抚育和疼爱孩子们的正是保姆。在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里有一幕奇景：夜里，烦躁易怒的病弱学者还未就寝，他的年轻妻子在循循开导着。这时他的老保姆出现了，把他当作孩童一般地又亲吻又抚摸。接下来，这位可怜的学究大人融化在了爱意里，乖顺地被带到了床上。 尽管哥特弗莱德的这位年轻妻子极富耐心又和善有加，可她却异常生涩，无法把自己的男人当成婴孩来看待，即便只是夜里的几个钟头也不行。何况他本人鲜有可能会容忍至此，最多也不过是承认自己确实做了噩梦，或者坦言自己之所以会暗自垂泪是因为德国的城市正在遭到轰炸。 那些夜晚呈现了一幕又一幕情景……窗口映照进来的光芒下，卧室中缭?9９ｌib.绕的烟雾清晰可见，狗在吠叫着，花园里的灌木丛正向外散发着气味。来往的车辆已经所剩无几，周围都安静了下来。哥特弗莱德冒着一股酸臭味，我如今已经了解，那是“焦虑”的味道。尽管这气味对我来说很陌生，可我却认为它“很有趣”。也许孩子们的基本教育中应当包括这一点：某人散发出的某某气味意味着某某事……比如，“酸臭味”意味着“害怕”或“不开心”。 可以确定，那时候的我忙得就像一只没头苍蝇。在双方都不允许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我每天都在忙着消弭人们之间的纷争。尽管这令大家很吃惊，可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它一直都是事实。 十五年以后，在伦敦，因为恼怒于自己被隔绝在了生活之外，于是我邀请了聚会上见过的两个为苏联贸易组织工作的年轻人来共进晚餐，还有一位美国人。这个男人当时正沉迷于弗洛伊德理论。我原打算消除壁垒、开拓思想。尽管我煮了一顿大餐，可他连一口都没有动过。在意识形态上对峙的仨人瞧了瞧彼此，摆出了一副要决斗的架势。电光火石间，他们三个人开始高喊起各自信仰的关键语录，半小时后就高声谩骂着奔下了楼。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把女主人忘在了脑后。 在1944年年末到1945年年初的短暂时光里，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一醒来我就会立刻冲向盥洗室，因为哥特弗莱德一占用起来就得是几个钟头。我总能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并没时间吃什么早饭。等我骑着自行车到了办公室时，玛丽亚已经出现在了那里，这对我和所有不足完美的秘书们都是一种责备。中午时分我会跟多拉见上一面，了解一下住在横笛大街上的他们都过得如何。我们的下班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顺路会去拜访玛斯多普夫人，为她整理一下简报。她曾说过，依她平生所见，新闻报业正在不断恶化。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就不曾相信这些新闻或视其为理所当然。她说，大多数论及世界现况的书籍和文章都描绘了一个糟糕却不致殒命的情形，每个结尾又都列出了如何让世界趋好的建议，可人人都知道它们不会得到采纳。“目前事态已经很糟并且还在恶化，这一点虽然毋庸置疑，但只要我们都……”她把这一类的书籍和文章都称为“但只要”风格，由此她对我说的话也就变成了“如果你有半小时空闲的话，也许你会愿意顺便来这儿看看，把一些‘但只要’归档。” 离开玛斯多普夫人以后，我可能会去拜访杰克·艾伦。他那儿经常有警察造访，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对话： “这些卡菲尔人都在这里做什么？” “他们是来看我的。请坐，小伙子，你只管放心好了。” “可是，艾伦先生，要是每个人都像您这样，黑人们恐怕就要造反，就要割断我们的喉咙啦。” “我倒希望人人都跟我一样，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啊。” “哎，您可真算不得什么好榜样，您这是在给他们灌输想法啊。” “你可千万别以为他们自己从未有过这些想法。” 这个老人虚弱消瘦，奄奄一息，肘部还挂着氧气筒。此刻，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正迸射出勇气，他本人也在面露着微笑。与此同时，那位健康壮硕的警察则因为疑心而皱着面孔，他还在费力地理解老人说的话。 “可他们要比我们落后啊，您该知道……他们可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大脑也比我们的小。” 对于种族主义者常年挂在嘴边的这些真理，杰克·艾伦用他的笑声作了回应。接着，他让同住的女人去取来些茶和饼干。如果来回乱跑的黑人孩子们在白人警察面前顿下了脚步，继而惊恐地转身跑开，这位老人就会责难地开口说，“瞧见了吗？我猜，你不会觉得让孩子感到惧怕是一件引以为傲的事儿吧？” “他们最好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这可是为了他们好。哦，天啊，艾伦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拿您怎么办好了。您该知道，您这样做可是违背法律的。” “我认为，你找不到有哪条法律禁止黑人儿童去看望一个白人。” “咳，我这回就放过您了，不过下次就难说了。我们都知道，您这里出入的可不只是黑人孩子。” 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些哥特弗莱德不予理会的“社会工作”，也就是跟福利部门一起解决问题。在这之外，我也许还得应对自己的母亲。跟她在一起，我必须时刻留意自己说出的每句话，要是提到了杰克·艾伦或者玛斯多普夫人，她所承受的巨大不幸势必会愈演愈烈。 “可是，你怎么会认识这些人呢？” “玛斯多普夫人是镇长，妈妈。这位夫人是索尔兹伯里的女镇长。” “也许吧，可她对土著的关心要多过自己的同族民众。” “我父亲怎么样了？” “你知道，还是老样子，我已经束手无策了。” “那您有哈利的消息吗？” “没有。” “别太担心了，他会没事的。” “但愿吧，我每晚都在为他祈祷。” 再接下来也许就是一场会议。这之后呢，说不定还会有另一场。或者，这一天也可能刚好是散发112份《卫报》的日子。这意味着，我需要骑着自行车穿行在一条条落魄的街巷里，从咖啡馆出来，再进到餐馆里。我还可能会跟皇家空军的同志们在某处喝茶，借此听到军营里的消息。也许我还会遇见阿森·格里米斯，他过去在希腊雅典的大街小巷里卖过报纸。他常跟其他共产党人结队活动，因为当局成立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埃兰军队”，即把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敌人进行了组合，这就意味着两大派别必须严密地监视对方，就像他们在希腊互相厮杀一样。后来必须返回希腊时，他们曾来见过我们，说几乎可以确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不过他们会努力联系游击队，并设置复杂的信号系统——这样的信封代表着这个意思，那句暗语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实际上，在他们离开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听说了他们殒命的消息。共产党人是圣洁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都跟现实中的原型有所不同，可是阿森·格里米斯却以他真实的名字出现在了《暴力的孩子们》之中，而且完全没经过任何改变，仍旧是他本来的模样。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而这只是对他的一次很小的致敬。 我们这一大帮可能会在某个咖啡馆一起吃个饭，然后再去听左翼俱乐部讲座，或者回到我们的公寓召开委员会议。这种会议已经变得极其不正式，因此哥特弗莱德不肯再把它叫作“共产党人会议”。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喝些开普敦白葡萄酒或者产自葡萄牙东部的白葡萄酒。我的饮酒方式已经变得很文明。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罗得西亚人的饮酒习惯在哥特弗莱德和其他欧洲人看来非常野蛮，可我竟然也从中熬了过来，那种沉重、猛烈、令人难以忍受的饮酒方式抹杀掉了酒精的多种可能和趣味。现在，尽管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我们已经很少醉酒，可它却是一件难得的乐事，总能暴露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实情。就拿哥特弗莱德来说，喝醉时的他完全就是一副俄国人的样子，清醒的时候却又变成了德国人。酒醉时他会因为吉普赛音乐而掉泪，清醒时却说音乐只适合挑起肤浅的情绪；喝多时会如慈父般地跟那些憧憬着自己的姑娘们调调情，清醒时刻却说这些适婚姑娘们一心只想着找个丈夫，“姑娘们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清醒时的哥特弗莱德是个判官、谴责者和分类器，醉酒的他会跟陌生人一起跳哥萨克舞蹈。在布莱希特创作的一部戏剧里，有一个地主清醒时令人不快，醉酒后却讨人喜欢，因此他的农民们都在齐心协力地让他每时每刻都酩酊大醉。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的夜晚，整个镇子似乎都跳起了舞。在迈克勒斯酒吧、戈兰大饭店和体育俱乐部里，人们都在跳着胜利的舞蹈。每一个地方都扎满了身着蓝灰色制服和舞裙的人们，大家都欢呼歌唱着涌入了街上。人人都在喝酒。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模样，这并非是从表面而言——不像在电影里的中景镜头那样——年轻女人因情绪激动脸色泛着红，身穿连衣裙，缓步走在戈兰大饭店的一条走廊里，而是指我内心的所思所感：我孤独无依，音乐在身后沉寂……《野兔快跑》、《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晾衣服》、《莉莉·玛琳》，当然还有《多佛白崖上的蓝色知更鸟》。从我身边快速而过的舞者大多都是我认识的人，看起来，这块殖民地上的所有皇家空军成员全都来了这里。我很是气恼，也很难受。这些情绪都没什么稀奇，它们似乎贯穿了我生命的始终。我正跟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共同庆祝，可我的思绪同时也在德国，而这要得因于哥特弗莱德。连续数个星期，他每天都会在无线电旁待上好几个钟头，谛听欧洲的战事，数百万难民的死亡消息，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这就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时的样子，而且只会更加严重。我无法在痛苦中享受喜悦——这种毒化的思想源泉已经被战火烧了个干净。早些时候，我去探望了我的父亲。这个年老病弱的男人躺在床上，嘴里说着：“我猜，他们要开始准备下一次大战了。” 战争肆虐了多年，现在一切终于结束了。或许，这还算不得战争的终结，事实上只有欧洲战场宣告了结束。 我从激动的人群中走过，他们几乎都是白人，不消说，这是因为宵禁的缘故。等回到家时，我看到哥特弗莱德正在跟西蒙·派因斯喝酒。这个男人是来自立陶宛的难民，跟哥特弗莱德和所有的难民朋友们一样，今夜他的思绪也在欧洲而非英国。进入那个房间时，就好像是从热水跳入了冷水里。哥特弗莱德不清楚他的父母和妹妹是否安然无恙；西蒙的亲属都曾身处德军和苏联军队的占领，他觉得他们凶多吉少。他向来都很有冲劲、活力无限，可今夜却是例外。我跟西蒙“很合得来”，毕竟我们的童年都是在乡村度过的。我们两个会一起交流回忆的细节，拿自己和对方取乐。他会问我，“你真的把酸奶当成饲料喂给了鸡？可酸奶和土豆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拿来自己吃的，等哪天我一定做点给你尝尝”。如今回想起那个夜晚，我还能感受到那萦绕于身的悲伤和焦虑的气氛。再回望时，我看见了这样的三个人：貌似康拉德·韦德的哥特弗莱德正穿着雅致外套，把玩着挂在酒杯边沿的蓝色石头，他的黑发正闪闪发亮；身材粗壮、棕色皮肤的西蒙身着卡其制服——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只套着卡其服的棕熊”；我站在电炉旁，给这两个男人以及任何一个可能造访的人做晚饭——此时他们正在大街上边逛边唱“多佛白崖”，等到他们累了，很可能就会顺路进来看看。 我们的新公寓是特别建造的，它位于詹姆士大街（如今的萨莫拉·马歇尔大街）的利安德大楼里，这里曾建有一家詹姆士酒店。它是一座双层建筑。这户公寓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入口在一楼，那里纵贯着一条异常开阔的走廊。房间外有一条封闭的走廊，平行于詹姆士大街上的建筑外墙和房间的墙面。它既算不得一个走廊，也不是一个房间，墙边并排码放着一个大衣柜、五斗橱，要不了多久又会添置进婴儿车和婴儿床。这个长方形空间（或走廊）在转弯处围成了个狭窄的空间，大理石地板上搁着两个电炉和一只小冰箱。这个厨房又拓展出了一间盥洗室。大房间的内墙上开有两户bbr>窗子，下面是一处小院落，对面是一所跟我们一样的公寓，里面住着一对母女。 我们的生活在风格和步调上出现了变化，搬到这所公寓就是一个外在的迹象，虽然我们的共产主义团体悄然“殒落”，不过我们还在把自己视作共产党人。哥特弗莱德阐明过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需要拥有某种准则，现在这些准则就在做着自我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曾担任六个机构的秘书、图书馆员和主席，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无法继续，其他人接替了我们的职务。剑桥空军学员已经离开，他们去了欧洲战场驾驶飞机。我们的男人，即“北上的小伙们”都安静地回来了，当然这指的是那些活着的人。左翼团体向来都不稳定，留下来的创始成员少之又少。多萝西·施瓦茨南下去了约翰内斯堡，为那里的“南非共产党”工作。英国皇家空军尚未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朋友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不过思乡心切的他们却渴望着与人交谈，还需要借阅书籍。在这一时期，我可能会用电炉为十五甚至二十个人准备些晚饭，比如鸡蛋、咸肉、香肠、土豆、大锅炖菜、红烧鸡或焖鸭。哥特弗莱德说他再也没法忍受英国菜式，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教给了我香料、药草和大蒜的使用方法。我们在公寓里储备了城堡牌啤酒和葡萄酒。每天早晨都需要亲自打扫一下房间，因为我们并没有雇用仆人。许多个夜晚，那些错过末班车的军人或走投无路的人就睡在我家的房间地板上或者盥洗室里。哥特弗莱德不喜欢这种杂乱无章的生活，觉得它太过随意。这倒并非是什么原则问题，只不过是他的性情使然。那些日子里我呈现了最为自然的波西米亚做派，这引得别人对我说：“亲爱的，你完全就是个波西米亚人啊。” “在殖民地，又喝酒又不雇用黑仆的人就是一个波西米亚人。” 哥特弗莱德和我都在卖力工作。每星期里有那么几天，哥特弗莱德会在清晨五点钟起床，接着赶往烟草拍卖场做些职员的工作，然后再去豪伊-伊利准时上班。在这两个地方，他拿的都是职员工资。有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说死者的坏话。”要是我觉得有作用的话，我只怕会把豪伊-伊利那个男人说得更惨。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亲眼见过了一拨又一拨的难民后，我如今已经明白，雇主们总要抓住机会去聘用那些拥有职业技能的难民，即便支付的就只是几个小钱，他们也要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善人。 总而言之，哥特弗莱德现在正做着两份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学习俄语。作为消遣，他读了拜占庭历史，而且还读得饶有兴致。某些晚上，他会跟一个名叫汉斯·森的瑞士人待在一起。我想，汉斯这个人能说25种语言，可以阅读和理解的文字甚至还要更多。跟哥特弗莱德一样，他这个人也把自己视为文明的流亡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哥特弗莱德则是个共产党人。听到我开玩笑说这两种信仰有很多共同点，哥特弗莱德跟我生了好几天的气。 离开了律师事务所以后，通过给议会议事录和政府委员会打字，我赚到了以前三四倍的收入。人们说我为之工作的兰姆先生曾参加过“米尔纳幼稚园”——这个政治群体里的年轻人受训于一个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计划，即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文明的思想方式。他是一名速记员。当时的规则（如今已经为技术所淘汰）是这样的：两三名速记员轮流进入议会大厦，间隔为十分钟、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在此期间，这三个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所记内容口授给等候着的打字员们，之后新的一轮速记又会来临。打字员必须要有很快的速度，必须可以很好地运用词语，有时还得能够把信息压缩成一个字母。 “农部：温度-流-力速是××，牲畜饲料 明 再议。” 这种做法永久地搅乱了我的打字生涯，没错，因为它要求的速度太快。三个委员会都只雇了我一名打字员。“土著劳动力的雇用现况”、“卡里巴大坝建议书”、“有计划地射杀方圆几百英里内的动物，借此来控制锥虫病，”这其中的第一个议题让我了解到，在被问及某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把从尼亚萨兰来，为了寻找农场工作的非洲人蓄意绑架到兰德矿山的时候，政府总会编织谎言来回答。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专家们的激烈冲突，有些人认为卡里巴大坝的修建绝无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所有河水流失于土壤缝隙中，永久地在地下洞穴和蓄水层里汩汩而流。第三个议题涉及蓄意射杀成千上万的鸟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片的灌木地区如今都没有了动物的身影，尽管这种控制蛇蝇的方式最终没有奏效。 此时的我正在创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它如今已成为了一本简洁的小书。该书的原始篇幅是如今的三倍之多，而且还是一个讽刺作品。其中的中心人物是一名抱持理想主义的英国青年，他是那种来到殖民地后被眼前境况吓坏了的人。这些人大多逃离自英国的经济萧条和极贫生活，不可能再离开殖民地，也在让自己适应这里的习俗：大家都认为，这些“白人文明”的新皈依者（如同所有的皈依者一样）要比那些老资历的人极端得多。不过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他们中的某个人既没有选择马上离开殖民地，也没有选择适应这里呢？我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经典的喜剧主题，让一个无辜的理想主义者与腐败堕落彼此斗争，也就是同“现实主义”抗衡，就像西方人做的那样。可问题在于我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来写作，而且这样的主题也显得沉重和笨拙。在完成初稿后我就把它寄去了伦敦。那个时候还没有航空邮件，因此它走的是航运。如果路途平安的话，到达伦敦需要六个星期。等到出版商阅读过它，再将它航运回来，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后来，我只把其中的次要情节保留了下来。此外，我还给伦敦的杂志社邮寄短篇故事（流程上并无差异），其中一些短篇后来收录在了《这原是老酋长的国度》（This Was the Old Chief's try）一书中。我还寄出了自己创作的诗歌，得到的回复要么是鼓励信，要么是言辞委婉的拒绝信。“请您再给我们寄些别的作品来看看吧。”这样的耐心练习是非常宝贵的体验。等到被拒绝的短篇故事在后来得以出版并受到了赞扬的时候，作者本人才会知道编辑的话不必太当回事。我还会写写剧本。九岁那年，我在政府大厦的草坪上看了六年级的孩子们表演的《俄狄浦斯王》，自那以后我就被剧场给迷住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部剧本后来在“剑桥剧院”得以上演，可那时候它的内容已经跟时代脱节，因为非洲正在经历着急速的变化。当地剧院上演的是《危险的角落》（Dangerous er）和《欢乐的精灵》（Blithe Spirit）两个剧目。《他们来到了一座城》（They Came to a City）是由普利斯特利创作的，虽然如今已经为人们所遗忘，但它当时却让观众们激动并感激，因为大家确实都需要一些好消息。在彼时的黑暗中，另一盏明灯是由劳伦斯·奥利维尔执导的《亨利五世》同名电影。在一座大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的除了我们这二十个人之外，好像另外也就只有五名观众。 我的父母已经搬到了郊区。哥特弗莱德和我每周都会开车过去好几次，一同去探望我那病床上的父亲。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不过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久。在我们陪床的时候，我的母亲会出门去看看，按她惯常的话说就是“出去拜访”。陪伴在我父亲床边的那些下午实在称得上恐怖，它们如今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就因为这病痛，他一早就丢失了自己的性格和真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已经故去。我一直在试着找回我的父亲，想要跟他说说话，让他做出回应，让他再变成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哪怕只有片刻也好。总之，他绝不该是眼前这个自怨自怜、暴躁易怒、耽于做梦、口中只有战争的垂垂老人。 哥特弗莱德心地善良，态度却过于端正。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表现尽管恭顺，但藏书网也非常端正。看到自己礼貌有加的女儿把一个冷冰冰的外国人——德国人当成一个保护盾牌，我母亲一定觉得这是一场噩梦吧。他们老两口都不太喜欢哥特弗莱德，管他是什么肖恩巴赫女伯爵的贵公子。这并非是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或者半个犹太人（这样的认知标准似乎会让他们觉得愚蠢），毕竟我从不记得自己从他们那儿听到过半句反对犹太人的言论。再者，我们也只是刚开始了解犹太人在欧洲的现况，还没有将它“领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谁呢？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类人都对人生抱有悲观的看法，可其程度却远不及那些左翼人士。作为左翼分子我们深感自豪，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给英国政府和多个政府机构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说出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实情。而结果证明，我的父母要懂得更多，“希特勒对犹太人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 在我们看来，希特勒最开始做的只是屠杀他在德国的敌人，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直到最近人们才想起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勇士。）他接下来做的是把迫害和杀戮的目标锁定成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以及心智缺陷者。这些人全部被充作了苦役，甚至被虐待致死。到目前为止，有关死亡集中营的真实信息尚未受到“充分理解”，其关键就在于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并未“准备好”接纳某个事物，那么它就会拒不承认事实的真相。实际上，我们左翼分子的看法跟大众一样传统。我们眼里的战争涉及伙伴、敌人和战区，还有一些作为转折点的伟大战斗，比如“不列颠之战”、“北非战场上的战斗”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也有像“列宁格勒围城战”这样的包围战、“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的困难局面……当然还有难民，还有敌人的血腥屠杀。 但如今在我看来，似乎这一点要更令人恐惧——“对于那件被子孙后代视为最糟糕的、独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事情，彼时的我们几乎浑然不知。”那件事情尽管意义重大，可它却连同对人类未来的暗示一起消失在了世界上。当时有数百万人遭到了蓄意且有计划的谋杀和折磨……毒气室，集中营，罪犯，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我们在脑中构建起了清白无辜的世界地图，还只当这场战争是为了阻止情况变得更糟，只当它是一场绝对的正义战争。 我如今倒非常怀疑，苍穹中的神秘观察者是否也会把它看成一场正义战争？ 16 这场战争将全世界都卷入了进去，不同的人也都有了不同的体验。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身为士兵，可能会在意大利、缅甸或斯大林格勒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难民、战俘、被铁蹄或蹂躏或征服的平民也都经历着各自的体验。与此同时，距离战场数几千英里之远的人们难道就在安全距离外观望吗？没错，他们确实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大家全都处于活跃和纷乱的状态中，都在跟他人相抵触，即便彼此可能并没有机会见面。回首往昔，我的第一观感就是，“人们不大可能与彼此产生冲突”。这会让我立刻觉得兴高采烈、充满能量。那么，当时的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发生频率也很高。 不过，记忆向来是伟大的喜剧编剧。数十年过后，那件在曾经令人感到痛苦甚至恐惧的事情很可能只会让人感到愚蠢。我只能提醒自己，这些以幽默方式描述的论据或事件很可能会以身体暴力来收尾。我在怀疑，我的好友马克是否真的会攻击我的另一位好友阿比，只因为后者将其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人们又不禁要问，那么他们当时究竟..为何打斗呢？）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徒，继承了其后天习得的性格特征（“路线”要求与命题相一致）。我不敢相信，在同这位科学家相关的一场讲座上，就因为一群“托派分子”对“路线”发出了挑战，结果导致大厅之外发生了暴力事件，两位年轻人被带到了急诊室。我也不敢相信，吉恩（一名伦敦的共产党人）宁可完全放弃脱离政治也不愿跟开普敦的玛丽亚共处一室，原因竟然是玛丽亚曾说，所有在南非的白人家族“血统”里都有黑人的印记，吉恩指责她带有种族偏见。（遭到反对的只是“血统”这一用词，而不是事实本身。） 成熟也许就意味着一个人懂得了以耸肩和微笑应答，但只有时光的生硬摩擦才会推波助澜。对当时的我们而言，似乎库尔特和以斯帖的结合都是一场超现实的战争范例，甚至连对他们的拜访都成为了一种提醒，因为尽管以斯帖的花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天堂，可从那儿却能够望见附近皇家空军军营的高大围墙。在看到那处围墙时，每个人的心脏都难免要紧缩一下。要知道，我们的围墙大多低矮且杂乱，要么用铁丝缠绕在就近的树上（用剪下来的橡皮轮胎遮盖），要么就绑在粗糙的树桩上。可这种围墙却完全不同，其做工相当严谨。把目光投向它的时候，你难免要联想到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空军军营，想到在那围墙之后遭到监视的那些身着灰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是情愿来到这儿的。看到它，你也会不得不想起战争。 索尔兹伯里周边曾有许多郊区遭到匆忙遗弃，后来在战争期间却迅速地发展成了小镇。这处新郊就是其中之一，它突兀地矗立在非洲大草原上，正在迅速地交织着街巷，主路旁有一条狭窄的柏油道路，它的路况很差，通往乌姆塔利的方向。这处郊区看起来太过简易，就像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一样。当我1956年开车路过这里时，那些价格便宜的小房子都已经被围在了花园里。