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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
什么叫“势”
法国人余莲写了本书叫《势：中国的效力观》。一说到“势”，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定会闪现出一种强霸的形象，比如形容某人“有权有势”、“猖狂得势”，又或是一种人力不可逆转的趋向，如常言道，“形势比人强”。如果避开这种常识般的感悟让你解释“势”这个字到底是.99lib.何意，它又会变得模糊难辨，不可名状；似躲在日常语言的丛林里时隐时现，似曾相识，却又不像“道”“理”这些大词那般登堂入室，一旦被讲家拖上讲台，就能轻易被钉死在“思想史”的画框里，像等待一一剖辨的标本，自动显灵般成了俗人把握的教条。“势”就如余莲所说，常常辨不清、摸不着，似濛濛夜雨，如影随形，润迹于战争、书法、绘画、诗词中，迁转灵动，百变无痕，由此也恼坏了惯于“刻板思维”的西人哲士。
西人永远不解那些带有“势”字的惯语的真正意思，诸如“仗势欺人”“以势夺人”这些挂在中国人嘴边的惯用语。其实，这些话里所说的“势”，指的无非是中国人办事不按既定规则出牌，而是随机变幻，以当下形势衡量行动的真实效果。“势”和“效力”有关，说起来太难懂，这个中国原理让西方人听起来完全不知所云，摆到国人面前也是只可意会，不得已只能用故事试着说明。
就如打仗，古罗马人把军队画成一个一个方格，摆开阵列，横平竖直，长枪大戟，喊着号子行进，随着步履加快，两军轰然纠结乱战，如火星撞地，胜负立判。据说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人就偏爱重武装步兵，不太重视那些行动轻便、持新月形小盾的步骑兵，喜欢重装步兵列阵慷慨行进，对撞厮杀，不喜欢骚扰、回避和一切耗损敌方的阴损杀招。在古希腊军人看来，正面的相撞和光天化日之下的徒手格斗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讲.99lib. 究的是孤注一掷、星光一现，或凯旋，或死亡。形迹隐匿的欺诈行为犹如盗匪绿林的抢劫，和英勇无畏的正面交锋相比，其价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古代兵法讲究的，却是不择手段，先发制人、内部瓦解买叛、战时迂回取巧，都可随机使用。总之，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古罗马“方格”如棋盘运棋那样规整的碰撞，而在于这些“方格”根本还没发生冲撞就胜负已定。当年宋襄公最守战术规矩，一定要敌人过河整列完毕后开战，而没有趁敌渡河之际一击使溃，可谓“君子之战”，却被嘲笑为不懂用“势”。曹刿论战，讲的是“一鼓作气”，否则三鼓之后，士气衰泄而不可收拾，也是在讲“势”的高低转换。
战时之道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也许是“势”的秘笈之一。据说国共内战时，好几个国民党将领当了俘虏还嘴硬，抱怨解放军将领用“卑劣”的手段赢了，不算好汉，表示如有机会双方摆开阵势再干一场，自信胜负定会逆转。这国民党军将领还以为自己是古罗马将军，这般不懂“势”的原理，焉能不败？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弩，常可杀人于百步之外。优秀的兵法家也要学会远隔时空预知战争情势的发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弩作为投射型武器，最能表现从远程取人性命的凌厉之“势”。在古希腊人的眼里，利于短兵相接的长枪最适合面对面打斗，他们普遍藐视投射型武器，认为从远处杀人，胜之不武，与战士的个人能力无关，甚至可能是没面子的做法。中国兵家讲究作战时的灵巧，就是依靠个人的运“势”，“势”从此变得如此难以把握，完全押宝在个人的悟性上。“势”还是一种无形弥散的力量，如“仗势欺人”中的“势”就可能不是具体的权力，而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
西人边沁发明了“敞视式监狱”的理论。环形监狱中的监视高塔可以观察到每个犯人的一举一动。长此以往，哪怕监视者不在，犯人也由此坐下了病根，总以为有几双眼睛盯着他而自守规矩。福柯把这设计看成是一种隐喻，指涉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力。同样作为法国人，余莲在分析中国“势”的发展时，就认为中国古代早已发明了这玩意儿，而且搞得上下左右无孔不99lib.入。其实，中国人的监控机制比西方要远为复杂。国人是以道德实施控制，道德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控能力，有时比法治要管用得多。
在中国古代，“势”尽管可以弥散到广大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但如果谈政治，又确实与权力脱不了干系。和兵法对远近距离的诡异判断一样，政治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势”的安排，所以才有一帮儒生发明出一个“理”，后来又把它说成是“道”，好像要与“势”抗衡，让这个世界平衡起来。中国人讲究平衡术，光有“势”而无“理”，让人感觉粗糙、野蛮和没教养，光有“理”而无“势”，让人觉得软弱无能、人人可欺。于是，让“势”背后站着一个貌似道德明星相的“理”，为“势”的作恶站台遮丑，这看来是一种必学的生存技巧。
道德为什么在当官的那里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后来被皇帝收编到了自己的圈子里，让每个人内心都要奉行一种规范尺度，这世界会好统治得多，于是“势”被蒙上了一层温馨的薄纱。当年费孝通举了个例子，中国社会就像个没有裁判的足球场，球员可以各自按照内心的规则踢球，这一比喻和福柯说西方社会像个环形监狱有点相似，只是犯人不跑不是因为总觉得监视塔上有人，而是自己觉得就这么待着挺好。
余莲说了句挺损的话，这话彻底断了那些幻想在古人堆里挑出个酷似西人面孔的儒家，并把他包装成民主明星的念想。余莲说中国人根本就是拒绝说服他人，觉得言语没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语言的态度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信任语言就不会相信通过辩论可以说服他人认识真理，而是反过来用那种看不见又处处让人感觉到的“势”来操控他人，说服和操控就成了一种治理文化的双面。
被杀者恍惚欲死之余，视杀人者仍觉无影无形，死得蹊跷难辨，这是立“势”获利的诀窍，也似乎成了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报”的尴尬
bbr>近读杨联陞先生的一篇旧作，谈的是“报”在中国社会关系里的作用。据说这篇东西很经典，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中宣讲后被结集成册，可见人们对“报”的关注度够高。在杨先生看来，中文的“报”字有报告、回报、报答、报复、报应等多重意思，这些意思的中心是回报或报答，也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人与人相处，总是希望自己做事之后能得到报偿，可是在中国，除了一些共同的回报规则外，还有一些与一般原则完全不同的微妙习惯。这些习惯渗透到上至皇权和中央政府的运作，下至黎民百姓的生活中。
“报”这个字的真义难住了不少读书人，大家搞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迫使接受礼物的人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回报送礼人。有个西方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觉得古代礼物中有种神秘的力量，人脑受它支配，弄得你到时非得送回礼物不可，否则就会生病甚至死亡。后人发现这个解释过于装神弄鬼，有点像巫蛊在跳神做法，相信不得。于是专家又搞出了许多“理性”的解释，看上去好像颇符合科学标准，容易得到验证。比如说，世上凡是礼物交换一定会遵循平等互换的规则，这是社会关系得以运转的基础。可老外发现，这套好像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拿到中国，却完全不灵，他们觉得大惑不解的是，很多中国人似乎心甘情愿地送出礼物，却又好像不祈求回报。还有一个现象让他们更惊讶，那就是，古代中国人在接受礼物后回馈给送礼人的礼物价值会远高于前者。如果按照西方理性原则计算，这不明摆着是吃亏..不赚吗？世上哪有人会干这种傻事？可是有些证据表明，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在干着这种“傻事”。
先看看皇帝们干的“傻事”。清朝延续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朝贡体系，边疆部族首领每年要进京朝觐。他们带的礼物常常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奇珍异品，价钱自然昂贵，不过数量相当有限。比如外蒙古贡献的所谓“九白之贡”，贡使带着一只长着白毛的骆驼和八匹白马进京，白骆驼很少见，自然很珍贵，但数量毕竟有限。皇帝赏赐的礼物却大大超过“九白之贡”的价值，如此一来，再昂贵的东西在天朝的巨额赏赐之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这正是老外难以理解的“面子”在起作用。那些远方进贡的客人早已揣摩到利用面子的好处，动起了和皇帝做生意的心思。他们千里迢迢赶来皇城，效忠其实是幌子，暗暗搭建走私获利的通道才是真企图，堂而皇之地和皇家掌控下的商家做起了生意。于是，遍布全国的驿站外的大道上每年都是黄沙滚滚，朝觐队伍逶迤而行，贡使一路风光行来，队伍常常走走停停，拖上个一年半载，反正一切吃住行开销，都得由沿途驿馆官员伺候到家。他们还常常携带大批货物入境，借着朝..下去，自然变成了文化空巢，小镇风情的记忆犹如老照片里的模糊影像资料，中产阶级的覆灭也就随着革命的进程开始了。这段故事的发生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中产阶级诞生的历史演变过程恰好相反。
一个人的乌托邦
毛泽东少年时的好友萧子升曾写过一部有点另类的回忆录，叫《我和毛泽东曾经是乞丐》。书名看起来有那么点耸人听闻，其实说的是当年两人用暑假时间到处乞讨游历，以增加胆量阅历的故事。书里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为过江混上摆渡小船，却因身无分文拒不付钱，与船家争吵耍赖，其实不远的渡口处就有免费渡轮，目的是故意制造难题来锻炼自己险境求生的本领。除记述乞讨生活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还记载了一些鲜活的讨论和对话。
比如两人同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对高悬于大礼堂入口，由蔡元培亲笔题写的“德、智、群、美”横匾，评价却截然不同。萧子升认为，所谓群育不过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旧货色，美育的提法才比较新颖，因蔡元培曾发表过一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就曾申明“美育”的价值。萧子升一再强调德性完美的重要，且坚持德性体现于古代诗歌、经典和音乐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坚称群育最值得赞赏，甚至最重要。他质问萧，如果国家衰弱不振，讲美学又有何用？首要的是克服敌人，与美学教育无关。
毛泽东反驳的理由是，假定民族衰弱，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最要紧的事是一个人要有力量征服别人，只要能征服别人就表示这个人有德性。两人各执一词，却各有道理，不是能够用一般是非标准轻易裁定的，但是语境不同，时代更替，其意义必生歧变。比如近代时运转移，国人遭遇西方犹如小孩整天挨大人痛揍一般，不断的缠斗厮打中少有胜绩，还犯着倔劲屡匍屡起，满脑子都在琢磨着如何揍倒对方，出口恶气，大多时候却只能在想象中意淫。被虐的苦涩记忆似乎永远盘旋不去，若在乱世中仍奢谈美育，肯定被骂作呆子。但天下安定后，征服别人或相互死斗是否能直接等于“德性”就大可商榷了。毛氏教育观衍生出的斗争哲学持续蔓延，乃至“文革”互斗中亲人动辄反目成仇，“德性”湮没不见，势必演化成一场灾难。这且按下不表，“教育”这个字眼延伸开去可以有无数话题可以讨论，我这里关注的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最近读到法国人潘鸣啸写的一本知青史，名为《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法人治史注重细节，里面也引述了不少吸人眼球的故事。潘氏对当年那场波及一千四百万知识分子移民洪流有个社会学的解释，他认为是减轻城镇就业压力以及防止闲散人员动乱的政治思维主导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这个思路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宁可从毛泽东早年的美育态度寻找原因。
毛泽东自称毕业于“绿林大学”，明确亮出反精英教育的立场。在他眼里，教育资源不应为一小撮人垄断，应该是一种在平等基础上的“群育”行为，可“美育”恰为一小撮精英所控制，故而不可提倡。这想法若换成响亮的政治口号就是要“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意思是想让更多人均享文化教育资源，此意图本无可厚非。其实，上山下乡的最初动因之一只是出于功利考虑，因为合作社需要会计、技术员与教师，需要中小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到了毛泽东的视界里，其目的明显被拔高了，就是想通过磨炼城市青年肉体的方式，引领知识之流反向灌注到农村，实现群育的目标。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尽力实现劳动——知识的双向互动，抹平脑体倒挂带来的教育不平等。这样的思维一旦实施，就要付出代价，势必需要让一些传统知识鄙俗化，甚至要毫不留情地进行自虐性改造。
