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对凯南来说是坎坷的一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在沃尔格林系列讲座上授课（讲座内容后集结成《美国外交：1900～1950》一书出版，这是凯南最畅销的著作）。外界流传的风流韵事让凯南焦头烂额，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成灾更是令他毛骨悚然。凯南深深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生怕哪天美国莽撞地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在发起朝鲜停战谈判时，凯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应邀担任大使派驻苏联，但是他依然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人生目标。南加利福尼亚州之行，更加坚定了凯南对美国社会的看法——行为幼稚，肆意挥霍自然资源。
记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帮助自己在精神上自律和进步。希望它们能够帮我克服健忘和情绪化的毛病，对我的言行不一进行批判，以防我走向极端、走向理想主义。我只希望，它们能够成为我内心生活的记录和警示。
我想，此时此刻，只有这样祈祷才能让人觉得合理，觉得满意。那就是在竭力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不适和艰辛都要自己承受，尽量避免带给别人痛苦。若非如此，别人必定因我而痛苦。如果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弥补我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或许才能适当地减缓终极启示带来的彻底的灾难。
如果没有了这种希望，情况一定会非常糟糕。就算命运垂青于我，我也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把别人的幸福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无法确定这种希望能否实现，所以我会一直把自己当成半个杀人犯，对自己感到恐惧，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心。
我现在就像这样一个人，把两杯水放在心爱的人面前，其中一杯掺有毒药，一边心怀恐惧和犹疑，一边揣测心爱之人会喝下哪一杯。
我必须牢记，想得太远对自己没好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必须让胜利的那一天来得从容不迫。如果最终它没有来临——如果我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那么我必须相信，我赢得了今天；我必须对自己说：明天就会好过一些的。
如果失意的那天真的来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坚强，就让那一天彻底把我击垮？是不是不必这样讲：“在偌大的人生领域，从个人角度来说，失败是最可怕和最痛苦的事情，而我失败了；但是在其他方面，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站在灵魂之外审视自己，厌恶自己的某些方面，但对于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又可以理智、平和而充满敬意地与人道来？”
我注意到，独自行走时，要是暂时忘记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我就能走得快些。每当我回想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步伐就会慢下来，步态也显得老态龙钟。对此，其他人，比如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或一名医生，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忘是好事，清醒反而是坏事。不过我不这样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我应该在短期内让自己变得更老一些，这才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在常规的工作中锤炼意志是最困难的，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求你成为一个半模式化的角色，尤其是做办公室工作或者其他要求整齐划一的工作时，在这些职位上从事的恰恰都是一些最容易养成习惯、导致健忘的工作。
外面那些捕风捉影、毫无新意的小情事，让我觉得愧对家人，也令我有些手足无措，多么讽刺啊。我必须教会自己，除非真正值得隐藏的事情，否则不应该对家人隐瞒什么。
星期六晚上启程去芝加哥，我要在那里授课两个星期，我会把这看成一次锻炼的好机会。我应该会住在南岸的旅馆，我要把讲座之余的大块儿时间都留给自己，请求他们取消我的各种应酬。对我来说，那里的一切都会非常艰难：一个陌生的城市，栖身旅馆，寂寞，无聊，陌生的女人，时光飞逝、虚度光阴之感，以及周围跃动的生活——一种未知的生活，神秘的生活，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让我们看一看，我能不能坚持做到深思熟虑、考虑周全，能不能意识到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能不能做到耐心、宽容。让我们看一看，我是不是坚持了第一天，第二天就退缩了。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是取得真正胜利的好时机；不，我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不是什么胜利，只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小步而已。
可怕的噩梦把我惊醒，认真思考这噩梦的内涵，我想它是不是在暗示我：打消所有的念头。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渐渐明白过来，人的潜意识有时跟历史的作用一样，往往多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我甚至想对梦境里的暗示鞠一个躬，也想对潜意识说：你是对的，你是无可辩驳的，我会打消所有疑虑跟随你。但是，我发现这样没有用。要是有用的话，十年前就发挥作用了，而不是今天。在我这个年龄，这样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它是控制我们内心的最强大或者说几乎最强大的（是否最强大还有待观察）力量。
当你过了四十五岁，除非身体需要你做一些必要的维护保养，否则，其他的需要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掩藏身体上日渐明显的衰退迹象，让纯净和充满生机的眼神，继续散发光芒，避免它暴露出沧桑和危险，避免它带给你不必要的困扰。
最后两天真是糟糕透了，感觉很累，又生了病，精神紧张。我强迫自己到处转转。病得太重的时候没心情出去，没病的时候又忙得停不下来。时间浪费了吗？没有。我写了完整的讲义，又改了一篇，跟学生谈话，跟厄尔
谈话，跟奥本海默吃午饭，还办了很多必须做的小事。当各种繁杂的琐事和身体的病痛同时袭来，一个人该怎么掌控他的内心世界呢？
我想，答案就是，即便眼前是一片迷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去寻找应该铭记在心的更重要的现实，寻找希望。另外，如果能有所收获，紧紧把握住了今天，明天就会更加轻松……
早晨又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梦到自己四处躲藏。毫无疑问，这是某种暗示：担心自己被人发现。也许，只要我在平日里坦诚待人，毫无保留，毫无隐藏，这种担忧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了，而只是为了完全满足外界的愿望而过的生活。
我走进一家药房，但马上意识到还没吃午饭，应该先吃些东西。冷饮柜台上又湿又脏，没有服务员。一个男人正在用宽大的拖布清理地上的垃圾，我站在那里等着，当他把一堆纸杯、玻璃纸封皮和烟头扫到我脚下的时候，我决定什么也不吃了，直接回旅馆。
路上，我回想着刚才看到的一幕，又想起在房间里读《芝加哥论坛报》时看到的内容。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哈佛大学里的共产主义，我想剪下来送给格蕾丝
。我也想起我的外祖父和我妈妈就来自这个小城。我听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大声说笑着穿过大街，才意识到我连这里的方言都听不懂。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旅馆，饥饿感阵阵袭来，加之对周围环境非常陌生，这一切让我感到极为沮丧；脑袋里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愉快又夸张地说：“你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啦；现在，你对国家也丧失信心啦！”
我知道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却也不失公正，我必须学会一种本领，那就是即便身处地狱，也能心情轻松地漫游。
我躺在房间里，休息一下准备演讲。我努力把自己完全调整到休息状态，想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却发现残余的焦虑和欲望仍在起伏涌动，就像最后一个游泳者离开之后，泳池的水面仍会泛起阵阵涟漪一样。我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就像泛着阵阵涟漪的游泳池，想要心如止水，需要多么漫长的时间……
今天的报纸都是关于麦克阿瑟
和杜鲁门的报道，我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在我看来，我们就像挤在救生艇上的一群醉汉，已经漂到了瀑布的边缘，却还在争吵瞎扯闲聊。我想，很快我们又要发动战争了，多么凄凉可悲的战争。这些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丘吉尔在《风紧云急》（Gathering Storm）中引用萨松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对自己的问题又开始健忘了，时间的流逝和精力的转移让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公共事件也影响了我。我在芝加哥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对此事的反应。这些印象，连同对芝加哥的整体印象，让我格外增长了见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中竟然存在着一股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这股力量获胜了，民主政治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对人民来说，正常的人际交往将不复存在，宽容的传统和公民的自由也不再那么重要，人民将被看成极权主义的敌人。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已经开始在美国的部分地区占据上风；我迷茫了，那些温和、理智的人也迷茫了，他们一直在同时关注着两股力量的变化；我的祖国已经背叛了我，实际上，从个人意义上来说，我的祖国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不再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它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濒临垮掉的舞台，虽然换了新的布景，但是没有演员登台表演，这些演员不理解我，也不宽容我，因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我愿意和他们休戚与共。现在的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流放者。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结束了。我很庆幸我没去密尔沃基，在那里的麦卡锡主义彻底消失之前，在人们彻底为此感到耻辱之前，我不想再回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刻未必会到来了，在我看来，人们很少会为自己的政治罪恶和狂热而忏悔，而只会将其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并说服自己，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
个人问题与公共问题错综交杂，还有什么事情能由自己说了算呢，如果有，那简直就是奇迹。我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不允许我们安静地度过黄金岁月，不允许我们与自然协调一致，不允许我们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时代，或牺牲者的时代，或二者皆有吧。也许，我也应该做好准备了。
我在个人生活方面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我看来，似乎只有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现在，我还必须面对公共生活也遭遇壁垒的现实。曾经，我是一名外交政策的执行者，现在我才开始确信自己在那个岗位上一事无成，我才开始确信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答案在于要直接面向公众，努力向他们说清事情的真相。今天，这些看来都不重要了。公众对流言和误解的接受速度，远比从头脑中清除它们的速度快得多。大众传媒的威力远非我们能及，我们对其束手无策。要想纠正这种乱象，只能首先从教育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入手。我必须声明，我对大众传媒没有底线的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已经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推行什么明智的外交政策了。结果就是，诚实温和之人在公共生活中没有立足之地……我不应该在芝加哥畅所欲言，这对我没有丝毫的益处，必须停止这样公开发表言论，停止为刊物撰写文章。
可我
做什么？是的，善始善终是一种美德。眼前在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坚持做完。我们有必要假设战争会在两年内爆发，人民控制不了局势，当面前的苦难与日俱增，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偏执。除了小儿子
以外，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就是能继续工作，直到被迫害致死。
农耕是唯一的出口和真正的后路。我必须规划好路线，只要一退休或者被解雇（好像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就开始从事农耕。这至少算作一个目标，保证将来有事可做。同时，为了有始有终，普林斯顿的学术工作必须完成。那时琼也毕业了，正是改变的绝好时机。
【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请凯南尝试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利克（Jaalik）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外交家，凯南对会谈和行动做了详细的记录。他保留着收发信件的副本和备忘录，并在日记中摘录了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是第一份备忘录的原始版本，为了安全起见，凯南仅用一个字母的密码——比如“O”来代表人名。1968年2月，他另行制作了密码簿，用来解密记录中的名字。】
5月18日，星期五，P（弗里曼·马修斯）一直叫我去华盛顿，我跟O（国务卿艾奇逊）谈话，他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起我们讨论的这项重任，我告诉他我愿意。大家商量好，必须由在纽约的美国官员来安排，这样下周我一到那里就能见到他了。
5月21日，星期一，我与（那位官员）在纽约详谈。我们商量好，他会找机会再次与X（马利克大使）联络，并会婉转地提醒他，与我会谈也许是一件既有利又有趣的事情。他会给X（马利克大使）时间考虑，然后再提议安排一次会面。
5月22日，星期二，我给O（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活动。我建议他挑选几位最得力的助手，马上坐下来研究讨论，主要议题为大致哪些方面便于交流，易于取得成果，哪些方面最好避而不谈，然后将结论发送给我。我解释说，我仅以个人身份单独与对方交谈，不会涉及任何人的承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要提前让我知道什么话题适合提起，什么话题应该回避。他说他们正准备去做这项工作。我说，应该有人——也许F
可以，做好准备随时来普林斯顿见我，给我带些消息，也希望他能把相关事件简要汇报一下，这样我能对各种事态的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巴黎谈判或日本的和平条约，这可能都会对会谈产生影响。我相信X（马利克大使）如果同意跟我会面，一定会简要地聊起这些事情，我应该也一样……
：
还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相识吧。我想您也知道，我正在休假，目前在普林斯顿忙于学术研究。
这次写信是想请您务必帮忙转告马利克先生（我对他所知甚少），如果最近他能拨冗与我见上一面，心平气和地聊聊天，从我们双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有利无弊的。凭借我的外交经验，以及对美苏关系的长期深入了解，您应该相信，如果不是基于极其重要的原因，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马修斯先生：
（马利克）在他家旁边的一个凉亭接待了我，会谈气氛诚恳而愉快，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对于我来访的态度大体是：“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我一直都很乐意会见美国的知名人士，也愿意跟他们交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抱怨了几句，说他很孤独，人们害怕见他，等等。我坦率地告诉他，虽然我个人也为双方稍显冷淡的关系感到遗憾，也为限制外交代表与其他人的自由接触感到无奈，但我在苏联工作了那么长时间，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我告诉他，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聊聊朝鲜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我解释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强调我正在休假，在此期间无须对政府履行职责，因此我绝不是代表政府正式与他会谈的。我说，我意识到停火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国家，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样的会谈，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双方政府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是如果双方的努力方向不一致，那么我担心，为达成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说，我想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现在并不代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认为我们之间有必要去讨论这些事情，是否认为我们应该促成停火，是否认为应该以其他的会谈方式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表示我们双方的谈话不应该再涉及类似问题，并强调倘若不是因为意识到会谈对大家都有益处，他也不会答应同我见面。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一次又一次把话题转向一般的政治问题，说了一些常规的苏联宣传言论。我感觉他之所以这样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谈话被窃听或者录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话也完全能够验证我的假设。我努力避免讨论这类话题，因此反复强调我认为我们无法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能做的就是看一看可否在眼前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在针对朝鲜停火问题交换真实意见的时候，不是通过直接连续的交谈，而是隐藏在对一系列问题的持续辩论当中。
他想知道，我对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提议有何想法。我说，如果将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当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我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马上实现：朝鲜人并不能立刻掌控自己的局势，我怕立即撤离所有外国部队会导致半岛重燃战火；没有什么比通过这种方式重蹈覆辙更加糟糕的了。一旦基于某种停火协议终止了战争状态，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朝鲜未来的问题，但我担心双方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谈判要持续很长时间。他问我美国政府会对朝鲜的未来持什么立场。我回答说，凭我的理解，这取决于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朝鲜最后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但我不认为这个目标能令每一个期待着战争结束的人都满意。
他问我能够有效启动停火协议谈判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能开出什么条件。我向来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政府，因此我说，如果我们在停止目前交战地区冲突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各方一定会分享某些控制权，以保证停战硕果不会被其他别有用心的势力用来积累新的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当他追问下一步的细节时，我说除非我能被确切地告知，他们的政府有兴趣看到基于这种条件的停火，否则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细节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双方原则上都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随的理念，那么随后一定会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他再三追问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日趋扩大的分歧，我告诉他，我认为把停火问题跟更宽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丝毫没有必要。我觉得，我们只需要就朝鲜停战这个具体问题取得进展，并且单独地看待这个问题，没必要掺杂我们对远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更多分歧。他说我的回答“没有什么新意”，因此，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不过，他指出，如果我能提供更具体的建议，他的政府肯定有兴趣听。对此，我的回答如上所述，在苏方针对停火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表态之前，进一步研究任何细节都没有意义。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深入地挖掘细节问题，那也将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
当我进一步追问他是否愿意再次会面时，他开始避实就虚，但没有拒绝我。他说，他认为在遇到分歧时人们能够坐下来商量是件好事，他愿意与我再次见面，共度时光。我有种感觉，他之所以不愿意更明确地对这些事情表态，是因为他不愿意挑明自己不想就这些问题进一步向政府征求意见。因此，我说我愿意更深入地考虑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我会找机会再来与他交流。为此我选择了几个日期请他考虑，他认为6月5日星期二最合适，但这还要看届时他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有没有其他重大安排。我们最后敲定，下个星期二下午三点再见，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我应该补充一点，交谈期间他三番五次把话题转向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起他们是如何敏感，我们又如何冒犯了他们等问题。我认为几乎没有必要去描述我对这些指责的回答。我对他说，我认为低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相信十年来我们对这个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一直保持着善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频繁挑起这个话题并强调其重要性，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苏联政府感觉自己应该避免讨论朝鲜停火协议的问题。
马修斯先生：
下面是几分钟前我在电话里跟您提到的报告。今天的会面跟上次大同小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马利克大使更热情了，我们的交流也比上次自由多了。
在探讨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又把话题引向朝鲜。我说，回去之后我仔细思考了我们上次的谈话，我能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就朝鲜问题表达立场，但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着眼于达成停火的目标，与朝鲜半岛上反对我们的各方力量接触，大量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苏联政府一定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及时掌握苏联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我拿其中一个问题举例：如果中国共产党军队从朝鲜战场撤退，我们也会陷入困境，谁能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将来再次介入朝鲜问题。
然后，他向我说明了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说的一番话：
苏联政府渴望和平，也渴望朝鲜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并没有参与到朝鲜战争当中去，因此苏联政府也不可能参与到停火问题的讨论中去。
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我征求了，那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将不得不与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接触了。
我对他说，这番表述已经非常清晰，我会仔细地记录下来。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一样，我理解苏联政府为什么会秉持这样的立场。我不能告诉他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是否愿意按照他建议的路线行事，我都不会言明。如果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苏联政府感兴趣的问题，但在当前情况下又不能直接询问苏联政府的观点，那么，我相信他的政府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方已经尽力将苏联可能的利益考虑在内，我们也不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会谈再遭到曲解，让人以为我们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顾及苏联政府的态度和利益。
我说，如果事态升级，他们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磋商的时候，我很乐意尽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他反复重申他们不可能参与这件事情，原因他已经说过了（我推测他之所以自始至终这样回答，是因为他无权给出其他答复）。
为了便于国务院得到一份真实全面的会谈记录，而不是对苏联的反应妄自添油加醋，我还要说明一点：在会谈的过程中，我对他说，我们发现很难相信另一方做出的任何承诺。他用这样的话反击我：“那你觉得
了另一个政党，对其自身一定会有好处。就我的观察，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对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有着认真和负责任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恰恰相反。
他的反驳是，美国经常刺激苏联的神经，还抱怨说美国声称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的声明毫无价值。我说这取决于协议的内容，要符合双方的利益。我说我相信他已经意识到，面对协议，可能会出现各种态度，即便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是如此。我提醒他，列宁曾经对一个内心充满彷徨的党员同志说过的话，那位同志谴责《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说他希望苏联方面不要遵守这一条约。我记得列宁是这样回答的：“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条约我们已经违背了四十次了！”
总之，这次会面跟第一次一样，他代表某位人士充分发泄了对美国政策的抱怨和不满。
以上就是会谈内容。现在用一两句话来说明我对此所做的分析：
他的答复表达了如下的立场：
1. 可以确定的是，他记住了我方的观点，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临走之前我设法让他重复了一下立场，以便我能够完全确定其真实要旨）。在我看来，他就是在精确地重复着莫斯科的指令。当然我也确信，关于这种实质性问题的指令一定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它应该被看成苏联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声明——只是通过非公开的渠道发布罢了，分量只会更重不会更轻。
2. 那句“在最短时间内”，在我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不会使用未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推敲的措辞。这句话甚至包含着一些警告：克里姆林宫认为，如果近期内朝鲜战争不能停止，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无论如何，从尽早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3. 我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推断，苏联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一定是善意的、真诚的或合作的。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制造麻烦，而且有可能提出过分和可笑的要求。然而，从苏联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在我方的坚持和努力之下，最终很有可能由他们来制定停火协议，要知道我们为此付出的勇气和耐心可比当初决定在柏林封锁期间实施援助时少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会面时没有提及远东国际事件中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日本和平条约问题等。我想这
意味着，苏联政府愿意看到一份停火协议，即便这份协议中不包含对更广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无所谓。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如果仅凭这一点就推断苏联政府愿意或者实际上也有能力对中国共产党大力施压，要求其放弃（至少最初是这样）将这些问题连同朝鲜问题一并解决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我没有对苏联的这一疏忽赋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我怀疑中国共产党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支持就难以维持其现在所处的位置。
5. 虽然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参与旨在达成停火协议的讨论，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的
立场，有可能反映出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所在。朝鲜更可能成为克里姆林宫专用的喉舌；但是我们需要将朝鲜的声明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结合起来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声明当作克里姆林宫观点的精髓。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影响势必要体现在这两国代表间可能进行的某些讨论当中，到时候就轮到我们决定一件事情从哪儿开始，另一件事在哪儿结束了。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都必须为这个从未交过手的人附上一句发自肺腑的评价。我坚持认为，他是苏联人中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与他的某些同事不同，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秘密警察。我相信，他是怀着极其痛苦和怨恨的心情，发自内心地反对我们政府的行为。当然，他的真诚中含有一种令人尊重的复杂情感，那是苏联人内心中特有的一种精神。我告诉他，他把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当成华尔街阴谋最终输出的产品，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还说，就算他的观点跟现实有关联，那也滞后了二三十年。我这一席话并未对他产生影响，我也没指望他会为之所动，我只是想让会谈继续下去。他的言谈反映出，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很感兴趣，但受自身意识形态的限制，他也由衷地反感美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很多苏联高层领导人看到我们取得成绩时，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心和自卑感，随之又产生了变态扭曲的想象，这比灾难更加可怕和可怜。“你眼中的美国，”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好像在梦里一样。”“不，这不是梦，”他带着绝望的语气回答，“这是最真切的现实。”
我还要再说一句，我希望我们不要犹豫，马上采取快速行动，直接达成停火协议。我们也许不会成功，但我有种感觉，我们离悬崖的边缘越来越近了，这超出了我们任何人的想象。这是一个无所作为远比采取行动更危险的时代。
欺骗他们，也从未隐藏过我的观点。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认真阅读过去六个月来我公开发表的作品，听听我说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彼此在理念上的差异。可他们从没这样做过。他们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对我的理念感兴趣，他们以后才能理解我的想法。现在他们都在看着我，相信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此接受了我。而我呢，有权利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接受他们的信任吗？
【凯南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信。】
给你写信，是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和你说一说这些天以来一直存在我心里的话。请你原谅我潦草的字迹，由于锁骨脱臼了（锁骨脱臼是对我老派骑车姿势的惩罚，现在用新的方法又骑得太快），只能写成这样了。
这个想法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自从我们介入朝鲜战事以来，克里姆林宫对朝鲜局势的态度如下：（a）不愿意看到局势发展成全面的美苏冲突（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b）极度忧虑美军地面部队进至蒙古或者苏朝边界，担心美军空袭苏联的战略要地或在蒙古的军事设施，另外也做好了准备，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我们采取这类行动，一旦狭路相逢，会全力阻止美军进攻。
在我看来，去年7月初至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质疑我的上述判断，恰恰相反，苏联的行为处处验证了我的忧虑。当然，苏联领导人愿意看到我们被赶出朝鲜；那样他们就能解决掉
关心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以为美国不会介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误判形势的时候，他们首要关心的就是如何有条件地扭转局势，既不能太有损于自己的声誉，也不能太伤害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动机的怀疑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倾向于把我们看成难以捉摸和不可信赖的对手（有种“天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感觉）。我们所说的原则、联合国以及侵略，在他们眼里只是虚伪的借口，是出于我方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如此，他们对其边界以及毗邻地区有着病态的敏感，所以，当最近一年我方军队出现在那些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感到这是一件极其伤脑筋和折磨人的事情，他们的自控力和耐心达到了极限。
现在，当我们首次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时，我相信克里姆林宫也是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共产党介入了战争。实际上，这更应该被视为苏联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只剩下亲自介入这一种选择，而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现在游戏已经开始，输赢尚难预料。如果我们继续挺进朝鲜，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我担心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入之外别无选择。我给你写这封信，也就是想陈述一下我的真实想法。当然，我承认这些想法是出自于直觉，没有“情报”的支持。在朝鲜战争中，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和小心翼翼的不干涉态度背后，可能隐藏着最极端的决定。如果朝鲜停火协议最终流产，苏联的行动可能比我们预想中来得更快。这种行动不一定以马上介入朝鲜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可能以其他方式牵制我们的精力，比如重新在柏林制造麻烦，或者利用伊朗的局势，这两种可能性最大。不过直觉告诉我，如果朝鲜战争不立刻停止，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之中。
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战争
很快停止，因为与苏联的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包括我们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就在三八线或其附近停下来，在朝鲜的行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也已远远超过预期。尽管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常常被指责是徒劳的，但已证明它挽救了东南亚局势，恢复了远东地区的稳定。
【从6月末到9月初，凯南一家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度假。他们和安娜莉丝的家人在半岛上都有避暑别墅，从别墅可以俯瞰一道峡湾。7月末到8月初，凯南中断假期，到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为他的朋友、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作证。
去挪威避暑后来成了凯南一家人延续数十年的传统。即使在度假期间，乔治也总是忙于阅读，或者在外工作。】
我对自己目不转睛地追看女性这个习惯深恶痛绝，她们能给我带来什么？除了麻烦、幻灭和浪费宝贵的精力之外，什么都给不了我。我必须让自己记住，我并不是真的渴望她们，只是年轻时的习惯又故态复萌，这容易把我带入歧途。我想，在努力改正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帮手就是：年纪已长。
我走进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祈祷，然后又在林荫大道漫步，面前左右都是步行去上班的女性。我心里想：“我准备好迎接这奉献他人的严肃新生活了吗？在这人生漫长的路道上，哪怕让我看见一点点微光、一点点慰藉和希望也好啊。”
我认为，我的状态与古老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状态颇有些相似之处。当激烈的冲突爆发时，人们认为应该当机立断。可是当冲突结束后，他们又发现，除了厌恶倦怠和满目疮痍之外，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太多无法替代的东西毁灭殆尽。看来行事决绝也是一种相当害人的品质。
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越来越强烈地讨厌自己的懒散、喜爱交际和贪图安逸，我应该继续前行，让生活重新充实起来。
对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肉体的欲望往往就像心理学老师经常拿来做例子的那个试验：用一个手指按压眉心一段时间，然后拿开，却有一种手指还按在那里的错觉。
对家庭有什么可说的吗？经过多年的共同生活，一个人最终能爱的只有自己幼小的孩子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爱更短暂了。它温暖着你的心灵，犹如晚秋微弱的阳光温暖着一个人的身体：短暂而没有希望。不过，当时我们对这微少的光热心存感激。
我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期待着再次出任大使。
离开欧洲时，对这个完全被我浪费掉的夏天，我这样对自己说：写吧，你这个浑蛋，写吧，拼命地写，疯狂地写，对自己施以重压，因为上帝还为你留着时间。直写到你两眼昏花，直写到你双手痉挛，直写到你因为疲惫从椅子上跌下。只有奋笔疾书，你才能从冷漠的心灵里走出来，才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不要想着休息，也不要想着放松，更别提健康和同情。那些都不属于你，属于你的只有文字。只有大量创作，才能去芜存精。语言训练能够克服你天生的懒惰和淡漠。
宗教导师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真正不喜欢自己，那在上帝眼里，这是他拥有美德的开始，这样看来我距离圣洁的边缘越来越近了……
我生病了，当然，是一种顽疾，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病症。我决定这一次不再用逃避现实的方式来治疗，也不逃到骗人的医院病床上，躲到护士的保护之下。如果我不能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思考——包括我让自己陷入的混乱，包括我承担的职责，包括漫漫长路上我必须找到的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那也就到了该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让该死的伤痛尽情肆虐吧，如果一定要来，就堂而皇之地来吧。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肉体和精神的博弈中最终达到一种清晰的认知与和谐。宁愿如此，我也不要借助欺骗来自我治愈。
脑子里全是关于自己以及眼前的南加利福尼亚的事。要嘲笑这里很容易，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很多文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它只是自我谴责的一种方式。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有几百万之多，是奇迹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又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这里，逐渐滋生的焦虑让他们变得自负而保守。作为人类，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打算嘲笑他们的时候，尽管我们仿佛是局外人，但其实真正愚蠢的是我们自己。
我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石油和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种液体，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轻易将它们开采出来，就算找家人和朋友帮忙也做不到。这个地区的人与汽车时代下所有大都市的居民分享着宝贵的资源，也分享着当今脆弱的生活。我看得出，这里的资源相当匮乏，又至关重要。尤其是水资源，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几百里之外引水过来，不久以后，就要从千里之外引水过来了。同样令我担忧的是，他们对那种昂贵而浪费的小工具——我们叫它汽车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彻底的依赖，实际上，从出生到接受教育、购物、工作和娱乐甚至恋爱，到最后的死亡，生命进程中的每一步，这里的人们都离不开它……
暂且把我对眼前这些人的忧虑放到一边，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责备和批评他们，但这里的人，与过去的美国人，与其他地方的美国人，确实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差别。我很难给这种区别下定义，因为我知道自己对此的认知也极其有限。
请容许我夸张地形容一下。在这里，你很容易看到，当一个人在政治和需求上获得（也只是在短期和特殊情况下
获得）满足时，他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得像一个孩子：喜欢玩乐、喜怒无常、缺乏理智、不爱思考、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俊美的外表和发达的肌肉；行事鲁莽、行为放肆，通过盲目追随某种潮流来维系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加利福尼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还都处在童年时代，无法做出成熟的承诺，能承诺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童年世界的认知。当清算和苦难的日子来临时，我想他一定会像孩子群中最残忍无情的孩子一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奴役别人；而其他人毕竟也只是孩子，很容易就会被奴役。在这种方式下，那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坎坷历程中艰难构筑起来的价值观突然之间就被丢弃了。
如果我说这里的政治生活有些“拉丁化”，那也不代表我对拉丁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所怀疑。在政治上，南加利福尼亚跟它的气候一样，就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果它能像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民主会是浪漫的加里波第型，由一群非常情绪化的民众建立，再由一个备受欢迎、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来领导。到那个时候，这种政治体制一定会像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在强大的教会和传统的影响下运转，与令人尊敬的文化和睦相处。但是这种一开始就注定错误的结果，一开始就代表了自由的民主，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不像罗马，后者是从混乱的原始专制政治中诞生出来的、以法律和传统为框架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难道不会颠覆我们最基本的政治传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在严苛和集中的控制面前不堪一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
9月19日，凯南借飞机经停德国之机，向记者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他说自己在莫斯科被孤立的状况比当年在纳粹德国的时候还要糟糕，即便是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后，情形也比现在好得多。9月26日，苏联的《真理报》措辞尖锐地抨击了凯南。10月3日，苏联政府公开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抛弃了凯南，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孤独，在他看来，除了不断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两国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感到核战争即将爆发，陷入绝望之中。
上个星期，总统宣布他想提名我为驻苏联大使，上一任大使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辞职了（所以我得到这个机会，在公众的眼里，我很有可能会成为大使）。因此，无论是为了留下史料，还是仅仅为自己考虑，这都值得我记录一笔。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也许是我开始工作的好时机。这也意味着，新职务又要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我的生活了，同时，我的感受和我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我的新职务。
今天的报纸报道了最离奇的新闻，斯大林给日本人民发去了新年贺电。报纸没有刊发全文，但很明显贺电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攻击美国，将日本人民目前的处境与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地区相提并论。一个人这样做对比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肯定装着一大堆事情，包括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明显不满，日本共产党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由于我们全力介入朝鲜半岛局势，而导致目前日本列岛上的兵力空虚，所有这些一定充斥在斯大林的脑海之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日本的局势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至关重要。
星期二下午，我接待了来访的赫伯特·弗兰克尔教授（Herbert Frankel）。牛津大学目前只有他这么一位来自南非的教授。他想跟我谈谈殖民地的问题，对我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
也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对于非洲、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等等。我向他解释说，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大体来说，当地受拥戴的领导者目前还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无法冷静地、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定要等发生某些事情之后，他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或迫切需要意识到与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必要性，并且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他们必须首先学会尊重西方国家。
如果这些事情能让他们认清自己别无出路，那么西方国家也就别无选择，应该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仅仅保留（如果需要，可付诸武力）那些已经由西方国家长期使用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设施和战略资源。我说，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惧怕这些国家的威胁，他们肯定会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扶植他们、不支持他们，他们就要“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我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共产主义在那些地区广泛传播，结果只会增强共产主义势力的离心力。至于原材料，除了非洲部分地区的某些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现在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相反，他们可能更渴望将原材料出口给我们。至于态度问题，幼稚的歇斯底里式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他们“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好多少，就我们的利益而言，应该说两者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地鼓足勇气，果断地下定决心，如有必要的话，就诉诸武力，因为这些战略设施和经济资源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而我们控制它们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和精力。对于愿意承认我们的势力范围、将我们视作国际事务中一股正派而严肃的力量并且给予我们应有尊重的当地团体，我们会继续真诚而有效地与之合作。
今天，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约翰·博多牧师（John Bodo）写信，告诉他我愿意去参加会议，并希望被接纳为教会成员，另附如下内容：
“我担心即使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仍然是一名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这些天来我心事重重，这是因为职业给了我太大的压力，我承担着非同寻常而又意义重大的职责，而我又无法将这些工作推向极致，除非我具备为了比自己高尚和伟大的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自信和自我牺牲的姿态去做，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需要积极准备和自我节制才能肩负起来的责任，因此我需要教会的帮助；如果不接受邀请，我相信我会对自己的这种傲慢感到羞愧。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想要忏悔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尤其是我不该只为自己着想，而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能为教区做出哪些贡献。可是我即将肩负起的责任，不是简单地加入某个当地社区，我必须忍受远离家乡的深切孤独，我将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那里的人们以最无情和最轻蔑的态度向教会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他们更多地通过展现外在的成功和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对自身的恐惧、嫉妒和怨恨最容易做出回应，而对基督教所提倡的诸多人类本性则最不容易做出回应。不需要一丝夸张或渲染，就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人间炼狱，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代表和典型，今天的大多数基督教信徒都清楚一点——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在那里秉持信仰都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如果此时你能集中精力解决如何自我净化、如何经受住精神考验等问题，或许你就能得到宽恕。”
【凯南在下面的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奇普·波伦和迪安·艾奇逊的信。】
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压了很久……那就是我一直关心的如何与亚洲和中东人民接触的问题。一系列证据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抱有重大误解。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看来，这些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明显的事实会被误解或怀疑。我现在想完全坦率地、非正式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们不介意吧？
很显然，我们在这些地区接连不断遭遇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在近几十年汹涌而至的西方理念面前，为什么当地各民族的反应普遍如此激烈，如此缺乏理性和反复无常。这个现象在具有政治领导力、在引导舆论方面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要弄清楚这些人强烈反美的原因，就要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产生这一心理的各种根源。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这里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
我要强调的只有一件事。他们的反应显然是情绪化和下意识的，我们仅仅依靠口头呼吁很难让他们回归理性。要让我们的亚洲朋友改变心态，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只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实现，而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语言，来为此创造条件。
然而，这种有益的事情我们做得太少。迄今为止，我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火上浇油。困扰我们绝大多数亚洲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是地位问题，他们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我们的富有和相对安全稳定的嫉妒，越发强化了这种困扰。任何使相信他们我们也有弱点、也会踌躇或者对他们有所依赖的东西，都会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更强化了他们之前的偏见。我们的支持、让步和慷慨，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这些人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援助物资，也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仁慈。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却没有赢得他们的丝毫善意。相反，我们的支持和善意，通常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依赖，我们的耻辱，证明那些从愚蠢的美国佬那儿捞到好处的人是何等聪明。在我看来，我们给予个别政府的援助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心理效应就是，不但让那个世界的人民确信我们是白种人和帝国主义者，还让他们确信我们愚蠢，我们靠不住，我们软弱，以及我们明显正在走向历史的失败，进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重要……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相信中东那些狂热而盲目的沙文主义者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友善朋友，也不要以为我们有权利左右他们的道德观念。
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运动应该继续存在，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是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这对我们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因为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极端主义固然危险，但如果这些人跟更加强大和正规的苏联共产党联合起来，那就是更大的麻烦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愿选择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力量终究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们有着相似的根源和特性，天生地就对我们怀有敌意，对我们旨在营造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伊朗用布尔什维克的语气，本着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发布消息，要求撤销英国领事馆，反映出这两种运动都遵循着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国际惯例。如果我们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那就应该在最低程度上估计一下，这么做对我国有什么益处，同时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尤其不应该欺骗自己，期望超越上述种种可能而与这些国家达成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联盟。这些盲目的沙文主义运动，基于自身暴力和不成熟的特性，必定会带来我们前所未见的流血、恐怖、怨恨和政治镇压；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容许自己被克里姆林宫利用，实现苏联的利益，损害我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的运动会否出现不同的结果。
首先，我们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政权结成军事联盟……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考虑：这些国家的领土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确保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我们需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哪些设施，获取哪些特权？我完全同意这种考虑的正确性，但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与是否要与当地政权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或是否需要讨对方欢心完全是两码事。如今为了继续保有这些设施和我们的特殊地位，唯一可以利用的优势就是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和勇气。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优势。尤其是不要妄想去激发这些可怕人物的慈悲之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只对当地的政治领导权感兴趣，他们为了装点自己的政治家风范，搞出了种种离奇的政治框架，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僵硬的稻草人身上罩了一件破旧的大礼服。
西方国家没必要向中东国家道歉，我们只是在其境内保留了有限的军事设施和特权。其中大多数特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逐渐发展变化为一种使用权，这就像多年来我都让乡下的邻居开车穿过我家的土地回家一样。我们在伊朗的做法不但荒谬可笑，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完全出于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者主观上的情绪波动，就肆意废止或者突然撤销协议。这是一种对主权概念的危险曲解。除此之外，英国和我们还肩负着最重大和最深远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资源不能浪费，也不能因为过度慷慨而被滥用，因为这些资源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承诺过，我们是代理人，同时也是委托人，结果，我们的仁慈却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对于阿巴丹岛和苏伊士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意识，现如今的这些地区，要比它们在历史上更有名气、更有价值，防御能力也更强……
整个中东地区，如果能够长期听从西方国家的建议，固然是好事，但如今看来是绝无可能的。一旦对他们放手不管，只会产生两种后果：他们可能继续沉溺于怨恨和愤怒之中，随着美国不再继续关照他们，也不再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种情绪会变得愈发强烈，最后他们会感到绝望，或陷入内斗当中；他们也可能屈服于苏联的势力，部分或者全部放弃自己的决定权。如果是后者，这些地区顶多成为一个准苏维埃政权，而不大可能完全由苏联占领，因为这完全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除非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无论哪种情形，只要我们能默默地、坚定地并及时地守住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我们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英国占领着阿巴丹岛，我根本不用担心伊朗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和英国能够以最大的决心巩固自己在苏伊士的地位，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我们自己，又有谁会来主动挑衅呢？莫斯科吗？也许吧，但除非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地人吗？我们的军费每年都要花上三四百亿美元，尽管此刻面临着朝鲜战争以及其他紧迫的任务，但我们难道就无法处理一个以色列军队在几年前就轻松解决的军事问题吗？毫无疑问，跟我们一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以色列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的人员和装备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执着于先前的论点呢？……
我恳请你们，这次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准确地说是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和英国务必要牢牢地控制住中东地区（我并不是要假装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在这里提到阿巴丹岛和苏伊士仅仅是举实例说明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最合适的行动，如果在此过程中受到当地敌对势力的干扰，那我们就要以武力尽可能迅速地扫平他们。如果我们以坚定的信念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歉意，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击，以及更多的武力反抗，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犹豫观望，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真是这样，我担心，我们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将要再次面临一个我们不愿面临的现实，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朝鲜见识过，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动用武力，就无法得到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地诉诸武力，也不是听到嘹亮的军号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那些令你不安的地区保持一种警惕，这种警惕令人厌烦，漫无止境，还会引起别人的不快。
驻外事务处的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过来请我点评，他希望文章能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作者在文中对改善人性表现出十足的信心，他认为通过个人自由的力量，能够实现世界大同。我在卧铺车厢里的打字机上敲出回信发给他，下面是信里的部分内容，经过谨慎思考后，我从草稿中抽出了这部分内容放在日记里，而没有发表在公开的评论里。
“……对于人性的改善，我没你那么乐观。通常来说，人类是一种软弱而低劣的生物，他们丧失了一般动物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美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成为善类。教育或者启迪不可能让他们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里，还有可能对自己令人讨厌的本能加以约束，还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体面地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野蛮与文明仅仅一线之隔。只要一个社会的结构出现少许的裂痕，就能打破这道障碍，释放出藏在灵魂深处的恶魔。在我国主张平等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让我相信这种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改善人性。目前这一政治理念在实践中是这样运作的，即长久地支撑一个社会架构，以预防人类在社会行为方面出现退化。对于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这一观点，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在我们国内，这种自由正通过对科技进步毫无节制的追求，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坦率地说，至少对我们美国人来讲，如果无法忍受低下的科技文化水平，那就必须去面对更为严厉的惩罚，问题是：受到惩罚的会是谁？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但这是本性使然，他们一定享受不到民主政治带来的那种轻松的喜悦或者自豪感，到那时这种自我腐蚀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迅速地修复。
“少数人能够参透人类的本性，并对其表现出相当的怜悯，当这些人为了征服和利用政治权力而做出无情的决策时，也可能会出现好的统治局面。这种插曲已经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了，但这种局面通常由一些世袭寡头的政治体制演变而成，并非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我们国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
总统在12月27日表达了委任我为驻莫斯科大使的意向，这照例（想法被当成了行动）立即引发大量信件、电话和采访请求汹涌而至……
4月1日，我去了华盛顿，
，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态度也很友好。他说他很赞同我对苏联领导人行为动机及原则的分析，而且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打算引爆一场新的大战。他要求我经常地向他汇报情况，说他喜欢参考来自我们这些驻外代表的私人报告。除此之外，他再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示。
第二天我宣誓就职，中午和国务卿艾奇逊单独共进午餐。他很亲切，但很拘谨；至于我的新职务，他说的话没有就我方政策底线给予我任何指示。
接下来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维斯（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苏联大使馆，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顾问一起用餐，顾问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们都很热情。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会谈，避开了时下那些让人痛苦的话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问题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刚发表的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他确信两个国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时也谨慎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新的首脑会议未必会纯属徒劳。潘友新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有一种感觉，这两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时下美国对他们个人及其政府的敌意折磨着。如果全盘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的极端敌意，或对近三十年来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出于人性——尤其是苏联人的人性——便不难理解我们国内目下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4月14日），我在纽约拜访了马利克先生。我发现他变得更加刻薄和讨厌了，不断地重复着大约一年前我们面谈时的那些陈词滥调。他断言美国的企业界渴望战争，并列举了一些新闻媒体频繁鼓噪的所谓“断然放弃军备重整就意味着新一轮大萧条”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也问到为什么美国对斯大林的声明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国民众被含糊而笼统性的声明误导。谈话临近结束时，他说苏联政府正遭受威胁。“你确定，”我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胁吗？”“当然不希望。”他回答。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思考我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收获，以及苏联愿意与西方进行新一轮协商的种种迹象，我愈加对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对我下达任何明确指示或恰当的指导性意见而感到担忧，甚至对于诸如德国问题、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裁军会谈之类的现实问题，他们也没有向我表达一丝倾向性的态度。我只好打电话给奇普·波伦，安排在4月18日同国务卿以及他的高级顾问团召开一次会议。午饭后会议马上开始，但仅仅开了一个小时，因为国务卿三点左右还要去白宫赴约。我失望地发现，只有我在主导议题的走向，其他官员的脸上明显写着：“是你要见我们的；我们很给你面子，应你的要求大家一块儿来了；现在说说吧，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将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虑到媒体对这次任命的大肆宣传，加之我先前在那里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当然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当地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论都会激起有心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即使是针对其他外交官、记者或者访问者做出的答复，多数情况下也会被反馈给苏联政府；我的言论以及其他表明我观点的证据都会被苏联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反复咀嚼，也许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彻底弄清楚我们政府的态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说些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又提到德国问题。从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只能总结出此刻我们的政府不想就德国问题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并希望尽量避免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眼下，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谋求抢在莫斯科的介入导致事态复杂化之前，与西德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完成欧洲防务协议的签署，从而“落袋为安”。我说，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担心，根据苏联人最近一个阶段的言行，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会给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提出以下问题：“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及全世界，对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我们同意统一的条件，但同时应该说明，我们绝不会因四方会谈而对西德协议的进程施加任何阻碍。可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签署上述两份协议，否则我们的整个欧洲政策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我们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关于朝鲜问题，我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想要的仅仅是结束战争，然后在最终停战线上派驻少量的驻防力量，此后如果朝鲜违反规定，那就依靠大规模战争来制裁。我随后指出，这一思路存在一个明显问题：“这场大规模战争是对抗谁的？”我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不愿意让苏联以负责任的伙伴身份重返朝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看得出来，政策还未涉及那么远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推断，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哪个共产党政权应对朝鲜负责的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样做至少有利于维系目前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至于我方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在对日和约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僵化之处，我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即便拿出来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我方应持何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我提供关于我方立场及其思考背景的补充材料。我非常沮丧地听国务卿说，我们打算先切实采取裁军措施，希望这一举动能淡化政治问题的尖锐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方案后续也易于调整。坦率地讲，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裁军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备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关系紧张的起因，只要政治问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和控制，那么各个国家就一定会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能再继续坚持错误的路线了。
会议结束时，我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就政策提出建议，而是想弄清楚我应该掌握的原则和底线。然而，根据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个人对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无法不感到担忧。我看得出，我们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对手的观念妥协，也不向他们的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国家中同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跟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又有侥幸成功的希望，那么这种立场倒也未尝不可。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回应，看看通过与对手和解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是不是会比全面对抗更糟。
回到普林斯顿后，我越是回想这次会议，越觉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并不是仅仅因为会议本身而感到沮丧，还因为奇普·波伦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对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观感。在我看来，他已经彻底屈服于五角大楼肤浅和顽固的观念了，即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能的错误计算赋予某种绝对价值，而将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当成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计算中彻底排除。这种观念与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开始交谈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跟他再争论下去，但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胜过华盛顿其他人。我意识到我们在观念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在美国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回到普林斯顿，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我看来，华盛顿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相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充分、坦率而颇有见地的讨论了。很明显，莫斯科更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忧虑太过深重，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团中的年轻后辈倾诉，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卷入了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游戏，而我的职责又要求我绞尽脑汁地向全世界隐瞒我根本无法取胜的真相，然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败后果，都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职业领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苦于这种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头绪，迷茫无措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去担任外交届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职务，不由得悲从中来。
【以下内容摘自凯南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然后又飞往伦敦的旅程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间，凯南曾评论称，苏联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几乎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一样糟糕，此番言论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凯南在下文中记录了他对这一反响的反应。】
这就是乔治·凯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书面准备时所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次采访，最终导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问：您要去哪里？
答：我要去伦敦参加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欧洲首脑代表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鲁斯先生
都会出席，这种首脑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讨论的议题大概覆盖当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
问：您会（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谈判等问题）做报告吗？
答：只要同行们感兴趣，我准备向他们报告我对苏联方面的印象。
问：您怎样看待（苏联党代会、中国谈判）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我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评论苏联的内部发展问题。
问：与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势是否更加乐观？
答：情况没有恶化。
问：您见过斯大林吗？
答：我还没找到机会请求斯大林主席接见我。
问：您如何看待苏联前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的最新声明？
答：它表明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讨论建立真正自由而统一的德国所必须讨论的问题。
【凯南换了一支笔，颤抖着写了下面一段话，潦草的字迹可能是因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紊流。】
别再像个小男孩一样，别再自负了。从容一些。学着不去在意踟蹰和冷落，不要排斥孤独与无聊。习惯这一切，除非你绝望至极，否则不要夸夸其谈。
通过奇普和国务院商量，最终结论为不要理会《真理报》的抨击，要我回去继续正常工作。
摘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
我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我也不敢再有所期待。如果在完成了对我国公共生活的贡献之后，我能这样对自己说：我和我所做的努力，能让我父亲所在意的那一切消逝得更慢更艰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凯南在柏林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后，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没有预料到苏联会给他这种打击，凯南还在伦敦参加了国务院的会议，然后去了彭赞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还去了波恩的美国大使馆。】
，可以这么说。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务，以及普林斯顿和董事会的相关工作。
（b）个人生活。
可能会去耕种，或者写作，比如写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历史、俄罗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书。
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为做决定时优先考虑的事项：
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生活中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没有理由再去吝啬自己。除了孩子们，劳动是唯一的寄托。就算你为了孩子们牺牲了自己，他们也未必真心感谢你。他们宁愿你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与声望或者名气无关。除非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否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定会感到羞愧。那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做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
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吗？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与女性有所区别？我想是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在赞赏一个人时，不可能不去考虑他的职责。而关于这种职责，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真正的训练。也许一个人能躲得过年龄带来的各种疾病的侵袭，不那么虚弱无力，也不唠唠叨叨，倚老卖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许，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过那种自证正当的生活。为了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烦恼和耻辱——诸如需要休息，向往规律的、节奏更缓慢的作息习惯，创造性的劳动不可或缺。
一个女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随和，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补偿，且不应向他人要求太多。
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销声匿迹。他应该像那些讨厌的人一样，避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和、虚荣、虚伪、勉强或空洞的欢乐。他应该对自己经历的奇闻异事彻底闭口不谈，否则极有可能唠叨一遍又一遍。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应该像一匹年迈的老马一样被无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节制，走向孤独，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下面这篇日记显示，凯南在大使任上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相信，除非有和他类似的人叫停继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否则核战争很可能会到来，而核战争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把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作为砝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西德重整军备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议。凯南对华盛顿极度绝望，希望克里姆林宫能更早下定决心。他认为苏联领导阶层分为强硬派和另一派别，后者了解凯南本人的背景，更赞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还会考虑（特别是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 4e0a." >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设”，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波伦来普林斯顿过周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激烈地争论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开众多记者的追问，只是敷衍他们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缓解紧张的局势，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这也许会给予我充分的权威和自信向我们现行的政策挑战，从而找到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来解决欧洲和苏联问题。
然而，我的到来并不受莫斯科领导层中某些人的欢迎，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我到达莫斯科后，当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风暴，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给苏联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一个警告：不要与我接触。7月初，一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直到最近，他都还是外交部的要员。当时他提出了一些极其野蛮邪恶的建议，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一次无比愚蠢的挑衅或一场精心策划的侮辱。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凶兆，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个地方，我已然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而很显然，“某个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好像没有办法消除苏联政府内部对我的阴谋和敌意了，我只能让自己别犯错误，别给敌人留下用来对付我的口实。但那就意味着，我只能继续过一种小心翼翼、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没有办法突破周围的障碍，无法与苏联的高层建立联系。我确实暗示过，我很乐意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这种暗示非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还迎来了（7月的）挑衅行为。实际上，莫斯科已经以一种恶毒和侮辱的方式给了我答案。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请求斯大林亲自接见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请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见，他会认为我只是想调查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表达自己的建议。到那时我将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什么急务需要和他沟通，于是我会被含蓄地请出去，理由是我无缘无故占用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宝贵的时间。获取这一会面机会将使我丧失信用，今后无法再正常地获得受他接见的机会，也会令我在未来受他接见时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地，我感到没有希望跟他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外交部，我没有与他联系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坦率地说，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将任何非正式会面的请求转变成正式请求的，这很难避免。他们会派维辛斯基来会见我，并把会见的情况公开报道。这样双方不但不能坦诚相见，不能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还会提到一大堆比较紧迫的问题，西方媒体也会针对双方的谈话，做出大量的推测。
因此，除了等待，我别无选择。我希望局势能够发生某种改变。只有苏联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让我见到他们的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府采取一套积极和现实的方案来保证我方掌握主动权，这种改变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莫斯科也没有人能帮我来安排一次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在这种孤立无援中，我只能等待。
恐怕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依然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就尖锐的议题以及避免再次发生战争达成有效的妥协。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减少美国方面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而倾尽心力。在情报搜集方面，我对大使馆的管理更加严格，坚持让我们的人在合理范围内获取苏联情报，防止他们因公然违反苏联的法律和条例而受到指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苏联当局为我们设定的限制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我只能充当一个不公正的角色，违心地要求我们的人尊重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利用我的影响力改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行动。在我看来，这些行动的军事价值似乎并不高，却可能对苏联人产生极大的刺激。由于许多相关的情况并不为我所知，而且很多问题也很微妙，通过电报解释对这些事务的看法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提出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权部门当面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建议似乎在国务院产生了一些作用，他们督促欧洲部分外交使团代表于9月24日～26日在伦敦召开会议，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对我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持反对意见，我与北约的大多数人观点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苏联对北约的态度问题，实际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在伦敦会议上口头解释这些问题，势必会占用大量时间，也许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急件，并另外准备了复印件。
我希望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能使这份急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发挥真正的作用，也能让在伦敦的美国人和在巴黎的北约人在看到我的建议后立场有所软化。我在苏联处处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立场，以便有一天当我们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时机成熟时，我方能够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少给苏联宣传机构留下口实——毕竟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蓄意发动战争，并时刻准备攻击苏联。我心怀热望，郑重地从莫斯科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我满怀期待，也许我的努力不会毫无效果。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出现了一个意外。现在我意识到，当时正是这次意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们的一位技术专家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监听装置，它先进得令人震惊，很显然是经过长期认真的研发才投入实际应用的产品。我们发现并拆除这个监听装置必然令苏联的秘密警察非常难受，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杰作。发现监听器后，我立即（当然这跟我毫无关系）感觉官邸周围的气氛更加阴森恐怖了。
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做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从1948年开始，我就一直主张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主张，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但是，同苏联之间的换文已经证明，太过僵硬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一度认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已经软化，我在会议上的所闻所见则表明，事实恰好相反。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我不反对这种崩溃的出现，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将结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之上。我相信这种分裂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土崩瓦解，这恰恰符合了一种逻辑，也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努力颠覆和推翻共产主义势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这一观点，我也认为我们无须参与灾难性的战争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在扶植其他势力，来取代我们意欲推翻的政权。（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存在不妥之处，这与维护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是矛盾的。）但是这些条件当时我们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除了导向失败和引发战争，必将一事无成。总之，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了我的观点，对我讲的问题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知道，我也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
