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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评传》
中国共产党与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0年当邓离开中国去欧洲时中国正在酝酿着建立共产党。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迅速导致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垮台，由此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了地方军阀的手里。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协约国，但是在签订《凡尔赛条约》时，该条约规定把德国以前在山东的殖民地不是归还给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于是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学生举行的一次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被称之为“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些中国人不可避免地向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寻.９９ｌiｂ.
求救国之路。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鼓动“东方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俄国人许诺归还中国从前被沙皇割让的全部土地，与中国共同享有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该铁路其中有一条干线经过蒙古直达北京。他们还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国人民提供组织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帮助。（共产国际是列宁为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而创建的。）
在中国也相继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其中北京大学的小组是最重要的小组。北京大学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各种救国会、自救会、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者的帮助下，1921年7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强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两个党实际上都是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新发生的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党派，两党的目的都要恢复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两党优先考虑的首要任务都是重新统一全国和结束军阀割据。此外，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在20年代初期也担负起把国民党重新组建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重任。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有点紧张，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冲突的起因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当孙中山在世时，他设法使两党保持联盟，但1925年他去世后，他的接班人蒋介石越来越认为共产党是个威胁，同时，他还寻求和大军阀和解。原来国共两党并没有组成两党的联盟，而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种安排不仅使中共能在国民党的保护伞下扩大它自己的影响和组织，而且能有效地从内部瓦解国民党，邓小平1927年的回国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他去了西安为北方的军阀冯玉祥做事。国民党在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1927年，蒋和国民党中的右派人物对共产党开始了公开宣战。
中共和共产国际冲突的起因是由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都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是引起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他想向托洛茨基表明他领导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当中共在上海的党员遭围捕时，他们应该把武器藏起来逃跑而不是抵抗。命令共产党搞土地革命的农民组织不要侵犯国民党党员和他们的家庭。在西安，以邓希贤的名字在冯玉祥的部队（国民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他离开西安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是很必要的。1927年，开始是国民党中的右派，然后是国民党左派都把矛头对准了共产党，由此证明了斯大林政策的失败。
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急需在中国获得成功，指示当时已与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在中国城市举行一系列武装起义，起义的目的是攻取城市推翻国民党政权。然而当时中共的军队大部分是在农民协会基础上组建的又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农民。这些起义中最成功的是在八月初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的那次起义，但起义军在南昌仅仅占领了4天时间，其他地方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而共产国际仍坚持他的观点，迫使中共在广州举行了一次起义，结果又遭到失败，这次起义使中共在城市的力量受到了威胁。当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邓也在那里，他们都处于地下。到1927年底，中共的力量或者说是它的剩余力量，逐渐地聚集到了农村的游击地区，也就是被称之为“苏维埃”的地区。
中共一时很难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三番五次的围剿，毛吸取了已往的教训，认为依靠农民革命，游击战和运动战，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共产党当时所采用的发动农民起义政策的一部分，邓被派往广西，支持那些农村的苏维埃，但工作并不一帆风顺，党内的其它人继续坚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城市起义的尝试。另外，邓也受命离开了他在广西的农村根据地，去了包括广州的许多城市搞武装斗争，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一着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着棋。其他一些地方也试着搞夺取城市的斗争，结果都遭到了和1927年同样惨重的失败。
中共的领导权现在转到了“三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或“留俄学生集团”手中。这些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受教育后，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被送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承认中共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到农村，然而他们不准备把中共领导权让给在江西建立并发展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的毛和毛的支持者们。1931年他们把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苏维埃的首府—瑞金，邓也去了瑞金。整个这些年，反对毛的那些人三番五次地批评毛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但由于毛的成就和他的威望，他们不可能彻底清除毛的影响，但他们试着通过攻击毛的支持者和与毛持同样观点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33年在一场主要针对毛但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又不能直接攻击毛的运动中，邓小平成了受害者之一，解除了他的职务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同时，蒋介石也对中共造成极大威胁。他把顽固的军阀和日益严重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99lib.搁在一边，欲集中力量对中共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发起一系列军事“围剿”。在1934年之前，中共能依靠游击战术粉碎蒋的“围剿”，另外，也由于蒋的一些其它问题，使中共能坚守住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采取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封锁战术，同时，中共在共产国际顾问的指挥下，放弃了游击战而采取了阵地战，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面临着又一个惨重的失败，所以中共选择了战略撤退，最后终于开始长征。
长征以其无可非议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举世闻名。用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它是“人类战胜差异人类战胜自然”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大约9万人，他们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避难所，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行进了1万多公里，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穿过了山脉、沙漠、沼泽等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带，最后剩下大约5000人，终于到达成为他们终点的陕北。.99lib.
对于共产党来说，长征取得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结果，首先是基本上结束了共产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毛和他的支持者的政策指引下，党比以前更团结了。长征的转折点，实际上是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不再信任共产国际的顾问了，许多以前反对毛的人现在都改变了观点，那些和邓一起支持毛的人都得到提升。长征的第二个结果是它的终点陕北为中共提供了一个较安全的根据地，一开始在保安，后来又迁到更著名的延安，从这里向全国辐射。到1935年，蒋介石又一次忙于应付军阀和处理因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各种问题。第三个结果是长征后幸存下来的红军，不仅创造了惊人的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是1937年日本对华的侵略。1936年，面临日本人侵略的威胁，蒋介石手下的将领们强迫他又一次和共产党合作。当日军最后打进来时，他退到西部的重庆，留下共产党在华北抵抗日军。这样一来，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地位，而且还扩大了共产党在日军后方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并被广大民众认为是一支有效的民族抗日力量。随着动员农民群众的政策之后，中共尽其所能地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和边区政府。比如，邓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交界的边区度过的。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曾试图避免发生对抗。但这些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共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赢得了极好的声誉和广大民众的信赖，而且还由于国民党的许多弱点：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1948年底，中共军队夺取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次是在东北，这次胜利对华北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导致了北京国民党守军的投降。另一次胜利——即淮海战役，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次战役使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到1949年4月，中共的胜利已成定局。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邓小平作为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当时就站在毛的身边。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终于夺取了国家政权，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最紧迫的是恢复全国统一，控制通货膨胀，确保中共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在那些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地区。当共产党军队夺取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时，中共为了解决当时的一些紧迫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组建了军政委员会——这个机构不仅在所辖地区实施临时性的军事管理，而且其组成人员大部分和邓一样都是在军队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中共干部。解放军的六大军区分别控制着中国的一个地区，同时，建立了六个军政委员会，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地区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力量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中共更关心的是巩固它的地位而不是进行各种彻底的变革，虽然中共一直不懈地追求着它的革命目标，但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大小来看，中共的观点仍属于一种渐进主义。在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城市仍极力主张资本主义企业可以继续生产经营。在爱国主义的呼吁下，鼓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合作。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经济的稳定和扩大党的队伍。总的来说这些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和苏联结成了联盟，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1949年前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不融洽的历史关系。为了像东欧各国那样创造出一个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和建议，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所采取的政策，都是依苏联设计的，到了1954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巩固了它的统治，新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基本到了位。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它的基础结构，都由五年计划来决定；制定出了一套新宪法和新的政府制度。
然而，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思想意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中共的领导人。苏联的发展模式是高度集中的、高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强调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需要。中共的领导人不是那种城市的持有专家治国论的精英人物；到了50年代中期，这种计划经济开始导致全国范围的各种物资的短缺和生产的停滞不前。此外，苏联的模式产生了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扩大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斯大林死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苏联的经验和领导方式的优越性。所以到了1955年，使苏联顾问感到极为不满的是中共开始寻求另一条可供选择的“中国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当时要补救已为时太晚了。
在50年代中期党内在讨论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来代替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些在党内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去世。一种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越来越多地认为经济发展应该依靠发动群众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各条战线上尽快地进行。另一种比较渐进的观点是由陈云提的——陈云从1949年一直到80年代一直从事计划经济的工作，也是1978年改革规划的一个主要设计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慢一点，应建立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原则基础上，以发展农业为先导。同时，毛用来论证他的观点并最终按他自己的观点来行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大约1955年中开始，毛的个性逐渐地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在决策过程中毛的权力和中心地位的影响在1955年集体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初，包括毛的中央领导层，都特别小心谨慎，步子迈得很慢。到了4月下旬，毛不仅 6539." >改变了主意，实行比原来快得多的集体化方案，而且开始滥用权势。只有一个人，邓子恢，敢于对他的观点表示异议，毛盛怒之下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并鼓励省一级的领导人在1955年结束之前完成集体化方案的第一阶段，这样一来要比原来党中央计划的政策提前了好长时间。不久，毛又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提前了一年时间，共产党应该在制定未来的计划中胆子再大一点。然而，在1956年的1至3月份，毛过热的经济结果清楚地表明所采用的他的经济战略被放弃了。当几年之后评论这些往事时，毛对那些当年作出此项决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邓在1952年已从西南调回来任副总理，到那时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99lｉｂ.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选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邓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他在八大之前所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那个职务。这次大会，很可能经过了毛的同意，重新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作为中共明确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从党章中取消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1958年开始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
这次党代表大会同意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主要是针对那些变革派人士。毛设法通过提前整风的日程，通过论证这次运动应该根据他的发动群众的思想而不是以比较正统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他想实现他所说的“扩大的民主”，那就是谁都可以对共产党的干部进行直言不讳的和公开的批评，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用毛的话说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毛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将会对共产党有好处，将会把共产党和那些潜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毛认为当时共产党已经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共产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党的统治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在党内尽管遭到许多反对，但在1957年5月还是发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双百运动”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灾难，因为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对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这次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紧接着取而代之的是一次更为正统的整风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从严惩处那些直言不讳大胆提意见的人。
1949年到1956年期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谜，为什么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允许毛为所欲为，对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横加指责。正是他们这种对毛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自己的毁灭。尽管毛对于普通人来讲似乎就像上帝一样，但对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同事，而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同事。在1949年之前的斗争岁月中，他们曾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在一起并肩战斗的集体领导班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早期，毛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的观点屡次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就导致了他总是高人一等，他过去一贯正确的声望和坚持领导班子的团结使他赢得了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们的信任，这些人在当时和后来成了他忠实的支持者。
1957年底，毛又一次试图把他的发展设计付诸于实践。在几个省一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有四分之一多的农民参加了这场运动。至少在统计的数字上来看，成果是很大的，水利方面的大跃进很快演变成为全面的经济大跃进。毛认为中国应该依靠劳动力代替资本投资，在15年之内实现工业化。新的大规模的农村生产单位——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到处都在开展大炼钢铁，9９ｌib?甚至有人声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社会——马上就要实现了。在所有这些左道邪说中，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最使苏共感到恼火的，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认为必须应该在苏联首先建立共产主义。
到了1959年，党内一些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然而，当以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为首的人对毛的一些作法和设想提出反对意见时，毛把他们都批成了反党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跃进又延续了一年。但到了1960年底，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大跃进”，毛从政府日常工作中退了出来，把政府的日常工作留给了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邓处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然而，在60年代的前半段时期中，在陈云的渐进主义战略和一个比较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的指引下，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地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各种问题。
然而，毛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设想，而且整个60年代初期，他对“修正主义”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担心了。中国的情况正处于放弃对革命事业追求的危险境地中，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如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多地感到他已经被挤出政权之外。依照毛的观点，决定中国发展的应该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这实际上就是概括了毛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的斗争目标是共产党本身，通过一系列逐步的升级最后把斗争矛头一直指向诸如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都被打倒了。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求得党内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妻子江青，后来又求得了政治化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支持和当时国防部长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的支持。尤其是红卫兵，受到鼓励去推倒所有的各级政权，攻击他们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受到了批判。“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斗争十分狂热，大获全胜。几乎所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被“揪出来”受到批斗，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关了门，比较幸运的是那些没有被囚禁、没有被杀害、或没有被逼迫自杀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生产第一线去，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中对他们的错误路线进行反省检讨。邓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他1966年被撤职，1969年被下放。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的一片混乱，正常的秩序不得不由解放军来维护，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70年代初，由于解放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逐步加剧了党内的冲突，这个冲突最终是由于林彪和其他几位军官在蒙古上空的飞机失事遇难后才得以解决。