比如为在激流中找回一根电线杆而白白搭上性命的金训华就在日记中自说自话：“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的毒素。”通过对身体的残虐漂白思想中的小布尔乔亚污垢，大致是知青改造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只是这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虐要达何目的，倒是要稍加考究。毛泽东的初衷恐怕远为复杂，不只是把知青赶到乡下任其自生自灭这么简单，至少还有把知识反哺给农村的现代情结，当年知青模范朱克家就是以教导云南少数民族群众识字而脱颖成为政治明星的。同时，毛泽东也希望乡村中的朴实智慧能演化成一种规范性的知识，以便反向影响城市青年。这种双向流动的思维背后潜伏着处置近代精英与民粹之间关系的大思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已指出，一味倡导“文字下乡”，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弊端，因为那些知识小资常常自以为是，以为掌握文字犹如操弄神物，可以任意点石成金，不自觉地漠视民间的朴素智慧。文字代表的现代文明空降到乡村是否就能得其所用，一直存在争议。理想的状态是构成一种平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知识圈流行的“中国农村落后，需要城市启蒙”的言论就表现出不满。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他曾委婉地批评周把农村视为旧中国的提法不妥，明确说“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在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可见农村有机会升格为新中国未来的希望，特别是“文化”水准还可能高出城市，这完全走向了五四文化运动中精英启蒙大众的反面。在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毛泽东显然又把另一种知识即乡民智慧的作用更加夸大了，仿佛知青要领会民粹的神圣，就必须努力把身体自我作践一番，姑娘家只有毫不犹豫动手到牲口肛门里掏大粪，才证明一颗心变红了，或者瘦弱书生和农村小伙一样抡起大锤劈山凿石，才算是自我改造成功。?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革命幻想的乌托邦运动，知青下乡前被刻意渲染过的田园幻相所吸引，他们以为乡村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情调，如果有人读过一些古典诗词，就更易把下乡接受再教育视为一种令人艳羡的诗意生活。实际情形却是，知青一旦嵌入农民群体就会自动流于边缘，长时间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因为农村多为同姓村，本来就排斥外姓，对精英知识的需求度很低，加上来自不同地区的知青在语言和习惯上的差异，使他们经常成为强加给农民的不中用的过客。知青经常种不好地，也不懂农业常识，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对人口过剩的村庄来说变成沉重的负担，最终还可能引起乡民的敌视。知青在与当地农民的相互摩擦中曾发生过不少惨剧，如一位不会游泳的知青被干部胁迫去追赶一头过河水牛，结果不幸淹死。知青对农民的报复也时有发生，如不时故意偷盗。
除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之外，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还有一厢情愿的味道。这个毛病一直延伸到当下。近些年人类学方法流行，学者像货郎一般走街串巷，兜售的是一种叫作“替民众发声”的精神迷幻药，他们总是假设乡人有话要说，有冤要伸，只不过声音被城里人埋没，于是千方百计地以访谈为名从乡民嘴中套出一些话来，以证明发掘了底层声音。“底层会说话吗？”“民众会发声吗？”变成了一种最时髦的口头禅。
其实许多乡村的农民是被迫在知识询问下发声的，甚至做出的是被逼无奈的反应。记得当年阅读一所大学做的义和拳调查文献，就惊讶乡民嘴里居然能说出一套套贴满政治标签的历史语言，如对帝国主义义愤的宣泄方式，对义和拳运动“人民性”的娴熟赞扬，口径一致得令人咂舌。原来访谈者早已预设了各种先入为主的问题导向，农民如不按此回答，势必难以摆脱访问者的纠缠，于是才有那众口一词的惊人“觉悟”。
另有一个例子是，当在乡下做口述史时，学者往往按自己设定的时间脉络提问，如把历史自然划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新时期”等时段，乡民根本搞不清这划分的意义，常常混淆着说，反正是这股军队进村了，之后又来了一股，甚至讲到有一对兄弟出村，弟弟上趟厕所，等出来发现哥哥不见了，原来是跟着国民党军走了，恰巧这时厕所外又跟过来一队八路军，弟弟就随着这支队伍走了，上厕所的工夫，两人的人生由此彻底改变。这故事可能有夸张编造的嫌疑，却也说明，在乡民意识里，对历史身份的辨识热情没有专家学者那般敏感。人类学家当然不屑当政治的传声筒，可总残留着一些应该在启蒙民众方面做点什么的心态，不妨看作是多年前过于自恋的知识人心声在乡间发出的回响。
回到文化与平等这个话题。按照萧子升的说法，德性需要一批精英去铸造，然后才谈得上普及教化。但近代国人反复受辱，又须故意搏出一付打架斗殴的凶相才能打赢对手，“德性”的培育自然被挤到角落，甚至彰扬野性成了德性的表现。和平时期，敌对势力只是假想的存在，人性中的野蛮冲动已找不到真正的对手可供发泄，自然转成了以捍卫阶级名义的残忍内斗。诡异的是，这内斗又是打着追求平等的招牌进行的。
钱穆先生有个看法，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最早的艺术可能依赖于品味的培育，这是一种相当精英化的行为。后来艺术被迫与某个阶层挂在了一起，变成了社会关系的表现，于是艺术就与民主发生了关系。民主要求平等，艺术也就自然不仅限于个人或贵族阶层独享，必须与更广泛的民众共享，但艺术本身所要求的精致，又决定其只能在小众之中才能实现，欣赏能力受教育、出身和品味的制约。看着农民兄弟享受不到高品质的生活，改造精英文化的念头就会冒将出来，急躁地想要抹掉欣赏口味的差异，其结果只能是杀高就低，集体矮化。故我的结论是，文化不能等同于政治，不但不能和民主挂钩，更不能乱讲平等，只有允许品味的庞杂多样，各安其位，才能使其不至堕落到只有爬上媚俗这条窄道才能生存的地步。否则，国人民主未获，品味早失，德性滋养更是谈不上，这才是未来让人忧虑的焦点所在。
武侠：梦境与现实
一提起对武侠的印象，人们满脑子闪回出的必定是《少林寺》中李连杰闪展腾挪的身姿，或是李小龙露出那身棒子肌肉后的一声长啸，与凌空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神奇一脚。还记得《少林寺》导演当年透露挑选演员的标准是绝不要香港邵氏功夫片里的花拳绣腿，大约也是因为看腻了狄龙那张招牌式的奶油俊脸，想换换口味，内地武术冠军李连杰才有了转行上镜的机会。其实如此揣测也许有些偏颇，当年李小龙电影一贯标榜拳拳到肉、实战搏击的震撼效果，里面的现代侠客专爱找茬与西洋拳师和日本武士打架，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倒地不起却好像从来没输过，让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影院就能陶醉于痛殴洋人的梦境里。可见，武术到了近现代，也渐渐加入各类新发明的娱乐队伍，不但要为那些看惯江湖好汉自相残杀的国人提供麻醉服务，还要设计出让伤痕累累摇摇欲坠的黄种英雄最后把洋人揍趴下的自慰情节，唯有这样，才能赚得盆满钵满。
此番病态心理的养成实源起于近代那段屈辱，国人经常挨揍，和洋人交仗也没怎么打赢过，如果再不找个法子在心理上被抚摸慰藉一bbr>把，那真是情何以堪！武术的兴起与国人屡遭痛贬的悲苦记忆有关，把挨打的创痛转成民族主义的“意淫”是个减疼止血的简易方子，在银幕上观看狂揍洋人的快感就如大把吞咽记忆速效止疼药。
把武术转叫“国术”，凸显武术中技击打人的一面，也是国人挣扎求存时逼出的一种自慰形式，完全不是武术的本意。形意拳宗师李存义说：“武术者，强身健体，国术者，保家卫国。”口气很硬，其实透着无奈，武术如果被逼得从内敛修为发展到主动进击，也就失去了真味。国术还有一个难兄难弟，名曰“国学”。国术与国学像连体婴儿一样，出生在命运乖戾的近代中国，都属于李零所说的“国将不国之学”。国学诞生是为了保存“国粹”，从字面上看其实也在寻求简化传统学问的路子，以便于普及，已透露出想拼力挽住文明下滑颓势的意味，与原有的中国学问不是一码事。即便如此，咀嚼国粹也需要浑厚涵养，而若从武术强身健体的根子上追起，国术也得下工夫花时间去修炼，如果全从技击入手，就成了打架速成法。
有人已注意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术书特点就是把功夫简化成口令，标榜的是用于军营练兵。武术界的口号也是“强国强种”，甚至形意拳的拳谱都说是传自岳武穆，以便给训练军人上阵杀敌找点历史借口。但国术的技击实验大抵是不成功的，当年形意拳掌门设立国术馆就是走军体化和速成法的路子，想一拨就教出七八百人一起上阵打群架。形意拳是内家拳，讲究持久不停地修炼，不是简化几个拳招就能摄其精髓的，一旦变成说一句话就让功夫上身，那就如同玩彩票，中藏书网漂亮性感是最重要的，家长里短的事放在俊男美女身上不但耽误不了大事，反而变成了办大事的先决条件，不由得不让人感叹：这世道真是变了！
缠足美丑与女性主体
因为聊缠足这个话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历史上大致出现过“恋足狂”和“放足狂”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当年“恋足狂”与“放足狂”在层层剥掉腥臭刺鼻的裹脚布时，分别品出了“缠事之美”与“缠事之丑”两种味道。不过，恋足和放足似乎都与被缠的女性无关，她们只是被赏玩的对象，这让那些持后现代观点的人大为不满，于是才有了想超越恋足和放足两种对立态度的作品。美国学者高彦颐高举树立女性主体意识的旗帜，近作《缠足》类似她的前一本著作《闺塾师》，写得才情横溢，读时令人不忍释手。不过阅后的感觉是，女性的主体不仅没有从中凸显出来，反而更有说服力地证明它只有在男性的支配下才能存在。正如书中所引晚清小说《黄绣球》里把地球当鸡蛋的比喻，女主角说地球是鸡蛋，女子就是蛋黄，男人不过是蛋白而已。可是人们忽又发现，“蛋黄生蛋白”的想法不仅误中女子只是生育角色的旧式圈套，也不自觉把男女内外有别的传统分工安排重说了一遍，女性解放又被偷换成了男人喜欢的话题，这实在太让人沮丧了。
女性主体怎么在男人的包围下显露出来？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后现代标榜的策略是说古代女性本身就有主体性，所以不需要近代男性替她们解放。比如十七世纪的江南女性就可以走出闺房到处游历，没有太多被压抑的迹象。以此类推，女性那双小脚的形状也并非全是男性随意摆布的塑品，缠足女性不止是供男人审美的工具，女性自己也参与了使小脚成其美事的过程。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中国所谓后现代历史故事恰恰都是在拼命证明前现代历史的合理与美妙，作为对抗现代叙事的最佳手段，“旧社会”的人仿佛要纷纷复活过来控诉“新社会”的劣行。这真是一种中国特色，与西方后现代专门彰显现代之后的合理性的叙述策略完全不同。
以下我们不妨参与体验一下后现代思潮观照下的缠足审美情趣。在后现代们看来，遭遇革命前，恋足是件美事，这可说是个事实，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按老式“品莲”的秘诀，缠足之美的焦点并非在视觉的愉悦，缠足外在形象多以小鞋的娇俏示人，小鞋里缠脚布的腥秽难闻，偏会造就一批骚人凭嗅觉触摸把玩的癖好。缠足的触觉之美乃是其核心所在。当年辜鸿铭只在拿捏小脚时才能沉湎于孔圣的伟大，粘上小脚腥秽的妙手才能写出让西人惊叹的国粹文章来。可是偏偏有些不识趣的西医传教士，带着X光机傻傻地把小脚骨骼拍成骇人的丑陋照片四处张扬，甚至造出小脚残废的模型到处公示。拿捏小脚时难以言传荡人心魄的美妙感觉就这样被破坏掉了，国粹亡矣..，与国师圣手已沾不上小脚臭味似乎大有干系，就和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和臭鸭蛋，老外粗糙恶俗的嗅觉怎么理解得了？
小脚外面包裹着的小鞋只是诱发人们产生淫念的前戏，真正的性事需从触摸开始，先脱掉小鞋，再慢慢打开裹脚布，深嗅徐徐散出的腥臭之气，再动手或动嘴触摸品咂，这是“品莲”的规矩，颠倒不得的。可这规矩让这帮可恶的传教士给毁了，科学设备突破了缠足的视觉禁区，当人们直接看到“莲足”不过是一堆扎进眼球的碎骨浓瘤时，不但完全没有了性事前戏的快感，也没有了徐徐解开裹脚布的探险性趣，如此败兴之举怎能不让“恋足狂”捶胸顿足。“品莲”中触觉带来的欲仙欲死的快感让科学仪器构造出的透视影像给强行中断了，品莲仪式中由观、嗅、触层层递进的细腻玩味变成了单调至极昭示骨骼之丑的表演秀。这正是后现代女性揭示的一场阴谋或阳谋。比如献给高彦颐的一段美评就说，她写了一本对后五四时代文化症状的诊断书。“品莲”与“放足”的美丑之争即是一个最适合的话题。
对缠足的诊断，按后五四愤青的说法，矛头当然指向了被洋人洗脑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对经过科学透视丑化出来的效果过度重视，天足一旦演成一场视觉刺激运动，反缠足势必会转成一出示众表演。传教士说天足是上帝给予的，背后都藏有一个隐秘的传..教动机。当然这个洋教式的说法被中国革新者偷偷转成了一个中国式的表述，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损毁不得的，这样说比中国人全没头脑地被个洋上帝给洗了脑要好受些。于是在“品莲家”看来，缠足之殇悲壮得有点像当年清初士人的剃发，不过这次“莲粹”不是被满人夷狄糟蹋的，而是让洋鬼子给丑化了。
后五四们是否和“品莲家”完全穿一条裤子，恐怕谁也无法说清，但都取“同情性理解”的路子倒是极有可能。因为老外把隽永雅致的“缠事”简化为生理解剖学教程的做法实在是缺少品位的表现。外国人傻到只会拿机器乱照，不懂中国人靠嗅，靠摸，靠尝，直接使床帷性事达到隐秘温馨的和谐，那些老外更无欣赏轻移莲步后展示出婀娜体态的雅兴。女子被摸被嗅被品的同时也创造了那床笫之欢的愉悦，绝不是一个简单被观看的对象。女性主体就这样在被摸被嗅被尝的状态下被创造了出来。因此，“缠事”之美不是男人的功劳，至少>藏书网是女性合作的结晶。触摸之美似乎永远要大于视觉的美感，由此，缠足也成为女性确认自己位置的一种主动选择。女性主体就像一种无法观看的、被他人触摸和自我触摸的对象，拼命躲避科学仪器的观看而回归神秘感觉的指认，变成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时髦女性观。
甚至“疼痛”都被贴上了优雅感性的标签。“疼痛”变成了为美感付出代价的必经步骤，泪水的飘洒换来了女性主体的尊严，“缠事”中的疼变成了获取尊严的历练。其实，我对以上所表述的“反五四妇女史观”力图揭示女性个体的感受和力量一直抱有同情的态度，但同时也有疑问。据说，后现代论者常常把长时段的大叙事比喻为是树的主干，主干常常遮蔽掉叶子的作用，所以后现代不妨刻意躲避它的庞大躯干造成的阴影，只去描绘树叶的形状。不过，单靠描绘无数树叶的形状，好像永远也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大树形象，它的轮廓仍是靠主干来支撑的。“缠事之美”被认为是男人的赏事，通过女性的感受当然可以参与化解男性的藏书网权力，突出女性主体的能动。但我总怀疑，如此理解女性就好像是在树干的阴影下描绘叶子的模样，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男性主宰历史与世界的现状？这说法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却是个事实，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观察也许都是如此。
革命时期“破鞋”考
王小波在 href='2748/im'>《黄金时代》这部名作中最黑色幽默的段落是谈如何为女主角陈清扬“搞破鞋”正名。之所以显得黑色，在于男主角王二想方设法要把没偷过汉的漂亮女主角弄成破鞋，好让她名誉扫地。
故事发生在云南插队期间，医生陈清扬第一次跑到王二那里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于是发生了如下的对话：“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大家为什么要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这段话反衬出，“搞破鞋”一定与女性天然.９9liｂ?
