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遗产》 致谢 感谢我的代理人温蒂·舍曼，她的经验和判断又一次给了我不可替代的帮助；还有我的编辑罗伯·麦克马洪，他的辛勤工作促使我得以完成此书。 “天堂的风，从四面八方裹挟着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到那座黄金之城。”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之旧金山印象 献给我的母亲贝弗莉·詹森·巴法
第一章 我父母最后离婚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嫁给我父亲，只是因为当时她已经怀上了我。她说这话时的口气，好像确信我早就知道这回事儿似的。 她似乎已经断定，我早就明白——从一开始，就像事情可能发生的那样——她从来没爱过我父亲，这些年来之所以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能让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长大。可是我却不像母亲期望的那么聪明，凡事也没什么先见之明。对我来说，我们的生活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也不曾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每年夏天母亲都要独自带我出趟远门，那也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是个医生，他得留在病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每年都是这样。我放假后不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在火车站跟父亲道别，然后坐一宿火车去城里。 母亲总是这么提起那个地方，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也是在那里，遇到了我父亲，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 “城里”，不管是在那儿住过，还是正住在那儿的人，都这么叫那个地方；要是你不能马上明白他们所说的“城里”就是旧金山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 每年夏天，我们都去旧金山和母亲的姐姐住上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姨妈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住在那里，室外没有玩耍的地方，我只好整天闷在家里。惟一的乐趣来自姨妈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鲍比。他看我挺可怜，就带我出去转转。有时候，我母亲穿上盛装，给我掖好被子道声晚安后，就会和我姨妈一起出去。等她们离开家之后，鲍比和我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到街上去转悠。当然我们也只不过是在附近的酒吧周围，透过玻璃窗看看里面的热闹而已。 有一次，我们尾随着两个水兵和他们召来的两个女人，到了他们的车前。我们一直等到他们的车窗玻璃上出现了雾气。该是我们猛敲车门，然后赶紧逃走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蹲下身子，挪到了驾驶座右边的车窗前。鲍比探起头朝车里看了看。他突然转过头来，脸上带着愤怒和惊恐的表情，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拽着我使劲朝大街上跑去。他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他看到了什么情景，他觉得我那个年龄还不会去做何猜想。 年复一年，母亲和我总是到城里过夏天，有时候过圣诞节也去那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母亲仍然经常去看她姐姐，但是每次只住几个星期。我不清楚她这么快回来是因为想我，还是担心别人会对此有什么看法；不过即使她愿意告诉我，我对她的话也没有多大把握。无论她怎么说，那都不会是真话。我母亲从来都不是那种藐视传统的人，即使在她如此善于说谎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倒是遗传了她这种顾全面子的天分，这种天分能让人相信，所有我冒犯别人的地方都值得原谅。因为那些事儿不知怎么搞的总是别人的错。 母亲完成了她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完成了学业，并且当上了律师。可是她更愿意我当个医生，即使我不能满足她的这个心愿，那至少也应该加人华尔街的某家公司。在律师这一行里，惟有那些夜校毕业的从业者，才愿意接手任何一件能搞到手的刑事案件，而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们就不会那样饥不择食。 母亲打算从此离开这个家。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我唠唠叨叨。她的心里一直在思量：她为我作出的牺牲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为我总像是有意跟她作对似的，让她的期望一次次化为泡影。她很是愤怒地提醒我，虽然我的表哥并没有在哈佛受过教育，可人家却已经成了旧金山一家最有名的大律师行的年轻合伙人。我最不想谈起这个话题，而她却偏偏只对此感兴趣。什么事都是鲍比，鲍比做得怎么怎么好，她多么希望我能做得更好。她固执地认为，就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才连个起码的野心都没有。 她大声地数落着我，尽管我就站在她的面前，可她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且越说越来劲。以前她说起，她是因为怀了我才不得不跟我父亲结婚时，看不出她有明显的遗憾；而此刻，她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她说那时应该再等一等，等到我的亲生父亲离了婚，然后再跟他结婚就好了。 我现在想到这件事，还是感到有点奇怪。但当初她说到这事儿时，我并不在乎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在意的只是我父亲，我所知道的惟一的父亲，幸好他不知道这些。当我听到母亲说，她没把这些告诉我父亲，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时，我简直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只把这事儿告诉我。 此后，我们从没谈起过她最后离开我时所说的这一切。在随后的日子里，要是她不经意地提到父亲，我甚至从没有觉察到她的措辞中含有什么嘲讽豫的味道。以她的秉性，她应该已经忘记了曾经对我讲过的那些关于我身世的事情。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把不愉快的事情很快置于脑后。 假如那天她离开时对我所说的一切真是有所用意的话，我想那也仅仅是为了说服我，让我明白自己缺乏野心，并不是因为某种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遗传因素。听到她的那番话，我感到非常吃惊。她竟然一点也不了解我，因为我要比她想像的有野心得多，尽管我的野心并不表现在她所期望的那些事情上。我实在无意成为表哥那样的人：一个仅仅为富人钻税法的空子提供咨询的律师；一个从没办过一桩案子，也永远不想去办任何案子的律师。但是想想我母亲说的这些，我也没法责怪她。毕竟，在我和鲍比一起长大的日子里，他曾经是我的偶像，而且，他曾拥有过的一切是我永远也没法超越的。鲍比在加利福尼亚一支最好的中学橄榄球队打主力后卫时，我只在波特兰的一支无名校队里做替补队员；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美最佳运动员那年，我刚成为校队的主力。鲍比周围总有那么多想成为他朋友的人，也有那么多想和他一起出去的女孩。而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总觉得不自在。即使到了高中快要毕业的年龄，我也还是过于拘谨，过于自闭，以至于连自己的社交圈都没有。 自从母亲不再带我到旧金山过暑假之后，我和鲍比就很少见面，不过我总是在远处关注着他生活中的大事。比如在他将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那年，他邀请过我参加他的婚礼，而我那时正在密执安大学读一年级，去参加他的婚礼，路途实在太远了。 后来他的妻子死于癌症，我赶去参加了葬礼，那时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面。过了几个星期之后。 我收到鲍比手写的一封信，感谢我去参加葬礼，还说希望我们俩以后能经常见面。一年之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那时我正在旧金山联邦地区法院处理一件案子。 算起来，那次见面也是两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一直没有鲍比的消息，直到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的搭档见上一面，谈谈关于接办一件案子的事儿。那可是一件会让全美国的辩护律师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争取到的案子。 从杰里米·富勒顿被谋杀的那个晚上开始，这个案子就成了所有人谈论的焦点。他的尸体是在一辆停在旧金山街道上的汽车里被发现的。谋杀美利坚合众国国会议员当然是头条新闻，何况富勒顿还是民主党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目前所有的报道，富勒顿竞选州长的惟一原因，是他认为那将是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最好机会。 鲍比向我解释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是他的搭档阿尔伯特·克雷文似乎要向警方证实他们抓错了人。即使他们没有搞错，克雷文毕竟也和疑犯的母亲相识多年，他答应这位母亲要尽最大的努力，替她儿子找一位辩护律师。 “这事儿不该有什么困难，”我对电话那边的鲍比说，“办这种案子能让人一下子出人头地，一个律师恐怕一辈子也难得碰上这样的好机会，同行们都会排着队来要求接手这件案子吧。” “城里没人敢碰这件案子，”鲍比回答说。 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要知道，无论谁接手这案子，都会马上出名的。看来真有点不对劲儿。 “阿尔伯特答应那位母亲，会帮她儿子找个最好的律师。”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是多么崇拜鲍比，多么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是不是也想起了这些往事。如果他这样说是在告诉我，他认为我就是那位最好的律师，我真的会更加喜欢他。他接着又告诉我，城里本来有好几个律师可以接手，不过他们都害怕这件案子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他话音刚落，我便脱口问道。我倒是不在乎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的星期一，我一早坐飞机从波特兰赶往旧金山。飞机开始降落时，我从窗口向外望去——真不愧是他们所说的“城里”，它总是有着那么大的吸引力。即使在那些大桥还没开始修建，金门大桥尚未连接北岸，海湾大桥也还不曾连接东岸之前，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乘轮渡在海湾来来往往。 大桥建成之后，更多的人，或驾车，或坐公共汽车，或乘火车，纷纷拥入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想来这儿，然而，这座在小小的半岛地形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因为夹在大海和海湾之间，不可能再变得更大了。曼哈顿的那些阻光玻璃幕墙建筑绝不可能矗立在这种地方，在这里，地表下绵延数英里的断层任何时候出现一点轻微的移位，都可能使整座城市化做一片废墟，就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1906年发生的那场几乎破坏了一切的地震，把这座城市从一种更久远的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其他城市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外膨胀着，每一幢崭新但却单调乏味的玻璃幕墙建筑，都在以不可遏制的姿态掠夺着城市的领空，用一种难以名状的灰色调子湮灭了城市独特的风情。而旧金山，无论你离开她多久，无论你自己有多大变化，这里依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依然是一个仿佛在你离开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的地方；即使你一生中以前从未到过这里，她展现在你面前的仍然是亘古不变的容颜。不过现在这座城市，至少是在你亲眼目睹的那些地方，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人们以不可遏制的天才设想把数座大桥飞架于数英里宽的水流湍急的海湾之上，如今又发挥着同样的天才设想建起了一幢幢摩天大楼，在这些大楼的地基里铺设了巨大的钢圈，足以承受任何引起倒塌的其他震动。假使再有地震发生，这些摩天大厦只不过会左右摇摆一下，坍塌的将会是那些木制和混凝土结构的老房子。我的视线搜寻着那些建筑映在天际的轮廓线，沿着山坡直到水边，我终于辨认出轮渡大楼上的钟塔。不久前它还是旧金山的制高点，如今已经被淹没在玻璃和钢铁的高楼大厦之中了。 下了飞机，我看见鲍比已经在等我了。他站在迎接客人的人群之外，一看到我，他的嘴角便漾起一个热切的微笑。他站在那儿的姿势有点特别：肩膀稍微向前倾着，两腿分开，一双蓝眼睛不停地转动，仔细观察着四周的一切，警觉地准备迎接下一刻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那副姿势会让人觉得，好像在他跨出步子之前，就已经在行动了。只是在他真要行动的时候，你却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动作。 鲍比坚持替我提行李。我们走出机场时，加利福尼亚宜人的暖风迎面拂来。他扬起头朝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了扬手。我以为他在招呼出租车，而开到路边来的，却是一辆早已等在半个街区之外的加长轿车。 我坐到后面的座位上，鲍比坐在我对面。他看上去有些变化，人见老了，头发上也有了第一抹灰色，眼角上的皱纹也不知不觉地泄露了岁月的沧桑。然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快捷、机警，不过少了一点神采，就像一盏灯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暗淡下来。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刚刚跟司机说完怎么走，就把头转过来对我说。 “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能来这儿。” 他的嗓音和以前一样清晰，但是说话的速度比我记忆中的慢了一点。 “一点儿也不是什么强人所难，”我对他说。 “无论我接不接这个案子，我都很高兴你能想到我。” 他像要强调什么似的摇了摇头，好像是要让我明白我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实际上另有其他原因。 “你想错了，让你来不是我的主意，是阿尔伯特·克雷文求我给你打电话的。他帮了我很多忙，还从来没让我帮他做点儿什么。这是我给你打电话的惟一原因：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拒绝他的理由。但是，我也明确告诉他了，我只是请你来和他谈谈。并不是让你来接这个案子。干不于由。你来定。假如你不愿意，那也没问题。你不欠阿尔伯特什么情，也不欠我的情。你懂吗？” 这时，突然在我们正前方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灯光，从山头一直延伸到海湾。城塞到了。 鲍比看到了我眼里的神情。 “考虑过在这儿住下去吗？” 我摇摇头说：“我想，我会思念家乡的雨。”说着，我有点儿虚伪地笑了笑。 下了高速路，加长轿车开始在街道上慢慢地蠕动。 “你在电话里说过‘连锁反应’，说这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手这件案子；而刚才你又明确地告诉我，你并不是请我来接这个案子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这件事情呢？难道就是因为参议员富勒顿想当总统，而且据我所知，他的确很有可能当选的缘故？” 鲍比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大笑起来，然后又叹了口气。 “这根本就和富勒顿没有关系——怎么说也不是直接有关。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并为他的死感到不安。” 加长轿车在金融中心的一堵深灰色的围墙前停下来。 这就是克雷文·莫立斯·豪尔公司总部，早在那些摩天大楼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们的公司伴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而扩大。许多成立于旧金山建城早期的小银行、小商号创业初期就聘用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现在那些小银行和小商号，都已经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了。当年这家公司每月赚取的费用，仅仅能维持一个月的经营开支，而现在，公司每天都在创造巨额利润；原先的三个合伙人，创业时也几乎一无所有，如今他们拥有的财富甚至超过他们曾经有过的最大胆的梦想。 莫立斯先生和豪尔先生早就从公司的法律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他们偶尔来办公室，也只不过敷衍一下他们手下成打的年轻合伙人。这些年轻人都像奴隶似的替他们干活，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老板那样过上富有而悠闲的日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至少对那些一起步就渴望征服世界，而最终功成身退在棕榈泉择宅而居的律师们来说，他们的世界的确遵循这样的运行方式。 阿尔伯特·克雷文却是一个例外。他坚持说棕榈泉那里太热了，玩高尔夫球也太无聊。他这么说是不是真话，倒也无关紧要；假如他这么认为，他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不过，这都只是他随口说一说罢了。尤其是在某种场合，聊这个话题比直接回答别人的提问，比如他为什么如此勤奋工作，可要轻松多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仍然是早上第一个来办公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年纪还不得不定期花上两个或是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他那些声名显赫的朋友共进午餐，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接受任何建议。 即使没有朋友，他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不同。 在经过了四次婚姻失败的打击之后，法律事务已经成了能使他投入热情的少数几样事情之一。他的公文包总是不离左右，里面的文件足以令那些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律师们耗尽精力和体力——阿尔伯特·克雷文简直就像个工作机器。其他人可能早就启用一个标准的表格来办案；或者，要是他足够聪明的话，往往自己设计一个表格，然后重复使用。而克雷文仍然亲手起草他需要的每一个文件。他声称有义务为委托人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考虑清楚，借此他丝毫不加遮掩地影射那种蔓延在行业内的敷衍潦草的工作方式。克雷文从事的业务在律师这一行里通常被称做办公室诉讼。从他整个律师生涯来看，他只出过两次庭，而这两次他碰巧都身体欠佳。鲍比深信我会喜欢这个人，而藏书网我对这一点却没什么把握。 一走出舒适安静的加长轿车，城市的喧嚣声就扑面而来。行人走在拥挤的街道两边，汽车拼命地按着喇叭，不知从哪个角落传出了老式有轨电车的铃铛声。一踏进公司大楼，这些刺耳的日常生活的交响曲就在我们身后戛然而止。我们踏着厚厚的地毯，来到三楼会议室。接待员向鲍比问好，应当说是向迈德林先生问好，她的声音和我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一样细弱。一个瓶口很小的花瓶放在接待台上，里面只插着一枝红玫瑰，看上去还挺新鲜；我确信，花瓶里每天早晨都会被插上一枝新鲜的玫瑰。 那里有很多人在工作，但却好像比你独自一人：作时还要安静。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路过的每扇门都紧闭着。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私人办公室。还没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脸色红润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向我们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的手。他先自我介绍了一下，并且感谢我能前来，然后侧过身子把我们让进室内。办公室装潢得非常精致，比我曾住过的所有房子都好，不过我住过的房子为数不多。 在这问奶油色调的长方形办公室里，有一面墙装饰了一个灰色的大理石壁炉，看上去似乎完全可以使用；壁炉架的正上方挂着一幅装裱在画框里的油画，画面上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造成的直接后果。壁炉两边挂着其他油画作品，这些画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它们以不同的风格描述着这座城市往昔的场景。在屋子尽头离壁炉最远的那一角，克雷文的办公桌就放在窗下。那是一件硕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品，呈黑色又略微泛着红光，它和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相似之处。四条敦实的弯弓形的桌腿支撑着桌面，桌边是错综复杂的曲线装饰，巧克力色的桌面嵌在这些繁复的桌边装饰中间。它难看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以至于提出任何一个和它有关的问题，比如它是从哪儿弄来的，或是它在这儿摆了多久了之类等，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似乎太冒失了。这就像是面对一位不幸遭遇毁容的亲戚，你实在想不出有多少话可说；你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别去注意它。 克雷文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服套装，浅蓝色的丝绸衬衣配着浅黄色的丝质领带。bbr>他坐在那张巨大的桌子后面，身下的那把椅子鼓鼓囊囊，泛着珍珠灰的光泽。一副小小的无框眼镜架在他肉乎乎的鼻子上，他的视线越过眼镜上方注视着我。他正要开口说话，坐在我左边那把浅棕色绸面沙发上的鲍比突然问道：“这是不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难看的一件家具？” 克雷文把他那修剪得非常光滑细致的手指放在胸前，一丝微妙的笑意浮现在他的脸上。 “我承认它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可是我不能肯定我会像你所说的跟它相处一辈子，”他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罗伯特真正的意图是想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碰巧有了这么一张桌子。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似乎让他很开心，尽管我确实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开心。那个故事更像是个悲剧，而不是什么喜剧。你明白吗，安托内利先生——” “约瑟夫，”我坚持让他这么叫我。 “是啊，约瑟夫，”他接着说道，并且轻轻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抛弃了严谨的礼节。 “阿加莎，我的第二任妻子，”他犹豫了一下，眉宇间蒙上了一种茫然而又困惑的神情，“或许是我的第三位妻子？”他一边问着，一边瞥了鲍比一眼。 “好吧，”他耸了耸肩，“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一位妻子，这张桌子是她买来送给我的。它得算是一件礼物，甚至不止如此，” 他皱了皱眉头，又加上一句，“它是一件结婚礼物。” 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他就捕捉到了我的表情。 “是啊，是啊，我知道，”他把眼光移到了天花板上。 “一切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过，你得理解，阿加莎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不是因为它外观上的风格，”他很快地补上下文，“她对那个根本就不在乎！她一发现这张桌子最初的主人是J·皮尔篷特·摩根，就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她在纽约索斯比的一次拍卖会七买下了它，作好了装船运到这里的安排，当我们还在度蜜月的时候，它就被安置在这儿了，”克雷文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快乐，把眼光从天花板的这边扫到那边。 “你完全可以想像，当时我看见这张桌子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时，会有多么惊讶，”他说着，露齿一笑，“我原来没认为我们的蜜月会过得那么糟！” “这只解释了你是怎么得到它的，”鲍比说，“你还没说为什么现在你还留着它呢。”克雷文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了下来，他抱紧胳膊，整个人完全靠进椅子里。他紧抿着嘴唇，翕动着鼻孔，面部看上去有些扭曲。他慢慢地摇了摇头，然后抬起眼睛，解释道：“她坚持认为这张桌子是我们离婚的部分原因。” 他从椅子里直起身来，把胳膊肘支在结实的桌子——这件离婚时谁也不想保留的东西上。 “事情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接着说道，从他眼里闪过一丝光亮。 “不是因为她恨我，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阿加莎觉得我可能会被压垮，她认为把这张桌子留给我以减轻我的痛苦，是她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 他用指关节狠狠地敲了两下这件告别的礼物，然后说道：“我能说什么？告诉她我惟一的痛苦就是以后得天天看着这玩意儿？” 微笑还挂在他的嘴角上，可他的眼神却变得严肃起来。他抬起下巴，清了清鼻子，笑容随之消失了。 “你大老远赶来，当然不是为了来听我讲这件家具的历史。你一定知道那件关于参议员富勒顿的谋杀案。一个年轻人被指控犯了罪。我想请你做他的律师。” “是你想请我？”我禁不住问。 “他们指控的那个年轻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没有钱，他母亲也没有。我认识她很多年了，虽然我没见过她儿子，但我想像不出他会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件案子前景不妙，”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65e0." >无论如何，我都想让他有位最好的辩护律师，而且这也正是我想请你出马的原因。” 我感到有点儿不对劲。我仍然没法相信，在这儿他居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旧金山有很多辩护律师，”我回答他说，“甚至我都能给你推荐一两个。” “不。”克雷文非常坚决地说。 “只有局外人才能做这件事。我在旧金山过了一辈子，这儿可不像其他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而杰里米·富勒顿对所有人都有所了解，他了解那些管理这座城市的人，还有那些拥有这座城市的人。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愿意让他掌握的那些事出现在晨报的头版上。顺便说一下，”他又说了一句题外话，“要是他的谋杀案背后牵扯到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位，我肯定不会感到惊讶。” 第二章 那些最早出现的新闻报道已经无比激愤地向世人宣布，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那是每个人都急于知道的情况。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国会议员被一个扒窃他钱包的黑小子开枪打死了。这是每一个白人的噩梦：一个没有良知的黑小子；一个两眼呆滞、迷恋毒品的歹徒，寻衅滋事地龇牙一笑，满口脏话像是机枪扫射一般，喷得人头晕目眩；一个缺乏头脑但肤色黝黑发亮、肌肉紧绷的强盗，他装备着每一件你能想像到的毁灭性武器，甚至武装到牙齿，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他想这么做，他就可以随时把你打得灰飞烟灭。 哈迈尔·华盛顿看上去根本不是人们想像的那种模样。他的头发干干净净，剪得很短。没有疤痕，也没有文身，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到那些特别的印记——他显然不属于那一类少年。对那些孩子来说，死亡是他们生存的惟一意义，那些特别的印记都是他们走向死亡的荣誉勋章。他躺在床上睡熟了。 那是一张医院常用的漆成白色的床，上面铺着几层雪白的浆过的被单。他的浅褐色的手搭在腹部。胳膊上挂着输液袋。一个金属托盘悬挂在这张窄床中部的正上方，托盘里搁着几样东西：一个装半品脱果汁的容器，里面有一根吸管在摇摇晃晃；还有一个吉露果冻杯，里面的东西已经被吃了一半，一把白色的塑料勺插在剩下的食物上。窗帘被拉开了，午后的阳光透过窗上的铁栅栏照进病房里。 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我把它挪到床边。最初我想把他叫醒，不过我很快改了主意。没什么可着急的。，再说，我也想有个机会理理头绪。在小时候，一起度过那些夏天之后，我和表哥见面的次数甚至不到六次，现在他的一位搭档想让我给他一个老熟人的儿子做代理人；而接手这个案子本该是每个律师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插手。 每一次当我问阿尔伯特·克雷文，为什么要让我这个外人办这个案子时，他总是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模棱两可地暗示我说，以后我们之间的讨论会把我应该了解的事情都解释清楚，那时我就会明白在旧金山这个地方一切都是怎么运作的。他也没有特别向我说明，为什么他愿意支付律师费来帮助那个城里所有的名律师都害怕为其辩护的嫌疑人。对这个问题他显得不以为然，好像那是任何人都会帮老朋友做的事儿似的。他坐在那张畸形办公桌的后面，看着他和那件出于好心而摆脱不掉的怪玩意儿，你就会相信，他这个人经常会被别人利用。不过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此类事情，自己反倒不怎么在意了。 克雷文看起来真的是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但是在他那迷人的举止之下是否还隐藏着别的什么，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法回答。 我喜欢阿尔伯特·克雷文。这一点鲍比猜对了。 他有些粗俗，神气活现，这是我不喜欢的；但他的这些特点有故意夸张的成分，使我觉得几乎无法凭他的语言了解他。他太专注予自己的需要，考虑事情缺乏世故圆滑，吃饭时他一心想着说出一些让人第二天午餐时还能记住的话，一点也不去操心他是否该说那些话。我听着他一直说下去，罗列着他请我接手这个案子的种种理由，他说的那些理由，换上一个有着一般羞耻心的人，会难堪得面红耳赤。他终于说完了，圆润的脸庞露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等待着我的回应。我告诉他在我考虑接手这个案子之前，他一定得先答应我两个条件。他殷勤地点点头，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时我提出要先和被告谈一谈。他一脸困惑地看着我，好像一时没明白我的意思。过了一会儿，他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告诉他我要收取的费用数额，他说明天下班之前他会开给我一张支票。 作为一个刑事案辩护律师，我的收入的确不菲。但是，我向克雷文提出的费用却是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的高价。我猜想，自己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想看看某个人，某个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的人，比如阿尔伯特·克雷文，会有什么反应。假如你泰然自若地看着他，他就会认为得到这份酬金对你而言已是惯例。富人们宁愿竭尽所有，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有支付不起的东西。我真应该要那个数额的两倍。 哈迈尔·华盛顿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他想试着翻翻身，却撞到了悬挂在床上方的金属托盘。他睁开了眼睛，好半天才意识到面前坐着一个陌生人。 “我是约瑟夫·安托内利，”我先说了话。 “我是律师，”我又加上一句，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坐在这儿。 他用打量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我很惊讶，他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或许因为他所处的环境的缘故，他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清澈和机敏，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我妈说过，她会找到一位律师。今天早上来这儿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觉得有人会来。她是怎么碰巧找到您的？”他的声音听上去既安静又文雅。 “阿尔伯特·克雷文，你母亲的一位朋友，是他找到我的。” “为什么？”他用一双率真的眼睛看着我问道。 他提问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尖锐，从他的神情来看，他对那位先生想要帮助他们的动机没有丝毫怀疑，更没有任何揣测。当然，从他的语气里也听不出怨恨的味道。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他对此感到好奇，很想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我没法给他更多的回答。 “他告诉我，因为他和你母亲认识很久了。” 听到我的回答，他没什么反应，表情也没有变化，还是那么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克雷文先生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简直让我无法回答。我避开他的问题，反问他：“你母亲是怎么给你描述他这个人的？” “什么也没提，”他干脆地耸了耸肩，“她从不说自己的工作。” “我想，你母亲不给他干活。” 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从我对阿尔伯特·克雷文的了解来看，她有可能曾经为他工作过。关于这个女人，克雷文惟一对我说起过的只是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你母亲做什么工作？” “她当女佣，给人家打扫房间。”他回答的时候，脸上滑过一丝——我感觉，是痛苦的神色。 他开始跟我说些别的。可是，突然他疼得缩了一下，把身体仰回去，靠在了枕头上。 “他们给你用什么药？”我问道。 “吗啡，”他费力地回答说。 “要不要我叫护士来？” “我还行。”我要起身时，他用一丝虚弱的微笑制止了我。 “你需要休息。我明天再来怎么样？我们明天再谈。” 他抓住我的手腕，好像用尽全部力气才能抓牢。 “别走，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干，”他的声音颤抖着。 哈迈尔·华盛顿给我描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时停下来休息片刻——一个他从没见过的男人被谋杀在旧金山的街道上，而他恰好路过那里。 他从头讲起。当时，午夜刚过，他下了班，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工作？”我问他，想确认一下是否听对了。 “是的，周末三个晚上，我在厨房洗盘子，收拾房间，要知道。”他轻描淡写地说道，那种描述的方式很接近他提起母亲的那份工作时的感觉。 “干完那些活儿之后，”他接着加上几句，来解释为什么会工作到夜里那么晚，“我们那组负责收拾房间，把所有的东西都撤下来，然后为下一个活动摆设好新的东西。” 