在刚建成的时候，这些盒装的房子都成排地伫立在铁丝围成的栅栏里，它们的周围是荒芜的生土。主路旁是栅栏的弃物和建筑废墟，从转弯的那刻开始，你几乎马上就会看到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包裹在铁栅栏里的它就好像花束一样，这里坐落着以斯帖和库尔特的房子。通向那座房子的红砖小路非常干净，马齿苋和百里香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玫瑰、紫雪花、美人蕉、茉莉和夹竹桃更是团簇成堆。前方的游廊只能隐约望见，它的台阶上摆满了植物盆栽，木椽上悬挂着门帘似的蕨子。这儿的住房全都一个模样，内部都有两个屋子，前后屋子分别是客厅和卧室，再后面还有个小厨房，它紧挨着一个迷你游廊。房屋前面的游廊宽阔成荫，简直可以算作第三个房间。客厅摆件齐全，桌椅都是土著人的手艺，地板上面铺着芦席，印花大窗帘上写着“英格兰，英国”。每个平面上几乎都摆放着一瓶瓶优雅的花朵。屋内的墙壁上挂着英国水彩画，还有从维也纳的画廊里弄来的布勒哲尔画作的复制品。 以斯帖是花园的主人，她在清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都会打理一下花园。当我们去拜访她，站在砖路上的时候，只见花园深处一阵扰动过后，以斯帖从波浪般的绿色草甸中站起了身，身旁的花朵在左右摇曳。“哦，真高兴你们能来，请进吧。”她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接过一只稳住她的手，嘴里表达着感谢，说这是自己最需要的帮助。她先上了游廊的台阶，呼唤着“先令，请给我们来些茶”。听到她的话，库尔特的责备声已经响起：“亲爱的以斯帖，请叫对他的名字吧。” “真抱歉，”她轻轻地说，“我总是记不住。”在悬垂着绿色蕨子叶的游廊里，这个漂亮纤弱的英国女人正笔直地站着，衣着得体，戴着一副厚重的园艺手套。她一边踏着轻盈的步子迈入了房间，一边说着：“瞧呀，亲爱的，我们有客人来了。” 库尔特正坐在一张椅子里沉思，这椅子对他来说太小了。他身形很高，身材结实却不肥胖，肤色深，有些像绿色或铜色。他的身体曲线柔滑，面色沉重，脸颊长，长着一个宽厚的扁鼻子，厚重的眉骨下是一对专注的黑色小眼珠。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难看的脑壳显露出了形状。尽管外貌难看，他却很有些吸引力。他在维也纳出生和长大。虽然他本人不太认同，不过我们却一致认为他的祖先里必定有蒙古人。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说：“某某人一定有蒙古血统。”当然前提是他们并非“进步人士”。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进步人>?士还尚未用“基因”一词来替代“血统”，这也给讨论带来了不少困难。以斯帖自然不会有什么困扰，因为她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她会带着沉静却深情的笑容，朝丈夫若有所思地说道：“想想看，蒙古人在你们的土地上可是入侵了好几个世纪呢！所以有蒙古血统的人肯定少不了，就像你、我和维京人这样。” “以斯帖，别用‘血统’那个词，求你了。” “为什么呢？” “是希特勒。”他咕哝了一声，悲切的目光凝视着她，眼里充满了故事。对于这样的目光，她向来都敢于迎视。“可我并不是希特勒，对吗？”她会这么说。 以斯帖来自英国的乡村小镇。如果说她有什么敌人或对手，那一定就是库尔特，反之亦然。一个轻松活泼、明白事理，一个面容沉重、饱经折磨——任谁瞧见了这一对儿都势必会感叹造物主的不可思议。以斯帖做着一份老师的工作，可生活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她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了还在故土的病弱母亲。库尔特并没有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在公共工程部任职。作为一位博士，他一直在准备应对希特勒对欧洲施加的残酷暴行。倘若没有发生战争，他的人生肯定是要在大学或报业中度过的，他也会在咖啡馆里跟人谈天说地。事实上，从十二岁开始，他大多时候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言蔽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可要比平常更能令人动容。 如果说有什么事能够吸引到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南罗得西亚人，那就是这些难民每时每刻都在谈论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农区的人也都在谈论政治，可我们却从未想到过政府的反常行为，也没想到过公司会掺进政治里。在他们看来，这些移民在思想上的忠诚至关重要。他们将自己那未被我们知晓的身份全都对我们说了出来。“瞧，我是一个相信弗洛伊德的人。”“我信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第三帝国！”“青年！”这些人从未停止过讨论和争吵，他们的报复活动秘密且倨傲，有时也会布满血腥。 哥特弗莱德说，库尔特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受的真正教育不过是来自维也纳咖啡馆里的那些言谈，等后来住进维也纳的公社和理想型集体以后，他所遵从的意识想法则来自某个接过弗洛伊德衣钵的心理学天才。每次在与人交谈，确切地说是在演独角戏的时候，库尔特总能提起他在公社里度过的那些岁月。坐在椅子里的时候，他会把身体向前倾出，似乎像是要急迫地抓住某个还未明朗的想法，不过他却只能被自己的骨骼、躯体和物质生活的负担压制在这个极其易损的无关痛痒的椅子里。他的思想绝不在我们的层次范围左右——哪可能会在呢？要知道他这个人所追求的是某个一旦抓住就可以永远持有的真理，如同抓住了大头针晃动的末端一样。“别动！我已经告诉过你，不是吗？”库尔特是个无法静坐不动的人，他坐着的时候总要抖来抖去，一边顿足，一边还会用手指叩击椅臂。 “你必须要明白！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重点！过去那些年我们都在过着理想的生活，同志们的生活！名副其实的同志们！”说到这里，他会用责备的目光看一眼哥特弗莱德，或是其他任何一位刚好就在附近的共产党人典范。“我们分享一切，一切！除了衣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物品。我们可以拥有一件夹克、一条裤子、两件衬衫、一套运动衫和一些内衣，这就是全部东西。我们还分享食物、金钱和书籍。”说到这儿，他会从容地递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扬扬得意的眼神。 “我确定，姑娘们一定不怎么好过。”以斯帖回应道。此时的她也许正在缝纫或编织，可却会停下手里的活，朝他露出笑颜。跟他说话的时候，她的语气向来都温和而又关切。如此种种，只可能是因为爱情。其他人都觉得库尔特很恼人，或者说完全就让人接受不了。不过在她看来，这个卡利班却是某种美好的化身，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嫁给这个男人的原因。她在叫他的名字“库尔特”时会把中间的字音也发出来，而顽固不化的殖民者大多会称呼他为“库特”，正像把哥特弗莱德叫成“戈弗雷”一样。 “既然你可以把我叫作库尔特，对我本人和我的语言示以尊重。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称呼这个男人的本名呢？”这里指的是厨子，“他叫穆梵蒂斯，说吧！” “可他的身份文件上却是‘希林’。” “但那并非他的本名。你根本不明白一个人的名字有多么重要。你们这些人只管除掉他们的真实姓名，然后随便把他们叫成某个东西，比如‘六便士’、‘三便士’、‘先令’，还有‘黑鸟’。” “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叫着圣经中的名字，那全是极漂亮的名字呀。”以斯帖这样说道，她以审美而非宗教理由认可了这些名字。 “但这些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以斯帖，你一定得记住，这很重要。” “我也不是自己选的‘以斯帖’这个名字，也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啊。” “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可原谅，历史不会饶恕你们。” “可我并没除掉他们的名字啊。我当时并不在这里，我不过才比你早到了几个月而已。” 至于谈到“公社”话题，他又会有这样的言论：“以斯帖，你不会理解。有时候你的话语里洋溢着持重练达的风格，于是我就会心想‘啊，没错，她理解了。’可事实上呢，你却并没有理解。跟你说吧，那些女人对理想的生活都有一种信仰。当我们士气低落的时候，常常是她们在激励着我们。我们之所以能远离诱惑也是因为她们。在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挂心裙子和口红那类小事。” 以斯帖又拿起了针线活，神情愧疚却也坚定。她并非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却都是手拿香烟的人。在烟雾缭绕中，我们思忖着理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可能出现在平凡的索尔兹伯里，它必须要在欧洲，在维也纳。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出现在这些地方，同其他高贵生物一道过着高贵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美极了。”库尔特一边长吟着，一边注视着推土机冲撞树木、撕裂大地、翻出一堆石头，好给正在扩散的郊区清理出灌木地：“我们已经证明，生活中可以没有财产和所有权。” 对此，哥特弗莱德会评论说：“那不过是小资派的理想主义罢了。” “也可以没有妒忌，我们不允许自己有嫉妒心理。” 听到这儿，以斯帖挑了挑眉。 “是的，是的，这真是事实。只不过自从那些姑娘里有一个生了孩子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吵了起来，而且恋人们忽然都回到屋里锁上了门。那可真可怕，可怕极了。” “可是，库尔特，”以斯帖轻声地说，“任何人都可能会告诉你，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至第一个宝宝的出生。你的费舍尔教授肯定是知道的吧？” “他为什么就应该知道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只关心整个人类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废除了私有财产，而且也已经完全将其终结！可一个孩子却突然出生了，哎唷！就是这样。孩子的出生并非只关乎父母，还关系到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他停顿了下来，看了看自己的听众们。其中一些人眼里闪动着情绪，另一些人则一点儿都没有。“我们热爱彼此，信任彼此。可随着‘啪’的一声，一个孩子诞生了，一切也都随之结束了！” 现在，我们全都致力于人类的现实可能性。 “等等，库特，”一个名叫吉恩的姑娘问道，“你当真是说，你们都会跟彼此混睡在一起，而且也没人存在嫉妒心理？” “没错，库尔特给我们大家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以斯帖边说边在穿针引线，或者点数着针脚。 “你是说，如果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姑娘，或者说两个姑娘爱上了同一个男人，那么这一切都算得其乐融融？” 库尔特上下晃动着腿，他那大且粗实的手指生气地叩击着。他的双眼凝视着墙壁，或是在凭空看着自己那隐形的理想。“你不懂。我们都热爱彼此，所以即便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会宽容对方。” 与此同时，同志们都平静地露出了讽刺的微笑——未来站在他们这一边。 “可仍旧会有一两个人心痛。”以斯帖沉吟着。 “生命啊，”库尔特说，“必定会经历痛苦，正是分娩的剧痛在推动人类向真实的人性迈进。” 我们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着他这句话。 以斯帖说：“我想，你们把那种状态维持了那么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它至少维持了三年。而且别忘了，战争……” “战争并没有历时多久。”作为一个初学者的吉恩插进了话，“我敢说，这样的理想生活能让我沉浸一两年。你们那时候对自己一定很满意吧。你们有做过分析吗？” “当然了，这就是其中的全部要义。费舍尔教授会分析我们所有人。” “你是说，对你们进行分析的就只有一个人？敢问你们公社里一共有多少人？” “八个。尽管有很多人都想加入进来，但不是什么人都合适的。” 一片静默。 “我打心里觉得，它是个不凡的成就。”以斯帖坚持着，她朝我们看了一眼，“可我觉得费舍尔教授本应该顾及些人们想要拥有孩子的想法。” “这毕竟是人的天性嘛！”吉恩说道。 “它是一场灾难。”库尔特忧伤地说，“在那孩子出生后，梦想就死了。” “听你说话的方式，就好像那孩子是你的一样。”吉恩回应着。 “不，不会，”库尔特说，“在这类事情上我从来都是很负责任的。” 以斯帖和库尔特两人谁都不会来参加会议，因为前者觉得政治会议很幼稚，后者认为这些会议都不成熟。无论怎样，库尔特常会来我们的公寓。我意识到，有些人是忍受不了孤独的，哪怕一小时都不行。以斯帖却不同，阅读和园艺总能让她觉得快乐。对我来说，无人打扰的清晨弥足珍贵，可它总会被库尔特闯入。如果刚好出现了另一个跟他同样痛苦的人，我也许会把他们二人留在那儿，关上门，然后把大理石厨房台面当成办公桌，站在它旁边工作。 你可能要问，难道库尔特不需要工作吗？在公共工程部，他的工作场所主要就是街道，他负责查看路面状况，监督维修过程，或者检查表演场、下水道等及其他公共娱乐设施。因此说，他不会经常待在办公室里。 “公共工程部并不是我的真正归属。”库尔特也许会这样声明。他自有其独特的饮茶方式，在用痛苦的目光长久凝视过触不可及的理想后，他会一口喝掉半杯茶，继而用阴郁厌恶的眼神瞧着茶杯，直到我再给它蓄满水。“真的，这种琐碎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而且我也没法去装假。” “他们在你的办公室说了什么吗？” “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在工作，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政府部门里没人会卖力工作，我这也只是在适应你们这里的习惯罢了。再说，我的领导还对我不屑一顾。虽然以斯帖认为这只是我的想象，可我告诉她，‘事实就是这样，以斯帖，你心怀仁慈，又成长于英国的庇佑环境，对生活而言，这并非是最好的准备。你并不知道邪恶为何物，可我却已经看透了那个男人，而且他也知道。当我把涉及道路或其他胡言乱语的文件呈交给他的时候，他甚至在还没打开它时就已经在窃笑了。‘你昨晚什么时候睡的觉？’这样问过我后，他就像讲了个笑话似的独自笑了出来。‘你是不会相信的，’我这样应道，“在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人都在十点前入睡。可这世上也有些人是不屑于睡觉的，他们更喜欢彻夜长谈或者只是思考。”这时只见他把文件打开，冷笑了一声，“里面的柱状图不对，把它拿回去重做一遍再交给我，我们可以再细说，”他得胜一般地合上了文件，朝我扔了过来，“瞧，这就是我的日子。一想到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我就绝望透了。” 等到战争结束时，数千名难民都不再绝望悲伤、缺衣少食，他们都转身变成了生意人、农场主、进口商和建筑者，经营起了运输公司，还开始在乐队里演奏……每个人都身怀本领，这是殖民地的光荣。不过呢，库尔特并没有离开他的工程部。“我可不打算把生命都浪费在赚钱上。”他说道，这工夫以斯帖正深情地凝视着他。“就说一点吧，一个人应该读许多书，可是一辈子却没有那么久。你读过××吗？”通常情况下，我没读过。 “真是无知啊！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要是没读过弗洛伊德、青年、阿德勒、克莱恩，第三帝国，那必然就无从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影响因素。” 后来，以斯帖恰如其分地成了一位女校长。她想让库尔特离开工程部，全心投入到他的书里。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忙于此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它全在我的脑子里”。 “它已经很完美了，为什么要拿去出版呢？为了让那些傻瓜们误解吗？” “可是，库尔特，一本好书难免会招致误读。” “它可不只是一本好书，而是一本真正的书籍。在这世界上，这样的书也就只有六本而已。” “都是哪几本呢？”我对此很好奇。 “第一本当属 href='9612/im'>《堂吉诃德》。” “接下来是？” “《哈姆雷特》，这里面的主人公拥有伟大的心灵，周遭的环境对他来说太过偏狭了。再下一本是《没有个性的人》，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即便读了，你也可能理解不了。接下来是司汤达所著的《论爱情》，你这个年纪读它还太早。” “这我没法反驳这件事，对吗？” “没错，你只能承认。不过，时间将会治愈你的问题。” 所谓“真正书籍”的书单时常都在发生变化。 《野草在歌唱》的终版手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它经过几个人的过目，其中包括以斯帖和库尔特。这两人都不怎么喜欢它，以斯帖认为这本书没有为种族关系描绘出美好的图景，库尔特讨厌它是用英语写成的——他同约瑟夫·康拉德观点一致，认为这种语言不适宜写小说，只有法语才具备足够的清晰度。总之这本书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好话，同志们和朋友们都不断地告诉我应该如何对它进行改写。我相信，任何一个写作初手所面对的最强敌人便是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大多数人都有想当作家的愿望，而这个可怜的野心家所交托给他们的故事却绝不是他们想要的素材。在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某一类型的理论家。不消说，同志们一定是反对的，而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以斯帖也表示了不赞成。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头脑中有最完美的书籍，可这些书却永远不能付诸文字，它们只得远离世俗的视线和受到污染的人类思想。 有一个人很值得在此一说—— 他由西班牙的耶稣会抚养长大，注定会成为一位神职人员，不过却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就如同身为神学院学生时一样心意纯粹且坚定不移。他娶了一位英国姑娘，说服她与自己共同在西南部的活动房屋和贫困状态中生活，他们有四个孩子。他说，伦敦会毁了妻子的真我。他们一家靠社会保障金度日。在萨默赛特郡和德文郡的迷人小镇上，他会跟其他革命分子们在酒吧和酒馆里探讨法律条目。或者，他也会在伦敦跟文学同行们进行讨论。与此同时，他也在脑中写作他的书。他会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你，问道：“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为什么要强求呢？” 后来，他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把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了活动房屋，独自去了巴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一家咖啡馆里，他又看到了一位中产阶级的英国姑娘——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场恶作剧。他们两个一起过上了艰辛的乞讨生活：每天早晨要跟其他乞丐相汇合，一同去探索展览和贸易会的哪个地方会有免费小吃，哪个慈善机构在发放免费餐食，以及如何在不引起警察注意的情况下把从商店里偷来的货物进行兑换。他苦恼于自己的诸多精力都耗费在了这些事情上，他的那位姑娘也同样如此。不过从始至终，他一直都在书写自己的那本隐形书籍。后来，那位姑娘宣布说自己怀孕了，并且提议要把孩子也培养成一个流浪汉。这种想法很符合逻辑，因为是他让她相信了流浪是唯一诚实的生活方式。将人格的完整性抛却不谈，他带着姑娘一起去了英格兰小镇。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里，他们很快有了四个孩子。这一家人的生活都依赖于社会保障金。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某种思想意识救他于水火。没错，事实证明女人和孩子会毒害人格的完整性。他又把这个家弃之于不顾，开始在一个组织做起了行政工作。这样的组织有很多，都为原来的欧洲帝国分支提供一些建议。他的老板是一名黑人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她独自带大了四个孩子，因为孩子的父亲们把她和孩子都抛弃了。他搬去跟她住在一起，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命运。有些时候，他还会造访欧洲。那么，他的大作进展如何呢？他会沉静地注视着你，目光里充满了对文学人生唯利是图的蔑视：“我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呢？它待在原地很安全。” 以斯帖尝试了若干策略，希望让库尔特把他自己的书写下来。 “以斯帖坚持要我把书付诸纸上。”库尔特责备道。 “至少我是很愿意去捧读它的。”以斯帖说。 “真奇怪，像你这样敏感的人竟然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 库尔特并没有把书写下来，而且也不愿意跟我们讨论它。他也许会将书中巍峨而又奇特的宅邸描述出来，可却并不欢迎他人的评论。不过，他会把所有事情都讲给一个人听。库尔特本人并不开车，他很可能是殖民地上唯一一个不开车的白人。他坦率地说自己不会是一个好司机，因为他无法将注意力放在路况上。有鉴于此，公共工程部给他配了一个司机。根据通行证或者说斯图帕上的信息显示，这个男人名叫约书亚。库尔特坚持从这个男人口中知道了他的本名是“穆萨木拉”，此后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他们两人很多时候都会待在一起，要么在索尔兹伯里开车兜圈子，或者干脆就沿着通往小镇外的各条道路去旅行。这些旅行并非都必不可少。这俩人经常会在灌木区停下来，长时间地探讨哲学问题。当然了，他们肯定是在远离马路的地方，因为但凡这种煽动性活动被人发现，他们两个的工作就要丢了。实际上，库尔特已经得到过警告，他对蛮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把你叫成‘穆萨’根本就是在侮辱你。” “可我母亲就是这么叫我的啊，我的姐姐、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所以您为什么就不呢，巴斯？” “别叫我巴斯，那是种侮辱。我一直不都在告诉你吗，如果把一个人的名字说短或者歪曲，那就是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可您是我的老板，是一个白人。因此说，无论您把我叫作什么，它都不会。”（“所以你看，”在转述这段对话时，库尔特也许会这样说，“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逻辑性。”“你也许该把它讲给查尔斯·奥利？他也许当场就会信服。”） “那么你父亲怎么叫你呢？重要的是你可从来都没提起过你的父亲。” “我没有父亲。” “这不可能，穆萨木拉。” “怎么不可能？对我们卡菲尔人来说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都没有父亲。我母亲的兄弟是一个厨子，他在一个议员的家里当厨子。我母亲非法住在他家房子后端的一个房间里。厨子的一位朋友使她怀了孕。一个丈夫？这要求太高了，她有一个住处就已经很好。对一个卡菲尔女性而言，倒并不是说她不该要一个合法的住处，可她既想要丈夫又想要住处就有些过分了。” 穆萨约莫有二十五岁，个头极高，身材瘦削，总是焦躁不安，活力无限。他的生活精彩纷呈，危险难定，有时还跟罪恶挂钩。“无论怎样，”以斯帖说，“你不能指望受到那些虐待的人还可以有什么良好品行。”穆萨头脑聪明，他是个不错的机械师，很受工程部重视。“他不是个糟糕的蛮德，”库尔特的领导也许会这样评价穆萨，“不过有言在先，你最好还是盯着点他。” “那个男人啊，”库尔特在我们面前沉吟着，“应该去做总理，真遗憾他只是一位司机。我总会这么告诉他。” “他怎么说？” “他说，‘巴斯，你晓得一个黑人永远成不了总理。我们的头部形状不对，我们的脑壳里没那么多智慧能让我们当上总理。’他还是把我叫成巴斯，让我心烦。我对他说，‘好吧，我允许你以这样的方式侮辱我。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言，而是把我看成压迫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你有权利表现得刻薄。拥有负面情绪和破坏性冲动是你们这些受压迫人民的基本权利，我对此表示支持。’” “那么你也会支持白人拥有负面和破坏性的情绪吗？就在上个星期，我因为醉酒在地方法庭上被他们罚了2英镑，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钱啊。” “就因为生活受挫，所以你才会喝醉。”库尔特说。 “是的，没错，巴斯。” “我会让你成为总理，你不可能会比现在这个总理更糟。” “独立”、“黑人总统”、“黑人总理”……这些只能是三十四年以后的事。 “对白人来说，我可能会更糟。我会变得很可怕。” “不，我相信你是一个高尚而又大度的人。” 同往常一样，他们两个正坐在灌木区的一处树荫下。库尔特让以斯帖常备些热瓶茶水和足量的三明治，因为穆萨经常吃不饱饭。库尔特吃一个三明治能扛饿很久，他会看着穆萨吃光三明治、冷肉、奶酪和水果。“我要把它带给我的朋友，”穆萨说着便把剩下的食物包裹了起来，“巴斯，你有许多钱，可我的朋友们却饥肠辘辘。巴斯，我不会为了取悦你就变得高贵和大度。什么是‘大度’？我了解这个词吗？我只知道，它对白人有益。” “如果你们不比我们优秀，那为什么还要让黑人而非我们掌权呢？” “因为只要我们想，我们就有权力在这个国家成为一无所用的人。” “我认为这一点毋庸置疑，就是说你们宁可固执地亲自体验所有的愚蠢，却不愿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去学习怎么成为高尚的人吗？成为那该死的宽容大度的人？” “不，我是指，要从长远的角度学习到，良善和大度终究是好的。” “你们这些白人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错了，从长远来说并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关心长远的事情呢？巴斯，我不想为了取悦你而成为一个总理。我想自己经营运输司机的业务，等我兄弟从监狱里出来了就可以为我工作。不过，我一贫如洗。而你呢，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业务，因为你的钱够多。你本可以开一家运输公司，只可惜你比我还笨。” “我在一些事上确实不太灵光。” “爆胎的时候，你连个轮胎都不会换。你都不知道火花塞在哪里。要是车子遭遇了故障，而我又恰好不在现场，那么你就只能坐等别人来帮你。” “我动手能力很差。”库尔特承认道，他觉得自己很自卑。 “那么您又擅长什么呢，巴斯？我们要是一起工作的话，我还得告诉您问题出在哪里。表演场上昨天爆掉的管道怎么样了？” “我了解咱们这个时代思想运动的实际意义。” “要是那有用的话，为什么你现在还为公共工程部工作呢？” 灌木区里，鸽子在歌唱，鸟儿飞来走去，鹦鹉也凑着热闹，黑白两色的蚂蚁已经动身，它们彼此相伴着，在疯狂地奔跑着寻找碎屑。就在这儿，库尔特将自己的完美书籍全盘告诉了穆萨，它在他的头脑中无尽延展着，就像热天里的一朵积雨云。 偶尔，穆萨也许会问出口，“关于这个，还有更新鲜的事吗？”（无意识、压抑、乱伦、身份、品质各异的胸乳，甚至还有集体无意识。）“我个头这么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了，”他这么说着就比画出了手，距离其五英寸的下方，蚂蚁们正在地面上搬运着比自己体积要大的蛋糕屑。“我没有父亲，所以我没法杀了他。作为白人，你得有个父亲，这样你就可以讨厌他。要是我也有父亲的话，我就可以拥有更多自己的食物，因为不必再把它们都给我的母亲、妹妹和朋友。不，只有白人才享有这一切。你们有钱，也有父亲。” 他坐在那儿咧嘴笑着，库尔特则在为自己辩护。 “穆萨就跟我在公社里的一位朋友别无二致。他叫沃尔夫冈，骨子里是个怀疑论者。他坚持说自己是那个孩子的生父，由此毁了我们的公社。