美丽的胴体所遭遇的尴尬处境有关，因为漂亮女知青的身体往往遭到乡村民众眼光的凝视。
相对女性，男性处境的隐喻则从阉牛里得出。当王二裸身在河边晒太阳，看着牛在岸边悠闲吃草，忽然联想起阉牛的过程。阉牛时，一般公牛只用刀割去即可；但是对格外生性者，就须采取锤骟术，也就是割开阴囊，掏出睾丸，一木槌砸个稀烂。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描述，说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类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每回他都对王二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就欠砸上一锤才能老实！按他的逻辑，王二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王二后来才醒悟，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于是王二批评陈清扬，老觉得自己清白无辜不是破鞋，本身就是个最大的罪孽。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是每个人的本性，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陈是破鞋的正当理由就是从此考证得出来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王二和陈清扬变成了通奸罪的主角，进入革命时期的审理程序时，他们“搞破鞋”的经历迅速成为人事档案中最让人期待的亮点。王二被关起来写交代材料，一开始只是简单说到自己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领导说太简单，要重写，其实就是启发王二要尽量写成事无巨细的“破鞋考”。后来王二写到，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还说，这样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如下细节，第四十次的非法性交是发生在山顶偷盖的草房，那天月亮很亮，王二站在地上，陈清扬用腿圈住他的腰……姿势像个考拉云云。
随着交代材料一摞摞地增加，细节已经到了对话这个层次。两人谈到“敦”革命友谊的事，对话是这样说的：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领导就问到了以下细节：1．谁是“敦伦”；2．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3．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领导特意要求不要绕圈“掉文”，应直奔主题，交代具体问题。在革命同志的启发下，王二的“破鞋考”以后越写越有文采，考证到这个份儿上不免闹得人人爱读，个个兴奋。政治光环庇护下的通奸“考证”转成细致动人的文字以后，拿捏到领导的手里，他们就自然拥有了窥视群众私密的特权。后来有个人事处长得意地对王二说，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权看别人的交代材料。我相信，中国政治斗争中非法审判的文字材料除了那些板起面孔的套话外，类似“破鞋考”之类的文字以后最有几率成为“新文化史”瞩目的花边素材。
最近应星出版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一书，可以说重启了检视“破鞋考”历史的新境。因为这本书的立论基础本身就来源于一个村庄档案中的各种检举和交代材料，这些材料的不少内容颇类似于王二的“破鞋考”。以往这些东西未被纳入主流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所谓生活作风有关，包括破坏军婚和五花八门的各类通奸。其实，在革命年代，对生活作风问题的定义相当模糊，其严重程度往往取决于当时与某个政治事件和态度的关联度，常常不具备独立的司法审判意义。特别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审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并非严格按照就事论事的司法程序进行的。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触犯民众利益的行为与思想意图中可能存在的“反革命”思想或者非无产阶级思想，审理时往往混为一谈，这就是所谓“思想罪”的缘始。当一个工作组下乡调查，除了“罪犯”的自我交代外，村庄的民众似乎天然有责任向他们检举当事人各种日常私密生活的细节，村民把这一行为叫作“整”，既然上面决定要“整”一个人，全村人就都有义务去搜集材料证明此人的反动行径。那些思想罪犯私人性生活的“通奸”罪证，更易引起村民的极大兴趣，足以促使他们摇身一变为侦缉队员，展开事无巨细的全程搜索，“通奸罪”的审判常常由此演变为全村过节式的狂欢。
href='2748/im'>《黄金时代》中对此情境有一段具体的场景描写，叫作“出斗争差”，说的是每当斗“破鞋”和“野汉子”时，陈清扬的表现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据说“斗破鞋”还是种娱乐活动，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斗完破鞋接着有文艺表演。军民共建边防时期，机务站还经常出动拖拉机，载着一车“反革命”、贼、走资派和“搞破鞋”的一起，拉到边境上斗争一番，以巩固政治边防。“斗破鞋”变成了一场以娱乐面目出现的道德教育仪式，基本与法律无关。?
在政治斗争中，整人上瘾后的村民几乎能无限放大自己的侦缉嗅觉。革命前的乡村本就是熟人社会，一家一户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在相互目光辐射之内，村庄的流动性极低，本来的相互窥视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窥探他人隐私还需有些收敛，没有糟蹋了残存的那点羞耻之心。然而“捉奸”一旦拥有了净化政治道德的合法性，就会使偷窥突然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明目张胆。应星所举的案例中，就出现了深更半夜听墙，还理直气壮地把听墙细节写成捉奸材料，甚至一份检举材料中连续出现二十八次“我揭发”这样的怪诞行文。?
一旦披上政治崇高的遮羞布，窥视就极易从自发变成自觉，大家相互告发隐私成为习惯，偷窥甚至从无声变成有声，捉奸延伸成了“斗地主”仪式的一种道德翻版。当年斗地主的民众被勉强动员起来，经过反复操练，才唤醒了政治正义感，民众的斗争行动也由被动走向自觉，“斗破鞋”的表演因为往往和批斗走资派、反革命的仪式捆绑在一起进行，同样被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偷窥由此就转换成了公开的正义行动。无论是私下接触干部，还是在人民公社频繁举行的诉苦会批斗会上，农民慢慢学会了把以往默默埋在心中的恩怨簿，通过笔头检举和呐喊声讨的方式，换算成一份充满细节谴责的清算单，乡村社会的新道德秩序也由此最终奠定。我以为，对革命时期各种“破鞋考”材料的挖掘，其目的也是要在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与嘈杂难辨的声音中寻求真相，尽管这真相的揭开已变得如此艰难。
我看“八十年代”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画匠给人画像，画完自鸣得意地说，你拿到街上问问人，看画得像不像。这位顾客觉得主意不错，真把画拿到街上，碰到第一人就问：“您觉得哪一处最像我？”得到的答案是头上戴的方巾最像。遇到第二个人，那顾客又问哪一处最像，这人回答说衣服最像。等到碰见第三个人，站在一旁的画匠忍不住跳出来提示说，方巾衣服都有人说过，不用再说了，你只说形体如何。那人犹豫半天说，胡须最像。
二○○六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八十年代访谈录》，访谈对象全是八十年代在文学、艺术、学术各领域曾经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这访谈者的行为是在严肃地印证着那笑话的真实。我猜想，访谈者心里肯定已经预先勾勒出了一幅八十年代的画像，很想从这些访谈对象嘴里印证她想象中的八十年代“形体”的完整性，这从她洋洋洒洒带有明显导向的提问中看得出来，与那画师带着画去满大街发问的动机有些相似。可那些名人好像并不十分配合，众说纷纭，没人说出个“形体”来。我读完这本书后，八十年代也就变成了方巾、衣服和胡须。
访谈对象谈了不少，如八十年代相对亲密的人际关系、吸取知识的饥渴神态、探索电影的激情与冲动、朦胧诗的圈子、摇滚的反叛，但八十年代随之也失去了整体形状。道理并不复杂，你就算描写再多方巾、衣服和胡须，也还会有人注意到鞋子、腰带甚至是衣服的纹饰，这样描下去就会没完没了。相反，更多的细节也可能在不断忽略中流失和遗漏。何况，八十年代的知识圈都有人人自称英雄的习惯，访谈录的刻意选择和有限容量不知会漏掉多少自以为是英雄的画像，当然惹出了各种不满和非议，非议的理由是：这些人能代表八十年代吗？可我又觉得，八十年代的可爱恰也是满目飘动的方巾、衣服和胡须，而不是预先被装饰在我们头脑中的一幅惟妙惟肖的完美形象。
八十年代总是被一股淡淡的怀旧心绪所笼罩。怀旧是当代知识人的一个通病，也是现世各种时髦散文的基调，除了上海外滩的灯红酒绿，就是民国文人的倜傥风流，那笔调几乎一律的浓妆艳抹，招人厌烦却观者多多。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八十年代也不幸加入了这个行列，变成了遗老犹唱的“后庭花”，进入了怀旧消费的时尚画廊。只不过，加盖上了一个“反思”的大红印章，于是显得异常耀眼夺目。我们可以感觉到，访谈者努力想从受访者描出的方巾、衣服和胡须中拼贴出八十年代的整体画像，但这个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但我庆幸这个失败，因为我们一旦看不到八十年代那些具体的方巾、衣服和胡须，它的魅力就会顿然消失，不复存在！
何以如此说呢？八十年代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政治走向，不确定的经济前途，不确定的文化变革，不确定的人生选择。又有太多的可能：姓社姓资的可能，民主自由的可能，调侃主流思想的可能，甚至是性解放的可能。那味道有点像晚清的乱世，也有那么点民国肇始时没皇帝管着的撒欢和散漫。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人体画大展，人们遭遇女性裸体时最初的羞涩表情，和犹豫片刻蜂拥贴近的饥渴感，冲动而又茫然。可这些不确定在九十年代以后全都消失了。当裸体画进入网络可以随意浏览时，人们的视觉开始麻木。倘若那画师拿着九十年代的画像到处问，得到的回答恐怕就不是方巾和胡须了，而是像美国、“像某个西方大师”或者“像麦当娜”，再说得严重点，美国和西方不是方巾和胡须，而是那画家所提示的“形体”。我们的生活、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容易从形体上被描绘出来了，可惜那“形体”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有人一指认就说这太像美国啦，那太像西方某个人啦，从貌似高雅的学院到低俗不堪的欢场，一系列的生活节奏都可以从中找到依据、线索和偶像。大家活得是否愉快我不知道，但都活得越发有规有矩恐怕没人否认。因此，我以为，人们怀念八十年代，是怀念只能说出方巾、衣服和胡须的那种感觉和时刻。
我还以为，可怕的不在于人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方巾、衣服和胡须，或描绘不出八十年代的准确轮廓，那恰恰可能是一种时不再来的动人状态，可怕的是那些怀念八十年代的人，或那些在八十年代画像里曾经扮演过方巾、衣服、胡须角色供人们指认甚至崇拜的人，好像也只能活在怀旧的阴影里。他们有些变成了娱乐文化的宠儿，如尼采专家转行大写轻飘飘的人生箴言呓语，原本辛辣犀利的愤青作家转而对女儿说起了私房悄悄话，富有诗性雅意的“棋王”变成了影视听觉盛宴的技术写手，当年说出“我不相信”的急进诗人却开始琐碎地唠叨大院父辈的夕阳晚年，等等。他们说是给八十年代画像，其实更多谈的是九十年代的失落，颓唐的暗恋中满是英雄迟暮无奈退场的感伤。八十年代好像不是为后来的时代提供了养分，而是为后人掘出了一个思想坟墓。这才是最可怕的，它让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看不到这些当年扮演方巾和胡须的英雄后续的英雄故事，也看不出他们九十年代以后的表现和八十年代有什么连续继承的关系。这一点陈丹青也在访谈中说过，崔永元做怀念老电影的节目，意思是向老一辈致敬，可是这档节目和美国的区别在于，人家好莱坞越怀旧越得意，虽说已不及黄金时代，但仍有资本对过去怀抱敬意。怀旧是为未来打气，是自信的表>现，意思是咱们现在照样可以牛逼。而崔式怀旧则是以悔恨、抱怨的心理在怀旧，怀旧是为了诅咒今天，我们时时能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嗅出同样的味道。
八十年代以后没有延续性，没有未来！这才是怀念八十年代的真实理由，也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我只能说，八十年代被纳入怀旧的轨道，恰恰昭示的是现世思想的极度贫乏和无奈。
老冬烘的无用之用
和普通百姓的死法不同，大清崩灭后，京师文人多了个爱好，那就是找个湖景好的地界投水淹死自己。这其中有个掌故，说是大宋名臣江万里守襄樊城，城破前盖了个亭子，题匾上写“止水”二字，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城破后，江万里投水而死，这才发现止水的意思，是要找时机淹毙自己。后来余英时考证晚明当了和尚的文人方以智到底是病死还是投水尽节，也发现他儿子的诗中出现了止水二字，原来是怕清廷追究，不敢明说老爷子有意殉身明朝，假称病死，只好用暗语。
民国代清而立，按古时说法叫“鼎革”，清代明时，据说为朱家殉死在当时变成了最时髦的行为艺术，各路名臣争先恐后地或上吊或自残，拼力展示各种死法，唯恐剩下来落个羞惭苟活的骂名。可到了民国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称“革命”，明末前仆后继嗜死如怡的悲烈场面却没再重演，满朝文武个个缩头惜命，没有一个为大清殉死。这让一个晚清小吏很焦虑，于是他准备了七年，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满纸说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有点像今天那些搞行为艺术的人，生怕观众看不懂，自己白忙活一阵，又在表演场子边支个架子，加写一段标签式说明。
这位小吏名梁济，他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济写的标签文字明确说自己的行为是殉清，却又加注说殉清只是个说法，实际上是殉中国、殉文化，意思是和明末那些殉朱家一姓的“义士”死因有别，这就如行为艺术未展演前，先把文案做足做透，以便后人把身体行为和文字展现相互比照赏析。这积攒了几年的“绝命书”叠加起来真是义正词严，让人觉得梁济殉死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理由看似相当充分，却也缥缥缈缈地把死的涵义神秘化了。当死亡之举在积水潭终于完成后，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舆论哗然，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青年》这类好打笔仗的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以及当代的林毓生等文坛精英隔空混战。
议论梁济之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扣个效忠末朝孤儿寡母的帽子，贬笑那傻老头白白搭上一条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脸的嘲讽，故宫都成博物院了，“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过没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二十世纪还来展演明末殉节的死亡行为艺术，岂不是傻到家了。