一些小小的、毫无关联的片断，在我的脑子里开始聚集起来。 “一周前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参议员富勒顿在晚餐会上讲话的那个晚上，你在那儿打工吗？” 我仿佛看到，所有身着盛装的人们坐在举行招待会的大舞厅里，他们在暗处注视着那个想成为州长、或许目标更远大的男人。而就在几码远之外，在那个巨大的？昆杂着汗水、蒸汽和叫喊声的商业性厨房里，哈迈尔·华盛顿正手不停歇地忙碌在塞满盘子和锅的流水线上，他一点也听不到别的什么人正在高谈阔论着对这个国家的伟大梦想。 最后一批加长轿车从酒店的贵宾入口开走后，又过了好一会儿，哈迈尔·华盛顿裹紧夜里用来御寒的衣服，从酒店的边门走出来，踏上通往市中心的一条坡路。他刚好有时间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起雾了，从海上涌来的大雾很浓很重。他往山下走得越远，雾就越浓，直到他只能隐约看见前面地上自己的脚。 “我在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把手伸到前面，看着它消失。一年来，每个周末的晚上我都走那条路。即使蒙着眼睛我也能走下去，而且那天晚上差不多就是那样。我从没见过那么浓的雾。” 走着走着，突然，从什么地方，好像是他的右前方，传来一声枪响——他觉得那声音一定是枪击声。 他的坦诚让我愿意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他承认当时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离开，跑得越快越好，快点儿消失在黑夜里。接着，他听到轿车的关门声，还有脚步声。那脚步声听起来又快又急，渐渐消失在远处。他怔怔地站在那里，试着决定自己该做些什么。 他想离开，但又觉得某个人可能受伤了，或许正需要帮助。最后，大概在不到一秒钟——不，这一秒钟对他来说就像永恒——之后，他深吸了口气，屈着膝，猫着腰，强迫自己往前挪动，一直挪到轿车边。走近之后，围绕在四周的浓雾淡了些。他透过驾驶座右边的车窗向里窥视，发现一个人坐在司机的位子上，那人的脸扭曲着顶在车窗玻璃上，鲜血正从他头部的一侧渗出来。 前一刻，他还不能决定究竟是走是留；这会儿，看到这个可怕的场面，他反而不再犹豫了：他打开车门，钻进车里。他把手指压在那人的右手腕上，检查是否还有脉搏——脉搏停止了；他又抬起手摸摸那人的喉咙，想再确认一下——那个人已经死了。车里有电话，就在前排两个座位之间的控制板上。哈迈尔伸出手，想拿起那个电话求助，可是就在那时，他发现自己身下的汽车地板上有一支枪，与旁边的那个死人比起来，那枪更让他感到恐惧，更容易让他受到怀疑。他拿起电话开始拨号，忽然他又想起一件事。他觉得那比较重要，而且官方也会想要了解。 他把手伸进死者的夹克，找到了他的钱包。他翻找着钱包，想从里面找到一张驾驶执照，某些身份证明，至少是一个他可以通知警方的名字。一束亮光穿破浓雾，车里一下子被照亮了。他本能地把枪扔到了仪表盘下面，就是那把枪，杀死了离他只有几英寸远的那个人。 哈迈尔·华盛顿曾经体验过的恐惧一个接一个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所有的恐惧都叠加到了一起。他想到了最坏的可能：一定是凶手回来了，或许是要拿走他落在这儿的枪。他太害怕了，以至于连想都没想，就跳出车门逃命?了。 他还记得那时的情形：他怎样猛地打开车门，怎样低下头、弯下腰，怎么样摆动手臂抬起膝盖狂奔。他记得当时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前从来没有那么强烈过，那就是：如果能快走三四步，隐身在雾里；那么，无论那边是谁，都不可能找得到他了。 “你没看到什么人？”我问，“也没听到什么声响吗？” 他的目光陷入了遐思，似乎在试着把自己带回一个多星期前的那个晚上。 “没有，”他回过神来，回答我，“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在跑，然后一切都进入了黑暗。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这儿，在这家医院里。他们告诉我，我中弹了。”他解释着，脸上显得很迷惑，好像不太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那支枪怎么样了？”我问他。 “什么枪？”他表情茫然地问道。 “就是警察朝你开枪时，你握在手里的那支枪。” “我没拿枪，”他坚持说。 我盯着他的眼睛，想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警方声称，他们喝令哈迈尔站住时，他不但不听，反而转身向追捕他的警官举起武器。那名警官除了开枪，别无选择。 “车里那支枪是怎么回事儿？”我追问他。 “汽车地板上的那支，你说你想躲起来时，恰好在你眼前你想藏起来的那支。你没捡起来？或者说，你从车里跳出去的时候，没拿上它？” “我拿枪做什么？” 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撒谎有些不可思议。警方说他有枪，如果不是因为被打中，他会用那支枪杀死或者至少打伤一名警官。而且，根据警方的报告来看，那支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杀死杰里米·富勒顿的枪，就是在哈迈尔·华盛顿中弹倒下的路边找到的——当哈迈尔·华盛顿被那名警官击中几乎丧命时，枪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 他精疲力竭地躺在医院的床上，看着我这个他以前从没见过的陌生人，想知道我是否相信他说的话。我以前也见过这种表情。它比恐惧更阴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恐惧更可怕。当一个人被驱逐，并且永远被流放时，他的脸上会有这样的表情；当一个人得知什么也无法改变人们对他的成见时，他的脸上会有这样的表情。我曾在那些我知道他们有罪的人的眼睛里，看到过这种神情；我也曾在那些我认为他们无罪的人的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他们都明白，这个世界把他们视为是应该坐牢的罪犯，视为得不到别人信任的撒谎者。惟一的区别在于，如果你是清白的，那种感觉就会像是被活埋一样。 我起身打算离开。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得问他。 “你听到的脚步声，就是从轿车边跑开的脚步声，你能判断出那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不，我不知道，”他回答我，听得出他有点吃惊，“我想我还真没考虑过。” 我试着刺激他的记忆。 “高跟鞋发出的声音，听上去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在逃跑的时候。” 他眯起一双褐色的眼睛，好像在竭力分辨他听到过的那种声音。 “不，”他最后回答道，“我不知道，很抱歉。”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想借此安慰安慰他。 “别担心，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最后一件事：你记得那晚你穿了什么衣服？” “我的夹克，一条深灰bbr>色裤子，戴了一顶毛线帽。” “什么样的鞋？” “跑步鞋，几乎是全新的。” “那么当你从坡道上走下来时，应该没弄出什么动静吧？” “你是说，就像我听到的那种脚步声？不，没有人会听到我走过来的声音，也不会有人看得见我，因为那晚的雾真的很大。” “你戴手套了吗？” “当然，因为出来时很冷。” 我点点头，叮嘱他好好休息，然后转身向门口那里走去。我刚要抬脚，忽然记起他说过的什么。 “你说你周末的时候在酒店工作三个晚上，”我转过来提醒他，“那么其他时间你干什么？” “我去学校。” 他看起来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模样。这个年龄上高中有点太大了。 “在哪所学校？” 我问完之后，料想他会说出一所当地社区学校的名字，或许是一所商科学校之类的地方。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他回答我时没有任何炫耀的迹象。 他告诉我，他在伯克利分校读二年级。当我问他学什么专业时，他的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那笑意里带点反讽的味道。 “我是医学院预科，”他解释道。 从医院出来时，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接手这个案子。即使阿尔伯特·克雷文不付给我那么多钱，我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不过，我得承认，这笔钱的数目也已经变得几乎让我无法抗拒。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油然而生，此时的我容光焕发，志得意满，就像一个人做了什么让别人羡慕甚至妒忌的事儿；你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众人瞩目的中心，每个人都想结识你，和你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也有同样的企图。这种感觉在你身上持续时，就是它决定你对自己的判断：你是谁，或者说你认为自己是谁。这就是富人之所以爱钱，瘾君子之所以迷恋毒品的原因。我也知道这很愚蠢，可是我情不自禁。 我愿意这样设想：如果哈迈尔·华盛顿的母亲亲自来请求我，即使她只能付给我一点微薄的酬金，我也会接手这个案子。他的儿子这么聪敏，这么有教养，他拥有太多不能失去的东西，他不会突然去袭击某辆车里的人，更不会为了可能在这人钱包里找到的东西而杀人。他是清白的，这一点我敢肯定；这就使一切都激起我更多的好奇心，这里的每个人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认定他一定有罪，而这个城市不是乐意容忍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吗？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黑人，也没有什么力量能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管怎样，现在还没有。如此一来，这个案子就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哈迈尔·华盛顿在逃离现场时，企图用那支刚打死参议员的手枪向一位警官射击，结果被警察开枪打伤。 我上了一辆出租车，汽车穿行在那些嘈杂、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上，向联合广场方向驶去。在圣弗朗西斯饭店支着遮阳篷的入口前，我下了车。每次我来旧金山，几乎都住在这家饭店。阿尔伯特·克雷文办公室的人已经把我的行李送来了，并且替我办妥了入住手续。时间是四点多一点儿，我决定先不回房间，而是到酒吧去喝点什么。 旧金山的一些酒吧有自己固定 7684." >的客人，光顾这类酒吧的人彼此都认识；别的酒吧，就像“北海滩”的那些旅游陷阱一样，它们引诱那些睁大眼睛、手掌出汗的观光客们去观看性变态者的现场色情表演。距圣弗朗西斯饭店挺立着大理石立柱的门厅不远处，有一家酒吧，在那里，顾客无论谈论什么私密的事情，都没有泄露出去的危险。那些穿着考究的客人，要么来这个城市处理业务，要么寻欢作乐，或者二者兼备的陌生人，把这里作为会面的场所；那些在这所城市居住的人们，也来这里喝上一杯，享受一个恒久不变去处的奠名的宁 9759." >静。 出于一生中养成的职业习惯，酒吧男侍者把我跟前光洁锃亮的吧台又擦了一遍。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脸部线条绷得很紧，一头波浪似的银发，年龄在七十岁左右。他总是在这儿，站在吧台后面，似乎永远固定在那个地方似的，就像街对面联合广场中间的柱子上方高高屹立的胜利雕像一样——那座雕像是为庆祝海军上将杜威在菲律宾群岛的胜利而修建的。 “欢迎回来，”他一边招呼我，一边递给我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换了块毛巾，开始擦拭扣在不锈钢水槽旁边的那些玻璃杯。 “来这儿的每个人你都能记得吗？”啜了一口酒之后，我问他。 “你算是这儿的老主顾了，”他擦干一个杯子，又拿起另一个，“一年要来两三次。你总是下午晚些时候来，来的时候总是一个人，总是坐那个位子，还总是点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一个杯子一个杯子地擦着，先擦里面，再擦外面。 “你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吗？”他又问了一句。 “你住在城里吗？”我又抿了一口。 “住了一辈子了，”听他的口气，倒也不想有其他选择。 “给我讲点儿什么吧。你离开过这儿，去别的什么地方吗？” 他抬起细长的灰黑色睫毛，撇了藏书网撇嘴。 “我有个姐姐住在马林，隔段时间我去看她一回。”他含糊其辞地说。 或许是因为我很难想像，他除了呆在吧台后面，还会在别的什么地方；也或许是因为我发现他刚才说话时，眼神里有一丝开玩笑的味道，于是我问道：“多久之前？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他把酒杯举到眼前，凑近了仔细检查。 “从今年夏天算起，五年前吧。”他说这话时，好像说的是上个周末。 “为什么在这儿出生长大的人，从来都不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要离开旧金山？”他不屑地反问道。 “可是这个城市已经变了，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 “如果你住在这里的时间有我这么长，你就会明白这里什么都没变。”他皱紧眉头，视线在我的杯子上停留了一会儿。 “我已经结婚五十年了，”他抬起头来，接着说道，“虽然那个和我结婚的女人看上去和我当初娶她时不一样了，但她没变：她仍然是个谜。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开了。一个独自坐在酒吧最里面的女人需要再来一杯。她自己还没意识到，但他已经知道了。 第三章 我们驾车驶上海湾大桥。现在我们正离开市区，汽车行驶在大桥底层，此时，从两侧的钢筋支架问放眼望去，能看到的只是左边的伯克利和右边的奥克兰——那个格特鲁德·斯泰因声称并不存在的地方。汽车进市区时要走大桥上层，那时你能看到旧金山的市区从右边的金门大桥伸展开去。绵延在山脊之上，又轻盈地探人海湾，看着这一番景致，会让你联想到你见过的每一道伸向远方的彩虹在天际消失，想到曾经有过的每一个翩翩起舞的梦境飘逝而去。这是旧金山又一个可以感到自负的地方：一旦你离开它，就会觉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欣赏，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令你怀念。 在这座蓝灰色大桥的中段，我们的车穿过一条贯通耶巴布埃纳岛顶部的隧道。等我们从隧道的另一端出来时，俯瞰脚下，仍是颜色发灰的海水。 “你还记得外祖父吗？”鲍比问我，他的右手腕随意地搭在方向盘顶部。 我正在欣赏窗外的景色，阳光掠过远处的水面，水面上泛起银色的波光。 “记得一点儿，”我搜寻着儿时的记忆回答道，“他过去常坐的椅子，他的膝盖，还有他的手，他会伸出手来俯身拍拍我的头，或是给我一枚闪亮的半美元硬币。” 我侧过身来，看着坐在旁边的表哥。 “我一点儿也记不得外祖父长什么样了，除了他的那些照片留给我的印象之外，我自己一点儿记忆都没有。” “有一次我们过桥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鲍比的眼神好像移到了远方，“他的两个朋友，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就死在这儿，”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大桥。 “那是1937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四年。他们在这儿修桥，负责给桥墩浇注水泥。这些桥墩是用来固定整座大桥的。你知道吗？这是有史以来人类修建的最长的桥。每个需要工作的人都想来这儿打工。干活的时候，监工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而且一句抱怨的话也不敢说；只要你还想干下去，就得这么做。有一天，他们正在灌水泥的时候出事了。他们站在上面干活的那个脚手架塌了；也可能是一个人不小心滑下去之后，另一个人想抓住他，结果两个人一起掉了下去。没有人知道，要不就是他们知道了但不说，总之，他们俩掉下去了。 “接下来的情景，才是让我没法忘记的—一其他人继续在干着手里的活儿，不断地浇注着水泥。两个人掉下去了，被湿乎乎的混凝土石块铺天盖地地埋在下面，竟没有一个人想去阻止。似乎也没去阻止的理由，因为他们一掉下去就死了。外祖父对我说起这些时，我一直在揣想：当他那两个一起长大的朋友，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有得救的希望，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只能再呼吸两三下的时候，他们那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鲍比看看我，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我还记得外祖父讲这个故事时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是哀伤，也不是遗憾，肯定也不是恐惧，都不是！我想他并不感到恐惧。那更像是一种自豪的神情，为他的朋友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他们的死，而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他们明明知道一步之差就意味着死亡，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 他沉默下来，眼睛一直凝视着前方。这时我们的车驶下大桥，行驶在一条接一条的高速公路上，就好像是在迷宫里。他慢慢地摇摇头，低声笑了一下，听起来有点儿勉强，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脸上带着顽皮的表情。 “想像一下，假设那种情况发生在今天，那会怎么样？准会成为所有电视台热播的新闻，晨报的头版也不会放过那么好的素材。接着会有调查和一连串的诉讼，而且会持续几年。可是那时候，人们只是继续灌水泥。重要的是有一座桥要建。我没法肯定，那样就不是一种更好的活法。” 鲍比手打方向盘，穿过一个又一个交叉路口，到达加德考特隧道，出了隧道，我们在奥林达出口驶出高速路。鲍比在高速路下方调转车头，沿着一条双向行驶的窄路，通过一个有三个街区大小的村子。 汽车绕过乡村俱乐部，又从一个小水库前开过，拐过一个角落，又上了满是橡树的山路。开了一英里之后，路突然变得崎岖不平。汽车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突然斜到右边，刚过一个十字路口，这种颠簸又开始了。鲍比转个弯儿，穿过两扇敞开的大门，驶入私人车道。他把车泊进车库，一条有镶瓦屋顶的廊道把车库和房子连接起来。 我下了车，站到车道上。空气非常新鲜，还飘着桉树特有的气味。院子四周砌着砖墙，墙外是一条延伸出去的路，桉树就长在路边。这是一座西班牙风格的两层楼房，白色的水泥外墙上覆盖着常春藤，那些植物看上去已经长了好些年了。主人故意改变了它们的长势，把它们从高处拉回来，绕着那些做工精细的黑格子窗栅攀援生长。 “你真该看看这房子以前是什么样子。好多年没人住了，这地方简直就像飞机失事后的遗迹，一半屋顶都不见了，墙上的裂纹大得能吞下你的手。我跟我太太说，这看起来倒挺像蒂华纳监狱。我发誓我原本绝对不会买它，”他说着已经把我带到门前。.? “不过，她从一开始就喜欢这儿，这房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全是她的功劳。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 我在客厅等鲍比去换衣服。墨西哥瓷砖铺就的地面上，随意地散放着几块手工编织的地毯。对着窗户的整面墙摆放的是一排高高的书柜，一直顶到黑色木条装饰的天花板上，书柜里全都装满了书。 “你的收藏真不少，”我对回到客厅的鲍比说。 这时，他换了一件有牛津标志的T恤，下面穿了一条卡其布裤子。 “劳伦斯·达雷尔、詹姆斯·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我还看到一本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作品。” “那都是我太太的，”他挥挥手，比划着上百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向我解释道。 “我读过的可能不超过一半，那还是因为她几乎是在求我，我才不得不看的。” 他穿着一双棉线短袜，不过没穿鞋。他走路的方式没变，还是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灵活，好像他脚下踩着溜冰鞋的轮子。在地面上滑行似的。 我们走到室外，坐在一张玻璃台面的圆桌边。一把蓝色的遮阳伞撑在我们头顶，旁边是一个腰果形状的游泳池。差不多是晚上七点了，可是空气里还有干黄稻草被炙烤的焦味，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夏天会这么永远持续下去，而秋天的自然更替则不会出现。过了游泳池，在院子的另一侧，越过底下狭窄的山谷，能看到墨绿色的橡树丛，它们被晒弯了腰，用树阴遮蔽着干得可以燃烧的古铜色的山丘。 一只孤独的鹰在空中缓缓地盘旋，它双翅伸展，感应着无形的气流，寻觅着猎物。 鲍比手里握着一瓶冰镇啤酒，懒洋洋地靠在白色餐椅的后背上。他的腿伸得很长，二只脚的脚踝搭在另一只脚上。他仰起脸，脸上拂过血红的太阳留下的灼热的气息，他闭上眼睛。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喜欢你用那种方式告诉阿尔伯特·克雷文要付你多少钱，”他说话时眼睛还闭着。 “我总是想像咱们的外祖父一定就是那样，你让我想起了他。你的表情和他一样，一种老谋深算的漫不经心；那种表情让每个人都觉得你一无所求，没有什么是你一定要得到的；这让每个人都明白，什么都留不住你，你要么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要么就什么都不做。”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把头凑近我。 “我有他的一张照片，差不多是在你这个年龄时拍的。你长得真的很像他。黑头发，黑眼睛，主要是眼神：超然，有点儿傲慢，”他笑了一下，“我想还是用‘自信’这个词更恰当。” 他喝了口酒，然后把瓶子放在桌上。他的目光越过游泳池另一侧刚修剪过的绿色草坪，凝视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丘。 “这不是一种讽刺吗？你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刑事诉讼律师，而他却是一个大罪犯。” 我记忆中的外祖父是一个老人，他穿着开襟羊毛衫，里面是一件法兰绒衬衫。他坐在一把摇椅上，那把摇椅有棕色的皮座，扶手又宽又平。我再也记不得他在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连他站立的印象都没有，只能记起他坐在那把摇椅上，缓缓地来回摇晃着，他看上去是那么一位善良的老人，好像永远不会伤害任何人。 “他是个渔夫，”我回忆着。 “他有一条渔船，是吗？” 我问鲍比的同时还在纳闷，我最早从什么地方听说了这事儿，或者说，这也许只是我以前的想像。 “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在他失去了其他一切，人衰老了很多的时候。那种日子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知道的也不确切。我猜是在新奥尔良。他就是从那儿出来闯天下的。” 鲍比注视了我一会儿。 “这些事儿你都一无所知吗？比如，他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来这儿？他是干什么的？为此他又遇到了些什么事？你了解吗？” 我并不了解这些，只是这会儿，当鲍比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我才对自己记忆的空白感到诧异。外祖父去世时我还是个小孩，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母亲曾去参加他的葬礼。我不记得她回到波特兰时说过别的什么，除了那句常被用来安慰别人的话——这样是最好的结局。我从来没想过要去问她有关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外祖父的死是最好的结局。我猜想，他一定是备受病痛折磨，或者是已经无药可救；尽管没人对我说起过他的病情，除了他心脏有病的一丁点儿暗示——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的死因。我还是个孩子，更确切地说，还是个小孩儿：我对灌输给孩子们的一切都深信不疑。我相信上帝，相信有天堂。那天晚上，就是母亲回来告诉我，外祖父死了、去了天堂的那个晚上，我仍在温暖的床上做着和每天晚上一样的祈祷。那些祈祷时的话语，曾被我遗忘多年，而当我重又想起时，它们带给我一种别样的心灵抚慰；让我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那样一段时光：一个天真的男孩，拥有纯真的心灵、洁净的身体，只想做好事。只是那天晚上，我听到墙那边又传来父母有意压低的争吵声，每次当我母亲外出的时间比她出门时答应的长一些的时候，那样的争吵都会发生。那晚他们在隔壁争吵时，我改变了平时祈求的祝福，我祈求上帝向我的外祖父问好。 “他被埋葬在哪里了？”我问鲍比。 他吃了一惊。 “你想去那儿吗？” “待在这儿的这段时间，有空我想去一趟。我从来没去过。” 太阳落到西边的山下去了，天空被映成一片灿烂的橙红色。树丛下的阴影从山边伸展过来，夜色慢慢地降临了。 “给我讲讲新奥尔良，还有你知道的有关外祖父的一切事情。” “外祖父在新奥尔良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在那里待过，又不得不离开那里。上个世纪末来这个国家的移民，不管是爱尔兰人，还是意大利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到了埃利斯岛。其中一半的人都被改了名字，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用英语发音太难。但是我们的外祖父，里奥纳多·卡拉巴乔，他的名字没被改过。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没到过距离纽约一千英里远的地方。 “19世纪80年代末或是90年代初，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跟随父母从西西里的什么地方来到了新奥尔良。奴隶制被废除之后，南部的白人不得不另外寻找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碰巧生在美国，是因为我们的曾外祖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答应来美国充当奴隶们的代用品，他那样做只是为了搭乘免费船离开西西里，来赚取那点仅够维持一家人生存下去的微薄报酬。他们的待遇和奴隶没什么两样。如果他们出了格，做了什么不被允许的事情，处死一个意大利人被判谋杀罪的可能性不比吊死一个黑奴大。这就是外祖父离开新奥尔良的原因。他做了某件事，或者说被怀疑做了某件事，可究竟是什么，我却始终没能弄清楚，不过那一定是件大事。有个人曾经对我说起，他们认为他杀过人，可是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我了解的情况是，那天晚上他发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他就离开了新奥尔良，并且再也没回去过。他明白，如果他不走。就会被抓；而一旦被抓住，他就得死。” 鲍比往我这边倾了倾身体，用恶作剧的眼神看着我：“突然发现你是一个逃亡的奴隶的后裔，被一群滥施私刑的家伙赶出了新奥尔良，你感觉如何？” “你觉得他会杀人吗？”我问鲍比时，脑海里同时出现了两幅画面：一幅画面里，是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而另一幅，是一个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年轻男子，他满怀恐惧，疲于逃命。 “当然，为什么不能？”鲍比很快地用力点了点头，“我听过很多有关他年轻时的故事，他不是那种轻易让步的人。” 鲍比又点了点头，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暗示我，他知道的那些关于外祖父的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他能确定自己身上的那些东西是真的。鲍比对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深信不疑，他料定自己的本性来自遗传，至少是从上一代遗传给他的。 “假设有人跟在他身后，不等那人出手，他就能料到他们想干什么。你小时候打过架吗？一开始争吵，如果你能知道对手马上就会冲你挥起拳头，那你就比他早半秒，在他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先给他一拳，这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我想，外祖父就是那样——先发制人。不管谁跟在他后面，我想他们都没有机会对他下手。他动作那么迅速，那么敏捷，根本不会给任何人下手的机会。是的，也许他杀了人，但那一定是有个人想先对他动手。” “我不怎么会打架，”我承认这点。 “你太机灵了，”鲍比的笑容有些冷淡，“遇事你能及时发现苗头，并且完全避开。” “这得算是我听过的对懦弱的最友善的定义，”我轻轻地笑着说。 鲍比放下啤酒瓶，站起身来，伸展着手臂。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旧金山来的，也不知道他刚来这儿时干些什么。” 鲍比低头盯着自己的袜子，陷入了沉思。 “不过禁酒时期，运到这个城市里来的绝大部分酒，都被他控制在手里，他是旧金山最富有的人之一，攒下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后来，有人向警察告了密。那些家伙可不是埃利奥特·奈斯。他们把他抓起来，但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蹲监狱，要么把钱都交出来换个自由之身。” 鲍比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口啤酒。 “假如他去坐牢，他就能保住那笔钱，而我们生下来就会是富人。可是他还保持着老式的荣誉感。他认为监狱会令家族蒙羞，使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难以被社会接纳。他需要在贫穷和耻辱之间作出抉择。” 鲍比看了我好一会儿，两道淡淡的眉毛挑得老高。 “你觉得有哪个人会对那笔钱的来历耿耿于怀，或是介意他曾为此坐过牢吗？如果能跻身子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之列，那生活该多么有趣！” 他带着一脸苦笑，招呼我一起回屋去。 “你就没想过，如果你的照片每隔一周就被登在社会专栏上，那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或许能像劳伦斯·戈德曼那样离开这个世界，”他一边说着，一边替我打开了门。 我对劳伦斯·戈德曼一无所知。不用再过多久，我就会发现，这意味着我对旧金山的办事方式了解得太少了。因为这里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劳伦斯·戈德曼，旧金山的地球就根本不能转动了。 “我想让你看看这房子，”我们的车开出车道时，鲍比说。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长长的一排桉树，树皮从树干上层层剥落，在深蓝色的夜幕的映衬下，像一幅幅剪影。高处有一阵风吹过，把干枯易碎的树叶吹得瑟瑟作响。 “我希望你能改变主意。为什么不留下来住在我这儿？我也能有个伴儿。” 我一告诉他我打算接手这个案子，他就邀请我与他同住；只是当我立即谢绝他的好意时，他看上去很失望——我觉得最好还是住在市里，至少一开始应该这样。现在他再次发出邀请，这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儿感动。我们毕竟是表兄弟，虽然长大后不常见面，但是比起那些我勉强能叫出名字的舅舅姨妈们，表哥鲍比让我觉得格外亲近，而那些人对我而言，只能算是尚且认识的陌生人。鲍比和我共同保守着很多秘密，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些秘密是什么，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才又记起。 “谢谢，”我们进了高速路，汽车飞一般地从我们身边驶过。 “或许等我习惯了这儿的工作，我会住到你那里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最好先在市里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穿过来时经过的隧道，沿着通往山下的盘山公路盘旋而下。正前方，暗黑色的、波涛汹涌的海湾对岸，旧金山的灯火照亮了天空，如同午夜的太阳，奇异无比。 鲍比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每天都这么开车，已经二十多年了。可我从来没觉得厌倦：海湾，大桥，还有市区。这一切每天都不一样，但是又从未改变。这种感觉就像你在凝视一团火焰。” 他继续开车，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到我们经过海湾大桥的中段，通过那条凿穿耶巴布埃纳岛岩顶的白瓦隧道时，他才重又开口。 “你还记得那时候它是这儿最大的建筑吗？”他问我，顺手指了指港口大厦楼顶的钟塔。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起那件事。他的问题让我完全记起了它。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都还是小男孩时的事情，就像它刚发生的一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溜出家门，跟在两个水手和两个他们在酒吧里随便找来的女人后面，我们打算猛敲他们的车门，然后飞快地逃跑。” 鲍比仍然直视着前方。 “你什么时候看出了他们的关系的？” “我一看你往车窗里看的表情就猜到了。” “你后来说起过这事儿吗？”他的视线仍停留在正前方。 “没有，”我回答，“从来没有。” 他的脸转向我，脸上的笑意有些悲伤。 “那件事让你有什么感觉？”他又问我。 开始，我想表示对此无所谓，说几旬油腔滑调的面子话敷衍一下。但是，我很快改变了主意。 “孤独，”我把脸转到一边，说出了心里话，“非常孤独。” 鲍比的眼睛里浮现出一种暗淡而又忧郁的神色。他眼角的鱼尾纹已经爬进了鬓角，我第一次注意到，当他紧闭嘴唇、沉浸于某种隐秘的痛苦记忆时，他的嘴角上会有丝网般的纹路。没有持续太久，最多几秒钟之后，他眨眨睫毛，就像刚从不愉快的梦里醒来，急切地给我介绍起一家他觉得我会喜欢的餐馆。 那是一家位于哥伦布区的意大利餐馆，面积不大，客人却很多，有些拥挤。在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大家好像都彼此熟悉，有时侍者说起你的一些亲戚的情况，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那家餐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吃了一点东西之后，鲍比把座位往餐桌后移了一下，留出足够的空间，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手臂随意搁在椅子靠背上。他打量着我，嘴角挂着让我捉摸不透的微笑。 “你真的打算接这个案子吗？” “酬金很可观，”我本想表现得玩世不恭，希望给鲍比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喜欢那种感觉，对吧？”他的话里带着奚落的意味，想让我承认自己的妄自尊大。 “一件价值百万美元的案子。假设是九十九点五万美元，那也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一个七位数，就是它改变了一切，对不对？可我真不忍心让你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没有八位数，就别想赚大钱。” 他像小时候那样诱导我吐露真言，然后让我明白，不管我做了什么，都不必把那事儿看得太重。我总是设想，一位兄长就该是他那个样子：随时让你保持自知之明，同时决不容忍别的什么人来教训你。 鲍比似乎觉得自己说得很好，他心满意足地又拿起餐叉。突然，他的脸又变得严肃起来。他似乎有些犹豫，好像有什么事一时还不能决定。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放下手里的叉子，抬起眼来看着我。 “我说过你做事的方式很像咱们的外祖父，我是当真的。我知道你不会为钱而接手这个案子。如果是为钱，那反而会好些，”他脸上的表情有些高深莫测。 “富勒顿被杀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好戏。当警方宣布凶手已被收押在监，是一个试图抢劫的黑小子时，你简直能听到每个人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没人在乎那个小伙子是否有罪，他们惟一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和秘密是否受到威胁。你开始四处搜寻，想找出谁是谋杀的幕后指使者，可是你惟一能确信的就是，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真相或者任何接近谜底的线索。而且，如果你开始离真相太近的话，那么，——好，这么说吧，这儿有一些相当残忍的家伙，如果他们被牵扯进来的话……” 他不说了，从他凝神遐思的表情里我能看出，他在思考别的什么事情。他下意识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嘴角的表情从悲哀转而变为厌恶。 “富勒顿的确与众不同。像我们小时候唱的那首儿歌，关于一个小女孩的那酋——当她好的时候，她很好很好；可是，当她坏的时候，她很可怕很可怕。” 提到儿童时代的东西，他似乎觉得有点儿尴尬。 他看着我，好像在责怪自己，本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他还想再换个说法，给我描述一下，可是显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不。他就像那样。他被杀的那个晚上，我也在费尔蒙特大饭店。