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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北大》
寸草心
小引
我已至望九之年,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亲属先我而去的,人数颇多。俗话说:“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记忆里。”先走的亲属当然就活在我的记忆里。越是年老,想到他们的次数越多。想得最厉害的偏偏是几位妇女。因为我是一个激烈的女权卫护者吗?不是的。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说不清。反正事实就是这样,我只能说是因缘和合了。
我在下面依次讲四位妇女。前三位属于“寸草心”的范畴,最后一位算是借了光。
大奶奶
我的上一辈,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老大、老二,我叫他们“大大爷”、“二大爷”,是同父同母所生。父亲是个举人,做过一任教谕,官阶未必入流,却是我们庄最高的功名,最大的官,因此家中颇为富有。兄弟俩分家,每人还各得地五六十亩。后来被划为富农。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我从未见过,他们父母生身情况不清楚,因家贫遭灾,闯了关东,黄鹤一去不复归矣。老七、老九、老十一,是同父同母所生,老七是我父亲。从小父母双亡,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母。贫无立锥之地,十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九叔也万般无奈被迫背井离乡,流落济南,好歹算是在那里立定了脚跟。我六岁离家,投奔的就是九叔。
所谓“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妻子。大大爷生过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大奶奶有过一个孙子。可惜在娶妻生子后就夭亡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因此,在我上一辈十一人中,男孩子只有我这一个独根独苗。在旧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环境中,我成了家中的宝贝,自是意中事。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在我六岁离家之前,我就成了大奶奶的心头肉,一天不见也不行。
我们家住在村外,大奶奶住在村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滚下土炕,一溜烟就跑到村内,一头扑到大奶奶怀里。只见她把手缩进非常宽大的袖筒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半块或一整个白面馒头,递给我。当时吃白面馒头叫做吃“白的”,全村能每天吃“白的”的人,屈指可数,大奶奶是其中一个,季家全家是唯一的一个。对我这个连“黄的”(指小米面和玉米面)都吃不到,只能凑合着吃“红的”(红高粱面)的小孩子,“白的”简直就像是龙肝凤髓,是我一天望眼欲穿地最希望享受到的。
按年龄推算起来,从能跑路到离开家,大约是从三岁到六岁,是我每天必见大奶奶的时期,也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一段生活。我的记忆中往往闪出一株大柳树的影子。大奶奶弥勒佛似的端坐在一把奇大的椅子上。她身躯胖大,据说食量很大。有一次藏书网,家人给她炖了一锅肉。她问家里的人:“肉炖好了没有?给我盛一碗拿两个馒头来,我尝尝!”食量可见一斑。可惜我现在怎么样也挖不出吃肉的回忆。我不会没吃过的。大概我的最高愿望也不过是吃点“白的”,超过这个标准,对我就如云天渺茫,连回忆都没有了。
可是我终于离开了大奶奶,以古稀或耄耋的高龄,失掉我这块心头肉,大奶奶内心的悲伤,完全可以想象。“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我只有六岁,稍有点不安,转眼就忘了。等我第一次从济南回家的时候,是送大奶奶入土的。从此我就永远失掉了大奶奶。
大奶奶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母亲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绝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号啕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柳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婶母
这里指的是我九叔续弦的夫人。第一位夫人,虽然是把我抚养大的,我应当感谢她,但是,留给我的却不都是愉快的回忆。我写不出什么文章。
这一位续弦的婶母,是在1935年夏天我离开济南以后才同叔父结婚的,我并没见过她。到了德国写家信,虽然“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婶母”这个称呼,却对我来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说十二年以后,我从北平乘飞机回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婶母(后来我们家里称她为“老祖”)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我初回到家,她是斜着眼睛看我的。这也难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凭空冒出来了一个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好不好对付?”她似乎有这样多问号。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我却对她非常尊敬。她不是个一般的人。在我离家十二年,我在欧洲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和抗日战争。我是亲老、家贫、子幼,可是鞭长莫及。有五六年,音讯不通。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有时候,经济没有来源,全靠她一个人支撑。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她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她的苦心至今还催我下泪。在这万分九九藏书艰苦的情况下,她没让孙女和孙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总之,一句话,如果没有老祖,我们的家早就完了。我回到家里来也恐怕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
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一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自从我六岁到济南以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老祖到我们家以后,我们能这样和睦,主要归功于她和德华二人,我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以八十多的高龄,老祖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全都靠她。我们只请了做小时工的保姆。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布包,出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老祖是非常满意的,告诉自己的娘家人说:“这一家子都是很孝顺的。”可见她晚年心情之一斑。.99lib.
我个人也是非常满意的,我安享了二三十年的清福。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
老祖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1995年6月24日
我的妻子
我在上面说过:德华不应该属于“寸草心”的范畴。她借了光,人世间借光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
德华天资不是太高,只念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字。当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曾偷偷地看过许多旧小说,什么《西游记》、《封神演义》、《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等等都看过。当时这些书对我来说是“禁书”,叔叔称之为“闲书”。看“闲书”是大罪状,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不但我,连叔父的女儿秋妹都偷偷地看过不少。她把小说中常见的词儿“飞檐走壁”念成“飞胆(膽)走壁”,一时传为笑柄。可是,德华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更谈不上了。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到了晚年,连早年能认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还给了老师,剩下的不太多了。因此,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1962年,老祖同德华从济南搬到北京来,我过单身汉生活数十年,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也是德华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我们家里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往往由她们二人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的。
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
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1995年7月
忆念荷姐
如果统领宇宙的造物主愿意展示他那宏大无比的法力的话,愿他让我那在济南的荷姐仍然活着,她只比我大两岁。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常想到荷姐。一转眼,她的面影就在我眼前晃动,莞尔而笑。在仪态上,她虽然比不了自己的胞姐小姐姐的花容月貌,但是光艳动人,她还是当之无愧的。
话头一开,就要回到七八十年前去。当时我们家同荷姐家同住一个大院,她住后院,我们住前院。我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语不惊人,貌不逮众,寄人篱下,宛如一只小癞蛤蟆,没有几个人愿意同我交谈的。只有两个人算是例外。一个是小姐姐,一个就是荷姐。99lib?这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到了1929年,我十八岁了。叔父母为了传宗接代,忙活着给我找个媳妇。谈到媳妇,我有我的选择。我的第一选择对象就是荷姐。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漂亮、聪明、伶俐、温柔。但是,西湖月老祠对联的原一联是: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我同荷姐的事情大概是前生没有注定,终于错过了姻缘。
1935年,我以交换研究生的名义赴德国留学。时间原定只有两年。但是,1937年,99lib?日寇发动了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我无法回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有国难归,一住就是十年。幸蒙哈隆教授(Gustav Haloun)垂青,任命我为汉学讲师,避免成为饿殍。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借这个机会,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于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一个是斯拉夫语言学,一个是英国语言学。博士拿到手,我仍然毫不懈怠,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结果写成了几篇论文,颇有一些新见解、新发现。论文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其中一篇讲语尾变为u或o的问题。是一篇颇有意义的文章。Sieg教授一看,大为欣赏,立即送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一个外国青年学者在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1945年秋天,我离开了德国到瑞士去。在那里参加了庆祝国庆的盛会。对中国(那时是国民党)外交官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1946年,我离开瑞士,乘运载法国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又乘轮出发,经香港到了上海。出国十年,现在一旦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心中激动万分,很想跪下亲吻土地。但是,一想到国内官僚正在乘日寇高官撤走,国内大汉奸纷纷被镇压之际大耍五子登科的把戏,我立即气馁,心虚,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这一年的夏天,我一半住在上海,一半住在南京。在上海,晚上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晚上就睡在长之在国内编译馆的办公桌上。实际上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心情极不稳定,切盼自己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一间小房。
这年秋天,我从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下船登车,直抵北京。当时烽火遍地。这一段铁路由美国兵把守,能得畅通。我离故都已经十年。这一次老友重逢,丝毫没有欢心鼓舞的感觉。正相反,节令正值深秋,秋水吹昆明(湖),落叶满长安(街),一片荒寒肃杀之气。古文“悲哉,秋之为气也”,恰能表达我的心情于万一。
我被安排到五四时期名建筑红楼上去住。红楼早已过了自己辉煌的童年、青年和壮年,现在已经是一位耄耋老翁了。它当然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活的东西。静心观万物,冷眼看世界,积累了大量的智慧和见识,我住在里面,仿佛都能享受一份。甚可乐也。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此时,四层大楼一百多间房子,只住着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个人。走廊上路灯昏黄,电灯只开了几盏。楼下地下室在日寇占领期间是日本宪兵队刑讯中国革命者的地方,也是他们杀人的地方。据说,到现在还能听到鬼叫。我居德国十年,心中鬼神的概念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是这样,我现在住在这一座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感到鬼影憧憧,鬼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竖。
第二天,我去见汤用彤先生。由陈寅恪先生推荐,汤用彤先生接受,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这次去见汤先生,由代校长傅斯年陪伴。校长胡适正在美国。在路上,傅斯年先生一个劲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到北大都必须先当两年的副教授,然后才能转为正教授。这是多年的规定,不允许有例外。我洗耳恭听,一言不发。见到汤先生以后,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聘我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先做一个礼拜的副教授,表示并不是无端跳过了这一个必经的阶段。我当然感激之至。这是我在六十年前进入北大时的一段佳话。
这一年和下一年——1947年,我都在北大教书。一直到1948年,我才得到一个机会,搭乘飞机,飞回济南。我已经离家十三年了。这一次回来,也可以说是一享家人父子之乐吧。
荷姐当然见到了。她漂亮如故,调皮有加。一见我,先是高声呼叫“季大博士”。这我并不奇怪,我?99lib.们从小互相开玩笑惯了。但是,她接着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博士”,说个不停。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悚然听之,我猛然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点凄凉,一点寂寞,一点幽怨,还有一点悔不当初。一谈到悔不当初,我就必须说,这是我们自己酿成的一杯苦酒,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品尝。在这里,主要当事人是荷姐本人,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从此以后,就同荷姐失去了联系,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其间,我曾由李玉洁陪伴回济南一次,目的是参加山大校庆。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探寻荷姐的行踪。到了今天,又已经过去了几年。看来,要想见到荷姐,只有梦中团圆了。
2006年4月8日
忆念宁朝秀大叔
我六岁以前,住在山东省清平县(后归临清)官庄。我们的家是在村外,离开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我家的东门外是一片枣树林,林子的东尽头就是宁大叔的家,我们可以说是隔林而居。
宁家是贫农,大概有两三亩地。全家就以此为生。人口只有三人:宁大叔、宁大婶和宁大姑。至于宁大姑究竟多大,要一个六岁前的孩子说出来,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宁家三口我全喜欢,特别喜欢宁大姑,因为我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当时的伙伴,村里有杨狗和哑叭小。只要我到村里去,就一定找他俩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无非是在泥土地里滚上一身黄泥,然后跳入水沟中去练习狗爬游泳。如此几次反复,终于尽欢而散。
实际上,我最高兴同宁大姑在一起。大概从我三四岁起,宁大姑就带我到离开官庄很远的地方去拾麦穗。地主和富农土地多,自己从来不下地干活,而是雇扛活的替他们耕种,他们坐享其成。麦收的时候,宁大姑就带我去拾麦穗。割过的麦田里间或有遗留下来的小麦穗。所谓“拾麦子”,就是指捡这样的麦穗。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提一个小篮子,跟在宁大姑身后捡拾麦穗。每年夏季一个多月,也能拾到十斤八斤麦穗。母亲用手把麦粒搓出来,可能有斤把。数量虽小,可是我们家里绝对没有的。母亲把这斤把白面贴成白面糊饼(词典上无此词),我们当时只能勉强吃红高粱饼子,一吃白面,大快朵颐,是一年难得的一件大事。有一年,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月饼。这当然比白面糊饼更好吃了。
夏天晚上,屋子里太热,母亲和宁大婶、宁大姑,还有一些住在不远的地方的大婶们和大姑们,凑到一起,坐在或躺在铺在地上的苇子席上,谈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手里摇着大蒲扇驱逐蚊虫。宁大姑和我对谈论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躺在席子上,眼望着天。乡下的天好像是离地近,天上的星星也好像是离人近,它们在不太辽远的天空里向人们眨巴眼睛。有时候有流星飞过,我们称之为“贼星”,原因不明。
西面离开我们不太远,有一棵大白杨树,大概已有几百年的寿命了。浓荫匝地,枝头凌云,是官庄有名的古树之一。我母亲现在就长眠在这棵大树下。愿她那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幸福,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她的儿子没有给她丢人。
我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但是,对母亲这个人还从来没有介绍过。现在我想借忆念宁朝秀大叔的机会来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母亲姓赵,五里长屯人,离官庄大概有五里路。根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观察,赵老娘家大概很穷。我从来不记得她给我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家的西邻是一家专门杀牛卖酱牛肉的屠户。我只记得,一个冬天,从赵老娘家提回来了一罐子结成了冻儿的牛肉汤。我生平还没有吃过肉,一旦吃到这样的牛.99lib.肉汤,简直可以比得上龙肝凤髓了。母亲只是尝了一小口,其余全归我包圆儿了。我自己全不体会母亲爱子之情,一味地猛吃猛喝。母亲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捞到,临走时还是一个季赵氏。可怜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怜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最远的长途旅行是从官庄到五里长屯,共五华里,再远的地方没有到过。至于母亲是什么模样,很惭愧,即使我是画家,我也拿不出一幅素描来。1932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痛不欲生,曾写过一副类似挽联的东西:“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可见当时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让我全部讲清楚,不亦难乎?但是,有一点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多年以前,在清平官庄夏季之夜里,母亲抱着我,一个胖墩墩的男孩,从场院里抱回家里放在炕头上睡觉。此时母亲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充实,多么自傲,又是多么丰盈。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有几年,她这一个宝贝儿子就被“劫持”到了济南。这是母亲完全没有料到的,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此后,由于家里出了丧事,我回家奔丧,曾同母亲小住数日。最后竟至八年没有见面。我回家奔母亲之丧时,棺材盖已经钉死,终于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抱恨终天矣。我只知道儿子想念母亲的痴情,何曾想到母亲倚闾望子之痴情。我把宝押在大学毕业上。只要我一旦毕业,立即迎养母亲进城。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正应到我身上。我在外面是有工作的,不能够用全部时间来怀念母亲,而母亲是没有活可干的。她几乎是用全部时间来怀念儿子。看到房门前的大杏树,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常爬上去的。看到房后大苇坑里的水,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洗澡的地方。回顾四面八方,无处不见儿子的影子。然而这个儿子却如海上蓬莱三山之外的仙山,不可望不可即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曾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自谓一个做儿子的所应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了。现在才知道,我对母亲思子之情并不了解。现在才稍稍开了点窍。
上面我借写宁朝秀大叔的机会,介绍了一下我的母亲。
现在仍然回头来写宁大叔。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宁大叔家是贫农,只有两三亩地。宁大婶和宁大姑都是妇道人家,参.99lib. 加不了种地的活。所有种地的活都靠宁大叔一个人。耕地要牛,人之常识。但是,有牛又谈何容易。官庄前街有牛的人家屈指可数。首先是大地主张家楼张家,住在一条胡同里,家里有五条牛。主人从来不走出家门。其次一家就是我的二大爷,是举人的第二个儿子,属于富农,有两头牛和一个扛活的。至于杨家和马家是否有牛,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宁大叔家里只有他,没有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人变成牛,才能种庄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于宁大叔是怎么操作的,我没有看到过,不敢乱说。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家长期保留着三分地。早先是怎么耕种,我不清楚。自我父亲去世到我母亲去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耕种都由宁大叔一人承担,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这八年内,母亲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靠的就是这三分地。如果我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每年给母亲寄三四十元钱,这能力我还是有的。可怜我的脑筋是一个死木头疙瘩,把希望统统放在大学毕业上,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在农民中,我们家算是什么成分呢?我一直不清楚。土改时,宁大叔当时是贫协主席,还给我们家分了地,对我母亲和我而言,我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对是家长的我父亲而言,却是不公正的。
我现在就来谈一谈我的父亲。我不奉行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反正你不说,人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了历史,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官庄的上一辈,大排行十一人。只有一、二、七、九、十一留在关内,其余六人全因穷下了关东。我的父亲排行七,济南的叔父行九,与行十一的一叔是同母所生。一叔生下后,父母双亡,他被送了人,改姓刁。父亲和叔父,无父无母,留在官庄,饿得只能以捡掉在地上的干枣果腹。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便商量到济南去闯荡。二人大概很受了不少的苦,当过巡警,扛过大件。最终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兄弟二人便商议,父亲回家,好好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寄回家去。有朝一日,二人衣锦荣归,消泯胸中那一团郁闷之气。完全出人意料,这样的机会不久就得到了。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头奖,十分之一共三千元。在当时,三千元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听说九九藏书,雇人用车往官庄推制钱。可见钱之多。现在兄弟俩真是衣锦还乡了,好不神气!父亲要盖大宅子。碰巧当时附近砖瓦窑都没有开窑。父亲便昭告天下:有谁拆了自己的房子,出卖砖瓦,他将用十倍的价钱来收购。结果宅子盖成了:五间北房,东西房各三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一时颇引起了轰动,弟兄俩算是露了脸。但是,时隔没有多久,父亲把能挥霍的都挥霍光了,最后只能打房子的主意。整个地卖,没有人买得起;分开来卖,没有人买。于是自留西房三间,其余北房五间,东房三间统统拆掉,卖砖卖瓦,没有人买,只好把价钱降到最低,等于破砖烂瓦。
我讲到父亲的挥霍,其实他既不酗酒,嗜赌,也不嫖、吃,自己没有什么嗜好。?99lib?据我观察,他的唯一嗜好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他能在庙会上大言宣布:“今天到会的,我都请客!”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一百多元。那时候一百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八十元,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他自己吃的,而是他那些酒友。
父亲认字,能读书,年幼的时候,他那中了举的大伯大概教他和九叔念书认字。他在农村算是什么成分,我说不清。他反正从来也没有务过农,没有干过庄稼活。我到了济南以后,有很多年,他在农村把钱挥霍光了,就进城找叔父要钱。直到有一年,他又进城来要钱。他坐在北屋里,婶母在西屋里使用了中国旧式妇女传统的办法,扬声大喊,指桑骂槐,把父亲数落了一阵。父亲没有办法,只有走人,婶母还当面挽留。从此父亲就几乎不到济南来了。他在农村怎样过日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寄人篱下,想什么都没有用了。
父亲卧病的时候,叔父还让我陪他回官庄一趟。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难兄难弟,只能相对而泣而已。我叔父对他这一位败家能手的哥哥,尽悌道可谓尽到了百分之百。这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认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这一篇文章本来是写宁朝秀大叔的,结果是鹊巢鸠占,大部分篇幅都让老季家占了。我在这里介绍了我的母亲,介绍了我的父亲,介绍了父亲和叔父的关系,把一个宁大叔不知挤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奔父丧回家的时候,天天见到宁大叔,还有宁大婶和宁大姑。离开官庄以后,直到母亲逝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我不但没能看到宁家一家人,联想到他们的时间也几乎没有。我奔母丧回到官庄,当然天天同宁家一家见面。宁大姑特别怀念当年挎一个小篮子随着她去拾麦穗的情景,想不到我一转眼竟变成了大人。当时我们家已经没有了主妇,事情大概都由宁大婶操办。
我离开官庄后,在欧洲呆了十年多。回国后不久,就迎来了解放。家乡的情况极不清楚。一直到今天,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想到宁大叔一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宁大叔一家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2003年7月7日于301医院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有谁没有手呢?每个人都有两只手。手,已经平凡到让人不再常常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然而,一天黄昏,当我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家的时候,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却强烈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一张晚报。在有意无意之间,我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我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得就顺着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的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99lib.从里面披散下来。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好的印象。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般吸住了我的眼光。
老妇人正在同一位青年学生谈话,她谈到她是从乡下来看她在北京读书的儿子的,谈到乡下年成的好坏,谈到来到这里人生地疏,感谢青年对她的帮助。听着她的话,我不由得深深地陷入回忆中,几十年的往事蓦地涌上心头。
在故乡的初秋,秋庄稼早已经熟透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长满了谷子、高粱、老玉米、黄豆、绿豆等等,郁郁苍苍,一片绿色,里面点缀着一片片的金黄和星星点点的浅红和深红。虽然暑热还没有退尽,秋的气息已经弥漫大地了。
我当时只有五六岁,高粱比我的身子高一倍还多。我走进高粱地,就像是走进大森林,只能从密叶的间隙看到上面的蓝天。我天天早晨在朝露未退的时候到这里来擗高粱叶。叶子上的露水像一颗颗的珍珠,闪出淡白的光。把眼睛凑上去仔细看,竟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缩得像一粒芝麻那样小的面影,心里感到十分新鲜有趣。老玉米也比我高得多,必须踮起脚才能摘到棒子。谷子同我差不多高,现在都成熟了,风一吹,就涌起一片金浪。只有黄豆和绿豆比我矮,我走在里面,觉得很爽朗,一点也不闷气,颇有趾高气扬之概。
因此,我就最喜欢帮助大人在豆子地里干活。我当时除了跟大奶奶去玩以外,总是整天缠住母亲,她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以前,她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煮午饭。我也跟了来。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欢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太阳晒到身上,虽然还有点热,但带给人暖烘烘的舒服的感觉,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了。
在这时候,我的兴致是十分高的。我跟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她看一看;掐到一朵野花,也要拿给她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我觉得奇怪,一定问母亲为什么;有的豆荚生得短而粗,也要追问原因。总之,这一片豆子地就是我的乐园,我说话像百灵鸟,跑起来像羚羊,腿和嘴一刻也不停。干起活来,更是全神贯注,总想用最高的速度摘下最多的绿豆荚来。但是,一检查成绩,却未免令人气短:母亲的筐子里已经满了,而自己的呢,连一半还不到哩。在失望之余,就细心加以观察和研究。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
这一双手看起来很粗,由于多年劳动,上面长满了老茧,可是摘起豆荚来,却显得十分灵巧迅速。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在我小小的心灵里不禁有点困惑。我注视着它,久久不愿意把眼光移开。
我当时岁数还小,经历的事情不多。我还没能把许多同我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事情都同这一双手联系起来,譬如说做饭、洗衣服、打水、种菜、养猪、喂鸡,如此等等。我当然更没能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样的诗句。但是,从那以后,这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却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大了几岁,我离开母亲,到了城里跟叔父去念书,代替母亲照顾我的生活的是王妈,她也是一位老人。
她原来也是乡下人,干了半辈子庄稼活。后来丈夫死了,儿子又逃荒到关外去,二十年来,音讯全无。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在乡里活不下去,只好到城里来谋生。我叔父就把她请到我们家里来帮忙。做饭、洗衣服、扫地、擦桌子,家里那一些琐琐碎碎的活全给她一个人包下来了。
王妈除了从早到晚干那一些刻板工作以外,每年还有一些带季节性的工作。每到夏末秋初,正当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她就搓麻线,准备纳鞋底,给我们做鞋。干这活都是在晚上。这时候,大家都吃过了晚饭,坐在院子里乘凉,在星光下,黑暗中,随意说着闲话。我仰面躺在席子上,透过海棠树的杂乱枝叶的空隙,看到夜空里眨着眼的星星。大而圆的蜘蛛网的影子隐隐约约地印在灰暗的天幕上。不时有一颗流星在天空中飞过,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只是那么一闪,就消逝到黑暗里去。一切都是这样静。在寂静中,夜来香正散发着浓烈的香气。
这正是王妈搓麻线的时候。干这个活本来是听不到多少声音的。然而现在那揉搓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我转过身来,侧着身子躺在那里,借着从窗子里流出来的微弱的灯光,看着她搓。最令我吃惊的是她那一双手,上面也长满了老茧。这一双手看上去拙笨得很,十个指头又短又粗,像是一些老干树枝子。但是,在这时候,它却显得异常灵巧美丽。那些杂乱无章的麻在它的摆布下,服服帖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一点也不敢违抗。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这一双手左旋右转,只见它搓呀搓呀,一刻也不停,仿佛想把夜来香的香气也都搓进麻线里似的。
这样一双手我是熟悉的,它同母亲的那一双手是多么相像呀。我总想多看上几眼。看着看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沉沉睡去了。到了深夜,王妈就把我抱到屋里去,同她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醒来,还听到她手里拿着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在朦朦胧胧中,扇子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去年秋天,我随着学校里的一些同志到附近乡村里一个人民公社去参加劳动。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我五六岁时在家乡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就特别舒畅了。——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99lib?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我一看到这一双手,一想到母亲和王妈的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连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细,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了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这时候,老妇人同青年学生似乎发生了什么争执。我抬头一看:老妇人正从包袱里掏出来了两个煮鸡蛋,硬往青年学生手里塞,青年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两个人你推我让,正在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公共汽车到了站,蓦地停住了。青年学生就扶了老妇人走下车去。我透过玻璃窗,看到青年学生用手扶着老妇人的一只胳臂,慢慢地向前走去。我久久注视着他俩逐渐消失的背影。我虽然仍坐在公共汽车上,但是我的心却仿佛离我而去。
1961年9月25日
我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藏书网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革”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了;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干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在故乡只呆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竟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话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占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是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
我循规蹈矩了没有呢?大概是没有。我们有一个珠算教员,眼睛长得凸了出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Shdoqianr(济南话,意思是知了)。他对待学生特别蛮横。打算盘,错一个数,打一板子。打算盘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数,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谁一嘀咕:我们架(小学生的行话,意思是赶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们这一群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课时,我们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们自己认为这个锦囊妙计实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这位教员将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然而我们班上出了叛徒,虽然只有几个人,他们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这一来,大大长了老师的气焰,他知道自己还有群众,于是威风大振,把我们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阵,我们每个人的手都肿得像发面馒头。然而没有一个人掉泪。我以后每次想到这一件事,觉得很可以写进我的优胜纪略中去。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如果当时就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创造了这两句口号,那该有多么好呀!
谈到学习,我记得在三年之内,我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我们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岁,好像已经很成熟了,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头,不见笑容,也不同我们打闹。我从来就是少无大志,一点儿也不想争那个状元。但是我对我这一位老学长并无敬意,还有点瞧不起的意思,觉得他是非我族类。
我虽然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价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天黑.99lib?,才摸回家去。我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我,把右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几百次,一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能够戳断树木。我颇想有一个铁砂掌,信以为真,猛练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遂停止不练。
学习英文,也是从这个小学开始的。当时对我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于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竟然唾手可得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学习的机会是怎么来的。大概是有一位教员会一点儿英文,他答应晚上教一点儿,可能还要收点儿学费。总之,一个业余英文学习班很快就组成了,参加的大概有十几个孩子,究竟学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楚,时候好像不太长,学的东西也不太多,二十六个字母以后,学了一些单词。我当时有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儿也不动嘛?当时老师答不上来;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的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惹下的祸根吧。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花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儿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
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我十三岁那一年,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我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学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总觉得自己这一块料分量不够,还是考与烂育英齐名的破正谊吧。我上面说到我幼无大志,这又是一个证明。正谊虽破,风景却美。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人间乐园。然而到了这里,我算是已经越过了童年,不管正谊的学习生活多么美妙,我也只好搁笔,且听下回分解了。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什么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接受外面信息,仅凭五官。什么电视机、收录机,连影都没有。我小时连电影也没有看过,其余概可想见了。
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呀!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真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是他们偏偏不知道旧社会。就拿我来说,如果不认真回忆,我对旧社会的情景也逐渐淡漠,有时竟淡如云烟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来,不管还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样挂一漏万,也不管我的笔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写出来的那一些,我们今天的儿童读了,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儿启发、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吗?
1986年6月6日藏书网
寻梦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但当我想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体的时候,连碎片99lib?
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
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我只记得,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四周灰蒙蒙的,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像笑,又像哭。但终于向我走来了。
我是在什么地方呢?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门,走了进来。橘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于是我又想了开去,想到哥廷根的全城: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的古旧的城墙,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教堂顶上的高得有点古怪的尖塔,尖塔上面的晴空。
然而,我的眼前一闪,立刻闪出一片芦苇,芦苇的稀薄处还隐隐约约地射出了水的清光。这是故乡里屋后面的大苇坑。于是.99lib?我立刻觉到,不但我自己是在这苇坑的边上,连母亲的面影也是在这苇坑的边上向我走来了。我又想到,当我童年还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每个夏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沿了这苇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我伸下手去一摸,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这时再抬头看,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两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永远地,永远地。现在 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她生前八年没见面的儿子了。
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枝白色灯笼似的小花,而且就在母亲的手里。我真想不出故乡里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我终于又想了回来,想到哥廷根,想到现在住的屋子,屋子正中的桌子上两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那么,母亲毕竟是到哥廷根来过了,梦里的我也毕竟在哥廷根见过母亲了。
想来想去,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故乡的大苇坑。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在这一些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母亲了。我努力压住思绪,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我起来拉开窗幔,一缕清光透进来。我向外怅望,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迹。但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现在都沉在静寂中,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
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蜿蜒出去,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故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此外,眼前只是一片空濛,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36年7月11日于哥廷根.99lib.
元旦思母
又一个新的元旦来到了我的眼前。这样的元旦,我已经过过九十几个。要说我对它没有新的感觉,不是恰如其分吗?
但是,古人诗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前的元旦,是佳节中最佳的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还能有比这更藏书网有意义的事情吗?还能有比这更佳的佳节吗?我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感情超过需要的人,我焉得而不思亲乎?
思亲首先就是思母亲。
母亲逝世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了。我怀念她的次数却是越来越多,灵魂的震荡越来越厉害。我实在忍受不了,真想追母亲于地下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最近99lib?
几年以来,我每次想到母亲,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山水画:低低的一片山丘,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周围植绿竹十余竿,幼树十几株,地上有青草。按道理,这样一幅画的底色应该是微绿加微黄,宛然一幅元人倪云林的小画。然而我眼前的这幅画整幅显出了淡红色,这样一个地方,在宇宙间是找不到的。可是,我每次一想母亲,这幅画便飘然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许多许多次,从来没有一点改变。胡为而来哉!恐怕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也或许是说,在这一幅小画上的我的母亲,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让这一幅小画告诫我,永远不要停顿,要永远向前,千万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己已经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成就。要前进。再前进。永不停息。
2006年1月3日
怀念母亲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99lib.,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最后一别八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
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为了保存当时真实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当时的感情,我现在不加叙述,不作描绘,只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中摘抄几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99lib.是轻微的,我简直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99lib.
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11月20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12月6日:
近几天来,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觉得两年太长;同时,在这里无论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这两年简直似乎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下来了。
从初到哥廷根的日记里,我暂时引用这几段。实际上,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从这几段中也可见一斑了。总之,我不想在国外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几个月以后,在1936年7月11日,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寻梦》。开头一段是:.99lib.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下面描绘在梦里见到母亲的情景。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我的家
我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那时候,老祖和德华都还活着,她们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住在一起。
老祖是我的婶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称之为老祖。她出身中医世家,人极聪明,很有心计。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有家传治白喉的秘方,治疗这种十分危险的病,十拿十稳,手到病除。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耽误了出嫁的黄金时刻,成了一位山东话称之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才嫁给了我叔父,做续弦的妻子。她心灵中经受的痛苦之剧烈,概可想见。然而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对人流露过,实际上,作为一个丧母的孤儿,又能对谁流露呢?