。在我看来，这个协议一旦得到批准，我们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参与，协议几乎无法达成。即便我们同意就德国问题跟莫斯科妥协，也未必能够保证其他成员国都同意。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如果协议未获批准，我们在欧洲的声望将受到严重打击，给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如果他们问起我：“您想让我们怎样处理德国问题？对于解决德国问题您有什么具体方案吗？”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等待你们的政权崩溃。”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恰恰验证了他们说过的话，两国政府之间几乎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谈判基础……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来，能避免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我们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这同样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还要在混乱、充满敌意和侮辱的宣传氛围中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一想到这气氛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无奈，我就无法再对战争产生任何怀疑（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做法很危险，我们所遵循的逻辑是错误的，无论怎样，它都将导致战争）。作为我国派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居然还要思考这些事情，我实在为此感到痛苦。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公然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回莫斯科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当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沟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继续留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从现在开始，我对莫斯科再无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莫斯科高层以及他们的下级带给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做些什么，我真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了。我期待苏联展现出温和轻松的一面，但这种期望所依据的现实太过微妙、太过脆弱，完全植根于苏联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在苏联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多数同事都与我意见相左。即便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还是有几个人赞同我的意见，但他们没来参加会议），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外籍雇员必须马上离开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并不希望这么做，她愿意留在那里。从现在开始，对家人命运的担忧将一直困扰着我。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谅解或者签订协议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我从没想过孤独会对我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我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无论到哪里，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法庭容许我为自己辩护；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释。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这种艰难的现实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参与其中。
即将就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伤害了凯南，他不仅没有给凯南安排新的职务，而且一直拖拉了几个月才将决定告知凯南。凯南将继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同时也是“日光室计划”（Project Solarium）的顾问。为保证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推动制定了这一计划。个人与国家命运同样前途未卜，让凯南感到极其痛苦，他开始深入思考精神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在大选的时候，我没有对新一届政府内的任何人提起过我未来的职位问题……因为我私下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都有来往，我期待着在新政府就职前的某一时刻，他们能主动找到我；我期待着届时我将有机会向他们阐述观点，不仅关于美苏关系，也关于莫斯科大使馆该何去何从，以及我在新政府里的职务问题。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
考虑到我之前在莫斯科的职位，处理苏联事务的经验，乃至公众将我的名字与美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程度，我不禁意识到，政府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一种非常严峻而令人不安的形势。
此外，我还担心该如何向政府之外的人士交差，他们当中有人过去曾给予我信任和鼓励。我也知道，有人希望借由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美苏关系的感受，悟得一些指引。从莫斯科回来后，这几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对这些问题密切关注，同时又感到痛苦。很明显，即将卸任的政府对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感兴趣，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疲惫不堪，同时经受着离任的痛苦。但如果新政府也同样表现得不感兴趣，同样不给我机会发表看法，那就意味着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见，不管其本身有没有价值，都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了，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所用。从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有意将我派驻苏联任大使到现在，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针对美苏关系发表任何个人见解。新政府意味深长的沉默态度足以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在他们入职期间一直等待，我将无法在这方面发表看法，因为我既不能代表他们发言，也不能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公开讨论这类事情。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只能在我尚于旧政府内任职期间发表。这样一来，新一届政府便不需要为我的任何言论承担责任了。
因此，我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的邀请，于1月16日在斯克兰顿（Ston）召开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谈了我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请，主要是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压根儿没打算就这些问题跟我联系。哪怕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他们会通过任何途径与我交流一下，我都很愿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逊先生详细讲述我的观点，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调整。但他们没有任何意向与我探讨这些问题，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做。因此，除非借助律师协会年会这个平台，否则未来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罹患恶疾，不久之后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我当然很想知道在这种危急时刻，华盛顿是否会邀请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唤。是波伦给我打的电话，大意是想跟我谈谈斯大林去世可能导致的形势变化，并要求我尽快赶往华盛顿。
3月7日，星期六，我从波士顿乘晚班火车到达华盛顿，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波伦谈话，他说他还没听到关于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带着我去拜访了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现任负责人。我们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做了简短讨论。然后，我乘坐下午的火车回到了东柏林。
3月9日，星期一，总统的特别助理、专门负责冷战相关事务的杰克逊先生（C.D. Ja）打电话找我。我与他的办公室人员约好第二天去华盛顿见面。
当天晚上我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报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电话，他请求我继续担任中情局的临时顾问，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顿时一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我是怀着质疑勉强同意加入杰克逊委员会（总统的国际情报活动委员会）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届政府研究心理战。现在，我只能以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最好请求官方正式明确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再次请求公布有关我未来职务的信息……
3月10日下午两点半，我拜访了杰克逊先生，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并且向我征求建议。我跟他说，我在新政府中的职务还完全没有明确；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并发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从报纸上了解目前的态势；对于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没有机会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无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国务院发言；因此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任何建议。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会将我的意见当成仅针对他所说内容而发表的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我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关于我任职一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他不相信总统对我的印象会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建议我找杜勒斯先生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下午，我回到农场。第二天下午，杰克逊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周五他有些事情想与我面谈，于是我在3月12日（星期四）又来到华盛顿，并在第二天上午拜访了杰克逊。
当天下午接到《纽约时报》威廉·劳伦斯的电话，他说他听说我要退休了，想向我求证一下传闻是否属实。我说关于我的职务，暂时还没有收到新政府的任何通知。第二天早晨，也就是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由劳伦斯先生撰写的头版头条，大致内容是他已经从某些“高级官员口中”证实，我将在不久的将来退休。
3月13日晚些时候，我收到消息说国务卿想要见我，我在第二天下午拜见了他。我们讨论了我未来的职务问题。他说就他所知，目前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没有合适的职务”派给我，对我进行任命需要参议员的批准，这恐怕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而且没必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小职务、一个不重要的岗位花时间去冒这样的险。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准备退休，但同时我也强调，我不会向我的朋友们以及公众隐瞒我退休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给我任何职位。后来，他又跟我谈到斯大林逝世引发的局势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将为美国政策带来的问题，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详尽地解答了他的问题，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还说同我谈话总会带给他启发，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我面谈……
史密斯将军
中途进来，告诉国务卿和我，艾伦·杜勒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到中央情报局任职，不要退休，并希望我能就此事与他联系。国务卿指出，他希望这件事能够落实，同时表示不要对外界提起有关我退休的事情。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拜访了参议员弗格森
，发现他想跟我谈的是波伦的任命问题。我说，我了解波伦的人品和能力，他在雅尔塔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离开时我觉得参议员对我说的话印象深刻（随后，在对波伦的委任中他投了赞成票）。
在谈话的过程中，参议员弗格森问我，为什么要去农场过日子，而不来华盛顿工作。我跟他讲到了我目前的处境，听罢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死！批准你的任命，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又跟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了一会儿，他热情地推荐我到中央情报局工作。
当晚，我回到农场。
第二天，3月17日，我去了普林斯顿，逗留两天，找机会询问了几位朋友的意见。除了一个朋友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而不要同意借调到中情局，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越是琢磨，越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
星期四，4月2日，我跟安娜莉丝开车去维拉诺瓦（Villa Nova）跟波伦一家共进晚餐，晚宴设在他岳母家里。这是他们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讲述了任命确认后他的境遇，丝毫没有激起我留在政府工作的欲望。
4月7日，国务卿再次约见了我，麦卡德尔先生
也在场。国务卿说恐怕之前是他会错意了：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一直希望退休；他很乐意听听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想法。我解释说，就眼下的生活来说，政府的差事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代表着某些方面的牺牲；我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如果他认为我还能发挥一些重要作用的话，那么我愿意；但我感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方还需要我；我不想自己仅仅是一个“接受照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离开政府部门。我也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国务院需要一些“新面孔”，我也根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和别人竞争。依我看，一切都取决于他和总统到底是希望我留在政府继续工作，还是根本不希望。
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国外工作，我说我不愿意。他说他也希望我留在国内工作，我退休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依然可以承担政府顾问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与苏联有关的问题。他说他自己经常感到非常需要我的建议，也非常后悔在新政府任职之初的适应期内太过忙碌，以致没有邀请我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他觉得我不光能经常为政府其他部门提供帮助，更能为国务院献计献策。他还特别提到了政策规划室，他说事情如果能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他非常乐意去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
5月8日，我去纽约见了迪安·腊斯克。我告诉他，今年秋天我想回研究所任职。他的意思是，他觉得向董事会申请两万元做我明年在研究所的学术研究经费有点儿困难。这两万元中有一万五千元用于学术研究，另外五千元作为捐赠。我说五千元根本不够支付我的费用，并向他解释了个中缘由。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但申请更多的经费确实有困难，他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填补可能出现的经费缺口。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跟他说，如果基金会能够提供两万元，就非常让人满意了。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政府上班。上午我在国务院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讲稿，之所以能在这个偌大的房间里写稿，纯粹是因为这里的部门解散了，屋子空着。解散的具体原因高层人士也不太清楚。午饭过后，演讲稿写完了，看来是时候离开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回这里工作了，尽管不会有人看出我在与不在有什么差别。我下楼去跟多萝西
告别，她还要在这里待两三个星期，她在国务院其他部门还有一份固定工作。她不在办公室，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告诉她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去跟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告别，她曾经在国务卿的办公室工作过。最后跟玛丽·鲁特（Mary Ruther）告别，她是五楼的接线员，我们差一点都落泪了。然后我乘电梯下楼，就如过去千百次那样。仿佛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了烈日之下。站在大楼的台阶上，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心情：一个退休的公务员，结束了二十七年的仕途，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感到不开心。
让人抽不开身，还要拜会华盛顿的各色人等，还要卖房子，等等。直到今天，退休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一上午，我都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午饭过后，我把房子做了最后的清理，把奥斯汀汽车塞得满满当当，然后踏上了从华盛顿前往农场的旅程，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驶出华盛顿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退休的感觉。去宾夕法尼亚的路上，我开车开得很慢，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再也不用那么匆匆忙忙的了。
到了农场，我没有马上搬出行李，而是换上衣服在门廊里坐了一会儿，让自己充分感受这片宁静。眼前延伸着两块田地：一片是麦田，一片是玉米田，长时间的干旱让两块地都干枯得了无生气。身后延伸的是二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它的背后又掩藏着几乎已被忘却的青少年岁月。在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我的寿命还能再延续三十年，接下来我为了什么而活？我的内心已麻木，几乎没有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件事似乎很明确：如果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还想获得满足感的话，那我必须教会自己不要为了自己去生活，而是为了创造去生活。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要说他为了身体上的愉悦而活那是何等荒谬。他的肌肉已经松弛，形象微不足道，甚至毫无尊严可谈，吃吃喝喝只会让他变得肥胖。爱，应该表现为热情地关心他人。
对我来说，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独处、沉思和写作。因为这些事情都能通过向他人倾诉自我而实现，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作，思想随之而来——经常会这样。只要写作，就不会感到懈怠。
今天，独自一人驾车从东柏林去普林斯顿，小汽车顶上堆得高高的，有几卷行李物件，还有一辆自行车。天气不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月秋天里的干燥和凉爽。
房子
太久没人住了，显得格外荒凉，空空如也，破旧不堪，好像仓库一样。供电和电话都停掉了，院子无人打扫，凌乱不堪。一条枯死的树枝危险地悬在树上，枝上的叶子已经垂落到地面。车道上，毒漆藤疯长，老鼠卖力地在碎石路上打着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铺在屋旁起保护作用的。车库里住着一窝猫，它们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库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我的两轮手推小车不见踪影，软管也丢了。很显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可能会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内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念。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外交活动旨在于最危急的时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只是部分地而绝不会完全地等同于人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物，负责解释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这种解释是政府的职责，也只能由政府来完成。
但是，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经常具有双重特性：面对其他同类社会时，他是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面对本国的其他派系时，政府是执政党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有时，它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它又仅代表一部分
反对另一部分势力。因此，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期望和借口，实际上只是部分出于外交的真实需要；另一部分则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以牺牲其他派系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因此，一个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之后，对这种国家利益的阐释会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利益承载了道德品质，它是两方面因素的产物，其一就是国内权力斗争的暂时性产物。这样的内部权力斗争基本上从来都不具备道德属性，而具有政治属性，它涉及党派间关系的调整。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毫无节制的，建立在肉体惩罚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种限制，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不具有道德属性……
只要内部权力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政府的执政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并充斥着自我中心、个人野心、谎言、虚伪和谬误。要根据大众需求，选用身在政府之外、不乐意参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权力斗争的重荷。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就算一个人能够拒绝权力的腐蚀，他也不得不跟争权夺利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无法避免。
昨晚，教堂参事会副会长和两个本科高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12月初即将举行宗教事务会议开幕式，邀请我届时发表演讲。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凯南信仰什么。
我说我会考虑他们的邀请，但那是在我的演讲仅仅面向本科生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适的主题，以下草拟一些想法作为提示：
人的本性不可能尽善尽美。
文明的生活就是与人的本性妥协。
《文化的焦虑》。
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
政治事件中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浪漫爱情的危险性：
（爱情最多是一种友谊，一种实际的伙伴关系，由于掺杂了性的因素——性的因素恰恰是非常亲密的、暂时的，通常也是不稳定的，因此爱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两性情事中，罪恶感可能被夸大（就连《圣经》中反对通奸行为的训诫也将婚姻视为一夫多妻的，将女人视为奴隶；要是娶了三十五个老婆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处需要借用一个系数来让现代人理解——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在遇到困难时还能满足地过活，避免造成体力和情感上的浪费，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进一个人真正的健康和满足感。尽量少给别人带去痛苦，谦逊地接受一个人与文化环境相冲突的本能需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羞辱和限制，都宽容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幸福和痛苦的两难境地。
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只为克服艰难和痛苦而快乐。
两种
享乐的方式：
1.完全克制
2.纵欲过度
因此在生活中必须保持恬淡寡欲，与清教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恬淡寡欲是为了实现生活目标，而不是抑制它的实现。
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吗？先是恐惧、饥饿、迷惘、龌龊、濒死，然后突然又获得了截然相反的东西——那时你就不会再去探究你生存的目的了。有千千万万值得活着的理由：美丽、友谊、大海……【此处凯南做了省略】
诚然，满足感取决于文明生活的条件，对你们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美国人已经脱离正轨。我们需要放慢改革的脚步，需要改善生活条件，以便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而不是机械，才是人类真正生存的环境。依赖机械，这是化学农业造成的误解。
生命是神秘的，生命的延续同样引人深思。人类文化的巨网，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兴奋不已。
我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除此之外，我还在积极努力成为一名学者，我已经顾不上自己曾经是一名公众人物这个事实。成功？无关紧要，可能勉强算得上成功吧。
我还想对学生说的是：
一个人有可能在浪漫的爱情中获得巨大和持久的幸福，但他应该理智地接受其中不可预知的变数，而且不要将它当成命中应得之物。
我相信，上帝不会轻易宽恕我们所做的那些自我贬损的事情、有损尊严的事情，但我也相信，这些苦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后，即使我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他也不会真的迁怒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因为无法将肉欲的本性和文明的戒律结合起来，就注定被打进地狱。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极度自私，也没有强人所难，没有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那么，伦理和道德信仰与公民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教义会告诉你是否应该诚心皈依。据我推测，除非这种信仰真正到了极度糟糕和让人绝望的地步，否则一个人应当接受它而不是起来反抗它。因为坦率地讲，如果说基督信徒要完全实践其教义所要求的美德，那么某些公共秩序就是必需的，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有完美，我们也知道，要想接近或者实现理想中的完美，往往会招致巨大的恐怖、骚乱和杀戮。
那么，存在一种超越于普通公民消极义务之上的社会义务吗？公民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义务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一个人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或法律程序被挑选出来。我们的社会不依靠任何唯意志论，宪法规定了政府应该遵循特定程序、承担一定责任和实施行政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社会最终会被认为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一无所知，当然这也无关紧要。
这个国家已经激不起我的兴趣了。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厌烦的国家，虽然她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却已经注定了悲哀和可怜的命运。
哦，绝不可以写这样的话，太动摇人心。
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的失败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再加上杜勒斯的无情抛弃，凯南心有不甘地开始了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生活。4月，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人员安全委员会面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作证，证明后者作为原子能专家和高级研究所主任，尽管在冷战前期曾经与左派为伍，但依然是一个真正忠诚的美国人。凯南指责美国式的文明孵化出了麦卡锡这样的人物，毁掉了他的朋友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前程。奥本海默没有通过忠诚调查，凯南问他为什么不离开美国。奥本海默站了一会儿，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哽咽着说：“该死的，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国家。”
疱疹顽疾反复发作，疼痛难忍，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疾病。每年都要发作几次，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痛苦。每次发作，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黑暗和悲哀起来。
现在，我正深受其害。昨晚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见自己以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顾问——我猜想大概就是那种聘请来的外国顾问——的身份回到苏联。大使是一个非常严肃、沉默的人，那天他离开莫斯科去国外了。他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但是没有为我预留房间，我不知道该把行李箱放在哪儿，就放到了他的房间，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纳闷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任务，当时这件事好像是一件关乎忠诚、谦逊，甚至是有点儿英雄情结的事情。现在，我满腹狐疑。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拜访______
，还有以前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同事，他们会理解吗？不大可能。
昨晚，在英国杂志《视野》（Horizon）上读到了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文章《美国作家的现状》（“The situation of the Ameri Writer”），非常精彩。作者详细论述了在美国，由于缺少一个文学团体，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作家，都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处在成功带来的单调而危险的影响当中。通常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成功，“功绩并不在于作品真正的质量”。
这再正确不过了，作为美国作家，真应该感谢一位英国作家能够这样理解他们。
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成功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取决于大众的欣赏口味；物质奖励通常不该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品质，而应该来自其他方面，这就给我们很多人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和内心宁静的问题。
【凯南到马萨诸塞州旅行，并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凯南的女儿格蕾丝毕业于这所学校。】
我们开车去波士顿，抄一条四十英里的乡间小道，途中穿过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这里已经废弃，长满杂草。新英格兰古老的南部地区死气沉沉：在茂密的矮小灌木丛林中，居住着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有天主教会的气息。
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时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边，河堤上是无穷无尽的车流，很难过马路走到街对面。我沿着河堤经过哈佛的船屋，它在来往的车辆中显得凄凉过时，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桥，围着学院转了一圈，然后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湿、乌黑、隐蔽的城镇，破烂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压抑的地方：在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带着理性和些许自负情绪的拥挤小岛。
出去吃晚饭，席间说了太多话。
拉德克利夫毕业典礼……我的演讲似乎很受欢迎，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讲中，我对以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为首所倡导的有关原子弹的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毕业典礼队伍走进礼堂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艾尔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学院院长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乔也参加了，说我的演讲是“人身攻击”，实际上众人的关注倒是让他很得意。
【接待来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他从秘鲁回来参加下一轮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共和党领导的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和总统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查过他了。没有问题。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附属司法委员会的律师们也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两次。他们倒是没有隐瞒真实想法，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他有罪，从而满足某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向首席检察官建议，提请大陪审团以涉嫌伪证罪起诉他。首席检察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能证明该罪名成立的充分证据。现任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要对整个案件提起新的行政复议，让这一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议是，要么判决戴维斯有罪，要么恢复他的职位。回顾了整个案件之后，杜勒斯先生说他要亲自详细审核证据，然后做出决定。他审核了证据，才发现自己缺乏做出最后决定的勇气，唯一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判决戴维斯无罪，但那样就会引起共和党参议员的不满。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牺牲戴维斯的利益来解决，将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轮的全面审查。
两点十五分，我离开华盛顿返回农场。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个城市。尽管有两三万人坚守着工作岗位，但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停车场内有一个黑人正在值班，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抱怨这鬼天气。我开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过马上就转向威斯康星大道，驶上240号公路，然后又上了27号公路开往农场。早些年，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线，往返于华盛顿和农场之间。途中路过很多地方，我
意识到，在过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对我有着或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有一个男人修建的新挤奶厂（不过现在看上去破旧荒凉，似乎主人的理想在这里化成了泡影）；在路边的田地里，我们曾经向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打听粮食的产量，结果发现那其实是艾草（当时我们驾着罗尼·艾伦的新别克车旅行，他开得很慢，时速还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过得很快，现在罗尼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和格蕾丝开车爆胎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个砖砌的小学校，就在小树林里。现在小学校变成了一个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窝点的地方，人们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的房子曾经被掀开屋顶；这里的风景是那么优美；就在这里，他们用推土机清除了一切，开起了水泥搅拌站……再后来这里变得比较漂亮。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其实很愚蠢。我对它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我的意义。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它们对于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识到它们的虚无、它们的冷漠。可是上帝啊，这个世界是阴暗的，也是充满敌意的。此刻，它正经历着高温的折磨。
【凯南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在德国做了一系列有关苏美关系的讲座。家人随同前往，之后在那里休假。】
今晚，我开始思考我自己以及我的未来，没有结果。
起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从我个人的感情和兴趣角度考虑，我没有活着的理由，但是我也怕死。
2. 我痛恨那种需要与人交往、与人协调关系的职业。这种情况在美国尤显突出，我在任何地方都体会不到对群体或组织的热情。
3. 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在欧洲生活，也可以在美国生活。从我的经验来看，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4. 过去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将来能派上用场。一切都在中途夭折了：语言、知识分子的趣味、认识的人，都没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堆砌杂碎物件儿的博物馆，也像一桌残羹冷炙。总之，其价值随着时间呈几何级数下降。
5. 我的智识生活停滞不前了，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家庭强加给我的压力；另一方面，智识活动常常来自于外部刺激，这对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无法从中得到放松，也无法保持生活的平衡。
6. 如果我去欧洲生活，那么退休金就没法保证。理论上，我永远都有可能被叫回驻外事务处工作，这一点很恐怖。如果这一天来临了，而我人在欧洲，该怎么办？不管我怎么做，退休金都有可能保不住。我没有理由去要求美国政府对一名退休的职员遵守承诺。政府正迅速地沾染极权主义的嗜好，站在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立场判断这类事情。
7. 务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农场微薄的收入会给生活带来无尽的麻烦，即使有了一点儿收益，也还要用于农场，以及贴补家用。
8. 教书也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美国。它需要与他人进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远无法掩饰自己在智识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这种情绪，就会与美国教育机构构建的神话世界格格不入。
9. 总之，我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法与家庭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前者要求生活极度俭朴，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而后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地消费。
10. 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中有如下诗句：
11. 大孩子们不喜欢我，很显然这意味着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或者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这样的。在他们眼中，我背负着苦涩的责任感，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经商？我能做什么，我都五十二岁了。另外，商界的人际关系要求某种程度的团队忠诚，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只能从事小规模的、艰苦而独立的小生意。
13. 唯一可能唤起我一丝希望的，就是去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当一名教授。毕竟，我还有能力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我可以在1956年的秋季开始教学。我可以加入英国国籍，从而规避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要求。只要能给我保留退休金，我就有可能在美国继续拥有乡间小屋，甚至还可以修葺一新，以便将来退休后颐养天年。作为一个年老的美国公民，我相信政府能够满足我的要求，那就是别再来打扰我。
有一天，我去森林里散步，感觉整个区域都弥漫着一股腐尸的味道，最后发现了一处森林墓地，气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墓地，只看见了入口处的院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异味，头脑中想着其他事情。突然，我看见这座院子，同时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寂静和虚无，一种湿气，一种怪异，一抹淡蓝色的暗影，非常漂亮，但也有些阴森。蓦然间，我看见了上面的墓地，我意识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神秘的死亡如此接近。
绕着小城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旅馆。这一天以及过去几个星期的所见所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美国人，我不想多说。早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他们就充满了绝望，可他们在这里还是激怒了我。我厌恶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麻木不仁、他们的孱弱无力、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漠视、他们的娇生惯养、他们乐此不疲的喋喋不休。除了士兵以外，他们当中90%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就算士兵也不再需要火车站的特别候车室，征用旅馆以及俱乐部，等等。
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欧洲人，苦难仿佛只埋葬了冷静、成熟和热忱，而留下了粗鲁、贪婪、物欲和愤世嫉俗。大多数德国人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能拥有一辆摩托车。整个国家，除了一些生活朴素的劳动者之外，似乎全都陷入了对享乐的恐惧，因为享乐已经毫无乐趣可言。如今，你能看到犹太人对德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人安静而体面地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未曾被人类破坏，那里的社会环境不会让你想起霍格斯
好了，夏天过去了，忙于历史研究的秋天过去了，令人兴奋的圣诞节也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周年晚宴，是我们的高级斯拉夫研究促进委员会（ittee for the Promoting of Advanced Slavic Scholarship）举办的。这是一次多么开心的聚会呀：美味的食品和饮料，加上最单纯和有益的活动。我们争论是否应该赞助出版一本17世纪的俄国词典，编撰的基础是普斯科夫地区（Pskov）一名德国商人的手稿，这部手稿研究了莫斯科西部一些公国的早期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昨天简直热得反常：六十华氏度，还下着雨，闷热潮湿。火车里和纽约的建筑物内都特别闷热，因为没人根据当日的气温去调节车内或室内空调的温度。
突然间，我理解了中央车站投入使用的这个小工具的意义：这是一个自动的行李搬运工具，一个行李小推车，只能在月台内付费使用。机器设有感应系统，只要投入二十五美分，就可以使用；旅客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后推着它到出租车站；车站旁边有一个小推车存放点；如果旅客把用完的小推车存放回去，它就会弹出十美分，作为正确归还小推车的奖励。这种创新让人钦佩和赞赏，但几乎没有人会由此想到：旅行，这种曾经丰富多彩的社会体验，如今已经变得有些孤单，有些缺乏人情味了。似乎人们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跟有限的几个家人打交道之外，彻底摒弃了与他人的所有接触，整日沉默不语，身陷孤独清寂，借着闪光的按钮与冰冷的机器做伴……
有一次跟奥本海默联系时，他提出要来看我，不失时机地向我传达了一些喜讯，大致内容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董事会很欢迎我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日后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了，它解决了我太多的难题。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农场还有必要保留吗？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顿很像，和普林斯顿处于同一气候带，我们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北部的山脚下或者海岸边选择一处更舒适的住处吗？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农场还是最理想的住处。真是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
【这些年，凯南一直在坚持研究和写作两卷本史著《苏美关系，1917～1920》，该书出版后获奖。】
我仔细思考着这种陌生而孤单的学者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类的战火能让我感到温暖。不过，就像月光一样，那份温暖苍白又微弱。当今时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实吗？那个时代转瞬即逝，已经成为过去。从本质上来说，那个时代更落后，因为那时的人不及现代人。如果那个时代散发的温暖苍白无力，让人不适，那只能说明我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无法就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现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该保持什么样的基调呢？我马上意识到，人一旦缺少刺激会出现什么后果。我变成了一个迟钝的家伙，思维迟缓，兴趣索然，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就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没有办法在孤独中保持一种基调吗？
未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这件事一直折磨着凯南。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如何供养这个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克里斯托弗才六岁，温迪刚刚三岁。凯南决定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职，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暂时的，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探讨早期美苏关系的《俄国退出战争》第一卷。
当研究所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给予凯南长期职位时，研究所有十三人赞同、五人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理由是凯南缺少高等学历，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评论也对他褒贬不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写文章说尽管凯南声名显赫，但“他的思维方式不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会慢慢地“不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变成一个辩论家，用1917年时的状况，来分析1950年的事情”。
这种论调引起了康奈尔大学西奥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凯南“那么仁慈”，他尤其赞许凯南作为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虽然凯南并不知晓这些评价，在工作上也恪尽职守，但依然对关于他的这种争议保持警觉。后来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们批评他肤浅。
我帮奥本海默纠正了大部分不太合适的地方。其间我打了许多电话，做了不少协调，这让我想起外交生活中无数次微小而紧要的关头，特别是在苏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日子”这么久了——我是想说，学者的生活是多么与世无争、温和而平静啊。
【这一年，凯南到华盛顿进行了几次学术调查之旅。】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这个城市的厌恶之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尽管如此，我是真的……如果家人同意一起移民英格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地离开纽约。不是我要抛弃我的祖国，而是我自以为了解和理解的祖国抛弃了我。至于其他东西，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长不见尾的车流、挡风玻璃后面无聊僵硬的面孔、车身上刺眼的铬合金装饰、柏油路、广告、电视机、加油站、热狗摊子、冷清的商业中心、郊区的砖房、乡村俱乐部、酒吧和烤肉架、毫无意义的活动、争强好胜、消极懒散、鲁莽傲慢、药房、闷热的百货商场、公交车站、人头攒动的校园、老气横秋的年轻人和幼稚可笑的中年人……透过新泽西的烟霾看到这一切渐渐远去，我不为所动。如果移民，我可能会因为远离朋友而感到后悔，但实际上这种距离并不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遥远，那是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是脆弱、封闭、孤独的美国生活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在这华盛顿，在市中心所见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光鲜表面，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官僚主义、狭隘的心胸、浅薄的目光以及倦怠的无助感。
我开始相信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非常正确的。人们不喜欢我这种性格的人留在政府，少了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照样会运转得很好。现实往往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深邃复杂，现实中也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容纳一个追根究底的思想。诚然，我们能够为人民节省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但人民并不怎么关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如果必须让他们选择，他们可能宁愿付出更多的成本、精力和时间，也不愿意把我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即使得到的是这种评价，也不应该感到不快。当然，主要问题在于我自己。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还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还愿意去做什么。答案是：还有，不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们当中没有一项能够带来一年三万元的收入，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就无法生存下去。至于做什么能有一年三万元的收入，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七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为这个事情感到担心。
如果没有三万元的收入这个问题，那我想去做什么？我猜我会做一个隐士或者美学家。去苏格兰的西海岸生活，旅行，阅读，看人类之手创造出的美景。结果又如何？也许看见它就足够了，接受这一切，生活其中。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
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来，甚至连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这段时间，我任由寂寞和颓废自由生长，过去一幕幕生活的变化，让我感到重新开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由于打赌输了，不得不把自己三十年的光阴奉献给朋友的图书馆。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没有走出图书馆的欲望，于是继续在那里了却余生。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显得不真实，我甚至理解了苏联大清洗中那些逝去的灵魂，以及他们在监狱里的忏悔和告白。我逐渐感觉到，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明智之举。作为一名官员，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国务院更是毫无用处。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一线，做个使团团长，但那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我的能力仅限于此。
的军事情报记录，那里的记录不算多。中午跟一名高级军官共进午餐，他问了我一些关于苏联的问题。我忍不住惊讶，过去在政府中遭遇的全部挫折几乎已被我遗忘了，如今竟然这么快就又重上心头：我没有能力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即便你让一个人理解了，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你，你只能用睿智和切实的行动来取得他们的理解，这种不争的现实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明或者辩解，而是教育。我说的教育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变得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美国人，而是能够与他的同胞有所差别。我们永远无法变得睿智、无法掌控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基本的素质，缺乏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要做美国人，就不要相信这些道理；了解了这些道理，你就已经不是美国人。
我认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那些你能和他讲理的人。当然总统除外，总统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只是不想做而已，因为他的治理重点不在于此。
【为了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凯南去了圣路易斯，研究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的相关文件，弗朗西斯是伍罗德·威尔逊时期的驻俄大使。】
今天是母亲逝世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早晨，我起床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心情欢快起来，全身舒畅。我开始想象，妈妈一定就在我身边，并且会陪伴我一整天。我也知道，她一定也希望我这样生活：在她的爱和宽恕之下，我能够从容淡定，慈悲优雅，高贵体面，悠闲自在，不用过去的失败折磨自己，也不为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
【为了继续完成历史研究，凯南乘飞机和公共汽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调研。】
在美国，东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样。在我们东部人看来，西部人呆板、傲慢、肤浅、粗鲁、乏味，这跟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简直一模一样。
西部人的问题首先在于他们一成不变，完全缺乏与外界的比较和内部竞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成长，也不会催生出新的事物。西部唯一在增长的就是人口，时时刻刻在繁殖，但这种繁殖只是基于现有的基因，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我觉得必须想办法迫使自己总结一下原因，为什么我对这个国家如此失望，并深感对这一切都已无能为力。我要将这种失望情绪排解掉，我可以怀有这种情绪，但不能被其左右。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到一切都没有尽头，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现状，那么最后他肯定会陷入绝望之中，就像深陷流沙一样被吞噬，最终一无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正进入一种漫长的、波澜不惊的麻醉状态。其间会有人短暂地醒来，并且不幸地觉察到当前的状况，但也意识到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切。有时，就像现在这样，当我面对着熙攘人群，我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一切都证明不了什么；这是一群尚在梦中的人。
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壮阔的太平洋海岸在我们面前曲折延伸开去。靠近大海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太平洋如此广阔，却什么重要的话也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了，无法给你希望去探寻一条更美好、更牢固、更有希望的人类生活之路，无法超越眼前的时间和空间。
我听到有人说：“啊，可是这些人很开心啊，和他们一起开心一下不是更好吗？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成熟清醒的人吧。学会游戏人生，学会寻找快乐，就像孩子那样，学会过幼稚的生活。你会吃惊地发现，原来逃避现实是这么容易，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在阳光下和电视机前虚度一天是多么容易。忘记未来吧，宁可旁观也不要去创造，在快乐的氛围中与仁慈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与它用心交流。你只是有些嫉妒罢了。这就是需要你做的全部事情。”
也许吧，也许。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着你，人类要不时地提升自己的尊严，提高无限的创造力。我在这种创造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将它忘记。
加利福尼亚更像乡村，而不是一个州……自然环境影响着文化特质，而在这里，气候或许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也许通过消除巨大的季节差异，就能有效地降低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持续沉闷的雨天和没有尽头的冬季，冰霜雪雨与家庭取暖的各种小麻烦，大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耐心和韧性。加利福尼亚人民被剥夺了季节更替带给人的强烈情感体验，他们没有机会去体验无尽的哲学道理和生命轮回。不过，这些差异还只是相对的、次要的。
加利福尼亚生活更重要的特征，也是最触动我的特征，就是那里的人们缺少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他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致的，环境与利益是一致的，地区形势长期稳定，新旧事物混杂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千篇一律”就像一只强压在理性思维上的大手，甚至也压在这个地方的感性思维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调和异议和分歧，才会产生真正的创新。观念与习惯的一致性，标志着加利福尼亚的顽疾根本无法治愈。
【在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陪同下，凯南远赴父母坟前祭拜。】
进城的路上经过森林之家墓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准备去凯南家族的墓地祭拜。我们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但我和姐姐一度都感觉已经非常近了。我下车开始步行，内心迷茫而激动，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穿行于墓石之间，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爸爸，爸爸，你在哪儿？），仿佛找不到他们，我们就会永远失散分离一样。
珍妮特首先看到了刻着家族姓氏的墓石，离路边有点儿距离。我们走了进去，它们就在眼前：墓石依然很坚固，体现着维多利亚时代高贵的墓葬风格，清晰而特别的字体有力地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土丘高高隆起，那里躺着我的亲人。
首先是我的妈妈，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我对妈妈一无所知，因为在第四个孩子乔治出生仅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这里埋葬着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爱，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慈祥）。亲爱的妈妈，离开自己的孩子们，对您来说一定非常艰难和痛苦，我们心中一直对您充满敬畏和爱。我们英年早逝的妈妈，您纯洁美丽，宛若圣母，对我们只有爱和宽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接受了您给予我们的一切。只是，我们很遗憾在年幼时没能分担您的痛苦，无法用您赐予我们的力量使您起死回生（也许我们的爱，会以某种方式飞到您的身边）。
母亲的旁边是我的父亲，科苏特·肯特·凯南。感谢上帝，他们肩并肩地躺在一起；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共同经历了艰难、困窘和痛苦的生活——家庭的差异、社会出身的差距——但他们对彼此充满了真正的爱，也共同遵守着对彼此的承诺。
父亲是一个笨拙、胆小的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他经常表现出一副怯懦的样子，怯于为自己辩解。在即将离去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敏感，自负而又有些孩子气；有时候他像个乡巴佬，有时候又像个文化人；他对很多美好的事物不屑一顾，跟家里其他人一样多愁善感；他像律师一样整天紧绷、严肃得有些僵硬的脸上，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显露出温暖而又坚定的爱意；他是一个很孤单很痛苦的男人；憔悴、坚强、节制，年轻时健壮得几乎从没生过病。他在度过了孤单暗淡、病痛缠身的晚年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我自己是一个喜怒无常、以自我为中心、神经敏感的孩子，我也像他一样胆怯，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他的晚年我没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宽慰，但是，我爱他，他是除了我儿子之外我最爱的男人。我们从来没有激怒过彼此；我很感激他的沉默和宽容。我也许比家里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孤单、他的忧愁、他的绝望，还有他的信念。
我在思考，今后如何处理自己与马上重返其中的美国社会的关系。我认真甚至有些决绝地认为，与其撇清关系似乎非常合理，这不是因为我不被人欣赏，有一部分公众还是非常欣赏我的。但是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疏离感的强烈程度，无法理解我疏远他们那种生活的决绝态度。真正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经营老虎机的人和政客——我在他们当中没有影响力，以后也不见得会有。
这重要吗？我还应该为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而烦恼吗？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原则地战斗吗？当然应该。可是，去哪里战斗？怎样战斗？如果失败已经注定，如果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微薄之力暂缓这种趋势——我应该怎样选择自己在战斗中的位置呢？我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个纯洁、清净、没受过任何污染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开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吗？当然，那个地方绝不是政府，因为那里的大部分环境早已受到侵染。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折点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一个刚迈过五十岁门槛的男人，突然之间感受不到痛苦了，这正常吗？对女性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正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其他痛苦也在消失，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换个角度说，契诃夫是幸运的，那么年轻就带着一身成就死去了。而我还得工作，而且正在工作，但这工作太轻松了，太缺乏挑战了。男人，至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人驱赶着我们，追逐着我们，不把我们逼向绝境，强迫我们把每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过，那么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也许，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必须过得像苦行僧一样，而不该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我们要强迫肌肉、大脑和同情之心全负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才不会感觉到晚年生活的漫长、沉闷和枯燥……
普林斯顿报纸自豪地宣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我们都能用上拨盘式电话。呵，多伟大的成就！再往前进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尽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醒你周围还生活着其他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至少应该留下一种声音，它也许是缺乏个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让人安心的。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要让自动机械占据多少生活空间？难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变成自动化的吗？难道他们希望无论什么事，都不需要人动手去做了吗？难道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电视机，让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偶尔茫然而麻木地问自己，人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并在一个小组会议上递交了我的讨论稿。会议主题为“历史与外交”，议题很宽泛，也非常空洞。会议地点选在主厅，出席者有几百人。这一次，会场内的通风情况还算过得去。我的议题是外交官所青睐的政治哲学，外交官们怀疑政府的启蒙教育和公正无私，不愿意看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局面。虽然有几个段落是很严肃的，但我并没有想要全篇演讲都那么严肃，而且我也特意恳请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点明我的演讲是轻松活泼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根本没做到这一点，该报节选的内容给人一种奇怪、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凯南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的同时，写了一些演讲稿和随笔，还就会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苏伊士和匈牙利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
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成见已深，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他们都会加以谴责。他们指控我们搞帝国主义，但是，仔细想想，看起来我们身不由己地必须带上点儿帝国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摆布别人，别人就会谴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带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问问，怎么样做才能让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部分欧洲人）改变想法，不再认为我们与那些滔天大罪有关呢？来颗原子弹把整个美国炸上天吗？那他们接着一定会控诉放射性物质泄漏，并且一定会指责我们戛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受援助当成一种习惯了。坦率地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不要指望摆脱罪过。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承认我们是恶人，满心欢喜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并警告大家如果对我们抱有期望，你们将毫无所获，这样一旦有人来指责我们，我们就可以说：“怎么了？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能力与我们的苏联朋友竞争。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众的心中，所以他们现在一旦表现出一点儿合乎常情的礼貌，就会受到吹捧和表扬。
我现在已经开始第二卷
的编写工作。投身编史著述，意味着以当代标准而言，历史学家自己的生活平平无趣，他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生活在现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实在讨厌，因为除开你所写的年代，其他时代都相当乏味。你将成为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客人，因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感兴趣的人也将不为时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整个历史就应该围着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打转。
昨晚是两周之内冰风暴第二次来袭。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玻璃窗向外看，遗憾地望见殷切过头的官老爷们已经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满了沙子。在自然与汽车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稳地待上几天。我对自己说，就让人们滑溜下、踉跄下呗，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把自己的习惯和灵魂都卖给汽车是多么轻浮的举动。任何有谦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会那么做。
的教授，生活勉强有了保障。可是说真的，我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像这几天那样，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感已经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义务了。除了未来多年的责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有生活在宁静之中，不用在外界强大的压力逼迫下工作，做学者才不失为乐事。
，他敏感、聪慧、勇敢。我认为他是国民值得托付但也许永远不会托付的那种人，再说杜勒斯已经把我逼得只能选择民主党。可我算哪门子民主党呢？只说国内事务的话，我更倾向于共和党。我认为，保护农民这一论调通常是在胡说八道，我希望出现更多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失业的现象。我吃惊于这个国家工会运动的目光短浅，保守反动，还有一部分工会存在腐败……
今天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是艾伦·内文思（Allen Nevins）
，主题是内战。他在文中称，尽管内战肮脏、恐怖、令人沮丧，但就其“缔造出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件好事。为什么说它缔造出一个民族就是好事呢？随后的历史证实这是好事了吗？设想如果南方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也许会发展得更好。我对统一观念并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不相信离开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我们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许抛弃了我们拉美化的边境地带，才能在国内其他地区保存一种具有北欧风气的文明。再不济，这也会使世界更加多元化，还要求什么呢？
在电视上看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全民发出公告，他将开始第二届任期。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漫步了好长时间，借机理顺了如下认识：
（a）国家即将进入下一个没有政府领导的五年。
（b）它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大幅度、灾难性地下降。
（c）人民真心希望国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d）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面对这种绝望，我想知道，我既然已经接受了邀请，打算在今年春天发表三次演讲，其中两次还是公开的，那么到时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对人们说些什么？
这甚至波及个人日常的社交生活，以及与朋友的关系……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避难所：到最后，学会沉默的艺术、平庸的艺术、迎合的艺术，绝不再去搞什么严肃的讨论。
【凯南写作《苏美关系》第二卷时需要参考俄国革命期间的原始文献，其中很多都保存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胡佛研究所。】
加利福尼亚让我想起美国新教徒心中的天堂：永远有一堆初来乍到的人；他们会遇到很多朋友，但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人们会花大量时间庆祝身在此地；没有人会发一丁点儿牢骚；新来者会感到些许的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恶魔既已驱逐，美德正被赞颂，未来生活未免会过于平淡。
在这样一个国度，一个人应该怎样教育他的孩子？如果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生活品味灌输给他们，孩子们就会为周遭环境所不容。如果放任自流，由主流环境来决定孩子们的品味，那他们很快就会疏远父母。
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健康的，对孩子们的身体、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都有益处，那么他很容易就能克制自己，放手让孩子们尽情接受时代的洗礼，不再试图将他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惜我们无法确信这一点。我们怎能坐视孩子们长大却没真正成长：孩子们被过多的电视节目熏染得性格不稳定，盲目模仿，墨守成规，过于神经质，先是疯狂沉溺于青少年所热衷的改装赛车，然后再与异性建立乱七八糟的关系，因而失去了与同性群体接触的机会，也错过了正常社会中男女交往的时机，在还未真正成熟起来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天真的本性。更不必说教育的缺失了，讲话不成条理，嘴里永远是那些含糊其词的陈腔滥调，看破红尘似的缄默不语，拿它当成自己不思进取的借口。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你要把这一切都教会孩子，好让他们能在这个时代生活得舒适一些。
【凯南去探望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和她的丈夫尤金，他们住在海兰帕克。】
格蕾丝正在从太平洋海岸赶回东部的途中，顺便来海兰帕克陪我待上一两天。晚上我从南芝加哥回到家时，她告诉我有个电话找我，是从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阿莱德·史蒂文森家打来的。我回了电话，是史蒂文森本人接的，他听说我到这里来了，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问可不可以带着格蕾丝一同前往，他说非常欢迎。于是我们马上驾车出发。我看他非常疲惫、困倦……
当晚我们听了共和党大会的竞选提名演说。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另一个房间的电视里传来了尼克松低沉的声音。当临近总统演讲时，摄影师们到了，他们想拍一张史蒂文森正在收听艾森豪威尔演讲的照片。他基本上同意了，可是当他们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叫停了拍摄。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和格蕾丝正躲在餐厅里（避免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也避免节外生枝）。之后我们去了客厅，大家一起收听总统的演说。史蒂文森先生非常冷静地听了演讲，认为它还算精彩，但我们俩都认为其内容与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毫无关联（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实力要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完全不再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兑现；诺言和行动最后并不一致；解放人民好像只是说说而已）。
演讲结束以后，我们又探讨了外交政策。聊了没一会儿，我就和格蕾丝离开了。史蒂文森先生送我们到他家后面的停车场。天上一轮明月，田地笼罩在雾气之中，看上去像是大海。我和格蕾丝都很过意不去：他看上去那么疲惫，那么厌烦，又那么无奈；支持他的人太少；跟庞大、老练、富有的艾森豪威尔集团相比，史蒂文森投入的全部竞选资本显得不堪一击。何况他还要扛起一个内讧不断、纪律混乱、愚昧无知的民主党，在过去几年里，该党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差不多吸纳了一半的麦卡锡主义者啊。
很明显，无论最终的选举结果如何，这个国家还是和几十年来遭际的一样，不会拥有一个开明的政府。
《苏美关系》第二卷中有关早期历史的部分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但又经常忍不住想参与时下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我常常纠缠于两者之间。昨晚，总统发表了有关和平问题的竞选演说，听罢我恨不得发一则声明公开声讨。他说：“我们见证了世界上广大地区的人民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摆脱外国的统治获得自由，摆脱国内的贫困获得自由。”他只字未提摆脱国内的独裁者获得自由。他说共产主义世界的野心已经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政治手段，叫作“通过选票而不是刺刀来获取胜利”。简直是胡说八道。通过“刺刀”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混淆了警察和军队。通过“选票”又是什么意思？“选票”对中东有什么意义可言吗？他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挽救和保卫我们的自由而研发”的。这可真是荒谬可笑的误导。我们的人民从核力量的使用中获得了什么利益？核武器能为人民解决什么燃眉之急？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些对事实的曲解滥用置之不理？看来民主党阵营实在是没有人能站出来质疑这些了。
当埋头学术的时候，我还有权利对时下热点问题进行公开评论吗？
当那么多人满怀信心地看着我，准备接受我引导的时候，我还有权利拒绝评论时事吗？
晚宴上，一个客人问我希望美国对苏伊士采取何种行动，我说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信奉孤立主义。过后我才想起来，我应该向他解释清楚，孤立主义者分为两种：一种人认为外部世界是无关紧要或者完全邪恶的，不值得为其烦恼；另一种不相信按当今这种方式组成的、持有当今这种动机的美国政府，能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属于后者。
【以下日记是凯南在苏联从布达佩斯第一次撤军之后、第二次进驻之前写的，苏军第二次进驻镇压了匈牙利的事件。】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在对待匈牙利问题上，一定有些事情是民众所不了解的，而这些事情解释了苏联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一定是莫斯科涌动的某种暗流导致他们采取如此反常的行动。整件事情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镇压布达佩斯事件。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实力。撤军的唯一解释就是国内有人不想这样做……
我怀疑可能是红军领导人，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Gey Zhukov），或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一直对利用军队镇压民众暴乱和在东欧充当宪兵的想法不以为然……我想这势必会引发驻扎在西德地区的西方军队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协议撤军的地区囊括了波兰和东德。该协议一旦达成，我认为不超过三天东德政府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苏联会试图继续支持东德，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价还价。各国从德国撤军会终结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撤军行动会让波兰的形势趋于明朗。我愿意相信莫斯科是想摆脱对东德的义务，因为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还在那里会感觉颇不自在……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只要假以时日并让其不失体面，苏联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可能会自行终结。
真是晴天霹雳，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我感到有必要做以下记录：
1. 事实证明，在“解放”、向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求援以及与新国家培养感情等几个方面，我的担心和警告是非常正确的，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2. 这届政府让我们卷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而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掌控这种境况了。
3. 尽管如此，其领导人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再次当选。
4. 多年来，公众对我的观点已经有所了解，对我有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我所秉持的立场。
5. 在某一事件中，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却被认为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样的认识当然极不可取。不过，在这个极端危险的时刻，我确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却受到了公众的极端蔑视和彻底否定。这种情形意味着，无论我的立场观点如何，我本来可以做出的贡献在这个最后时刻被自己的祖国否定了。
6.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些贡献的企图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了。我必须告诫自己，我在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已经退出舞台了，已经谢幕了，接下来的生活纯粹就是个人生活了。我的任务就是在上天的安排下，优雅淡定地接受这样的生活，毕竟我并不是唯一遭遇如此命运的人。
如果战争来临——它的确极有可能来临，我将投笔从戎，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欣然前往，虽然很可能就此丢掉性命——肩负这种公职的人很少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安然无恙。我想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在和平年代都不能采纳他人忠告的政府，在战争时期更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在战时任职，我就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更乐意它的人民穿上军装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让他们穿着便装报效祖国。
我觉得在这关头，苏联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们想要有所动作，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a) 他们希望中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以此分散西方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
(b) 他们相信西方联盟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并且认为自己能够从容不迫地给英法制造一些麻烦。克里姆林宫相信，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来分析，美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
我认为莫斯科之所以让目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是想跟我们讨价还价，逼迫我们牺牲英法的利益来换取中东地区的和平。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妥协，因为华盛顿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英法的利益，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们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如果莫斯科如愿以偿，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了，只是苏联人会在政治上征服中东，并且利用他们在那里控制的石油作为筹码勒索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务必认识到，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目前都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就当前形势而言，考虑到多地区高度紧张的局势，战争很有可能爆发。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我很想说：现在的美国是尼克松的美国，不是我的美国，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个国家不需要我的参与，照现状来看，我也不想参与。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再讨论公众问题呢？为什么不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淡出，做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呢？
我到底还是要面对现实，毕竟我的对手占了上风。是他们的思想而非我的思想在指导着绝大多数同胞。跟极少数对我的观点仍感兴趣的人探讨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不过，他们的确对我还有所期待，毫无疑问我不应该辜负他们的这份期待。即使我想要保持沉默，是不是也应该至少把理由讲清楚？……
（支持我的人）无法像我打算的那样，移民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我该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回到玩世不恭的个人追求里去，就像普通人那样：让自己沉浸在空虚的生活中，让自己忙碌起来，打棒球、露营、看电视、唱歌、开凯迪拉克、玩高尔夫球、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等等，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最让我纠结的是，我非常确信自己在许多方面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背负着这样的思想负担，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还好过些，可是在主要问题上我并没有错。1945年，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预见到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恐怖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最终必将解体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苏联极权社会弱点的分析是绝对正确的。马歇尔计划的思路是我提出来的，我正确地估计了马歇尔计划取得政治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按照政策规划室的建议处理德国问题，德国很可能会获得统一，东德也不会受共产主义的控制。六年前，在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国政府将台湾直接置于麦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将其归还给中国大陆。我警告过不要试图入侵朝鲜。我很确定我此刻提出如下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把国家安全寄托于联合国多数成员国，而非寄托于传统上与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盟国，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些见解该怎么处理？抛弃它们？带着它们进坟墓？没有人愿意听。
阿拉伯人现在对我们笑脸相迎，我们终于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美国政治心理上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了：在面临帝国主义大国的贪婪掠夺时，一个弱小国家因我们的支持而对我们充满了赞许、钦佩和感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海约翰（John Hays）门户开放政策的阴影再次笼罩在美国外交之上。当时，一如现在，我们撂了一句好话，每个人都十分满意，尽管它并没有实际用处；当时，一如现在，公众很乐意相信，我们的姿态不论怎样都让帝国主义者感到些羞愧，让弱小无助国家的人民感激。对他们，我们可以实行国内政治制度绝对禁止的家长式管理。过去，我们相信中国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看看时过境迁，发生了什么。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明天他们会怎么样？
凯南前几年的写作结出累累硕果，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俄国退出战争》荣膺数项大奖，震惊了学术界。11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伊斯特曼荣誉教授职位（Eastman Professorship）。他敦促超级大国不要在中欧地区部署核武器，而应该从那里撤军，东德和西德由此便可以统一成一个国家。他的演讲在西欧和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今天，《俄国退出战争》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这是该书获得的第四个奖项。我还比较满意，不敢相信这本书真有那么好，不过我对获奖本身却丝毫提不起兴致。至于为什么缺乏热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撰写这本书的每一卷时，我都力求条理清晰、叙述详尽，在文字上精雕细琢，不过我的本心不在其中。我还有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去写，或许我应该写写小说。
下午，我到纽约参加美国历史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Ameri History）举办的宴会。宴会上，我第一个领受了该协会创设的美国年度最佳历史写作奖。那是一个温馨愉快的场合，典礼由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主持，诺曼·阿莫尔（Norman Armour）
颁奖。
这个奖项是我今年春天所获奖项中的最后一个，这一系列奖项包括：
◇ 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 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历史学会）
◇ 普利策奖
◇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公共事务最佳杂志文章奖）
◇ 弗朗西斯·帕克曼奖（今晚所颁奖项）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洪水般涌来的荣誉，我无法相信这本书有那么好……我怀疑今年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小年。不过，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非虚构文学界树立了声望，我对语言和写作的热爱在政府部门从未获得过肯定，如今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这是一份责任，意味着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政府官方的身份让我的话语为民众所知。这也在我肩头加上一份责任，不要靡费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只说值得说的话，并且要在有影响力的平台上讲出来。换句话说，该把话语被人倾听、传播和尊重的能力看作一种资本，虽然它可能是出于偶然才降临到我头上的，但不管是不是应得应份，在大众媒体的喧嚣已经掩盖和消解了很多声音的时代，它十分稀罕，应该好好珍视和保护，而不要去在意它和我这个人之间纯属偶然的从属关系。
刚刚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竟然答不出来！怎么回答呢？我含混地说对划船感兴趣。之后我又补充说，如果生活允许的话，我还喜欢耕种。坦白地说，我不感兴趣的就是每个人都期待我热情洋溢地追求的东西：国际事务。为什么反感？因为它弃我而去。挫折、失望和幻灭纷至沓来，现在的我只剩下悲观的情绪了。我是个心态正常的人，让自己感到悲观的事情我不想做。
老实说，我应该以“为什么国际形势毫无希望”为讲座题目。但是，接下来就不得不探讨我们美国社会内部缺乏活力的问题，包括制度自我调节机能的不足，宽松制度的失败。接着，再谈谈外部世界的人口过剩、社会堕落、鲁莽轻率，等等。我不得不为退化的社会、衰退的人口、高度专制，以及绝对的政治孤立辩护。这是在为谁辩护呢？我想是为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然后，我倒是宁愿美国的四个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合并，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待定——以联邦为基础，与加拿大和英国合并，华盛顿不再作为联邦首都（终于摆脱了！），将首都定在温莎或者渥太华附近。至于我们的盟国：斯堪的纳维亚与西伯利亚半岛中立，欧洲大陆则实行自治。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执行严格人口削减政策和独裁政策，包括各国禁止本国公民驾驶汽车。
这一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制度，大众永远都认识不到这些事实。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民主只有通过五十年仁慈的独裁统治才能挽救自己，这种统治就像一个医生让病人治疗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后者继续自行康复一样。
既然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那么说这些实话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要警告人们他们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让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世界将会结束，建议他们培养些早期基督教的美德？
牛津！宁谧的庭院，宏伟古老的高塔，优雅坚固，仿佛在涌动的流云中飘浮。街上是别别扭扭的拥挤交通，密集的自行车阵容。身强体壮、面色红润的年轻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她们谈不上娇美，却也不乏魅力。我住在一栋大房子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套间里，品尝着无尽的孤独，连日来没和人说过一句话。我在清新潮湿的风中漫步：走过公园；走过郊外的大街，这些街道充分体现出英格兰现代城市景观的拘谨、迟钝和单调；走过静谧的河岸，看到情人们躺在深草里，仿佛迷失了自我，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就像《福尔赛世家》
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啊，英格兰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残缺，如此不顾一切，结果竟是让人如此心酸！）我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内就餐，那里只有两位服务生，菜单从来没有变过。一切都很安静，人们低声地讲话，以免破坏这一如教堂墓地般的宁静。镶板的老式公共休息室，蜡烛照明和波尔多葡萄酒，以及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恋，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在不期而遇的邂逅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千差万别的个性，既有最迷人的谦谦有礼和古道热肠，也有偶尔恶狠狠的粗鲁无礼和骄傲自大。到处是成群结队的暑期观光客，他们手里拿着旅游指南小册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完成任务似的四处拍照。
一直以来，我都身处孤独的舞台之上，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小人之交的迷魂汤，我也有点儿——但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抑制不住嫉妒之情而瞧不起自己。人是多么脆弱的动物啊，需要每日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生活中寻找自我，对琐碎的过往自我解嘲，开着自己的小玩笑，坚持说这些肤浅的事情表现自己的人格，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别人被自己蒙蔽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一如身体一样脆弱不堪。如果让他们两三天不食不眠，绝大多数人就会精神崩溃，六神无主。如果让他们断绝与所有朋友的联系，他们就会深陷忧郁和自怨自艾之中：他们的自尊因社交营养的断绝，以及暴露出清冷空虚的自我而饥寒交加。
最近几天，完成了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讲座的录制工作。总体来说，那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讲座，演讲已经不再是我的强项了。我用邮件将讲稿发过去，编辑最近一直在审阅讲稿，明天务必播发。如果他们不播的话，我就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接受这份邀请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在下篇日记中，凯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极度忙乱又硕果累累的秋季学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评的意味。】