我对政治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因为克雷文订了一张桌子，而且坚持要我一起去，我才去那儿的。那真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讲演之一。 “到场的得有一千人，他演讲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听他调遣。即使他下令进军白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不过，奇怪的是，”他话锋一转，似乎对自己那天的所见所闻仍然有些困惑。 “他是一名州长候选人，可他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攻击总统。于是我就问身边的克雷文。他永远不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至少在他耗尽了全部的幽默或是夸张之前，他是不会给你答案的。事实上，他不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是否还记得富勒顿曾在演讲中说过的那句话，他说现任政府让他想起了19世纪一个著名的大不列颠政府。没等我回答，阿尔伯特的眉毛挑了起来。他准确地引用了富勒顿的话——‘它不是所谓精英组合的政府部门，恰恰相反，堪称庸人芜杂的国家机器’。 “阿尔伯特认为那是他听过的最伟大的言论之一。他跟我说，他认为富勒顿根本就在地图上找不出大不列颠，同时他敢断定，富勒顿也叫不出哪个世纪哪位不列颠首相的名字，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恐怕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提到的那个独特的不列颠政府的首相了。” “你见过阿尔伯特，”鲍比转着眼睛说。 “你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那里，就在我们的桌边。晚餐结束的时候，他还在东拉西扯，不停地跟我兜圈子，直到我完全忘记了最初问他的问题。‘你知道谁给富勒顿写演讲稿？’他突然问我。‘阿莉娅·戈德曼，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她为富勒顿工作，替他起草大部分的演讲稿。她真是棒极了。富勒顿相当幸运，不过他有成为幸运儿的诀窍。你看，他同时得到了女儿的智慧和父亲的财富。劳伦斯在旧金山能筹集到的钱比谁都多，’他解释着，‘他一直都是州长的主要财政后盾。换句话说，现在富勒顿每得到一美元的竞选经费，就意味着奥古斯托·马歇尔失去了可能属于他的那一美元。今晚到场的人有一半，或许更多，是冲着戈德曼来的。他假装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女儿，其实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 “阿尔伯特喜欢那么做：不把他知道的事情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费心去猜。他那么做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其他人很难了解的。如果人们不再有秘密，我不知道他还能找到什么话题。他是我认识的最能传播闲话的人。” 鲍比说着说着，停了下来，担心自己刚才的话给我留下了错误的印象。 “同时，如果说有一个人能让我信任地说出自己的秘密，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阿尔伯特。他永远不会背叛你的信任，这点我敢肯定。不过，他的确喜欢说闲话，” 鲍比继续说着阿尔伯特的故事。 “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他。他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以至于他能够从那些不着边际的评论或者漫不经心的对话中，梳理出其中的奥妙；而那些评论或是对话，在别人听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他告诉我为什么劳伦斯·戈德曼决定抛弃某个在他帮助下起家的政客，而倾注全力扶持那人的对手时，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劳伦斯·戈德曼，或者别的什么人亲自给他作了某种解释；而是因为阿尔伯特能把所有的蛛丝马迹放到一起，而后得出自己的见解。” 鲍比显然对阿尔伯特惊人的推理能力钦佩不已，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对阿尔伯特的结论还一无所知。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他看着我，一脸茫然，好像还没从刚才的思绪里回过神来。过了一会儿，他眨了眨眼，脸上有了生气。 “真正的原因是劳伦斯·戈德曼不在乎谁是州长，这样的人他不缺；他需要的是一位总统，而利用富勒顿，他就得到了实现愿望的最好机会。阿尔伯特把这一切都看明白了。 “‘如果戈德曼掌握着富勒顿成为总统和保住总统职位的金钱，而他的天资聪敏的女儿阿莉娅控制着富勒顿的话语，那么到那时，究竟是谁在操纵富勒顿任期内的权力？’ “说到这里时阿尔伯特的脸色有些变化，看上去严肃多了，甚至有点儿痛苦，似乎他认为戈德曼有点儿太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了。他摇摇头，笑了起来。 “‘听起来太像开父女店了是吧？当然，’他接着往下讲，因为兴奋而有点儿结巴。‘劳伦斯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当然他总是那么干；也就是说，如果事情的结局没有如他所愿，如果富勒顿竞选总统失败的话，他会调转头去对他的老朋友奥古斯托·马歇尔说，他的行为只是出于一位父亲的职责。’” 鲍比看着我。 “你看看，阿尔伯特又来那一招了——他又迫使我提问，这样就能向我炫耀，他对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理解得多么透彻。于是我问他：‘那么马歇尔会接受他的说法吗？’ “‘是的，当然会接受，’阿尔伯特向我保证。‘而且，他还会向戈德曼表示，他是多么高兴他们能重新联手。接下来，这位政客会请求戈德曼捐出一大笔钱，来替他偿付这场战役中的债务。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鲍比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也许阿尔伯特的推论是错的，可能戈德曼真是为了女儿才那么做的。有一件事在那天晚上变得很清楚了，他女儿对参议员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一个多大的丑闻！那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尴尬的场面之一！” “晚餐时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有，是在那之后，在戈德曼府上举行的一个私人招待会上；阿尔伯特把它称为‘两三百位劳伦斯至交的亲密聚会’。” “戈德曼的公寓就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对面的街上，占据了一座建筑的整个顶层，而且房子是在金门大桥一侧的诺伯山上。他、他女儿，还有参议员一起在门口迎接客人。我们刚到那儿，阿尔伯特取笑戈德曼女儿的话音刚落下，几乎就在那一瞬间，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富勒顿的妻子走到阿莉娅面前，对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上床只是为了得到他父亲的财产，或者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上床只是为了接近她梦寐以求的权力，你认为有没有比这更糟的呢？’” “她真的说了这些话？”我禁不住问道，我怀疑是不是鲍比有意添油加醋，来制造某种可怕的效果。 “就在阿莉娅的父亲面前？” “对，还当着她丈夫的面，”鲍比回答我，“还有站在他们周围的近百人，都听到了。” “她是怎么应付的？我是说，戈德曼的女儿？” 鲍比抬了抬下巴，眯起了眼睛。他似乎微微地战栗了一下。 “她好像并没感到狼狈。她看着富勒顿的妻子，那神情就像在看某个在街边向她乞讨的人。然后，她开口了。她的话那么冷酷，那么伤人，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出自她的口中，我听了之后都不得不转过脸去。她说，‘比那更糟的是，一个女人死死缠住一个不再想要她的男人’。 “一阵死一般的静默。我回过头来，恰好看到梅雷迪思·富勒顿正盯着她的丈夫，而他却不愿和她对视。她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一句话，转身走出门去。 “杰里米·富勒顿居然什么表示也没有。他开始和身边的人交谈，仿佛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而他妻子刚才愤怒的指责，似乎只不过是一个举止不当的陌生人作出的无知评论。” “富勒顿和戈德曼的女儿有私情，他妻子发现了，是吗？”我急切地问。 鲍比还在回想富勒顿当时的举动，更确切地说，回想他当时没做出的举动。 “他就那么让她走了，让她从自己眼前离去了。他不在乎她的感受，他担心的是如何不着痕迹地把这事儿完全抹平，就把它当成某个微不足道的不愉快，最好快点儿忘记。”他停顿了一下，带着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又补充了几句。 “是的。她知道丈夫有情人。如果你看看她脸上的表情，交织着痛苦和愤怒。你就会明白，她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只是互相看着对方。 “你在想富勒顿的妻子可能是杀死他的凶手吗？”鲍比问我。 “他和别的女人上床，前一刻又使她在数百人面前蒙羞。是的，我可以设想，那也许能成为杀人的动机。” 第四章 阿尔伯特·克雷文住在马里纳市，他住的那条街对面，有一个草木葱郁的小公园和一片窄如细条的沙滩。沿着海岸再过去几个街区，几条白色的小船在一个灰色水泥船坞里懒洋洋地来回摆动着。朝另一个方向望去，一艘竖着黑烟囱的货船正冒着蒸汽从金门大桥下面驶过，驶向太平洋彼岸的某个地方，或是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在那里，旧金山这座城市，就像麦加或摩洛哥城，是另一些人的梦想之地。 这是一座涂着浅黄色水泥的房子。当我站在房前的台阶上时，开始后悔接受了来这儿赴晚宴的邀请。现在是星期六下午的傍晚时分，阳光灿烂，空气干爽而洁净。我宁愿独自一人在城里转转，也不愿意和陌生人坐在一张餐桌旁，参与那些毫无意义的闲聊；那种形式的交谈，虽然通常被看做是文雅的社交，但却常常使我感到紧张而又局促。 没等我按响门铃，门就打开了。阿尔伯特·克雷文红润的脸庞看起来容光焕发。 “我还担心你可能决定不来了呢。我隔着窗户看到了你。”他拉着我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让进屋里。 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克雷文微笑着把我介绍给已经聚在客厅里的其他客人。罗伯特·桑德斯——或者说桑迪，他坚持让我这么叫他——六十岁出头，不过试试他和别人握手时的力度，你就会感到他把自己保养得很好。根据克雷文在一旁喋喋不休的介绍，我了解到桑德斯是一个投资银行家，他对几家启动规模很小的公司做了风险投资，随着这几家公司在高科技工业领域的崛起，他也因为持有大量股票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桑德斯有一双充满智慧的黑眼睛，当他讲话时，会用尽可能少的词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来，他是个习惯于节省时间的人。 而他的妻子纳奥米，却一点儿也不具备她丈夫那份从容和一丝不苟。她长着一双深陷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棱角分明。当她向我伸出手时，脸上挂着生硬的微笑，看上去让人感到畏缩。她确信我们以前没见过面，而我显然也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结识的人。 “看，我今晚约了她；”当我松开纳奥米·桑德斯不怎么热情的手时，克雷文又在一旁宣布道。 露丝·温斯洛普脸上带着一个精明的微笑，从拄在身前的黑漆藤杖上，抬起她那满是红点和皱纹的手，用一双衰老的黏糊糊的蓝眼睛打量着我。 “别让阿尔伯特骗你，”她的声音听起来比我预料的要有活力，“我对他来说年轻得多。” “他们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最早乘船来到海湾时，她就已经在这儿了，”克雷文一边把我从客厅的这边带到那边，一边压低声音高兴地和我耳语。 “在某种意义上，她代表着老旧金山，”他又加上一句，“她憎恨那些新贵，当然包括每一个二战后发家的人。她肯定厌恶纳奥米·桑德斯。”他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间来卖个关子，“当然，这就是我同时邀请她们两位的原因。” 克雷文紧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一对夫妇，看他们俩的长相，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更像兄妹。查里斯和达娜·亨德里克都有一张友善的圆脸，手和脚都长得很小。他们经营着一家艺术画廊，而克雷文显然足他们的常客。和亨德里克夫妇寒暄之后，我又认识了克雷文公司里的一位年轻合伙人克里夫德·奥弗贝科和他的妻子南茜。 克雷文用恰如其分的寥寥数语，为我描述出每一位客人的突出成就中不可错过的精华部分，尔后活锋不着痕迹地一转，把我介绍成一位将要处理旧金山最有名案件的著名律师。这完全是溢美之词，奉承得体又诚恳。可是克雷文就是有这样的天赋，他使你感到，你远比实际的你要重要得多，你或许当真低估了自己的成就。他能激发起你的虚荣心，使你认为自己在讨价还价时表现得过于谦虚。 克雷文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引到一位男人面前。 这个人块头很大，但有点儿驼背，几绺稀疏的灰发梳理得很整齐，伏贴地覆盖着他泛着光泽的头顶。他前额的右上角有一处奇怪的锯齿状疤痕，似乎他小时候曾被从高处扔下来过，或是年轻时遭受过无情的暴打。他有一张丰满的脸，第一眼看上去，你会以为他是一个行动迟缓昏昏欲睡的人。我之所以说这是第一印象，是因为一旦他用那双能洞察一切的蓝眼睛盯着你时，你就会明白你是站在什么人的面前——他的头脑和你可能遇到的任何人一样敏捷。 他手里拿着一杯酒，正和一位女士聊得起劲儿，他们显然刚刚认识。她的眼睛又大又黑，鼻梁挺直，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紧紧地绾在脑后。她的头高高扬起，嘴巴似乎随时会发出笑声。她个子很高，手指修长而优雅。她站在那里，把身体的重量放在一只脚上，而不是保持两只脚的平衡，那姿势就像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在休息。她看上去很有味道，洋溢着一种异国情调，就像从高更的油画里走出来似的：像是那些南部海岛美女中的一位，眼睛如丝绸般光洁，优雅迷人，比任何一个文明教化的产物都更显神秘。 “约瑟夫，”克雷文的双眼熠熠闪光，“请允许我介绍玛丽萨·凯恩。玛丽萨是一位非常棒的餐桌伙伴。我想你们两位会有很好的话题。” “你好，约瑟夫·安托内利，”她向我伸出手来。我一直注视着她，握着她的手，捕捉着她眼中的笑意，直到克雷文开始给我介绍站在她旁边的男人。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克雷文说道。 “安德烈，”等我终于转向他时，他继续说下去，“是——我想我应该说，曾是——一个俄国间谍。” 我瞥了克雷文一眼，想看看他说这话是否当真。然后我再次看了一眼我眼前的那副惹眼的身材。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克雷文刚才所说的话可能是真的。伯格多诺维奇对此加以否认。 “阿尔伯特说的话不是真的。我不是间谍。”他的声音低沉浑厚，有很强的共鸣效果，好像是从我四周发出来的似的。他飞快地瞥了一眼玛丽萨·凯恩。 “我从没做过问谍，”他向她保证道，他的语气里充满着某种逗乐的满不在乎，对那种人而言，真相和谎言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而已。 “我不过是曾在苏联领事馆当过一个下级官员，”他转向我解释说，“阿尔伯特喜欢夸大我的重要性。” 用餐的时间到了。餐厅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 客厅在前，能看到海湾的风景；厨房在后，厨师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忙了很久；而餐厅里却没有窗户。一盏枝形水晶吊灯悬挂在镶嵌着镜子的四壁之间，用来弥补自然采光的不足。无论你往哪儿看，你看到的都是自己无休无止的重影；而这个房间的大小，仅够放下一张供十二个人使用的餐桌，那种感觉就像是把一位特权人物置于中心，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成为云集在他身边的崇拜者们纷纷模仿的范本。 餐桌上摆放着法国里摩日出产的瓷器，沃特福德的水晶饰品，还有从伦敦拍卖会上买回来的有两百年之久的银器。待每位客人就座之后，克雷文热情洋溢地宣布，晚餐是由安格鲁·戴尔弗兰克为大家准备的，他是当时城里最受关注的餐馆的厨师，毋庸置疑也是一家最贵的餐馆。他拍拍夹克两边的口袋，仿佛把什么东西放错了地方，然后把手探进衣服里面，掏出一张仔细对折起来的小纸片。 “在这儿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戴上眼镜，“这是菜单。” 他的口气就像律师在宣读一个富翁最后的遗嘱，而他面前的听众就像一屋子满怀期待的继承人。 每宣读一条，你都会听到一声欢呼的喘息；紧接着又会听到不好意思的笑声。 我被安排坐在玛丽萨·凯恩旁边。 克雷文朗诵到一半时，她低声问我：“你为什么笑？” “我只是在想午饭时我吃过的东西，不知道克雷文念的这些是否也那么可口。”我轻声回答她。 克雷文念完了晚餐的菜谱，他把那张纸放到桌子上，摘下眼镜，然后转向早已站在厨房门边的女仆。她是一个白种女人，很年轻，而且相当漂亮。女仆转身打开厨房的门，从她身后飘进来一股热腾腾香喷喷的气味，里边混合着各种不同的气味。餐桌周围的每一位客人，都试图最先判断出每一种味道来自何物，他们仰起的脸上都是一副专注研究的神情。 “你中午吃了什么东西，会让你这么喜欢？” 玛丽萨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指相互交叉在一起。她抬起下巴，等待着我的回答，嘴唇边掠过一个奇怪的表情。好一会儿，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和她对视的时间越长，她的眼睛似乎就变得越大，最后，我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正在回望着我。 “一个汉堡包和一杯巧克力奶昔，”我往后缩了缩，回答道。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一个微笑飞快地在她宽宽的嘴边荡漾开来。 “安托内利先生，这就是你更喜欢的东西？你甚至可以为它们放弃今晚我们要在这儿享用的美味？”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直截了当的提问，可是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是一个挑战，一个邀请，邀请你做点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我试着投桃报李。 “我打赌你也会这么做。”她的头微微地摆了一下，嘴角轻轻一颤。 “你得提出要求啊，”她说。我本没有想到这个，完全出于一种本能。 “你愿意离开这儿吗？”我开始了发问，同时伸手去拿腿上的餐巾。 “安托内利先生。” 我把头转向桌子另一侧。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正礼貌地向我点头致意。 “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或许你能给我们说点什么。” 坐在他旁边的纳奥米·桑德斯突然举起双手。 “现在我想起来了！”她大声叫道，听起来很为自己感到高兴。 “你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她大声宣布，仿佛她自己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公开的事实。 伯格多诺维奇看着她，觉得很有趣，但也稍微有点儿窘迫。 “你就是那个叛国的人，”她嚷着，瞥了一眼餐桌周围所有人的反应。 “我看到你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你以前为克格勃工作，对吗？” 那个女仆和另一个比她还年轻的女子一起，悄无声响地开始给客人布第一道菜。 伯格多诺维奇挥挥手，试图表示她刚才说的话不值得理睬。 “我恐怕你把我以前的工作看得过分重要了，”他微笑着抗议道，想要打消任何更进一步的猜疑。 “我甚至也没有真的脱离我的国家，我只是不再回去而已。就像你说的那样，当墙壁坍塌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决定永远地留在这儿。” 纳奥米·桑德斯并不是个能轻易敷衍过去的人。 “但是你在这儿得到了政治庇护。这不是事实吗？你给中央情报局提供苏联间谍的情况，对不对？” “报纸和媒体撰写和传播很多事情，”伯格多诺维奇回答道，竭力用一种礼貌的方式来转移她追问的话题。 “有时候，”他大笑着说，“他们甚至也能蒙对。” “他不能谈论那个话题，”纳奥米·桑德斯的丈夫插话进来。 “那都是秘密，”他一边开始吃盘里的沙拉，一边向妻子解释。 “不是这样吗，伯格多诺维奇先生？” “请叫我安德烈。不过，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你太太说得对，我的确拒绝回到俄罗斯，而你们的政府慷慨地允许我留在贵国。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或是你们的政府，抑或是其他任何一位，然而遗憾的是，我所知道的也并不多。此外，现在苏联也不存在了。” 垂在他眼睛上方的柔软厚实的眼睑，眯得更紧了一点儿。他柔软开阔的嘴上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历史最终走到了这一天，”他叹了一口气。 “过去的一切都不再让我牵挂，我更感兴趣的是未来的日子，”他又加上一句，情绪似乎高涨起来。 “如我刚才所言，”他转向我继续说道，“安托内利先生；你的案子太令我着迷了。”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为了制造某种效果，说起他并不真想谈论的事情时，其技巧可谓娴熟之至。。这迫使我警觉起来，或者说，我已经在自我防范了。或许伯格多诺维奇是有意让你认为自己在密切地观察他，这样他就能采取他想用的方式，最轻而易举地把你操纵于掌心之间。他究竟能有多精明多狡猾，甚至此刻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你为什么会对那个案子特别感兴趣？”我反问他，假装出某种漫不经心的样子。 “虽然刚才我那么说，”他用手磨擦着一侧脸颊，接过我的话头开始说道，“但是我还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我对你的案子很有兴趣，是因为据我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你代理的那个年轻人被指控杀死了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而很多人期待这位参议员有朝一日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总统竞选人。他们说凶杀是在抢劫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被杀的是参议员富勒顿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人，而是因为我的职业训练使我相信，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你一定理解，我们相信历史，顽且是完全相信。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要么是服务于它，推动它的前进；要么就是有组织地企图延缓或阻止它的发展。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偶然性的作用，因为，你看，如果存在偶然性能起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也就不会有什么必然性了。历史就会变得和一个疯子的梦一样毫无意义。” 伯格多诺维奇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杯中的葡萄酒。他放下酒杯，若有所思地盯着餐桌边缘处的金色镶边。直到我们的视线相遇，他才回过神来。 “当苏联还存在的那个时候，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假如某个像参议员富勒顿那样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被杀，没有任何人会相信那些报纸上一再强调的说法，认为只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那种说法不可能被接受。”他接着讲下去，脸上挂着淡淡的笑，那笑意看上去有几分嘲讽，又有几分怀旧。 “它会立刻被看做一起阴谋，目标直接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核心。随之是一场全面展开的调查，任何人如果被当局认定是国家潜在的敌人，就要接受审讯；如果他们的清白存在任何疑点，那么他们都会遭到惩罚。” “惩罚？”我禁不住问。 伯格多诺维奇笑了笑，又敲了敲自己的下巴。 “后脑上挨一枪，或者也可能，”他舒了一口气，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听起来好像我们也该试试，”罗伯特·桑德斯吃着沙拉，愉快地咕哝着。 伯格多诺维奇不想接他的话茬儿，朝桑德斯递过去一个歉意的微笑。 “总而言之，安托内利先生，我要说人们迥然相异的接受方式让我深感震惊——这儿的人如此情愿地相信，发生在像参议员富勒顿这样一位政要身上的凶杀案，会是出于所谓的偶然；如果在苏联，就没人会相信这种说法，因为那里的人相信，没有任何事情，至少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会偶然地发生。” 罗伯特·桑德斯放下餐叉，用餐巾擦了擦嘴。他紧紧地抿着嘴唇，突然摇了摇头。 “你似乎忘记了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政要被害事件并非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是偶然事件。你肯定不相信肯尼迪暗杀事件是某种‘偶然的暴力行为’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个有计划的阴谋，而且每个人也都知道谁牵扯其中，”他大声说道，想诱使伯格多诺维奇加以辩驳。 而伯格多诺维奇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中央情报局和黑手党千的，”桑德斯很快就失去了耐心，自顾自地解释道。 他的妻子转了转眼珠。 “我觉得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干的，”她的话听起来枯燥元昧。她闭上嘴，摆出一副厌烦的怀疑态度，吸吮着两颊，直到它们紧贴到牙齿上。 她丈夫看起来不太高兴，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当然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不耐烦地说。 “这谁都知道，而且大家还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千的。” “啊，不过事情看起来像是他一个人于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坐在餐桌尽头主人的席位上，这时他往前倾了倾身体，插起话来。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既然至少还有一些苏联档案能派上用场，那安德烈或许可以说点什么。我们知道苏联方面认为，奥斯瓦尔德实际上可能是个美国密探；即使他不是，他们也认为他很危险，不怎么可靠。” 克雷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伯格多诺维奇。他的厚嘴唇微微地张开着，当他去捕捉克雷文的每一个字眼时，他下意识地叩动着前面的牙齿。他眼睑外侧皮肤的折痕刻进眼角，眼角的轮廓比我先前注意到的显得稍微锋利一些，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像亚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带有蒙古人的面部特征。我曾经看过列宁的照片，那些照片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伯格多诺维奇回答得很婉转。 “我过去常收到一些俄罗斯老同事的来信，”他的手在桌沿儿上滑来滑去，眼睛跟着自己的手来回移动。等他抬起视线时，他的眼睛开始熠熠闪光。 “你们知道他们想问我什么？”他提问的时候用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吸引了整桌人的注意。 “他们想知道当某个人，比如一个作家或是一个电影制片人，向他们了解有关肯尼迪暗杀事件的内幕时，提供哪一类故事能赚到最多的钱。很有讽刺意味，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他加强了语气，把杯子举到嘴边。他喝了一口酒，然后环视四周。 “当我们是对手时，我们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当我们不再敌对时，你们几乎欣然接受我们所说的一切。” 资格最老的露丝·温斯洛普伸出因关节炎而变形的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下，突然不容置疑地断言：“苏联人杀了肯尼迪，奥斯瓦尔德是为他们工作的。” 伯格多诺维奇由衷地大笑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那完全没有理由。” “古巴导弹危机，”罗伯特·桑德斯很警觉地说，显然，暗杀的主谋可能是苏联人，而非中央情报局，这激起了他强烈的兴趣。 “肯尼迪迫使赫鲁晓夫改变主张，他们出于报复就杀了他。” 伯格多诺维奇笑得更厉害了。 “如果我们要为此杀人的话，那也应该是杀卡斯特罗！”他大吼了起来。 “那个傻瓜要把我们全都杀死！”他挥动着双手。 “你们真相信我们打算为古巴问题和美国陷入一场核战争吗？” 桑德斯这会儿有把握了。 “那么是中央情报局干的？” 伯格多诺维奇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手帕，擦了擦鼻子。 “中央情报局！”他轻蔑地咕哝着。 “是的。我看过你们的电影，也读过你们的书，里面那些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描述都很有娱乐价值。” 桑德斯没有回应他的话，反而专注地享用起面前的食物。这场讨论显然已经接近了尾声，可是阿尔伯特·克雷文却不肯放过一个挑起争论的机会。 现在我开始发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有这样的机会，他都不会错过，至少是引起一场礼貌的争论。 “不过，安德烈，”他和蔼地提示道，“你一定得有个是非观念。对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的经过和原因，持有一个是非判断，几乎是作为美国公民的一个条件。” 伯格多诺维奇挑起眉毛，微笑着开了口。 “很不幸，”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是一个美国公民，而且对于是谁杀了约翰·F·肯尼迪，我的确也没有一个定论。” 说完，他转过脸来，把视线从阿尔伯特·克雷文身?.上收回，投向餐桌对面的我。 “很奇怪，是吧？所有这些拿这件事情拍电影做文章的人，他们总是想知道谁会从肯尼迪的死中获益。不过，尽管他们也对越南战争的题材兴趣浓厚，可他们显然忘记了J·埃德加·胡佛曾经如何强烈地反对肯尼迪政府在公民权力方面试图采取的行动。” “你的意思是说，J·埃德加·胡佛派人谋杀了约翰·F·肯尼迪？”我随口问道，而我身边的人此刻都在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感觉到他在琢磨我，似乎想要弄清楚，我还能从他的话里得出什么更深层的结论，无论这些结论多么富有争议。 “不，当然不是，”他回答道。 “我只是想让你们看到，他们的这些阴谋理论能演绎到多么牵强的地步。我刚才已经说过，”他把整个话题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好像刚才的争论只不过是偶尔偏离了餐桌上交谈的主题，“我对这件事的了解肯定比在座的诸位还少。” 菜一道接一道地被送上餐桌。每上一道菜，他们每个人都要发表一番评论；好像是在参加一场接力比赛，一个人讲完后，后面的人接过话头，竭力讲出些前面的人还不知道的关于这道菜，或者它的准备过程的事情。人们对那些菜进行了类别研究；比较它们的异同；然后得出结论；命题已经预先设计好了，人们只需去质疑、讨论和反驳；中世纪的僧侣们也曾以同样的才智和热情，辩论过一枚钉子的尖上能站立几位天使。 我觉察到一只手碰了一下我的袖子，我向玛丽萨·凯恩侧过头去。 “来之前你知道是要参加一个关于戈尔根朱勒干酪的讲座吗？” 直到我的眼睛与她的目光相遇，我才回过神来。 “耶稣会的头儿，1563年到1576年。他被当做异端分子加以折磨，强迫他听别人不停地朗读法国大饕餮者圣安东尼修士的食谱。你说的是他吗？” “应该是，”她忍住笑回答道。 在最后一道菜终于被送上餐桌，评论完毕也品尝停当之后，我们开始喝咖啡。 “我想刚才大家讨论历史和偶然的相互作用，把我们俩早些时候的话题岔开了，”伯格多诺维奇一边说着，一边在嵌有红色和金色的半透明的瓷杯里搅动着银勺。 “安托内利先生，我对你的案子真的很感兴趣。你能给我们谈谈这个案子吗？杰里米·富勒顿的被杀是一次偶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历史？安托内利先生，你怎么看？” 他的谈吐坦率而又亲切，可是在那后面似乎隐含着某种东西，它远远超过简单的好奇。我几乎开始相信他一定了解些什么，一些和这个案子或者富勒顿有关的内幕，或者是关于某些我本人至今还不了解的东西。 “他不会说的，”不等我立即作出回答，罗伯特·桑德斯就插了进来。他朝桌子这边伯格多诺维奇坐的位置望过来。 “一个律师不会对你说他的委托人是罪犯。”他解释说。 “那不是我的委托人干的，”桑德斯那种自鸣得意的武断让我愤怒，我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接着说，身体从餐桌前往后移了移。 “我不知道它是否和历史的必然有关，但它无疑占有更大的偶然性，至少对于我的委托人，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优秀青年哈迈尔·华盛顿来说，事情是出于偶然。” “他只是碰巧在富勒顿的车里？”桑德斯不无讽刺地问道。 “不，他不是碰巧在那辆车里，”我多少表现出一些恼怒之色。 “他出现在那辆车里，是因为深夜下班以后，他沿着街道往前走时，听到了一声枪响，又听到车门被猛地一关，还有某个人跑远的脚步声。他之所以到车里去，是因为他觉得什么人可能受伤了，他或许可以帮助那个人。” “你好像忘记了一点，”桑德斯又说话了，“你的委托人有一支枪，就是杀死富勒顿的那支。不仅如此，他还想用它朝一个警官开火。”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愤怒越来越强烈。我不耐烦地摆摆手，摇了摇头。 “首先，他没想朝任何人开枪。其次，他捡起手枪——假设他捡起了手枪——，”我的声音很低沉，“是由于惊慌，因为他听到了响声，以为是凶手又回来了。” 作为一位投资银行家，桑德斯因为深谙数字运作之道而大发其财；但他却对事实缺乏起码的理解力，甚至更缺少容忍度，而事实往往比一个孤立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他带着一种占了上风的感觉，提醒我一个显然已被我遗忘的细节：“他还拿着参议员的钱包。” 我看了他一眼。 “他去车里救人。他检查了一下脉搏，发现人已经死了。他看到了地上的枪。他拿起车用电话，想要打电话求助，又决定最好先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他从那人的上衣里取出钱包，就在那时，一道灯光照进车窗里。他蜷缩着伏下身子，手里还拿着那个钱包。他想凶手可能已经回来了，他想凶手听到了他打开车门，他想凶手认为他将是一个目击证人，要来杀人灭口，他决定逃离现场。” 桑德斯似乎没什么反应。他扬了扬眉毛，翕动了一下鼻孔，一副屈尊接受的样子。 “是啊，唔，我猜想你不得不提出某种推测。那是你的工作，对吧？”他俯下身来，开始搅拌杯子里的咖啡。 伯格多诺维奇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交谈，他的嘴上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就像一个超然的观众，即使比赛是在业余选手之间进行，他也能从中得到乐趣。 “那么，安托内利先生，请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委托人没有杀人，那谁是凶手？又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者是某种历史的必然吗？” 我用两个大拇指撑住下巴，把手指轻轻地扣在一起，在伯格多诺维奇细长的眼睛里搜寻。他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促使我想去信任他，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或许更深层的本能却在不断地阻止我。我放下手，把座位转到侧向桌子的角度。 “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我坦言承认。 “有一种可能，就是报纸上已经说过的：一次后果严重的抢劫。只不过，凶手不是哈迈尔·华盛顿，而是别的什么人。” 我看了一眼玛丽萨·凯恩，又一次感觉到那种神奇的磁场，和我曾经感觉到的一样。我把..视线转向罗伯特·桑德斯，想看看他对我的话又会作何反应。 他正好刚放下杯子。我发现他稍稍向后拉了拉袖子，试图看看时间，但又不想让别人觉察。 “富勒顿上了车，”我转回头来，接着对伯格多诺维奇说道。 那一刻，我想，我和伯格多诺维奇都觉察到了一丝默契，一个瞬间的共识，那就是罗伯特·桑德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停顿了一下，冲他微微一笑。 “富勒顿上了车。某个人拿着枪闪进乘客座位一侧。富勒顿加以反抗，或是拒绝，或是做了什么，于是这个劫匪就对他开了枪。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丢下了枪和钱包：出于杀人后的惊慌。他不得不逃走。他知道会有人来，而且在那个大雾天，有什么人可能恰好就在街角附近，甚至可能是警察。” “如果只是一次糟糕的抢劫，”罗伯特·桑德斯盯着天花板，竭力让语气显不出厌烦，“那家伙逃跑得如此匆忙，以至于他没能费心带走钱包；他又是如此惊慌，以至于把枪扔下，既然如此，他怎么还会沉着地擦净自己留在凶器上的指纹呢？” 看来，他已经从报纸上得知了一切，对他愿意了解的案情已经一清二楚。 “或许他戴着手套，”我耸耸肩答道。 “哈迈尔·华盛顿那天晚上就戴着手套，天气很冷。” “你说那是一种可能，”伯格多诺维奇提示我。 “还有另外的可能吗？” “是的。假定那根本不是一次抢劫。假定有人预谋杀死富勒顿。那会怎么样？”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听懂了你的意思，”伯格多诺维奇身体向前倾着，眼睛仍然注视着我。 “你仍然会看到同样的结果，”我向他解释道，“某个人开枪打死他，不带走他的钱包，并且把枪留下。” 伯格多诺维奇猛地举起手，大笑起来。 “我还是不太明白。” “假定某个人杀了他，并试图让一切看起来像一起抢劫。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把头稍稍侧向一边。这时，他的眼神有些黯然，似乎在思考什么。 “他为什么不带走钱包？” 然后，他的脸又焕发了光彩，我知道他已经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那是因为，如果他拿走钱包，如果他有时间拿走钱包，那他有什么理由留下枪呢？” “是的，”我表示同意。 “那支枪是一件廉价的星期六晚上的特价品——那种枪不会被用来暗杀，而如果从某个企图抢劫陌生人的少年身上找到，每个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桑德斯插了一句。 “事情就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种方式发生的。你的委托人杀了人，而警方在他企图逃跑时打中了他。” “不，桑德斯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那种可能并不存在。，” 桑德斯跷着二郎腿，把胳膊使劲儿伸展到椅子的后面。，他把头仰到足够的高度，以便他能从鼻子下方俯视我。 “这里面包含的一切都很有趣，安托内利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辩护人，但是杰里米·富勒顿是我认识的人，所以，如果我对那个杀死他的小阿飞并不抱有足够的同情，请你无论如何谅解我。你会输掉这个案子的，安托内利先生，肯定会像我们的这位朋友输得一样惨，”他说着，冲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就座的大致方向轻蔑地点了点头。 “输？很抱歉，”伯格多诺维奇向?他提出质疑，“确切地说，我已经输掉的应该是什么呢？” 桑德斯在空中挥了挥手。 “你，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那就是我想说的意思，”他急躁地解释道。 纳奥米·桑德斯有意识地转了转眼睛。她刚想张嘴说点儿什么，还没等她开口，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先讲话了。他的话一出口，就立即引起了震动。 “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们输了？” 罗伯特·桑德斯盯着伯格多诺维奇，他好像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我同意你的说法，”伯格多诺维奇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谈论着，“当然，看起来似乎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赢了。” “似乎！”桑德斯吼了起来。他放下二郎腿，两脚钉在地上，又把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 “资本主义似乎赢了。听我给你说说。我们在硅谷一年创造的财富就比俄罗斯下一个十年可能的经济总产值还要多。” 他轻蔑地摇着头。 “似乎！” “但是，假设这根本不是历史的终点，而只是一个阶段，那会如何？要是马克思最终并没有错呢？要是苏联不得不被瓦解，然后历史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呢？新世界的市场经济，这种让你们所有人富得惊人的经济模式，如果不废除国家之间的边界和保护主义政策，那些被马克思看做是历史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后期残余的国界和政策，那会如何？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你们全都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伯格多诺维奇垂下眼睛，他面前放着一个细长的杯子，他用粗粗的中指指尖在杯沿上来回划动。一丝狡猾而又微妙的笑意悬在他的左边的嘴角上。 “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最后阶段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消亡’，” 他说着，转头瞥了罗伯特·桑德斯一眼。 “那不是你们的人民真正期望的吗——根本没有政府？那不是你们的人民真正的信念吗——经济发展高于一切？不是那样吗，桑德斯先生？政治、政府都无关紧要，只有奔向全球市场的自由通道才最重要？现在，桑德斯先生，你是否考虑一下，你们通过这么做就能达到那个自由世界，通过把一切都转为一个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的问题，运用科学制造产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你们不是离马克思预言的历史的终极越来越近了吗？那个终极目标的实现不是通过苏联所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通过——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我简单地把它叫做‘市场社会主义’，通过它的胜利来实现的。” 虽然桑德斯竭力摆出一种平静礼貌的姿态，但是他几乎不能克制内心沸腾的怒火。 “那是很有意思，伯格多诺维奇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容分辩。 “不过，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很简单：冷战已经结束，我们赢了。” “是的，”伯格多诺维奇承认这一点，“你说的非常正确：冷战已经结束。” 他停了停，似乎是在考虑接下来说什么，或是在想，如果再多说些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他刚才说话的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荡，好像说话时使用了巨大的力气和能量；而现在，当他又开始讲话时，他的声音和耳语差不多，也不像刚才那样挥动着手做出大幅度的手势，脸上充满生动的表情，而是带着一种厌倦的冷淡耸耸肩，把两手交叠在大腿上。 “但是你们赢得了什么？五十年来双方都认为他们在忙着做某些重要事情。我们之间的竞争在双方所做的每件事上都强加上了一个教条，对两国来说都是如此。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过我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我相信美国和苏联都有一种感觉：一方相对另一方而言，都是必需的；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方的镜子，任何一方的毁灭都会导致另一方的毁灭。是的，桑德斯先生，冷战已经结束；可是冷战持续期，我们大家都忙于斗争，去争取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甚至认为那些比我们本身还重要。现在我们有什么？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否认灵魂存在的时候，你们美国人似乎还没意识到你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灵魂——我说这话，桑德斯先生，并不完全是在讽刺什么。” 没有人很清楚这时该说些什么。阿尔伯特·克雷文抓住时机宣布，我们在座的诸位都将荣幸地见到为我们准备晚餐的著名厨师。餐桌上的气氛旋即缓和了下来。每个人都立刻开始说话，能够谈论他们理解的事情，或是某些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这让每个人都很满足。厨师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嘴唇上留着一撇小胡子，脸上的微笑看上去没什么诚意，很显然他的名字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做作得让你禁不住怀疑他是个骗子，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派头活像一个巡访的高官，来听取下层民众的意见。 我看了一跟对面的伯格多诺维奇。他在对自己微笑，我觉得那笑容非常伤感，他就那样苦笑着，慢慢地喝下杯里剩下的咖啡。我还没来得及移开视线，他的眼睛就捕捉到了我。我们相互打量了好一会儿，就像两个来自同一国家的陌生人，发现他们同时站在异国的土地上。 “那么你在俄罗斯还有家人吗？”我问他，想知道远离家人的滋味是否就像被放逐一样。 “没有，”伯格多诺维奇说话的语气很轻。 “我是父母惟一的孩子，他们在我年轻时就死了。现在我没有亲人。” 当晚宴结束，大家相互告别时，玛丽萨·凯恩问我，我在城里是否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我住在圣弗朗西斯饭店。” 她稍稍把头侧向一边，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 “你有车吗？” “没有，”我回答道，“你需要车吗？” 我的回答似乎让她更开心了。 “不，我不需要车，我有车。可是你怎么去饭店呢？” 我终于明白了。 “坐出租车。” “我开车送你吧，”她轻松地说，眼睛里满是打趣我的笑意。 “顺路吗？” 我觉得她快要笑出声来了。 “绕得不远。” 她告诉我，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景观路，而从她说话的口气中，我预感到那将会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开上一条狭长的街道，路两边是一些三层的木质结构的建筑，车库的门都对着路边，房顶探出一扇扇三面有玻璃的窗户，既可以采光，又能远眺夜色中海湾灯火闪亮的风景。每过一个街区，路面似乎就更陡一些；好像要踩足油门，车才能往前开。当我们到达最高点，在信号灯前停车时，我尽量不让自己去考虑，如果这时不踩刹车，我们的车会以多快的速度往后倒滑。 “这是在旧金山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在这些山上开车，”她说着，一边转弯，一边匆匆看了我一眼。我们开了不到一个街区，她问我：“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我们在诺伯山，”我看着窗外回答她。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旧金山。我小时候常常来这儿过夏天。” 我们从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前面开过。闪亮的黑色加长轿车排成长长的—列，而此刻，一位身穿缀有金黄流苏的猩红色上衣的领班，正挥手招呼着下一辆车泊进停车位置。 “你和阿尔伯特·克雷文很熟吗？”我问她。 她拐上加利福尼亚大道，车开始急速下行。车下的道路在颤抖，因为两条马路之外，一辆有轨电车正沿着铁轨，倾斜着向最高处爬行。 “‘去往星星的路，爬到中途’，” 她哼着歌。把有轨电车和这首有名的歌联系在一起，她的眼睛因此而闪烁着光彩。 “有些人喜欢托尼·贝奈特和他那首《我把心留在旧金山》。别误解我的意思，那首歌也很棒，真的。不过我更喜欢这首《旧金山》，可能因为我总是喜欢朱迪·戈兰特。他们俩当中你喜欢哪一个？” “朱迪·戈兰特。你会不会以为那只是我嘴上说说而已？” “你会吗？”她问我时，用那双愉快的扑闪着长睫毛的眼睛飞快地扫了我一下。 “如果你认为那是我想听到的，你会因此而撒谎吗？” 我愿意对她说出每一个她想听到的谎言。 “决不会，”我大笑着发誓说。 “不过，如果我对某一点还没有固定的看法，我倒可能附和你的意见。” “那么，你对很多事情都有固定的看法哕？” “只对朱迪·戈兰特。好，现在请告诉我，你真正认识阿尔伯特·克雷文有多久了？” “我认识阿尔伯特已经好多年了，”她回答我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而深情。 “我开第一家商店时，他帮我处理法律事务。” “第一家商店？”我一脸茫然地问。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答应帮我，”她接着说下去。 “我除了一个开店的主意什么都没有，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我去找他是因为别人告诉我，在处理这类事务上，阿尔伯特·克雷文是城里最好的律师。我想要最好的，”她灿烂地露齿一笑，有点儿自嘲。 “我从来没认真考虑过，那可能要花很多钱。当他对我说出佣金的数目时，我看上去一定像是刚吞下什么可怕的东西。可怜的阿尔伯特！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同情我。他不承认这一点，但那的确发生了：他同情我，并且决定帮助我。他做了我的律师，惟一的报酬只是商店少量的股份。” “是哪一类商店——我是说，你开的第一家店？” “女装店。我把它命名为‘肉体之路’，”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分外明亮。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喜欢那本书，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你的商店。不过，这个店名很不错。” “你读过萨缪·巴特勒的作品？” “很久以前看过。不过，如果你认识阿尔伯特那么久了，你一定也认识我的表兄，克雷文的搭档。” 她迷惑不解地看着我。 “阿尔伯特的搭档？” “鲍比，我是指罗伯特·麦德林。” 起初，她似乎不敢相信。 “你是鲍比的表弟？”她瞥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回去，看着前方的车道。 “鲍比的妻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们驶过了那条不寻常的道路，一路开往加利福尼亚大道的尽头，有轨电车的车轨在那里中止，然后从市场大街掉头开到鲍威尔街，又在联合广场附近跑了不多的几个街区。她把车停在饭店门前。 “哦，我想起来了，明天一早我要开车去纳巴山谷，”我刚要打开车门时，听到她对我说话。 “你想一起去吗？” 第五章 第二天一大早，玛丽萨·凯恩在圣弗朗西斯饭店门前接我上了车。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她静静地笑着，递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清咖啡。 她那辆绿色美洲虎敞篷车的顶篷昨晚是拉上的，不过今天早晨被她折起来，收到后面去了。她的头发束在一条深红色的丝质头巾里，一副黑色太阳镜遮起了眼睛。我们驱车穿过城市空荡荡的街道，驶上金门大桥。那一刻，太阳从海湾那边低矮的群山间升起，阳光几乎要刺瞎我们的眼睛。暗淡的蓝色苍穹迅即改变了颜色，先是粉色，继之猩红色，再是金色。清凉的风拂过我的面颊。海湾在大桥下方泛着银光，平静闪亮如同一面镜子。我竖起夹克衫的领子，把身体往下滑了滑，直到头刚好靠在真皮座椅的顶端。 她行驶在靠近护栏的外侧车道，车开得非常平稳。在早晨的阳光下，数以千计的建筑在海湾四周更远的空间里蜿蜒起伏，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贝都因人露营地，他们似乎经过一夜漫长的旅途刚刚抵达，而当太阳滑下遥远的地平线时又将重新起程。 “你知道吗？”车开到中途时，她对我说，“有一千多人从桥上跳了下去，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是从桥的那一侧跳下去的。” 我们离得那么近，甚至能触碰到彼此的肩膀；可是她的声音虽然清晰，却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 “他们跳的时候，总是面对着这座城市。”她接着说下去。 “他们想去死，那一刻惟一能想到的是，再看旧金山最后一眼。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她说着，自嘲地轻声笑了一下，“不过，我觉得那里面包含着某种更精彩的东西——某种伤感、缠绵、浪漫的东西。” 我抬起头，看着两侧的那些钢缆，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拉向两端的竖琴琴弦。 “我觉得那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会那么做吗？”我停顿了片刻。 “从这桥上跳下去，如果你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话。” “不，”她说着，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我想死的话，绝对不会用这么公开的方式。我会找到某种药的处方，就是某种让人感觉不到痛苦的东西，我可不是那种能忍受什么疼痛的人，然后我会躺到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睡去，永远不再醒来，”她说着，声音越来越弱。 “你呢？”过了一会儿，她脸上又充满了表情，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会从桥上跳下去吗？” “我有点恐高，”我坦率地承认。 “除此之外，落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改变主意。” 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 “这样开车过桥，会不会湍让你觉得不舒服？”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胆小鬼。 “不，”我回答她，“一点事儿也没有。” 然后，为了让我的谎言听起来可信些，我又说了一句实话。 “不过，我觉得我不想步行过桥。” 她猛地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眼，等我们驶下大桥时，她换了车道。 “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桥上走吗？”她问我，声音里央着一丝开玩笑的轻快。 “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我保证。我喜欢高处，喜欢高处的风景。我不会从桥上跳下去的，真的，”她大笑着说，一边加大油门。 “但是有那样的时刻，伟大的辉煌的时刻，你禁不住希望，能够从世界的边缘一步跨出去，融入夕阳之中。” 听她描述的口吻，好像这是某件可以想像到的最简单的事，又好像这是惟一一件你曾经真正想做的事，尽管在这之前你根本没有哪怕一次这样的想法。 我们继续向北行驶，离海湾越来越远。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开进了纳巴山谷，沿着狭长的街道蠕动着穿过圣海伦娜。开到城区的另一边，我们穿过了一条树的廊道，道路两边的黑色树木长到高处，像是要尽力触到对方似的，树冠和树冠交叠在一起。出了这条树的廊道往右开，映人眼帘的是一排排满是灰尘的葡萄树，好像是某支绿色着装的军队，掠过山谷，漫上了环绕四周的山丘的半山腰。 玛丽萨没按车喇叭就横穿马路，把车开进了一个巨大的用砾石铺成的停车处，那儿已经停满了旅游巴士和私人轿车。 我们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跟着人群走进一个在山坡上凿出的地窖，倾听着导游用回声很大的声音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葡萄酒能在这些巨大的橡木桶里保存如此之久——他说的那些橡木桶成排地摆放在光滑的水泥地面上。在我们看完了所有该看的东西之后，参观终于结束了，我们踉踉跄跄地走到地窖外的阳光下。玛丽萨不得不抓住我的袖口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又为自己的尴尬而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便恢复了常态。 我买了两份软饮料，和她一起在一张石凳上坐下来。石凳的前方是那座细高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楼房，它最初是为这里的葡萄园主修建的。历经岁月，它曾被用作葡萄酒厂的办公室和品酒间，现在成了一家为游客提供礼品的商店。 “我第一次离开这儿，去旧金山那时候，”玛丽萨沉浸在回忆里，回想着某种永远逝去的东西，“你在某个星期六或是星期天上山到这个地方来，在你喜欢的任何一家酒厂里停下来，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别的人。” 两对年轻夫妇从礼品店里一起走出来，手里拿着印有葡萄酒厂标志的购物纸袋。 “就这样一天下来，如果你去的地方足够多的话，”玛丽萨继续说着，“你几乎能感到薄醉微醺的快意。” 她向后伸直修长的胳膊，把腿舒展到前面，迎着太阳仰起头，她的脸在阳光下发出一种光泽。 “那时候比现在好，我想。” 我们周围都是从礼品店里出出进进的人，他们踩在砾石铺成的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空气中充斥着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而这一切仿佛都来自远处，远远地被隔在我们两人坐的地方之外。 我弯下腰，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用一节小树枝刮着地上的土。 “那时候我们更年轻，”我提醒她。 “那时没有这么多人，”她说着，声音柔和而又空灵。 她一直都闭着眼睛，翘着头，似乎那样会离太阳更近些。 “那时的人，”她轻声地低语着，慢慢地把脸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温暖，“比现在我认识的人更让我喜欢。” 她睁开眼睛，把脸转到能看到我的一边。 “当然也不是所有我现在认识的人。不过，这真奇怪。” 我慢慢地划动着手里的小棍儿，使劲地刻出最后一个数字“8”。 “什么事儿奇怪？” “你竟然是鲍比·麦德林的表弟。” “为什么你觉得奇怪？”我看了她一会儿，重又低下头，搅动着地上的土，直到那个“8”看不见了，我便开始写另一个数字。 “你和他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 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我有意把视线停留在小棍的尖上，拿着它一直不停地划来划去。 “鲍比那么开朗、率性，甚至从来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他总是能逗我笑。” 我开始微笑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她对鲍比的评价这么准确。 “鲍比从不板着脸，或者说，几乎从不显得一本正经；而你呢，总是一脸严肃，甚至在你不想那么做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又想起了什么。 “甚至是你走路的样子。” “我走路的样子？”我问她的时候，笑得有些难为情。 “看鲍比走路的样子，好像他并不在意自己要去哪里；而你走路时，好像总是一副不得不赶赴某地的样子。” 我知道她的意思，至少明白她对鲍比的判断。那就是他一贯的姿态，似乎能在任何时刻去往任何他想去的方向。 “鲍比曾是全美最佳运动员。”我开始给她解释。 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抑或是听到了，却全然没有在意。 “我上大学的时候，认识过一个像你这样的男孩，他也总是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她歪过头来盯着我，仿佛想要确认什么似的。 “他有一双和你一样的黑色的眼睛，像在沉思一样的眼神。我原本会爱上他的。” 她停了一下，然后眼睛闪亮着说道，“或许我曾经爱上了他，只是从来没对自己承认过。” 我有点儿不理解。 “你不想和他恋爱吗？” “我不能那么做，”她回答我，微笑里带着一种无声的悔恨。 “我知道，我们会相爱的，如果我们一直见面的话。所以。我们第三次约会之后，”她又笑了。 “约会！我们只是下午出去喝咖啡。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耍着十九岁的小聪明回答他，我的心不想受到伤害。对，我是那么说的。不想受伤。” 她耸了耸肩膀，然后轻微地，几乎不易觉察地来回摇晃着脑袋，像一个愉快的不怎么爱生气的观众，在欣赏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表演。 “我们从校园走过的时候，草地上覆盖着秋天的最后一次落叶。空气冷得刺骨。我记得当他开始告诉我，我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时，我能看到他呼出的气息。他不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的男孩，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存在的理由。我觉得他真的那么认为，”她说着，敏捷地瞥了我一眼，“如果你为什么事情找了一个理由，他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理由，并且说服你放弃自己的想法。” 她咬了咬嘴唇，伤感地对自己微笑着。 “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再见面，我告诉他我母亲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带回家的男孩不是犹太人，我就永远别想再踏进家门。” 我看着她，不太确定是否该相信她的话。 “那么他对此说了什么？” “他不相信我的话，最初不信。他知道有人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没想到，犹太人里同样也有对外族人的排斥。” 她没再接着说下去，我也不好多问什么，我们开始谈论别的话题。聊了一会儿，我们离开葡萄酒厂，开车上路。车继续向北，驶过沿着西面群山的山基修成的道路，途经大片覆盖在山谷底部的葡萄园，最后终于抵达加里斯多格的郊区。高高悬挂的广告牌上，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正从一张涂满了棕色泥浆的脸上向外张望。从这个标志来看，发现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最原始的加里斯多格泥浆浴，保证能把身体的各种毛病从每一个毛孔里驱赶出去。 我们停好了车，开始步行前进。小镇不大，进出只有这么一条不太长的路，沿途挤满了身着短袖运动衫的游客。我们一到路的尽头，看到一座两层的涂着白色水泥外墙的小旅馆，就赶紧逃离人流，躲进里面的餐厅。 足足等了三十分钟，我们才等到一张桌子。侍者招呼我们去外面的平台，看看摆在周围的木桌子有没有空的，自己找一张坐下来。我们马上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在里面找到一张靠近护栏的桌子，正下方是一条狭长的布满石块的小河。秋天的雨，如果下过的话。也是在数月以前了。浅浅的河底已经于涸，裸露的部分开始出现裂纹，满是易碎的棕色的芦苇秆儿。阳光透过一棵橡树的树权，在桌面上投射出一些格子形状的图案。在这温暖寂静的空气里，一切事物的运动似乎都那么从容，如同透过柔光下的微尘所看到的那样。 “劳伦斯·戈德曼，”当我问她是否听说过这个人时，她从菜单上抬起视线，把这个名字又重复了一遍。一丝微笑从她的下嘴唇上荡漾开，停留在她的嘴角上。她放下菜单，把自己点的东西告诉了侍者。 “每个人都认识劳伦斯。你认为我不认识他吗？”她的表情让我意识到，我的话险些伤害了她的感情。 “不，当然不是，”我向她保证。 “我就不认识他；而且，看起来我好像是惟一一个不认识他的人。” 面对这么一个只知劳伦斯·戈德曼其名的人，她急于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她非常热切，我觉得甚至是有点儿兴奋。 “每个人都认识劳伦斯·戈德曼，是因为劳伦斯为此花了五十年，或许更多的时间，”她开始给我讲。 “每一个社会活动，只要有他出席，报纸上总是第一个提到他的名字；每一次慈善捐赠，在所有参与支持的富贾名流中，他的名字也总是排在名单的第一位。我认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上，你恐怕找不到一块上面没有他名字的牌匾。” 侍者上菜的时候，她停顿了片刻。 “谢谢，”她对布置停当的侍者致谢，“看起来棒极了。” 这样的话他一天大概已经听了无数次，但是从她嘴里说出来，听到她那富有魅力的声音，他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好像在这之前任何人都没有为什么事感谢过他。 她拿起叉子，然后又放下了。她把身体往前倾了倾，眼睛迅速地扫了一下两边，像在扮演某个密谋者的角色。 “直到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给我听，我才知道他是如何完全利用别人的钱来做到这一切的。这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天赋：利用别人的财富，为自己赚取慷慨的名声。最糟糕的是，”玛丽萨不屑地撇撇嘴，似乎觉得很可笑。 “任何人并不是全凭运气，就能做到这一切。” 她立刻注意到了我眼里迷惑的神情。 “劳伦斯，”她向我解释道，“他很会说服别人。” 她瞪大眼睛，嘴上挂着奇怪的微笑。 “律师可能会把这种行为看做一种敲诈。劳伦斯掌握着城里大部分很有经济价值的房地产，一些人认为他拥有半个旧金山。当然劳伦斯也从来不试图打消人们的这种印象。他的运作方式真是相当独特。其他人比他有钱，而且至少有人会想到，政府官员们比他有权；但是那些比他富有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他这样的影响力，而那些把持着政府办公部门的人穷其一生积下的财产，也没有劳伦斯一个星期赚取的那么多。阿尔伯特·克雷文认为，劳伦斯是他认识的最不诚实的人之一。” 她说话时翘起了下巴，然后又慢慢地收了回去。 “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但并不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因为，那可不是劳伦斯会轻易忘记的事。你看，劳伦斯已经设法创造出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认为惹他生气是惟一不可饶恕的罪过。”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她点的莎东尼葡萄酒。她已经把红色的丝绸头巾摘下来了。当她沉浸在描述某种事物的情绪中，她经常会重复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而每次当她习惯性地把头那么一扬，她的头发就会随着头部的摆动，飞回到她的肩膀上。我没法想像，如果她的头发不是这样又长又黑，她会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不同寻常的细微之处让她看上去那么卓尔不群，让你禁不住去猜想她究竟会如何与众不同，就像是一个人人都想去探究的秘密，你猜不透这其中她会有多少游戏的成分。 她放下葡萄酒杯，像她常做的那样，睁大眼睛看着我。她的大眼睛里似乎隐藏着微妙的暗示，像是在说：什么都还没有决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先不要说出口，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什么时候你该和劳伦斯谈一次话，”她给我建议时，眼睛是那么明亮。 “他谈话的方式总是千篇一律。他的声音从不改变，总是温和的、不紧不慢的、轻柔的，以至于你不得不集中精力去捕捉他的每一句话。然后，当你对他开口时，他倾听着你说的话，仿佛那是他很长时间以来听到的最有趣但也是最严肃的事。他用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观察着你，脸上的表情像是某个智慧仁慈的修道士，带着友好的好奇注视着你。他的头往前探着，稍微弯下一个小小的角度。就像这样，”她一边大笑着说，一边低下前额，把脖子稍稍一弯。 “他弯下头，像是要提什么问题。然后，当你说完了该说的话，他点点头，对你微笑一下，接着，会有一瞬间完全的沉默，他的眼睛仍然看着你，似乎想确认一下，完全地确认出他没有因为一不留神而打断了你还想继续说下去的话。” 她又喝了一口酒，吃了一点儿午餐。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 “他的声音还是一样从容不迫，他解释的理由还是一样的顺理成章，他的要求也是和多年来提出的一样：‘我已经答应为医院新建侧楼筹集两百万美元，’他会这么说。‘如果你能赞助我其中的十万，我将非常高兴。’或者是二十万、五十万，或是任何一个他认为你应该付出的钱数。没有人拒绝过他，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对他说一次‘不’，就再也不会有机会说‘是’。因为只有那些说‘是’的人才能确信他们仍在局内，仍然被留在劳伦斯·戈德曼精选过的那个生意圈里，而没有劳伦斯，很可能根本就不再有什么生意可言。” 我对劳伦斯·戈德曼的独特伎俩没有特别的兴趣，不管他的伎俩可能是多么足智多谋，多么阴险狡诈；但是她的讲述如此引人人胜，以至于我几乎忘记了最初为什么对她提起了劳伦斯这个名字。 “鲍比在那儿，在戈德曼的公寓里，那一天晚上——” “我也在。” “他对我说起——” “他对你说起过杰里米·富勒顿的妻子，还有她对阿莉娅说的话吗？那可真是个丑闻。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通奸……你不会认为那和杰里米的死有关吧？” “你怎么看呢？” 她盯着我的眼睛，嘴边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好像要从我的眼睛里发现什么。 “现在你要做律师了吗？你打算盘问我吗？” 我感觉到血涌上了我的脸颊。 “对不起。我的习惯。我了解的还太少，没法考虑什么。所有我知道的都是鲍比告诉我的。是的，我想知道富勒顿的妻子是否会因为气过了头，所以不只是和那个与她丈夫睡觉的女人理论几句，而且还会做出某种超出言语之争的过激行为。” 玛丽萨严肃起来。 “如果梅雷迪思·富勒顿会因为她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而杀死他的话，那么很久以前她就会那么做了。不，”她强调着，声音相当伤感，“她绝对没有任何可能那样做。因为，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你认识她？” “是的，我认识她，”她边说边吃了一口东西，然后放下了叉子。 “很久以前，在杰里米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我和她就那么认识了，虽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了解她，而且我喜欢她，现在仍然喜欢。相信我，她爱杰里米。” 玛丽萨把头侧向一边，用一种疑问的眼神注视着我。 “什么？”我问她。 “哦，没什么，”她回答道。 “这很难给一个男人解释清楚，说出来似乎都很傻。不过每个女人都为杰里米着迷。” 我笑起来。 “你也如此？” 她又看了我一眼，仍然是一种疑问的眼神；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感觉得到，这眼神的含义不知怎么和刚才的不一样。 “我觉得我也会的，”她不想撒谎。 “在某个特定的地点，某个特定的时间。” “就像那个你在大学时代认识的男孩？” “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她想了想我的问题，回答道。 我看着她，等待她继续说下去。她咬着嘴唇，然后睁大了眼睛，好像终于找到了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词句。 “你认为他们都是不乏浪漫气质的人，”她轻柔地说着，“你担心他们可能是伪装的。” 她眼神里的疑问消失了，不管那神情意味着什么，这会儿都不见了。她勉强地微笑了一下。 “我说过每个女人都爱杰里米·富勒顿，但是否真是如此，我并没有把握。我也不敢确信阿莉娅和他是真的相爱。而且，我不能肯定阿莉娅是否能真心爱上什么人。” 她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拍了拍我的手。 “你真应该在那儿。假如你看到他们一起出现在那里，劳伦斯，阿莉娅，富勒顿，你就会明白一切。” 玛丽萨具有一种描述事物的天赋，听她讲述着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几乎看到了阿莉娅身穿黑色晚装站在那儿。她的头发盘了上去，露出光洁白皙的脖颈，一对钻石耳坠在雪白的脖颈两侧颤来颤去，她的眼睛冷静而又清澈，她站在那里，用纤纤玉手的每一个动作，与对父亲的每位客人说出的寥寥几句优雅得体的话配合得完美无缺。 “每一次当有人问起她的母亲，劳伦斯就会用那种一成不变的、从容不迫的腔调解释说：‘阿曼达想要来这儿，可是她先得去牧场那边安排好所有的事儿，刚巧赶不回来。’” 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的话。不是两层的诺伯山公寓，就是两百英亩的索诺玛山谷葡萄园，或者大西洋畔圣巴巴拉海峡之上群山之间的三千英亩大牧场，或者伍德塞德地区的半岛上十二英亩深处的一万五千平方英尺的世外桃源——那处房子四周的房地产几乎称得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他们总是到处走动，从一处房子搬到另一处，几乎是刚到一处，还没完全安定下来，下一个地方就已经准备就绪。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相当容易地为分居两地找到一个便利的借口。劳伦斯和阿曼达·戈德曼就是这样，他们两人当中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前一处房子打前站。 “不同寻常，如果你想想他们是怎么相识的，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玛丽萨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 我招呼侍者过来，又点了两杯酒。 “我不该再喝了，”玛丽萨温柔地抗议道。 “只是第二杯而已。为什么说他们相识的方式很不寻常？顺便问一下，他多大年纪了？” 她得想想才能回答我。 “我估计在六十五岁左右吧，”她说道。 “真的很难判断。劳伦斯的外表是那种典型的被照料得很好的人：他有一头雪白的头发，那张特意晒成褐色的脸上泛着红晕。他可能是七十岁，也可能是八十岁，甚至可能更老。当他们这类人拥有这么一副外表时，你只能确信三件事：他们很富有，他们很老，他们还能再活二十年，或者明天一早就会死掉。” 侍者在我们两人面前摆上新的玻璃酒杯。 “听起来他有点像阿尔伯特·克雷文，”我把酒杯凑到嘴边，从杯子上方偷偷观察着她。 她猛地扬起头，头发随之飞到肩后。当她发现我在注视着她的头发时，她大笑了起来。 “不，阿尔伯特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她仍然带着笑意，眯起眼睛，努力地把思路集中起来。 “阿尔伯特的脸不那么——圆润。对，就是这个感觉，圆润。老人的脸上没有任何线条，都是光滑的，非常——怎么说呢？圆乎乎的，软塌塌的，就像某个人做雕像时，趁表面还软，刮平了所有的棱角。你知道我想说的意思是：老人的脸光滑得就像婴儿的屁股。” 平台那边，隔着窗玻璃，人们在餐厅里谈笑风生，相形之下，我们的交谈多了一份二人共享的孤独，让人觉得我们不得不说的话是私密的，仅限我们两个知道。如果餐厅里面的人往外看，他们会看到我们俩隔着桌子。身体往前倾向对方，那样子像是走遍了世界才找到对方，现在除了单独待在一起似乎别无他求。有好一会儿我在猜测，如果他们看到这幅情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联想。我猜甚至那个听到过她说话的侍者，也一定认为我在疯狂地爱着她。 “你笑什么？”她问我，一双跟睛含笑地望着我。 “没什么，”我差不多是在说谎。 “我只是在想，我们考虑事物往往是根据事物的表相。比如说，劳伦斯·戈德曼的脸。好，现在告诉我他们是怎么相遇的？还有，为什么那会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看起来这么奇怪？” 关于劳伦斯·戈德曼和他妻子是如何相遇，以及他们相遇时发生了什么，作为那些令人惊讶的故事之一，在诸多场所里被人们无数次地私下传播着，以至于它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传奇，甚至那些将信将疑的人，或许特别是这些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了。它是那种每个人都想去相信的故事，因为它讲述的正是每个人渴望听到的东西。一些人认为，这个故事表明甚至是那些达官贵人也会为爱情不惜一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富人总是为所欲为，对于那些被他们的行为所伤害的人永远不会有丝毫歉意。 他们是在一个宴会上相遇的。那个宴会由劳伦斯·戈德曼和那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发起，是为了祝贺一个名叫理查·麦克布莱德的人，新近出任东部一家大房地产公司的副总裁。那时劳伦斯·戈德曼四十六岁，刚好已经结婚二十三年。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理查·麦克布莱德三十出头，而他的妻子阿曼达只有二十四岁。从劳伦斯看到阿曼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视线就再也无法离开她。十六位客人围坐在餐桌前，一起在装修得精致无比的餐厅里用餐，可是整个宴会自始至终他都只对她一个人讲话。藏书网等到上甜点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怪而又焦灼的神情，对大家宣布他得先行告退。 “我刚刚想起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餐巾放到桌上。 “我得去洛杉矶待上几天。”然后，就那么一小会儿，他低头盯着桌子，似乎在试图作出什么决定。当他再次抬起视线时，他直视着阿曼达·麦克布莱德。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 有些人后来宣称，那甚至不是一个问题，那更像是他为他们两人作出的一个决定，一个她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授权于他作出的决定。那是那种可以在事实发生之后再作出的判断。当时，每个人都不知所措，只能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阿曼达·麦克布莱德起身离开座位，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丈夫一眼。就和那个仅在两小时前初次相遇的男人一起扬长而去。 如同每个被广为传播而后变成某种传奇的故事一样，对于这一切发生的地点所持的说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某些描述中，举行宴会的地点是戈德曼在旧金山的豪华公寓；而另外的版本则坚持说，一切都发生在劳伦斯剐建好的那座托斯卡纳风格的别墅里，那座别墅位于他拥有的索诺玛葡萄园的中部。 有些人甚至声称，那晚劳伦斯·戈德曼和他那位刚刚到任的雇员的年轻妻子，并没有飞往洛杉矶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与之相反，在那个凉爽的加利福尼亚之夜，他们走进遍布着棕榈树的黑暗中，驾车离开劳伦斯在圣巴巴拉的宅第，那座有着白色水泥外墙、红瓦屋顶和私人海滩的住所，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南延伸的公路行驶，直到他们找到第一家汽车旅馆。 每个人都认为?t>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惟一能让任何人都确认的事情，是九个月以后两桩离婚案被极其神速地无情了结，结婚的消息在既成事实之后被公之于世；在尽可能不被公众注意的情况下，劳伦斯和阿曼达·戈德曼惟一的孩子呱呱坠地。这孩子必定会是一个有趣的生命。 第六章 一同意代理哈迈尔·华盛顿这个案子，我就代表他放弃了立刻对他的谋杀罪指控进行审讯，并由大陪审团作出裁决的要求。医生刚把那颗打进他脊柱附近，险些让他送命的子弹取出来，手术之后他在医院里恢复身体。，我希望他的第一次露面不是在医院的房间里，而是在一个让他在公众面前，尤其是新闻界面前，看上去不是他们想像的那副样子的地方。 现在，两周之后，我终于站在法庭上，等待着在一个全国瞩日的案子里首次亮相。 地区检察官克拉伦斯·哈里伯顿一边透过玳瑁的眼镜读着文件，一边在主要页码的上端折出一个角，然后再开始读下一页。当边门被打开，法警命令大家全部起立时，他丝毫没有转移注意力，.仍然在继续阅读。哈里伯顿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文件上，直到詹姆斯·？汤普生快走到一半的距离时，他才慢慢地把椅子退后，稍稍欠起身来，算是从技术上完成了起立迎接法官人庭的动作。 汤普生嘴里对自己咕哝着什么，环视了一眼鸦雀无声的法庭。这时，法庭里已经塞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将对这起美国三十多年来首次发生的谋杀政府要员的案件加以报道。 “提起诉讼，”他说着，冲地区检察官点了点头。 哈里伯顿头也不抬，还在看着。 “提起诉讼，”法官又重复了一遍，他灰色的眼睛变得严厉起来。 哈里伯顿把一直在看的文件放到一边，伸手去拿案件的卷宗。 “你难道记不住案件的名字吗？”汤普生很是不满。 可是他的话没起任何作用。哈里伯顿拿起文件，故意慢腾腾地站起身来。他系好西服上衣的扣子，又往下拉了拉领带。他中等个头，肩膀宽阔，手臂结实。他的鼻子有点儿太宽，而眼睛似乎又隔得有点儿太近，这让他看起来非常好斗，甚至可以想像到，这种人如果没去找茬儿打架，发现自己身陷事端时，心里就会窃喜不已。 “人民诉哈迈尔·华盛顿案，”他大声宣读案件卷宗的题目。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手下有成百个地区助理检察官，由他们负责在刑事法庭提起案件诉讼。这起案子是他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亲自出庭，他竭力使它看起来不逾常规，仿佛这个案子和他每年在办公室里处理的上千起案子没有什么不同。 “谢谢你，”汤普生法官边说边露出一个轻蔑的微笑。他转向法警，“带在押犯上庭。” 汤普生陷进高高的皮椅里，摇着头，两眼注视着天花板。 坐在轮椅上的哈迈尔·华盛顿被带进法庭。他身上穿着标准的粗斜纹棉布囚服，为了显示法定程序那毫无意义的权力，他的两只脚踝被一根六英寸长的链子拴在一起。辩护人和公诉人各占一席，他被推到靠近我桌子这边的位置。我们坐在右边的桌子前，面对着法官，紧靠着空空如也的陪审团包厢。 我很想知道，当哈迈尔·华盛顿刚被带进来的时候，地区检察官的脑海里闪现过什么样的念头。这就是那个被公开指控犯下了记录在案的最邪恶的谋杀罪行之一的年轻人，可是他看起来却一点儿也不邪恶。我想，我看到地区检察官开始注视他了，仿佛哈迈尔那双聪慧的眼睛和敏感的嘴使他大感意外。 或许这只是我的想像。可是，如果他脸上闪过的表情不是惊讶，那又会是什么呢？他坐在那里准备提出诉讼，而且打算获胜，他完全不需要花时间去提醒他自己：凶手总是有各种伪装，最危险的人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杀人的人。 “你的名字是哈迈尔·华盛顿吗？”汤普生法官问话的声音细若游丝，听起来让人觉得它会在愤怒的时刻砰然断掉。 哈迈尔直视着他。 “是的，法官先生，”他恭敬地回答道。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往下瞥了他一眼，我想，是哈迈尔回答他的语气使他做出了这个动作。 “华盛顿先生，你因被指控犯罪而在本庭接受审讯。这意味着本庭将对你记录在案的罪行提起公诉。本法官提醒你注意，以便你能为自己辩护。” 汤普生挑了挑他纤细的灰色眉毛，把头稍稍侧向一边。 “你听清楚了吗？都明白了吗？” 哈迈尔的目光没 6709." >有丝毫的游移。 “是的，法官先生。” “现在，在我们开始之前，”法官耐心地说，“我要忠告你，你有权自己选择一位律师在整个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作为你的代理人。你明白吗？” “是的，法官先生。” 汤普生又看了看他，这会儿看的时间似乎更长。 “我看到你身边已经有一位律师了。”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冲我点了点头，然后低下头去，看着他面前已经打开的文件。 “约瑟夫·安托内利，”他大声地念出来。 他把目光叉转向哈迈尔。 “你同意安托内利先生做你的律师吗，华盛顿先生？” 哈迈尔表示肯定后，法官就转向公诉人。哈里伯顿把手伸进档案夹，从里面拿出一张单页的文件。 “请法庭记录在案，”他大声宣布，带着开始每一件诉讼时的那种例行公事的严肃，“我要向辩护律师出示一份经过鉴定的正式的复印件，以提请辩护人进行抗辩，被告人哈迈尔·华盛顿被诉犯有一级谋杀罪。” 我没有劳神去看，就把它反扣在桌子上。 “法官先生，”我转向法官席说道，“被告希望提起无罪申诉。” “准许提起无罪申诉，”法官冷漠地回答道，同时在庭审档案上做了些必要的记号。 “法官先生，我请求准许被告保释。” 当哈里伯顿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他能用足够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动作。 “人民反对以任何金额保释，”他大声地嚷道。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提醒法庭，这是一桩罪大恶极的罪行，或者说，这桩罪行的受害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不，一位杰出的人民公仆。罪行的重大，畏罪潜逃跑的风险，这两者其中的任何一种，或是二者一并考虑，”他挥动着双手继续说着，“保释，或是庭审前进行任何形式的释放，都是丝毫不能接受的！” 他讲话时汤普生一次都没有看他，直到他讲完了，汤普生也没看他一眼。 “法庭将会决定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什么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他直视着我作出声明。 “你有什么想让我们听到的吗，安托内利先生？” “法官先生，被告没有犯罪纪录。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这所城市的永久居民。而且，正像您所看到的，”我停了停，低头看看哈迈尔，然后接着说，“他现在还离不开轮椅。在他能重新开始行走之前，还需要几个月的治疗。”我飞快地扫了哈里伯顿一眼。 “逃跑似乎会是个非常严重的冒险，法官先生。” 法官似乎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这当中有多少是出于他对地区检察官显而易见的愤怒，我无法判断。他犹豫着，好像在竭力下定决心。 “我将准予保释，”他终于说出了决定，“保释金额为五十万美元。” “法官先生，”我开始抗议，“这个年轻人没有钱，他家里没有一个人有——” 法官举起手，打断了我的话。 “我相信你还向法庭提交过另外一份文件，安托内利先生？” 保释的问题已经决定，我知道最好别为一个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争吵。 “是的，法官先生，我向法庭提出过申请——”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 “可以到律师跟前说话吗？”他一边问道，一边离开桌子，开始向法官席走来。 我们凑到法官席一侧，避开满屋子记者的耳朵。哈里伯顿对我的申请有话要说，但是他不想当众开口。 汤普生看着我。看到我没有反对，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回到各自的位置。 “暂时休庭，”他宣布。 “我将在会议室接见律师。” 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我曾给地区检察官写过两次信，请求他提供两位警官的个人档案——是他们在杰里米·富勒顿的车里发现了哈迈尔·华盛顿，之后在哈迈尔据推测企图逃跑时开枪击中了他的后背。当这两封信都石沉大海后，我向法庭提出了申请，要求法庭强制获得。如果地区检察官不打算给我一个答复，他得向法官解释为什么不愿意提供给我为当事人辩护所需的材料。 汤普生法官一言不发，朝他办公桌前的两把木椅做了个手势。我们一坐下，他就打开庭审档案，找到我的那份强制申请，通读一遍。 他的办公桌有一头靠在墙上，座椅后边的墙角里摆着一个三屉的金属文件柜，文件柜顶上有一个不锈钢咖啡壶和两只白色的杯子，杯子因为时间太久而有些变色，杯沿上也带着缺口。就在柜子的正上方，有一扇罩着金属网的玻璃窗，一束暗淡苍白的日光穿过它照进室内。 汤普生把申请扔到桌上。 “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道。 我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我开始端详咖啡壶底被腐蚀成锯齿状的边缘，想知道下一个给它通上电源的人离遭受电刑会有多远。 汤普生恼怒地看着哈里伯顿。 “我得再问你一遍吗？” “不，你不必问第二次，”哈里伯顿回答的声音近乎刻薄。 “安托内利先生要我们提供警官们的个人档案。” 汤普生摊开手掌。 “我读过申请了，”他等着哈里伯顿说出什么他还不知道的事情。 哈里伯顿散漫地环视着房间，然后耸了耸肩膀，笑了起来。 “我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 我开始上下地点头，好像在和着一首歌的节拍，丽在这之前，这首歌我已经听过一千遍。 “你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汤普生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仿佛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时常被滥用的愚蠢的口头禅。他拿起一支铅笔，用上面的橡皮头敲打着桌子，脸上浮现出一个严肃而又生涩的微笑。 “你们‘刚好不打算那么做’？” “对，我们不打算那么做。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被谋杀了，可是安托内利先生却想在这里用一点和警方有关的小把戏分散每个人的注意力。很显然，他已经找到了为其委托人辩护的方式，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相信真正的受害者并不是杰里米·富勒顿而是他的委托人。被告是否犯有谋杀罪和警察局的个人档案没有丝毫关系，而前者，我认为，才是我们在这儿的惟一原因！” 汤普生法官把铅笔掷到桌上，猛地坐到椅子里，转动着他的眼珠。 “‘而前者，我认为，才是我们在这儿的整个原因。’听着，克拉伦斯，我们俩都知道什么是你在这儿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将容忍你利用我的法庭开始你的州长竞选，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路夫休闲鞋，鞋上还配有黑色穗头的装饰。得给它们擦擦灰了。我把两条腿伸出来，先用裤边蹭了蹭其中一只鞋，然后又蹭了蹭另一只。 汤普生往桌前移了移，把胳膊肘放到桌上。 “你以为你是谁？法庭还没有对这份申请作出任何裁决，你就先宣称，你不打算按照申请执行，而后你又给我讲演一番案件的相关性？” 他捡起桌上的铅笔，开始用橡皮头敲打着大拇指的指甲，一脸严肃地盯着地区检察官。 哈里伯顿先是不示弱地与他对视，接着，或许意识到他做得太离谱了，于是试图一笑了之，只当它是一个简单的误会。 “让我们别再沿着错误的脚印走下去了。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说的是人民反对这个申请，因为——” 汤普生把铅笔一下子扔到桌上。 “忘了那个申请吧。” 我把视线从鞋上抬起来。 “忘掉它。让我们就在这儿马上解决这件事。” 他转向我，好像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为什么不为你的委托人争取二级谋杀罪名？”他平静地问我。 “显然他有受害者的钱包。如果那是一次抢劫，枪在争斗中走火，那么谋杀就是没有预谋的。这是个不错的提议。” 我抽动着鼻子，想让自己看上去似乎在思考这个建议。法官不总是喜欢公诉人，对律师通常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我不记得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形。他们彼此憎恨。汤普生想利用我多赢地区检察官几分。我出庭不是为了公正，而是为了取胜。我就照他想要的做吧。 “接受吧，”他敦促我。 “你也没法做得更好了。” “好吧，”我用一种似乎还不太确定的口气回答他，“您的建议可能是对的。”我直视着他的跟腈。 “如果你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那么，肯定是的，我当然非常愿意和我的委托人一起接受这个建议。” “明智的决定，”汤普生说道，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精明。他又转向哈里伯顿。 “那么我们达成协议了？” 地区检察官看起来几乎要疯了。 “不，我们没有协议，”他咬着牙根说，“不会有任何协议可言，除非他的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而后让人民看到他被处以死刑。” 汤普生法官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只过了一个瞬间，他突然瞪大了眼睛，猛地举起两手。 “那么，就这样了。没有抗辩交易，没有从轻判决，什么都没有！你想得到你的审判，表演你自己的那一套，好，你会得到这一切的！” 他上身笔直地坐在那儿，抓着手里的铅笔，把它上下扎来扎去。 “关于安托内利先生申请强制获得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儿。” 他很快地翻若挡案，找到了他要说的句子。 “是的。‘全部档案、文件、备忘录、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关于旧金山警官马库斯？乔伊纳和格雷奇恩？奥利里品行表现的警察局官方个人档案。’” 他带着一种不容分辩的挑衅的微笑，打量着哈里伯顿。 “我觉得听起来言之有理。申请被批准了。” 哈里伯顿想要反对，但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安托内利先生他神情冷竣地说道，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汤普生。 “那是法院的命令！……”法官的回答很简洁。 汤普生用拇指翻动着搁在桌角的一个黑皮镶边的日历，问我们：认为审判会用多长时间。哈里伯顿抢先回答：“那得用两个月的时间。” “三个星期，多一天也不行。”汤普生告诉他。 “那根本做不到！”地区检察官抗议了，“三个星期只够挑选和组成陪审团。” 汤普生还在研究着日历，头也不抬一下。 “不！……”他宜截了当地回答，唇边还挂着一个坚定的微笑，“这不可能！……” 他合上日历，宜布了审判的时间。 “有人反对吗？” 我们回到审判庭，各自坐回原来的位置上。方才，他们两人在私下里毫不掩饰对对方的蔑视，而现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彼此之间却表现得相当合乎礼仪。 汤普生法官问道：“公诉人是否有需要当庭提出的事宜？” “是的，法官先生，”哈里伯顿回答着，把身体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以便那些挤在他身后长条凳上的记者们能看到他面部的侧影。 “经过在会议室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之后，”他大声地宣布，“安托内利先生提交的文件已经得到答复。因此，请法庭记录，我将简要说明，人民不反对申请——” 我不打算让公诉人看起来比辩护人更理直气壮。 “法官先生，”我打断了他，“哈里伯顿先生的话完全正确，因此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撤回关于强制获得的申请。” 汤普生法官转向哈里伯顿，简直是充满了善意。 “我假定这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刚才在会议室讨论过的关于披露文据的调解，将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当然可以，法官先生，”哈里伯顿回答道。他等到汤普生转过身去。 “那剩下的只有确定审判日期的问题了，法官先生。”他这么说，好像法官可能已经忘了这件事似的。 他说完之后的表情，好像只是想尽力帮忙给法官提个醒似的。 汤普生低声嘟嚷了些什么，把头转向我。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安托内利先生？” “没有，法官先生。我认为哈里伯顿先生已经都说到了。”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站起来。 “休庭，”他一边宣布，一边懒洋洋地离开了座位。 审判庭开始清场了。一个副执行长过来把哈迈尔从律师席上推走。我只有很短时间在他耳边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并且许诺或许明天会去看他。 “别忘了，”他回过头来大声说。 顺着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哈里伯顿正朝我身后走来，像是要离开审判庭的样子。我开始把那份起诉我的委托人犯有谋杀罪的文件复印件装进公文包，这时我感到他的手落在了我的胳膊上。 “在那种情形下你对自己把握得很好，”他说着，冲那边点了点头——汤普生法官的身影刚刚从那扇门里消失。他低下头凑近我的耳边，以免被那些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等待提问的记者们偷听到。 “你以前没在这儿办过案子，对吧？在旧金山，办起事来和别处有点儿不同。”他又凑近一些。 “忘记我对汤普生说的话吧。我很愿意和你讨论一下抗辩申诉的问题。” 我把脸转向他，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很快地转身离去，微笑着面对着记者，推开了大门的木制扶手。他一边风趣地对他们说着什么，一边走向法庭后面的对开门。我等到他们都走出去之后，才跟上去。外面的走廊上，在一道刺眼的白光之下，无数台摄像机正对准地区检察官。我沿着墙根走到人群的后面，注视着这一切。 哈里伯顿显然精于此道。只用一秒钟他就可以让自己判若两人。那种阴郁懒散的表情已经了无踪迹，一种热切而精力充沛的神色洋溢在他的脸上。 他已经追不及待地想去回答任何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他腰杆挺直，就像一个参加阅兵式的战士。他显得比刚才年轻，也更加敏捷；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以前不曾有过的光彩。刚才他的声音迟钝、散漫，有时几乎听不见，除了公开庭审他不得不说些什么以备记录在案时，那声音便是一件用于嘲笑奚落的工具；而现在，那声音变得亲切、充满活力，而且坚忍不拔。一个具有这种声音的人会让自己确信，就算他只是说话，只要给他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使任何人信服他所说的任何事。 被媒体包围着的哈里伯顿，看起来甚至比他本人更像是人类的杰作。他运用着一位成功民主政客的精确本能，熟练地从一个疯狂的询问过渡到下一个，重复着所有他积累下的词句和一切没有价值的表达，不着痕迹地设法使它们听起来好像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作为必要的准备，他甚至还带来了精心打造的发言稿。 “经过全面彻底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他从稿子上抬起视线，直视着离他最近的那台摄像机的黑色镜头。 “在谋杀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一案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完全充分的证据，以争取被告定罪。” 他放下稿子，迎着镜头慷慨 9648." >陈辞。 “没有讨价还价的借口，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正义的实现。杰里米·富勒顿死于一次毫无意义的屠杀行为，仅仅因为他钱包里的东西而遭到杀害。这个案子将进行判决。” 哈里伯顿折起那张单页的自纸，扫视着面前攒动的人群。 “到审判结束，被告哈迈尔·华盛顿将被定罪，而且人民将要求对他处以死刑。” 当哈里伯顿对我说，尽管他在法官面前说了那些话，但是他欢迎关于抗辩申诉的协议时，我确信那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而当我看到他在摄像机前的表演，听到他向全世界宣布诉讼将进行判决时，我同样确信那些话决非戏言。他不是第一位这样的政客，或者第一位这样的律师，这类人更关注自己说话的现场效果，而不在乎他们所说的话是否前后一致；如果有人对他们演说的一致性提出质询，就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立场改变得如此之快，或者说，如此频繁。 我走到室外，下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儿时的游戏，忍不住轻轻地笑起来。我记得那游戏是这样的：从一株三叶草上摘下花瓣，怀着一个赌徒对命运的寄托重复着说：“她爱我，她不爱我。”这似乎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克拉伦斯·哈里伯顿头脑里的思维方式。 离法院一个街区之外，人行道上行人来来往往。人们赶着去做自己的事情，沉浸在各自随意的遐想中，或许某些人脑袋里的想法也和我一样奇怪。我站在交叉路口等待信号灯改变颜色，然后走上人行横道。一辆汽车从街角附近疾驰而过，按着喇叭让我闪开道路。我的心狂跳不止，慌忙跳回到马路边。 我差点儿迷迷糊糊地被撞死，这真让我觉得尴尬。 我一边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一边竭力屏住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抬起脚打算再过一次马路，可这时有个人拉住了我。 “现在是红灯。最好等它变了颜色再走。” 这声音像是来自井底的回声，听起来奇怪地熟悉。我看看四周，发现自己正和一个人对视着，而且这个人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他提醒我。 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抓着我的胳膊肘，开始横穿马路。除了完全没有料到会和他偶遇外，我没认出他的原因还在于他今天的穿着。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宴会上，他穿着昂贵的西装和意大利皮鞋。而这时他穿着一件相当单调的、松松垮垮的棕色运动夹克，灰黑色的休闲裤，脚上是一双满是灰尘的棕色休闲鞋。他没系领带，白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那件白衬衫看起来也好像连续穿了好几天了。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宴会上，他很引人注目；而今天他混迹于人群之中，就像换了一张不会让人特别留意的脸。 “我在想，不知安托内利先生是否有时间和我一起吃午餐？我一直很想和你谈谈。” 他一直紧抓着我的胳膊肘，直到我们到了路的那一边。被他抓住手臂时的感觉让我有点儿不舒服，就好像我被牵引着去往某个地方，但是却没人告诉我到底去哪儿。他说话的语气里透露出某种东西，让我意识到我们的相遇完全不是一次偶然。 “你在法院吗？”我转身问他，趁机挣脱出我的胳膊。 “是的。那儿简直是个疯人院，是吧？”他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接着说道，“对，我跟在你后面出了法院。那里的人实在太多，没法交谈。”他的眼睛陷在宽脸庞里，开始闪动着光亮。 “你走得比我快。我一直追不上你，直到你遇到信号灯停下来。顺便说一句，”他又加了一句，声音里带着一种警示的味道，“如果不是侥幸，你可能已经被撞死了。”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诚恳，我为自己前一刻的不愉快而感到后悔，他只是帮我过马路而已。 “我很愿意和你共进午餐，”我很抱歉地答复他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另有约会。事实上，”我往前看了看，又说了一句，“我正往那儿赶呢。” 伯格多诺维奇礼貌地微笑着，但是失望，或者是什么更甚于此的东西，从他的眼睛里倏忽飘过。他又抓住我的胳膊，这次不是抓住我的肘关节，而是用一种惊人的力量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一定得和你谈谈，安托内利先生。那太重要了。” 他匆匆地向我点了点头，然后放开我的手腕，不等我回答，就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他突然坚持要见我，离去时又唐突又生气，这两者都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开始沿着街道往前走，一边猜想着什么事情会如此重要。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的那个晚上，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印象：他似乎想让我知道什么事情，而又不想在别人面前告诉我。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等上两周，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在庭审后等我，而不是拿起电话直接找我？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是我遇到的又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人。不过，我开始纳闷，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第七章 当阿尔伯特·克雷文向我发出邀请时，他同时为自己没有早些和我联系而表示了歉意。他坚持说，那不是因为他对这个案子以及我正在着手的工作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不得不集中精力处理一件特别复杂的民事案件，完全没有时间关心别的事情，所幸现在终于结案了。我正往他办公楼的人口处走去，却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加长轿车，克雷文正从摇下玻璃的车窗里伸出手来招呼我。 “我想我们可以到我的乡村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上车时他亲切地对我说道，然后拍拍司机的肩膀，“麦塞德湖。” 他陷进铺着长毛绒的真皮座椅里，开始说些什么，然后又摇了摇头，在衣服口袋里摸索着，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哦，在这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西装外衣的左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他戴上眼镜，研究着什么人写下的字条。 “这是我临离开办公室时接到的，”他解释说。 “地区检察官打来电话，留下口信说，他和你说过的事是认真的，如果你愿意进一步和他讨论的话，就尽快给他回电话。” 听完这话我脸上的反应让克雷文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禁不住问我：“他的做法让你觉得可笑吗？” “我们走进会议室，他对汤普生法官说，决不做任何抗辩交易。我们一离开法庭，他就告诉我忘掉他对法官说过的话。两分钟之后，他走出去在走廊里，向全世界承诺，审判将会如期进行，不过那也只是为了履行处以死刑前的法律程序。而现在，显然他刚回到办公室，又打来电话让我知道，我不必拿他对别人说的话当真。” 克雷文的嘴边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 “‘哈里伯顿，半心半意的家伙。’他总是这样。他无论说什么都是为了追求某种效果，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想那么说。他想要利用这个案子得到一切他能够从中获取的东西。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接下来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在审判中一决胜负。” 我纠正了他的说法：“三个星期。” “用三个星期来审判一桩谋杀案？”他很吃惊，但片刻之后，他便确信自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哈里伯顿说得用更长的时间，而汤普生回答那不可能。我说的对吗？”他问我，显然很想知道自己是否猜对。 我告诉他事实的确如此，他听了之后满意地笑了。 “他们真的互相敌视，”他对我解释道，显然他对两人的这种状态并不感到遗憾。 于是，我问他这两个人为什么相互敌视。 他朝我这边倾了倾身体，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 “他们相互敌视了这么多年，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却非常清楚。多年以前，他们俩刚从法学院毕业，一起在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开始工作。和其他任何一个新任地区助理检察官一样，他们从处理轻罪诉讼起步。几个月以后，哈里伯顿得到提升，开始处理重罪案。而汤普生却不得不等了一年多。” 克雷文凝视着窗外。此时，加长轿车正穿过行人车辆，行驶在出城的路上。我等待着他回过头来，接着把哈里伯顿和汤普生为何相互蔑视的故事讲下去。可是等他终于转过身来，他却开始谈论起天气。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仍然等待他说出下文，“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这么敌视？” “我刚才告诉过你，”他耸了耸肩。 “哈里伯顿先得到了提拔。” “就为这个原因？”我忍不住问。 “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他打量着我，表情里有一种无奈的仁慈，像是对傻话、蠢事，甚至可能是人类的罪行所抱有的那种悲伤的听之任之的态度。 “当你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觉它的确相当严重，”他提示着我。 “汤普生和哈里伯顿两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就在他们事业的起点，更确切的说，是人生的起点，其中一个被认定比另一个更优秀。” 克雷文靠近我一点，搜寻着我的目光。 “你怎么想像汤普生当时的感受？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难道你认为自己不会对此心怀怨恨，不会认为不公平，甚至可能比那更糟：一次出于偏袒的活生生的教训？不过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你如何猜想哈里伯顿当时的感受？你认为那对他产生过什么影响，使他变得更谦虚，更少些野心，不总是那么胜券在握、急功近利吗？你已经见过他了。你认为那件事就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汤普生的看法或是他对待汤普生的方式吗？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在那时目睹此事的人都不难猜出，这两个人将会终生为敌。” 我曾经认为阿尔伯特·克雷文是个浅薄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总是不停地忙于搜寻什么高明的事情，在他那数以百计并无深交的朋友面前夸夸其谈。但是现在我开始发现，他对人类的本性有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完全不同于他通常扮演的那个人物身上所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肤浅的乐观。 麦塞德湖到了。克雷文告诉司机两小时后回来接我们。俱乐部门前的旗子在正午的微风中轻轻地飘动；和加利福尼亚其他所有俱乐部一样，这家俱乐部前面的旗子也降到一半，以表示对杰里米·富勒顿的怀念。