据说他们曾策划了一次反对毛的军事政变，这个阴谋败露后他们本来是要逃往苏联的。林彪的死却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明显的问题是缺乏管理国家的高级行政人才。1966—1968年期间党委和政府已被改组；解放军也正逐渐地返回兵营。比较稳健的领导人周恩来，不顾中共激进派的反对，设法使“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这些重新复出的领导干部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激烈的党内斗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激进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保持住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东西，这是他们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人，主要是周恩来和邓，他们强调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共政治目标的先决条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对邓的批判达到了一个高潮，4月，为纪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所举行的群众性的示威活动，为激进派又一次打倒邓提供了一个借口。华国锋接替周成为总理，毛去世后，华国锋又接替毛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共领导层中极端激进分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行动。这次行动为邓重新复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的平反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展开的一藏书网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改革者。”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1966—1968年间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1949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时，在1985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
对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是由于1949年时中共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当中共夺取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中国或世界上来说都是相当年轻的，比如，毛是最年长的之一，才仅有56岁，邓是45岁。因此当时他们不需要培养接班人，也没有一个领导层的新旧梯队建设的全面规划。到了大约17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正如毛明确说过的那样，虽然培养接班人是非常必需的，但这个问题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 7684." >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的关系大约已有30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岁受到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话，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当邓在1927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藏书网
1933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1966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9９ｌiｂ?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可能是他们1966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1973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员中就有6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
邓在1976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年复职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87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77、288、417、431和432页。
家庭背景与早期生活
邓小平于1904年8月22日生于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取名邓先圣，然而当他五岁时在一家私塾上学时，他的新教师认为这个名字（意思是圣人的先辈）不合适，是对孔子的侮辱，马上把它改成了希贤。
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邓小平这个名字当时采用的是化名，这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初次爆发时，在那种情况下他这样做已是司空见惯。1929年，他作为一名政治组织者去了广西，又一次改了名字——改为邓斌——尽管是暂时的。邓小平的童年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受民主政治影响，而是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闭塞的社会。虽然现代教育正在引入，但邓小平所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在一所传统的古典式的私塾——一种通常为地主的儿子们所开办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普通教育学校。旧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甚至当邓小平到达法国在马赛进行侨民注册时，宁愿根据中国的农历来把他的生日定于7月12日（即农历七月份的第12天），而不愿根据西方的阳历来计算。藏书网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在重庆以北约一百公里处。重庆是长江沿岸从上海逆流而上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距上海约2500公里，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都市。但是，与四川省成都西面毗邻的一些地方相比，它并不怎么富裕。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出租土地的小地主，他后来在地方政府做一名小官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邓家是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从江西迁到广安的。据邓榕所述，邓家的家境一直很贫困，直到邓小平的祖父成为手艺高明的手工业者才积存了一点财产。一些评论者曾经提出邓小平的祖籍是广东省的客家人，借此充分显示客家人的勇猛、顽强、好斗的名声。但据可考证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个家庭曾经是客家人的话，他们好像早已丧失了这种特性。当然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证据能把邓小平和客家人的背景联系起来。例如，他似乎不说客家话，而说的是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汉语。事实上，我们通常用四川人的而不是客家人的特点来描写邓小平，比如对于四川人我们往往用他们以吃辛辣食物闻名的特点来描述他们。四川人的性格比较暴躁——导火线很短，很快就着火，但平静下来后，不记恨人也不害人。
邓文明另外形式的一种财富在他的家庭规模上可以反映出来：他共有4个妻子、7个孩子——4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姓张没有孩子；第二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三个妻子姓萧，在他的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第四个妻子名叫夏伯根，带过来一个女儿，又生了两个女儿。邓小平是由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所生的长子，但不是最大的孩子，有一个姐姐叫邓先烈，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便早早地去世了，似乎邓小平同他父亲的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的关系比较好。几年之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时，夏伯根随着邓小平和他的妻子去了江西，邓小平和孩子们都把夏当作他们的奶奶，尽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邓小平离家后，尽管他很想同家里联系，但都始终没有联系上。有趣的是直至1993年，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姐姐——都还健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继母夏伯根在一起。邓小平的一个弟弟邓垦，生于1910年，起初在广安县任小学教师，后来成了一名报刊编辑，他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去了延安，在新生的新华社工作，1949年在重庆市任副市长，后来调任武汉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受到了批判，——无疑是受到家庭牵连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得到平反，1982年退休时任湖北省副省长。
邓小平的另一个弟弟邓蜀平却没有这么幸运。邓蜀平生于1912年，在他父亲死后，成了一家之主，在国民党政府中任一地方 5b98." >官员。1949年后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先后在贵州省（在四川省南面）、重庆市任职，“文化大革命”中因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批判——可能由于他早期在国民党内的经历和与邓小平的关系双重缘故——在1967年自杀了。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于1936年去世。
1909年，邓小平5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走上了传统的封建之路，接受孔子经典著作的教育。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解体，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那种科举教育已对他毫无意义，于是邓进入一家教授现代课程的小学上学，后来毕业于广安县中学。不久，他去重庆求学，然后又去了法国。留法学习的动力来自他的父亲，那时他父亲在重庆，鼓励邓小平和他的弟弟（邓小平的叔叔）还有另一个亲戚来到重庆，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进一步学习。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早期的几十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挑战，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尽管许多问题都是由十九世纪殖民者入侵中国而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形成的一种与西方互补的依赖关系，有些中国改良主义者提倡把西方的观念和教育体系作为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重新富强起来的一种方法。李佑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曾经留学巴黎南部的蒙达尼，1912年在蒙达尼市的市长和其他几位法国知名人士还有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李佑英创立了“留法俭学会”。
到1919年，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尽管像李佑英等这样的留学生起先很可能是靠他们的父母支付其学费，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代之而起的是半工半读运动的发起——用中国话来说即“勤工俭学”，字面上的意思是“勤奋地工作，节俭地学习”——实际意义是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靠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随着“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诞生，许多中国青年被这既能出国旅行又能显示爱国热情的好机会——出国勤工俭学——所吸引。
如果中国学生要在法国居住生活，他们就必须学习法语，1919年，吴玉章，中国革命党的成员之一，在重庆为四川学生开办了一所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和他的亲戚进入了这所学校。1920年，邓小平的班里大约有90名学生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后被选送去法国。邓小平和他的叔 53d4." >叔都被选中了。1920年9月11日，这群学生离开上海，登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海上邮政船盎特莱蓬号，直到1920年12月13日才到达马赛。戴维·鲍那维在他的传记中推测邓小平离开故土到法国，暗示了邓与他的家庭之间可能有一些磨擦，因为邓小平是长子，家中至少希望他能呆在家里，准备将来在邓文明死后继承父业，支撑起整个家庭而不是去法国。然而本杰明·扬提出的观点正好相反——邓小平的父亲希望儿子追求更崇高更伟大的事业，追求他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
法国生活与中国政治
尽管邓小平在法国度过了五年，从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从16岁到21岁——却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在那些年里变成了亲法者，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另一方面，他确实在某些领域里获得了一些西方生活情趣，他喜欢足球和法国菜就始于那个时候，特别是羊角面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流亡在北京时，常常喜欢做法国菜，而且常送一些给邓小平品尝。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说他在法国的生活时：“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有趣的是在巴黎获得这些乐趣，好象是胡志明教会年轻的邓小平的。1974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中，邓小平去了纽约就一心想买一些羊角面包，后来有人建议既然回国要经巴黎，在巴黎买更好。这次他在巴黎买回一百个带回国，送给周总理和其它那些早年在巴黎就喜欢吃羊角面包的老同志们。藏书网
从邓小平和杨尚昆的谈话中似乎表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工作非常难找，中国人当时很快就发现他们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国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漂泊到巴黎到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在法国的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他们99ｌｉb.这些人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
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可靠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警方记录。然而邓小平直到1925年才受到警方严密的注视。因此，邓小平在法国的前一段时间用来周游法国各地，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机车上当司炉和在厨房帮工——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他从马赛到了巴耶，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钱用完后，他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南郊的拉加雷纳科隆市的华侨社区，进入一家工厂工作，正是在这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和其他三四个活跃的中国青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尽管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邓当时被马上吸收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后来到1921年他在克鲁梭钢铁厂工作，直到1922年初终于到达蒙达尼，此地肯定是他离开重庆时计划要去的地方之一。
二十年代初的蒙达尼是一个美丽而又宁静的偏僻的城镇，那儿的居民们如果知道当时他们正在接待的这批激进的中国工读学生是后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学生不仅来自四川，而且来自其它各省，包括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湖南长沙。到达蒙达尼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形成的核心。新民学会是由蔡和森和毛泽东于1918年在长沙创立的，1919年该学会积极组织了青年学生去法国留学。毛泽东留在国内。但蔡和森和其他成员到了国>外，这些人包括李维汉，邓小平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这些人加入了蒙达尼学会，许多人都像邓小平那样在哈金森的橡胶厂做工。
这个时候是邓小平呆在蒙达尼最好的七个月，然而快到1922年底时，他又要走。这次是去塞河畔的夏狄戎。在那儿他进入中学学习。1923年初，他又回到了蒙达尼，回到了哈金森工厂，在那儿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记录卡不仅记着他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工作，而且还表明1923年3月后他就不再被重新雇用了。尽管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再雇用邓了，但很可能是因为邓小平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了与中国社区内部的紧张关系造成的。邓小平在蒙达尼呆到1923年6月，后来回到巴黎西南部，在比扬吉尔市的雷诺汽车厂做钳工，他一直呆在那儿直到1926年1月才离开法国。?99ｌｉｂ?
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1936年邓小平告诉埃德加·斯诺：他是由法国共产党转到中国共产党中的。虽然这不一定是事实，但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很早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示，1922年他很快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中，当年和他一同赴法的一位同事回忆起他们到达马赛时，邓小平负责安排四川学生登陆，帮助他们提行李的情形，而其他新来的学生却留在船上不知道该干什么。他的组织能力很快应用到政治活动中。1922年邓小平加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这个支部是由当时在法国的激进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和蔡和森创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前身）。就邓小平本人而言，据他女儿说好像是1924年7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组的五个成员之一，根据党章这就使他承担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员的责任。藏书网
周恩来开始作为青年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双月刊的编辑。邓小平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出版。实际上文件和刊物大都通过手刻的蜡板和用手滚动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邓小平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从那时起一直是油印大部分团的后来是党支部的材料，直到离开法国。当巴黎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他的房间时，他已经离开法国到了苏联，警方发现两台油印机的全部零件、滚筒和几包印刚纸。由于这段经历，他的同事倒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油印博士”。
当周恩来1924年离开法国回国时，邓小平接替了他的中央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于是他很快成为法国中国共产党的比较老资格的成员之一，尽管他当时年仅21岁。1925年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者向中国政府驻法公使馆发动了袭击，此举象征着和上海的共产党及工人们团结一致，大大惊动了法国舆论界，导致了大约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驱逐出境，又有大约50多人自愿返华。邓小平被选为新的党支部领导人之一时他发现他已处在警方的密切监视之下。
1925年后半年，邓小平分别在巴黎举行的几个会议上就如何促进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和当前的中国形势发了言。会议中，由于中国留法学生内部意见的对立，分化成亲共和反共两大派。有一次会议几乎是在互相对打中结束的。据报导，当椅子在空中横飞时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另一件事是他离开法国的前五天，在激烈的辩论中，邓小平认为中国北方军阀将领冯玉祥将军应该和苏联结盟，奇怪的是，在刚一年多一点之后，邓小平就被派往西安和冯玉祥一起工作。法国警方在1926年1月8日搜查了邓小平在比扬古尔市的住房，然而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法国去了莫斯科。
从学生到政治工作者
在莫斯科，邓小平终于有机会能够深造了，尽管这里的学习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他循着早年的中共党员踩出的路从欧洲来到了莫斯科，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中国人就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后者创建于1925年底，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最好的时期，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资金主要是富裕的国民党党员捐赠来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岁月，不仅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互相密切合作，而且中国学生自己也卷入到苏共党派内部的冲突之中，并受到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拉拢。
邓小平在莫斯科结识的人中可能有陈绍禹，当时陈的这个名字比他以后所用的王明这个名字更有名气。王明就是自1930年底至1935年初一直统治中国共产党的28名布尔什维克中的最高领袖，还有张闻天，也是这28个人中的其中一员。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的这些同学中还有三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当时他并不认识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其父蒋介石死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另一个是王稼祥，也是作为28名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回国的，他后来较少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后来证明：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王稼祥给予了毛宝贵的支持，并 4e14." >且是长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1933年当邓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时是王稼祥立即伸出援助之手；第三个同学是冯玉祥的大女儿冯辅能，1926年冯玉祥去苏联寻求援助，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将领，而是一个接近共产党具有高度严明纪律的基督教将军。尽管他基本上是反共产主义的，但准备暂时接受苏联的援助，然而共产国际的援助是建立在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并参与蒋介石重新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北伐——的基础上的。这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冯玉祥回国时随行的大约有一百多位共产国际的顾问，包括好几个中国人，这其中就有邓小平。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以中国西北部的西安为基地的，在军队的总司令部下有几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军官们，当时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都是国民党员，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邓小平在该校担任政治指导员，帮助培养未来的军官。但是到了1927年4月，这个计划不得不放弃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到公开化。冯玉祥在这场冲突中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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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小平，南下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汉，又一次和周恩来到了一起。不知是由于他和周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资格比较深，邓被分配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当时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武汉，国民党已经分成两派，左派总部设在武汉，远离蒋介石的影响。中共把它的中央秘书处也设在此地，似是很自然的。因为它能提供一些政治保护。不幸的是，到了1927年七八月间，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扰，国民党左派也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 8feb." >迫使其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作为秘书长也参加了会议。这次紧急会议认为总书记陈独秀个人应该对党的灾难负责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军事起义方针，中共中央委员会（包括邓）秘密到了上海。在上海，年仅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职务，负责中共重要文件的保密工作、交通和财政事务。这段时间，对中共是一个考验，上海和其它城市地区的中共活动差不多全部转入了地下。1927年到1928年，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
邓在1927年到1928年期间的活动鲜为人知，即使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也只是泛泛而谈，大概因为中共秘书处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邓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都会碰到危险，因此他的行踪始终都是秘而不宣的。后来邓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当时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但他和他的妻子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共住的一幢房子仅被搜查过一次。由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共产国际想继续控制中共的双重原因，1928年6月第六届中共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新集体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包括周恩来和领导抨击陈独秀的瞿秋白都去了莫斯科。然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李维汉，——邓在蒙达尼认识他的——在大会期间留下来负责中共的日常事务，邓成了他的助手。bbr>?９９lｉb?