陶孟和是社会学家，自然持的是功能论，或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他说，梁济之死颇有自私的嫌疑，因为行为艺术不是个人表演，而是身处一大群人围观的目光下，这行为就须对得起观众，顾点他们的脸面，否则不但白死还连带危及人群的心理安全。整个他妈一彻头彻尾的冷血逻辑。
陈独秀倒是性情中人，说梁济虽然有守旧的嫌疑，但遗书中针砭民国时政却是犀利到位，有真诚纯洁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满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圆通派。他痛骂主张革新的人是浅薄小人，颇让人觉得这愤青如此同情遗老倒真有些让人意外。
其实如不限于刻板的革命家印象，陈独秀的真性情一点不显突兀，徐志摩的话可以为他做点注解。老徐说梁济自杀的真实原因是觉得民国建立缺乏信义，使得人不能成为人，国不能成为国，在这个缺乏信义的时代，还不如死了拉倒。此话倒也不虚，例如有人就说溥仪被赶出皇宫，违背了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例，没有契约立国的理想。这不苟全生命的精神追求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普通人总易学会像猪狗一般苟活。
当然，徐诗人向时人喊话的腔调拔得有点高，嚷嚷起来尽显慷慨之态，如说，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他举了文天祥和黄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旧人物，拿他们和遗老新少比，是争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如果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的失败，这希望太过奢侈。结论当然是“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纪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志摩是性灵派诗人，写政论也像写诗，猛看显得迂阔轻渺，不合时宜。但我心里对他却有些默许，私以为，这厮比梁济儿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仍辩护说他老爹人格伟大，但知识落伍，没看到咱中国未来一片光明，才有那止水的蠢动，说到底还是把他老爹的脑袋硬生生套到知识论的框框里伸缩比划，衡量９9liｂ?深浅，犹如把人质强行塞进大床切割抻拉的江洋大盗。也有性情温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实实地说梁济的儒家思想过时了，因为儒家是皮，没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个没用，这话说得虽然实在，却满嘴唠叨的还是实用的哲学观，和儒家早已变成游魂的说法疑似。
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死挺徐诗人这厮，因为在所有的评论中，他的观点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实道理很简单，除诗人外，所有评价梁济之死的议论都是在算计这老家伙的死到底“实用不实用”，都在这个思维光谱里打转，只不过左右移动的幅度稍有差别罢了。他们认为，知识和精神是同一种东西，可以拿来在科学仪器的标准刻度下反复检视裁量，仔细想想和医生解剖尸体没什么两样。没有人会想到梁济之死的真正意义是要实现一种无用之用。
记得每回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都要面对如此弱智的提问：“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每次我都会被问得气急败坏血脉贲张，被逼急了难免大声呵斥，“没用就是他妈历史的最大用处”。明知这有语言暴力嫌疑的断喝是硬充好汉，冷静下来还得软声解释，历史是一种精神气质的累积，知识的堆积尚在其次，就如“精神”不是实用的知识，不可能直接与具体的社会效果挂钩对接，是看不见的滋养等等。自知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自己都觉得沮丧无趣。我相信梁济的无奈心境与我相似，差别只不过是我已习惯苟且而他却决然地舍弃，以舍弃生命昭示“出处”的大节，是古人才能端起的范儿，看起来有些陈腐过时，让苟活着的人嘲笑是必然的。示范的效果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如无此示范，在他看来，则满街奔走的，不过是些挂着知识招牌的禽兽而已。
什么叫无用之用？当年庄子与惠子对话，惠子曾焦虑一棵大树大而无用，不但大的树干不中绳墨，小的枝节也卷曲着无法恰中规矩，工匠对它懒得挥起斧头。惠子的心思就如现在的势利小人，满脑子的实用念想。庄子出主意说，既然是这样，那还不如把这大树挪到广漠的田野，一种叫不出名字的乌有之乡，既可在旁逍遥栖息，还可免遭匠人砍伐，拖去打成衣柜家具，这时“无用”才有了“用”的机会。这是《逍遥游》里的一个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熟读过。
对庄子的话我们可以稍作歪批引申，树大不中绳墨的寓意是精神的境界不一定与知识的积累同调合拍，共舞相谋，也不一定非得打成舒适家具才显得物有所值。相反，如果把它移放到恰当的地方，它就会无形无声地发挥作用。我不想说庄子是物质主义的解毒剂这类堂皇的屁话，却深知梁济痛心的，的确是一种无声的精神提升机能正在丧失和远去，已到了必须用抛舍生命去验证其价值的地步。
民国初年，对道德沦丧的忧虑很容易被斥为遗老遗少的杞人忧天，急进的革命者鼓励对传统实施打砸抢，鼓吹革命正当与鼓励道德沦丧是成正比的，谁对无德之人当道感到忧虑，谁就难免被扣上抗拒革命的帽子。逆流而上的梁济犹..如扛着那棵无用大树行走在旷野中的愚夫，无非是想为身后之人纳来树下的一片清凉。今逢“盛世”，举国喧嚣躁动，真热闹起来，民国乱世还真不能和现在比，那老冬烘梁济无用之用的“蠢举”似乎应该更加让人耻笑才对。不过异样的声音还是时隐时现地透出地面。去年刚纪念完辛亥革命，人们似乎已厌烦了众口一词高唱革命的伟大，清帝逊位的意义得以重新估价。争议初起，民初政局到底是革命还是禅让的结果并无定论，但终究还是撕开了一道交锋驳论的口子。梁济当年就坚称清帝禅让成就民国立国之基，只不过民国官僚忙于肥己营私，反而把清室禅让的苦衷给糟蹋了，以至于从道德上延续立国的合法性并不充足。这话听起来其实很有道理，只不过后来的革命史观根本没给“禅让说”辩解的机会，梁济自然有白死的嫌疑。如今风水轮流转，“禅让说”终于有发声的空间，至少梁济死于那无用之用的深意有可能为更多人理解。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小资读者太受黄仁宇史观的蛊惑，黄氏历史写作，远非台湾人调侃的是“史界之琼瑶”那般简单，其内核乃是升级版的厚黑历史观，彰显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他的基本意思是，明代是道德感弥漫的帝国，结果只养出了几个只管吃喝玩乐的木匠戏子皇帝，清朝也好不了哪去，只有西人的“数目字管理”立竿见影，最有效也最厉害。在他眼里，道德在数目字面前就和狗屁一样，所以殉道之人就如狗屁随着历史管道释放到大气层里，肯定会瞬间变得无声无息。我怀疑这史观为国人苟活找出了更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才使他变得和琼瑶阿姨一样流行。可中国历史上必须有像梁济这样的人戳在那里，不求多，但不能没有，否则越来越有钱的中国人可真像一堆行尸走肉，揣着钱在世界上到处游走吆喝，这一堆堆肉只配让一个没人性的机器管理他们的生活。在这点上我永远站在徐诗人这边，觉得一两个人格的伟大坚持会带来诗样的灵性。在奢华肉欲面前，也许众人都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这个世界马上会美好到让人窒息，那就只当我什么都没说，也只当从未有过梁济这么个傻老头曾经活在这世上好了。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长期以来，“孤独”在中国都是孤僻、不合群的代称。孤独的人是可鄙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代名词。那些面目和蔼敦厚、春风拂面、善于周旋的人，虽貌似阿谀逢迎频遭鄙视，实则总是众人暗羡的对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许是刚从“文革”政治内斗的狂欢中平静下来，人们还不习惯独处思考，对孤独情绪的厌恶渗透到了国人的骨子里，于是就有了诸多怀旧式的絮叨，追忆民国初年的惆怅弥漫到各个角落，好像非得像吮吸毒品一般吞食鲁迅当年痛骂的“帮闲文人”的风情残渣，才能缓解刚开始发酵的集体失落感。人们似乎觉悟了，鲁迅那种一个都不饶恕的小心眼，哪有他兄弟周作人的怡情审美与温良自娱来得洒脱可爱，林语堂式的幽默风趣更是国人聊以舒解生活压力的自慰良药。当代的帮闲文人更是拈出了张爱玲的“阴柔之俏”，以消解鲁迅的“刻峻寡情”。上海弄堂阴暗老宅中男女相互倾轧的压抑调子，构成了现代“红楼”梦境戏说人性的另类翻版，俨然成了当代淑女闺秀疗治情伤的爱物。
孤独的心境最终被拆解成一种软性的小资消费，以至于谁谈孤独就会触犯众怒，任哪位江湖好汉再自吹有能力一剑飘零走天下之前，都得掂量掂量是否有大先生那股单挑扛起黑暗闸门的勇气和体力，因为国人始终不需要孤独，只需要大众取暖式的集体狂欢。无论是以政治还是以市场作为触媒，孤独只能偷换成一种疑似禽流感式的个体传染症状，戏扮成与众人举止相区别的各种诡变姿态，如毛发被染绿成朋克式的“耍酷”，或者故意在酒吧里放肆发出摇滚式的嘶吼，现在时髦的形容，叫“装”。可偏有那么一个人敢出来唱反调，那就是台湾的蒋勋，居然拿孤独当起了演讲的题目，汇成一本集子，曰《孤独六讲》。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以为是当代奇书，等找来一看，却有些失望。
蒋勋也谈到了鲁迅的“逃”。说写过 href='/article/2861.htm'>《孤独者》的鲁迅肯定是个极度孤独的人，他一直在逃避群体的追杀，拼命困守一种孤独感，但各种势力却总是想把他重新拉入到集体狂欢的游戏中。他成名了，影响了无数人，都想把他当旗手。鲁迅的身后老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一帮人，无数人都要来撕扯鲁迅的精神躯体，却总是奇怪地想将扯下来的一块肉囫囵吞咽下去，用作逃避孤独的急药。左翼更把他推为精神领袖，于是他“出走”了，出走的结果就是不断挨骂。在许多人看来，此时鲁迅玩孤独无异于自杀，因为放逐自己就是自绝于人民。但蒋勋没有注意到的是，鲁迅身后最终难逃被盖棺论定的命运，滑稽地重新惨遭册封，成为人民的代表，他是想孤独而不得，想脱逃而无处可逃。民粹式的大众迷狂，会粉碎一个孤独者彻底放逐自我的梦想，就此阉割了中国唯一称得上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偶像。
在谈到革命者的孤独时，这本书曾概括革命狂人都迷恋自己年轻时曾经拥有的洁癖，坚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愿意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好像洁癖理所当然就是某种孤独情绪的弥散。其实，革命者是最不孤独的，革命是激情的政治狂欢，恰是用摩擦生热的躯体相互取暖去克服孤独感的过程。革命早已设置好了既定目标，行动意义和远景同样被定位完毕，只待革命者用蜂拥狂热的态度去拥抱它而已。革命者的洁癖恰恰不是孤独的表征，而是要求群体服从于既定目标生发出的一种集体荣誉感。
相反，革命的敌人却应该显得孤独无助，比如辛亥前后的立宪派和改良派，一旦被扣上了革命绊脚石的帽子，就活该被打入孤寂的冷宫，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孤独者，只不过是因为采用另一种非革命的拥抱取暖方法，才被放逐了出去。讽刺的是，也只有在这般境遇下，他们才配享受那一份被鄙视的特有的孤独。中国历史上，说谁孤独谁不受待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不妨可以看作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秘诀。
另一种情况是，被革命边缘化的人，反而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被捕遭枪决之前，吟出“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诗句看上去如高僧彻悟，表达的是心境幽深处的寂寥无奈。当革命在他的心里失去了群体拥抱的温度时，才具有了孤独先行的意味。这不是简单用是否对革命悲观失望所能解释的，只有自我在缺乏同志般革命温度的烤灼时，孤独才能作为一种感受悄悄出现，并顿显其残酷凌虐的一面。
此书令我不满意的地方，还在于没有认真回答如何承受孤独的问题。人的天性似乎是要合群取暖的，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本能。在中国社会中，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周旋不仅日益被热捧为一种职场技术，而且被自小灌输成一种生活哲学，如何成为一个势利小人已成了当代少年的必修课。 href='6292/im'>《潜伏》、《新三国》等电视剧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国共争斗和汉魏为夺正统相互厮杀的历史背景，甚至原来出于你死我活政治诉求的殊死较量，也完全被演绎成了如何协调当代人际关系的实用历史教本。无形中，孤独又被定义成了另一种可耻的生活状态，从而显得更加让人难以承受。
其实，古往今来，真正孤独的心绪和感觉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凡是叫嚷着要承受孤独的人，往往要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中国传统中那些大多数把自..己的生活伪饰成孤独状态的人，都有些“装”的成分。美国学者姜斐德写了一本《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她发现，宋代诗词和绘画中包含着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的表达大多以孤独的面目出现，却最终仍指向心目中向往的朝廷，希望有朝一日得以回归政治轨道而有所作为。范仲淹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于此就有了新解。再早一些的杜甫诗句中频繁出现的“鸿雁”，也常常作为孤独的隐喻，实际上，飞行的鸿雁代表朝臣的秩序，“平沙落雁”则喻示着被朝廷遗弃的命运。杜甫又有“伤弓流落羽，行断不堪闻”的诗句，表现流落江湖远离朝廷时的内心焦虑。苏东坡被流放南方时，也有“雁没失东岭”的句子，申诉蒙冤不平的心绪。看来这些孤独者的姿态都是被迫摆出来的，大多有装逼的嫌疑。
我们熟知的那些归隐田园后抒发愉悦心境的文学表述，其真实性也颇为可疑！姜斐德发现，陶潜 href='1549/im'>《归去来兮》表现的那种从官场退隐家园的洒脱不能代表被放逐士人群体的真实感受，大多数流放者期待的，是减刑、官复原职和恢复名誉，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还意味着摆脱粗鄙的环境和疾病死亡的威胁，代表着和友人重聚，重新融入京城的都市文化。士人渴望回到政治中心，归返意味着朝廷的宽恕和罪名的赦免。因此，凡是冒充欣悦甘于田园情调的那些诗词绘画，都有矫饰的成..分，是对真正孤独感觉的亵渎。
我甚至怀疑，那些回归田园的诗意描写，大多数犹如回归官位诉求的遮羞布。以诗画诉冤变成了士人相互取暖的一种方式，是对孤独情绪的表演，此后进一步演绎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和主题。因此，在中国，孤独不仅是奢侈品，还是危险品，是妨害人们进入正常生活的毒药，是正常的中国人万万不能受用的。如果你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就应该从那些假装孤独的人入手观察，看看他们的言辞中贩卖的是什么样的精神货色。