在那之前，我们都认定孩子会属于我们大家，而不会有自己的父亲。” “那么他真是孩子的生父？” “那孩子长得跟他很像。” “你对穆萨说过公社的事情吗？”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怎么说？” “他说，他认为我们太落后了。在他的同胞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以上的父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之后人们都在谈论“大家庭”的话题，这比大家在欧洲享受的事情好很多。 “穆萨木拉认为我们就是远古人。他记得自己曾咬过母亲的乳房，因为她奶水不够。他说健康的乳房有奶水，不健康的则没有。” “他怎么能够记得住呢？”以斯帖问道。 “他当时已经四岁了，他们母乳喂养的时间比我们都久。” “四岁！好吧，我认为这才是远古人干的事。” “不，不，以斯帖。我告诉过他，人类本身都未开化，白人和黑人都一样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他说自己宁可像白人一样，虽然尚未开化，可却更有钱。他想从我们这里借些钱开运输公司。” “可我们没钱。” “在他看来，所有的白人都很有钱。我想，他的野心可不是一般的大。他打算开一家载重运输公司，规模要跟哈米什·多伦公司一样。” “多伦不是个议员吗？” “他靠运输公司赚钱。” “穆萨变成多伦那样可没什么好处，因为那人是个大骗子。”哥特弗莱德说。 穆萨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如果我们想知道黑人对任何一个话题的想法——要是可以这么说（谁知道呢？也许要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吧）——我们就会让库尔特去问穆萨。这样的想法既跟政治无关，而且也不开明。想要知道黑人的确切想法时，我们就去请教查尔斯·莫辛格。查尔斯对穆萨这一代新人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赞成他们对严肃问题的不敬，同时穆萨则认为查尔斯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傻瓜。我们邀请穆萨一起加入到讨论中来，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巴斯，”他对库尔特说，“你我二人在灌木区讨论倒没什么，毕竟那儿只有蚂蚁和变色龙。但我要是出入詹姆士大道上的高大建筑物，那可就不是小麻烦了。那么一来，我得触犯多少条法律啊？” “我倒不这么想。你只要能在宵禁前及时回到家不就可以了嘛。” “可总会有法律限制的，从来如此。” “只要你不打算跟这儿的姑娘结婚，”库尔特试着开玩笑道，“谁又能反对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想娶你们这儿的姑娘呢，巴斯？” “哦，亲爱的，”听到这段对话转述出来时，以斯帖说，“不是，说真的，这可太离谱了，你没这么告诉他吗？” “以斯帖，我会把你的想法转达给他，之后再把他的话告诉你。” “要是那个可恶的骗子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你们就可以不把我算作成员了。”西蒙说道。 “现在，现在，同志们，大家有没有看出种族偏见的苗头？我们是否问过那些参会的白人，他们有没有跟警方发生纠葛呢？” “哪有什么种族偏见。要是让他有了足够的钱开运输公司，只怕他会把每个人都吸干。” “他会说，他不过是在效仿我们。” “他可没法学我的样子，”西蒙回应道，“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在以色列了。” 17 整个战争时期，我一直都在说：“等战争一结束我就离开。”可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我的少女梦想依然完好无损，戈壁、 喀拉哈里沙漠、其他自由自在的奇特幻想，我漫步在地中海沿岸，那里美酒飘香，玫瑰盛开，夜色温柔。等到战争结束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各处都遭到了可怕的伤害，我那梦想登时也消失了。 欧洲、德国和苏联传出的消息全都关乎破坏、苦难、死亡、集中营、难民和迷失的孩子。从那时起直到这时，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角落，人们都在观察和倾听着这些消息。此外，那时候人人都相信，人类不会愚蠢到容许这样的磨难和损耗再发生一次。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质疑心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人类是一个无法对事情加以掌控的无助群体。朝鲜战争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五年，这场可怕的“小规模”战争是一次冲击。当下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迥异于这个国家给欧洲所留下的印象，因而也具有一样的冲击作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类绝无可能会容忍朝鲜战争。 哥特弗莱德为我们描绘的画面中有流连聚会的女伯爵、爱意满满的保姆、博学多思的父亲，而且他形容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肯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不过，哥特弗莱德此时从德国得到的消息却让这幅画面生动了起来。克劳斯和艾琳在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离开了德国，不过后来又返了回去，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这是身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他们的母亲表现得就像没发生战争一样，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会被判处死刑，可她却仍在坦然地倾听。（家里人都说她简直是疯了。）尽管家里曾一度被安排成了纳粹党卫军宿舍，可她竟侥幸逃脱了惩罚。艾琳竟然曾把犹太人克劳斯藏在同一个房子里躲避纳粹党人。克劳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曾为纳粹要人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也借此机会从死亡名单上为儿子除了名。战争快要结束时出现了饥饿，身材瘦小的艾琳每周都会两三次地步行去数英里外的乡下，从农场买一袋土豆背回柏林，以养活全家人。那位终身学习者后来成了东德的一名高官。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最初是由汉斯·森传出来的。作为一位红十字会代表，他听到了一些谣传，可他却只相信其中的半块内容。他跟哥特弗莱德俩人会一起待在我们的公寓或咖啡厅里沉默不语，或者，他们二人也会跟彼此交流意见，听起来就像是在给自己的血肉注射迷幻剂。他们也许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却有一个双方都尚未意识到的共同点：如若不是在词义上，至少在语气中也透露出对文明主张的讽刺和怀疑。（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正是这种怀疑态度。）有时候十多个人会围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边听新闻边讨论，他们会进行到很晚，甚至还会整夜不眠。 与此同时，太平洋战场仍在继续，日本城市被炸成了灰尘和废墟。因为无知，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并不精确。战争结束时，很少有人会谈起“好德国人”。由盖伊·萨杰所著的《被遗忘的士兵》（The Fotten Soldier）遭遇了人们不公正的忽视。这本书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名年轻无知的士兵正在对抗苏联的前线参加战斗，随着苏联军队的挺进，他不断地向后撤退，再撤退。当时正值冬季，他身着单薄无用的衣服和靴子，有时一连数日都没有东西可吃。他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血儿，跟德国人为伍实在是件祸事，他的年轻战友大多都死了。在他就快要结束自己“希特勒的士兵”身份时，盖伊·萨杰（这个名字可以用法语和德语发音）受到一位法国官员的邀请参加了占领区军队，这位法国官员急于拯救这个年纪不过二十岁的饥饿士兵。该书流露出一种黑暗且汹涌的痛苦，一种洞察力——你无法将之称为“抗议”，因为它所栖居的各种经历层次意味更为深远。多年后捧读这本书时，我察觉出了当年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那些难民朋友所抱持的心境。当然，这种心境也属于我的父亲，他对那场逝去战争的追忆反对他想起这场战争。见他苦恼至极，我母亲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他气喘吁吁地瞪着眼睛，于脑海中看到炸弹正在落向日本小镇，一个个岛屿上的日本人也都在撤离。“这很好……”他不断地喃喃着，“可这是谁的错呢？发动战争的又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听起来就好像他曾受到了责备似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要袭击珍珠港呢？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瞧啊，瞧瞧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事吧！”每天他都像第一次知道似的不断说起。 哈利在地中海炮火的影响下听觉越发变得不灵敏——他正在英格兰一家著名的耳科医院就医。 “可这本来就不需要发生。”父亲用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腕，低声说，“如果他们听了丘吉尔的话……”很快，他又开始讲道：“在战壕里，我们常……”我走了出来，欢快地向着皇家空军营地而去。此时，母亲的追随者们正散坐在通往游廊的石阶上逗母亲养的小狗玩。在受训尚未结束前战争就结束了，因此空军学员们总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里缺少了真实的生活体验。看到我驾车离开时，他们会跟彼此交流，说我的母亲嫁的是一个德国人，说我正在煽动卡菲尔人造反，等等。要是住在殖民地的话，他们立刻就会遭到同化。 原子弹投掷在了广岛和长崎，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比粉碎日本东京和大阪、德国德累斯顿和英国考文垂糟糕到哪儿去。我们都觉得：“谢天谢地，战争终于结束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战争是无论如何都会结束的，而且速度还会很快。 哥特弗莱德认定自己想在英格兰居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也打算住在伦敦。他不会是莱辛家族的第一个英国人——他的一位表亲最近刚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其他富有才华的家族成员也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哥特弗莱德打算在索尔兹伯里耐心等待，直到自己获得英国国籍。事后想来，他似乎并没有必要觉得焦虑：他几乎必定会得到英国国籍，一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法律联合会里的知名人物。不过，在流亡国外长达十年后，他现在都在以难民的身份，即一名曾遭拒绝的人的身份在感受和思考。再者，多年来都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参与政治（他本不该参与其中）而被送回拘留营。他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被接纳为英国公民。他想要我跟他一起等待，直到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再跟他离婚。他说，离婚经历会成为一个污点，这也许会使形势对他不利。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等待。我们都觉得这个目标的达成可能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也觉得不如在这时候生个孩子。我们以轻松的方式把这事告诉了朋友们：“我们打算添一个孩子，反正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潜藏在我们讨论之下的正是实用性和常识概念。别忘了，我们可从未想过要白头偕老，我们的结合不过是环境所迫。离婚就像结婚一样，二者都只是一套程序而已。离婚后我们会成为朋友，都会对这个孩子负责。再过些时候，我们都将忙到没法“添置”一个孩子。哥特弗莱德为英国工业的某个组成成分充当顾问，而且也知道自己会做得很好。不过，他是如何使自己完好无损的共产主义信仰与顾问身份相协调的呢？事实上他并没有去协调。在离开罗得西亚之前的那些年里，人们会前来向他求教如何做生意、赚钱和投资——这些都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同时他仍然还是“哥特弗莱德同志”。假设他真的留在英格兰并且成为了一个营业顾问，那么情况会变得如何？他是否会变得完全不同，成为像父母一般的自由党人呢？我对此有所怀疑。他是这样一种人——我见过很多——尽管过着循规蹈矩的平民生活，却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框架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脑海中的某个地方。 尝试了约莫一个月后，我在1945年圣诞节前后怀孕了。这个消息博得了普遍的称赞，更确切地说是同志们的称赞。这群年轻人有的才刚结婚，有的即将结婚，诞生在他们中的第一个孩子将会是幸运的，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哥特弗莱德很开心，他说拥有一个满地乱爬、尿在尿布里的小家伙是一件好事——显然他认为出生的会是个男婴。女人们开玩笑说，希望哥特弗莱德能够承担起换尿布的责任。可见，女权主义并非诞生于六十年代。 我父亲问：“为什么要抛下两个孩子，又生一个呢？”我母亲给出的反应则是言辞激烈的指责。 如今看来，我们当时所进行的理性和睿智的讨论根本就与此毫无瓜葛——这就像我在1939年先后怀上约翰和简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正是“大自然母亲”在弥补百万条生命的陨落。眼前这个健康可育的年轻女人会做得很好，而且她也想着、渴求着再生一个孩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时期的两个记忆在不断加深。其中之一是俄国人决定在一个类似剧院的公众场合绞死那些犯过战争罪的德国军官。对于此种残暴，各地都在发出抗议。换句话说，即便过去的五年充满了各种残酷，可整个世界却仍会对公众绞刑做出反应，认为它是中世纪和野性的回归。此外，还有一种论调自1941年之后便没有再出现过，因为这段时间里“作为野人的俄国人”一直都处于休眠状态，“俄国人都暴虐成性，漠然无视公众舆论……”放在今天，类似的情景几乎很难被注意到。我们对恐怖习以为常。有谁还会提出抗议呢？在我写作时，这些难以言喻的恐怖正发生在原来的南斯拉夫大地上。没错，我们注意到了那就是恐怖。那么我们是否感到了震惊呢？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另一个记忆是这样的——在左翼俱乐部，西蒙·派因斯做了一场关于“希特勒垮台和纳粹主义”话题的演讲。他在临近尾声时说道，德国很快就又会变成我们的盟友。当时有两三百人在场，看到他引起了巨大骚动，我们都开玩笑说他没被处以私刑实在算得上幸运。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非常随意地透露说，大家都在害怕俄国，而他对美国更恐惧千万倍。有时，那些关心政治的人会培养出对事态的感知能力。敌视美国的想法实在来得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想法又从何而来？这种想法在左翼分子中会变得更为强大，不过我要说的却是，它在1945年却着实会令人感到吃惊。 冷战正在候场，即将走上舞台。 与此同时，在尚未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孩子之前，我正打算好好地喘息一下——我当然知道养育孩子意味着什么。我期盼着、渴望着自己能够离开索尔兹伯里去往外面的广阔世界，更何况英国皇家空军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实际上因为船只数量有限，他们是在很久之后才回的故土。我明白地认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矛盾，而这恰恰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平生第一次可以随性生活的时候，我却选择了生孩子。 如今我有些好奇，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怀疑过，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或为自己设置了怎样的障碍，我不止可以把它们挨过去，而且也能够应对自如。”（在思忖未来时，我有一种静默无声的固执，欣喜甚至期待。）我认为，这样的想法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当某个年轻人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困难打倒甚至再无法站起来的时候，另一个人竟能够全然自信地突破重重困境呢？ 哥特弗莱德赞成我出去度假。他这个人向来都很慷慨。比如说，尽管在豪伊-伊利事务所挣着稀薄的薪水，但他却给我买了一个新的打字机。虽然我写的东西都入不了他的眼，但他却在鼓励我写作。哥特弗莱德为我去开普敦的旅行贡献了财力。 同样，又是一次长达五天的火车旅程。我对车厢里的其他五个人已经没有印象，当时的我只是在向外望着晃过的台地高原和海斯河谷山脉，试着把南非贫瘠而又孤独的独特壮丽牢记在心。在铁路沿线的小车站上，工头的妻孩走到了干燥多尘的小花园的铁丝栅栏旁，向着这辆尖声驶往南部大城市的火车挥手致意。我知道当火车消失在视线里的时候，那些孩子、妇女们以及衣着成熟、为爱烫了发的姑娘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和感受。整个战争期间，我的耳边一直都是即将驶离索尔兹伯里的火车所传出的高声道别和哭泣，它载着人们前往了一个又一个远方。对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人而言，非洲南部的火车所发出的哀号就意味着失去、道别，意味着有人被留了下来。这么说吧，与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完全不是一码事。 连同停靠着的船只在内，开普敦的码头让人们想起的再不是潜水艇、鱼雷或护航队，而是自由和逃离。这时候，我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 《卫报》称，这位来自索尔兹伯里的优秀代表当然可以在这里工作上几个星期。这份报纸由两位干练的英国中产阶级女人创办于战争即将打响之前，这两位创办者都是共产党人，其入党方式跟三十年代的其他人别无二致。在经营理念上，这份共产主义报纸与伦敦的《工人日报》是一样的，即应该让订阅者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翁”，是自己供给了报纸的经费。此外，每期报纸都会将上星期所筹款项的数额公之于众，并且下面还附有训词：“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追求更高标准的报纸。”同《工人日报》一样，《卫报》总在谴责“红金”，即从莫斯科拿钱的行为。我在党内遇到的所有人都在嘲笑“红金”，就像在对待“敌特分子”时的反应一样。实际上，敌特分子确实是存在的，“莫斯科金”也是存在的——我在上星期（再次）读到了《工人日报》从莫斯科获得资助的情况。至于《卫报》是否也得到过资助，我对此不太了解。想到那两位办报的女强人，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整个战争期间，《卫报》曾因苏联的受欢迎度得到了迅猛发展，可目前的销量却正在萎缩。比如说，索尔兹伯里卖出的报纸再未达到过112份，充其量不过只有几十份而已。 我被安排在了订阅部工作。这个部门的大办公室里摆满了桌子，一些志愿者在伏案给报纸的退订者写信，例如，“我们已得知您并未在该月续订本报，我们相信这只是一时疏忽。要知道，南非的未来都依赖于像您这样的人。致以同志的敬礼”。 在那间办公室里工作的既有白人，也有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人，而这在南罗得西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份报业的内部层级中，我们的部门地位低下且无足轻重。尽管置身我们上层的都是重要人士，可身为创办人之一的卡瑞娜·鲍德里却会每天都来给我口述一些警告信。这份社会党报被认为是一份颠覆性的在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报纸，可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内部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对特权阶层有所警觉。简而言之，带有讽刺意味的“革命来临吧”标语如果真的成了现实，那么眼前这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已经准备好了适应统治集团。 该报以各种方式去接触穷人——开普敦当时并没有很多黑人，这里指的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我曾有许多次被载往开普敦贫困郊区的工厂，在那儿，穷困潦倒的有色人种姑娘或印度人正制作着廉价品。同样，这里也散发着似曾相识的贫穷、匮乏和绝望的气息。姑娘们穿戴着便宜的衣裙和明亮的珠宝，她们都簇拥在这儿用硬币买报纸。虽然报纸上大多是关于“自由”的激烈言辞，可姑娘们想要知道的却是住房、利益和津贴的事情。“伍德斯托克真的在建一个鞋厂吗？有没有她们可以做的侍佣或保姆工作？”这就像是在索尔兹伯里卖《卫报》的情形一样：我们兜售报纸所用的时间是“福利工作”的三四倍之多，而且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明白，该报对那些人而言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卫报》的销售人员还在为大家提供建议，“放心，我们会请去医生，可以，我们会给房屋署打电话，没错，的确有一家结核病诊所……不，这个不行，我们无权让你们的老板加工资。” 在这些人以及那些（主要由白人和中产阶级构成的）同志所遭遇的悲惨境况之间横亘着深渊。 彼时的南非共产党是一个合法组织，它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等到1946年时已经变得踌躇满志。我在那儿时曾经历过一次选举（我想它应该是为了选举镇议会议员），这个组织曾提名了几个候选人。大多数晚上都会有喧闹沸腾的会议，届时民族主义者和（就像奥瑟瓦·布兰德 威格似的）纳粹组织团体都会过去起哄。会场上总会发生扭打和混战事件。这种得意扬扬抑或说是鲁莽的举动流露出了滑稽的自嘲，在诸如“革命来临吧”和“路障那里见”这样的标语中尤其明显。那个时候涉世未深的我还无法理解它，不过现在却已经明白此种氛围当属于民主体制内部的“革命性”团体：它们并未面临紧迫危险，其危险大多来自对当局的嘲笑。倘若置身，另一个压抑或野蛮的政治体制之内，那么没有一个团体将能承担得起这种扬扬得意和暗自陶醉的举动。原因在于它们此时并未对当权派嗤之以鼻，它们所面临的是苦难和死亡。三年后南非共产党遭到了禁止，那些曾与之相伴的人全都消失了，而坚持下来的人们则过得异常艰难。 在七十年代的美国，“革命性”团体全都浸染着“嗤之以鼻”的心理。（这是我偶然得知的。）比如说，作为闻名全球的危险恐怖分子，一个年轻女人居然就住在纽约市某个警察局几乎正对面的地方，“尽管海报上画着我的面孔，可你们这些人居然都认不出我。”再比如说，有一个酷似派翠西亚·赫斯特的女人正在公路上高速驾驶车辆。在把她拦下来后，警察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派翠西亚·赫斯特。”哦，这种事多滑稽，多惊险呀！ 1946年，开普敦的共产党人表现得就像自己不会有明天一样。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文件柜中有一个文件上面标注着“南罗得西亚共产党”的字样——这个词汇已经不复存在。我对那些热情洋溢的同志们说，这个团体并不存在。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的团体并没有成立的基础，很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听。我也曾说，把南非共产党里“秘密”成员的名字都写在文件里的做法实在是愚蠢，因为任何人拉开抽屉就可以看见它们。他们开玩笑说，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组织里本来就有告密者。这些同志们把我说成是偏执狂：“北部来的小邻居”所展现出来的落后状态正是可以预料到的英国殖民地现况。在索尔兹伯里时的我就像是一条小池里的大鱼，可来到开普敦的我却像是一条小米诺鱼游进了闪光的大鱼队伍——换作在伦敦，它们看起来也会是干瘪的小鱼——这种空间上的移动是很有益处的。 这似乎是一个定律，即人们也许并未注意到，一条作客的米诺鱼也有可能为促成某个局面的形成做出实用的贡献，其原因在于它并非这个公众思维的一部分。想要置身在一个团体或党派的思维影响之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开普敦待了至多一两天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被人“查看”，这就跟我刚到索尔兹伯里时的情况一样，“镇子里新来了一个姑娘。”我决心要在这趟旅行中来场艳遇，因为我觉得这是被欠下的。（可它是由谁，或者是由什么东西所欠下的呢？）在一次犹如狂欢般的选举会议上，我跟一个作为工会会员的南非白人调了情。当夜晚些时候，这个我第一眼就看到的男人把自己展现成了艳遇的完美候选人，其表现方式跟南罗得西亚的完全不同。 眼下要提及的是作家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困境，即应该写出多少事情、又省略多少实情。可问题在于孩子们、孙辈们、文字的写作者们和教授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家是一个生来就是比方说五十岁的人，他（她）身着真丝衣裙或得体套装，面带微笑地在领取文学奖。“一个面含微笑的六十岁的公众男人”，或者“公众女人”。有个显赫的亲属倒是很不错，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闭口不谈那声名狼藉的青春岁月呢？“哦，天啊，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卡图卢斯，那他们会怎么说呢？” 可同样麻烦的是，老卡图卢斯常常否认年轻的卡图鲁斯。有好几次，在听到我分享的某段历险经历时，一些老友都说：“你在说什么呀？我可确定自己从来没……” 彼时在开普敦，在我用寥寥数词形容过后，人人都会知道我说的是谁，“南非白人，艺术家，个子很高，性格生动，穿衣打扮和举手投足都像个艺术家，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些过了头，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模仿迹象”。而现在呢？可能没人会知道吧。 我把这个男人写进了《探寻英国人》。 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可那时候谁又不是呢？这场艳遇的发生只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真烂漫。如今看来，那位工会会员（他应受斥责，可在爱情中一切都是公平的）的身上有一种令我惊奇的冷酷。彼时在错失过一次良机后，我跟这位艺术家，暂且就叫他雷内，一起开着他的车去了开普敦的高地之上。我们俩人坐在那儿，眼前的云朵不断地涌动过山坡的边缘，就像是倒入盘中的牛奶。我们亲热着，心怀着愉悦，允诺着希望。把我安置到了六区的工作室后，他对我说他要出差四天。我给《卫报》报社打了报告，接着便开始打量起他的这间工作室。