1928年春天，通过一张私人纸条的联系，邓第一次结婚了，他的妻子是张锡瑗，一个通晓欧洲语言的专家，也在中共秘书处工作，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在上海结的婚，不幸的是，这仅是一个短暂的婚姻，她在1930年1月死于难产后的一种疾病。尽管1929年9月中共中央派邓去广西组织政治活动，他在12月下旬的某个时候曾回到上海汇报工作，他妻于死时他正在上海。
广西与农民起义
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住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活动。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二十年代中期，桂系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是桂系军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广西境内。桂系领导人李宗仁不仅反对共产党，而且也不买蒋介石的帐，不过他的许多军官都带有“左”倾思想或者是中共党员，俞作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中共的支持下策动军官们背叛李宗仁投降到蒋介石那边，结果不仅使蒋打败了桂系，而且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李明瑞也在广西掌了权。这就是邓小平于1929年到达广西省会南宁市时所遇到的形势。在南宁，邓和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的中共老战士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由原先的共产党士兵组成的两个派，继续贯彻俞作豫的向右江流域的壮族起义提供援助的政策。1929年9月，在南宁举行了中共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红军部队并将农民武装起来。这个月底，李明瑞和俞作豫被迫进行了反对桂系新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没有邓和张云逸所率的两个旅的支持，当时这两个旅已沿右江往上到了离东兰县的韦拔群不远的百色，因此，李和俞很快被打败了，李撤退到了百色。
百色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的中心，就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仍十分落后，因此它是全国六个接受特殊救济的最贫困县之一。在百色，中 5171." >共采用了一个组织动员农民运动的计划，很快收到了效果。要使地方人民和红军新战士接受政治教育，军队不仅要在数量上有所扩大，而且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武装起来，要没收地主的财产，开展土地革命。到12月，邓、张云逸和韦拔群一起组织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很快在有一百多万人口的二十多个县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尽管百色起义那天（1929年12月11日）邓好像没在百色，而是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去了。>
在成功的鼓舞下，起义迅速波及到左江的龙州。1930年2月，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和红八军。国民党政府在两个月内镇压了龙州起义，红八军的残余部队向百色转移，但百色的形势也不如起义开始时好办了。右江苏维埃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它没有解除它的敌人和地方民团的武装；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它不注意自己的形象，没有严明的纪律，它在老百姓心目中仍被看作是像军阀那样胡作非为的军队。——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方观点——因为当地的壮族不可能是像反共的汉人那样反对汉人的共产主义者。当右江苏维埃努力发展壮大时，它发现一旦红军离开这里继续向前推进，地主们能够毫不费力地重新获得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邓2月份从上海返回广西，他似乎主要致力于右江苏维埃所属部分——东兰的农村土地革命上。到了8月，军事形势越来越恶化，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采用了一个新的城市暴动的方针，命令红七军离开它的根据地向桂林、柳州（都在广西）和广州进发，以致韦拔群领导下的当地壮族人和邓小平的部队发生了冲突，这并不奇怪，因为韦想违背中央命令留下来，而邓尽管已发现这些命令极不切合实际，但仍觉得应该服从，结果邓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的大部分（大约7000人）在9月向柳州进发，让韦拔群带领一小部分兵力继续留下。苏维埃几乎马上就遭到了袭击，彻底被打垮了。10月，邓和张云逸去柳州的途中在河池召开了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一致认为遭受损失后要重新组织军队，重新确定其目标。最后会议决定不去柳州而向江西的南部——毛泽东建立的农村苏维埃进发，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行军；红七军先进入广东北部，又返回到广西，在通过广东、湖南去江西的路上，邓和张云逸失散了，并一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1931年2月，红七军重新组建后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县城。
红七军到达江西时已经不到4000人了。
江西、毛泽东与长征
离开李明瑞和红七军后邓小平去了上海，又遇见了周恩来和去广西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不论以什么方式，邓关于广西起义的报告被接受了，没有遭到太大的批评，因为不久，在五六月间邓小平被派往安徽代表中央巡视检查安徽党的工作。这时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已被28名布尔什维克所取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稼祥，邓在苏就认识。尽管新的领导很勉强地接受了毛泽东正在江西所寻求的一条虽然缓慢却更合实际的革命路线，他们一致认为江西应该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因此在1931年的前半年决定把党中央迁到那儿。和毛泽东关系密切在李立三时期幸免于难的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中期，邓小平调往江西，在这里他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接着又被任命为管辖着会昌、安源和寻乌三县的会昌边区区委书记，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寻乌县在毛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过一系列到农村的调查发展了这个战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寻乌为调查基地的。虽然没有当时邓对毛的农民政策观点的任何记录，但邓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通过江西南部和右江苏维埃内发生的事件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后来当邓在抗日战争中和四十年代中期担任太行山区的领导时，他反复强调政治教育与生产斗争和游击战的重要性。当邓刚到瑞金时就发现许多党员都在等待处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可疑分子进行政治审查，斗争的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残酷的迫害。邓迅速制止了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并强调所有的案子均应该根据党章来进行处理。立即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当周恩来年底到达瑞金时，他完全支持邓的行动。９9ｌｉb.
邓在瑞金任职时间不长，当更多的人员被调到江西苏维埃时，邓又被提升了，调到了会昌边区，负责会昌、寻乌和安源的工作，尽管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只有会昌县。1932年时，邓小平已经明显地成为毛的政策的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友谊逐步加深，这一年他成为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此次任职也不长，不过这次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如曾经指出过的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产生了相当紧张的关系，一派是毛和他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28名布尔什维克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当后者迁到江西时，他们试图撤销毛及其追随者的职务，并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们反对毛的游击战的观点，强调放弃地方武装，应创造单一的强有力的正规化的红军，并教条地认为，土地革命不仅应该剥夺地主的土地，而且应剥夺包括富农、中农的土地。
大概因为他在广西及后来在江西的经验，邓小平发觉自己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中央的意见相左，他特别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进行，保证群众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支持，必须要有一个稳妥的经济环境来维持粮食的供应，因此很有必要对比较富裕的农民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1933年曾是李立三同事的福建省中共领导人罗明由于对动员群众的态度太消极，受到28名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实际上他仅仅是说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不可能仅靠一些慷慨的许诺就能被动员起来，不管群众对共产党员多么拥护，敌人反复的“围剿”削弱了士气，这是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的第四次“围剿”时期，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攻击毛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持的观点，把他们与称之为失败主义的“罗明路线”联系起来。毛没有被点名批评，但其他人，主要是邓小平、毛泽覃（毛的三弟）、谢唯俊和古柏都被点了名。邓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他的职务，被囚禁和审问。邓也失去了他的妻子金维映，他是1931年在上海遇到她并于1932年在瑞金与她结婚的，在他受批判的时候，她和他离婚了，不久后嫁给了李维汉。不管在“邓、毛、谢、古”事件之前，毛和邓的关系如何，在这之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
后来邓被派往一个贫困的边远山区乐安县的中共南村委员会工作后，王稼祥又一次帮助了邓。邓在南村大约呆了十天后，王派邓到他所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总政治部工作，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在宣传部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军队机关报《红星》，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结束。
当中共中央机关在1934年10月10日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邓小平也离开了这里。但关于邓参加长征的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当邓的女儿问他长征途中干了些什么时，据说他只简单地回答：“跟着走”，尽管他确实记得他爬山时曾经丢了马，丢了大衣，还丢了一卷干肉。根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当长征开始时，邓仍处于被半批判的状态中，后来他染上伤寒，因此在长征途中他的身体没康复，直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
邓的命运的转折点，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都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推翻了“28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采用了毛的方针政策。邓当时是徒步离开瑞金的，一个较年轻的同事记得和邓一直走到遵义，但后来没有再步行。在获得毛的完全同意后，周恩来指定邓在政治局的遵义会议上进行几分钟的发言，但没有记录表明他在那次会上发过言，只是坐在一边，无疑他对大会的各项议程完全满意。至于其它长征开始前支持毛的人都得到平反和提升。邓又一次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来长征途中，当红军重新缩编时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当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红军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扩充加强受到严重损失的兵力。自二十年代后期，一个农村苏维埃已经在陕北这个地区建立起来了，现在得到逐步发展，后来在1937年1月把总部转移到了更著名的延安。1936年前半年邓康复后，参加了红军向山西省进军的远征队中，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成了主任。这一职务是在他后来的十六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军队的许多高级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
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所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由三个师组成：由林彪领导的一一五师从陕西省三原地区向山西东北部挺进；由贺龙领导的一二零师向山西西北部挺进；由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向山西东南部挺进。1937年9月，按照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是这个军队仍然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仍然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其原因就是在改编以前，共产党已成功地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支持，广大青年纷纷9９ｌiｂ?踊跃参加八路军，邓小平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抗战开始时，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任弼时，邓的任务最初是分管宣传，后来他又分管征兵和动员工作。1937年9月初邓小平参加了由周恩来在山西省会太原（太原两个月后沦陷于日本人）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由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建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代表。邓小平从太原和八路军总部一起转移到石太铁路线以北、太行山脉北部的五台县。邓小平以此为中心走遍晋东北，相继建立起各县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与此相适应的为抗战服务的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包括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及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学习班。尽管可能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各种方法，但是抗日救国的口号对民族主义者肯定最具有感染力。有趣的是尽管邓小平在当时见过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但是史沫特莱的印象中似乎只记得当时八路军总部中的其他人，她只记得曾见过任弼时的助手，当时把这位助手的名字错听为“汀”。
然而，在1938年初，邓小平又一次被调动，和刘伯承到了一起——他们俩早在1931年在江西苏区就相识，这次调动，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在抗战初期，毛泽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邓小平对一二九师的控制能力，在不久之前，毛泽东对此存有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拒绝战略撤退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一度时间，他分裂了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向苏联靠拢，然而最后又在陕北根据地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人会师。一二九师的前身就是红四方面军，1937年8月，毛泽东改组了一二九师的领导班子，任命久经战场的武将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邓小平在当时长期离开延安工作，并成为党内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程度。甚至在1942年和1943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发动的整风运动和使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也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邓小平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邓小平是一个部下而不是一个同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显示出他是能够被信赖的。
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之后只去过延安三次，最长的一次是1938年的8月到12月，其间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中全会的扩大会议；1939年8月邓小平参加了政治局的扩大会议；1945年6月，尽管邓小平没有参加第七届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参加了他被选入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并视察了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8月第二次回延安时，邓小平认识了卓琳，次月和卓琳喜结良缘。.９9ｌib?