这是一座一层的木质结构建筑，长长的，但并不高。从这座房子离我们较远的一边，隐约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是几个刚打完高尔夫双打的人，正从十八洞的场地走回存衣问。他们边走边计算着总分，脚上的高尔夫鞋踏在沥青路面上，鞋钉敲打出一阵悠闲的节奏。 每个人都认识阿尔伯特·克雷文。我们穿过咖啡馆大小的饭厅，朝阿尔伯特的桌子走去。那张桌子，即使不全部归他所有，也总是为他虚位以待。一路上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六次，和他的老朋友们逐一寒暄上一两句。因为是在平日上班时间，餐馆里的客人还不到一半。如果里面有一位不到四十岁的男人，那么他一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惟一能看见的女人是那些中年女侍者，她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做着手边的日常工作。酒吧里还能看到两个身着羊驼毛毛衣的灰发男人，在那里来回传递着骰子盅打赌喝酒。要不是这个酒吧的存在，这儿看起来就是一个退休者之家的大餐厅。 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桌子在房子的远角，从地面直通到天花板的那些窗户的连接处。那张桌子属于他已经不止四分之一个世纪了。窗外，极目向远处眺望，阳光照耀下绿色的高尔夫场地纵穿过枞树和柏树的树林。远处，一个独自打着高尔夫球的人，手臂越过肩头放在身后，两手紧紧抓住又长又细的球杆，观察着一只球飞出去的路线。太远了，我根本看不到球飞到哪里去了。 “从哪个地方望出去，你看到什么了？”克雷文给我们俩点了两杯酒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外吗？” “对，的确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我问的是个相当愚蠢的问题，是吧？看看这个房间周围。他们都是常年来这儿，打高尔夫，吃午饭，喝酒，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而且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散布着轶闻，编造着谎言，提醒着自己已经拥有了多么伟大的生活。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就在那儿，”他说着指了指远处，在那边的场地上，那个刚刚把高尔夫球打进球洞的人正吃力地往上走着。 “在杰里米·富勒顿还有鲍比·肯尼迪在加利福尼皿被谋杀之前，就在那个地方，还曾有过一位美利坚合众国参议员被枪杀。” 女侍者给我们送来了酒。克雷文直呼其名，表示了谢意，又看着她走远。 “这是个好女人，”他边说边喝了一口酒。 “嗯，”他接着说下去，脸上满是光彩，“我想你无法真的去责备任何人健忘，那得追溯到几年前。”想到他正要说的话，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微笑，“几年前，不，再往后退几年。实际上是在1859年，在美国内战之前。更精确的说，9月13号。那时这儿当然还没有高尔夫球场。”他说话的语气让你觉得，仿佛你要听到的是一个隐而不宣的秘密，如果它被广而告之，就会降低作为知情者的价值。 “那时这儿什么都没有。在旧金山和圣马特奥两地的这个交界处，只有这个湖。我猜这正是他们选择此地的原因：偏僻，或许还因为，假设当局试图阻止他们的行为，这个位置也会在确定权限时造成某种技术上的困难。你看，确切地说，它不是一次谋杀，而是一次决斗，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的最后一次持枪决斗。它是一次决斗，信不信由你，决斗的双方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卫·S·泰利和参议员大卫·布罗德里克。他们俩都是民主党人，不管我的那些共和党的朋友如何认为，这一点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参议员布罗德里克反对南方蓄奴制，而法官泰利则站在加利福尼贬民主党内赞成蓄奴制的那一边，就是后来被称做‘骑士’派的那些人。” 克雷文停下来，又喝了一口酒，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 “法官似乎已经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不断地推波助澜。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已。他不得不开始制造舆论，不断地诋毁和反对蓄奴派；而参议员明显地站在右翼，把法官叫做‘可怜的倒霉蛋儿’。这一下子强烈刺激到了法官那特殊的南方人的敏感。他向参议员发出挑战。要进行一场决斗。后来，有一些人断言，决斗双方的手枪是由法官的一位同事提供的。参议员的那把枪使用的是微动扳机，这样就会导致过早开火。不管事实是否如此，惟一能断定的是法官的那支手枪完全好用，那天清晨参议员就死在那支枪下。1859年9月13号，在外边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人准备推球进洞的地方。”.９9ｌｉb. “那个法官后来怎么样了？”我凝视着窗外远处绿地上飞舞着的红旗，追问他。 “为了他的信用，或者是为了他的不守信用，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这些事，他对自己拥护的事情还算忠诚。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加入了南部联军，在军队中升到了准将军衔。我不了解他在战争中的实际作为。不过他幸存下来，最后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隐居在斯多克顿。” 停了好长一会儿，克雷文又想起了什么。 “整个这件事情突然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泰利一定是对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嗜好，或者也可能是对政府怀有非同寻常的憎恨。1889年，恰好在他枪杀参议员三十年后，他又企图向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开枪。斯蒂夫·费尔德法官在他那个年代相当有名，他在兰茨洛普火车站遭到了袭击。不过，这一次泰利没有得手，他被斯蒂夫·费尔德的保镖开枪打死了。” 女侍者来到桌子旁，拍了拍克雷文的肩膀。 “你需要菜单吗？”她微笑着问克雷文，那笑容里透着对老朋友的感情。 “玛格丽特，”他边说，边拍拍她的手，“我想让你认识一下约瑟夫·安托内利，他将会和我们待上一段时间。” 我们相互打过招呼后，她对我眨了眨眼，给了我一个忠告，“别让他劝你喝青豆汤。” “可我总是喝青豆汤，”他表示抗议，还用肩膀轻轻地顶了顶她的髋部。 “那好吧，”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继续说道，“我还点青豆汤，不过你可以给他来份汉堡包。安托内利先生喜欢汉堡包胜过一切。” 克雷文注视着她沉静地缓步走向厨房，眼里流露出一丝渴望的神情。 “二十年前，她最早来这儿工作时，男人们为了能和她共度一夜，情愿离开自己的妻子，”他把眼光收回来，落在我身上，“其中一些人得到了这个机会。” 我向后靠了靠，审视他片刻，然后问他：“你一直爱着玛丽萨，是吗？” 克雷文挑了挑眉毛，回答道：“是的，玛丽萨。你知道，她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不过现在，我担心你会把她偷走。”.９9ｌiｂ. 他迅速地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柔软，也很光滑，没有一个老茧或是什么坚硬的边缘。 “不，我是在开玩笑。我们是老朋友，玛丽萨和我。如果说我对她怀有某种近乎父爱的感情，那是因为，嗯，那是因为她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女人要更耐人寻味得多。” 他皱着眉，似乎在考虑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那还不完全对。我认识的其他女人，我知道她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他向我保证，“都很优秀，尽管刚才我说过那样的话，但是我得说她们真的都很引人关注。但是玛丽萨——真的相当令人吃惊，有时当你想到她究竟有多么与众不同时，你会发觉她是这些女人当中惟一一个完全没有欺骗性的人。” 这番话看来接近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一成功使他很高兴。他在椅子边上拍打了一下。 “我真的认为她是我认识的所有女人里面，惟一一个年龄超过三十五岁，至少没做过重要的整形手术的人。你知道吗，”他接着说下去，嘴唇鼓成圆形，撮出一个滑稽的笑。 “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中，大多数都有一家他们常去的私人医院。我想那里甚至还为他们设置了一个急诊室人口，以便他们每个星期天晚上或是星期一早晨去整修他们周末发生的故障。千真万确！”他微笑的眼神里闪动着嘲讽的愉悦。 “你认为这些人为什么总在给医院捐款？他们是被敲诈才不得不这么做的！”他得意地大声笑起来。 “我喜欢玛丽萨，”他说着，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她可能是我惟一真正喜欢的人。是真的吗？我很想知道。是的，嗯，或许是的。” 他的眼光在房间四周逡巡着，好像在寻找某个能给他肯定答案的人。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对面的我。 “我想一定是因为钱。” “钱？”我不解地问。 他重又开始扫视整个餐厅。 “现在到处都讲钱，”他的意思有些含糊。这时他不再一脸严肃，面部表情重又洋溢着一种兴奋和愉悦，那种神情和前一刻他给我讲关于私人医院和夜间美容手术的那些故事时一模一样。 “那恰好就是玛丽萨不同于我的大多数女性朋友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城市里的女人，好吧，我们不妨这么说，她们共同拥有着一种奇妙的本能，可以轻易看破男人们的虚荣心。那些上了年纪的有钱男人，我想你能理解。她们运用这种本能去实现目标的方式，真是相当精明。她们不只是吸引那些老男人，而是要设法和他们结婚，因为她们嫁的男人总是老得不成样子，不久就会死去，并且还会把巨额财产留给她们。我没法告诉你，我是多么钦佩这一切当中所包含的绝对智慧。想一想，她们获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仍然沿用丈夫的姓氏，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而且，除此之外，她们还得到了她们想要的一切，因为现在，她们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已故丈夫的财产。最绝妙的是，总是还有其他老富翁可以嫁。当然，当她们再嫁时，”他故作神秘地又补充一点，“她们会同时保留前任丈夫和现任丈夫的姓氏。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放弃作为一个名人能得到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尤其是，一个代表着富有的姓氏？过一段时间，”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把身体仰靠到椅子里，两只手也随之搭在膝盖上，“你就会纳闷，一连串的婚姻中的某个情节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是不是总在努力寻找结婚机会！” 克雷文的眼睛眨动着，就像外面飞舞的旗子。 过了一会儿，他抽动了一下他那小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下巴。 “玛丽萨就完全不是那样。她自己赚钱。” 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你不知道她很有钱是吗？是啊，你当然不会知道。钱可不是她愿意谈论的事儿。很好。嗯，是的，她很富有。而且绝对不是从她丈夫那儿得到的这些钱。离婚之后，她自己开始创业，没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就凭她自己的天分。她开了一家服装店，最初店面很小；之后，她开了一家大服装商店，再后来，又开了另外几家大店，现在，她已经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服装连锁店。” “一个完整的服装连锁店，”我目瞪口呆地重复了一遍。 “她提到的好像是个商店，叫‘肉体之路’。” 克雷文大笑起来，然后他说出了一个名字，那是玛丽萨的服装连锁店的名字，它的确非常出名。我并不能确定，这是否会使她更令人好奇，或是更富有魅力；我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和她在一起时我曾出乎意料地变得那么轻松，而此刻我却发觉她似乎和我印象里的那个人并不相同。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仿佛我此刻听到的事情是她本该告诉我的；我想知道她之所以瞒着我，是否因为她认为如果我知道了她有多少钱，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她了。 女侍者给克雷文送来了他的青豆汤，又在我面前摆上了一只盘子，里面是一个汉堡包和一小堆凉拌卷心菜。她先替克雷文把餐巾塞进领子里，又帮他抻开，遮好他的衬衫和领带。显然，这是她常做的事儿。她做这一切时，克雷文仍然一直在说话，等她弄好了，克雷文也没有任何感谢的表示。他拿起汤匙，舀了一勺热汤吹了吹，试探着先尝了一口，然后有点像被烫着了似的缩了一下。他放下了手里的汤匙，等汤稍凉一会儿再喝。 “从我最早入会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菜单。当然，这汤的口味也没变过。我想他们一定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前做了一只巨大的配料锅，以后只是不断往里面加点儿料，然后把它搅拌一下，每天多加一点儿。”他又拿起汤匙，重复着那套同样的动作，不过这次他开始享用了。 “今天我在法院外边碰到了你的朋友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我对克雷文说，“不是偶遇，他一直跟在我后面。他说他为了某些事情，不得不见我一面。你能猜到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吗？” 克雷文似乎有些吃惊：“他跟踪你？” “从法院开始。如果他想和我谈谈，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呢？” 克雷文提示我，那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电话，饭店的电话号码当然不如我自己的打起来方便。这倒让我联想到，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伯格多诺维奇完全可以像地区检察官那样给我留个口信嘛。 “你忘了一件事，他曾经当过间谍。我没法想像他能在电话里谈很多问题。” “甚至不能用电话邀请某个人吃午饭？”克雷文的推测丝毫不能让我信服。 “如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就不会打电话，”他的表情倒一点儿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克雷文搅了搅他的汤，然后放下了汤匙。 “我认识安德烈好多年了，大概是在60年代晚期的什么时候。他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但是他却相当娴熟地周旋于各种社交圈。想像一下他那时的风采：比现在年轻些，但是有着和现在一样的那种老派的魅力。声音也和现在一样，那么圆润浑厚，富有教养。认识他的人会忘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只记住他是个俄罗斯人。他谈论托尔斯泰、普希金，以及每一个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作家；但他从不提起马克思和列宁，而且他也从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他曾是个克格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一直相信，他仍然是一个正派而又大度的男人。他在另一边，就是那样。可是我认为如果可以选择，那并不一定是他愿意为自己选择的一边。” “但是，他的确选择了阵营，不是吗？他投诚了。” 克雷文把双手抬到下巴底下，手指相互敲打着，朝窗外望去。他的视线滑过一段长长的球道，注视着绿地上飘动着的旗子，那个地方曾是法官和参议员的决斗场。 “事实上现在只剩下一边了，”他冷静地说道，“他投诚了吗？谁了解？他说他只是决定留下来。关于这个人，我能确切告诉你的一点就是：他从不说谎，但是他也从不说出全部真相。还有就是，”他仍然看着窗外，继续说道，“他从不作出回答，他只是提出问题，而他的问题似乎就是答案。”克雷文转回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比如说，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那番话。” 我没有忘记伯格多诺维奇那晚在餐桌上说过的话，还有他说那番话时的情形。 “你是指，他提到J·埃德加·胡佛。” “对，就是那样，”克雷文点了点头，“他什么也没说，对吧？但是他肯定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似乎说出了什么。他就是那么做的，而且他总是如此。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是个风度迷人、充满智慧的男人。而且，就像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一样，我认为他绝对是个擅长隐蔽的天才。要是知道他想和你谈些什么，该是多么有趣啊！” 我们又转变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留在旧金山准备审判期间的工作安排。克雷文不仅付给我律师费，而且负担我在旧金山的一切费用。他只有一个条件，不过这个条件是他一再坚持要我必须答应的。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和这个案子有任何牵连，除了他帮助哈迈尔·华盛顿的母亲找到律师，以及因为我堂兄是他的搭档而允许我使用事务所的这两个事实。另外他告诉我，他会从他在一家欧洲银行的账户上给我开出律师费的支票。 “在这个城市里我的朋友太多了，”这是他给我的惟一解释。我当然不必去问，不知劳伦斯·戈德曼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站在外边等候的时候，那辆加长轿车恰好刚刚开进停车地点。这时，他对我说，虽然他不得不谨慎行事，但是对这个案子他也不一定非得那么超脱，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以后。 “我非常了解你在这一行的名气，我知道你懂得如何打赢官司。不过，这个案子的确不太一般，它牵扯到了太多的人。杰里米·富勒顿曾影响过很多人的生活，但是那些人对事情的真相并不真有兴趣。如果你想有机会查清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那么对这些人，包括对富勒顿，你都得有所了解。在这方面我或许能给你某种帮助。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们坐到汽车后面的座位上时，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已经做了。” “已经做了什么？”我在后面的座位上伸开胳膊，转回身去问他。 “已经开始试着帮助你。我已经作了安排，”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脸去看着窗外，“让你见见梅雷迪思·富勒顿，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 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继续看着车窗外面，脸上一副漠然的神情。显然，他也不希望我再多问。车向前行驶，我们就这么沉默着，只听见轮胎碾过地面发出的嗡嗡声。阿尔伯特·克雷文脸颊上柔软光滑的皮肤看起来不再那么红润健康，而是露出了一种暗淡的菜色，泛着了无生气的暗灰。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可能生病了；可随即我便记起，对一个老人来说，一点儿劳累就会使他突然暴露出自己的年纪。他的嘴巴张开着，仿佛他有什么话要说，不过他又合上了嘴。然后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我们一直往前开，耳边回响着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单调的嗡嗡声。我猜想他也许已经睡着了。我对自己笑了笑，把头转过来，看着我这边窗外的风景。璃城区越来越近的时候，商店门头和房屋便开始从我们身边一一闪过。 “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一辈子，可是现在它仍然让我感到迷惑，”我听到他在一旁开始说话，他的声音又变得惊人地清晰有力。 我们经过市场大街，行至鲍威尔街，当我们停在一辆有轨电车后面等绿灯时，我扭过头去，看到他一边说着，一边冲窗外比肩接踵的办公大楼做着手势。 “有时候我不敢确信它真的存在，也不能确定那并非是一个梦。你知道，”他接着说道，似乎打算向我解释一下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经历过1906年旧金山的大地震。其中一位老太太发誓说，当地震过去之后，当晚住在皇宫饭店的恩里克·卡卢索出现在阳台上，他高歌一曲咏叹调安抚受惊的民众。而另一位老太太则坚持说，恩里克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仍然惊魂未定，以至于当他张口想要歌唱时，竟然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司机把车停在克雷文办公大楼的前面，打开车门等候他下车。 “和富勒顿夫人的约会是在今晚，” 我们往里走时，克雷文通知我说，“六点。很抱歉时间安排得如此仓促，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明天她就要离开这儿，只有上帝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对我说，“别相信任何人告诉你的那些关于她的传闻。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女人。除了她以外，我没见过其他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忍受那些年里她所忍受的一切。” 第八章 它是旧金山的终极住址。斯布莱克们，斯坦福们，还有亨廷顿们，那些一度拥有过绝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地盘在全美国也算得上相当可观的人，都曾经在这里住过；它凌驾于整座城市之上，以前几乎能将整个海湾的景致尽收眼底。步行爬上这里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能开车的时候绝对不会走路；而任何一个开不起车的人，自然也就别想住到这里。后来，当那些老旧的用石材建造的宅邸被拆除，费尔蒙特、马克·霍普金斯这些簇新的大饭店建成之后，客人们的汽车都被要求横放在路边停靠，以免它们自由滑动，坠落到山底。水泥人行道被铸成洗衣板似的形状，以便给那些弯腰曲背、低着脑袋试图步行爬上来的人的脚底下增加一些摩擦力，万一摔倒的话，也可以用手指抓住那些凹槽。 鲍比和我过去常常来这儿，在那些夏日的星期六晚上，起雾的时候人行道会变得很滑，我们就来看那些身材高挑的女人从这儿走过。她们穿着高跟鞋，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当她们弯下身体，抓住一辆辆汽车前轮的挡泥板，沿着马路往上走时，她们的动作就像是踩在平衡木上，又像是爬楼梯的小孩子，正伸手去抓一根接一根的楼梯栏杆。旧金山全部的魅力和神秘似乎都浓缩在这个独一无=的地方，它就是诺伯山顶。 虽然只有六个街区远，我还是叫了一辆出租车。 透过车窗向外望去，在傍晚时分的光线里，建筑物坚硬的棱角看上去柔和了许多，街道上有漫步走过的行人，他们的脸无形中也被涂上了一层苦乐参半的光晕。到了山顶，司机在一个深绿色遮阳篷的前面停下车。不知为什么，我给司机多付了小费，让他得到了双倍的车费。然后，我停留了片刻，让自己沉浸在一种幻想的喜悦里，好像自己还是个年轻小伙，正赶来和一位住在诺伯山的漂亮富有的女人约会。等出租车渐渐开远，我俯视 6574." >整个街区，看到了格雷斯大教堂。虽然它有着哥特式的尖顶，假设计它的建筑师却丝毫不掺杂反讽意味地称它是“真正的美国式的大教堂”。他肯定是想说，它是凭金钱之力盗用过来的东西。 门卫说，富勒顿夫人正在顶层的寓所里等我。 电梯启动时嘎吱作响，一路呻吟着往上攀升。我试着想像地震发生时会不会有比它更糟的地方。每一个细微的摇晃都让我感到加倍紧张。我看到，那些绞在棺材似的梯井顶端的细钢丝拧成的钢缆正在开始松开，紧接着，就在那一刹那，或许就在一秒钟之后，旧金山飘浮于地球之上所依托的那个地层板块发生轻微的位移，钢缆断裂了……当电梯门终于在卜四层打开，我就像是终于降落在坚实的地面上一样走出电梯。 杰里米·富勒顿算得上声名显赫，生前人们便常常见到照片，而在他死后，他的照片更是随处可见。 可是，甚至在那些与富勒顿谋杀案有关联的照片里，我也不记得曾经见过他妻子的形象。富勒顿死的那天，离他四十六岁生日还有几个月；再加上他只结了一次婚，而且结婚时的年龄相当小，因此，我推测他的妻子一定和他年龄相仿。参议员被杀那晚，她在私人聚会上的表现我已经有所耳闻；所以不免把她想像成一个头发日渐变灰，内心充满自我怀疑的女人，她为自己已经衰老得不足以让丈夫从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女人身边离开而大失方寸。可是当我见到她本人时，我发现她与我的想像完全不同。 一头略含灰色的金发从她的前额向后一泻而下，她明亮的眼睛闪动着光彩。梅雷迪思·富勒顿的脸上仍然可见昔日动人的美丽，可能比年轻时更耐人回味。她脸上显露出的那种高贵，让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女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和聪慧。如果一个房间里全都是陌生人，他们都想结识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那么梅雷迪思会是其中惟一一位让每个人都想接近的人。 “感谢你的光临，安托内利先生。” 就连她说出这些普通的字眼时，也流露着一种沉静的优雅。如果我不了解她正遭受着的一切，她的话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位受邀来访的客人。而不是一个前来打扰她的悲伤的陌生人。 她把我让进客厅，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喝一杯。 “听说你想见我，我很高兴，安托内利先生，”她说着，递给我一杯酒。 “我知道，不是你代理的那个男孩杀了我丈夫。” 她朝沙发做了个手势请我坐下，而她自己仍然站着。 “杰里米认为什么也伤害不了他，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她停顿了一下，搜寻着我的目光。 “你曾经见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吗，安托内利先生？” 她这么问我，仿佛她确信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并且相信这个问题会使我们之间产生一种默契。让我们承认自身也存在着无法言喻的瑕疵。 “杰里米和别人不一样，”她接着说下去。 她开始在房间里慢慢地来回走动，她的视线落在一件东西上，然后又漂移到别的什么东西上面。 “杰里米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男人，”她的目光回到我身上。 “我相信对他的这个评价你以前在报纸上没有看到过。不过，他的确是这样的男人。美国人不信任一本正经的人，安托内利先生。杰里米能让每个人都信服，当他对文学和艺术十分欣赏时，他的确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偏爱同类的书籍和音乐。”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自豪的、几乎是傲视一切的神情。接着，她突然大笑起来。 “你知道他过去经常干什么吗？当他在某个地方演讲时，他会自己临时插上一句引言，引用某个名人，比如林肯、丘吉尔或是别的什么名人的话，然后他抬起头来，露出他那种羞涩的微笑，说上几旬诸如此类的话：‘给我写讲演稿的人想让我知道他们有多聪明。’” “你明白他在做什么了吧？”她急切地说下去，似乎觉得我应该了解她丈夫真实的一面。 “他在做他想做的演讲，一个严肃的演讲，他那样做似乎是在说——‘看，我不比你们聪明。’不过他要说的还不止这些，远不止这些。他还在说：‘我们或许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懂得当有人在表达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地倾听。’我想他是在努力让人们倾听他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倾听那些要是他们知道如何表达就会说出来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个隐秘的孤独的角落，每个人都严肃认真地面对着自己。” 梅雷迪思·富勒顿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放到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 “我埋葬了我的丈夫，安托内利先生。每个人都在场：总统、副总统、政府官员们。葬礼就是在街对面举行的，”她说着，冲那扇窗子点点头。 “格雷斯大教堂，杰里米会喜欢的。” 当她拿起杯子喝酒时，她的眼睛里泛起了暗淡的怀旧之情。 “我们刚结婚时就住在那儿，”她说着，又冲那扇窗点了点头，一边起身向它走去。从她站的地方望出去，能看到金门大桥，然后再远些，越过那些沿着海湾蜿蜒向北、陡峭而人迹罕至的山梁，就可以看到索萨利托村庄隐蔽在水边。 “我们就住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对杰里米的政治生涯意义重大，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她在窗边流连徘徊，唇边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凝视着她和丈夫曾经住过的地方。此刻，它正渐渐地退进傍晚的暗影，而海湾仍然在夏日的余辉中闪烁着柔和的金光。 “你读过 href='1174/im'>《了不起的盖茨比》吗，安托内利先生？” 她说话时，眼睛仍然停留在远处，凝望着或许只有她才能看得见的什么东西。 “记得那道绿光吗？旧金山就是杰里米的绿光。他爱旧金山，就像盖茨比爱黛西一样。盖茨比梦中的黛西，是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他竭尽全力去赚钱，想成为他认为黛西希望他做的那种人。在盖茨比的心目中，黛西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变老，也永远不会结婚生子。她一直都是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永恒不变，”梅雷迪思的声音低沉委婉，有时候微弱得像在喃喃自语，以至于我几乎分辨不出那些字眼。 她靠在窗前，那双黑色韵眼睛流露着沉思的神情，她嘴角上那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就像一抹跳动着的烛光。 “杰里米事业刚刚起步时一无所有。但是，他爱这座城市，他知道除非自己成为别的什么人，赚到很多钱，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否则就没有机会在这座城市里显山露水。我们住在那儿，就在山上的一处小房子里，每天晚上他就坐在那里观察着，思考着一切将会如何发生，而他会如何成为这座城市的宠儿。” “有时候，在夜深时分，酒吧关门之后，游客也都散去了，我们就沿着索萨利托的主街道走到尽头。去欣赏城市的灯光在海湾漆黑的水面上起舞。安托内利先生，什么时候你不妨也这么试试，深夜时走出来，在那里呼吸着清凉甘甜的空气，看着对面的旧金山从海湾的中心升起，如同古巴比伦从沙漠上拔地而起。 “它是他渴望的一切：是他的青春之城，梦想之城，我猜想对他来说，这座城市是他的惟一至爱——他从未产生过要离开的念头，也从未感觉到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值得一去。他站在我的身边，可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她：旧金山。他注视着对面的这座城市，就像看到自己深爱的女孩，在婚礼上翩然起舞，虽然她为了金钱嫁给了一个永远没有爱情的男人，但在她内心深处，她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她真心爱着的人。 “我想他对这座城市的渴望胜过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欲望。众议院、参议院，甚至是总统的职位，他想要获得其中任意一样的部分原因，也可能是惟一的原因，那就是如果他成功的话，他就能成为每个人关注的中心，成为这座城市惟一钟爱的那个人。”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一直凝视着海湾的那边，那里曾是他们一段人生旅程的起点，而如今这段旅程已经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看着我。 “他的生命结束得也和盖茨比一样，”她的语气里突然透出一种奇怪的淡然，仿佛她说起的只是某个多年未见的人，“被谋杀，而且没有人真正关心他被谋杀的原因。哦，他们倒是都来出席葬礼了，他们也都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不过他们对他的消失却非常高兴。他是个局外人，他不属于任何集团，而且他将要拿走属于他们的某种东西：他们的权力，甚至远远超过权力本身的东西——他们自身的优越感。那种认为自己举足轻重的感觉，而正是这种感觉才使他们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一定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杀了杰里米，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她看看窗外，又回过头来，仿佛还有话要说。可是，她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你还能告诉我一些别的事情吗？”我试探着问道。 “某些你丈夫生前可能提到过的事？” 她沉默了下来，房间里变得很安静。 “他被杀前几个星期，”过了一会儿。她说道。 “杰里米在白宫和总统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只有他们俩人，一直谈到深夜。总统告诉杰里米。如果他战胜奥古斯托·马歇尔成为州长，然后试图和他争夺总统竞选提名的话，他将会面临难以幸存的险境。杰里米开玩笑说，他认为总统指的是他的政治生涯将会面临死亡，但.9９ｌib?是总统说那句话的方式让他感到有些忐忑。”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试图判断出在她的讲述中，哪些是她真正了解的，而哪些只是她情愿相信的。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毫无意义的死亡。毕竟，不管生前是多么声名显赫，人们对一个死于偶然暴力行为的可怜虫的怀念，都绝对不会等同于纪念一个为国捐躯的勇士，或是一个因为有权势的人惧怕他而可能采取行动将其谋杀的人。 “这一切都发生得相当不可思议，”富勒顿夫人接着说道。 “没有人能打败杰里米，这就是总统为何如此担心的原因。杰里米在州长竞选中已经遥遥领先，某些希望自己的话被报纸引用的人便开始评论说，奥古斯托·马歇尔能够争取到熏新选举的惟一途径就是故伎重演，使出他第一次参加全州竞选获胜时用过的手段。” 我不是加利福尼亚人，所以我对她想要表达的意思一无所知。 “寄希望于他的对手死掉，”她把其中的玄妙解释给我听。 “多年以前，奥古斯托·马歇尔将代表共和党参加州首席检察官的竞选。他的竞争对手是当时在任的共和党首席检察官，这个人连任的呼声相当高，马歇尔根本就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但是没过多久，就在初选前的几个星期，首席检察官突发心脏病而死。” 我垂下眼帘，竭力想出一个得体的方式向她告辞。看来，梅雷迪思·富勒顿对她丈夫的死所了解的事情几乎和我相差无几。我看了一下手表，站起身来。 “时间不早了。我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问了。” 她转向我，嘴边挂着一个轻柔的、略带同情的微笑。 “你是对的，安托内利先生，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我丈夫，在这一点上我帮不了你。不过我确实了解一些事情，它们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就在一瞬间，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孤独的绝望，那是一个女人在不知所措时才会流露的眼神。而那眼神转瞬即逝，被她优雅的举止隐藏起来，对她浩而言，显然最糟糕的过失莫过于拿自己的痛苦去破坏别人的情绪。 “我想我得来杯咖啡，”她一边说着，一边穿过房间往外走去，“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一杯？”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厨房。厨房很长，但是有点儿窄，而且只有一面窗。临窗摆着一张小圆桌，旁边搁着两把椅子，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梅雷迪思·富勒顿站在那儿，等着壶里的水烧开，她一只手搭在不锈钢炉灶的一角，一只脚靠在另一只的后面，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已经从水槽上方的碗柜里取下两只杯子，等到壶里的水终于开始冒出热气，她便仔细地在其中一只杯子里加入两勺速溶咖啡。