距离上次写日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月就像三年那么长。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学术讲座、六次里斯讲座，在军事评论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讲一次，还有一次电视采访。这些活动让我应接不暇，我准备得都十分仓促，没有一次是我本该有的表现。所有讲座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牛津讲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讲座表面成功，实际上却让我恶名远播。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无法从常规的视角来考虑整个事件。做里斯讲座的时候，我曾经从演播室跑出来三次，神经质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演讲的内容糟糕透顶。我在内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们先把我轰出来的，我甚至连第二天的晨报都不敢看，害怕报纸上登载的相关内容让自己羞愧难当。我体会到了安东·契诃夫在 href='/article/9991.htm'>《海鸥》中于彼得格勒遭遇惨败时的恐惧心情。但是，讲座竟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现在我的感觉是，五年前离开政府外事部门时在国际事务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已经彻底耗尽。我希望，除非有机会从头好好学习，我要对外交事务中的是是非非永远保持缄默。
【凯南夫妇在欧洲大陆度过圣诞假期。】
有人说里斯讲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确切无疑。各国政府当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我在讲座中曾经评论说，试图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努力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针对裁军问题，重启谈判的大部分会谈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如果我们要与苏联协商，就不能以同盟体的形式进行，那样不会成功。但是，北约组织的声明表明，北约诸国希望尽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苏联谈判。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首先应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和谈话。但是，人人都争相表态，好像都希望在我们放出底牌之前先让苏联放出他们的底牌似的。
我在讲座中说，我认为局外人无法拟订中欧撤军计划。世界各国媒体持续不断地提起“凯南计划”。
在讲座中我也说了，在亚非援助方面，我们不应该与苏联政府竞相抬价。在开罗会议上，苏联代表允诺将向亚非人民提供无限制的援助，这个承诺莫斯科可永远不会兑现。然而，华盛顿那些人却立马做出反应，开始讨论一项十四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不应该在西欧部署核武器。巴黎的政治家就做出回应，指示诺斯塔德
1957年里斯讲座掀起的风暴一直持续到1958年。凯南认为与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交易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他挑战了正统的冷战观念。针对他的观点，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猛烈回击，他说：“根据我的判断，凯南从来没有抓住过大国关系的真实一面，而是对其采取一种相当神奇的态度。”
西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德国撤军——尽管今天的苏联不愿意这样做——都会使整个北约意气消沉。如果是这样（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只能说，这完全证明了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北约已经不再是能够解决欧洲争端、促进协商的机构了，不再是会为了对方的让步而做出修正或调整的组织了，它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人们对它已经重视到不能牺牲它来交换对方退让条件的地步，它已经成了达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和解的障碍。
基本上，对于我关于德国问题的演讲，有些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回应有两个要点：
1. 莫斯科不会接受撤军建议；
2. 这个提案会削弱北约的力量。
实际上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莫斯科确定无意接受撤军，那北约为什么还要甘冒其险呢？要么有人担心这些提案会被接受，要么至少承认现有提案没有抓住争端各方的利害关系，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提案。
今天早晨看到艾奇逊对里斯讲座做出的回应，我深感意外，他的言论就刊登在星期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头版上。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溜达了大半天，想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直面这次打击。从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不仅我说的话受到了严重的误解，而且意味着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的政策如今连最微弱的希望都没有了。在当今美国的公共生活里，已经没有人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对苏争端感兴趣了。所有人都认定，这种对抗是纯粹的军事斗争，也只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决定鲁莽而盲目地推动这场军备竞赛了，不管这种竞赛会将我们带向何种境地。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我现在仿佛是一个人在旷野里哭泣，这样的孤独感对我来说前所未有。
骰子已经掷下。解决欧洲争端的事情已经没人再提了。军备竞赛会无法控制地继续下去。这些人将会得到他们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至于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什么，那就由不得人类了。
一回到牛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里充满了厌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像在普林斯顿那样快乐。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友好、很热情，更何况我在普林斯顿也只能算是一个过客。除了一圈好友之外，我在普林斯顿也没有什么亲戚。我憎恨当代美国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在表现，但是，普林斯顿有花园；我可以在户外工作；我可以偶尔去农场看看；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外面玩耍，不必过多考虑提前安排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问题；房子温暖，宽敞，舒适；一切看起来给人极大的空间感和自由感；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普林斯顿，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抗争，不过这些抗争似乎也让人感到身心愉快，感到生活多姿多彩，感到人生充满希望；但是在牛津，所有的事都是老习惯，这些老习惯就像墙上的石头那样令人生畏、不容置疑、冷峻刻板、缺乏想象。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很遗憾地认识到，自己走到了一个节点，我再也不能协调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了。两者就像油和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关注一方就要牺牲掉另一方。当然，作为时事评论家才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压力就在于此，没有人关心我历史学家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大体上历史对现实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能力，可以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是旷古未有的状况。如果我还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人类毁灭自己的行为，那我余生都将致力于此。不过，一旦我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到新闻或者政治上来，我的话语和声音就会失去对公众的魔力，问题是我能否保证自己完全独立，这份独立性是我力量的真正源泉。这就是我面临的两难困境。
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爱上了我的同胞。他们曾经遭受挫折，曾经灰心失望，在我的童年时代，他们注定要承受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苦痛，或许注定要远离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保有谦虚、坦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这个世界会更加悲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珍视女性的价值，甚至超过男性。在我所了解的国家里，女性都比男性更坚强，更伟大。男人的性冲动所具有的混乱性和破坏性，与他们头脑中的理性和秩序感格格不入。在各种文化中，男性都是要么野性十足，要么神经兮兮、斯文无能，或者徘徊二者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护生命的延续，使其免受男性鲁莽行事、跋扈专制的不良影响，并为知性的审美带来新的活力与纪律，同时维系男性与现实之间岌岌可危的纽带，让他们回归现实。
【凯南夫妇乘坐飞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后在里斯本附近度假。】
萨拉查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他是一个思想深邃、洞察力敏锐的人。不过，你很难跟这样的知名公众人物详细地探讨当前的形势。因为你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拖着他说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我尽可能清楚地跟他说，苏联人的性格中有积极的一面，像荣誉感和自尊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谈得很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他阴沉地说道。显然他并不支持撤军，这跟我的想法一样。他担心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在欧洲即意味着“军事”）支持下就放松对一个统一德国的控制。他并不担心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的威力太过恐怖，所以大家都不会使用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仓促短暂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的强大效果。他似乎也不担心核爆试验造成的大气污染。他非常认同，除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三国之外，如果还有其他政府掌握了核武器，那么就有可能给缔结核裁军协议带来新的困难。
阅读《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撩拨起我对往昔岁月和逝去青春的回想：里加，俄罗斯的风光，契诃夫作品中那令人惊叹、超乎想象的亲切感与说服力。换句话说，《樱桃园》激起了我充满俄罗斯情感的自我的觉醒，激起了完全契诃夫式的自我的觉醒，它们比美国式的自我更加真实，这一切都刺激着我。我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一边压抑着竭力不让同行的人发现。
我无法相信。事实是，一旦遭受物质丰富这一使人衰朽的风潮的袭击，俄国人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无能。他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实打实的劣势。我们可以推行高效的国内经济计划以避免无意义的浪费，比如广告宣传，以及为了促进销售而故意生产使用年限较短的产品所造成的浪费，但是总体来说，无论美国和古老的欧洲需要多大的新鲜刺激，需要增添什么样的活力，都轮不到苏联来拯救。就算美国和欧洲需要拯救，那也只应该靠来自内部的推动力。苏联的成功对西方文明来说，一如蛮族入侵罗马一样：可能在某个地方埋下了另一种文明的种子，这种文明注定在几百年后会发展成熟，但他们自身当时未必是更先进的文明。
【去往华沙途中，凯南在美国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停留。与使馆人员的交往突然激起了凯南的思乡之情。】
啊，我的同胞，我的同胞，我的希望，就这样幻灭！在你那懒洋洋的自嘲面孔下隐藏着美德，那是令华而不实的欧洲大陆难以置信的美德。你们竟然没认识到自己的坚强；你们对自身优点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多么浅薄。作为（至少直到最近）最不善于内省的民族，作为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感知最迟钝的人，你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真正的特质，招致整个世界的嘲笑和嫉妒。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你们固执，因为你们不够成熟，因为童年时光早已结束，你们却不肯收敛自己的孩子气；因为你们不愿意在人类困境的悲剧面前俯首认输；但是，上帝会给你们回报，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你们充满仁慈，因为你们默默无言解人之困，因为你们不屑于炫耀自己，因为你们天真的实用主义，因为你们不善于表达，因为你们不会营造自己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因为了近年来其他土地上空虚、可憎、善妒的人们对你们的嫉妒和垂涎……
当心了，你们这些嘲笑者，你们这些神气十足的人，你们这些嫉妒的、邪恶的诽谤者，你们这些充满优越感的自大欧洲人，你们这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如果你们继续试图毁掉我们，反而会促进我们成熟、内省、觉悟，反而会唤醒我们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将会在我们身上发现让你们始料未及的潜能，当我们曾经的天真已经成为历史，你们将比我们还要后悔。
【凯南受邀在华沙发表演讲。自从1952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到过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他给中情局的局长阿伦·杜勒斯发了一份备忘录，阐明波兰人将逐渐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自我解放。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递了相关报告，总统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报告。】
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华沙人。他们看起来比较温和，衣着整洁，相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看起来更像西方人。他们的所言所行都非常随意，平淡无奇。我们知道他们享受着普通苏联人所没有的言论自由。民众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当然他们本质上就不是奴颜婢膝的民族。
与此同时，他们也流露出一种敏感而沉静的气质，这一点颇为打动西方访问者。波兰人就像是从震惊或伤害中恢复过来的人一样。他们走路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想法示人……
我只碰到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是个女人。她是这里不常见的那种人：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意味着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颇有勇气的人。她既不了解共产主义世界，也不了解非共产主义世界。我对她充满同情，尽可能在这个充满谬误、无情专制的压抑世界里，给她营造一些乐观的有希望的氛围。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的古板制度下，一个人很难找到生活的乐趣。不管怎样，她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相比，她像是狼群中的一只羊，等待她的注定是一种幻灭、一场悲剧。从个性上看，相对那个苏联女导游来说，她更有个性、更加可亲，那个女导游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毫无个人风格，总是像鹦鹉学舌，一副正经凛然的样子。
我碰到的波兰人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性格倔强、善于沉思的民族主义者。波兰人的民族主义与众不同，令人好奇。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出自于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含有波兰就是波兰，绝不隶属任何人这种不顾一切的思想。波兰人就是波兰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当今的波兰人，至少是华沙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者了，他们正在努力尝试着做现实主义者，学会改变和适应的艺术，学会不逞英雄的艺术。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明白吗？），这些适应苏联的努力正是在放纵自己，让自己陷入另一场荒诞疯狂的赌博之中。
目前波兰这种不平衡的形势，是希特勒时代的恐怖记忆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感到非常困惑。从长远角度来说，就与苏联人的关系而言，波兰人如果与德国人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他们这些……
你很快就会觉察到，这里的人们从不谈论苏联。从市中心苏联人建的摩天大楼旁走过时，他们一言不发，既不赞扬也不贬斥。谈到德国人的暴行时，他们不会提卡廷森林大屠杀。
谈到1944年华沙起义时，波兰人拒绝回忆苏联人用广播敦促他们武装暴动，却静观他们被德国人围攻屠戮的经历。当时，美国曾经询问苏联，是否需要使用美国的基地作为飞机起降地点为华沙起义军运送物资，苏联的回答是“不用”。当有人提起，整个华沙被暴虐的德国人的炮火摧毁时，没有人愿意提到当时苏联军队正悠闲地坐在河对岸，眼看华沙毁灭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换句话说，苏联的力量人人知晓，但是没人提及，这种故意的沉默流露出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的谴责。
我们该拿当下的美国怎么办？……要竭尽全力做出贡献，提供帮助吗？要不要承认这样的努力注定徒劳？是不是要向此时此刻大行其道的谬误势力低头认输，然后退休颐养天年，侍弄一下花园，让自己有一个平淡安静的空间，再写写一些人可能会有兴趣阅读的书籍，然后让这一切在可能即将到来的核浩劫中付之一炬？……当政府的顽固和狂热已经很可能或者说极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时，学者或者哲学家会置之不理吗？到了那时，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牺牲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机会，而为了让这样的生活有机会存在下去，他们不是都必须参与这场悲惨、野蛮、愤世嫉俗的游戏吗？
还有四十五个小时就到美国了，我根本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把时间都花在和船长打乒乓球，以及从船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是否有其他船只出现上了。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过我缺乏意志力，难以集中精神，必定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Daniel J. Boorstin,The Ameri, The ial Experience）
从布尔斯廷书中的描述来看，他似乎从欧洲与北美殖民地的对比中获得了满足，似乎感觉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获远远超出了因忽视欧洲传统而失去的东西。然而，读着他的书，我眼前却浮现出这样一幅悲哀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诗歌毫无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识，科学见解，报纸杂志，一切都是如此浅薄；粗放的破坏性的农耕方式，自私、顽固、短视的防务意识，完全把防务问题（整体性防务，而非区域防务）留给英国人去解决。
一个对待文化遗产如此随意、如此偏颇、如此自轻自贱的社会，发现在当今时代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难的，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实际上，在整个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们的状态来说，其发展历程是退化而非进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愈趋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离而非遵循了欧洲的文化精髓。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说，相信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将会导致罪恶的发生。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趋势，同时也警告民主国家不要被骄傲自大所蒙蔽。凯南认为尼布尔与他意气相投。我们尚不清楚凯南阅读的是哪一本书。1960年，尼布尔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学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hi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对民主的辩护与民主传统防御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与政府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把身体机能和本能作为标准与政府过程做比较。身体机能与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须存在的，这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是有机生命伟大生物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忍受身体里每天发生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羞耻感；为了保护我们的肉体免受危险和伤害，为了通过繁衍达到生命的永存，我们应该庇护那无法抗拒的本能；我们精神建筑的中心应该竖立着本能的冲动。弗洛伊德说过，如果本能冲动的要求被忽略，我们会自食其果。
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不好也不坏。不好是因为我们与最低等的野兽——可能还有植物——共同享有这一特征：它不过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有机生命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好的结构；实际上，就人类而言，这一发展似乎更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从我们自身的反应来看，这种特征不仅让我们有失体面，而且常与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发生冲突，只能与基督教的仁爱要求妥协，而永远不能和解。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算坏，因为身体机能与本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忍耐，这种忍耐实际上是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条件。坦白地说，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这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义得以体现的特别途径。实际上，基督教教义只能在与生理需求的冲突中有所实现，只能通过牺牲身体的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克服本能才能实现。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彻底拒绝或者克服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完全摒弃人类的天性：简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杀……
就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政府运行过程与身体机能和本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吗？政府过程涉及的也不过是人类身体以及自爱方面的要求。不管这个国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还是正义，都是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服从，从短期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自私的要求，但是从长期看，它最终能确保更好的结果。盗窃被禁止，因为消灭了盗窃行为，人们就会更加富足。换句话说，国家做的事情原则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个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自私自利、无法无天和野心勃勃的倾向。当然，国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教义，国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国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于仁爱而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的基础的确就是属于身体本能范畴的自爱。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偏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偏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仁爱吗？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对秩序的钟爱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制造武器和发展通信手段方面，人类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创造天赋，这种天赋毁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让原始国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只是一种反映了人类渴求物质安全的表达形式，只是这种表达更复杂，更加与时共进。我再次强调，正如基督耶稣所展示的那样，本能需求并非基督教的需求。
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用以实现其意图的基本手段与基督教达成其目标的基本手段不同。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压政治机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暴力的要素从个体传达到群体。
我们承认国家意图和用以确保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都是完全必要的、无法避免的。不过，只有从国家下述功能的角度来说才是如此：国家的运行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屈从，即我们必须每天要向人类隐藏的兽性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运行过程就好像身体的代谢一样，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既不好也不坏。作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这种必然性确实有些悲哀，初看起来也让人遗憾。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谁呢？我们有义务接受政府，并给予它应有的权力，不要试图破坏它，尝试接受某些妥协，在个人生活与行为框架内为实现基督教理想做出理性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做的是，在意图和方法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还试图在政府框架内寻找体现基督教教义的某种渠道……
简单地说，基督教应对的是一种孤独的窘境，只能由个体来面对。那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基督教之爱，或许能够缓解和弱化这种孤独，而集体与个体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只有真诚的亲密行为——比如家人、血缘之亲或者友情，以及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由牧师或神父带来的启示，可以减轻人类在面对基督教职责时的孤独之感。不过，人类的亲密行为也只不过是一根根脆弱的芦苇，受制于固有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这是人类个体自身的问题。
按照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稳定因素。在里斯讲座中我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个因素，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说的话根本没有人理解。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指出，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意志永远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除非通过军事占领或者威胁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是后者的话，还需要找到一个当地政权听其摆布，否则也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莫斯科不能永远占领超出其目前占领范围的其他地区。正如费恩斯（Finns）所证明的，一个国家有决心顽强抵抗军事占领的威胁，有内部的法律阻止共产主义者问鼎政权，那么它就不需要拥有核武器，不需要大量针对外部的军事设施来保障国家统一。我国或者英国极有可能通过撤军或者单方面裁军政策，容许自身的政治进程存在秘密，就像现在的瑞士一样，不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盟友，并且很有可能失去对原料产地的一切有效控制，也变得像瑞士那样，对全球事务的变化和走向基本不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只能依靠有利的形势和他人的怜悯活着。就这样风雨飘摇地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荣耀，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还必须做好忍受长期包围的准备。
整个上午和午餐时间都是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度过的，会议地点在五月花酒店。长长的主廊里挤满了与会的历史学家，空气异常糟糕（在其他方面以讲究卫生为傲的同胞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通风的好习惯？）……（在华盛顿）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允许重返故地的幽灵，在人群中孤独地来回穿行，无人留意。
趁着其他人滑冰的时候，利用上午的时间把地窖里的一堆垃圾铲走了。下午，我把垃圾清理到沟渠，又拉回很多木头，锯好了当作壁炉的烧柴。忙活完这些琐事，一天也就过去了。今晚过完，1958年就结束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热情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以下成绩值得一提：我完成了在英格兰和波兰的系列讲座并广受赞誉，全家凯旋，回到美国；我们花了很多财力把疏于打理、荒芜良久的农场收拾妥当，将这里恢复成一块坚实耐用的良地。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实现什么愿望呢？对世界来说明年或许是灾难性的一年，当然，只有上帝知道，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我可以像样地写一写苏联外交政策史，或许可以动手撰写基础研究的第三卷，另外再嫁掉一个女儿。没有太多愿望，也没有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或许，我应该督促自己在业余时间写写国内生活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这些问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希望今年发生些什么事？1月，米高扬
将访问美国。我觉得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美国政府无法提供任何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本就没有积极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让同盟国承担义务。苏联政府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莫斯科下定决心要挽救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
，它定下的高调目标就是让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无条件让步。结果就是，如果说米高扬的来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只可能加剧形势的恶化。这场危机会逐渐恶化，到四五月间将发展成极端尖锐和危险的形式。如果届时伊朗或者金门岛没有再次爆发危机，那么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柏林的形势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达成某种痛苦的妥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拖延的状态，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场危机会延续到夏天。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中东或者远东危机的影响使柏林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战争就要来了。
除上述观点之外，我还要补充，这场危机在某一阶段很可能会促成高端会议或者高层会晤。实际上，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而非借助联合国，我们才能最终解决柏林的困境。
凯南仍然在试图调和公共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这种努力让他感到痛苦。柏林危机也令他沮丧，他认为这将使核战争一触即发。在他看来，如果实施了他于1957年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这场危机本是可以避免的。
昨晚做梦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梦见母亲，她在梦里出现了两次。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面孔无比亲切和熟悉，让我立即就明白这不可能是别人。她的模样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她熠熠生辉的眼睛，她不时微微噘起的双唇，她的欢笑声和啜泣声，更是让我惊讶地感到，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也有挣扎、苦难以及缺憾，而不是以往我一直想象的天使的样子。
她衣着华丽，身穿一件深蓝色或暗紫色的长袍，这是那个时代逝者的传统服饰。她沉默不语，这也符合她那个时代的情况。她没认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他事情里，不过，她用神秘的微笑礼貌地回应了我认出她时表达的欣喜和亲切之情。此时此刻，在我的世界里，她是我的全部，但我不是她的全部。
现在我醒了，在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的书桌前写作，我毫不怀疑我所梦见的正是母亲真实的样子。
母亲已经去世五十五年了，如今我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呢？我不知道。此外，我想起两三年前，有一天我把车停在剑桥大道上，坐在车里凝视着路边的老房子，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这段时间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很快便会被遗忘的悠长午后，而更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不知道这是不是死亡即将来临的迹象，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距离我如此遥远，而现在它已经逐渐靠近了。
【凯南到白宫对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科技展览建言献策。】
我们被领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沿着墙壁围坐成一圈。就座之后，总统进来了，站在门口。会后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出，去餐厅用餐。总统和经过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他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他的脸很光洁，透露着一种在我看来只有在老将军身上才能找到的活力。他定睛看着我，说道：“哦，你好，凯南，好久不见。”
我敢说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来客名单上都有谁。
下午四点半，应约翰·F.肯尼迪议员之邀前去拜访。他特意从参议院出来迎接我，那时他正在为劳工法案辩论。他一开场就谈了这个问题，承认虽然行政管理法案是一个好法案，但是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法案通过的机会更大，毕竟有总比没有强（政治家困境的典型例子）。他看起来压力很大，憔悴不堪，虽然他对我礼遇有加，但我感到国内的政治斗争使他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世界形势。
谈了很久，但是当他问我，对于外交事务，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僚能做些什么时，我却无法回答。他说，作为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捞不到什么好处。他的同事都认为，外交事务中没有“政绩”，只有危险和陷阱。他们更喜欢拨款委员会那样的地方，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他们可以在财政问题上上下其手。我跟他说我认为林登·约翰逊
是一个兴趣不够广泛、思维不够广阔，但在国会中长袖善舞的议员，他完全赞同。他说约翰逊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参议院进行任何类型的辩论，他希望一切都提前安排好，议员们去参议院的活动仅限于投票就好。
【驶出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市】路遇四个昂首阔步的小流氓，他们没戴手套和帽子，身上的皮夹克在路灯下闪闪发光，长腿上紧绷着蓝色牛仔裤，脸上表情冷酷、阴郁又狂傲。哦，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对你的年轻人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能继续放任这种濒临犯罪边缘的生活——这种生活发生在夜晚冷清的街头，发生在肮脏的快餐馆和桌球厅，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暴力和秽语污言，带来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汽车后排座位上丑陋随意的滥交，以及臭名昭著的淋病、宿醉、暴行、谎言和迷茫——你怎么会让这种生活比爱和美更具吸引力？当这群年轻的衣冠禽兽长大成人，他们又将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样？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即将抵达哈里斯堡时，天色突然变得异常黑暗，所有人都要打开车灯行驶（后来我听说，这一现象仅在受难日耶稣被钉死的时刻才发生，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午躺在卧室里休息，看着窗外的天光渐渐褪去，怀着平和的心态思考着我的生命已经抵达轻松但真实的尽头。我对历史失去了兴趣。十七年来，第一次感到这农场对我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我感到，跟过去相比，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堕落。我居住过的所有欧洲城市，可能除了里斯本之外，都只剩下昔日岁月的残影：里加、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莫斯科，无论哪个都不比一战前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或更宜居。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相信进步的力量呢？在我国，情况亦是如此：即使侥幸能找到个生活还算有吸引力的地方，随之而来的问题总是这地方多久之后就会被毁掉。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正急遽衰落吗？即使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感到我们在与健忘、冷漠、弄虚作假的斗争中已经落了下风。
我不知道孩子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要是问我：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在哪里能找到真实的体验，能过上富于意义的生活，能得到最有利于身心的发展？我该怎么回答？只有在地球的两极才能找到：或许北极有，那里几乎无人居住，大自然是你的伙伴，也是你的挑战。
对于我的祖国，我没寄予一丝希望，一分一毫也没有。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明显与其地位和责任不相配，它不愿意改变这些制度，至少不愿意按照应有的进程改变。修正宪法的可能性已经被当作展示道德姿态的手段，而非改进政治制度的真正途径。
出席【外交关系协会（cil on Fions）】为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举行的晚宴。施特劳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极富魅力，开朗乐观，精明强干。他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强壮但不臃肿。尽管在演讲中他不得不重复其政府的政治路线，但在回答提问时他显得坦率而娴熟。我认为他是真心相信演讲中表达的一个观点，即现在让德国的军事力量脱离北约框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宴会由柯南特先生
主持。就思想观念来说，参加晚宴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对手。除了柯南特先生之外，还有许多来宾在发现我也在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惊讶和困惑，就好像在教堂里面看见魔鬼竟然也占据了一个席位一样。提问环节我一直都保持着沉默。最后在寂静和忧虑不安的气氛中，我提出了我的问题，恐怕问题提得不是太好。
我指出，施特劳斯先生曾经说过，鉴于莫斯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与苏联人协商解决德国问题毫无意义。我指出，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都没有意义。我进一步强调，如果断然拒绝苏联人的要求，柏林的形势必将继续停留在西方看来令人极不满意的危险状态。
【凯南前往芝加哥，在商务会议上和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讲。他没有指明日记中“X”的身份。】
下午我带X去喝茶。我们在帕尔默饭店（Palmer House）迷宫般的大厅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喝茶的地方，不过并不十分中意，我希望找一家环境优雅的维也纳咖啡厅。X还是老样子：温和、任性，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她向
我倾诉她的烦恼，这倒也没什么，但是在州街（State St.）分手的时候，她的告别语却足以让路人惊骇不已：“我很抱歉，我一直以来过得如此悲惨。”她通过自己悲惨的遭遇，道出了人类行事的正确法则，即如果你知道自己趋向错误，却又无法掌控，无法回避，那就不要为它们自责，勇敢地面对，毕竟它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相比较，我无权无势，身份卑微，他周围则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于他身体上的痛楚我们都深表同情，但是我无法忘记，为了保住在国会的位置，他不惜纵容外事部门士气涣散，不惜牺牲劳苦功高的外事官员，还总是喜欢宣扬诸如“解放”“大规模报复”等极具煽动性但在现实中他又不愿遵循的口号。在国务卿任内，他从没展现出任何政治领导力，而是完全秉持消极的防御政策应对苏联的政治挑战。他任由欧洲的分裂成为事实，甚至实际上默认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永久划入苏俄帝国版图这一现实。对此，富有洞见的人不禁要扪心自问：对于能把这样的弥天大错当作政治才能的公众，又能做些什么呢？
柏林目前的情形正如我在【195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预言的一样。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完全承认东德，以此在柏林问题上换取最体面的台阶……务须小心谨慎，说真的，如果继续执行西方现行政策，柏林注定没有前途。1945年我们对柏林的占领和管制无异于对当地居民的一场欺骗，即使就业已分裂的欧洲而言，柏林现象也并不寻常。不过，我们不能随便轻易地就放手，我们应该挽救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脸面。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对这座城市而言，能够期许的就是体体面面、默默无闻地日渐凋零。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经济萧条，工厂迁址，文化凋零，城市日渐萎缩，当它最终被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即使对于当地残存的居民来说，都会显得无关紧要，不值一提。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我愿意见到的，而恰恰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我只是在按照西方的政策调整自己的思路。现在我该承认一年半前在英国提出的观点已经失败了
，即使曾有机会执行我所建议的政策，现在也早已错过。不会撤军了，德国将会逐渐成为一个核武器大国。欧洲的分裂将会愈发尖锐，愈发意味深长，根深蒂固。以此为基础的话，那些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志此位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让这种分裂的进程尽可能地放缓，将其危险性降至最低。
当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些道路的残迹边踟蹰，他们或许想知道，在森林中开辟这些道路的统治者是多么浪费，多么专横无情地压榨着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一切并非为某个人，而是为机器并由机器完成的，他们会是多么惊讶。在“方便自己”的信念下，人们对机器表现出了永不会对同类表现的服从，这令人震惊。美利坚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将这样书写：无论哪里需要内燃机，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让行。
如往常一样，我又展开想象，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带我的孩子到地球的尽头，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实生活存在的地方去。为了孩子们，甚至可以到苏联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奢侈浪费之风如此盛行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9月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欧洲度过的，安娜莉丝一个人留在普林斯顿。在巴塞尔附近，凯南参加了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阿隆主持。在汉堡，凯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代周报》的编辑玛丽恩·多恩霍夫。凯南钦慕她的贵族血统、反抗纳粹的决心，以及苏联红军进抵东德时骑马逃离的勇气。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然后又在牛津参加了一场有关北约形势的学术会议。欧洲之行让凯南有时间去记录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包括拜访埃夫里尔·哈里曼、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以及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
想象与苏联共产主义者对话。
他：我们将获胜。
我：你们或许会赢。你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与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比我们更想赢。你们更关心整个竞赛的结果。你们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赛输赢的球队，除非发生意外（因为你们也有一些弱点，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来说，你们应该会赢。
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们？
我：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你们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会，你们要毁掉我挚爱的一切，那么影响你们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个颓废而发达的社会常常会影响征服它的那个更强大但更原始的社会一样。即使认为忠诚毫无价值（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说，不反对你们，我就无法拯救自己。接受你们的价值观就意味着牺牲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么做所带来的痛苦和耻辱甚于干脆利落的死亡。像你们这样落后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无视这一点会给你们带来真正的毁灭。
如果此刻有一个陌生人在记述我的生活，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
综合来看，凯南身上的一些品质实属难得，应该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也许不够复杂、不够杰出，但还算清醒的头脑；对人们迥异的性格特征的理解；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取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解读当代基本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继续保持足够的智力和体力，投身于某些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似乎他还不能确认哪些事业更有意义，他一直在积极地探索。
来访，希望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听我的见解。这次访问由莱斯曼发起，主要是为了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弗洛姆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派起草了一份纲领，我们将它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啊：弗洛姆，有着传统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犹太人；托马斯，一战时期美国上等阶层的持不同政见者，既非理论家亦非诗人，受到某种英勇之情、固执的傲慢以及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驱使，在与加尔布雷斯
等所谓传统智慧领袖的论战中久经沙场；莱斯曼，一位聪明、敏感、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学者，他对美国现状的理解远比前两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样）受马克思主义魔咒的束缚，也不（像托马斯那样）被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沉醉于财富分配斗争的回忆所干扰。最后还有我，我对这些问题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的风俗和苏格兰-爱尔兰家族爱好独立的顽固天性的双重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对自怨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少有同情，在东欧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让我对社会主义更加疏远，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本世纪的现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
、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纪思想，以及19世纪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们坐在农场闷热的三楼，在莱斯曼的主持下，采用议会制辩论的形式进行讨论。窗外五十英里内闷热的田野、尘土飞扬的小巷、富饶勤劳而又务实的乡村，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
正如此类会议通常的结局一样，最后我们无果而终，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无果。我和莱斯曼根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的提法。我们感到这个术语距离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太过遥远，同时又背负着太多从过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联想。托马斯觉得，弗洛姆的思想从当前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太过理论化，太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一笑置之，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意义。
实际上，虽然弗洛姆身上这种温暖、贴心的魅力，以及中欧人对人性的热爱，让我很受感动，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很不认同。我的苏格兰新教徒祖先就曾经奋起反抗过这样的平均主义，反抗这种对人性本善的狂信，对人类原罪的忽略，对良知和意志的忽视，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群体和个人的侵略性和恶习之根源粗暴的简单化。
如果我们的思想能碰撞出火花，这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思考真正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次讨论又把我推回了我原本就坚定地主张的孤立立场。但是，这次讨论令人兴奋，让我非常享受。我敢肯定，我们都给予了彼此一些东西。不过，至少对我来说，我还不能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帮忙，他们正在着手写作一本有关最近这次苏联之行的书……
埃夫里尔略微驼背，除此之外，最近开始担任纽约州州长一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从政显然是他目前唯一的欲望，就好像以前他在不同时期对马球、联邦太平洋铁路、外交事务感兴趣一样。我下车的时候，他迈着大步从房子里走出来迎接我，身穿宽松的衬衫和短裤，被风掀起的衬衫下，显露出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的褐色、瘦削的胸部和腹部，就像甘地一样。他过来问候我，看得出他才认出我来，英俊的脸上带着极其做作的微笑（最近，出于政治原因他以极大的毅力练习着这种略显忧伤的苦笑）。他将我领进他的办公室，硬生生地把我扑通一下按坐在长达十四章的书稿前。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似乎紧张而无情地质询着周遭的每个细节。在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位神情苦恼的速记员。她面色冷漠，双唇紧闭，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面带“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莫斯科。
我想，如果从文学或者学术角度来看，这份书稿令人厌烦，当然我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去看。书中写了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在一起的好几个小时里说过的话，其中很多相当有意思。（我偶然看到赫鲁晓夫对哈里曼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并不会全盘拒绝西方所谈论的一切。你们应该听听乔治·凯南的话，他的很多思想都符合我们的考虑。”）书稿的知识基础极为薄弱，塞耶在初稿中力图渗透的风格经过哈里曼热切的统稿编辑后基本已经荡然无存。在我看来，整部书稿以毫无节制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本人坚定的决心，他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后者的所有阴谋诡计嗤之以鼻，不允许自己寄希望于对方的内部矛盾，同时大力鼓吹实施军备扩张。全书都没有提及复杂的现代帝国核心这一角色对莫斯科立场的影响，也没有指出在导致东西对抗的因素上是否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我尽力对书稿做了些点评，但我不想替他们写什么。我常常忘记，我已经不再是大使馆里那个逆来顺受的参赞了，哈里曼也不再是专横傲慢的大使了，但我还是尽了全力帮忙。我坦率地向他建议，书稿不要以如此消极的注解结尾。他还是那副雷厉风行的性子，马上就开始修改，润色了几个句子。我坚定地拒绝了埃夫里尔让我参与起草书稿的邀请。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竭尽全力帮了忙，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收到埃夫里尔的音信，没收到表示谢意或者感激的信。不过，我也从没给哈里曼夫人写过感谢信，因为我不太确定，从她的角度来看，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在这样的旅行中，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孤独，如此满足于脱离与外界的联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我知道这是因为神经衰弱症。不过，即便我这样说了，我仍然感觉到强迫症的影响……没有人在意。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对于自己极其渴望的东西，我不会满足于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下定决心，如果不能拥有全部或者大部分，那么我就一点儿也不要，我知道这就是像为了荣誉而殉道。弗洛伊德可能会否认神经衰弱症具有遗传性，不过，我觉得我的父亲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管怎样，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一直以来的英勇行为：我拒绝了伴随孤独而来的所有廉价诱惑；我故意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地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尊严，我远离女人；我拒绝倾听自己的诱惑。我的行为难道不感人，不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吗？答案是：一点儿也不。
我坐在中央火车站对面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看着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车站前穿梭的车辆，思索着这个新欧洲的本质——一个物欲横流、没有人情味、半美国化（某些方面比美国更现代）的欧洲，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深刻地意识到，我年轻时代的欧洲，我曾经关心的欧洲，已经离我远去了，已经成为历史，就像美国一样。我在思考，对于变化的节奏来说，如今一个人的一生太过漫长了。如果他活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他所熟悉的世界、他年轻时的世界，就好像一匹马儿陨于骑手之下，悄然逝去。他会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因科技而诞生的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科技发展的迅猛节奏，使人们比先辈在更小的年纪就从自己唯一能理解和适应的世界里被剥离出来。只有在年轻时代的那个世界里，人们才能凭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特有的惊人的敏感，以及展现自我的渴望，吸收这个世界的本质，相应的世界才符合人们的描述。至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一定生活着不少像我这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尚未衰老但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获许出入于这座奇怪而多少有些骇人的大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好像夏日旅馆的访客，旅居此处，却又与此疏离。
瑞士的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对我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惊喜：保存良好的老屋整洁干净，光亮如新，周围鲜花围绕；狭窄的街道构成令人愉悦的迷宫；古镇完好无损，住宅区和其他社区生机勃勃，和谐共存；学校、教堂、现代化的小商店、办公室，
乃至机械工场，全都和谐地运转着，从美学上看，这一切多么令人愉悦。小镇的牧场、牧场背后的林荫小路和葱郁山顶，特别为我所钟爱；市郊带有花园的房屋与乡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心旷神怡。这种城乡和谐交融的场景在美国已经很难见到了。
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护照过桥到了对面的德国一侧。两边的对比让我震惊，二者的差异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显著，一侧是一个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国家，另一侧则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硝烟的国度。在瑞士这一边，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能体会到一种完整性……
而在德国这一边，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曾被轰炸摧毁，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曾被夷为平地，眼下正在重建的感觉：这里没有和谐，没有中心，也绝少有美。两地居民的差异也可谓泾渭分明，跟端庄的瑞士人比，德国人的脸上是饱受蹂躏、绝望、残忍的表情。你立刻就能看出，这里曾经历过文明崩溃的时刻。人们对望的眼神中，还残留着一丝豺狼般的敌意……另一方面，跟瑞士相比，德国这边弥漫着一种冷漠的能量。瑞士人的精力也很旺盛，但是他们显得从容而有教养，有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特质。而在德国，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消失不见了，除了粗俗不堪、弱肉强食外，这些德国人看上去眼界开阔、充满力量、行事冷酷。
相当奇怪的是，德国这边的妇女也受到了价值观松动崩溃的影响。她们有着女性原始的纯粹、野性、性感的吸引力，这跟莱茵河对岸端庄矜持的姐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肯定会想到，这不可能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这肯定是在瑞士经过了数代成长历程，经过父母谨言慎行的影响才形成的，那里的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女性的外在，而是她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内在品质，这种观念对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对德国的同龄人而言，深刻影响她们道德观念的是过去四十年间在这个国家普遍流行的对性关系随便而无所谓的态度。
在大洋的这一端，英国成了最守旧的国家，曾经的帝国已经烟消云散。在其称霸世界的时代里，整个世界从英国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过英国从世界学到的，现在英国人却处在世界洪流的边缘。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虽然也有一些英国报纸跻身于顶级媒体行列，也颇具国际视野，但英国人似乎竟然非常满足于本国这个小圈子里的工作、赚钱、球赛、射标、摩托车和电视。如今的荷兰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属于世界公民，但英国人不是……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写到了伊萨克·多伊彻1959年出版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Urotsky，1921～1929）一书和其他意识形态倾向相似的书籍。】
这些书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它们描述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激烈的道德冲突，就像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浪漫多彩。书中的人物都身怀美德、值得褒扬却饱受屈辱，他们从未想过或者做过罪恶之事，一直向往正义，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禁悲愤，为了拯救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些人中就有工人，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纯洁，周身散发着美德的光芒，堪称高尚、勇敢、慷慨以及一切善良本性的楷模。除他们之外，书里还描述了农民，他们的面貌千变万化：以上等阶层（地主和剥削资本家）作为对照，这些农民也都身具美德，术语称他们为“群众”，人们应该对他们充满热情；但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对照，这些人中似乎有些也会堕落，这种堕落与私有财产权有关，因此只有最底层的赤贫者才值得我们完全同情（这些人还是不如工厂里的工人值得同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可疑分子。（在私营企业中取得成功与公认的美德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的联系。节俭、高效、勤劳、自发地热爱工作……如果你为自己或者私人老板工作，那以上特质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只有为某种“运动”工作时，它们才是美好的。相反，失败和贫穷从来都不是缘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同懒惰和短视也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纯粹是剥削的产物。失败和贫穷只是说明你不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与高利贷者或地主为伍。因此，你越失败越贫穷，你的品德越高尚。）在道德评判的光谱中紧随农民之后的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些邪恶而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因为各种人际纽带而与“群众”很接近……在他们上面的才是真正的敌人：上层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封建贵族以及他们的跟班和帮凶，这些人的灵魂，这些腐化和堕落的灵魂都卖给了魔鬼，他们做不出善事，也不想做善事，他们的双眼被贪婪和腐朽所蒙蔽，他们不应该得到宽恕，他们的信仰应该被嘲笑，他们的痛苦不值得怜悯。
当然，生活有一点儿复杂：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殖民地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和经济优势，渴望民族解放，那么就目前来说，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原罪的污点，他们仍可以得到部分的救赎；这是因为经济薄弱的国家本身也分享了经济薄弱的个人所拥有的美德。这里再次说明，贫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欠缺个人自身能力的反映。在这样的国家里，反抗帝国主义即使在上流阶层也是一种好品质，因为这会让他们暂时成为联盟的一分子……
这是虚幻的想象：在伟大的道德斗争中各种力量相互交错，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生活才被赋予了意义。如果你能接受以此作为起点，那么一切都可以理解，那么纠缠在一起的整个故事就有了逻辑。让人头疼的意识形态论争也就不再死气沉沉、墨守成规，而开始变得有意义了；苏联共产主义野蛮、犀利的词汇——尽是背叛、剥削、人质、帮凶、野兽、猎物——就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然了，如果这种形象是错误的，如果这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如果工人并不都是英雄，他们的利益也不都是纯洁的，如果人类的道德困境并不绝对由阶级利益所左右，那么这就绝对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像托洛茨基那样一生都在疯狂宣扬残忍至极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的人，也就不能成为圣徒、预言家或是志向高洁的行善者。
在晚宴上巧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戈恩（Robert F. Goheen）。他把我叫到一旁，说来自新泽西州的几位先生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敦促本州州长
在即将到来的参院选举中推荐我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觉得在跟州长讲话之前最好先跟我谈谈。我跟他说连千分之一的胜算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他乐意，他倒是可以跟州长谈谈此事，看看这事到底能不能当真。
第二天（昨天），我跟奥本海默谈及此事。他感到非常失望。我推断，至少我得从7月1日开始请不带薪假，这样我至少会损失一年的薪水。不过即使如此，他认为一些同事甚至董事会成员仍会认为这违反了我当初加入研究所时的保证，即将教职作为永久职业。
关于候选的事情，就这样了。不过，就我自己的态度和计划而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要对自己承认，我由此陷入了困境，那我作为政治时事评论家的意义，实际上还有我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就真的结束了。如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要考虑彻底退休了，然后把精力全都投到美学上。
到1960年为止，一直拒绝任命凯南担任高级职务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到届。凯南不断提醒自己，即便对民主党政府来说，他也算得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压抑谋求再次任职政府的渴望。他才五十六岁，他相信自己的外交嗅觉还是很灵敏的。1958年，约翰·肯尼迪议员不顾艾奇逊对里斯讲座的严厉批评，赞扬凯南点出了“正确的问题”。
1960年，凯南打破暑期赴挪威度假的传统，去拜访了冷战的两个热点地区——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回来之后，他就给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发了一封八页的长信，谈论如何复兴美国的外交政策。肯尼迪回了信，他于11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但直到两个月之后才约见凯南，那时的凯南正打算放弃希望。
就我而言，我现在的公共事业，无论是政府事业还是学术事业都结束了。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生活能稍微清闲一些。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得马不停蹄。我在哈佛有十二个讲座，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五个演讲邀约，六个月之内要准备十七场演讲，几乎是每个月三场，每十天一场。
对威尔逊公立高中师生的讲话稿（未采用）：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不时地公开发表演讲，探讨苏联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比如，1947年我曾经提出反对战争时期的亲苏政策，当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大家都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在面对苏联这样的大国时我们要坚强，大家基本也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实际上，这种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当我大胆地提出研制氢弹或许并非增强实力的最好方法时，大众充满了疑惑。当我质疑苏联人是否真有攻击我们的意图时，当我敦促大家去思考我们发展核武器并不能威慑苏联，我们不该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应将其淡化为争取和解的政策背景时，人们对我表达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信任。当我提出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回应时，人们以为我疯了。最后，当我提出我们应当致力磋商从欧洲和远东大规模撤军时，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过去十年间，美国从来都没有形成符合我理想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我对苏联政权本质的解读。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不会有好结果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感到自己必须承认，前些年我持有的观点，如今看来，总体上已经失去参考性。的确，今天再谈让苏联撤出东欧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西方政治家们貌似虔诚地宣扬他们多么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没见过比这更蹩脚虚伪的惺惺作态了。我们刚刚跟日本签订了新的安保条约，这一条约剥夺了未来很多年里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主动权，实际上就等于只能被动等待，坐看台湾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的政策似乎一直倾力于核军备竞赛，这一竞赛的升级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咆哮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制止。有些人曾经担心，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有人设置障碍防止这种武器转入其他政府之手。他们现在可以放心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障碍，想要的人都可以拥有它。波兰人原本希望禁止在中欧部署核武器，这样的讨论已经被成功抵制。
北约组织中最不情愿的一些成员国最终也被劝服，接受了在其国内设置导弹基地的建议，围绕战略核武器来调整其军事力量。显而易见，苏联把这样的导弹给了东德，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他们也别无选择会把这种武器输送给中国。考虑到这些事实，想要阻止或者避免核武器竞赛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我说过，这些年来如果我们表现得就好像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促进了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我们最终也会促进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表现出认为军事危险是主要矛盾的姿态，那我们最终就会促成军事危险的出现。今天，就我所知，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我无法对你们说，他们对攻击我们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兴趣了。
最糟糕的是，你必定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是与莫斯科这样不得人心的对手博弈，哪怕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美国的公众也都会表示赞成，似乎对苏政策就该如此。美国人的无知让人震惊。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除了几个无名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愿意问难将我们卷入对西班牙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的那些政策。二战之后，我们的对苏政策备受责难，因为这些政策牵涉到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严肃思考过让我们卷入对日战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一旦诉诸战争，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国“敌人”。显而易见的是，在战争关系中敌人当然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完全错误，我们作为他们的对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
U-2事件缘于一系列行动及其连锁反应，是苏美之间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苏联人个性中难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一味坚信与苏联的关系主要就是军事关系，因此只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这种认识的确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仅为了侦察和确定莫斯科并无突然打击我们的计划，就派遣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这绝对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我的同胞，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的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在美国官员的思维里，要想象他们熟悉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而要对付那些不熟悉的问题，同时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难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种矛盾，则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残暴野蛮、极端偏执——作为参照来判断和理解苏联人的行事特点，比尝试理解像凯南这样的家伙谈论苏联要更容易一些……
……我到达柏林是6月17日——东德工人起义的七周年纪念日，东德政府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傍晚，我参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厅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这个广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市场。我的窗子正对着货摊的帆布棚，当时这里是柏林一路双层巴士的终点站，整晚都能听到汽车马达的嗒嗒声，巴士在等待着返回城里的居民区。当年我住的那间公寓楼已经不复存在，在轰炸中毁掉了，那时的一切也都随之烟消云散，甚至坐在四楼窗前那个充满渴望、紧张、迷惘的二十四岁男孩也一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五十六岁灰发老人愚蠢的习惯和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勃兰特
、他的挪威妻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饭店消遣时光。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就国际问题向我提问，这会让我感到窘迫，但是他们似乎都很乐于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人给我压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场，谈话内容也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探讨了柏林问题。他们都感觉赫鲁晓夫不想推动和平谈判，因为那是他讨价还价的王牌，或者说用来唬人的手段。
说：“对我来说，柏林就是一条用来抽打西方列强的鞭子。”
星期一晚上，我和玛丽恩·多恩霍夫去东德境内的一家剧院看戏。
整个表演充斥着恐惧，一种被警戒、被隐藏的莫名恐惧。我们这些静默、谨慎、心神不定的观众也和演员们一样，似乎构成了这幕奇怪景象的一部分。我和玛丽恩坐在第二排，一语不发，前排坐着两个身穿东德官员制服的人，他们也一样默不作声。演出结束帷幕落下，观众还是不发一声，整个演出大厅听不见轻声细语。很明显，我回到了苏联，不过不是今天的苏联，而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这个遥远的莫斯科保护国里，赫鲁晓夫从苏联民众中驱逐出的可怕的诡秘幽灵，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避难所。现在它就像斯大林对“没有信仰的”德国人的诅咒，在这里游荡，占据了东德这片废墟。
这部剧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从中我感到的只有斯大林时代早期那种卑劣而原始的意识形态……
我应邀拜访铁托总统，与他共度了一个小时……他直言不讳：你们美国人要想保住权力和尊严，必须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他对古巴很感兴趣，我对他说，我们已经表现出了充分的耐心，对此他并没有异议，只是微笑着说——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见——问题在于，同时面对强国和经济上对他国有所依赖的小国，南斯拉夫总会倾向于同情后者。他想知道我认为是谁在影响古巴，是苏联还是中国。我没法回答他。我想两者都有吧。
我们继续讨论德国问题。他认为没人希望德国再次统一，他觉得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柏林感兴趣，只是为了让西方做出更大的让步，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对此地没有任何兴趣。他谈到赫鲁晓夫把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提议，他说他认为这应该包括整个柏林在内，而不仅仅是西部地区。我由衷地表示赞同……
针对美国与中国就任何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国内人士并没有抱太大幻想，而跟苏联之间是另一回事：美苏之间有差异，但是没有真正的潜在仇恨；双方在诸多方面相互尊重、互相敬佩，两国的民众之间也有互相欣赏的纽带；对中国人，我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偏见。我们觉得，尽管我们可能偶尔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仇恨为什么如此深重。因此想要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和我们都必须有所改变，而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问他对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现状是否满意，他说一切顺利。他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唯一批评是，美国人经常在对外援助计划上自相矛盾，先是制定慷慨的计划，然后又因为微不足道的限制和要求而损害它们。
美国犯了错误并不意味着别人没犯错。至少就苏联而言，就是这种情况。从愤世嫉俗、令人生厌的警察视角出发，如何评判所犯的罪恶，以及这些罪恶当中夹杂的狭隘的狂热、怀疑、谎言、恶意和仇恨，又是另一回事。我有美国人的良心。对于那些诱导普通民众仇恨、欺骗、毁灭他人，以安排全体人类行为为己任的人，让苏联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吧。
关于二战的错误。这是一场直到1941年12月都不值得我们参与的战争，它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大规模的全球道德战了呢？绝对价值论岌岌可危，盟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神圣。
关于苏联与欧洲战争的错误。
关于对日本与中国的错误。美国和日本没必要争执不休。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发生争执，唯一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妥协和平，一旦日本愿意接受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就该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现在回想起我在夏日的沉思，回想起此前的几个月……当然会有人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也有义务向自己提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每年收到五百份至一千份演讲和写作邀请的人，竟会感到自己不被别人需要？为什么一个人的演讲受到学生史无前例的欢迎，他却没有作为教师的成就感？
问题的答案在这里：
第一，邀请我讲座的人只不过把我当成了表演者，我的努力不过是填补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时间，并没有人真诚地希望我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并不相信讲座是有效的教学手段。我演讲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我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表演者而受到欢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跟教育应当取得的成果相背离。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最后，在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只有成为高层政治顾问，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这样的职位并不欢迎我。
我感到挫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我深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观点和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我的看法比我认识的人都要正确得多。然而，因为我的阐述很吸引人，所以听众都是带着事不关己的娱乐心情来倾听的。美国的政府和公众没有利用它们，也没有认真地思考它们。在民主党统治下，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就我对公众生活的贡献来说，我完蛋了，因为我一文不名，因为我激起了别人的嫉妒，我过早地正确预言了一些事情，因为吸引我国公众不得不借助大众媒体，而这些媒体没有能力欣赏和传播我的思想。
当然我也拥有一些真正的听众，他们对我的思想感兴趣，欣赏我、理解我。原则上说，我很乐意继续为这些人演讲。但是，除了通过大众媒体（它们常常混淆我的原意）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接触到他们，这就让事情比较难办，我对时事的兴趣和作为学者之间的冲突也让事情更加复杂……
【如果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我发现自己又变回与那里大部分人完全不同的孤独少数了。从1947年到1950年，我只发挥了一种作用，那就是发出批判的声音，一种娱乐他们和偶尔刺激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带着某种仁慈的傲慢来倾听我的声音，但是只要进入政策制定的层面，开始真正的工作，这些人就会像弹落一只苍蝇一样对我弃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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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贝尔格莱德与普林斯顿（1961年～1970年）
1961年
1961年1月23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三天后，为凯南提供了驻波兰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两个职位供他选择，凯南选了后者。
1月2日，普林斯顿
……选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我一反常态，允许自己的名字用于肯尼迪先生的竞选活动。8月17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就外交领域的当务之急陈述了我的观点。10月30日，也就是大选前一周，我收到回信，他感谢这些建议，还表示无论大选成败与否，都希望“选举之后，能有机会与您见面”。
然而，总统选举结束快两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华盛顿的人或者新一届政府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跟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那几个月一样，毫无动静。同时，外交事务领域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命已经完成，要上任的大多是我的朋友……新闻报道中没有提我一个字。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算现在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也能明显看出在新政府成员的心目中，我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信任。
圣诞假期的这几天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的蕴意。毫无疑问，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作为公职人员，我已经失败了，福斯特·杜勒斯说政府并不打算用我，这倒不足为证，但是连朋友们也对我敬而远之，这就明白无误了。作为公众人物，我也失败了。八年来我写文章、做讲座、发表演讲，就时事阐述自己的观点，到头来，不仅这些观点没有赢得信赖，而且也没有人为新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没有我的职位或声音而公开表示遗憾。或许，新政府没有任命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可以用艾奇逊的影响来解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新闻媒体对我的漠视。对此，我只能归咎于自己。
【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的肯尼迪邀请凯南和他一起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赴华盛顿。】
1月10日
四处打探之后才找到肯尼迪先生乘坐的飞机，我登上飞机，坐下读报，直到他出现。
飞机起飞后，他来到主舱，在我旁边坐下，点了午餐，然后我们一路聊到华盛顿。
他告诉我，近几周来苏联方面通过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为了中止这些非直接接触，他已经要求布鲁斯
与缅什科夫会谈，看看对方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给我看了布鲁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其中附了一份无署名无抬头的文件，缅什科夫在里面陈述了据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所有迹象都显示该文件是由赫鲁晓夫办公室起草的，并没有咨询更多人的意见。与缅什科夫本人的风格相比，这份文件显得更加强硬无理）。两份文件都强调了协商的紧迫性，并特邀美国就举办峰会一事交换意见。肯尼迪先生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应该如何应对。
我跟他解释说，我认为克里姆林宫有两大阵营，算不上界限分明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一方完全不在乎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无须任何协商就能成功地干掉我们；另一方则不愿意彻底放弃沟通的桥梁。我觉得缅什科夫先生的陈述（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
保持联系）表明，他个人是代表第二个阵营说话的。另一方面，这份书面文件可能并未咨询更多人的意见，因此措辞颇为强硬。我对肯尼迪先生说，他无须对这份书面文件做出任何正式评价，也不必给予任何具体的回复。至于缅什科夫和他的敦促，我说，如果我是肯尼迪，就不会在就任之前给缅什科夫或赫鲁晓夫任何答复。这些人无权以这种方式对他指手画脚，他在正式上任之前也没有义务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至于就任之后，我倾向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密信，告诉他，如果贵方真有诚意与我们探讨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主要分歧，包括裁军问题，我方会给予积极的建设性回应。但是谈及峰会的提议时，提出会晤的一方应首先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在更低层次和更常规的会议上得到解决。最近有一些人在莫斯科和北京散发的反美宣传资料上署名，不管怎么说，都很难想象一名美国总统与这些人会晤。我反复重申，信件内容要尽快成稿刊发，以免苏方公开或由其他渠道泄露出去……
他问我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急于举办峰会。我说我感觉他的地位有所动摇，并解释了个中缘由。我认为莫斯科当局确实迫切希望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接下来获得核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切。我认为，赫鲁晓夫仍然想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相关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他日渐衰败的政治命运。
肯尼迪参议员说他正在考虑对外政策小组的人选。他想知道是否应该在自己身边设立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不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只对他负责。他说他不想只听取来自一两个人的几种特定类型的建议。腊斯克
已经找他谈过，我们对老挝可能进行干涉。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更加广泛地听取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他不想走杜鲁门先生的老路，后者只有一位外交事务顾问，就是艾奇逊先生，杜鲁门完全依靠艾奇逊的建议。
我说那正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强调的：总统应该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不该完全依靠各个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我详细陈述了马歇尔将军对政策规划室地位和功能的看法，并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规划室对马歇尔将军来说很有价值。
我强调，基于上述原因，肯尼迪先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非常重要，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他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在为他提供建议时，无须对任何机构负责，亦无其他动机……
我们还探讨了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认为这两个部门的人员都过于臃肿，因此，凡是做事不认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员都没有理由留任。我觉得，放眼全世界，我们正处于自去年春天以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形势中，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世界上每个地区，都需要我方就政策和前景做出仔细的论证和最为谨慎的评估。这一切都需要积极的、不拘一格的重新考量。我认为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之间的交情和共同利益过于深厚；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健全的管理。谈及这方面，我又回到刚才谈论的通信隐私问题，对于向新闻媒体透露消息以及与之联络的行为，我认为必须加强控制……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顺带提到已经立下规矩，正式就任前不会考虑任何外事官员的任命。为此他承受了来自政界的极大压力。他这样做是为了长远打算，他希望公务人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用忠诚与勤奋来回报他。
他向我问起汤普森
，问他留任莫斯科是否合适。我说，如果汤普森能够留任是一件好事，哪怕短期留任也行。不过，我感觉他越早被召回国越好，这样总统就可以跟他探讨对苏关系。我说，这样不仅可以给总统提供一个听取宝贵意见的机会，而且有助于加强他日后与苏联政府沟通的能力……
【5月8日，乔治·凯南和安娜莉丝·凯南到达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
必须承认，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些紧张，九年前赶赴莫斯科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甚至是在四月的同一天出发的，只不过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比到达贝尔格莱德晚了一两天。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初到贝尔格莱德的日子很美好。接受一个新职位总是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兴趣盎然。5月16日我在布里奥尼（Brioni）递交了国书，并受到铁托的热情款待。当然了，我对我们的谈话略感失望，因为它与去年夏天的那次谈话大同小异。在我看来，华盛顿换了新政府这件事对铁托总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证实，这一推测是正确的。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来贝尔格莱德之前，我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政策的曲解严重影响了铁托，只要这一点得到纠正，他对我们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善。
但是，这些问题最初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们对我个人是如此热情而恭敬，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只要通过适度努力，假以时日就能对当局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我开始阅读南斯拉夫官方的新闻报道时，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有多么复杂。这些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是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关于全球事务的每篇文章都显示出对我们动机的怀疑，以及对我们事业的反对。字里行间并非像许多国内人士臆想的那样亲苏，只不过苏联从未被批判，而我们常常受到批判罢了。报道所体现的似乎是一种极端的反西方主义、反帝国主义，是在与克里姆林宫竞争，而非向他们臣服。就目前的动向来看，他们似乎是欧洲最激烈的反欧反美力量。我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在南斯拉夫媒体眼里，我们美国人是阴险、邪恶、诡计多端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者。
1962年
凯南大使改善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努力饱受挫折。肯尼迪政府几乎没有出面干涉国会针对取消南斯拉夫最惠国待遇的关税贸易法案。与此同时，在关系到华盛顿的问题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继续与莫斯科或其他中立国保持一致。他的行为进一步激起美国国会的对抗情绪。凯南不断地在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之间斡旋，努力将国内咄咄逼人的立法影响最小化，同时尽量让南斯拉夫保持克制。1962年的日记写在凯南的台历上，没有之前或随后几年的日记里那种漫长而散乱的段落。
1月11日，华盛顿
用了一下午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南斯拉夫问题的基本情况。
在麦克·邦迪家吃晚饭。菲尔·格拉曼、罗伯特·肯尼迪及夫人、施莱辛格夫妇和欧洲一体化建议的创始人莫内也来了。离开前，我和莫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月15日
真是极其忙碌又不尽如人意的一天……
应邀拜访阿伦·杜勒斯
，从他那里前往白宫，就南斯拉夫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总统要求我准备一份简报以向国会陈述）。
国务卿腊斯克在白宫会议后跟我谈话，要求我去纽约和大卫·洛克菲勒
见面，谈一谈私有银行政策与南斯拉夫问题。
5月28日
我去了白宫，与总统在一起待了近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对几名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6月，国会中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剥夺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包括在冷战时期声称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其他提案则将切断对南斯拉夫的几乎所有对外援助。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凯南飞往华盛顿为反对此项立法进行游说。】
7月2日
下午五点去见总统，他还召见了劳伦斯·奥布莱恩
。总统明确提出，我个人去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并非明智之举，他建议分别拜会议员，竭尽所能地游说，各个击破。他告诉奥布莱恩先着手列出我要拜会的人物名单，并要求我就他的记者招待会提一些建议，还说我也要上电视。
我跟奇普和艾维斯去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酒吧吃晚饭，非常不错。
7月3日
早起到国务院，八点半如约与乔治·鲍尔
见面。此次会见对解决我的问题既没有太大帮助，也没有太大损失。之后前往白宫，被领进总统办公室，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发言人约翰·麦考密克（John N. McC
..ormick）已经在那里了。在总统的建议下，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恐怕很差劲，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之后，冒着暴雨一路来到葛底斯堡，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们的看法一致，他给议员沃克·贾德（Walker Judd）打了电话。然后，我顾不上吃午饭就去了农场，让司机回去休息，然后吃了一些点心。这天剩下的时间（除了在胡安妮塔饭馆吃晚餐外）都在杂乱的菜园中打理蔬菜，菜是琼种的，长势喜人。
7月5日
我来到国会山，走访了一位又一位议员的办公室，令人沮丧的一天。