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只有小学水平,认了一些字,也早已还给老师了。她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在她那堂姊妹兄弟众多的、生计十分困难的大家庭里,终日愁米愁面,当然也受过不少的苦,没有母亲这一把保护伞,有苦无处诉,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至于我自己,我虽然不是自幼丧母,但是,六岁就离开母亲,没有母爱的滋味,我尝得透而又透。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这使我抱恨终天,成为我的“永久的悔”。我的脾气,不能说是暴躁,而是急躁。想到干什么,必须立即干成,否则就坐卧不安。我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坏人,因为,除了为自己考虑外,我还能为别人考虑。我坚决反对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就是这样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
为什么说是一个温馨的家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99lib.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把这样一个家庭称之为温馨不正是恰如其分吗?其中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全家都尊敬老祖,她是我们家的功臣。正当我们家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从天上掉下一个馅儿饼来:我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否则,我们家早已家破人亡了。这样一位大大的功臣,我们焉能不尊敬呢?
如果真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话,那就是老祖和德华。她们忙忙道道买菜、做饭,等到饭一做好,她俩却坐在旁边看着我们狼吞虎咽,自己只吃残羹剩饭。这逼得我不由不从内心深处尊敬她们。
我们曾经雇过一个从安徽来的年轻女孩子当小时工,她姓杨,我们都管她叫小杨,是一个十分温顺、诚实、少言寡语的女孩子。每天在我们家干两小时的活,天天忙得没有空闲时间。我们家的两个女主人经常在午饭的时候送给小杨一个热馒头,夹上肉菜,让她吃了当午饭,立即到别的家去干活。有一次,小杨背上长了一个疮,老祖是医生,懂得其中的道理。据她说,疮长在背上,如凸了出来,这是良性的,无大妨碍。如果凹了进去,则是民间所谓的大背99lib? 疮,古书上称之为疽,是能要人命的。当年范增“疽发背死”,就是这种疮。小杨患的也恰恰是这种疮。于是,小杨每天到我们家来,不是干活,而是治病,主治大夫就是老祖,德华成了助手。天天挤脓、上药,忙完整整两小时,小杨再到别的家去干活。最后,奇迹出现了,过了几个月,小杨的疽完全好了。老祖始终没有告诉她这种疮的危险性。小杨离开北京回到安徽老家以后,还经常给我们来信,可见我们家这两位女主人之恩,使她毕生难忘了。
我们的家庭成员,除了“万物之灵”的人以外,还有几个并非万物之灵的猫。我们养的第一只猫,名叫虎子,脾气真像是老虎,极为暴烈。但是,对我们三个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我的被子上。晚上,我一上床躺下,虎子就和另外一只名叫猫咪的猫,连忙跳上床来,争夺我脚头上那一块地盘,沉沉地压在那里。如果我半夜里醒来,觉得脚头上轻轻的,我知道,两只猫都没有来,这时我往往难再入睡。在白天,我出去散步,两只猫就跟在我后面,我上山,它们也上山;我下来,它们也跟着下来。这成为燕园中一条著名的风景线,名传遐迩。
这难道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吗?
然而,光阴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到了今天,人猫俱亡,我们的家庭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形单影只,过了一段寂寞凄苦的生活。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了解到我的情况之后,立刻伸出了爱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气。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来“打工”,为我操吃操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觉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和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
那些非万物之灵的家庭成员如今数目也增多了。我现在有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活泼、顽皮,经常挤入我的怀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号毛毛四世的小猫,正在爬上我的脖子,被一位摄影家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抢拍了一个镜头,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成为蜚声猫坛的一只世界名猫。
眼前,虽然我们家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你难道能说这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吗?
2000年11月15日
我的小学和中学
我在记忆里深挖,再深挖,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学校的整个建筑,一团模糊。教室的情况,如云似雾。教师的名字,一个也记不住。学习的情况,如海上三山,糊里糊涂。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我只记得,李长之是我的同班。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最奇怪的是,我记得了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行为也极潇洒。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男女外表的美丑,他们是不关心的。可不知为什么,九九藏书我竟记住了卞蕴珩,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条神龙。
此外,关于我自己,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首先,我做过一次生意。我住在南关佛山街,走到西头,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远近驰名。我经常到这里来买。我上一师附小,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可以称为顺路。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纷纷抢购,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尝到做买卖的甜头,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这样大概做了几次。我可真没有想到,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天才”。可惜我“误”入“歧途”,“天才”没有得到发展。否则,如果我投笔从贾,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挥金如土,不像现在这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斤斤计算了。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天才”。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有一阵子,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因为车马行人,喧闹拥挤。一转入升官街,车少人稀,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我用不着拐弯,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
然而,世事多变,风云突起。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说起来简直是滑稽的事儿,我离开了一师附小,转了学。原来,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立即起来响应,改文言为白话。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阿拉伯的骆驼》,内容讲的是:在沙漠大风暴中,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而把骆驼留在帐外。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哀告主人说:“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里行不行?”主人答应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主人又答应了。又过了一会儿,骆驼又哀告说:“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主人答应后,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他大为惊诧,高声说:“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即转了学。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2002年2月28日
母与子
一想到故乡,就想到一个老妇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干皱的面纹,霜白的乱发,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这样一张面孔,看了不是很该令人不适意的吗?为什么它总霸占住我的心呢?但是再一想到,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了这老妇人,便立刻知道,她不但现在霸占住我的心,而且要永远地霸占住了。
现在回忆起来,还恍如眼前的事。——去年的初秋,因为母亲的死,我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荡了一天以后,又回到八年没曾回过的故乡去。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是什么时候,只记得才到故乡的时候,树丛里还残留着一点浮翠;当我离开的时候就只有淡远的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了。就在这浮翠里,我踏上印着自己童年游踪的土地。当我从远处看到自己的在烟云笼罩下的小村的时候,想到死去的母亲就躺在这烟云里的某一个角落里,我不能描写我的心情。像一团烈焰在心里烧着,又像严冬的厚冰积在心头。我迷惘地撞进了自己的家。在泪光里看着一切都在浮动。我更不能描写当我看到母亲的棺材时的心情。几次在梦里接受了母亲的微笑,现在微笑的人却已经睡在这木匣子里了。有谁有过同我一样的境遇的么?他大概知道我的心是怎样地绞痛了。我哭,我哭到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在哭。渐渐地听到四周有嘈杂的人声围绕着我,似乎都在劝解我。都叫着我的乳名,自己听了,在冰冷的心里也似乎得到了点温热。又经过了许久,我才睁开眼。看到了许多以前熟悉现在都变了但也还能认得出来的面孔。除了自己家里的大娘婶子以外,我就看到了这个老妇人:干皱的面纹,霜白的乱发,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
她就用这瘪了进去的嘴,一凹一凹地似乎对我说着什么话。我只听到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仿佛念咒似的低声,并没有听清她对我说的什么。等到阴影渐渐地从窗外爬进来,我从窗棂里看出去,小院里也织上了一层朦胧的暗色。我似乎比以前清楚了点。看到眼前仍然挤着许多人。在阴影里,每个人摆着一张阴暗苍白的面孔,却看不到这一凹一凹的嘴了。一打听,才知道,她就是同村的算起来比我长一辈的,应该叫做大娘之流的我小时候也曾抱我玩过的一个老妇人。
以后,我过的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日子。母亲的死使我对一切都灰心。以前也曾自己吹起过幻影:怎样在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以后,回到故乡来,听到母亲的一声含有温热的呼唤,仿佛饮一杯甘露似的,给疲惫的心加一点生气,然后再冲到人世里去。现在这幻影终于证实了是个幻影,我现在是处在怎样一个环境里呢?——寂寞冷落的屋里,墙上满布着灰尘和蛛网。正中放着一个大而黑的木匣子。这匣子装走了我的母亲,也装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屋外是一个用黄土堆成的墙围绕着的天井。墙上已经有了几处倾地的缺口,上面长着乱草。从缺口里看出去是另一片黄土的墙,黄土的屋顶,黄土的街道,接连着枣树林里的一片淡淡的还残留着点绿色的黄雾,枣林的上面是初秋阴沉的也有点黄色的长天。我的心也像这许多黄的东西一样地黄,也一样地阴沉。一个丢掉希望和幻影的人,不也正该丢掉生趣吗?
我的心,虽然像黄土一样地黄,却不能像黄土一样地安定。我被圈在这样一个小的天井里:天井的四周都栽满了树。榆树最多,也有桃树和梨树。每棵树上都有母亲亲自砍伐的痕迹。在给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没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吃饭用的碗筷,随时用的手巾,都印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在地上的每一块砖上,每一块土上,母亲在活着的时候每天不知道要踏过多少次。这活着,并不邈远,一点都不;只不过是十天前。十天算是怎样短的一个时间呢?然而不管怎样短,就在十天后的现在,我却只看到母亲躺在这黑匣子里。看不到,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再在榆树和桃树中间,在这砖上,在黄的墙,黄的枣林,黄的长天下游动了。
虽然白天和夜仍然交替着来,我却只觉到有夜。在白天,我有颗夜的心。在夜里,夜长,也黑,长得莫名其妙,黑得更莫名其妙;更黑的还是我的心。我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到她儿子的时候不知道流过多少泪,现在却轮到我枕着这枕头流泪了。凄凉零乱的梦萦绕在我的四周,我睡不熟。在朦胧里睁开眼睛,看到淡淡的月光从门缝里流进来,反射在黑漆的棺材上的清光。在黑影里,又浮起了母亲的凄冷的微笑。我的心在战栗,我渴望着天明。但夜更长,也更黑,这漫漫的长夜什么时候过去呢?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天光呢?
时间终于慢慢地走过去。——白天里悲痛袭击着我,夜间里黑暗压住了我的心。想到故都学校里的校舍和朋友,恍如回望云天里的仙阙,又像捉住了一个荒诞的古代的梦。眼前仍然是一片黄土色。每天接触到的仍然是一张张阴暗灰白的面孔。他们虽然都用天真又单纯的话和举动来对我表示亲热,但他们哪能了解我这一腔的苦水呢?我感觉到寂寞。
就在这时候,这老妇人每天总到我家里来看我。仍然是干皱的面纹,霜白的乱发,眼睛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就用瘪了进去的嘴一凹一凹地絮絮地说着话,以前我总以为她说的不过是同别人一样的劝解我的话,因为我并没曾听清她说的什么。现在听清了,才知道从这一凹一凹的嘴里发出的并不是我想的那些话。她老向我问着外面的事情,尤其很关心地问着军队的事情。对于我母亲的死却一句也不提。我很觉到奇怪。我不明了她的用意。我在当时那种心情之下,有什么心绪同她闲扯呢?当她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说着话的时候,我仍然看到母亲的面影在各处飘,在榆树旁,在天井里,在墙角的阴影里。寂寞和悲哀仍然霸占住我的心。我有时也答应她一两句。她于是就絮絮地说下去,说,她怎样有一个儿子,她的独子,三年前因为在家没有饭吃,偷跑了出去当兵。去年只接到了他的一封信,说是不久就要开到不知道哪里去打仗。到现在又一年没信了。留下一个媳妇和一个孩子(说着指了指偎她身旁的一个肮脏的拖着鼻涕的小孩)。家里又穷,几年来年成又不好,媳妇时常哭……问我知道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说着,在叹了几口气以后,晶莹的泪点顺着干皱的面纹流下来,流过一凹一凹的嘴,落到地上去了。我知道,悲哀怎样啃着这老妇人的心。本来需要安慰的我也只好反过头来,安慰她几句,看她领着她的孙子沿着黄土的路踽踽地走去的渐渐消失的背影。
接连着几天的过午,她总领着她孙子来看我。她这孙子实在不高明,肮脏又淘气。他死死地缠住她。但是她却一点都不急躁。看着她孙子的拖着鼻涕的面孔,微笑就浮在她这瘪了进去的嘴旁。拍着他,嘴里哼着催眠曲似的歌。我知道,这单纯的老妇人怎样在她孙子身上发现了她儿子。她仍然絮絮地问着我关于外面军队里的事情。问我知道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不。我也很想在谈话间隔的时候,问她一问我母亲活着时的情形,好使我这八年不见面的渴望和悲哀的烈焰消熄一点。她却只“唔唔”两声支吾过去,仍然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自己低语着,说她儿子小的时候怎样淘气,有一次,他打碎一个碗,她打了他一掌,他哭得真凶呢。大了怎样不正经做活。说到高兴的地方,也有一线微笑掠过这干皱的脸。最后,又问我知道她儿子在什么地方不。我发现了这老妇人出奇的固执。我只好再安慰她两句。在黄昏的微光里,送她出去。眼看着她领着她的孙子在黄土道上踽踽地凄凉地走去。暮色压在她的微驼的背上。
就这样,有几个寂寞的过午和黄昏就度过了。间或有一两天,这老妇人因为有事没来看我。我自己也受不住寂寞的袭击,常出去走走。紧靠着屋后是一个大坑,汪洋一片水,有外面的小湖那样大。是秋天,前面已经说过。坑里丛生着的芦草都顶着白茸茸的花。望过去,像一片银海。芦花的里面是水。从芦花稀处,也能看到深碧的水面。我曾整个过午坐在这水边的芦花丛里,看水面反射的静静的清光。间或有一两条小鱼冲出水面来唼喋着。一切都这样静。母亲的面影仍然浮动在我眼前。我想到童年时候怎样在这里洗澡;怎样在夏天里,太阳出来以前,水面还发着蓝黑色的时候,沿着坑边去摸鸭蛋;倘若摸到一个的话,拿给母亲看的时候,母亲的微笑怎样在当时的童稚的心灵里开成一朵花;怎样又因为淘气,被母亲在后面追打着,当自己被逼紧了跳下水去站在水里回头看岸上的母亲的时候,母亲却因了这过分顽皮的举动,笑了,自己也笑……然而这些美丽的回忆,却随了母亲给死吞噬了去。只剩了一把两把的眼泪。我要问,母亲怎么会死了?我究竟是什么东西?但一切都这样静。我眼前闪动着各种的幻影。芦花流着银光,水面上反射着青光,夕阳的残晖照在树梢上发着金光:这一切都混杂地搅动在我眼前,像一串串的金星,又像迸发的火花。里面仍然闪动着母亲的面影,也是一串串地——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一切,像浮在一个荒诞的神话里,踏着暮色走回家了。
有时候,我也走到场里去看看。豆子谷子都从田地里用牛车拖了来,堆成一个个小山似的垛。有的也摊开来在太阳里晒着。老牛拖着石碾在上面转,有节奏地摆动着头。驴子也摇着长耳朵在拖着车走。在正午的沉默里,只听到豆荚在阳光下开裂时毕剥的响声,和柳树下老牛的喘气声。风从割净了庄稼的田地里吹了来,带着土的香味。一切都沉默。这时候,我又往往遇到这个老妇人,领着她的孙子,从远远的田地里顺着一条小路走了来,手里间或拿着几支玉蜀黍秸。霜白的发被风吹得轻微地颤动着。一见了我,立刻红肿的眼睛里也仿佛有了光辉。站住便同我说起话来。嘴一凹一凹地说过了几句话以后,立刻转到她的儿子身上。她自己又低着头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说起来。又说到她儿子小的时候怎样淘气。有一次他摔碎了一个碗。她打了他一掌,他哭得真凶呢。他大了又怎样不正经做活。说到高兴的地方,干皱的脸上仍然浮起微笑。接着又问到我外面军队上的情形,问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没有。她还要我保证,他不会被人打死的。我只好再安慰安慰她,说我可以带信给他,叫他家来看她。我看到她那一凹一凹的干瘪的嘴旁又浮起了微笑。旁边看的人,一听到她又说这一套,早走到柳阴下看牛去了。我打发她走回家去,仍然让沉默笼罩着这正午的场。
这样也终于没能延长多久,在由一个乡间的阴阳先生按着什么天干地支找出的所谓“好日子”的一天,我从早晨就穿了白布袍子,听着一个人的暗示。他暗示我哭,我就伏在地上咧开嘴号啕地哭一阵,正哭得淋漓的时候,他忽然暗示我停止,我也只好立刻收了泪。在收了泪的时候,就又可以从泪光里看来来往往的各样的吊丧的人,也就号啕过几场,又被一个人牵着东走西走。跪下又站起,一直到自己莫名其妙,这才看到有几十个人去抬母亲的棺材了。——这里,我不愿意,实在是不可能,说出我看到母亲的棺材被人抬动时的心痛。以前母亲的棺材在屋里,虽然死仿佛离我很远,但只隔一层木板里面就躺着母亲。现在却被抬到深的永恒黑暗的洞里去了。我脑筋里有点糊涂。跟了棺材沿着坑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到了墓地。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子……不知怎样脑筋里一闪,却已经给人拖到家里来了。又像我才到家时一样,渐渐听到四周有嘈杂的人声围绕着我,似乎又在说着同样的话。过了一会,我才听到有许多人都说着同样的话,里面杂着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的仿佛念咒似的低语。我听出是这老妇人的声音,但却听不清她说的什么,也看不到她那一凹一凹的嘴了。
在我清醒了以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变过的世界。尘封藏书网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木匣子。我觉得一切都空虚寂寞。屋外的天井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消失到不知哪儿去了。草已经都转成黄色,耸立在墙头上,在秋风里打颤。墙外一片黄土的墙更黄;黄土的屋顶,黄土的街道也更黄;尤其黄的是枣林里的一片黄雾,接连着更黄更黄的阴沉的秋的长天。但顶黄顶阴沉的却仍然是我的心。一个对一切都感到空虚和寂寞的人,不也正该丢掉希望和幻影吗?
又走近了我的行期。在空虚和寂寞的心上,加上了一点绵绵的离情。我想到就要离开自己漂泊的心所寄托的故乡。以后,闻不到土的香味,看不到母亲住过的屋子、母亲的墓,也踏不到母亲曾经踏过的地。自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在屋里觉得窒息,我只好出去走走。沿着屋后的大坑踱着。看银耀的芦花在过午的阳光里闪着光,看天上的流云,看流云倒在水里的影子。一切又都这样静。我看到这老妇人从穿过芦花丛的一条小路上走了来。霜白的乱发,衬着霜白的芦花,一片辉耀的银光。极目苍茫微明的云天在她身后伸展出去,在云天的尽头,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远村。这次没有领着她的孙子。神气也有点匆促,但掩不住干皱的面孔上的喜悦。手里拿着有一点红颜色的东西,递给我,是一封信99lib.。除了她儿子的信以外,她从没接到过别人的信。所以,她虽然不认字,也可以断定这是她儿子的信。因为村里人没有能念信的,于是赶来找我。她站在我面前,脸上充满了微笑;红肿的眼里也射出喜悦的光,瘪了进去的嘴仍然一凹一凹地动着,但却没有絮絮的念咒似的低语了。信封上的红线因为淋过雨扩成淡红色的水痕。看邮戳,却是半年前在河南南部一个做过战场的县城里寄出的。地址也没写对,所以经过许多时间的辗转。但也居然能落到这老妇人手里。我的空虚的心里,也因了这奇迹,有了点生气。拆开看,寄信人却不是她儿子,是另一个同村的跑去当兵的。大意说,她儿子已经阵亡了,请她找一个人去运回他的棺材。——我的手战栗起来。这不正给这老妇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吗?我抬眼又看到她脸上抑压不住的微笑。我知道这老人是怎样切望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也知道,倘若我照实说出来,会有怎样一幅悲惨的景象展开在我眼前。我只好对她说,她儿子现在很好,已经升了官,不久就可以回家来看她。她喜欢得流下眼泪来。嘴一凹一凹地动着,她又扯不断拉不断地絮絮地对我说起来。不厌其详地说到她儿子各样的好处,怎样她昨天夜里还做了一个梦,梦着他回来。我看到这老妇人把信揣在怀里转身走去的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再能说什么话呢?
第二天,我便离开我故乡里的小村。临走,这老妇人又来送我。领着她的孙子,脸上堆满了笑意。她不管别人在说什么话,总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自己低语着。不厌其详地说到她儿子的好处,怎样她昨天夜里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儿子回来,她儿子已经升成了官了。嘴一凹一凹地急促地动着。我身旁的送行人的脸色渐渐有点露出不耐烦,有的也就躲开了。我偷偷地把这信的内容告诉别人,叫他在我走了以后慢慢地转告给这老妇人。或者简直就不告诉她。因为,我想,好在她不会再有许多年的活头,让她抱住一个希望到坟墓里去吧。当我离开这小村的一刹那,我还看到这老妇人的眼睛里的喜悦的光辉,干皱的面孔上浮起的微笑……99lib?
不一会,回望自己的小村,早在云天苍茫之外,触目尽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了。
在颠簸的汽车里,在火车里,在驴车里,我仍然看到这圣洁的光辉,圣洁的微笑,那老妇人手里拿着那封信。我知道,正像装走了母亲的大黑匣子装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这封信也装走了她的希望和幻影。我却又把这希望和幻影替她拴在上面,虽然不知道能拴得久不。
经过了萧瑟的深秋,经过了阴暗的冬,看死寂凝定在一切东西上。现在又来了春天。回想故乡的小村,正像在故乡里回想到故都一样。恍如回望云天里的仙阙,又像捉住了一个荒诞的古代的梦了。这个老妇人的面孔总在我眼前盘桓:干皱的面纹,霜白的乱发,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又像看到她站在我面前,絮絮地扯不断拉不断地仿佛念咒似的低语着,嘴一凹一凹地在动。先仿佛听到她向我说,她儿子小的时候怎样淘气,怎样有一次他摔碎了一个碗,她打了他一巴掌,他哭。又仿佛看到她手里拿着一封雨水渍过的信,脸上堆满了微笑,说到她儿子的好处,怎样她做了一个梦,梦着他回来……然而,我却一直没接到故乡里的来信。我不知道别人告诉她她儿子已经死了没有,倘若她仍然不知道的话,她愿意把自己的喜悦说给别人,却没有人愿意听。没有我这样一个忠实的听者,她不感到寂寞吗?倘若她已经知道了,我能想象,大的晶莹的泪珠从干皱的面纹里流下来,她这瘪了进去的嘴一凹一凹地,她在哭,她又哭晕了过去……不知道她现在还活在人间没有——我们同样都是被厄运踏在脚下的苦人,当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时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泪浸透你的面孔呢?请你不要怨我骗你吧,我为你祝福!
1934年4月1日
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
逸趣虽然有,但环境日益险恶,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随着形势的日益险恶,我的怀乡之情也日益腾涌。这比刚到哥廷根时的怀念母亲之情,其剧烈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种怀乡之情并不是由于受了德国方面的什么刺激而产生的。正相反,看了德国人的沉着冷静的神态,我颇感到安慰。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不出什么紧张。比如说,就拿轰炸来说吧。我原以为,轰炸到了铺地毯的程度,已经是蔑以复加矣。然而不然。原来还有更高的层次。最初,敌机飞临德国上空时,总要拉响警笛的。警笛也有不同的层次,以敌机距离本城的远近来划分。敌机一飞走,警报立即解除。我们都绝对要听从警笛的指挥,不敢稍有违反。在这里也表现出德国人遵守纪律、热爱秩序的特点。但是,到了后来,东线战争毫无进展,德国从四面受到包围。防空能力一度吹嘘.99lib.
得像神话一般,现在则完全垮了台。敌机随时可以飞临上空,也不论白天和夜晚,愿意投弹则投弹;不愿意投弹,则以机关枪向地面扫射。警笛无法拉响,警报无法发出。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都在警报中,警笛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到了此时,我们出门,先抬头看一看天空,天上有飞机,则到街道旁边的房檐下躲一躲。飞机一过,立即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常常听到人说,什么地方的村庄和牛被敌机上的机关枪扫射了,子弹比平常的枪弹要大得多。听到这些消息,再加上空中的机声,然而人们丝毫也不紧张,而有点处之泰然了。
再拿食品来说吧。日益短缺,这自在意料之中,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德国人,他们也是处之泰然的,不但没有怪话,而且有时还颇有些幽默感。我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家在吃饭。舅舅用叉子叉着一块99lib?兔子肉,嘴里连声称赞:“真好吃呀!”而坐在对面的小外甥,则低头垂泪。这兔子显然是小孩豢养大的。从城里来的舅舅只知道肉好吃,全然不理解小孩的心情。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严肃、认真、淳朴,他们的彻底性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似乎不像英国人那样欣赏幽默。然而在食品缺乏到可怕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居然并不缺少幽默。我提到的这一幅漫画不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吗?
德国人这种对待轰炸和饥饿的超然泰然的态度,当然会感染了我。但是我身处异域,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有千山万水之遥。比起德国人祖国和亲人就在眼前,当然感受完全不同。我是一个“老外”,是在异域受“洋罪”。自己的一些牢骚、一些想法,平常日子无法宣泄,自然而然地就在梦中表现出来。我不是庄子所谓的“至人无梦”的“至人”,我的梦非常多。我的一些希望在梦中肆无忌惮地得到了满足。我梦得最多的是祖国的食品。我这个人素无大志,在食品方面亦然。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什么燕窝、鱼翅、猴头、熊掌,这些东西本来就与我缘分不大。我做梦梦到最多的是吃炒花生米和锅饼(北京人叫“锅盔”)。这都是小时候常吃而直到今天耄耋之年仍然经常吃的东西。每天平淡醒来,想到梦中吃的东西,怀乡之情如大海怒涛,奔腾汹涌,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
此时,大学的情况,也真让人触目伤心。大战爆发以后,有几年的时间,男生几乎都被征从军,只剩下了女生,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哥廷根大学变成一个女子大学。无论走进哪一间教室或实验室,都是粉白黛绿,群雌粥粥,仿佛到了女儿国一般。等到战争越过了最高峰逐渐走向结束的时候,从东部俄国前线上送回来了大量的德国伤兵,一部分就来到了哥廷根。这时候,在大街上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的,除了女生以外,就是缺胳膊断腿的拄着双拐或单拐,甚至乘坐轮椅的伤残大学生。在上课的大楼中,在洁净明亮的走廊上,拐杖触地的清脆声,处处可闻。这种声音回荡在粉白黛绿之间,让人听了,不知应当作何感想。德国的大音乐家还没有哪一个谱过拐声交响乐。我这个外乡人听了,真是欲哭无泪。
同德国伤兵差不多同时涌进哥廷根城的是苏联、波兰、法国等国的俘虏,人数也是很多的。既然是俘虏,最初当然有德国人看管。后来大概是由于俘虏太多,而派来看管的德国男人则又太少了,我看到好多俘虏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闲逛。我也曾在郊外农田里碰到过俄国俘虏,没有看管人员,他们就带了锅,在农田挖掘收割剩下的土豆,挖出来,就地解决,找一些树枝,在锅里一煮,就狼吞虎咽地吃开了。他们显然是饿得够呛的。俘虏中是有等级的,苏联和法国俘虏级别似乎高一点,而波兰的战俘和平民,在法西斯眼中是亡国之民,受到严重的侮辱性的歧视,每个人衣襟上必须缝上一个写着P字的布条,有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让人一看就能够分别。法显《佛国记》中说是“击木以自异”,在现代德国是“挂条以自异”。有一天,我忽然在一个我每天必须走过的菜园子里,看到一个襟缝P字的波兰少女在那里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非常像八九年前我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难道真会是她吗?我不敢贸然搭话。从此我每天必然看到她在菜地里忙活。“同是天涯沦落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心里痛苦万端,又是欲哭无泪。经过长期酝酿,我写成了那一篇《Wala》,表达了我的沉痛心情。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
此时,我同家里早已断了书信。祖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也几乎完全不清楚。偶尔从德国方面听到一点消息,由于日本是德国盟国,也是全部谎言。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99lib.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
我特别经常想到母亲。初到哥廷根时思念母亲的情景,上面已经谈过了。当我同祖国和家庭完全断掉联系的时候,我思母之情日益剧烈。母亲入梦,司空见惯。但可恨的是,即使在梦中看到母亲的面影,也总是模模糊糊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母亲一生没照过一张相片。我脑海里那一点母亲的影子,是我在十几岁时离开她用眼睛摄取的,是极其不可靠的。可怜我这个失母的孤儿,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老天爷不是对我太残酷了吗?
儿时的事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99lib?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儿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九九藏书 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点毛病?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99lib?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六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当代长篇小说”。英国老师共指定了五部书,都是当时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像今天名震遐迩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99lib.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都包括在里面。这些书我都似懂非懂地读过了,考试及格了,便一股脑儿还给了老师,脑中一片空白,连故事的影子都没有了。
独独有一部书是例外,这就是英国作家哈代的The Return of the Hatiuc(《还乡》)。但也只记住了一个母亲的一句话:“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我觉得这个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懂,羡又从何来呢?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99lib?
我这种心情有点变态,但我这个人是十分正常的。这大概同我当时的处境有关。离别了八年以后,我最爱的母亲突然离开了人世,走了。这对我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打击。我从遥远的故都奔丧回家。我真想取掉自己的生命,追陪母亲于地下。我们家住在村外,家中只有母亲一人。现在人去屋空。我每天在村内二大爷家吃过晚饭,在薄暮中拖着沉重的步子,踽踽独行,走回家来。大坑里的水闪着白光。柴门外卧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是陪伴母亲度过晚年的那一只狗。现在女主人一走,没人喂食。它白天到村内不知谁家蹭上一顿饭(也许根本蹭不上)?99lib?,晚上仍然回家,守卫着柴门,绝不离开半步。它见了我,摇一摇尾巴,跟我走进院子。屋中正中停着母亲的棺材,里屋就是我一个人睡的土炕。此时此刻,万籁俱寂,只有这一条狗,陪伴着我,为母亲守灵。我心如刀割,抱起狗来,亲它的嘴,久久不能放下。人生至死,天道宁论!在茫茫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和这一条狗了。
是我遗弃了母亲吗?不能说不是:九九藏书你为什么竟在八年的长时间中不回家看一看母亲呢?不管什么理由,都是说不通的,我万死不能辞其咎。哈代小说中的母亲,同我母亲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其结果则是相同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我母亲不知多少次倚闾望子,不知多少次在梦中见到儿子,然而一切枉然,终于含恨离去了。
我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不是与此有些关联呢?恐怕是有的。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负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绝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绝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的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然而我却于最近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了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
月是故乡明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
99lib?