政委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经验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创建红军，苏共认为许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需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控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委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与苏共略有不同，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而且还要在老百姓中也从事这种工作。确实在游击战的环境中这对中共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在共产党政权还不太牢固，敌人随时都可能进攻的游击区，邓小平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战斗过12年，现在八路军为了生存下来，需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军队和党是没有区别的，共产党员白天是农民，到了晚上便成了军人了。邓小平当时是游击区党的高级干部，负责军队中的政治事务，实际上，1942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太行分局，邓小平被任命为书记——太行分局的最高职务。从此他在太行的地位才被正式承认。
刘伯承像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许多原四方面军的人一样，也是四川人。刘伯承生于1892年，是一位久经沙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军人，在1926年加入共产党之前，一只眼被打瞎了，1937年后半年，刘率领一二九师从太行山区北部出发通过平定县，穿越石太铁路来到太行山的南郊地区，尽管当时一二九师有6千人，比八路军其它师的士兵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师的标准人数。太行山南部地区历来就是沟通华北与华中之间交通运输的战略要地。邓小平到任之前，刘伯承已经组织了几次突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日军和日军飞机。然而那只不过是日军侵华的开始阶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城市，所以太行根据地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活动的中心了，甚至在1937年11月朱德把整个八路军总部搬到了太行根据地。
在太行山区位于邯郸——长治公路以北的武乡县和辽县（今左权县，为纪念在此遇难的共产党将军左权而改此名）是太行根据地的中心区。随着日军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是通过铁路运输的，因此这里的铁路运输线就成了日军保护的重点了。一二九师在敌后开展了斗争，建立了抗日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9９lib?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社会基础结构。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很快，截止1939年底，一二九师活动的区域南面包括黄河沿岸大片区域中的四个根据地，东北面的石家庄——济南——徐州铁路线和西北面的石家庄——西安铁路线包括太行根据地；长治以西的太岳根据地；冀南和冀鲁豫地区，这两个地区都位于京汉铁路的东面。
一二九师起初能够取得成功，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的闪电战进攻速度之快，使其后勤保障无法跟得上。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特殊关系。1936年阎锡山加入了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联盟共同抗日，允许抗日组织的活动，到1937年底山西大部分的军事和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在一二九师活动的这个区域内，也就是后来的大岳根据地，情况更是如此，该根据地不再需要一二九师主力的帮助了。在太岳根据地有山西省共产党的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通过牺盟会控制了当地的阎锡山政府和山西新军的部队，直到日本人开始大扫荡，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才开始了帮助。1938年底，一二九师穿越了京汉铁路，部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的一段时间，甚至一二九师的师部也搬出了太行山区，驻到了冀南平原。
1940年的大部分时期，一二九师打的阵地战要比游击战多。这一年一二九师开始遇到的敌人是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尽管1937年后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双方的冲突是司空见惯的，因而1940年3月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该协议的内容是：共产党的部队应从太行根据地中与国民党接触的地带撤离到邯郸——长治路以北；共产党承认这一地区归国民党所有。邓小平似乎参加了这个协议的制定，该协议肯定完全符合邓小平争取国民党部队的计划。
在与国民党地方部队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一二九师正与其它共产党和国民党部队准备参加抗日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的。这次战役是成功的，彭德怀的振奋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日军的铁路运输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八路军占领和接受了一些县和县城。但是这次战役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日军马上把军事力量集中对准了共产党的边区。
太行根据地
一二九师和它的根据地和边区，在1940年由于日军的进攻开始了后撤，在太行山脉的东边，日军利用京汉铁路线作为基地开始修建据点，对共产党进行封锁。在西边，1939年后半年，日军通过修建了一条从太谷（位于石家庄至西安的铁路线上）到长治的铁路线，成功地把太行和太岳两个根据地分割开。共产党在1945年取得胜利的功劳应归功于谁，现在仍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啊。然而，在晋冀鲁豫共产党面对日军轮番的进攻最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在日军强大压力下太行根据地的力量还得到了发展壮大，这些成就应归功于邓小平的政治组织才能。
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是由邓小平担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也是中央北方局的任务。从事这个任务包括了与北方局代表杨尚昆的紧密合作。邓小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太行区进行了考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说邓小平曾多次遇到危险，刘伯承是怎样地为邓小平的安全而担忧，总是要求把邓在外的情况定期向他汇报。现在甚至考虑到为他作为终身的最高领导人写偶像化的传记，可见邓在根据地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然而根据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太行根据地是四个根据地当中最牢靠的一个，但在1941——1943年中也受到重创。在冀南和冀鲁豫地区，地缘政治对共产党不利。华北的日军一加强了它的军事力量，共产党就立刻转入地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毫不夸张的，日军和共产党经常是共同占有同一个村子，共产党处于暗处，受一种地道系统的保护。在四十年代初由于干旱和蝗虫等自然灾害对边区的打击，无疑使情况更惨了。
邓小平发展边区的策略对三种不同典型的人采取分别不同的办法，第一类是国民党员、国民党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对这类人邓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1940年通过当地的停战实现了这一目标。第二类是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及其追随着，对这类人是要通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各种形式来争取他们。第三类是农民，邓希望通过经济上保持他们的稳定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赢得他们的支持。同时，邓采取措施确保共产党游击队和八路军家属及烈属能得到特殊的照顾和优待。
邓小平把某一边区政府的经验引入晋冀鲁豫是很积极的，他学习了紧接太行山脉以北地区晋察冀边区的经验。在1940年初由于日军加强对根据地扫荡，根据地之间的合作不能进行，邓小平建议边区政府的召开一个参议会议，这个会议不由共产党主持包办，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赢得爱国民主人士最大限度的支持，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此外，这个参议会在邓小平看来仅仅是“临时的”会议，这不是因为它是战时的会议，也不是因为它在困难情况下要简化一些手续，而是因为要使其成为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真正的参议会。
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所提出的政策不是要创造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特别是抗战中期在日军经济和军事封锁并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政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使人感到有趣的是这些政策与“文革”后的9９lｉｂ.经济政策极其相似，截止1942年底，尽管太行行政区需要进口些火柴，但是它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地人民的需要，并且还能出口一些自己制造的简单的商品。边区政府有自己的管理严密的信贷货币系统，由翼南银行发行了纸币，曾建立了自己税收体制。1943年税收几乎下降了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当地老百姓当时面临着蝗灾饥荒和其它困难，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是国库财力的减少。
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定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总之，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邓小平巧妙地明确表达了对反对资本主义作法的全面否定。邓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不管在哪种社会中，都应该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1943年9月21日在一二九师生产会议上报告中讲的：“建立赏罚制度……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不高。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个工作做好”。?.
邓还说：“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对富农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
邓小平1943年7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社会的变革只能是渐进的，而且要在变革的过程中告诉人民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才会给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带来好处。社会主义需要民主和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只能靠“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句话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1989年官方发表的权威的该报告的译文中被删去了。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会引起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引用毛泽东的话“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结束了他的报告。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曾在太行区作邓小平的同事或部下的一些人构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1949——1989年间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87人中，有17人在1938——1945年间曾在一二九师、晋冀鲁豫边区或其辖区的机构中工作过。与之相比，有16人是来自1937——1945年的延安根据地的。
在1949年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些曾在抗战中在太行区机关工作过的人中，不仅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而且还有薄一波、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李雪峰、刘华清、秦基伟、宋任穷、苏振华、谢富治、许世友、徐向前、杨白冰、杨得志、赵紫阳和万里。这还不包括那些曾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工作过的那些人，除了像朱德和彭德怀与这样一些名人，他们的大部时间很少参与当地的事情之外，还有杨尚昆与晋冀鲁豫的工作密切相联。
除了那些在抗战期间在太行区工作过的人在1949年之后进入政治局成了显赫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成为军队的领导人，他们是：李达（国防部副部长和解放军的副参谋长）、杨白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陈再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太行区的人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包括：安子文（中组部长）；王任重和黄镇（他们分别担任过中宣部部长和文化部部长）；戎子和（财政部副部长）；段君毅和滕代远（分别担任过铁道部长）。还有杨秀峰（当时的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后任高教部部长）。此外还有一批人担任了省一级的高级官员，他们是黄欧东（辽宁）、李大章（四川）、刘建勋（广西和河南）、张国华（西藏）和赵建民（山东）。
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担任过太岳根据地的领导人，后来又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在五十年代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对毛泽东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太热情。在六十年代初曾和邓合作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个是赵紫阳，他和邓小平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当时赵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
据一些消息报导说：胡耀邦（邓可能是在1937年在延安认识他的，当时胡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在1942——1945年间，胡在太岳根据地邓的领导下担任政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胡耀邦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后来又到了军队，在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又在邓领导下的四川工作，胡在抗战的整个期间是在延安度过的，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经常密切地与包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内的各根据地的司令官打交道。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关系肯定是很密切的。1938年胡耀邦介绍邓小平未来的妻子卓琳加入共产党，在1949年期间和之后在西南区邓的手下供职；五十年代在邓的领导下任共青团书记。
解放战争
在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在晋翼鲁豫边区的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在邯郸建立了边区首府。一二九师已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久被改编成中原野战军，后来又改编成第二野战军，在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中，刘邓大军是能够在山东和河南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但是，如果国民党军队为了消灭共产党向北和向东进军的话，刘邓大军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将肯定是首先被攻击的目标。蒋介石确实把军队调进陕北（试图消灭毛泽东和驻在那里的共产党部队），同时又调军队到河南和山东包围刘邓的军队，这后一个军事行动被称为“哑铃战略”。刘邓早就准备向南进军了，在五、六月份通过侦察得到有利的情报之后，起初计划在8月底执行南进的计划，当得知毛泽东在陕北受到攻击，也许意识到需要采取某种解救行动而不是坐守待毙时，在1947年7月为出敌意外，争取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毅然决定主力提前南进（使国民党感到很吃惊），目标是到达大别山区，这里曾是革命老根据点，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只要解放军占据了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据大江，控制中原，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陕北的部队回援，这正好达到了刘邓解救陕北的战略目的。.
尽管这次行动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差点儿没有成功。由于道路泥泞，充满了沼泽，因此行军极其困难，经过20天500公里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的追堵截击，克服了重重困难，刘邓大军先敌进入了大别山区，对于全军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特别是由于这次行动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因此，这带有某种赌注色彩。在汝河渡口进行的一场防御战，由于刘邓的军队处于敌人的炮火射击之内，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这次战略行动最终获得成功，应归功于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不仅亲自领导了这次行军，并且大部分情况下和士兵一起步行，而且不断地鼓励疲惫不堪的部队，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建大功，立大业。.９９lib.
第二野战军对大别山区的占领，产生了一些巨大的影响。在此他们能够恢复和重建新的根据地，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原计划进攻其它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使得共产党后来能够利用其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南方发动一场对推翻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对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该战役是以徐州为中心进行的。邓小平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次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
在华东地区的活动使邓与.9９lib?陈毅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实际上当邓和陈毅一起在1948年11月攻占郑州时，邓和刘伯承是第一次长期分开。1948年11月陈毅的第三野战军与邓的第二野战军开始了淮海战役，这场战役经常被军事历史学家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阵地战之一，该战役从1948年11月开始到1949年1月结束，共产党共歼灭了50万国民党军队。
随着共产党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和北京国民党部队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1949年接受了全国政权。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当时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横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周围的一些省，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离开大陆退到台湾。无可置疑，邓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政委的角色使邓进入了指挥员的班子中，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从抗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四年过程中，邓所写的著作，便可知邓在军事策划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在任何需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就像1947年挺进大别山期间，邓参与了大量的军事行动。?９9ｌiｂ?
肯定是1947年底，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成员已在刘邓之间选定了邓小平作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这并不是刘邓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实际上他俩从1938年开始相处以来就很合得来，而且建立了永恒的友谊。然而，仅靠刘个人的支持，对邓的未来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邓在军界和政界的领导层中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重返大西南
1949年10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出席 4e86." >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庆典之后，他们率领第二野战军开始了向大西南的进军。大西南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还有西藏。这次与来自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一部分联合进行的军事行动，将使共产党在大陆取得彻底的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在1949年底，挺进大西南取得了胜利，对邓小平个人而言，这意味 7740." >着自1920年他离家以来第一次和家人团聚。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区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现在他的职位正式超过了刘伯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中，特别是到1952年底，为了有利于国家政权的重建，政治活动与行政管理都是在军队的控制下按地区划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像中国其它五个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一样，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为了恢复经济，保持政治稳定和巩固共产党的地位，直到1952年，地区性的军政委员会负责控制该地区所有地方和军队..的事务，这是一种军事的控制。
邓小平的组织才能与政治远见，在这些年中也得到了许多展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邓小平传中说道：“邓小平在这段期间帮助毛泽东发展形成了他的三线计划——为预防外部的威胁，把中国的经济设在内地的一系列建设项目。从政治上对邓的信任来考虑，哈里森的这种说法是可能的，然而如果邓在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之前仍在西南的话，这种说法是不可成立的。总之，邓肯定是积极地鼓励所有主要工程的建设——其中一项著名的项目就是成渝铁路的建设，并积极地支持经济的重建。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三项特殊的任务。由于西南是解放军征服的最后一个地区，被打败的其它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都退到这个地区，这些残余部队有的被迫投降了，有的变成了土匪。另外，西南还留下大约两百万旧人员，这些人包括从中国其它地区逃来的国民党士兵和前政府官员。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地把这些人分散开，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以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以此稳住他们，打消他们从事土匪活动的念头。但是，在那些土匪>活动猖獗的地方要坚决用武力消灭之。
西南军政委员会面临着比其它地区更严峻的第二个任务是与当地共产党组织的软弱涣散作斗争。在1949年之前，共产党在大西南几乎没有任何经历和组织，党员也很少，发展新党员成为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但是发展党员的速度过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党员的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立即开展一场整风，通过整风来增强党的纪律。这成为邓在五十年代主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少数民族问题，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中国任何地区都多。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的关系历来都是不好的，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很缺乏。此外，共产党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是封建的，是与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除了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之外，邓小平还在少数民族集中的那些地区免除了如土地改革这样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其它的一些社会改革如废除奴隶制完成之后才进行的。
领导层的冲突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会再有——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头。据邓在1980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12月高、饶阴谋的破产，使党特别重视了党的团结，规定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若干具体办法，但这些并不能马上邓得成功。1954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轻易地得到高和饶的完全坦白。后来，邓小平通过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新职务，在调查高、饶问题的工作中对彻底弄清他们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才提交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后报告。在高、饶事件中，林彪没有失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满足支持高岗的那些人所提的论调，林彪和邓小平都进入了政治局，因为他俩都被认作是1949年前军队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邓成了中共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邓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作为政界与军界之间的纽带作用并没有就此结束。当1955年9月为承认那些年军队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人民解放军首次为将军们授衔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作为这次授衔的最后仲裁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衔作了暂时性的分配。