【尽管凯南怀着强烈的意愿奋力游说，国会还是通过了惩治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法案。不久之后，肯尼迪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苏联人正在向古巴部署核导弹。虽然总统尊敬凯南，但是在这一事件发展成为冷战最紧迫危机的过程中，他没有寻求凯南的意见。】
10月14日
早晨起来心情极为苦闷，不知是否应该辞职，无法做出决定。最后我被劝服（不仅仅是因为安娜莉丝的规劝，不过她的话让我最终下定决心）不要辞职。我出去走了很长一段路，感觉完全泄了气，自1953年以来，还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挫败。
12月11日
【梦境】最不着边际的狂想。在梦中举办了一个传统的聚会，有许多家长和年轻小姐出席。安娜莉丝死了，我显然又重归单身汉的行列了。我两次得到建议迎娶聚会上的小姐，两次人选不同，我照单全收。埃莉诺·哈德
也来了，她看起来年轻迷人，我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总算舒了一口气，这次是我认识的人——我要和她结婚。直到三个承诺全部许下之后我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失措。毫无疑问，我最想娶的人是她。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遇，但就在要醒来时，我还把另外一位女士的父母叫到一边，抱歉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无法履行婚约迎娶他们的女儿。
1963年
凯南就国会取消对南斯拉夫的最惠国待遇一事抱怨：“我无助地待在贝尔格莱德。”他讨厌“对一条自己既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捍卫的行动路线……做出什么解释”。
几个月之后，凯南递交了辞呈，并于7月28日得到批准。尽管凯南尊敬和钦佩肯尼迪总统，但是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后者遇刺的情况。
1月16日，华盛顿
下午四点半到白宫，先是遇见邦迪，之后五点钟与总统见面。他说要通过参议院对援助草案进行修订，取消对最惠国待遇设置的限制，尽管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他正在酝酿尽早答复媒体的声明，就声明的内容征询了我的意见。
【在巴黎参加北约会议之后，凯南花了几天时间跟儿子一起去旅行。】
6月24日，荷兰，法尔肯堡（Valkenburg）
这几个月来，感觉自己就像行尸走肉，甚至都找不到从前的自己了。晚上和克里斯托弗在城里闲逛，突然在一本荷兰语版《俄罗斯与西方》（Russia & The West）的封面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乔治·凯南”几个字正透过书店的玻璃窗凝视着我的面孔。看到这本书，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陌生感，比葛底斯堡和尼亚加拉瀑布带来的冲击还要强烈，封面上的名字似乎在问候“你好，陌生人”，我担心写这本书的家伙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的个人生活与智识生活完全背离。当我处理个人甚至孩子们的事务时，思维就会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应该写写这趟旅行。但是写什么内容？写写这个西欧？以往我一直觉得西欧很神秘，很精彩，可现在感觉并不是这样。夜晚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个地方，意识想要就此写出点儿什么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里除了公园之外没有自然景观，没有自然景观做陪衬，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类体验。
为什么在铁路时代感觉就不一样？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当时我太年轻了？
【虽然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没有提到他和肯尼迪的谈话内容，但他的名字显然位列于总统值得交谈的人物名单上。】
8月22日
下午四点半到白宫见总统，他在五点钟接见了我，跟我谈了一个小时。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华盛顿。虽然凯南已经不再担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一职，但正如下文所述，对南斯拉夫事务的精通以及与铁托的交情确保了他在访问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
10月16日
我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了好一阵，凝视着窗外秋日花园里可爱的花朵。之后，总统进来了，问了些颇为中肯的问题，并要求我回去准备官方声明和必要的问候词，会面到此结束……
直升机停机坪上，我们犹如置身于撒哈拉沙漠，在炎热的骄阳下站了几分钟，直到外形时尚、光洁耀眼、噪音十足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来，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上，挥舞着沉重的巨大桨叶，几乎要把我们从草坪上吹跑。登上飞机后，我们很快就没入云雾，从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 River）上空掠过……
飞机在威廉斯堡的一处停机坪降落。下了飞机，我们被安排坐上敞篷马车。敞篷马车车身宽大，是严格照殖民地时代的马车复制的。我们身后，一位穿着18世纪服装的黑人小伙子充当侍者。我非常开心，这马车正适合布里奥尼的利比扎马
来牵拉。我们徐徐穿过这座舞台一样的城市，路过尖桩栅栏，路过为生活而忙碌的家庭主妇——这里是美国最后一处可以怀旧的地方，可是这个国家一边将它视作纯真年代的象征，喜欢它的多愁善感，一边又在忙着毁掉它。天色渐晚，大街上看不到几个行人。除了有些敬意、有些好奇之外，我对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铁托和布罗兹夫人的房子边，这些人是分派给他们供其调遣的。我们在那里停下，让我既高兴又欣慰的是，迎接我们的是一阵礼貌的掌声。（哦，要是其他美国人也能这样彬彬有礼该多好啊！）
1964年
这一年的日记数量极少，凯南在日记中再次反思为什么他在加利福尼亚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还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家庭生活充满了宽容和爱，但有时也会让人感到烦躁。
【途经日本时，日本国际文化会馆（Iional House of Japan）邀请凯南发表演讲。凯南和安娜丽丝在加利福尼亚经停，看望居住在那里的女儿格蕾丝。】
5月21日，圣弗朗西斯科机场
每次来到西海岸，心中就会立刻泛起一种陌生感和厌恶感，我发现此刻自己又在跟这样的感觉做斗争。说这里陌生，是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像外国（美国其他州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说它讨厌，我想是因为它声称属于你，从表面看也属于你，但是你身在其中却深感陌生，这种感觉让人厌恶。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这并非我与加利福尼亚的斗争，我对它无能为力，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是我无法接受它。这种挣扎正如英国人初到美国时所经历的一样：决心对既有的一切宽容，接纳和理解，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我由衷地想起我在旧金山的挚友，想着他们我便马上得出（完全契合我所了解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的）结论，加利福尼亚人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将他们带离这里，他们很快就与常人无异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本地产生的流行性大众精神病的受害者。我问自己，这些信奉新教的英裔美国人居住西部山麓地区是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是不是这种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是不是伊比利亚人居住在这里更合适，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开发和破坏这里，或许比我们的方式更合理？不过，之后我发现这个想法实在是不厚道。我想，啊，天哪！又来了，我又开始批判了。
5月24日，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前门都锁得严严实实，我徒劳地想寻找一扇打开的窗户。绵延数百英里的门前草坪上居然没有一条长凳，没有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后院显然要好一些，空间利用更充分，更方便进屋。这让人怀念欧洲那种如诗如画的庭院，就算最不起眼的庭院也有石凳、喷泉，啊，有小鸡东跑西颠地四处啄食，有一两块不那么规整的可供栽种果蔬的小农田，还有一两个很实用的阳台。
美国人对门前草坪的利用简直荒唐，从来就没有多少合理之处，引入汽车之后更糟。这个国家需要重新找回大门、围墙和古老的庭院。
【在日本逗留一阵之后，凯南夫妇想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然后再转其他铁路线前往挪威。凯南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旅行协助，但只从以毫无助益而著称的苏联旅行事务处那里收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答复。气愤之余，凯南决定从东京乘坐飞机，取道曼谷、新德里、德黑兰、贝鲁特和日内瓦前往奥斯陆。】
7月1日，自曼谷至贝鲁特途中
凌晨时分在新德里转机，停机坪上炙热的水泥跑道仍散发着灼人的热量，印度机场睡眼惺忪而又古板的工作人员用急速而古怪的英语说着简短的指令，催促我们。在死气沉沉的过境转机大厅里，日复一日地售卖乡村手工艺品的人看起来格外令人同情。如我们所见，他们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但又污秽不堪的国家里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
入夜后继续前行，接近德黑兰时，黎明渐渐地追上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一条可爱的光带在明亮的星星下面闪着微光。自离开日本之后，第一次在德黑兰享受到一丝来自群山的凉爽芳香的空气。
7月5日，奥斯陆
我虚构出这样一封信：“想象一下，每当你看到一个夺人眼目甚至有着异域风情的女性身姿……在那神秘而迷人的大门背后，却是做不完的家务：照顾孩子，换洗尿片，看望亲戚，为病患困扰，因经济拮据而愁眉苦脸，跟她亲热正在兴头儿上的时候，她却打断你：‘你记得钥匙放哪儿了吗？’最后年老多病，风华不再，依附他人过活。”
1965年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这令凯南的忧虑与日俱增。5月，他在给安娜莉丝的信中写道：“事态的发展令我非常震惊。在我看来【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
当年底，凯南公开表示反对这场战争。2月，他前往父亲的母校瑞盆学院（Ripon College），这激起了他对父亲的思念。夏季，凯南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俄罗斯旅游。
1月9日，普林斯顿
昨天我买了这个笔记本，希望它能帮我找回思考和感悟的好习惯，加深我对当前形势及其意义的理解，让我永远牢记生活中悲剧的一面，而不仅仅是懊悔、沮丧或者顿悟的特殊时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我的奋斗和问题。这不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努力了，如果成功的话，那倒是头一回。
在这个昏暗多雨的一月下午，我开始记录眼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用说，我目前在普林斯顿的生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家人和家务，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公共生活”。压力是如此之大，我继续这么过下去，就永远不可能抽出半点儿时间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样的生活确保我有不错的收入，让家人过得体面，能给孩子和孙辈提供一个家庭聚会的场所，能让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我都履行了一个杰出退休外交官和资深学者的职责：发表演讲，在一些委员会供职，审阅书稿，接待访客。可这样的生活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少之又少，这不是最健康的生活。就我而言，智识生活增加了——让我用俄语来表达
——人的需要，只有以将家庭的幸福和宁静为代价，才能获得满足。因此，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危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下决心，要么（a）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公共生活”，至少每年抽出一大段时间解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富于创造力的活动中去；要么（b）勉强自己妥协，安心过这种毫无创意的生活，隐退到乡村去，至少在那里我还能更健康、更开心。（对你而言的确如此，但安娜莉丝会怎么想呢？）
我不正是因为缺少决断力才原地踏步的吗？
我真是受够了。
1月14日
有些人提起教学带来的满足感，我从来都没有那样的感受。从个人角度来说，教学过程对我很有帮助，它能督促我阅读、思考和组织思想。但除此之外呢？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只有那么四五个学生对学术感兴趣。但是，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难以彻底摆脱旧有的习惯和精神状态：三心二意，自我感觉良好，缺少真正的智力训练和超然的心态。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尽管你努力培养这些聪慧的年轻人，但是整个环境——茫然、华丽、庸俗、失控——最终会占据并耗尽他们的生命。
1月20日
今天是约翰逊先生宣誓就任总统的日子。一整天我都竭力对此事不看不听不想。难道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被华盛顿踢出局了？也许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人代表了什么呢？油腔滑调、土里土气、玩弄权术、满心乐观、自满的沙文主义，再加上牢骚满腹、忧伤埋怨、土气的长腔、当代得州男人的幼稚滑稽，这些融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但不是我的美国。或许从内心深处讲，我希望被再次起用，但是我知道，如果这真的发生，自己又会后悔。
1月25日
我被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击败了。看起来我已经无法胜任任何严肃的工作，无法去感受，无法去思考。但是，我不愿意通过纯粹的消遣来填补这样的空虚。我渴望发生一些事情，来让自己集中精力，再次充满活力。我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变成现在这样。啊，我的天父：这是灵魂危机还是年龄危机？如果是后者该有多么悲哀！
【凯南受邀前往威斯康星州瑞盆学院发表演讲，那里激起了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
2月，密尔沃基市
车站周围：被煤烟熏黑的小公园，“区间列车”发车点前的办公大楼，布拉茨风格的各色酒馆，看起来与从前别无二致。从铁路站场和昏暗小巷里吹出的风裹夹着难闻的气味，卷起肮脏的灰土，尘埃之后依然是熟悉的廉价香水味，渗透出一股凶险的罪恶气息，让人联想起酒吧深处的密室、公车站的水手、艳舞剧院的后台，还有露骨的色情卡片。这味道一直没有改变，如此冷淡又让人如此不安，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从这个广场踏上去军事学院的路，又从这里下车返回家乡……
在瑞盆学院，我被安排住进来宾公寓，我知道这里是我父亲读大四时曾经住过的地方。即使是今天，看着这磨损的地板、单调丑陋的窗户以及隔间磨损严重的舌榫，也不难想象我父亲在这里居住时的情景……
晚上，在陈设简单的体育馆里，我向几百位听众发表了正式演讲。这里有发亮的地板、外伸的篮球板以及一股淡淡的网球鞋汗味。像往常一样，我对自己的演讲很不满意，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嗡嗡作响的扫雪机那样匆忙了事，我无法评价演讲的效果，真希望自己没做过这个演讲。结束后，他们非常慷慨地邀请我去一位教授家里喝上几杯。
回到来宾公寓，关上灯，坐在窗前观看外面的暴风雪夜景：积雪成堆的校园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洁白而空寂，黑秃秃的树干在窗前轻轻晃动，又隐没在漆黑的夜色中，白雪漫天飞扬。连日来的瑞雪让每个人都感到不适：扫清、吹积、净化、覆盖了世间万物，充满怜悯又不偏不倚。我凝视着夜空，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情感，想起了去世已久的可敬的父亲：那个羞怯而孤独的男人，那个将精神寄托在不该寄托之处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剑桥大街那个寒酸破旧、闷不透风、幽闭压抑的房间里留下自己卓越而高雅的精神印迹。但是，没有人理解他，我也是在他离世之后才逐渐开始理解他的。因为孩童时期的粗心、自己的麻木、无谓的过分羞怯，以及一家人对于亲情表达的迟滞、怯懦和恐惧，我伤害了他不知多少次。我想起他曾经在这里学习，想起了我们各自的孤独，想起了我们对彼此犹疑、木讷和无助的感情，无时无刻不纠结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细枝末节，想起了将我们分隔两世的时间与死亡。我突然想，当时我们是不是并没有那么亲近？肯定有过这样一个夜晚，他就站在这样的一扇窗前，穿着农家孩子的破旧衣裳，看着外面的暴风雪，就像我现在这样，看着四周的土地从山边消失遁入黑暗，看着那边冰雪覆盖的乡村。在那年少的岁月里，他会疑惑在这样的夜晚远方到底有什么，相对于此刻漂泊已久经历丰富的我来说，当时的他肯定更加困惑。时间和死亡的间隔真的存在吗？在这一刻，就生者而言，我们没有与逝者产生共鸣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吗？雪片飘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想一想 href='2124/im'>《呼啸山庄》），那难道不是父亲的双手在敲打吗？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脑海中就有了这段愚蠢的谈话，在无眠的时刻，它喋喋不休地述说着，就像一首难听的歌曲在你的脑海中回荡，虽然你并不想听。
“父亲，父亲，我来到这里，想重温您当年的情景，由此来接近您，这样做对吗？是不是有些多愁善感？我本来可以给您更多，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弥补有用吗？”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我的儿子，没必要再提起那些往事了。这个时刻与你所想的一样，这场雪一如当年，虽然相隔九十载，但分毫不差。那些逝去的岁月，就不要去回想了。追随你的本心，当你的生活遭遇灰暗和波折的时候，如果可以就给自己一点儿时间休息。心情欢畅地去欣赏这暴风雪和美丽的夜色吧。大雪漫天，冷漠无情，将世间万物掩盖，去感受其中的哲理吧。如果你能感觉到一种亲近，你要知道这种感情是真挚的，时间和空间都无关紧要。此时此刻你所渴望的亲近就源自灵魂的深处，而非其他时间和地方。”
这天晚些时候，他们邀请我去一个名为共和党之家（Republi House）的餐厅，在那里为我举行送别晚宴。这家餐厅距离被称为共和党诞生地的那个小建筑只有几步之遥。我猜想离得这样近，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很可能是为了招揽生意，将对党派的忠诚与赚钱的渴望结合起来（就像普林斯顿的一些理发师会在店里贴上自己过去在足球队的照片一样）。真是有特色，我不怀好意地想着。墙壁上装饰的都是共和党杰出人物的签名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最近过世的乔·麦卡锡的照片，不过学生们把它偷走了，经营者的商业本能盖过了政治敏感，最终决定将这个地方空着。就算没有麦卡锡，我也感觉自己正在一种凶恶目光的监视下吃饭，虽无明显敌意，但是高傲专横，傲慢无礼，无法忍受我进行些微的哲学和理论思考。饭菜不合我胃口，很显然照片中的人物也这样想。我在失眠中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次没有父亲，只有明亮月光下共和党人那不友好的、怒气冲冲的眼神透过窗户盯着我……
2月4日，华盛顿
我到参议员餐厅与仰慕已久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共进午餐，很久没像今天这么激动了。共进午餐的还有《华盛顿邮报》的马腾先生，以及德国的通讯记者梅耶先生。
沃尔特·李普曼为了他的文章，试图从我和丘奇口中套取我们对新孤立藏书网主义的态度，我们都对此非常反感。
【为了报复越共对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市（Pleiku）美国空军基地的袭击，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约翰逊政府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来实施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对北越进行持续的地毯式轰炸。】
2月7日
今天，我听说了在越南进行报复行动的消息。不可否认，挑衅行动很过分，但对越南的轰炸也只是某种急躁的逃避主义，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4月24日
今天我突然觉得：现在重要的不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毕竟这只对我自己有意义），而是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起，我的生活要注重表象，现实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不过，就算我成功地制造了这些表象，自己也万万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对别人来说，这些表象可能有意义，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该寻找机会抛头露面。我必须像一个很少登台的演员，这样就好。
想一下：每次在人前抛头露面，怎么才能满足这群人对你提出的最高最夸张的要求。这意味着你不光要有空洞的伪装，还要有内容，当然这内容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装点门面而已。
5月4日，日内瓦
【在成功发表一次公众演讲之后】我盖着毯子郁闷地躺在床上，直到晚饭时间。独自吃了晚饭，之后又一个人出去散步，在雨中走了很远，路过湿淋淋黑黢黢的公园，内心感到极度悲哀和无助。我试着教导自己要像幽灵一样看待一切，不过仍可透过帘子向外瞥一眼：脱离肉体，脱离人性，意识到所见的一切对自己来说毫无意义。
5月21日
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虽然比昨天稍好些，但还是相当差劲，走路时感觉脚下就像踩棉花一样虚软无力。
早晨先是为出门做准备。十一点半，白宫的埃里克·古德曼（Erian）打电话来，说总统邀请我参加6月14日的白宫艺术节（White House Festival of the Arts）并在午宴上发表演讲。时间很紧张，要重新调整旅行计划。
6月10日
我坐在伦敦机场闷不透风的转机休息室里……
此刻，我回想起自4月离开美国之后，这几个星期以来历经的痛苦、徒劳和失望。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打算，但肯定不会像近几个星期一样碌碌无为。
我认识到，这种苦闷说明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应该不是后一点，因为生活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变化，即使不能绝对地说与我的年龄有关，但至少也和我目前所处的生活阶段有关系。
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大致如下：
除了生活琐事之外，其他一切都不予考虑。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获得成就感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到此结束。从现在开始，生活基本上就是等待和迎接死亡。我的演讲结束了。我对时代的价值终结了。在我承担的责任中，无法摆脱的很多，但我还能承受。这些责任很分散：有家庭的，有高级研究所的，有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
的，还有经济上的；这些责任，再加上为了让我在高级研究所的职位看起来不那么像个闲职而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工作，耗尽了我现有的精力，也阻碍我可能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我不应该试图从事教学工作或者与学生接触，因为他们想从我身上获得的是我最不想给他们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如他们所愿：从个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时事，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们随意提出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在学科范围内，当然我可以授业解惑，但我首先希望能有一段时间来做必要的准备，而我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允许我实践自己教学方式的环境。我在校园里现身引发的是别样的期待。我的声誉如影随形，像一个必须佩戴的面具，这面具如此迷人，以至于没人对面具之后真实的我感兴趣。我不介意教历史，但是我发现学生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兴趣。说实话，我多少也是这样，多数时候都是从关注个别细节之处开始，然后对某些人物感兴趣，抑或是好奇即将揭开的秘密（例如《希森文件》
），我年轻时，也只有在想要追寻问题的答案时才对历史发生兴趣……
理想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不用担心财务压力，不用为制约美国人生活的应酬而发愁，不用去纽约，也不用顾及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更不用担心汽车的修理和保养问题。我应该去林荫小径上漫步，有时一个人，有时有人陪。最好有那么一位可以陪在身边解解闷，又不至于令人劳神的女士。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事吗？或者说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割舍。我真的有勇气放下吗？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我多年来宏大的抱负和愿望？它们已经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毛孔。放下就意味着我要背负内心的悲伤、回忆，意味着我要认识到生活可悲的极限，意味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眼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依赖你的人，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曾经的失败、备感内疚的极度懦弱行为、待人的不公正、或许暂未发生但确将发生和必然发生的悲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句话，生活根本就是一场悲剧。认识到这些肯定会让你动了怜悯之心，这必定是你生活中要背负的一个残酷的重担，它会减慢你的速度，放缓你的语速，染白你的头发（其他事也会让你变得两鬓风霜，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明显）。
我有力量坚持下去吗？原本乐观明朗、充满希望的我，在未来生活的每个时刻里都要如坐牢笼吗？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退休生活会不会让我身心衰退？我常常说，过了六十岁的人，如果不想变得了无生气而有失体面，就得遭受身体的苦痛或者其他苦难。
身体的苦痛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其他苦难呢？对我而言，过去一两年来承担超负荷的办公室工作，这或许增强了我对休闲和消遣的迫切渴望。处于我这样一个位置上，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方式能否让我更轻松地面对生活强加给我的自我否定呢？
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海拔高度在下降，我无法辨别绵延在我们下方的海岸线（因为航线看起来不太对头），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白宫官员希望利用国家文化精英的声誉来装点约翰逊政府的名声，他们提议举办白宫艺术节。但是，此次活动却因高调拒绝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和其他几位诗人参加而受到影响，这些诗人反对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以及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新上任的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主席，凯南感到自己有义务出席这次艺术节。他自己承担差旅费返回了美国。凯南修改了发言稿中的一段内容，表示抗议的艺术家有权参加艺术节。】
6月14日
到了华盛顿，没人来接我。肾结石让我走起路来很费劲。看起来机场的行李员数量不足，我费力地拉着行李，打车去了达科之家（DACOR House）
。换好衣服，然后出发去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重新写了两段演讲词，内容有关于艺术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然后上楼吃午饭。
我坐在主持人身边……约翰逊夫人坐在演讲台的另一边。古德曼
说我新写的两段演讲词会冒犯总统，我问道：“我们是他的正式嘉宾吗？”古德曼说是的。因此，我决定略去这部分内容。
午餐之后，我发表了演讲，尽管音响非常差，但是演讲的效果非常好，约翰逊先生似乎很感激我没有提及政治内容。
午饭后：与新闻媒体迅速沟通省掉的两个段落。然后去白宫观赏音乐节目：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奏，演唱者是罗伯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节目非常好，让人莫名地感动。
随后返回达科之家，换好衣服，感到非常疲倦，又出发赶往杜勒斯国际机场。我欣赏着航站大楼，帐篷一样的楼顶漂亮极了。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登机前往伦敦。
【多年来，凯南一直想重访苏联。在确定1952年苏联外交部的驱逐令“不再有效”后，他和儿子踏上了苏联之旅。
】
6月21日，布达佩斯
我们乘坐的苏联卧铺列车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再次听到一门自己会讲的外语，感觉真是好极了。
火车晚上七点发车，整晚都在粗糙的路基上咔嗒咔嗒地高速行驶，一路高低起伏不平，这种颠簸终于让我的肾结石发出了抗议。我们所在车厢的列车员来到包间看望我并询问情况（后来她解释说：“从您的眼神里能看出您身体不舒服。”）
午夜时分，边境检查站的第一次入境检查就把我们弄醒了，这样的检查接下来还会有好几次。我估计当时是凌晨一两点，我们在苏联边境车站下车，兑换卢布，出示旅行文件。等我出来时，火车开到了别的位置，工人将车身下的标准铁轨拆除，换上宽轨。随后，我们再次驶入夜色之中。列车穿越喀尔巴阡山时，我和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在睡觉，醒来后列车正穿过利沃夫（Lvov）南部丰饶的加利西亚平原。到达利沃夫的时间大概是上午十一点（由于时差关系，我们的时间延后两个小时）。接下来列车一整天都在穿越西乌克兰的广袤土地，强大的柴油机车行驶在铁路上，比起我早年在莫斯科任职时期的机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们按时抵达基辅。
6月24日，基辅
上午出发去机场，旅行社的导游陪着我们，还有一位相当糊涂的司机。我们乘坐的是前往莫斯科的苏联喷气式飞机，机上有一百名乘客，非常舒适，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使派马克·考麦克先生（Maack，普林斯顿，1956年）到机场接我们。我们乘车驶过宽敞的马路，沿途八到十层高的楼房鳞次栉比，最后到了斯巴索大厦
。那里看起来相当豪华，档次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时间刚够换套衣服，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科勒大使夫妇
为以色列大使夫妇准备的送别午宴。结束后大使馆的司机开车载我们到城里转了一圈，中途停下，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
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及其助手在住处吃了一顿便饭。尽管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但是用餐非常愉快。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敬意，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能干而老练的政治家，亲切，讲道理，也不乏幽默感【他由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谢米尔诺夫斯基（M. N. Smirnovski）陪同】。
今天的诸多感慨和联想让我过于兴奋，睡意全无，一直读书到深夜。
6月26日，诺夫哥罗德
眼前是一幅令人愉悦的景象：湖岸广阔平坦，湖水宁静澄澈，古老教堂的穹顶点缀岸边，北方夜空中的万丈余晖洒向万物，波罗的海清新而热情的微风吹过水面，人们在湖滨垂钓、散步或者在湖里游泳，像苏联人惯常一样散乱无序，一两艘帆船开着马达懒洋洋地逆流而上，正在进行一场帆船比赛（他们从哪里弄到发动机的？）。
8月8日，挪威，兰德苏德（Randesund）
夜晚，我读着埃德尔
对亨利·詹姆斯与屠格涅夫关系的论述，内心充满悔恨，多么怀念被我放弃的至爱——俄罗斯历史与文学，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给以赛亚·伯林写了一封信。
8月19日
最后一个夜晚，接近黎明时分，梦见我和克里斯托弗被无情地拖到一个无名的出口或入口，我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绝路”。我认识到已经无处可逃了，任何挣扎都是徒劳。但让我感到高兴和宽慰的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未必是克里斯托弗的命运，他有权活下去，有权向生活索取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更好地活下去。我这样告诉他，跟他解释，接着梦境就渐渐淡去（或者说，现在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个男人在散步。那是一位医生，我知道他的病已经无药可治。我随口对他说：“你和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都不多了。”我等着他反驳我，说我的情况还不至于此，但是他没有。
醒了之后没感到特别沮丧，更重要的是，并不害怕。现在，我们应该能搞清楚有意识的判断和潜意识的判断哪个更准确了。
9月2日，普林斯顿
今天，我遇到了东京国际文化会馆的鹤见先生（Y. Tsurumi），他刚刚从基辛格先生
为期数周的哈佛大学研讨班毕业。在参加研讨班之前，他去了越南，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对越共犯人公开行刑的场面，非常震惊。他说因为对越战争，美国在日本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担忧。
11月9日
傍晚六点，安娜莉丝试图调出一档纽约电视新闻节目。她没有找到纽约台，却收到了另一个台，我们看到了美国东北地区灯火管制的新闻。晚上去麦卡特剧院（McCarter Theatre）观看 href='1227/im'>《广岛之恋》。电影播放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移开视线不去看，其余的时候只瞥上几眼也是顿生厌恶。我无须他人提醒也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恐怖，我也不喜欢看别人的亲密举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我觉得空洞做作。
11月23日
下午去纽约看望吴丹
。可能的话，我打算写几篇有关越南的东西。
12月2日
我写了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黄昏时分给凯·格拉曼打了电话，她同意发给《华盛顿邮报》，星期日刊发。
12月24日
【梦境】我只身一人，又回到了单身汉的生活，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欧洲城市里。
像在其他很多梦中一样，我到郊区去散步，回城的时候却找不到归路。我在一个可能是公园的地方，周围都是黑人，还竖着一些身材高大、毛发浓密、面相凶狠的非洲或亚洲神灵雕像，其中有一个色情雕像。后来，我租了一间公寓，里面只有一张白色的大床。公寓悬在一个公共广场的上方：就在户外，暴露在外人面前。我发现自己睡过头了，周围的人都已经醒了，还发现自己穿着极其暴露。
接下来的梦里，我正在吃鸡肉，但是吃到鸡腿的时候，发现它们变成了人的形状，就像一个蜡人那样，我冷冷地咀嚼着，因为安娜莉丝和其他人说我不该浪费那么多好吃的鸡肉。
1966年
尽管1966年的日记没有提及，但是凯南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说的证词表明，他在反对越南战争扩大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毕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而战争正是打着这个旗号进行的。数百万电视观众看到，凯南力争，即使不考虑战略因素，“美国人”进攻“一个贫穷无助，特别是不同种族和肤色的民族”，也会给美国的全球形象造成“心理伤害”。他强调“以坚定而勇敢的精神改正错误立场……比固执地追求不切实际、没有前途的目标更能赢得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发表的著名演讲来总结自己的证词，“美国想要以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支持者自居”，它首先应该是“自己的拥护者和维护者”。
4月6日，普林斯顿
【梦境】在一栋和华盛顿军事学院类似的呆板建筑里。我通过某些途径知道，在我办公室斜对面的房间，屋里的人将被谋杀。我走出办公室，迈向台阶时路过他们的门口，我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遇害，或许这时候办公室里已然尸体横陈了。
在楼外宽大的台阶上，我发现四周围着不少人。我想把整件事告诉他们，建议他们到办公室去看看，要是谋杀案还没发生，他们还来得及去阻止。但是，我突然又想，我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们会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之前只字不提。我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被自己的犯罪意识所束缚，这其中的含义我没有认真思考过，或许情况比这还要糟糕：缄默意味着我就是这宗罪行的从犯。
【凯南坐火车从芝加哥出发前往萨克拉门托看望格蕾丝，并在周边地区做了几次演讲。安娜莉丝则乘飞机前往萨克拉门托。】
4月11日，前往萨克拉门托途中
列车一整天都在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岩石遍布，山上散落着令人难以容忍的、糟糕透顶的房屋。我从没见过这么凌乱和丑陋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居住在这里的人该是多么憎恨这个地方啊，否则怎么会如此恶劣地对待它？
对美国西部来说，我们这个种族——也就是白人的到来，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4月13日，自圣弗朗西斯科赴蒙特利途中
在讲英语的白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乡村一定非常美丽。白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厌恶和蔑视。我真希望这里发生一场大灾难，人口就此锐减，让这里抚平伤痕，最后返归自然状态。
4月16日
四天来心情再次跌落谷底，不知为什么加利福尼亚会以这种方式影响我，晚饭时我和安娜莉丝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努力向她解释，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异国，甚至是微妙的敌对国。如果它对，那我就错，如果它有价值，那我就一文不值，等等。不过我知道我的有些话既主观又情绪化，只要一度假，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5月1日，普林斯顿
我和一些学生聊天……探讨越南战争和决议草案的问题。
【梦境】我回想起昨晚的梦境发生在布拉格。我和一个美国代表团在一起，不是官方使团，而更像是某种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团。梦的主要内容记不住了，但是我能回忆起最后一天开的会，是个社交而非官方性质的告别宴会。有一个黑人女秘书对我一直很友好。临别时，我心中对她充满了欣赏之情（与性无关），于是倚过身来吻了她一下。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的行为正受到严密的注视，而且必定不会被我那目光如鹰隼般敏锐的贤妻所理解。
5月6日，马萨诸塞州，剑桥
与基辛格共进午餐，他现在已经完全从早年间的军国主义成见中脱离出来，认为我们的对德政策正让整个欧洲疏远美国，并且正在促成法俄重新结盟。
196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美协会（Afri-Ameri Institute）赞助凯南进行了两次演讲之旅，他在旅途中思考了下列问题：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罗德西亚（Rhodesia）白人政府单方面宣布脱英独立、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统治，以及许多非洲人对白人统治的仇恨。在他旅行期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六日战争。
5月1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
说到种族隔离制度，最大的困境不在于鼓励各族群保留自己的特性，并发展壮大，而在于种族思想的推行方式冷酷、拙劣、僵化，太过于集权化……
很明显，南非工业快速发展，白人劳动力短缺，正在使黑人被迅速纳入劳动力大军，投入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发生了冲突，让这里的很多人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增进了两个族群之间的相互依赖，繁荣和稳定的工业给黑人带来了好处，但他们忽视了这一点……
每年的7月4日，我们的总领事馆都会按照惯例举办多种族联合招待会（我很想问问举办这种招待会的用意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5月14日
【金矿的工人】来自小村庄或者丛林地区。与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城内的居民相比，他们更原始，但也更有力量，很明显也比城里人快乐得多。他们与城里的人联系甚少。这些人不带家人，只身来到矿上，住在巨大的矿区里，就像士兵住在军营里一样。每个星期天早晨，矿工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表演部落舞蹈……
我们被这些非洲矿工的强健体魄所震撼，他们比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班图人健硕得多，年轻而强壮。尽管他们也对我们白人不屑一顾，但与他们那些半城市化的黑人朋友相比，至少我在他们脸上完全没看到苦闷的表情。
5月20日
与一群黑人知识分子交谈，他们都是很有智慧、自尊心很强的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自上次战争以来，南非政府给这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施加了多么残酷的桎梏，政府以为人们会继续忍受，以为其举措能渐渐提升民众的待遇，从而最终被民众理解和接受，局势也会随之好转。但是，一些最出众的年轻人已经失望地移居海外。他们不仅与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还备受各方面难以数计的卑劣限制和歧视，其中很多即便是从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来看，也是不必要或多余的。
6月4日，赞比亚，卢萨卡（Lusaka）
我对这些人，尤其是来自南非和罗德西亚的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确实充满同情，但对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却没有多少同情可言。我在南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即凡是有理性的西方人都不会向他们伸出援手，外国人试图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也非明智之举。这些外国人没有意识到症结所在。他们可能自以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实际上他们连自己的想法正确与否都没有确定。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或途径必定无法改善当前的形势，那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不过，这正是那些流亡政治领袖决心要做到的事，他们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帮助。我现在能否在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情况下就与之接触？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6月6日
此时此刻，一场战争正在打响。
我从小旅馆房间的收音机里得到消息，苏丹已经加入埃及一方。有六个或八个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四个非洲国家，已经与我们断绝关系。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性是，苏联和美国也卷进去。天知道我们会在那里耗多久……
在赞比亚，我第一次认识到，在苏联等国的鼓动下，亚非国家集团完全情绪化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何等激烈。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它不负责任，也越觉鼓动他人的始作俑者不值得尊重。这些鼓动他国的人，合起伙来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并宣称西方列强联合干涉小国内政，接着又以最粗暴的措辞要求英国出面；要求英国撤出罗德西亚，然后又谴责英国没有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之后他们又要求英国制裁罗德西亚，接着便谴责这一制裁是英国意在伤害赞比亚的邪恶阴谋。对他们，实在没什么可以宽恕的。我看到我们的人民对这些小国充满仁慈，却备受谴责。在我看来，他们因为软弱而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又揣测我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居心叵测，是因为我们担心他们投向苏联人或者中国人的怀抱。我感觉他们对我们只有夹杂着仇恨的蔑视。他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实际上，与其说他们对我们感兴趣，还不如说他们对剥削我们感兴趣。与他们交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他们，撤出去，走我们自己的路，证明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在连续九个星期的旅行、演讲、辗转乘车、会见和酒店饮食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精神的倦怠远胜于肉体的疲惫，但是两者又互相作用。我有点儿反应过度，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偏见而备感痛苦，看一切都戴着有色眼镜。这对邀请我的东道主们、对我力图了解的国家、对非美协会和我自己来说都不公平。
8月15日，普林斯顿
关于黑人骚乱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
这些言论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值得研究。我突然想起，临近深夜的时候跟人说过，今天我只同情那些不幸的消防员和警察，他们不得不在忍耐各种烦扰的同时扑灭大火并恢复秩序。面对现在这种骚乱，我强烈支持他们，我知道此刻正在进行的白人对抗
是如此丑陋，以至于一两年之后我就会不得不替黑人说话了。
9月16日，马拉维，布兰太尔（Blantyre）
在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堂，我看到了基督如珍珠一般的白色脸庞、彩色玻璃窗上装饰的圣人和天使，这让人心绪难安，这些自然都是从英国进口而来的。这些形象并非按照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因为这些让人疑惑的形象，即使曾经以肉体形式存在过的话，肤色也是黝黑的，因为宗教信仰中的形象是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一种投射……
我对这个亚热带地区知之甚少：气候炎热干燥，到处都是灰尘，凌乱无序，草丛和灌木里全是垃圾和粪便；黑人路过你身边时，会故意看着你，眼神和表情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从表面上看，这里的种族关系相对来说不是很紧张，感觉比较温和，很少见到赞比亚弥漫的那种压抑的愤怒或具有卖弄意味的趾高气扬。但是，也完全看不到至少像洛伦索马贵斯时代
那种自然的快乐。或许是我们错了？
9月20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
今天上午，去拜会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Julius Nyerere）。他在办公室接见了我。我们的谈话内容由一位来自欧洲的女速记员记录。我和这位速记员坐在总统大办公桌的外边。尼雷尔先生是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个子年轻人，穿着浅色非洲长袍。
我告诉他，我很钦佩他对国内发展与生俱来的掌控和推动能力，以及他对问题清晰无比的阐述能力。“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我并不排斥，我能够看到这个术语在他努力帮助民众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势。我觉得坦桑尼亚取得的发展都跟我们美国的立场无不关系，也正因如此，当我们的立场被歪曲、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我感到非常不高兴。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非洲国家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很难讨论，我们没必要做出防卫的姿态。我今天也不想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有很多张脸孔，并非每一张脸孔都那么迷人。但是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呈现给非洲的脸孔完全是慷慨和热心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动机竟仍然受到嘲讽和怀疑，我们居然还被当成帝国主义者或者新殖民主义者。我个人认为，就我们的身份而言，对待这种事态唯一有尊严的答复就是撤军，并长时间保持沉默不予置评。或许，我们对东非不采取主动的策略，让这里的人完全依靠自己，冷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恶意，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合作便可以重新开始，不必像过去那样，我们付出了努力却遭到误解。
总统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断强调美国不能从非洲撤军，就算我们想撤也不能撤。他说，美国和这里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现在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坚持到底。我没有继续坚持，只能说，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开始信奉孤立主义了，我在非洲看到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摈弃近年来的做法，通过撤离驻军和派驻分遣队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好。
9月26日，加纳，阿克拉（Accra）
在非洲其他地方我已经见过贫民窟，很难会为所谓的贫困程度而轻易感到吃惊，但是阿克拉这种充斥着污秽和恶臭的贫民窟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回想起参观约翰内斯堡郊区时相对体面的非洲小镇，以及在我看来更加健康卫生的洛伦索马贵斯土著部落，更不要说索尔兹伯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洁漂亮，我不由得想到，非洲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管理好自己，不会让南部非洲反抗不公对待的愤怒超出其应有的界限。
9月28日
非洲印象
在此我并没有为南非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行为道歉的意思，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下述情形未必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多种族社会里，如果每个族群都能保持其特性，彼此和谐共处地生活和发展，保证自身社会生活的完整性，能根据独立平等的原则发展和进步，而不是被迫同质化，这样或许更好。毕竟，一般来说，人们更愿意与起源、传统、经验和规则方面和自己相似的人群共同生活。尤其是我们美国人，无论我们怎样高调宣传相反的原则（看看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体系的情况），我们的做法似乎造成了族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对承认并实践“独立发展”的人的批判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通过立法强迫白人推行种族同化以撤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结果比实施类似政策的美国大城市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我谈及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现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得当的，也不是说这种政策就是规范现代化大工业社区种族关系的一种灵活方式。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把种族隔离作为理论来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后一方面让前往南非的游客不仅感到自己的道德情感受到冲击，而且不得不去质疑目前的政策措施——哪怕它们是合乎道德伦理的——能否作为当今时代一个民族社会成功发展的基础。“人身隔离”也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和荒谬之处，所有粗鲁的举动和残忍的行为都源于对行为表象的难以抑制的焦虑，纠结于所谓的肢体接触的危险。禁止某些孩子玩某些秋千的愚蠢警告，对分乘公共汽车和分用厕所卫生设施的关注，引出了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个黑人在教堂过道里打扫，白人监工对他说：“赶快扫，要是让我抓到你在祈祷，上帝都救不了你。”
1968年
1月30日，越共发动的新年攻势大规模升级。3月12日，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在这两件事之间，2月29日，凯南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竞选总统。这个明尼苏达人此前刚刚宣布战胜约翰逊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凯南很鄙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具备“对人类不同观点应有的尊重”。凯南明确支持麦卡锡，因为他值得“我们钦佩，同情和支持”。
虽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凯南也批评了学生反战示威的方式方法。在当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左翼学生》（Democrad the Stude）一书中，他批判了示威者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凯南一家按传统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避暑，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的别墅和周边地区往返航行。
1月30日，普林斯顿
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争论，是否应该继续就此和学生们辩论，这个问题让我备感煎熬。黄昏时分，安娜莉丝从佛蒙特州回到家，然后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有关越南的惊人消息
，看来我们午餐时的谈话一语成谶了。
2月6日
最近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即斯沃斯莫尔演讲（the Swarthmore speech）引发了大量读者来信。杂志想挑选一些有趣的来信，加上我写的回信或评论，做成一本小开本的平装书出版。我备受鼓舞，开始回信……
从越南传来令人恐惧不安的消息，西贡的战事进一步升级。毁灭的开端。
6月28日，自奥斯陆赴克里斯蒂安桑途中
傍晚时分，到处都能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男孩穿着蓝色牛仔裤，女孩穿着李维斯牌牛仔裤，青春完全展现在那些怪异的服装上。他们看起来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让人厌恶。小广场旁边停靠着两艘快艇，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广场的鹅卵石地面上，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直到午夜……
我突然感到，自己在极力克制对这些终究要存在的人的厌恶：他们一定要存在于某个地方，你不能把他们藏起来或者像电视节目那样关掉。既然如此，他们可能会在更糟糕的地方存在，还可能做更糟糕的事情。但是你希望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兴趣盎然，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潜在的青春美，并去培养这种美，而不是处于这样一种灰暗、瑟缩、压抑的状态。四十年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会扬帆远航，去野炊，在露天岩石小岛上燃起篝火，一起载歌载舞。所有这些事情，今天他们也可以做。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绝望和挫败的状态呢？或许他们会说，这是对老一代的反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父母不会强迫他们这样穿衣打扮，强迫他们星期五整个晚上都坐在码头小广场沾满灰尘的鹅卵石上。他们的父母既然给他们提供了摩托车、小快艇和买大麻的钱，就肯定不会剥夺孩子更健康、更有益的消遣方式。或许家里单调乏味，电视节目也索然无趣，父母沟通能力有限，很少和他们交流。即便这样，走出家门也有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可以去图书馆，还有户外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桑德松（Sandosund）的码头虚度光阴。
7月3日，克里斯蒂安桑
从表面上看，挪威虽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典型的技术革命现象在这里都能一览无余……
人们总想知道这一切将带来什么。最大的可能是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不安全感，因为现在的一切都依赖发动机燃料和电力供应。如果没有这些借助能源驱动的机器，人类就会变得非常无助，无法照料自己。要想过上独立而安全的生活，必须掌握的技能是：农业技术、捕捞技术以及一旦机器发生故障可以自保的各种手工业技术。但是，这些技能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被彻底遗忘了。几百年间曾在各种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役畜现在也消失不见了。你可能会想，一个开明的社会应该保存这些技术和牲畜，至少是小规模地保存，就像18世纪的手工艺在威廉斯堡得到扶植一样，至少提供一个能回归更原始和更传统技术的核心动力。尤其是挪威这样的国家更该如此，如果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这里的自然资源几乎无法满足正常的需求。可是，不，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这样做，人们对先进技术所依赖的精细劳动分工有着坚定的信心，对这种分工在很大限度上所依赖的西方发达世界的政治稳定性，也有着坚定的信心。
8月13日，赫尔辛基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我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点在挪威这个地方都体现得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挪威人拥有令人赞叹的个性，但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点反而值得赞扬），他们很少在意思想的敏锐和精炼。或许他们对表演技巧不感兴趣（这一点不太值得赞扬），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就是一个演员。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曾像在挪威这样，感到这样默默无闻，这样不受欣赏，这样碌碌无为。
8月19日，自克里斯蒂安桑赴奥斯陆途中
我仍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问题，就像一只狗担心嘴里的骨头一样。近日，我一直纠结于这样的疑虑：我能否用最坚定的意志、最严格的戒律，让自己从眼前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仅要对很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无礼和不敬，引起众多人的疑惑，遭受到多方的误解，还要牺牲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这是我和安娜莉丝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会有一些失望，甚至从某方面来看，也会让孩子们的生活徒增艰难。无论怎样，我也无法过上正常的学者生活。我过去的“形象”就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作为历史学家被人接受的愿望很可能难以实现了。我不能应邀去校园做学术讲座而不探讨时事问题，因为这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和失望。我无法在访问外国首都时不被“发现”，不被采访，不被邀请出席记者招待会，会见公众人物。甚至他人对我的殷勤招待，也是基于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但是，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么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协调这种现实与我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身份？第二，如果接受了这个似乎命中注定的角色，即探讨公共问题的意见领袖，那么我该如何塑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我越去探寻这个问题，就越回到这个结论：学者生活是我唯一的选择。
首先，我敏锐地认识到，比起其他任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事问题领域很难找到。你会无数次被推到类似希腊戏剧合唱团的角色上，只能用几条评论给你自己无法直接影响的系列事件充当协奏而已。还没等你详加阐释，你要评论的主题就失去了时效性和新鲜感。你要不断地奋勇前行，跟你的时间和精力做斗争。你会获得小小的使命感，小小的满足感。
想到这些，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和麻烦的境地，我对自己说：看看你的才能被肢解成什么样了，你被置于什么样的尴尬境地了，我的朋友！……
我在机场进行了更多的反思。
一想回到家后的情景，我就闷闷不乐，不仅要承担数不清的无望的工作和职责，还要认识到个人的失败，同时又无法克服这些失败。我生来言行举止有欠成熟，多嘴多舌，人家盛情款待的美酒我无法抗拒，面对美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这一切都让我愧对剩下的岁月，限制了我在余生再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能改变多年固有的习惯吗？很多人都试过。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试过，托尔斯泰试过，但很少有人成功。当然，如果想成功的话，需要承受最残酷最艰苦的意志考验。前些年的经验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毅力。当然，这就意味着在我人生最后几年里，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什么代价不沉重呢？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一些小小的满足感，其中还夹杂着无趣和极端的绝望。
我是一个人待着好，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好？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然两种情况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会游走在两者之间，两者都不能走极端。但是在我看来，在与别人的直接交流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我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让我感到筋疲力尽，让我厌恶，让我对自己感到厌倦。
我必须学会通过提问、通过感知他人的思想来与人相处的艺术。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只诉诸日记或其他写作，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与人交谈，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可以只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感知他人的思想，带着好奇心去行动……
悲伤、沉默、礼节性的探问，再加上禁欲和节制。难道这就是解决之道？
我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做到其中任何一样吗？肯定是要经历多次失败。最终，健忘、习惯，还有最重要的礼貌，会打败我。或许，最主要的就是悲伤。只有心怀悲伤，才能有所放弃。
8月21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一直在探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苏联人犯下的重大错误……我发表了公开演讲，大意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莫斯科的领导人终有一天会为此而悔恨，我们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都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件事带来的启示。
8月，乘飞机经哥本哈根—奥斯陆—卑尔根（Bergen）——以及天晓得什么地方——终于抵达纽约
通常，每次从外国回来之后我的心情都会很沮丧，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过。
我因为工作而感到沮丧。困扰我的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除了继续挣扎之外无计可施。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应付琐事、迎来送往以及满足与自己职责无关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这在很大限度上剥夺了我工作的成就感。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五个年头，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对国际 5c40." >局势感到沮丧。苏联人以及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已经将国际形势中些微可见的进步抹杀殆尽。显然，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危机重重的时期，前景不明，难有作为。
我对国内局势也感到沮丧。目前民主党人在芝加哥集会，他们在北越的有效协助下，狠狠地抨击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后者让这场残忍的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让他们的立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难以区分。当然，这意味着失去更多的生命，损失更多的军费，投入更多的税收，承受更大的痛苦，年轻人遭受更严重的败坏，对国内问题更加熟视无睹。
最后，我对自己感到沮丧。我感到无趣，感到讨厌，我想尽量避免跟他人交流和接触；另一方面，我又认识到，妻子和我目前的职责都不容许我这样做。我必须在这徒劳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下继续生活，继续愚弄自己，只能在奔波劳顿的受邀演讲旅程中、在稍微空闲的星期天一大早进行自己的创作，这就是当前琐碎生活的大体样子。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因为自己的个性问题，我应该尽可能避开与美国生活格格不入的所有事情。这就意味着尽量不要去旅行（就算是出远门，也要把眼睛闭上），避免和媒体打交道，广播、电视、报纸统统不去看。换句话说，避免看到和了解我的祖国。我必须假装自己并没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a) 拒绝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邀请。
b) 订一份外国报纸，而非《纽约时报》……
c) 当然，农场还要去。除了汽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火车又脏又慢，而且让人心情压抑。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我最不想乘坐的。最好是在夜间走收费高速公路旅行。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锻炼”，对身体也没有好处，但总比看到什么东西强。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还剩下什么？
非常明显：只剩下琐事……外加偶尔几次创意写作（回忆录）和学术活动（研究亚历山大三世）。还有农场的生活，适当的园艺和田耕生活倒是可以治疗老年痴呆症。做学问和农场是我最后两个避难所，二者在很大限度上都无须跟外人接触，做学问甚至完全不用跟外人接触，农场工作也只需要有限的接触。
当然还要有社交生活。我们会受到邀请，也会邀请别人……
每当我感到心情沮丧时，都希望能从生活中逃走，我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空洞、多余和毫无意义，甚至连饭都不想吃。不过，这样的心情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大概是饱暖思淫欲吧，我很快便又生出虚荣和放纵之心。唯一的麻烦是，心情沮丧的时候总是感觉文思枯竭。
俗人信条：
1. 如果布道讲坛被一个俗人占据（或者强占），不知它还是不是一个可以进行探讨的好地方。当然，果真如此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布道或者训诫的好地方。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或许你能容许我在这里对自己进行几点反思。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反思会引起争议，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思考的是基督信仰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2. 我这一代人，大多是在普遍相信人类可能或肯定会不断进步的环境下长大的。学校里教授这样的观点，新教教会里也宣扬这样的观点。
3. 《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尤其是《新约》。如果你认为人类的困境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为得以改善，并在其中寻找这样的说法，尤其是通过操控人类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来实现进步的说法，那你会一无所获……
4. 我希望自己在说明不应该给予《圣经》绝对价值时，没有亵渎（或违背）它。毕竟，《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人而非神写作的……所以，福音书没有谈到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是这本身并不阻碍相信社会进步可能成为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5. 但是，作为上帝赋予人的本性，理性或许会让人丧失对社会进步的信仰。
首先，人类的个人困境饱含悲剧色彩，这给人类在地球上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加上了无法回避的限制。除此之外，从个人问题过渡到社会问题，很多让人颇感残酷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文明被带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人类超出自身被赋予的权力、超出其道德责任过度地索取……
集体灾难——从人口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到核武器不断升级，以及上述所有灾难的结合——带来的危险非常明显，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确定，一部分能够基本确定。实际上，与现在相比，两百多年前人类面临的前景更令人欢欣鼓舞，那时候最重大的危险只跟个体寿命有关，而现在的危险则是文明自身的连续性，以及这个星球作为人类生存之所的可持续问题。
6. 在面对这种真正预示着末世的危险时，从改善人类总体生存条件的意义上来说，人类进步的梦想看起来确实很遥远。我想，站在宗教思想的立场上，一定要完全放弃这个梦想。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早期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相似。那时他们坚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
7. 那么，基督徒的这些观点和态度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要回归早期教义，而不去考虑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件和焦点问题吗，重新回到完全依赖祈祷和为来生做准备的老路上去吗？这是事关个人良知的问题。
1969年
1969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的日记相对较少。从他在日记中对时事的尖锐批评可以看出，凯南一直在思考怎样做才能对社会有所影响。
凯南夫妇在英格兰度过了1969年春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在牛津做了齐切利讲座（Chichele Lectures），在剑桥也发表了演讲。
2月24日，剑桥大学
我被安排入住一栋伊丽莎白时代的大楼，这是一个带有卧室、客厅和浴室的冰冷套房（没有供暖）。实际上
９９lib.
，宽敞的客厅非常不错，完全是古典风格，里面安装了两个电暖气，开着暖气时，客厅还比较暖和，但是只要关了暖气，室内就会立即回落到厚重石墙的冰冷温度，我敢说，从伊丽莎白-埃塞克斯时代建成的那一天起，这里的温度变化就没有超过三度。
2月26日
晚饭后，我们坐在剑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里，探讨激进学生的问题。之后我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那冰冷、沉闷、无趣的房间，这么多年轻人不仅抛弃了我同时代的学者，更抛弃了几百年来支撑学术界的传统、习惯和礼仪，没有它们，学术将丧失所有的体统和尊严。
3月8日，伦敦
我十分喜欢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那里陈列的英国人物肖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惊讶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现代医学救死扶伤的影响下，人类基因被显著削弱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起这个问题，似乎当代的西方人担心这会玷污了自己。
【凯南夫妇像往常一样到克莱恩（s）滑雪度假。】
3月29日，瑞士，克莱恩
我还在思索自己的前途，我意识到除了自己，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我不会从事任何重要的学术工作……
其次，我不打算深刻影响国家公共
?事务的潮流：自然环境的恶化、种族内战的趋势，实质上就是美国文明的崩溃和失败。我是否应该继续探讨这些也是个问题……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我所说的欧洲文明内部发展问题。我不打算阻止欧洲城市化、机动化以及道德崩溃的进程。
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我承认，对这些问题我无能为力，我必须学会不要憎恶这些有问题的现象，学会视若无睹，学会不再痛心疾首，学会接受它们的存在，对它们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不要过多地对外部世界暴露自己。
那我还能做什么？
此外，还有生活给我的“形象”：公共事务特别是国际事务的权威评论人士。这一点我无法逃避。随着新一代的崛起，或许我的负担会减轻，但是从某种程度看，近几年我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我不该从事教学。如果从当今时代学生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努力靠近他们，我就是一个伪君子。要是从我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者不适合教导年轻人。
要做到上述这些可没那么容易，这意味着我要活得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只为了表象而活着。那将是很孤独的生活……
我的意志力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不够，希望上帝能帮我，因为我的问题除了道德沦丧和羞愧之外没有其他答案。
还有一件事让人安慰：我改善了各处住所的条件，以使它们能在日后出现灾祸时成为孩子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我修缮了生存设施，居住在此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这是有益健康、让人开心满意的事。
5月10日，英格兰，多丁顿（Doddington）
昨晚，贾维斯一家睡在偏房，我们的房间在离偏房最近的主廊外，屋里的床有四根帷柱。只有我们俩住在这个大宅子的主楼里。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睡的不是现在的这间房，而是隔壁房间，也睡在一张四根帷柱的床上。房间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兴奋显而易见。她来回大步走动，大声讲话，还一度打开门进入走廊，要去贾维斯一家睡觉的偏房。这让我感到担心，生怕她会打扰他们休息。我冲出去在走廊拦住她，把她推了回去。在此过程中，我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黑色的生物，好像不是人类（像是一个穿着斗篷的侏儒），蹲在我房间外面的地板上，我感觉它是一个无法言状的邪恶可怕的东西。我把那位女士拦回来后，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更加激动，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情感，滔滔不绝。我让她小点声：“千万别这样了，你会把贾维斯一家吵醒的。”不过，之后我又责怪自己这样做：“你让她两次受挫。首先，你阻止她出去，其次你又阻止她表达感情。你不让她发泄情感，你不该这样做。”
（早饭时我跟主人谈起这个梦，他们突然变得脸色苍白，然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解释说，有一个故事传了好几代人，说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年轻女人因为家庭矛盾被锁在这间房子里，最后她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5月12日，牛津
整夜都在与两个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争论，他们对阿尔佩罗维茨先生
的暗示深信不疑。虽然我一再跟他们强调，但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邪恶的、亲法西斯的美国政府并未断然拒绝心怀善意、值得信任、品德高尚的斯大林的好意。
10月20日，普林斯顿
去【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参加为苏联科学家卡皮查
……举办的午宴。我坐在他旁边。他对我十分了解，也非常尊重。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肯定地说，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俄语，并在苏联广为传阅。
他讲话有时候听来精明智慧，有时候幼稚无知，有时候又体现了苏联政党的路线。比如当我提及过去两三年里东西方之间关系退步的问题时，他将原因全部归结于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以及担心德国纳粹主义死灰复燃（他认为确有其事）。
1970年
尽管凯南声望显赫，收到了许多知名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的演讲邀请，尽管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官员保持着联系，但他依然苦恼于自己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无足轻重。
1月1日
在此我郑重发誓，除非遇到严重的疾患或灾难，我将以全新的方式做出积极努力，在这一年里坚持写日记。
不过，这本日记是从新年过完几天后才开始写的，所以前几天的内容将凭记忆补全。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只记得从凌晨四点开始就忙着清理斯维特拉娜
车边的积雪，早先她就已经无法把车开出去了。精疲力尽。
3月10日，华盛顿
参加波利家
的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波伦斯夫妇和戴维斯夫妇。宴会开始前，尼采夫妇
也来了。我和保罗聊起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ALT）的谈判情况，发现他对销毁数量的计算严谨如初。此外，还谈到了当下的年轻人，我对他们感到失望之极，有种天塌地陷之感。
晚饭后，约翰·戴维斯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毛泽东的。他将毛描述为质朴务实的农民和浪漫主义者的复合体。
7月4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索伦霍斯
要是放在早年，我会把星条旗挂在竹竿上，让它在索伦霍斯上空飘扬。今年肯定不会挂，因为竹竿断了。不过，我想就算竹竿没断也不会再挂了。不管怎么说，这是谁的国家？年轻人讨厌我们，我们看不惯年轻人……
挪威人身体硬朗、性格倔强、感情用事、品味单纯……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他们的本性中还有某种足以挑战我分析能力的复杂性。他们在交流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他们克服了或者说用外在欢乐就能掩饰的，恰恰是一种羞怯的性情。这种外在的欢乐只是一个幻影，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在骨子里面，他们忧郁、保守、极其敏感……
7月9日
我躺在床上，浑身僵硬，大汗淋漓，腹部绞痛。
此刻，在为其他事情忙碌了两个星期之后，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灾难性的一年中我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上。我发现，只要提及公共议题，几乎都会引得我愤世嫉俗，怨恨难平。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该怎么办？……我只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尽可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将这一切写出来。
从篡权专制到普遍民主，在政治制度宽广的谱系中，只有使意味着连续性的合法性与有影响力的上等阶层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政府。构成上等阶层的人主要来自血缘继承，也有一部分补充自其他阶层的人才，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由某种有限选举权或者加权表决法予以保障。
【凯南夫妇中断了例行的挪威避暑假期，以便凯南参加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外交官国际研讨会（the Iional Seminar for Diplomats）。他发现与会的自由派对第三世界有一种既天真又过分的负罪感。】
8月8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市
这是一次愉快的午宴，我们就在户外的树下进餐。午餐过后，男士们坐在一起探讨西欧问题。我们面前是游泳池，一些男士向穿比基尼的年轻姑娘大献殷勤。我对那些断断续续的谈话的回忆（我发现自己对欧洲的观点与顾夫
相近，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与她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我们开车去一家城堡饭店吃午饭，东道主是保罗·尼采和菲利斯·尼采，以及他们的女儿和斯科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汤普森先生是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的教员……午餐非常愉快【参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席杰拉德·史密斯先生（Gerard Smith）也在这家餐馆用餐。我们突然发现，政策规划室三个卸任的主任都到齐了。】
11月23日
今天本要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结果计划泡汤，他被总统留下，商议突袭北越战俘营这桩倒霉事。最后我只得和他的一名助手吃了午饭，在赶回普林斯顿之前跟他只聊了几分钟。
第八章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1971年～1980年）
1971年
1971年的日记折射出凯南多变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完成了一部简短的学术著作
，撰写了回忆录第二卷
的大部分内容，并草拟了要在欧洲和美国发表的演讲稿。这一年，他修缮了农场的栅栏，处理业已成年的孩子们的问题，并与西德总理和外交部长会谈。他在高等研究院帮助遴选新的教员和学生，同时还协助好友以赛亚·伯林对这里的工作做出调整。凯南和约翰·卢卡奇共事多年，后者相对默默无闻，这让凯南“感动又沮丧”，他赞扬卢卡奇是“美国最好的政治文化哲学家”。
在举家游历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士、西德、挪威和荷兰期间，乔治·凯南也没有放下既有的成见。他用“厌恶”的眼光看待阿姆斯特丹的“诸多外国怪胎：叛逆的年轻人……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外国工人，来这里靠女人过日子的非洲人”。他还很不高兴地发现这座城市“迎合色情品味”，令人厌烦。
1月11日，华盛顿
下午三点，国务院召开了政府内部会议，收集所有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
的信息。
去汤米·汤普森夫妇
家吃饭。这是一顿私密的晚餐，只有我们三个人。
1月22日，普林斯顿
今天上午，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了几页1952年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的事，意兴阑珊（突然对这本书没了热情，谁会在乎这些事呢？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感兴趣）。
3月18日
【梦境】说不清什么原因，我被装进了一张巨大的鱼皮，就像穿上了一条裙子。我惊觉有什么活物将鱼皮和我捆在一起。低头一看有东西从底部伸出，很像脐带，不过是半透明的。我把它拉出来，原来是一条通体透明的活蛇。
3月19日
浏览了今天的邮件，让我感到惊诧的是，竟然有一封是总统写来的，另一封是国防部长的，还有一封是波恩的潘佩尔·瓦尔特（Pampel Walther）的，他说德国总理
想见我。
9月24日
（偕太太）去前程街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庆祝我们入学五十周年。我们的到场并不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在聚会上致辞的是一位热情满怀、思路清晰、讲话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连贯的老人，他的课是我们读大一时多数人都要学的必修课。他就是老教授乔·格林（Joe Green），现在已经差不多九十岁高龄了。
10月20日
傍晚，我参加了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我滔滔不绝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被包括毕亚勒先生在内的强势专家组温和地驳得一无是处。
10月28日，农场
珍妮特
打电话到农场，说普林斯顿大学燧石图书馆应奇普·波伦的请求，给他发了一份1945年1月他给我回信的复印件，某位年轻的先生
在我的论文集中发现了那封信的原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因为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奇普曾让我将信阅后销毁，我敢肯定他不希望陌生人看到这封信。
1972年
凯南从未以在任何时间完全放弃以某些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和制度。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凯南曾主动为其出谋划策，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谴责尼克松发动对越战争的同时，这位前外交官又小心地维持着自己与白宫的沟通桥梁。他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直保持着一种互敬互重的关系，后者于1973年出任国务卿。
年事已高的凯南将他依然充沛的精力转移到其他事务上，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并撰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盟国外交史。从童年时代起，凯南就渴望当一名水手，为了能在欧洲水域进行一次伟大的航行，他还学习了天文导航课。
2月6日，普林斯顿
我曾经梦想的驻外事务处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个国家在教育、出身、性格方面所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才组成的精英群体。
下面详细解释一下上述素质：
（a）教育
拥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历史、语言和美学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
历史修养：了解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古典时期、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从而为理解整个西方文化奠定基础。
语言修养：至少掌握一种古典语言和现代西欧三大语言中的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掌握法语。
美学修养：扎实的艺术史和建筑史知识。为什么？因为观察能力和通过观察养成的分析能力会借此提升。这里强调的观察力不仅仅是指艺术观察力，还有观察自然的能力。
（b）出身
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并非如大家所想，是要考虑一个人的家庭出身。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学会机敏、镇静和礼貌等基本的行为准则；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听，怎么说；应该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情感，尊重他人；一句话，应该有良好的行为和教养。所有这些无论家庭贫富都应该学习，这与社会出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行为举止上，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外交活动中并不重要的话，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c）性格
意志力，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战斗，别人是永远看不见的。
不仅如此，对待他人要忠诚可靠，必须让别人觉得可以信赖他。
具备上述三种素质，才可以学习外交事务专业技术知识，并接受某种形式的在职培训。
我支持专业领域或者专业技能的培养，但前提条件是受训人首先要具备上述素质。
接下来，在采纳和践行上述原则之后，我相信驻外事务处一定会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和纪律化的机构。它将完全而彻底地非政治化，上下级制度原则上要严格遵守。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语言沟通上要温和、体谅，尊重个人的尊严，但要坚持原则。在公务沟通中，只要举止合乎礼节，思考和表达就应该完全自由。不需要工会介入或者来做思想工作，上下级之间在目的或旨趣上不存在对立，不存在官员“特权”，除非其他官员也享受同等“特权”。
这就是我对驻外事务处的设想。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坚持执行十年至十五年（这是一种长期职业实现良性改变所需的最短时限），我们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受尊敬、效率最高、无与伦比的驻外事务处。
但是谁又需要它呢？让这样一个服务机构去对抗这个国家源自华盛顿的堕落、混乱、官僚后台，还有偏狭的地方观念、低劣的教育水平、狭隘的个性，结果又会如何呢？这里不会诞生出创新而高bbr>..效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做出决定和政策时并不需要高效的外交工具，无法辨别出什么是好的驻外事务处，就算辨别出了，也不会需要它。
3月13日
下午乘坐公共汽车去纽约，参加每周的夜校天文导航课。
3月24日
深更半夜，我和安娜莉丝还在研究白天收到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航海图。
4月15日
昨天，在珍妮特的帮助下，我读完了回忆录第二卷的清样。现在，我觉得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被大众接受，我完全不关心。只要出版就可以了，一些图书馆能收藏几本我就满足了，反正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这个国家的公众沉溺于书海，缺乏优秀的书评和评论家，可这个国家并不属于我，这里的公众对该书有什么样的反应，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还期待什么？乘船出海。如果运气好，明年还能再做一些历史研究，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4月16日
A：如果对外关系的重心继续停留在越南，那么探讨外交政策还有什么用？
B：哦，如果没有越南问题，那你觉得我们的对外政策该做些什么？
A：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这么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B：越南问题不但没有妨碍这一点，反而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它让我们把全部热情都投注到这一个地方，甚至阻止了我们参与其他地区的事务。
A：（底气不足地）我希望看到我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做些积极的事。
B：（轻蔑地）比如？
A：比如阻止核武器竞赛，有可能的话，尽量阻止核武器扩散。
B：越南问题没拦着你做这个。
A：我们要努力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掌控。
B：越南问题也没妨碍你干这个。
A：着手处理小国的问题。
B：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做。人们想象中的世界是由很多无辜而善良的弱小民族组成的，人们以为他们热爱我们，崇拜我们，他们的爱戴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其实在他们当中，有95%怨恨或者蔑视着我们，这倒也没什么。我们扶植他们不是为了得到肯定，而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不管有没有越南问题，我们都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A：那你的结论是不是，越南问题并不要紧，我们只不过乐意以这种方式耗费巨资去屠戮大量平民？即使没有越南问题，我们的生活也会这样过下去？
B：基本上是这样……
5月10日
今天在家中接到哈里根先生（Harrigan）从白宫打来的电话，他说总统希望我能就对越政策的最后声明（5月8日）尽快做出评价。
我说恐怕我无法给予总统安慰，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都无法赞同他的做法。其一，对越轰炸问题。轰炸的目的是要截断北越和越共的战略物资运输线，但是我没有看到这种轰炸的效果在哪里。退一步讲，就算产生了效果，我觉得如此巨大的地面破坏和平民伤亡已经对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二，我觉得一千七百万南越人民最关心的很可能是如何停止这场战争，他们甚至愿意付出让北越的共产党来统治的代价，只要能停战就行。
哈里根先生问我：实施封锁怎么样？我说，既然都已经实施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苏联船运问题时应尽可能降低风险，为此我们应尽量与苏联政府保持接触，在涉及任何苏联船只时都要谨慎行事，不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然后尽量向苏联政府解释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还说，东南亚地区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没有比美苏关系更重要的事，不要因为越南问题而损害到美苏关系。
我觉得，谈到未来，我们应该向前一步，尽快将军队从越南撤回来……
我指出，我没有就越南问题对公众发表言论或公开批评总统。我之所以这样谨言慎行，部分是因为我对他面临的困境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北越问题上我的观点与很多批评他的人相去甚远，我必须保持自己坚定清晰的立场。
【在安娜莉丝的陪伴下，凯南去欧洲就19世纪晚期法俄同盟的起源进行研究。凯南相信，正是两国的结盟逐步破坏了德国外交部长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追求的稳定，结盟引发紧张的局势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毁掉了凯南理想中的文化世界。】
11月3日，巴黎
一整天都在查阅档案。晚上和安娜莉丝去看电影 href='349/im'>《教父》。这部电影非常好（我的孩子们应该也会有同感），尤其是马龙·白兰度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演绎非常到位。
11月19日，日内瓦
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刚从苏联叛逃的人（其实我非常不想参与此事）……我对他那种极度痛苦、充满恳切但又混乱无序的讲话感到失望：他相信自己了解西方的一切（他从俄罗斯逃出来总共才七个月），相信自己理解这两种制度的不足，知道如何纠正西方制度从而将人性引入正途，他质问西方为什么不激烈对抗和打击苏联，或者（假设）对其发动战争。我暗想：“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一个人变成这样，让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也变得像你们一样思维混乱不堪？”
我随随便便就放下自己现在的一切，我的研究、写作、家庭、职业，不光要把在欧洲剩下的时间，而且还要将回国后几个星期的时间，都耗费在向西方通报他的叛逃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上。我还要安排他出书，经济上也要做出相应安排，以确保他能生存下去。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可能会公开表示对我的表现并不满意。
1973年
1973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建设凯南研究所（the Kennan Institute）上，借此推动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所的命名缘于凯南祖父的一位堂兄，他的名字也叫乔治·凯南（1845～1924）。19世纪晚期的这位凯南因游历俄罗斯、写作书籍和发表演讲而享有盛誉。凯南研究所最后成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ional ter for Scholars）分部。这一年，凯南也致力处理和解决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内部积怨已久的纷争。
1月14日，普林斯顿
中午去见卡尔·凯森
，商讨有关明天会议的事情。我希望评定教授的事能推后几个月。吉尔兹
让我推荐几位教授候选人。矛盾已经无法缓和，再继续下去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纷争和矛盾之中。
1月22日
出租车司机跟我谈起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去世的消息（愿上帝保佑他灵魂安息，但首先要惩罚他的自大、恃强欺弱和污言秽语）。
3月28日
应亨利·基辛格之邀，早起乘火车去华盛顿与他共进午餐……在这和煦的春光下，我穿过华盛顿生机勃勃的花丛，与亨利·基辛格一起步行前往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在那里吃了午饭。
【这一年春夏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莫斯科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度过的。他在这些城市忙于那本法俄同盟专著的相关研究，家人则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索伦森家族别墅度假。】
9月10日
在欧洲待了五个月之后，我坐飞机返回美国。过去一年半里发生了什么事？准确地说就这么几件：
1）我又老了一岁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2）我劳心劳力，要在华盛顿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怕是徒劳无功，但走到这一步只能进不能退……
3）我倾尽心力研究1894年法俄结盟的历史，但工作做得零零碎碎，总是有数不清的事来打扰，耗费精力。显然，照这个速度下去，在退休之前我连第一卷都完不成。
4）与此同时，我思考公共事务的角度与官方相差甚远，因此我无法就某个具体的话题持续谈论下去。我要么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要么干脆不讲。然而，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是刺激了出版商的胃口，他们邀请我写一本揭秘性质的书，但是我既没有秘密也没有时间去写。
5）农场的劳动也占据了不少时间，让我无法思考严肃的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所的问题，那是我的职责。还有信函往复、接待访客……这些都无法回避。另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为了那一点儿残存的名声，我对一些事情也不能置之不理，这也意味着要付出时间。最后，家务事也躲不掉……或许我还有个三四年，能写点儿新鲜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出来。我是不是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写作，并尽可能在余生适应这种生活？残忍地让剩下的时间做出自己的决定吗？……我的航海大业一定要进行，农场也要打理。如果生活只为了获得某些可能得到的成就却毫无乐趣可言，那还有什么意义？
可我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吗？
10月18日，华盛顿
下午进市区见了凯伊·格雷汉姆（Kay Graham），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心烦意乱。但为了俄罗斯研究所的事，我得尽力跟他搞好关系。回去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迪克·霍布鲁克
，他给我装了一堆文献，并且，正如一名好编辑应该做的那样，催我在12月之前写篇文章交给他。
傍晚去看望了奇普，他在家卧床休息。
他面色灰白，但不知为什么，在经历了漫长而可怕的煎熬之后，再看他有一种异样的崇高之感。和他聊天非常愉快，特别令我感激的是，他说如果还能痊愈，他会很高兴在华盛顿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项目上助我一臂之力。
去波利·威斯纳家里吃晚饭，让我惊讶的是在那里见到了约翰·戴维斯，还有不算惊讶但是令人高兴地看到了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大家以为亨利·基辛格会到场——不管怎么说，他的办公室人员是这么告诉波利的，但是最后他没来，（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要乘飞机去莫斯科，看看能否为结束中东战争
做些什么。
10月20日，普林斯顿
我们去威廉·邦迪
家吃晚饭。新闻节目结束后，他女儿进来告诉我们，理查森先生和拉克尔肖斯先生辞职了……我猛然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场国家危机。
这一天值得注意的事件还有沙特宣布停止向美国输送原油。
我必须说，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消息了，这显然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最好的事。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看望儿子克里斯托弗，他在耶鲁大学读书。】
10月27日，纽黑文
观看了耶鲁大学对康奈尔大学的橄榄球赛，打得真是太差劲了。这是我看过最差的大学橄榄球赛了。很明显，这些队员和他们的女友们都“见多识广”，过去几年嗑药和过早地发生性行为，导致这样的队员无法打造出像若干年前那样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中场休息的时候，乐队演奏的曲子也同样侮辱了校长，这似乎是当代年轻人的幽默。
【凯南和家人去瑞士度假。】
12月26日，瑞士，伊科涅（Ie）
我曾经沮丧过，但从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沮丧过。我的公共价值终结了，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被普林斯顿令人窒息的琐碎生活磨灭了。安娜莉丝对乡村生活的毫不热心，所以我待在普林斯顿，阅读别人的书籍和手稿，接待访客，回复邮件——我已经沦为他人晚宴上的一个点缀，一个毫无吸引力的过时点缀。
1974年
这一年中，凯南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撰写关于19世纪法俄同盟起源的著作做研究。像往常一样，凯南一家在挪威南部沿海的克里斯蒂安桑附近避暑度假，他们经常驾驶“北风”号游船出航。1974年秋，凯南成为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成员。他仍然是基辛格的非正式顾问，后者已经成为美国国务卿。
1月14日，布鲁塞尔