国学热何以变成了“文化桑拿”
据我的观察，把国学调子唱成时装秀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姿态较高，他们高唱国学万岁是为了先解救西方人，再解救我们自己，走的是解放全人类的怀旧红色路线。另一类扮演的是低姿态的心理医生，看着老百姓受苦受难心里好不难受，于是一把抱住你柔声倾诉，既然被社会强奸惯了，你又无力反抗，那就好好去享受吧！高姿态派大约是在“文革”期间坐下的癔症，当时有太多人梦想一夜之间红旗就会插遍全球。为了抹掉这段荒唐记忆，一种相对文绉绉的说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调子一旦流行起来，好处是很文化，也很神秘，既有古文人舒缓雅致的从容，也很像老祖宗漫说“风水轮流转”的镇定，由不得你不信。
如果觉得古人的话不够时髦不够过瘾，别着急，还有近代大师的谶语在背后撑着。当年任公在欧洲转悠了一圈回来，不是就说过，西方文化完蛋了，西人应该向咱们祖先行礼致敬这样振奋国人情绪的话吗？从包装设计上说，这句台词听起来像个占卜师口中吐出的醒世格言，让人容易生出被迷药麻翻前狂喜舒坦的幻觉，至少人们的眼前模糊了革命小将打打杀杀的凶相，所以喝彩声早已不绝于耳。
高姿态派的一个分支是帝王师的追梦人。他们爱做两件事：一是造书院，一是开大会。两样都需要钱，日韩外资居多，谁让咱们儒家的根好像已经长腿跑到日韩了呢！只消到韩国成均馆大学看看就知道，一个学校就有个规模不小的孔庙，一年两次的公开祭祀，那也就怪不得韩国人多次轻蔑地讥讽中国祭孔的不专业了。有一次在日本过马路，忽然看见一队男生列队经过，一律穿着黑色制服，表情却清爽可爱，当时觉得他们打扮奇怪，一打听才知是宫廷礼仪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会分配到皇宫当礼仪生。看到他们我心里油然涌出一种嫉妒和失落，觉得人家的“礼”会通过这一茬茬年轻人传下去，我们却是实实在在礼崩乐坏了。
贵州龙场王阳明闭关悟道处前几年多出一个阳明书院。里面的小孩都叫“义工”，这容易把我们搞糊涂，错以为是基督教的地下组织。有一次我在北大附近的饭馆吃饭，忽然挤进来一堆少男少女，一律穿着黄T恤，背后印着“一耽学堂”字样，据说也是另一家儒教小教堂的义工。那贵州阳明书院教主经常带着自己的义工去大师的遗迹凭吊，教主是今文经学的信奉者，总觉得把儒学看成是天天小打小闹的平常琐事是糟蹋了，谈儒学怎么能不讲帝王政治？说“大一统”才是儒学的真精神，路子有点像康有为当年做《孔子改制考》，下一步恐怕就得折腾出个新“孔教”来了，只不过借的还是基督教的躯壳，至于躯壳里面的魂是什么就难搞清楚了。康圣人还见过光绪几面，可惜当今领导人不是光绪皇帝，也许偶尔路过会把这些义工孩子错当作学雷锋做好事的三好学生，所以他的话没什么人听，怎不让人唏嘘。
不过按历史循环律的法则看，机会还是有的，孔子、朱熹、二程不都是等死后牌位才进了皇帝专设的灵堂吗？据说当今有些岁数大的著名科学家都在拼命锻炼身体，因为诺贝尔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专门喜欢把奖颁给老头，就看谁能熬得住，于是 “学问第二，锻炼第一”无形就成了获奖的不二法门。一旦这个秘密被发现，从此全世界七十岁以上的科学家都开始一大早起来跑圈了。虽然我一直怀疑这是个做梦都想拿诺贝尔却果然在梦里拿到的无聊中国人在恶搞，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谁胡子长谁说了算的传统。不过，当“文化大师”的风险高，应是确实无误的，为此必须一生精打细算，否则，不但国师当不成，现世的荣华富贵也给耽误了，是很不合算的事。所以有人想得比较开，国师未必当得上，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总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和容学”的东西，据说是比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还要早几年，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可惜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专利这么一说，更可惜的是“和容”与“和谐”就差一个字，差之一字，谬之千里，别看就这一字，却真要人命，国师策士还是没当成，想起来让人揪心！
再说说低姿态的国学，这路国学导师没有当国师那么大的野心，却为自己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成本低，收益高。类似“文化奶妈”“心灵鸡汤”的板砖挨了不少，虽然早有人从鸡汤里喝出了禽流感的味道，可就是火得不行，鸡汤照样卖得好。也难怪，现在要辨别餐桌上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毒，几乎会难倒专门的药物学家，老百姓早已放弃了保持肠胃无毒的希望。失去了食品嗅觉的百姓当然会觉得这道由国家权威言论机构隆重推出的儒学大餐味道不错，喝下之后会发生什么，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就出现了两个极端，谈儒家政治的人高高在上，谈玄论道，说世俗伦理的人售卖的却是心灵大力丸。本来一体的儒学被肢解得像个刑场上砍掉四肢和头颅的尸体，收尸的人可能是好心，却没人想把这个尸体重新缝合起来。高姿态和低姿态的国学固执地各走一边，好像已没得选，就应了李零的那句话：或者是跟着知识分子起哄，或者?是拍老百姓的马屁。
有人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国学即是“国渣”。这个对国学的定义比较恶毒，不过我还是相信国学是被西方人给揍出来的学问，已和传统意义上礼乐升平的那个儒家学问没有多少关系。再说俗点，在古宅里喝着茗茶悠然论道，与被人家揍得不行而发出的惨叫肯定不会是同一种声音。要知国学是何物，就须看清那“国”字到底是哪一个国。不是大宋国、大明国，也不是大清国的“国”，而是“大民国”的学问。民国人是头一次做没有皇帝的学问，一开始大家好像都浑身不自在。不中科举，不当国师，那国学不知还有什么用处。当年章太炎先生在江苏教育会演讲国学，贴出的广告语气很悲恸，大家全跑去学西学，中学没人听了，所以“深惧国学之衰微”，只有太炎先生这么大的腕儿才扛得住，那意思是章太炎再不来，中国文化可就真完了，那种悲壮如同临刑前的哀鸣。章太炎的演讲也有点像拳击打擂，拼了老命一个半月连讲十场，《申报》还每天跟踪报道。不过，章太炎力挽狂澜的作用好像不大，因为“大民国”的国学实际上就是“新学”，“新学”的致命武器是新材料，章太炎光抱着几本经书打擂显然是过时了。
材料一新，老国学立刻就蜕变成了国故，老顽童吴稚辉曾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读经的命似乎也是如?此。尽管章太炎有《国故论衡》这样的煌煌之作，可一旦和简帛考古的新奇相比，却也逃不过被视作“国渣”的命运了，所以他的学生黄侃硬不服气，说学问发明比发现更重要，意思是与其一窝蜂地全跑去挖坟，炫耀盗墓品的多寡，不如就死磕这几本经书，靠体悟不同独行于世，可他的话几乎没人听。到了清华国学院时期，味道更不对了，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全是搞“新学”的，王国维弄的是二重证据法，任公是新史学泰斗，嘴里不断杜撰新词，陈寅恪被认为高于国人学问家之处恰是懂十几种西国文字，赵元任不用说，是现代语言学泰斗，李济更是“挖坟”出身。国学这张脸一旦装在“新学”的镜框子里，就会被挤压变形得面目可憎；所以顾颉刚才敢说大禹是条虫子，因为经书既已成“国渣”，那就是谁都可以骂的。
我敢说，所谓国学不过是“新学”的另一个说法，和大清国以前的学问没多大关系，大清国以前的学问只能叫国故，国学顶多是“大民国”的学问。现在打着“国学”名义出现的其实都是国故，而且因为料理者的无良，已极端变味。摆在白领小资枕边的论语，以及专为大款开设的国学班，其作用同桑拿按摩一样，只是让人们在暖洋洋的热气中惬意地打几个哈欠而已。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北大的临湖轩原来是司徒雷登的宅子，司徒雷登就是毛泽东最后专门撰文告别的那位高个子美国人，燕京大学的校长。儿时我多次从未名湖边的环湖小径路过，临湖轩外一条碎石铺就的神秘甬道，缠绕过一片幽幽竹林，达于一个半遮半蔽的建筑，是相当精致典雅的那种临水院落。母亲回忆说，那里曾经荡漾过燕大职员举办西式婚礼的笑声。二○○七年在这院落里开了个会，题目叫“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平心而论，在弥漫着教会气息的司徒雷登老宅里谈儒家在三十年间都干了些什么多少显得有点滑稽，因为临湖轩虽已成燕大废墟，毕竟还是基督教会的老地盘，在这热捧儒教，颇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这也难怪，当年那些老燕京一直抗议原来在沙滩红楼的北大强占了自己的地盘，燕大那段历史几乎被抹得无影无踪，让火得不行的新儒教占块地界喝喝茶自然是小意思！需稍加解释的是，“第三期”里的数字“三”是说儒学可被劈成三段：一段赠先秦孔子，一段送宋代程朱，第三段奉献给了一位当代“新教主”，数字“三十”是说那新教主业已登坛三十年，咱们该来纪念一下。是该纪念一下了，记得八十年代教主莅临吾土时，国内西化风吹拂四溢，撩得国人如痴如狂，他老人家登坛讲道，力压西风，倜傥洒脱，引来粉丝无数。
不凑巧，这天教主并未现身，客套的纪念气氛立刻被冲淡了许多，还无意中刺激出不少另类的声音。据我有限的道听途说，一位在上海教书经学底子极好的“老愤青”首先发难，清末以后就根本没有儒学，国学不是国货是日货，都是从日本贩卖来的，引来一片惊诧哗然。说国学是转口舶来货，就像流行的那句戏言“国学是揍出来的学问”一样，都是在反复撕扯国人自尊受挫后的心理伤疤，似乎不厚道。接下来一位八十年代青年的精神偶像干脆说，儒学哪有什么三期，我是四期生，四期的主题是情欲，又勾起一片骚动。跑题跑得如此厉害，一时间好似擦枪走火，话题全乱套了。在我看来，这都是不给教主面子的做法，但我又以为，教主的隐身才使这种众声喧哗的缺席审判成为可能，由此避免演成一次借尸还魂的儒术附体仪式。
跑题似乎还在继续，忽然有人问，儒家怎么处理和陌生人的关系。我猛觉这恰恰点中了新儒家的死穴。前几年放过一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红影视明星冯远征和梅婷饰演一对夫妻，梅婷扮演的妻子不断遭丈夫毒打，表现的是家庭暴力的题材。剧情大致是说丈?99lｉｂ.
，以至于让人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叹。现在的大众媒体拼命鼓吹“平安是福”“平淡是真”等庸俗人生警语，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被排挤到边缘，自然会产生类似不正常的心理“疾患”。这让人想起福柯所描写的“疯人船”上那昏暗摇曳的灯火，结局只可能是孤独地自生自灭。
当然，这里说的“个人觉醒”，也可能恰恰是在一种不太坏的制度废墟上饮鸩止渴。前几天还听一个朋友在会上发牢骚说，到农村做调查，发现孝悌之情早 5df2." >已荡然无存。一个村子里，不少儿子辈的人会在老爸家门口放一瓶农药，意思是你赖着我还不如赶紧喝药死了算。过去人们说家族制度拥有许多礼仪和对孝悌情感的精致训练，似乎能保证家族亲情氛围的延续，对自杀举动多少能起缓冲作用，但家族中也不乏阴郁险恶的环境，对边缘人超越世俗的追求造成压抑。家族统治对社会的秩序是种维系，可对人性的..完善却并非总是有利的。这也许是在历史与现实难以调和的景况下，中国式自杀往往兼具悲剧与喜剧两种色彩的原因之一。
食色性的政治与去政治
中国人的食色性与欲望分不开，这似乎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冯珠娣的新书《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却不这么看。这位美国的人类学家和那些只关注汉文典籍的老外学者的最大区别是，她常年混迹在中国老百姓中间，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还为此拿了一个中医硕士。故而她写出的东西让中国人读起来没有那么“隔”。比如她谈雷锋日记中的一则故事，说雷锋看到炊事班饭盒里有一块金黄的锅巴，顺嘴吃了之后被人提醒，事后猛然觉悟到这种行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开始疯狂在日记中鞭挞自己的灵魂，反映出吃的姿态和欲望也纠缠在中国政治伦理大网里脱身不得。
雷锋出身贫苦，偷吃锅巴是一种贫苦记忆刺激胃液后做出的本能反应，可是这童年记忆发酵之后，必须刻意被政治训练的嗅觉自动化解，才能让饥饿压抑的身体变得轻松解脱。由此看出，那时的政治不只是遍插红旗的广场上高喊口号时对革９9ｌｉb?命激情的宣泄，也不是单位学习小组朗读文件时僵硬刻板的仪式化表演，政治完全可以被降格到抑制胃酸浮泛的饥饿控制技术。为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身体训练可以使自己那张变馋的自私自利之嘴，或者肠胃对美食的本能垂涎先得经由政治清洁液洗涤一番，再过滤成压抑食欲的高尚情操。
按冯氏看来，不只是雷锋这种“圣人”才有压抑味觉的举动，普通老百姓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分析八十年代的小说《美食家》时，苏州绅士美食家朱自冶与国营食堂的干部老高之间对吃的不同理解，就被放在了阶级差异与平等观念这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展开。在老高眼里，朱自冶是旧社会腐朽没落阶级的典型，他对美食的奢侈享受只是个人的事情，公共食堂的责任不是供个人享受，而是平均意义上的有饭同享，这是饮食分配最基本的政治规则。因此，对吃本身色香味的私人感觉和对吃的群体分配态度成为区分觉悟高低的指标。这样一来，吃的色香味品质就没了立足之地，至少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近读《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里面有一段讲建国初名流参加政协会议的轶事，原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在北京六国饭店下榻时，和梅兰芳有段对话，张难先动情地说，新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清明廉洁的政府，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愉快而自然。张难先觉得自己已经够刻苦自励了，但一比较还是感到境界相距太远。他认为，住六国饭店，吃的住的用的，招待得如此周到，似乎不够吃苦的条件。他自责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对老百姓如何交代，是需要自我检讨的。梅兰芳听了，顿时“凛然自警”，觉得应该向难老学习。按当时记载，张难先的早餐不过是些稀饭馒头这类食堂菜品而已，却引发了如此沉重的感慨。可见在当时政治思想训练的心理谱系中，对吃的色香味的自动剔除已经变成了身体改造的重要步骤，它们慢慢在头脑中自动缺席，时人更关注的还是食品如何分配。这段记载给人的感觉是，尽管会议还没开始，政协的话题却已经在日常言谈中出场了。
冯珠娣在《饕餮之欲》中用更大的篇幅描述了中国的吃如何在改革开放中被去政治化的过程。本来这个过程可以按照社会学的方式进行研究，比如进行相关的访谈，然后罗列出一大堆统计数字，再绘制出一条曲线，说明中国人美食习惯的变化。但她认为枯燥的知识分析会筛除掉一些亲历的感觉状态，她举了一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吃的例子。一个朋友请她吃亲戚从乡下带来的荔枝，当时荔枝算是贵重的食物。荔枝大而多汁，三个人边聊边吃，不知不觉过了几个小时。正是感受到吃荔枝时的氛围使得冯氏对中国的人际关系有了新的认知，她觉得置身在一种社会交往网络之中，当个人重新有机会独自享受美食的时候，这个中国朋友却已经意识到如果仅在小家中独享荔枝美味，可能无法增进与他人的交往或者关系。馈赠体现出的慷慨是一种关系润滑剂，食物只有传递给他人才能感到心理愉悦，这点似乎传承了以往食物的政治象征风格，但背后又深深隐藏着功利的计算，那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得着这个老外，吃荔枝变成了一种感情投资。