我很喜欢这儿，油料和松脂的味道散发出奇妙的味道，墙上挂着他自己的画作和名作复制品，此外还有一叠收藏的旧盘子，对我来说，它们就像是从遥远中国驶来的宝船，涵有着各种可能的故事。这间工作室位于一座老旧的小白房里，进出时都有一丝危险，因为当时被称为“恶少”的一群黑人团伙正在附近一带流窜。实际上，雷内还有别的女人。他用一种嬉笑和肆无忌惮的方式周游在姑娘和妇女之间。他这个人总是不乏女性追求者，因为他对女人抱有欣赏的态度：女人的外貌、味道、触觉和声音，这一切都令他心生喜爱。像这样的男人是让人无从抗拒的，尤其在英格兰那样的地方少之又少。女人们几乎立刻就能认可这样的男人，并且会把他珍视起来——这样的爱情是假装不了的。对于这样的男人，想要在其身上看到忠诚、家庭美德或公民道德都是不切实际的。彼时的雷内心中充满了恋旧和遗憾——他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猜测来自我。他一直都在成功地躲避着婚姻，直到四十岁这年他让一个姑娘怀了孩子，为此不得不娶她。他被我迷住了，但无关爱情：这种男人是没有激情的，他们以多愁善感为食。雷内异常沉着：在他那位跟我一样同是孕妇的未婚妻微笑着坐在前座时，他竟然也让我坐上了车。她是一位白人乡村女孩，迷人而又有趣，对他来讲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我是否注意到了这只是他所有女人当中的一个呢？答案是否定的。没过多久，可能在一年之内吧（成熟就是终结），安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而且她那时正怀着孕。（你怎么敢！怎么感觉如此迟钝！简直就是一个怪物！）如果当时知道这个真相的话，我是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的。 这间工作室“不适合”居住，可这也许是藏匿另一个姑娘的借口吧。自他出差回来后，我们俩人一起住进了一座小白房里。这房子从他朋友那儿借来的，附带的花园里种植着树木。我们在这儿没住多久，不过几天而已。（这所以要提到这点是因为别人说我们在这里住有一年。）我们之间的做爱方式很粗野，它的频率很高，持续时间也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笑声不断。我对食物的做法令他感到惊愕，而他也因此怀着做爱时的那般热情教会了我许多菜肴，包括猪排、羊排、南非白人菜系中的香料肉末饼，这最后一道菜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来人。看到我的体重在增加，他心情很愉快。雷内喜欢怀着孕的我：他会坐在那儿用大手贴着我隆起的肚子，就好像在感知胎儿的动静，接着他又会突然冲到画架前提起笔来开始素描。他与画家雷诺阿很有共鸣，也许雷诺阿也会像他这样着迷于大自然的馈赠吧。在生命的这段时光里，他一定画了不少有关他妻子和我的孕妇图。我愿意相信，彼时我那雷诺阿风格的身体速写如今正挂在某处墙壁上。不过，我却并不希望我的脸部速写也挂在外面。在雷内的画笔下，那些脸孔就只是简单的面颊轮廓，或隐于垂落的头发之后。在他工作的时候，我肯定是在面含着微笑，因他的喜悦而愉快的。不过，这笑容里却流露出了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非常讨厌从一个女人身上看到她可能会是一个冷漠旁观者的任何暗示。在不吃饭或做爱的时候，雷内会载着我去履行他口中的“革命责任”。他的特殊责任就在有色人种居住的一间间高大的公寓楼里，因为他同这些人一样都操着南非荷兰语，而且这些人也都爱他。雷内会搭建起一个临时讲台——这是一种刻意的模仿——再爬上去，握着一个喇叭开始讲起话来。那时候，他是个必定要吸引眼球的人物。他个头很高，身材削瘦，留着金黄的长发，穿着宽松的彩色衣服——这些衣服很讨我的喜欢，彼时的南罗得西亚绝对没人会穿它们。说实在的，南非人大多也不会把它们穿在身上。顷刻间，这些公寓的窗口和阳台上就挤满了大声笑嚷着的人。我也得跟着一起笑，尽管我连一句南非荷兰语都听不懂。他就像是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和孟乔森男爵，就像一位魔术师一样——在他的世界里，对政府和当局的嘲笑和辱骂是很正常的情况，贫穷不过是个大笑话。南非的共产党和同志们都依仗他来拉选票。 他也会载着我去看望朋友们，比如作家杰克·科普和他的妻子莱斯利。这位作家个头很高，有着深色的皮肤和英俊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位身材纤细的金发美女。这对夫妇都是党内的成员，他们会把临时讲台带到市集广场上，发表些革命性的演说。这对漂亮的夫妇取得了令人兴奋不已的成功，犹如公主般的莱斯利更是厉害。站在临时讲台上的这对英国中产阶级夫妇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连同他们二人在内，同志们和其他所有人都从这bbr>９9ｌｉｂ?种嘲弄中获得了快乐。 这对夫妻二人住在西波因特的小公寓里俯瞰着海水，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我六年前曾跟约翰所住的装饰着彩灯的那家破烂旅馆。我无法不让自己沉浸在那病态的又喜又悲的浓浓情绪里，我知道自己这是被搅乱了心境。 驱车离开时，雷内会说：“嘿，你怎么了？我可不想看到我的女人拉长着脸。你为什么情绪低落呢？你是觉得我们迟早会分开吗？咳，没事，等回了家，上了孟乔森男爵床，我会让你又高兴起来。” 雷内也许喜欢女人，可他却看不得女人身上流露出哪怕一点聪明的迹象。不过呢，他倒挺喜欢听跳跳虎开玩笑。哥特弗莱德从不认为女人愚蠢些更好，而雷内则会说，“啊，见鬼，为什么上帝要让女人有头脑呢？我敢说，这会毁了一切。”鉴于此，跟这两个男人的先后接触至少算件有趣的事情。 令雷内为之所苦的有头脑的女人并非只有我一个，他曾经或现下正在跟一个女人搞暧昧关系——这个女人后来成为了哥特弗莱德的第二任妻子。这位名叫伊尔泽的女人是一名德国难民和共产党人，左翼群体里的成员都知道她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而且还非常勇敢：要知道她可是在南非嫁了个印度人。她大胆地反抗着官僚政治和种族歧视的种种迫害，使得人们提起她时都赞叹不已，所用的特殊语调属于那些无法适得其所的人。 雷内说，是时候来一次钓鱼旅行了。直到后来，我意识到他是想从开普敦离开，因为这里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在订婚了的情况下还跟别人搞暧昧关系。在那个年月里，海岸边几乎一片荒凉，空无一人。我们驱车沿着海岸边前行，海水汹涌而至，不断地抛洒在岩石和空荡的白色海滩上。我们继续向内陆开进了一些，穿过田野和葡萄园，直到停在了一家有色人种经营的乡村商店。店主人微笑地打量着我，心想，“这姑娘是怎么回事？”雷内租了个只有一间屋的小房（小室），它距离海岸线有一百码。房间里有张老式的大床，油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面的大树下是一个砖砌的壁炉。岸边的海水在拍打着，呻吟着，咆哮着，连我们脚下的大地似乎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低矮的灌木散发出咸咸的味道，我们倏然从其中穿行而过，奔向海岸去找晚饭的吃食。雷内带着一本正经的渔具来到了一堆锋利的石块中间，海水在这处水坑里翻滚着，打着漩涡。在他迈步而过的时候，海水在他的四周喷溅出水花并且跳跃到了一块石头上。他就站在这石头的中间，海水在绕着他的膝盖流转。他欢欣地吼着、笑着、欢呼着，一次次地把钓线抛了出去，直到一条滑溜溜的扭来扭去的鱼跳了出来，被他抛到海边的巨石上。接着，散发出海水味道的他兴奋地拥抱了我，他把我搂在怀里，从含盐灌木直跑出去。到了小屋，他把这条将死之鱼的内脏掏了出来，在这条鱼脱离海水还没到一分钟时就把它放在了烤架上。葡萄酒，咸味面包，哈尼普特葡萄，裹着食糖的干果……我们上了床，把油灯的火焰调低。海水的光影和声音充斥着这个房间。我和他犹如两条光滑的鱼一般做着爱，倾听着水声，在海水的声音里做着爱……他睡了过去，我还在继续听着。海浪隆隆作响，每一个都像在袭击着陆地，继而拖拽着它退回到海里，整夜都未停歇……仿佛这座小房子就坐落在海底。 我经常想要去写一写这种生理上的极致愉悦，借此来掩盖住我心情沮丧的真相。它既非“真正的”沮丧，也不是“瞧，我多么悲伤”这般又喜又悲的情绪。我想象着，恋人的自我个性隐匿于海水的声音里，风从灌木丛上爬过，灯光映照在一个倾斜着的瘦削后背上，白色皮肤上有一串细小的金色雀斑在朝着心脏诉说故事，它比一张饱经蹂躏的脸讲述的更加真实……女人柔滑的肤色健康的膝盖和她娇嫩的手随意搁放在床单之下，床单染上了炉火的烟味。我差点就沉溺于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被发现了的装载着喜悦的宝藏——自恋情绪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年老时方知学有多少。苹果中是否一定会有虫子呢？归根结底，我并不在乎雷内以神气十足的样子对待我，毕竟我很快就会离开——我烦恼而又痛苦，因为我终究还得回去。如果当初情况不同的话，我很可能会留在开普敦，还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无论战后混乱与否）就登上一艘船，动身前往伦敦或巴黎。我自然没有心心念念着要跟这个男人待着一起——此时我尚不知道他即将结婚，也没有觉得自己天生就该为那些出了差错的《卫报》订阅者们写信。 我又在火车上过了五天，这一次的目的地既非海岸或海洋，亦非自由或爱情。我再次离开了自己笃信的真实未来，火车沿着归途穿过了山峦和台地高原，缓慢地停靠在每一个小的支线处，哀号着从工头的小屋、挥手致意的女人和孩子旁行驶而去，车轮轰隆着发出响动，“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了”——火车里遍布灰尘，我正躺在座位上，跟从前一样感到不快。我正在面对的是盘绕在我本性深处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双螺旋结构”，它既并非“我为什么会蠢到再次怀孕呢，明明这是不需要的啊”这样的问题（麻烦的是“我别无选择，必须怀孕”，我的幼儿期这样告诉我），也并非是“如果当初没有出于革命浪漫主义和不顾后果的原因（这在如今看来很是愚蠢）而选择嫁给哥特弗莱德·莱辛，那么我现在就不必回去，不必远离自己想要接近的一切”这样的问题。“我本应做这事，我本应做那事”，对于这样的话，说来又有何意义呢？关键在于考虑到我的本性和所处环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会发生。得益于库尔特和其他拥有复杂词汇的人，我还可以为自己贴上合适的标签甚至绰号。尽管这并非我要的旅途，可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势必坐在了这辆火车上：我父亲的病情，那漫长的将死过程。 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身体健康的人内心却可能并不幸福。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孕期已经达到了四个月，健康的体魄涌动着活力。哥特弗莱德很开心我拥有了一段不错的时光，可他有些仓皇失措，这是因为之前离开时的我身形还很正常，可是眼下的我却……哥特弗莱德很体贴我怀孕这事，可他却不是能享受这个过程的男人。他当时跟一名适婚的姑娘有过暧昧关系。鉴于这姑娘如今已成为社会的栋梁，我在这里就不多做透露了。 哥特弗莱德和我复又回到了我们不幸却友善的婚姻生活中。在那段时光里，我并没有太多可以骄傲的事，不过，之前常常令对方困惑和震惊的我们彼时却表现得很好。 有这样一幅场景：在如今看来很普通的一间小卧室里放着一个五斗柜，其中放着十双卷好的袜子，旁边的抽屉里是同样码好的裤子和背心；长方形的抽屉中是三叠花色各异、式样不同的干净衬衫，每一件都放得恰到好处；衣柜里挂着男主人白色和咖啡色的亚麻布和棉布套装，上面看不到一处折痕和一粒灰尘。 眼前的这种完美 4ee4." >令我感到难以置信和绝望。哥特弗莱德瞧了瞧在拉开的抽屉里，色彩纷呈的袜子、胸罩、裤子和运动衫快要满溢出来。我的衣柜中塞满了裙子和裤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了一阵懊丧。“哦，哥特弗莱德，”我叫道，“真抱歉，我一定会试着改变的。”我一下子抱住了他，可他却僵直地站着，冷冷地说：“那就好，不过恕我冒昧，我很怀疑。”他有些恼怒，更糟的是他已经感到了悲哀和气馁。“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较真吧，那些只是衣服啊。”“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他说着转身离开了。接着，我俩各自躺在了床上，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他想要说些什么，我绷紧了自己。一会儿的工夫，他带着诙谐的语气慢慢地、审慎地说道：“这种互不相容的氛围比犯罪还要来得不幸。” 我释然地笑出了声，这使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吸着烟。从对面楼梯上的公寓里映进了光柱，满屋漂浮着的烟雾变得清晰起来。庭院对面的公寓里还传出了舞曲：舞曲和香烟烟雾从来都结伴出现。无论白天黑夜，对面的公寓里总是音乐不断，甚至在凌晨三四点钟都不停歇。真是一段好时光…… 有一天他会向我而来， 那是我爱的男人， 只待他一出现， 我要尽力让他留下来…… 这对母女在派对和舞蹈中捱过了战争，她们的声音引起了我们房间里皇家空军成员们的共鸣。 我想知道谁爱我—— 爱我的人儿她是谁， 多希望知道她是谁…… “咳，”哥特弗莱德拖长了语调说道，“人们说，爱使世界运转。” “迹象显示，你不会这么认为。”我应道。 哥特弗莱德清了清嗓子，这表明他要开玩笑了：“这可不是个积极的想法啊，同志。” “哦，哦，亲爱的，真抱歉。”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也一样。 庭院对面仍在传来歌声…… 人们曾经问我， 怎知心爱的人真心爱我…… 我们这些人也成了好时光的代表，也在跟着哼唱…… 我说那当然， 有些事存在于心， 不能被否认。 朋友开始嘲笑我， 我的眼泪藏不住， 当可爱的火焰熄灭， 烟雾迷蒙了我的眼。 “不可否认，”哥特弗莱德带着一贯的语调说，“至少这最后一句讲的是实话。” 18 从开普敦回来时，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但后来知道，没有什么事是很快就能发生的。事实上，当时我正处于生命中一个静止的时光里，它就像一个僵局、一片沼泽、一处流沙，令我的双脚沉重无比。当然，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被环境所困，我只能耐着性子捱过去。战争时期我们还开玩笑说：“倘若来一场百年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这种玩笑已不多见。假如战争迎来了大众的普遍欢乐，那么战后的境况就只剩下单调的灰暗和压抑。人们暗自想着：“怎么竟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同样，在经历过不愉快的遭遇后，一个人就会只想睡上一觉。如果我说“这段遭遇”仅仅持续了三年半，那么这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办理护照、签证、入籍和归国事务的办公室里挤满了提出吁请的人们。作为一名律师，哥特弗莱德从相关部门得知，眼下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与此同时，就像其他律师事务所一样，豪伊-伊利事务所正忙于应对那些难民：他们中有的想要成为英国公民，有的想打探亲人的下落。这个时候，曾发生在德国集中营的一切变得真切起来。（起初，它很难为人们所“吸收”和适应。）“某个独裁者斩杀了数以百计、千计和百万计的人，”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早就有所耳闻。希特勒、波尔布特、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似乎无穷无尽。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我们所有人这样说道： 我的动物，我的时代， 试问谁敢直视你的双眼？ 你向后望着，残酷且虚弱， 露出傻瓜般的笑颜： 立即跑开的动物， 在回望自己的足迹。 那些年里，我从兰姆先生那儿获得了丰厚的薪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偷偷地接触到政治。只有我一人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一天的状态在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达到顶点、游廊上不断谈论着政府话题、任何时候都在吐露政治性的话语。现在我能够对自己说：“假设自己从未阅读过报纸或听过新闻，从未跟政治有过任何瓜葛，那么你和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假设并无益处，因为我觉得政治这东西向来很迷人。兰姆先生曾是南非的一名有志青年，如今上了年纪的他总是一遍遍说起那段往事。 “人格”、“冲突和种族关系”、“阴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杰克·艾伦和玛斯多普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其依据的政治观点很不一样。“他可真是个老顽固。”当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在午后打字时听来的话，他们这样提醒我，“纯粹的资本主义谎言。” 跟他们不同，兰姆先生对我说：“亲爱的，要记住，正像特伦斯说的那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把机器调整成单行打字的模式吗？话说回来，在他的下一个预算案里，马克斯·丹齐格简直是要毁了这个国家，他简直就是非洲南部最虚荣的人。我总听他说：‘哦，欢乐罗马，我出生即是你的长官。’你应该很熟悉西塞罗吧？可以开始打字了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如果不应用新疗法，就会遭遇新问题，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不过，要是丹齐格也引用培根的话——不，不，亲爱的，不要把这句话也打下来——如果要引用培根的话，丹齐格那家伙最好还是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疗法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我们能把这段话重新来一遍吗？‘我将在预算案里引入……’” “一旦他们开始引用拉丁文，”杰克·艾伦说，“就意味着他们打算逃避什么。” 到了早上，我就学习写作。在这一时期，我重写了《野草在歌唱》，还写了许多短篇故事，也没停止诗歌创作。如今看来他是对真实自我的戏仿和扭曲，是一个病恹恹的脾气暴躁的老人。尽管如此，我们的父亲其实从未改变过自己，他一直都待在那副躯体里，而且并不认同那副正在腐朽的肉体。当问及“为什么不干脆结束我的痛苦？”时，父亲真正在问的其实是，“为什么我会束缚在这副躯体里？这根本就不是我。”或者说，至少我认为他是这么想的。此外，我们也会听到父母那勤恳痛苦的对话。对于来世而言，母亲的看法有些单纯甚至近乎实际，“明白吗？我们会在那边相见的，那里会很美，我们会从这里重新开始。”“我不要从这里开始，”父亲会这样反驳，“我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呢？我是不是还要束缚在这里面？”“这”指的是他的疾病、令他害怕看到的肿胀得像果肉般的白色双腿，还有肿胀的白肚子。“不，不，迈克尔，明白吗？《圣经》上说，我们都会有新的肉体。” “好吧，不过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我们希望他的生命可以终止，这既是当下的压力所致，也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处境对他来说太过可怕。不过，想到他可能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才令我们感到害怕。 一天早上，我正给宝宝洗澡。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们的公寓，他说我父亲在医院里快要不行了，要是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的话，现在就得赶过去。而我并没有去，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并不相信他的话——要知道，多年来我的母亲，或者说母亲的戏剧感总会把我召唤到临终的病榻前；再者，我也不想看到父亲在我眼前死去。我坐在那儿继续给宝宝洗澡，心里满溢着想要咆哮或尖叫的情绪。我想要杀个什么人，可这个人是谁呢？我可能会用双手撕扯掉自己的头发或者用指甲在脸上耙过，让索尔兹伯里医院的普通病房都无可忍受。不过这些并没有发生，我只是继续在给宝宝洗澡。 父亲此生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活埋，他甚至让我母亲向他保证，一定要先割破他的手腕，免得他从深土里苏醒过来。当我看见他的时候，那两只细弱的没有血色的手腕一圈都留着泛白的伤口。他根本不像是“睡着了”或者“在做梦”，不像人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谎言那样。简单地说，他就是不在了，走了。到如今为止，我已经目睹过许多人离世，也看过不少没了生气的身体，这些人都已不在了。 我们把父亲埋了。我和母亲一起坐车去了墓地，也谈到了保险和遗嘱的事。因为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可怕，我尝试着搂住母亲并且说道：“可怜的妈妈。”她挣脱了我的胳膊，露出了抗拒的神情。我的表现不太真实，她抗拒的原因正在于此。就像巴尔扎克或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场景一样，我们在继续说着保险单的事情。 我很恼怒……嗯，恼怒得无以复加。我看不出这场丧礼和我父亲的死，或者说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也知道父亲对此会作何感想。看着死亡证明上的“原因”一栏中写着“心脏衰竭”（我想是这样的文字），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把它划掉，改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年后我对自己说，恼怒是幼稚的表现，“你是时候成熟起来了。”尽管如此，但凡出现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任何一首乐曲、一个电影画面，或者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战壕里拍下的老照片或镜头时，一股怒火就会如初生时一般蹿升起来。可是，这怒火是谁的呢？ 母亲成了孤身一人，在终于“离开农场”并来到镇子里后，她以为自己的“社交自我”将会找到发挥的空间。这一“自我”已在农场上冷藏了二十年，对丈夫的照顾使得她没多少时间去社交。母亲知道，我们的公寓里每晚都挤满了人。她也许会若有所思地说，她听闻我们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为了达到幻想的目的，她选择忘却这些人的身份是“赤色分子”、“共产党人”、“卡菲尔人亲近者”。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她会跟他们见面。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来到我们的公寓，而且当她走进房间并看到这么多面孔时，她的脸上便焕发出了喜色。她坐下来喝着一杯茶水，逐渐露出了她一如既往的失落感。我常常会想，“是谁？究竟会是怎样的人能够讨得她的喜欢，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得到她的认可呢？”虽说以斯帖是一名英国中产阶级女性，可她嫁的却是库尔特。除了以斯帖，当然洛夫里奇一家，他们是老师，而且也出身英国的中产阶级。不过，邀请这一家来到我们的公寓却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向来不拘泥于这样的礼节。再者，任何人都可能会顺路进来做客。假如进来的是查尔斯·莫辛格呢？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认识的人里就属他最有意思。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母亲带来了噩耗。眼前的她变得面色苍白，心神不定。她告诉我，弟弟就要结婚了。“那又怎么了？有哪里不对劲儿吗？您要不先来杯茶？” “她根本就不合适，这会是一场悲剧。” “不合适”一词本该让我警醒，可我们却照旧发生了争执。这姑娘名叫莫妮卡·雅伦，她跟哈利已经交往了几个月。她长相漂亮，为人聪明又善良，有个有钱的爸爸，她本人还是马绍纳兰女子游泳冠军得主，得分自然很不错喽？ 我想起了自己的不适感——彼时我认为，父亲那漫长的垂死过程扰乱了母亲的心神。麻烦之处在于我多年来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是族群的人，即便数量上并不太多，可他们却来自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阶层、种族偏见和其他有损名誉的情绪很快都将终结。我迷失在了美好的想象之地，把这个真实的世界抛在了脑后。莫妮卡能错在哪里呢？哦，她不是英国的中产阶级人士。她的父亲是最好的农场主之一，非洲南部的人都会来参观他所经营的农场。可这又如何呢？他并不属于中产阶级。再者说，他是个苏格兰人。 母亲万分激动而又痛心地在游说我，就连她的双手也在鼓着劲儿：“你得做些什么，必须得阻止这件事。哈利不听我劝，他从来没听过。谁也没听过我的话。” 如果说母亲感到了震惊，那么我也一样。要知道，我多年来可一直都展现着礼貌得体的举止，可现在的我却突然喊出了声：“别管他们，别去打扰，别给他们搞破坏。”她向后倒下了，结结巴巴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你不明白……”“别打扰他们！”我粗暴地说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事）。这一事件证明，那些主张我本应该“反抗”母亲的心理学专家都想错了。只见母亲转过了身，踉跄地走了出去，茫然地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她站在了花园的树下——我们已经又搬了家——朝我露出了一个久久的、疑惑的、受伤的，尤其是难以置信的神情。接着她便走向了自己的车子，柔软无力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在我看来，父亲将死的状态几乎要比他的死亡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并不曾意识到，母亲仍在梦想着自己能够回到过去，那时她还没到达农场，还没遭遇生活的粗暴对待。那处农场因最好的时光而命名为“科曼莎”，卖掉它的钱只够换成一座脏兮兮的小屋，这座我父母厌恶至极的小屋也叫“科曼莎”。不过，这些科曼莎的复制品就只是矮小的房子和临时的住处，真实的生活会再度开始。令她苦恼的女儿已经嫁给了冷漠的普鲁士人，而她的儿子将会娶一个美好的英国姑娘……也许他曾在医院结识过别的姑娘，就像她曾在皇家自由医院所经历的那样。接下来，她——艾米丽·莫德·麦克维格会发现自己……（她受洗时曾取名为“艾米丽·莫德”，现在省去了“艾米丽”。）无论怎样，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儿子所梦想的，唯一所梦想的便是回归为正确的真实自我，即身穿着旧式卡其短裤和衬衫漫步于灌木丛和大草原之中，毕竟他对成功的在乎程度并不多于自己的父亲。 这是一件所谓残忍的事，但我确实没有看出它“残忍”在哪里。后来，我让哈利在没有受到责难和难堪的情况下迎娶了莫妮卡。这倒不是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娶不了她，因为在处理反对意见时，他的态度仍然是——从来都是——完全就把它忽视掉。在婚礼现场每个人都感到很满意，只有我母亲除外。她带着忧伤的语调对我道出了韵律简单的箴言：“儿子一直都是儿子，直到他有了自己的妻子。” “可是，”我恼火地说，“你还要做什么期待呢？” 同此事并行发生的还有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星期天下午，我们带着宝宝一起去雅伦家作客。我们也许会在车里载满了人，但却绝不会带去任何一位可能使玛米·雅伦心烦意乱的人，比方说库尔特。我发现这个女人不好相处，她鲜少会赞许我和哥特弗莱德……战争把许多本不可能相遇的人们放在了一起，也许在雅伦农场度过的那些午后时光恰恰代表了这种不可能性。在回望中我看到哥特弗莱德穿着他一贯完美的服装，一头黑发光滑的打着油，脸上似乎还缺少一个单片眼镜。他正坐在那儿，从琥珀制的烟斗里吸着烟。这时候，玛米·雅伦正坐直了身体。她身穿“定制”小套裙，新做的发型就像刚刚梳过毛发的小狗那样。她轻快地问了一些非难的问题，并且在哥特弗莱德回答时给他递着茶水或者是由小揩布简洁包裹着的烤饼。 “您是在德国长大的吗？” “雅伦夫人，您瞧，我就是一个德国人啊。” “那你怎么没有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希特勒。” “这么说，你是一个‘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喽？过去我们会把这样的人投入监狱里，而且也理应那么做。” “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不，我不这么认为。那些正义人士是不一样的。” 我跟大卫·雅伦的关系就跟与其他“老头儿”一样，不过我正在变得成熟，因此对他们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卫·雅伦喜欢跟我提起宗教。彼时的我仍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在我如今看来觉得幼稚的）那些论据都像是玩具兵式地排列在我的脑海里。他属于低教会派，坚定不移地信仰着神明。他有一头极其宝贵的公牛，才刚空运过来后便因为杀了一名粗心的黑人守护者而被射击了。听说要对这个动物执行死刑，人们都驱车来为它求情：满载着人的车子在周末而至，为的是要看看这个相当于“动物界泰姬陵”的家伙。不过，这样做却没什么用。“它做错了，因此必须受到惩罚。”“可它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犯了过错，”哥特弗莱德说，“律法说，只有清楚自己的犯罪行为时，当事人才可以因谋杀而受到惩罚。”“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的事情。”大卫·雅伦说。 时间慢慢地向前挪动，挪动……我的生活零零碎碎，不过仍有个想法一以贯之——过不了多久（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我就会离开这里。到了晚上，来做客的人少了许多。我们那些犹太朋友们去了以色列，西蒙辞世了，皇家空军的成员们也终于开始启程离开。我们似乎更像是站在某个宽阔的舞台之上，在这个好似沙漠一般的并无侧翼的舞台上，人们出现了，又离开了……有时候，躁动异常的我会离开哥特弗莱德，任凭他阅读拜占庭历史、研究俄国人或者是跟汉斯·森交谈，我独自一人沿着大街小巷踱着步……亮着的街灯已经没有几个，来往的车辆少之又少，这座清浅的小镇在繁星的重压下缩聚成了地上的一点，天空中的月亮一贯地在从某处高速运转到他处。我走在蓝花楹和塞德拉图树下，路过的一座座房子里溢出了灯光、音乐和电台的声音。你可以来来回回地走个一两个小时，从每座房子里也都能听到一样的曲调。 有家小旅馆，中有如意井， 我心盼望着，大家都在那儿…… 爱若走来，驱散阴影， 爱若走来，予我光明， 神奇时刻就来临—— 同一时刻，这样的曲调进入了每一户人家，进入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的头脑，它让我更加向往爱，更加渴望能够逃离。等到十点左右的时候，一户户人家都隐匿在了黑暗里，我孤身一人走在昏暗的街道上，只有街灯的光辉为穿行在黑暗中的我打下一汪汪光亮。一切寂静无声，镇子里一片静谧。我站在大树下，抬眼望着月光漏过了叶子……日日夜夜，我没有一刻不想你……我从没想过会遇到困境。我会将自己发射到太空，发射到伦敦，但要依靠我自己的翅膀。“你到时候会缺钱。”“说真的，你有多严重的小资情怀啊！”“你到了伦敦，独自带着一个孩子，身无分文。”……无论怎样，这些都将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在我如今看来，当时的我认为事情理所当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前路会很艰辛。”一定有人说了这样的话，可即便真的如此，我也..会选择不听。彼时的我给两位已经在英格兰的皇家空军成员写了友好书信，他们在回信中描述了战后英国的状况。不过信中的内容并没能让我感到沮丧，因为任何一点对困境的暗示都能鼓舞我的自信，“等到了那儿，我会很快地结交朋友，还会找到一个爱人。此外，哥特弗莱德也会一起去伦敦。我想，在离婚并分开生活后，我们两人会相处得非常融洽。” 等我终于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哥特弗莱德依然还在阅读。他抬起了头，镜片闪着骇人的光芒。只听他拖长了语调问我：“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 又或许他已经上了床。在我把衣服脱掉并四下抛扔的时候，他就躺在那里观看着这个过程。目睹他脸上的表情后，我匆忙地把衣物都收了起来，把它们放到了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 一次，哥特弗莱德外出吃晚餐。我难以安静地待在家里，于是把宝宝放到推车里，带着他一起去了天色已晚的街道上散步。回到家，我看到脸色苍白的哥特弗莱德放松了那副绷在床边的身体。“你去哪儿了？”“只是散散步。”“怎么能在这么晚还把孩子带出去！”“为什么不能？天气很温暖，宝宝也睡着了。”“你不能这么做。”哥特弗莱德说，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我母亲所说的“这不合规矩。” “你不能那么做，可究竟为什么不能？”……我们的争论戛然而止，双双瞪视着对方，都感到心情沮丧，受困于深处的自我。我常常疑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哥特弗莱德。要知道倘若突然来了这么个兴致，他那任性冲动的母亲肯定就会把宝宝一同带到宴会去。更确切地说，前提是她获得了保姆的同意。 对于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真的无法左右太多。 “可为什么不能呢？”听到我的叫喊，他会说：“如果你不明白，那么我也无能为力。”接着他会生气地转过去那张冰冷的脸。“好吧，那我们就仔细来说说，试着把它搞明白。天啊，哥特弗莱德，我们可能会困在一起好多年，数百年……”“不，我不认为会有那么久。”“那行吧，可这样怒视着对方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只有六个月也是啊。”“我没觉得自己那是在怒视。” 当我们的关系坏到极点时，通过淡化彼此最大的分歧——他讨厌文学，而我又喜爱文学——我们在对它进行着修复。哥特弗莱德和我找到了一本双方都能认可的书，它叫《圣杯的故事》。对这本书，我和他都读了一些。在闷热的房间里，宝宝也许还未睡着，他正在地上逗着自己玩儿。这工夫，我们俩人就在给彼此阅读。访客们都会感到好笑，既是因为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也因为眼前的哥特弗莱德在用他的德国口音，我在用南罗得西亚口音共同探索浪漫至极的地方……周末的时候，我们会前往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水塘边进行野餐。尽管如今已经被建筑物所覆盖，但那儿当时却有着树木垂荫的河道，在巢穴旁驻足和聒噪的犀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和哥特弗莱德为彼此大声朗读着，身边可能还有汉斯·森，哥特弗莱德的女伴，皇家空军成员，从南非来的客人。人人都觉得这做法顶滑稽，不过我们却保持着理智。 一晚又一晚，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我散步在那些街道之间，压根没想过自己会遭遇什么危险。放到现在，无论肤色为何，任何一位年轻女人都绝无可能像那样地在街道上放心闲逛。如今，夜晚的街道上都潜藏着危险，每家每户都上着一把锁甚至两把锁，都养着看门狗，窗口都围着栅栏，游廊做成了牢笼。在这些小小的城堡内，黑人和白人家庭在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街边停靠的车辆都上着锁和链条。在过去那些年月里，房子，车子……没有一样东西是上了锁的，年轻的白人女性可以在午夜过后依然在外游荡。等终于到了伦敦后，我也时常会独自在夜里走好久，而且也从未想到过要害怕。在我看来，如今发生于城市，包括乡村在内的事情跟政府的政治或种族倾向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生着作用。 可它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种疯狂的假设会引来嘲笑，但有没有可能，彼时的我们真的是在用音乐毒害自己？跟我同时代的人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一天到晚地听着舞曲，而且这些曲子个个浪漫或感伤。它希冀着、渴望着、期盼着某个地方的某段时间，曾许下的诺言会兑现。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我们都沉浸在梦里。不过从那以后，音乐已经发生了变化，韵律再不会摇曳生姿或久不散去，它变得激烈、冲撞而又紧迫，声音如此之大，人们只能汇集了神经去听。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因忍受不了聚会上的吵闹音乐正准备离开，这时一位黑人女性过来问我：“怎么啦，宝贝？”听完我的解释，她说道：“这种音乐不能用耳朵去听，你得用自己的全身和神经去听。”神经？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某个人去损害、虐待或杀死他人，那么诱因有没有可能会是令其为之疯狂的音乐呢？萨满教巫医数千年来都在用音乐营造特定的情绪，士兵们在激动人心的进行曲中准备屠戮，教堂在用感召性的音乐团结信众，人们也都知道真正的精神导师们同样会利用音乐。可音乐这东西太过娇贵，它只得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专家来小心使用。尽管如此，在这个音乐汹涌的时代，我们却都将自己浸淫于各式各样的音乐，还常常会利用专门为此设计的机械把它塞入大脑之中，但却从不会去问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站在个人立场上——我知道也有人同我一样——我认为发问的时刻确实已经来临。 19 这是一座虽然不大但却完全属于我们的房子，我想，这就是促使我们又一次搬家的原因。它和常规住房一样，有两个房间和前后游廊，而且附带了一个可供宝宝娱乐的花园，里面还有棵蓝花楹树。房内靠后的一个屋子是“男孩儿”的住处，我们的新仆人布克就住这儿。“没有仆人”这种事尽管微不足道，但会招来更大的麻烦。 “他们家没有仆人。”这种话一旦传开，那些人就会来恳求：“行行好吧，求您了，巴斯，求您了，太太……” 索尔兹伯里彼时有1万名白人，黑人有10万名，看起来这10万人所抱有的志向都很一致，那就是可以在白人家里工作。起码，这意味他们能够在城区里有一 4e2a." >个合法住处，能够有饭吃，有地方睡，还能挣点小钱。 布克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会在上午九点前把房子清理干净，烹饪的手艺也是一学就会。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的天赋白白浪费掉，所以付钱供他读了夜校。我们想象着，他在两三年之内会成为一位簿记员或办事员，赚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所支付的薪水多得多。不过，他却拒绝了所有想让他变好的意图。布克二十一岁，对他而言，似乎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份工作就已经是顶好的运气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读夜校呢？作为一个顶级舞者，他玩得很开心，并且还交了一个漂亮的女友。在他面前，这些诚挚的白人都抱持着传教士般的想法。他想从我们这儿获得更高的薪水，可我们已经给他开出了比常量更高的报酬，还让他保证不泄密给其他仆人，他自然照做了。我们这次又遭到了其他家庭的抱怨，他们说也就只有我们会花钱给这些厚脸皮的蛮德人。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他们都说这种事只有那些曾在黑人居住区里组织过党会的人干得出来。我们感到惊奇和沮丧，因为这种会议一直都在被视作危险、暴动和变革的象征。“在参加黑人居住区的党代会时，人们没说一句要革命的话，也没人说你不能听取黑人的任何想法，只要你实际地跟他们交谈一下就会知道。”对于这些惊惧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完全没什么作用。他们从不跟黑人交谈，只是把他们当作仆人使唤而已。 “白人的这种愚见导致了他们自己的倾覆。”这样的话如今说起来倒很容易，但在当时而言，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白人至上主义”似乎是无可战胜的。就在不久前，那种由不可能性所激发出的喜悦、兴奋和活力，曾让我们取笑他人，比方说查尔斯·奥利；也曾让我们笑闹着传阅《先驱报》的简报，因为上面写着：“土著人的胃并不适宜欧洲饮食，对他们而言，绿色蔬菜只会引发胃部不适以及……”事实上，彼时的我们情绪低落。要从这种愚见中走出去，逃离出去，那就意味着…… 也许是因为在经历过如此众多的惊惧之后我们变得太过消极，又或许是因为世上的每个人都对好消息翘首以盼着，所以“青霉素”这项医学新发现的消息才会让人们兴奋不已。那段时光的记忆中，这一个最为深刻，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电台上似乎每隔一个频道就在播报“疟疾，虫传染疾病，梅毒即将得到治愈”。我们甚至还组织那些得胜的医生进行了一场公开讲演，这让我们联想起自己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次召开的会议都将座无虚席。 对于这新的曙光，我也有过亲身体验。1947年的6、7月份，正值隆冬时节，天气干燥寒冷，尘土飞扬。一天早晨，我看到宝宝的脸和手臂上，很快连他的双腿和全身上下都出现了红斑，而且几乎一下子就化成了脓。他才八个月大，之前没生过什么病。一个刚毕业的代理医生来到我们家，他说：“让你们瞧瞧它有多神奇吧。”只见他拿出了一个普通的瓶子，把里面的青霉素药液涂抹在宝宝全身。“我几小时内就会回来查看。老实说，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有效的药物。”我的宝宝还在咕哝着，他一定被化脓的地方折磨得很痛苦。在这之后……奇迹真的出现了，脓水并没有再冒出来，而且竟然变干了。这时医生又回来了，他向这边走着，目光已经落在了宝宝的身上。等到终于看清了宝宝，他胜利地笑出了声，一把抱起宝宝，跑到游廊上来回跳起了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能明白我们见证了什么吗？我们从此告别疾病了。疟疾已经终止，黄热病……血吸虫病……霍乱……性病……肺结核……让它们四下逃窜吧。你能相信吗！我有时候会感到不可思议，可这确实是真的。”他又一次给宝宝涂满了药液。“我说过会发生奇迹的吧？一会儿我会再过来的。”黄昏时分，宝宝发红的皮肤上出现了干痂。那位医生冲进来，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我在非洲人的医院里使用了它，他们说这是一个魔术，我也这么认为。”到了第二天早上，痂片已经脱落，宝宝的皮肤变成了干净的粉色。在不到24小时内，这一切竟都完成了。 哥特弗莱德还在做着两份工作，这使得他劳累过度。更重要的一点是，漫长的等待让他泄了气。此外和我一样，他总是睡过头，时常感到疲倦。我们跟朋友们结伴去了维多利亚堡的津巴布韦参观，这个国家在四十年后因这片废墟而得名。 走进起居室后，我意识到这便是我理想中的家，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另一处是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殿堂。这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提到自己的梦想殿堂，人们自然不会在意租金，常识性以及适用度的问题。房子的主室如同会堂一般宽阔且幽深，挑高的拱形天花板上覆盖着茅草屋顶，地面上铺就着石板，上方搁置着一个巨大的壁炉，一侧的窗口都向外开着，从那儿可以望见小丘和灌木。我是在与此相似的房子里长大的，只是眼前这个要更为宏伟和坚固，它不太可能会向白蚁所屈服。如同马切凯荷的那座旅馆一样，这儿的卧室区是独立的，所有的卧室在游廊围成的空间里分成了两列。也就是在这儿，我看着别人从山丘下给哥特弗莱德牵来了一匹马，黑人马夫把勇敢的宝宝彼得递给了哥特弗莱德。彼得向后倚在他父亲的身上，他手里紧抓着马鞍的前端，小脸上交织着兴奋和害怕的神情，因为喜悦和惊慌大声叫嚷着。然后，男人和他的宝宝骑着马小跑进了树林里。 天气变得非常炎热。一天下午，哥特弗莱德出去骑马，我带着宝宝在游廊里坐着。我把光溜溜的他靠在肩头，只给他简单地盖了块薄纱。宝宝已经睡着了，我也打着盹儿。睁开眼睛后，我望进了一间敞开着房门的卧室，一个半裸的年轻女人正蹲伏着，她的下方是一个约莫四个月大的光着身子的男宝宝。她的黄发松散地披在肩头，绿色的眼睛时不时地与我相视着。如同母猫在舔舐着小猫、雌性豹子在舔舐幼兽似的，她缓慢地舔过了宝宝的胳膊，双腿，肚子，接着又把他翻过了身，继续舔了他的背部和小屁股。这一切结束后，她藏书网将浓厚的头发向后一甩，接着向我一笑，露出了白皙的牙齿。 在餐厅里，这个女人坐到了丈夫对面，身旁的婴儿车里是她的宝宝。她身着一件白色长裤和格纹衬衫，黄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她的丈夫年轻英俊，身上带着股官员气，也许他是才刚退伍回来。在推着婴儿车离开餐厅时，这个女人朝我倏地递出了同志式的微笑。 我并没告诉哥特弗莱德，他很可能会变得尖刻、暴躁，还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男人的威胁。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位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男青年，他还在等着回家。这个青年出身自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大家庭，他很乐于帮助我家宝宝，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便利。我对他说，我看见那个年轻女人像猫一样舔遍了自己宝宝的全身。可他却问道：“用水洗洗不是更容易吗？” 在那个年代，津巴布韦——那片废墟——应该是由阿拉伯人所建的。我爬上俯瞰着这片废墟的山丘，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我看见哥特弗莱德骑着马走向远方。树荫下的车子中，篮子里的宝宝已经睡着，那位空军成员也在睡觉。午后的大草原一片静寂，只能听见鸽子的咕咕声，还有蝉和蟋蟀的叫声。在这些之外，有一种声音此后便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从下面的某个地方，或许是某个在我视野之外的小屋里，又或许是有人坐着的树木下传出了两个敲鼓的音符声，先是一个高音响起，继而是一个低音，停顿后二者又汇集到一起。这些音符并不存在于钢琴的琴键中，它们之间的音程也不是一个欧洲人所耳熟的。如同两滴雨珠在掉落一般，只听见“叭、叭”两声过后，一切回归了平静，继而“叭叭”的声音再度响起，继而又是一片寂静。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久，一直都未停歇。没过多久，这片废墟、景色、石堆连同那充斥着午后云朵的炙热天空所营造的薄雾一起似乎都融入了这两种不断重复的音符之中。几小时后，我爬下了山丘。我看到车里的年轻人手脚四仰地熟睡着，面色因天热的关系有些泛红。我的宝宝还在篮子里睡着觉，网兜捆缚得很紧，上面还三三两两的停落着苍蝇……此时，那两种音符的声音尚未停歇。 至于这两种音符……我创作了一个剧本，开头引入用的便是如此两个音符。我希望，在我耳边挥散不去的东西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哪位作曲家所听到。这个剧本情节简单易懂，是不加掩饰的宣传鼓动作品。那时，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过一个漫画形象：一个黑人，而非黑鬼、外国佬、黑家伙或卡菲尔人，体现了最为恶毒的种族刻板印象。它在报纸中连续出现了数周，甚至数年之久。我把这个剧本在深层次上与兰德金矿的背景进行了结合——里面的主角是一位矿工，他和伙伴们都带着这个黑人漫画形象中的面具，这些人共同发动了一次罢工。（兰德矿山的罢工向来都会受到无情的镇压和惩处。）剧本的情节并不复杂：矿主是一个野蛮的工头，在对这个人进行反抗的时候，他们的面具松动了。等到最终屈服后，他们复又把面具紧了一紧。矿主站在一处呻吟着，想要把他们的面具都撬开。就像展示给游客的那样，祖鲁人的战斗舞形象得到了优化，显得很驯服。剧情最初所设置的就是这样的舞蹈，可它在最后却肆意地演变成了发生在矿山深处的矿工和卫兵之间的战斗，终于矿工脸上的面具松动、脱落，全都消失不见了。麻烦的是我需要一个音乐家，可我却连一个都不认识，当然我指的并非是非洲音乐家。我把剧本的初稿带去了英格兰，可该剧的背景却是浸淫着种族态度的南非，甚至都并非是南罗得西亚。把它寄给了布莱希特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剧本，不过他眼下正因为表现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相似的恶行遭到党的批判，因此他无法拿这样一个剧本怎么办。 我把这个剧本展示给了多萝西和内森·策尔特。这二人向来都不赞成我在意识形态上的文字，但也并非如此绝对，毕竟他们确实很喜欢我在十八岁时即兴创作的一个小随笔。在交回我短篇故事的同时，他们会说：“很抱歉这么说，不过你的这部作品让我们两个都很失望。”在我的原稿上，我也会发现一个夹带的注解，“第三段文字暗示说，非洲人是迷信的。这会成为我们敌人的攻击依据。”至于我所创作的鼓动性剧本，它得到的评论是：“我们认为面具这东西太保守了。” 跟内森最初相遇时我才十九岁，那时的他是一个异常俊美的年轻人，对人性和女人都有着狂热的爱。后来，年老的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玛士撒拉那样的人，他仍然梦想着在获得自由的津巴布韦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公社。那些被他提名为“志同道合人士”的人们早就觉得，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相同之处。内森这个人并不太好写，因为他这个人吧——用一个词形容来说就是“荒谬”，可这样的用词却让我一如既往地感到很愧疚，毕竟内森是个非常慷慨和善良的人。“见鬼，哥特弗莱德，”我也许会哀叹着说，“不，我不要去吃晚饭，他那个人太讨厌了。”“是啊，的确，”哥特弗莱德说，“的确是这样，可我们两个必须一起去。” 内森来自罗马尼亚，他是一个战争难民，在亲戚的一家进出口公司里工作。这么说吧，我如今很希望自己不必说他曾是一个共产党人。左翼图书俱乐部不过是他暂时的精神家园，因为它太过温顺。他遇见了一名“新女性”多萝西。在1930年代的索尔兹伯里，这个瘦黑的姑娘实在算得上异类，她常穿着绿色的亚麻衣服、刺绣衬衫，头上盘着假髻。她有一对诚恳的蓝色小眼睛，在那聪明却又平凡的脸蛋两侧悬着巨大的漂亮耳饰。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时常会有家长来质问她为什么她要教给孩子们这些进步思想。她的廉价香烟装在一个昂贵的琥珀制品和银色的烟斗里。这两人之前的爱情令人们为之震惊。在这个时期，“自由恋爱”势必终结传统道德的伪善，可它还尚未在索尔兹伯里扎下根。这个英俊的男青年就像一个小兔般，金黄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在凝视着真理。那个学究气的姑娘喜欢恋爱，却拒绝婚姻，惹恼了自己的母亲。他有不少女友，本有可能跟其中的哪个共赴婚姻的酷刑。看到我——彼时我还没跟弗朗克结婚——挂起了画家奥古斯·约翰的复制品画作，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他的这种行为倒不是出于审美，而是因为他觉得一个洗衣婆不应该臣服于艺术。当我正读着有趣的林语堂的文章时，他又从我的手里夺过去，因为长征已经把玛士撒拉中国历史废除，从此以后就只会书写农民的故事。开普敦的艺术家情人曾赠给了我一幅珍贵的日本画真品，我把它挂在了墙上。看到这样一幅画后，他说，拥有妓女——也就是遭到剥削的女人画像应该令我感到难为情。后来，等我请他代为照看的时候，他把它毁掉了。 我想象着，他在 href='/article/9996.htm'>《群魔》一书中扮演了个次要角色：深夜里基里洛夫正独自坐着，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请进，内森。”虽然这样说着，可他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几乎没注意他的客人。而此时，这位客人也正置身于深沉的情感之中。“内森，有什么事吗？你吃过东西了没有？碗橱里还有些面包。”“不，不，不必了，我不能吃，”内森一边说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打开了碗橱，盯着面包瞧了瞧，接着又把它关上了。“基里洛夫，我……我在街上走了一整晚。”“月光挺明亮的，”基里洛夫接话说。“我早看到了。内森，你觉得月亮上有没有住着人呢？如果有的话，那儿会不会也像这里一样都是可怜虫和罪犯？你怎么想？”“不，不，”内森低声地说着，流着眼泪，“我刚想明白，我要来说的也是这个。要不了多久，生活就会变得美好！犯罪……残忍……都将结束，再不会有贫穷和饥饿的孩子。”“你这么认为吗？我也常这么想，”基里洛夫梦呓般地说道。“基里洛夫，”内森一边把淡啤酒倒进脏兮兮的杯子里，一边说着，“我真高兴，真高兴啊……” 也许是因为脱离了共产主义团体，内森开始变得优柔寡断，开始向社会民主党和统治阶级的献媚者妥协。不过他总会来参加会议，在街上相遇时，他还会跟我们搭话：“叛徒内森向你们问好啦，星期四来吃晚饭好吗？”内森很欣赏哥特弗莱德，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头脑。这个出身自布加勒斯特某个贫民窟的可怜男孩永远也无法原谅那位柏林的阔少爷，甚至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在说：“他以前竟然会在穿衣时戴着发网，我见到过。”我对此接应说：“可是内森，那已经成了过去啦。你忘了吗？”“发网，跳跳虎，那是发网啊。”直到在去世之前，他都在坚持称呼我为“跳跳虎”。对于这一称呼，我自从离开了罗得西亚后就再没有应过。“内森，为什么你偏要这么叫我？我不喜欢。”“可我并不讨厌它。”他冷静理智地说道。 他这个人从来都不笑。不对，他还是?会笑的，只不过向来都透露出讽刺、愤怒、轻蔑或战栗的哀伤……这是无可避免的。“哦，还有什么？” 内森为“南罗得西亚工党”和“种族关系”工作，而且还很卖力。查尔斯·奥利会给自己的敌人写些污秽不堪的匿名信，在信里对玛斯多普夫人进行攻击。这时候，内森就会亲自去把这件事争辩个是非曲直。镇子上的人感到很不安，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激情的外来人。这个男人会说，“尽管你们不赞成社会主义，可有一天你们会了解它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所谓‘文化’，它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精神，而你们要做的就是使这种态度和基督教精神达成一致。” 大小会议、大事小情、流言蜚语、交谈对话……对于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会如实地记录和加以注解。我们常说在内森的笔记里，每一个音节和事实都可以找到，不过他所做出的阐释和转述则是一派胡言，因为他对发生的事情一窍不通。 内森创办了一个杂志（我会投些烹饪贴士和短篇故事给它），他还试着从一些颇感惊奇的商人邀来了广告。“我为什么要在一个提倡废除我财产的杂志上登广告呢？”“哦，得啦，为什么不呢，那样一来你就可以不用交所得税啦。” 我们想，内森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有18个小时，这是因为他娶的不只是多萝西（结婚时已经怀孕），还有她的母亲。“多萝西跟自己的母亲结了婚，”在D.H.劳伦斯的辅助下，我们以此来形容这种关系。每天早上九点，哈蒂（这个昵称很配她）都会来到她女儿的家里，一待就是一天。多萝西跟她的母亲优雅地吸着烟，手里支着长长的琥珀烟斗。此时，坐在母亲对面的多萝西正苦笑着，她的身体因为心怀怨恨和压抑而绷得很紧，而我对此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哈蒂活力十足，她身形高大，嗓门儿也大，喝起杜松子酒和药酒来很是厉害。因为遗传的关系，多萝西的酒量也不小。哈蒂对内森的态度从来都很粗暴，例如她会说：“多萝西嫁了犹太人只是为了惹我心烦。”我们告诉内森，他应该把她赶出去，叫她别在每个清醒的时刻都赖在他家里。不过内森却说，即便真的要把她赶出去那也是多萝西的事，而不该由他去做。在我们这些人里，有三个女人从来没有“反抗过母亲”，虽然这种仪式对于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心知那些只能依靠女儿生活的母亲所需的是一份工作和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想法虽然没错，不过她们毕竟是另一个年代的人。