毛和邓的关系似乎又一次成为中共政治的主要关系。邓能够使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保证。1954年后半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1958年又来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邓也是代表团成员，赫对此有一种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
“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藏书网
邓不仅关心行政事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党的程序和准则。他曾强调：特别是在赢得大众支持和保持党的团结方面，要把1935年之后的党的传统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章中最显著后来又完全被人误解的变化之一的基本的来龙去脉。1945年的中共党章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在1956年的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仅留下“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各种“红卫兵”组织撰写和分发的 8d44." >资料，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建议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从党章中删掉的行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反对毛和迎合苏联论调的主要依据。那时邓刚从莫斯科（4月）回来，在那儿他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一些西方评论家如D·W常和鲍纳维亚，曾由于相类似的原因而把邓与毛关系的破裂追溯到这个时期。
以苏联为榜样跟着苏联路子走，不可能是党内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1953年共青团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掉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措词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个决定不是由中共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说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尽管他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批评了个人崇拜，但他强调与苏共不一样，中共总是认为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愿采取苏共那样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且，这时，实际上是在这前后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邓不无道理地担忧，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在导致中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而且对党组织的领导都会造成威胁。尽管他不同意毛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些观点，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不威胁到党的团结，只要决策是由集体来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欢迎的。事实上，邓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党的集体领导看作是一大优势，因此，他希望继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即使这个用语已正式从党章中撤了下来。
他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重要讲话中，以一定的篇幅阐述了在党内进行辩论的正确程序、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据邓的观点，如果想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公开辩论是必要的。在辩论中，个人应畅所欲言，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当受到尊重，党内斗争不应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邓自己在1933年曾经历过的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待错误也不应听之任之过分迁就。但是，党的决定一经做出，每个党员有义务必须贯彻执行。批评和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保证。没有批评，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就不可能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没有集体领导，政治将会变成个人崇拜。党章必须公平地适用于每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崇拜”。领导干部相互之间或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不应滥用职权。
除了高岗和饶漱石，邓没有点其他人的名，不过他的批评很尖锐。他说：“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行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和“至今还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
肯定在后来，这些讲话可能被解释为是针对毛的。在1955年进行的关于集体化的讨论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是这次讨论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策的方向。后来这次讨论常常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人们过去认为，毛主席背过中央的其他领导，通过向省一级的领导呼吁新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由于当时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欢的决策。尽管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来由的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走极端，但从1955年后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领先省一级的领导人，从而迫使中央的领导同意1956年初的发展速度和“全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的速度。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最能表现毛特征的那些行为和邓曾在谈话中所预言过的那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出现。同样，当时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按党的准则去做而感到内疚，他们也是邓批评的对象。
整风运动
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一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自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bbr>９9ｌｉｂ?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不仅对党的团结造成了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bbr>
大跃进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９９ｌｉb?t>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 7684." >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到1959年2月和3月，邓与其他一些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一样，主张步子不要太快，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大跃进”的战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书处举行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推崇备至的一件事）的讨论会上，邓认为虽然这样做有一些明显的好处，但不要走得太远太快了，否则的话对教育质量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另一次讨论人民公社的会议上，邓又提出人民公社并不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在生产管理方面接二连三出现了许多问题。
彭德怀没有邓那么沉得住气，多年来，他和毛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大跃进”和毛。几年之后，叶剑英（毛之后的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说邓、刘少奇、周恩来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怀的外境。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对彭给予支持。与毛不同，彭不是一个特别老练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会议上，他对毛突然采取一种简单的对抗策略。尽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且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锐的意见书。特别是他指责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左”的错误，这些话和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对手批判毛的那些话如出一辙，毛对此当然不能接受。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职务控制了庐山会议的议程，对此作了巧妙的反击。他给彭扣上了企图篡党夺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还不给彭申辩的权利。他还告诫他的同事们要珍惜他们过去一起度过的岁月，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彭还是国防部长，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打游击战去。”如果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评论，那么结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并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惊，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们在庐山会议前也不知道他将要给毛写信。结果毛逐渐使冲突升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革职，意味着暂时平息了对“大跃进”的反对。藏书网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8月份正式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在这之前召开的历时一个月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次会议陈云也没有参加）。邓小平这样做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自我批评的检查中写道，他当时由于腿有点毛病，所以没有去参加那次工作会议，并曾写过书面材料来解释这件事。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但邓确实在庐山会议前的某个时候玩台球时弄断了腿，然而确切什么时候弄断的还不清楚。麦克法考尔认为他正好是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断的腿，这样才迫使他退出了会议。由此可见，认为他的缺席没有政治动机似乎是合理的，但人们对他的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很多说法。邓这段时期照的像片所显示的情况与他的腿伤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不知道庐山会议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员会夏季休息的机会去治疗他的腿。在1958年12月直到1961年4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着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后他从来都不拄手杖。如果邓的腿确实受了伤的话，那么邓在1960年底时对莫斯科的访问除了讨论中苏关系外也是治疗腿的一个好机会。这时中共高层领导正轮流访问苏联，邓1956年、1957年都去过，但直到后来才被委任于处理和苏共关系的重任。整个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去苏联看病已经成了惯例。
没有邓当时对庐山工作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记录，但起码他对彭的行为可能不满意。显然庐山会议后中共的准则对毛不再适用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大跃进”在轰轰烈烈、热火潮天地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1960年结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线，但很可能邓在五十年代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重建
1960年对于中国确实是个令人震惊的年头。中央领导人不仅陷入“大跃进”失败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苏关系的破裂所困扰。农业产量下降到只有1958年3N4的水平，全国普遍遭受天旱灾和饥荒。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人口数实际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万人，邓在八十年代回顾这一段时期称为“最困难的时期”。
“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农业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严重缺乏，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工业处于下降状态。据各地汇报的数字，轻工业的产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业遭受的冲击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即使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也带有它的痕迹：标题中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都直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称姓，为的是使大家在危难中感到一种凝聚力，此外，新闻纸的质量下降得太厉害；以攻致报纸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藏书网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央领导面临的任务就是恢复经济。1960年下半年召开的紧急会议终于给“大跃进”划了个句号。会议决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尽快恢复生产。经济要重新调整，用渐进主义代替跑步主义。农业被看作是经济的关键。经过重新调整的人民公社，在组织上成为合理的、易管理的单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似乎特别严重，以致集体经济完全解体，重新恢复了单一的耕作。
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团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邓起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务实的舆论，制定一些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毛的赞同，确实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这以前邓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进行过调查，所以有了准备，特别是邓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没有作认真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毛接受了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不过他仍认为他们的调查仅是中共需要学习的经验的一部分。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
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时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跃进”时的政策：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现代技术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外国引进；以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地取代了动员群众；公社要建得小一点，基层单位仍然恢复到生产队——相当于1955年后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区）；重新强调教育质量；重新重视农业技术。当时提出的这些想法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改革的理论基础。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扬、陆定一、彭真、陈云和邓在后来改革中如他们在经济恢复初期一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会议没能解决造成“大跃进”问题的原因及将来发展的战略。倒是对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说了不少——比如毛明显地坚持说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评，邓也提交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的自我批评。尽管这些领导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他们坚持的观点确实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是一次经济性的大灾难，决不应该再发生，将来的政策应以经济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天气、苏联援助的撤走）和没有使群众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将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党内整风运动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就是接下来的“四清”中的首要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阶级斗争
1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在未来的政策上形成一致意见，不久之后发现经济危机比原来最悲观的预料还要糟，这就使事态更加恶化。政府面临比原来想象的更大的预算赤字和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邓提出生产是首要的，并强调“只要我们能很快恢复生产，不管怎样做都没有关系”。他在1962年7月对共青团的一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3页。在汉语的原文中，猫实际上是黄的和黑的，但邓的“黑猫和白猫”已经形成当代传奇，似乎仍用这个习惯用语更合适一些。邓的1962年的两篇讲话中的这个用语的起源，参见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及针对性》出自《中共党史通讯》第12期，1990年、第6页。">邓对团员的讲话不是偶然的，当时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他从40年代以来就是邓的部下，后来在80年代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９９ｌiｂ.
邓的讲话和动员群众的政治理论直接发生了对抗，而后者正是他从1943年2月在太行山区对党的干部的讲话一直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上的讲话中一直所持的观点。他把动员群众的理论批评为极易导致过分热情和过左的行为。他引用来自工业和农业的例子，但省去了对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最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这两者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都来得太快，结果生产不能持续进行。他讨论了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对所有集体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但邓在当时似乎没有提倡像在安徽省试验那样把整个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作法，那次试验就是70年代后期所引入的，当时他赞同的是小型的合作社。尽管当时把所有这些建议和主张用作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这些主张都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毛对中共领导班子面临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与邓不同，他提高调子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在中共1962年召开的夏季工作会议上宣布的，并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接受——他发起了针对农村干部和党组织的整风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强调过去的革命性来把今后的发展重新调整到毛所指引的方向上去。毛以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会动员广大农民起来监督他们的党的地方干部，就像他所想象的1957年“双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会纠正城市地区共产党的错误一样。他号召对过去不公正的做法和阶级斗争进行研究然后成立贫下中农联合会。然而这一运动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阻力不仅来自党内干部而且还来自农民。
1963年夏天，邓和彭真忙于从事另一项调查，这项调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猛烈批判。中国西南部在50年代早期是邓的管辖区，当时他仍旧和那里保持频繁的联系，这次他们到那里是为了调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还要对新的发展进行试验，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在西南部的农民联合会组织得不好，他们建议运动要由城市派到农村来贯彻运动的工作队来领导，运动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党、政机关干部而不是农村中的最基层干部。结果运动的焦点从乡村移到了党、政机关所在的城镇，有效地把整风转变成了党内问题，而农民联合会则更没事可干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当然又被说成是故意违背毛的本意而搞的一次行动。
1963年到1964年期间，运动呈多方向发展。比如刘少奇把经济腐化而不是把政治上的修正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并没有反对毛的意思。同时，象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内容时一样，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党内开始出现了更激进的意见。
1965年早些时候，毛泽东试图重新得到主动权来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向。现在的目标是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这时，毛第一次提出了中共已经有出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可能性。但这段时期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认为某个特定的人有这个嫌疑，事实上，这个高层领导班子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意图，那么，似乎他指的更可能是那些偶然而不是故意地成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地方干部。在两年的时间里，修正主义代表着不祥的含义。到80年代，邓小平仍然承认毛当时确实是担心修正主义。
1962年后，毛的关心不只限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0年代期间，当地方党内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时，越来越多地强调在各种领域中政治化的必要性，其中包括文化和教育领域，文化和教育领域对毛泽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他对在文化教育领域中这种政治化变革的重要性，几乎达到了着迷的程度，由此他才用“文化”这个字眼来命名“文化大革命”。以毛的观点来看，所有的文化和教育运动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谁控制了这些领域也就控制了整个社会。
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中毛寻找那些愿意帮助他使中国重新政治化的人，其中之一就有国防部长林彪。他首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发起了一项政治教育运动。然后毛于1963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政治入门读本是毛的著作——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邓的观点和邓以前的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反对是双重的，首先，正如他经常极力强调的那样，应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毛的个人财产；第二，他反对的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并非毛的一切话都是适应于一切的指南，更不等于是毛泽东思想。正像他在1980年指出的那样，即使是毛本人也曾违反过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毛寻求帮助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江青。她曾是一个演员，毛委任她整顿文化艺术界，从1963年开始直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功地使中国文艺变了个样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使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革命化”和“现代化”了。正如毛所下的定义，文化是反映阶级斗争、为动员群众而服务的：英雄的工、农、兵要同万恶的地主、资本家和旧社会作斗争。特别是由她主要负责发起的八个革命芭蕾舞剧和革命京剧逐步主宰了1966年—1976年中国的表演艺术。随着她对中国文化的整顿，她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凭着自己的权力成为中共领导班子中的一员。但邓对她明显地不服气，并公开地这样说过，如果事先他们之间还没有产生对立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变成死敌。“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中共领导人都被迫去看这些新的现代革命京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甚至在当时就有传说邓曾设法逃避，但最终没能逃得脱。他倒是去了，但在演出期间却睡着了，借此表明他的观点。..