吃转化成了交际手段和社会润滑剂，确是中国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当食品的种类变得极大的丰富，食物匮乏已构不成生存威胁时，个人对吃的支..配力重新抬头并受到普遍赞许，人们不会再像雷锋“锅巴事件”那样为食品分配的匮乏产生道德焦虑，更不会用政治语言的自警克服掉这种焦虑。大家纵情欢呼，一个“物质主义”的美好时代终于来临了。人们从身体嗅觉上开始淡漠政治，注意的是私人之间的交换与回报，人们学会了用身体拒绝政治，是对物质平均主义政治信条的彻底背叛。吃的味腺逐渐蔓延开来，变成了食—色—性消费的群体生物链，中国人开始从“政治人”高速蜕变成了“生物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是面对着官场的糜烂恶习陷入茫然，常为吃喝形成的浪费风潮屡禁不止感到大惑不解。我在九十年代初到北京附近的密云县某个镇挂职锻炼，这个不太富裕的小镇年平均公款消费的数额居然高达十一万元，以当时相对贫困的镇级经济水平衡量真乃天文数字。看了冯妹娣的新书后，我有部分解惑的快感，虽然仍觉得她的解释还不足以彰显出对人情世故的通透练达，可她毕竟讲出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趋势，那就是吃变成了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黏合剂，失去吃的滋润，整个社会的运转好像随时会面临瘫痪。如果说吃的放纵刺激出了全体中国人的“政治冷漠症”，恐怕不太公平，但吃变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交往仪式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常想，当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启动了去政治化的战车，先是“不争论”变成了躲避政治身体训练的一个借口，有意刺激消费使得患有“政治冷漠症”的人群似乎自然有了对僵化政治灌输的免疫力，却又培养出了一代没有政治抱负的“空心生物人”，其中得失成败的轨迹颇有深思细究的必要，冯妹娣这本书可能仅仅是个起步而已。
什么是文坛的真性情
近读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里面讲了不少清末文坛的奇人趣事。其中说道，苏州开办师范讲习所，闹出了不少笑话。当时私塾被已废，私塾先生要保住饭碗，就得跑到新学堂教书，学堂内容完全是新的，逼得老学究不得不当起“老童生”，到讲习所里听那些从日本回来的师范生讲课。奇景于是出现了，下面坐着须发皆白的老头，台上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侃侃而谈，论辈分这些老学生要高出毛头小伙两辈，长两辈要叫他公公的。有一位教师看到名单吓了一跳说，那老爷子教我时.９９lib?打过我手心，我可不敢教他，最后只好把老爷子请到另一班去了。
最妙的是，这班学员把向来不离手的小茶壶和水烟袋，也都带到课堂上来。听到高兴的时候，还点头播脑地说道：“这倒是对的！”不忘喝一口茶，润润喉咙。有时听到得意的时候，说道，“这个我赞成”，旁顾他的学友道：“诸君以为如何？”接着便划根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这奇景发生在清末民初，也就是古人所谓“易代之际”。长幼之序在时代的知识压迫下颠倒过来，那些老人却安之若素，也算是性情中人吧。相比这些有趣的老人，当今那些知识智趣早已 9648." >陈旧却仍强作大师状的学界泰斗倒大多显得面目可憎。
另一个易代之际，即明末清初，更是频出性情中人的时期。赵园在《易堂寻踪》中就描写了这么一群人，这群人僻居在江西翠微峰顶读书论学，被称为“易堂诸子”，峰顶每逢月夜，常有宿鸟惊飞，那是因为听到诸子辩论过于激昂啸傲而惊诧飞避。当时人说这群人是少年朗锐之士，抗论古今之徒。冬寒的夜晚，诸子读书兴奋之余，常常深夜披衣相互造访，山中静谧的夜色中常会响起叩门之声。赵园有一段描写说，他们“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还有一段，“诸子中亦时意气互激，忿恚出恶声，或号哭欲绝交，转藏书网盼辄销亡，胸中无毛发底滞”。他们争论到关节要紧处，往往都撕破面皮不顾形象，互相攻讦，甚至到了恶声相向、涕泪交流的地步，有时还会大耍泼皮到声称绝往断交，往往数天心情才能平静下来，但哭喊叫嚣乃至诤诤对骂后却无人心存怨恨，也没有在心底留下任何阴影。
可以想见，在十几二十年的山居生活中，日上月下终年不断地切磋辩难，彼此胸中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芥蒂，这是怎样一批血性刚硬却又心镜明亮的奇人呀！有人感叹说，这帮人中孕育出的“真气”，实乃天下无二。我们往往把晚明之士过度想象成风流成性、软语温润到倜傥无度的通脱文人，没有看到他们严肃谨勤、刻苦自励的一面。
我们注意到，易堂诸子相互攻讦的前提是，首先对自己的过失有所反省，然后再去攻辩对方，这才能相互印证道德修炼的成果。明清易代时期的士人常进行的一项活动是，自己检讨、反思并记录自己的言行，每天把自己的善举和过失记录下来，经过复杂的换算，积累成一种档案性质的文本，叫作“功过格”，有点类似“道德日记”，以帮助自己清理思想、崇善规过。当时人还通过通信互相检讨对方的过失，并提出自己以为合适的改进忠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针对别人的攻辩完全是建立在对自己言行更加严厉的反省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依靠一种道德优越感所进行的单向批评。“真气”只有在对自身言行检讨后才能徐徐流露出来，浑身灌满“真气”之人也才有真正批评他人的勇气和资格，也才有辩词无碍的“真性情”，可见“真性情”养成之难。
当今以“真性情”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不可谓不多。但他们似乎都天生拥有一股无可置疑的“真气”，可以任意挥舞道德刀仗砍杀那些看着不顺眼的对手，却难以容忍对方的批评。或一遇批评动辄恶言相向，势如仇雠，不但在当时伤了和气，来日更是难做朋友，好像只有自己吸饱了“真气”，可以不担心资源耗尽地挥霍无度。今人攻驳对方的同时，已经把自己摘出了反思内省的行列，对方实际被置于假想敌的位置。既已居高临下地视对方终年笼罩于“浊气”之中，自己的“真气”自然充溢胸间，可以指点江山了；殊不知“真气”的蕴成，靠的是师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而非单向的恶评斗狠。在我看来，“先自省再省人”“先度己再度人”的古训是蕴养“真性情”的基本原则。没有“度人度己”勇气的人，身上不过是沾满“浊气”而已，如果再做出充溢“真气”的优越表情，那真让人感叹文坛又出妖孽了。
由此联想到近年文坛学界愈刮愈烈的批评之风。其鼓荡喉舌者纷纷自称嘴里吹出的是一股“真气”，再加以网络的推波助澜，合谋导演出的，是一串串所谓“打假英雄”戏码。可奇怪的是，似乎没人真对这些“打假英雄”和幕后包装人报以敬意。我以为，没有区分打假与学术批评的尺度应是一个原因。近年网络以揭露学界抄袭剽窃行为为己任，这在严肃学术纪律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自不待言，但因网络对若干人身攻击的言论不加删选，一律照登，以至于原来应属正常学术批评的讨论，和对待抄袭剽窃的声讨混为一谈，极易大面积伤及无辜，毒化学术空气。
以最近一起事件为例，某网站登出一则应属学术商榷的文字，结果里面满是恶意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如谩骂对方像“进口泰国人妖”“大内总管太监”，网站却不加删节原文照登，最后被攻击者不得不声明这已越出学术讨论范围，必须诉诸法律以捍卫自己的尊严。网站自称立场中立，似乎代表一种“真性情”，其实间接助长了恶意攻辩的风气，没有任何的建设性作用，尤其无益于学界中“真性情”的培育。
说到此处，我记起一件事，去年我发表一篇学术文章后，突然收到一封外地长信，长达十几页，全是钢笔手写，郑重地讨论了对文章观点的若干看法，当然也有不少批评。在信的末尾，作者说自己不上网络，故如有回应可以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捧读这封来信，我忽然有了一份如沐古风般的莫名感动。其实，师友之间互辩学问，在古人仍是比较私密的举动，惟其私密才有一番诗情。相互攻讦辩难，以致咆哮号哭，都是对个人思想的磨砺洗练，“真性情”由此孕出。我对网络没有偏见，却不指望能从中领略此残存的古意诗情。没有节制的恶声相向，犹如犬吠，与孕育“真性情”的健康人格已经越来越远。
说戾气
读赵园是需要有点耐心的，也是需要点勇气的，甚至需要点心理承受力，她的书对世事人心的洞察完全来自对人性阴恶的彻骨感受，就像一道剑锋在眼前来回晃动，锋线掠过，身体的温度会随之降下半度一度，仿佛要寒煞你我，与当下习于藏匿在温情自娱中的人群品味大不相符。她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开篇即以满目扑面而来的“戾气”示人，鬼气森森，不适应者很容易被灼伤眼球。
赵园说晚明人主暴政积攒起的戾气，已嚣张到动不动就以廷杖士人为乐；也说士人自己在语言上的自虐与施虐；说暴力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嗜血表演；说到弥漫在整个历史氛围中的戾气，她会引钱牧斋的话，形容士人的bbr>自相摧残：“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虫以二口自噬，鸟以两首相残。”谈世俗暴民对舆论的无端介入，则举朱鹤龄的句子：“今也举国之人皆若饿豺狼焉，有猛于虎者也。”赵园注意到王夫之对戾气引发士人“躁竞”“气矜”“气激”的反复批评，认为那满纸肃杀枭戾的味道已经点醒了明末衰颓的时代徵象。
当时更为可怕的是那些儒家之徒诱发的士论，人心普遍嗜酷。顾亭林就发现，在清兵逻骑四出的境遇下，一旦被告发，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事，比如文字狱一出，定是罗捕殆尽，势将牵连到所有刻书卖书之人。清初士人往往借满人之手追杀自家仇人，动辄织出一张戾气之网，慢慢养成了到处诬告之风，人们从容处事的心境没有了，雅致吟咏的兴致也丧失了。
赵园发现，戾气飙升不仅是读书人的自虐施虐，对残酷嗜血的陶醉与虐人的快感几乎是举国若狂无处不在的。一人受虐，万众欢腾，暴行被看客渲染成了一种仪式和狂欢。压抑着的肆虐施暴的愿望，其实更宜通过文化人的言说渠道加以传播，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早已达成了合谋。由戾气的文字间，赵园会引导你“察觉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这里有作为大众文化品性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那么，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戾气的存在是超时代的，有些氛围的氤氲而生似曾相识，其实，戾气的存留与消散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人群安全感与幸福感的指数。在当今北京的大街小巷，你会随时感到平民与权贵交错缠绕在一起的戾气喧腾无处不在，动不动就爆发，没有任何征兆。相互偶尔触碰就会引爆无休无止的争吵，交通堵塞后的焦躁情绪会导致笛声大作，可以不时看到座驾上那一张张扭曲变形的面孔正在喋喋不休地谩骂着，喇叭其实变成了戾气发散的传声筒。
听觉的历史往往与戾气弥漫指数的高低有关。我们都有这样的历史记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骑着自行车在路上狂奔急啸，一路鸣着响铃奔驰而下，那是一种激情的张扬宣泄，与戾气的排解无关。那时行人稀少，没有摩肩接踵的腻烦与仇厌，一般构不成对他人感受的妨害，现在骑车若在背后无端响铃就会遭人反感，似乎是戾气消歇、文明跃进的表现，但自行车鸣放无忌的戾气却悄悄转移到了机动车流之中，笛声大作已是交通拥堵时人群心境烦躁的表达bbr>..。戾气的烧灼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近几年群体性事件以翻倍的状态增长，说明民意无从发抒，极端的表现就是冷酷镇静地一个个虐杀孩子。有人幼稚地问，为什么不去杀富人？你说呢！富人拥有的保镖和防弹车就是最好的戾气防护罩，穷人发泄戾气更要讲求成本。
戾气消解与控制的程度在现代逐渐变成衡量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戾气的收敛昭示着人群修养状态的提升，往往反映在一些生活细节中。在台湾搭地铁，一旦踏上滚梯，人们会自觉地靠向右侧，以便为赶路疾奔的乘客让出左路。对戾气的抑制能力也已悄悄成为文明程度的标尺。在日本，一次高铁停运两个小时，人们局促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默默等候，有人读报看书，有人轻声耳语，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他们心里想到的是，事故的发生只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常态，是可以宽容的。此景若发生在大陆，恐怕众人不到半个时辰就要戾气喷发，高声开骂了，因为从小我们就受到训诫和警告，互相倾轧是一种生存本能，否则你就要吃大亏，那么，相互尊重的正常感受反倒稀有到被视为变态，人们不相信这种傻人能在世间存活。
在中国，戾气张扬一直与音量的高分贝 4e3a." >为伍，喧嚣不羁，虐人虐己。我们大致可以从噪声的高下感受社会环境被酷虐腐化的程度。在知识界，要感受戾气就不可单从听觉入手，因为他们都是闷声以文字对骂，往对手身上泼粪，憋着劲抢占的，都是道德的制高点。别以为文人就比平民更有独处自省的尊严，他们绝不单打独斗，而是成群结伙。
有意思的是，“文人”和“平民”的新结盟借助了网络这个新舞台，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在网络中宣泄无意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普通法律对贪腐行为镇压不力的境况下，它既可替代律法行道，揪出贪官污吏，成为“网络民主”的阵地，又能成为无聊戾气发泄的最佳出口。网络暴民粗口连篇，黑话毒酷，竞相以最刻薄的语言羞辱对立派别的人格，复制着“文革”拉帮结派的旧体制，两种风格相互抵触，一正一邪，却畸形般地纠合在了一起。令人无奈的是，监督贪官之刃一旦挥向学界，难免会滥杀>９9lｉb?乱砍，最终使学术的真问题无从分辨，只有伤及无辜。
两者合谋的关键好处在于，文人话语权被暴民的粗俗习气认可后，就仿佛被黑帮的仪式所认定接纳了一般，拥有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力量，容易产生一种为民众所拥戴的错觉；而另一面，网络暴民也通过依附某个文人群体发动无任何自制力的人身攻击，以拥护某个派别的观点为名，仿佛获取了流氓语言合法化的知识通行证。“无行文人”与“网络流氓”的合流，使得中国知识界最终传染上了一种黑社会式的浮躁戾气，以致病入膏肓还颇以为荣。
清初王夫之曾感叹士风日下，大倡士人应“用独”，不可“用众”，他反对拉帮结派大搞内斗，主张强化自身的内在修行，自己也避居乡野反躬内省。王夫之认为，晚明文人到处结社唱酬，徒高玄谈，甚或相互攻讦谩骂，痛揭疮疤，导致重要问题无人理睬，才发生无法挽回的明亡之祸。言及于此，我们不妨“影射”一下，目前学界戾气频发的乱战，难道果真是当年王船山所讥讽之晚明学界衰相的循环再现吗？但愿并非如此！
文艺腔与愤青黑话
近几日读一本畅销书叫 href='79/im'>《中国不高兴》。满纸扑面而来的都是犀利的叫嚣、谩骂，混合着愤青式的口水，夹杂着“傻逼”“屎”“贱”的糙词和脏话。但我读后却不敢说我不高兴，那种激昂的伪正义腔调仿佛天生就给自己赋予了正当性，因为他们太聪明，有选择地高举出了“爱国”这个吓人的旗号。是的，谁敢说自己不爱国呀。我在正义前面加个“伪”字，是想说，这本书的作者就像一帮小毛贼想做江湖老大而不得，却成天自夸就是有资格做老大。书中通篇都在骂美国入室抢劫侵吞世界人民的财产，咬牙切齿地要当好汉仗剑行侠，喊出的都是惊天动地的江湖黑话，如“趁火打劫”“除暴安良”“持剑经商”乃至?99lｉb.