一位文化参赞接见了我们，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匈牙利犹太裔年轻人，带领我们前往驻北约的美国代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先生
的客房。我们放下行李，吃了简单的午餐，然后休息……在拉姆斯菲尔德家里吃了晚餐，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都来自中西部。
1月15日
一位上了年纪的比利时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他认识的一位老妇人的，她曾经做过多位国王和皇帝以及摩根（J. P. Man）的情人。
【她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ph）的床上功夫很一般；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床上则紧张得不得了。】
2月6日
普林斯顿仍然在汽油短缺和卡车工人罢工之中苦苦挣扎。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同胞多么依赖汽车，一旦有事情阻挡了他们驾车的权力，他们会变得多么愤怒，多么有失风度。
2月16日
乔治·凯南在七十岁生日之际所作的诗：
当步履日渐迟缓，才思日渐枯竭，
当记忆不再清晰，听力不再敏锐；
当天空渐趋晦暗，乌云低沉压境，
那时的你在低声吟咏着诗句；
当你踏足小路，愈发陡峭昏暗，
心中的疑问已非是否，
而是何时，何时会死去。
我的朋友，是时候寻找那圣经中的标记，
它立在路边，上书：古稀之年；
此时此刻，细心察看，你会发现，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已不再孤单；
在你身后，一位髯须老人缓步随行，
他手握镰刀，
虎视眈眈……
回顾多年的丰功伟绩，
多么灿烂，多么辉煌，多么深孚众望；
直到一个缥缈的声音在抗议，良心开始忏悔；
你曾多么愚蠢，自矜的成功多么空洞。
往事的幽灵揭露了你的悲哀：
簇拥着你，用手指戳你痛处，
你的疯狂，召唤了蠢事的幽灵，
因你之名的不义，也引来鬼魅缠身。
你为自己犯下的罪过悔恨不已：
那些虚妄的指责，背叛的言语。
但是，让你更为悔恨的，是你辜负的好时光：
未曾品尝的甘露，未曾播放的唱片；
但是，还有最无情的伤害，最残酷的教训，
它总是不时发生，那就是：
当一个圣洁的生灵，
当上天的尤物用那迷离的眼神，与你碰撞，
你那被触动的情感，为她的魅力深深折服；
这交会犹如梦境，无以言表，
你编织的梦想过于美好，无法诉说，
你精心装饰，你摆好姿势，突然发现，
她那动人的双眸，
那灼人的、撩人的目光，
注视的是你身后的韶华少年……
然而，如你所知，再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
生活之梯，就在原地竖立，
就在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还没失败之前，
你乐意接受吗，我的朋友？
我想你不会乐意，所以让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没有一个是孤单无依的；
倒满美酒，再次举杯，
祝福在你进入古稀之年之前，
就会到来。
4月10日，华盛顿
克里斯托弗开车送我去肯尼迪参议员
的住处。参议员和夫人刚吃完晚饭……我就他即将对东欧和苏联展开的访问提供了一些建议。
6月4日，索伦霍斯
今天，我为自己浪费了有限的精力而备感懊悔时，突然领悟到，现在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我应当学会从造物主的视角审视自己，把自己当成他的工具。当然了，他并没有创造我，更没有赐予我身上的才能，那些才能只是为小我服务的，这个小我的存在和意义很快就要终结了。造物主将它们给予我来珍惜和发扬光大，并以此扩展我自己的存在。
奇怪的是，这一最基本的古老的道德思想，直到古稀之年我才领悟到。
6月25日，挪威，卑尔根市
汽车时代的潮流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亦将压倒、征服并最终毁掉海洋。卑尔根的港口悲哀地论实了这一点，那里几乎看不到轮船，反倒密布着石油钻探设备。陆路运输替代了海路运输，空荡荡的码头就是这种更迭带来的后果，因为有了汽车这种便捷.的工具，再没有人想用船来运送货物了。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将很快加入它的数百个同伴之中，它们蹲踞在北海海面，污染着这里的海水，威胁着海上的航行，攫取着海底的宝藏，所有这些都是在民众和政府的祝福中进行的，因为内燃机已经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霸主。在民众和政府的思维中，食物供给方式比食物供给本身更为重要。人们可以容忍饥肠辘辘，但不能容忍开车的自由受到限制。开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热爱的事情，为了这个什么都可以牺牲。
6月28日，挪威，厄内斯（Ornes）
在码头的人群中，一位看起来像是母亲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子。两个孩子手牵手，每人拿着一个洋娃娃。其中一个孩子是东方人，安娜莉丝觉得是韩国人。小家伙站在那里，远离她的故土和文化。眼前的情景无疑会让某些挪威传教士感到伤感。（我想，除了我们中西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传教士能像挪威西部的传教士那样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我暗自思忖，东方在肆意挥霍自己的资源，创造了这些长相精致头脑聪明的小家伙，却又无情地将他们抛弃，甚至没感到有什么损失。毫无疑问，这个生命力旺盛却挥霍无度的东方，总有一天将以它那冷酷无情的生命力吞没和奴役我们，无论到那时我们这些愚蠢骄奢的西方人还剩下什么。他们将教会我们（就像卡斯汀侯爵在俄国人面前说西欧人那样），“我们能够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
挪威，斯沃尔韦尔（Svolvaer）
我们乘船而来，将船泊在斯沃尔韦尔。岸边三五成群站着来此处游玩的美国年轻人：乱蓬蓬的长发、鼓囊囊的背包、皱巴巴的裤子，还有被汗水浸透的网球鞋。要是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你根本区分不出他们的性别，显然区分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好像中世纪那些乞讨的修道士一样。他们四处流浪，睡在脏臭拥挤的青年旅馆，坐在机场候机厅和公共汽车站的肮脏地板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分享大麻，一起拨弄吉他，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国际文化。我自问，这样的青年在斯沃尔韦尔能找到什么？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比非洲的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s）还让我感到陌生。我就宽容一点吧，除了轻轻地耸肩之外，不做出更消极的反应。你们去找乐子吧，还好没人强迫我与你们分享。
7月5日，挪威，巴尔杜弗斯（Bardufoss）
挪威北部地区旧时古朴别致的生活风貌，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简直都不值得一提，残存下来的那一点儿也要消失殆尽……来这种地方旅游，只能更深地体会到挪威的艰难处境。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无数的优势和劣势纠葛在一起，深受其他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文化的负面影响，执政党竭尽所能给民众提供富裕的生活和生活保障，却没有意识到该去维护和加强他们的道德素质。简而言之，国家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根本无法抵御现代社会日渐瓦解的趋势。
8月8日，索伦霍斯
凌晨两点，我还没有睡，等着听尼克松先生的辞职演说。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奇怪，因为演讲中既没有提及他被迫辞职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提及其未来职业方向的重大意义。
10月14日，华盛顿
傍晚时分回到华盛顿。我们沿着老路，径直开下去。晚上看了一场意大利电影，里面充满了愤世嫉俗、绝望和色情的意味，还有对人性的仇视或憎恨。
驶过马里兰州西部时所见的情景、电影中的场景、电影院那些古怪的年轻人以及影院所在的M街留下的印象结合到一起，让我的情绪极其低落。确实，这部电影塑造的就是意大利人，不会是其他民族，显然也是由一名天才的导演执导的。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部电影都没能给观众以西方文明未来的希望，公众只能对它展现的颓废感到恐慌。
10月30日
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约翰·加迪斯教授
共进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发生的事情提了很多问题。
11月3日
天气炎热，温度达到85～86华氏度。
临近中午，我和安娜莉丝沿着海恩斯波特的河岸开车，又散步一个小时。我对自己暗自发牢骚，这里的生活真让我感到失望和恼火，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外国城市，这里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很多美术馆，还有肯尼迪中心，在这里占少数的白人境遇不怎么样，尽管他们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11月5日
晚上去格蕾丝那里吃晚饭，晚饭后她带我去林肯中心看乔佛瑞芭蕾舞团的表演，演出棒极了。大多数美国人都说不出语法连贯表意清楚的句子，或许这个语无伦次的民族注定要在芭蕾舞中探寻自己的专长。
11月9日
晚上，在乔·艾尔索普
家吃晚饭。一同吃晚饭的有琼·布莱登
，她今天一天都过得很不如意，还把酒给弄洒了，但她面对这一切的乐观态度我很喜欢；还有莉莲·赫尔曼
，我比以前更喜欢她了，现在我们都老了。她和乔在一起。乔看起来很悲伤、很压抑，他计划卖掉自己那座漂亮的房子，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12月10日
刚过下午，接到《时代》杂志蔡思小姐（Chase）的电话，她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写一篇有关改善国际关系的文章。我推掉了。然后，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拉里·伊戈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打电话，解释了情况，请他代为询问国务卿
是否想看我明天要发表的演讲文稿，是否愿意就可能出版的讲稿给我提一些建议。国务卿那天上午好像去了布鲁塞尔，伊戈尔伯格让我把讲稿送到国务院去，他们会将电传给国务卿。因此，回去的路上我去了趟国务院……
回到旅馆后，我和安娜莉丝为了农场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我想让房子空着，但她想把房子卖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能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12月12日
接到拉里·伊戈尔伯格的电话，他说国务卿觉得演讲的内容很精彩，怎样处理讲稿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他很感谢我的支持。
1975年
凯南已到古稀之年，他越来越多地想起死亡。在他的脑海中，这个问题离他并不遥远。过去十年，他写日记的模式基本属于流水账，现在他开始使用更厚的笔记本，以便记下更多的内容。他相信详细阐述这样或那样的事，会让他的思路变得清晰，也会让读到他遗作的读者思路清晰。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维也纳、赫尔辛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做档案研究工作。
尽管凯南对很多事情的预见能力非凡，但他没有看到1975年7月31日美国与欧洲国家签订《赫尔辛基协议》（the Helsinki Accords）的长远意义。为了回报西方正式接受“二战”后的疆界划分，苏联承认了“人权的普世意义”。凯南驳斥这个协议“纯粹是胡说八道”。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权这一附带条件成了一个楔子，颠覆了东欧的共产主义统治。
像前些年一样，凯南驾着他挚爱的“北风”号航行在挪威水域。在航行过程中，凯南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弹着吉他，唱起了这样的小调：
哦，圣母，
哦，圣母玛利亚，我们真的相信，
您是无原罪而成孕，
哦，圣母玛利亚，我们还相信，
您能教我们无孕而犯罪。
1月1日，普林斯顿
这个日记本是在1974年最后一天买的，我希望只要有重要的大事，想记就记在上面，不记录琐碎的生活小事，而是记录呈现在我眼中的世界，马上就要七十二岁了，是时候开始说一说了。
想腾出时间写日记真不容易：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不得不写了许多其他东西。要么是抽不出一点儿时间，要么就是出现书写痉挛的状况。然而，就是这个时候，当其他事看起来都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时候，当生活中无法实现或获得更多的时候，当世界在我们周围渐渐隐去，当文明的第一次终结似乎不可避免，可能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新年对我个人而言除了烦恼和悲哀而别无期待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偶尔进行一个小时的反省仍然会有所帮助，或者说比我目前正做的任何事都更能带来安慰。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表达有别于我脑海中或别人眼中形象的“自我”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在这冰窖般的塔楼里写下这样的话。我把炉子点着了，但是屋子里还是冷得厉害。
1月8日，华盛顿
今天下午，在华盛顿大教堂参加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追悼会。我坐在巨大的穹顶下思索着，我的想法毫无疑问是非常自私的、错误的，但又是人之常情。我非常尊敬李普曼，尽管他几乎从没有注意过我。我诚恳地倾听几位朋友在台上念诵的吊唁词，我也丝毫无意对他死后的英名做出哪怕一点点贬损，但是人们在这种场合说的很多话让我不得不反思，我没能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李普曼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败。我尽量以理性、谦卑、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就算我痛心疾首地认识到自己的诸多错误，我仍然相信，即便我的思想没有他的深刻，也比他的广阔，我的头脑一样敏捷有力，我的文笔一样完美，我对公共事务的预见尽管不那么实用，没有适应当下的局势，不能即刻得到验证，但是比他的更大胆、更透彻。无论如何，在李普曼精心挑选的人才当中，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与他对话的人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尽管国外有上百万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国内大多数年轻人以及像勒尼德·汉德
这样的老一辈人物也乐于倾听，但是华盛顿却对我不以为然，因此我的想法对这个国家公众生活的影响也难以觉察。
最近这两三年，我很少就当前问题发表公共演讲，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过是为了留下一些记录，当然还是怀着那么一点儿微薄的希望，希望能对某些人有所影响。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完全放弃这种努力了，尽心尽力做好历史研究工作。说到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在这个衰败的、后拿破仑时代的世界里，我写自己沉闷无聊的生活，还是写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吗？
1月28日，华盛顿
到国务院与基辛格共进午餐，气氛安静而愉快（就是头疼得厉害），我们谈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糟糕状况，还谈到了俾斯麦。
2月16日，迈阿密
今天是老友会
的第一天，很高兴能看到以前的老同事：
罗伊·亨德森
，虽然老迈，但还是那么英俊、高贵、平和，事实上，他非常引人注目……
达比
，温和、慷慨，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他的变化不大，只不过思维有些不太连贯，还像四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容易兴奋，有欠理性。
亨利·夏皮罗
，思想深刻、庄重谨慎，对苏美关系的理解最为深刻。
弗里德里克·巴洪
，更加成熟、深邃，虽然行动不如过去那么灵活，但是一如既往地诚实、认真、执着。
4月24日，维也纳
近日来，维也纳在我眼中好得出奇：它是这个时代最健康、最正常、最不病态、最自然、最宜人的伟大城市。我很少阅读报纸。每次读报满眼都是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地位的崩溃，这些情况再加上我出国前国内的状况，完全说明我们政治体系的失败，事实上，总体来说是我们文明的失败。
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我已经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很明显，无论我多么卖力，我能做的都非常有限。用写作来表达？我已经写过了，就国内事务写了很多东西。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都市人群生活的退化和堕落，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黑人问题，而这已经成了禁忌，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去写国内事务？
5月12日，波恩
电视里在放老电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德语配音，这是一部老套的美国电影。我看了一会儿。这部电影就像更古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一样，与当今时代脱节了几百年：情节幼稚无聊，一群孩子气的稚嫩美国水兵，对未来抱着美好憧憬的女主角。完全是一幅自我陶醉、天真无邪、快乐无比的景象：愚蠢而肤浅，没错。完全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验？没错，而且……而且……看这部电影，再想想现今，让我惊讶和愉快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忍住泪水。毕竟我曾经是个美国人。即使我不像奥本海默会说“该死，我就是热爱这个国家”那样的话，但我能说，我曾经爱过它，在记忆中爱过它，热爱它过去的样子。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我现在的失望纯粹都是美国式的失望，除了美国人之外没人能理解，而且只有我们这一代美国人能理解，年轻人永远都不会理解。
6月12日，克里斯蒂安桑
挪威人外表看起来很单纯，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有一些不同寻常，非常古怪。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弥漫着一种过于急切和挑剔的平等主义，这尤其令我感到震惊。对此该怎样解释？挪威社会比我知道的任何社会，甚至比公认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理想。有极少数人很富有，他们拿钱投资，通常投在船运方面，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我想在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找一个暴富的例子，结果徒劳无功。那么，对特权和成功问题的这种难以克制的关注从何而来？镇压和惩罚一个几乎并不存在的上等阶层的疯狂决心从何而来？
很显然，追问这个问题不能光停留在表面，而且答案也不止一个，因为这里恰恰是年轻知识阶层的伪马克思主义与乡村小城镇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地方主义交会并发生激荡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海岸。站在后者的角度上，我感到在相对都市化的奥斯陆面前，克里斯蒂安桑有某种文化上的嫉妒和自卑感，不能容忍这个国家接纳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赋远见卓识、在审美和习惯上更独立、更自信、观点和行为不受主流标准压力影响的人……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对挪威社会，他们抱有一种真正的深深的怨恨，他们坚持将挪威视为邪恶而又隐秘的外部势力的联盟和工具，这些势力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跨国公司、美国中情局，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对不发达国家过度理想化的奇怪综合征，认为贫穷意味着美德，富裕意味着邪恶。在上述情况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的根基，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传教士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把非洲部落成员塑造成西方帝国主义渗透之下崇高的牺牲品，因此恰是基督教推行慈善事业的合适对象，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当前的繁荣，或许与其谦逊的民众和负责任的自治有关，他们有着勤勉的习惯、自尊、独立与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只是将这种繁荣当作罪恶的证明。
这种认识上的原始主义，加上席卷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汽车的依赖，放弃船运贸易，没有从主要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热衷于模仿他们致命的错误，所有这一切，让我对挪威渐渐失去了兴趣……让我难过的是，我曾经深爱这个国家。我觉得，在人口如此稀少、民众如此勤劳、风景如此曼妙的国家，总会有那么一处地方能够避免过度发展的致命错误，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关系，那里的人们也能保留吃苦耐劳、斗志昂扬、谦虚稳重、朴素天真的特性。
【在7月结束的赫尔辛基会谈上，凯南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7月，赫尔辛基
作为贵宾，我在政府宫接受芬兰外交部长的午宴款待。第二天，我国大使也在大使馆宴请了我。每次参加宴会，我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熟悉的外交界，我不喜欢这样，我心里清楚，那个世界的生活让我感到厌倦。对他们的好意，我心领神会，我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不过这就好像回忆过往的风流韵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好吗……
除此之外，我在赫尔辛基的四天是在新图书馆里度过的。芬兰人现在把他们的19世纪俄罗斯藏书都搬到了这里……一旦投入到这些书卷当中，我就感觉被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作为历史学家生活了四年多，现在仍然感到很真实，不知为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现在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更为真实。那就是九十年前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就算出生了也还在襁褓之中。书卷中那个时代的事，那个时代的人，更不用说那时人们的经历，跟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事情一样，曾经很重要。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归于沉寂，帝国已经消逝。那个时代曾经声名显赫、理应名垂史册的人物，到如今也只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知道而已。熟读这些文字记录，令我觉得19世纪时代的生活栩栩如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反而开始失去真实感。
1976年
在1976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凯南越来越苦恼于如何平衡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和平倡导者的职责。11月，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引起凯南的强烈不满，刺激了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曾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和凯南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他担心卡特总统会继续实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式的对苏缓和政策，于是加入志趣相投的鹰派，组建了现实威胁委员会（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尼采的委员会不断游说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核武器上的开支，凯南对核战争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1月17日，普林斯顿
很焦虑，很不开心。
斯特维拉娜再次表现出情绪紧张的迹象——冲动，多疑，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事。
报纸上的内容也让我感到烦躁。我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话题而冲动地想写一篇文章，不过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努力压制这种冲动。
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不愿意向别人表露我的想法，不喜欢这个“爱交际的凯南”，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纠正自己。
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唯一的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安慰，我能做的唯一严肃和实在的事情，别人唯一不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其他事务妨碍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拥有它，我很幸运。很多人体会不到。
3月13日，华盛顿国家机场
情况没有改善。上次写日记已经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间，除了偶尔乏味地写作和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还做了如下这些事：
（1）同意为《外交》杂志就苏美关系的历史撰写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文章，已完稿。
（2）去纽约参加了国家图书奖委员会的会议。
（3）去华盛顿会见了埃夫里尔·哈里曼等人，讨论凯南研究所事宜。
（4）在普里斯顿大学给三四十名学生做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
（5）编辑为玛丽恩·多恩霍夫写的文章（该文私下也送给了基辛格和赫尔穆特·施密特
阅读）。
（6）历经了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谢绝了华盛顿的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俱乐部的演讲，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7）谢绝了其他几个演讲邀请，并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8）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国家贡献奖，并即兴向大约一千二百名听众发表了获奖感言。一想起这次蹩脚愚蠢的讲话，我就感到痛苦。
（9）同意于5月8日接受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学位。
（10）再次欣然接受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邀请，颁发1977年的杰斐逊奖（National Jeffersoure）。
（11）几经犹豫斟酌，写信支持提名弗兰克·丘奇议员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又感到非常后悔（但是真的无法拒绝）。
（12）为了凯南研究所的事前往克利夫兰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期间在市议会就外交关系发表演讲。
（13）最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劳动，给垃圾车制作安装了一个新箱体。实际上，这忙碌的几个星期里，这是唯一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努力调和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
我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为了我的学术事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或许过个一两年我就不在了，或者丧失了行动能力，公众活动没有我照样运转，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不过，或许这几年里我能写完自己的书，从小的方面看，在我死之后它们能发挥一些作用。
5月，纽约肯尼迪机场
西方是一心想要自取灭亡，几乎不关心这可能意味着文明本身也将随之消亡。增加和扩散核武器简直愚蠢至极；显而易见，美国政治团体沉溺于塑造苏联的冷战形象；西欧人也同样无可救药地相信苏联人会攻击他们。如果这种教化和行动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将会把虚构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在对黎凡特的关系上，美国人彻底失去了政策上的独立性，美国人害怕与阿拉伯人对抗，因为没有阿拉伯的石油他们活不了；他们同样不乐意跟以色列人对抗，因为担心得罪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同样，美国政治机构试图摆脱军工企业的压力却无能为力；整个西方社会不打算严肃地采取行动，终止全球海洋污染，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明显预示了这个文明劫数难逃。我不得不承认，这次劫难即便不毁掉我自己，也可能毁掉子孙后代。
【在旅行度假的同时，凯南夫妇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6月7日，哥本哈根
腿疾让我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老年性肢体僵硬。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完成手中现有的工作之后，别再接其他的新任务了。我想起了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
那高高的山，陡峭崎岖，
那就是真理所在之地，
他要攀上顶峰，他一定要，一定要攀登；
崎山峻岭将他阻隔，
然而他斗志犹在，趁老之未至，一息尚存，
让心灵安歇，那个夜晚就由休息来主宰吧。
8月29日，普林斯顿
得知明天要和国务卿谈话，所以我早早出去买了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例行公事一样地翻看了一遍，徒劳地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8月30日
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无意中发现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我确信，他想要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深刻理念和精妙技巧的努力已经失败。我们两人在军事思想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南非事务上的观点都高度一致。他是一位博学智慧、和蔼可亲、阅历丰富的人，与他交谈其乐无穷。相信在他退休以后，出版商们会出巨资疯抢他的回忆录，这一点毋庸置疑。
【凯南夫妇环游东欧。】
10月8日，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旧城
福特先生
与卡特先生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从他们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问题的肤浅了解来看，我真是为这两个笨嘴拙舌、鼠目寸光的民选官员感到心情沉重。福特先生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区别，卡特先生准备给以色列人开一张无限期的空头支票，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处置美国的资源。这两个人都时刻准备着牺牲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为了讨好少数族裔选民，那些人根本不关心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除此之外，这两位都不愿意认真对待军工复合体的问题……
10月20日，罗马尼亚
我也赶时髦参加了旅行团。这种旅游形式很快就将文明的个人旅游排挤出主流了。在我看来，这种团体旅游就像德国的收费高速公路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死后取得的胜利，是他率先打着“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旗号把无聊空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他是这种形式的先行者。
10月22日，雅尔塔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辉煌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克里米亚会议博物馆”（Museum of the Crimea ference）。
看得出漂亮的花园受到了精心照料（如果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能像爱护植物这样爱护他们的人民该多好啊），尽管天气寒冷潮湿，但在这样的花园中散步实在不失为一种乐趣。参观“博物馆”时，大家拥挤着，拖着步子挪进前厅，墙上挂着恐怖的肖像画，面色灰白的画中人都是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人物，让人记忆犹新（其中一幅奇普·波伦的画像，我觉得画得更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俩弄混了）。之后，走过著名的宴会厅，那张大桌子还摆放房间中央。接着，走过现今已经空荡荡的侧厅，当年身体欠佳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在这里下榻。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和周围的布告画反映出苏联官方对那次忙乱而毫无意义的会议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英明领导下，那三位伟大的政治家才得以顺利重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不过，整个雅尔塔会议我是再了解不过了。我脑海里不断地想象着1913年5月，最后一位沙皇的大女儿奥尔佳女大公（Grand Duchess Olga）在同一间屋子里举行舞会，彼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精致的法式窗户面朝大海，飘香的玫瑰花，耀眼的蜡烛和闪闪发光的制服，不计其数的珠宝，还有劫数难逃的女孩头上的花朵，为了这次会议首次被拿出来展示（五年后，即1918年，她与家人在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地下室里被枪决）。
在返回船上的途中，公共汽车沿着狭窄的大街行驶，契诃夫的故居仍然矗立在那里。透过渐渐昏沉的暮色和湿淋淋的树叶，只能看见这座房子的屋顶，以及一闪而过的湿漉漉的外墙。想起三十九年前的那次拜访，我仍心存感激，契诃夫挚爱的妹妹曾亲自带我参观他的故居，跟我聊起她哥哥的生平。
10月30日，希腊，阿陀斯山（Mt. Athos）
我们被带到山上参观瓦托佩蒂修道院（Vatopedi）。那真是一幅可怕而古怪的景象，当然，也非常宏大。这个荒芜之地曾经生活过八百名修道士，如今只剩下三十位，我们见到了其中两位。我原以为这里的生活必定充满了幽闭恐怖、病态情绪、神经兮兮、流言蜚语、偷窥打探、阴谋诡计，我原以为在这荒废的建筑和庭院里，有着鬼魅般的寂静，能感知最轻微怪异的声音，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
1977年
凯南对现代工业社会仍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怀念着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曾经同文同种的美国。在前往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做报告的路上，以及从巴黎回国途中，他又开始批评这种现象了。
2月12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
美国西部这些破烂的临时住所——汽车营地、托管公寓和商用楼遍地开花，点缀着大片贫瘠荒芜的草原。当然，这里的公路四通八达，黑色的四车道柏油公路像大动脉一样向远方无尽延伸，穿越旷野，穿过公路交叉处的信号灯，无处不在的甲壳虫汽车可怕地呼呼作响，渐渐远去。这些美国人，这些奇怪的人：他们开发这样的地方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等待死亡。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会说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轻松，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无状态，他们被广告、电视和汽车这些错位的享乐、镇静剂一样的东西麻醉了……
我站立的位置能看见军校的学员，我凝视着他们的脸庞。我猜大部分学员来自并不富裕的西部家庭，他们让我回想起六十年前圣约翰军校的学员们。
校长称，很多学员的成绩都非常优秀。的确，我偶尔能见到一张看似颇有前途的面孔，但是并不算多。这些孩子是美国大熔炉的产物，这个熔炉里最早一批拓荒者的后代已经所剩无几，尽管表面上还能看到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留下的褪色的印记。我们这些撒克逊美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一生都生活在文化离散造成的迷失之中，就算意识到故土虽然遥远但依然存在，这种迷失也不会减轻。我们的家园正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凌虐和摧毁，不久就会几乎不留痕迹地隐没于历史，没有地方可以幸免……
我感觉到，人们对我本人的敬意远胜于对我的思想的尊重。即便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或许，他们这样想也无可厚非。
【凯南在巴黎用了“（因为身体原因而）深感痛苦的三个星期”
进行研究工作。】
3月21日，在路上
1. 我热爱我的祖国，至少热爱它的大部分，但是我认为就其政治制度和机构的智识水平来说，难以满足现今时代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改进的希望。
2. 这个国家没有彻底垮掉，但健全的多是老一代人，他们也都被颓废的气氛侵蚀了，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救。
3. 现代的城市产业工人将他们能接触的一切都掠夺殆尽。他们掠夺海洋，掠夺土地，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掠夺空气，掠夺自己文明的未来。他们本应依靠大自然的盈余去生活，现在却涸泽而渔。如果不是贪婪无度，如果满足于简单的生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他们既不打算缩减自己的数量，也不打算过更简单和健康的生活。所以他们继续破坏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大群蝗虫一样。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他们执拗地盲目前行，可以想见，在下个世纪里等待他们的将是自取灭亡。实际上，2000年～2050年人们将见证伟大的西方文明走向灭亡。而中国人，多了些谨慎，少了些骄逸，人口依旧过剩，但是已经准备更加严格地进行控制，西方文明的废墟可能将由他们来继承。
4. 受邀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
与很多有识之士交谈。我觉得这么做没有太大意义。我流露出的失望情绪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除此之外，人们让我讲，我就认真讲，我让大家听入了迷，但也煞了风景，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最重要的是，之后我又开始讨厌自己。我极其讨厌喋喋不休、爱交际的凯南：一个过于热情，过于有求必应的人，但已经力不从心，忘了自己的年纪。七十三岁，该长大了。不管怎么说，到了这个年纪，应当坚守自己，如果必须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述诸笔端而非口头。
6月4日，英格兰，苏塞克斯（Sussex）
今天我突然领悟到，工业革命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全部基因（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信号”）：现代福利国家、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颓废、道德败坏、教育水准下降、大众传播过程通俗化、人口素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初露端倪，不可避免，除非统治者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才能采取某些甚至今天看来也过于超前因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包括：有的事情如果靠人力、靠牲畜的帮助能做好，费用也在合理范围内，就不用机器来完成。或许，通过医疗手段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不如任其遵循自然的法则。
6月25日，挪威，兰德苏
我暗想，这些挪威人在北海的岸边开发石油是多让人遗憾的事情。这样做不光毁掉了这片海域，还有可能大大透支了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会认识到，这样不计后果地浪费能源，人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在此期间，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美都被剥夺殆尽。前天是圣约翰日（St. John's Day），一年当中这个夜晚最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夜晚。我们去了朋友在岛上的度假别墅，参加传统的庆祝活动。海边点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传统节日篝火，映得四下里通亮，沿着海滩，到处可见燃烧的火堆，摩托艇在海面上穿梭。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坐着摩托艇回家，穿过斯基帕加顿（Skippergaten）狭窄的水域之后，进入一段较为宽阔的水域，北方天空上闪烁的光辉照着水面，一弧昏暗的弯月在另一边发出微弱的光芒，仿佛与其争辉……
最近在德国还经历了这样的事：我接到通知要与德国总理会晤时，距离见面时间只剩不到一天。他邀请我乘直升机前往他的住所探讨国际问题。人们期望我着眼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并按照要求做出有价值的、明智的评论，我想要逃避这种期待，但这件事使我确信，这是难以实现的。我发表看法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不过肯定还会有，而且还无法回避。所以，不管我多么不情愿，多么希望做些有价值的事或者说些有价值的话，我都得抽出很多的时间来探讨国际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我情愿永远保持缄默，但如果实在无法推脱，就要有备而来。当然，这样做要挤掉其他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但这就是我的命运。
7月26日，索伦霍斯
身体状况仍然不佳，情绪也极其低落。或许在这样的状态下，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思考任何事情，避免做任何决定或打算。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现在我的任何想法，价值都有可能大打折扣，意义不过在于反映出一个病人的症状。但是，当我内心充满混乱和不确定的时候，我仍然不想放弃。我不想放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去面对他人。
所以，我记下了这些想法：
1. 在我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勇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早年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没有那么重要。几乎没人知道我那些事。昨天女婿问我，我最后一本书是不是找人代笔的。我说，没有。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哦，这本书写得真好，风格很优美。”他的一席话才让我反应过来，提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就连他的妻子——我的女儿，都不了解我做过什么>。
一个人不能因为过去的荣誉就驻足不前，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岁月流逝，记忆褪色，声誉，甚至连最微薄的声誉都消失了。如果一个人寿命够长，那他的成就就不免遭遇被遗忘的命运，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是如此。
就这样吧，客观地看，有一个史实是可以确认的，我的确曾经获过普利策奖以及其他各种奖项和荣誉，收音机里也播放过我的演讲，数以百万计的人听过我的声音，我的演讲多次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我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都毫无意义，它们从未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而存在过。我是一个老怪物，偶尔会有人说起：“听说这个人写过一些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书。”
好吧，接受现实吧。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人不能靠它们活着。你就是今天的你（我自己），不是昨天的你，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
2. 为美国出版市场撰写任何政治性（或许其他性质）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不是因为你把作品摆在公众面前他们不接受，而是低劣的评论水平阻碍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毋庸赘言，现在的我基本已不为人知，在政府中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因此，公开演讲或者写作也没有意义了。
3. 但是，我要继续甚至更加努力地了解外交政策领域的动态，我不能损毁自己在国内朋友心中的形象，还有欧洲公众对我的印象。他们都希望我对外交政策保持兴趣，并发表见解……
4. 换句话说，我应该压制自己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欲望，如果无法抵挡这种诱惑，那就准备好让自己全身而退。当然，很难强迫一个人去做他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从中既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而这仅仅关乎自尊罢了。
8月10日
我越来越相信，我跟北美这个多语言聚居区人群的共同之处实在少之又少，我基本不属于这里。我的家族谱系比多数人的家族谱系都要长，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但是跟国家的整体发展相比，它仍然是简单的、短暂的、微乎其微的。回忆往昔，大自然是属于我的，也属于所有人。童年时期中西部地区炎热的夏日夜晚，草丛里蟋蟀的叫声，遥望四围满眼都是神秘的空旷：这些东西只有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美国孩子才能体会到，它们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但是，此时此地，人类的环境如何？的确，我们偶尔还能看到当年的些许痕迹，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就好像现在的我一样，完全被奇怪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生活包围、淹没。
啊，我心里想着，我竟然生活在这个名为美国但看起来更像外国的国家里。书我写完了
，为了这个国家，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它不需要我的书，更不想弄懂它。好吧，我倾尽全力了，这是我毕生经验的总结。失败是什么？成功是什么？谁知道呢？
【凯南去德国拜访朋友，参加勋章会议（Pour le M érite），这是一个表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者的团体。】
10月17日，戈尔托夫城堡（Schloss Grottorf）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维恩豪斯（Weinhausen），这里以前是一处修道院，离策勒（Celle）不远。这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到达时已临近黄昏，夕阳开始落下。修道院里地位最高的女牧师（Stiftdamen）前来迎接我们，随行的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徒，她们现在监管这座修道院。这位女牧师不是一般的人物：八十七岁高龄，高个子，腰有些弯，穿着皮大衣，戴着灰色假发，讲话的时候右臂上下摆动，像是在剁东西。她陪我们转遍了整个修道院：令人赞叹的教堂，每一寸墙壁和屋顶都有彩绘，那些画廊、修女、宿舍，还有铺着厚厚木地板的暗黑冰冷的走廊。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饶有兴致地去参观，因为这位老修女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每一幅绘画、每一尊雕塑，她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我们和她一起来热爱和欣赏就行了。这样的热情让她看起来没那么衰老，信仰的差异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她与几百年前的那些小修女完全一样，她说：“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是我们做的。”她对绘画和雕像怀有的热情是真挚的，是完全无意识的、自发的，她那种信仰的流露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一度对同行者说：“她会升入天堂的。”……
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象着修女的生活（她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似乎只有二十四岁）。我想她们一年里有半年要待在这寒冷阴暗的建筑里，守在飘忽不定的烛光旁，孤独地忍受病痛与死亡的折磨，被迫将所有正常的情感和女性的需求隐藏起来，想象着并不存在的新郎陪伴着她们，他们的身影永远看不到，他们温暖的抚摸也永远感觉不到。
10月29日，巴黎
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了一两天，眼睛很不舒服，最后只能回来休息……几天前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脆弱，感到迷惘，感到一瞬间失去了力量，不得不就此回家躺下。晚上，这种感觉消失了，但还是令我很不安，除了轻微的中风，我想不出还有其他解释。
12月14日，普林斯顿
过去的两天我很受鼓舞。星期一，麦克·邦迪
给我打电话，说福特基金会对我在华盛顿演讲时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那是我在系列简报会议上就苏联领导层的特点和现状做的演讲。他们答应帮助我们开展这个项目。
我给弗雷德·斯塔尔
打电话，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凯南研究所与外交关系协会的合作项目方案……我抓住机会与研究所的主任说了此事，并希望研究所在下星期主持一次小型预备性会议，以此试探他的口风。他热情地回应了我们。实际上，他打算让高级研究所主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12月15日
在家忙了一整天，一边整理论文，一边忙着给克里斯托弗修锯木架。
1978年
华盛顿是该优先制造核武器，还是与莫斯科谈判削减武器数量，凯南在这场全国性的争论中牵扯得越来越深。5月，《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报道提到卡特总统对苏联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这导致凯南与尼采针锋相对。凯南与尼采的观点截然相反，他敦促开展磋商会谈，倡导减少杀伤性武器规模。他驳斥了华盛顿必然正确、莫斯科必然错误的观点，激烈批评主张推行强硬路线的人，认为他们似乎“有一种把邪恶表象化的需要，需要小心地在某个地方隐藏一个万恶不赦的敌人，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无限正义的化身”
。尽管反对尼采的主张，但是凯南尽量以公开交流的方式与他保持着联系。
1月3日，普林斯顿
与弗雷德·斯塔尔通电话……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跟保罗·尼采联系，看看他对出席我打算办的几次会议有什么意见。我给他打电话，但是他人在阿斯彭。
1月16日
这段时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完成手里的这本书，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我这六七年——至少这六七年里的业余时间——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不想半途而废。
（书写完之后，我会像去年说的那样，转向美学文学方向。但是，我能做到吗？对当下事务感兴趣的朋友、家人以及其他人的需求会消耗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十个我也不够用。想挤出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2月5日
天气潮湿阴冷。虽然阳光穿透了轻微的雾霾（我觉得像是脱脂牛奶那样稀薄的雾霾），但是空气依然凝滞、阴郁，没有暖意。树顶上的雪冠看上去厚实而坚硬。偶尔能看到小动物的爪印，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天气预报说今天还会下雪，森林寂静而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把伐下的圆木藏在树后面，外面只留了一根，我希望走小路的人不会发现它，我拿工具做了一个标志，然后回到公路上来。我并没有沿着小路回家，而是穿过田野，不过每走两三步，脚下就有些踉跄，因为薄薄的冰壳随时可能会裂开，双脚就会踩到冰壳下冻得严严实实、高低不平的草坪。
【凯南到加利福尼亚去为研究俄罗斯的凯南研究所筹集经费，同时看望格蕾丝。】
4月24日
我坐在飞机上，身旁是一位东方女性和一个可爱懂事的孩子。至少有一个黑人空乘和两三个白人空乘为我提供了服务。我想起后天要去洛杉矶地区，那里出生的人口大多是拉丁血统。而大不列颠血统的人口不仅数量开始减少，甚至被瓦解成为少数族群，而正是在他们的先辈中间，产生了美国早期的宪法架构和政治理想。他们当然已经不能再作为文化的要素，以及传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不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倒也不至于比其他人群更糟。现在，拉丁人、黎凡特人、非洲人和东方人组成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注定要失去个性、传统和独特的色彩，融入到这个多种语言交杂的群体中：一大群无助、了无生趣、创造力匮乏的人，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变得淡然无味，全然就是一锅分不出好坏的平庸主义和单调乏味的大杂烩。或许，只有犹太人和中国人例外，他们尽量避免种族间的通婚，有一段时间黑人也是如此。中国人智慧、冷酷、勤勉，犹太人意志坚决，保存自己的文化，黑人则对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怨恨，这是否意味着这三个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中不稳定但又不可避免的三股力量，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一切？
……在我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短片”，这是一部名为《阿拉伯人来了》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引人误解的标题。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来到美国，他们会在彼处就所有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给包括中国人、犹太人、黑人在内的我们下达指令，我们则会闭上自己的嘴巴，温顺地遵从。因为我们有汽车瘾，而他们控制着可以满足车瘾的能源。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来，他们只是控制我们，并规定我们的生活应在何种限制内进行。
4月25日，圣弗朗西斯科
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阅读奥尔佳·卡莱尔
写她和丈夫帮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出版《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和 href='1650/im'>《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的艰辛经历。
晚上格蕾丝宴请我们，卡莱尔夫人也应邀赴宴。我挨着她坐，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书，并且我怀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理解这本书。但是，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标准，这样的俄罗斯人是不存在的：有勇气、有才华、热爱人类、不屈不挠、充满英雄情怀，还有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切实际、自以为是的思想、缺少公平感与宽容精神。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甚至那些试图帮忙却又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满足他们完全不切实际的愿望的人，他们会报以完全冷酷的态度。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南夫妇都在欧洲度过。】
7月31日，赴哥本哈根途中
说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能接触到这位受过精英教育、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的人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什么呢？这很难说，当然，他的回忆录证实了我的很多观点：他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诸多讽刺之处，并认识到，不光在美国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对外政策要由民主来主导，也认识到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中，民主制可能是最不招人怨恨的政体，但是，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发展的长远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常常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弊害。
我必须暂时将托克维尔这些说法放在一边，竭力避免过分夸张的悲观主义和戏剧化，但我看美国无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国内发展上都已经无药可救了。对外关系的前景堪忧：对苏关系极为不正常；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依赖与日俱增，我们的能源消费要依靠他们；在其他大洲，还有至少三个地区，它们的发展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即便我们有所影响，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它们随时都能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卷入军事干涉；和那里的人正相反，我们注定要和以色列人扯上关系，这对我们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向那些小国家输出了大量武器，但是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国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难以遏止的通货膨胀，大城市日渐破败，教育水准逐年下降，联邦政府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些都不是高效政治体系该有的表现。这次回来以后，这些见解对处理我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很显然我的这些想法不可能公之于众。那样只会引发众怒，而非理解。但是，有人向我寻求激励，寻求思想，寻求指导，我该怎么办？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讲话的重点要放在积极方面而非消极方面：谈谈应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应去做什么，不谈我们的政府多糟糕，而要谈如何去改进它。
要试图满足这些要求，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几个危险而复杂的问题。首先，区分一下政策和制度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体制内的政策制定者无法想象或者无法理解好的政策，那么谈论这些政策就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制度问题。不过此处首先要想到托克维尔的警告：制度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确，要改变美国公众的风俗习惯，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制度的确有着某种重要性，并且制度在今天或许比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他没有遭遇当今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臃肿，人口膨胀，官僚机构庞大。
【作为一个重视从多方面看待生活有机联系的人，凯南一直以来重个别轻一般，重区域轻国家，重传统轻现代。】
在这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实际上，托克维尔很可能对我的这些想法（他也不赞同不必要的中央集权）深有同感，那就是实行区域化管理。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将美国打散，分散为多个区域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就曾说过，也曾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认可。我对联邦层面的制度改革感到失望。
8月27日，科罗拉多，阿斯彭研究所
我阅读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大部分内容，该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它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承认人类的一切愿望和行为都存在缺陷。
在我心目中，尼布尔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也是过去几个时代以来当仁不让的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我听了亚当·亚夫林斯基
关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对苏军备与裁军问题等其他阶段协商的精彩演讲：透彻、公正、引人深思……但是，这样一个平和理智的人，无法驱散强硬派感情用事和非理性好战主义的阴云……..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这种粗陋的、本质上无政府主义的大众理想形象如此广泛地影响它的国家理念，正如流行文学和电影工业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牛仔的形象：沉默寡言，天性倔强，性情粗犷，风流不羁，对待女性像中世纪骑士那样彬彬有礼，但是对组织化的社会权威却傲慢无礼，对施加在其原始但勇敢的是非观念之上的法律嗤之以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观念，跟陌生人初次会面时表现得笨拙谦虚，但实际上对细皮嫩肉的东方“兄弟”心怀蔑视和傲慢。在我看来，大概正是这种古怪的形象和颇为神秘的个性，怠于思考、未受严肃思想触动的特点，才从现在几乎已不复存在的平淡生活中生出了他的气质，才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自我形象，直至今日。难怪一个高度城市化、人口稠密、多语言并行的现代化国家无法催生出一个高效的社会！
……在阿斯彭的日子结束了，我仍在思索我的未来。在我看来，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对谁来说最有价值？肯定不是我的祖国。这一点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无论我说什么，愚昧无知、冷嘲热讽、动机不纯的堕落媒体都会站在我和我的祖国之间。如今，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谁都救不了……
关于俄罗斯研究？如果能给俄罗斯历史和文学领域的几位学者以安慰、支持和理解就非常好了。或许这是我能做的唯一有用的事了。不过这就够了吗？这不就意味着荒废了其他的可能性吗？让我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共产主义者把它消灭了，古老文化消失殆尽了，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苏联的生活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大众日渐堕落，日益愚蠢的体制走向衰败，任何东西都没有取代它的希望，沉闷的官僚主义可能还要继续存在几十年才会终结。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将算得上是一个灰暗的时代，比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甚，那时至少还诞生了契诃夫这样的人。
当然，我可能对俄罗斯的政策产生过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这比影响祖国的政策要容易多了。但是，今天出现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他们没打算攻击任何人。如果我们在苏联以东和以西的盟友能够克服他们的神经过敏，平和地对待那些无关紧要的微小侵犯行为，不干涉莫斯科的内政，那么他们丝毫用不着害怕。无法忍受目前矛盾关系的是西方，而非莫斯科。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世事难料。应对俄罗斯的技巧或许仍是我能够对外界有所贡献的阿基米德支点，或许也勉强能够算
得上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构成过分压力的压力。
【在苏联期间，凯南受到苏联官员和历史学家的款待，还第一次走进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会谈时，他谈起了对与日俱增的核军备竞赛的忧虑。他此行还对1894年俄法联盟的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凯南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对自己与俄罗斯漫长而纠结的关系做了一番思考。】
10月10日，莫斯科
长方形的莫斯科壮观冷峻，不复往日的温暖和舒适。我和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
讨论。我们了解彼此的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官职而我没有。
10月17日
我去大使馆与图恩大使夫妇
共进午餐，他们刚从国外回来。忠实的老仆人董（Dong）像往常一样在那里迎候我们。我们站在门廊上，早年入住斯巴索大厦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我们握着手，回忆着几乎无人记得的年代，几乎没人能想象出的那个年代。
10月20日，列宁格勒
晚间俱乐部有节目，里面的音响如迪斯科舞厅一般，喧嚣得令人胆战心惊：许多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在跳舞；三两个打扮相近的小伙子，在舞蹈的掩饰下，表演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几位歌手的歌声被不可思议的夸张伴奏淹没了……
不知怎的，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悲哀。我不知道是厌恶苏联的宴会承办者选择这种从美国引进的娱乐形式，还是更厌恶我们自己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我从来都不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但是既然以革命的名义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想至少他们应该秉承一些当年革命的传统，旗帜鲜明地秉承列宁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和个人信念。所以，尽管反对制度本身，但是我能理解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
。同志们，我们在为什么战斗？
1979年
伊朗和阿富汗动乱引发的问题将导致国际关系数十年的动荡。1979年1月，亲美的伊朗国王被迫下台后，伊朗学生和军人在11月冲击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抓走了几十个美国人。由此引发的人质危机一直拖到1981年1月才告解决。这种践踏传统外交豁免权的行为激怒了凯南，他敦促对伊朗开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意图在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攻击下撑起一个亲苏政府。这次武装干涉将导致苏联陷入困境十年之久，成为苏联的“越南”问题。缓和政策，以及让参议院通过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第二轮核武器限制条约，现在都没有希望了。卡特总统对苏联感到很恼火，他采取了报复措施并继续扩大武器制造规模。在此基础上，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对抗进一步升级。
凯南尤其担心逐步升级的核战争威胁，他身处痛苦的边缘。他相信，他长期以来对国内能源保护及中东政策的一系列建议或许能缓和这些危机。
1月9日，普林斯顿
驻莫斯科的挪威大使达格菲恩·斯坦塞斯（Dagfinh）在提到他的苏联邻居时说，挪威尤其担心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欧洲形势再次紧张，无论哪里出现军事危机，苏联都有可能像1939年对待芬兰那样，对挪威北部领土提出诉求。我对他说，我理解这种担心的严重性，但依我之见，莫斯科不会做出那样的行为，除非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或是感到其势力范围内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们感到危险的时候，不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时候，而只会是他们力不从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强硬派无法理解的地方）。
我记得，星期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德图书馆度过的，仔细查看我的文件……数量足以让我震惊：我不在政府任职的那些年里是很高产的，仅仅1954年至1968年——这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时间，就有大概一万封外发函件，这还不算几卷日记和几百篇讲稿、文章、书评等。如何处理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头绪。如果先出版其中一少部分，结果就会损坏“全集”的完整性。而且，就算只出版一少部分内容，我本人也做不了编辑工作，那么谁会去做呢？
1月14日
拿索基督教长老会（Nassau Presbyterian Church）的助理牧师是一位娇美的年轻女士，她工作时安静认真，在礼拜仪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是，对于她的布道词我持保留态度。我自问，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士是如何调整女性特有的易于波动的情绪，说服自己接受人性的缺憾，接受基督徒的核心信仰而放弃一切的？如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事神职我还能够接受，人到了那种年纪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完美，可以成为一位精神向导，没有幻想，也没有虚幻的愿望。但是，一位年轻女性？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罪人，但在我看她们很少乐意悔改。如果她们真的放弃了希望，那也是出于怨恨和愤怒。
1月20日
午饭之后：按预约时间去看牙（希望他们没让护士穿太性感的服装）……
今天瓦伦丁·别列兹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前来拜访，他像我一样曾担任外交官（二战的头几年，我们在柏林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斯大林的口译员。他现在是莫斯科阿尔巴托夫研究所驻华盛顿的代表。他留下来吃午饭，之后我们进行了长谈，谁知道呢，或许这谈话能有些用处。
星期五，我也接到了斯科蒂·莱斯顿
的电话。他说几周前他把我写给他的信拿给总统和国务卿
看了，他们对信中的观点都很赞同。他问我是否打算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载，我告诉他周一再给他回复。
1月28日
我给斯科蒂·莱斯顿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希望我的信在这个时候发表。我很高兴能做出这个决定。强硬派联合起来决心羞辱或者摧毁苏联政权，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战争的代价。相对这个问题的深度而言，我的这封信微不足道，在某些机构里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的，今天出现了，明天就会被遗忘，不足以对这个问题产生显著影响，只会让我陷入更大的争议。如果试图就此提出更为严正的反对声音，那么需要投入的力量远不止我这样有气无力的几声抱怨……
我和泰德·威克斯
见面，他想出版我的日记……我本能地反对这个想法。这些航行游记（他拿到的大多是这类文字）都过于缺乏人情味，过于阴沉，过于雷同，缺乏思想性，无法单独成书。至少要补充一些当时的信件才算完整。但是此时此刻，要选择这样做吗？……那还不如就像山羊把灌木丛里的花儿吃掉那样，为了摘取整个作品表面的那一点点精华，而毁掉最终将出版的“全集”。
2月4日
这个星期真是让人难过到了极点：伊朗陷入全面革命
，五角大楼一方面坚信他们可以继续向伊朗倾销武器，另一方面又疯狂地试图转移或者隐藏那些已经（不明智地）卖给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又鲁莽地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中国人的幻想之中，坚信有一天，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中国人爱上我们。就我们运送给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两年前在无人问津的书中
所写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卖给了谁，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最终会落在谁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想不到这一点的人们还要寻找借口吗？
……不管怎样，我必须让自己正视这一痛苦的现实：过去三十年里我的所写所说，常常超前于我生活的时代，当政治和新闻机构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观点时（有时候已经太晚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是我先提出这些观点的。我发现能像我这样一直准确预言时事发展趋势却未能产生什么影响，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2月23日
国际事务中具有威胁的重大事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到攻击，美国大使在阿富汗被杀，中国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涨价并出现短缺。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政府的表现遵循了美国政治最糟糕的传统：几乎只关心国会的意见，完全不在乎行动带来的外界影响；只在乎强硬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大量浮于口头的虚张声势。这些都只迎合了国内的听众，完全不在乎对外影响。我们在一天之内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许进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从来就没想这么做）；向北京发出警告：不要进攻台湾（中国人更没那么想过）。之后，我们又义正词严地警告苏联不要干涉伊朗（我们自己却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综合以上所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算兵力多于目前的这二十多个师，也无法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将动用武力。
4月18日，华盛顿
我出席了东西方协调委员会董事会（Board of the ittee o-West Accord）的会议……观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片子强调了核爆炸后果的严重性。该片没有党派倾向，公道理性，实事求是……
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的活动多半比较单纯，不过考虑到这一切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他们反对的派系在这场斗争中势头正劲，就难免为他们感到一丝的悲哀。我对自己的会员身份尤其是董事会的职务，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让我的观点跟任何群体的想法混为一谈。但我担心，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会泄气，他们是美国唯一致力于平衡和改善美苏关系的组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5月4日，普林斯顿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
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
一个政府越民主，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难以集中力量追求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内部竞争的问题。统治者的权力越绝对，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能排除干扰，表达其观点。不过，他在自我表达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也成了他的个人看法和哲学问题了。
6月7日，克里斯蒂安桑
我是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同时也信奉专制。我相信健康的民族国家应该严控外来劳动力的涌入，根据国内现有资源担负起管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职责，包括最底层的工作；我也认为，它应该尽可能地限制本国与他国的经济和财政往来，尤其是那些突然变更协议或者终止往来的国家，它们以此让外国政府难堪，甚至会形成政治施压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美国，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受到如此多的憎恨，是很多人恣意抨击、恶意诽谤的目标；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它们的政府要么怀有敌意，要么不负责任。
6月18日
多年前，我就试图提醒过杰克·肯尼迪和麦克·邦迪，削减核武器的最佳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订条约——因为那需要得到立法批准，而是本着互惠的原则与苏联人私下达成一致，双方要保证每一步都讲求诚信，难道我没提醒他们吗？比较过量的核武器杀伤力，以此作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条约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难道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恳请过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反思吗？在这个国家里，我难道不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看到采纳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必然会导致我们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人吗？难道不是我第一个指出，就武器的本质而言，战争不存在获胜方，我们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结果却被艾奇逊先生嘲笑，他说我是一个不了解运用权力的人……
如果辩解说，之所以没有去做我说的事情，是因为国会从来都没有接受、容忍或理解我的意见，那么我想问，是谁四处奔走，请求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的典礼费用不要花在服装游行上，不要用在重新上演莱克星顿战役上，而是用在认真回顾我们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所获得的经验与当前的宪法制度上，看看是否有必要进行某些方面的修正，修改那些在当代无法满足一个伟大国家所需的内容？不得不说，我的游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能源问题仍然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要务就是考虑环境保护措施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五年前，我就在《危险之云》一书中以最强硬的措辞敦促过这一点，但是没有得到一丁点儿回应。这五年的时间白白地耗费掉了。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完全靠不住的能源供应的依赖，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加强。今天的形势比五年前更加严重。不仅如此，不是在五年前，而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在公开声明中指出，在燃料和原材料上依赖政治不可信的供应商是最大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没有得到媒体或者政府的任何回应。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有什么关系？痛苦代表了一种贫瘠的心境，是应该避免的。多少年过去了，你不光把思考国家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成自己的责任，还将其当成自己毕生的愿望。在你印象中自己做得还不错，或许，除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外，你比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人都要更好，或者说至少更深刻，更有远见。结果你却发现，除了某些最早和最肤浅的公众声明，例如那篇署名X的文章和芝加哥演讲
，几乎没人欣赏你说的话，被留意的内容也寥寥无几，完全不被人理解。
1980年
20世纪80年代，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尤其是对核武器的批评，获得了更广泛的倾听。他仍然希望能在全国大讨论中发声，但是，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良知的人，他并没有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昔日在国务院政策任职时，这正是他所尽力追求的。尽管他对核灾难的前景感到很恐惧，但是在内心里，他也有些欢迎使用核武器扫除人类的掠夺行为的可能性。
在1979年出版《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The De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之后，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游历，为他即将在1984年出版的《致命的同盟：法国、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做研究。
2月8日，普林斯顿
重新拾起这本日记，或者说激励我做这种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坚持记日记）的是，我认识到，近日来，我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愈发让我头痛。我相信，如果有规律地记录并尽量将它们分类整理，记下针对它们的应对措施及结果，会对我有所帮助。
首先我必须说明，目前我写作的背景是，法俄联盟第一卷（《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已于去年12月上旬出版。尽管出版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推广工作似乎做得不够好，该书在很多书店的展台上没有摆放，但是上架伊始它就得到了很好的正面评论【泰勒（A.J.P. Taylor）做了负面评价，这不足为奇，他的批判内容我还没看】……
华盛顿让人惊诧的军国主义思维令人甚为担忧，他们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反应也让人担心。为此，我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此外，我同意与丹·拉瑟先生（Dan Rather）一起接受电视台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
《纽约时报》把我的文章放在了极为显著的位置并做了头版标题，轰动一时。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时效性强，同时公众又乐意接受，这关键两点相结合，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实际上有些人（有时候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必须讲下去，你不能保持沉默。就外交政策而言，你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良心。”他们的呼声，加上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联系我，要求我对他们面对当前问题应该采取的立场发表意见，让我认识到就外交政策问题、就批评家和评论家的能力而言，即便无法与其他人——如沃尔特·李普曼相比，我也有着独特的声音，如果不充分利用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发声，那真是非常遗憾……
我曾纠结于这样的想法：我应该屈从于这样的压力吗？我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阅读报纸以“跟上形势”吗？我应该与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的政客见面，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顺应潮流，以这一切为基础，就国际问题发表演讲和写作来度过我的余生吗？
……除了努力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之外，我看不到其他选择，对每年几百个邀请和请求说“不”……跟上时代，赶上时事的步伐，然后，努力面对这一切，继续走学者之路……不要放弃，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正是学者的形象让我的声音更有力量。
2月28日，华盛顿
傍晚去参加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一小群人挤在委员会位于车站附近的狭小办公室里。到此时为止，东西方协调委员会仍在挣扎中求生存，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基本毫无影响的小机构，在资金支持和公共认知度上，完全比不上由得克萨斯石油基金赞助的三四个走强硬路线的组织，那些组织的成员总会发表政治家乐意听的危言耸听的言论。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基金会和其他担心近期事态发展的人自发提供的支持。他们将这可喜的变化部分归功于我，因为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我参加的访谈节目《60分钟》。狭小的办公室内回荡着对我的赞美，他们称我以一己之力“扭转局势”，在我参与之前，不少人颇感担忧，感觉找不到方向。据说，西欧那边的同伴感到前途未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部分政府部门中感受到极为狂热的情绪，也因为事实上公众似乎并未对此做出任何批判性的回应。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如释重负。让我欣慰的还有，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三个人最近一直在莫斯科，他们在报告中讲述的见闻证实了（甚至让我感到超出自己实际应有的价值）我文章中所写的苏军可能出兵阿富汗的背景。
这一切都让人陶醉，我离开委员会办公室时头还晕乎乎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天，现在天开始冷了，烂泥开始结冰。在费力走回车站的路上，我开始反思自己面临的奇怪形势，特别是人们对我在国际事务方面为数不多的重大贡献的认可是多么偶然。这种因果关系是多么奇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至少对我来说，事先估计这种关系并达到自己的预期和愿望真是难上加难。我把利箭射入空中，有时什么也射不中，有时还会射错目标，有时有那么一两支能射中要害，箭羽破空之声遒劲而清晰。这样，即使达不到其他目的，至少也能帮助和促进人们思考。
【凯南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做研究。】
3月7日，帕洛阿尔托
今天受邀发表演讲，我首先想到的是恳请国家实施有限孤立主义政策，即提倡一个原则，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学会不仅在正常时期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而且在非正常时期也能依靠它们维持运转，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不能借助武力来达成超越我们最低防卫需求的目的。
即便是久经世故的听众要理解这个提法也是相当困难的，要在半小时之内让这样复杂的观点深入人心，无论如何很难做到。
【凯南到欧洲去做研究，探访朋友。】
4月4日，耶稣受难日，瑞士，伊科涅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大多数都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就算这些事件能够被记住，也只是模糊的歪曲讹传。唯一逃出这一规律的，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两千年前的这一天，地点在各各他（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你可能会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先知，和两个普通的盗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男人的教义中有两点比较新颖，拥有巨大的力量：第一，宽容，无私，理解他人的困境与挣扎；第二，通过自省和忏悔得到救赎，与自身根深蒂固、无法完全消除的不完美妥协，与自己的动物本性和冲动妥协，与人类的“原罪”妥协。宽容与救赎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唤起了饱含同情之心的神的形象，救世主生与死的宏伟象征力量即在于此，这种力量激发了整个浩瀚的文明，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建起了成千上万座宏伟的教堂，无数人戴着象征慰藉和希望的十字架，它塑造和教育了多少代人的思想。一句话，它在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花上留下了最富于创造力的痕迹。人类仿佛就栖息在岌岌可危的山脊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沉湎于动物本能的心理和生理特性，另一方面追求美的梦想和遥不可及的高尚精神。自此以后，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战胜欲将其拖下深渊的野兽；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安慰，即使他们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精神巅峰……
4月5日
一想起我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即将面对的未来，我的内心就难以平静。不过，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倒渴望灾难的到来，这样才有可能让欧洲和北美已被人口过剩和商业掠夺破坏的大陆得到喘息之机，休养生息，让制造这些悲剧的人为制品像它们应得的那样化为废墟，让大树、灌木、小溪、湿地、能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动物，以及上帝最伟大、最美好的作品重新获得本应拥有的统治地位。
5月22日，法国，萨拉（Sarlat）
我坐在后座上，肾结石让我感到些微的疼痛。我听凭自己沉浸在忧思之中：
1）很明显西欧和美国（美国更甚）都趋向于和苏联交战。我为制止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流于徒劳，有生之年我的价值也结束了……
2）我觉得交战是没有必要的，有更恰当、更安全的方式来处理二战后的苏联问题，我错了吗？从某些方面来看，当然错了——没有人能永远正确。但基本上可以说：我没有错。
我早就坚信，一旦欧洲的政治稳定局势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初期形成，就应该试图协商苏美两国军队从中欧撤军的问题，被我言中。
我反对美国和西欧将一无是处的核武器作为防御基础，认为我们这样做势必引发苏联效仿，被我言中。
我认为东北亚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日本和韩国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被我言中。
我不信任完全汽车化的社会，甚至在二十五年前就坚持反对这一点，我们不该让自己过度依赖中东的石油……被我言中。
最后，我警告不要不计后果地向我们社会或者其他任何高度发达的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大城市输入过多在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外貌形态上与我们完全不同、格格不入的人，被我言中。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现在西方文明正沿着几条道路前进，即将滑入灾难的泥淖之中。
3）我该怎么办？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一切无法挽回？悄无声息地退休，淡出公众的视线？不要自我保护？无须自我澄清辩白？
不，还是要弄清真相，哪怕是为了维护自尊。
6月3日，波恩
我的人生快要走完了，剩下的时间顶多也就几年（准确地说，是到1982年5月9日为止
）。目前的国际形势如此严峻，对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而言（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后代）是如此危险和可怕。如果说我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危险的概率，那么这些事都比我成为一个好历史学家的愿望更为重要。如果最可怕的危险无法避免，那么也就没有几本历史书可读了，没几个人去读了。
9月18日
普林斯顿给我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数不清的写作任务（尤其是写通信），还要到各地旅行演讲……这里真不是一个写日记的地方。
第九章 冷战批评家（1981年～1990年）
1981年
为了赶上5月19日在华盛顿领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凯南中断了旅居欧洲的生活。在欧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做研究，同时与朋友和官员会面。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之所以令凯南感到高兴，有几个原因：虽然他与爱因斯坦本人从来没有当面交流过，但两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拥有终身职位；他也非常感激随该奖一同到来的五万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广泛的听众群体宣传他的观点。
凯南意识到，战略武器控制谈判已经走进死胡同。谈判囿于各种复杂而又无法言明的细枝末节，陷入僵局。第二轮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依然没有在疑虑重重的参议院获得通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好战的言辞更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苏联大使都出席了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典礼，凯南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这个方案前所未有，简单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数量直接削减50%。这个提议让凯南进一步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样的变化让他欣喜万分又颇感惶恐。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与学者生活之间的冲突。
【正如下文所述，几十年来，一旦触及莫斯科，凯南的心中就会激发出一种汹涌澎湃的情感。】
4月13日，莫斯科
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今天的感受，对逝去岁月的种种回忆、同情、悲悯和遗憾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感受，它们与此前的厌恶之情纠结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
4月16日
面对这样的军事政策，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花言巧语针锋相对的形势，我感到非常无助。对苏联一方，我无能为力。六十多年来，他们纵容自己养成了夸大和歪曲事实的习惯，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荞麦粥一样司空见惯。然而，我们自己的政府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不也有着盲目好战的狂热吗？美国政府不仅使自己确信噩梦是真实的，而且还说动了我们的大部分盟友，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胆敢挑战这种世界观的人都会被当成危险的破坏分子。
实际上，我一直尝试了解我们那些优秀公民的思想观念，结果发现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们疯了：我们双方对现实的看法竟截然相反。
【莫斯科宣称将干涉波兰团结工会暴动，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政府的表态让凯南深感震惊。】
4月17日
现在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出现新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了吗？苏联在东德驻扎约十九个师，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五个师，在苏联西部地区有十几个师（我们得知的情况是这样），还有两个师已经驻扎在波兰。难道说，我们就是据此得出结论，在过去十五年间苏联已经无力干涉波兰了？对于这种已经勉强维持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形势，我们突然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和愤慨是不是有点儿太不合情理了？
我肯定是酣睡了几十年，醒来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
前天在大使馆吃晚餐的时候，临时代办杰克·马特洛克
向我举杯祝酒。那是我从这届政府官员口中听过的最体贴、最善良的话，足以抵消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来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对我的蔑视和无理的伤害。今天在布拉格餐馆吃午餐时，格奥尔基·阿尔卡迪耶维奇·阿尔巴托夫也站在苏联的立场对我说了同样温暖感人的话，而早些年苏联给予我的可从来都不是鲜花和赞美。
如果这些话还不能让我满足，那我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当然，这些赞美对我来说真的有些过誉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获得的爱因斯坦和平奖，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责任。愿上帝保佑我，在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些膨胀的时候，依然能够拥有敏锐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和充沛的精力，在余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4月19日
我突然发现，今天是母亲逝世七十七周年纪念日，如果没有她的奉献和抗争，我根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机会去了解她。我尽量在脑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她很美（正如我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但是有些乡土气。我很容易就想象出她的声音，说话应该就像她的姐姐——我的文姨（Aunty Ven）一样，拖着中西部地区那种慢吞吞的长腔。她的离世对全家人来说是一个悲剧：我那可怜的老父亲需要她；姐姐康斯坦丝也需要她，当时她才六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姐姐从来都没有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不同的女性接连不断出入我家的屋宅让我感到很困惑，我与女性的关系也受此影响，她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照料我，贯穿了我的幼年和童年岁月。
几年前，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那就是她。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她说不出话。生死之隔让我们无法交流，我已料到情况必然如此……
参观柴可夫斯基的故居，我为所见的一切深深感动，不仅是为他本人，我对他的音乐创作才华当然钦佩不已，但相较之下我更为见到当年的实物、见到那个时代的证明而感动。离开的时候，我心生惋惜，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一百年。19世纪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包罗万象，思想激荡，充满了美，也充满悲剧！……
针对非常驻外国居民的监视制度已经放宽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备感压力了。此前，压迫感无处不在，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弥漫着一种凶险邪恶的味道，将生活其中的外国人包裹起来：那种感觉持续萦绕在你的身边，你被充满敌意和怀疑的眼光监视，而且，甚至那些不得不与你交往的苏联公民，也免不了受到管控，同样处在各种各样的险恶监视之下。
4月21日
今天的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对爱忘事的人来说这总归是一种有用的体验），俄罗斯政治现实中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双重矛盾：正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那只两个头朝向迥异的双头鹰一样：牧首宣扬基督教的仁爱与宽容，沙皇则以恐怖手段实行专制独裁；吉尔斯
领导的外交部用最优雅的法语宣扬和平政策，亚洲司的人则喊着好勇斗狠的俄语口号，在南部边境实施阴谋诡计；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像外交部一样奉行谨慎友好的外交政策，而共产国际则致力于推翻前者倾力要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府；现在，阿尔巴托夫等人都表现出感人的温和与友善，但是我和其他人都爱莫能助，我们没有实权，无法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国防部的人和秘密警察都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一如百年前沙俄帝制时代的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部参谋长。我们国内的强硬派和军事策划者也是如此，完全被彼此之间无法点破的核军备竞赛所蒙蔽，一直想象着战争，谋划着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们口头上宣称希望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又坚决不愿意实行政策透明化，这种秘密和隐匿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危险。这种双头鹰现象，有时候让人能感觉到它的温暖，它洋溢着阿尔巴托夫式的同情心，有时候又充斥着斯大林式的暴政，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很明显，不要把赌注完全投给其中一方，因为无论你如何深受打动，都无权忽略另一方。但是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愿意支持更有希望的一方，因为这是更具人性也更为高尚的一方，显然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实际上这也是避免我们损失过于惨重的唯一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政治上可能会处于劣势，比如阿富汗当前的形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会发现此种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毕竟，从长期角度来说，政府的“文明开化”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充满悔恨的俄罗斯人现在从波兰学到的教训一样）。许多被扭曲的时刻，将在潜藏于文化中的神秘惯性推动下，通过人们的努力慢慢纠正过来。但是，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恐怖后果却没有机会得到纠正。当然，这种恐怖的结果不限于核战争，也见于常规战争。过去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一场大战就会让所有的希望和文化消亡殆尽。