中苏分裂
毛和邓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仍然能够继续密切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中苏关系的处理上——事实上他们似乎在这个领域一直合作得非常好或至少可以说彼此十分满意。毛泽东似乎特别赞赏邓和苏共的谈判。而邓也极力强调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而且非常成功，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当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作用被重新评价的时候。发起“大跃进”的决定所针对的，以及在6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基本背景就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在50年代中期和之后，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寻求无疑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固有的民族主义，但这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尽管细节很不清楚，但邓小平似乎在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事实上，早在从50年代初开始，在对苏联关系的处理上邓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作用似乎由于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而又一次得到发挥，这可能与他曾在莫斯科受过政治组织的训练有关。但在那几年中许多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均坚持说毛只是赞赏他处理与苏联关系的那种方式。当然他的坚定不移和对苏联有点敌对态度似乎是邓在进入80年代后期的政治特征，不过这可能也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在1956年到1963年期间，他曾经多次出访莫斯科，甚至有时当他不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式团长时也要就谈判的结果向中央作汇报，就像在1958年那样。bbr>
60年代当苏共和中共的论战公开化时，邓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写作组的正式首脑——反修正主义写作组——正是这个组起草了中共就当时问题的辩论稿。藏书网
中苏联盟总是有点不自然，往往是中美关系而促成的，而不是中共发自内心的愿望。从2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一直很艰涩：40年代初的整风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民族化。两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截然不同，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5728." >在此冲突的影响下，广阔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相互期望、发展与合作很快转变为积怨。开始双方的期望可能都不尽合理，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程度令人咋舌。50年代的大部岁月几乎完全依靠苏联的帮助。由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60年代初这些援助突然撤走，从而使“大跃进”以后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愈发糟糕。苏联所付出的代价一度是很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以及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时，苏联几乎承受不起这些负担，而中国则还希望9９ｌib?苏联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将其核技术传给中国，如果发生地区冲突时还要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满足苏共的军事基地和合作的要求，即使这么做可能会危及中共自身的安全也在所不惜。如1958年中方曾要求苏联援助发展一支海军，当苏联建议共有这支海军的条件时，毛和邓的反应特别强烈。
1954年9月，赫鲁晓夫来北京进行50年代中期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许多谈判中的第一轮谈判。中方由周恩来负责，邓是五个谈判成员之一。在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包括苏联的最后撤军、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给予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事实证明，这是达成有效而持久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
1956年2月，朱德率领的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作为苏共的里程碑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尽管毛后来对这件事的反应也是持相同的意见——抨击个人崇拜，但当时这件事对中共代表团来说还不是那么令人吃惊的，最糟糕的则是赫鲁晓夫接受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影响了中国希望能够从苏联得到的援助数量。很明显，在代表团中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苏联将会提供给中国较多的援助，包括所要求的核技术。当1957年邓陪同毛泽东参加苏联革命胜利第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时，这样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尽管这个诺言从未实现过。
然而，1958年中苏联盟开始遇到麻烦，后来再也没有恢复关系.9９ｌib.。中共在核能问题上的坚持与赫鲁晓夫的试图缓和，并推行他的全球政治战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大跃进”的发起意味着对苏联自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遥遥领先的一次重大思想挑战。赫鲁晓夫和毛的个人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也加入到了反对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中共代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各种会议上攻击苏共，两党开始出版各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评论文章，1960年6月各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彭真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此后，苏联援助完全从中国撤走了。以刘少奇为领导包括邓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调解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不和的两次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和邓进行了一系列交流，这是胡志明亲自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的。如果不是胡志明从中进行调解的话，将不会以一致同意的公报作为结束。这样一来，妥协简直就是对于团结和再见面的一种含糊的许诺。
一直在避免的公开不和终于在1963年发生了。从1960年起，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北越共产党，一直想努力把中共和苏共带到谈判桌前。1963年7月，邓带领一个包括彭真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去了莫斯科。这次中苏关系未得到任何改善，小型代表团被当作战胜修正主义而欢呼，于是中共领导人涌向机场来迎接邓从莫斯科归国。从那以后，这个争端通过中苏之间一系列对抗性的公开信而公开化了。如前所述，邓是中国方面起草这些公开信的那组人中的负责人。
文化大革命
不清楚毛是什么时候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中共领导班子进行这样大规模攻击的。1980—1981年期间中共正式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邓有一次说毛实际上从来没有打算对老干部进行这样残酷的打击。有一种很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认为毛一旦起用了一些关键人物，并赋予他们权力，于是就产生了新旧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矛盾斗争的发展。在邓看来毛所起用的那些关键人物包括林彪、“四人帮”、康生及那些和他们有关的人物，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后果负责，并包括在1966年底之后他自己的命运。
人们根据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职前后的一贯表现，认为邓现在把他说成是始终忠于毛的支持者，也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总的来说无论邓可能对个人崇拜有什么保留意见，就他的政治观点来看，这些保留意见似乎都不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整个60年代，他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比如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但在那些就像1964年6月19日对共青团的讲话——“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促进中国青年革命化”——他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
在1966年间，当邓接受批判时，他做了自我批评，邓坚信和毛的关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其它活动。罗瑞卿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毛坚持说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尽管邓不相信对罗的指控，但还是接受了毛的决定，并参加了那次对罗进行处分的会议。同样他不仅在1966年5月参加了毛主席的解除彭真职务的会议，而且和刘少奇一起继续领导新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即使在他本人作了自我批评之后的8月和10月，也继续参加了红卫兵接见。
显而易见，评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阴谋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的。至少尽管搞阴谋的细节是很难找到的，但是由毛泽东培养起来的中共政治生活中的新生力量，似乎很快开始利用集权政治体制的各个不同部门，部署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设法贯彻他们自己的各项政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在来自决策机构外红卫兵的各种压力之下，政治生活变得杂乱无章。然而1965年的某一个时候，毛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央的部分领导，特别是罗瑞卿在1965年底被免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有刘少奇也需要被免去职务，这也似乎是可能的。藏书网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早的公开受害者，他在60年代明显地被毛考虑为可能的接班人，在1965年分配给彭真的任务是把整风和政治化运动扩展到教育界，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当这个小组在1966年2月汇报工作的时候遭到了反对，导致了彭真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免职。和他一起被免职的还其他几位领导人，包括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尽管毛当时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的部署进行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由刘少奇和邓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小组。邓再一次尽力减少损失，主要通过保证彭真的北京市市长职务的接替：任命的是李雪峰。李是邓以前的一个部下，然而，形势基本上还是无法控制的，主要是因为新的“文化大革命”小组也包括像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之类的人，他们此时正极力提倡实行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
到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邓发现自己和刘少奇一起在党的会议上反复受到批判，而当他参加群众会议时，也时常不正式地受到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当被批斗时，他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好的。在一次“文化大革命”小组会议上，据报导说他被陈伯达列为“错误路线的先锋”，尽管人们说毛曾经又给过邓和刘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然而到了10月，邓的处境更恶劣。他被迫交出一分正式的自我批评——详细叙述他一度是怎样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邓也明显地认为他的工作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他继续参加批斗会和红卫兵接见会，在12月初他还参加了林彪召集的讨论工业和交通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1967年中及1967年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资料很少。1967年2月，其他未遭批判尤其是那些老的领导人，都明显地呼吁停止党内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然而，此举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导致批判“二月逆流”以及更多的高级领导人被免职。从邓对“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看，他不仅把毛泽东的行为与林彪、江青、康生及其支持者们的行为区别开来，而且还特别指出：1967年2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正义斗争。藏书网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和所有被清除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起被污蔑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他没有被官方直接点名，而仅仅是间接地批判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墙上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出版物都详细地分析了他的罪状。根据这样的一些记录，可以知道，他当时不断地通过他在1933年所做的事来表明他是无辜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对邓的批判虽未经官方正式传达过，但却详细论述了邓对修正主义政策的拥护和他的个人行为。毛的主要不满之一是邓在“大跃进”后以各种方式来使毛退下来。这时，他也许忘了退居二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刘和邓的建议。另外，据毛所说：在开会时，邓常常尽可能坐到远一些的地方，这样可以不必听主席在说什么——尽管邓的右耳极度失聪。
江西的岁月
在1967年和1968年期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共产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甚至人民解放军从1967年开始直接干涉内政也没能立即制止政治混乱。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比共产党好多少，尽管在林彪的指挥下（支持毛），目的是“恢复秩序”，但最终往往还是卷入地方的派性活动。
到1969年初的时候，也就是中共四月份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前夕，终于恢复了秩序，但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到了1969年，内政被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们牢牢地控制着。当然，共产党和解放军之间的关系由于1949年前共产主义路线占上风而一直很密切。这样，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一直到大约1985年期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是建立共和国的那一些革命家——除了他们的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之外，还都有一定的军队背景。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服役的解放军军官们逐步控制共产党的程度却有所升级。1969年选出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差不多有半数（大约46％）同时在解放军中任职。如果说与有关发动政变的上台的军政府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也是一个被军事人员过多参与的政府。
行政秩序的恢复以及中苏关系由于中国北部边境而恶化，终于使中央在1969年后期决定把所有被清除的关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分散到全国各地，据说这一决定是由林彪具体下的命令。尽管红卫兵出版社印发了这个决定，但毛泽东还是把邓的案子和刘少奇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革命领导人的案子区别开来。传说是毛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然，周恩来在1969年10月邓被送出北京时好像也曾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邓被送往江西省的新建县，他在那儿度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他被软禁于以前的一所步兵学校，每天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机修理厂工作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也跟着他去了。在这三个人中，当时已65岁的邓无疑还算是最强壮的。在邓的生活中这部分神话般的插曲在80年代回想起来简直就是邓打扫、劈柴和打糕的一幅画面。
邓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当时无疑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1971年底以前。然而他们在新建度过的这般时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邓的“看管者”在北京制定的标准范围内为邓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来适应地方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周恩来施加的影响，或者是地方人民对邓的由衷的尊敬，当然和邓在新建县工作的那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邓的部下这个事实也不无关系。
当邓和他的直系亲属到达新建时，那儿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有命令要限制他们活动。可是很快却在邓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工厂之间铺了一条二公里长的特殊小路，这样他们就不必走公共马路了；这条路被当地人异想天开地称为“邓小平路”，暗指当时的越南战争和“胡志明路”。邓被允许养小鸡，他和卓琳开垦了一块蔬菜园。邓甚至跟当地的一位妇女学着酿葡萄酒和白酒。
后来，甚至允许邓的孩子们和其他家人也搬过来住。对于邓的大儿子邓朴方来说，这相当重要。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的父亲是“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而且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了下来，据其他说法是被推下了一段楼梯。结果他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在一个福利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1972年被允许和他的妹妹邓榕一起上北京接受专门的治疗，然而，补救已经为时太晚了。当邓于1973年准备回北京的时候，他全家十口人在江西得以团聚。
1971年9月，林彪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在蒙古上空死于飞机失事。消息于11月5日传到新建，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 9093." >邓和卓琳自1966年底以来第一次被邀请听政治报告。似乎刹那间邓的看守的态度一下子变得比以前好多了，主要是因为从地方到省委的领导们开始来看望邓小平了。
1972年初，毛泽东参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的追悼会。陈是解放战争中邓的亲密战友，也是前任军队领导和外交部长。他们在淮海战役还有其他战役中都曾并肩作战。毛先对陈夫人称赞了陈毅一番，然后就谈到邓的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周恩来当时也在场，于是他促使人们把这个消息传出来，据说当时曾把这件事作为使邓尽快恢复职务的一部分疏通活动而广泛宣传。
1972年8月，邓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把邓从江西召回来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后邓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一开始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新闻界的注意，这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在非正式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空余时间，便决定去观看地方队与来访的外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当他被群众认出来时，大家热烈欢呼起来，持续了好长时间，直至他起身向人们表示感谢，鼓掌欢迎才停了下来。
“四个现代化”
人们对1973年邓的官复原职及平反有好几种解释。“文化大革命”前这一代的中共领导班子中有很多领导人在1967—1968年期间被清除，要在短时间内充足数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取代他们是很困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邓被平反的同时，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领导人也得到了平反，并被积极起用，其中包括另外两个和邓一样也被认可是从1949年以前就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陈云和谭震林。林彪的死和继而把他的死党清除出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些也许使毛觉得新领导班子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较激进的努力和周恩来比较稳健的影响能够折衷一下。?９９ｌib.
周恩来当时也许觉得，邓将会是领导班子内反对教条和激进主义的一个同盟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几分根据。另外，领导班子内部普遍对邓都有好感，这种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尽管邓和他的伙伴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清除，但对1966—1968年领导人变化的一种历史嘲弄，却是大批的邓以前的战友和部下——来自太行山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特别是那些有军事编制的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许多甚至地方上的岗位都是军事编制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攻击彭德怀和贺龙有关的野战军集团而造成的变革（贺龙也是林彪的死敌之一）。就因为第二野战军军官大大多于第四野战军，所以前者经常得以委任去填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到1971年林彪集团被清除出领导层之后，这个不协调的比例仍在进一步扩大。.９9lｉｂ?
当然，这种忠诚的纽带并不是一种对政治和派别活动专用的或特别准确的预测器。邓小平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区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谢富治和纪登奎，还有许多后来支持他的改革规划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而闻名。然而，到1973年初时政治局只剩下16名活跃的委员，其中就有6名是邓在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的战友或部下：——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苏振华、纪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陈永贵，是来自大寨的农民领导人，当时也在政治局，但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和邓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或组织上的交往。
邓被任命为副总理，这使他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激进..