无论怎么做，女儿们都不会太好过：倘若真的像我一样“反抗”了母亲，那她们就会觉得自己刻薄无情。可要是不呢，她们就会变得像是被汽车前灯晃了神的兔子。 多萝西没一丝活力，头疼和偏头痛没一刻让她消停过，有时一折磨起来就是几个星期，她还时常会生些其他的病。而且她常常都感到不快乐，因为内森在为公司的事情跑遍了罗得西亚的南北部和尼亚萨兰。内森在最初爱上多萝西的时候就曾宣称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某个人，他决心去多尝试几次，不过也只是当他自己坠入爱河的时候。他常常会对多萝西重申这一条原则，无论是在出行前，还是回来后。 我们在团体里确实讨论过这件事，还一致告诉内森说，他的做法很残忍，因此跟社会主义者并不沾边。“没人会做出这码子事。”哥特弗莱德拖长了调子说道，听起来倒一点也不像个社会主义者，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 “那只能说抱歉了，”内森应道，“生而为人，我在这一问题上保有权利。我相信万事万物都应该诚实，在男女关系上更是如此。” 对于多萝西坚持己见的表现方式我们都能理解，而且也会把它解释给内森听，毕竟他有时会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谢谢你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女人的经期能持续三个半星期。”多萝西不能忍受自己的家里出现任何洋食物，尤其是大蒜和香草。内森会带着鲱鱼过来，教我如何处理它们，还会顺路来就着黑面包吃鲱鱼肉，还会把大蒜都撒上去。等回到自己家后，他就会对多萝西说，“不了，谢谢，我吃过了。多萝西，你跟哈蒂一起吃冷牛肉吧。” 内森非常慷慨，他会给每一位向他提出请求的人布施，也会教育自家仆人的孩子。在北罗得西亚成为了赞比亚后，他去那里跟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一起建立了合作社，尽管资金和经验全都由他自己提供，可他却给了这些人等额的股份。令内森大为惊讶而又难过的是，这些人把他骗了，合作社也倒闭了。去了英格兰后我曾经历了一段捉襟见肘的贫困时光，当时我请求自己认识的一位富人借100英镑给我，却得到了一封措辞考究的道歉信，他说自己很珍视与我的友谊，不愿意失去它，他没有借钱给我。彼时，钱财极少的内森却在回信中给我送来了100英镑。我在伦敦时曾与策尔特家通了一年左右的信件，它们都不过是叽叽喳喳的日常内容，就像西尔维娅·普拉斯那样，尽管在信中隐藏了只言片语，但是却把现况都作了汇报。 内森爱上了我，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我发现自己在生理上被你吸引了，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爱上了你，这完全是两码事。”“好的，我保证自己不会那么想。”“不过我还是需要说清楚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镇子的同一个地方，而你我身边又都没哥特弗莱德和多萝西，那么我可不敢说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没关系，内森，幸好我敢说。”“什么意思？你是说……哦，我当然理解！你爱极了哥特弗莱德，所以不可能会对他不忠。的确，任何人一看就明白。” 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忠于哥特弗莱德。每个女人都该有一次经典的恋爱经历，而彼时的我正是如此。他是广播公司的老板，在某种程度上比大多数镇民更实至名归。他会在午后沿着树下路目不斜视地朝我家走来，心里清楚街道两边的窗帘都在抖动着。我们闲话文学，开心大笑，做爱的同时还要留心听着会不会有别人进来，毕竟拜访的事很常见——其中一次是我的母亲，另一次是内森。在这时候，我的情人就躲在衣柜里，听到我撒谎，他笑得连柜子都跟着抖了起来。这种关系在我们任何一方看来都是称心如意的，不过我却羞于承认当时自己坠入了爱河。这种情况吓坏了我：我原本计划要尽快离开殖民地，去伦敦开始新的生活，可这一计划如今却逐步让位于想要嫁给这个男人的需要。不过，他会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我对此不太相信，然而头脑中却有两个分裂的思想在交汇，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他——我那心怀愧疚的情人身上。“你疯了，”他说，“马上停下来。”人们——女人们可能会轻松地说：“我们都受控于生物规律”，可只有通过这样的体验才能了解这话有多无情。“我又有了一个孩子。”自然之力这样对我说。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被向后拉扯着的痛苦。医生说我的子宫出现了后倾现象，需要缝合起来，同时还说应该将我的阑尾割除，因为它对我没什么用，并且建议等到“将我打开”以后，对输卵管施行结扎。对此，他给了我48小时的考虑时间。哥特弗莱德说我也许还会再婚，还会想要跟丈夫有自己的孩子。可他一点都不理解，这才是麻烦所在。我心下了然，等到我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爱过了许多次，而每次都要生下一个孩子。我最深处的天性并不与我站在一边，它同自然之力相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会成为“住在鞋型房子里的老妇人”，而眼前刚好有机会可以让我避开这一可能性。令我感到疑惑的是，罗斯医生竟然好像看见了事态发展的可能性。这位好心肠的有家室的犹太人几乎难以同意，一个女人在舍弃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后竟要马不停蹄地再将它重演一遍。至于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完全没有在意。在我的一生中，这或许就是我所做过的最为明智的决定。那被我所深深埋葬了的自我保护本能正在发挥效用。我没有想过这会给我的性生活带来不便，原因在于一旦得到机会，我的性生活就会令我满意。 被送进手术室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躺在临终卧榻上的感受就应该跟这差不多。使我产生这样想法的倒并非是这场手术本身，而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我被剃掉了毛发，像尸体似的被捆缚着，头发也被一个年轻护士束在了我的视线外。这名十八岁的护士就像两个月大的婴儿一样新鲜和丰满，这也让我第一次理解了为什么十九世纪的小说会把二十八岁的女人说成是老女人。 在我术后休息期间，一位经由罗斯医生做过手术的年轻女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她一直在歇斯底里地怒斥犹太人，尤其是尚在病房里的罗斯医生。这位保守的罗得西亚妇女骂的那些下流话，我此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二十来个女人躺在各自的床上，静静地听着她咆哮。后来一名护士告诉她，说她曾对罗斯医生说了些“坏话”。她得知后很尴尬，罗斯医生进来巡防时，她对他说道：“抱歉，我对您失礼了。”医生严肃地说，从麻药中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病人常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接着便走了。要是说本来就有这些想法的话，她为什么还会选择一个犹太医生呢？这个女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体内竟存在着这样令人作呕的东西，就像那沾满了霍乱菌的粪便。 20 “每一个团体，无论属于哪种类型、以何种方式建立，终将会演变成宗教或神秘组织。”心理学家们这样认为。我们的团体一开始由来自欧洲各个地方的左翼人士所构成，在短暂的时间里曾是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至少在理论上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和慈善机构的分支。 在我们离开前的最后几年里，可以说索尔兹伯里已经没有任何团体的存在。对此，哥特弗莱德肯定会表示认同。可是难道只有在自身人员构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团体才会被称为“团体”吗？提起我们的团体，它更像是一股驻波，尽管形状未变，但活水却在从它的中间匆匆而过。在创始成员中，哥特弗莱德、我、内森都留了下来，不过内森本人还参与了工党政治。许多曾经作为共产党人的难民如今都发展得非常好，并且拥有了自由的观点。查尔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进来，不过他们为之而来的却是书籍和信息。还有些人我并没有在这里说起，他们也许并不想让自己的革命经历被他人记住。 在我们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当我们和他一同出现在公园、餐馆里或大街上的时候，他总能为我们招来愤怒和厌恶的目光。他身材细长，皮肤晒成了棕色，身着纤白短裤、金色凉鞋，他戴着耳饰，金发及肩。现在没谁会引人注目， 可他却预示着冗长和多彩夏天的来临。他头脑聪明，书读得很多，还懂音乐。他不能过一天没有我们相伴的日子，而且本人还不止一点点疯狂。他独居在一间坐卧两居室里，克格勃会通过电灯装备传递他信息，对他的思想加以控制。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如此着迷于，并且随时准备聆听莫斯科最新公报的人。我一生注定要跟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掺和在一起。仅仅在十年过后，倘若有人随口说克格勃或中情局正在通过电灯泡监视着自己，那么我可能会学着说：“哦，亲爱的，你肯定吗？咳，这没什么要紧。” 这个男人每天都会出现，无论我正在做着什么饭，他都会全部吃光。他坐在一处，叩着那穿着金色凉鞋的脚，只等着哪一刻话题转向他的偏好——而这几乎是立刻就发生了的，因为所有人看起来都想要谈一谈趣闻逸事，包括鬼屋、桌灵转和巫医。库尔特是无法避开这些话题的，常跟我们待在一起的还有那位深深迷恋着哥特弗莱德的姑娘，以及她的好友。此外，已经数月甚至数年未见的人们也都来了。大家朗读着三十年甚至更多年前的诗歌，革命在彼时激烈执拗的俄国被人格化为“疯狂的骑兵”，“神秘的僧侣和女巫”，它们共同提升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温度。凡是在非洲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些巫术和萨满教，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些“高等思想”的迹象曾一直受到了冷落。不过如今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人都很信仰神秘学说，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要胜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它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太多的距离。或许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妮·贝赞特，她初时组织了火柴厂的女工进行大罢工，最终却发现了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神秘主义并没有在我们中间流行太久。要知道，在聊过降神会和幽灵的话题后，下个阶段一定就是实践了。听说某人发现了一种媒介后，大家就都慢慢地散去了，去探寻更激动人心的夜晚。 我们并不能说“对形势的分析”仍热度未减。在他自个儿的脑海里，哥特弗莱德已经生活在了伦敦。那么我呢，也跟他一样。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此处的“我们”包括了每一位“进步分子”——对每一位黑人所起的唯一效用便是，无论是谁提出了请求，我们都会把书籍借给对方甚至直接相送。查尔斯的朋友们还会带来别的朋友，他们还没落座前就已经在瞟向我们的书柜了。对他们而言来拜访我家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仆人布克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几乎立刻就会让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他的雇主家在招待黑人。而这就意味着，查尔斯会跟警察有更多纠葛。他们从不一齐到这儿，而是会三三两两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到达。他们也许会带上一块木头和锯子，或者装成是某种商贩。在给他们上了茶后，我会坐到游廊里去，保证白人邻居不会来打扰，这样他们才好安心地待着。这幅情景总会让人看得心痛：这些男人——彼时来的都是男人——小心地触摸着珍贵的书籍，当看到某个自己从未听过可却由别人提及的书籍时，他们会拘谨地对书中所蕴含的可能性表达着敬畏，这是因为他们所在寻求的是一种大多数同胞都遭到拒绝了的受教育机会。坐在游廊上，我透过窗子望见他们正恭敬地俯身在书的上方，而那些书却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我们还会为他们订购图书，宣称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非洲人购书所提供的基金。到了伦敦没多久我曾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写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当时赠给我书籍，我因而通过了考试。” 那么，在这样一个图书向来贫瘠的国家里，如今是由谁在发挥这个功能呢？通常情况下这99lｉｂ?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负责的，它在哈拉雷的许多房间都装进了满满的课本，录像机和各种教学设备。这些房间里总会被黑人围个水泄不通，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这种对教育的渴望无异于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认识的那群人。不同的是黑人政府既没有提供任何书籍，也没有用资金建造图书馆。在长远看来，这种疏忽——虽然有时我们很难不相信这是一个实际策略——会成为黑人政府所犯下的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不能设想，那时坐在游廊上的我会充满了成熟和仁慈的想法。我看着这些正派的勇士们一个一个地在离开，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家仆或信使，紧张兮兮地留意着四下，警惕着某个没头脑的白人主妇朝他们尖叫出声——我正按捺着一肚子的愤怒。（非常可惜，共产主义词典里的“没头脑”一词已经停用，要知道它可是完美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怒火会造成损害。热情沸腾、生气勃勃和坦然大方的怒火生发自一种信念，即愤怒者自身可以有所作为，能够引起某种变化。然而有种怒火却会像迷幻药似的迸入体内，让恼怒者自身变得怀疑悲观，变得虚弱无能。“愚蠢，愚蠢，愚蠢，”我每天都会这样数次地喃喃自语，就好像自己接到了指令，要让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着那些蓄意而为的残忍，就好似一个小男孩在专注地虐待一只小鸟一样。我自然不会把这种苦恼说给哥特弗莱德听，他的反应很可能会是“革命来临吧……” 革命要在“欧洲”来临，哥特弗莱德已经对非洲不抱希望了。“或许近百年里也有些实现的可能吧……”他也许会这样说道。彼时，“正确的”信条仍然坚持认为，只有黑人无产阶级能够解放非洲。然而依照“理论创始人”的观念，当时并不存在什么黑人无产阶级。虽然第二产业中确实有黑人矿工和一些工人，可“黑人国家主义”却只是一种“反动的”背离——此处省却了其他所有的形容词。通过“对形势进行分析”，莫斯科想出了这个信条。我还记得，哥特弗莱德如常地拖着语调说，“那里的同志们应该真正感受下非洲，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都在追踪《先驱报》上的传闻、导语和新闻以及流言蜚语，在关注它们中有关“黑人候选领袖”的消息。查尔斯·莫辛格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现在，他才刚显露出“汤姆叔叔”的样子：他对黑人领袖个个都表示赞同，对每一个身怀才干的人都倾力相助。同时，他觉得“国家主义”所使用的暴力言辞却很让人反感。怎么可能不会如此呢？要知道，数十年来，作为一名煽动者、一名共产党人，他都在如履薄冰地以机智、幽默和耐心应对着白人的攻击。他这个人生性温和，周到体贴。如今他年岁渐渐大了，人也伤感了起来。尽管罗马天主教会曾威胁他要将他驱逐出去，可他仍然依赖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有天主可以帮助我们，”一间屋子里充满了原则上的无神论者，可他却坚持这样说道，“能救我们的只有天主和天使。” 黑人居住区里发生了如同“黑人党会”般闻名的罢工事件，这让我们和查尔斯都大为震惊。这次罢工的领导者身处布拉瓦约。促使他们罢工的是每月1英镑的最低工资。虽说一个厨子的收入也就只有这么多，可毕竟还会有些口粮和礼物的补贴。没人能靠每月1英镑的收入过活，可议会却拒绝了对最低工资的提升。对这样一场闹剧，白人们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了愤怒和惊慌之色（“黑人们造反，要把白人赶到海里去。”）然而，黑人们之所以为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他们正遭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磨难、残暴——对这一潜藏的事实，我们都了然于心，不过白人们却似乎并不知情。蛮德人不会主动地举行罢工，它一定是共产党人煽动的结果，这对一场闹剧而言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白人们做了愚蠢之极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得到启迪或被告知自身处境的黑人其实并不多，其他国家里更是如此，他们还对工会组织几乎一无所知。再者说，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六十年里，黑人们一直都在被告知自己不过是白痴、落后、低劣的猴子。在确认镇子里的全部劳动力都进入黑人居住区后，当局便把大门都锁上了，在周围也都布置了警卫。里面的人无法出来，食品和其他物资也都不得而入。白人正在让这些胆敢反抗自己的附庸们忍饥挨饿，急着迫使他们投降。可就在围墙之内，有一些“煽动者”正趁此大好机会在跟这些受困的惊惧的追随者们进行交流。整整五天时间里，人群变得愈发愤怒，他们在聆听着一些对其处境的煽动性描述。这些描述无关乎共产党人或纯粹的国家主义，它们是在比较这些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处境。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这是个短期课程。我们都不敢相信，当局会如此愚蠢。可在受到惊吓时，当局向来都变得不太灵光。白人一直在遭受潜在的噩梦缠绕，害怕黑人会造反并割断他们的喉咙。 这次监禁事件使得黑人们既挨了饿也受到了宣传鼓动，在我看来，它连同罢工事件一起构成了真正的转折点。著名的“黑人居住区会议”只是令白人们暂时地打了寒战，而绝大多数黑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向所有人都证明白人究竟有多残忍，尤其是对黑人的苦难有多无知。 自那时以来，我在许多情况下见过了许多次同样的现象：权势者似乎永远不知道在他们治理下的人民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内心又有着怎样的感受。看起来，就好像是有某种机制——通过使其当权或担当责任——在他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使得他们与被统治者相分离，让他们无法去想象和理解。若非如此，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不过显然，当权者对公民现状的了解符合其自身利益。在伦敦时我曾许多次对位高权重的朋友们提起，在他们的下级部门和活动范围内正发生着怎样的事情，可我却只得到了这样的回应：“哦，不，那不可能，我的雇员们不可能会做那种事，你只是在夸大其词罢了。” 只有那么一次，我曾读到确实有统治者理解了这回事。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统治者们让检查员乔装成了普通人、请愿人和雇员，让他们监视官员们的行为。但凡发现无能力者或残酷无情之人，统治者们便会将其革职。可关键在于，每位官员和当权者都知道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或许就是乔装了的政府检查员，因此他们要比在无人监督时表现良好。 哥特弗莱德说：“倘若我们有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不公正的现象就会不复存在。” 有人会问：“你必定仍然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完美无瑕的吧？你肯定知道——”强迫执行的集体化、审判，等等。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ko）所著的《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流行起来。虽说是“流行”，但哥特弗莱德和内森那样的人却说自己对反苏言论没什么兴趣。我们中的一些人阅读了，而且还进行了讨论。麻烦之处在于，克拉夫琴科所描绘的画面太过另类，甚至与我们所读过和听说过的一切都完全相反。当然，苏联确实存在问题、困难和棘手的事情……可难道凭此就说它是个残暴的政权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同样的情景在反复上演。有一位俄国姑娘嫁给了一位英国人，虽然移居到了伦敦，可她还是会经常去俄国。她不断地说着，在回了伦敦或是到了俄国以后，她就像是进入了相片的底片里：西方所说的有关苏联的一切事情都跟苏联的自我表述刚好相反。在俄国和英格兰之间的往返过程中，她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像是被翻了出来。在阅读克拉夫琴科作品时，我们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它绝非什么虚假的记忆：如果我所读到的内容跟事实相符，那么我所信以为真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了。 不过也可以说，某种类似“替代现实”的东西正在建构起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真实信仰”就如同凯斯特勒的硬币似的，正加速地从我们的口袋掉落而去。看法的“突然逆转”不需要在头脑中预先累积起众多微小的影响，而如果没有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自然也就不会突然出现所谓的“逆转换”。 在该类话题的讨论中，“偏执多疑”这一词汇屡见不鲜。 杰罗尔德·波斯特教授是政治偏执狂症方面的美国专家。汤姆·曼戈尔德在自己所著的《冷战斗士》（Cold Warrior）一书讲述了詹姆斯·杰萨斯·安格尔顿的故事，此人管理了中情局数年（虽然他很疯狂）。就在这本书中，作者引述了杰罗尔德·波斯特教授对偏执狂症的描述，“为定论寻求确证的实例，对否定性证据予以否认。”这种病症是一种适应化机制，由社会因素诱发，童年时期便已经在家庭坏境中习得，拒绝被忽视或变得无足轻重。在患者看来，遭受反对要好于被人忽视，有序的世界观要好于一片混沌。患者很容易持有一个清晰有序的阴谋世界观，这能为其带来安全感。 “偏执狂症不会定格在某一时刻，它灵活多变，影响一生。患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孤独无依，独自做着苦差事，肩上挑着重担。 “偏执狂症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总是后知后觉。如果遭遇问题，他们相信这完全是由他人的错误所致。也许，患者最为重要的听众只在他自己的头脑中……” 由该定义不难看出，半数人类都是偏执狂症患者。（什么？才只有半数吗？） 重点是事物的发展进程与理性思维毫无关系，我们所抱持的是存续了数千年的宗教看法，它在我们的心底燃烧起了探究之火。 自1942年爱上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爱上“理想化的共产主义”之后，我用了四五年时间才拥有了足够的批判力，能够同那些尚在共产组织内的人们讨论起我的“疑虑”。又过了两三年，我同其他共产党人开始谈论起了事实和想法，倘若换成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话，我们或许已经因此遭了虐待或丢了性命。1954年后我再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可直到六十年代初时我才感到残留的忠诚劲儿已经褪去，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我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才放下了愧疚感，才得以真正解脱。我仍会羞愧地回忆起来，对那些忠实成员们说出我自己的所想是那么的困难。 我要比大多数人都更为自由，因为我是一名作家。要知道，作家的心理构成能够使作家本人与其所写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写作的过程就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对作家本人以及读取了这一过程结果的人们来说其价值也正在于此，即把原始的、未经评论和权衡的个人体验带入到普罗大众里去。 或许最早从我们口袋中掉落的硬币恰恰是最大的那一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苏联文化专员携妻子从南非来到了这里，为的是给苏联医疗援助组织添加权限。此时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正在苏联产生，正因为如此，一连数天我们都在期待着能够见到这两位来自新世界的代表。“失望”一词已经完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受，眼前的这两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人了。我们翘首以盼的这位“新女性”就跟索尔兹伯里的年轻太太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穿衣风格上很有“约翰内斯堡”的味道。（“穿金戴银，别嫌多！”）她的丈夫留着打亮的头发，长相很耐看。这夫妻二人很喜欢通俗小说和劣质电影，他们对南非政治了解不多，对南罗得西亚的政治更是一无所知。他们说黑人带给自己的是毛骨悚然的感觉，只见她流露出了微妙的厌恶神情。我们大多数人此前曾反抗过的，恰恰就是他们这样的人。 1947年到1948年，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坏的时光。那似乎无休无止的坏时光使得心脏都成了个黑洞，吸取着全部的生命活力。一切都在继续，继续……在我的命运、气数，或者也许是我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东西，它带领着我进入壅水之中并让我平静地躺到了里面。我一直在等待着，要知道我可是个非常善于等待的人。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也是一种扭曲的存在。你在等待某事的发生，心下清楚它会大摇大摆地走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正在缓缓地走来。接着，当情况发生开始出现变化时，你抓住了它并且随之移动。然而，这种等待也可能会让你陷入昏睡，从而让机会从眼前溜掉。无论如何，当时的我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我只能在那个缓慢、混乱和磨人的战后时光里等待着。 我的睡眠不太好，哥特弗莱德也一样。我们清醒地躺在各自的床上，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并且心有不快。有的时候，我和他也会吸着烟，只见烟嘴就像萤火虫似的忽明忽灭。在那些冗长而没有睡意的夜晚，如同在平时的婚姻生活中一样，我们友好地跟彼此相处着。 他拖长了调子说，“没错，咳，这日子过得实在不太舒心。” 