感不无关系。反之，那大闹平等的“革命家”如果价钱便宜，又和你天天过不去，最终难保不被赶到大街上去流浪，可能哪天又因妨害社会安宁罪从人间蒸发掉。假若那些家猫突然想通了，难保不会选择狗的生存哲学，因为如果真要捍卫尊严，除了被放逐之外，还可能搭上性命，代价也许过于高昂了。
我一直以为，中国人谈平等、公平、正义时总有虚假的成分。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从猫眼看人的角度看上一看，在猫眼的世界里，历史上那些奢谈平等的人大概只有两种，一是自己想当皇帝，却缺乏帮手，于是忽悠别人说，你..受到不平等待遇，怎么忍得下去，还是造反吧。二是那些想削平大户，把他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名下的人。这两种人造反后都想当皇帝，却可能给跟随造反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因为那些背后怂恿造反的人肯定计算过成本，一是死，二是当皇帝，搏出性命的后果可能是骑在别人头上，也可能是掉脑袋，其实都和真正追求平等无关，不过是亡命徒的赌博心理。
我们的教科书常说，那些造反的人喊出的口号具有平等意识，让读历史的小孩子以为这些造反派真诚得一塌糊涂，完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有人真能得到平等而拼着身家性命苦斗。我们的教科书总是大谈造反人表面嚷嚷的是什么，从不问这张狂煽动背后的潜台词..如何，更不问造反成功后的行为是否与其当年的理想合拍，于是历史变成了一种只问动机不问后果的谎言，前因后果的不一致总是被刻意掩饰。
猫还有个习惯，就是太有好奇心和参与精神，老爱掺和别人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它不易获宠的原因之一。我外祖母家有只猫，就因为过度好奇，到处搅和，故有个外号叫“摞棍子”，就是瞎捣乱的意思。和猫比较，狗就表现得识趣得体，知道行动的边界在哪里，猫不如狗招人疼爱恐怕根源在此。国人似乎已经习惯在个人安逸中获得某种廉价的阿谀，将争取任何权利的行动视为破坏社会安宁之举加以拒斥，甚至将其讥为怨妇心理。
举个例子，那些视“猫是奸臣”的人，当他们看到台湾议会里的议员为了争论某个议案竟然青筋暴跳，最后沦为拳打脚踢、恶言相向，肯定会讥骂说这公开斗殴折射出的是台湾乱象频频，是民主程序的变味，甚至津津乐道地把这“暴力镜头”当作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水土不服的一个最好案例。台湾人被想象成个个都是猫，这般不驯服的猫态是台湾选举频发乱象的原?９９lｉb.因，好像民主治理就应该是场彬彬有礼的酒会，在一片“有话好好说”的温情提示下，权利的公正分配与平等的机会自然就会从天而降。他们没想到，为了公共话题公开争吵正是大众寻求真正平等的一种渠道，民主是争取来的，哪怕过程不乏表演的成分，那也是真实度极高的率性演出，最终的妥协往往都是斗争的结果，争议的目标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议，公共话题的开放和透明永远是政治公开、公正的前提。“台湾乱象”正如猫的搅和，颇招人烦，它的喵喵参与破坏了主人一贯清净独断的情绪，哪有狗的沉默与吐着舌头的小心谦恭那般惹人疼爱，但爱猫者的选择正在于他不是把这动物影射幻变成自己的奴才，而是从猫的身上看到做人的尊严，这才是我爱猫的真正理由。可惜现在大多数的宠物爱好者还每天都在家里调教狗狗戏仿奴婢，自己则得意地假扮着单位颐指气使的老板呢。
和尚的屁股应该坐哪儿
不久前，新闻媒体炒了很久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大师，说他把少林寺经营成了一个美式企业，戏称他是少林寺的CEO。 5c11." >少林寺的故９9ｌｉｂ?事自从一再被影视化之后，现在的荧屏形象简直像个五彩的大Party。电视里不止一次播放，巡回演出的僧人表演团在拉斯维加斯式的炫幻舞台背景下疯狂耍弄刀枪不入的功夫，展示中式肌肉男的硬朗身材。据说这位CEO住持成天坐着辆大奔，穿梭于各种社交场所，还不时接受美女主持的采访。有人说那和尚的屁股坐错了地方，不应该坐在奔驰的座子上。此言差矣！和尚坐轿车，乃至坐飞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披袈裟打手机的和尚随处可见，早已见怪不怪，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这些僧人还透着股子时尚劲儿呢。噫！和尚也这么忙，看来我的生活节奏快也是应该的啦，也许八零后的嘴里还会发出惊呼，靠！原来和尚打手机的造型好好时髦耶！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写南美一个左派解放阵营虽身居深山之中，却能通过网络塑造出一位格瓦拉式的英雄，这个人不露真面目，据说是位大学教授，网络照片中，这英雄一袭佐罗式戎装，做跃马驰骋状，面孔模糊不清，活脱脱一个蒙面大侠，那形象经电脑拼贴修版，实在是酷得不行，真真让全世界的革命白日梦患者爱得死去活来。革命营地接待朝圣的红色旅游客也会引领他们参观土著表演和地方工艺，展示红色文化的亲民一面。那时我就惊叹，当代输出革命就应出此绝招，当年格瓦拉拖着残破的队伍上山，被政府军追得如丧家之犬，窝在森林里不敢烧火造饭，生怕美军飞机的遥感监视仪嗅到位置，饥寒交迫地到处躲藏，真是傻到极点，太不好玩了，哪有这新生代的蒙面侠活得潇洒。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这是我在798艺术区看到的口号。同样，宗教为什么不可以请客吃饭？革命可以包装，宗教当然更可以包装！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用意之一就是保护佛教的生存。当年.的庙子不是让地痞给占去当团练武场，就是被新学堂的文痞给抽干了骨血，变成空壳。太虚周旋于各色政客之间，吃吃喝喝地保住了庙产，却也算是先知先觉的人物，佛教里的救世英雄。太虚做的事就像那南美森林里的蒙面侠，革命可以当宗教来运作，宗教人物照样也可以蜕变成革命偶像。
释永信大师当然深谙此道，正如他所说，少林寺变成吃喝名利场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少林文化的传承，使之具有时代的特色。不过就愚钝如在下看来，这妙言似乎只对了一半。时代特色是不用说了，少林功夫秀的水准完全可以和拉斯维加斯的顶极歌舞秀媲美，那技术含量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否在传承少林文化就不好说了。这还得回到那不雅的屁股话题上来。释永信大师坐在奔驰里，屁股一定感觉很舒服，这还用说吗？就我这个俗人不多几次的坐奔驰经历可以证明，那感觉肯定比坐低廉的QQ小车好得太多。但我也听一位佛教徒说过，佛教是有戒律的，睡眠姿态都有一定要求，如果你见过香山卧佛寺里的睡佛姿势，就会明白，那卧姿至少在常人看来并不舒服。屁股处于半悬空的状态，是苦修的必修课。屁股坐得松软可以使自己变得时尚动感，风姿怡人，至于是否能增加佛性，我没经验，希望释永信大师哪天开坛讲法，专门给我辈俗人谈谈屁股坐在奔驰里修出佛性的体会吧，那样对开奔驰坐奔驰的白领小资真是功德无量，既省了专门修炼的时间，又从容入了佛门，真是一举两得。
前年去南普陀山，渡轮上的电视正播放一位戴眼镜的僧人在讲佛法，大意是说佛法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说法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也长了见识，不由心生佩服，觉得现在的年轻大师们真是善于吸收新知识，如此下去，佛法不但被讲成了欧来法，而且俨然要说成一部浓缩版的西方哲学史了。踏入庙门，只见庙宇刷得金碧辉煌，散发着呛人的油漆味，无数大红灯笼点缀其间，原来庙里马上就要接待第一届世界佛教大会的参会者。再向里走，池塘里到处铺满了彩灯装置，准备到夜晚营造出个万焰熏天的欢腾场面，还有歌星表演和T台秀，在等着世界各国的佛教领袖品鉴欣赏。我当下意识到，又一个少林歌舞秀马上就要开场了。
从太太的客厅到淑女训练营
冰心曾写过一篇小说叫《我们太太的客厅》，钱锺书也写有小说 href='1948/im'>《猫》，都是讲北平一位很有教养的美女如何以自家客厅为中心聚拢人气的故事。据说小说主人公影射的是林徽因，事实如何已无法考证。除钱锺书声明不可对号入座外，沙龙女主人影射出的，是一段民国文坛的恩怨纠纷当无疑问，这可以从小说行文中隐约看出。如开头这段描写：“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这“自己以为”的口气中颇有些微妙的酸意在。
小说是否影射林家美人，不在本文的关心范围。林徽因作为“民国第一美人”这个符号，那点生活中的花边新闻早已被八卦得不堪入目，甚至正儿八经地挤进学术恶搞的殿堂。我就曾见过一篇所谓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考据文章，死活说徽因和志摩的恋爱有确凿证据。结果通篇读下来全是不怀好意的揣测，就差干脆说两人有过肌肤之亲，大家才会满意地松口气，饶美人不死，其窥视效果几同于狗仔队偷拍女明星的全裸浴。
据说，林美人当年对这篇讽刺她的小说一笑置之，只是把刚从山西带来的特产，一坛子陈年老醋，送给了《客厅》的作者Icy Heart，以刺其“吃醋”。这则文坛轶事恰恰也提示当代女孩：要学林美人当淑女，切记《淑女守则》的第一条——绝不可对同类流露嫉妒之情，特别是当对方的外在条件明显优越于你的时候。
再继续读下来，《客厅》里的太太又会提醒我们，谈吐是淑女给人的第一印象，千万马虎不得。其中一段沙龙主人的女仆说：“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 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地会说几句英语。”那沙龙美人是否真涉足 4eba." >人口买卖倒在其次，但是把“菊花”叫成Daisy确是民国教养的象征，就如现在管聚会叫party，吃冰激凌一定要说来份dessert。这民国范儿一直延续到今，淑女守则的这条则是千古不变，那就是能说洋文就尽量不说中文。如果你说你喜欢“张曼玉”，那么很抱歉，你根本没资格进入Maggie的粉丝团。99lｉb?
不仅小女生如此，爷们儿也受此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是哲学博士，就张嘴闭口管爱因斯坦叫Albert，后来我们都建议他将昵称进行到底，干脆管马克思叫Karl、海德格尔叫Martin算了。这里遵循着一条简单的法则，当你大拽洋文的时候，一定要用人人都知道的单词，原因很简单，名牌服装只有在知道这种名牌的人眼中才有价值。试想，当你不经意地露出衣服上的Gucci商标，而对方竟是一个不知Gucci为何物的乡巴佬，那该有多扫兴！对英语日常用语规则熟练掌握之后，就可以来点小小发挥，比如在咖啡馆一定要抻着一根意大利式的大舌头望着服务员说“Doppio Espresso”，显示自己身上的洋味比喝的咖啡还要正宗。
这条守则可能不适用于那些刚回归的“海龟”或“海带”，包括在洋地滞留太久、舌头尚拧不过弯者。事实上，沙龙女主人自己就是海归，但她的舌头只在面对另一海归时才频频发生拧不过弯的事件，动辄“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大概感觉卷舌终于找到了组织。
《客厅》还描绘了太太的藏书：“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上面整齐的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有一套黄皮金字的，远看以为定是莎翁全集，近看却是汤姆司·哈代。我们的太太嗤的一声笑了，说：‘莎士比亚，这个旧人，谁耐烦看那些个！’问的人脸红了。旁边几本是E. E. Cummings的诗，和Aldous Huxley的小说，问的人简直没有听见过这几个名字，也不敢再往下看。”诸位看官，这小说里已提示出，沙龙女主人需遵从的第三条守则，即淑女阅读需守“中度规则”。
什么叫“中度规则”的阅读呢？试举例如下：现在已不太流行像八十年代的淑女那样，书架第一排显眼地插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大部头了，全读下来恐怕已经满脸皱纹了。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呢？暴力！变态！那么选择柔软一点的，像于丹 href='2195/im'>《论语》如何？那是给白领小资看的，在单位受老板气，回家让孔老夫子做异性心灵按摩，也许有点安慰效果，但若累着他老人家，于心何忍？易中天的《品三国》呢？那是现代厚黑书，对付老板欺压或同事间钩心斗角专用，招数太过阴险，淑女最好敬而远之。沙龙女主人推荐杨绛的《走在人生边上》，高雅而不深奥，亲和而不庸俗，厚度适宜，又是另一位淑女的切身之谈！>
注意！有志于整夜泡吧的女孩可以考虑捧着一本 href='2301/im'>《人生若只如初见》，或者其他一些彩色纸装订的精美小书，尽管已堕落到《读者》文体那个水平了，但因普及面宽，更容易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知音；一定要记得用修长的手指夹一根修长的女士香烟（手指短粗的淑女请注意：修剪法式指甲可以稍微弥补这个缺憾）。如果你是一位娃娃脸的可爱型淑女，那么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 href='1993/im'>《小王子》会比较适合你。你若想给人真善美的印象，就一定要看表现真善美的作品，况且 href='1993/im'>《小王子》里面还有温馨的插图可供赏玩。
有深度教养的淑女，可以捧本本雅明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尤其要摆出优美至极的pose，吟诵“陌生人”那一节，低眉顺目地露出迷茫的沉思表情，以表示内心真体会到了那种优雅伤感的孤独滋味！也许某个俊男就会循声而至，成就一段美妙姻缘，但不可沉迷其中真变成孤独者。最后要记住！愤青言行有失淑女温婉动人的风范。
看展览也是必修课中的一项，法国印象派画展、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馆藏画展这些世界级的艺术展览不必说了，作为现代淑女，还必须对各种先锋另类艺术保持兴趣。我们的沙龙女主人可是留欧回来的，你看客厅里的摆设就不一样，她在客厅里坐着的姿势都像是油画里的淑女，所以我们从她提供的艺术修养指南中提炼出来的守则是：少说多看。举例说，几位淑女去看一个现代派的绘画展，看到一张白纸上画了一道横线，此外什么都没有，据说这幅杰作卖出了上百万元，有位淑女不禁惊讶地叫出声来：“我好像也能画呀！”嘘！对不起！这是欣赏当代艺术缺乏耐心的表现。请注意！现代艺术就是为训练淑女的耐性而被发明出来的。还有一个测试是看电影大师的超级闷片，既高雅又磨炼毅力。我就认识一位可爱的大学教授，每次上课都带塔可夫斯基的 href='/article/2623.htm'>《潜行者》这类影碟放给学生们看，到点也不下课，结果放映结束灯光打开，发现留在教室里的全是淑女（男生因禁不住口腹之欲，都跑去了食堂）。在此需要提示淑女谨记：耐心是一种美德，耐心是考验品位的唯一尺度！
旅行是不可或缺的训练科目！旅行逸出了客厅的范围，却是太太的专长。她最有名的一幅照片是站在一座古建筑上用尺子去丈量横梁的长度，可谓是身体力行！不过，为现在淑女提供的旅行守则是，只问路线，不求目的。如果一定要为旅行找个目的的话，那就是为淑女积累各种服装、表情、姿势的照片。淑女生活切忌一成不变，一切消费经验都是淑女的魅力之源，所以淑女只管大胆地往前走，不要管到了何地！只有不断走，人生才变得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那才是最大的浪漫啊！
以上所列淑女守则完全以实战性为第一位，如果您不仅仅满足于在寻觅金龟婿的血拼中脱颖而出，而有志于修炼成终身钻石级淑女，欢迎 7ee7." >继续关注“淑女训练营”的高级课程，本文就算是奉上一份不太合格的广告吧。
大师与超女
一日，某名学者带儿子出席学术讨论会晚宴，席上杯盏交错，吆喝声一片。这席中数他名声最大，自然被人恭维有加。有朋友开起玩笑云，“你直说吧，还希望咱今儿怎么夸你？”那学者酒意微醺，脸泛红晕，心中受用，喜滋滋反问云：“你说呢？”眼见让人舒服又陶醉的贴心话要脱口而出，没想到旁边的儿子插了句嘴：他在家里老说自己是“大师”。这“天机”泄露得可不是时候，顿时全席如冰点降临，众人面面相觑，好不尴尬。那学者只好干笑一声，自打圆场，轻拍一下儿子的脑袋说了句：“家里的玩笑话也敢拿出来乱说。”那话分明是在暗示，傻孩子，这话当众说出来不是找啐吗！他心里非常清楚，有些牛皮只能关起门来自吹自娱，拿到席间就如全裸出镜，坏了江湖规矩，儿子那一句“皇帝新衣”般的评论，点破了国人人前谦虚三分的老情面，实在该打。
“大师”在这个社会上原本是稀缺动物，那称号即使被圈在一伙自闭的人群中相互传称，也不过是“二三野老”在荒江野屋中互相打趣而已，当不得真的。可那些自诩高洁的“隐士”现在却被娱记死缠烂打地疯狂追逐，养成了一丝不挂亮相荧屏的毛病，不少人被调教成了娱乐版的明星，自然让庸人有了成就名声的念想，这也许是好事，但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些已有大师资格或至少有点大师坯子的人，都纷纷如避瘟疫般推脱强加在身上的称号！他们怎么就没点同情心，给咱们老百姓来点攀升成名的希望？何苦偏偏视娱记为不怀好意！
杂文家张中行临死前一再声明自己就是个老编辑，一个普通读书人，可死后仍有一整版“大师”照和阿谀式文字的追捧，这在小老百姓看来原本求之不得的事，偏有人鄙视媒体不怀好意。更有不识趣者如杨绛先生，对娱记疯狂追逐包装钱锺书的行为噤若寒蝉，反复声明，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搞大师派对，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她解释说：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
我原来不太明白杨老太太的话，这分明是给脸不要脸的装蒜，在无冕之王面前的托大之词，后来看到超女比赛，才恍然明白了那话里的深意，原来要想成大师，可没那么容易，按现在的标准，钱锺书远远不够格，钱夫人绝非谦逊，你只要看看超女比赛的场面就知道了。超女比赛刺激紧张，可别小看了这些弱女子，她们要过五关斩掉六个以上的美艳之“将”才能胜出，比当年关云长还要辛苦神勇。每次看被淘汰的女生哭成泪人，还得说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领导导演，女主持惯常都是眼含热泪温柔地搂紧那女生肩膀鼓劲说“从头再来”，我就想破口大骂电视台不是东西，用小刀寸剐人心，还要为自己立个怜香惜玉的大牌坊。可看到后来上台的那冠军女生声线尚可，却长相平平时，我终于明白了粉丝在底下惊声尖叫的理由。
粉丝团往往就是家属团，身边的人能一夜成为超级巨星，给平庸生活中苦苦挣扎的人带来了希望。超女就是小鸡变凤凰的隐喻。娱乐圈选秀的残酷法则是忽略那些被淘汰的人，迫使众人的眼球死死盯在那外表平平却终会一夜惊艳的选秀“民女”身上。民女变凤凰，就如皇上选妃子，是超女模式缔造现代灰姑娘神话的广告词，也同样是平庸时代生产大师的配方。声乐艺术原来只属高堂华章的仙灵地界，却下降为巷声俚曲的无病吟唱，不管电声幻影把它装饰得如何美轮美奂。大师的出现原本犹如皓首穷经的学子默声铸就的灵性之塔尖上的宝石，绝非庸庸之众伸手可及，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道理。
当今大师的诞生，虽没在电视上演绎成“五进三，三进一”的残酷淘汰赛，却也跃不出超女选秀的规则。也即是说，娱乐版的大师自有他的规矩可寻，自忖不懂或不守这 89c4." >规矩者，或者被强行包装，或者被清除出场。比如频繁出镜的大师超男，大多和长相与气度无关，往往只与岁数有关，也许要量过胡子长度才可入选。至于表演方面的要求就更加苛严，比如那大师一定是狂谈各类八卦的话唠，不求专门，但求知道。比如他的最大癖好就是擅说人生感悟，编制警世格言，因为他胡子比你长，自然就应该阅历比你多，这给普通老人一个大启发，年头熬得越久当大师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电视媒体上的大师秀尽管都属寿星比赛，长得俊俏点的大师也可以顺带撒撒娇、怀怀旧，或吹吹自己依然好色如故，性能力多么多么厉害。如有个自称“屈原再生”的国学大师，一派长髯挂身，望去卖相不错，就好说自己仍对女生感兴趣，他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词叫“审美如常”。估计到八十岁这把年纪只能意淫而不能 6253." >打真军了，可嘴皮子还这般坚硬爽利，真是生猛了得，令年轻人佩服得紧，不知他是否有意在和晚年仍称能写情色小说的李敖大师斗法较劲。其他大师虽然模样逊色，但只要擅长眉飞色舞倚老卖老地述说“前朝艳事”，就够大师的派头。按这些标准来衡量，钱锺书离大师资格可就差得太远，钱夫人即使不出来澄清，恐怕钱锺书单靠《管锥编》那点不够时髦的手艺活，也早没了选秀的资格。bbr>.