4月27日，哥本哈根机场
在离开列宁格勒之前，我最后步行去看了一眼涅瓦河。我想，这是我在俄罗斯停留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永别了。在这短暂的时刻，我沉浸在普希金笔下“磅礴壮丽”的河流里，穷尽我脑海中关于河岸的所有记忆，我认为这里是我见过的世上仅次于威尼斯的壮美河岸，它的流域比威尼斯还要广阔。
前往赫尔辛基的火车之行非常舒适。车窗外的森林覆满积雪，一路上时而雪花簌簌，时而艳阳高照。当今最优秀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以及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约翰·加迪斯已经在赫尔辛基待了一年了。他不辞劳苦地到火车站接我，陪我们去旅馆……第二天阳光明媚，但是天气依然寒冷。加迪斯夫妇邀请我们去港口旁边公园里的维多利亚餐厅吃午饭。很惭愧让他们请客，他们还是年轻人，这里又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但他们坚持为我们付了账。
5月27日，参加爱因斯坦和平奖仪式后回到欧洲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生活有两方面发生了改变。我的作品和公开演讲为人们所接受，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算是对这方面的最大认可。但这导致我不能也不应该再试图远离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探讨了，导致我完全无法从事任何研究工作或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了……除非另一场大战能够避免，否则就没有多少历史可以书写了，就算有的可写，也没有人写，没有人去读了。
报纸刊登了里根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他勾勒了一幅天真的世界图景，一幅老旧过时的图景。这种陈旧观念真是不合时宜，他以为我会赞赏他的观点，与他击节相庆。但是，我做不到。我的确是喜欢某些旧式的价值观和思想，但不是他所表述的那种。
他强调有必要复兴“爱国主义”。我能想象到，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探讨（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可能会想起我的臭名声，然后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问：“凯南，你是爱国主义者吗？”我会怎样回答呢？
我会反过来问他：“您的意思是，我热爱我的国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所指的“国家”是指土地还是人民？如果是土地的话，我当然热爱它。从小时候起我就热爱它，热爱它旧时的样子，今天我依然对它充满爱恋，只要人们还没把它变成一片荒地，还没把它变成一个垃圾场或一条阴沟。如果你和你的支持者对这个国家一切自然美好的东西都异常憎恨，要彻底毁掉它（或者说鼓动地产开发商们毁掉它，这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热爱了。
如果你说的是人民，你的意思是“热爱”人民吗？我怀疑当你说起“爱国主义”的时候，你的意图是：让我和你一样，把我们的人民理想化，说服自己并且怂恿他人相信，我们的人民与众不同，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品质，拥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有资格自视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比任何人都强大，比任何人都有权威。如果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我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答案是：绝不热爱。
7月16日，赫尔辛基
晚宴上我一直和热情的主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回到房间时，我已经酩酊大醉，或至少已经醉意十足了。怎么会这样？晚饭前喝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席间又喝了几杯红酒，饭前饭后一共也就这几杯，没再喝别的。我已经这样喝过几百次，从来没有醉过。今天是怎么回事？看来得从自己的谈话中找原因了。有时候，在这种场合，如果周围坐上一小圈听众，我就会兴致勃勃，开始长篇大论。在某些程度上，我震慑住了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或者说很难开口讲话。他们说得越少，我说得越多。
为什么他们的沉默让我喋喋不休？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还是因为我过于紧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感觉自己到最后活像一台发条上得太紧而几近崩坏的闹钟。
1982年
尽管凯南赢得了无尽的赞誉与尊重，但他仍然因自己无法阻止核战争爆发的趋势而苦闷万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预言家”，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不为世人所认可。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杀伤力让他深感恐惧，促使他去思考几乎所有武力冲突的意义，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着这样一种信念，凯南开始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前国务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amara）、军控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倾力合作。在《外交》杂志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中，“四人团”敦促美国仿效苏联的做法，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承诺可以保证降低因试图先发制人或者判断失误而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但是，里根政府及其继任者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1月10日，普林斯顿
1981年的日记乏善可陈，原因显而易见。一般来说，非常活跃的人通常不会坚持记日记——除非他们有得力的文秘人员帮忙，把想说的话匆匆口述给秘书，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日常所为一定要详记下来成为历史记录。对我来说，1981年就是“活跃的一年”……
在华盛顿领完爱因斯坦和平奖之后，我在获奖致辞时所做的短评……竟然在私下里印发了藏书网几千份。当时正值挪威暑期末，我受邀为挪威笔会举办的一次特别会议（与其说是文学集会不如说是政治集会）发表演讲，我在这次会议上阐述的观点也广为传播，最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刊登在德国《时代周报》和大洋这边的《纽约客》及《纽约书评》上。上述短评和演讲都是有关核武器问题的。成千上万的人对我的观点给予热烈的回应，让我误以为自己的话可能真的有些分量。我给《纽约时报》的专栏写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一周前）我甚至允许自己接受怂恿，参加脱口秀节目《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今天，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可悲努力宣告结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很明显，《纽约时报》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里根政府顶多把我的行为当成烦人的蚊子轻轻叮咬了一下，发现后马上掸落，很快就抛在脑后了。
所以，现在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失败，不过对于所做的努力我并不后悔。如果我的孩子们还能再熬五年——这一点我都有些怀疑，至少他们能够看到，我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灾难的发生了。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吗？如果我不以现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变成一个政客，口如悬河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满脸堆笑地结交心中厌恶的人，嘴里喊些时髦的口号，给自己谋个重要的职位，然后，再像其他人那样，利用民众的情绪和呼声——哄骗那些判断力差的人去做一些为我所用的事情，而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些事情的实质是什么，这样会更好一些吗？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谁想要引导大众走向正途，都得学会骗人的伎俩，而不是以理性去吸引大众。
但实际上这个答案离题万里，这一切也完全有悖于我的品格。我想说的是，我的使命就是做一名预言家，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尽管没有人相信。我的悲剧在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很难说在此后的短短十年到二十年间，是否还能有人看到我预言的正确性。或者说，灾难真的发生了，就算从战争引发的核灾难中幸存下来，还会有人愿意关注它吗？
……我发现自己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见证璀璨的西方文明最终自我毁灭，代表西方文明所有丰碑的建筑、音乐、艺术、文学都将湮灭沉寂——这个文明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魅力四射，迸发出傲人的创造力，成就斐然，却无法依靠它们存续下去，也无力以此为基础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甚至连这些先辈留存下来的丰碑都将无法保存。
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除了信奉基督，我们别无他法。基督教信仰秉承着最原始的形态，对既存的俗世生活无欲无求，而把目光投向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原本的世界里，我们只会见到让人敬爱、敬畏、敬从的耶稣基督。
就这样吧！像我这样一个失败孱弱的抗议者，很明显已经行将就木。就算我还没有气馁，岁月已不饶人。不过，我还有一点儿时间，去欣赏这个世界悲剧的美丽与诗意，简言之，还可以做一些见证、体察和记录。
像我这样耋耄之年的人还能用昏花的老眼洞察这一切吗？在感知能力衰退的情况之下，还能对时事做出有意义的建设性回应吗？这些我们都走着瞧吧。我在心情跌入谷底之时重新拾起日记，它将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1月11日
今天早晨格外寒冷。温度降至零华氏度甚至零度以下（取决于你看的是哪里的温度计）……
晨报多个版面上都刊登了里根政府不顾一切地号召大家加入其阵营，赞同政府就波兰问题对苏联实施制裁的消息。在我看来，很明显，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打破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地位，而且实现的方式要尽可能地让苏联领导层蒙羞。这种尝试没有必要：我们不介入，这种霸权也会自行解体。这是一次严重的冒险行为，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因为莫斯科不会容忍我们对他们的权威进行如此傲慢和高调的挑衅，更不要说去挑战他们的国土安全了。在这件事情之后，苏联领导人会看到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德美联盟，矛头直指他们。
1月17日
要是拜访一位苏联高官，我猜我会这样对他说：“你可以告诉你们的人民，你们试图跟里根政府修复关系的努力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全力把事情搞砸，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安抚里根政府。你们唯一能采用的有效方式就是，让这些人为他们的态度承担后果：下定决心牺牲与美国的各类贸易，甚至取消谷物进口，独自支撑下去；做好准备取消与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坚决召回驻美大使并请对方召回驻苏大使，坚决大幅度削减使馆内的美国工作人员；努力将双边关系长期维持在最低级别的冷和平状态，只在磋商削减核武器谈判事务上表现出些许的热情——换句话说，要学会完全独立于美国之外而存在。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只有恶意的敌视和谩骂，此外别无其他！”
当然，这样的话我一个字也没说。不过，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说个痛快。
2月16日
今天，当然了，是我七十八岁的生日……要是让我做决定的话，我宁愿放弃普林斯顿这里的住所，在最北部的佛蒙特州或者新罕布什尔州找一处废旧的农场安居。在那里干些杂活：劈柴，喂小鸡，烤面包，拎水饮马。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吸引人的了。
【凯南夫妇到中欧旅行，拜访朋友，凯南在档案馆做研究。】
3月12日，布拉格
我坐着大使馆的豪华轿车穿过布拉格市中心，车开了很久。阔别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布拉格，即使是最漂亮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也让我感到了一丝单调和晦暗的悲哀。到底有多少东西真的发生了改变？又有多少是记忆在捉弄我？谁知道呢？换而言之，我在这里任职期间（1938年～1939年），即捷克斯洛伐克真正保持独立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些建筑到底在多大限度上让人觉得漂亮光彩，让人充满愉悦、热望和乐观的情绪？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当初欣赏它们时我们都过于年轻，又或是记忆弄人，让我以为过去的颜色真的要比现在更鲜亮？
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我想起那时年轻的自己，丝毫不感到快乐和骄傲：身体前所未有地健康（我还记得在1938年那个不幸的秋天大病初愈时的感觉），但是内心充满巨大的挫败感，至今我都不愿再回想这些。我能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境况——当时的我认知浅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很多责任——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批判观察能力以及判断能力，特别是吸收知识和感悟的能力。我很无知，但是极具可塑性。
然而，这些品质也无法挽回我个人的失败，我在思索自己的失败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因为我的妻子，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并不总是无辜的）也是我个人失败的受害者。
3月20日，维也纳
苏联战争纪念碑……顶部是二战时期苏联英雄士兵雕像（做得还不算糟）。不过，恐怕它现今表达的并非是崇敬——而是一场灾难，是对1945年苏联军队在此的行为（强奸、抢劫、枪决以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行为），对中欧和东欧其他地区犯下政治暴行的见证。维也纳人嘲笑这座纪念碑，出于某种原因将纪念碑顶部的人物称为豌豆国王（Erbsen Konig）。或许，在这座将近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带着悲哀、同情和尊敬的心情看着它，仿佛看到了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几百万俄罗斯年轻人……但愿有朝一日，将这些年轻人推向死亡的人，不论是哪一方，都必须向上帝解释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上帝把这些甜美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3月28日，贝尔格莱德
执政的里根政府暴露出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让人感到震惊。傲慢、无知、自大、狂妄，更糟糕的是做事不够稳重，不顾后果，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正把我们拖向完全不必要的战争灾难。我回到家中，心如乱麻，忧虑重重。
4月7日，华盛顿
这周我一直在努力。我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麦克·邦迪撰稿，我们四个人联合署名），敦促政府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而我一直都反对这样的立场。这篇文章会在傍晚六点正式刊发。我们四个人首先在欧洲新闻媒体上做了一期谈话节目，今天早晨又在美国媒体上做了谈话节目（包括摄影师在内现场约有一百人左右），现在我们四个人分头接受专访……
如果这些努力能奏效的话，我认为这将是我一生中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
7月21日
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只有西方施压才能让苏联领导层善待自己的人民。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苏联政府，而是离开苏联。因为渴望脱离苏联，更因为他们不断地寻求西方媒体的支持，因此在苏联政府眼中，这些人已经被打上了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烙印，所谓的“帝国主义”即指美国和以色列。西方为了这些人而向苏联施加压力，不过是加深了苏联这种的印象而已。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非犹太人，他们反对苏联政权的政策更多是出于政治，这些人常常试图对政治体制的变化施加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努力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苦难。他们值得西方同情，西方也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支持。西方媒体和公众都希望这种同情能广为人知，这种愿望完全是正当的。不过西方政府介入，使苏联当局手中的这些人成为一个国际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你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与我们自己的事业相违背。
7月30日
亚瑟·施莱辛格邀请我去参加世纪俱乐部举办的纪念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活动……不过，我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又了解多少？他是一个智力平平但颇具勇气和魅力的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绅士，在我看来他真正的罪责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挑起了毫无必要的对日战争，对日战争损耗了我们的军队和力量，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或者说也许有可能在东线与俄国人会师，比1945年实际会师的地点靠东得多。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身处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的偏见所左右。如果你想责备他，就必须向前进一步追溯，去责备当时的美国传教士运动，这场运动充满了亲中反日的偏见。
9月25日，西德汉诺威
要是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向大多数德国人阐明我的观点，那我就永远没办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想也包括玛丽恩·多恩霍夫在内）构想出来的“场景”绝非超级大国的行事方式。我所说的“场景”是指将来有一天苏联人出现在门口，并对西德政府说：“你得这么做，不能那样做，不然有你们好瞧的。”据我所知，这种事情只发生过那么一次，那就是1939年3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及其党羽恐吓年迈多病的捷克斯洛伐克老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acha）。为了与这种做派抗争，弱国与强国之间展开了无以计数的激烈冲突。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会同意坐下来与某个政府谈判，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丧失自身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有个问题立刻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今天我屈服于某个有争议的特殊要求，那么明天我还将屈从于什么？
10月17日，农场
今天我们五兄妹大聚会，（要是我们当中还有谁记得的话）我们至少有六十年没有聚过了……
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很多年以前，捉摸不定的命运和际遇把我们带离密尔沃基剑桥大街那个有些错位、压抑，时而又有些忧郁的家庭，那一别就让我们多少年彼此未曾相见。但是，即使分别了这么久，我们依然不觉得陌生。与起伏跌宕的一生相比，童年共同生活的烙印更为深刻。共同的回忆让人感到亲密无间。生活中有喜亦有悲，面对命运的捉弄，我们感到彼此同病相怜，又欲说还休。没有顾影自怜，也没有那种老年的忧郁。配偶、子辈、孙辈的出席令聚会更加充实，让我们更踏实更安心。要是没有这些年轻的力量，我们的聚会恐怕会失去欢乐的气氛。
11月3日，普林斯顿
心烦意乱，早晨要给西海岸一位相当固执的年轻助理教授回信。他在普林斯顿待了几个月，很明显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德图书馆研究我的论文，他翻到一份不完整的论文资料
，那篇论文很显然是我在1938年写的，不过一直都没有完稿或公开发表。这位年轻人近期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我的论文显然是在对美国状况深怀忧虑的心境下写的，内容十分不成熟，如果发表的话，无疑会给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和反对我的人添油加醋，不过我觉得发表也未尝不可。我把那个年轻人【他叫戴维·迈尔斯（David Mayers）】发表的文章复印了一份，连同我的回复一并邮给了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以做评论之用。我突然想起，是不是不应该要求马德图书馆为他人查阅我的文章设置更多的限制。
今早其他事情：《纽约书评》的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想请我就赛·苏兹贝格（Cy Sulzberger）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书写一篇评论。
我当然不应该答应，但是，天哪，还有谁能写呢？
【凯南夫妇到加勒比海岸游玩，朋友莱利夫妇接待了他们。】
12月24日，英属维尔京群岛，派恩采岛
今天思绪万千。我首先思考的是英国这个国家和我国的文明。很明显，一切都劫数难逃。首先是核武器，我们把核武器这条毒蛇放在胸口，居然还相信让它咬噬别人能保护我们自己。就算这条毒蛇没有毁掉我们，我们也注定会被人口过剩和环境的破坏、恶化毁掉。我所指的并非我们的人口过剩——当然了，我国人口过剩，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出生率稳定下来了，如果只考虑我们自己，或许还能有信心面对未来。但是，有些人，例如地中海沿岸的人、穆斯林、拉丁美洲人以及第三世界和非完全第三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他们繁衍的大量人口正在毁掉我们的文明，也在毁掉他们自身的文明……
如果说有一点点机会，保存这个星球上哪怕些微合理健全、充满希望的文明，并能在关爱和保护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的情况下，与现代科技和谐共存……这样的希望需要在居住于北海之滨或周边濒海的国民在引导下实现，他们继承了传统和习惯，拥有逐渐积淀下来的自制、自律与宽容精神，这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美国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上述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那些未能继承传统的人——只需要将这些外邦之人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们浸润在我们的文明当中，他们很快就会被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和影响，并展现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1983年
1983年，陷入核战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公众的抗议浪潮也越来越大。3月，里根总统公开严厉批评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缩写为SDI），这是一个研发和部署高科技防御系统的项目，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苏联导弹攻击。观察家们担心，有了这样的防御系统，华盛顿就可以对莫斯科率先发动攻击了。战略防御计划被讥讽为“星球大战”，它可能导致美苏军备竞赛的严重升级。9月，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进入苏联领空的韩国航班，机上二百六十九名乘客全部遇难。空难引发的抗议，致使本已紧张的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1月，电视电影《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首播。该片讲述了核战争对美国中西部一个城镇的影响，一亿美国观众收看了该片。凯南不知道的是，公众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使里根总统深感不安，他开始考虑与莫斯科缓和紧张关系。乔治·舒尔茨（Gee P. Shultz）接替较强硬的鹰派人物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出任国务卿，他的努力也增强了总统缓和美苏关系的决心。
1月4日，普林斯顿
海伦·寇蒂卡
和另一位女博士（两位女士都非常有魅力）过来吃午饭，一直待到下午四点钟。和她们聊天非常有意思。她们正在运作一个和平运动项目，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过来寻求我的支持。寇蒂卡博士向我详细描述了她与里根总统谈话的内容（或者不能称之为谈话，因为对方是不会理解她的用意的）。多么恐怖的事情！
3月2日，华盛顿
去苏联大使馆与多勃雷宁
单独吃了午饭。我没有特别的目的，只不过，在我任驻苏联大使遭遇低谷的时候，就没有人敢过来看我，在目前苏美关系尚不明朗的情形下，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想在礼待使节这一点上，我们的国家对他能比苏联对我做得好一点。所以，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在照相机咔嚓咔嚓的闪光中，我勇敢地迈进了位于第16大道陈旧的大使馆，才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是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情报机关的特工。我受到了大使友好而愉快的接见。我们一起吃午饭，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非常清楚，为了后任政府的考虑，两国政府的录音设备很可能已经把我们平淡如水的谈话记录下来了。
晚上，前往四季酒店参加荣退大使晚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出席了。他由拉里·伊戈尔伯格
陪同，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姓名不详【未言及具体名字】。这位青年的资历倒是正好符合里根政府的常规要求，即不得有相关的外事工作经验，对外事工作一无所知。他最近刚被提名为副国务卿，而大多数外交官都将副国务卿一职视为从事外事工作三十五到四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作为众多前大使中的资深一员，我第一个走上前去问候和欢迎国务卿，尽管舒尔茨先生是一个沉着稳健的人，但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是有些震惊。整个晚上都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怀疑这个宴会是否值得他莅临。如我之前想象的一样，这位国务卿颇具耐心，生性安静，善于倾听，对所探讨的问题一直都保留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样做很正常）。我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对他颇有好感并心生敬重，不过可以预见，到最后他与总统身边那些狂热分子的关系一定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当他就苏美关系提出一些合理意见的时候。
【凯南和安娜莉丝到欧洲旅行，此行目的是进行历史研究，同时看望女儿温迪，她与丈夫在瑞士定居。】
6月10日，从巴黎赴苏黎世途中
如果以保险精算的概率来衡量，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已经离世了，至少应该处于濒临离世时那种丧失全部肌体和思维机能的状态……看来，我必须像当年在莫斯科被迫的那样看待周遭的环境：像脱离肉体的灵魂那样来看待它们，也就是说，我用眼观看，但别人看不到我，这与精神无干，精神不参与其中。就好像一个人在看待事物时，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因为未来之事是当下生活的继续），一方面要回首过去（因为过去之事已被抛诸脑后）。
怀着这样的情感，清晨我坐上了巴黎的地铁……下台阶的时候我听到列车进站的声音，我有一种想要加快脚步的冲动，但转念又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脱离躯体的灵魂没有理由这样匆匆忙忙。对灵魂来说，时间已经不再或者说不应该具有太多意义了。
接着，我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我再次质问自己：你声称看见美女时心如止水，那么她们是否美貌对你来说有什么分别呢？不过我转而又想：就算灵魂脱离了实体，灵魂也还会有渴望。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像霍姆斯大法官
那样叹息和哀痛：“唉，又快七十岁了！”
6月13日，苏黎世机场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飞机（尤其是机场）最容易致使我濒临完全的精神抑郁状态。我内心在诅咒：“这些该死的美国游客，真是邋遢透顶，居然露出了背心，他们的T恤衫，他们的加利福尼亚风格休闲衬衫，他们的牛仔裤和网球鞋——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苏黎世机场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应该有法律限制一下。”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抗议：“你自己也是个美国人。”“真是见鬼。不过，我来欧洲有正当的理由。有合理出行理由的人——外交官、商人（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真诚无虞，也可以包括在内）、学者，或许还有新闻工作者（如果他们能展示自己的资历，也可以包括在内），可以来。可是游客？坚决不行。日本人也一样，他们有永远照不完的相。要是能阻止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出国旅游，还有德国人，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可爱。”……
过去我所信赖的一切，我促使他人信赖的一切，在随风而逝的三十多年光阴里，完全被我的政府否定了，被北约其他几个主要成员国政府否定了……
三十五年来，我发表演讲和文章，出版著作，探讨苏美之间的关系，竭尽全力要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做些有意义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备受误解，徒劳无功，真希望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当然，99%的工作都是那些在各种场合邀请我，实际上可以说是强迫我演讲或者写作的人引起的，而我的个性和工作原则就是说出此时此刻我认为正确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强迫我的这些人应该受到指责。我讲话的时候有些人会倾听。同时，我也是理想的新闻报道对象。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讲的话是否有用。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竟然容许自己被这些人裹挟，愚蠢到认为自己说的话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愚蠢地相信民主国家的政策会受理性话语的影响。根据我的经验，最后这一点是非常不现实的，普通民众基本不会对任何理性的阐述有所回应，想要诱导他们去赞成或支持有价值的事情，只能借助某种意义上名为政治实为欺骗的手段。
7月25日，索伦霍斯
此时此刻，我那全知全能、通情达理、宽厚仁慈的上帝在哪里？
啊，我想他就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宽仁慈悲。他的力量如此巨大，没有他，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但是，他并非万能，他无法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秩序……他，上帝，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会再为任何个人的福祉显示神迹了，也不会通过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来帮助我们了。他只能和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在自身有所缺憾的情况下，在外部苦痛带来的打击下，坚强起来，支撑着生活下去，我们相信（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们共同拥有的圣灵里，一切终究得到信义与救赎。
8月5日
通常来说，肾结石只是让人苦恼，带来些许疼痛而已，但今天它对我影响可是不小。我在外面才干了一个小时轻活就不得不进屋（虽然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沙发上度过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利昂·埃德尔（Leon Edel）写的亨利·詹姆斯传记第五卷
。这部精彩的作品不光是一本个人传记，更是一幅伟大的文学画卷，展示了詹姆斯青年时期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上层社会生活图景。
我大概是到了风烛残年，读书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带入情节当中（我自认是一个文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样一来，我就会发现我在审视自己，或者努力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这样做能帮助我拓展视野，我不时会觉得自己对人物角色理解得很到位：没有害人之心，却也微不足道；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自我掌控力，但天性较敏感，接受能力强，思路清晰，这些优点原本可以造就一个栋梁之才。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必世事洞明。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一个谦逊的人懂得鉴别真假，去伪存真。保守地说，我能做到的恰好就是这些。
9月3日，农场
我就要八十岁了，健康状况不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我不再渴望自己所做的努力能获得多少承认。我知道在影响国家政策、阻止国内生活恶化、扭转对外政策，以及避免灾难性战争这几个方面，我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和安娜莉丝已届老年，身心方面均感衰退，孩子们遭遇挫败和悲剧，除了这些让人痛苦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危机之外，我感到一无所有。我知道，对于这些不幸，我无力挽回。
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形象被成千上万人提起，这令我感动，也让我觉得受宠若惊。我不喜欢“行为榜样”这个词，但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包括学生、外交官员、作家等等，都把我当成这样的角色。
我突然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最后这几年难有作为，我仍然可以通过完美地演绎命运让我扮演的角色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一点，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按照人们对我的想象去做，鼓舞他们相信真的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存在，通过这样的努力，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一丝希望、力量和信心。
9月7日
报纸专栏和广播里都充斥着苏美关系正面临挑战的报道，因为苏联军队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这一事件对美国的整个和平运动是巨大的打击，运动的参与者不可能很快缓过劲来。一直以来，我都呼吁理智和乐观地处理对苏关系，此刻我的这些努力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过，这样的挫折我已经习惯了，只是想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信赖我，心中感到很不安。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思路，受我思维方式的影响，觉得自己不被这样的政府承认和信任，他们想要改善与政府的联系。东西方协调委员会和该领域的诸多其他组织，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才能再次发挥作用……此刻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允许自己因为政府的打击而丧失勇气，不因为刚刚从苏联方面受到的打击而气馁。
1984年
尽管冷战的局势依然紧张，但是凯南注意到里根总统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或许总统还会倾听他的建议。在一月的演讲中，里根强调尽管美苏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美国和苏联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在一个没有恐惧和战争的世界里长大”。他想象着一对苏联夫妇伊凡和安雅（Ivan and Anya）与一对美国夫妇吉姆和萨利（Jim and Sally）相遇的情景，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里根强调，“人民不需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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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月9日以后，随着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这位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苏联变革的领导人去世，以及保守派共产党领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enko）继任，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退步。
1月15日，普林斯顿
昨天下午接到杰克·马特洛克的电话，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他现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工作，实际上是在为白宫工作。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他要陪同国务卿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军备问题的磋商会议。
杰克说，他想提前向我告知，总统将在星期一发表关于苏美关系的演讲。之后他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总统对任内早期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某些演说感到有些后悔，当时他之所以不愿意处理苏联政府问题，是因为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太弱，讲话没有分量。现在，他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正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应付得了苏联。所以，在星期一的会议上他会非常真诚地（这也是据马特洛克所说）谈一些有关美苏调和的事情。
尽管对这一切感到高兴（因为我对马特洛克先生非常尊重），但我仍然感到吃惊和困惑。选择这个时候（在他即将正式访问欧洲前）打电话，说明这个举动并非随意。这不禁让人推想，他透露这样的信息给我肯定经过上级的许可，要么是国家安全顾问，要么是总统本人。我毫不怀疑是马特洛克自己主动提出要这么做的，但是能得到上级的许可很让人意外。
【凯南夫妇乘火车从新泽西州前往艾奥瓦州，凯南在艾奥瓦州的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发表演讲，指出美铁“与苏联的铁路比起来相当逊色”。他喜欢格林内尔这个城市：“居住的都是白人，没有颓废的无产者，几乎没有犯罪（甚至连色情书店都没有）……不过在那些来听演讲的学生身上，能看到渗透整个美国社会的消极影响。”
这所大学的师生都非常希望聆听凯南对时事的看法，这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1月29日，艾奥瓦州，格林内尔学院
我感觉近来在白宫圈子里，至少是在其中某些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对我日渐尊重的氛围，国务院里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不直接向我咨询（我想我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倾听我说的话。（在总统就苏美关系发表的第二次演讲中，有三点意见是直接从我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中提炼出来的。）
后来，马特洛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面对自己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我有些动摇了。我觉得，鉴于里根先生的强硬立场、苏联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之间的外交困境以及他们自身普遍存在的弱点，我或许应该支持里根，并努力借助他为美国打造更好的外交关系。但是，一想到他做的其他蠢事以及他随意承诺军事摊牌的行为，再考虑到我自己年事已高，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我就觉得：不能动摇，他近期演讲中略显积极的论调只不过是小小的战术让步而已。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这也恰恰是缘于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政治偏见不可能有太大改变。我想，凯南你最好不要掺和进去。你对里根先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苏联人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你更不可能帮得了他们。实际上你自己也身处困境：接受现实吧，你已经一把年纪了，即使出现悲剧，也让它顺其自然吧。
【凯南夫妇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前往欧洲：为研究工作搜集资料，洽谈一本书的法语版出版事宜，会见一些官员和学者，观光览胜，看望女儿温迪和女婿克劳德·费弗里（Claude Pfaeffli）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小外孙。小外孙同样名为乔治，出生日期也是2月16日，与凯南及其祖父的堂兄同日。】
3月12日，自日内瓦赴佛罗伦萨途中
意大利这个国家激不起我一丝热情。它是欧洲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其自然风景秀丽怡人、文物古迹精彩绝伦，但对我来说却是欧洲诸国中最不惬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地方的现代居民生活能给我留下这样索然无趣、缺乏魅力的印象……当我看到现代意大利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弄得这样混乱时，我对新泽西州意大利建筑承包商的所作所为也就不感到惊讶了。
3月25日，布拉格
在我看来，这个古老而深沉的欧洲城市是多么奇怪，多么不自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中欧的中心，它深受苏联的影响，街上很多标牌以及其他表现政治忠诚的标志都表明，苏联政权在这里的统治是多么陈腐落伍、了无生气。在我看来，如此做作的东西是不可能持久的。另外，尽管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作为一个真正的中欧国家的地位，它与周边所有邻国的正常秩序能否和平地逐渐恢复，还是说，与苏联这种非正常亲密关系的终结，只是另一场更大规模军事冲突附带的结果而已，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会丧失积极的意义。
【凯南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的陪同下飞往西海岸，为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募集资金。与以往搭乘航班时一样，凯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思考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问题。
他在洛杉矶会见了弗里达·波尔医生，1935年波尔曾经在维也纳疗养院做过凯南的主治医生。在凯南眼中，波尔医生是“一位体型瘦小的老人，但是热情、开朗、乐观”。
】
5月7日，赴洛杉矶途中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现在的一切该是什么样子呢……
1. 当前大部分军备建设应严格控制在美国本土防御、满足北约和盟国日本最低防务需求的范围之内。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新式地面部队要沿瑞士一线布防。海军要保卫我们的海岸线，并承担对盟国必要的运输义务；军队主要由职业军官团负责指挥，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服役人员。工作的重点是在国家军备中普遍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要秉承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只保持最基本的核威慑力量……
2. 当务之急是考虑削减人口数量，将我国人口限制在两亿以内，最好维持在一亿七千五百万左右。终止给予外来移民永久居留权。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将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不再接纳新的非法移民。大力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已养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公民应该接受强制绝育。计划生育和自愿节育的公民将得到各种形式的奖励。
3. 最低限度地使用人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和计算机化，这种所谓最有效的生产原则必须受到严厉抵制并杜绝使用。经济过程要尽可能地恢复原始简单，凸显地方特色：鼓励手工生产，限制精细加工，打破全国分配链条，大力开发地方资源，加强区域分配。所有非农业用途的农业用地开发必须马上停止。已经开发的土地尽可能收回，用于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缓解人口居住压力。鼓励和教育人们习惯半城镇化、半工业化的生活方式……
除非极有必要，全面限制使用汽车。与此同时，鼓励公共交通方式。航空运输将逐渐节流，最终限定只有在紧急和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卡车运输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空白将由铁路填补。
通信也将彻底改革。取消大多数电视节目，或许留下一两个公共频道，只在夜间时分播出，电视广告要么全部淘汰，要么仅限在专门时段播放，与正常的播放内容彻底分开。报纸的版面将受到控制，只允许投放有限的广告，比如整个版面的10%，划分出一个专门的广告板块，与其他内容严格区分。
农业方面，鼓励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这种农场通常会进行一些非农业生产。化学肥料的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减少粮食出口量（这样将有利于耕地的休整）。
哦，别再胡思乱想了。问题马上就会出现：就算上述设想都很可取，但是除了最野蛮的独裁统治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实施吗？答案很显然是：没有。民众也不会同意。“民众”根本不明白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那我自己呢？想法不够完美——是的，但是总比他们的要好。要是由他们说了算的话，结果只可能（也必然）是卷入无谓的、
.毁灭性的终极核战之中。如果由于命运的某种巧合，核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他们将会（也必然）彻底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就像他们现在乐此不疲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明天晚上的演讲，我要说这些话吗？要写下来发表吗？显然不能。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告诉年轻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无法弥补了。毕竟，我也可能误判，无论如何，我肯定也有一部分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
【凯南夫妇应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Arthur A. Hartman）及夫人多娜·哈特曼（Donna Hartman）之邀前往莫斯科，并出席在当地举办的学术会议。】
6月8日，莫斯科
今天是让人兴奋的一天，往日的回忆和全新的体验纷至沓来，混合出一种不真实的熟悉与陌生之感。我的感情和思想都深受震动，回来以后，辗转反侧。刚才在莫斯科大剧院，我沉浸在音乐中，白天的各种刺激让我兴奋异常，我突然发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我就是一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无药可救。我性格敏感，头脑聪明，这一点我知道，我能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一有其他人在场，我就出格了。要想纠正我，就得必须剥夺我的全部社交生活，剥夺很多观察世界的机会。即使如此，我的才思也不会彻底枯竭，因为总体来说，我还能借着文学生活，就好像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样。但是，那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7月18日，挪威，兰德苏
我象征性地转过身背对土地，目光凝视着海平线，我看见被肆意掠夺的大海，它被无处不在的钻井平台、怪兽般轰鸣的驳船、低空掠过的飞机、海底的输油管线剥夺了尊严，消弭了神秘。难怪在冬天，有时候海面会上升，它是在用最愤怒的方式回击试图剥夺它尊严的人。大海会狂怒地爆发，我能理解它。
8月26日，普林斯顿
对于美国总统选举，我有两个选择：其一，在大选之前站出来，陈说里根政府处理苏美关系时的所作所为。我坚持认为，先不说别的事情，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即刻否决里根先生竞选连任，而推举另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另一个做法就是保持低调，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不说批评里根政府的话，至少在大选之前不要说，我心存一丝希望，如果胜利的是共和党，我希望能对这届政府发挥一些作用，希望他们有机会倾听我的声音，或者利用我来做些努力，修复已经破损的美苏关系。
【为了满足安娜莉丝的愿望，凯南夫妇前往意大利度假。】
9月23日，意大利，伊斯基亚岛（Ischia）
我思考了这个地方的特质：宽容大度、天真烂漫、过分拥挤、亲切随和、家庭和睦，以及地方主义极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它以最荒谬的形式接受了现代思想，又以某种内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其加以反对。简而言之，从细微之处来看，这样的生活导致了偏狭思想的蔓延。毋庸置疑，这里也一定多少存在着残暴和不公正，但是与之并存的还有天主教会的宽容、智慧、理性之爱，家庭生活的亲密无间，以及圣礼圣事给予人的永恒、可靠的支撑。尽管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完美，但是只要它能够持久，那么眼前这种凌乱不堪、尘土飞扬、人口拥挤、混乱无序的生活或许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本地的乡土观念和人情淡化了这些缺点，正如它们限制了更多的机会，但至少从个人意义上来说，这是比较人性化的生活。这一点更重要，不论如何，这比高度发展但缺乏人情味的伟大社会要好得多。那些国家野心勃勃，傲慢无礼，拥有核武器，科技全面进步又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
9月29日，卡普里岛（Capri）
与大多数写日记的人一样，我秉承的理念是，或许有一天，会有或可能会有除我之外的某个人读到这本日记。既然在我们到达卡普里岛之前，没有人用清晰或者接近真实的语言描述过它，那我就用一两句话说说它如何在我的生活中匆匆而过。
【凯南做了肾结石摘除手术后被送回家中。途中他斜倚在旅行车里，四周堆满了枕头和毛毯。】
11月6日，普林斯顿
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在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午后，我离开纽约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注视或者说观赏沿途的一切：中央公园的树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住宅区建筑的整洁外观，11街公寓破旧的二楼窗户，隧道墙壁上迅速闪过的反光标贴，还有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草地，只要不看地平面，一切都那么美丽。
【凯南夫妇去缅因州拜会朋友。】
12月31日，缅因州，索姆斯维尔（Somesville）
我陷入了奇怪的窘境。我清楚地看到美国文明正步入严重的困境，在我看来，这种困境将毁掉美国……
如果依着我的心愿，并且不用履行对他人的义务的话，那么我会考虑移民加拿大，在那里度过最后的人生，因为我无力为这个国家做出任何重大贡献，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每当我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游历，就像现在这样，我就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我有多庞大的一群拥护者。我无法估计这个群体的数量，但是，就算达不到百万，肯定也有数十万，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急需的不是神的指引（感谢上帝，他们都能独立思考，不愿不加鉴别地受他人指引），而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诚实，良善，诚挚，愿意面对他们有信心面对的现实。我似乎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个人，无论我是否配得上这样的信任。
如果我就此放弃在国内的努力而移居他国，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这要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你们没有希望了，你们最好跟我一样放弃一切逃离这里。然而，我无权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首先，他们基本没打算放弃一切逃离此地，我的话只能让他们更加绝望。更重要的是，我无权对他们说这些。或许是我错了，可能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没有理由绝望。或许，还有我看不到的希望，“我的眼光太过灰暗了”。要是非但没能激励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无谓的绝望，那我是干了一件多么罪不可恕的事情啊。
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国内，试着坚持下去，无论理智怎样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满希望，都要继续战斗。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喜欢履行这样的义务，如果根本就不想费心劳力，那么我永远都不会选择当老师，永远都不会写作或者公开演讲。
1985年
3月11日，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重振苏联的计划，并废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还意图缓和冷战的局面。凯南以及美国的其他俄罗斯问题专家都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会给苏联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4月4日，华盛顿
【国务院外交军事事务局（Bureau of Politi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约翰·钱恩（John T. Jr.）】向我询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相关事务，我非常乐意解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弱点。）钱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温文尔雅，对我礼貌有加，这是国务院的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多年以来我首次在这里接受咨询，虽然他们咨询的只是与苏联相关的信息，而非政策问题，不过他们能这样关注我，我还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地方、他们那种温和的距离感，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戒心。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雇我之后，建议我应该时常来这里告诉他我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他解释道，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
4月21日，普林斯顿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这几个星期来的活动太过集中了，没有时间写日记。我都做了些什么？空虚，空虚，空虚！……
我参加了国务院舒尔茨先生举办的小型午宴。他对谈话涉及的有限几个话题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富有洞见。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友好，甚至还询问我如何与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相处，这让我很惊讶。我回答他说，通常来讲，从很多方面来看苏联领导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要对他们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让他们安心。与他们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谈判的主题，严格遵循主题进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关的问题，否则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4月26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上午驱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捕猎俱乐部，相对来说，这里没有受到商业气息的过分侵扰，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春日的乡村非常美丽）到埃夫里尔·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致小屋吃午饭。帕梅拉
去华盛顿了，邀请了大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她的民主党筹款晚宴。（她对这项基本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表现出的忠诚让我钦佩，我想她这种刚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国女人所具有的。）
埃夫里尔弯腰驼背，非常虚弱，思路异常清晰，不过记忆力已经衰退了，现在的他就像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绅士，拥有人到暮年、特别是有财富和名望为依托时该有的那种贵族气质和举止。
8月14日，索伦霍斯
克里斯托弗发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季刊《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就提出谬论，称我提出“遏制应当是全球策略，而非只限定在某几个区域”。每一位认真研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个论述与事实正好相反。他最好去查一下我的《回忆录》第一
卷第359页的内容。实际上，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杜鲁门主义”的特征。
我和克里斯托弗观点一致，对此最好不要专门去回复……但是，纪念X文章发表四十周年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对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右翼批评做出一些初步的回应。
8月19日
与德国的出版社协商好后，几天前我收到了德文版《改变世界的结盟》
的前几章，他们把译稿送过来，是为了让我能在这本书继续翻译之前仔细审阅一下。
哦，天啊！哦，天啊！现在的德国人书写母语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语言不够优美，平淡无奇，逐字逐句地直译，甚至还有很多词语不够准确——译文完全没有理解文章的背景，没有准确把握原作的语气和风格。我真为译者感到悲哀，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懂些英文，无疑他需要钱（不然为什么他要承接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翻译任务？）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书就这样被马马虎虎地糟蹋了。我尽可能得体地措辞，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11月13日，普林斯顿
又是这样，过了很多天才把日记捡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坐在这里，虽然表面上埋头于学术工作，但很快就会被一堆请求、活动、问题所淹没，其中一些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与学术相关，但并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这让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思考生活……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乡村的生活，那里有能让你情绪舒心平缓的菜园，还有很多牲畜：狗、猫、猪、牛、马，等等。在普林斯顿，大自然留下的一切正在逐渐消亡。
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阅读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的）瑞典人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并给出反馈意见。我想这位博士的名字叫作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很显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内在读博士生的平均水平，哲学和政治学的阅读涉猎也很广泛。从论文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哲学方面，虽然我并不能假设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研究我的论著时一丝不苟（尽管也持怀疑态度），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就连我早年的很多论文，他都一篇不落地翻捡出来。基本上，他是前后连贯地从哲学的深度展开研究，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法很客观……我认为，这是对我所持观点最不留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我对这篇论文很着迷，无法释卷。
11月27日
今天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众议员塞柏林先生
打来的。他想通知我，在近期的峰会举行之前，他已经向白宫递送了一份我领取爱因斯坦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稿。他说他知道总统永远都不会读这份材料，但是他觉得或许总统的幕僚会读到。不管怎么说，里根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是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将核导弹减少50%吗？除了我在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这种想法还能源于何处呢？
12月27日
利用眼前难得的安静时光，努力搞清自己面对的形势和潜在的价值……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与往年没什么两样：一方面，我继续努力研究历史，公众的无视让我感到孤独；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基于某些原因（有时是商业方面的考虑，有时是因为理想主义）迫切希望我能对当前时事予以评论的人，我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我正在成为一个神话。我越不展现自己，越不发表言论，这个神话就显得越神秘。这真是讽刺，让人惊奇，让人困惑，但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我对这个国家感到极度的绝望：对眼下的发展感到绝望，对长远的未来感到绝望。我怀疑，再过两三年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崩溃，经济的崩溃将摧毁我们。其后隐藏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核危机、环境灾难以及广告商对媒体的垄断，结果必将是民众变得茫然无措，颓废堕落，移民失控，等等。面对这一切，不管对学生而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话，我都觉得非常无助。你可能会说，我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1986年
就凯南所关心的历史发展方向而言，1986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7月26日，前任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哈里曼在1944年～1946年做过凯南的上司，其间他鼓励过凯南，也打击过凯南。正如艾奇逊所指出的，“参与创造”冷战的一代人走进了历史，畅销传记《智者》
的出版也强调了这一点，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哈里曼、凯南、艾奇逊、查尔斯·波伦、罗伯特·拉维特（Robert Lovett）和约翰·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就在冷战开始从高峰慢慢消退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1月的日内瓦峰会以及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会晤。这让大家看到，冷战冲突结束的征兆相比之前更加明显了。
1月4日，普林斯顿
当前最危险的地区当然是地中海东岸和黎凡特，当地爆发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危机迫在眉睫。解决这些危机显然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能力。我们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承认中东地区油田国有化；给阿拉伯的各酋长国以主权国家地位，然后又放任我们自己和盟国依赖其出产的石油。现在，这两件蠢行反过来害了我们，我们很快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损失不可估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行事过于草率……
夜间可能会降雪。我一直在祈祷下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雪，而是因为似乎没有别的方式能阻止这些人不停地开着车四处乱窜，哪怕只下几个小时也好。一旦下雪，就会提醒他们，过于依赖这种昂贵、靡费、缺乏亲和力和有害环境的交通方式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凯南夫妇前往纽约拜访朋友，希望提升凯南研究所的影响力，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俄罗斯与东欧文化的巴克密特福档案馆（Bakhmeteff Archive）做研究。】
1月31日，纽约市
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灾难
，我和大家一样，对遇难宇航员的命运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他们的牺牲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震惊，因为我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毫无热情。就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我还对别人说，我真希望美国卖掉所有种类的军用和民用太空项目，所得用以建设我们过去使用的全国电报系统和铁路交通网络。如果说（耗资如此巨大的）太空项目有什么用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了解到，在所有可见和可认知的天体中，我们拥有唯一适合人类、动植物等各种生命体存活的星球；它让我们学到，应当珍惜上帝给人类的这一贵重至极的馈赠，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让大自然变得更加美丽和富饶，不要再污染我们的地球，不要再让地球表面生出像比尔·布里特
曾经说过的地球“皮肤病”。
2月5日，普林斯顿
昨天晚上，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看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人们通常认为这个煽动者是一个玩世不恭、老谋深算、惯耍阴谋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表里不一，只想爬上道德原则的制高点，保住自己的权力。里根先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在所有公开活动中，他都显得和蔼可亲、性情顺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珍视有加。他不仅自己演戏，还请求公众参与进来并大获成功，公众也乐于与他分担这个角色。这一行为除了给国家和世界招致灾祸之外毫无意义，而对这样的证据，他们却漠然处之。
2月11日
美国不会成为挽救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它在商业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犹如空中楼阁。西欧也不会，他们被里根的幻想所迷惑，盲目地跟在我们后面亦步亦趋。我想，这就是我要去匈牙利的真正原因：去看一看东欧国家是否受到即将统治西方的堕落和虚幻力量的影响，或许我能无意中发现两个超级大国都没采纳的好方法。
【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凯南前往布达佩斯，去看一看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苏联盟友匈牙利，会见学者和官员，更重要的是，利用温泉疗法“治疗膝盖的关节炎”。
】
3月13日，布达佩斯
在下榻的这家旅馆里，我没看到任何标志、海报或者其他表明这里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证据证明了一个经过数年发展，现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作为大众信仰所在、热情所在，甚至兴趣所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在整个中欧和北欧地区尴尬地退场了。不过，尽管从表面上看不那么明显，但是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威慑在该地区仍然有效。毫无疑问，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为宽容和模糊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将之看作一个好的理想。无论“资本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至少它有负面的含义：自私、剥削、蔑视人性，等等。不过，作为列宁主义富于战斗精神的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共产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虚空无力、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精神和思想上缺乏影响力，这是所有自称世俗宗教的思想或主义都无法摆脱的命运。这里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们态度傲慢，放肆无礼，将人们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动物，虚伪地宣称人的一切困境都能在集体条件下轻易解决。他们没有认识到最深刻的问题在于人本身，只有爱和信仰才能解决一切。
3月28日
只要目前的政治形势没有变化，我肯定再也不会访问这里或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了。这将我们大家、我本人以及当地美国代表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是我自己。当地人希望我说一些我难以说出口的话——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关希望的话。但是，如果说出我秉承的事实——放弃对美国的希望，那就相 5f53." >当于背弃了驻派在此的每位外交官，他们尽职尽责，对我也非常客气。让我在他国发表言论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做。
【凯南去赫尔辛基接受荣誉学位。】
5月22日，赫尔辛基
翻阅了1983年的日记，我对读到的内容并不满意。很多东西都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主要是关于我自己的，对周遭环境的描述则居于次要地位。尽管出于理解自我的目的，这些文字有时读来也很有意思，但都太哀怨了，啰里啰唆，别人不大会感兴趣，而我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有兴趣看看这本日记。当然，日记中的啰唆和重复是有理由的，如果这么说不算找借口的话，那就是生活中充斥着一种现代性，这种主要来自美国的现代性，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碰上，而每次碰上，我都会感到消极和抑郁。除了有关我本人的枯燥内容之外，大部分日记都是关于民众的，几乎没有关于某个人的。阅读的时候我发现，近些年来我写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已经出版的时事评论，尤其是对同胞和政府的评判。我感到这种类型的资料出版得越少越好，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和反思这些事件，自然想把这些想法付诸纸面，现在这个新日记本刚好可以用来记录。
6月11日，索伦霍斯
首先，我同意托克维尔提出的观点：一个民族的“les mani ères”
（该术语我不用英语表示）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会突然发生改变，尤其无法通过立法来改变。只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改变它们，如果真有必要改变，最需要做的是解释说明，劝说诱导和树立榜样。总的来说，我对任何突然改变社会生活的努力都深表怀疑。只有渐进的、系统的、与社会生活的缓慢节奏保持同一步调的改变，才是持久的、有用的。星球的运转和我们人类发展的节奏原本就是如此，我们早该懂得这一点。所以我不喜欢也不相信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暴力革命，还有旨在推动这些暴动的运动，无论是左派运动还是右派运动。
其次，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开国元勋也一样）坚决支持代议制政府，反对通过公民公决、口头表决或者公众直接参与建立的政府。公众不清楚，实际上也不可能清楚如何最好地解决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如伯克雄辩地指出，这些都是代表的任务，尤其是能够一心一意解决政府问题的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策。
不过，被选为代表的人首先要具备符合职责要求的基本素质。公众应该有能力从候选人小组中将他们选拔出来，这个候选小组需要一种方法来确保其成员即便不是最好的（假设不可能完全做到），至少也不应是最坏的。那么由谁来遴选代表呢？普罗大众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重大的抉择不能交给缺乏判断力的民众。各政党的领袖（此刻在行使选举权的党派）最不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
那么由谁来选？依我之见，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问题。我们无法追问出任何答案，这恰恰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弱点。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之处不在于选举代表的程序，而是在于提名的程序。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包括公正的民权法典和规范的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规范，是任何健全的政府都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如果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政府绝对比多数人暴政好得多。
6月18日
连日来，新闻专栏充斥着有关南非的各种问题，还有欧洲和北美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几乎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正当理由对南非当局提出那些要求，这与我的想法迥然不同，我自问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这些所谓的好人充满激愤之情，要求惩罚南非当局的行为，难道他们知道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提议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的确是一个过时且不切实际的观念），但是对于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代替它却没有共识。可以这样说，他们想的就是立刻将国家中央集权彻底置于普选权的多数原则之下，立即将选举权拓展至多数黑人，换句话说，让这些人拥有全部政治和民事权利。
我想问，他们是否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大多数黑人都能深入理解这种制度下的政府，或愿意承受这样的政治制度施加己身的约束和限制？他们真的相信，大多数黑人都能理解这种政治原则和公民自律，就像随便更换一件斗篷那样，将历史、传统、经验或者说习惯弃置一旁，从而让政府高效运作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真的相信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逐步获得的这种理解，以及理解之后历经的挣扎、冲突和终于逐步自律，是他们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吗……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们竟然要求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哲学认识。基督教教义曾经提到，受人类的才智所限，允许真正悲剧的情形存在，人们真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吗？伯克和托克维尔等人最主要的哲学见解是什么？他们承认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责任感，暴政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变为少数人或某一个人的意志。
坦白地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代人，从来没有领略过历史的厚重感，因为缺乏这种认识，也便缺乏对时时存在的人类困境这一悲剧性现实的理解。
7月1日
两个超级大国都无力消弭分歧并终结这场军备竞赛，甚至无法控制竞赛的规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更应该对这种国际局势承担责任。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如果美国方面适当给予戈尔巴乔夫一些政治关照与合作，苏联方面就会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相关问题与我们达成深入和解。这样做并不意味美方必须认同苏方的意识形态原则，或者接受苏联在东欧既有局面之外的霸权。
鉴于两个超级大国无法采取任何举措缓解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问题就落到了分界线东西两侧的欧洲国家身上，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起来，缓和持续分裂带来的危险局面。
很显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北约组织主要成员国打算采取这类行动。其中两个国家处于保守派领导之下，其政府在对苏关系上基本完全支持里根先生。第三个国家——法国的政府首脑
恰恰是与里根先生和撒切尔夫人一样的反苏派，法国政府自行其是，热衷于核武器的研发（这是马其诺防线心理症候的最新展现），他们根本认识不到里根政府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北约组织其他大部分重要成员国，对美国最近几个月和几年来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展现的领导权问题没有那么热情，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强烈反对……
在我看来产生这种自满心理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a）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北约组织就其本身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终结，而非终结的一种手段，因而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北约统一思想一致对外。
（b）过高估计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五角大楼故意煽动和鼓吹苏联军力的超常发展，以赢得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的部分支持。
（c）在颇有影响力的北约圈子里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以为自二战结束之后，苏联领导人一直想入侵西欧或者对其形成威慑，从而在政治上掌控西欧，在西欧地区建立苏联霸权，只有美国的“核威慑”才能阻止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实现欧洲霸权的企图。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似乎很多人都乐于接受的僵局。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僵局。首先，这种僵局本身并不稳定。“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就有诸多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干扰了局势的稳定性。双方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机，核武库的进一步扩张深化了这种危机，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建设不能均衡推进。此外，因为疏忽而放任核冲突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人为失误、混乱无序、信号误读、计算机故障、核恐怖袭击，最重要的是，伴随这些不幸而来的是世界各地仇怨积深的冲突，那些地方很可能因为人们的绝望或者怒火中烧而上演核爆的悲剧。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在南非、北爱尔兰、中东、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半岛（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及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的国家通通搀了一脚。我想在这些冲突中某一方动用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这一天真的降临，那将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切尔诺贝利事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这场灾难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了核能工业和核武器军事发展的危险本质。让人感到极为荒谬的是，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努力就避免核工业出现小规模事故的方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制造和研发却在无限扩张。
7月23日
船仍然在海上航行，不过已经进入克里斯蒂安桑的泊船区。记忆中我看到最奇异的景象是海面上的漂浮物：一个巨大的筏子，上面是一个高三十到四十英尺的水平结构，其上依次排列着三个巨大的钢架塔台，每个塔台（据我估计）有三百到五百英尺高——当然，这是我见过最高的漂浮物体，大概是现存人造物体当中最高的了——都由一个海上拖轮拖曳着。轮船柴油机的巨大声响在三四英里外都能听见。我透过双筒望远镜看到这些东西，很明显这都和钻井设备有关。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当代大教堂：我对这位20世纪的伟大之神——内燃机引擎和喂养它的燃料表示尊敬和臣服。正是在这个神的祭坛上，不仅牺牲了现在这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还通过环境效应影响了我们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上帝肯定要悲伤：看到被他赋予智慧、想象力和道德良心的数以百万人，他为之提供了独特、富饶和美丽的星球作为生活之地的人类，竟然这样摧残这个星球和他们自己的未来，就为了能开上小汽车，享受那突突突的声音。而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要相信这些人的智慧，（或者如论文中所说）相信这是民主的表达。
9月17日，华盛顿
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追悼会在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真正的圣公会高教会派宗教仪式
——高教会风格浓郁，事实上，还有唱诗班的男孩唱歌（唱得不是很好）。我想，全能的上帝肯定惊讶于埃夫里尔竟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祈祷，居然有这么多人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我认为埃夫里尔是这些人中最不虔诚的一个。我怀疑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泽，或者说毫不怀疑自己理应获得恩泽，他觉得没必要非得在星期日早晨做祷告，祈祷那些已经属于他的权力。我从没有见他去过教堂。
在波利·威斯纳家吃晚餐，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也出席了，他是琼
的新老板。整个晚餐期间气氛非常愉快。克莱顿
对即将出版的《智者》一书大加赞美，书中写了杰克·麦克罗伊、罗伯特·拉维特、迪安·艾奇逊，奇普·波伦和我本人。他认为我的形象在两位作者（埃文·托马斯和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我认为，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糟糕透顶：见识浅薄，道听途说，自以为是，对我的描述毫无赞美之言，在他们的笔下，我就是一个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可怜之人，一个文笔糟糕的作家，写的多篇文章都“辞藻华丽”且自鸣得意。（他们只记述了我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有寥寥数语提及了莱斯报告，以及1966年在国会山所作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证词。除此之外，我认为作者不了解我在退休之后写的任何东西）。在仔细阅读该书之后，我意识到，这就是这一代人与我们那一代人之间的距离，就算我曾经做过的事或者写过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代人（感谢上帝，加迪斯是个例外）也永远不会明白。
【凯南夫妇去瑞士看望女儿温迪一家。】
9月25日，日内瓦
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承受着某种神经性的精神危机。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年龄的增长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种几乎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感，不是反感以往外交生涯里过的那种生活，而是我个人今后的生活。前面日记中提到的那本书激起了这种感觉，尽管此书叙述失之偏颇、不够准确、流于肤浅，但是这种混乱的平常琐事却足以提醒我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虽然近些年来（毫无疑问，之前接受的各种荣誉和赞美起了作用）我已经能像心理健康的人一样，不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有必要面对它。这种体验深深撼动了我，以至于我感觉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了。
10月15日，普林斯顿
星期一上午我和麦克·邦迪聊天，雷克雅未克的谈判
刚刚失败。我们应该研究能否群策群力找到一个方法，帮助总统摆脱他自己设置的死角，我对这个建议印象非常深刻。
昨晚听到总统的演讲……探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SDI（星球大战计划），看完之后我觉得找到办法帮他脱困的前景很不乐观。昨晚坐在麦克风前的里根先生只是一个怀有极度偏见、视野狭窄、顽固不化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煽动者，如果默许不算明确支持的话，他可能获得了懦弱的当权派的默许。这些当权派很清楚他在胡说八道却不愿意揭穿他，公众很容易被媒体的伎俩和盲目的爱国言辞所迷惑。如果我们或者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能给他留下一点儿印象，那他就不是里根先生了。只有国会或者北约盟国的压力才可能对他有所触动，但目前两者似乎都没有施压的打算……
我对安娜莉丝说，如果能轮到我与戈尔巴乔夫探讨这些问题，他要是问起我，他该怎样做才能消除美国对苏联怀有的过度怀疑和敌意，我会这样回答他：“你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凡是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你们都要向我们屈服；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你们将一直遭受冷酷无情的敌意；你们的让步会被总统利用，被当成成功制服你们的证据，你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暴力语言。你们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里根先生本人，还要面对比他一个人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各种影响因素。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美国的民众需要树立起一个极端反人类的敌人。他们需要这样的敌人来反衬自身独特的美德。政治家们深谙民众的这种心理，他们大多肤浅无知、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会迎合民众盲目的爱国主义，就算牺牲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也在所不惜。你们苏联人出演敌人的角色多半要归咎于里根的努力，你们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你们应当把目光放到别处，寻找正常的让人满意的对外关系。不要考虑美国了，去别的地方寻求和平、贸易和礼待吧，不要来这里了。”
11月23日
一方面，我的声名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响亮过（原因不详）；另一方面，我真实的想法和心态，与我被要求展示给外界的无畏先锋形象，二者之间的差距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我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虚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沉默，但是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停不下来，常常让我就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发表观点，有些压力真是难以抗拒。
12月13日
问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否代表了苏联真正革新、有趣和有希望的一面，还是说他的政权仅仅是新瓶装老酒。我和哈里森
认定他属于第一种。第二种说法是由一拨波兰人或者波兰裔犹太人（派普斯、乌拉姆、布热津斯基和毕亚勒）
提出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间，这些人主导着行政机关、报业媒体和电视荧屏上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
12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雷克雅未克会谈、伊朗武器丑闻
、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苏联“占领”美国迷你剧集）让我认识到，无论我和其他很多人再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在美国人心中建立起对苏联公正和理性的看法。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苏联是国家敌人。我们把苏联人假想成自己的敌人，一如当年的纳粹党徒对待共产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对待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政权一样——都是因为想象与现实几乎完全脱节，而我们对敌人的假想似乎就是为了将其作为陪衬，以显示我们的独特价值。
1987年
虽然冷战的气氛正在逐渐缓和，但是凯南对于未来，尤其是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依然感到悲观。他感受到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困境，对这位四面楚歌的苏联领导人深表同情。尽管凯南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和荣誉，但他仍然很遗憾自己无力撼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政策的制定者们。
1月12日，普林斯顿
最近一直在阅读1964年～1984年的日记，从中几乎没体会到写作带来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要么是在自怨自艾，要么就显得啰唆重复。但是，这些文字的确（或者说至少我希望）呈现了我生活经历（审美观）的一个方面，而这一面在我的回忆录中记录得非常少。所以，这些日记或许还有些价值。
看到这些文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我的成就多么可怜；第二，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的进步是多么微不足道。在这二十年间，大概回了四万封信（确实有这么多）；写了两本还算像样的外交史专著，但都不是重要的题材；创建了俄罗斯事务高级研究所，但是它基础不牢，现在仍然不能站稳脚跟，难以保证能一直办下去；还发表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公开言论，都是关于核武器控制和美苏关系的，可是没有任何收效，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现在，我仍然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写着同样的东西，一如二十五年前……
荣誉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追赶潮流的国家——我本人，或者说人们印象中的我也是当下短暂潮流的一部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我很可能是这个国家里最受尊敬的人，同时又是讲话最不受关注的人。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人吗！
5月22日，索伦霍斯
我注意到，我们的政府目前正深陷麻烦，关于这些麻烦，我都曾经积极地做过毫无价值的声明：“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我们现在正遭受极大的痛苦，比如说，在协商从欧洲移除中程核武器的问题上焦头烂额。目前，中程核武器的无用和危险性已经人尽皆知。但是，让我问一句，恰恰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的里斯讲座上，是谁拼命地恳求、徒劳地反对将核武器作为北约陆上力量基础的紧急决议？
最近，一艘美军战舰在波斯湾遭受伊拉克飞机攻击，几乎被摧毁，舰上三十七人死亡。不过我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战舰在那里干什么？保护西方的石油供应吗？早些年是谁在公共场合一次次呼吁，一定要坚决地大幅度降低我们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程度？如果这样的呼吁受到关注，就没有必要将美国的战舰派去确保石油供应了。还是说，我们的战舰在那个水域，是为了保护波斯湾不落入传说中掠夺成性的苏联人之手？果真如此的话，如果不是我，又是谁多年来一直试图指出，从苏联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对波斯湾没有类似的企图，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考虑这种事？这就是我所持观点的基础，美国舰队驻扎在波斯湾没有好处，只不过是危险愚蠢的里根主义虚张声势的挑衅而已。
就这样吧。如果政府官员早听我的话，我们会比现在好过得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没听我的话？不是因为我笔杆子不硬。他们都承认我的文笔很好，即使他们没打算采纳我不得不说的言论，也都认可我的文笔。当然，部分原因在于我与他们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们是在追随和考虑他们认为在国内盛行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而我则重在引导和塑造这些观点。除此之外，他们不理解也不会分享我谈话的思想背景，恐怕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理解这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媒体会就此类事情进行看似理性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打上了先入之见的深深烙印，以自我为中心，深受传统之见的束缚和禁锢，以至于对我提出的想法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即便有时候，例如针对“遏制政策”，我们的观点暂时取得一致，那也是偶然的、意外的；至于他们赞同我意见的情况，如果说与我的言论常被完全无视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让我心惊胆战了。
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难道我尽力而为是错误的吗？……
就算有机会重活这几十年，我还是极有可能重复同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即使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共鸣，我多年的努力也为我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也很可能是基于误解）；更因为我说过的很多话，能有机会在我百年之后被重新发现（要是有人重新发现的话），成为某种经典的衡量标准进而唤起人们的理解。人类性格当中有一种逆反的特性，他们常常喜欢回应那些久已离世的人，对当代人的作品却嗤之以鼻。
【凯南参加苏联和美国历史学家会议，其间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厦。】
6月20日，莫斯科
我看到这座古老的建筑仍然伫立在那里，一如六十年前一样沉默而坚韧。大使换了一任又一任，在静默无声的围墙内履行着他们短暂而自视不凡的职责，然后带着自己的随身用品，收拾行囊离开，也带走了其曾经驻留于此的大多数痕迹，甚至抹掉了对这里的所有记忆。留在这里的，除了偶尔遗落的让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处理的东西，只有一丝惹人好奇的气味（当然只能借助你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体会），吸引着后来者追寻和回味这栋建筑曾经见证的琐碎平凡，以及间或不那么平凡的曲折和激动。这就是难以形容的、充满悲情、让人同情的短暂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驻留期间，我留下了什么？
会议在一栋高度现代化的建筑里举行，叫作游客之家或者类似什么名字。房间很大，以至于我有时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头是谁在讲话。我们的苏联同行在会上提交了（毫无疑问经过了无数个委员会的层层筛选）实在差强人意的论文之后，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以及想和我们建立起私人关系的急切愿望，远比他们被允许创作的论文精明博学……
当然，无论走到哪里，记忆的幽灵都伴随着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将我眼前看到的一切与这些回忆割裂开了，而我曾经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这场灾难中毁掉了。我看到的是幸存者的后代，一道鸿沟将他们与父辈祖辈分隔开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就像当年将我这个外国人与他们父辈祖辈分隔开的鸿沟一样，甚至比那时的还要深。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改变的力量比地缘和民族血统的力量强大得多。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伤。上一次驻留里加还是五十四年前。我总有一种感觉，像是死而复生一样又回到这里，在隔了半个世纪之后，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场景所剩几何。城市拥挤不堪，人口比那时翻了两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适感基本上难以寻觅了，不过，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条件有所改善……
对于那时候手足无措、鲁莽、敏感而年轻的我来说，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貌，曾经充满着无尽的神秘，简直无以言表。当年的一切眼下还剩下什么，我自己还剩下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或许二者皆有一些吧……
访问全程都非常愉快，因为从前——也就是两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紧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大家都认为这种变化该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不过，当时公使馆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时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圣彼得堡美国大使馆工作届满后留任的，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是一战以后派驻在此的职业外交人员，我们享受了里加的舒适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精力都倾注在东方两百英里之外那个充满动荡的国家上，它的政府深怀敌意、目中无人，它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幅骇人听闻、充满戏剧性和无穷魅力的图景。
8月5日，索伦霍斯