分子发生了直接冲突。江青和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由于和毛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领导职位。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他们1976年10月被捕，这期间他们一直在猛烈地发起各种运动来保护他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员会代替人民政府；鼓励“开门办学”（在工作中学习）而不鼓励技术训练；积极肯定工、农、兵的社会、教育和经济作用。邓在中共历史上一直是支持群众的，强调不要脱离群众，但是他反对在动员群众中的过火行动。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也就是邓小平复职后不久，“四人帮”无疑对邓和周恩来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忧虑，因此打着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来 542b." >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们二人。当邓在1973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任职时（他曾在8月与其他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选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四人帮”的攻击更加剧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年。在后来的几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尽管邓已经年纪很大了，但仍被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邓在1974年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联合国就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了讲话。
1974年底，由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和“四人帮”的关系越来越糟。周的病情十分严重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邓代替周负责共产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些职位上他能够在周的指导下多做一些工作来制定他认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尽管他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还能有几个“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积极地帮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邓绝妙的一着是使一些干部官复原职（如胡乔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组成新的联合体来工作。在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样，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邓和周的新政策是从周恩来1975年1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启发的，被人们称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报告是邓主持起草的。在报告中周谈到了他于1964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个大体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纪末使中国在农业、工?９9lｉb?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邓在1975年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献，其中有三个文件涉及到经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问题。这三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毒草”。
邓本人就军队、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发表了讲话。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几乎完全否定毛的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对工人和农民提供物质刺激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热情。邓还论证了中国应该放弃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建议共和国应该出口原材料，如煤和石油，还有批量生产的化学产品（主要是煤的副产品）以便进口高级、高精密性、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加速我们工业的技术改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的军队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情”的问题。这对邓开展工作来说，可谓逆水行舟，困难极大。而实现邓所表明的愿望则 56f0." >困难更大：经济生产中的质量和渐进应代替数量和速度。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决不限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因为他认为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胁和破坏。他以抨击林彪为名实际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毛主席语录力量的依赖性。他的论点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化为几条语录，他不同意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解释。这纯粹是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共产党脱离实纶、脱离群众。以他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必须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提到毛过去对“实事求是”必要性的评论，后来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样，邓根据党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则提倡整党。事实上，他多次特别提到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和作风。据邓所说，共产党最近已经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行自我批评”。结果是共产党变成了具有派性的政党，缺乏合适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很明显，这些评论并不打算讨论党内反邓派的观点，然而，在1975年，他进一步要求对那些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进行重新审查，这对那些当时由于这些事件才爬上现在领导职位的人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也最终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后来1976年再次被免职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借口。
整个1975年，中央领导内部的激进分子都试图牵制邓。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张春桥对邓的政策理论发起攻击，声称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邓建议应该有一套刺激机制来促进生产，竟被说成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开端。尽管没有点名，但邓和周均被划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
这一年的后期，邓成为更明确的讽喻批判对象，这个讽喻当时成了头版新闻。缺乏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别是在毛支配中国政治的时代，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往往借以对历史或古典文学的重新解释而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焦点是在著名的 href='2204/im'>《水浒传》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个反叛者但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1975年后期开始的辩论就是关于是否应该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宋江。报纸上用宋江来影射邓小平，说他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应受抨击。
1975年的大部分时候，邓似乎能为他的行为而取得毛的赞同。可是，当邓加紧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也就越来越引起毛的关注，尤其是当邓提出那些当时受批判的人的案子应该重新审查时，或至少当这件事引起毛的特别注意时，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邓兼任的职务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负责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并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过法国。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高度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简言之就是针对邓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让共产党修改它近来的历史及现行政策。
长期保护邓小平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邓的特殊问题也就很快到了严重关头。邓明智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极其危险，至少不久的将来会如此。他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联系当前的情况，而是几乎机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绩，关于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他只特别提到了周公认的两个方面：外事工作和对毛主席的支持。
在某个阶段，毛曾明显地赞成对邓不仅解除职务而且点名批评。邓作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华国锋正式占去。华曾是一名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来。1976年1月，当周恩来逝世时，他被任命当代总理负责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想让邓靠边站的这着棋走得乱了套，阻力不久变得十分明朗。然而，对邓偏激的攻击进行时，邓推行政策与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都在同时继续。
3月28日，上海的“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来和邓分别批为党内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和党内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资派。江苏的省会南京对《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反应极其强烈，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亵渎对周恩来的纪念、邓和四个现代化。几天之后，南京事件的新闻传到北京，于是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扫墓的节目，是中国人传统上对死者表示敬意的节日，这就为组织游行纪念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而扩大为支持邓小平、反对不得人心的“四人帮”。4月4日，人们举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带着表明对周和江青政治观点的诗词簇拥到地处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队清除了这些花圈和诗词。4月5日，群众对此反应极具敌对性，迅速聚集起来的人群怒不可遏，矛头直指那些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国家的镇压部队。广场东南边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时分已有好几处地方不堪入目，后来动用了武力才驱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长吴德在公安部部长（也是代总理）华国锋及附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卫队队长汪东兴的帮助下，调来了公安部队来处理这项事端，他们都是政治局要员。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来政治局的会议上把这次示威游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应对此负责；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页。">但邓被新闻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党内走资派”等术语攻击达数日。1975年准备的三篇重要报告也被继续斥为“三株毒草”。同时，其他与邓长期密切交往的老干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被迫离职，其中著名的有两位他以前的桥牌老搭档胡耀邦和万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
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地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 6240." >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事实上也是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所在，使中国的政治不能轻易地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华国锋I975年底由于邓被解除职务而成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来，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邓的复职必须要和华国锋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应持多大的否定态度。同时领导层中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种方式混进来的。即使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但也并不一定愿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愿意。
当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0日被确定为党中央的主席之后，邓马上写信给华，恳求允许他重新回去工作。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为邓极力疏通身为副总理的王震都强烈恳求邓回来工作。华国锋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来拖延，因为会议的结果无疑是这些压力将导致邓复职的决议。而对这次政治行为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华想巩固他自己的极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个较为宽厚的解释就是在党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困难时期，华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最大限度的团结。
一种试图通过官方媒介建立对华的个人崇拜运动展开了。毛于4月30日把华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进行了官方任命——据报道当时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新闻界对这些情况作了广泛的宣传。1977年1月，基于和毛的这层关系，华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强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了“两报一刊”社论，登载在2月7日的报纸上。社论吹捧了现在称之为“两个凡是”的立场的许多优点。这些人虽然不是“四人帮”时的同伙，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来的。
然而，潮流的趋势很快转向反对华，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华需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使粉碎“四人帮”合法化从而达到确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邓可能对毛的政策决定和指示比当时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于是邓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而发起了运动，虽然针对性是间接的。根据共产党公认的历史，邓开始详细讨论他的同志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两个凡是”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一理论。?９9ｌｉｂ?
3月，中央工作会议热烈恳求邓复职，同意他恢复1975年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由华国锋来决定。4月，邓和华还有叶剑英交换了意见，交谈中邓又一次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条地对待它、而要把它作为一套更具灵活性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这样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邓需返回的政界和确定华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对华来说这却是一场空欢喜。
邓的复职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在那次会议上，他立即针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认识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总的来说，他不理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是对“四人帮”和林彪进行痛斥，并且用毛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来做为他的论据。
很快，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事实上，到这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1975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
邓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1977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1978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９9lｉb.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发动改革
尽管人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激烈辩论的会议，但三中全会的最后公报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有许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面临方向的扭转，这些问题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仍引起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热门话题，直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才告结束。
从1月份开始经过不同的阶段一直持续到8月初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始终在讨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由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基本上肯定了他在1978年代表邓推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早期阶段出席会议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后期阶段各省的干部、宣传行政人员和理论家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的评议过程中，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设定了界限。
1976—1978年间，经济搞得过热，其方式方法在整个八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1992年，邓小平回顾这段往事，不仅指出经济迅速增长期过后接着就有必要紧缩（过一段紧日子），党的领导应该清楚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还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都颇具争议。在这种情况下，一段迅速增长期就和过多的基本建设、把外资的使用放到非生产部门、严重的经济失调、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等幽灵均有关系。
1979年的头几个月，陈云一直在积极动员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场竞争与按比例的发展引入经济中来。陈云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者，当时这个计划被毛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跃进”的战略。3月份，随着六十年代的经济规划者们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短期经济战略的修正案，这个方案在摆出各项选择方案后提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要有一项重新调整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极度的财政保守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并表示要对陈云全力支持。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的尝试都要停止，即使在这种初期阶段，为经济改革所设置的总方向也是清楚可见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则，那就是过分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根本不能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以灵活的方式管理生产过程。他们建议应该给予生产单位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仅要从共产党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曾经意味着政治工作往往作为主要活动代替生产——而且也要从政府的干涉中解脱出来。除了国民工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尽管以前管理这些企业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还有共产党在企业和工厂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弃领导前景的挑战。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万里从“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邓的桥牌搭挡，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为是邓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职。七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儿他监督了农业分散耕作和“责任制”的采用：六十年代初在那里试验性地搞过类似的首创，邓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讲话中讨论了这些影响。这一经验当时准备作为典范推广到全国。实质上“责任制”的意思是每家农民种自己的地，在契约的基础上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国家保证购买。农户生产的剩余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1943年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但这些原则——双重责任和自由支配剩余——仍然是邓对解决当时太行山区的问题所提倡的那些原则。..
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99liｂ.
新经济秩序的一个后续特征就是经济特区，这无疑应归功于邓小平。经济特区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讨论经济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财政环境，可以有利于外商，并能吸引外资和技术。邓提出这些区域应该建在华南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别和香港、台湾邻近（尽管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明显地越来越重要），而是因为这些省份在历史上就当作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后来在九十年代，当邓在某种程度上声称经济特区的建立总的来说是他的功劳时，他也提出没有在上海建立经济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
现在特区要求的权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特区的存在在一段时间以来曾在领导内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实上，建立特区的原因之一（尽管不一定是邓的观点），就是希望伴随外国技术进口而来的潜在有害影响能被限制在其产生影响的经济特区之内。当时中央领导不可能想到发展经济特区会有助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页。">
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属于‘四人帮’，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4月份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谁组织的？是人民。是谁指挥的？是人民”。
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四人帮”，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四人帮”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９９lｉb?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1979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扯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四人帮”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四人帮”、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清楚地区别开来，后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 540e." >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1958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职。bbr>.99ｌｉｂ.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1979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年2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76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年1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９9ｌiｂ?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bbr>..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1980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1980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1982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1989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９9ｌib?有培养计划，从中选出未来有希望的领导人，并取消干部终身制。
这些建议均与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和建立党内民主的远见相关联。“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化的武断政治被以集体领导、讨论、争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根据邓的观点，共产党应该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并努力减轻其造成的后果。邓回顾起来认为，三中全会后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强调正确的政策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包括某种冒险才能产生，因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
以邓的观点来看，纪律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为此三中全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党员个人和党内政治表现的规定，在1980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坚持认为党内事务应在党内解决，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图。?99ｌｉb.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的最后一项是鼓励党领导下的民主。邓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很重要。他强调需要调动社会上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邓着意在经济现代化的事业中，重新重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在1979年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对民主进行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再开放的社会也不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开放政策”，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开放政策”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脾气不好的小个子”——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在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９9ｌib?
邓的民族主义也更明显到家了。在边境战争之后，1979年初在对越作战的决策上邓起了多大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不过好象他参加了那次最终决策的会议。
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一国两制”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是台湾。
直到1984年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到城市经济。随着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经济和更复杂的经济方面来。甚至在改革时代更早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首先由陈云而不是邓小平提了出来。陈云把关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关键性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这份报告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管理将由直接参与变为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经济未来。陈云在鼓励更显著更深远的经济改革，同时，他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更为小心谨慎，并强调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现代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邓对现代化带来的广泛的结果很关注，再次强调了陈云在1984年10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９9ｌｉb.t>?９９lｉb.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1985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从总体来看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此之后，由于面临着若干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改革的进程开始丧失它原有的势头。建立在邓长期所倡导的党的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稳定是八十年代初的特色之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活动在八十年代末消失了，然而在领导层内政治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尖锐了，特别是在1988年和1988年之后。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地应用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中，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尽管三中全会后的共产党领导层对若干重大问题达成了绝对一致的共识，但在制定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大政方针时，这种共识显得特别脆弱。关于中国需要外国技术，需要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中，需要根据经济规律而非政治标准制定计划，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和下放权力，对这些虽然达成广泛的共识..，但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速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所产生的困难，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引起了小的经济危机，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经济改革原则的决定，特别是对城市的企业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由于企业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自主权，在1984年末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那几年，邓没有参加经济发展细节的制定，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靠陈云和从1980年10月以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然而，在1986年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和赵紫阳的分歧变得更大更加明显。
邓本人已经全力以赴对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改革，以便使其恢复活力。邓对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的改革计划的决定在政治上是难以进行的。解放军在七十年代中和末，特别是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一直是邓的改革政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解放军不想完全放弃它在政治上的作用，但很想使其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成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军队。邓小平作出解放军必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切地说，邓是在1980年3月和1984年11月提出军队改革的。.9９liｂ.
邓小平决定领导改组解放军的另一个可能是他意识到了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和资格实施对军队的改革计划。他曾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队将领并长期和军队保持着联系，在七十年代，他两次官复原职，都是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1977年时，有一次他接待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叶对他说：“你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元帅，实际上你是我们这些元帅的带头人。”1980年邓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但是在那以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此外，为了确保军队的有力支持，邓小平利用后来的这个职务提拔了许多他原来的部下，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来自太行区的老部下，杨得志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取代了邓担任了总参谋长。
那时军队改革的目标是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他提出了解放军裁军100万；大部分的军队干部退休；把11个军区减少为7个军区；解放军的各部队改编成合成兵种的军队，不应再是四十年代那种以陆军为主的战斗序列。
邓小平主要是依靠他原先的那些老部下——特别是在太行区曾和他共事的人，一二九师的人及后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们，最终克服了来自解放军内各级领导的抵触意见。这次改编后，截至1985年底，解放军中的17个最高级将领中有10个曾经是邓以前的老部下。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机构也是党的机构，其成员完全是同一套班子，而且完全受邓小平以前的同事所控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班子，除邓之外的8个委员中有5个在抗日战争中就开始和邓共事了。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之后，邓小平使领导年轻化的改革进展相对顺利，然而仍有众多的老干部包括一些军队干部抵制退休，所以展开了讨论。自1984年10月以来，就计划将领导干部年轻化和经济改革问题列为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尽管有一些意见分歧，但这次代表大会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表明了党的团结。在经济上所做的修补的折衷方案，其本质就是不稳定的。这次会议在制定1986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虽然所有的发言都一致表示赞成，但他们对他们所赞成的那些要点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陈云对实施计划经济下的市场经济发出了严重警告；陈云还特别强调应确保粮食的高产；他还对一些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表示关注。邓对后一点容易接受，而对前一点持有保留意见，并确信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的优势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99ｌｉb.
显然，邓认为这次游行是罪恶阴谋的表现——敌对势力正在幕后控制着学生。
4月27日，作为对《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反响，在天安门广场导致了反政府游行。
在戈尔巴乔夫5月11日到达北京的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外界看来北京所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太大注意，人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天安门广场。
5月20日，开始实施戒严。
邓小平在戒严后所发生的事情中的作用，直到现在也不太清楚。戒严的实施遇到了极大困难。奉命进京的部队要么被围困，要么被说服到别的地方去，要么互相处于僵持局面。在有些地方局面乱成一团。因此做出了调入大量的荷枪实弹的军队进城的决定。
6月9日，邓小平在评论他所说的这场反革命暴乱时，对所发生的一切显得异常的平静。邓小平说，这场风暴之所以肯定要发生，主要就是因为缺乏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邓小平认为改革的措施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以前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没有把它们作为基本的观念教育人民，教育大学生，教育各级干部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接着表扬了解放军在平息暴乱中对共和国的忠诚和所做出的巨大牺牲。邓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是当时所有的报刊杂志和新闻媒体中反复重复的一段话。在电视中看到邓小平亲自慰问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戒严部队。藏书网
后来有迹象表明，对邓具体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能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谈到了天安门事件，虽然他又一次强调了中国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邓小平又说：“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接着他又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99lｉb.