杨绛先生说钱锺书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这话听起来就更加落伍！她哪里知道，现今的学界就像江湖中的作坊，大师的名声是需要经营的，在当今谣言乱飞、美丑难辨的情况下，捍卫那些出９９ｌｉｂ?镜大师的名声和学术贞洁尤其必要。按学术江湖的规矩来说，学生就是雇来的打手，通过论文的权把子都捏在大师手中，为大师挺身打群架自然是少不了的义务。高校里有身份的人都在拼命招博士，那都是为打群架备下的武馆学徒，一旦有事，蜂拥而上，乱拳痛殴，谁弟子多，大师招牌就光亮得多，被踢馆败阵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近期到纽约大都会看画展，有朋友指点说，看画的诀窍是别老分析内容如何如何，要看画工怎样，比如看巨匠鲁本斯的画就要贴近去看他画女人裙子上褶皱的细致劲，一幅画闷在画室里打磨几年是常有的事，眼睛一旦习惯了这手工活的细腻，再看现代派随意挥洒的大写意就觉得别扭。我们议论说，搞学术也像画工的手艺活一样，需常年静养而成，在笔底逼出狂澜真气，现在的学术活儿做得太糙，怪不得东西见不得人。当下流水作坊式的学院生产，哪会给你养成真气的工夫，大师称号的赋予只和娱乐程序相关，而真正拥有大师坯子的人一旦拒绝媒体包装，就自然淘汰出局，这就像刚煎好的一罐中药，精华被泼了出去，剩下的药渣却郑重包好交到病人手里，还说是长生方子。这样看来，钱锺书先生不想当这药渣或与那些药渣为伍，我们当然要大力支持。
我想说的是，大师一旦按超女规则不断生产出来，并通过江湖上打群架、分胜负的模式给予认定，就肯定会让那些有“二三野老”超绝气质的读书人避而远之，最终成为一场庸人自扰的无聊游戏，同时也彻底败坏了人们对真正大师的想象。
“琴声”的滥用
近读韩国人李御宁博士写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看到一个故事说，日本海边有棵大树，后来?99lｉb.
个罪过，没觉得是绿林吃大户。解放十五六年了，姑爷早已修炼得没了“私人产权”的概念，只怨先进思想没学透，所以认为让老乡随便搬进来住才是过硬的身心改造，比嘴里说动听话更让自己感动，虽然搬进来的人似乎并没感动的意思，觉得那是应该，可姑爷实在，只自己感动了就好。
姑爷后来落实政策搬了楼房，地方狭窄多了，没了夏天的荫凉，冬天却有暖气。据说姑爷的四合院本来有三十间之多，相当于卧佛寺那院两个面积大，后来分给了另一个国民党投诚的将军。那将军也被工农兵同吃同住过一阵，后来还是被赶进了楼房。
这天来了个国民党高官的后人，眼见着他进了单元门，过不久复窜出来，跳着脚在楼前开骂，“你个老不要脸的王八蛋国民党，你个反动派！”原来这厮来管他老爸要钱，被赶了出来。喊骂声刚过，只见楼房的窗子叮叮当当一片片地推开，一个个白发人头在窗口疯狂颤动，爆出一串子弹式的怒吼：“你个臭小子骂谁哪？”原来满楼房全住着国民党老兵，白头发们都觉得楼下这混蛋是在骂自己。我听这故事总感到，那敏感全来自和共产党打仗逼出来的癔症，输得惨，又不服气，别惹它是发作不起来的，经这厮一骂立刻纷纷勾起了心事。
姑爷认真，挂着政协大员的头衔闲居在家，每日读 href='9038/im'>《史记》，兼看《反杜林论》，满纸都是用红笔划的重点，先是局部，以后是每行都划，且用尺子比着划得溜直，最后全书被划得满满当当，终没了重点。不管是史迁的旧著，还是革命导师的新作，似乎是一样的待遇。
姑爷家雇了个好厨子，是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家的，这宋阿姨做得一手好鱼圆汤。周末姑爷处就走马灯式地塞满食客，徐悲鸿、梁漱溟、胡子婴……姑爷新潮，名士食客一到，就会操着浓重的湖南腔招呼宋阿姨说：“宋同志，倒咖啡。”
那天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和毛泽东吵翻了脸， 653f." >政协要开批斗会，说是口头发言就可以了，姑爷坚持写书面稿，稿子还引两句唐诗，为形象地证明梁拨弄龙鳞是何等地犯糊涂，可只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二句。外孙自告奋勇要帮忙查出头两句，姑爷说查出即赏五块钱，结果自不用说，这五块钱买一包中华烟、两瓶汽水，当年算奢侈得没边了。
8f6c." >转眼二十年过去，姑爷的孙子在搞历史，去档案馆查姑爷那时的资料。档案馆的“前台”可不同于酒店，站着的不是笑容可掬的小姐，经常是横眉立目的大妈。大妈目光如电，眼神尤赛抓捕过敌特的居委会干部，手持姑爷孙子奉上的介绍信，问题也问得绝：
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来这有什么目的？
你为什么想看这些东西？
……
“过堂”之后，姑爷的孙子早已心虚气短，在这大妈的呵斥下真矮成了“孙子”，这时候恍惚能看到爷爷站在四合院中面对川流不息往里搬家的人民群众时闪烁出的迷惘眼神。
正这么幽幽地想着，卧佛寺的浓荫随着夕阳已退到了墙角，外面的灯笼在黑夜里开始闪动，正当着山庄房客的姑爷孙子忽然记起，自己只住过两年的那沙滩老房子估摸着也到掌灯时分了。
遭遇评估团
“又要‘评估’啦！”“话儿村”村长叹口气对村民说。“话儿村”可不是第一次迎接评估团了.９9lib.。村长还记得那年评估团进村时的情形，全村都为此得了职业病，一看见表格就集体呕吐，到最后，一个老教授拿着表格排队挤到评估团面前时，因为天热口渴，一头晕倒在地。正是对这段惨史记忆犹新，这回村长做动员报告口气有点像打预防针：大家先备好治晕药，可别临时给我丢人现眼。至于具体程序嘛，必须花样翻新才能应付过去，村长特别提醒，招待这拨人可不是二十年前那些小伎俩就能管用啦！当年你只要偷偷给人家文件夹里放几张电话卡，再后来是假装不经意地把一部最新笔记本电脑塞到人家怀里，眼神充满暧昧地盯着对方说：“文件都在里面，回去慢慢看呦！”这就一切都搞定了！而这次不仅大型数字视屏在村里村外就装了好几个，滚动播出着“话儿村”近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为迎接评估团，光装修露天晚会的豪华舞台就花去了四百万。
别看话儿村是个村，那可不是一般的村，是“城中模范之村”，是个全国人民都景仰的地方，据说在世界公布的“国际村”排行榜上的位置蹭蹭上蹿，无法 963b." >阻挡，给咱祖国争尽了光。你没见，一到周末，村里就会出现一些外地来的孩子，背上印着“我要进村受教育”的字样满村乱走，村里一度人满成灾，最后被迫挂起“谢绝参观”的牌子，担心这著名的园林村垃圾遍地有碍观瞻。“教书育人、大众满意”一直是引以为傲的“村训”。闹得媒体都糊涂了，在他们的脑子里，“精英教育”可是咱话儿村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呀，没想到现在已经如此降低身段向大众示好了。现如今村长最怕被媒体问的是什么，没准儿助理会悄悄告诉你：“到底该让谁满意？”也许这助理还会诡秘地加上一句，我们村长一被问及这混蛋问题就会显出一脸无辜和茫然。
不过这周可有些例外，你再问村长同样的问题，他会严肃自信且不容置疑地告诉你：“这周只为评估团满意！”
以往有领导来，村长不过是选几个漂亮女生夹道尖叫，眼里频频放电，大摆几个骚pose，惹得诸位不敢抬头，却又满心欢喜，即可从容过关。可这次来的评估团团长偏偏是个搞历史的，性格阴郁，好写个旧体诗什么的，还爱到处题字，特别容易怀旧，据说以往检查时对阳光妹妹们太过热辣时尚的电眼常常视而不见，给人的印象是这张孤傲冷峭的古典脸会被如此时髦的电眼灼烧得很受伤！这张脸给人传达的信息似乎是，仅靠“美人计”就想蒙混过关，门儿都没有。据说这老兄还是考古专业出身，他的癖好是挖宝式检查，不仅注重当下的成果，还要考察话儿村过去的奋斗历程，以增加评估的历史感。就为了这个癖好，村里的工作量比以往大大增加，村长绞尽脑汁琢磨什么是“历史感”，终于闹明白了，那就是考试卷子不能只准备当年的，还得挖地三尺，把十年的卷子统统从档案室的破纸堆中一捆捆拖将出来。那可真是个累死人的活儿，只见 6751." >村民们肩抗手提，幽灵般在村里悠来荡去，一个个灰头土脸，活像黑砖窑里被解救出来的小矿工。.?
刚出“黑砖窑”，后面等着的活儿更可怕！卷子在库里压得太久，好像都长霉了。不但要用“考古刷”把上面的浮土慢慢刷干净，这假考古的活儿并不比挖尸掘坟的真考古轻松多少，还得核对上面的数据，以便和现在的数据一致。如果不一致怎么办？当然是采取“数字再生”的新技术喽，那就是以现在的数据为标准，改写过去的数据。“审对”加上“改造”成了村里每个人的必修专业，数字被改写完，这一摞摞的“考古文献”摆在评估团团长面前时，这“考古癖”阴郁的脸上才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容。
副团长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显得那么年轻有活力，与团长的阴郁内向恰成对比。不知是否有了分工，这位似乎对挖宝式考古检查不感兴趣，这让村长高兴起来，以为还是美眉放电的老一套奏效。于是副团长身边就多了一个美女，模样自然是“村花”级的。有一次，美女嗲声说，您的领带好好漂亮呦，特显出您的年轻！副团长立刻眼光发亮说，是吗？于是开始从四个方面讲起了打领带和配领带的技巧，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小时后才说到这次评估的事儿，站在旁边的村长这才发现，这哥们更不是省>?9９ｌib.油的灯！西装当然要配好车喽！村长心想村子虽然不大，村里的各个检查点之间相距只有五六十米距离，不过看这架势也要为那狗日的“西装架子”配上一辆奥迪轿车来回搬运。
这“花痴”还是个特讲究的人，为显示对村里文化生活的关怀，款步踱到舞蹈团里看排练，赖着不走，教师又不敢叫停，在杠上压腿的姑娘就得不断地做动作，不敢停下来，等“花痴”走了以后才跌坐地下，顿时仿佛骨断筋折。没想到这张脸又凑到教案上去，故作懂行地说：“那姿势也得按分解动作的要求写进讲义。”于是，为应对教案这一要求，村民又得忙活开来，把分解动作一一写进教案，直细腻到自己头晕眼花为止。别急，灾难还没有过去。村里的文化生活是评估重点，可考察团成员的活动时间表却不统一，“花痴”刚走，又一个评估团团员来了舞蹈室，也想看看舞蹈水平如何，于是姑娘们只好又压起腿来，摆造型，做姿势，这位老兄刚离开，第三个成员又笑容可掬地出现在了门口，姑娘们又懊恼地重新抬起腿来。就这样走马灯式的一天下来，浑身跟散了架一样。村里各处备下的受审节目都遭遇了类似重复表演的尴尬。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七天，这天是公布评估结果的大日子，在盛大晚会和燃放礼花的绚丽光影中，团长宣布评估结果为“优等”，全村顿时一片欢呼。欢腾的空气只持续了数秒，当团长用他那一贯阴郁而又略带兴奋的语调宣布了另一个决定后，全村顿时陷入了极度悲恸之中。那决定是，鉴于话儿村的优异表现，评估团决定把“试卷考据专业”与“试卷鉴定专业”从此设在村里！村长一听此话，一个趔趄没站稳滚到了台下。
据说，村长的追悼会举办的当天，话儿村两个新的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了。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