要批判戈尔巴乔夫并非难事，但此时此刻，他很难被取代。与他的个人命运一样备受关注的是他的政策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族以及卫星国的影响。此刻我们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局面，矛盾冲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苏联的很多非俄罗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居民、格鲁吉亚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比俄罗斯人更擅长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实例中，他们也的确比俄罗斯人更加平静地对这些变化做出了预期。也就是说，与俄罗斯相比，他们能更有效地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经济实力，这将提升他们在苏联帝国内的地位，让他们进一步疏远与俄罗斯中心的联系，从而强化他们的离心趋势，这种离心趋势与造成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的离心趋势基本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莫斯科与卫星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卫星国的政权本身仍然通过虚夸华丽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识形态纽带受到莫斯科的约束，只有罗马尼亚除外，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基于极为稳固和重要的军事关系。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国家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大相径庭的方式从苏联严格的监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比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还要拥护这些改革。它们对苏联的“公开化”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反应各不相同。有些政权感觉自己与人民紧密联系，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它们欢迎并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为本国自由化的正当理由；另一些国家，尤其是捷克和罗马尼亚将要——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形势极为尴尬。改革的压力只能加深和扩大华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显著差别，进一步削弱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这一点很难用他广为人知的专业背景来解释。在他看来，他要着手做的，无疑就是将苏联的社会和经济从斯大林主义长期恐怖统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打击腐败的特权制度，多年来，老迈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来控制一切的。然而，这些顽疾已经深入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混杂纠葛，还掺杂着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给俄罗斯帝国生活带来的严重扭曲……
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认识到，从本质上来说，他在着手修正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对苏联所造成的长期弊害时，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状况。或许，他认为这就是他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或许会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必须纠正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忽略的盲点和犯下的错误，甚至还要肩负起旧沙皇俄国未竟的一些事业。如果戈尔巴乔夫去了解俄罗斯社会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将发现俄罗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纠正或今后需要纠正的痼疾。
11月26日，普林斯顿，感恩节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来访
让我深感忧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同意来美国。在这里，他不仅要被几千名记者和摄影师围追堵截，还要遭受里根政府当权派的侮辱。在目睹了这个国家的一文不值后，他将两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对所见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么也带不走。
11月30日，华盛顿
令我惊讶的是，从这次会谈和华盛顿早报上的消息来看，华盛顿对即将到来的峰会抱持的态度比我乐观得多。我自问，如果苏联一直拒绝里根先生提议的中程导弹条约，还能期待此次峰会有什么更大的收获吗？即使双方同意签署这一纸条约，文字上的较量会毁掉此次峰会有望在彼此间创造的好感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比我想象的要软弱。或许，他的做法更胜一筹？没有什么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们离谱的要求更让包括里根先生在内的北约保守派们烦恼不已了。
12月17日，普林斯顿
几周前我去了纽约，交给哈丽特·瓦瑟曼
五捆文档，里面是我的日记和描述风物的信件。将这些东西收录成集出版的设想是约翰·卢卡奇提出来的，他强烈建议我这样做……
【出版社的审稿人威廉·肖恩】很担心也很焦虑，因为他在我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二战时期我在德国的生活记述。
我想（非常不确定），他是怀疑我肯定隐藏了那个时期的一些东西。瓦瑟曼不想在电话里多说，而是坚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过来与我谈谈这件事。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觉到这多少与我对德国犹太人的观点，或者说毫无观点，抑或是具有怀疑性质的观点有关。不管怎么说，明天就知道了。但是，无论是什么麻烦，我今天都要做些准备。我一整天都在马德图书馆阅读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日记和信件，其中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了，因为都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突然之间被带回那个时代，重温当时的紧张、情绪、期待、梦想和情感的煎熬……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与这些笔记和信件中反映出来的自己让我感到悲伤，感到不满。我想，这部分是因为我无法将自己与之完全分割开来（到今天还有诸多影响挥之不去），部分是因为通过这些笔记和信件，我可以从外部审视自己，并对看到的东西感到厌恶。我想大家能比较容易地记住我的特征、背景和经历，比我更容易宽容那个遥远的人物身上的缺点。
12月20日
啊，前天哈丽特·瓦瑟曼来到普林斯顿，她坚持要来，并且跟我说起这个小插曲，与我猜测的差不多。书稿中缺少我在德国履职期间的内容似乎让肖恩感到非常苦恼。他现在就职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pany）拒绝了我的手稿，现在手稿已经退给瓦瑟曼了。她觉得稿子被退与早期日记中（顺便说一句，记录的都是我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任职那些年的事情，那时候纳粹还没有上台）提到“犹太人”有关系。她对此非常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样担心这个问题对她本人和她的生意会造成影响。她会与他们协商，肖恩也说他会找时间给我打电话商量这件事。（我应该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说过凯南“事关德国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对整个小插曲很关心，不过这是出于对哈丽特的担忧而非为我自己。
1988年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开始单方面退出各种冷战竞赛，但凯南颇有先见之明地预感到，美国不会从全球各前沿军事战略要地撤回。华盛顿政府既不会大幅削减武器订单，也不会打消发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总之，长达十年的过渡期已经具备相应基础，美国将从全面的冷战状态转变为聚焦全球的“反恐战争”。
1月10日，普林斯顿
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做出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忙，证明了对于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欧最重要的三国政府首脑以及我国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来说，将核武器规模维持在目前这样骇人听闻的高水平，并不是真的出于与苏联核武器规模保持平衡的需要。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苏联持有和进一步研发核武器的行为，以及它在各种军备谈判和协商中所展现的立场，实际上与这些态度没有太大关系；人们在讨论问题时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苏联人可能会发展核武器，也可能放弃它……
我们现在该关注的不是苏联与我们在武器方面谁更强，而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以下方面：
（a）由于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观念看待国际关系，怀着一种焦躁的情绪急于使用武器自保，完全不在乎这些武器可能会带来自我毁灭甚至世界末日，仿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一样。
（b）我们如何去教育和引导美国公众的观念，让美国用更加成熟老练的眼光去看待“常规”武器的均衡问题？考虑这个问题要兼顾假想敌的意图和能力，还要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动用这样的武器发动一场大战，任何一方都不会成为赢家。在此，我们最终还是要搞清对手的意图，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实力方面。
【凯南夫妇在巴巴多斯岛度假。】
3月10日，巴巴多斯
像我这样性格矛盾、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人，身边没有这样一位坚定、稳重、明智、敏感、忠诚的妻子守护会是什么样？……
英国人自信地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两三代人之前，这些黑人还是非洲的奴隶。英国人改变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皈依英国国教，为他们建立和传承稳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规的教育机构，教他们打板球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恶本性，然后在无能总督的仁慈默许下放任他们自我管理。作为女王的代表，这样的总督没有凸显英国王权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而是以王权的名义任由这一切发生。当然了，什么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现代社会的影响，谁又能避免呢？不过，如果要批判的话，只能用这样的标准：“与什么做比较？”
5月9日，去农场途中
我发现最难适应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我无法对美国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导趋势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其次，我与当今主流思潮的疏离已经到了可怕而危险的程度。
最主要的失败是，我无法阻止美国和北约政策的军事化进程，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在里根执政期间，我所反对的美国政治共识中的这种趋势一直在不断得到强化。无论是在里根继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还是美国新闻媒体（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欧洲的新闻媒体）的观点中，我都没有看到领导层打算克服这种趋势的任何迹象。同样，我没能在公众和官方观念中就处理和长期改善苏美关系问题打下思想基础。苏联方面采取行动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方面则见不到这样的迹象。对美国国内政策背后的强劲推力，以及应该支配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准则，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并没有竭尽全力）。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每个人都会遭遇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应该学会接受失败……但是无论好坏，我还没死去。我还活着，生活在一个在我看来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动的人文环境中，疏离感也由此产生……
我没指望避免核灾难。至于苏美关系，要是我能跟戈尔巴乔夫先生坦诚相对，我会建议他不要对美苏国关系抱希望，建议他的对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这样的念头，劝他不要损害双方关系，也不要奢求美国为纷乱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但也不要害怕美国（他们的宣传力度大于实际伤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别处——主要是远东地区，寻求对国际事务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当然，在我看来，美国的领导在广泛的全球事务中同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对这样的国家我没有信心：（a）无力应对外交关系军事化的压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数族裔情感和偏见的严重影响。面对美国政府扭曲的视野，像我这样一个站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问题的人，还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呢……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视晨报和收音机里的某些新闻，希望就此写点儿什么。但是写什么？……理论上说，得写一本书，书我会写的，但我能做的不止于此。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南强烈谴责他所见到的美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和过度的环境开发。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对民主缺乏信心，提议建立一个广受尊重的个人委员会，这些人能对行政和立法部门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议，最终都写入他于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
7月25日～26日，克里斯蒂安桑
我用了一章来描述美国社会面临的五个具体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视这些问题，美国社会生活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倒退。我提出（这事不难做）这几个问题没有一个是美国的宪政体制能够解决的……
我推荐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国会法案，建立一种国家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是总统从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全国专家组中挑选的，他们不仅要为人正直、经验丰富、判断力强，还要完全远离政治且毫无政治野心。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不在常规政治体系之内的机构，为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咨询，并且政府对其建议给予足够尊重的话，那么常规的政治体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强，才能够就我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给出成功的解决之道。但是，很明显，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不要几十年也要几年。在此期间，我们充其量仍然是一个饱受国内问题考验的国家，一个有能力应对北温带广阔丰饶的陆地资源开发（尽管也很浪费）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没证明自己能够应对高科技、核能、环境恶化等更尖锐和更微妙的挑战……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困境），告诉人们他们的处境无望，以他们微薄的力量对此束手无策，告诉他们可以对最糟糕的结局听之任之，这是没有意义的。我将这些告诉他们毫无意义，没有理由这样做。在从前那些绝望的时刻，我早已发现，告诉年轻人他们毫无希望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我有可能是错的，很可能有些有希望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果真如此的话，那我最好闭嘴……
就在这个时候，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让问题更加复杂了。民主党大会上的报告，加上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先生的种种做法：发表的个人声明、竞选搭档暨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好斗的少数族裔的利用，都让我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这一切足以证明，尽管里根先生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误，也曾经历多次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一定会获胜，这也将是他关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右翼观点的胜利。民主党毫无原则可言，只要给他们提供金钱或者选票，他们就会做好准备为任何集团服务。目前他们已经提前向富有、强势、蛮横的西南右翼势力屈服了，后者傲慢自大，鼓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就是当前美国国内的主要党派力量。布什先生
四处奔波，试图掩盖他所做过的与教育和文化（这是了无生气的东海岸社会让人厌恶的一大特征）相关的所有事，他已经向这些力量屈服了。现在，杜卡基斯先生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两人中哪个当选有区别吗？我与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理性世界又能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这是他们的国家——很明显事实如此——我还能声称这也是我的国家吗？
8月，飞机上
要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苏联官员问我：“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了改变眼下的局面，哪些事情是莫斯科该做却没有做的？”我会用下面的话回复他：
“你做不了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事。美国的政治体制让当政者把自己想象成舞台上的演员，正在美国舆论面前上演一出基督受难剧。他们扮成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为挽救忠贞无辜的少女——也就是美国人民而奋起斗争。为了让这个角色活灵活现，不论你是否愿意，他们都需要一个陪衬、一个恶魔、一个邪恶的巫师。一定要把少女从巫师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否则骑士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亲爱的俄罗斯朋友，那个巫师当然就是你们。安排给你们的就是这个角色，你们没得选。出于某些原因，你们适合这个角色而别人不适合。部分原因在于你们以前的形象，跟你们现在的形象没多大关系。不过，缺了你们这个角色，这部剧就演不下去……这是一部舞台剧，不是现实。他们是要追求胜利的表象，而非胜利本身。”
9月17日，普林斯顿
接到通知让我去领汤因比奖（Toynbee Prize）
。在领奖仪式上，我需要发表演讲。怎样能避免当众演讲呢？只能拒绝领奖。以后，我必须婉拒他们，虽然有些晚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可以做到。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其他大奖我都领过了，我非常不想领受这个奖项。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忘了提，那就是我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葛罗米柯
《回忆录》的短评。我说过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显然是撰写这类评论的合适人选，实际上我也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
1989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相信冷战终将结束。不过，随着冷战结束的临近，这位前外交官开始抱怨华盛顿一贯怠于沟通协商，从而不必要地延长了冲突的时间。此外，他也担心随着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衰落、东欧诸国摆脱苏联帝国而产生的动荡。凯南一直以来都对美国社会和西方持批判态度，他鄙视冷战必胜的思想潮流。
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宣誓就任总统，凯南明白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尽力与精英媒体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享自己的观点。
2月5日，普林斯顿
距离上次写日记肯定有半年时间了……
一月的天气异常温暖，我一直在猜测这种反常是否像一些科学家所发现和认为的那样，是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造成的。
2月12日
参加约翰·加迪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组建的外交史研究所成立仪式……现场是一派中西部常见的鼓舞人心的景象：人们谦逊亲切，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仪式质朴，简约。加迪斯为人正派，充满智慧和力量，相对年轻的他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他认识到了美国过去和未来的国际地位。他的妻子是一位优雅聪慧的女士，也是一位学者、一位娴静的母亲。总之，这是一次让人感到振奋的经历，是一次让人口中余香的盛宴……
峰会没有半点儿政治实质，更像是一次愚蠢的媒体盛事。
《中程导弹协议》是向裁军迈出的一小步，我们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和总统先生的很多政治幕僚都不情愿地接受了，里根先生的早期宣传言论如今使他骑虎难下，他感到自己无法脱身。
在其他方面，情况一如从前。在任期最后几年，里根先生希望争取双方力量的支持，而双方的矛盾又不可调和：一方是其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些人塑造了一个着力摧毁美国的“邪恶帝国”形象，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必需品；另一方是温和、善良但略感迷茫的广大民众，他们希望看到苏美关系有所改善，希望军事上的致命冲突能够避免。里根凭借杰出的才能在二者中间游刃有余，他的单边主义谬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一个口袋掏出对苏作战的言论，又从另一口袋掏出了和平论调，虽然自相矛盾，但收效颇丰。但是，他本人的真实意图也由此清晰无疑。他以卓越的才能化繁为简，用喊口号的方式，以牺牲思想性为代价，成功地获得广泛的认可，不光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还获得了民主党反对派的认可，而他的整套主张都与全面改善美苏关系，尤其是推动军备控制取得重大进展的努力背道而驰……
【下面谈的是1987年12月关于选摘日记出版成书的争论。】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丽特觉得犹太色彩浓厚的施特劳斯与法勒（Straus & Farrar）公司会出版我这本书，肖恩先生……当时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但是施特劳斯与法勒公司拒绝了我的手稿，他们（在给哈丽特的一封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认为我的作品里有些“德国人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排犹主义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次的事件让我差不多变成反犹人士了。二战期间伯林在大使馆任职时，我们都对纳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们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尽。为什么法勒公司认为我应该以散文表达自己对纳粹的恐惧呢？我不是媒体职员，而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写这些东西寄给谁看？给政府？怎么给？通过我在大使馆里的上级？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他们和我一样清楚纳粹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政府也清楚。谁还需要被警醒呢？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们对40年代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认识，他们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岁的生日。昨天去了纽约，就是为了跟亚瑟·施莱辛格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个午饭。没有压力，没有觉得特别疲惫……但是我感到精力耗尽，一无所成。我翻看过去几天写的两篇草稿，感觉词不达意，必须重写，时间很紧迫。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写不出来了怎么办？我的才思全部耗尽了怎么办？果真如此怎么办？怎么把这种境况告知他人？我要说，我此刻并非如你们所期待的那样，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查邮件，不接电话，不参与周围的生活，不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
4月3日，华盛顿
考虑到华盛顿政府正在换届，以及我的表态可能对新政府产生影响，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顺当一些。毕竟，这是一个关键时期，白宫内外新任命了许多有头脑的人，戈尔巴乔夫先生单边削减常规武器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余波未了。我想如果现在不说些什么，等新人踏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了。所以我接受了《麦克尼尔-莱勒》（Meill-Lehrer）节目的两次访谈邀约，为《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还在别处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请，于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苏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系列听证会上率先发言。以上种种，再加上即将面世的旅行日记
，让情况更加复杂了。尤其是几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其中一些选段，我后悔做了这件事，但是也没法阻止了。
听证会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我已经尽可能地做了充分准备。不过，我不敢抱乐观的态度。我一直感觉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问询，恐怕我的发挥不会太精彩。
【凯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表了两个半小时的阐述，在座的每个人，甚至连现场的摄影师，都为他的精彩演说鼓掌。记者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评论说：“如果有人有权叫停冷战，那个人就是乔治·凯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策略。”
】
4月9日，普林斯顿
当天早晨，《华盛顿邮报》用两个版面报道了参议院听证会，黑色的大标题和照片有些戏剧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选登了听证会纪要，还谈到了我即将出版的那本书……虽然影响不及《纽约时报》（相对而言），但是也引起了华盛顿对我本人不小的关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结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让我有些尴尬的是，参议员们长时间起立鼓掌。后来我才听说，这在外交委员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务必谨慎，不能过高估计这一非常事件的意义。与会的大多数参议员是民主党人【虽然包括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内，与会的共和党人都相当礼貌，很尊重我】。《纽约时报》一如既往，完全无视这次听证会。除了一个有线电视频道外，其他电视媒体都没有报道此事，个中原因他们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第二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新闻周刊》（Newsweek）通知我说下一期将对这次听证会予以重点报道。《纽约时报》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与外交委员会而非我本人商定后）在今天周日版的专栏报道了听证会的消息，并刊登了我发言的大部分内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什总统阐明如何应对苏联变化的大篇幅报道之后。因此，我感觉自己至少成功地给自满的新政府当头一棒……
然而，这一切或许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约最高指挥官约翰·加尔文将军（John Galvin）的电话，他邀请我到比利时的蒙斯（Mons）参加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X）年会。这是一个闭门会议（不对报社或者访客开放），与会的是北约成员国全体高级代表。
4月16日，农场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资料，都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对美国政策可以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埋首其中一天后（才刚刚开始阅读资料），我就惊诧地发现，不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以为精妙的观点已经过时，与目前莫斯科和欧洲出现的形势完全脱节，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北约观点一直深恶痛绝的原因。目前我们正陷入一种新的危险形势而不能自拔，结局难以预料。当我们探讨自己从冷战时期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谈论过去了。
5月5日，肯尼迪机场
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我白首之年，对我的关注如洪水般突然汹涌而来。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是因为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还有我的新书《生活随笔》登上了书店展销台，也有评论家撰写专栏文章讨论该书。对我来说，很难评说当下社会对我的这种关注。部分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年纪实在太大了。这一代人对我所知不多，他们突然发现了我的存在。基于一丁点儿粗浅的了解，他们就对我表现出如此原始而单纯的热忱。还有就是，目前我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政治意义则更难评估。对我个人来讲，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亮相是一次成功，但是这对现行的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参议员并没有问起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那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政策问题，或许也是我能做出些微贡献的领域。
啊，此刻我在前往布鲁塞尔途中，我要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年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一项更加严肃的事情。我精心地准备了这次演讲。两个星期之后，北约峰会就将举行，中心议题是：是该大幅度增加我们美国人在德国部署的“长矛”短程导弹（Lance）的射程，也就是升级为里根总统在卸任前已经与莫斯科签订协议要销毁的中程导弹射程；还是最好不要为达成完全销毁这种武器的协议而与苏联谈判（苏联在德国部署的中程导弹远比我们多）。很明显，对缓解欧洲中心地区的军事对抗稍有兴趣的人都会选择后者。但是撒切尔夫人和布什先生都不想朝那个方向努力，在整个争论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即这两位首脑和他们身边的人是否真的想接受戈尔巴乔夫先生一直伸给他们的橄榄枝，还是说，他们不能放弃冷战，无法想象没有冷战的生活。
5月11日，从布鲁塞尔返回途中
参加完北约的会议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成员国与会代表的态度让我感到绝望，他们背后的政府亦是如此，正如我们四十年来所了解的，冷战只是一场无限发展扩张的军备和核武器竞赛。我国和英国政府就是领头羊。不管怎么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丧失了理性，深陷在核武器的泥淖之中。我们对核武器扩张漠不关心，几十年来不负责任地发展核武器，而没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处理核废料。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无限延续和助长当下的核武器扩张进程。
5月30日，波恩
一个小时后我将拜访魏茨泽克总统
。因为准备今天的会议，我才有了这些想法。
昨天，至关重要的北约峰会顺利进行，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让人欣慰的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对峙得以避免。我和大家都如释重负，事情和想象中的一样顺利。不过，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不改变，北约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时期。
6月29日，克里斯蒂安桑
布什总统要在7月6日晚授予我荣誉勋章。
我将和其他三位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虽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我的确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起受奖。下个星期二早晨（极为简短的）颁奖仪式将在玫瑰花园（Rose Garden）举行，典礼过后还有一个由布什总统及夫人举办的小型午餐会。（感谢上帝）我们这些接受荣誉的人不需要发表演讲。
事态的发展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几周之前，总统在公开声明中曾经说过我的好话，还把我的名字放在四十年前的“智者”之列。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名字也许在其他场合也引起过他的注意。他竟然对一个与自己在众多问题上观点相悖的人采取这样的姿态，这委实让人感到奇怪。
7月4日，普林斯顿
明天我们要去华盛顿参加在玫瑰花园举行的颁奖典礼。
随着这个简短且意义相对不大的典礼日益临近，我产生了两种反应：
首先，我认识到，这里面涉及的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而非对我的观点或我多年来为影响公共政策所做努力的尊重。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一个安慰奖，授予我不是为了承认我的成功，而是承认我的失败。实际上，没有这些失败，我永远不会获奖。
其次，一种恼人的空虚感让我饱受折磨。前两天我跟克里斯托弗聊天，我觉得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再主动利用当下的声名，也没有人期待我这样做。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要怎么办？
可能要回归外交史研究领域，不过，不是现在。
【参加完白宫的典礼仪式，凯南夫妇回克里斯蒂安桑避暑。】
7月8日，哥本哈根机场
白宫典礼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和夫人精心准备了午宴。总统先生证实了他们邀请我出席颁奖仪式的初衷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对他说，我特别感激他的表态，因为我知道我的观点跟哈里·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合拍。他回答说，颁奖给我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午饭期间，我坐在他右首第二个座位，中间是前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总统看起来有些匆忙和紧张，他刚刚结束在缅因州的四天假期，我原以为他会比往常放松些。此外，他还有点儿心不在焉，心烦意乱，这倒在意料之中。我想，尽管他身体状况很好，但是正在被各种公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9月9日，柏林墙倒塌，凯南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不是因为被喜悦所淹没，而是因为各界请他就此发表评论的压力令他难以招架。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公众发言的机会，但还是希望能够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他正在思考继续撰写“一战”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11月14日，普林斯顿
在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断近两年后，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终于摆脱了日常的烦事杂务，回到书桌旁。几天来，我都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埋头于历史研究。
我喜欢这种感觉，每分每秒都开心愉快，我真的是乐在其中。但这是一场战斗。过去种种繁杂琐事的羁绊一直压在我心头。在图书馆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必须摆脱这种羁绊，抓紧时间是一门绝技。在东欧，尤其是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压力倍增。
我孤注一掷、几近绝望地挣扎。伊丽莎白
打来电话，觉得必须打一场漂亮仗，甚至比我还坚决。电话铃一整天都在响，请我做评论，参加电视访谈，撰写文章，发表声明，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们赢了，我失败了。我被打败不是因为缺少实力或才华，而是被总统幕僚的势力打败，他们对严肃的事情几乎没有兴趣，在他们的标准中，“速成品”远比持久的努力有价值，情绪化的反应远高于思考，想象远高于现实。他们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学者。他们的权力无处不在，即便在高级研究所内的电话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这个位置上，无法反抗，除非以将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卷入真正的暴力作为代价。
那么，此刻我们该往何处去？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普林斯顿大街上，孤独地走了很远，努力思考问题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够看见自己以这里为起点，漫无目的、心烦意乱地在生活中四处徘徊，顺其自然，观察琐事并自得其乐，不时记下我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这本日记，我无所期待，无所指望。
然而，仔细一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或者那样的请求需要我做出回应，我必须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又如何从中进行选择？
11月18日
我接到华盛顿的电话，大意是总统想召见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驻苏联大使，电话时间是星期五（昨天）下午两点。
就这样，我坐上熟悉的列车前往华盛顿，准时到达白宫（多亏上帝恩典，因为美国铁路公司的车晚点了近半个小时），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马斯·沃森、亚瑟·哈特曼和马尔科姆·图恩。
我们被领进椭圆办公室，总统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一同参加会议还有四五个人，我认识其中三位，分别是国务卿、副总统
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总是在我嘴边，老是记不起来。不过，噢，对，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布伦特·斯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阐述的观点既没用又琐碎（但是，我这样做是事出有因）。
布什先生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你跟他交谈，他很谦恭，无拘无束，话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离开后，他对公众讲话时丝毫不受你的影响，虽然他之前似乎毕恭毕敬地倾听了你说的话。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尽管活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看到晨报上他演讲的内容，我想他哪怕读到我上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对我昨天所说的话留下一丁点儿的印象，都不会在演讲中说出那样的话。
11月23日，感恩节
我感到有必要说说自己过去一个星期来的变化，这是一个不甚愉快的变化，我想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怎么描述呢？不光是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步履不稳，等等，还有情绪上的反应，心绪难以平复，总是感觉不耐烦、易怒，其他时候则陷入莫名的忧虑，我感觉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应和行为。
啊哈，我对自己说，这是衰老来临了。但是，这就带来了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思考。如果你能觉出衰老将近，那么你是真的衰老了吗？或者说当你觉察出你处于衰老状态，却无法控制衰老的各种表征，你就真的衰老了吗？哎呀，恐怕我感觉到了。
这类行为说明了什么？
我建议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参加大规模集会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
11月29日
虽然竭力避免，但我还是感觉到生活中那些隐秘的羁绊在日益加重，而我越来越无力应对。当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这种负担：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脱离共产主义统治（对此我的兴趣不大，但是相关报道铺天盖地，新闻界的各位先生都兴奋异常）。此后的两三天里，布什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马耳他附近的军舰上开会。因此，这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采访我和邀请我露面的。这些请求我都婉言拒绝了，只接受了一个特别的邀请：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个邀请……但是，我可能是他们相信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许有那么几件事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就这样定了。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费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贝克尔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麦克恩罗先生
打网球。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崩塌，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布什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马耳他举行会议。我之所以没太留意这次会议，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来健康状况不佳，为此心情颇为沉郁。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了解近日来苏联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为这个月底的外交委员会会议发言做准备。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不仅如此，这些亢奋的人似乎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从明智的芬兰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获得独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对苏联的安全利益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寻求独立却挑战了苏联的安全保障，那么结果只能是毁掉戈尔巴乔夫，那个刚刚给予他们更大独立性（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的人。
12月16日
未来四天，我必须在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通常这是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不过照我理解，这实际上是给与会的老孩童们举办的一场特别圣诞聚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会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闻。我确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即席演说，然后是自由提问环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苦恼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自从二战之后，欧洲处于剧变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变化，十几分钟能说什么？
我日复一日地婉言谢绝以各种方式发来的邀约，偶尔屈服于个别无法拒绝的请求，却又导致新一轮的请求纷至沓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愈发全神贯注地思考实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终极行动，让自己从这种徒劳且令人精疲力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经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的解放要么是我主动争取，要么是通过死亡来实现。既然时日所剩无多，为什么不主动争取一下呢？
1990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怀疑他即将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将要老朽不堪。但是，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他的寿命还会延续十五年。
对于动荡的苏联帝国和南非的种种剧变，凯南深感不安。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之上的旧国际体系的衰败，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论上的——普遍人权之上的新国际制度也让他高兴不起来。
大白鹭
为那傲慢的大白鹭，
此刻请稍候一旁。
这修长双腿的美人，
他是公认的领袖。
如果你对他的尊重，
未按其所想给予，
或许他会不予理睬，
但是，
他不会忘记。
1月21日，普林斯顿
新年的头三个星期，一直忙着完成之前所受的嘱托和要求，现在总算有时间过我的老年生活了。
就在圣诞节前，我参加了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会议【因为与会人员数量庞大，开会地点改到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剧场】）。从各方反应来看，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大会。1月5日，新泽西州也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我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三天前，在查阅资料、撰写讲稿、充分准备后——要是没有这次会议催促，我永远不会阅读也不会撰写这样的东西——我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参议员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会议，从某种程度看，这大大降低了外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无论其他与会者、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感想如何，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一切让我感到，我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做出这些贡献的时间跨度比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现在结束了，以后自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新时期，即便我还能有所贡献，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意义也不会很重大。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发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苏联解体，传统的俄罗斯帝国崩溃，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和戈尔巴乔夫的毁灭之后，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新时期，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后果无法估量。
2月4日
前天晚上，电视播放了南非首相在忧虑而沉默的议会上，宣布解除对非洲国民代表大会的禁令，并承诺尽早释放曼德拉先生。
关于他们提到的第二点我没有特别的感触。我对曼德拉先生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被囚禁了很长时间，他为了获取应得的权力拒绝使用暴力方式。我从没听他说过什么充满智慧的话语，或者看到任何表明他品性高尚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证据。大家都觉得，他在监狱外比在监狱里更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很明显，他要被带到华盛顿，有机会对国会发表演说，对他一无所知但又希望能争取黑人选票的那些人会为他起立鼓掌。不过这基本没有意义，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秀的又一次展示而已……
我对南非种族融合的前景毫无信心，我认为在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选举出的政府无法确保白人维持原先的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的活力。我预计，五年到十年内人们就会看到，由于经济崩溃，一个非洲人的政权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育，白人只能不顾一切地试图移民出走，同时强烈呼吁美国人的帮助。
2月11日，佛罗里达，科帕奇岛
我突然间意识到，在普林斯顿引起我兴趣的这一切多么让人厌烦：所剩不多的社会活动；随着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迟钝；苏联解体的悲惨景象。
3月7日，普林斯顿
乔治·舒尔茨是一位可敬和善的人，前天他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点强调了我们的政府在劝服或促使其他政府尊重“人权”方面取得的所谓成功。
他的演说引发了齐声反对，或者说至少激起了质疑之声。警钟声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绝……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遵照我们人民的传统、旨趣、观念和风俗习惯来管理自己吗？我们会厌恶其他政府提出的让我们改变政治体制的意见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基于所谓的体制上的优越性，自认为有权以这种方式干涉他国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认为自己的独特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吗？它们是否能充分满足所有民族的需要，而不用考虑各民族的传统、品味，不用考虑它们的历史，不用考虑它们的发展阶段？
个体有公民“权利”，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承担这种公民权所包含的职责和责任？一个人生下来，具备人的形体，天然就会成为“人权”的受益者吗？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吗？他可以自私，可以恶毒，可以离群索居，可以依附于人，只要不逾越法律，他就可以享受所有这些权利吗？
我敢肯定，多数美国人对最后这个问题都会坚定地说“没错”。或许这样的回答在一些人看来并无不妥，但我一直困惑于完全不负责任和不劳而获的特权之间有何区别。
3月12日
除娱乐圈和政界的人物以外，我或许算是国内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点？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偶尔我会有一些想法，它们大多超越了时代，算得上是远见卓识，但在它们草创的时代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另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当时我的多数想法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但我总能受到命运的垂青而安然无恙。但是，我对自己的弱点一清二楚……大体来说，我获得了荣誉不是因为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而是人们认为我是谁。不过，这本身已经意义非凡。不仅意义非凡，还意味着一种责任。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像是穿着戏服，像一个演员那样扮演着别人，而非我自己。我必须尽力不辜负这套行头，我的价值就是保持大家的幻想。
3月17日
近一个星期来，一直享受着真正的夏日天气，（如此高温）在这个地区史无前例。当然，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全球变暖的首个真实而恐怖的证据。不管怎么说，连翘争相怒放，这不太正常。
【截至1991年12月苏联完全解体，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为主权国家，局势在没有严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但是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乱和流血冲突。这让凯南很担心，他对俄罗斯的热情从来都没有消减过。】
4月5日
今天是一个让人绝望的黑色日子。当然，部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还有政治的原因：愚蠢的立陶宛人决定杀鸡取卵，很明显把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推回了依赖军队、警察和俄罗斯强硬派的境地，也结束了他对俄罗斯真正独立的领导权。相应地，美国国内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与美国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美国变成了他国的护佑者，任何表达脱离苏联愿望的原加盟共和国都会受到保护。换句话说，美国采取的政策在强化和接受一种责任，对混乱、流血和恐怖遍地的传统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承担了一种责任。
5月5日
我们的政府在北约强硬派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准备利用俄罗斯当前危险而混乱的局势，将它从各个方面，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安全事务中排挤出去，让北约盟国全盘接手，作为他们在二战中付诸巨大武力的最终成果，让军事上主导欧洲的德国表明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结盟，一起和俄罗斯讨价还价……我想，利用另一大强国羸弱的间隙获取平时得不到的利益终归不太合适，让我说，这样做日后一定会遭到报复。
6月1日
昨天晚上，白宫举行国宴欢迎戈尔巴乔夫。我感觉整个晚宴气氛友好，富有品位。安娜莉丝穿着薄绸长裙，光彩照人。我不断碰到认识的人，或者不太熟的人。亨利·基辛格热情地问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戈尔巴乔夫给我了一个拥抱
，说他看了我最近的声明（很可能是《密尔沃基宣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的热情让我震惊，以至于没看到布什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夫人正站在总统身后不远的地方，安娜莉丝赶紧把我拉过去引荐……
总之，从美国方面看，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夜晚，至少表明布什政府在遇到挑战时知道如何应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双方在第二天上午将要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德国相关的欧洲安全问题上，分歧会那么尖锐。
6月17日，赴挪威途中
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打发而不是浪费时间。
既然我曾想过今年夏天写点儿东西，为什么不现在就动笔呢？
我要谈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即使最优秀的）人是不完美的生物，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瑕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极大的创造力或美德，只是意味着拥有这样创造力的（少数）人会发觉，他的努力被自己身上某些强大的冲动挫败或毁坏，这些冲动与创造力和美德相冲突。
这些冲动可以分成两类，二者的力量都来源于大自然，在自然怀抱里出生的人类应该关心对它的保护，或者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要实现发展。动力之一是自爱的本能，之二是性冲动。首先来看性冲动，它是二者之中较单纯和最原始的一个。这其中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它像自爱一样，会以多种形式出现，甚至还会隐藏自己，它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恰好与文明相冲突：与秩序、理性甚至与人类的尊严相冲突。根据理性的标准看，它是如此愚蠢，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易于弄巧成拙，以至于它连具有秩序和责任的生活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达到，有时它还会与搭档自爱相冲突。它的外在表现是，在极端悲剧与极度荒唐之间左右摇摆。
性冲动常常与爱混淆在一起。二者的确时有相通，尽管并不是那么频繁。一旦相通或者说只有在相通的时候，性冲动的力量才能洗去它的污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高贵。高贵的原因是此时爱（如果是真爱的话）成为主导，性冲动居于次要位置，它因为爱而获得尊严，它所服务的对象是爱。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代表全部生活，即便代表了也不会长久。与此同时，这种冲动依然是大家所知道的混乱的、无法无天的力量：无情地嘲笑和践踏无助的受害者的尊严，结果常常是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和嘲弄者赚取好处，所经之处都留下羞愧和沮丧。
自爱是显示人类物种完美性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基本力量，它与性冲动完全不同，它更普遍（因为无论是好是坏，似乎总有人在躲避性冲动），更微妙地控制着自己的受众，更善于隐藏自己，也会不那么明目张胆地挑战良好的社会秩序，甚至慢慢渗入最广受欢迎和尊重的文明行为之中。
9月16日，农场
很明显，无论是快是慢，无论以何种形式，死亡的进程都在加速……
人死后是否还有“来生”，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我很清楚灵魂与肉体不同，它必然要依存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活动，但没有特别的原因能说明为什么当肉体失去活动机能，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堆腐烂的物质时，灵魂就会不复存在。
【乔治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飞往欧洲，拜访克罗托夫堡（Crottorf Castle）的朋友，出席在德国维尔茨堡（Wurzburg）举行的奖励艺术与科学领域杰出人物的“蓝马克斯勋章”授勋大会，看一眼重新统一后的柏林。之后去莫斯科旅行，他是苏联科学院（Soviet Academy of Sces）的特邀嘉宾。回来的路上，他们在伦敦停歇。】
9月25日，赴欧洲途中
我们务必谨慎对待苏联核心政权彻底崩溃的问题。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原苏联现存核武器的监管责任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9月29日，西德，克罗托夫
距离两德统一还有四天。变化来得太过突然，结果还无法预见或预料。除此之外，目前所谓的中东地区（实际上是近东）的形势也有很大且非常危险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突出、如此让人困惑，以至于过去几天他们几乎就没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汽油价格突然上涨之外，生活如常，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有关德国政治的内容，尤其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与东德社会民主党的统一。
但上述这些都是眼前的变化，只能看到这么多。看得出，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未来都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极为敏感，而外部世界又是极不稳定、变化莫测的。
10月8日，赴伦敦途中
德国统一那天，我和安娜莉丝乘坐城际列车前往弗里德里希大街。这条大街位于东柏林，走出站台后，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行人在菩提树大街的两侧向相反的方向缓慢前进。我们加入西向的人流，行进了一两英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个距离，除了步行之外别无其他交通方式，我的右腿不堪重负，疼痛不已）……我猜想人群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德，他们看起来安静而克制（很多人余醉未醒，可能昨天晚上的庆祝太过热烈）。不可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有种感觉，他们对于这历史性的一天的感觉远远超出了新奇的程度，面对近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们肯定被困惑麻痹了。我没有看到盲目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绪的任何迹象。
总之，第二天早晨离开德国时，我对当地形势的主要感觉就是，从美国的政策出发，从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形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德国此时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并不是因为谁负有远见，也不是二战时期盟国商定的政策，而是数以万计东德年轻人自发行动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过上暖衣饱食的西德式生活。当然，每个人都欢呼表示欢迎，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让一个团结且武装的德国成为经济上无可匹敌、军事上极具潜力的国家？在欧洲联合体还未形成真正的框架将德国牢牢整合进去之前就任其发生？
……实际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表明，欧洲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游离于我们的掌控之外。如果不明情况、鲁莽行事的德国民众因冲动而爆发冲突，导致近期危机进一步变化，对负责任的政府清醒的思考和判断又不予理会，那么谁能保证未来几年不会一直混乱下去？即使德国政府设法掌控了局面（而且基本上只有德国的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也已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
尽管如此，10月4日我们还是前往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代表到机场接我……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坐车到克里姆林宫与政府机构（与党的机构相对）的代表亚历山大·雅科夫洛夫（Alexander Yakovlev）见面，他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随从人员中仅有的智囊，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至少是志趣相投……我们大部分时间用俄语交流，偶尔有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地方我就用简短的英文来表达。事前我已经提醒雅科夫洛夫，我不会跟他探讨他们国家当前的情况，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我还没有做详细研究来跟进，我只准备跟他谈苏联政权的历史和它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他说过很高兴这样安排，的确，此次会面的前两三个小时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今天的苏联的确处于一种可怕的、最令人担忧的状态。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关键和危险的问题当然就是目前的经济状况，特别（但不仅仅）是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崩溃。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一直在报道这种似乎过于耸人听闻的情景。报道都聚焦于国营食品店，却无视食品相对丰富的自由市场。不过，即使考虑到自由市场因素，当前的形势也很严峻，甚至可怕。
我刚才描述的事态应该立即受到密切关注。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此我也批评他）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一直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其他长期问题上，比如从一党专制向民选政府体制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这两者都是重大问题，但是比起经济的直接崩溃，它们似乎没那么紧迫。领导集体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让我想起马歇尔将军在马歇尔计划开始之前谈论欧洲形势时说过的话：“医生深思远虑，病人奄奄一息。”
……整个图景都被最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觉得领导集体对这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苏联逐渐解体的原因……这种自发的权力分散的过程走得太远，恐怕戈尔巴乔夫不久就会在清晨醒来时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表面上民主的全新机构来管理政府，却没有像苏联左翼这样的派别来监督政府。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要求获得独立并采取多方面行动，就像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只能预计，其他地区，尤其是黑海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可能如此。不过，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部分乌克兰人强烈要求独立，但是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还不适合独立。更为重要和让人警醒的是，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领导下，作为这个国家心脏的俄罗斯都在轰轰烈烈地闹独立……如果领土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人口占苏联一半左右，真正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心区从苏维埃联盟演变成共和制政府，就像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领土附属这种形式是否还能作为维持中央集权的证明？我在即将于11月出版的《外交》杂志文章中指出，这类情况对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危险，包括我们自己。
目前，形势愈发恶劣、复杂，因为从许多方面的证据来看，我提到的其他重大问题，例如政治体制过渡、企业自主化，甚至是从掌握目前困难经济形势的程度来看，独立的主权共和国极有可能比现在相对无能的中央政府应对得更好。基于这个原因，苏联帝国解体的问题也该立即引起注意，而在我看来，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结成一个松散的邦联，涵盖广泛的经济和财政合作，方式类似目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可以继续使用统一货币，但要建立新的军事关系秩序，允许保留地方民兵组织，也允许保留中央军事组织性质的机构，可以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特别是要有一个机构继续为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承担基本责任。
人们很容易指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很明显，他没有预见到（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预见到）一旦撇开共产党有力的纪律约束，苏联竟然会如此危险迅速地分崩离析。他摧毁了旧制度，这是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但是，从民主意识上来说，他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与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足够的互动。叶利钦缺乏才智，但是十分聪明，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也根本不是一个阴险的煽动者。如果权力下放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可能会变得很完美，他充满雄心壮志倾力推动中央联盟政府的发展，或许他的努力很快就会失败，联盟中央政府也会在其任内垮掉，他无法像骑手驾驭马匹一样驾驭这一切。不过，也许是我错了，现在不是预言或者预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足智多谋，在国际上享有声望。无论是否结成新的联盟，苏联都需要他。或许他能及时觉醒，设法掌控经济形势，重新调整各加盟共和国内部的各种关系。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太乐观。
12月16日，普林斯顿
布什先生让我们卷入了可怕的波斯湾战争，我无法从中看到或哪怕想象出任何积极的结果。另外，他迫使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将1月15日规定为相关行动的最后期限。
现在，就让我们等待即将降临的军事和政治灾难吧，此外别无其他。
第十章 世纪之末（1991年～2004年）
1991年
凯南依然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甚至当他因自身影响力有限而绝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批评说对伊战争不仅毫无必要，还侵占了恢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亟需的资源和精力。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对苏联的解体，凯南几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1月15日，普林斯顿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联合国对伊拉克最后通牒届满的日子，布什先生接受全权委托，有权在他认为适宜的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发动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布什先生将会在未来几小时或者几天内的某个时刻，将我们带入一场毫无必要的冒险当中，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占用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年的话。而我们看不到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战争到最后能有好结果。
冷战真正结束不过一年多时间，我们就以战争终结了本应大加利用的发展休整期，我们本该借这个机会恢复几近枯竭的财政和濒临崩溃的经济。
人们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没有比当下美国社会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更严重、更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个答案超级简单。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丧失了本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也丧失了本能的冲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让人压抑的整个事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国会表现出的崇高品质，他们对发动战争提出质疑，他们权衡利弊，并庄重严肃地集中讨论了是否应该赋予总统发动并推进战争的权力）。不，这种匪夷所思的冲动只反映了总统个人不可一世的心态。在我看来，这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其一，我们不幸地卷入了部分地区（现在被称为中东，其实这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误用）的麻烦当中，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形成的；其二，认为美国的武力足以解决任何国际问题，足以为任何一位运用它的总统的政治声誉做担保，这种信念已经通过错误的冷战观念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中，随后又被里根政府大大强化。
在近期整个事件的危急关头，我都没有就海湾危机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但我必须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预见这种风险，无法再做些什么暂缓危机的到来了。
我再一次翻阅日记，发现在早些年，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尽自己所能充分表达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强调，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移交到当地酋长手中，然后帮他们建立独立的酋长国，却不向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48年，美国在阿拉伯领导人一片持续的反对声中，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我们这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找到和平途径解决的麻烦。当时我作为政策规划室负责人，就试图提醒美国政府谨慎行事，结果却收到副国务卿的暗示：美国是一个以国内政治为重的国家，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最后，在冷战的这些年间，我一直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然而布什先生当前的决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彻底忽略了，甚至在公众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怎样与如此令人震惊的现实达成妥协呢？我已经快八十七岁了，即使算不上国内最有威望的人，也称得上最有威望的两三人之一吧？人们尊重一个人，却不尊重他的观点和看法，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吗？这不就是说明这个人自身也有问题吗？换句话说，难道没有某种方式，让公众像尊重我个人一样，来关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观点吗？
2月6日
俄罗斯的局势也一塌糊涂。那里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也要花上几年时间，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恐怕难以预料。
……当我被问及“您对俄罗斯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时，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乡下该多好啊。”
2月3日
从个人角度来看，过去的两周太难熬了：身体非常疲惫，健康状况恶化，心悸更加频繁地出现……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文章，刊发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内容关于近期在波罗的海诸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是后来的苏联面临的其他问题。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能读到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为了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利益，给予波罗的海国家独立性，也满足其他动荡不安的共和国一直以来对更大自治权的渴望，让它们摆脱莫斯科的束缚。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一种责任，并没期望它产生任何影响。即便这样，这也算是一种努力吧。
2月12日，赴科帕奇岛途中
对海湾危机宿命式的可怕而决绝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结果。布什先生继续将他的赌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胜利上，全然不顾这场战争将给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观念带来何等恐怖的影响，进一步损害达成令各方满意的和平之机会。
2月27日，普林斯顿
总统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应，那么，从现在起约两个小时内将暂停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标志着一场辉煌而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同时，这也是一场将我们的战争艺术推向新时代的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大量问题，设计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来取代中东地区战争之前的既有方案，这会非常困难。就算有人来求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须给出应对方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观点，也不要在缓和事态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漫长的几个星期以来，从电视上观看海湾战争的进程，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对于阿拉伯人，我宁愿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喜爱，尤其他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先进技术的尊重，因为他们对此似乎知之甚少。他们的友谊充其量建立在变幻无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尊重我们就足够了，正如这场战争教会他们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为最威严的一种手段，就用军事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9月4日
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说不清来由的忧虑，神经紧绷，对自己极其不满，后悔年轻时对其他人麻木不仁，觉得自己不如意，对生活缺乏热情。我猜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将近的标志。我不在乎生死。一般来说，在这个年龄死去正合适。不过，我还是想先把书稿写完，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努力把书写完，是在跟死亡赛跑……我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最后的任务，这就像约翰·多恩说的：“那样的夜晚，又有谁能工作。”
【在华盛顿，凯南在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庆祝埃夫里尔·哈里曼诞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辞。他还在圣奥尔本学校（St. Alban's School）发表演讲，并接受了华盛顿总教区授予的第一届和平奖。】
11月15日，华盛顿
最近两个半月以来，因为忙着完成尚未命名的书稿
而忽略了记日记。书稿已于十天前送至纽约，交到了哈丽特·瓦瑟曼手里。现在，她已经交给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书稿交给了诺顿出版社的负责人唐纳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审阅了书稿，据哈丽特说，他们断言“这是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善意才给出这样的评断，如果说我觉得自己过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么这本书，无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对于他们的含义，就是别人所说（我也很乐意相信）的最畅销。
【凯南的心悸最近愈发严重，他动身前往波士顿接受医生的检查。】
11月21日，波士顿
我尤其害怕书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到哪儿去找能参透这样一本书的人呢？
实际上，我知道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算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还有人选阅这本书，但是他们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无法理解，那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应该跟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权当是为后人所写，也许很久以后才会被西方文明的未来所印证。
【凯南到百慕大群岛度假。凯南曾于1947年发表署名为“X”的文章，许多读者为他精确地预见到苏联的最终解体而交口称赞，相比之下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多么自豪。他相信华盛顿是在愚蠢地扩大遏制的地理范围，错失了很多可能缓和甚至终结冷战的谈判良机。】
12月26日，百慕大群岛
昨天晚饭前，我们到“小屋”去看电视，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辞职演讲，正式宣布了苏联的终结。电视还直播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的过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时刻！
今天，这里一如前几天，浮云蔽日，太阳只是偶尔露出笑脸。北风一路?吹去。这样的天气会让人变得慵懒。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什么为基础。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远、广阔而地方上互相依赖的国家和地域狭小、亲密但各地彼此独立的国家，我个人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现实又如何呢？
考虑到极不稳定的世界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当在彻底阻止外来移民的同时，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广泛的国家专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只要我们谈到专制，就一定将其限定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呢？我在书中就设想过，将国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能在它们当中实行专制呢？
1992年
日渐衰老的身体让凯南感到困扰，但他对古今时事的评论依然犀利。漫步在华盛顿街头，他对已故的同事们做出了坦率的评价。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逐步形成了依靠军队处置外国人道主义灾难的倾向，凯南对这种做法深表怀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任务蜕变”会给美国带来无尽的麻烦。此外，他还认为这种军事介入会推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
1月14日，普林斯顿
去华盛顿和波士顿旅行了两个月，做了几次心电图，一度非常焦虑，经常光顾医院，天知道我治病花了几千美元。最后，我一切安好，平安地回到家中。此行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我不但害上了心悸，还有一种通常被称为心房颤动的毛病（不过医生认为我没有这个毛病），这种疾病可能更危险……
尽管感到非常厌烦，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修改书稿的一些章节了，这是一本外交政策方面的书，修改任务艰苦而繁重！
3月11日
在家里中接待了来访的新任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他的友好造访让我很激动。名义上，他是来普林斯顿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演讲，可他在大使馆的第一助手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ov）告诉莉兹（Liz），只有我亲自到场接待，大使才会接受学院的邀请。他刚到美国三四天，还没有向白宫呈递国书。可以说，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满足感，因为他首先向我——而不是向总统布什先生——展示了国书。
3月17日
这段日子里，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今天早晨，我在燧石图书馆选了几本书，又去找一本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安娜莉丝和一个朋友都想看。我在书架上找到它，随意翻看了一下译文，其中有“大草原”（The Steppe）的字样，于是就站在两个书架之间狭窄的过道上读了起来。书中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最后我竟然控制不住掉下眼泪。回到家，家里没有人，我干脆又回到图书馆，坐在里面啜泣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故事真是太美了。但是，在这种老年人的情绪爆发中，我怀疑，我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现在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我平日看惯的生活——我看到自己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稻草人，仿佛我是六十八岁而不是八十八岁，使出好大的劲儿想完美地支撑起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而不是在乡下某个地方料理花田，喂养小鸡，做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做的事。
4月9日
我注意到，年龄的增长对一个男人的影响是非常奇妙的，不仅在肉体上，还包括精神上和情绪上……直到最近才密切关注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思考冷战及其历史、凯南研究所及其面临的问题、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等等。
5月16日
见习外科医生将心电图机的吸球粘在我身上，然后开始不停地问题，这倒减轻了一些痛苦。他读过我的一本书，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他却用俄罗斯问题对我狂轰滥炸。由于脸上蒙着毯子，我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尽量逐个解答。
10月5日，华盛顿
我拖着蹒跚的步伐穿过内街，途经的每栋房子都曾经住过我的老朋友和熟人：约瑟夫·艾尔索普、波伦一家、艾奇逊一家……
这些人我都认识，与其中一些关系还不错，但我从未真正成为他们所谓的乔治城中的一员。大多时候我都囊中羞涩，留在城里的时间也少。战后，我通常都不在城里度周末，而是回农场，因此错过了参加周末聚会的所有机会。不过，不只是这个原因。抛开个人感情不说，只从工作方面讲，虽然有些朋友很了解我，但是他们看我的眼光多少带着些怀疑。约瑟夫·艾尔索普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认为他的思想与我等量齐观，对我的观点也尊重有加。除此之外，他对我知之甚少，他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错的。奇普·波伦，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于作品的写法与内容是否相得益彰也根本不关心，如果单就我们对俄罗斯的共同兴趣来说，虽然彼此间争论不止，但他还是待我如兄弟，一直非常关心我，生怕我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对时事做出不恰当的解释。迪安·艾奇逊跟艾尔索普一样，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对我的才能有些怀疑，认为我的才能不适合用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这可是他的主场。我猜想，我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让他像尊重法律一样来尊重的角色。在他的思维里，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加完美和高尚；美国的外交事务甚至从来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在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看来，我仿佛一直在地平线上犹豫彷徨，只是一个偶然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怪人，过度紧张，无法放松，难以归类，虽然在某些方面赢得他们的尊敬，但这种尊敬里掺杂着戒心。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放弃固有的基调，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规。他们没有错。我也永远不了解我自己……
根据我的《生活随笔》部分章节改编的戏剧，成为今晚聚会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会的主人——一个犹太人转向我，不悦地小声批评剧里与德国人有关的章节。我迷惑不解，回答说也许她应该通篇读完再下定论，她没有回答，转身走了。我还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犹太人时，对他们身上的黄色标志感到非常惊奇，她指的不可能是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说我看到很多德国人也被同样的场景震惊和迷惑了（事实的确如此）。至于其他部分：难道是我同情柏林废墟中那几个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国小孩，这冒犯了她？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真的麻烦了，因为对孩子感到绝望，就是对文明丧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为我对西方盟军在汉堡大轰炸中夺去了七万五千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达了愤怒之情？她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德国人也炸毁了大量城市，纳粹军人也屠杀了无数无辜的生灵吗？但是我没有解释，也没有驳斥“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干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
这位主人的反应让我产生了一种忧虑，久久挥之不去……我没少揭露纳粹恐怖的罪恶行径，比很多人说得多，并且是出于自愿，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试图借这种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记极权主义统治下广大民众的软弱、盲目与无助，就像揭露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令人憎恶的行径一样。我希望自己是怀着一种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态做这些事的。但我认为，如果永远无法与众多犹太朋友自由地讨论这些事——这种讨论是交流与理解的起点——我将非常沮丧。现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寻求他人的共鸣、寻求他人的理解。
10月22日，普林斯顿
庆祝亚瑟·施莱辛格七十五周岁的生日晚宴在纽约举行，到访的宾客足有一百多位。宴会经过精心布置，满是各界名流和嘈杂声。我被安排在主人右侧男宾首席，坐在杰基（·肯尼迪）·奥纳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鲁斯
之间，这两位我都乐意交谈的（虽然原因不同）。可是十点半了，餐后甜点还没有端上来，很显然，接下来还会有大型节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另一场晚宴，只得无奈地与两位高贵的女士道别，逃离了宴会，事后感到有些失礼。
11月14日
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很忙碌。布什政府疯狂叫嚣着“赢得了冷战”，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对此表示抗议。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几乎一片赞同之声，只有理查德·派普斯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发文提出质疑，依据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说过，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对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派普斯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还有足足五页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论证了苏联政权弊端的根源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个段落的简评而已，旨在表明我们能够影响和改变苏联的方式是凭借我们的实力，而非通过军事威胁或恐吓。）
一周以后，我在《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专栏文章……我设法（通过弗兰克·威斯纳
）让国务院和克林顿集团（通过托尼·雷克
）看到此文……
我把选票投给了克林顿。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热情，因为克林顿对国内事务的某些主张我并不赞同，其他一些主张在我看来也不太有说服力。但是布什先生从一开始就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另外我觉得他和他的同僚与民众接触太少，尤其是跟聪明的年轻人接触太少，布什集团已经筋疲力尽，缺乏积极而合理的方案。至于克林顿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暂时还不得而知。
11月26日，农场
动身去农场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从普林斯顿家中的书架上选了一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书，准备带到农场去读，这本书之前还没翻过。
事实上，我是带着浓厚的兴趣读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价值（跟尼布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的深度令人钦佩），还因为它给我的新书带来了巨大的启迪。
我非常激动地发现，在对人类境况的洞察方面，我与尼布尔有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在我陈述的观点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尔其他作品的启发和引导，我还说不好。当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手中的这本书来看，我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他一筹，但这也只是因为他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其间的发展变化让我们接触到了更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这些现实在他那个时代还不那么明显……
我们都认为，群体的冲动更具危险性，而个人则容易对这种危险性产生应激反应。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一因素的认识是独创的，但我惊喜地发现尼布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观点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说他没有赋予这一观点更加重要的意义。
12月9日，普林斯顿
电视正直播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登陆的实况。此时，非洲已经迎来了又一个灰暗的黎明……我认为本次行动是美国政策的严重失误；出于对自己的公平起见，就算只是为了这本日记，此时此刻我也应该记录下我持这一观点的原因。
我们被告知，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接管运输通道，同时确保食物安全送到饥民手中……这种补给线路势必受到武装团伙和个人的骚扰，导致大量食品还没运到目的地就被掠夺一空或者丢失……那么，我们的援助行动为什么不受欢迎呢？首先，因为我们的政府采取了一种有限而简单的方式，试图借此解决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力图改变的现状实际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马里人民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整个领土范围内没有一个政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饥荒部分是由干旱造成的（电视里是这样讲的），此外还因为人口过剩，以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治理混乱的局面……
只有建立一个统治全部领土的政权，才有可能扭转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政权必须强硬，并且意志坚决。它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政权，因为在饥寒交迫的人群当中，不可能具备实行民主政体必备的先决条件。我们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把握……
第二，这是一次代价异常昂贵的尝试。我们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够数以亿计，也绝对以千万计。这无疑让我们原本就负债累累的祖国雪上加霜……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资金，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少资金……
把美国武装部队派遣到远离国土的地方执行任务，这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大型治安行动，而那里的情况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毫无瓜葛。显然，我们的开国元勋永远都不会设想，或者说永远都不会认可这种事情。如果说这是美国的传统，那也只能说是最近才有的传统。
12月14日
最近几天，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抑郁情绪中：这一次不是时常困扰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对身边的美国文化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厌恶。然而，外部环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猜测，这种状况反复出现可能与我身体上的某种变化有关。
我多么渴望去乡下生活，在那种真正的乡下，如果还能找到这种地方的话。但是，我想那样的生活会让安娜莉丝感到非常沮丧，她的痛苦绝不会比我现在少。
1993年
凯南毕生都在寻求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影响。随着他思考政治和个人哲学的著作《崎岖山路》大获成功，他的人生抱负骤然之间得以再次实现。
1月，普林斯顿新书的首篇书评出现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这不是一篇认真严肃的评论。如果作者【乔治·威尔（Gee Will）】读完了整本书的话，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评论了。书评不乏善意，却缺少严肃和认真，在我看来他仿佛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凯南不是一个坏老头儿。我们对他宽容一些吧。毕竟每个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异的地方，他的怪异之处很有趣。”
当然了，我还是挺高兴，这篇评论不算讨厌。可我的想法是，人们在读过这本书后，我宁愿被重视它的人严厉地批评，也不愿意被轻视它的人屈尊纡贵地宽容。
1月22日
总统的就职仪式搞得像一场欢快的全国嘉年华，不过也相当精彩。尤其是克林顿夫妇陪同布什先生走向直升机，祝福他回归私人生活的场景深深感染了我。阅兵仪式后，克林顿先生和夫人在白宫接见了约六百人的代表团，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的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总统和夫人对大家，特别是对孩子们充满了慈爱与尊重。事实上，跟随（而且是紧紧跟随）这一切而来的是第二天残忍的“日常政治活动”。不过，这欢庆的典礼，平平常常地发生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国家里，还是彰显了某种壮丽辉煌。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之中，我很少允许自己去享受这种情感。
【凯南夫妇从华盛顿出发，经普林斯顿到纽约。在华盛顿，他见到了弗兰克·威斯纳和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他在纽约和安娜莉丝一起照看孙辈，同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家谱研究。他一直想为凯南家整理一部家族史。】
2月2日，纽约市