我的故乡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
至于水,我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几个大苇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地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
我只在故乡呆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藏书网 四年,又回到济南呆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我现在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吗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九九藏书
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1989年11月3日
赋得永久的悔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他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乡离井,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了,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 6389." >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藏书网。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3月5日
小姐姐
回想起来,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家住在济南南关佛山街柴火市。我们住前院,彭家住后院。彭家二大娘有几个女儿和男孩子。小姐姐就是二大娘的二女儿。比我大,所以称之为姐姐;但是大不了几岁,所以称之为小姐姐。
我现在一闭眼,就能看到小姐姐不同凡俗标致的形象。中国旧时代赞扬女性美有许多词句。什么沉鱼落雁,什么闭月羞花。这些陈词滥调,用到小姐姐身上,都不恰当,都有点可笑。倒是宋词里面有一些丽词秀句,可供参考。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
苏东坡《江城子》:
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
苏东坡《雨中花慢》:
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
苏东坡《三部乐》: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
苏东坡《鹧鸪天》:
罗带双垂画不成,殢人娇态最轻盈。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
无限事,许多情。四弦丝竹苦丁宁。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叶落声。
类似 7684." >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来,我不再列举了。我的意思无非是想说,小姐姐秀色天成。用平常的陈词滥调来赞誉,反而适得其反。倘若把宋词描绘美人的一些词句,拿来用到小姐姐身上,将更能凸显她的风采。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宋人那一些词句描绘的多半是虚无缥缈的美人。而小姐姐却是活灵活现,真实存在的人物。倘若宋代词人眼前真有一个小姐姐,他们的词句将会更丰满,更灵透,更有感染力。
小姐姐是说不完的。上面讲到的都是外面的现象。在内部,她有一颗真诚、热情、同校之冠(同我并列的还有一个人王俊岑,后入北大数学系);英文,我被大家称为Greathome(大家,戏谑之辞,不足为训)。我当时能用英文写相当长的文章。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有点惊诧。当我看到英文教员同教务处的几位职员在一起谈到我的英文作文,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子,我真不禁有点飘飘然了。
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家搬离柴火市以后发生的,此时,即使小姐姐来走娘藏书网家,前面院子也已经是人去屋空。那一位小兄弟也已杳若黄鹤,不知飞向何处去了。事实上,我飞得真不能算近。我于1935年离开祖国,到了德国,一住就是十年。一直到1946年,才辗转回国。当时国内正在进行战争。我从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乘火车到了北京。此时正是秋风吹昆明(湖),落叶满长安(街)的深秋。离京十载,一旦回来,心中喜悦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小姐姐却仍然见不到。
我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间是1946年。1946年和1947年两年,仍然教书。此时战争未停,铁路不通。航空又没有定期航班,只能碰巧搭乘别人定好的包机。这种机会是不容易找的。我一直等到1948年,bbr>?99lib?才碰到了这样的好机会。于是我就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济南,见到了我家里的人。也见到了小姐姐。
2006年
清华梦忆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校也有校格。
就以北大和清华而论,两校同为全国最高学府,共同之处当然很多,但是不同之处也颇突出。这就是所谓两校校格不同。
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这是一个大题目,恐怕开上几次国际研讨会,也难以说得明白的。我现在不揣谫陋,聊陈己见。
整整七十年前,在1930年,我从山东到北京(平)来考大学。来自五湖四海的五六千学生,心目中最高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但是这两所大学门槛是异常高的,往往是几十个学生中才能录取一个。我有幸两所大学都录取了。由于我幻想把自己这一个渺小粗陋的身躯镀上一层不管是多么薄的金子,好以此吓唬人,抢得一只好饭碗,而镀金只能出国留学,留学的机会清华比北大多一些,所以我就舍北大而取清华。
在清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对清华的校格逐渐明确了,最后形成了初步的看法。我在北大有不少朋友,言谈之间, 4e5f." >也了解到了北大的一些情况,于是对北大的校格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我恍然小悟:两所大学的校格原来竟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
我从小处谈起,先举一个99lib?小例子。在清华,呼唤服务的工人,一般都叫作“工友”。在北大,据说是叫“听差”。而在朝阳大学则是“茶房”。在清华,工人和教师、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上。在北大则处于主仆的地位。而在朝阳大学则是处于雇客与旅馆杂役的地位。这是一件十分细微的末节,然而却是多么生动,多么清楚,又多么耐人寻味。
其中原因,我认为,并不复杂。清华建立的基础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完全受美国的影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身上没有封建的包袱。而北大则是由京师大学堂转变成的,身上背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好的方面是文化基础雄厚,坏的方面是封建主义严重。我听人说到过——据说这并不是笑话,北大初建时,学习西方,有体操一门课,聘请了专门的体操教员,这些人当然都是平头老百姓。而被他们训练的学生则很多都是世荫的二三品大员。教员发口令时,不敢明目张胆地喊出“立正!”“稍息!”,于是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改变舶来的口令,大喊:“老爷们立正!”“老爷们稍息!”从这些小事儿也可以看出来,清华多的是资本主义,北大多的是封建主义。
但是,稍有一点辩证法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世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北大的封建主义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如果北大没有这样浓重的封建传统或者气氛,五四运动,即使是注定要爆发,也绝不会是在北大。你能够想象清华会爆发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吗?即使1919年清华已经建成了大学,而不是留美预备学校,这样的事情也绝不会出现的。人们常说,坏事变好事,北大的封建传统促成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启蒙运动,不正证实了这一句话吗?
五四运动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学界,更特别是对北大,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北大学生继承了自东汉太学生起就有了的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对政治动向特别敏感,到了五四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从那以后,历届学生运动几乎都从北大开始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方面,清华并不落后,“一二·九”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这一点上,清华与北大是有相同之处的。
我在清华待了四年,而在北大则已经待了五十四年,是清华的十几倍。我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考虑两校同异的问题。我一向不赞成西方那种以分析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一、二、三、四,A、B、C、D的分析方法,而垂青于中国的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评断方法。中国古代月旦人物,品评艺术,都不采用分析的方法,而是选用几个简单的、生动的、形象的,看似模糊而实则内涵极为丰富的词语,形神毕具,给人以无量的暗示能力,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活动的余地。根据这一条准则,我用四个字来表示清华的..
校格,这四个字是:清新俊逸。给北大的则是:凝重深厚。二者各有千秋,无所轩轾于其间。但二者是能够,也是必须互相学习的。这样做是互补的,两利的。谁要是想成为“老子天下第一”,那就必然会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以上是我对北大和清华两校校格的看法,也是我对两校的希望和祝福。
在母校将庆祝成立九十年华诞之际,《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副主编刘石教授写信给我,要我写点纪念文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但是,可写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了写上面这一番怪论。我自己说它是“怪论”,这是我以退为进的手法,我是一点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怪”的。如果我真正认为它怪,我就绝不会写出来出自己的丑。我认为,这是我一家之言,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我希望能够在北大、清华两校找到一些知音。
2000年11月7日
燕园盛夏
走在路上,偶一抬头,看到池塘里开出了第一朵荷花,临风摇曳,红艳夺目。我不禁一愣,夏意蓦地逗上心头:盛夏原来已经悄悄地来到燕园了。
几天来,天气也确实很热。一大早,坐在窗前读书的时候,听到外面柳树丛中有一种鸟藏书网边飞边叫“快拿锄头”,心里还微微地感到一点凉意。但是,一近中午,炎阳当顶,热气从四面八方袭来。从高树枝头飘下来的蝉声似乎都是温热的。池塘里,成群的鱼浮到有绿荫的水面上来纳凉。炎热仿佛统治了整个宇宙。
但是,最热的还不是自然界的这些,而是青年人的心。今年有两千个男女青年在这里学习了五六年之后,就要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岗位了。他们一方面努力温课,准备考试,要拿出最出色的成绩向祖国人民汇报;一方面又做好思想准备,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都在他们考虑之中。他们想到欣欣向荣的农村,他们想到钢水奔流热火朝天的工厂,他们想到冰天雪地、林深草密或者大海汪洋的辽阔的边疆。他们也想到培育比他们更年轻一代的中学的课堂。对他们说来,这些地方都是最好的地方,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理想寄托之所在。他们想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在他们心中开成一朵花。
多么可爱的青年人啊!
我对这些青年人一向怀着特殊的好感。我看他们都朴素率真,平易近人。女孩子有的梳着两条长辫子,有的剪短了头发,蓬蓬松松。男孩子头发更是随便,有的还比较整齐,有的就不大在乎。他们成天价嘻嘻哈哈,好像总有乐不完的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走路时脊梁骨.是直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撑着他们。他们的脚底板是硬的,好像永远也不会滑倒。他们的眼睛,即使还充满了稚气,但却是亮的,好像能看到许多东西,既能看到昨天和今天,又能看到明天。
今年要毕业的这一些青年人眼睛好像就更亮了。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开始看到一些他们以前不大注意的东西。我曾参加毕业同学的大会,我没有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好像就完全了解了他们的心情,看到他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他们知道,自己现在进行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它关系到亿万人民的解放,关系到人类的前途。进行这样的事业,路途不.会是平坦的,这样或那样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心中有数,只要跟着党走,风暴再大,也决不会迷失方向。
同这样一些青年人在一起是幸福的。
当我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我脑子里常常浮起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时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界还曾就这个问题大讨论而特讨论。结果是越讨论越糊涂,问题还依然是问题。
解放以后,我自己逐渐解决了这个问题。要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谈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异常地可笑,甚至不可理解。人生的意义嘛,那就是斗争,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而斗争。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这些青年人正准备着参加到斗争的最前线去。他们肩膀上的担子是重的,但是他们愿意担,而且只要努力,我看也担得起。
我常常在校园里静观周围的青年人,他们的打扮不一样,姿态千差万别,从事的活动也多种多样,看上去有点目迷五色。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站在树下高声朗诵的男孩子,还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女孩子;不管是哪一个在操场上奔 8dd1." >跑的女孩子,还是拿着铁锹正在劳动的男孩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也都同我一样,慢慢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伟大的目的。
无论谁,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就会像点上一把火。就是在酷暑的伏天,也不例外。现在就要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心里有这样一把火,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可是,说也奇怪,心里有了这样一把火,外面天气再热,我们反而感觉不到。我们只觉得心旷神怡,清凉遍体。燕园的盛夏好像是一转眼就消逝得无影无踪,眼前正是惠风和畅或金风送爽的春秋佳日,池塘里开的不是荷花,而是牡丹和菊花。
1963年7月
春归燕园
凌晨,在熹微的晨光中,我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我看到许多男女大孩子,有的耳朵上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一本什么书;有的只在手里拿着一本书,都是凝神潜虑,目不斜视,嘴里喃喃地朗诵什么外语。初升的太阳在长满黄叶的银杏树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面对着那一轮真正的太阳。我只感觉到满眼金光,却分不清这金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了。
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残照中,我又走到大图书馆前草坪附近去散步。我看到的仍然是那一些男女大孩子。他们仍然戴着耳机,手里拿着收音机和书,嘴里喃喃地跟着念。夕阳的余晖从另外一个方向在银杏树顶上的黄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此时,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同西山的落日比起来,反而显得光芒万丈。
眼前的情景对我是多么熟悉然而又是多么陌生啊!
十多年以前,我曾在这风景如画的燕园里看到过类似的藏书网情景。当时我曾满怀激情地歌颂过春满燕园。虽然时序已经是春末夏初时节,但是在我的感觉中却仍然是三春盛时,繁花似锦。我曾幻想把这春天永远留在燕园内,“留得春光过四时”,让它成为一个永恒的春天。
然而我的幻想却落了空。跟着来的不是永恒的春天,而是三九严冬的天气。虽然大自然仍然岿然不动,星换斗移,每 5e74." >年一度,在冬天之后一定来一个春天,燕园仍然是一年一度百花争妍,万紫千红,但是对我们住在燕园里的人来说,却是“镇日寻春不见春”,宛如处在一片荒漠之中。不但没有什么永恒的春..天,连刹那间春天的感觉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当时我唯一的慰藉就是英国浪漫诗人雪莱的两句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我坚决相信,春天还会来临的。
雪莱的话终于应验了,春天终于来临了。美丽的燕园又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而且在这琅琅的书声中我还听到了十多年前没有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在这平凡的书声中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千军万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脚步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向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而又乐观的攀登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内心深处的声音吗?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
眼前,就物候来说,不但已经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经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风劲吹、落叶辞树的深秋天气。“悲哉秋之为气也”,眼前是古代诗人高呼“悲哉”的时候。然而在这春之声大合唱中,在我们燕园里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黄叶丛中,在红树枝下,我看到的却是阳春艳景,姹紫嫣红。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时开满了校园。连黄叶树顶上似乎也开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红红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红。至于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真的变成了红艳99lib?的鲜花。整个的燕园变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
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藏书网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1979年1月1日
清塘荷韵
楼前有清塘数亩。记得三十多年前初搬来时,池塘里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记忆里还残留着一些绿叶红花的碎影。后来时移事迁,岁月流逝,池塘里却变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再也不见什么荷花了。
我脑袋里保留的旧的思想意识颇多,每一次望到空荡荡的池塘,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这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念。有池塘就应当有点绿的东西,哪怕是芦苇呢,也比什么都没有强。最好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荷花。中国旧的诗文中,描写荷花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颐的《爱莲说》读书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远益清”是脍炙人口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
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洪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因此,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致永远埋在泥中。这都是一些主观的愿望,莲芽能不能够出,都是极大的未知数。反正我总算是尽了人事,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命了。
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经过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绿柳垂丝,一片旖旎的风光。可是,我翘盼的水面上却仍然没有露出什么荷叶。此时我已经完全灰了心,以为那几颗湖北带来的硬壳莲子,由于人力无法解释的原因,大概不会再有长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无法把荷叶从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却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而且最初只长出了五六个叶片。我总嫌这有点太少,总希望多长出几片来。..于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边上去观望。有校外的农民来捞水草,我总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不要碰断叶片。但是经过了漫漫的长夏,凄清的秋天又降临人间,池塘里浮动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个叶片。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虽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严冬一过,池塘里又溢满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漂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而且看来荷花在严冬的冰下并没有停止行动,因为在离开原有五六个叶片的那块基地比较远的池塘中心,也长出了叶片。叶片扩张的速度,扩张的范围,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原来我心中还迟迟疑疑,怕池中长的是水浮莲,而不是真正的荷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洪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天地萌生万物,对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总是赋予一种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极其惊人的扩展蔓延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到无法抗御。只要你肯费力来观摩一下,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楼前池塘里的荷花。自从几个勇敢的叶片跃出水面以后,许多叶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就出来了几十枝,而且迅速地扩散、蔓延。不到十几天的工夫,荷叶已经蔓延得遮蔽了半个池塘。从我撒种的地方出发,向东西南北四面扩展。我无法知道,荷花是怎样在深水中淤泥里走动。反正从露出水面荷叶来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离,才能形成眼前这个局面。
光长荷叶,当然是不能满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据了解荷花的行家说,我门前池塘里的荷花,同燕园其他池塘里的,都不一样。其他地方的荷花,颜色浅红;而我这里的荷花,不但红色浓,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开出十六个复瓣,看上去当然就与众不同了。这些红艳耀目的荷花,高高地凌驾于莲叶之上,迎风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时读旧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爱其诗句之美,深恨没有能亲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赏一番。现在我门前池塘中呈现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从杭州搬到燕园里来了。岂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几年才搬到朗润园来的周一良先生赐名为“季荷”。我觉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边石头上纳凉。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银光洒在荷花上。我忽听扑通一声,是我的小白波斯猫毛毛扑入水中,它大概是认为水中有白玉盘,想扑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觉得不对头,连忙矫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离破碎,好久才恢复了原藏书网形。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闷热,而荷花则开得特欢。绿盖擎天,红花映日,把一个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满而又满,几乎连水面都看不到 4e86." >了。一个喜爱荷花的邻居,天天兴致勃勃地数荷花的朵数。今天告诉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诉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虽然知道他为人细致,却不相信他真能数出确实的朵数。在荷叶底下,石头缝里,旮旮旯旯,不知还隐藏着多少蓇葖儿,都是在岸边难以看到的。粗略估计,今年大概开了将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t>
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99lib.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1997年9月16日中秋节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193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山东只有一个高中,就是杆石桥山东省立高中,文理都有,毕业生大>概有七八十个人。除少数外,大概都要进京赶考的。我之所谓“京”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指的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山东有一所大学——山东大学,但是名声不显赫,同北京的北大、清华无法并提。所以,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都进京赶考。
当时北平的大学很多。除了北大、清华以外,我能记得来的还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郁文大学、平民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还有一些只有校名,没有校址的大学,校名也记不清楚了。
有的同学大概觉得自己底气不足,报了五六个大学的名。报名费每校三元,有几千学生报名,对学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本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新育小学毕业就没有勇气报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级时碰巧受到了王寿彭状元的奖励。于是虚荣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来!结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试,我考了六个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来。我到了北平,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弃北大而取清华。后来证明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我就不会有留德十年。没有留德十年,我以后走的道路会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学考试,北大就在沙滩,清华因为离城太远,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场。清华的考试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极有特色,至今忆念难忘。首先是国文题就令人望而生畏,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评论之”。又要“分析”,又要“评论之”,这究竟是考学生什么呢?我哪里懂什么“科学方法”。幸而在高中读过一年逻辑,遂将逻辑的内容拼拼凑凑,写成了一篇答卷,洋洋洒洒,颇有一点神气。北大英文考试也有特点。每年必出一首旧诗词,令考生译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后,又忽然临时加试一场英文dictation。一个人在上面念,让考生整个记录下来。这玩意儿我 4eec." >们山东可没有搞。我因为英文单词记得多,整个故事我听得懂,大概是英文 href='1194/im'>《伊索寓言》一类书籍抄来的罢。总起来,我都写了下来。仓皇中把suffer写成了safer。藏书网藏书网
我们山东赶考的书生们经过了这几大灾难才仿佛井蛙从井中跃出,大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山东中学教育水平是相当低的。
2003年9月28日
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明年也达到八十七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怡悦之感,油然而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问题是我必须答复的。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有人主张,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还不是为了爱国?不爱国,革命干吗呢?历史上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应该排除在“革命”之外。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么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称呼,因国而异。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后来大学兴起,才接过了一些传承的责任。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寺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士、农、工、商是社会上主要阶层,而士则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高居首位。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婆罗门和士的地位,都是他们自定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全是这样,而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也是不行的。
婆罗门、神父、士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本钱就是知识,而文化与知识又是分不开的。在世界各国文化传承者中,中国的士有其鲜明的特点。早在先秦, href='2195/im'>《论语》中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们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安危系于一身。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传统一直没变,后来发展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又继续发展,一直到了现代,始终未变。
不管历代注疏家怎样解释“弘毅”,怎样解释“任重道远”,我个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所传承的文化中,其精髓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我在上面详细论证的爱国主义;一个就是讲骨气,讲气节,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帝王将相的非正义的行为面前不低头,另一方面,在外敌的斧钺前面不低头,“威武不能屈”。苏武和文天祥等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就是例证。这样一来,这两个特点实又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了,其关键还是爱国主义。
如果我们改一个计算办法的话,那么,北大的历史就不是一百年,而是几千年。因为,北大最初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则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从最古的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近代的大学,学生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规律造成的,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太一样。在中国这样的大学中,首当其冲的是北京大学。在近代史上,历次反抗邪恶势力的运动,几乎都是从北 5927." >大开始。这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掉的。五四运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虽然名义上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但骨子里仍然是一场爱国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只能是手段,其目的仍然是振兴中华,这不是爱国运动又是什么呢?
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认为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身上的优点不多,惟藏书网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个灰粒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
1997年1月13日
我看北大
也许是出于一种偶合,北大几乎与二十世纪同寿。在过去一百年中,时间斗换星移,世事沧海桑田,在中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大在人事和制度方面也随顺时势,不得不变。然而,我认为,其中却有不变者在,即北大对中国文化所必须担负的责任。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表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我所谓“文化”是最广义的文化,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但是狭义的文化,据一般人的理解,则往往只限于与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所涵盖的范围有关的东西。而在北大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这三个系,尽管名称有过改变,却始终是北大的重点。从第一任校长严复开始,中经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代校长)、汤用彤(校委会主席)等等,都与这三个系有关。至于在过去一百年中,这三个系的教授,得大名有大影响的人物?99lib?,灿如列星,不可胜数,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高潮。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化学术界、思想界,甚至政界所起的影响,深远广被,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高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几年,我们中国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口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得正确,提得及时,立即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所谓“弘扬”,我觉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国内弘扬,一个是向国外弘扬。二者不能偏废。在国内弘扬,其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我们常讲“有中国特色的”,这“特色”无法表现在科技上。即使我们的科技占世界首位,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只能是量的差别,无所谓“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文化上。这个浅近的道理,一想就能明白。在文化方面,我们中华民族除了上面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外,几乎是处处有特色。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书法,我们的绘画,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社会风习,我们的文学创作,等等,等等,哪个地方没有特色呢?这个道理也是极浅的,一看就能明白。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文化,对内我们要弘扬的。
除了对国内弘扬,我们还有对国外弘扬的责任和义务。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在文化的给予方面,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吝惜的。现在国外那一些懵懵懂懂的“天之骄子”们,还在自我欣赏。我们过去曾实行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拿来了许多外国的好东西,今后我们还将要继续去拿。但是,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不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愿意不愿意来拿我们中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实行“送去主义”,我们要“送货上门”。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觉悟过来而由衷地感谢我们的。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这一点恐怕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今天,在对内弘扬和对外弘扬方面,责任落在所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教员和学生的肩上,北大以其过去的传统,更应当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勇往直前,义无反99lib?顾。
专就北大本身来讲,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更是任重道远,责无旁贷。我希望而且也相信,这三个系的师生能意识到自己肩头上的重担。陈寅恪先生的诗曰“吾侪所学关天意”,可以移来相赠。我希望国家教委和北大党政领导在待遇方面多向这三个系倾斜一些,平均主义不是办学的最好方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北大只有这三个系有责任,其他各系都可以袖手旁观。否,否,我绝无此意。弘扬、传承文化是大家共有的责任。而且学科与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变得不泾渭分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现象越来越明显。其他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各系,都是有责任的。其他各大学以及科学研究机构,也都是有责任的。唯愿我们能众志成城,共襄盛举,振文化之天声,播福祉于寰宇,跂予望之矣。
1997年12月12日
图书馆
我对北大图书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过。最近图书馆的领导同志要我写一篇讲图书馆的文章,我连考虑都没有,立即一口答应。但我立刻感到有点吃惊。我现在事情还是非常多的,抽点时间,并非易事。为什么竟立即答应下来了呢?如果不是心中早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感情的话,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种感情的根源由来已久了。
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去国将近十一年,在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的深秋季节回到了北平,在北大工作,内心感情的波动是难以形容的。既兴奋,又寂寞;既愉快,又惆怅。然而>??我立刻就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北大图书馆。当时我单身住在红楼,我的办公室(东语系办公室)是在灰楼。图书馆就介乎其中。承当时图书馆的领导特别垂青,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在楼下左侧。窗外是到灰楼去的必由之路。经常有人走过,不能说是很清静。但是在图书馆这一面,却是清静异常。我的研究室左右,也都是教授研究室,当然室各有主,但是颇少见人来。所以走廊里静如古寺,真是念书写作的好地方。我能在奔波数万里扰攘十几年,有时梦想得到一张一尺见方的书桌而渺不可得的情况下,居然有了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简直如坐天堂,如享天福了。当时我真想咬一下自己的手,看一看自己是否是做梦。
研究室的真正要害还不在窗明几净——这也是必要的——更在有没有足够的书。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到了意外的满足。图书馆的领导允许我从书库里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放在我的研究室里,供随时查用。我当时是东语系的主任,虽然系非常小,没有多少学生;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仍然有一些会要开,一些公要办,所以也并不太闲。可是我一有机会,就遁入我的研究室去,“躲进小楼成一统”,这地方是我的天下。我一进屋,就能进入角色,潜心默读,坐拥书城,其乐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回国以后,由于资料缺乏,在国外时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找一些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题目,来进行研究。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我需要的资料基本上能找得到,因此还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如果换一个地方,我必如车辙中的鲋鱼那样,什么书也看不到,什么文章也写不出,不但学业上不能进步,长此以往,必将索我于鲍鱼之肆了。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我们有悠久的爱国主义的革命历史传统,有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管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我们北大可以说是具备这五个第一流.99lib.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基础,可以来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为我国四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材,对外为祖国争光,对内为人民立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充满信心地走向光辉的未来。在这五个第一流中,第一流的图书更显得特别突出。北大图书馆是全国大学图书馆的翘楚。这是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个之私言。我们为此应该感到骄傲,感到幸福。
但是,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却不能躺在这个骄傲上、这个幸福上睡大觉。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像爱护自己的眼球一样,爱护北大,爱护北大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爱护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盈架充栋,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一部一册来之不易,一页一张得之维艰。我们全体北大人必须十分珍惜爱护。这样,我们的图书馆才能有长久的生命,我们的骄傲与幸福才有坚实的基础。愿与全校同仁共勉之。
1991年11月6日
清华颂
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
又怎能不这样呢?我离开清华已经四十多年了,中间只回去二三次。但是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清华园却不仅仅是像我的母亲,而且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又怎99lib?
能不这样呢?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它的自然风光又是无限地美妙。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里的青草从融化过的雪地里探出头来,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月之夜,散步荷塘边上,充分享受朱自清先生所特别欣赏的“荷塘月色”。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以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来我要走的道路也还不会是很短很短的,对 6211." >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1981年1月22日
梦萦未名湖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九十周年华诞。对一个人来说,九十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所谓耄耋之年。自古以来,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九十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 5728." >在下去的,二百年,三百年,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九十周年难道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
我们的校史,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那就是从汉代的太学算起。这绝非我的发明创造,国外不乏先例。这样一来,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来年,要居世界第一了。就算是两千来年吧,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也许三千年、四千年,谁又敢说不行呢?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在过去九十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显赫的。离开这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七十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到了学校以后,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绝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的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他们白天派流氓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晚上还想伺机进攻。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恶魔们终于也没能闯进红楼,而北平却解放了。我于此时真正是耳目为之一新。这件事把我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段。从此以后,我的回忆也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段是魑魅横行,黑云压城;一段是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二者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分。北大不久就迁至城外有名的燕园中,我当然也随学校迁来,一住就住了将近四十年。我的记忆的丝缕会挂在红楼上面,会挂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住就是四十年,天天面对未名湖的湖光塔影。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回忆的丝缕要挂在湖光塔影上面吗?别人认为没有,我自己也认为没有。我住房的窗子正面对未名湖畔的宝塔。一抬头,就能看到高耸的塔尖直刺蔚蓝的天空。层楼栉比,绿树历历,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睁眼,就明明白白能够看到,哪里还用去回忆呢?
然而,世事多变。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笔直的道路一样,我脚下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坦笔直的。在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之后,新生的魑魅魍魉仍然可能出现。我在美丽的燕园中,同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在一起,又经历了一场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特大暴风骤雨。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能绝后)!我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八九个月。但是,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许多楼房外面墙上的爬山虎,那些有一二百年寿命的丁香花,在北京城颇有一点名气的西府海棠,繁荣茂盛了三四百年的藤萝,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被消灭了。为什么世间一些美好的花草树木也竟像人一样成了“反革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总算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这一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却再也不能见到了。如果它们也有灵魂的话(我希望它们有),这灵魂也绝不会离开美丽的燕园。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也会流连于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中吧!如果它们能回忆的话,它们回忆的丝缕也会挂在未名湖上吧!可惜我不是活 795e." >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这里用得上一句旧剧的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到了今天,这场噩梦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又经历了一次魑魅现形、天日重明的局面。我上面说到,将近四十年来,我一直住在燕园中、未名湖畔,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然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这样一来,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也梦萦未名湖了。
尽管我们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我们今天回忆过去,绝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你们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愿我们大家在十年以后都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988年1月3日
梦萦水木清华
离开清华园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是我经常想到她。我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清华的四年学习生活。如果没有清华母亲的哺育,我大概会是一事无成的。
在三十年代初期,清华和北大的门槛是异常高的。往往有几千学生报名投考,而被录取的还不到十分甚至二十分之一。因此,清华学生的素质是相当高的,而考上清华,多少都有点自豪感。
我当时是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北大和清华我都考取了。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思考,我决定入清华。原因也并不复杂,据说清华出国留学方便些。我以后没有后悔。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 8bad." >训练;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
在校风方面,两校也各有其特点。清华校风我想以八个字来概括: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我只举几个小例子。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字toss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旧生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 href='2204/im'>《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我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没有被“拖尸”。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藏书网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和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
我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我也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吴雨僧(宓)先生的。他正教我们“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在课堂上,他把自己的新作十二首《空轩》诗印发给学生。这十二首诗当然意有所指,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说不清楚。反正当时他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这些诗可能与此有关。他热爱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诗句“吴宓苦受(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空轩》诗发下来不久,校刊上就刊出了一首七律今译,我只99lib?
记得前一半: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是谁。
学生同俞先生和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觉得好玩,威99lib?严方正的教授也不以为忤。这种气氛我觉得很和谐有趣。你能说这不民主吗?这样的琐事我还能回忆起一些来,现在不再啰唆了。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但同时又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著名的“斗牛”正在热烈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到了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伏案苦读了。
根据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情况,我把清华校风归纳为八个字: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整整四个年头,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
现在母校八十周年了。我可以说是与校同寿。我为母校祝寿,也为自己祝寿。我对清华母亲依恋之情,弥老弥浓。我祝她长命千岁,千岁以上。我祝自己长命百岁,百岁以上。我希望在清华母亲百岁华诞之日,我自己能参加庆祝。
1988年1月3日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六十多年前,我到北京来考大学,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的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北大与清华各考三天,考得我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夜里回到公寓小屋里,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特别可怕的是那些臭虫的空降部队,防不胜防。
但是,我们这一帮山东来的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在黄昏时分,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街灯并不辉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也会令人不快。我们却甘之若饴。耳听铿锵清脆、悠扬有致的京腔,如闻仙乐。此时鼻管里会蓦然涌入一股幽香,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回到公寓,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驴肉,驴肉。”“王致和的臭豆腐!”其声悠扬、深邃,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
将近五十年前,我在欧洲呆了十多年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翠花胡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囚禁、拷打、杀害所谓“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他们的鬼魂常常出来显灵。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的。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鬼怪显灵,而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它地跨两个胡同,其大可知。里面重楼复阁,四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
然而,这样复杂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99lib?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城里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
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这个地方仅仅是这个院子的一个旮旯,在西北角上。但是这个旮旯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园子里摆满了汉代的砖棺。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凶宅”,再加上这些棺材,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幢幢,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拜访我。我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我最初没有注意是什么树。有一个夏日的夜晚,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樱花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近二十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
不管是六十多年,还是五十年,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层楼摩天,国道宽敞。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却日渐消逝,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看来在现实中小胡同的命运和地位都要日趋消沉,这是不可抵御的,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可是我仍然执著地关心我的小胡同。99lib?就让他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永远,永远。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
北京忆旧
我不是北京人,但是先后在北京住了四十六年之久,算得上一个老北京了。讲到回忆北京旧事,我自觉是颇有一些资格的。
可是,回忆并不总是愉快的。俗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我遇到的也是这个困难,不是bbr>无可回忆,而是要回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想到四十六年的北京生活,脑海里就像开了幻灯铺,一幕一幕,倏忽而过。论建筑则有楼台殿阁,佛寺尼庵,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无穷无尽的影像。论人物则有男女老幼,国内国外,黑眼黑发,碧眼黄发,无穷无尽的面影。再加上自然风光,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延庆密林,西山红叶,混搅成一团,简直像是七宝楼台,海市蜃楼,五光十色,迷离模糊。到了此时,我自己几乎不知置身何地了。
现在先从小事回忆起吧。
我想回忆一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在我居京的四十六年中,有四十年我住在清华园和燕园,都同今天的电子一条街是近邻。自从我国政府决定在海淀区成立一种经济特区以来,电子一条街就名扬四海。今天,在这里,几乎日夜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街两旁店铺鳞次栉比,如雨后春笋,经营的几乎都是先进技术。敏感之士已经感到,将来仅有的几家不是经营先进技术的铺子,比如说饭馆、服装店之类,将会逐渐被挤走,而代之以有能力付特高租金的店铺,将来在海淀区吃饭穿衣都要遇到困难了。我佩服这些人的先见之明。我这个人虽然也还算敏感,但还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我还没有这样的杞忧。我只是有时候回忆起几十年前的这个地方,心中憬然若有所悟。可惜今天有我这种感觉的人恐怕很少很少了。今天的青年,甚至中年,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繁华景象,他们想的是跃跃欲试,逐鹿于电子战场,成为胜利者,手挥微机,头戴桂冠。至于此地过去如何,确定与他们无关,何必去伤这一份脑筋呢?