退休与历史
1989年6月初的事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许多问题。政治上，需要恢复被破坏了的党的传统；经济上，必须继续实行紧缩政策。国际上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不仅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孤立，而更重要的是将会失掉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外国获得的资金与技术。因此需要制定一个调整政策，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一政策。
经济和政治的调整，显然是由共产党所掌握和决定的。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把1989年6月的事件向中国其它省份进行解释，然后即以通常一贯的做法进行更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经济上的调整，主要是缓慢经济发展的速度，采取了比较保守的经济政策，使中国较少地依赖外援。特别是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上通过了《优化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决议》。尽管国际舞台上的政策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制定的。但在1989年6月之后，中国通过改变经济模式的调整，大大加速了经济的发展。1989年前半年中国一直期望从发达的西方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进行贸易和得到投资，但是，中国不得已放弃了这种愿望。部分原因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变化；另外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鼓励。所以从1989年后半年起，中国与近邻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一直增长，在某些方面，香港和台湾是最明显的——这两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形成了高度的经济一体化。在1990年以后，为中国的经济和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毫无疑问，由于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邓在1989年后半年成了官方传播媒体更为重要的人物，频繁地报导邓会见访问中国的客人。其中有11月份对北京进行非官方访问的北朝鲜的金日成，据悉这次来访主要就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三个月内出版了邓小平的三本书——《邓小平文选》（1938—1965）和两本论文学和艺术的文集。9月份，发行了一个描写邓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广西作为政治组织者的一部电影——《百色起义》。..
11月份举行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正式同意了邓小平的退休，至少可说批准了邓辞去最后一个正式职务。
1989年11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邓对出席五中全会的人发表了离职讲演。
据说他对自己的退休私下进行了庆祝。11月13日，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待最后一批官方的客人——日本工商业代表团时说：我借此机会正式告别我的政治生涯。这仅是一种伟大的姿态，因为就在那个月底邓接见了非官方身份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又一次成为各报纸的头条新闻。..
不管怎样，作为至高无上领导人的邓小平，从那时到后来是不可能退休的。迄今为止，人们还不清楚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在重大决策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是否认为需要有最后的仲裁人，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邓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在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或多或少起最终的仲裁人。从1987年邓退出政治局后，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参加政治局会议了，但似乎是所有重要的政策性的文件和报告都要理所当然地送到他那里获得批准或征求意见。解放军调入北京甚至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事任命显然仍需要经过邓的亲自批准。此外，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就某些特别棘手的事情必须达成妥协时，另外一些领导人就会求助于邓小平出面解决。
邓小平这种非正式的超越了政治的、作为一个退了休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更有效地发挥他在1985年全国党代会之后，退居二线以来所形成的激进的作用。在1992年，似乎邓对进一步加速改革的步伐在起更决定性的作用。显然1991年底邓认为1989年保守思想的调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由于共产党的十四大定于1992年后半年召开，因此很有必要采取立即的行动，尽管很明显当时88岁高龄的邓小平身体欠佳，体力较弱，有时说话也不清楚，但是邓开始了他对南方某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巡视，这些地区主要是上海、武汉、珠海、深圳。这次南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保了制定进一步的经济政策和继续加快改革的计划，成为12月召开的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旋律。有趣的是，当时邓所巡视的南方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稳定，因此，邓对当地的领导在过去几年中往往是在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并且是在一种政府和共产党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模式中所做的一切加以肯定和支持。显然邓小平南巡的报导，对中国的其他省份可能产生了更大的作用。
除了参加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历史工作是退休后的邓小平所关心的主要的一件事。并且有文件表明，他也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尤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虽然没有他个人对历史观点的记录，然而他的政治观点却是很现实的。以邓小平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为了对历史的拨乱反正，又可以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教训。邓鼓励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编写和出版中共党史。邓小平要么是题词或为书名题字；要么是鼓励更广泛地征集党史、人物传记、党史文集、专题报告和回忆录。例如，1987年5月14日邓小平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太行革命根据地画册》两本书题写书名，又在1991年6月为三本重要的书题了字：《陈毅传》、《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和再版的四卷《毛泽东读集》。?９９ｌｉｂ?
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邓对历史的关心决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和末期就已经成为他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对历史的关心，在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讲话和著作中同样也能找到。有趣的是1989年11月8日正式退休后，邓小平与写他和刘伯承所创建的第二野战军史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参加了一个庆祝会。
热爱家庭生活的人
显然，邓小平非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为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刊载了大量的邓和他的孩子和孙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评家也评论说，这样的描绘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们，热衷于抱着小孩或和家人们在一起照像，据认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公众形象变得和蔼可亲，使人们看上去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缩短了与群众的距离。这甚至对邓小平来说也不例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邓肯定会为了树立一种形象而竭尽全力的。
邓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他的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样认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许多革命家那样——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邓成功地把他那种深厚的家庭观念保持下来了。在1949年，离家29年之后，当他重返重庆时，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继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简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设法照料他继母，在1967年中和之后，流放江西的日子里，他尽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团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邓不管什么时候到各省去视察，不管离北京有多远，他的身边总是要带上一个孙子（女）。有关邓个性方面的可信赖的资料很少，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邓被描述为一个说话简洁、心底善良的人，是一个喜欢饮食的人和足球爱好者，邓榕在这本传记中和其他书中，把邓小平描绘成一个不愿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内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毛也说了邓的一些优点：“邓是一个难得的人材。邓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问题。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处理难题时很负责。”然而，毛还说邓有点固执，好与人顶撞。毛得出的结论是：“邓的思想是圆的但他的行动是方的。”这些品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品质，正是这些品质，包含了邓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的艰难经历。９９ｌｉｂ.
似乎是邓的外表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这与其说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邓只有五英尺多高——还不如说是他的脸起的作用。邓从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显示出一个可爱而又坦率的表情。邓确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从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开始，邓就成了积极的高水准的桥牌手——胡耀邦和万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显他从不为金钱打牌，因为他宁愿在输了的时候钻桌子。另外在邓的性格中还有刚正不阿的一面。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初还有在1973年到1978年之间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他所表现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见证。用毛的话来说，邓是“棉里藏针”。总之，不像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一样，他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例外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别反感的激进分子。陈伯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说“和邓小平在一起讨论问题比把梯子靠在天上还难。”反过来，邓小平似乎也从不掩盖他对江青或林彪的憎恶。bbr>.?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邓把遵循党内民主准则的意愿扩大到他本来应该憎恶的那些人身上。华国锋取代了他，在1976年成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然而1978年后当邓重新掌权时，他愿意向华伸出友谊的手。1933年邓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监禁，可能还受到了拷打。甚至当时邓的妻子金维映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然而在后来邓不仅能和李维汉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儿子还受到了邓的保护，成了政治局委员。
同时，邓也不会忘记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样。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在当时的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过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邓一起在1933年被打成了“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时，他被留下来，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像毛的大多数家庭成员一样，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公众才知道了毛泽覃，1986年邓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泽覃烈士纪念碑，并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
军事家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中共确立了邓小平军事家的地位，确认邓为军事家并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也不是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担任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1938—1952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在那时，邓一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后来，在抗日战争之后和解放战争中，又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政委，后来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电视剧、图书和电影中，特别描述了第二野战军1947年南下大别山区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战役的历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邓由于长期受军队生活的藏书网熏陶，那么军队的文化很可能对邓后来的执政的方式带来了影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邓服从上级、领导下级。当他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不管是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
政治家
邓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别是与他的前几任领导相比，证明他还是成功的，即使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点夸大。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邓比任何一个其他的中国领导人都做的贡献大。他出访过美国、日本、法国、东亚及东南亚。通过各种方式——文化的和个人的，还有政治的和经济的，都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国际传播媒体，进一步宣传了中国的这一目的。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邓小平在1976年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保护人和中国共产主义价值的缩影。当然确切地说，这是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像毛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bbr>，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相当令人费解；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稳定的。邓对待党的价值、结构和使命与毛有明显的不同，至少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是如此的，这一点也许能够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邓对中共在中国社会作用的解释似乎完全与四十年代之后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强调了组织结构和政治的重要性，还有经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毛的观点中，把动员群众看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而邓认为，中国的未来更应该依靠专家，他经常批判由政治动员所产生的那种“左倾冒进行为”。邓的看法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现代化，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动员她的人民和开发物质资源。有趣的是，邓的观点认为青年人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在1992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社会秩序”的赞赏，并认为他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相比一点也不差。
邓认为党对权力垄断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向中共发动进攻，而且还要动摇中共的权力，当邓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的之后，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正如邓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团的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党的领导。只要你们坚定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不管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你们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可能是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经常讲的一句话。
邓小平认为中共对全社会的领导责无旁贷。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中共必须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组织。党与政府之间职能的混淆就如同党对自己的组织纪律不严明一样，同样也会削弱党的领导能力。邓认为，中共的力量是在于她的团结和与人民大众良好的关系，而这两者都是依赖党bbr>的教育和坚持党的准则。在任何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党内应该有讨论和争论，但是，一旦决定做出了，那么为了确保对全社会实施党的领导，每一个党员应该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达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党内的教育——这是指的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个人的思想，是从1949年之前开始的党的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有助于确保党内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统一。然而，邓又明确地、一贯地提出，为了确保党对社会的领导，体现出物质上的优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共领导下的那些地区保护和发展了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在1949年之后又成了现代化的经济，正像邓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时所说的，也许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间经常讲的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由于邓强调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发展教育事业而进行机构改革，邓有时被国外描述为中国唯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尽管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正像上文引用的邓在1987年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邓所寻求的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导的作用。邓在1992年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时，他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邓的总体思想中，经济现代化是一件主要关心的事情，但党的领导原则是更加重要的。与毛泽东观点和工作风格的明显差异产生了毛和邓的关系问题，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问题对邓的政治生涯来说，明显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邓有三十多年一直作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邓对他个人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还在世时，即使他俩的关系实际已经 53d1." >发生了变化，然而他俩早期的那种关系对于党中央其他许多的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明显标志。邓到了九十年代仍然还保持着对毛的忠诚。正像邓在1980年告诉奥埃娜·法拉奇那样：“……我们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样，他仍然为在党内曾是一个“毛派”成员感到自豪。毛和邓的政治关系可追溯到1933年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当时邓实质上是在党内冲突中替毛受了过。从那以后，毛对邓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别人无法察觉到的信任。在1938年邓被派往太行区。在1942年—1943年延安进行的旨在消除苏共影响和确立毛的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邓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领导人唯一没有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的人。邓在毛的支持下成为中共的总书记。一直到1966年底前，尽管邓和毛之间在政策问题上有许多分歧，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任何的派系斗争，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传机构也没有对邓小平公开点名批判。...
邓不仅与毛泽东的而且还有周恩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他与党内的同事们所建立的关系，很明显是他的政治评传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关系之外，这本评传还突出了抗日战争期间邓在太行区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邓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在太行区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邓在太行区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后来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力群体。
邓在太行区经验的许多原动力，来自以延安为中心的“模范”边区，不是来自华北其他边区的，特别是来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对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区临时和战时的状况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邓在1949年后制定的所有具体的政策起源于太行区。然而，太行区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问题不同于在延安遇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有时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太行区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战争的影响，但是在经济上却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回答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把邓小平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对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少数派的权力、对党政分离及对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最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关心做了具体的阐述。
肯定，太行区对邓和中共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他对发展一二九师所做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也已经得到了研究，在他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方面，在抗日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驻在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使得他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间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结下了密切的关系。
除了军队事务外，邓的那些来自以太行区的老同事老部下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层内为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无与伦比的。
改革家
最后一个形象把邓小平描述为在发起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共领导人。把他描述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确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邓小平领导了对各项政策和作法的抵制。还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领导层时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确保了他后来成了最受欢迎的领导经济现代化运动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的“最高领导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后执行的各项政策，是由集体领导所制定的，这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作为设法恢复“大跃进”的灾难之后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又重新恢复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参与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那些人们的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集体的胜利，而且也是邓本人的胜利。
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时代各项政策和实践的起因进行研究，会对邓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在三中全会上所发起的改革的实质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确立了的中国的传统。邓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到，这些讲话主要是对党在四十年代的经验进行解释和总结。邓强调依靠坚持党的民主、依靠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邓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领域。考虑到中国自我封闭了数年之后，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姿态，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将要与过去进行更彻底的决裂。
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必须 901a." >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作法来恢复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邓对毛泽东思想（1981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就是他长期以来拥99ｌｉｂ?护的三个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他反复回顾了四十年代，并以四十年代党的成功经验，联系当前的现实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从邓对1956年八大历史功绩的再次肯定，和强调八大路线的正确来判断，他在中共的传统中寻求改革的正统性。八十年代期间，八大被说成是一次模范的代表大会，并且重新出版了精装和平装的八大文献，邓和其他领导人认为八大坚持了党的传统，特别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八大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在八十年代所解释的毛泽东思想一点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点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当时正是邓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党的章程，这次党的章程的修改，删掉了涉及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 5bb9." >容。..
邓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传统，突出暴露了他在社会与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邓的传统主义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找中共的黄金时代——可能是1956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来证明现代中共政治的正确。然而，那种黄金时代未必长期藏书网存在过，或许仅仅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过，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由这样的历史或传统形成观念，面对如此剧变和不同的环境时，其本质就决定了它是不会有太大的灵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与政治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适应而不是邓的那种原则性的反应。鉴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邓要么将作为最成功的经济现代化的制定者，要么将作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