我问道：“我想，它会结束的吧？” “对，没错，我们可以这么想。” 我常会听到半英里外的火车在分轨和喷着气，还有人们在火车启程时发出的长久而又尖锐的告别声。我还听到，送奶车沿街而来，它走走停停着，马儿在晃动着马具，晨光里的人们还在睡梦之中，送奶工把自己的声音放得很低，他在用修纳语循循劝诱着马儿。 马蹄渐近， 牛奶叮当作响， 多么和谐的音律， 黎明映照着高高的教堂， 直抵丝滑的天际 我梦到了这样几句诗。每次睡醒过来，我的舌头上常常就已经衔着了诗句。真可惜啊，我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可如果我是的话，那些将千万种声音筛选成字词的工具就会变得更为敏锐和精妙。我曾经想，既然自己能够梦到有序的字词，那它们为什么不能比这更好呢？如今看来，这就是我对馈赠的吹毛求疵了。 我们去参加了社交活动，可就在早些时候我们还可能会用“资产阶级”来形容它，觉得它不值一顾。到了周六晚上，我们会在镇子外几英里的“高地公园酒店”里跳舞，距离这座房子不远处就是我曾服侍过的埃德蒙兹家，对面是卢姆巴福帕克公园。这里有一个充作舞厅的大房间以及一个酒吧，在穆萨莎树下还有可供在舞蹈间隙坐下休息的庭院。 哥特弗莱德露出了他俄国人的一面，猛撞着玻璃杯，对黑人乐队说他们必须得学会玩吉卜赛音乐。我醉醺醺的坐在树下，心里想着，在写作《壅域之中》时我要如何展现这里的氛围。阿森·格里米斯和他的朋友刚刚动身去了希腊，之前他们也曾来过一次。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他们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极不情愿地告别特权。作为一个空中幽灵，月亮相伴着这些狂欢的时光。 有那么一次，我们这群殖民地舞者中来了一位身着漂亮的黑色蕾丝裙的女人。她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那男人的年龄比她要大一倍，身上仍穿着制服——是我的军队制服，并非是英国人的。这女人可爱极了，可是她的面孔却走了样，就像是一个加热了的蜡膜。她知道，我明白她的处境很常见，不过是一个英国女人出于自己的未来考虑而嫁给了一个殖民地居民。我们站在月光下的游廊里，她开口说道：“我在伦敦做过模特。”接着她话锋一转，“在这儿我不能穿这条裙子，对吗？”“为什么不能呢，它很好啊。”她又忽然带着求助和陈述的语气说，“我在这儿会过得开心吗？”她说完就又回到了那副精神抖擞的老者的手臂里，一圈又一圈地跳起了舞。 我在阅读着，不停地，不停地阅读着，通过阅读拯救着自己的生活。坏时光似乎会永不停歇地吸吮和拖拽着我，它很难用言语表述清楚，就只能由那只古老的不眨眼睛的蜥蜴所凝视。在《重返故乡》里我只是暗示了它的可怖，不过这也已经足够。我在读着诗歌，静静地吟咏着艾略特、叶芝的诗，就像念着咒语一样。普鲁斯特的文字支撑着我，因为他的世界与我周遭的完全不同。在其他所有的趣味中，他提供了一种非文学的成分，而且更像是历史一般。在十一卷长的讽刺作品里，普鲁斯特描写了贵族盖尔芒特家如何最终理解了那些他们曾经极度鄙视、甚至连面都不想见的人们。交际花奥黛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贵族，粗俗的凡尔杜兰太太成为了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们总能看到反复上演的过程（社会上冗长而又缓慢的节奏），即遭受弃绝和厌恶的人们如何进行提升了地位，转而鄙视起那些将要取代自己的人们。我本可以借由这个典范故事使自己振作起来，因为“白人至上主义”显然坚不可摧。不过，我还没如此聪明。 我每晚都能梦见大海，哀戚的低潮夹带着依恋和渴望的情绪，它们在我的梦里冲刷着。《壅域之中》一书的书名就来源于这个时候。 我开始学习南非荷兰语课程，还有比这更为荒谬的吗？“咳，如果我永远都不离开这里，我最好还是学一些……”我的老师是一名年轻的南非白人，我们会一起坐在咖啡馆和公园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她的丈夫是一位老师，他把自己写作的一本书带给了我，让我对其做些评论。这书写得非常不错，可却需要进行改动。就像南非白人作家所拥有的才能一样，它里面满溢着抒情风格以及对自然和女人的热爱。不过我对他说:“瞧，你实在不能把 href='2774/im'>《永别了，武器》这本书直接照抄一份啊。”要知道，在他那本书的结尾同样也写着雨水落在了哀悼的爱人身上。可对于 href='2774/im'>《永别了，武器》这本书而言，他不仅从没读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它。这并非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一个无辜剽窃者的见习小说。 跟如今一样，那时候在索尔兹伯里之外就有个水塘，石块会滑落进水塘之中，它的四周都围绕着灌木。那里从来都是野餐的好去处，如今的访客们倒是都需要自掏腰包去买热狗和可口可乐。到了周末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团体也许就会来到这儿，它的成员能达到二三十个人：哈利和莫妮卡，多拉和她的两个孩子，弗兰克·威兹德姆和多莉（已是夫妻），简和约翰，哥特弗莱德和我以及我们的孩子，汉斯· 森，爱上哥特弗莱德的姑娘中也总会来那么一两个人，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些成员（我们的或者我母亲的朋友）。除这些人之外，自然还有我的母亲。她在听到这些野餐消息时先是很惊愕，可随后便精心地安排了起来。而我呢，我还一直处在惊愕之中。最初参加野餐的成员有哥特弗莱德和我还有我们的宝宝，汉斯·森，我们的其他朋友，多拉。在听多拉说了野餐的事情后，弗兰克立即说，这是让孩子们见到母亲的一个好方法。与此同时，我母亲一直都在安排着一些机会，好让我可以在可控的情形下“见到”孩子们，而这些都是由她所控制的。这让我几乎不堪忍受，使得我尖刻地——却是默默地——责备着她对这种情形所表现出来的喜爱。如果她心里想着“让我咎由自取”，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不过，亲爱的多拉却从来不会指责我，我经常从她那里了解孩子们的近况。在口袋茶室里，我和她边吃着冰激凌，边聊了约莫一个钟头的时间。在这儿，那些曾跟我共同参加过早茶会的公务员妻子们朝我从容地笑了笑，接着就低声地谈论起了我。多拉的眼睛是漂亮的淡褐色，透着股善良和精明劲儿，粉色的双唇交织着她的怨念和讽刺的喜悦。像她这般漂亮而又有趣的女人很少有人见过，她丈夫也一样。（人们开玩笑说，他一定是非常爱她的。）“亲爱的！他们两个小家伙真是非常非常出色，特别特别聪明啊！当然，可怜的约翰和简应该看看自己的妈妈有了个新的丈夫和新的宝宝。他们什么都不懂，可这有什么要紧？威兹德姆家的男人太过精明，行动疯狂，不过也没有关系。亲爱的，你说我们要不要疯狂一次？再来个冰激凌怎么样？” 对两个孩子来说，没什么景象能比眼前的这个更令他们困惑了：他们的亲生母亲突然就抱上了一个新宝宝，而她的丈夫竟然换了别人，再不是他们的父亲。后来在被问起这些事情时，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自己觉得哥特弗莱德很吓人。我为什么要那么说呢？其一在于当遭受严重斥责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坚持自己意见的。其二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正在被矛盾的激流所拖拽，而这恰是关键所在。我当时觉得——如今我依然困惑于它的正确性——自己最好是跟孩子们断个干净——此类情形的解决方案——只等他们长大到能够理解我的时候。我想象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并非意?味着一个什么公寓或房子，而是可以让我的情感坚实依靠的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并不要紧，跟金钱和声誉也没关系，它事关我的自我认同，借此来证明离开他们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至于那些野餐会，它们于我就是一场噩梦。从此，我对大家庭的欢乐有了质疑。我从孩子们那里听到的最糟糕的话来自约翰，彼时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我理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父亲，可这并不是说我心里就没有怨恨。” 我母亲并不知道我对她默默抱持着尖刻的指责，她对我的冷漠、沮丧和怒气也没有一点概念。可她为什么要知道呢？在她看来，她不过是在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已。无论我身在何方，她时常会因着一股想要跟我交谈的冲动忽然而至，她想象着要用理据把我打倒，令我同意她对我的全部构想。然而，她那可怜的衰老的脸庞在看到我时立刻就会流露出失望，因为她所面对的这个年轻女人再不是当初那个能让她轻易说服的人。“请坐，妈妈。您要来根香烟，还是一杯茶？……不，妈妈，那不行，不，抱歉，我不同意。”母亲已经知道我跟哥特弗莱德正准备离婚。我暗自确信这事儿让她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再嫁个讨喜的英国男人了。她说很高兴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新的打击也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她认定跟我住在一起并且对我的生活加以管理是件好事，因为我向来都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实际上呢，她真正想要与之生活并加以掌控的却是我的弟弟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她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该这么做。 跟所有成年孩子一样，我和哈利都很残酷。我们对母亲说她应该再婚，对于有意娶她的几个值得考虑的男人，我和哈利都觉得很不错，不过母亲却说，“我既然嫁了你们的父亲，又怎么能再找别人呢？”她还说，“一旦真正嫁过了一个人，你是没法再另嫁的。”在如今许多人看来，我母亲对婚姻或者说对她自己婚姻的看法是难以理解的。彼时她六十岁出头，容颜依然美丽、穿着讲究、缺乏幽默感、干练、务实、精力充沛。她就像在生活在英格兰似的做着慈善工作，拜访着体面正派的人物。她梦想着可以受邀去政府大厦，可却从来没能实现。弗兰克和哥特弗莱德都会给她提出些金融方面的建议。“真有趣，”她干冷地嘲笑着这世间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弗兰克和哥特弗莱德都这么善于理财，可你却什么都不懂。”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留意些自己的安全和仪表？怎么就能安心过这种粗俗的生活呢？”弗兰克和我曾住过许多并无气派可言的地方，可他现在却入了世俗的潮流，这令我母亲和我都大惑不解。在初遇弗兰克的时候，我曾听他声称自己鄙视跟“资产阶级”沾边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抵押贷款还是互保基金。 二十来岁的人很难轻易相信，自己的朋友、懒汉或冒险家——这些常常没有目标的、愚笨或革命性的配偶和玩伴某一天竟会变成城市的奠基者并主宰着世界。在与我相识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弗兰克从一个年纪很轻的公务员变成了一位年近四十的正在迅速高升的人。后来他成为高等法院的主事官，之后又升任了司法部长。在担任地方农业部长的时候，弗兰克所推行的政策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他尽其所能地增加了黑人务农高手的数量。等到津巴布韦独立后，这些训练有素、技艺纯熟的男人（也包括女人）总数意味着，就在邻国的黑人农业状态不佳的时候津巴布韦却形势大好。时任非洲农业部长的是格雷厄姆，这位蒙特罗斯勋爵“愚不可及”——约翰·威兹德姆在1992年时向我这样描述他的岳父：他为自己的岳父而骄傲，只不过相处起来不太容易。这位部长否定了弗兰克的进步想法，部门里的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弗兰克被“侧踢”回了司法部长的职位，之藏书网后又明升暗降到了公共事务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里的不少人都反对“将黑人公务员的提拔维持在一定限度内”的这项政策：该“上限”如法律一般不言而喻，并非只是理解的问题。忍无可忍的弗兰克在五十三岁那年辞了职，倘若留下来的话，他也许会在公务员系统里再工作12年。弗兰克跟一位叫作齐皮·普林格伍德的体育俱乐部的老伙计一起加入了一家名为“监护信托”的公司，他们二人以独立的身份为高等法院工作。 到了晚年，沮丧失意的弗兰克对土著政策仍不敢苟同。如果当时弗兰克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那么津巴布韦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样子，比如说，不少黑人都将会受到行政方面的培训。 21 1948年年末，突然间，一切都有了进展。 哥特弗莱德成了一名英国公民，我也一样。我在结婚时曾丧失了英国国籍，后来不得不重新提出申请，对于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感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话语、泪水更深沉——咳，还有什么呢？这样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看见，也不可理解。能拿到英国护照，我相信头脑最简单的爱国者也会表示赞许。之后，规则发生了改变。哥特弗莱德在法律界名声在外，我们的离婚程序因而进行得很快，虽然法院里堆满了战时离婚的案件。至于究竟是谁抛弃了谁，我已经记不得了，不过当时我们俩还住在一起。 最令人愉悦的莫过于：孩子十五岁之前的监护权归我，此后将移交给哥特弗莱德；父母双方都可以与孩子见面，哥特弗莱德每月支付小额的赡养费——出于某种法律原因的考虑，他本人对此很坚持。我和他都认为，既然一起生活在伦敦，而我们又都会赚钱，那么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如今，我仍然很喜欢那次离婚协议中的条款。在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离婚应以良善收场，任何一个离婚案只是法律的程序要求，都是不言而喻的倒霉事。如今当看到女权主义者们在“进步”的名义下所提出的或贪婪或惩罚性的离婚条款时，我会觉得我们那一代要好得多。 与此同时，我们两人身上的钱也就只能负担得起去英格兰的路费。哥特弗莱德把那么一个曾一无所有的律师事务所打理得非常成功，可却连一句好话都没有得到。我靠写作短篇故事赚些微薄的收入，议会打字员的工作也有一些报酬。 《野草在歌唱》的书稿已经由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在看过我所签下的合同后，伦敦柯蒂斯·布朗公司的朱丽叶·奥希非常生气，她说要揭露这个出版商的欺诈行为，并就此给他发了份电报，因为那个出版商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出版商给了我一个理由：“这是一本危险的书，拿这钱是为了补偿风险”。到头来他却没有打算将它出版，这人刚收到朱丽叶的电报就放弃了这份书稿。那时还没有预付款这回事。拿到书稿后，朱丽叶几乎立刻就把它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我将带着孩子先去伦敦，等哥特弗莱德到达后，他会找份好工作，从旁支持我。 要在船上弄到一个铺位仍然很不容易，至少在罗得西亚这里确实如此。 哥特弗莱德有一位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他来过这里许多次。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他建议我们放弃这座小房子，把房租节省起来，还说我可以一直待在他的家里直至我们设法弄到船上的铺位，哥特弗莱德可以留下来跟朋友们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我终于离开了索尔兹伯里，跟它说着再见，再见。我正处于离开的过程之中——接着我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一座大房子里，它坐落于我在1937年曾待过的那片富人郊区，这里也有看门狗、栅栏窗、守夜人、财富。 这时，民族主义者掌了权，一些曾经的共产党人陷入了恐慌，他们不仅开始焚烧书籍，彼此见面时也变得小心翼翼。当时的气氛说明，至多不过两年前的蓬勃自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那么一天，我可能会写一本小书并将其题名为“我所知道的有钱人”，我当时所在的那户人家会成为书中的重要角色。丈夫觉得用几便士买下一磅的土豆太过浪费，因而勃然大怒，他坚持说应该开上几公里远的车去外面的市场，那里的菜价更便宜一点。这让他的妻子觉得很好笑。她是伦敦东区人士，曾在“统一剧院俱乐部”待过。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那家俱乐部因其政治评论和左翼色彩的剧目而闻名。曾有许多著名的男女演员在那里接受指导，但因为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再度流行，俱乐部失去了魅力。人们如今不用“伦敦佬”来称呼某人。那个漂亮可爱、聪明大胆的伦敦小女孩，她在哪里呢？她的身影曾一度出现在书籍和剧本里（比如《卖花女》），这从她口中发出的第一个音就可以辨认出来。就像之前那户人家里的女人一样，这位伦敦东区姑娘简直无聊得要发疯，也因为嫉妒我而变得疯狂。我听到——这是我有意为之——她在给朋友打电话时会重复地喊着：“她在这儿，就在这座房子里。”渐渐地我意识到，她提到的人就是我。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爱上她的丈夫，首先是因为我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忧虑。那么他爱上我了吗？即便是，那也不过是最柔软的情谊。房门砰然作响，电话铃尖锐地响着，丈夫和妻子在互相吼叫。我说我会马上离开，可他们却说：“瞎说什么，你必须留下来！”接着又继续吼。 还没有任何消息说开普敦会有船来。我已经订好了南下的火车铺，就在准备离开这座最不讨喜的城市之前，发生了两件事。 星期六晚上，一个医学生带我去了一家位于黑人郊区的诊所，那里能提供免费治疗。每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原本空荡荡的、设备简陋的大房间，就会挤满械斗的伤者。连续几个小时，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看着酒醉的黑人脚步蹒跚地走进来或者由担架抬进来，每个人身上都有小刀和大切刀砍击的痕迹，还在向外淌着血。这些人所经历的部落斗争，留下了一些狰狞可怖的伤口，甚至还要了几个人的性命。四十多年后，我遇到了一位来自约翰内斯堡的年轻的白人医生，他说自己在好几个周末都为一家诊所工作，从外面走进或被送进那儿的黑人身上带着刀伤，喝得烂醉，不过更多的是因服用毒品而发狂的黑人。“那些血啊，”他说，“都流成了河。”我也向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见到的情景。一切都未发生变化，只不过现在出现了毒品，而那时只有酒精而已。 还有一件事，是一次午宴。我已经忘了当时的东道主是谁，但我知道餐桌旁围坐的都是彼时文学和政治界的左翼“名人”，有诗人尤伊斯·克里金、刊登过我的短篇故事的杂志编辑们、工会会员萨利·萨克斯以及其他几名会员。工会会员们曾在南非短暂（民族主义者结束了这段时光）地组织过贫穷的白人女工、印度工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工人，目的是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不可能！你也许会想。但这些人就是拥有着这样的特性。我们在午餐宴上讨论了什么？我没必要去记住，因为我们的话题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掌权对南非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在上台”。 后来在伦敦，我收到了一名工会会员的来信。“同志！我的生命都用来服务受难的人类了，以帮助世上的劳苦之人过得更好。人类正在向那光耀的地平线前进，而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那里。我从不吝惜自己。我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为了集体，并且……”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六页，直到结尾处我才明白，它是在提议共同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分享一张床。我很惊讶，因为在那次午宴中，我并没有跟这位写信者相邻而坐。不过我后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信，这的确是时代的精神所在。但这种风格只适合某些民族，很难想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会参与这种事情。写信人包括了两名波兰人、三名南斯拉夫人、两名南非白人、一名智利的革命者，可是这些信件几乎很难区别开来。 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发生，我在此为女性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你绝不可以说出粗野露骨的话，比如：“哦，你喜欢我，是吧？好的，那就让我们见一见，看看能发展得如何吧。”不能这样。你应该在页数相当的信纸上流露出同样的高尚情操，最后添上一笔：“我们永远奋斗在一起。” 此项建议还适用于另一种情形：假如在你收到的长达数页（写作者总有很多时间）的一封信件里满是“永恒的宇宙视角召唤着我走向你，我觉得我们必须与彼此碰面，分享彼此的思想……”之类的话，那么。你应该这样答复：“你我二人在较高层次上会永不分离，哪里有亲自会面的必要呢？” 到了开普敦，我找了最便宜的旅店，这在《探寻英国人》中有过描述。这部传记是用喜剧形式创作的，这又有何不可呢？然而，这实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并且一直在向前推移。代理人同意使用停靠在岸边的船只，但随后又开了口——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他是在等着拿好处费。六个星期的等待时间就是我为自己的老实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那家木质结构的旅店占地面积大概有一英亩，里面住得满满当当，不仅有乡里人、荷兰女店主的亲戚们——他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还有英国的战时新娘。有两对爱侣将要前往东非的“大花生”灾难区（该种植方案投入了数百万英镑，却在一夜之间宣告失败，野草和小树占领了田地，而被认为最先进的耕作样品却在田地边缘腐烂，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向当地人请教），其中一位年轻的丈夫次年因疟疾不治身亡，这四个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英国的战时新娘们勇敢而又焦虑，有人为了得到上船的机会，已经等待了多年，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从在战火纷飞的英国分离后就再未相见的丈夫或未婚夫。 在那六个星期里，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景：英国女人们乘船而来，其他人则踏上冗长的火车旅途向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出发。于是，我真正理解自己能够在非洲而非伦敦周围诸郡长大是多么的幸运。在我看来，那些女人无知、无辜且偏狭。我产生了一种保护欲，>..就像她们成了孩子一样。不过首要的问题是，她们的所知所感和一言一行都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阶级。即便是在这个也许在你看来有可能结成亲善关系的地方，官太太和其他阶层的女人也都是分开的，如同吉卜林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中产阶级的女人们和一两名贵族女子，紧紧围坐在游廊的一处，就像防御着什么似的。当谈及下层阶级的孩童们时，她们那高调而又专横的声音便低下去一个分贝。处在别人的观察之下——这并非那些孩子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些女人在好奇，对于自己可以如此傲慢，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没有人能够跟工人阶级和偏下中产阶级的人（真抱歉啊，可这就是英国风格）聊上五分钟，而后面这两个阶级都属于一个……天啊，没错，都属于一个已经被电视谋杀了的文化圈，包括工人学院（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非战主义的学习课堂）、暑期学校、夜校、文学团体。他们会到索尔兹伯里和布拉瓦约参加讲座和学习课堂，但仍会让那些人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心里暗想着“我不要，不要”——我不要沦为阶级游戏的参与者。可是没过几年，我就被困在了其中。后来，我为《约翰伦敦周刊》写了一篇书评，天真地说道，英格兰也像印度似的等级森严，由此招来了中产阶级的人士们寄来雪片般的信件，信中说英格兰并不存在阶级制度。用不了几年，在福特公司大罢工事件发生时，我就会坐在伦敦的一间审判室里，看着愚蠢的法官嘲笑一名罢工领袖的口音和语法，蓄意地羞辱那个男人。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活跃着一些对现任总理——他属于工人阶级、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大众品位所开的恶意玩笑。对，没错，我们并不是拥有势利小人的唯一国家，可难道说还有别的什么国家也能够发明出这种“非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可鄙小游戏，并且还觉得它很有趣？尤其这趣味还能维持好几十年？可怜的英格兰，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显然无能无力。 在那家旅店里所度过的数个星期让我意识到，带着很少的钱和一个小孩在身边会令我受到怎样的限制。尽管我所置身其中的是这个美丽、迷人而又——我刚学会的词汇——“波西米亚式”的开普敦，可我却好不容易才能挤出足够的时间从旅店去运输事务所排队。自从这个孩子降生后，我的丈夫一直都在做着一个好父亲，朋友们争着要照看婴儿，我母亲觉得她自己还有余热没有发挥出来，此外还有一个仆人在帮忙。现在的我却成了独自一人，尽管在这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我想，这一切应该是性格使然。我向来都觉得这样的说法很蠢，“哦，我那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过那时的我从来都没体验过梦想中的冒险生活，无论是探索非洲野外还是戈壁沙漠，我也从未在地中海沿岸自由漫步或在巴黎享受咖啡生活。“我带着一个孩子”，这一事实决定了一切。我打算通过写作来谋生，并且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惜当时的写作收入并不高，等到在伦敦待了十年后我才拿到了普通工人的工资。对此我从未觉得遗憾，因为我所知道的每个人都很穷。如今的年轻作家们甫一开口说的便是进步和安全的话题，可我们那代人的想法却很不一样，这大抵是因为经历了那张战争的缘故吧。我们渴望着写作，坚持自己的看法，保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隐私。然而，现在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样，毕竟众人的个性、历史和生活全都属于公关机器。 对某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来说，我花了很久、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才得以领悟。使我得以拯救的正是我的孩子，尽管其他人都把他视作了我苦难的根源和“负担”。（这也就解释了我为什么会钟情于玛格丽特· 德拉布尔的第一部小说《磨砺》。）要是我独自一人去了伦敦，那么事情就会这样发展：彼时的伦敦索霍区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甚至可以说是诱惑力的地方，我应该很快就会设法到达那里，在我的生活中第三次成为“镇上的新姑娘”。