我生也早,现在已近耄耋之年。早生有早生的好处,但也有早生的包袱。我现在背的就是这样的包袱。我看电子一条街,同中青年们不完全一样。我既看到现在热闹的一面,又看到过去与热闹截然相反的一面。有时候这两面在我眼前重叠起来,我很自然地就起流光如驶之感,不禁大为慨叹。这种慨叹有什么用处吗?我说不出,看来恐怕不会有多大用处。明知没有多大用处,又何苦去回忆呢?我是身不由己,无能为力。既然生早了,亲眼看到这个地方原先的情况,就无法抑制自己不去回忆。这就是我现在的包袱。
将近六十年前,当我住在清华园读书的时候,晚饭之后,有时候偕一两好友漫步出校南门,边走边谈,忘路之远近,间或走得颇远。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深秋时分,我们往往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烟,景象萧森,举目四望,不见人家。但见野坟数堆,暮鸦?99lib?几点,上下相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余晖闪熠在枯草叶上。此时我感到鬼气森森,赶快收住脚步,转身回到清华园,仿佛又回到了人间。
测算位置,我当年到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带。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我离开清华以后,再也没有到这里来过。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也没有来过。一九五二年从城里搬到燕园,时过境迁,我对这个地方,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我在蓝旗营一公寓住了十年。初来时,门前的马路还没有。现在电子一条街修马路更在以后。这里修马路时,我当时的想法是,修这样宽的马路干吗呀!到了今天,马路扩展了一倍,仍然时有堵塞。仅仅三十几年,这里的变化竟如此巨大,我们的脑筋跟上时代的步伐竟如此困难。古人说沧海桑田,确有其事;论到速度,又是今非昔比了。
我从前读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唐段成式《寺塔记》、刘肃《大唐新语》等等书籍,常作遐想。书中描绘洛阳、长安等城市升沉衍变的情况,作者一腔思古之幽情,流露于楮墨之间,读来异常亲切感人。我原以为这是古人的事,于今渺矣茫矣。但是,现在看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类似电子一条街这样的变迁,岂非同古人一模一样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我只经历了六七十年,而古人经历的比较长而已。六七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能算太长,但也不能说太短,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朝代也不过如此。我个人的经历应该算得上一部短短的历史了。
人是非常容易怀旧的,怀旧往往能带来某一种愉快。但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看到的经历过的已经太多太多了,“悲欢离合总无情”,有时候我连怀旧都有点懒怠了。今天写这一篇短文,一非想怀旧,二非想思古。不过偶尔想到,觉得别人未必知道,所以就写了下来。这绝不会影响电子一条街的人士发财致富,也不会帮助他们财运亨通。当他们饱饮可口可乐之余,对他们来说,这样琐细的回忆足资谈助而已。
1988年6月11日
汉城忆燕园
自己年事已高,最近几年,立下宏愿大誓:除非万分必要,不再出国。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难以贯彻。最近承蒙老友金俊烨博士推毂,韩国国际交流财团邀请,终于又一次来到了美丽的汉城,情不可却也,然而我却是高兴的。
距上次访问,时间已有四年。我虽年迈,尚未昏聩。上次访问的记忆,不用粉刷,依然如新,情景巨细,历历如在目前。韩国经济腾飞之迅猛,工业技术之先进,农村田畴之整齐,山川草木之葳蕤,在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仅以汉城而论,摩天高楼耸入蓝天,马路上车水马龙,日夜不息。深夜灯火光照夜空,简直能够同东京有名的银座相比。更令人难忘的是韩国人民之彬彬有礼,韩国友人之惓惓情深。总之,上一次的短暂访问是毕生难忘的。
可是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喜欢舞笔弄墨的人竟一篇文章也没有写出来呢?对于这一点我自己都有点惊奇。然而理由是很明显的。我的情感越是激动,越是充沛,我越难以动笔,越是不想动笔。我想把这种感情蕴藏在自己腔子里,自己玩味,仿佛一动笔就亵渎了它,就泄露了天机。现在又来到了汉城,旧地重游,旧友重逢,又增添了新的朋友;而汉城本身也似乎更美丽了,更繁华了。我的感情仿佛也增加了新的激动。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这是泄露天机的时候了,文章非写不行了。然而实在真是大大地出我意料:我在构思时,眼前的汉城依然辉煌,我的心灵深处涌出来的却是怀乡思家之情,其势汹涌澎湃,不可抗御。身在汉城,心怀燕园。古人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我离开燕园不过几天,却似乎是已有几年了。
我是在想家吗?绝不是的。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家。我一个人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挨饿。我正像一个蜗牛,家就驮在自己背上,我走到哪里,家也就带到哪里。要说想家,只想一想自己就够了。
然而我确实还是想家。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在中国我最爱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爱的地方是燕园,在燕园我最爱的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过的楼房的底层。两个单元,房屋六间,大厅两个。前临荷塘,左傍小山。我离开时,虽已深秋,塘中荷叶,依然浓绿,秋风乍起,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摇摆。塘畔垂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小山上黄栌尚未变红,而丰华月季,却真名副其实,红艳怒放,胜于二月春花。刚离开几天。我用不着问:“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现在却怀念这些山水花木。
我那六间房子,绝不豪华,也不宽敞。然而几乎每间都堆满了书,我坐拥书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烦恼。书已经多到无地可容,连阳台和对面房子里的厨房和大厅都已堆满,而且都达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尽书潮滚滚来”。我现在怀念这些不会说话又似乎能对我说话的书。
同书比较起来,更与我亲如手足的是我那十几箍铁柜中收藏的我的手稿和我手抄的资料。由于我是个“杂家”,所以资料的范围极广。数量极大。六七十年来。我养成了“随便翻翻”(鲁迅语)的习惯,什么书到手,我先翻翻。只要与我的研究或兴趣有关的资料,我都随手抄下。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抄。纸张大小不一,中外兼备。连信封、请柬和无用的来信的背面,都抄满了资料。积之既久,由几张而盈寸,由盈寸而盈尺,由盈尺而盈丈。我没有仔细量过,但盈丈绝非虚语。人们常说“著作等身”,我的所谓“著作”等多少,先不去说它,资料等身,甚至超过等身,却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多少年来,我天天泡在这些资料和手稿里。现在竟几天不见,我的资料和手稿如果有灵,也会感到惊诧的。我现在怀念我这些亲密的朋友资料和手稿。这些东西,在别人眼中,形同垃圾,在我眼中,却如同珍宝。倘若一不小心丢上一张半页,写文章时可能正是关键的资料。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们身上凝结着我的心血,凝结着我兀兀 7a77." >穷年溽暑酷寒的心血。我现在深深地怀念这些资料和手稿。..
上面说的都是些没有生命的山水花木和资料手稿。与这些东西比较起来,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人。近一年多以来,我陡然变成了“孤家寡人”。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的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心情之一斑。现在虽然相距数千里,可他们的声音笑貌,宛在身边眼前。我现在真是深深怀念这一些可敬可爱的朋友们。当然我也怀念我眼前仅有的不在一起住的亲属颐华和孝廉。
我上面写了那么多怀念,但是,怀念还没有完。有一晚,我在汉城希尔顿饭店一间豪华的客厅里参加晚宴。对面大镜子里忽然有一团白光一闪。我猛一吃惊:难道我的小猫咪跟我来了吗?定一定神,才知道这是桌子上白色餐巾的影子。我的心迷离恍惚,一下子飞回了燕园。我现在家里有两只小猫,都是洁白如雪的波斯猫。小的一只,我颁赐嘉名曰“毛毛四世”,因为在它之前我已经丢了三只眼睛一黄一绿的波斯猫,它排行第四,故有“四世”之名。几世几世是秦始皇发明的。我以之为猫命名,似有亵渎之意,实则我是诚恳的,不过聊以逗乐子而已。祝愿始皇在天之灵原谅则个!这位四世降生才不过一百天,来自我的家乡。小小年纪,却极端调皮,简直是“无恶不作”,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需要它,它就偏在那地方、那时候蹿出,搅得人心神不安,它自己却怡然自得。这且不去谈它。咪咪二世是老猫了。它陪伴我已经六七年了。它每天夜出昼归。我一般都是早晨四点起床。无间寒暑。咪咪脑袋里似乎有一个表,早晨四点前后。只要我屋子里的灯一亮,它就在窗外窗台上用前爪抓我的纱窗,窸窣作响,好像要告诉我:“你该起床了!应该放我进去进早餐了!”我悚然而兴,飞快下床,开门一跺脚,声控的电灯一亮,只见一缕白烟从门外的黑暗中飞了进来,是咪咪二世,它先踩我的脚,蹭我的腿,好像对我道声“早安”;然后飞身入室,等我给它安排早餐。六七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几乎天天如此。我对它情有独钟,它对我一往情深。在我精神最苦恼的时候,它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其中有真意”,不足为外人道也。我曾写过几句俚辞:“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对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唯有一猫。”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现在,我忽然离开了家。但是,我相信,咪咪仍然会每天凌晨卧在我窗外的窗台上,静静地等候室内的灯光。可是灯光却再也不亮。杜甫诗:“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我现在改为:“可怜小猫咪,不解忆汉城。”我想,它必然是非常纳闷,非常寂寞,非常失望的。它必然会觉得,人世间非常奇怪:“我的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我现在真是怀念我的咪咪二世。
临别的前夕,我的老学生现任驻韩国大使的张庭延和夫人也是我的老学生的谭静,在富丽堂皇的大使馆中,设宴招待教委和北大领导以及我这位老师。.99lib?不言自明,这是我到韩国以后最美最合口味的一顿饭。庭延拿出了茅台招待我们,并且强调说,这是绝对可靠的真正的茅台,是外交部派专人到贵州茅台酒厂去购买和护送回京的。这当然更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兴致。不知道怎样一来,话头一转就转到了花生米上。庭延说:他常常以花生米佐茅台。他还说:花生米以农贸市场老农炒的五香花生米为最佳。什么美国瓶装脱皮的花生米,绝不能与之相比,两者简直天渊之别。我初听时,大吃一惊,继之则以我心有戚戚焉。我自认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虽留欧十年有余,足迹遍世界上三十几个国家,虽洋气日增,而土气未减。在德国二战时的饥饿地狱中,饱受磨难。夜间做梦,常常梦见祖国的食品。但我梦见的却都并不是什么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山珍海味,而是——花生米,正是庭延所说的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我回国以后,五十年来,每天的早餐就是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感还越来越好。我窃以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不意今天竟在汉城找到了从未遇到的花生米知己,我漫绻衣袖喜欲狂,于是我们大侃花生米哲学。庭延和谭静拿出了从祖国带来的炒花生米,仅余小小一塑料袋。我们万般珍惜,只肯一粒一粒地慢慢地吃。此时连绝对真正的茅台都更增添了香味,简直可比王母娘娘的蟠桃、镇元仙人的人参果。我们大家食而乐之,侃兴倍增。这成为我毕生难忘的一夜。
我现在是在飞机上,正飞向北京。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再看到我那可爱的祖国,我那可爱的北京,我那可爱的燕园,我那些可爱的燕园中的山水草木,我那些可爱的书籍和手稿,我那些可爱的友人,最后还有我那可爱的两只波斯猫。汉城离开我越来越远,而我在汉城时怀念的上面说的这些东西和人,却越来越近了。我的心绪不知怎样一来陡然一转,我的怀念一下子转回到了汉城上,转回到在韩国的那些朋友身上,特别转回到了庭延和谭静身上。我的心仿佛已经留在了汉城。“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汉城夜宴时。”这是我走下飞机时心里?99lib?涌出来的胡编剽窃的两句诗。
黎明前的北京
前后加起来,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四十多年,算是一个老北京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北京的妙处,我应该说是了解的;其他老北京当然也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绝大多数老北京并不了解,这就是黎明时分以前的北京。
多少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在黎明以前起床工99lib?作。我不出去跑步或散步,而是一下床就干活儿。因此我对黎明前的北京的了解是在屋子里感觉到的。我从前在什么报上读过一篇文章,讲黎明时分天安门广场上的清洁工人。那情景必然是非常动人的,可惜我从未能见到,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四十年前,我住在城里在明朝曾经是特务机关的东厂里面。几座深深的大院子,在最里面三个院子里只住着我一个人。朋友们都说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很少有人敢来找我,我则怡然自得。每当夏夜,我起床以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bbr>99lib.些高大的马缨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我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连手中那一枝笨拙的笔也仿佛生了花。
几年以后,我搬到西郊来住,照例四点起床,坐在窗前工作。白天透过窗子能够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的尖顶,此时当然看不到了。 4f46." >但是,我知道,即使我看不见它,它仍然在那里挺然耸入天空,仿佛想带给人以99lib?希望,以上进的劲头。我仍然是乐不可支,心也仿佛飞上了高空。
过了十年,我又搬了家。这新居既没有马缨花,也看不到金色的塔顶。但是门前却有一片清碧的荷塘。刚搬来的几年,池塘里还有荷花。夏天早晨四点已经算是黎明时分。在薄暗中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接天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悠然袭来,我顾而乐之,大有超出马缨花和金色塔顶之上的意味了。
难道我欣赏黎明前的北京仅仅由于上述的原因吗?不是的。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当时,我真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我爱北京
我爱北京!
我不是北京生人,但是前后在北京居住了将近五十年,算得上一个老北京了。六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山东老家来北京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乡下人,没有见过大世面。一下火车,听到那些手里拿着布掸子给旅客掸土借以讨得几枚铜元的老妇人那一口抑扬顿挫嘹亮圆润的京片子,仿佛听到仙乐一般,震撼了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北京真是一个奇妙的好地方,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城市。我从此学会了一件事:我爱北京。
我在清华园里住了四年,然后回到故乡的一个高级中学里教了一年国文,就到欧洲去了。在那里一住就是将近十一年。一九四六年深秋,我终于倦鸟归林,又回到了北京。从那时到现在一住又是四十多年,没有迁移到任何别的城市去。今后我大概也不会移家他处,我要终老于斯了。
我爱北京!
在解放前的二十年中,北京基本上没有变,城垣高耸,宫阙连云,红墙黄瓦,相映生辉,驼铃与电车齐鸣,蓝天共碧水一色,一种古老的情味,弥漫一切。这是北京美的一方面。“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京并不怎样美的一方面。不管美与不美,北京在我心中总是美的。在我离开北京远赴异域的那十多年中,我不但经常想到北京,而且经常梦到北京,我是多么想赶快回到北京的怀抱里来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同全国人民一样,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真正达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我记得曾读过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许是亲自听他说的),他说,他这老北京,只要几天不出门,出门就吃一惊:什么地方又起了一座摩天大楼,什么地方街道变了样子,他因此甚至迷了路,走不回家来。
变化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可是人们的思想往往跟不上。五十年代的前一半,有几年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拆除天安门前东西两座牌楼引起了风波。在人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争议激烈,各不相让。最后请出了北京主管交通的一个处长,到大会上来汇报,历数这两座牌楼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也举出了伤亡人数。在事实面前,大家终于统一了思想,举手通过拆除方案。市府立即下令执行。我是一个保守思想颇浓的人,原来也属于反对拆除派。到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变了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如果当年不拆除那两座牌楼,今天摆在那里,最多像两个火柴盒,在车水马龙中,不但影响交通,而且不也显得十分滑稽吗?
我们常说,看问题要有预见性。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往往囿于眼前的情况,不能自拔。及至时过境迁,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狠狠地吃上一服后悔药。我自己不知吃了多少后悔药,头脑才比较清醒一点儿。我深深知道,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但前者易而后者难。我们不应该害怕变化,否则将来还要吃后悔药。
我上面谈到,我初到北京时,觉得北京真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北京人待人接物都彬彬有礼。到了今天,这种风气似乎有点变样了。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似乎没有为这种风气所感染,有点儿“异化”了。我只希望,这只是局部>?99lib.的现象。我希望,所有的新老北京人都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努力把那种优良的风气发扬光大,使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真正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不但能为全国各族人民作出表率,而且能给国际友人以良好的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这个千年故都。
我始终认为,北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北京,而且是世界的北京。我曾多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浮想联翩,上天下地,觉得脚下踏的这一块土地,内联五湖,外迭四海,上凌斗牛,下镇大地,呼吸与日月相通,颦笑与十亿共享,真是一块了不起的地方。我国各族人民对北京的爱,就是对祖国的爱。世界各国人民来访中国,必须先访北京。北京,在全国人民心中,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就占有这样特殊的位置。
今天,北京似乎返老还童了。北京已经变化了,正在变化着,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下去。我以垂暮之年,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真是莫大的幸福。
我爱北京!
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99lib?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
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宇内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校必不可少的繁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
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振聋发聩,于是就名满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当年的老师都已经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美国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一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我想简略地实事求是地对西洋文学系的教授阵容作一点分析。我说“实事求是”,至少我认为是实事求是,难免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平常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先从系主任王文显教授谈起。他的英文极好,能用英文写剧本,没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似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他隔年开一次莎士比亚的课,在堂上念讲义,一句闲话也没有。下课铃一摇,合上讲义走人。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讲义是否随时修改,不得而知。据老学生说,讲义基本上不做改动。他究竟有多大学问,我不敢瞎说。他留给学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当冰球裁判时那种脚踏溜冰鞋似乎极不熟练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学生中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轶闻趣事。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爱的是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学生中流传的轶闻之一就是:他身上穿着五百块大洋买来的大衣(当时东交民巷外国裁缝店的玻璃橱窗中摆出一块呢料,大书“仅此一块”。被某一位冤大头买走后,第二天又摆出同样一块,仍然大书“仅此一块”。价钱比平常同样的呢料要贵上五至十倍),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某一国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铺面,专售西书。他把原有的标价剪掉,然后抬高四五倍的价钱卖掉),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但把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蒙眬。
现在介绍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国人,教西洋文学史。听说他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理化教员。后来学堂撤销,改为大学,他就留在西洋文学系。他大概是颇为勤奋,确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读了可以对欧洲文学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书中错误颇多,特别是在叙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内容中,时有张冠李戴之处。学生们推测,翟老师在写作此书时,手头有一部现成的欧洲文学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讲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遇到名著,则查一查Story Book,没有时间和可能尽读原作,因此名著内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讹误。不是行家出身,这种情况实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苛责翟孟生老师。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不写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还讲授当代长篇小说一课。他共选了五部书,其中包括当时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 href='1121/im'>《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此外还有托马斯·哈代的 href='/article/7966.htm'>《还乡》,吴尔芙和劳伦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谁也不敢说完全看懂。我只觉迷离模糊,不知所云。根据现在的研究水平来看,我们的吴老师恐怕也未必能够全部透彻地了解。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的terbury Tales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品头论足,说些开玩笑的话。我们说:程咬金还能舞上三板斧,我们的毕老师却只能砍上一板斧。
下面介绍两位德国教授。第一位是石坦安,讲授第三年德语。不知道他的专长何在,只是教书非常认真,颇得学生的喜爱。此外我对他便一无所知了。第二位是艾克,字锷风。他算是我的业师,他教我第四年德文,并指导我的学士论文。他在德国拿到过博士学位,主修的好像是艺术史。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偏爱德国古典派的诗歌,对于其名最初隐而不彰后来却又大彰的诗人薛德林(Holderlin)情有独钟,经常提到他。艾克先生教书并不认真,也不愿费力。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请他用德文讲授,不用英文。他便用最快的速度讲了一通,最后问我们:“Ver藏书网stehewas davon?”(你们听懂了什么吗?)我们瞠目结舌,敬谨答曰:“No!”从此天下太平,再也没有人敢提用德文讲授的事。他学问是有的,曾著有一部厚厚的《宝塔》,是用英文写的,利用了很丰富的资料和图片,专门讲中国的塔。这一部书在国外汉学界颇有一些名气。他的另外一部专著是研究中国明代家具的,附了很多图表,篇幅也相当多。由此可见他的研究兴趣之所在。他工资极高,孤身一人,租赁了当时辅仁大学附近的一座王府,他就住在银安殿上,雇了几个听差和厨师。他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名贵字画,坐拥画城,享受王者之乐。1946年,我回到北京时,他仍在清华任教。此时他已成了家,夫人是一位中国女画家,年龄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他们夫妇请我吃过烤肉。北京一解放,他们就流落到夏威夷。艾锷风老师久已谢世,他的夫人还健在。
我在上面提到过,我的学士论文是在艾锷风老师指导下写成的,是用英文写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F.Holderlin”。英文原稿已经遗失,只保留下来了一份中文译文。一看这题目,就能知道是受到了艾先生的影响。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德文水平不可能真正看懂薛德林的并不容易懂的诗句。当然,要说一点都不懂,那也不是事实。反正是半懂半不懂,囫囵吞枣,参考了几部《德国文学史》,写成了这一篇论文,分数是E(excellent,优)。我年轻时并不缺少幻想力,这是一篇幻想力加学术探讨写成的论文。本章的题目是“学术研究的发轫阶段”。如果这就算学术研究的话,说它是“发轫”,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轫”“发”得并不辉煌,里面并没有什么“天才的火花”。
现在再介绍西洋文学系的老师,先介绍吴宓(字雨僧)教授。他是美国留学生,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老师的学说。他反对白话文,更反对白话文学。他联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学衡》杂志,文章一律是文言。他自己也用文言写诗,后来出版了《吴宓诗集》。在中国文坛上,他属于右倾保守集团,没有什么影响。他给我们讲授两门课: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在美国他入的是比较文学系。在中国,他是提倡比较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却几乎不见。就以我为例,“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当时并没有形成。如果真有文章的话,他并不缺少发表的地方,《学衡》和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都掌握在他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是他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论述文章。在“英国浪漫诗人”这一堂课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让我.们背诵那些浪漫诗人的诗句,有时候要背得很长很长。理论讲授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在“中西诗之比较”这一堂课上,除了讲点西方的诗和中国的古诗之外,关于理论我的回忆中也是一片空白。反之,最难忘的却是:他把自己一些新写成的旧诗也铅印成讲义,在堂上散发。他那有名的《空轩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到我们手中的。雨僧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爱过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一个是毛彦文。他曾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零零零,三洲人士共惊闻。”隐含在三个O里面的人名,用押韵的方式呼之欲出。“三洲”指的是亚、欧、美。这虽是诗人的夸大,知道的人确实不少,这却是事实。他的《空轩诗》被学生在小报《清华周刊》上改写为打油诗,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一首的头两句被译成了“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亚北”者,指一个姓欧阳的女生。关于这一件事,我曾在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的一篇谈叶公超先生的散文中写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回头仍然讲吴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这一门课。为这一门课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忘记了,是师命或者自愿,我也忘记了。内容依稀记得是把陶渊明同一位英国浪漫诗人相比较,当然不会比出什么东西来的。我最近几年颇在一些文章和谈话中,对比较文学的“无限可比性”有所指责。x和y,任何两个诗人或其他作家都可以硬拉过来一比,有人称之为“拉郎配”,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焉知六十多年前自己就是一个“拉郎配”者或始作俑者。自己向天上吐的唾沫最终还是落到自己脸上,岂不尴尬也哉!然而这个事实我却无法否认。如果这样的文章也能算科学研究的“发轫”的话,我的发轫起点实在是很低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在西洋文学系教授群中,讲真有学问的,雨僧先生算是一个。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 href='2119/im'>《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并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在文坛上,公超先生大概属于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编过——或者帮助编过——一个纯文学杂志《学文》。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年》,送给了他。他给予这篇文章极高的评价,说我写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类普遍的意识”。他立即将文章送《学文》发表。这实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怀有巴结之意,我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送呈先生。然而,这次却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个钉子。他把我叫了去,铁青着脸,把原稿掷给了我,大声说道:“我一个字都没有看!”我一时目瞪口呆,赶快拿着文章开路大吉。个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难道这样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写吗?此文原稿已经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平心而论,我在清华四年,只写过几篇散文——《年》、 href='/article/4488.htm'>《黄昏》、 href='/article/3584.htm'>《寂寞》、《枸杞树》,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赞美声。清夜扪心,这样的文章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我一生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学术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起点很低的话,我的散文创作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藏书网
公超先生虽然一篇文章也不写,但是,他并非懒于动脑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几个同学,他正考虑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人的感觉——或者只是诗人的感觉的转换问题。他举了一句唐诗:“静听松风寒。”最初只是用耳朵听,然而后来却变成了躯体的感受“寒”。虽然后来没见有文章写出,却表示他在考虑一些文艺理论的问题。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明显的鸿沟:教授工资高,社会地位高,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这一个词儿。我们学生只是一群有待于到社会上去抢一只饭碗的碌碌青年。我们同教授们不大来往,路上见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类的致敬词儿的“国礼”——“你吃饭了吗?”“你到哪里去呀?”去向教授们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后来当了大官:台湾的“外交部长”。关于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师弟——一位著名的诗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现在再介绍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国女教授,她是德国人华兰德小姐,讲授法语。她满头银发,闪闪发光,恐怕已经有了一把子年纪,终身未婚。中国人习惯称之为“老姑娘”。也许正因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气有点变态。用医生的话说,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级法语,像是教初小一年级的学生。后来我领略到的那种德国外语教学方法,她一点都没有。极简单的句子,翻来覆去地教,令人从内心深处厌恶。她脾气却极坏,又极怪,每堂课都在骂人。如果学生的卷子答得极其正确,让她无辫子可抓,她就越发生气,气得简直浑身发抖,面红耳赤,开口骂人,语无伦次。结果是把80%的学生全骂走了,只剩下我们五六个不怕骂的学生。我们商量“教训”她一下。有一天,在课堂上,我们一齐站起来,对她狠狠地顶撞了一番。大出我们所料,她屈服了。从此以后,天下太平,再也没有看到她撒野骂人了。她住在当时燕京大学南面军机处的一座大院子里,同一个美国“老姑娘”相依为命。二人合伙吃饭,轮流每人管一个月的伙食。在这一个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恶毒咒骂。到了下个月,人变换了位置,骂者与被骂者也颠倒了过来。总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好像吵架已经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内容。
我在上面介绍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概情况,绝没有一句谎言。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我也绝不是说,西洋文学系一无是处。这个系能出像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这里无法详细推究了。
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绝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这同他写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时我对他的学术论文已经读了一些,比如《四声三问》等等。每每还同几个同学到原物理楼南边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前,共同阅读寅恪撰写的碑文,觉得文体与流俗不同,我们戏说这是“同光体”。有时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夹着一个黄布书包,走到什么地方去上课,步履稳重,目不斜视,学生们都投以极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实(光潜)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当时他才从欧洲学成归来。他讲“文艺心理学”,其实也就是美学。他的著作《文艺心理学》还没有出版,也没有讲义,他只是口讲,我们笔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扞格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身难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真理,不能更动。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温馨的回忆
一想到清华图书馆,一股温馨的暖流便立即油然涌上心头。
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
专就图书馆而论,在当时一直到今天,它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bbr>爬山虎。解放后,曾加以扩建,建筑面积增加了很多。但是,整个建筑的庄重典雅的色调,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与前面的雄伟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一点也不显得有任何逊色。
至于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更是名闻遐迩。不但能为本校师生服务,而且还能为外校,甚至外国的学者提供稀有的资料。根据我的回忆,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相当宽敞的,一间居住两人,每人一张书桌。在屋里读书也是很惬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人一走进去,立即为书香所迷,进入角色。
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t>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1946年,我出国十多年以后,又回到北京,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打听清华的人,据说毕老先生还健在,我十分兴奋,几次想到清华园去会一会老友,但都因事未果,后来听说他已故去,痛失同这位鲁殿灵光见面的机会,抱恨终天了。
书籍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最重要的载体。世界各国、各地,只要有文字、有书籍的地方,书籍就必然承担起这个十分重要的责任。没有书籍,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遇到极大的障碍,延缓前进的步伐。而图书馆就是储存这些重要载体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各个国家,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今天图书馆的设备,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图书馆必须给予最高的赞扬。
清华大学,包括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在内,建校八十年以来,颇出了一些卓有建树,蜚声士林的学者和作家。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校歌中说的:“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这是形象的说法,说得很玄远,其意..不过是说,清华园有灵气。园中的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等等,都是灵气之所钟。有这样有灵气的地方,又有全国一流的学生,有一些全国一流的教授,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图书馆,焉得不培养出一些优秀人才呢?
我一想到清华图书馆,就有一种温馨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图书馆。
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99lib?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99lib.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 672f." >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二十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二十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四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义”施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
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一个我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终天!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五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六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只举行一次口试,教员写了一个“骡”字,我认识,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则派进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却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 href='2210/im'>《红楼梦》、 href='2203/im'>《三国演义》、 href='2204/im'>《水浒传》等等,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中国旧小说,包括 href='2205/im'>《金瓶梅》、 href='2196/im'>《西厢记》等等几十种,我都偷着看了个遍。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 href='1306/im'>《易经》、 href='2283/im'>《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乱,鸡犬不宁。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时局瞬息万变,“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年山大祭孔,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穿着长袍、马褂,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党的协助,以雷霆万钧之力,一路扫荡,宛如劲风卷残云,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济南,酿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高中关了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日寇占领了济南,国民党军队撤走,学校都不能开学,我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生活。
此时日军当然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t>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嘛!”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绝不能理解的。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两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由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六十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天,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精神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西谛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薄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五十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地减轻。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兑之意。全校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四个国文教员,每人教三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三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三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三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欲飞。此种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我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岔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岔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荡不安,学生两极分化,这样一幅十分复杂矛盾的图像。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窝、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劳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考试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加强了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药量,与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时英美的轰炸已成家常便饭,我就是在饥饿与轰炸中写成了几篇论文。大学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当了兵。过了没有多久,男生有的回来了,但不是缺一只手,就是缺一条腿。双拐击地的声音在教室大楼中往复回荡,形成了独特的合奏。
到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耻地吹,然而已经空洞无力,有时候牛头不对马嘴。从我们外国人眼里来看,败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无力了。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各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绝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说,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国军队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彻底完蛋了,德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大有逆来顺受的意味,又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点昏昏然、懵懵然。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六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交涉,美国占领军当局答应用吉普车送我们到瑞士去。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离开她时,我也是头也没有敢回,含泪登上美国吉普。我在心里套一首旧诗想成了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十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婶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十一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三十五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圆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9年春,北平终于解放了。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三十八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 6211." >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四十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汽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做轮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党的威言至高无上。许多爱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笑话。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露。为了出人头地,颇多惊人之举,比如说贴口号式的大字报,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轰动。他对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个阶段,是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次运动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虽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我则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尽管运动来势迅猛,我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压迫的。两派在行动上很难说有多少区别,都搞打、砸、抢,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疑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时候,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致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人性,连兽性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线”。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我又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其中危险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里写过:“为了保卫什么人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完全是真诚的,半点虚伪也没有。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怀着冒险、侥幸又还有点自信的心情,挺身出来反对那一位“老佛爷”。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来”的。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准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生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另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时间并不太长,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全国人民眼前,全国知识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目中无人
中国的成语“目中无人”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狂妄自大,把谁都不放在眼中,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心理上的“目中无人”,..是一种要不得的恶习。我现在居然也变成了“目中无人”了;但是,我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患了眼疾,看人看不清楚。这同心理上的毛病有天渊之别。
大约在十年前,由于年龄的原因,我的老年性白内障逐渐发作,右眼动了手术。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年届九旬,右眼又突然出了毛病,失去视力,到了伸手难见五指的程度,仅靠没有动过手术的左眼不到0.1的视力,勉强摸索着活动。形同半个盲人。古人有诗句“老年花似雾中看”>?99lib.,当年认为这是别人的事,现在却到自己眼前来了。窗前我自己种的那一棵玉兰花,今年是大年,总共开了二百多朵花,那情景应该说是光辉灿烂的,可惜我已无法享受,只看到了白白的几朵花的影子,其余都是模糊一团了。“春风杨柳万千条”,现在正是嫩柳鹅黄的时节,可是我也只能看到风中摇摆着一些零乱的黑丝条而已。即使池塘中的季荷露出了尖尖角的时候,我大概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几点绿点罢了。
这痛苦不痛苦呢?谁也会想到,这绝不是愉快的,我本是一个性急固执有棱有角的人,但是将近九十年的坎坷岁月,把我的性子已经磨慢,棱角已经磨得圆了许多;虽还不能就说是一个琉璃球,然而相距已不太远矣。现在,在眼睛出了毛病的情况下,说内心完全平静,那不是真话。但是,只要心里一想急,我就祭起了我的法宝,法宝共有两件:一是儒家的“既来之,则安之”,一是道家的顺其自然。你别说,这法宝还真灵,只要把它一祭起,心中立即微波不兴,我对一切困难都处之泰然了。
同时,我还会想到就摆在眼前的几个老师的例子。陈寅恪先生五十来岁就双目失明,到了广州以后,靠惊人的毅力和记忆力,在黄萱女士的帮助下,写成了一部长达七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震动了学坛。冯友兰先生耄耋之年失明,也靠惊人的毅力,口述写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摆脱了桎梏,解放了思想,信笔写来,达到了空前的大自在的水平,受到了学术界的瞩目。另一位先生是陈翰笙教授,他身经三个世纪,今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岁,成为稀有的名副其实的人瑞。他双目失明已近二十年,但从未停止工作,在家里免费教授英文,学者像到医院诊病一样,依次排队听课。前几年,在庆祝他百岁华诞的时候,请他讲话,他讲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要求工作!”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想,以上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人,即使是双目失明了,仍然能够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情。
再说到我自己,从身体状态来看,从心理状态来瞧,即使眼前眼睛有了点毛病,但同失明是决不会搭界的。一个九旬老人,身体上有点毛病,纯属正常;不这样,反而会成为怪事。因此,我只有听之,任之,安之,决不怨天尤人。古书上说:“否极泰来。”我深信,泰来之日终会来临。到了那时,我既不在心理上“目中无人”,也不在生理上“目中无人”,岂不猗欤休哉!