据我了解，弗兰克·威斯纳最近的职务是主管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现在，也就是总统就职前的最后几天，他被安排到五角大楼一个类似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刚刚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全权负责对俄罗斯的所有事务。这也是他首次在政府中任职。
他们两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但我还是突然感到有点儿压抑和悲伤……弗兰克满怀敬意地倾听我就俄罗斯问题提出的建议，但我觉得自己跟亨利·亚当斯
的境遇差不多，他曾在一篇日记或一封信中说，他和约翰·海伊
现在都被看作“圣人”。很明显，他的意思是，他们都相当受人尊敬，但是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他们的意见却得不到重视。亚当斯写到，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俩是时候尽可能优雅地离开这个舞台了。
4月7日，普林斯顿
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三个星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新书一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包括出版商、代理人和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惊讶不已。（在滑出榜首一周之后）它于本周再次荣登销售冠军，全国各地都在大量销售。除了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体以外，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命运真是奇怪：我能感动那么多同胞，但当权者永远不会有所触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是的，我享受了很多崇高的荣誉，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像亨利·亚当斯（有人说亚当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样，也被当成一个圣人。在这个国家里，我是或者说可能是最受尊敬的非政界人士和非官方人士，可我没能带来有意义的影响。我乘着高高的魔毯顺势翱翔，超然于各种纷争之外，可是当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摆在眼前时，我不免心生惶恐，于是开始丧失兴趣，几乎连早报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只盼着想办法尽快退休，早日过上真正不受干扰的个人生活。
4月29日
尽管我的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对这本书表现出丝毫兴趣，甚至书中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也未能触动他们的神经，政府没有就任何事务主动与我联系。好在这一切我已经习惯了，毕竟四十年来我一直遭受这样的冷遇。挫败感是我目感到如此烦恼的主要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困扰我的是日渐虚弱的身体。每隔三四天，我就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脑力工作。这是一种新的症状，除了医生先前怀疑的某种抑郁症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我对生活的兴趣正在消减，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也是一个我无力施加影响和推动的时代……我宁愿到乡下找一块小地方，独居于此，养上一条狗，喂上几只鸡，闲暇时在破旧的花园里蹒跚着散散步。
9月12日
我非常痛恨自己，三周以来一直在浪费时间，尤其是美国网球公开赛，我看得如痴如醉。但是美网公开赛一年才举办一次；况且这几乎是我唯一的堕落之举。（在我看来，每个人每年至少有权利堕落一次。）
11月2日
为了庆祝我的九十岁寿辰，外交关系协会计划邀请三位前总统、五六位国务卿到场。当然，这些人能否接受邀请，以及接受邀请后能否到场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中两三位能够光临。不管怎么说，单是外交关系协会这种想法以及此举带给我的荣誉，就已经让我非常震惊了。我了解自己的弱点。在学术领域，我已经习惯了接受荣誉，但是这一次打破了常规，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形象，这要求我不仅表明上要符合这个形象，而且内心里也要接受这个形象。这让我清醒过来，也警醒我在余下的岁月里，必须努力把自己的若干重大缺点隐藏起来，去承认这种形象对我的重要意义，不是去演绎角色，而是真正成为那样的人。
在与安娜莉丝探讨这个问题时，我强调了后者。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这样说：“做你自己就行了，正是坚持自我让你走到了今天，就把这种风格带到生日晚宴上去吧。”我不是一个能够伪装成他人而放弃做自己的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建议倒是很中肯。但这是我的缺陷，应该在最后这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有所改变。我应该更加镇定，更加沉着，更加慎思，不要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和盘托出，而应该融合积淀所有想法，坦然直面周围糟糕的环境，绝不屈服于绝望。我必须在不失谦逊的前提下尊重自己所拥有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我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是如果我发现别人之所以尊重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不完全与现实苟合，那么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尊重这种形象并尽量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绝不会掩盖现实，而要努力缩小自己与这种形象之间的差距。
1994年
年近九十岁的凯南下决心不再涉入公共生活，可实际上，他依然乐此不疲。他也无法摆脱遗憾的心情，遗憾自己未能推动美国政策和治理结构的变革。
1月6日，普林斯顿
我意识到在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里，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能定期记日记，我决定利用研究所的几天圣诞假期，书面总结一下过去三四个月来都做了什么……
应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的邀请去了一趟华盛顿，与政府各部门里在业务层面上非常关心俄罗斯事务的人交流，还参加了斯特罗布在家中为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举办的晚宴。有人可能会问，我还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关俄罗斯问题提供什么建议，我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参与过俄罗斯事务了，每天也主要是通过新闻来了解那个国家的动态，而与我见面的这些人对俄罗斯事务了如指掌。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每个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在交流结束后，斯特罗布说他们非常感谢我提的建议，并向我保证，我的话能帮助他们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来看待整个问题。我猜想，这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些事务。至于国务卿，先前我与他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但在这种更加亲切的氛围当中，我发现相较于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温和，也更有魅力。总而言之，我很庆幸能利用这次机会结识华盛顿目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人员。毕竟，我也在美国驻外事务处工作了二十六年，对自己经历的那些形势还有感觉。我更愿意与他们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受到敌视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级研究所，我谈到俄罗斯遭受的重创，包括社会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甚至基因层面的。苏联共产党统治了俄罗斯人民七十多年，这让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让他们倒退了多么远，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在遗传和经济上都极度匮乏混乱的群体，动荡不安，颜面尽失，心灵受创，自信丧失，没有一个领袖能够给人民以信心。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这样的背景并将它铭记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个饱受重创、精神萎靡的国家里正在发生什么……
几个月前，克林顿先生在西雅图多国首脑会议上公开谈到，二战结束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要归功于“杜鲁门、马歇尔和凯南这样高瞻远瞩的人”，虽然我们三个未必算得上“高瞻远瞩”，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评价……
有两种现象最让我担忧，它们紧密相连，折射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首先，放纵和堕落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闻、电子通信和文化的输出都掌控在娱乐业手中，娱乐业再以近乎垄断的方式将它们用于可怕的用途，制造知识水平低下的节目，还创造出伤风败俗的色情产业，让人们病态地沉溺于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赋予同性恋以荣耀，认可那种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总的来说，对于这些怪胎的滋长，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领。
除此之外，另一种现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证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部分学生的真实情绪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确”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歇斯底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种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种现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体丧失。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范围，也弥漫于全部或部分杂志、政治漫画、学生运动赛事以及大量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一直将有能力欣赏和享受讽刺与荒诞视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对我们这些传承美国本土文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将它的普遍丧失视作这样一种信号，即人们在精神和智识生活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重大问题。
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社会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将大部分文化领导权下放给电子媒体的国度里，哪里能找到根治这种疾病的良药。
2月7日
这段时间真是非常劳累。我拼命地想将两张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清理出来，其中一张在办公室，另一张在家里，考虑到现在距离我的九十岁生日宴会只有不到十天了，应该放下手中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体面而亲切地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去做一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生日那天轻装上阵：没有遗留未予兑现的承诺和不曾答复的来信，也没有留下对他人应尽而未尽的义务。上个周末，我一直在准备这项工作，甚至牺牲了去教堂的时间。我一度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至少办公室的桌子已经像模像样。但我还是失败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铺满，其中有一些还比较急。
2月15日，纽约市
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生日晚会足足来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虑到本次晚宴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此应该介绍几位参加晚宴的嘉宾。晚宴本应由莱斯利·格尔伯
主持，但实际主持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与现任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邻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宫来的。她高声朗读了总统给我的亲笔信，并把信交给了我。随后又有人朗读一封信并交给我（遗憾的是，我忘记递信的是谁了），那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亲笔信，内容同样亲切，他同时还授予我“国务院杰出贡献奖”（我相信这是国务院能够给予个人的最高认可）。接下来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协会创办俄罗斯研究奖，已筹到约一百万美元资金……其间最让人感动的是马歇尔·舒尔曼
的祝酒词，他让大家注意到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做出的贡献。
总之，大家的溢美之词令我受宠若惊，想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回应。
2月25日，普林斯顿
我沮丧地发现自己连起床都起不来了。两条腿不听使唤，头晕得厉害，无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丝看我的病情不见好转，就叫韦医生过来。他大约在晚上七点来到家里，经过一番检查，他最后确诊我患了中风。
3月24日
我已经连续两个上午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了，回复了一大堆来信（另一大堆还躺在那里，而且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应邀为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书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长达五百九十页的书稿，他还从办公室打电话过来，约我在世纪酒店共进午餐（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正在跟办公室新安装的电话系统做斗争，那是最先进的设备，复杂点儿的功能我都不会用，也不打算去学了……4月下旬，我还要去参加美国哲学学会的上半年度会议。
换句话说，我的生活完全恢复到九十岁生日和中风之前的忙碌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态，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而打折扣。刚过去的五天里，我感到极其难受，有时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脏病专家，诊断结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几粒药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缚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显然，如果我濒临死亡的话，那么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这一点。
6月29日，索伦霍斯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总统的撰稿人罗伯特·布尔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据我所知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的侄子）想要拜访我。为了什么事呢？总统马上要去里加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会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确实去不了的话，他们也想通过随行人员带去我对里加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问候。这个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虽然现在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我还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问候信。奥斯陆大使馆第一秘书到我这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讨论了这些事并接收了我的亲笔问候信，随后就离开了。
之后我起草了一份两三页的文件，内容包括我对波罗的海国家现状，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这些都是总统到达里加之后极有可能被问及的问题，这份文件也以同样方式送了出去。也许这些文件永远都到不了总统面前，但是我年纪太大了，也不太在乎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个外交官，太像一个政府的公仆，就算不受待见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好几本《莎士比亚文集》，并下定决心，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将它们通读一遍。现在，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和完整地开始阅读文集中的第一部戏剧： href='9617/im'>《暴风雨》……问题是，莎士比亚本质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影响下形成的、富于悲剧色彩的希腊的人性观念有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他。我将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读下去。
7月7日
我接到布尔斯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我拟写的那份见解独到的文件已经通过奥斯陆大使馆转交到总统手中，他已经组织政府的专家进行论证，现在仅论证完成四分之一，总统希望通过布尔斯丁对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谢。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回顾了国务院近期为他举办的一次庆祝晚宴。】
10月14日，普林斯顿
当然，我无法做到整个晚上都那么淡定从容。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就是在这栋楼里，杜勒斯先生随随便便地把我解雇了，就此结束了我在驻外事务处二十六年的职业生涯，当时除了五楼那个可爱迷人的接待员外，整栋楼里没有一个熟人来道别。
【凯南到巴巴多斯度假。】
12月28日，巴巴多斯
内心被我最后一本书的命运搅得忧郁不安。它在全国畅销了好几个星期，看起来越是远离华盛顿和纽约的地方（有一个例外：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书评》上对本书给予了极高评价），书越是卖得好。好像各地读者都在传阅，唯独两个圈子除外：媒体和政府。我这是在对心不在焉、充耳不闻的家伙白费心机。
1995年
对俄罗斯强烈的感情依然影响着凯南的思想。车臣叛乱以及俄罗斯众多专家的种族偏见令他深感担忧。比尔·克林顿总统即将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总统邀请凯南陪同前往，这让他兴奋不已。然而，最后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邀请，很显然，他怕虚弱的身体趁机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锐。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的公开辩论中，凯南沉静地回应说，1945年8月发生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觉得对这样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合适和得当的”。我们应该“忍耐自己的战斗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协……的可能性”。
他深刻剖析了圣奥古斯汀、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
、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当他意识到自己疏于记录日记的时候，也试着做出解释。
1月13日，普林斯顿
目前针对车臣展开的行动有欠考虑，这越来越令我感到沮丧和担忧。我对车臣没有好感，对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抱负也毫不同情，但是远有更好的方式来掌控现在的局势。危言耸听的预言随处可闻，说民主政治要在俄罗斯终结了，说叶利钦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实现独裁。我也怀疑这种事情会发生，或者说有可能会发生。经历了过去六年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拾，这种强加给俄罗斯民众的惩罚将会遭遇多种形式的阻扰和反抗。
2月4日
我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电话访问，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事先我已经请他们将题目发给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关于历史和冷战的起源，而非关于我本人。这些问题本身就体现出了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历史知识的匮乏，就连聪明的编辑们也不例外。很明显，提问者对当时的苏美关系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后来右翼思想的影响，认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故意将波兰和东欧送到了斯大林手中，任由他处置。对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单是奇普·波伦的一本书
就足够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导致了）苏联进入东欧并在当地巩固他们可怕的高压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a）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们的政府成功地说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斯大林当局是心地善良的，他们的战时目标跟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c）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不可救药地执意在战争中不关注任何政治因素。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一项得到白宫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罗斯福坚信，他只要抽时间去跟斯大林谈一谈，就能让后者收敛自己的个性，让一只豹子改变本性。
3月9日
在纽约的晚宴上，只有两位来自其他领域的客人：大名鼎鼎乔治·索罗斯（Gee Soros）和他的夫人苏珊。当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听说过他，但是对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谦逊的中欧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中欧和东欧问题了如指掌，特别是对当前的局势、问题和相关重要人物的判断非常精准。晚宴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愉快的交谈。我开始怀疑，他能与我如此放松而得体地交谈，是因为他将我与他见过的其他人做了对比，然后发现我对他的钱没有任何企图，我之所以欣赏他（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感觉非常难受……上午，现任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打来电话，说总统希望我陪同他参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仪式，并于当晚乘总统专机飞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的庆典……
我当然愿意随同前往。毕竟，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是作为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出现在莫斯科的。应邀参加庆典将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将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门柱下面对游行庆祝的俄罗斯群众，还因为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贵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险敌人。
4月8日
我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参加克林顿总统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劝我随同前往（安娜莉丝除外，她明智地不发表任何建议，只是告诉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这个周末，克里斯托弗带着他的小儿子奥利弗来了。克里斯托弗的反应尤其强烈，他说这事令人兴奋，会振奋我的精神，此行会非常愉快。格雷丝也持相同意见。如果我试着告诉他们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会说：“唉，您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医生（星期三去过一次），他们会说，除了心跳有点儿虚弱，膝盖关节有点儿炎症之外，没再发现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身体状况总是令我忍不住对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我绝不应该冒这个险。”
6月8日
这个星期，我被学术工作和法国网球公开赛折磨得一塌糊涂。不幸的是，法网公开赛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赛的实况，而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够用来好好写作的时段。观看高质量的网球赛是我唯一有些轻佻的业余爱好。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一种爱好吗？只有这种爱好，才能让我们在这狂热而绝望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6月12日
可怜的老俄罗斯啊。其实俄罗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大流散。国外公开叙写这种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来自俄罗斯（或者他们的父母来自俄罗斯）并在西方定居，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而是一些犹太人、波兰人、德裔波罗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绝非俄罗斯血统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罗斯，也非常厌恶它，他们希望与西方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分享他们的感受。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极少有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它受到公平对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帮不了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是什么，人们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7月5日，索伦霍斯
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圣奥古斯汀的 href='954/im'>《忏悔录》（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发现在他的大量忏悔中，其实有相当多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一点我无法赞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个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论对上帝做出多么有益的贡献，也无法让他的同胞为之所动。
同时，我也对圣奥古斯汀与上帝之间过于私密的关系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关系暗示着，神把关心和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的仁慈和理解是普及天下的，而不是给予某一个人的，一定还有更多人需要这种仁爱和宽容，因为他们也一定会经历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刻。不可否认，你圣奥古斯汀在自己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而向他声称你很重要，但是以上帝的标准来看，你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是你自封的。
我可能已经接近了亵渎圣灵的边缘，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我听说在英格兰某地，有一张宗教海报，上面只简单地写了五个字“耶稣救救我”，有个亵渎神明的人（或许他是个真正虔诚的教徒？）加上了几个字：“耶稣很忙，自己想办法吧。”
【凯南一家接受朋友莱利夫妇的邀请，去缅因州度假。】
8月28日，缅因州，诺斯黑文
这栋小别墅里珍藏着很多书籍，我们体贴的女主人劳拉·莱利为我挑选了一本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访谈录……我随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的访谈，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规划室期间的知名人士。当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逊，其他两位偶尔也会遇到，交谈过几句：我几次碰到李普曼，和法兰克福特见过一次（这对我们双方都无足轻重）。由于我比他们都年轻，又长期在艾奇逊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声望和权威。现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气了，我自认为拥有了跟他们当年一样的地位，这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对他们的尊重和顺从，对于当时那么年轻的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我自然也应当收敛我的锐气。现在，我在脑海中回想着，在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里，我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如何看待我。
法兰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头脑，当然，他也是由律师们控制的政治中心里一个老谋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来人。不过，他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至于李普曼，他是一个将新闻事业做到了极致的人，也是一位头脑聪明、学识令人钦佩的优秀作家。我将他称为自由主义博学家，他外表看起来温和友善，但内心冷漠，还抱有古怪的防御心理。他在分析公共问题时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断力和写作风格，但是，迫于身为专栏作家的压力，他写得太频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惧的犀利风格有时会将他自己带入怪圈，直到他发现原来他在追着自己的尾巴转。李普曼对我非常愤恨，因为我高调地写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并发表在他基于某种个人原因发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认为自己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评论者，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无名小辈，竟然写出一篇如此轰动的文章，无异于对他的挑战和挑衅。我一直都对他尊重有加，当然，这么多年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睿智的对手，他尖锐但合理的批评带给我的好处比伤害多得多。
艾奇逊则完全不同。我将他视为最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我们在国务院共事时，我对他更为尊敬，甚至远远地对他抱着喜爱之情（之所以说远，是因为我们在年龄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时候他被看成一个冷漠而傲慢的人，当他认为一个人不称职时，只需轻轻地动一下嘴唇，这个人就被辞掉了，而他的看法并不总是公正。其实，在相对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圈子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事实上，他是一个极不讨人喜欢但又极为忠诚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艾奇逊接受的教育、训练和职业经历，使得他处处以法律为准绳。他的世界是美国律师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世界，而律师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这个体系当中。毕竟，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依靠法律决策来维持运转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行政裁量来实现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逊几乎认识不到他作为国务院带头人的管理责任。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不带一丝的繁文缛节，而官僚作风正是国务院特有的风气。他对驻外事务处毫无了解，当时处里很多人认为，这里是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体系，就像陆军或海军一样。至少在理论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这个机构当中拥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可他很难像机构中的其他人一样重视这种权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下属，认为我们只要服从于法律、法院以及政治体系的运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因此，当国务院官员偶尔与执政党中的当权人物在工作方式上发生冲突时，比如“中国通”事件
，就别指望艾奇逊能够代表国务院或者以国务卿的身份来保护他的官员了。不是还有法律和法院在吗？
12月12日，普林斯顿
也许这是最后一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关注日记？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时间优先用于给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写作任务上，以上种种使清理办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实际的事情。我该回归日记本了。当然了，接下来我又想到，我的书桌从来就没有彻底清理过，我也从来没打算彻底清理它。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与自己沟通交流的特殊工具，这部日记永远实现不了它的最终目的，除非我把与自己的交流看得比与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实这未尝不可，尤其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目的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可能从没有思考过这本日记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如果它还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话。日记不单单能够为个人服务，它可以只作为我理解的那种流水记录：苍白地记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以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充其量也许能为久远将来的某个传记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资料；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记事本，就像很多小说作者用记事本记下他们听到、看到或其他人没有记录过的新鲜事儿；或者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记录，记录一天当中的思想历程。我曾经试着将日记定性为最后一种。不过，因为没那么急迫，这种努力就搁浅了。此外，根据经验可知，只有当我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坐下来写作时，以及我不想为自己记下什么的时候，才更容易涌现出许多想法。
我也问过自己，并强迫自己回答，这本日记究竟要归为哪一类，我期望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也许我应该给予它更多关注。
1996年
虽然凯南确信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依然认真思考着有关未来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被他称作“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好处。
3月20日，普林斯顿
有时候人会处于一种介于睡梦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尤其是清晨即将醒来的时候，此时的思考在逻辑上已经比较连贯，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体现出部分潜意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昨天早晨，当我正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另一方面，我又完全丧失了能力，那就意味着终结，即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表面看上去很稳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坍塌……这种感觉就像万丈深渊，我在它的边缘过着虚假的生活，假装我真的像看起来的那样正常而健康。
4月13日
戴维·格根
的电视访谈令我极其不满：虽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欢，可是很明显，事先他没有做好准备，对我的新书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如果说他有所了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整个访谈中他根本就没提到过书的内容。
他老生常谈地将我们的访谈带进了有关遏制政策的讨论当中，占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时间。我看起来很疲倦，表现得也很差劲。很明显，他对我过去三四十年做了什么一无所知，而且我猜他很惊讶我还活着，并且直到这个年纪还在出书。
4月28日
今天早晨，又翻了翻我写的书，尤其是关于非军事外交政策那一章，我几乎都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不会再义愤填膺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头再看，我发现大部分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我都已经很好地归纳出来了，完全值得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没有激起媒体和政府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观点能获得每个人的认可，相反，我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够刺激。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评论界的反应。事实上，真正让我心烦的并不是个别批评的声音。我宁愿我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也不愿它石沉大海。
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这种彻底被忽视的结果，真是让人痛苦和绝望。
但我并不为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后悔，我的能力也仅限于此。至少，如果不这样去做，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不作为。
5月16日
安娜莉丝抱怨说，我经常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牢骚，她甚至还去向别人抱怨。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想向自己和别人承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说得没错。我永远都不应该抱怨，但我抱怨的并不是年老本身带给我的痛苦。也许我需要，或者说，我应该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同时还要面带笑容。因为人们要求并期望我这样做，仿佛我不是九十二岁而是六十二岁……难道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就不能享受片刻的休息吗？
6月13日
好几个月以前，约翰·加迪斯巧妙地取得我的同意，让我在办公室接受BBC电视台（我猜的，也可能是其他媒体）的访谈，内容是关于冷战的历史。BBC联合特纳广播公司（或诸如此类）制作这期访谈节目的动因，是推出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其中至少有二十个小时的片段是关于冷战史的。我与加迪斯争论过，我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相信这种节目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观看这一类节目的都是懒惰的历史系学生；我还说我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演员；我不喜欢自己在电视里的形象，就像我不喜欢媒体本身一样，对于如此表面浅显的问题，我只能给出过分简化的答案——糟糕的演技，糟糕的历史。
加迪斯的回答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影片都要拍下去，如果你不参与，那么结果会比你现在看到的更糟糕，因为你本人与冷战有着独特关系，而且你的观点独一无二。
7月21日，索伦霍斯
我听到两起爆炸事件的新闻：一起发生在从长岛起飞的飞机上；另一起发生在亚特兰大。
我马上想到这两起事件对美国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长岛事件也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美国对外态度方面考虑，也许不全是坏事。如果这两起事件能够让美国人反省一下，不再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拼命地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文化，人们就会越来越爱戴我们。也许爆炸除了悲痛和不可原谅的人为后果之外，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9月21日，普林斯顿
我写完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九十六页）凯南家族史
……
我现在的很多困境都可以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事实上，我的身体已经进入“高龄”状态，各种机能已经不能协调运转。身体、精神、性、想象力、神经控制等各方面的机能，都以各自的速度衰退着，所以现在，在我九十二岁半的时候，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迁就了。它们之间缺少正常的协作，彼此排斥，互不体谅，每时每刻都在为抢占优势而竞争。结果造成一团糟，既妨碍我管理自己和审视自己，也不利于他人审视我。
11月25日
昨天早晨醒来，我开始问自己，用这个时代的词汇来形容，我能不能被称为“孤立主义者”……
答案是：可以。与大多数人相反，我严苛地遵循一个信条，那就是一切着眼于国家的利益，虽然我也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但我确实算一个孤立主义者。我曾极力主张遵守我们签订的（仅有的）两个盟约，即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日本的盟约……我看到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几乎所有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国家，其领导人对我们都持有一种利用和剥削的态度，对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助，这些人没有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我们似乎是因为特别在意要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这样做的。依我之见，这样做除了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外一无所获。
对于目前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坦诚地说，应该另当别论。就中国而言：我认为这个国家凭借其伟大文明，值得我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来对待。据我眼见耳闻，她的人民非常智慧，我认为他们比我们要聪明。但是他们与人交往时也非常无情，实际上这是源于某种对外国人的恐惧。对此我没有责备之意，那是他们的权利。我认为移民到美国的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不过在未来几年，这种积极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在外交上给予他们最无可挑剔的善意（他们能够理解的善意）就行了。除此之外，我们要尽量少与他们接触，在不得不接触的领域，对待他们的态度不要低于他们对中美关系稳固程度的预期。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低估贸易问题。我们应该防止我们的商界人士在中国展开过于深入广泛的商务活动，即便这会迫使企业家们减少在他们所坚信的“巨大中国市场”中占据显著位置的渴望。最后，我强烈敦促我们的政府，坚定而彻底地摒弃一种做法，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要再因为人权问题而向中国政府施压。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至于俄罗斯，情况就更复杂。在传统的宗教和教育文化上，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隶属于西方世界。在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依然有可以贡献的地方，也有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历经上个世纪的变迁，包括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年间赤裸裸的压榨和暴行，他们的文明已经严重弱化，他们现在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前途未卜。
我想，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永远都是有益和令人愉快的。不过，这种交流几乎不涉及两个政府管理水平的问题。就俄罗斯而言，最坏的可能就是给欧洲和我们带来大量麻烦；最好的可能就是成为维护和稳固西欧社会的有利因素。这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在我看来，西欧是这个星球上，我们的文明唯一可以指望的依靠了。
1997年
凯南坚持认为，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是一项目光非常短浅的政策，会引起俄罗斯的对抗情绪。尽管他成功掀起了反对这一政策的热潮，但是克林顿政府一意孤行。
1月4日，普林斯顿
我应该写一些新年预言吗？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没有这么做过。我的预言要比我的期望少得多。预言顶多能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却不会合他们的心意。
很显然，对于北约东扩到自己的国界线边上，俄罗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温和的反应。他们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做出各种回应了。我预计他们会大肆渲染，将政治问题军事化，以无限夸大其面临的风险，还会带领人们重温俄罗斯悠久的历史，把自己说成无辜的受害者，遭受了国际社会的迫害，我们这些国家都充满了邪恶的侵略欲望，也是他们眼中的异端。
此外，基于一些更加现实的思考，俄罗斯领导层会做出如下努力：（a）说服“独立国家联合体”（1991年从苏联脱离出来独立的国家）成员国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公开建立一种军事联盟；（b）与其东面邻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西方军事集团，制衡北约谋求世界领导权的行为。
这将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全面的，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灾难性决裂，实际上等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
此外，尽管我一直在谈期望，但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会有让人满意的结果。以色列仍然坚持它目前的立场，这将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邻居们的孤立，但在特定条件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将自己变成以色列的敌人。如果以上种种问题都恶化为地区性军事冲突，我国将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军事责任。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这种状况出现，但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发生分裂。
我悲观的预期已经够多了，就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随机应变。
1月28日
在后冷战期时代，我们政府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积极推进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我觉得我应该公开表达这一观点，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几个朋友，以及几个可能成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就算他们不听我的劝告，至少也得到了一个修正路线的机会。
为了尽力做到公平，整个上午我前思后想，想为这个巨大的错误找一个理由。可是我没有找到。政府对这种蠢行的坚持让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寻找一个让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与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区间——已经失败。
我是多么衰老！多么虚弱！多么无助！
2月3日
去信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警告他我决意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我还致信《纽约时报》（出乎我意料的是，报社竟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见报。我无法预料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也许有人会希望我到华盛顿去，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大张旗鼓地抛出了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也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我的观点。让他们看看，怎样才能从自己制造的一片混乱中解脱出来。
2月8日
在这个即时通信的时代里，《纽约时报》专栏引起的反应让人惊诧不已。文章刊发的前一天，一家名为《每周关注》（Die Woche）的德国杂志就发来传真，希望选登文章部分内容。接着，我又收到格蕾丝办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从圣彼得堡）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她听说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时候，正在莫斯科与叶利钦短暂会晤的法国总理发表声明，建议近期举行一次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我确信这一声明与我的文章纯属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应该是发表文章的最佳时机。我有一种感觉，我的此次干预即使无法改变美国的政策，至少也会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们的脚步……
4月15日
约翰·加迪斯要去耶鲁大学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里会很忙，也会更受到重视，更加开心。但对于我来说，我有点儿担心。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签订过一份简短的协议，我授权他做我的传记作者。我知道，这些年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采访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托弗）以及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且把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了。但在此期间，我还没有发现他已经开始撰写传记的迹象。
我知道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很显然，他准备在我去世以后再开始撰写，根据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本该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识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大不相同，由从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谦逊学者成为今天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他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有学术界本身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媒体的压力，尤其是电视媒体，他们对素材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愿意肩负起撰写传记的任务。我担心他不愿意了，除非我帮他一个忙，现在立马死掉，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鲁大学开学之前开始写作——不，上帝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后一直像今天状态这么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时间内，也未必有这种可能。
7月11日，索伦霍斯
新闻上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折磨人的飞行。我当然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
有人问，俄罗斯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以后，有哪些相应的工作要做？怎样才能确保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向俄罗斯保证无须担心，北约东扩没有军事意图？
7月31日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首先，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发生变化。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在快速衰退。情况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除了体质退化以外，我的记忆和思维恐怕也无法再保持连贯了……
再加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是个插曲）悲伤和痛苦，昨晚成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白天，我因为别的事打电话给玛丽恩·多恩霍夫，无意间提到波兰对俄罗斯的憎恨，这立即引起了她的强烈反应，我知道在某些问题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观点。
凌晨一点，我醒过来，回想起和她的争执，意识到这恰恰证明她根本没看到北约向俄罗斯扩张有什么错。这倒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完全没能有力地摆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波兰的行为在西方民意中获得胜利，如果我无法让玛丽恩（和我的妻子）看到这种行为的错误之处及其暗含的可怕风险，那么我作为一名官员或者一名公众人物的活动，其整体主旨一定会被当作错误和无用的。那就等于承认我的观点、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问自己：该对玛丽恩说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苍白的几句话：“玛丽恩，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感到很伤心。除了新冷战之外我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来形容现在的局势，结果或许会非常
糟糕，而且将终结俄罗斯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尚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关系，最终一定会落个极为不幸而又毫无意义的结局。”
9月7日，普林斯顿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到处是英国王妃戴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真是让人费解。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想要找到这个离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项挑战……
我只能说，这个消息在公众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是拜电视和计算机所赐。这两种物件儿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年轻人应该知道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责任了。毫无疑问，民众眼下对此事的强烈反应折射出一种集体式的歇斯底里，这种心态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不正常的兴奋始终是一种危险现象。当它受到电视媒体的宣传和鼓励时，就会变得尤其危险……毕竟，绝大多数对王妃之死反应强烈的人，只在荧幕上见过她的形象，从未见过戴安娜本人。换句话说，他们与王妃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间接的。但这恰恰就是电视的使命，不负责任地向民众传递间接的情感刺激，然后让观众以不同方式去迎接这些刺激。其结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助长了“偷窥者”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难和挑战，却无法给出答案。
11月4日
在《纽约书评》上读到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钱伯斯事件的。
当时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希斯是当时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宠儿，也是艾奇逊面前的第一红人，更是因为他陪伴阴郁的罗斯福完成了最后一次雅尔塔之旅，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却被允许站在总统身旁，就如何面对斯大林提供建议，而奇普·波伦却基本被当成翻译。我也因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当地，由大使馆临时照顾，无法进一步获知总统及其随行人员的想法，更别提商量什么事了。
后来，在50年代，惠特克·钱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尤其被理查德·尼克松）当成攻击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工具。我被这场纷争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该案件的书籍。毕竟，所谓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产主义涉及苏联。
总之，我从来没信任过这两个人。他们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太过完美了。作为新政的拥护者，希斯聪明睿智，前途无量，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他在乔治城拥有房产，还能轻而易举地走进罗斯福的世界。而钱伯斯由于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纯洁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达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通过这种高调的愤怒的表态，他让自己获得了解脱。为了献身于真理，除了揭露和告发自己昔日在“共产党阴谋集团”的同志之外，他别无选择。任何一个对俄罗斯共产党情报机构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招数太过低级，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12月2日，普林斯顿
我做了一个梦，把自己吓醒了，我从来没有被这种梦惊醒过……梦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梦里还营造了我当年真实经历过的一个情感困境。不过，在梦境中它显得并不真实。困境出现的背景极其优美，也极其恐怖：诡异的夜半时分，在一处宽广、寒冷、荒芜、没有尽头的高原上，出现一个微小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无约无束，不顾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自缚手脚。如果说有人能救得了他，那么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围的环境阻止我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困境……我没能（也许还没强大到）去救他。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我整个情感世界里的一个致命缺陷，它长期伴随着我，只要我活着就伴随着我……我被难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惧怕这种情绪。它全然无情的刺痛仍然伴随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
1998年
凯南对自己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不当性行为都做了评判，后者正努力摆脱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在1993年的著作《崎岖山路》里，凯南仔细思考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
3月8日，普林斯顿
克林顿先生与白宫犹太女实习生
之间的性丑闻真让人难以忍受，龌龊和无聊的报道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三个星期以前，在这个小插曲刚出现的时候，我对安娜莉丝说：我认为克林顿先生应该辞职，我认为一个男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要避免这种合法的骚扰，同时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总统职责。但是，他在应对这次挑战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没人帮得了他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些国家，比如伊朗，与我们非敌非友的现实。我们只准备与这些国家进行基本的日常交往，既不抱幻想，也不对其绝望（这里，我当然指的是我们政府）。对于他们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实践，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只关注那些涉及我们利益的政府行为，换句话说，与这些政府维持一种彼此友好、相互尊重但保持距离的关系。
5月3日
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基督为什么深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又为什么确信自己是“人之子”？可什么是上帝？上帝“长什么样”？他住在哪里？耶稣真的在那里吗？所有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既然他是一个女人所生，就一定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幼年和童年，可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长时间离开他出生居住的地方，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又在哪儿呢？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子呢？怎样证明他们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呢？
当然，这些都是愚蠢又不得体的问题，忽视和回避了神圣和神秘的要素，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督教。这些问题也很容易被曲解，但它们以及类似问题让我想起了耶稣提到的上帝，他是否意识到，上帝是他自己的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当然，这听起来好像我在说上帝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虚构的形象。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多了。耶稣对上帝的想象不仅充满了幻想，还有直觉和超意识的信念，这种想象是如此强大和瑰丽，以至于他能从自己的意识中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一定存在着某些终极现实，以某种方式将他选为向那个时代传播这种终极现实的使者。
5月11日
我问自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否不必再像个半瘫痪的躯壳一样，被拖去参加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社交生活，承受这些压力和紧张。当我真的想要休息和独处时，我需要每天问自己：“我应该或必须做这做那吗？”——我必须承担不停地隐瞒自己境况的额外负担吗？换言之，我不得不过一种失去欢乐和自尊的生活吗？……
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通常就会表现出本来的样子，展现出真正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那种亲人、朋友和熟人都习惯的方式，勇敢、自信地克服所有的小小考验、挑战和生活中的其他困难！
5月28日
最近日记记得很少，主要是因为懒惰，不过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当然是高龄的影响，尤其是连写字都非常费力，握笔都让我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有一点肯定也是高龄的原因，不是我没有话说，而是我有太多话想说。情感随着思想在不断涌动，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很久之前就已经诉诸文字，并且都不见成效。另一方面，做什么事当然都需要时间。
我之前表达过的思想最后都被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出现在错误的时间，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但对我来说，现在再把它们公开发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广告横流的文化环境下该将它们置于何处。我只能指望有一天有人在不经意间捡起我的书（我希望是《崎岖山路》），读懂我在说些什么。
6月29日，在游艇上
最近做了两个离奇的梦。我觉得，在1997年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做过类似的梦，它生动而悲哀地向我揭示了我分裂的性格，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自从1904年4月的那一天，当妈妈突然悲惨地离去，我与她之间的纽带彻底断裂之时起，这种分裂就产生了。
关于最近做的两个梦。在第一个梦中，我所处的场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简直无法复述（梦里几乎没有幽默之处），但它让我突然想起过去那些年不恰当的情感和性行为，幸好不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而是早年间的生活。这个梦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行为给无辜的异性带来了或者说可能带来多大的痛苦和伤害。尽管这个梦非常荒诞，不过在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我记得在梦即将结束时，我问自己：“既然你们认为我一文不值，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自杀吗？”就在这时，我立即得体地回答自己：“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不过那就意味着，我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提醒自己（从哪方面入手呢？），我身上也存在人性中堕落和无助的一面；我提醒自己，不管我具备多少聪明才智，都应该端正自己的位置，永远不要忽视或低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在我们离开的两三天前，我做了第二个梦……在梦里，我的面前除了一堵墙之外什么都没有，墙体不是纯黑色，但是很暗，整面墙上没有一件装饰。这面墙前矗立着一个三维的图像，像是一尊雕像，但实际上活灵活现：遭受严刑拷打后的耶稣被活活钉在十字架上。此外，梦境里再没有其他场景，没有声音，没有任何批评或者解释之词。我呆呆地望着这面墙；它等着我做出反应。
刚刚提过的那个梦，让我感觉到梦不单单是我自己潜意识的产物，一定还有某种外力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有人能够塑造我的梦，他试图告诉我一些我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现在，我对另一个梦也有同感：那不是潜意识的产物，其背后隐藏着无声的力量，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跟我说些什么。是什么呢？
9月24日，普林斯顿
可怜的克林顿先生！如果他的手没有伸向女秘书，他应该不算一个糟糕的总统。我应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成了一个牺牲品，倒在了颓废和腐败的社会面前。他在制定策略上很高明，在工作当中也相当勤勉。但他的哲学背景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很肤浅。遗憾的是，他很少或干脆没意识到总统办公室是一个何等庄严和尊贵的地方。他必须从骨子里接受这一点并认真对待，而不是像现在表现出来的那样。
10月20日
一个痛苦而可笑的夜晚，因为自己的生活与安娜莉丝起了争执。我抱怨说我已经九十四岁了，却要像六十四岁时那样努力。如果只是一两件事情或应酬等着我，我照样会过得很滋润，可是现在有五六件事同时压在我的头上。我觉得自己必须学会一门本领，那就是自欺欺人。
另一方面是毫无默契可言的夫妻关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你的便吧”。
我对自己说：“继续这样下去，你会彻底毁掉的，死亡也会来得更快些。”心里另一个声音却说：“好吧，你正想死神来得更快些，对吗？你每天都在盼着他呢。”够了，如果真能遽然去世，不必经受太大的痛苦，那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越来越怀疑，人们并不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死去。衰老的心脏，半睡半死的状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心脏起搏器的帮助下苟活，拖着疲惫、老迈、不听使唤的身体，让它永不停息地工作。渐渐地，这副躯壳就变成了一个愚蠢、讨厌、神智不太清醒的老稻草人，一个苦不堪言的奴隶，变成了周围所有人的累赘。
我经常想起普希金伟大的诗篇《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段最后一行，勇敢、年轻的贵族公子一直照顾着即将死去的叔叔，他叹息着、思考着：“撒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带走？”我问我自己，有多少人想知道，我这颗愚蠢的、已经丧失思考能力的老心脏，什么时候才能放弃挣扎，做它应该做的事，就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衰老而死”？
1999年
九十五岁高龄的凯南感觉自己即将“崩溃”，他希望日记能够帮助他坚持下去。尽管他已经虚弱无力，但依然努力保持高水准的记录。
2月27日，科帕奇岛
我在这个时间以这种方式写这篇日记，只是希望它能帮我度过严重的神经衰弱和意识混乱的时刻，我怀疑这是昨天旅行过度劳累造成的后果。
5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苔莉
打电话，让她给格蕾丝发传真：
我们已经把你那台旧传真机处理了，换了一台贵不少的新型号，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浪费了一整天，试图弄懂长达四十五页的使用说明书，用它给你发一份传真，现在我心意已定，它不适合我，我跟这个家伙永远势不两立。我既不会指望它，也不会再碰它。只是，我担心你还会用以前的号码给我发传真，这个该死的东西可能会自动传输，建议你试一下。
爱你的爸爸
5月24日，华盛顿
晚宴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被护送到国务院六楼那间很不错的接待室。我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相邻而坐，进行了友好而认真的交谈。我的另一边是位同样优秀的女士，克莉斯汀·萨班斯（Christine Sarbanes），前参议员的妻子。我不得不发表了几分钟的演讲，没有演讲稿，（我必须说明）事先也没有专门准备，但我认为我做得很好，一切顺利。约有两百人出席了晚宴，但我认识的没几个。
7月2日，索伦霍斯
联邦快递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五本将在8月12日上市的《纽约书评》样刊，我惊奇地发现，迪克·乌尔曼
对我那次糟糕的采访竟然成了头版文章。读完本期后我更加惊讶，我愉快地读完了其他三篇文章，每一篇都比我的专访精彩多了。
同时我也感到失望，《纽约书评》连同对我的专访无不在提示我已经九十五岁高龄这个事实。当然，我们老年人不应该倚老卖老，但年龄也不能被当成我们处于劣势的借口而被滥用。不过，高龄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我们的读者至少应该能想起这一点。
7月13日
顺便说一下，最近我偶然感觉到，虽然英国人也有很多缺点，但至少在15世纪以后他们确实是欧洲最伟大的民族，至少在文学以及上层社会的学术造诣方面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文明不可避免要以深刻而冷酷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不过，可以在许多例子中看到，上层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也非常无情，比他们对待底层的人民还要残忍。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如此冷漠又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和文学作品。
我对英国人的“喜欢”不会多于他们对我们的喜爱。但我认可他们的品质，我自己就继承了其中一些，也非常感激他们留下了这些遗产。
8月3日
花了大半天躺在床上思考一个问题：当你没事可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迟迟找不到对策。想抓住所有对策（我不愿意称它们为答案）不放手。当然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过还有其他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比如：让自己消失。除非是礼仪要求你这样做，否则不要再浪费一分钟时间让别人陪伴你。悄悄从人群中走开。永远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正因如此，当你无法避免要与别人接触时，不要多说话，只要保证尽到礼数即可。
10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这几个星期，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逐渐崩溃，我觉得有必要至少把我身上仍然值得收拾的地方再收拾一下，哪怕只是出于体面，出于对生活和对自己的尊重。（此刻我认为）也许，有规律地记好日记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10月25日
当我准备好“重新收拾自己”时，问题出现了：精神和意志上的崩溃到了什么地步？身体上的崩溃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了，第二个问题需要一个严肃的回答。今天上午的经历让我找到了答案。我先开车去了研究所，然后又
去市中心的纳苏街办了几件事。结束这漫长的行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我估计包括上街购物在内，步行距离不会超过四百五十英尺，这个距离一个月前还难不倒我。而这次，回到停车场之前，我已经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了。在书店里，我意识到，现在的我，就像是比照以前的形象勾勒出的一幅虚弱的漫画像。
我心头的问题是：身体和精神都衰退得这么快，是不是意味着死亡很快就要降临了？我想就这个问题问问医生，想想还是算了。这对他不公平。我也没有延续这种糟糕现状的欲望。我相当肯定，如果这种拖沓的状态能在不久的将来结束，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说会更好。
11月27日
我刚刚重新读了一遍《约翰福音》。我很想知道，从圣约翰到加尔文乃至新教教会，为什么都着重强调信仰能成为获得救赎的一种保障呢？信仰，信仰，是的。可是为什么要求人们去信仰？他们要求所谓的异教徒，不但要信仰万能的上帝，还要去信仰自称上帝之子的耶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他们去信仰谁呢？……
啊，有人会说——你忘了神迹。（此时，因为身体太过虚弱，我被迫中断了写作，穿过房间，躺下休息，一直歇到午饭时间。如果我的身体状况好转，我当然愿意继续解释为什么我把神迹看成一个片面的因素。不过，我的解释只针对一小部分人，即便对于这一小部分人，也未必完全具有说服力。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人数更少，他们了解耶稣并与他交谈过，所以我猜想他们的信仰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耶稣本人一定具有超凡的力量和人格魅力。不过，这一点对于成百乃至数千人来说，可能最多算得上一个传说。如果我能活得再久些，而且身体状况也允许的话，我会另找时间多谈谈这个问题。）
1999年，圣诞节
毫无疑问，我的精力在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力，除此之外，还影响了个人生活，让我无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小困扰。我的记忆力在减退，注意力只能有限集中。我感觉被困在屋子里，被一大堆请求烦扰着，凭我的精力，无法完成它们。因为过去那些年我完成了太多工作，所以现在人们无法体谅一个年长者内心的脆弱，还是有很多差事找上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自己的过去的受害者。
我相信，从这一切得出的教训就是，我活得太久了，久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无法招架那么多人对我的问候：“您看上去很好。”面对这一切，我努力做到最好，但还是不够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足让我心情沉重。
2000年
尽管凯南说他“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但他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保持着热情。他关注国内外的政治，他继续修改家族史。他也仔细思考了与自己的传记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关系。
1月22日，普林斯顿
这本日记……的确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冷落，原因还是那么几个：虚弱的身体和办公桌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信件。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也愿意为此而努力，可是写字对我来说越来越艰难了，身体在毫不留情地衰退着。至于衰退的细节，说出来也让人压抑，就此打住吧。
2月14日
我也意识到（我担心日记的读者以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无可救药地忘记单词如何拼写。在我写了二十本书之后，竟然出现不会拼写单词的现象。
3月3日
从医院回来已经整整八天了，现在身体好些了。这八天都不好过……很显然，哈丽特和出版商铁了心指望着我的新书，没有一天不在逼迫我做这做那。
一个作者的自尊心迫使我必须去修改差不多整本书的所有章节。
3月25日
哎呀——哎呀！我改完两章了……
但身体的不适提醒我必须多加小心，无奈之下又中断了改稿工作。今天，我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天，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神经衰弱，而且陷入了深深的忧郁。这种忧郁（我想它经常伴随着我）不单因为我自身的状况，还因为我国眼下的形势。我对每件事都持悲观态度。总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奔西走，言行所出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可怜但是勇敢的老教皇去拜访他（而非当地居民）心中的圣地；股票以惊人和危险的幅度大涨大落；媒体和大多数民众都在关注做作的奥斯卡年度颁奖典礼，典礼就像那些电影一样空洞、愚蠢而颓废，而他们还在试图为电影产业赋予魅力。
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美国航空公司（或诸如此类公司）的空乘人员举行罢工，当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心烦到了极点。我对这个结果很失望，公司没有化解与员工之间的冲突，而是关掉了全国各地正在营业的网点。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啊。我想公众通过此事也应该明白了，飞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最靠不住、最不安全、污染最严重、最不近人情而且价格最贵的旅行方式。
我想，我应该是全国唯一为罢工平息感到遗憾的人。
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吗？
4月22日，农场
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一个关于全球、地区间、民族间问题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当前流行的相对自由的文化观念截然相反，当然你我也身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
我无法指望通过发表文章来表达这一观点。我想说的话远非每日报纸上那几页专栏所能承载的，或许也没有任何杂志能承载，况且杂志的关注度太低。以书的形式？这些观点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岖山路》中已经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关注程度最低的……就是这些观点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观点付诸纸上（不是为了让谁记住），只要能够成为一份政治或者文学遗产就行。不过仅靠手写的话，恐怕要连续几个星期不间断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机如何？那只能在家里完成。但是家里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没完没了的干扰：接电话、接受邀请、接待来访、回复信件、阅读报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机放在家里最拥挤的衣帽间，跟电视机和电话放在一起。我会尽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乐观。
4月29日，普林斯顿
约翰·卢卡奇前来拜访。他病了一段时间，我看他也有了一些变化。和他交谈与面对其他来访者不同，我们都能道出对方过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并且还能举例说明，而这些成果以往从未获得评论家或广大读者的认可……
邦尼·迪尔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给我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与我有关的材料，这是她过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
在我们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将这些东西保存了下来。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里面有迪克和我授权的传记作者约翰·加迪斯的谈话记录，都是涉及我个人和我的缺点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谈话的主题纯粹是关于我个人的，完全没有涉及我写过的书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们两人的心目中，一个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这些，我感到非常遗憾：一方面，人本来就有弱点；另一方面，这无疑能让我积极地去面对这种评价，并且变得更加谦逊。但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这个人本身更重要。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永远无法配不上加迪斯为撰写我的传记所付出的努力。
5月2日
过去的两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尔沃思的谈话让我明白了，至少在当时，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与西方（法国和英国）政府，以及我与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分歧是何等重大，这种分歧标志了1948年～1958年这十年的时间。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我为我们的政府——实际上也是为整个西欧——应对斯大林晚期的苏联而倾尽全力。显然，所有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那时我原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学会了接受失败。1958年之后（里斯讲座最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投入到学者生涯之中。那些年里，我孤独地抗争，反对西方对苏政策的完全军事化，但是有一点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说可能避免了庞大的开支，避免了危险，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冷战前景的恶化。这本该让我们处于更好的态势，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都面临诸多难题。这场抗争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认真的传记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职业生涯中这番努力的意义，即我为战后立即到来的欧洲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别人很难意识到这些，我真是太难过了。
6月6日
约翰·加迪斯来访，我们留他在家里吃了午饭……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征求我的意见，他想马上开始撰写传记。在众多愿意提笔为我写传记的自荐者当中，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他。当年我在政府里供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战后那些年的外交状况。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他能将自己了解的全部状况叙述清楚，也能筛选出当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至于说他是否有兴趣用同样的洞察力去挖掘我离开政府之后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个人生活主要记录在《生活随笔》中，政治和哲学观点主要集中在《崎岖山路》中——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比起其他传主，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
7月23日，索伦霍斯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问，继续写这种日记还有什么用处吗？
不过，我马上回答自己，于公于私，我都应该写下去。从个人方面来说，偶尔重温一下这种记录，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包括缺点、抱怨、有意义或者无意义的期望以及每天的变化，进而鞭策自己做得更好，以免走向错误的道路而一无所获。
8月27日，普林斯顿
通过哈丽特和出版商，我了解到《纽约客》的编辑（别问我是如何了解到的）对我尚未校对的书稿印象非常好，之前他们已经看过一部分，近期还打算派人过来，为我做一期“特稿”。这让我纠结起来。毫无疑问，我非常沮丧。依我目前这种状况，我能否接待这位编辑呢？当然不能。但是杂志社对我的新书这么感兴趣，这让我非常高兴，拒绝来访显然非常失礼。然而，接受来访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他到达普林斯顿之前振作起来，并尽可能地找回自己的幽默感。
8月28日
我看了民主党大会的直播。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阿尔·戈尔的政见，可是从他深入人心的演讲中，我仍然能感觉到他最终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从他快速攀升的民意支持率中可以看出，和我有同感的人不在少数）。他选择竞选副总统让我很不开心，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拥有非常明显的政治优势。
9月25日
心脏病发作，不过很轻微。我能感觉到心脏发生了一些变化。人到了我这个年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稍一劳累，心脏马上就会提醒你，你很虚弱。可是如果什么都不干，日子又会很乏味，其实这是让每个人都苦恼的事情。在这种进退两难中，我继续着我的生活。
2001年
凯南决定降低自己对日记的要求。他告诫自己，不要再去费心记录那些有价值的事情或重要的想法。可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将视线从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移开，更无法忍受将日记变成一本病历。
2001年夏天，凯南最后一次到挪威度假。
2月4日，普林斯顿
一直以来，我力求把日记写得像文学作品一样精彩，现在，我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只想简单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并且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记事本，帮我保存那些有意义的情节和记忆。
4月30日
我清醒地意识到，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彻底垮掉了，因此我应该马上安排好相关的事宜，为我和安娜莉丝的晚年寻求最佳保障，这些问题要让医生和孩子们去决定（主要是克里斯托弗），我想我应该尽力帮他们保留一份健康记录，以便他们将来照顾我时参考。
6月5日
清晨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状态会很糟糕，我彻底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了，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多长时间之后闭眼，我不知道（“人不会知道
他自己的归期”），但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在此期间，这种意识将会支配我所有的决定和行为。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今天感到极度虚弱。上午，我去了一趟研究所的老办公室，把办公桌上剩下的文件全部批阅完毕，这样一来，就省得它们被原封不动地搬出办公室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至少，我的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完成得好坏，我无法知晓，也无须去问。
【2001年9月11日，十九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客机，并控制其中的两架撞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上的乘客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最终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旷野里。几个星期以后，乔治·布什总统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就是在那里接受训练的。凯南在日记中没有提及“911事件”。】
11月20日，农场
布什先生现在如此轻率地将我们带入一场复杂、危险而又毫无必要的战争，我不会再为此担心了。我就像一个乘船穿越茫茫大海的人，看见站在船桥上的人选择的路线是错误的，而我即使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也不会受到欢迎和尊重，那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只要在内心里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并像大势已去、行将就木的俾斯麦那样无助地喃喃自语“上帝保佑我的子孙吧”就行了。
11月21日
在阿富汗战争的问题上，我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倾向孤立主义了。我想，只要我们能从战争中抽出身来，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产业，以替代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重要地位。这一点，远比追求在那个特殊地区的地位重要得多。
2002年
凯南通过一个朋友暗示，如果国务院想就当前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就应该派代表正式与他谈。尽管国务院为此特别安排了一次会谈，他在日记中却没有提及相关内容。虽然身体每况愈下，但这位资深元老对公共事务施加影响的愿望从未终止。
3月22日，普林斯顿
我突然产生一个奇妙的想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写一本小书，书名就叫《老男人的梦》（Old Man's Dream），以诙谐的手法写写我这个年纪的男人对公共话题的奇特看法。今天，我坐下来更加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件事。结果就是，我说服自己放弃了这个诱人的想法，它实在不切实际，愚蠢透顶。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事了，一旦努力过，结果却失败了，我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6月22日
今天早晨，很早就醒了，我在想，只要身体允许，我会重新拾起日记……
现在我的所写所作（如果这种努力能够成功），与早期有所不同，不会再为自己寻找任何借口，不会再矫揉造作。之前的日记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符合逻辑的结论，缺乏对文学色彩的追求。无论好坏，现在的我超越了这一切。我的思想就像一锅杂乱无章、极不协调的冲动和反思的大杂烩。就让它们自然退去吧，就像流水缓缓漫过沼泽地。
7月6日
我发现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急剧衰退。我能不能依靠意志力和理解力来阻止或者延缓这种衰退，现在还无法确定。如果不能，最终的结果无法预知，但我希望结果能早日到来。
不过这个过程是不是能够证明，通过意志的力量，我们至少能减少不体面的事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努力有什么价值吗？这是一种难获成功的努力，是一种笨拙的努力，是一个高龄老者的努力，它还会有什么价值吗？这些问题令我深感畏惧。
7月13日
都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年龄了，还敢奢望坚持记日记！……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上播出的一档政治辩论节目，希望总统能够立刻站出来为他深重的罪过承担责任。如果他不站出来，那就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最终被认定为伪证。】
9月15日，华盛顿
至少有一个朋友劝过我，再写一篇类似署名“X”的文章，说服政府多些耐心，避免采取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伊拉克。这涉及……敌我双方谁率先公然动用武力的问题、核武器问题，对此我有几点意见愿意提出来。
但是我不能在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让自己卷入公开论战，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12月16日，普林斯顿
现在，我和孩子们一样，不愿意听到大家对一个患病的老年人给予过多同情。我能感觉到，最近几个月轮流关照我的两位优秀的医生（韦医生和麦卡恩医生）也有同感。两个人都给我做了检查。无论是心脏、肺部、泌尿系统还是消化系统，都没有查出什么严重的毛病。那我还抱怨什么？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这几天，我尽量小心不去打扰两位医生，两位医生也没来打听我现状如何。
我现在的状况，用最精确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孤独着，不安着，而我只能学会接受。
2003年
2003年的日记证实了一个年逾百岁的老人在智力方面的陡然下降。到了12月，他绝望地试图通过标记每个小时的流逝来保持清醒。尽管如此，2003年初，凯南还是记录了他对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强烈反感。他也利用在华盛顿面对大批记者的机会，阐述了他为什么要反对战争。
3月18日，普林斯顿
布什总统已经告诉我们，现在距离伊拉克战争开始，距离第一次冷血的射击，只有三十六个小时了。
7月31日
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时间了，换句话说，我连日期都弄不准了，更别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我搞不清时间的原因是，我无法相信对伊拉克战争及其直接后果，真的发生在今年4月到7月之间。
至于我自己：从一整晚离奇凶险的梦中完全醒来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与周围的人之间痛苦的关系，准备把一些想法形成文章，以便在拾起长期被冷落的日记时能强迫自己记起这种联系……
每次我向其他人抱怨身体不适时，得到的回应都是充耳不闻。所有人——医生、孩子们和朋友们——都在逐渐把我当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忧郁症患者来看待。这是他们的一致结论，我除了接受别无选择，这样做至少是为了迎合他们。他们都不是傻瓜，持这种看法一定有他们的原因。我必须竭尽所能地刻意将自己身体的不适隐藏起来，独自承受痛苦。
但是这个决定会给他们和我自己带来一些限制。他们千万不要让别人来看我，也不要问我（或者怂恿他人问我）这个问题（除非他们想让我撒谎）：“今天感觉怎么样？”那样的话，我有可能会实话实说，我感觉非常糟糕。
12月17日
我经历了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个夜晚，严重的头晕和虚弱带给我无尽的痛苦，几次努力着想站起身来，结果都失败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顺利地刮完胡须之后，痛苦再次袭来，历时半个小时之久，我相信这种痛苦会不时出现。现在，还是让我记录一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吧：
（a）我现在能够有效工作的时间是六十分钟，如果身体不那么难受，还可以再连续工作一个小时，但不能再多了。
（b）这一个小时，如果身体和精神上没有不适，那么我可以忍受并顺利地度过。问题是，每隔半个小时就会难受一次。
（正常来说，我每天的努力应该从九点半就开始了。可是此时此刻，房间里的时钟指到了十一点半而不是九点半，差了两个小时。是什么让我的心愿无法实现呢？）
12月18日
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我的心愿怎么办？也许，应该重新开始。那又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马上要到中午了。安娜
就快到了，我不想让她来，可是她尽心尽力地准备着，不厌其烦地陪我聊天。不跟她聊吗？那样的话，我就更没事可做了。算了，还是坚持下去吧。
12月19日
每小时都要发作的眩晕此刻正折磨着我。我决心继续与每小时定期来袭的病痛做斗争。
2004年
凯南拼命维持着日渐模糊的记忆力。2月6日的日记是他口述的，看上去打字员曾稍作润色。他想把这些年每个阶段的职业和生活都记录下来，但是制作一份年表对于智力明显减退的他来说太吃力了。他中途放弃了年表的制作。
2月6日，普林斯顿
为了便于记忆，我制作了一张一览表，向我这些天来经历的痛苦宣战，所有这些都记录在“近期记忆中的现实与非现实”这个标题下面。虽然不够全面，但也能够体现它的初衷。
几天前，我看到报纸上说总统要向各方记者公开发表言论。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部分……不过，我原以为他会继续就这些事件长篇大论……看到具体内容之后，我发现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媒体发表的东西不可能如我认识的那般深刻。
年历| 1943 | 从瑙海姆软禁中解放
派往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危机 |
| 1943～1944 | 伦敦——家中 |
| 1944～1946 | 与哈里曼在莫斯科国家战争学院 |
| 1947～1948 | 马歇尔、政策规划室参赞——国务院 |
| 1950 | 没有报酬——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辞职，去普林斯顿 |
| 1951 | 工作半年
在普林斯顿买房子
搬到普林斯顿 |
| 1952 | 肯尼迪提议任命
赴贝尔格莱德 |
为了庆祝凯南百岁寿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于2004年2月18日举行宴会。凯南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亲自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宴会上，他一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五十年来他一直没有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研究所却一如既往地将他作为正式教员对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凯南已经无法记日记。约翰·卢卡奇曾在凯南去世前夕见过他一面：“他的头靠在枕头上，整个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几乎说不了话，连简单的吐字都变得越来越困难。”2005年3月17日，凯南在自己的家中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过完一百周岁的生日正好一年一个月零一天。安娜莉丝在三年后去世，不过在凯南还在世时，她就已患上老年痴呆症。凯南从十一岁就开始记录的日记至此结束：
在这个简单的小本子当中，
记录着我逝去的岁月；
这样，当我日后再次翻看，
就能想起往昔的快乐时光。
——乔治·凯南，十一岁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