这种亚文化对女性并不太友善：她们被吞吐着，就像是巧克力糖或者杜松子酒和药酒一样。在丹尼尔·法森所著的《五十年代的索霍区》一书中，女性们几乎没有出场。尼娜·哈米特曾是一位漂亮严肃的艺术家，可她后来却变了一个老迈、酒醉、不能节制的乞讨着酒精和施舍物的人，这就说明了一切。六十年代初时，伊丽莎白·斯玛特，一位丹尼尔·法森所描述的“索霍区人”曾来跟我共进午餐。从正午开始直到晚上七点钟，她不停地喝着酒，流着泪，诙谐犀利地谈论着自己和其他女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个女人不会是索霍区“快乐生活”的宣传广告。在进出索霍区的许多常客里，成功的人物无疑只有弗朗西斯·培根一个人而已，不过丹尼尔·法森并没有在书中提到他。这些人里不乏有才之士，但他们大多把自己的才华消耗在了酒精和谈话之中，似乎整个世界都迷失在了闲聊里。（这种情况至今已大为改善。）如今这个与其相当的格劳乔俱乐部是形象完美的波西米亚式圈子，尽管它笼络了许多有才能的人，但发生在过去那些老俱乐部里的对话却更有涵养。曼德拉草、滴水嘴兽雕像、法国俱乐部、殖民区，这些都是喜闻乐见的事物。有一次，作家约翰·索莫菲尔德带我去了所有的这些地方，说我应该了解其他一半人是如何生存的。尽管觉得那里粗俗肮脏，可我却很欣赏其间的氛围，认为它很有吸引力，他们是一群奇怪、古怪、怪异和无法适应坏境的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称王。事实上，这是一种波西米亚式作风，就如同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我们一样。我怎么会不明白，人们到了那些地方就会迷失呢？我确信自己也会跟他们一样。我很容易意识到，我自己会再度酗起酒来，尽管自1942年我的第一段婚姻结束以后这种事几乎就没发生过。接下来我会爱上他们中的某个诗人或画家，不是因为他们魅力无限，而是因为他们无法融入社会，但这些男人并不适合相爱，除非你喜欢承受痛苦。信不信由你，当时的我竟不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于受苦。事实上，索霍区很可能和我牵扯不上任何关系，把我从中拯救出来的正是我的孩>.子——我所肩负的责任，一个重大的责任。这个孩子脾气温和，极其友善，可却是个睡眠很少的小家伙。他在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晚上九点或十点钟才肯睡觉，并且从不在白天休息，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他九岁或十岁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也会在五点醒来。那个年代的母亲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孩子睡醒的那一刻自己也该跟着起床。不过，现在的母亲却有可能会对孩子们置之不理，直到她们自己想起床为止，而这有时竟会用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的权利，”许多母亲都这样想着。 每天长达十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彼得都在这家旅店里过得很愉快，这里满是巨大的包装箱、栽满果树的大花园以及孩子们。而我呢，我在观望着，等待着。我的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等待上面，跟男人相比，女人们等待的时间要更多。于是那个著名的问题又来了——女性的被动，它往往是一种保护机制，而且当你计划着构筑在幻想之上的未来时，它或许也可以视作一个预防机制。我料想在伦敦的日子并不会好过，可我相信哥特弗莱德——小男孩的父亲和我的好友——会出现在我的附近。我没想过要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这却是事实。要是早知道会这样，我至少会感到些忧虑。不过我毫无惧色，我只是坐在游廊上，望着眼前的小孩子们在古老的果树林里玩耍。尽管这些都是战争儿童，可堑壕战的话题却不会使他们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一天又一天，我看着孩子们在渐渐长大，听着那些在游廊两侧搭上帐篷的战争新娘们谈论起各自在非洲的未来，与此同时，我还在暗暗地把这些期望同我所知的她们的未来相比较。我很好奇，哥特弗莱德对伦敦生活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他给未来的老板们写了信，提到了目前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的早期成名的莱辛家族的成员们，那么他现在是否已经得到了那些人的回复呢？ 实际上，哥特弗莱德·莱辛的经历是这样的：在我到了伦敦以后，他没过多久也来了。多萝西·施瓦茨决定来伦敦碰碰运气——在她的公寓里，哥特弗莱德借住了一个房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厄运已经结束，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在伦敦找到一份好工作，可惜他的工作申请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文化关系部工作着。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兼具德国人和共产党人身份的人来说，要在体面的公司里找份工作有多么不易。但可笑之处在于，十年之后，没什么能比雇用一个德国人甚至赤色分子更为时髦，因为那时共产主义思潮又流行了起来。而且，就如同每次热度消退时候一样，人们再次自称为“共产党人”，但他们从来没有领过党票。许多“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我曾跟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共进午餐，他自称共产党人，并赞扬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优点。他问我，“共产党人只能是一名无神论者”的情况是否属实。在听我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表示说，他觉得人们不应该关心自己的物质福利。在时髦的共产党人中，像这样的无知者非常典型。 哥特弗莱德感到失望而又沮丧，他得了黄疸病，无法再继续工作。就在这段时光里，我们之间的相处变得非常融洽。他会时常来看望孩子，在我到达伦敦不久便弄伤了肩膀之后，他因而来得更加频繁。拿到签证后，他去看望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这位“终身学习者”正在共产主义柏林的文化联盟工作。回来时的哥特弗莱德面露喜色，他的乐观主义又复苏了。他说自己打算去那边生活，并且希望我可以跟他同去。他的话吓到了我，要知道我们之前可一次都没说起过要跟对方维持婚姻，或者一起生活。他说，“他们在那边生活富足，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同时，他也嘲笑了他们对安全的过分关注。“真是疯子，”哥特弗莱德说，“他们觉得床底下有密探，还不让我在车里说一句话，怕被司机听了去。”听到他的嘲笑后，他们只说，他在西方待了太久，所以无法理解这种事。 他向东德政府提出了正式申请，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归国。可这份申请石沉大海，他又重新写了一份，结果仍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对此，他表示无法理解。“当然，他们有许多问题，这些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 这个时候，穆依德·约克尔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她在诸多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可我在这里要说的却是她对哥特弗莱德的影响。战争开始前，她已经在维也纳小有名气。身为一名非常年轻的女人、一位姑娘，她创建了一个在当时而言独一无二的广播节目。她能说能唱，既开得了玩笑，也扮得了傻，借此赢得了大批听众。由此看来，收音机这个新鲜事物和她的性格很匹配。毫无疑问，她也是一名共产党人。彼时，她的德国共产党人朋友们正在过着勉强糊口、东躲西藏、四处奔波的日子，或是在苏联境内过着“脱党就是行尸走肉”的生活。这些人后来在东德成立了政府，她也去了那里生活。再后来，斯大林开始清洗在苏联和周边共产主义国家境内的犹太人，这被他们称为“黑暗年代”。同其他数十名犹太人一起，她被驱逐出了东德。那位把她押到边界线的年轻警察流着泪对她说：“要是连你们这样的人都要遭到驱逐，那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或许，在三十年后因柏林墙倒塌而欢呼雀跃的人群里，这位警察就在其中。如此一来，她成了在伦敦的首批共产主义难民之一，彼时的伦敦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他们努力生活着，天晓得这有多艰难。有时候，他们十来个人会挤在一个房间里，或者就借宿在好心人家的沙发上。不再受到主人的欢迎后，他们就会动身离开。为了生活，这些人做着翻译、制衣、理发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找的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像穆伊德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我对她说起哥特弗莱德在等待官方对他的正式申请进行答复，对此她只是大笑着说：“他没弄懂共产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应该借助短期访问签证直接去柏林，通过私人关系来操作这件事。”她还问我说：“他应该有位高权重的亲戚吧？”在听到我的转述后，哥特弗莱德勃然大怒，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因为生活贫穷、没有实际工作、内心害怕而又多变，他变得更狭隘、多疑和偏执。他说：“我没兴趣去听反苏言论。”——这句话甚至被用来回应那些对共产主义发出的最为温和的批评。无论怎样，哥特弗莱德选择继续等待。穆伊德说：“要是他愿意来见我，我会告诉他真实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起初，哥特弗莱德拒绝了。他等待着邮差的一次次到来，时间也在慢慢地流逝。终于，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次晚餐。就粗鲁程度而言，这次会面远远超过弗洛伊德派和苏联贸易团代表们的见面。 穆伊德身材很高大，她有趣活泼、外向生动，是一个怀有蔑视情绪的女人。看上去，她就像是一个吉卜赛人——手头缺钱时，这种做派总是很管用。她是那种最不可能引起哥特弗莱德兴趣的女人。如往常一样，他优雅端正地坐在那里，如同一名外交官似的，没有一根凌乱的头发。穆伊德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在向哥特弗莱德描述着共产主义。而他一口东西都没吃，只是拖长了语调说着共产主义的侮辱性词汇，辱骂着反苏言论、为钱役使的雇佣工、走狗、豺狼，如此等等。穆伊德说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对此哥特弗莱德回应说，他倒是对她这样的人通了六窍。穆伊德大笑着离开了，而哥特弗莱德在离开时则对我说：“你身上沾染了阶级——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着实吓到了我。无论怎样，从其结果来看这次会面算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哥特弗莱德告诉我，他已经申请了签证去看他的妹妹，他到了那儿以后会看看“能够做些什么”。从此，他再没有提起过穆伊德。他说等他在柏林稳定后，彼得可以在假期去看他。我对他说：“要是你动手做了一件难以为继的事情，那可就太不妙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穆伊德曾说：“哥特弗莱德是个疯子，他竟然想着要跟西方保持联络，要知道这只会给他招来死刑，甚至还要更糟，那些拥有西方背景或者跟西方有联络的人向来都会受到怀疑。”我把她的话转告给了哥特弗莱德，他辱骂了她。 在一个阴冷萧索的日子，我带着孩子和多萝西·施瓦茨一起去了车站送别他，那时候他戴着卡拉库尔羔羊皮帽子，面容疏离而又陌生。 哥特弗莱德在文化联盟谋得了一份工作。“好笑”的是由于希特勒夺去了共产党人的性命，存活下来的人因而注定会得到好工作。连同共产党人在内，那些后来知道了柏林存在共产主义等级制的人也许都会惊讶于听到，共产党人们的早期生活开放而又灵活。有一名在伦敦工作的德国商人曾因公务出差到德国，他在那儿受邀会见了一些高层人士，他们表示希望他可以留下来重建德国。商人说自己并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政治也没有兴趣。这些人只说：“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人才。”不过，这却是发生在斯大林最后一次发疯、东德局势变得紧张并成为西方人骨灰盒之前的事情了。 没过多久，哥特弗莱德在来信中发出了邀请，让彼得过去度夏。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可我却找不到理由去怀疑他的动机。此时，我的孩子已经四岁，他在那边跟堂亲们一起度过了两个月的愉快时光，回来的时候已经忘了英语，只会用德语会话。此外，他还学会了在吃饭时把左手放在盘子旁边；在有人跟他讲话时，他会顿一下脚，发出咔嗒声，接着鞠上一躬。 几星期之内，这个德国小男孩就消失不见了，那位英国男孩又回来了。哥特弗莱德让彼得随身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应该让彼得在每个夏季都过去那边。那么接下来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一片安静。彼得这孩子有了一个体贴关怀自己的好爸爸，而且还去拜访了他，知道他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然而现在呢？他这个爸爸却离开了自己。我给德国那边写了信，还让别人帮我捎去了消息，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写到并谈道：“彼得变得闷闷不乐，总在找自己的父亲，他还常常哭着入睡。难道，你连封信都不能写了吗？”结果，依然没有一丝动静。于是我动身去了柏林，试着要联系哥特弗莱德，可他既不接电话，也不回复留言。这时候“柏林墙”尚未建立起来，我已经在东德这边跟一个出版商有了联系。我求这位出版商在舆论上给我施压，于是他照实去做了，不过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清楚。我已经气急败坏，根本顾不得这是否会有什么危险。我千方百计地在一片高大的新公寓楼里找到了哥特弗莱德，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妹妹艾琳。这间公寓崭新而又漂亮，空间不是很大，摆放着整洁干净的家具，都是时下的瑞典风格。从他们的样子看，“二战”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两人好像还在过着未被希特勒打扰前的生活。他们优雅而又世俗，就像那些有钱人和成功人士常常做的那样，流露出了夹杂着讽刺的玩笑腔调，可他们却当然算不得富裕。这两人都强调说，他们在周末时会去建筑工地或类似的地方“探访人民”。我提醒哥特弗莱德：“你之前对孩子许了愿，可却食了言。”听了我的话，他竟然表现得轻快而又傲慢，就好像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一定是吓坏了，不过此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有多么害怕。他给了我一些足够买玩具的钱，我说自己在乎的并不是钱，我只想让他跟自己的儿子保持联系。这件事是我所遭遇的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我能预见到自己对他的这次拜访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于是，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不久，哥特弗莱德担任了相当于“贸易委员会主席”级别的职务，其政治性比这里的更高。从东德回来的人们告诉我，需要经过一个个下属的房间，才能见得着哥特弗莱德本人。在给我捎来的口信里，他轻快地表达了善意。一些“了解实情”的人都说：“哥特弗莱德当然不能跟西方保持联系，因为那代价就是丢掉生命，尤其对那些在战争期间没在苏联生活的难民们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些“了解实情”的人则说：“党从来都关注着人道主义价值，因此应该可以理解哥特弗莱德想要跟儿子保持联系的需求，而至于具体会如何，那还得看……”我并不关心自己是否会再也见不到他——我确实再没见到过他，可他的儿子却在意极了。那时候我已经按掉了开关，关上了心门，我已经“不想知道”——这个词汇精准地描述了我的心理。 这时候，哥特弗莱德已经娶了伊尔丝·达度为妻。在民族主义者尚未掌握权力之前，在那不同寻常而又短暂的气候中，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白人都由类似萨利·萨克斯那样的人组织在了一起——身为印度人的达度就是其中的一名组织者。伊尔丝和达度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她说自己不打算在法西斯南非养大一个拥有一半印度血统的孩子，接着便回了家乡并结识了哥特弗莱德。他们两人结了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有在非洲生活过的体验，也就是说，他们肯定都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去。哥特弗莱德是一个有爱的继父，他对伊尔丝的孩子非常好，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要是以普通方式去看待事情、对共产主义偏执狂症做了低估，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会变得很难解释：哥特弗莱德被“降了职”，而且他还被迫在一所共产党人再教育学校里待上一整年。不过，这对他来说真的需要吗？他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还要忠诚的共产党人呢？他现在被西方思想所玷污，因而需要接受一些透彻的洗脑。后来，哥特弗莱德并没有回到贸易委员会，至少没有直接回去。尽管东德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哥特弗莱德实际上却是以一名贸易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到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他对地方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水土不服和饮食不适，哥特弗莱德生了病并且回到了东德。再后来，他被派到了坦桑尼亚，在东非的土地上成了一位知名人物，影响范围也不只限于当地。哥特弗莱德和他的妻子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在“共产主义德国”，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理解非洲。由此可见，置他们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倒恰恰让他们变成了宝贵的人。在欧洲范围内，人们对南部非洲的认识普遍都很无知。在英国待了几年后，我和其他一些人尝试着说：“在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上，黑人们并非个个都面含微笑，心满意足”。对此，人们只认为我们是在夸大其词，或者说是刚愎自用。五十年代的时候，一些几乎不曾听过南罗得西亚的人普遍认为那里应该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地方——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身在英国。当我向一群英国工党要员提起南罗得西亚时，这些政治家们并不知道它究竟在哪个位置，认为它要么是南非的一部分，要么就属于北罗得西亚。 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时刻可以一瞥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哥特弗莱德和伊尔丝：我的一位朋友，哥特弗莱德的朋友——某位知名的非洲政治家——以非洲人惯有的随性方式在一个深夜去拜访了他们两位。一阵长久的等待和恐慌的声音过后，哥特弗莱德一脸惧色地来到了门前，他的妻子戒备地站在他的身后，利用手势提醒他要当心。我那位还站在门阶上的朋友嘲笑说，他太过小心翼翼了。与此同时，哥特弗莱德一边大声地开着玩笑，一边则用手势暗示说这个地方正在遭受监听。这时候，他的妻子还在对这位访客大声斥责着——为了扩音考虑——说他太粗心大意，太不体谅别人。“可这里是非洲，”我那位朋友表示出了不满，“不是其他的地方啊。” 与此同时，东德正在向多个非洲国家提出建议，让它们依据共产主义模式来设置监狱和情报部门，进行拷问折磨，布控告密者。这些国家中包括了索马里和乌干达。 后来，哥特弗莱德成为了驻坎帕拉的大使，同去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玛格特，伊尔丝已然离世。或许，这第三个夫人才是他真正爱上的第一位妻子。现在，这个女人的照片总能让我想起，想起哥特弗莱德那位来自维也纳的快乐寡妇。玛格特面容柔和、善良，看起来是一个和蔼的女人。她既不是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是政界人士。党组织不想让哥特弗莱德娶她，却要他娶一个其他的“政治正确”的女人，为此他只能跟组织反抗，而这肯定不是件轻松的事。 苏联“路线”在屠夫阿明逃跑之前都对他表示了支持，这意味着东德也只能对其予以支持。阿明逃亡后，坦桑尼亚人重整了秩序。所有的大使馆成员在前些天都已经被护送着沿路去了肯尼亚，留下来的就只有伊拉克大使，以及这位东德大使——哥特弗莱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坦桑尼亚军队进驻前夕，哥特弗莱德给自己的那位伊拉克大使朋友打了电话：“要不我们明天也一起去肯尼亚吧？”那边回答说：“你是疯了，精神不正常了？我们已经接到指示要我们待在房子里，把门拴好，把头低下来。”第二天早晨，哥特弗莱德让他的妻子和两位职员上了车，他驾着这辆车路过了一个广场，那里恰有一群醉了酒的、喜欢乱开枪的坦桑尼亚士兵。这些人正朝着所有 79fb." >移动中的物体射击，他们把喷火器用在了那辆车上。这个消息来自《卫报》的托尼·埃博凡，他当时正在坎帕拉，那些询问情况的东非朋友们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东德共产党人在柏林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在上面写上了四个名字，而“坟墓”里面应该是空无一物的。 无论如何，哥特弗莱德都不能算是个笨人，可情节的发展却解释说，他的这种行为要比詹姆斯·邦德蠢得多。一些了解东德情况的人们说，这显然跟克格勃有着什么关系。要知道，那个时候苏联集团内的许多外交人员都遭到了神秘谋杀。很多人都谣传说：“哥特弗莱德是克格勃成员。”——好多年时间里，我都没能“吸收”这件事情，我总说我认为它不可能是真的。实际上，我是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可后来这个传言却被证实了。那么，这个实情是谁告诉我的呢？是我的儿子约翰·威兹德姆，他有一些好友是南罗得西亚的秘密警察——这些人仍然在为黑人政府工作着，这或许是我们那个年代大众癫狂的又一个小症状罢了。约翰想要查实关于自己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哥特弗莱德的一些消息，借由跟津巴布韦秘密警察的关系，他又联系上了一位南非的秘密警察。这个男人告诉他说：“哥特弗莱德是一名克格勃成员，他对东非以及许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小影响。”那么，这个人的所言到底是真是假呢？在这样一个肮脏、混乱和阴郁的圈子里，有谁能知道呢。熟知哥特弗莱德的东德伙伴们都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哥特弗莱德是个好人，他不是那种会被克格勃雇用的人。他们动情地说，人们常常这样提起他：“哥特弗莱德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善良而又慷慨的人，一个能够把困境中的人们温柔相待的人。” 当然，哥特弗莱德的共产党人身份其实持续了很久，久到数年的时间。对于他以及一些特定类型的人来说，这个党组织就是一个绝对化的存在，就是上帝。心理学家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旦获取了某种信念就不可能会发生改变，他们不会，永远不会。这些人的思想一旦凝固，那么便是永远。” 可是，等等……如果这个男人认为党组织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便出了错误，也只会视其为暂时性的小疏忽），如果他向来都像遵从自己的良心那般遵从于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反抗，非要去娶一个被党组织视为不合适的、有威胁性的女人。据此判断，一个着实可怕的可能性便浮出了水面：或许，哥特弗莱德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他凝固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出现裂痕？而且他所执行的命令都不过是他自己所厌恶的？这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并非全无可察…… 哥特弗莱德在1979年遭遇了谋杀。1949年时，他在构想着自己会被接纳为英国人，我在开普敦的这个游廊上，期待着能够很快跟哥特弗莱德在英国相见。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那里，观望聆听着周遭的一切，心里在做着打算……对于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六个星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注视着前方，再没有回头看过一眼。我在期待着我的未来，我真正生活的开始。我的身后关上了一扇门，而我在一生中所关上的门又岂止这一扇呢。我记得的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在七岁之前便被送去了寄宿学校。我对那些关上的门一清二楚，我的感知并不来源于它的砰然作响，而是我的内心感受。如果某个人被遗忘在了后面，那扇门便会自行关闭。啊，我心想，门是自动关上的，对吗？从那以后我再未做任何期盼，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原来别无二致，并且多少希望如此。不过，能够信心满满而又积极乐观地靠近另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够交到一个相伴一生的真正朋友，这样的人会有多大年龄呢？这不过是个幼稚的年轻人，不知道怀抱过多的期望只是愚笨之事。“哈，门已经关上了？真有意思……”这样的想法是无法控制的，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撼动。 在本书中，我从始至终所展现出来的自己不过就是一个产物：我属于那些由肯特郡、埃塞克斯郡、萨福克郡、诺福克郡、德文郡、萨默塞特郡所孕育出来的麦克维格、弗劳尔、巴特利、弥勒斯、斯尼温、康沃尔，令人满意的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混合体。我被镶嵌在了一个地方，成为了家谱中的一个条目。不过，我当时的亲身感受却是另外一回事——“终于结束了，”我心想，“终于就此完结了。”这指的是我与家庭的联系。“我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这样觉着。我不想知道，也并没有打算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我要逃离它。 门关上了，仅此而已。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