我现在在这里潜心默祷,愿天下善男、信女、仁人、志士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不“目中无人”,大千世界,礼仪昌明,天下太平,共同努力,把这个小小的地球村整治成地上乐园。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99lib.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 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99lib?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 href='5748/im'>《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 href='2203/im'>《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藏书网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 href='5748/im'>《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渊源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年
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年呢?却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当我们沿着一条大路走着的时候,遥望前路茫茫,花样似乎很多。但是,及至走上前去,身临切近,却正如向水里扑自己的影子,捉到的只有空虚。更遥望前路,仍然渺茫得很。这时,我们往往要回头看看的。其实,回头看,随时都可以。但是我们却不。最常引起我们回头看的,是当我们走到一个路上的界石的时候。说界石,实在没有什么石。只不过在我们心上有那么一点痕。痕迹自然很虚缥。所以不易说。但倘若不管易说不易说,说了出来的话,就是年。
说出来了,这年,仍然很虚缥。也许因为这一说,变得更虚缥。但这却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我前面不是说我们要回头看吗?就先说我们回头看到的罢——我们究竟看到些什么呢?灰蒙的一片,仿佛白云,又仿佛轻雾,朦胧成一团。里面浮动着种种的面影,各样的彩色。这似乎真有花样了。但仔细看来,却又不然。仍然是平板单调。就譬如从最近的界石看回去吧。先看到白皑皑的雪凝结在杈桠着刺着灰的天空的树枝上。再往前,又看到澄碧的长天下流泛着的萧瑟冷寂的黄雾。再往前,苍郁欲滴的浓碧铺在雨后的林里,铺在山>99lib?头。烈阳闪着金光。更往前,到处闪动着火焰般的花的红影。中间点缀着亮的白天,暗的黑夜。在白天里,我们拼命填满了肚皮。在黑夜里,我们挺在床上咧开大嘴打呼。就这样,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一明一暗地滚下去,像玉盘上的珍珠。……
于是越过一个界石。看上去,仍然看到白皑皑的雪,看到萧瑟冷寂的黄雾,看到苍郁欲滴的浓碧,看到火焰般的红影。仍然是连续的亮的白天,暗的黑夜——于是又越过了一个界石。于是又——一个界石,一个界石,界石接着界石,没有完。亮的白天,暗的黑夜交织着。白雪、黄雾、浓碧、红影混成一团。影子却渐渐地淡了下来。我们的记忆也被拖到辽远又辽远的雾蒙蒙的暗陬里去了。我们再看到什么呢?更茫茫。然而,不新奇。
不新奇吗?却终究又有些新的花样了。仿佛是跨过第一个界石的时候——实在还早,仿佛是才踏上了世界的时候,我们眼前便障上了幕。我们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只是摸索着走上去。随了白天的消失,暗夜的消失,这幕渐渐地一点一点地撤下去。但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的时候,往往是在踏上了一个界石回头看的一刹那。一觉得,我们又慌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吗?”其实,当这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热烈地参加着,或表演着。现在一觉得,便大惊小怪起来。我们又肯定地信,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的。我们想,自己以前仿佛没曾打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打算又有什么用呢?事情早已给我们安排在幕后。只是幕不撤,我们看不到而已。而且又真没曾打算过。以后我们又证明给自己: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于是,因了这惊,这怪,我们也似乎变得比以前更聪明些。“以后我要这样了”,我们想。真的,以后我们要这样了。然而,又走到一个界石,回头一看,我们又惊疑:“怎么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到我身上呢?”是的,真有过。“以后我要这样了”,我们又想。一个界石,就在这随时发现的新奇中过下去,一直到现在,我们眼前仍然是幕。这幕什么时候才撤净呢?我们苦恼着。但也因而得到了安慰了。一切事情,虽然都已经安排在幕后,有时我们也会蓦地想到几件。其中也不少缺少一想到就使我们流汗战栗喘息的事情。我们知道它们一定会发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但现在回头看来,许多这样的事情,只在这幕的微启之下,便悠然地露了出来,我们也不知怎样竟闯了过来。回顾当时的流汗,战栗,喘息,早成残象,只在我们心的深处留下一点痕迹。不禁微笑浮上心头了。回首绵绵无尽的灰雾中,竟还有自己踏过的微白的足迹在,蜿蜒一条长长的路,一直通到现在的脚跟下。再一想踏这路时的心情,看这眼前的幕—点一点撒开时的或惊,或惧,或喜的心情,微笑更要浮上嘴角了。
这样,这条微白的长长的路就一直蜿蜒到脚跟。现在脚下踏看的又是一块新的界石了。不容我们迟疑,这条路又把我们引上前去。我们不能停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的。倘若抬头向前看的时候——又是一条微白的长长的路,伸展开去。又是一片灰蒙蒙的雾、这路就蜿蜒到雾里去。到哪里止呢?谁知道,我们只是走上前去。过去的,混沌迷茫,不知其所以然了。未来的,混沌迷茫,更不知其所以然了。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向前走着,时时刻刻这条蜿蜒的长长的路向后缩了回去,又时时刻刻向前伸了出去,摆在我们面前。仍然再缩了回去,离我们渐远,渐远,窄了,更窄了。埋在茫茫的雾里。刚才看见的东西,一转眼,便随了这条路缩了回去,渐渐地不清楚,成云,成烟,埋在记忆里,又在记忆里消失了。只有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点短短的时间——一分钟,不,还短;一秒钟,不,还短;短到说不出来,就算有那么一点时间罢。我们眼前有点亮,一抬眼,便可以看到棹子上摆着的花的颀长的枝条在风里袅动,看到架上排着的书,看到玻璃杯在静默里反射着清光,看到窗外枯树寒鸦的淡影,看到电灯罩的丝穗在轻微地散布着波纹,看到眼前的一切,都发亮。然而一转眼,这一切又缩了回去,渐渐地不清楚,成云,成烟,埋在记忆里,也在记忆里消失罢。等到第二次抬眼的时候,看到的一切已经同前次看到的不同了。我说,我们就只有那样短短的时间的一点亮。这条蜿蜒的长长的路伸展出去,这一点亮也跟着走。一直到我们不愿意,或者不能走了,我们眼前仍然只有那一点亮,带大糊涂走开。
当我们还在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虽然眼前只有那样一点亮,我们也只好跟着它走上去了。脚踏上一块新的界石的时候,固然常常引起我们回头去看,但是,我们仍要时时提醒自己:前面仍然有路。我前面不是说,我们又看到一条微白的长长的路引到雾里去吗?渺茫,自然,但不必气馁。譬如游山,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乘喘息未定的时候,回望来路,白云四合,当然很有意思的。倘再翘首前路,更有青霭流泛, 4e0d." >不也增加游兴不少吗?而且,正因为渺茫,却更有味。当我翘首前望的时候,只看到雾海,茫茫一片,不辨山水云树。我们可以任意把想象加到上面。我们可以自己涂上粉红色,彩红色;任意制成各种的梦,各种的幻影,各种的蜃楼。制成以后,随便按上,无不适合。较之回头看时,只见残迹,只见过去的面影,趣味自然不同。这时,我们大概也要充满了欣慰与生力,怡然走上前去。倘若了如指掌,毫发都现。一眼便看到自己的坟墓。无所用其涂色,更无所用其蜃楼,只懒懒地抬起了沉重的腿脚,无可奈何地踱上去,不也大煞风景,生趣全丢吗?
然而,话又要说了回来——虽然我们可以把未来涂上彩色,制成了梦、幻影和蜃楼;一想到,蜿蜒到灰雾里去的长长的路,仍然..不过是长长的路,同从雾里蜿蜒出来的并不会有多大差别,我们不禁又惘然了。我们知道,虽然说不定也有点变化,仍要看到同样的那一套。真的,我们也只有看到同样的那一套。微微有点不同的,就是次序倒了过来——我们将先看到到处闪动着的花的红影,以后,再看到苍郁欲滴的浓碧,以后,又看到萧瑟冷寂的黄雾,以后,再看到白皑皑的雪凝在杈桠着刺着灰的天空的树枝上。中间点缀着的仍然是亮的白天,暗的黑夜。在白天里,我们填满了肚皮。在夜里,我们咧开大嘴打呼。照样地,白天接着黑夜,黑夜接着白天。于是到了一个界石,我们眼前仍然只有那短短的时间的一点亮。脚踏上这个界石的时候,说不定还要回过头来看到现在。现在早笼在灰雾里,埋在记忆里了。我们的心情大概不会同踏在现在的这块界石上回望以前有什么差别吧。看了微白的足迹从现在的脚下通到那时的脚下,浮笑浮上心头呢?浮上嘴角呢?惘然呢?漠然呢?看了眼前的幕一点一点地撤去,惊呢?惧呢?喜呢?那就都不得而知了。
于是,通过了一块界石,又看上去,仍然是红影,浓碧,黄雾,白雪。亮的白天,暗的黑夜,一个推着一个,滚成一团,滚上去,像玉盘上的珍珠。终于我们看到些什么呢?灰蒙蒙,然而不新奇。但却又使我们战栗了——在这微白的长长的路的终点,在雾的深处,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充满了威吓的黑洞,在向我们狞笑,那就是我们的归宿。障在我们眼前的幕,到底也不全撤去。我们眼前仍然只有当前一刹那的亮,带了一个大混沌,走进这个黑洞去。
走进这个黑洞去,其实也倒不坏,因为我们可以得到静息。但又不这样简单。中间经过几多花样,经过多长的路才能达到呢?谁知道。当我们还没达到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罢。
1934年l月24日
回忆
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着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 51fa." >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
只说眼前这一步,只有这一点淡淡的影子,自然是迷离的。但是我自从踏到世界上来,走过不知多少的路。回望过去的茫茫里,有着我的足迹叠成的一条白线,一直引到现在,而且还要引上去。我走过都市的路,看尘烟缭绕在栉比的高屋的顶上。我走过乡村的路,看似水的流云笼罩着远村,看金海似的麦浪。我走过其他许许多多的路,看红的梅,白的雪,潋滟的流水,十里稷稷的松壑,死人的蜡黄的面色,小孩充满了生命力的踊跃。我在一条路上接触到种种的面影,熟悉的,不熟悉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走着的时候,蓦地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储在我的回忆里。有的也就被埋在回忆的暗陬里,忘了。当我转向另一条路的时候,随时又有新的东西,另有一群面影凑集在我的眼前。蓦地又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移入我的回忆里,自然也有的被埋在暗陬里,忘了。新的影子挤入来,又有旧的被挤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幻灭,有的?简直就被挤了出去。以后,当另一群更新的影子挤进来的时候,这新的也就追踪了旧的命运。就这样,挤出,挤进,一直到现在。我的回忆里残留着各样的影子、色彩,分不清先先后后,萦混成一团了。
我就带着这萦混的一团从过去的茫茫里走上来。现在抬头就可以看到水仙花盆里反射的水的冷光,水里石子的晕红和翠绿,残茶在灯下照出的几点金星。自然,前面已经说过,这些都要倏地变成影子,移入回忆里,移入这萦混的一团里,但是在未移入以前,这萦混的一团影子说不定就在我的脑里浮动起来,我就自然陷入回忆里去了——陷入回忆里去,其实是很不费力的事。我面对着当前的事物。不知怎的,迷离里忽然电光似的一掣,立刻有灰蒙蒙的一片展开在我的意想里,仿佛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但随便我想到曾经见过的什么,立刻便有影子浮现出来。跟着来的还不止一个影子,两个,三个,多,更多了。影子在穿梭,在萦混。又仿佛电光似的一掣,我又顺着一条线回忆下去——比如回忆到故乡里的秋吧。先仿佛看到满场里乱摊着的谷子,黄黄的。再看到左右摆动的老牛的头,漂浮着云烟的田野,屋后银白的一片萩芦。再沉一下心,还仿佛能听到老牛的喘气,柳树顶蝉的曳长了的鸣声。豆荚在日光下?毕剥的炸裂声。蓦地,有如阴云漫过了田野,只在我的意想里一晃,在故乡里的这些秋的影子上面,又挤进来别的影子了——红的梅,白的雪,潋滟的流水,十里稷稷的松壑,死人的蜡黄的面色,小孩充满了生命力的踊跃。同时,老牛的影,芦花的影,田野的影,也站在我的心里的一个角隅里。这许多的影子掩映着,混起来。我再不能顺着刚才的那条线想下去。又有许多别的历乱的影子在我的意念里跳动,如电光火石,眩了我的眼睛。终于我一无所见,一无所忆。仍然展开了灰蒙蒙的一片,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的回忆也就停止了。
我的回忆停止了,但是绝不能就这样停止下去。我仍然说,我们时时刻刻沿着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就有回忆萦绕着我们——再说到现在吧。灯光平流到我面前的桌上,书页映出了参差的黑影,看到这黑影,我立刻想到在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看过的远山的淡影。玻璃杯反射着清光,看了这清光,我立刻想到月明下千里的积雪。我正写着字,看了这一颗颗的字,也使我想到阶下的蚁群……倘若再沉一下心,我可以想到过去在某处见过这样的山的淡影。在另一个地方也见过这样的影子,纷纷的一团。于是想了开去,想到同这影子差不多的影子,纷纷的一团。于是又想了开去,仍然是纷纷的一团影子。但是同这山的淡影,同这书页映出的参差的黑影却没有一点关系了。这些影子还没幻灭的时候,又有别的影子隐现在它们后面,朦胧,暗淡,有着各样的色彩。再往里看,又有一层影子隐现在这些影子后面,更朦胧,更暗淡,色彩也更繁复。……一层,一层,看上去,没有完。越远越暗淡了下去。到最后,只剩了那么一点绰绰的形象。就这样,在我的回忆里,一层一层的,这许许多多的影子、色彩,分不清先先后后,又萦混成一团了。
我仍然带了这萦混的一团影走上去。倘若要问:这些影子都在什么地方呢?我却说不清了。往往是这样,一闭眼,先是暗冥冥的一片,再一看,里面就有影子。但再问:这暗冥冥的一片在什么地方呢?恐怕只有天知道吧。当我注视着一件东西发愣的时候,这些影子往往就叠在我眼前的东西上。在不经意的时候,我常把母亲的面影叠在茶杯上。把忘记在什么时候看到的一条长长的伸到水里去的小路叠在Holderlin的全集上,把一树灿烂的海棠花叠在盛着花的土盆上,把大明湖里的塔影叠在桌上铺着的晶莹的清玻璃上,把晚秋黄昏的一只暮鸦叠在墙角的蜘蛛网上,把夏天里烈日下的火红的花团叠在窗外草地上平铺着的白雪上……然而,只要一经意,这些影子立刻又水纹似的幻化开去。同了这茶杯的,这Holderlin全集的,这土盆的,这清玻璃的,这蜘蛛网的,这白雪的,影子,跳入我们的回忆里,在将来的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叠在另一些放在我眼前的东西上了。
将来还没有来,而且也不好说。但是,我们眼前的路不正引向将来去吗?我看过了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映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那几点金星。也看过了茶杯、Holderlin全集、土盆、清玻璃、蜘蛛网、白雪,第二天我自然看到另一些新的东西。第三天我自然看到另一些更新的东西。第四天,第五天……看到的东西多起来,这些东西都要倏地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储在我的回忆里吧。这一团萦混的影子,也要更萦混了。等我不能再走,不能再看的时候,这一团也要随了我走应当走的最后的路。然而这时候,我却将一无所见,一无所忆。这一团影子幻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随了大明湖里的倒影飘散到茫迷里去了吗?随了远山的淡霭被吸入金色的黄昏里去了吗?说不清,而且也不?99lib.必说——反正我有过回忆了。我还希望什么呢?
老人
当我才从故乡来到这个大城市的时候,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是骑驴来的。骑了两天,就到了这个大城市。下了驴,又随着父亲走了许多路,一直走得自己莫名其妙,才走到一条古旧的黄土街,我们就转进一个有石头台阶颇带古味的大门里去,迎头是一棵大的枸杞树。因为当时年纪才八九岁,而且刚才走过的迷宫似的长长又曲折的街的影子还浮动在心头,所以一到屋里,眼前只一片花,没有看到一个人,定了定神,才看到了婶母。不久,就又在黑暗的角隅里,发现了这个老人,正在起劲地同父亲谈着话,灰白色的胡子在上下地颤动着。
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但第一眼就在我心里印上了一个莫大的威胁。他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印象:白色稀疏的胡子,白色更稀疏的头发,夹着一张蝙蝠形的棕黑色的面孔,这样一个综合不是很能够引起一个八九岁的乡下孩子的恐怖的幻想吗?又因为初到一个生地方,晚上再也睡不宁恬,才卧下,就先想到故乡,想到故乡里的母亲。凄迷的梦萦绕在我的身旁,时时在黑暗里发现离奇的幻影。在这时候,这张蝙蝠形的面孔就浮动到我的眼前来,把我带到一个神秘的境地里去。在故乡里的时候,另外一些老人时常把神秘的故事讲给我听,现在我自己就仿佛走到那故事里面去,这有着蝙蝠形的脸的老人也就仿佛成了里面的主人了。
第二天绝早就起来,第一个遇到的偏又是这老人。我不敢再看他,我只呆呆地注视着那棵枸杞树,注视着细弱的枝条上才冒出的红星似的小芽,看熹微的晨光慢慢地照透那凌乱的枝条。小贩的叫卖声从墙外飘过来,但我不知道他们叫卖的什么。对我一切都充满了惊异。故乡里小村的影子,母亲的影子,时时浮掠在我的眼前。我一闭眼,仿佛自己还骑在驴背上,还能听到驴子项下的单调的铃声,看到从驴子头前伸展出去的长长又崎岖的仿佛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在一瞬间这崎岖的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就把自己引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在这陌生的地方,现在(一个初春的早晨)就又看到这样一个神秘的老人在枸杞树下面来来往往地做着事。
在老人,却似乎没有我这样的幻觉。他仿佛很高兴,见了我,先打一个招呼,接着就笑起来,但对我这又是怎样可怕的笑呢?鲇鱼须似的胡子向两旁咧了咧,眼与鼻子的距离被牵掣得更近了,中间耸起了几条皱纹。看起来却更像一个蝙蝠,而且像一个跃跃欲飞的蝙蝠了。我害怕,我不敢再看他,他也就拖了一片笑声消逝在枸杞树的下面,留给我的仍然是蝙蝠形的脸的影子,混了一串串的金星,在我眼前晃动着,一直追到我的梦里去。
平凡的日子就这样在不平凡中消磨下去。时间的消逝终于渐渐地把我与他之间的隔膜磨去了。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知道他怎样在年轻的时候从城南山里的小村里飘流到这个大城市里来,怎样打着光棍在一种极勤苦艰难的情况下活到现在,现在已是一个白须的人了,然而情况却更加艰难下去,不得已就借住在我们房子后院的一间草棚里,做着泥瓦匠。有时候,也替我们做点儿杂事。我发现,在那微笑下面隐藏着一颗怎样为生活磨透的悲苦的心。就因了这小小的发现,我同他亲近起来。他邀我到他屋里去。他的屋其实并不像个屋,只是一座靠着墙的低矮的小棚。一进门,仿佛走进一个黑洞里去,有霉湿的气息钻进鼻孔里。四壁满布着烟熏的痕迹,顶上垂下蛛网,只有一个床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当我正要抽身走出来的时候,我忽然在墙龛里发现了一个肥大的大泥娃娃。他看了我注视这泥娃娃的神情,就拿下来送给我。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位奇异的老人还有这样的童心。但这泥娃娃却给了我无量的欣慰,我渐渐地觉得这蝙蝠形的脸也可爱起来了。
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常随着他去玩。他领我上过圩子墙,从这上面可以看到南面云似的一列黧黑的山峰,这山峰的顶上是我的幻想常飞的地方;他领我看过护城河,使我惊讶这河里水的清和草的绿。但最常去的地方却还是出大门不远的一个古老的庙里,庙不大,院子里却栽了不少的柏树,浓荫铺满了地,给人森冷幽渺的感觉。阴暗的大殿里列着几座神像,封满了蛛网和尘土,头上有燕子垒的窠。我现在始终不明白,这样一座只能引起成年人们苍茫怀古的情绪的破庙会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有那样大的诱惑力,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怀古呢。他几乎每天要领我到那里去,我每次也很高兴地随他去。在柏树下面,他讲故事给我听,怎样一个放牛的小孩遇到一只狼,又怎样脱了险,一直讲到黄昏才走回来,但每次带回来的都是满腔的欢欣。就这样,时间也就在愉快中消磨过去。
这年的初夏,我们搬了一次家。随了这搬家而得到的是关于他的一些趣闻。正像其他孤独的人们一样,这老人的心,在他过去的生命里恐怕有一个很不短的期间,都在忍受着孤独的啮噬。男女间最根本最单纯的要求也常迫促着他。终于因了机缘的凑巧,他认识了一个有丈夫而不安于平凡的单调的中年女人。从第一次见面起,会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在两人间进行着,人们可以用想象去填补,这中年女人不缺少会吐出玫瑰花般的话的嘴,也不缺少含有无量魔力的眼波,这老人为她发狂了。但不久,就听到别人说,一个夜间,两个人被做丈夫的堵到一个屋里。这老人,究竟因为曾做过泥瓦匠,终于从窗户里跳出来,又越过一重墙逃走了。
这以后,人们的谈话常常转到他身上去。我每次见了这蝙蝠形的脸的老人的时候,只是忍不住想笑。我想象不出来这位面孔仿佛很严肃的老人在星光下爬墙逃走的情形。这蝙蝠形的脸还像平常一样地布满了神秘吗?这灰白的胡子还像平常一样地撅着吗?但老人却仍然像平常那样沉静严肃,他仍然要我听他讲故事,怎样一个放牛的小孩遇到一个狼,又怎样脱了险。我再也无心听他讲故事,我只想脱口问了出来,但终于抑压下去,把这个秘密埋在自己的心里,暗暗地玩味着这个秘密给予我的快乐。
老人的情况却愈加狼狈了。以前他住的那座黑洞似的草棚,现在在里面再也住不下去,只好移到以前常领我去玩的那个古庙里去存身。庙里从来没见过和尚和道士的踪影,现在就只有他一个人孤伶地陪着bbr>那些头上垒着燕子窝的泥塑的佛像住着。自从他搬了去以后,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夏天,我没能见到他。在一个夏末的黄昏里,我到庙里去看他。庙仍然同从前一样的衰颓,柏树仍然遮蔽着天空。一进门,四周立刻寂静了起来,仿佛已经走出了嚣喧的人间。我看到老人的背影在大殿的一个角隅里晃动,他回头看到是我,仿佛很高兴,立刻忙着搬了一条凳子,又忙着倒水。从他那迟钝的步伐上、伛偻的身躯上看来,这老人确实老了。他向我谈着他这几个月来的情况。我悠然地注视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看夜色织入柏树丛里,又布上了神像。神像的金色的脸在灰暗里闪着淡黄的光。我的心陡然冷了起来,我的四周有森森的鬼气,我自己仿佛走到一个神话的境界里去。但老人却很坦然,他把这些东西已经看惯了,他仍然絮絮地同我谈着话。我的眼前有种种的幻象,我幻想着,在中夜里,一个人睡在这样一个冷寂的古庙里,偶尔从梦中转来的时候,看到一线凄清的月光射到这金面的神像上,射到这朱齿獠牙手持巨斧的大鬼身上,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的心愈加冷了起来。
但老人却正在谈得高兴。他告诉我,怎样自己再也不能做泥瓦匠,怎样同街住的人常常送饭给他吃,怎样近来自己的身体处处都显出弱像;叹了几口气之后,结尾却说到自己还希望能壮壮实实地活几年。他说,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托着一个太阳。人们不是说,梦见托太阳是个好征兆吗?所以他很高兴,知道自己的身子就会慢慢地壮健起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蝙蝠形的脸缩成一个奇异的微笑。从他的昏暗的眼里蓦地射出一道神秘的光,仿佛在前途还看到希望的幻影,还看到花。我为这奇迹惊住了。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抬头看外面已经全黑下来,我站起来预备走,当我走出庙门的时候,我好像从一个虚无缥缈的魔窟里走出来,我眼前时时闪动着老人眼里射出来的那一线充满了生命力的光。
看看闷人的夏天要转入淡远的凉秋去的时候,老人的情况更比以前艰苦起来,他得了病,一个长长的秋天就在病中度过去。病好了的时候,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身体伛偻得简直要折过去,随时嘴里都在哼哼着,面孔苍黑得像涂过了一层灰。除了哼哼和吐痰以外,他不再做别的事,只好在一种近于行乞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就这样过了年。第二年的夏天,听说我要到故都去,他特意走来看我。没进屋门,老远就听到哼哼的声音,坐下以后,在断断续续的哼声中好歹努着力迸出几句话来,接着又是成排的连珠似的咳嗽。蝙蝠形的脸缩成一个奇异的形状。我用一种带有怜悯的心情同他谈着话。我自己想,看样子生命在老人身上也不会存多久了。在谈话的空隙里,他低着头,眼光固定在地上。我蓦地又看到有同样神秘的光芒从他的眼里射了出来,他仿佛又在前途看到希望的幻影,看到花。我又惊奇了,但老人却仍然很镇定,坐了一会儿,又拖了自己孤伶的背影蹒跚地走回去。
到故都以后,我走到另一个世界里,许多新奇的事情占据了我的心,我早把老人埋在回忆的深黑的角隅里。第一次回家是在同一年的冬天。虽然只离开了半年,但我想,对老人的病躯,这已经是很够挣扎的一段长长的期间了。恐怕当时连这样思也不曾想过。我下意识地觉得老人已经死了,墓上的衰草正在严冬下做着春的梦。所以我也不问关于他的消息。蓦地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只影子似的飘过一片淡淡的悲哀。但我到家后的第五天,正在屋里坐着看水仙花的时候,又听到窗外有哼哼的声音,开门进来的就是这老人。我的脑海里电光似的一闪,这对我简直像个奇迹,我惊愕得不知所措了。他坐下,藏书网又从断断续续的哼声中进出几句套语来,接着仍然是成排的连珠似的咳嗽。比以前还要剧烈,当我问到他近来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因为受本街流氓的排摈,他已经不能再在那个古庙里存身,就在那年的秋天,搬到一个靠近圩子墙的土洞里去,仍然有许多人送饭给他吃,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叹了几口气之后,又说到虽然哼哼还没能去掉,但自己觉得身体却比以前好了,这也总算是个好现象,自己还希望能壮壮实实地再活几年,说完了,又拖着自己孤零的背影蹒跚地走回去。
第二天的下午,我走去看他,走近圩子墙的时候,已经没了住的人家,只有一座座纵横排列着的坟,寻了半天,好歹在一个土崖下面寻到一个洞,给一扇秫秸编成的门挡住口。我轻轻地拽开门,扑鼻的一阵烟熏的带土味的气息,老人正在用干草就地铺成的床上躺着。见了我,似乎有点儿显得仓皇,要站起来,但我止住了他。我们就谈起话来。我从门缝里看到一片大大小小的坟顶。四周仿佛凝定了似的沉寂,我不由得幻想起来,在死寂的中夜里,当鬼火闪烁着蓝光的时候,这样一个垂死的老人,在这样一个地方,想到过去,看到现在,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这样一个土洞不正同坟墓一样吗?眼前闪动着种种的幻象,我的心里一闪,我立刻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在坟墓里,面前坐着的有蝙蝠形的脸和白须的老人就是一具僵尸,冷栗通过了我的全身。但我抬头看老人,他仍然同平常一样地镇定,而且在镇定中还加入了点儿悠然的意味。神秘的充满了生之力的光不时从眼里射出来。我的心乱了,我仿佛有什么东西急于了解而终于不了解似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但又想不出究竟是什么。我不愿意再停留在这里,我顺着圩子墙颓然走回家里,在暗淡的灯光下,水仙花的芬芳的香气中,陷入了长长的不可捉摸的沉思。
不久,我又回到故都去。?99lib.从这以后,第一次回家是在夏天,我以为老人早已死掉了,但却看到他眼里闪熠着的充满了生之力的神秘的光。第二次回家是在另一个夏天,我又以为老人早已死掉了,但他又出现了,而且哼哼也更剧烈了,然而我又看到他眼里闪熠着充满了生之力的神秘的光。每次都给我一个极大的惊奇,但过后也就消逝了。就这样,一直到去年秋天,我在故都的生活告了一个结束,又回到这个城市里来。老人早已躲出我记忆之外,因为我直觉地确定地相信,他再也不会活在人间了。我不但不向家里人问到他,连以前有的淡淡的悲哀也不浮在我的心里来。然而在一个秋末的黄昏里,又听到他的低咽而幽抑的哼哼声从窗外飘进来;在带点儿悲凉凄清的晚秋的沉寂里,哼哼声更显得阴郁,仿佛想把过去生命里的一切哀苦全从这哼声里喷泄出来。我的心颤栗起来。我真想不到在过去遇到的许多奇迹之外,还有今天这样一个奇迹。我有点儿怕见他,但他终于走进来。衣服上满是土,头发凌乱得像秋草;态度仍然很镇定;脸色却更显得苍老,黧黑;腰也更显得伛偻。见了我,勉强做出一个笑容,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咳嗽间断的时候,就用哼哼来把空缝补上;同时嘴里还努力说着话,也已是些呓语似的声音。他告诉我,他来的时候走几步就得坐下休息一会儿,走了有一点钟才走到这里,当我问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说,身体已经是不行了;昨天到庙里求了一个签,说他还能活几年,这使他非常高兴,他仍然希望能壮壮实实地再活几年,他不想死。我又看到有神秘的充满了生之力的光从他的昏暗的眼里射出来,他仿佛又在前途看到希望,看到花。我迷惑了,惘然地看着他拖着自己孤零的背影走去。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大的转变。我过的是同以前迥乎不同的生活。在学校里过了六天以后,照例要回到我不高兴回去的家里看看,因而也就常逢到老人。每见一次面,我总觉得老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比上一次要坏些,哼哼也剧烈些。但我仍然一直见面见到现在,每次都看到他从眼里射出的神秘的光,这光,在我心里,连续地打着烙印。我并不愿意老人死,甚至连想到也会使我难过。但我却固执地觉得生命对他已经没了意义。从人生的路上跋涉着走到现在,过去是辛酸的,回望只见到灰白的一线微痕,现在又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将来呢?只要一看到自己拖了孤零的背影蹒跚地向前走着的时候,走向将来,不正是这样一个情景么?在将来能有什么呢?没有希望,没有花。但我抬头又看到我面前这位蝙蝠脸的老人,看到他低垂着注视着地面的眼光,充满了神秘的生命力。这眼光告诉我们,他永远不回头看,他只向前看,而且在前面他真的又看到闪烁的希望,灿烂的花。我迷惑了。对我,这蝙蝠脸是个谜,这从昏暗的眼里射出的神秘的光更是个谜。就在这两重谜里,这老人活在我的眼前,活在我的心里。谁知道这神秘的光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呢?
1935年5月2日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 九八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 九八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名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九八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的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点勤 594b." >奋,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他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刊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
东方学系九八级日语专业的新生,一定就属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男女大孩子们。他(她)们在五湖四海的什么中学里,读过我写的什么文章,听到过关于我的一些传闻,脑海里留下了我的影子。所以,一进燕园,赶在开学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情意,用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许从来还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方式,送到了我的家门来,惊出了我的两行老泪。我连他们的身影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只是清塘里面的荷叶。此时虽已是初秋,却依然绿叶擎天,水影映日,满塘一片浓绿。回头看到窗前那一棵玉兰,也是翠叶满枝,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这一群男女大孩子正处在平常人们所说的绿色年华中,荷叶和玉兰所象征的正是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看到了绿色的荷叶和绿色的玉兰,他们的影子一定已经倒映在荷塘的清水中。虽然是转瞬即逝,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注意到。可他们与这一片浓绿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将来左右这个世界的,决定人类前途的正是这一群年轻的男女大孩子们。他们真正让我“再少”,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绝不亚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我虔心默祷——虽然我并不相信——造物主能从我眼前的八十七岁中抹掉七十年,把我变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使我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共同分享普天下的凉热。
回到历史中去
一提到科钦,我就浮想联翩,回到悠久的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中去。
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在印度,我们到处都听人谈到。人们都津津有味地谈到这一篇历史,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光荣,一种骄傲。
但是,有什么具体的事例证明这长达两千多年的友谊的历史呢?当然有的。比如唐代的中国和尚玄奘就是一个。无论在哪个集会上,几乎每一位致欢迎词的印度朋友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有时候同法显和义净一起提。听说,他的事迹已经写进了印度的小学教科书。在千千万万印度儿童的幼稚的心灵中,也有他这个中国古代高僧的影像。
但是,还有没有活的见证证明我们友谊的历史呢?也当然有的,这就是科钦。而这也就是我同另外一位中国同志冒着酷暑到南印度喀拉拉邦这个滨海城市去访问的缘由。
我原来只想到这个水城本身才是见证。然而,一下飞机,我就知道自己错了。机场门外,红旗如林,迎风招展。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印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科钦港口外大海中奔腾汹涌的波涛。一双双洋溢着火热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们,一只只温暖的手伸向我们,一个个照相机录音机对准我们,一串串五色缤纷的花环套向我们。科钦市长穿着大礼服站在欢迎群众的前面,同我们热烈握手,把两束极大的紫红色的溢着浓烈的香味的玫瑰花递到我们手中。
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更适当的中国?99lib.
印度两国友谊的活的见证吗?
但 8fd9." >这才刚刚是开始。
我们在飞行了一千多公里以后,只到旅馆里把行李稍一安排,立刻就被领到一个滨海的广场上,去参加科钦市的群众欢迎大会。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还没有走到入口处,我们就已经听到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大人小孩,乐成一团。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在离开祖国千山万水遥远的异国,居然看到只有节日才能看到的焰火。随着一声声巨响,焰火飞向夜空,幻化出奇花异草,万紫千红。科钦地处热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在大地上看到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那就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然而现在那长满了奇花异草的锦绣大地却蓦地飞上天去,谁会不感到吃惊而且狂喜呢?
就在这吃惊而且狂喜的气氛中,我们登上了大会的主席台。市长穿着大礼服坐在中间,大学校长和从邦的首府特里凡得琅赶来参加大会的部长坐在他的身旁。我们当然是坐在贵宾的位子上。大会开始了。只见万头攒动,掌声四起,估计至少也有一万人。八名幼女,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些什么东西,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像是一朵朵能走路的鲜花。后面紧跟着八名少女,也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烛台和灯,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也像是一朵朵能走动的鲜花。我眼花缭乱,恍惚看到一团团大花朵跟着一团团小花朵在那里游动,耳朵里却是“时闻杂佩声珊珊”。最后跟着来的是一头大象,一个手撑遮阳伞的汉子踞坐在它的背上。大象浑身上下披挂着彩饰,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累累垂垂的是珊瑚珍珠,错彩镂金,辉耀夺目,五色相映,光怪陆离。它简直让人看不出是一头大象,只像是一个神奇的庞然大物,只像是一座七宝楼台,只像是一座嵚崎的山岳,在主席台前巍然地走了过去。在印度神话中,藏书网我们有时遇到天帝释出游的场面,难道那场面就是这个样子吗?在梵文史诗和其他著作中,我们常常读到描绘宫廷的篇章,难道那宫廷就是这样富丽堂皇吗?印度的大自然红绿交错,花团锦簇,难道这大象就是大自然的化身吗?我脑海里幻想云涌,联想蜂聚,一时排遣不开。但眼睛还要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情景,我真有点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
但是,花环又献了上来,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送了花环,我看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都不懂马拉雅兰语。主席用马拉雅兰语朗读着献花单位的名称。于是,干部模样的、农民模样的、学生模样的、教员模样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们的桌前,往我们脖子上套花环。川流不息,至少有七八十人,或者更多一些。而花环的制作,也都匠心独运。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大厚实,有的小巧玲珑,都是用各色各样的鲜花编成:白色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红色的石竹,黄色的月季,紫红色的玫瑰,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朵,都是用金线银线穿成了串,编成了团,扎成了球。我简直无法想象,印度朋友在编扎这些花环时用了多少心血,花环里面编织着多少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花环套上脖子时,有时浓香扑鼻,有时感到愉快的沉重。在我心里却是思潮翻滚,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花环却仍然是套呀,套呀,直套到快遮住了我的眼睛,然后轻轻地拿下来,放在桌子上。又有新的花环套呀,套呀。我成了一个花人,一个花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一位印度朋友笑着对我说:“今天晚上套到你们脖子上的花至少有一吨重。”我恨不得像印度神话中的大梵天那样长出四个脑袋,那样就能有四个脖子来承担这些花环,有八只手来接受这些花环。最好是能像《罗摩衍那》中的罗刹王罗波那那样长出十个脑袋,那样脖子就增加到十个,手增加到二十只。这一吨重的花环承担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当然,这些都是幻想。实际上,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花环绝不是送给我们个人的,送的对象是整个的新中国,全体新中国的人民。我们获得这一份荣誉来接受它们,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
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大会结束后,欣赏了南印度的舞蹈。一直到深夜,才回到旅馆前布置得像阆苑仙境一般的草坪上,参加市长举行的、有四个部长作陪的十分丰盛的晚宴。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
我们万没有想到,在第二天,在暴风骤雨之后,又来了一个风和日丽。在极端紧张的访问活动中,主人居然给我们安排了游艇,畅游了科钦港。我们乘一叶游艇,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慢慢地航行;在错综复杂的渔港中,穿来穿去。我们到处都看到用木架支撑起来的渔网。主人说:“本地人管它叫中国网。”我们走到长满椰林的一个小岛旁,主人问:“你们看小岛上的房屋是不是像中国建筑?”我抬眼一看,果然像中国房屋:中国式的山墙,中国式的屋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我的心忽然一动,眼前恍惚看到四五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乘坐的宝船,一艘艘停泊在那小岛旁边。穿着明代服装的中国水手上上下下,忙忙碌碌,从船上搬下成捆的中国的青花瓷器,就堆在椰子树下。欢迎中国水手的印度朋友也是熙熙攘攘地拥挤在那里。我真的回到历史中去了。但是这一刹那的幻影,稍纵即逝。我在历史中游逛了一阵,终于还是回到了游艇上。艇外风静縠纹平,渔舟正纵横。摩托声响彻了渔港,红色的椰子在浓绿丛中闪着星星般的红光。
从历史中回到了现实世界以后,又到两个报馆去参观,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举行了一个像兄弟话家常般的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匆匆赶回旅馆,收拾了一下行李,立刻到了机场,搭乘飞机,飞向班加罗尔。
人虽然已经离开了科钦,但又似乎没有完全离开。科钦的水光椰影,大会的热烈情景,印度主人的一颦一笑,宛然如在眼前,无论如何也从心头拂拭不掉。难道真能成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吗?到了今天,我回到祖国已经半个多月了。每当黎明时分,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偶一抬眼,瞥见那一条陈列在书架上的科钦市长赠送的象牙乌木龙舟,我的心就不由得飞了出去,飞过了千山万水,飞向那遥远西天下的水城科钦。
1978年4月17日
观剧
高亢的锣声,乱杂的人声,闹嚷嚷地充满了广大的剧场。我对于旧剧本来没曾感多么大的兴趣。在我记忆以内,我所看到的也不过四五次。况且每次看完了以后,总发生同样的感想,就是——以后再不来了,然而,不知为何,这一次我又来到我不愿意来的地方了。
进了剧场的小门,通道上已经铁桶似的挤满了人,我只看见一排引长的脖子;仿佛受了魔力似的,使劲往上挺着,一排挺着的脖子下面,紧接着就列着些宽的、狭的背。一个连着一个,一丝不露地立在那里,做成了一座人的壁。这壁的上面,就可以看见半截的人身晃动着。狗叫似的怪声,咚咚的乱杂声,也从这壁里的某一部分发出来。我来往走了几趟,才发现了一线的空隙,便拼命钻进去。接触过了正流着汗的赤臂,润滑的绸衫……遇着许多的障碍,停止了几次:台上的人才能看见了全身!怪声也似乎因为失去了障遮,更显得高一点。
再一看台下,一片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样的头颅一行一行地正波动着。
我胜利似的出了一口气,注视着台上。
过了一会儿,我忽然觉着不安起来,我觉得后面许多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的头上;而且视线还仿佛变成了无形的针,直射我的后脑盖,一条条的接连着刺过来!使我感受着不可名状的痛苦。我很想寻一个空位,避免这些针似的视线!其实,也未必真集中在我身上;但是,当我的视线一离开剧台四顾时,立刻有些红红绿绿的在我眼前飘闪过来。仔细看时,却仍然是些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样的头颅瓜似的挤满了台前!空位一个也没有。
我迷惑了。
我的视线一转,仍然是些红红绿绿的飘闪着沉去了以后,接着又浮起些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样的头颅,滚滚地翻动着,翻了几翻以后,竟然在眼前跳舞起来,间杂着红的绿的闹搅搅地满了一场。
一股急遽的感情之流,掠过我的心海,使我心里渺渺茫茫的,不知是在想什么,但是确乎是在想着。我真迷惑了。
嗖!一件白的东西,在我眼前一闪,越着我的头飞过去了。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都飞鸟似的飞了过去。我立刻惊愕起来,我四下里看了几周,最后在西北角上发现了一个穿黑裤的,胳臂上搭了一串白的毛巾。手一扬,又是一条飞过去,落在东南角上又一个穿黑裤的人手里。
白毛巾在空中来往了几次!穿黑裤的人渐渐走到我面前。
这时,虽然头颅的跳舞,因为给白的东西一惊,渐渐地沉下去,但是,我一想到背后,视线都仿佛更针似的加劲刺起来,使我片刻也站不住。我便无可奈何地向他——穿黑裤的——磋商,请他替我找一个凳子。他上下看了我几眼,露出鄙夷的神气,没有便答。
“那里找去!”停了一会,这是他的回答。说着,走着,同化于许多的头中了。
我的脸上一热,心里立刻有点怒意了。我不住地回想着:别人——这所谓别人,是指的有椅子坐着的——同我一样地花钱,为什么他们能坐椅子,我却站着呢?我正想着,忽然那同一穿黑裤的正呼喝着,替一位衣服华丽的太太看座,振荡在我心里的怒意,蓦地里扩大开来。在心海里浮动了几周,一直传遍了全身,传到两手上,两手便不自主地握起来。脑筋里也似乎不知充满了什么,嗡嗡地只是响。怒意澎湃着,大有不可遏止之势,然而,不知为什么,一个草帽在我眼前一闪,使我立刻联想到我自己的。我低头看了看我手中的草帽,黄旧而且不合时式。我又不自主地看了看我身上穿着的满是油污的长衫——的确似乎不及“他们”阔。无怪穿黑裤的对我那副神气,我的怒意立刻微飑似的无影无踪地消灭了。
我坦然了。
我四下里看了看,许多头仍然照旧钻动着。背后的视线却似乎弛缓得多了。
剧台上的锣,忽然急遽地大响起来,立刻吸住了我的注意点。我抬头看了看台上:一个大白花脸正和一群小的花脸扑打着。转了几个圈,进去了。过了许久,乐声细了,又出来一个老旦,来来往往地唱;坐在正中的椅上,仍旧唱。进去了,又出来一个姑娘唱,又出来一个相公唱!从五点到六点,从六点到七点,电灯全明起来了。
正在这个当儿,穿黑裤的又不知为何,想起给我搬了一个凳子来。我感激似的坐下,仍然注视着台上。
“可恶东西!”
“还想造反吗?打!”
“打!打!”
“打!……”
台上正走出来一个花红脸的大汉,后面人丛里,忽然一片直声嚷起来。这种奇异的大声,将剧台,人的壁,许多的头……一切一切都驱出于我意识之外。我回头一看,人的壁忽然叫号着动摇起来,在一丛钻动着头的里面,伸来了几条胳膊,撑持着、厮打着。过了一会儿,人的壁摇了几摇,轰的一声,都向后退开来——人的壁涣散了,可以很明晰地看见几个穿灰制服的军人正和替我找凳的那个穿黑裤的支撑着。晃了两晃,被军人按倒了,“打”起来。
“打!”
“打!打死再说!”
“打!”
仍然是一片“打”的声音。
喊叫的声音,肉与肉接触的声音,乱杂着腾起来,转瞬弥漫了剧场。锣声、鼓声,剧台上发出的一切声音,全听不见了——或者也因为观战而停止了,都无暇顾及。
呼喝的声音还没消完,我身边却觉着不安起来,我受尽了轻蔑得来的短凳,一向是我一个人独占着。这时仿佛有人来侵占似的。我斜了头看了看,正是刚才“打”穿黑裤的那个武装同志。没等我抵抗,一半腚早跨上了短凳,将我挤出了一大半。余怒未息的嘴里喃喃着,不时还回头看看。
我只好服从地向左让了让,表示对他刚才那种勇气的精神的尊敬,不料他那身体却跟着胖过来,加上他那藏书网种咻咻的喘气,我实在有些忍耐不住了。
然而我仍然忍耐着,无可奈何地忍耐着,因为台上的一切已经将我吸住了。
他那身体仿佛有弹性似的渐渐向外胖开,同时,我便一点一点地向左让,及至台上的情形又变了时,我的身体的四分之三已经挤出来了。
我四下里看了两周,许多瓜似的头颅仍然钻动着,只不过多布了一层神秘,除了锣鼓声以外,一切都静悄悄的,微明的月光由屋顶罅隙处漏进来,这使我立刻联想到剧场外面的甜蜜:甜蜜的月光,甜蜜的微风,一切都是甜蜜的。
我再四下里一看,情形已经与先前大不相同!那些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样钻动着的头,先前只是黑魃魃的,现在却每颗上都嵌着两个星似的眼睛。望过去,满是一片黑溜溜的,闪耀着,直射着按在地上的那个穿黑裤的。
“啊呀!打死人了!”穿黑裤的只是嚷。
“打死再说!”
“打!”
“……”
锣声忽然高亢起来,我不自主地回过头去——台上的花红脸正按着一个小卒模样的打;一会儿,小卒爬起来,进去了;又出来一个,还是他。仍然旋着打着,锣鼓雷声似的一齐响起来,高过了一切的声音。
一阵过去了以后,锣声细微了,台上已经另变一种情形:正面挂出一幅书房模样的布景,斜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不能点的木头蜡炬。一个学生样的人,坐着看书不时摇头晃脑地唱两声。
唱的什么,我确乎不知道。不过我喜欢他那种姿势。
我注意地看着。
一大段唱到将近末尾,他把声音拖长了些,转了几个弯!一片呼喝的声音,立刻在四面腾起来,间杂着几声很奇怪的怪声,我也无意识地随着喊了一声。
我向剧台上望了一眼,作为临别的表示,就慢慢地踱出来。
沙铺的小路,月光照上,显?得格外明,蛇似的蜿蜒着伸入疏疏的树丛中,我踏着印在地上的树影,听着剧场内发出的悠扬的乐声,趑趄着往前走去。
走出了广阔的大门远望着马路两旁的电灯,星似的闪耀着,再远一点,只有神秘的黑暗。
剧场的乐声,仍然断续地传出来,只要一传人我的耳官里,面前神秘的黑暗中,立刻幻出许多大的、小的、圆的、长的,各样的头颅,跳舞着,波动着。
我仍不停地走向前去!……
宽广的马路上。
笼罩着沉沉的夜气,
扰攘的车马声,
没沉了,
尘迷的空气,
清新了。
一切都布满了严肃的沉寂,>
黄白色的灯光,
微明了,
暗淡了,
引起了幻象残留的痕迹,
缥缈在耳边,
游移在脑际,
又深印在心房的一隅,
荧荧的车灯,
一个紧跟着一个,藏书网
无声的在黑暗里游动,
一个个流星似的飞过了,
一个个,
又幻灭在黑暗中。
1929年9月6日
一个老留学生的话
我是一个老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了十年有余,后来我又到过全世界许多国家,对于留学生的情况,我应该说是了解的。但是,俗话说:“老年的皇历看不得了。”我回国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可谓“老矣”,我这一本皇历早已经看不得了。可为什么我现在竟斗胆来写这样一篇序呢?
原因当然是有的。虽然相距半个世纪,在这期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留学生自不能例外,但是,既同称留学生,必然仍有其共同之处。我的一些看来似已过时的看法和经验,未必对今天的留学生没有用处。这有点像翻看旧书,偶尔会发现不知多少年前压在书中的一片红叶,岁月虽已流逝,叶片却仍红艳如新,它会勾引起我和别人一些对往事栩栩如在目前的回忆。
我现在就把这些回忆从心中移到纸上来。
中国之有“留学热”,不自今日始。三十年代初起一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内,此“热”未消,而且逐年增温。当年的大学生,一谈到留学,喜者有之,悲者亦有之。虽同样炽热,而心态却又天地悬殊。父母有权、有势、有钱,出国门易如反掌,自然是心旷神怡,睥睨一切。无此条件者,唯有考取官费一途,而官费则名额只有几名,僧多粥少,向隅而叹者,比比皆是,他们哪..能不悲呢?我曾亲眼看到,有的人望“洋”兴叹,羡慕得浑身发抖,遍体生热。
留学的动机何在呢?高者胸怀“科学救国”的大志,当时“科学”只能到外国去学。低者则一心只想“镀金”。在当时大学毕业生找“饭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出国镀一下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装”。以便回国后在抢饭碗的搏斗中靠自己身上的金色来震撼有权势、有用人权者的心,其用心良苦,实亦未可厚非,我们大可以不必察察为明,细细地去追究别人心中的“活思想”和“一闪念”,像“四人帮”那样,这一帮人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尽管在当时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据我的观察,这个共同性是普遍的,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这就是:出国是为了回国,想呆在或者赖在外国不回来的想法,我们连影儿都没有,甚至连“一闪念”中也没有闪过。
写到这里,我再也无法抑制住同今天的留学生比一比的念头。根据我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情况来看,今天的留学生,其数目大大地超过了五十年前。其中绝不缺少有“出国是为了回国”的仁人志士。但是大部分——大到什么程度,我没有做过统计,不敢乱说——却是“出国为了不回来”的。这种现象,自然会有其根源,而且根源>还是明摆着的。无论什么根源也绝不能为这个现象辩解。我虽年迈,但尚未昏聩。对于这个现象我真是大为吃惊,大为浩叹,不经意中竟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世界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然有其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并不神秘,不用说人们也明白,这就是:他们都有知识,否则,没有知识,就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们都有不同之处。别的国家,我先不谈,只谈中国。同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99lib.比较起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异常鲜明,异常突出的。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正讲留学生吗?怎么忽然讲开了知识分子?原因十分清楚,因为留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讲留学生必须讲知识分子。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异常鲜明、异常突出之处究竟何在呢?归纳起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讲骨气,二是讲爱国。所谓“骨气”,就是我们常说的“有骨头”、“有硬骨头”等等。还有“不吃嗟来之食”也属于这一类。至于“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一类的话,更是俯拾即是。《孟子·滕文公上》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威武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这说得多么具体,多么生动,掷地可作金石声。我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这 6837." >样做。三国时祢衡击鼓骂曹,被曹操假黄祖之手砍掉了脑袋。近代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前,大骂住在里面的袁世凯,更是传为佳话,引起普遍的尊重。这种例子,中国历史上还多得很。其他国家,不能说一点也不提倡骨气,但绝没有中国这样普遍,这样源远流长。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有这样的骨气。
说到爱国,中国更为突出。在世界上众国之林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宣传不爱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对爱国主义加以分析。不能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善一恶。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爱国主义,是善的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侵略人、剥削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假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害国主义”。这情况一想就能明白。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喊“爱国主义”,喊得震天价响。这样的国能爱吗?值得爱吗?谁爱这样的国,谁就沦为帮凶。而我们中国,以汉族为基础的中国,虽号称天朝大国,实则每一个朝代都有“边患”,我们反而是被侵略、被屠杀者。这些少数民族,现在已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但在历史上确是敌人。我们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因为中国人民始终处在被侵略、被屠杀的环境中,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就形成了连绵数千年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国者灿如列星,光被四表。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等,至今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正气,为我们后代作出了榜样,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留学生都必须爱国。
说到这里,我不妨讲几个我们五六十年前老留学生的故事。在二战期间,我正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我们住在小城哥廷根的几个留学生,其中有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维教授等。我们常想,一个人在国内要讲人格;在国外,除了人格,还要讲国格。因为你在国外,在外国人眼中,你就是中国的代表。他们没有到过中国,你是什么样子,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什么样子。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常讲,如果同德国学生有了冲突,他出言不逊,侮辱了我们自身,这样的情况还可以酌情原谅。如果他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必须跟他玩命。幸而,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十分感谢诚实可靠待人以礼的伟大的德国人民。
1942年,国民党政府的使馆从柏林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日军走狗汉奸汪精卫的使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关键、意义异常重大的事情。我同张维等商议,决不能同汉奸使馆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毅然走到德国警察局,宣布我们无国籍。要知道,宣布无国籍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一个无国籍的人,就等于天空中的一只飞鸟,任何人都可以捕杀它,受不到任何方面的保护。我们冒着风险这样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只能这样去做。然而我们内心中却是十分欣慰的,认为自己还不是孬种,还够算得上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没有失掉人格,也没有失掉国格。
我说这一番话,好像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意在吹擂自己。我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比今天的留学生年龄要大上五六十岁。我不愿意专门说些好听的话,取悦于你们。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敢于讲点真话,肯讲点真话。我上面讲到的今天留学生的情况,也全是真话,没有半句谎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认为“今不如昔”了吗?岂不是认为“黄鼬降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了吗?我决不这样相信。我上面虽然说到我成了九斤老太的信徒,但其实并没有。我的信条一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始终相信“雏凤清于老凤声”。我总认为人类总会越来越好的,而绝不是相反。今天留学生的情况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目前我们国家在生活福利方面还赶不上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有朝一日总会好起来的。今天有些留学生不想回国,我不谴责他们,我相信他们仍然是爱国的。即使已经“归化”了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腔子里仍然会有一颗中国的心。那种手执刀叉,口咽大菜,怀里揣满了美元而认为心满意足,认为是实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毕竟只能是极少数。
我倚老卖老,刺刺不休,在上面讲了这一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爱听的话。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相信,我的话不会没有用处的。话中如果有可取之处,则请大家取之;如果认为根本没有用,则请大家弃之如敝屣,我决不会有任何怨言。
大放光明
幼年时候,我喜欢读唐代诗人刘梦得的诗《赠眼医婆罗门僧》: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觉得颇为有趣。一个印度游方郎中眼医,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中国行医,如果把他的经历写下来,其价值恐怕不会低于《马可波罗游记》。只可惜,我当年目光如炬,欲穷千里目,易如反掌;对刘梦得的处境和心情,一点都不理解,以为这不过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迹而已。不有同病,焉能相怜!
约摸在十几年前,我已步入真正的老境,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眼睛首先出了问题,看东西逐渐模糊了起来。看朱渐成碧的经历我还没有过,但是,红绿都看不清楚,则是经常的事。经过了十年浩劫的炼狱,穷途之感是没有了,但是以眼泪洗面则时常会出现。求医检查,定为白内障。白内障就白内障吧,这是科学,不容怀疑。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乐天派,觉得人生有点白内障也是难免的。有了病,就得治,那种同疾病作斗争的说法或做法,为我所不解。谈到治,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了唐代的刘梦得和那位眼医婆罗门僧。我不知道金篦术是什么样的方法。估计在一千多年前是十分先进的手术,而今则渺矣茫矣,莫名其妙了。在当时,恐怕金篦术还真有效用,否则刘梦得也绝不会赋诗赞扬。常言道: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今天只能乞灵于最新的科学技术了。说到治白内障,在今天的北京,最有权威的医院是同仁。在同仁,最有权威的大夫是有北京第一刀之誉的施玉英大夫。于是我求到了施大夫门下,蒙她亲自主刀,仅用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手术。但只做了右眼的手术,左眼留待以后,据说这是正常的做法。不管怎样,我能看清东西了。虽然两只眼睛视力相差悬殊,右眼是0.6,左眼是0.1,一明一暗,两只眼睛经常闹点小矛盾,但是我毕竟能写字看书了,着实快活了几?99lib?年。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近些日子,明亮的右眼突然罢了工,眼球后面长出了一层厚膜,把视力挡住,以致伸手不见五指。中石(欧阳)的右眼也有点小毛病,常自嘲无出其右者,我现在也有了深切类似的感受。但是祸不单行,左眼的视力也逐渐下降,现在已经达不到0.1了。两只眼通力协作,把我制造成了一个半盲人。严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刘梦得,我本来已是老翁,现在更成了超级老翁了。
有颇长的一段时间,我在昏天黑地中过日子。我本来还算是一个谦恭的人,现在却变成了目中无人,因为,即使是熟人,一米之内才能分辨出庐山真面目。我又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上不见蓝天,下不见脚下的土地,走路需要有人搀扶,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前进。两个月前,正是阳春三月,燕园中一派大好风光。嫩柳鹅黄,荷塘青碧,但是,这一切我都无法享受。小蔡搀扶着我,走向湖边,四顾茫然。柳条勉强能够看到,只像是一条条的黑线。数亩方塘,只能看到潋滟的水光中一点波光。我最喜爱的二月兰就在脚下,但我却视而不见。我问小蔡,柳条发绿了没有?她说,不但发绿了,而且柳絮满天飞舞了;我却只能感觉,一团柳絮也没有看到。我手植的玉兰花,今年是大年,开了二百多朵白花,我抬头想去欣赏,也只能看到朦朦胧胧的几团白色。我手植的季荷是我最关心的东西,我每天都追问小蔡,新荷露了尖尖角没有?但是,荷花性子慢,迟迟不肯露面。我就这样过了一个春天。
有病必须求医,这是常识,而求医的首选当然依然是同仁医院,是施玉英大夫。可惜施大夫因事离京,我等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中耐不住,奔走了几个著名的大医院。为我检查眼睛的几个著名的眼科专家,看到我动过手术的右眼,无不同声赞赏施玉英大夫手术之精妙。但当我请他们给我治疗时,又无不同声劝我,还是等施大夫。这样我只好耐着性子等候了。
施大夫终于回来了。我立马赶到同仁医院,见到了施大夫。经过检查,她说:右眼打激光,左眼动手术!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游移,真正是指挥若定识萧曹的大将风度。我一下子仿佛吃了定心丸。
但这并不真能定心,只不过是知道了结论而已。对于这两个手术我是忐忑不安的。因为我患心律不齐症已有四十余年,虽然始终bbr>藏书网没有发作过,但是,正如我一进宫(第一次进同仁的戏称)时施玉英大夫所说的那样,四十年不发作,不等于永远不发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在手术台上心房一颤动,则在半秒钟内,一只眼就会失明,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是二进宫了,想到施大夫这几句话,我能不寒而栗吗?何况打激光手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恍兮惚兮,玄妙莫测。一想到这一项新鲜事物,我心里能不打鼓吗?
总之,我认为,这两项手术都是风云莫测的,都包含着或大或小的危险性,我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实上,我也确实做了细致和坚定的思想准备。
谈到思想准备,无非是上、中、下三种。上者争取两项手术都完全成功。对此,基于我在上面讲到的危险情况,我确实一点把握都没有。中者指的是一项手术成功,一项失败。这个情况我认为可能性最大。不管是保住左眼,还是保住右眼,只要我还能看到东西,我就满意了。下者则是两项手术全都失败。这情况虽可怕,然而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为了未雨绸缪,我甚至试做赛前的热身操。我故意长时间地闭上双目,只用手来摸索。桌子上和窗台上的小摆设,对我毫无用处了,我置之不摸。书本和钢笔、铅笔,也不能再为我服务了,我也不去摸它们。我只摸还有点用的刀子和叉子,手指尖一阵冰凉,心里感到颇为舒服。我又痴想联翩,想到国外一些失明的名人,比如鲁迅的朋友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我又想到自己几位失明的师辈。冯友兰先生晚年目盲,却写出崭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思想解放、挥洒自如,成为一生绝唱。年已一百零五岁的陈翰笙先生,在庆祝他百年诞辰时,虽已目盲多年,却仍然要求工作。陈寅恪先生忧患一生,晚年失明,却写出了长达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士林所称绝。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几个例子已经够了,已经足以警顽立懦,振聋发聩了。
以上都只是幻想。幻想终归是幻想,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现实就是我要二进宫,再回到同仁医院。当年一进宫的时候,我坐车中,心神不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无端背诵起来了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一首词,往复背诵了不知道多少遍,一直到走下汽车,躺在手术台上,我又无端背诵起来了苏词缥缈红妆照浅溪一首,原因至今不明。
我这一出一进宫,只是为了做一个手术,却唱了十七天。这一出二进宫,是想做两个手术,难道真让我唱上三十四天吗?可是我真正万万没有想到,我进宫的第二天早晨,施大夫就让人通知我,下午一点做白内障手术,后来又提前到十二点。这一次我根本没有诗兴,根本没有想到东坡词。一躺上手术台,施大夫同我聊了几句闲天:季老!你已经迫近九十高龄,牙齿却还这样好。我答曰:前面排牙是装饰门面的,后面的都已支离破碎了。于是手术开始,不到二十分钟便胜利结束,让我愉快地吃了一惊。
过了几天,我又经历了一次愉快的吃惊。刚吃完午饭,正想躺下午休,推门进来了一位大夫,不是别人,正是施玉英大夫本人,后面跟着一位柴大夫,这完全出我意料。除了查房外,施大夫是不进病房的。她通知我,待一会儿下午一点半做打激光手术。我惊诧莫名,但心里立即紧张起来。我听一个过来人说过,打激光要扎麻药,打完后,第一夜时有剧痛,须服止痛药,才能勉强熬住,过一两天,还要回医院检查。手续麻烦得很哩。但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我硬着头皮,准时到了手术室,两位大夫都在。施大夫让我坐在一架医院到处都有的检查眼睛的机器旁,我熟练地把下巴颏儿压在一个盘状的东西上,心里想,这不过是手术前照例的检查,下一道手续应该是扎麻药针了。柴大夫先坐在机器的对面,告诉我,右眼珠不要动,要向前看。只听得啪啪几声响。施大夫又坐在那个位子上,又只是啪啪几声,前后不到几秒钟,两个大夫说:手术完了!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怎么完了?我以为大头还在后面哩。我站了起来,睁眼环顾四周,眼前大放光明了。几秒钟之隔,竟换了一个天地,我首先看到了施大夫。我同这一位为我发蒙的大恩人,做白内障手术已达两万多例的,名满天下的女大夫,打交道已有数年之久,但是,她的形象在我眼中只是一个影子。今天她活灵活现地站在我眼前,满面含笑。我又是一惊:她怎么竟是这样年轻啊!我目光所及,无不熠熠闪光。几秒钟前,不见舆薪,而今却能明察秋毫。回到病房,看到陆燕大夫,几天来,她的庐山真面目,似乎总是隐而不彰,现在看到她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少女,当年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而漫卷诗书喜欲狂,我眼前虽没有诗书可卷,而喜欲狂则是完全相同的。
回到燕园,时隔只有九天,却仿佛真正换了人间。临走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回来时却一切都清清楚楚,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天空更蓝,云彩更白;山更青,水更碧;小草更绿,月季更红;水塔更显得凌空巍然,小岛更显得蓊郁葳蕤。所有这一切,以前都似乎没有看得这样清清白白,今天一见,俨然如故友重逢了。
楼前的一半种了季荷的大池塘,多少年来,特别是近半年以来,在我眼中,只是扑朔迷离,模糊一团,现在却明明白白,清清晰晰地奔来眼底。塘边垂柳,枝条万千,倒影塘中,形象朗然。小鱼在树影中穿梭浮游,有时似爬上枝条,有时竟如穿透树干。水面上的黑色长腿的小虫,一跳一跳地往来游戏。荷塘中莲叶已田田出水,嫩绿满目,水中游鱼大概正在游戏莲叶间吧。可惜这情景不但现在看不到,连以前也是难以看到的。
走进家中,我多日想念的小猫们列队欢迎。它们真也像想念我多日了。现在挤在一起,在我脚下,钻来钻去。有的用嘴咬我的裤腿角,有的用毛茸茸的身子在我腿上蹭来蹭去,有的竟跳上桌子,用软软的小爪子拍我的脸。一时白光闪闪,满室生春,我顾而乐不可支。我养的小猫都是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纯种波斯猫,纯白色,其中有一些是两只眼睛颜色不同的,一黄一碧,俗称金银眼或鸳鸯眼。这是波斯猫的特征之一。但是,在我长期半盲期间,除非把小猫脑袋抱在逼近我眼前,我是看不出来的。平常只觉得猫眼浑然一体而已。现在,自己的眼睛大放光明了,小猫在我眼中形象也随之大变,它们瞪大了圆圆的眼睛瞅着我,黄碧荧然,如同初见,我真正惊喜莫名了。
总之,花花世界,万紫千红,大放光明,尽收眼中。我真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我真觉得,大千世界是美妙的。
我真觉得,人间是秀丽的。
我真觉得,生活是可爱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二进宫的产物。我现在唯有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我三进宫。
2000年6月8日写完
回家
从医院里捡回来了一条命,终于带着它回家来了。
由于自己的幼稚、固执、迷信“疥癣之疾”的说法,竟走到了向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的地步。也许是因为文件盖的图章不够数,或者红包不够丰满,被拒收,又溜达回来,住进了三零一医院。这一所医德、医术、医风三高的医院,把性命奇迹般地还给了我,给了我一次名副其实的新生。
现在我回家来了。
什么叫家?以前没有研究过。现在忽然间提了出来,仍然是回答不上来。要说家是比较长期居住的地方,那么,在欧洲游荡了几百年的吉卜赛人住在流动不居的大车上,这算不算家呢?
我现在不想仔细研究这种介乎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之间的学问。还是让我从医院说起吧。
这一所医院是全国著名的,称之为超一流,是完全名副其实的。我相信,即使是最爱挑剔的人也绝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从医疗设备到医生水平,到病房的布置,到服务态度,到工作效率,等等,无不尽如人意。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初搬入的时候,心情还浮躁过一阵,我想到我那在燕园垂杨深处的家,还有我那盈塘季荷和小波斯猫。但是住过一阵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了,我觉得住在这里就像是住在天堂乐园里一般。一个个穿白大褂的护士小姐都像是天使,幸福就在这白色光芒里闪烁。我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生活。约摸一个月以后,病情已经快达到了痊愈的程度。虽然我的生活仍然十分甜美,手脚上长出来的丑类已经完全消灭,笔墨照舞照弄不误,但我的心情却无端又浮躁起来。我想到,此地“信美非吾土”。我又想到了我那盈塘的季荷和小波斯猫。我要回家了。
回到朗润园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韩愈诗:“黄昏到寺蝙蝠飞。”我现在是:“黄昏到园蝙蝠飞。”空中确有蝙蝠飞着。全园还没有到灯火辉煌的程度。在薄暗中,盈塘荷花的绿叶显不出绿色,只是灰蒙蒙的一片。独有我那小波斯猫,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坐下惊愕了一阵,认?99lib.出了是我,立即跳了上来,在我的两腿间蹭来蹭去,没完没了。它好像是要说:“老伙计呀!你可是到哪里去了?叫我好想呀!”我一进屋,它立即跳到我的怀里,无论如何,也不离开。
第二天早晨,我照例四点多起床。最初,外面还是一片黢黑,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不久,东方渐渐白了起来,天蒙蒙亮了。早晨锻炼的人开始出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伙子跑步向西边去了。接着就从西面走来了那一位挺着大肚子的中年妇女,跟在后面距离不太远的是那一位寡居的教授夫人。这些人都是我天天早上必先见到的人物,今天也不例外。一恍神,我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这里。在医院里的四十六天,好像是在宇宙间根本没有存在过,在时间上等于一个零。
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我仔细观察我的季荷。此时,绿盖满塘,浓碧盈空,看了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国人是相信>99lib?人心是能相通的。我现在却相信,荷花也是有灵魂的,它与人心也能相通的。我的荷花掐指一算,我今年当有新生之喜,于是憋足了劲要大开一番,以示庆祝。第一朵花正开在我的窗前,是想给我一个信号。孤零零的一大朵红花,朝开夜合,确实带给了我极大的欢悦。可是荷花万没有想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嘛,我突然住进了医院。听北大到医院来看我的人说,荷花先是一朵,后是几朵,再后是十几朵,几十朵,上百朵,超过一百朵,开得盈塘盈池,红光照亮了朗润园,成了燕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惜我在医院里不能亲自欣赏,只有躺在那里玄想了。
我把眼再略微抬高了一点,看到荷塘对岸的万众楼,依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楼名是我题写的。因为楼是西向的,我记得过去只有在夕阳返照中才能看清楚那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今天,朝阳从楼后升起,楼前当然是黑的,但不知什么东西把阳光反射了回去,那三个大字正处在光环中,依然金光闪闪。这是极细微的小事,但是,我坐在这里却感到有无穷的逸趣。
与万众楼隔塘对峙的是一座小山,出我的楼门,左拐走十余步就能走到。记得若干年前,一到深秋,山上的树丛叶子颜色一变,地上的草一露枯黄相,就给人以萧瑟凄清的感觉,这正是悲秋的最佳时刻。后来栽上了丰花月季,据说一年能开花十个月。前几年,一个初冬,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雪。小山上的树枝都变成了赤条条毫无牵挂。长在地上的东西都被覆盖在一片茫茫的白色之下。令我吃惊的是,我瞥见一枝月季,从雪中挺出,顶端开着一朵小花,鲜红浓艳,傲雪独立。它仿佛带给我了灵感,带给我了活力,带给我了无穷无尽的希望。我一时狂欢不能自禁。
小山上,树木丛杂,野草遍地,是鸟类的天堂。当前全世界人口爆炸,人与鸟兽争夺生存空间。燕园这一大片地带,如果从空中下看的话,一定是一片浓绿,正是鸟类所垂青的地方。因此,这里的鸟类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每天早晨,最先出现的往往是几只喜鹊,在山上塘边树枝间跳来跳去,兴高彩烈。接着出场的是成群的灰喜鹊,也是在树枝间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到了春天,当然会有成群的燕子飞来助兴。此时,啄木鸟也必然飞来凑趣,把古树敲得砰砰作响,好像要给这一场万籁齐鸣的音乐会敲起鼓点儿。空中又响起了布谷鸟清脆的鸣声,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终于消逝在太空中。我感到遗憾的是,以前每天都看到乌鸦从城里飞向远郊,成百,上千,黑压压一片,今天则片影无存了,我又遗憾见不到多少麻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某一个人无端定为四害之一的麻雀,曾被全国人民群起而攻之,酿成了举世闻名的闹剧,现在则濒于灭绝。在小山上偶尔见到几只,灰头土脑,然而却惊为奇宝了。
幼时读唐诗,读了“西塞山前白鹭飞”,“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曾向往白鹭青天的境界,只是没有亲眼看见过。一直到1951年访问印度,曾在从加尔各答乘车到国际大学的路上,在一片浓绿的树木和荷塘上面的天空里,才第一次看到白鹭上青天的情景,顾而乐之。第二次见到白鹭是在前几年游广东佛山的时候。在一片大湖的颇为遥远的对岸上绿树成林,树上都开着白色的大花朵。最初我真以为是花。然而不久却发现,有的花朵竟然飞动起来,才知道不是花朵而是白鸟。我又顾而乐之。其实就在我入医院前不久,我曾瞥见一只白鸟从远处飞来,一头扎进荷叶丛中,不知道在里面鼓捣了些什么,过了许久,又从另一个地方飞出荷叶丛,直上青天,转瞬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难道能不顾而乐之吗?
现在我仍然枯坐在临窗的书桌旁边,时间是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的身子确实没有挪窝儿,但是思想却是活跃异常。我想到过去,想到眼前,又想到未来,甚至神驰万里想到了印度。时序虽已是深秋,但是我的心中却仍是春意盎然。我眼前所看到的,脑海里所想到的东西,无一不笼罩上一团玫瑰般的嫣红,无一不闪出耀眼的光芒。记得小时候常见到贴在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现在朗润园中的万物,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无不自得其乐。连这里的天都似乎特别蓝,水都似乎特别清。眼睛所到之处,无不令我心旷神怡。思想所到之处,无不令我逸兴遄飞。我真觉得,大自然特别可爱,生命特别可爱,人类特别可爱,一切有生无生之物特别可爱,祖国特别可爱,宇.宙万物无有不可爱者。欢喜充满了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是带着捡回来的新生回家来了。
我的家是一个温馨的家。
2002年10月14日
时间
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它那里一跳,我的心就一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指的是水。水永远不停地流逝,让孔夫子吃惊兴叹。我的心跳,跳的是时间。水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却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然而确实是在流逝。现在我眼前摆上了座钟,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焉能不心跳?焉能不兴叹呢?
远古的人大概是很幸福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太阳的出没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即使能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只在依稀隐约之间。后来,他们聪明了,根据太阳光和阴影的推移,把时间称作光阴。再后来,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提高了,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显示和测定时间的推移,这是用人工来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尝试。到了近几百年,人类发明了钟表,把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现在各种各样的会极多,开会必须规定时间,几点几分,不能任意伸缩。如果参加重要的会而路上偏偏赶上堵车,任你怎样焦急,怎样频频看手表,都是白搭。这不是典型的时间的奴隶又是什么呢?然而,话又说了回来,在今天头绪纷纭杂乱有章的社会里,开会不定时间,还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哉游哉,顺帝之则,今天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时间的奴隶就正是文明的表现。
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还是把虚无缥缈的时间用具体的东西暗示给了人们。比如用日出日落标志出一天,用月亮的圆缺标志出一月,用四季(在印度是六季或者两季)标志出一年。农民最关心这些问题,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对他们种庄稼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时间具有另外的意义。他们说,大千世界,人类万物,都生长在时间和空间内,而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无头无尾和无边无际实在难以理解。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如果时间有了头尾,头以前尾以后又是什么呢?因此,难以理解也只得理解,此外更没有其他途径。
生与死也属于时间范畴。一般人总是把生与死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却主张“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准确无误地道出了生即是死的关系。随着座钟秒针的一跳,我自己就长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儿。同时也就是向着死亡走近了那么一点点儿。不但我是这样,现在正是初夏,窗外的玉兰花、垂柳和深埋在清塘里的荷花,也都长了那么一点点儿。不久前还是冰封的湖水,现在是“风乍起,吹皱一池夏水”,波光潋滟,水色接天。岸上的垂杨,从光秃秃的枝条上逐渐长出了小叶片,一转瞬间,出现了一片鹅黄;再一转瞬,就是一片嫩绿,现在则是接近浓绿了。小山上原来是一片枯草,“一夜东风送春暖,满山开遍二月兰”。今年是二月兰的大年,山上地下,只要有空隙藏书网,二月兰必然出现在那里,座钟的秒针再跳上多少万次,二月兰即将枯萎,也就是走向暂时的死亡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方生方死。这是自然的规律,不可逆转的。
印度人是聪明的, 4ed6." >他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梵文hāla,既是“时间”,又是“死亡或死神”。《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在活了极长的时间以后,hāla走上门来,这表示他就要死亡了。罗摩泰然处之,既不“饮恨”,也不“吞声”。他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今天知道,不但人类是这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无一例外。“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梵文里,动词“死”的字根是mn,但是此字不用manati来表示现在时,而是用被动式mniyati(ti),这表示,印度人认为“死”是被动的,主动自杀者究属少数。
同印度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大概希望争取长生。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希望.99lib.活下去,在旧社会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百姓,绝不会愿意长远活下去的。而富有天下的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英主,莫不如此。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寻求不死之药或者仙丹什么的。连唐太宗都是服用了印度婆罗门的“仙药”而中毒身亡的。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天的,而且连鸡犬都带了上去。我这个木头脑袋瓜真想也想不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天”的话,人数也不会太多。升到那里去干些什么呢?那里不会有官僚衙门,想走后门靠贿赂来谋求升官,没有这个可能。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市场,什么WTO,想发财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想打麻将,唱卡拉OK,唱几天,打几天,还是会有兴趣的,但让你一月月一年年永远打下去,你受得了吗?养鸡喂狗,永远喂下去,你也受不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无涯之生!”无益之事天上没有。在天上待长了,你一定会自杀的。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有见地.之言。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人间吧。
要待在人间,就必须受时间的制约。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想不..通我在上面说的那一些并不深奥的道理,时间就变成了枷锁,让你处处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真想通了,则戴着枷锁跳舞反而更能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兴趣。我自认是想通了。现在照样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但是我的心却不跳了。我觉得这是时间给我提醒儿,让我知道时间的价值。“一寸光阴不可轻”,朱子这一句诗对我这个年过九十的老头儿也是适用的。
2002年3月31日
一寸光阴不可轻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两者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产生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这一个事实我想人们都会承认的。
最近若干年来,我实在忙得厉害,像五十年代那样在教书和搞行政工作之余,还能有余裕的时间读点当时的文学作品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幸而我还不能算是一个懒汉,在“内忧”、“外患”的罅隙里,我总要挤出点时间来,读一点北大青年学生的作品。《校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我几乎都看。前不久我读到《北大往事》,这是北大七十、八十、九十三个年代的青年回忆和?99lib?写北大的文章。其中有些篇思想新鲜活泼,文笔清新俊逸,真使我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古人说:“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如果大家允许我也在其中滥竽一席的话——和我们这些“老凤”,真不能不向你们这一批“雏凤”投过去羡慕和敬佩的眼光了。
但是,中国古人又说:“满招损,谦受益。”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体会这两句话的含义。“倚老卖老”,固不足取,“倚少卖少”也同样是值得青年人警惕的。天下万事万物,发展永无穷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你们对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涵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对于你们的文学创作和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不管你们现在或将来是教书、研究、经商、从政,或者是专业作家,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对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必实下一番工夫,简练揣摩。这对你们的文学修养是绝不可少的。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则你们必然能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宋代大儒朱子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针对性,很有意义,我现在抄给大家:
少年易老学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
阶前梧叶已秋声。99lib?
这一首诗,不但对青年有教育意义,对我们老年人也同样有教育意义。文字明白如画,用不着过多的解释。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你们现在是处在“燕园幽梦”中,你们面前是一条阳关大道,是一条铺满了鲜花的阳关大道。你们要在这条大道上走上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或者更多的年,为人民,为人类作出出类拔萃的贡献。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美丽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智慧,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一进西苑医院
大概在两年前,全身忽然发痒,夜里更厉害。问了问身边的友人,患此症者,颇不乏人。有人试过中医,有人试过西医,大都不尽如人意。只能忍痒负重,勉强对付。至于我自己,我是先天下之痒而痒,而且双臂上渐出红点。我对病的政策一向是拖,不是病拖垮了我,就是我拖垮了病。这次也拖了几天。但是,看来病的劲比我大,决心似乎也大。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屈服吧。
屈服的表现就是到了西苑医院。
西苑医院几乎同北大是邻居。在全国中医院中广有名声。而且那里有一位大夫是公认为皮肤科的权威,他就是邹铭西大夫。我对他的过去了解不多,我不知道他同赵炳南的关系。是否有师弟之谊,是否同一个门派,统统不知道。但是,从第一次看病起,我就发现邹大夫的一些特点。他诊病..时,诊桌旁也是坐满了年轻的大夫、研究生、外来的学习者。邹大夫端居中央,众星拱之。按常识,存在决定意识,他应该傲气凌人,顾盼自雄。然而,实际却正相反。他对病人笑容满面,和颜悦色,一点儿大夫容易有的超自信都不见踪影。有一位年老的身着朴素的女病人,腿上长着许多小水疱,有的还在流着脓。但是,邹大夫一点儿也不嫌脏,亲手抚摩患处。我是个病人,我了解病人的心态。大夫极细微的面部表情,都能给病人极大的影响。病人的健康,甚至于生命就攥在大夫手里,他焉得而不敏感呢?中国有一个词儿,叫做“医德”。医德是独立于医术之外的一种品质。我个人想,在治疗过程中,医德和医术恐怕要平分秋色吧。
我把我的病情向邹大夫报告清楚,并把手臂上的小红点指给他看。他伸手摸了摸,号了号脉,然后给我开了一服中药。回家煎服,没有过几天,小红点逐渐消失了。不过身上的痒还没有停止。我从邹大夫处带回来几瓶止痒药水,使用了几次,起初有用,后来就逐渐失效。接着又从友人范曾先生处.要来几瓶西医的止痒药水,使用的结果同中医的药水完全相同,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交替使用,起用了我的“拖病”的政策。反正每天半夜里必须爬起来,用自己的指甲,浑身乱搔。痒这玩意儿也是会欺负人的:你越搔,它越痒。实在不胜其烦了,决心停止,强忍一会儿,也就天下太平了。后背自己搔不着,就使用一种山东叫“痒痒挠”的竹子做成的耙子似的东西。古代文人好像把这玩意儿叫“竹夫人”。
这样对付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能把病拖垮,病却似乎要占上风。我两个手心里忽然长出了一层小疙瘩,有点儿痒,摸上去,皮粗,极不舒服。这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拖病政策失败了,赶快回心向善,改弦更张吧。
西苑二进宫
我又由李玉洁和杨锐陪伴着走进了邹大夫的诊室。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典型的湿疹!”又站起来,站在椅子背后,面对我说:“我给你吃一服苦药,很苦很苦的!”
取药回家,煎服以后,果然是很苦很苦的。我服药虽非老将,但生平也服了不少。像这样的苦药还从来没有服过。我服药一向以勇士自居,不管是丸药还是汤药,我向来不问什么味道,拿来便吃,眉头从没有皱过。但是,这一次碰.到邹大夫的“苦药”,我才真算是碰到“克星”。药杯到口,苦气猛冲,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解万难,几口喝净,又赶快要来冰糖两块,以打扫战场。
服药以后,一两天内,双手手心皮肤下大面积地充水。然后又转到手背,在手背和十个指头上到处起水疱,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但是疱里的水势都异常旺盛,不慎碰破,水能够滋出很远很远,有时候滋到头上和脸上。有时候我感到非常腻味,便起用了老办法,土办法:用消过毒的针把水疱藏书网刺穿,放水流出。然而殊不知这水泡斗争性极强,元气淋漓。你把它刺破水出,但立即又充满了水,让你刺不胜刺。有时候半夜醒来,瞥见手上的水疱——我在这里补一句,脚上后来也长起了水疱——心里别扭得不能入睡,便起身挑灯夜战。手持我的“?金箍狼牙棒”,对水疱一一宣战。有时候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只能刺破一小部分,人极疲烦,只好废然而止。第二天早晨起来,又看到满手的水疱颗粒饱圆,森然列队,向我示威。我连剩勇都没有了,只能徒唤负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败兵之将,不敢言战矣。
三进宫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阴差阳错,不知是哪一路神灵规定了2001~2002年是我的患病年。对三零一医院来说,我已经唱过一次二进宫,现在又三进宫了。
这一次进宫,同二进宫一样,是属于抢救性质的。但是,抢救的是什么病,学说则颇多。有人说是小中风。我虽然没有中过风,但我对此说并不相信。
要想把事情的原委说明白,话必须从2002年11月23日说起。在那一天之前,我一切正常。晚饭时吃了一大碗凉拌大白菜心。当时就觉得吃得过了量,但因为嘴馋,还是吃了下去。吃完看电视新闻时,突然感到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身体抖个不停,上下牙关互相撞击,铿锵有声。身边的人赶快把我抱到床上。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校医院的保健大夫来了,另外还来了几位大夫,我就说不清楚究竟是谁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一整天躺在床上,水米不曾粘牙。25日,有好转,但仍然不能吃东西。26日,大有好转。新江送来俄罗斯学者Litvinsky李特文斯基的《东土耳其斯坦佛教史》,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我顺便翻阅了几页。27日,我的学生刘波特别从西藏请来了一位活佛,为我念咒祈福。对此,我除了感谢刘波的真挚的师生情谊之外,不敢赞一辞。刘波坐在我身边,再三说:“你的身体没有问题!”他的话后来兑了现。当天我的情况很好。但是,到了28日,情况突变。于是李玉洁和杨锐,又同二进宫一样,硬是把我裹胁到了三零一医院。有了两次进宫的经历,我在这里已经成了熟人。一进门,二话没说,就进行抢救。我此时高烧三十九度四,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高的高烧。我迷迷糊糊,只看到屋子里人很多,有人拿来冰枕,还有人拿来什么,我就感觉不到了。后来听说,是注射了一针一千多元的药水,这大概起了作用,在短短的四五个小时之内,温度就到了三十六度多,基本上正常了。抢救于是胜利结束。
我被安排在南楼三楼十五号病房中。主治大夫是张晓英、段留法、朱兵。护士长是邢云芹,责任组长是赵桂景,看护勇琴歌。在以后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同我打交道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住进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察。我想,观察我几天,如果没有重大问题我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进房间的第二天就开始输液,有人信口称之为吊瓶子。输液每天三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8点钟以后一次,在平常日子,我不久就要上床睡觉了,现在却开始输液,有时候一直输到10点。最初,我还以为晚上输液只是偶一为之。到了晚上还向护士小姐打听,输不输液。意思是盼望躲过一次。后来才知道,每晚必输,打听也白搭了,我就听之任之。
我现在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大夫告诉我,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这绝不是大夫的怠慢或者懒惰。经过短期的观察,我认为我的三位主治大夫,同大多数的三零一医院的大夫一样,在医德、医术、医风三个方面水平确是高的。但是,为什么对我实行的“政策”却好像是“病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是不是因为知之了以后,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呢?不管怎样,他们的善意我是绝对相信的。我现在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接受大夫的治疗,不应该胡思乱想。
但是,这并不容易。有输液经验的人都知道,带着针头的那一只手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一不小心,针头错了位,就可能出问题。试想,一只手,以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摆在床边上,半小时,能忍受,一个小时,甚至也能忍受,但是,一超过一小时,就会觉得手酸臂痛,难以忍受了。再抬眼看上面架子上吊的装药水的瓶子,还有些药水没有滴完。此时自己心中的滋味真正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有一次,瓶子吊上,针头扎上,我遂即蒙眬睡去,等我醒来时,瓶子里的药水刚好滴完,手没有酸,臂没有痛,而竟过了一天,十分满意。可惜这样的经验后来再没有过。我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我自己也想出了一些排遣的办法,比如背诵过去背过的古代诗、词和古文。最初还起点儿作用,后来逐渐觉得乏味,就不再背诵了。
但是,我总得想些办法来排遣那些万般无奈的输液时间。药水放在上面吊的瓶子中,下面有一条长管把药水输入我的体内,长管中间有一个类似中转站的构件,一个小长方盒似的玻璃盒;在这里面,上面流下来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滴入下面的管子内,再输流下来。在小方盒内,一滴药水就像是一颗珍珠,有时还闪出耀目的光芒。我无端想起了李义山的诗“沧海月明珠有泪”。其间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联系。
有一回,针头扎在右手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正在十分无聊之际,耳边忽然隐约响起了京剧 href='/article/10307.htm'>《空城计》诸葛亮在城门楼上那一段有名的唱腔。马连良、谭富英、高庆奎、杨宝森、奚啸伯等著名的须生,大概都唱过 href='/article/10307.htm'>《空城计》。我对京剧有点儿欣赏水平,但并不高。几个大家之间当然会有区别的,我也略..能辨识一二。但是,估计唱词是会相同的。此时在我耳边回荡的不是诸葛亮的全部唱词,而只是其中几句:“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聘;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这与我当前的处境毫无联系。为什么单单是这几句唱词在我耳边回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既然事实是这样,我也只有这样写了。
又有一次,在输液时,耳边忽然回荡起俄罗斯《伏尔加船夫曲》的旋律,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这首我特别喜爱的歌曲了。胡为乎来哉!我却真是大喜过望,沉醉在我自己幻想的旋律中,久久不停。我又浮想联翩,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无边无际地幻想起来。我想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有点儿令人难解。它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论文化渊源,应该属于欧洲体系。然而同欧洲又有所不同。它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间并不长,却是一出台就光彩夺目。彼德大帝就不像一个平常的人。在他以后的一二百年内,俄罗斯出了多少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像门捷列夫那样的化学家欧洲就几乎没有人能同他媲美的。谈到文学,专以长篇小说而论。我们都很熟悉的法国和英国那几部大名垂宇宙的长篇小说,一提到它们,大家大都赞不绝口。但是,倘若仔细推敲起来,它们却像花木店里陈列的盆景,精心修剪,玲珑剔透,颇能招人喜爱。如果再仔细观察思考,却难免superficial之感。回头再看俄罗斯的几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的 href='928/im'>《战争与和平》固无论矣。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长篇而论,一谈起来,读者就像钻进了原始大森林,枝叶蔽天,蔓藤周匝,没有一点儿人工的痕迹,却令人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原始活力腾涌其中,令人气短,又令人鼓舞。这与法英的长篇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音乐方面,俄罗斯和西方的差异更为显著。不管是民歌,还是音乐家的其他创作,歌声一起,就给人以沉郁顿挫之感。这一首《伏尔加船夫曲》可以作为代表。我幻想中的旋律给了我极大的愉快,使我暂时忘记了输液的麻烦。99lib?
我自己很清楚,吊瓶输液是治病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吊得一多,心里的怪话就蠢蠢欲动。最后掠寻李后主写了两句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吊瓶知多少。
这是谑而不虐,毫无恶意。我对三位老中青主治大夫十分尊敬,他们的话我都认真遵守,决不怠慢。
大家都知道,三零一医院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医院,院长、政委、副院长统统由将军担任。院的规模极大,机构繁多,人员充实;内外科别,应有尽有。设备之先进、之周全,国内罕有其匹。这样一个庞大的医德、医术、医风三高的医疗机构,在几位将军藏书网院长的领导下,在全体医护人员和勤杂人员的真诚无私的配合下,一年一天也不间断地运作着,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为成千上万的广大的军民群众救死扶伤,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我三次进宫长达一百天的停留中,我真感到,能在这里工作是光荣的,是幸福的。能在这里做一名病人,也是光荣的,也是幸福的。
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全身部件都已老化,这里有点儿酸,那里有点儿痛,可以说是正常的。有时候我漫不经心地流露出一点儿来,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瞒不了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三位主治大夫。有一天,我偶尔谈到,我的牙在口腔内常常咬右边的腮帮子;到了医院以后,并没有专门去治,不知怎样一来,反而好了,不咬了。正如上面所说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知是哪一位大夫听到了“牙”字,认为我的牙有点儿问题,立即安排轮椅,把我送到牙科主任大夫的手术室中。那一位女大夫仔仔细细检查了我的牙齿,并立即进行补治,把没有必要的尖儿磨掉,用的时间相当久。旁边坐着一位魁梧的军人,可能是一位将军,在等候治疗。我占了这么多时间,感到有点儿内疚。又有一次,我谈到便秘和外痔,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一位泌尿科的大夫,给我检查有关的部位。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既感动又不安。
从此以后,我学得乖了一点儿,我决不再说身上这里痛那里酸。大夫和病人从而相安无事。偶尔还吊一次瓶子,但这已是比较稀见的事,我再没有“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样的牢骚了。
时间早已越过了12月,向岁末逼近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常把自己的身体比做一只用过了九十多年的老表,怀表和手表都一样。九十多年不是一个短时期,表的部件都早已老化。现在进了医院,大夫给涂去了油泥,擦上了润滑油,这些老化的部件又能比较顺畅地运作起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治标。治本怎样呢?治本我认为就是返老还童,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能返老还童。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的三位主治大夫目前的努力方向正是这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想把我身上的大小病痛统统除掉,还我一个十全十美的健全的体格。这情况,我看在眼中,感在心中,使我激动得无话可说。
但是,我想回家。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2002年即将结束。我不愿意尝“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滋味。虽然不是“万里”,但究竟不在家中,我愿意在家里过年。况且家中不知已积压了多少工作,等待我去处理。我想出院,心急如焚。张大夫告诉我,我出院必须由我七十多年前的老学生,三零一医院的老院长牟善初批准,牟早已离休,不管这些事了;但是,对于我他却非管不行。为此我曾写过两封信,但都没有递交本人。有一天,张大夫告诉我,两天后我可以出院了。心中大喜。但是,过了不久,张大夫又告诉我,牟院长不同意,我只好收回喜悦,潜心静候。实际上,善初的用意同张大夫一样,是希望我多住几天,需要检查的地方都去检查一下,最后以一个健康的人的姿态走出医院。这一切都使我激动而且感动。一直到2002年12月31日下午我才离开了三零一,完成了“三进宫”。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是三零一只有一所。能住进普通病房,已属不易。像我这样以一个文职人员竟能住进南楼,权充首长,也许只有我这一份儿。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想离开这里比进来还要难上加难。原因完全是善意的,已如上述。
写到这里,我的“三进宫”算是唱完了。不管我是多么怀念三零一,不管我是怎样感激三零一,不管我是多么想念那里的男女老少朋友们,我也不想像前三次进宫那样再来一次“四进宫”。
十年回顾
自己觉得德国十年的学术回忆好像是写完了。但是,仔细一想,又好像是没有写完,还缺少一个总结回顾,所以又加上了这一段。把它当作回忆的一部分,或者让它独立于回忆之外,都是可以的。
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如果我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发轫期的话,真正的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我也提到过,如果我不是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来到德国的话,我的一生将会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今天究竟会在什么地方,还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这个十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十年,有它辉煌成功的一面,也有它阴暗悲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比较详细地写在我的 href='1938/im'>《留德十年》一书中,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因为我现在写的《自述》重点是在学术。在生活方面,如无必要,我不涉及。我在上面写的我在哥廷根十年的学术活动,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经,写出了我的经验与教训。我现在想以读书为纲,写我读书的情况。我辈知识分子一辈子与书为伍,不是写书,就是读书,二者是并行的,是非并行不可的。
我已经活过了八个多十年,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是,在读书条件和读书环境方面,哪一个十年也不能同哥廷根的十年相比。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所有的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平生最羡慕两种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音乐家。而这两种艺术是最需天才的,没有天赋而勉强对付,绝无成就。可是造化小儿偏偏跟我开玩笑,只赋予我这方面的兴趣,而不赋予我那方面天才。《汉书·董仲舒传》说:“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极想“退而结网”可惜找不到结网用的绳子,一生只能做一个羡鱼者。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我读书有两个地方,分两大种类,一个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等的书籍,一个是汉文的书籍。我很少在家里读书,因为我没有钱买专业图书,家里这方面的书非常少。在家里,我只在晚上临睡前读一些德文的小说,Thomas Mann的名《Buddenbrooks》就是这样读完的。我早晨起床后在家里吃早点,早点极简单,只有两片面包和一点黄油和香肠。到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香肠,后来是黄油,最后只剩一片有鱼腥味的面包了。最初还有茶可喝,后来只能喝白开水了。早点后,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午饭在学生食堂或者饭馆里吃,吃完就回研究所。整整十年,不懂什么叫午睡,德国人也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书籍,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里。因此,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图书收藏的情况介绍一下。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室。梵文图书室起源于何时、何人,我当时就没有细问。可能是源于Franz Kielhorn,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第一个梵文教授。他在印度长年累月搜集到的一些极其珍贵的碑铭的拓片,都收藏在研究所对面的大学图书馆里。他的继任人Hermann Oldenberg在他逝世后把大部分藏书都卖给了或者赠给了梵文研究所。其中最珍贵的还不是已经出版的书籍,而是零篇的论文。当时Oldenberg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梵学大师,同全世界各国的同行们互通声气,对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况了如指掌。广通声气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请讲学,二是互赠专著和单篇论文。专著易得,而单篇论文,由于国别太多,杂志太多,搜集颇为困难。只有像Oldenberg这样的大学者才有可能搜集比较完备。Oldenberg把这些单篇论文都装订成册,看样子是按收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装订起来的,并没有分类。皇皇几十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列书架上。我认为,这些零篇论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镇所之宝。除了这些宝贝以外,其他梵文、巴利文一般常用的书都应有尽有。其中也不乏名贵的版本,比如MaxMller校订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梨俱吠陀》原刊本,Whitney校订的《阿闼婆吠陀》原刊本。Boehtlingk和Roth的被视为词典典范的《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原本和缩短本,也都是难得的书籍。至于其他字典和工具书,无不应有尽有。
我每天几乎是一个人坐拥书城,“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就是这些宝典的伙伴和主人,它们任我支配,其威风虽南面王不易也。整个Gauss-Weber-Haus平常总是非常寂静,里面的人不多,而德国人又不习惯于大声说话,干什么事都只静悄悄的。门外介于研究所与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马路,是通往车站的交通要道,但是哥廷根城还不见汽车,于是本应该喧闹的马路,也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最理想的地方。
除了礼拜天和假日外,我每天就到这里来。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册的Mah-vastu拼命。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摆满了书的书架旁,信手抽出一本书来,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积时既久,我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大体上有一个轮廓。世界各国的有关著作,这里基本上都有。而且德国还有一种特殊的购书制度,除了大学图书馆有充足的购书经费之外,每一个研究所都有自己独立的购书经费,教授可以任意购买他认为有用的书,不管大学图书馆是否有复本。当Waldschmidt被征从军时,这个买书的权力就转到了我的手中。我愿意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书买回来以后,编目也不一定很科学,把性质相同或相类的书编排在一起就行了。借书是绝对自由的,有一个借书簿,自己写上借出书的书名、借出日期;归还时,写上一个归还日期就行了。从来没有人来管,可是也从来没有丢过书,不管是多么珍贵的版本。除了书籍以外,世界各国有关印度学和东方学的杂志,这里也应有尽有。总之,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专业图书室。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畅游于书海之中。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工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 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 Lü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Gustav 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 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十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勘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1937年Gustav 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汉学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bbr>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1997年
天上人间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题目来自南唐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表示他生活中巨大的落差的:从一个偏安的小君主一落而为宋朝的阶下囚,这落差真可谓大矣。我们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这些福气的。
但是,比这个较小的生活落差,我们还会有的。我现在已住在医院中,是赫赫有名的三零一医院。这一所医院规模大、设备全、护士大夫水平高、敬业心强。
在这里治病,当然属于天上。
现在就让我在北京找一个人间的例子,我还真找不出来,因为我没有到过几家..医院。
在这里,我只有乞灵于回忆了。
大约在六七十年以前,当时还在济南读书,父亲在故乡清平官庄病倒了。叔父和我不远数百里回老家探亲。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土炕上,面色红润,双目甚至炯炯有光,只是不能说话。
那时候,清平官庄一带没有医生,更谈不到医院。只有北边十几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地主大庄园,这个地主被誉为医生。谁也不会去打听,他在哪里学的医。只要有人敢说自己是医生,百姓就趋之若鹜了。我当然不能例外。我从二大爷那里要了一辆牛车,隔几天上午就从官庄乘牛车,嘎悠嘎悠走十多里路去请大夫,决不会忘记在路上某一小村买一木盒点心。下午送大夫回家的时候,又不会忘记到某一小村去抓一服草药。
当时正是夏天,青纱帐茁起,正是绿林大王活动的好时候,青纱帐深处好像有许多只不怀好意的眼睛在瞅着我们,并不立即有什么行动,但是威胁是存在的。我并不为我自己担心,我贫无立锥之地,不管山大王或山小王,都不会对我感什么兴趣,但是坐在车里面的却有大地主身。平常时候,青纱帐一起,他就蛰伏在大庄园内,绝不出门。现在为了给我这个大学生一 4e2a." >个面子,冒险出来,给我父亲治病。99lib?
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暑假完了,父亲死了,牛车不再嘎悠了,点心匣子不再提了,秋收完毕,青纱帐消失了,地主可以安居大庄园里了。总之,父亲生病和去世这个过程,正好提供了一个与今天三零一医院相反的例子。现在是天上,那时是人间。如此而已。
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话,却道出了几乎人人都有的感觉。所谓“当时”者,指人生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中时,觉得过日子也不过如此,是很寻常的。过了十几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回头一看,当时实在有不寻常者在。因此有人,特别是老年人,喜欢在回忆中生活。
在中国,这种情况更比较突出,魏晋时代的人喜欢做羲皇上人。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真就那么好吗?人类最初不会种地,只是采集植物,猎获动物,以此为生。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向往的呢!
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发思古之幽情,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的。到了今天,沧海桑田,世界有多少次巨大的变化。人们思古的情绪却依然没变。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十几年前,我重访了我曾呆过十年的德国哥廷根。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夫妇都还健在。但已今非昔比,房子捐给梵学研究所,汽车也已卖掉。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子,二战中阵亡。此时老夫妇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十分豪华的养老院里。院里设备十分齐全,游泳池、网球场等等一应俱全。但是,这些设备对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什么用处呢?让老人们触目惊心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某一个房号空了出来,主人见上帝去了。这对老人们的刺激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来临大出教授的意料,他简直有点喜不自胜的意味。夫人摆出了当年我在哥廷根时常吃的点心。教授仿佛返老还童,回到了当年去了。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但是,倘若扪心自问:“你认为是寻常呢,还是不寻常?”我真有点说不出,也许只有到了若干年后,我才能说:“当时只道是寻常。”
天竺心影
?99lib.我走在罗湖桥上。
同其他的桥比起来,这是一座非常普普通通的桥,如果它坐落在其他地方,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不会令人感到它的存在。何况我走过这座桥,至少已经有三四次了。因此,当我踏上桥头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平静的,平静到有如古井静水,没有任何涟漪。
然而却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情况。
我猛然一抬头,看到十几米以外,对面桥头上站着一位解放军,草绿色的军帽,草绿色的军衣,整洁朴素,雍容大方,同国内天天见到的成千上万的解放军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而且就在一个月以前我还是天天看到他们的,当时,对他们简直可说是视若无睹。然而,此时此地,军帽上那一颗红星,领子上那两块红色领章,却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赫然像一团烈火,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的心。我心里猛然一震动,泪水立刻夺眶而出:我最可爱的祖国,我又踏上你的土地了,又走到你的怀抱里来了。我很想俯下身去,吻一吻祖国的土地,但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仍然走上前去。
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在这无比快乐的心潮中,却有一点淡淡的哀愁在。这是什么原因呢?刚分手不久的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声容笑貌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回荡在我的耳边。其中有老人,也有青年;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大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有政府官员,也有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和印中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印中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喊声我又仿佛隐约能够听到;那种充满了热情的眼神,我又仿佛能够感到;那一双双热乎乎的手,我又仿佛能够握到;老教授朗诵自己作的欢迎诗的声音,年轻地男女大学生致欢迎词的清脆的声音,我又仿佛能够听到;万人大会上人群像汹涌的大海的情景,我又仿佛能够看到。我的脖子上又仿佛感到沉重起来,成串的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棕色的花环仿佛又套上我的脖子,花香直刺我的嗅官。
这一切都是说不完道不完的。
然而现在哪里去了呢?
中国古诗上说:“马后桃花马前雪,教我哪得不回头?”我想改一下:“桥前祖国桥后印,教我前后两为难。”杜甫的诗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也想改一下:“今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印度对我已经有点茫茫了。
无比的幸福,沉重的哀愁,在我心中搅动起来。过去几十年我同印度一些接触的历史蓦地逗上心头。
我第一次访问印度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在印度住了将近一个半月,几乎走遍了印度所有的大城,游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印度主人想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最多的东西,所以平常都是乘印度空军的飞机,坐火车、汽车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往往是一天飞千把公里,再坐汽车或吉普车爬山越岭。印度主人的热情是说不完的,每天宴会和文艺晚会都开到深夜。人当然会感到疲倦。但因为我是第一次到印度,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有趣。在祖国正是严冬季节,那里却是繁花盛开;在祖国难以见到的老虎,那里在动物园里却是成群结队;在祖国认为珍奇的孔雀,那里却像野鸟一样就栖息在大树枝头;在祖国也比较少见的猴子,那里却是到处都是。至于充满毒蛇的动物园内的蛇池的像 href='150/im'>《一千零一夜》神话故事般的土邦王公宫殿,更令我惊讶不已。泰姬陵地月夜,王舍城的风烟,尤其令人终生难忘。再谈到印度人民的热情,真使我无限感动,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一切还都历历如在目前。藏书网
第二次是在二十三年以前。这一次只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只在新德里开了几天会,然后全团人马到阿格拉去游览闻名全球的泰姬陵。泰姬陵我是第二次来,比前一次更加深了观赏的印象。最难忘的是半夜驱车数百里回新德里的情况。有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乘的车撞上了一辆牛车,演出了一幕惊险的带点罗曼蒂克的剧。回国以后很久我们这些人还常常谈到。
这一次访问印度是第三次了。时间仅有半个多月。这一次的访问有一些特殊。中印两个伟大的民族,两三千年来的兄弟,由于一些原因,互相隔绝了十多年。本来是亲密无间的,现在却有点互相视若路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印度人民想些什么,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简单地说,我是带着一些问号,带着满腹的疑团来到印度的。我是有思想准备到印度去坐冷板凳的。然而事实却是正相反。不是冷板凳,而是热火炉。印度的天气是热的,但印度人民的心更热。奇怪的是,我在这炎热中,却如饱饮醍醐,只觉得遍体清凉。可惜的是,这情景只如短短的一个春梦,转瞬即逝。我现在又走出美丽的梦境,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来了。
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经常对印度人民说:“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回中国去,带给中国人民。”然而友谊究竟应该怎么个带法呢?友谊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了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一说到舞笔弄墨,我就感到内疚于心。我虽然舞得不好,弄得不好,却确实舞过弄过,而且已经舞弄几十年了。但是到印度来之前,我却一点想舞想弄的意思都没有,我带来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连一个字也没有写。为什么不想舞不想弄呢?原因很多,我在这里不去谈它了。总之是什么也不想写。
在印度过了半个多月以后,今天又回到祖国。我现在走在罗湖桥上,一时万感交集,奔突脑海。我深深地感觉到:如果我不把我的经历写了下来,那就好像是对印度人民犯了罪,也好像是对中国人民犯了罪;至少也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的内心在催促着我,在驱策着我。不管舞弄得好或坏,我只好舞弄它一下子了。于是过去三十年来积压在心头的东西一下子腾涌起来。我自己也难以说明白,为什么在过去这样长的时间竟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写。写成的一点点东西,竟也没有拿出去发表——论中印友好的文章,我确实还是写了一些。但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却是没有去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说不出。
我现在脑海里乱得很,里面好像在过电影。这些电影片有旧的,有新的。按理说,新的总应该比旧的清晰一些。但是有时候也不尽然。有的旧的比新的还要清晰,还要色彩绚丽。有时候我自己也分不出哪新哪旧。既然这些影片非要转变成文字不可,那就让它们转一转吧。至于是新是旧,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也不去伤那个脑筋加以分辨;反正都是发生在印度大地上,发生在我的眼前,反映到我的心中,现在又在我的笔下转变成了文字。
href='5748/im'>《儒林外史》上有一个回目叫:“说楔子敷陈大义。”我也在这里敷陈大义。什么是我的大义呢?我的“大义”就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友谊。书中的故事和经历,虽然有前有后,而且中间相距将近三十个年头,时移世变,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变化,但是哪一个也离不开这个“大义”。而且这个“大义”不但在眼前起作用,在将来也还要起作用,要永远地起作用。这就是我的坚定的信念,我相信,这也会是印度人民的坚定的信念。..t>
如何利用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一个“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料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 5199." >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99lib??99lib.t>..
梦游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就在眼前,不久我们就能够亲身莅临,何劳梦游?但是,我们眼前还毕竟是处在二十世纪中,要谈二十一世纪,只能梦游了。
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不相信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和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一天会有什么区别。早晨,太阳照样从东方出来;晚上,太阳照样在西方落下,一切几乎都一模一样。
但是,我认为,既然 662f." >是二十一世纪,必然有其特点,不过,这个特点绝不会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这是一个缓慢的逐渐显露的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初叶,只能渐露端倪,到了2050年左右,它已如日中天,整个特点都会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了。
对于那一点特点,我现在只能做梦。
我梦到,近几百年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民,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切盼到了二十一世纪能有所改变,能改恶向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然为友,双方互相了解,增强友谊,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现在面临的这一些灾难。
我梦到,我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政府中减少了官气,社会上杜绝了假冒伪劣。人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天比现在蓝,水比现在清,一片祥和气象。
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像眼前这样的一些青年对恋爱和婚姻的轻率态度,再也看不到了。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饭。原本温馨的家庭更温馨了,原本不温馨的家庭变得逐渐温馨起来。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家庭的作用大矣哉!
我梦到,个人也有了新的变化和起色。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他绝不应当像杨花柳絮一样,虽然一时能飞满春城,但是随风飘荡,毫无99lib?自主能力,到头来,虽然给骚人墨客增添一些灵感,写出了美妙绝伦的诗词,自己最终却落到泥土地上,化为尘埃,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想做和能做的梦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就先做这一些,至于能否成为现实,那就不能由我来决定,这要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一方面要奋发图强,另一方面还必须靠点机遇,二者缺一不可。不管怎么样,我的梦是异常美妙的。我切盼,到了二十一世纪某一个时刻,我的梦能够完全实现,喜气盈大地,春色满寰中,全世界人民共庆升平。
1999年10月23日
对未来的悬思
我于2002年8月15日入院,当年9月30日出院回家,带着捡回来的一条命,也可以说是三零一送给我的一条命。这四十五天并不长,却在我生命历程上划上了一个深深的痕迹。
回家来了,怎么办?
记得去年一位泰国哲学家预言我今年将有一场大灾。对这种预言我从来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但是却不能不承认,他说准了。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还能有什么后福呢?
那些什么“相期以茶”,什么活一百二十岁的话,是说着玩玩儿的,像唱歌或做诗,不能当真的。真实的情况是,我已经九十多岁。是古今中外文人中极少见的了,我应该满意了。通过这一场大病,我认识到,过去那种忘乎所以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是极其危险的。老了就得服老,老老实实地服老,才是正道。我现在能做到这一步了。
或许有人要问: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生平极多坎坷,你对人生悟出了什bbr>?么真谛吗?答曰:悟出了一些,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一些,真谛就寓于日常生活中,不劳远求。那一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我是绝对悟不出来的。
现?在我身躯上的零件,都已经用了九十多年,老化是必然的。可惜不能像机器一样,拆开来涂上点儿油。不过,尽管老化,看来还能对付一些日子。而且,不管别的零件怎样,我的脑袋还是难得糊涂的。我就利用这一点优势,努力工作下去,再多写出几篇《新日知录》,多写出一些抒情的短文,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生命,歌颂自然,歌颂一切应该歌颂的美好的东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写到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我还没有说。老子是讲辩证法的哲学家。他那有名的关于祸福的话,两千年来,尽人皆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这一次重得新生,当然 662f." >是福。但是,这个重得并非绝对的,也还并没有完成。医生让我继续服药,至少半年,随时仔细观察。倘若再有湿疹模样的东西出现,那就殆矣。这无疑在我头顶上用一根头发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刺下来的可能。其实,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就有这样的利剑悬在头上,有道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嘛,只是人们不去感觉而已。我被告知,也算是幸运,让我随时警惕,不敢忘乎所以。这不是极大的幸福吗?..>
迎新怀旧
我经常说到,我是幼无大志的人。其实我老也无大志,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只有不世出的英雄才能说出。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书生也臆造出来,以达到吹拍的目的。
话扯远了,还是谈我自己吧。我的“无大志”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我的父母都只活四十岁多一点。我自己想,我决超过父母的,能活到五十岁,我就应该满足了。记得大概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忽发奇想,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我计算了一下,我必须活到八十九岁,才能做到。八十九岁,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烟波渺茫,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曾几何时,知命之年,倏尔而逝;耳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儿感觉,“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揽镜自照,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发已半白,我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被人称呼,从“老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儿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弹指一瞬间,自己竟然活到了八十九岁,迎接了99lib?新世纪和新千年,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绝对办不到的,当年的蓬莱三山,“今朝都到眼前来”了。岂不大可喜哉!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这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环顾我的房间,依然是插架盈室,书籍盈架。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依然绿叶葳蕤,春意盎然。窗外是严冬。荷塘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还是在睡眠?我不得而知。埋在淤泥中的莲藕是在蔓延,还是在冬眠?我也不得而知。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我想,它们会梦到春天,坚冰融化,春水溶溶,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笑傲春风了。
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它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天之骄子人类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自己耍出来以后,自己又顶礼膜拜,深信不疑。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就拿二十世纪的世纪末来说,明明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多少年来,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又是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又是侈谈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那个,喧呶纷争,煞是热闹;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一时文坛、学坛,还有什么坛,议论蜂起,杀声震天。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他下视人寰,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恐怕会莞尔而笑吧。
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了。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二十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以前西方发生的99lib?产业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二百多年内,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由于西方人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和祸害。这些弊端和灾害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我再来细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环保”,又是宣传,又是开会,一时甚嚣尘上。奇怪的是,竟无一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什么欧洲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我自己把环保问题同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挂上了钩,同东西文化挂上了钩。同时我又常常举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猜匾的笑话,说二十一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了出来,我们现在乱猜匾上的大字,无疑都是近视眼。能吹嘘看到了匾上字的人,是狡猾者,是事前向主事人打听好了的。但是这种狡猾行动,对匾是可以的,对二十一世纪则是行不通的。难道谁有能耐到上帝那里去打听吗?我主张在二十一世纪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东方文化的精华——能帮助人们解决环保问题。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上的字。不是我从上帝那里打听来的,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来的,我是我自己的上帝。
二十世纪最后一天的夜里,我猛然醒来,开灯一看,时针正指十二点,不差一分钟。我心里一愣:我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未多介意,关灯又睡。早晨7点,乘车到中华世纪坛去,同另外九个科学界闻人,代表学术界十个分支,另外配上十个儿童,共同撞新铸成的世纪钟王二十一响,象征科学繁荣。钟声深沉洪亮,在北京上空回荡。这时,我的心蓦地一阵颤动,二十一世纪五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真正感觉“往事越千年”,我自己昨天还是二十世纪的“世纪老人”,而今一转瞬间,我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人”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过去很多年热心议论的一些问题,什么东西方文化,什么环保,什么天人合一,什么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综合的思维模式等等,都从我心中隐去。过去侈谈二十一世纪,等到二十一世纪真正来到了眼前,心中却是一个大空虚。中国古书上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是很有启发意.99lib.义的。
然而,我心中也并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空虚,我想到了我自己。进入新世纪,我确确实实是八十九岁了。这是古今中外都艳羡的一个年龄。我竟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快哉!连我这个少无大志老也无大志的人都不得不感到踌躇满志了。但是,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活大年纪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这问题还真不易答复。爱活着,是人之常情,连中国老百姓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焉能例外!但是,活得太久了,人事纷纭,应对劳神。人世间一些魑魅魍魉的现象,看多了也让人心烦。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渴望休息(ruhen)的名诗,正表现了这种心情。我有时候也真想休息了。
中国古代诗文中有不少鼓励老年人的话,比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如“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又如“余霞尚满天”,等等。.99lib?读起来也颇让老人振奋。但是,仔细于字里行间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为老人打气的,给老人以安慰的,信以为真,便会上当。
那么,老年人就全该死了吗?也不是。人老了,识多见广,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还是有用处的,只要不倚老卖老,不倚老吃老,人类社会还是需要老人的。佛经里面有一个《弃老国缘》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在现在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活着无疑还是一种乐事。我常常说:人们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去的饭。
在北京大学校内,老教授有一大批。比我更老的人,还有十几位。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绝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绝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加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多少年来,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喜欢写的一首诗: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我感到,对生死之事,我确实没有多虑。关键在一个“应”字。这个“应”字由谁来掌管,由谁来决定呢?我不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一一由它去吧。
新年抒怀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一看表,是一点半钟,心里轻轻地一颤:又过去一年了。
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愤愤不平之气。
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我是一个幸运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处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纷纭万端,绝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压到我身上,使我无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解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国家图书奖会议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的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等方面的九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只要看一看这个比例数字,就能够了解获奖之困难。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评选工作。至于自己同获奖有份,一开始时,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然而结果我却有两部书获奖。在小组会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书,评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来处理此事。对这个结果,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那是虚伪,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觉到惭愧。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图书,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也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吧。我在这里还要补上一句:在旧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老友邓广铭教授对我的评价,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过去曾多次说到,自己向无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涨船高。自己绝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评估是一个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还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自己是勤奋的,这一点差堪自慰。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是一个自知之明超过.需要的人,是一个思维不懒惰、脑筋永远不停地转动的人。我得利之处,恐怕也在这里。过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满了玫瑰花;到处是笑脸,到处是赞誉。我成为一个很可接触者。要了解我过去一年的心情,必须把我的处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内心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友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沓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在十年浩劫中结束的。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拣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俞平伯先生这样,别的人也是这样,我当然也不例外。日子当前,总过得马虎。时间一过,回忆又复甜蜜。宋词中有一句话:当时只道是寻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们的这种心情。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儿,认为不寻常一点儿。特别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因此,我的快煞戏的感觉,完全是积极的,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与怕死没有牵连。
在这样的心情的指导下,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胡乔木,最近几年曾几次对我说,他要想看一看年轻时候的老朋友。他说:见一面少一面了!初听时,我还觉得他过于感伤。后来逐渐品味出他这一句话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离开了我们,走了。去年我用实际行动响应了他的话。我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致淋漓。我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会想到,参加聚会的吴组缃现已病卧医院中。我听了心中一阵颤动。今天元旦,我潜心默祷,祝他早日康复,参加我今年准备的聚会。没有参加聚会的老友还有几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这里也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祷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儿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这种煞戏的感觉更加浓烈。原因也很简单,必然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出戏很有看头,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因而才有这种浓烈的感觉。如果我认为这一出戏不值一看,它煞不煞与己无干,淡然处之,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过去几年,我们家屡遭大故。老祖离开我们,走了。女儿也先我而去。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尽管如此,我仍然有一个温馨的家。我的老伴、儿子和外孙媳妇仍然在我的周围。我们和睦相处,相亲相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可爱的人。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员还有两只波斯猫,一只顽皮,一只温顺,也都是最可爱的猫。家庭的空气怡然,盎然。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脑溢血,住进医院。在她没病的时候,她已经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我们平常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我每天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好像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儿到家。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两只波斯猫立即跳到我的怀里,让我搂她们睡觉。我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睁眼就看到从窗外流进来的阳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百静中,万念俱息,怡然自得。此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老伴却突然病倒了。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我再从大图书馆走回家来,我在下意识中,总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长,更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进这个家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就更加频繁地出现那一句话:这一出戏快煞戏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老伴虽然仍然住 5728." >在医院里,病情已经有了好转。我在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家里再有一个虽然不>藏书网说话但却能发光发热的人,使我再能静悄悄地享受沉静之美,让这一出早晚要煞戏的戏再继续下去演上几幕。
按世俗的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我真有点儿承受不住了。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古人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最后一句是ruhstduauch(你也休息),仿佛也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更弥加珍贵。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认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儿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99lib.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决不含糊。
1994年1月1日
虎年抒怀
真没有想到,一转瞬间,自己竟已到了望九之年。前几年,初进入耄耋之年时,对光阴之荏苒,时序之飘逸,还颇有点“逝者如斯夫”之感。到最近两三年来,对时间的流逝神经似乎已经麻痹了,即使是到了新年或旧年,原来觉得旧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其间宛若有极深的鸿沟,仿佛天不是一个颜色,地不是一个状态,自己憬然醒悟:要从头开始了,要重新“做人”了;现在则觉得虽然是“一元复始”,但“万象”并没有“更新”,今天同昨天完完全全一模一样,自己除了长了一岁之外,没有感到有丝毫变化。什么“八十述怀”之类的文字,再也写不出,因为实在无“怀”可“述”了。
但是,到了今天,时序正由大牛变成老虎,也许是由于老虎给我的印象特深,几年来对时间淡漠的心情,一变而为对时间的关注,“天增岁月人增寿”,我又增了一年寿。我陡然觉得,这一年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告诉我,我明确无误地是增加了一岁。李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照镜子,头顶上的白色是我感觉到的,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白色仿佛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头上。至于脸上的皱纹,则我连感觉都没有,我想也不去想它。
不管我的感觉怎样,反正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容怀疑的事实。我已经老到了超过我的计划,超过我的期望。我父亲和母亲都只活了四十多岁,我原来的第一本账是活到五十岁。据说人的寿限是遗传的,我决不会活得超过父母太多。然而,五六十年,倏尔而过。六十还甲子,那时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无暇考虑年龄。孔子的七十三,孟子的八十四,也如电光石火,一闪即逝。我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计划,只有预算,而没有决算,这实是与法律手续不合。可是再一转瞬,我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我,已经是孑然一翁矣。按照洋办法,明年应该庆米寿了。
我活过的八十七年是短是长呢?从人的寿命来说,是够长的了。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十七岁,难道还能不算长吗?从另一个观点上来看,它也够长的。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过,我也从来没有见任何中外文人学士有过。是我“天才的火花”一闪,闪出来这一个“平凡的真理”。现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的历史充其量不过说到了五千年,而我活的时间竟达到了五千年的五十分之一,你能说还不够长吗?遥想五千99lib?年前,人类可能从树上下来已经有些时候了,早就发明了火,能够使用工具,玩出了许多花样,自称为“万物之灵”。可是,从今天看来,花样毕竟有限,当时所谓“天上宫阙”,可能就是指的月亮,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原来笼罩在月宫上的一团神秘的迷雾,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人世沧桑,不可谓不大,而在这漫长的五千年中,我竟占了将近一百年,难道还能说不够长吗?
人类的两只眼睛长在脸上,不长在后脑勺上,只能向前看,想要向后看,必须回头转身。但是,在我回忆时,我是能向后看的。我看到的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隐在云雾中的道路,起点是山东的一个僻远的小村庄。从那里出发,我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又走到迢迢万里的德国和瑞士。这一条路始终跟在我的身后,或者毋宁说被我拖在身后。在国外呆了十年多以后,我又拖着这一条路,或者说这一条路拖着我重又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然后,在几十年之内,我的双足又踏遍了亚洲的、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抬腿,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道。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管这些璨如流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性,什么艺术性,这性,那性,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四十、五十、六十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道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八十二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八十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了超过了八十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头,一点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头,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眼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子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入诊。我还成了照相的道具,“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轮流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棒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含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子》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头,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头,我不想让老友“食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强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根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触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子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道之言。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决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1967年,我被“老佛爷”抄了家,头顶上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令人一看就胆战心惊。我一时想不开,制定了自杀的计划,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水和药片。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只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自杀方式,决不能采用封建主义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水、上吊、跳楼之类。我选择好了自杀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圆明园芦苇丛中,轻易不会被人发现的。大概等到秋后割芦苇时我才能被发现,那时我的尸体恐怕已经腐烂得不像样子了。想到这里,我的心能不震动吗?但是我死前的心情却异常平静,我把仅有的一点钱交给婶母和德华,意思是让她们苟延残喘地活下去。然后我正想跳墙逃走时,雄赳赳的红卫兵踹门进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批斗不是好事,然而却救了我一条命。提前批斗的原因是想打我的威风,因为我对“老佛爷”手下那一批喽啰态度“恶劣”。总之,我已到过死亡的边缘上,离死亡的距离间不容发。我知道死前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从那以后,我认为,死并不可怕,而我能..活到今天,多活的这几十年都是白捡的。多活一天,就是白捡一天。我还有一个教训:对恶人或坏人,态度一定要“恶劣”。态度和蔼会导致死亡,态度恶劣则能救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比较勤奋。我一生没有敢偷过懒。一直到今天,我每天仍然必须工作七八个小时。碰巧有一天我没有读书或写作,我在夜间往往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痛责自己虚度一天。曹操有一首著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对此诗是非常欣赏的。我的毛病是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所作所为,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我仿佛像英国人所说的teenager。我好像还不知道有多少年好活,脑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读书计划,有多少写作计划好作。一个老年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可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则只能说是坏事。这简直近于头脑发昏,头脑一发昏,就敢于无所不为。前两年,我从一米八高窗台上跳下,就是一个好例子,朋友们都替我捏一把“后”汗,我自己也不禁后怕不已。
就这样,我现在的心情是经常在矛盾中,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一方面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也常提到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并不怕死,死亡离开自己还颇远。可是矛盾的结果,后者往往占了上风。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作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99lib?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的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现在虔心祝愿我们全国安定团结,国泰民安。我祝愿全世界不再像现在这样乱糟糟的,狼烟四起,五洲震荡。祝福自己,虎年大吉。
1988年1月27日旧历元旦前夕
兔年万福
尽管目前还没有定下来,21世纪究竟从哪一年开始,但是,这一个兔年元旦?99lib?是20世纪最后的一次,这已经是笃定无疑的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先向全广州及全国的《羊城晚报》的读者们说一声:新春万福!
过去的一百年,是云诡波谲的一百藏书网年。我们中华民族摆脱了几百年的满清朝廷的统治,颠颠簸簸,坎坎坷坷,历经艰险,终于在世纪中叶迎来了人民共和国,形成了全民族的大统一,人民过上了独立自主的好日子。但道路也并非是笔直的,平坦的,也有阴霾蔽天的时候。改革开放又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一直到了今天,又是桃符换旧歌舞迎春的时候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向前看。这一个世纪末,同上一个世纪末一样,给人类带来了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动荡不安,全世界并不安乐。眼前就要开始的一个世纪怎?样呢?我看,用北京话来说就是“没准儿”。至于我们自己呢,我认为是有“有准儿”的。我们“抬眼望尽天涯路”,在这一条漫漫的长路上,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好一派旖旎的风光。
1999年1月19日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