然后，她看着我，边用眼神向我确认加的量是否合适，边在另一只杯子里加进去一勺咖啡。 她在我对面坐下，两只手捧着咖啡杯。杯子的温度似乎让她感觉舒服了一些。她闭着眼睛，慢慢地吸了几口气。 “你应该和杰里米的行政助理罗伯特·齐莫曼谈谈，”她试探着喝了一口杯里的咖啡，慢慢地说道。 “我恐怕永远也没法喜欢他，但是他对杰里米绝对忠心耿耿。前天他来看过我。他当然参加了葬礼，不过那之后他回华盛顿去了。上个星期六他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能来看望我。我以为他是来和我商量我们该如何处理杰里米的参议院文件，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儿。他想和我谈的是关于竞选活动的情况。” 我一时感到困惑，于是放下手里的咖啡杯，问道：“竞选活动？” “杰里米的州长竞选。从杰里米遇害的那个晚上以来，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上帝啊，那是我最不愿意想到的一件事！”她唇边浮现出一丝悔恨的笑容。 “不过当然，有某些人，那是某些人的脑子里惟一想着的事情。在政治斗争里，或许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某个人死亡的真正意义只在于：它对另外某个人成功的可能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她眯起眼睛，又喝了几口咖啡。 “你记得那句有名的老话吗：‘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好了，现在杰里米死了，那么奥古斯托·马歇尔就能够继续做他的总统梦，而总统可以继续梦想自己的下一届任期，至于别的什么人便可以梦想竞选州长，或者别的什么——谁知道呢？” 每说一个字，她似乎就变得更加焦躁。她热切地盯着我的眼睛，问道：“安托内利先生，你能猜到谁将出场吗？你能猜到谁将取代我丈夫的位置，作为州长候选人和奥古斯托·马歇尔一争离下吗？” “很抱歉，我猜不到，”我一边说着，一边思忖着可能出现的答案。 “你知道劳伦斯·戈德曼是谁吗？” “他打算竞选州长？” “当然不是，安托内利先生，”她说着，脸上掠过一种轻蔑的表情。 “不是他打算参加竞选，而是他的女儿。” “就是为你丈夫工作的那个女人吗？” “正是如此，就是为我丈夫工作的那个女人。阿莉娅·戈德曼即将成为竞选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那些决策政党事务的州民主党政客们将在这个周末作出决定，不过那也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因为这件事情已成定局。他们很早就开始运作这件事了，从杰里米被谋杀的第二天起就开始了。罗伯特·齐莫曼把这一切都告诉我了。阿莉娅在星期天，也就是杰里米遇害后的第二天，打电话对他说，她认为他们应该一起继续参与竞选。她还告诉齐莫曼，她已经和负责操作竞选事务的托比·哈特谈过，而且得到了他的允许。她告诉哈特，如果杰里米在天有知，也会希望他们能继续为他所坚持的事业而奋斗。” 梅雷迪思·富勒顿凝视着窗外。天色越来越黑，夜晚的第一颗星星已经开始在空中若隐若现，而环绕着海湾那长长的弓形海岸，夜晚的灯火也已经闪亮登场。 “罗伯特·齐莫曼知道有什么事情在进行着。她在做什么？在请求托比·哈特把竞选秩序操作下去，可参加竞选的并不是她，她只是一个写演讲稿的人。” 富勒顿夫人转过身来望着我。 “不过，她当然比那个角色重要得多，不是吗？她是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罗伯特明白：劳伦斯家族，那位父亲和他的女儿，已经全盘接管了竞选的运作。但是，即使在他弄明白事情的变化之后，他也始终没猜到阿莉娅可能会成为候选人，更没想到她父亲可能会动用他的全部影响力，不惜一切代价使他的女儿当选下一任州长，谁知道呢？或者是下一届总统。”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杯子，轻轻地微笑着，看了好一会儿。 “你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对吗？安托内利先生，”她抬起头来问我。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几乎能买到任何东西。” 她叙述的这些事情当中，还是没有什么能够证明，那些想从她丈夫的死里得到些什么的权贵们，有哪一位和谋杀她丈夫的这个案子有牵连。劳伦斯·戈德曼和他女儿迫切地想要利用富勒顿的死或许是不妥当的，但是他们的做法并不足以定罪，从我代理的那个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它跟州长和总统可能为这场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少了一个对手而暗自释然相比，并没有更大的帮助。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放下杯子，问道。 “你和你丈夫一起出席了在费尔蒙特大饭店举行的宴会，那之后晚些时候，又一起去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参加了一个聚会，是吧？” 她起身向炉灶那边走去。 “你想再来一杯吗？”她一边问我，一边打开了灶头。 我摇摇头，算是回答她。 “你为什么后来没跟他在一起？我是指，当他去开车的时候？” 她眼睛盯着水壶，用手指甲敲打着不锈钢灶台坚硬的金属表面。 “宴会之后，我就回到这儿了。” 她抬起头来。 “我没法忍受劳伦斯·戈德曼，”她又解释了一句。 她把视线又转回到水壶上，开始用一只脚敲打起白色的瓷砖地面。壶里的水尚有余温，没过多久就沸腾了。 “我不喜欢劳伦斯·戈德曼，”她一边搅动着热水杯里的两茶匙速溶咖啡，一边平静地对我说。 “看到每个人极力讨好他的那种样子，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在某个有钱人面前，有些人竟会变得那么没有自尊，这真令人感到诧异。” 她把杯子凑到嘴边，坐下来吹着杯子里滚烫的黑色液体，直到它凉下来可以喝为止。 “我听说了那晚发生的事儿，你和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之间的事儿，”我说这话时，尽量显得轻描淡写。 她又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下，微笑着接过了我的话头。 “是的，真奇怪，直到现在我都没办法不去隐瞒，那是我一时糊涂。我很抱歉。是的，事实的确是那样：阿莉娅·戈德曼在和我丈夫偷情。杰里米总是和别人上床，想必你对此也一定有所耳闻，安托内利先生。” 我刚想予以否认，她就使劲儿摇了摇头。 “不，安托内利先生，你不必否认。但是你不能过于苛刻地去评价他这个人。”她开始眨动着眼睛，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她的语气几乎像在挑战什么，“或者说，他变了，变成了那样一种人。”她挺起了前胸，一只手很快地遮住了双眼。 “对不起，”她低声地喃喃着，站起身来。她把衣服的袖子拽到手上，用它擦拭着眼睛。 “我觉得我不能再哭了，”她说着，极力想透过一双泪眼，送出一个微笑。 “可是，上帝啊，既然他已经走了，我希望他们能让他安静待着。” 我站起来，轻柔地碰了碰她的肩膀。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如果她听到了我的话，那她就是不想理我。显然不是那样。 “我对他说过，叫他一定得停手。我知道他一直都有别的女人。但是我告诉他，和那个女人绝对不行，”她说着说着，越发激动起来。 “她是在利用他，而且更糟的是.?，杰里米也在利用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得不终止的原因。我想说的意思不是你所想到的那种。他在利用她，他让她以为她是在利用他，这样他就能接近她父亲。杰里米被迷住了心窍。他的目标是劳伦斯·戈德曼，而接近他的途径便是通过他的女儿，而且你看，杰里米知道，她认为利用他，就能推进她自己的事业，得到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是他告诉你的吗？”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我了解杰里米，”她回答说。 “我知道他有能力做到什么。我不希望他和那些人有牵连，不要像那样，不要那么近。你得和那种人保持一定距离。” 她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那天晚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吗？为什么我会在杰里米和其他所有人面前，把自己弄得像个傻瓜？” 她痛苦地看着我，仿佛她自己仍然不能确信她将要告诉我的事情。 “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她开始散布流言，说杰里米是孩子的父亲！” 这听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女人怀了孕，可是孩子的父亲是个有妇之夫，她为什么要向任何人都坦白这个事实，而不是把她的秘密倾诉给某个值得信任，并且会把她的秘密带进坟墓的人呢？ 梅雷迪思·富勒顿双臂环抱着，就像要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全部情感。她垂下眼帘，盯着地板看了好一会儿。一阵颤抖似乎传遍了她的全身，然后，又突然停止了。一个奇怪的微笑滑过她痛苦的嘴角，那笑意里充满了辛苦得到的智慧。 “我们不是生活在纳萨尼尔·霍桑笔下的美国，安托内利先生，”她抬起头说道，“犯有通奸罪的女人胸前不必佩戴红字。如果阿莉娅不想要孩子，那她就不必非得怀孕。她决定要这孩子，是因为她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她怀着杰里米的孩子，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毕竟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但是这样一来，杰里米就会作出被在场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明智之举的决定。你没看到吗？安托内利先生，如果你想成为总统，离婚倒是容易处理的；有一个婚姻契约之外的孩子，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我不知道她是否故意让自己怀孕，但是她非常愿意借此得到她曾经渴望得到的东西。她想得到杰里米，安托内利先生，因为她想要得到权力；现在杰里米不在了，她发现她能自己掌握权力。可是她仍然有孕在身，知道的人太多了，她没法做什么手脚。阿莉娅将会生下这个孩子.９９lｉｂ?，安托内利先生，她别无选择；而且他们会对全世界宣布：杰里米是孩子的父亲，要不是被谋杀，他将迎娶孩子的母亲。到戈德曼父女一切搞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认为杰里米和阿莉娅早就有婚约，而因为杰里米的死，阿莉娅成了一个怀孕的寡妇。” 梅雷迪思·富勒顿从我身旁走过，在桌子边坐下，注视着夜色降临的海湾。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反讽，”她的声音里透着沉重的疲惫。 “想一想事情应该这样结束，某个人通过告诉公众杰里米是她孩子的父亲这种方式来利用他的死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凝视着窗外，半天没再说话。当她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时，她微笑了。 “杰里米不是孩子的父亲。他不可能有孩子，因为他没有生育能力，安托内利先生。” 她把尚还温热的咖啡送到嘴边，一口气喝完了，然后又把视线转向窗外。窗外，就在金门大桥的那一边，沿岸的灯光正在黑暗中闪烁着。 “我们曾住在那里。我们结婚刚刚一年多，就在那时，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就在那时，一切都开始发生了。杰里米不能得到他最想要的，那简直让他发疯。他以前总是野心勃勃，而现在变得愈发不计后果。他不能有孩子，他不能繁衍后代，于是他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绝无仅有的生物，某个不同于其他人的生物，某个不能被摧毁的人，某个因为没有后人而不得不做些什么让自己永远不被遗忘的人。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安托内利先生？杰里米想要得到这一切，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会认为自己一无所有。” “那是杰里米的秘密，他的和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毁灭了我们俩。我爱他胜过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他也同样爱我。我们不能有属于我们两人的孩子，在那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对我们任何一方都是如此。现在，在其他的一切都发生过之后，我或许不得不向每个人说出我们从未透露过的隐私，只是为了阻止戈德曼父女别再造出更多的谎言。” “你丈夫以前没有……？” “告诉她他没有生育能力？不，她不知道。不过，从一个方面来看，她知道与否当然都无关紧要，不是吗？杰里米不是孩子的父亲，那就意味着还存在另外某个人。” 她站起身来，再次感谢我的到来，脸上的表情和她最初迎接我时一样优雅。她陪我走到前门，可是在开门之前，她还想给我提个醒。 “当心点儿，安托内利先生。杀死杰里米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6211." >我确信，对即将进行的审判，他们可是丝毫也不会感到高兴。” 她打开藏书网门的时候，朝电梯瞥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认为是否有这种可能：警察开枪不是想阻止那个年轻人开枪，而是想要打死他？那样也就不会有什么审判？每个人都正好可以确信，一定是那个男孩杀了杰里米。” 第九章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工作，午饭时间也没停下来休息，埋头阅读警方的报告、法院的报告、病理学家的记录，还有一系列冗长的新闻剪报——那些剪报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杰里米·富勒顿被广为传扬的政治生涯。我手里拿着一支铅笔，硬着头皮看完那些沉闷乏味的官方报告，每读完一页，我便停下来简短地记下一个词、一个甸子，或是某些对我有所提示的东西，它们能在日后使我回忆起某些我认为需要记住的东西。我始终都在做备忘事项的清单。 我开始阅读富勒顿已经结束的政治生涯的编年史，我放下了手中的铅笔，把这本厚重的剪贴簿摊在大腿上。收集进来的剪报形成了一个不太完整的传记，足以让人了解一个被引入公众视野的人的一生。 我并不是第一次阅读这类剪报册。然而此刻，当我带着对杰里米·富勒顿真实一面的了解，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阅读它的时候，在那些意气风发的照片里我发现了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在记录下一长串选举之夜的所有照片里，获胜的候选人充满自信地面对着镜头，身边站着崇拜他的妻子；在所有的照片里，一切似乎都没有任何变化，除了他们两人的衣着，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朋友和支持者们的面孔。 当我翻看着最后一次选举的那些照片时，我简直能感受到现场的兴奋，几乎听到了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狂热美妙的呼喊声。杰里米·富勒顿就在人群之上，不曾被打败的，看起来也是不可战胜的富勒顿，正微笑着回应他的民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温文尔雅的魅力，使他的野心看起来像是一种责任，而他心里却一直都清楚地知道，某一天他或许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是却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梅雷迪思·富勒顿认为她丈夫永远不会把他不育的事实告诉别人，我一边合上剪贴簿，一边猜测着她的判断是否正确。我匆匆地写下一个便条，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富勒顿还活着，当阿莉娅·戈德曼直接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并且对他说他就是孩子的父亲时，富勒顿将会作出什么反应呢？我的脑海里又闪出另一个想法，于是我在这个问题下面又涂上几笔：那么谁是孩子的父亲？ 我回到开头部分，重新开始浏览所有的材料。地区检察官在和法官耍完各种态度之后，做了他本该做到的事情，把我需要的有关警方的全部资料都交给了我，可惜它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原本指望在那两位警官过往的记录里能找到些什么，至少可以指出他们存在失职的可能；或者发现什么线索，可以推论出那把用来杀死杰里米·富勒顿的枪，在哈迈尔·华盛顿倒地后，在离他伸出的手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找到的枪，是被警方放在现场的。然而，马库斯·乔纳已经在警察局服务二十四年。而且从未受过任何处罚。他的搭档戈兰琪·欧莱瑞当警官的时间，短得还不足以惹上任何麻烦。在事件发生之前，她从警察学院毕业还不到六个月。事件发生的那晚，只是她第三次和乔纳一起执行夜间巡逻。 傍晚时分，正当我打算绝望地举手投降时，我表哥鲍比从这间临时办公室的门边探进头来，问我想不想出去喝一杯。 我们走到街角处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每个人似乎都能叫出鲍比的名字。我们在吧台对面靠墙的一张高桌子旁坐下。这家酒吧的房型有些狭长，天花板离地面很高。一个六十来岁、满脸憔悴的侍者走过来，尽量地弯下腰，以便能在此起彼伏的喧嚣声中听清我们点的东西。我们正位于金融区的中心，此时恰是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坐在我们周围的都是些穿着名贵西装、配着简约风格领带的中年男人。 他们交流着最近的新闻和最新的传言，其中一些人只是在回家前来喝上一杯，另外的那些人，则会一直喝到夜色降临或许更晚。 “如果这个警察，乔纳，有这么无可挑剔的记录，”鲍比问我，“那么他在工作二十三年后还待在一辆巡逻车里干什么？为什么他没混上探员，或者别的什么类似的职位？” 我对马库斯·乔纳没什么了解，但是我却对警察局内部的情况略知一二。 “有些警察不愿意玩那种‘争上游’的游戏，”我对鲍比解释道。 “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愿意留在街上工作。除此之外，乔纳是个黑人，或许二十三年前在他最早开始工作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提升。” 侍者给我们送来了酒。不等我伸手去拿钱包，鲍比就把二十美金放在了桌上。 “这么说来，你拥有的材料是，”他一边说着，一边尝了一口他点的曼哈顿酒，咧开嘴冲我笑了笑，“一个热爱工作的诚实的警察和一个几乎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小处女。” 我刚喝下一口苏格兰威士忌，等它热辣辣地流过喉咙，才开口回答鲍比。 “不，”我回答的时候，报之以同样的露齿一笑。 “是他们有诚实的警察和初出茅庐的女警。而我有的是那个黑孩子，他在逃离犯罪现场bbr>..时被警察击中，而且刚好又在他手边找到了杀人凶器。顺便说一句，在我刚读过的一份报告里，他们还给那个黑孩子制造了一条记录，记录表明他在未成年时即有过威胁他人的不良行为。” 鲍比撇了撇嘴角，挑起眼眉，那表情既像是在揶揄，又像是激将。我们小时候他就常常用这种方法，刺激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早已做过的。 “地区检察官没有机会胜诉，是吗？” “他倒是不会那么认为，”我同意鲍比的话。我又喝了一口，慢慢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孩子没干那事儿，我有把握这么说。” 鲍比并没有回避推理得出的结论。 “那么枪一定是警察放的了。” 一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不需要去证明警察方面的失职。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整天，现在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事情也有可能是以警方描述的那种方式发生的。那把枪可能在他手里。那孩子一定怕极了，别忘了，那时他挨了一枪。他说他没有动那支枪，并不意味着他真没动过。” 我在脑海里观察着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时努力描述出我所看到的情景。 “他听到有人走近。他知道有人在外面，那可能就是杀死富勒顿的凶手。他会不假思索地拿起枪，猫下腰从车里溜出来，飞奔着逃命。他跑得越来越远，他拿着枪，警察认为他杀了人，他们看到了他，而且也看到了枪。他停下来，或者他在迟疑，也可能他回头张望，手里仍然拿着那支枪。他们认为他想要开枪，他们认为他想打死他们，于是他们先开了火。” 我在警方报告里读到的一切，哈迈尔·华盛顿曾对我讲过的一切，现在开始汇合在一起。 “他说，在他们向他开枪之前，他没有听到任何凇警告；但是，很可能只是他记不得了。” 鲍比看着我，等待我继续说出下文，可是这就是我能说出的全部内容，我知道它还不足以解释什么。于是我开始大笑起来。 “不是很让人信服，是吧？即使那就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他们仍然抓着他的把柄：他在车里，他拿着枪，还有他企图逃跑。” 我对鲍比说起富勒顿夫人讲过的一些事情，告诉他，她是何等坚信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一定另有其人。我几乎要告诉他，关于阿莉娅·戈德曼的身孕以及为什么杰里米·富勒顿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的那些对话。鲍比是我的表哥，我完全信任他，但那些毕竟不是我的bbr>.个人隐私，我无法与他分享。 鲍比喝完了杯中的酒。 “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但是有很多人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他把空杯子推到一边，往前倾了倾身体。 “我认识一个人，他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富勒顿的事，这个人熟知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活。你想见他吗？里奥纳多·列文。我们大学时在一起，他现在是国会议员，众议院规则与管理委员会里最有权威的成员之一。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孩，脸色一点也不好，还戴着矫正牙齿的牙套呢。” 鲍比说完大笑..起来。我们起身离开桌子，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笑得愈发厉害。穿过吧台周围混乱的人群，我们走到门外。 “让我给你讲讲列尼的事儿，”他说道。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打橄榄球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做我的朋友，每一个大学生联谊会都希望我能参加。列尼在学校住宿。当我和那些所谓的好朋友们去参加各种聚会，享受我们认为的快乐时光时，” 他继续说下去，笑容里带着一丝悔恨。 “列尼宁愿待在图书馆里，一直坐到屁股发麻为止。当我告诉别人，自己是多么辛苦地参加橄榄球训练，凭一份体育奖学金来上大学时，列尼却在靠自己打工完成学业。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学校里有人负责给球队队员洗熨衣物，然后在每天训练前把干净的物品发给我们，列尼就是其中一个在洗衣房帮忙的人。你想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他说过一句好话吗？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我们以为生活会在我们打完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场比赛时终止，和退休有几分相似，沉浸在所有昔日的光辉中安享余生。你告诉我，谁更聪明，”这时我们走到了马路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是我们，还是那个分发运动员训练带的小子？” 我们沿着街道往前走，鲍比用他独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方式，晃着脑袋，身手敏捷地穿行于行人之间，而我则在一旁尽力赶上他。 “当然，列尼记忆里的事似乎并不是我说的那样。他提起往事时，就像我们大家都曾是好朋友，”鲍比大步向前，回头对我说道。 “他一年至少给我打三次电话，只是跟我聊聊我们同在加州大学读书时的那些美好时光，然后他会向我要赞助。”鲍比摇摇头，又大笑起来。 “他总是忙着参加改选。他永远停不下来。” 第二天早上，鲍比如约打来电话，告诉我国会议员已经答应周六晚上和我们共进晚餐。他想在唐人街和我们见面。 旧金山变化很大，不过，一旦你走过格兰特大街，看到那涂红染绿的东方之门，你记忆中的一切就会像以前一样重现在你面前。走在唐人街狭窄拥挤的街道上，你仍然会听到不同的语言掺杂在一起。在清凉的夜风中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侍者和店主们仍然对顾客说着轻柔温和的英语，然后，当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时，却急速地蹦出一连串难以理解的尖利的噪音。一群老妇人在街角凑成一堆，她们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和鲍比，然后压低声音，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她们的语言我甚至连一个词也听不懂。 我们走到餐馆时，里奥纳多·列文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的中国男人握手。那个中国人看起来和颜悦色，一头黑发梳理得油光光的。列文的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他的肩上。 “鲍比，”国会议员一看到我们就说，“让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一位老朋友，赫伯特·王。” 王带着礼貌的微笑先和鲍比握了手，然后待鲍比作了介绍，又和我握了一下手。 “国会议员的任何一位朋友都会在这里受到欢迎。”他说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说点儿什么以示感谢，他就回过头去，大声地喊了几句中文。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白衣侍者，顺从地等候在我们面前。 “请各位享用晚餐，”王说着，目送着侍者谦恭地弯着腰，把我们三位客人迎进餐厅。 我们在一张桌子前的一个深红色的真皮长条椅上就座，餐桌隐蔽在餐厅后角，既可以让我们的交谈不被打扰，又可以让我们一览无余地看到整间人来人往的餐厅。 “赫伯特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列文解释说。他仔细地打开面前空盘子旁边的亚麻餐巾，把它展开铺在大腿上，“他还拥有好多别的餐馆。” 列文把两只胳膊肘搁在台布上，手指交叉在一起。他半垂着眼帘，用一个习惯性的观察者有条不紊的眼光扫视着这个房间。他那张大嘴的曲线像在忧虑着什么，而当他翕动着鹰钩鼻，两个鼻孔突然张开时，他的嘴角就会不自觉地往后扯动。 “我喜欢这个地方，”说话时他的视线仍然在房间四处游移着，“大部分来这儿的人都住在这儿，住在唐人街里。这是我的部分选区，”他头一次把视线转向鲍比；“这你知道吗？” 里奥纳多·列文穿着一件浅色的斜纹软呢面料的运动夹克，配一条棕褐色的休闲裤，一件法式袖口的白衬衣，脚上是一双缀有穗头的懒汉鞋。灰色的长发直垂到他的耳际，沿着他的后颈翻卷上去。他有一张经历过磨难的脸，前额上也深深地刻着皱纹。他手背上的皮肤已经有了淡淡的斑点，血管则清晰地暴露在皮下。如果我不知道他和鲍比是大学同学，我会以为他至少比鲍比年长十岁。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听到鲍比的回答时，正感到身下坚硬的真皮座椅有些硌人。 “你参加的选举里有一半我都付过钱。” 列文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赠与和接受。他刚要开始回答，突然转移了视线，起身向桌子对面伸出手去。一位很有魅力的中年女人已经走到了桌子近前，而我竟然毫无觉察。 “我只是想亲自向你致谢，列文议员，”她闪动着一双聪敏的眼睛，微笑着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记住的。” 列文一直站着，直到她转身离开，回到几步之外的那张餐桌。 “是件移民事务，”他坐下来，含糊地提了一句。 “我喜欢做一个国会议员，哪怕只是偶尔实实在在地做一件对别人有所帮助的事。无论如何，”他耸了耸肩，又加上一句。 “这胜过给运动员分发训练带。” 鲍比往前倾了倾身体。 “听着，列文，咱们直接说吧。咱俩都知道你是大哥大。” “大哥大！”列文不无怀疑地重复了一遍。 “你是一个全美最佳运动员，一个金发碧眼的全美最佳，” 他说着又大笑了一声，“我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男生，害羞得一个女孩如果多看我一会儿，跟我打个招呼，我可能就会窘迫得从悬崖上摔下去跌死。” 侍者给我和议员送来了两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鲍比的则是一杯加酸橙块的纯苏打水。 “你很有头脑，列文。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将来会是个大人物。所以说，就算你不是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人，那又怎么样？这一切恰恰意味着你的后一段生活更值得期待。如果你将在以后的日子里，把大学四年级时在橄榄球场上的驰骋当做自己做过的最棒的事来回忆，你相信那样更好吗？” 侍者悄无声息地滑到我们的桌前，匆匆地记下我们点的东讴。就在他要转身离去时，列文又点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我的这份还有一多半没喝完。 “但是你现在做得也很好，”列文说着，把一只膝盖拖放到了皮椅上。 他的声音似乎渐渐减弱，而我开始想像他曾经是什么模样。一个笨拙的男孩，牙齿上还戴着牙箍，他在更衣间灯光的灼烤下汗流浃背地工作着；当他洗熨每个人的衣物时，他的胳膊像两只牙签一样来回摆动；每一次当他没能迅速地做完运动员要求的事情时，某个被宠坏了的肌肉发达的小丑就会对他口吐脏话，那时他会咬紧牙关，胆怯地斜睨着别处。 当鲍比对他说，他们那时候都认为：列文将来会成为大人物时，我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而且我相信，他们那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他的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鲍比曾经想到过他；我情愿相信，每当每个人都围绕在他身边，对他说鲍比你是多么伟大，甚至就在那时，他就知道一切都将是多么短暂，下一年等他离开学校之后，那些同样的人又将簇拥在另外某个人身边。 “你知道我没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吗？” 我回过神来，定睛看着鲍比，想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列文也是一脸困惑的神情，可是他突然又站了起来。他伸过手去，脸上带着一个夸张的微笑，握住了来者的手——这是赫伯特·王想要介绍给他的某个人。 “很抱歉打扰你们，”王一边殷勤地说着，一边带着这个年轻人离开我们这里。那个年轻人的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看起来仪表堂堂。 “你是什么意思？你没毕业？可是，你去了法学院，”列文对鲍比的话提出反驳。 “我没拿到足够的学分，所以到四年级末我没能毕业，那之后我去打了两年职业球赛，直到我受伤为我猜我以前总是在设想，我认为列文也一定这样设想过，那就是鲍比在青春时代就经历了那种金子般的生活，那种生活是大多数年轻人只能去梦想的。可是真相却不知为何有些不同，原来他得到的一切并不总是像我们以前想像的那么轻而易举；真相改变了我们看待他的方式，因为它使鲍比看起来似乎更像我们。我们催促他说得再详细点儿。 “在我受伤再也不能踢球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阿尔伯特·克雷文建议我做律师。他和校友会有些联系，我就是那样和他认识的。阿尔伯特认识每一个人。他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成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学习那些我需要得到学位的课程。之后，阿尔伯特和法学院的某些人打了招呼。我就是这样进入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律师事务所的。” 出现了一瞬间尴尬的静默。列文咔嗒咔嗒地晃着玻璃杯里的冰，然后喝完了杯里剩下的酒。侍者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里面盛着几道热气腾腾的菜。鲍比从纸套里取出一双筷子，开始吃饭。 “你或许是得到了某些帮助才加入事务所的，”我提醒表哥，“可是没有人帮助你去完成所有的工作。你是靠自己才做到这一切的。” 列文对我的话也表示赞成，他还补充道：“你不是惟一一个受惠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人。他也总是帮助我，从我开始我的事业时就是那样，那是我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列文开始喝第三杯威士忌。 “阿尔伯特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他继续说下去，并且把注意力转向我。 “我多次警告过他，让他不要和富勒顿搅在一起。”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用手指在琥珀色的玻璃杯边沿上画着圈，一双阴郁的眼睛随着手指的动作移动着视线。 “我在政界已经工作了很久，”他说话时并没有抬起头，“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像富勒顿那样的家伙。” 他的手指一直在杯沿上移动，偶尔停下来只是为了改变一下方向，或者是为了在杯子正上方画出杯口的轮廓，就像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比赛，看看自己如果根本不碰它，画出的曲线能有多接近实际的轮廓。 “富勒顿是个冒牌货，”他的语气里透着一股冷酷的决断。 “关于他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都从来不说真话。他满口谎言，甚至对他自己究竟是谁，他也编造假话。” 列文看看我，然后又看看鲍比。他用一只手握住杯子，端起来送到嘴边。 “他改换了一切，”他给我们解释道。说完，他放下杯子，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侍者，想再要一杯。 “比如说他的名字，他原来不是叫杰里米，”他的脸上带着嘲讽的微笑。 “而是叫杰拉德。他称自己父亲曾是一个‘石油工作者’，事实是，他父亲在金门公园附近开了一家加油站；他说他母亲曾在一家剧院工作过，事实是，他母亲是桑赛区一家老电影院的收银员。” “很多人都试图让自己的背景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引人注意，”鲍比表示抗议。 “是的，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但是他们的做法是更多地强调某些事而对另一些事情轻描淡写；他们会把自己做过的某些事渲染得比实际重要得多。当某些事实还令他们满意时，他们并不去进行改编。可是有关富勒顿的一切都是不诚实的。” 列文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用大拇指很快地摩擦着每一根手指的指梢。 “他甚至比冒牌货还差，” 他的话里带着一种相当奇怪的严肃的语调，似乎每一个词都是生者对死者作出的一个非常正式的定论。 “他是个贼，一个骗子。” 他抬起头盯着我，等我作出什么反应。当他看到我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没有一点儿他想看到的表示时，他变得恼怒起来。 “那是事实，”他坚持说道。 “确切地说，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我问他的时候，观察着他的表情。 列文把身体往后挪了挪，靠到加了软垫的墙上，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淡淡的微笑，那笑意里满是讥诮的意味。 “他做过些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我这种回答方式恐怕不是一个律师想要听到的吧。我没有掌握任何或许被你称为证据的那类事实。我所知道的是，我们的收入迫使大部分国会议员，我指的是那些没法靠个人收入发财的国会议员，只能住在华盛顿的集体公寓里，因为他们仍然得供养远在各自选区内的家。而富勒顿凭着同样一份薪水，却在乔治城拥有一处价位不低于七位数的房子，在这儿的诺伯山上有一处合作消费的公寓，而且在海湾对面的索萨利托也有一处房子。” 他又喝了一口酒，艰难地咽了下去。他把玻璃杯放到桌上，但却没有松手。 “他娶的老婆也不是有钱人，那么你告诉我，他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靠朋友们的慷慨解囊？或许吧。不过如果是那样，你就会感到纳闷：他的那些朋友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而且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你们不会这样猜测吗？”他皱着眉头问我。 “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回答着，又喝了一口。 “无论他在哪里得到了钱，他都不会透露的。” 鲍比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列文，看着他变得越来越充满敌意。 “你喝得太多了，列文，”当列文抓着空杯子，又朝侍者示意时，鲍比开口了。 列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恼怒。 “那关你什么事？” 鲍比很冷静，他灵活地往前一探身，握住列文的手腕，把他的手拉到白色的台布上。 “我们是朋友，记得吗？出于某种原因，只要谈到富勒顿，就让你们大家都感到心烦。而你刚刚又点了第三杯，或者是第四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侍者把酒送到了桌前。好一会儿，列文只是盯着玻璃杯，似乎是在和自己商讨，该对它如何处置。 “你说得对，”他匆忙地抿了一口，然后放下了杯子。他看着我，摇了摇头，微笑起来。 “你表哥说得对，我是生气了，不过那和你没有关系。我刚才说富勒顿是个冒牌货，那不是我信口开河，他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家伙，而且他还总是能够逃脱其咎。对此我却无能为力，”他的话里夹着自嘲的味道。 “每一次当我转回身去，等着我的就会是又一位记者，又一台摄像机和又一位采访人，他想知道我们将如何弥补寓勒顿的死带给我们的损失。在我的余生里，每一次当我在杂货店排队等候付款时，都将看到富勒顿那张伪君子的笑脸出现在那些通俗小报的头版上，一想到这幅情景，我就会产生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 他的手又伸向玻璃杯，继之又“砰”的一声把它搁在了桌上。 “你们知道我他妈为什么这么愤怒？”他发问的时候双眼放光，两只手同时握着桌子的边缘。 “知道真正的原因吗？因为那个参议员的席位本该属于我，而不是富勒顿。他拿走了我的东西。所有我该准备的就是进人民主党的初选。我会获胜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吗？因为我认为那年没有人能击败共和党在任的参议员，而且我也不想放弃我在众议院的席位去一试高下。事实是，让我不加任何掩饰地告诉你们，全部的事实就是我在妒忌那个狗娘养的骗子。” 他注视着我和鲍比，嘴边挂着一个傻乎乎的微笑。 “听起来糟透了是吗？”他的眼神看上去很是困惑。 “他是个冒牌货，他不相信任何事，可是尽管如此，不知怎的，在内心深处他却远远比我更相信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鲍比，”他说着把脸转向我表哥，“大学时代我还是个毛头小伙时，我想做个像你那样的人；而现在我已经完全是个成人了，我又想成为某个像他那样的人。” 议员招呼来侍者，把那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交给了他，然后要了一杯咖啡。 “既然我不再贪杯了，”他一边说着，脸上露出开朗而又自然的微笑，“我能帮点儿什么忙吗？” 我提了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你知道什么人早就希望富勒顿死吗？” 他又开始微笑起来。 “如果你问我是否认识某个希望他活着的人，我的回答倒是会相对短一些。可是对你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希望他死。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否能想起某个可能会跟他的死有牵连的人，那么我想我不得不给你一个否定的回答。” “如果他还活着，他将会击败马歇尔，成为下一任州长吗？” 列文回答得很干脆。 “我认为那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些事你得理解。认识富勒顿的人，我是说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全都恨他。他就是我说的那么个家伙。但是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或者只是在某次政治活动中见过他的人，却都爱他——那种爱的方式，就像是你去爱某个你并不了解的人，某个你视为偶像而崇拜的人，某个你可以把他想像成符合你所有期望的人。他就像一面伟大的具有魔力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你经常看到的只是你自己最好的那些方面。我曾经看到过他在一个礼堂里，面对着数以千计的群众演讲：现场的每一个人仿佛都以为，他只对着自己一个人说话；而且因为他说过的话，所有人的自我感觉都更加美好。这个人将打败马歇尔成为州长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如果他获胜的话，他会不会竞选总统？” “总统是这么认为的。在富勒顿竞选州长之前，总统确信奥古斯托·马歇尔将会是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他争取连任时将会与他竞争。而当富勒顿一加入进来，总统就马上意识到，将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共和党候选人，而且，他，总统还将不得不在政党内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战斗。” “富勒顿会战胜总统吗？” 列文眯起眼睛凝视着，那眼神看上去似乎在费劲地盘算着什么。 “结果不是那么明朗，”他终于想完了，“那将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不，不是艰苦，而是很残酷。他们彼此痛恨着对方。我想那是因为他们也同样了解对方。你知道，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的微笑里带着愤世嫉俗的嘲讽。 他又想起了什么。 “就在富勒顿被杀之前，我开始听到一些谣言，传说总统身边的一些人在给马歇尔送情报，据信那些情报很有杀伤力。” “哪一类的情报呢？”我往前倾了倾身体，问道。 然而这就是他知道的全部。当我问他能否找到什么途径把它搞清楚时，他告诉我那种事情可不是现在任何人会去谈论的话题。我有一种感觉，他并不想去打听。 “如果富勒顿对他有那么大的威胁，你认为总统有没有可能和……？” 列文把一只手放到了嘴巴前。我能感到他颌骨上的肌肉来回运动着。他的眼睛看上去那么疲倦。 过了一会儿，他垂下手，一个悲哀的笑容掠过他的嘴边。 “我们不应该去设想那类事情有可能发生，对吗？” 这是我将得到的全部的肯定答案，它透露给我的信息或许远远超过>.我想要了解的。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得问。 “州长怎么样呢？” “你是说，像发生在首席检察官身上的那样？” 又是关于奥古斯托·马歇尔第一个政敌的偶然死亡，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某个人提起这件事。 “他是死予自然原因，”列文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手表，暗示我们该离开了。 “如果你想了解任何关于州长的事情，你应该做的就是去见希拉姆·格林。” 希拉姆·格林是何许人也，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非但没承认，反而点了点头，做出一副好像自己已经知道的姿态。 出了餐馆，我们跟里奥纳多·列文道别之后，鲍比站在人行道的边上，用鞋底蹭着马路牙子。 “他说，能在初选中获胜并得到参议员席位的本该是他，而不是富勒顿——你记得他说这话吗？”他问完以后，摇了摇头，“他不会有获胜的机会。” 我们开始沿着街道，走向格兰特大街尽头的那座大门，踏上离开唐人街的归途。我从议员那里没能了解到很多有帮助的东西。鲍比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想让我高兴起来。 “想让我给你讲讲希拉姆·格林吗？” 第十章 对为数不多的那些持高度保守政见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年纪足够老，就会依然记得：希拉姆·格林是加利福尼亚曾经有过的惟一一位真正的州长。 格林行使否决权的次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州长都频繁，更难得的是他利用州长的这项权力，使那些能创造财富的有钱人免受更高赋税的困扰，同时使公共财富不会流入那些不该受到赈济的穷人的腰包。只是因为他的一些密友和最信赖的顾问牵扯进了一系列不幸的丑闻，他才没能在选举中赢得第二个任期。 这位前州长几乎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那是一座涂着白色水泥外墙的小楼，红瓦砌成的屋顶积满了灰尘，它所在的那条街离威尔郡林阴大道不过一个街区，街道两边树立着一排排的棕榈树。失去州长职位后，希拉姆·格林本可以加入洛杉矶十二家更大的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一家，但是，与为自己赚钱相比，替别人赚钱他就更没兴趣了。他从不操心那一类事情。还是同一批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予经济支持的朋友，在贝弗利山庄为他买下了一处他喜欢的房子，并且安排好一切，让他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大家都清楚，他永远也不必在那家事务所里操持法律事务。在那扇漆成黑色的门上，镶嵌着一块锃亮的黄铜咨询牌，上面排列着一串名字：马丁、希弗金、汤姆里森和格林。不过，来见格林的人没有一个是来寻求法律咨询的。 我搭乘早班飞机从旧金山赶到洛杉矶，提前几分钟到了他的办公地点。等候室里没有别人，在那扇滑动玻璃窗后面。本该坐着接待员的那张桌子旁空无一人。两张米色的沙发面对面地摆在一块手工编织的东方地毯上，没被地毯遮住的部分硬木地面泛着自然木质的光泽。在一张玻璃咖啡桌上，十二本杂志被一丝不苟地整理成极为平行的两个竖排。 如果随手拿起一本翻阅，因此而打乱了它们的顺序，那简直就像是一种恶意的行为。稍远些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它被镶嵌在精美的镀金画框里，我信步走到它跟前，更近距离地研究着。 “这是我妻子最喜欢的画，”一个声音愉快地说道。希拉姆·格林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胳膊上。 “很抱歉让你在这儿等我。” 我转过身去，和他握了握手。他的个子比我高，不是高很多，大约一英寸左右，不过对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身高真是令人吃惊。他年轻时一定超过六英尺高。 “我很高兴你能来这儿，”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似的。 “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我很快就发现，他很乐意带着初次来访的客人四处参观他的办公室，显然没有几件事能让这位老人如此喜欢。他的照片到处都是：通向房子中心的走廊的墙上、阅览室里、会议室里、复印室里、咖啡间里，在每一个角落和缝隙里，都能看到他的照片；那些黑白照片描绘了近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史，见证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这一时期里的一些事件。这一切仿佛在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件不曾在某个方面与无所不在的希拉姆·格林有所关联。在一幅加框的照片里，他正在和贝利·高德沃特握手；而紧挨着这张，在另一张照片里，他在和理查德·尼克松握手；再过去一张，是和罗纳德·里根；稍远一点儿的一张上，则是和乔治·布什。照片里那些名人的脸各不相同，但是在每一张照片上名人旁边的那张脸总是同一个人；有时稍稍年轻些，有时略微年长些，有时穿着一套黑西装，有时则换成一套浅色的；但是那张面孔却是不变的，带着同样的表情，年复一年，仿佛他毕生的时间，或许比一生都长的时间，都被用来盯着照相机的镜头，像施催眠术一般将一个个瞬间变成不朽，在那些瞬间里，一切事物都凝固成永远不变的一幅画面，摄影师的整卷胶片都只有这惟一的一幅画面。 我走在格林的身边，听着他絮絮不休的独自，边走边观察着他的脑袋。几缕稀疏的灰白头发从他饱满的前额上直梳到脑后，它们上下来回地摆动着，就像一只乌鸦正在颇有章法地啄食着一条试图躲藏的昆虫。 “尼克松很有才华，”他冲一张照片点点头，给我解释道。那张照片是在尼克松年轻时拍下的，那时他正在和电影演员麦维·道格拉斯的妻子海伦·格哈甘·道格拉斯一起竞选参议员。 “很有才华，”格林又重复了一遍，仿佛他和尼克松有过亲密的交往。 “可是，他永远搞不清做参议员和当总统的区别。” 不管是出于遗憾，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格林摇了摇头，似乎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近乎于玷污了尼克松的名誉。 “没有风度。当你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会发觉他一点儿风度也没有，”他说着，头摇得更厉害以示强调。 我们还没走两步，他又停下来，指给我看另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正在和风度翩翩的罗纳德·里根握手。 “里根很有风度，”他观察着，脸上的微笑里透着精明。 他停了下来，好让我细细地回味一下，刚刚他对这两位共和党总统所作的对比，他们俩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一个从总统职位上被赶下台来，另一个很久以前就退休了。他竖起手指，看着我的眼睛。 “但是他没有才华，”听他的口气，似乎在告诉我一个很少与别人分享的秘密，“甚至不够谨慎。”格林耸了耸肩膀。 “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人，能同时具备尼克松的头脑和里根的举止，这太糟糕了。好吧，谁又知道呢，或许有一天会有这么一个人。” 他开始想要再说些什么，不过似乎又得更好地考虑一下该不该说。然后，仿佛他已经作出决定，认为我终究还是可以信任，于是他这才接着说下去。 “但那个人不会是奥古斯托·马歇尔，虽然上帝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傲慢家伙以为自己注定有一天会当上总统。耶稣基督，”他低声咕哝着，把我领进他的私人办公室，“在这个州里，任何一个人，只要被选上当个什么一宫半职，就会以为自己一定能成为总统。” 靠近他那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的前角，斜放着一把深蓝色的扶手椅，他指着那把椅子冲我做了一个手势。他坐到那把栗色的真皮座椅里，把头靠在椅子背上打量着我，头脑里像是在对我做着评估，试图判断出和他将会给予我的帮助相比，最终我能回馈给他多少更大的用处，无疑他也曾以这种方式，作为中间人从几桩最大的生意中获利。我意识到，正是这样一些时刻，让他感到活着的愉快。在他这个年纪，其他大部分人不是年老昏聩，嘴里流着口水，头脑里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就是在家人和朋友宁静的怀抱中，安享最后的日子，不再因追逐财富而招致伤害，也不再为满足野心而遭遇危险。可是希拉姆·格林却完全不同，他的头脑绝对清晰，什么事情都牢记在心，他继续行动着，仿佛惟一重要的生存目标就是策划下一次的政治行动，那是一次惟有他将会去掌控，而其他任何人甚至没有胆量和勇气去尝试的政治大演习。 “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见我，”他终于开口了，一边说着，一边估量着他的话制造出来的效果。 “我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和您见面，将会有助于我了解一些主要人物的背景，”我尽量使自己的话听起来不带任何指向。 格林愉快地微笑起来。 “那么，是某个人给了你提示，说我能告诉你一些有关州长的事，那正是你需要了解的，对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对奥古斯托·马歇尔那个杂种的轻视，” 他说这话时，脸上仍挂着微笑。 “别难为情，安托内利先生，”他拽了拽灰色开司米短上衣的袖子，继续说道，“他背叛了我。我当然完全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快。当你搞政治的年头像我这么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每个人迟早都会背叛你。就像我确信你已经了解的那样，杰里米·富勒顿在这方面就相当有名。不过他是个民主党人。我从来也不了解他。我了解的是马歇尔。了解他？实际上是我发现了他。可是他背叛了我，而且他的做法也和所有人一样。我给你讲讲那是怎么回事好吗？” 即使我对他说不，他无论如何也是要对我说的。那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你不得不扮演那么一个重要的角色，被某位掌握权柄或是声名显赫的人所背叛。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很像今天这个日子，”他说道，虽然今天并不是星期六。 “大约十二年以前。我邀请马歇尔来讨论一些我想和他一起作出的安排。首席大法官——阿瑟·西蒙——或许你还记得这个名字，不知道？好吧，不管怎么说，阿瑟·西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格林说着，突然大笑起来，“不幸的是，那并不是他和尼克松惟一的共同点。” 虽然那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事，但是当老人开始叙述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时，听起来却仿佛只是在我进门前几分钟，那位现在已经当上州长的男人才刚刚从这儿离开。 “起初他并不想承认我们来这要谈论的事情，尽管那是星期六上午单独在我的办公室里，”格林开始给我讲，“他们都是如此，”他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野心勃勃的男人们都试图隐藏起他们的企图。最后，在我至少提醒了他两次，告诉他应该非常清楚我们要谈什么之后他才承认。不过，他只是带着一种极不情愿的样子，勉强承认他认为可能会跟‘首席检察官这事’有关。” 格林看着我，他那张尽显老态的嘴上，露出了一个充满蔑视和冷漠的微笑：“‘是的，那是当然，’我对他说，‘我们已经留意你一段时间了。’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一个政治家，’马歇尔在椅子里挪了挪身体，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身体前倾着对我说道。他们都那么做，”格林又插进来一句解释，“当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确实很真诚时，他们都会摆出那样的姿势。” “‘我想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首席检察官，但是我永远不能在自己坚信的那些原则上妥协。’” 格林扬了扬眉毛。 “你能猜到在我听到他那番虔诚的宣言之前，我已经听过多少同出一辙的表白了吗？多得我都数不清。” “‘我们不是要你在某些事情上妥协，’我告诉他，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你成为共和党原则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共同享有的原则，也是首席检察官已经背叛了的原则。 “然后我把事情的真相，或者说接近真相的东西，告诉了他。” 格林闭上了眼睛，过去的一切重又历历在目：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那个充满尔虞我诈的无休无止的循环里，他生活的意义只在于漫长的一系列的背叛和复仇。 “‘阿瑟·西蒙也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我对马歇尔说，‘就在这儿。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那个位置上。他从来没有竞选过政府职位，而且我认为他也从没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他和你的情况完全一样，是一位成功的检察官，而且和你现在的年龄也差不多。他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但是不怎么情愿，这也很像你现在的心情。他的担心也和你差不多，他害怕如果卷入政治就会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放弃他所坚信的事情。他完全是真诚的，同时也是个傻瓜。不过，’不等他反驳，我就接着说道，‘我并不认为你是个傻瓜。远非如此。’” 格林睁开了眼睛，一丝微妙的笑意在他的嘴角上若隐若现。 “我记得当时我在猜想，他是否会像其他人那样，把一个仅仅出于奉承的谎言当做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立刻接受我所说的话。你应该能想到，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虚荣心人皆有之’这条定律对任何人都无一例外。至少我没遇到过例外。你呢，安托内利先生？”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虽然我没说话，但他已经看出了我的答案。 “‘不，’我接着对马歇尔说，‘你的才智远远胜过阿瑟·西蒙。你看，西蒙真正顾虑的是，没有什么事物使他相信到矢志不渝的程度，即使它变得最不为大众所接受，他也决不放弃——西蒙没有这样的信仰。任何人都会对差不多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的事物深信不疑，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但是你和那些人不同，’我向他保证，‘你根本不会那么做。所以说，马歇尔先生，我们不希望你在自己的原则上作出让步。这是我们惟一期望你永远不要去做的事情。永远。’ “马歇尔笔直地坐在那儿，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这一点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州长先生。’” “正如你的想像，安托内利先生，”格林的声音昕起来很冷漠，“我不打算去承担那样一个挑战。我把话题转到更实际的事情上。我告诉他钱不是问题。我们能募集到一千万或者两千万美元，需要多少都不在话下。而且我们有合适的人选来运作竞选事宜。所有他必须做到的就是成为一名候选人。接着我把问题直接摆到他面前。‘好吧，’我这样问道，‘你愿意做我们的候选人吗？’” “他没有犹豫，即使是最轻微的动摇也没有。他愿意，是的，就像任何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一样热烈。接下来，我说出了坏消息。” “‘你一定清楚，你没有丝毫取胜的机会，是吗？’” “他不想接受我的说法。‘我知道风险很大，’他回答我，‘可是我不能肯定，我就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 “‘是的，你没有可能取胜，’我坚持着我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可能都没有。完全没有。’” “我尽力给他解释我认为已经对他说过的情况：阿瑟·西蒙已经放弃了所有保守派的原则，他那样做大概是不得不借此赢得公众的支持。现在他是加利福尼亚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即使是一个讨人厌的骗子，也会为了投西蒙一票而出卖自己的母亲。” 格林说这话时的语气让我感到，西蒙获得的这种众望所归的成功至今还令他妒忌不已。 “西蒙是个精明的动物。我把这告诉了马歇尔。我对他说，西蒙会在现场说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话，无论他说的是什么，当他说的时候，他自己也相信那些话。在我见过的人当中，西蒙最会自欺欺人。至少，”他挑了挑眉毛，又加上一句，“在我遇到奥古斯托·马歇尔之前。” 老人略带笑意的脸上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西蒙完全是表面化的，在这层乔装之下真心已经不复存在。我想那种真心曾经有过，不过已经死掉了，或者迷失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情况。如今表层的东西就是他的全部，这个表层如此完美地反映着他周围的一切，以至于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想看的，听到他们想听的。那是一种天才的方式，真的。” 格林想到了什么。他一边挠着下巴，一边注视着我。 “在很多方面，不过特别是在那个方面，阿瑟·西蒙恰好和杰里米·富勒顿非常相似。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则是民主党人；一个被认为是保守派，而另一个则是自由主义者；不过那些都是他们假以利用的标签，因为他们必须得说自已是个什么人物。他们两人都在慢慢前行，靠近那个巨大的无以名状的中心地带，在那里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否能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 格林在空中挥了挥手，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离题开脱，或者说，更像是竭力去忘掉他对取代自己位置的那类政客是多么失望。 “马歇尔没有任何战胜阿瑟·西蒙的可能，完全没有。取胜并不是让他参加竞选的理由。我竭力给他解释，他参加竞选不是为了获胜，而是表示一个姿态：西蒙已经失去了保守派的支持。如果马歇尔在初选时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我们就可以说服别人支持我们的观点；如果他得到三分之一的选票，那么西蒙可能就会第一次看起来有懈可击。可是马歇尔不能接受这种只考虑失败的想法。他不得不提出心里的疑问，‘那么，如果我获胜呢？’” “‘你会输的。’我对他说。‘不过你记住，’我想给他一点儿建议，‘每一次竞选总会有失败者。西蒙的志向?９９ｌｉb.不是待在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他将会竞选州长，如果不是那样，就是竞选参议员。’” 格林用一种坦率亲切的态度注视着我，我一看到他那种表情，就马上明白，他已经和一百万个人握过手，并且撒过一千个谎。 “‘那么这之后，下一次，’我说道，‘你能赢得提名，并在选举中获胜，那时我就能称呼你首席检察官先生。我将盼望着那一刻的到来。’” 奥古斯托·马歇尔接下来的行动正如希拉姆·格林所期望的那样。在他宣布参加竞选后的凡星期内，他从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受人关注的政坛新人，将要挑战广受欢迎的共和党现任首席检察官。民意测验的调查表显示出他的进展：第一个月末他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十二，第二个月末百分之十七，到了第三个月，达到百分之二十三。之后，经过一个月筋疲力尽的努力和数目不菲的开销之后，一切都进入了终结。他的民众支持率始终停滞在百分之二十三。为了证实他能取胜，马歇尔做出了各种尝试，可是他的努力无一奏效。又过了两个月，仍然没有起色。希拉姆·格林是对的，他将会输掉竞选，虽然他从未这么说过，马歇尔很聪明，他最终才领悟到他永远没有机会首先取胜。之后，在离初选只剩下几周的时间里，阿瑟·西蒙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希拉姆·格林，也不曾在他们全盘的政治谋划中，把它当做一个可能会偶然发生的因素。西蒙死了。 希拉姆·格林不知道该去如何思考发生的这一切。所有令他确信无疑的便是，在西蒙濒临死亡的那个瞬间，他推举的那位注定要输给西蒙的候选人，一下子变成了保守派的第一人选，而他的获胜几乎已成定局。马歇尔是共和党的提名人，民主党本来有获胜的机会，但他们当中没人打算和阿瑟·西蒙一争高下，这样一来，马歇尔便以绝对优势当选首席检察官。当一切尘埃落定，剩下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在贝弗利威尔郡饭店的大舞厅里为马歇尔举行庆功演讲；在那个时候，马歇尔转身走向希拉姆·格林，走向这个引导他加入这场竞赛，而且曾预言他不可能取胜的男人。格林还记得马歇尔注视他的神情，明朗的微笑，伴着轻松友好的举止，而且他也同样清楚地记得，那一刻自己是如何确信马歇尔打算向他致谢，感谢他曾为之所做的一切。接着马歇尔开始说话了，他的眼神也随之变得严厉无情。 “‘假如我失败了，’马歇尔说道，‘你会再找别的什么人参加下一次竞选，对吧？’” 人群呼喊着马歇尔的名字，声音越来越大，要求新的领导人倾听他们的呼声——他们总是这样要求。马歇尔站在那儿，高高地昂着头，来回挥舞着他的手，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我记得那时我在想，”格林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我是否永远不可能停止对阿瑟·西蒙的怀念。” 奥古斯托·马歇尔当选首席检察官两年之后，也正是离下一届选举还有两年的时候，他结束了和妻子长达二十年的婚姻关系；他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深思熟虑，如今这种谋划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他的妻子仍住在贝莱尔的家里，而他只保留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公寓，离他在萨克拉门托州议会大厦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半街区。那个地方成了他惟一牵挂的家。 他悄无声响地公开了离婚的消息，把整件事情处理得十分谨慎，期望每个人都能理解那只是一桩纯粹的个人不幸。四年以后，他和赛尔达·圣·罗杰斯结婚，这位新任妻子的父亲拥有洛杉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他们的结合所受到的关注甚至超过几位加利福尼赈州州长的就职仪式。就像每一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员所撰写和观察到的那样，那是一个新当权者和被人艳羡地称作“世家之后”的完美联盟。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同加利福尼亚的传统之间的联系，新郎和新娘在卡梅尔度过了蜜月之旅。 “我可以拿任何东西和你打赌，”格林乜斜着眼睛说道，仿佛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想到的那幅情景，眼睛里闪烁着恶意的嘲弄，“他们新婚之夜的大部分时间一定都花在收看关于他们婚礼的电视报道上了。你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只为了娶她？三个星期后他宣布将要竞选州长。他得到了他岳父的报业集团的支持。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只有女人才用和人上床的方式往上爬。” 希拉姆·格林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朝一个柜子走去。他倒满一玻璃杯白乎乎的东西，用勺子搅了搅，然后哆嗦了一下，强迫自己喝了下去。 “胃溃疡，”他回到桌边，一边拍着胃部，一边解释道。 “你知道奥古斯托·马歇尔担任首席检察官以后的八年时间，以及在他当州长的这近四年里，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吗？” 他又喝下去一点儿药，随之皱起了眉头。 “一次也没有。甚至没有寄过一张圣诞卡，这个不知好歹的狗娘养的东西。” 他看了看盛着药的玻璃杯，然后又把视线转向我。 “我应该给你来点儿什么，”他说道，“不过今天是星期六，这儿一个人手也没有。” 就在我又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几时，他桌角上的那个控制台的蜂鸣器响了起来。传出一个女人轻柔的声音，我猜测那可能是接待员，她温柔地提醒他一小时后还有一个午餐约会。谢过她之后，格林继续我们的谈话，仿佛这与他刚才说过的话没有丝毫矛盾。或许在他这个年纪，当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思考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时，每一天对他而言似乎都像是星期六。 “现在你得到了，安托内利先生，”他接着说道，“奥古斯托·马歇尔简短的历史。真的别再把它传播给别的人了。的确，有些人很幸运，而有些人则不然。” 格林微笑着，可是他声音里的苦涩却难以遮掩，仿佛时至今日他仍然对过去的一切耿耿于怀，他把那个新手从默默无名的生活圈子里拯救出来，而发生在那个人身上的一切，却恰好反衬出他自己在仕途上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厄运。 “阿瑟·西蒙看上去非常健康，和任何一个你见过的人一样。六周之前他刚做过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他不吸烟，而且几乎滴酒不沾。他很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参加慢跑、游泳、打网球——他的身体状况可以说好极了。尽管他连他母亲也会卖了，如果需要的话，你看他就背叛了我，但是在健康风险的标准清单里那并不算严重的风险。如果是，”他的身体因为大笑而颤抖了起来，“那么美国将不会有一位健在的政治家，奥古斯托·马歇尔至少十年前就该死掉了。” 格林把两只手都压在大腿上，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奇怪的是，”他终于又开口了，“搞政治的人几乎从来不会死在掌权的时候。”他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讽刺的微笑，或许是在承认他曾多少次骗过死神。接着他又加上一句，“也不会死予自然原因。” 格林抓着椅子的扶手，支撑起自己全身的重量。他的视线越过我，那双衰老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无情的精明。 “阿瑟·西蒙是我听说过的惟一一个猝死的人，而且对所有人来说，他的健康状况似乎都算得上无可挑剔。” 他把目光又移回来，注视着我，我想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幸灾乐祸的神情，那神情仿佛在说，他曾经幻想过某个人走上多远，可能就会遭到报应，而今他活着见证了自己的想像，这使他从中获得了某种快感。一个带着那种表情的人，他一生全部的智慧自始至终只是让他得到这样的领悟：没有一个人，当他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时，会不先问清楚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 “先是西蒙，现在是富勒顿，”他侃侃而谈。 “事情发生的方式非常奇怪。如果西蒙不死，马歇尔永远不可能成为首席检察官；而假设富勒顿不被杀死，他也绝对不可能再度当选州长。单独看这丽件事其中的任何一件，似乎都只是偶然事件，不是吗？那些偶然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助于解释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男士或女士在政治上发迹的缘由。可是，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西蒙和富勒顿，运气好得惊人，不是吗？我得说，史无前例。如果我还找不到更好的理解，我可能就会开始相信，奥古斯托一定跟其中的这一件或是那一件有所牵连，也或许是两件事都有份儿。” “如果你找不到更好的理解？” 格林的下嘴唇上萦绕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 “是的，”他回答道，“这个国家不会发生那类事情，是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袖子上，一起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步子比我刚来的时候慢，而他现在讲话的声音不知怎么搞的也很难听清楚。当我们走进走廊时，他在一幅镶框的照片前停了下来。照片上的理查德·尼克松，那时刚从加利福尼亚南部当选国会议员，看上去非常年轻，一头黑色的鬈发，眼睛里还透着紧张和锐利的神色。照片是在一次奠基仪式上拍下的。尼克松的身边还站着另外五个人，他们略微围成一个半弧形，每个人都俯身挥舞着一把闪亮的银色铁锹，眼睛注视着前方的镜头。格林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在这张照片上你还认出谁了——我是说除了尼克松和我之外？” 我仔细地搜寻着这六个人微笑的脸庞，现在他们这些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老了半个世纪。 “不行，我恐怕认不出别的人了。” “左边远一点的那个，”他说着，指给我看。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一件褐色的双排扣的西装。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在微笑着，可是他微笑的那种方式和身边的人有些不同。他似乎更自信，也更放松，看上去不是太急于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 我还是想不出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那个能做到的人。”格林看到了我眼里的疑惑。 “他能成为我以前告诉过你的那种人，”他提醒着我，仿佛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没谈论其他任何事情。 “头脑像尼克松，而举止像里根。这丽方面他都具备，或许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而且是我身边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完全能够一路扶摇直上，州长，总统。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他能够做到取得成功必须要做的一切。他总是能够做到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也许他从来不想去参与竞选的原因就在于，”他乜斜着已经褪色的照片，又说道，“和他有关的很多事情可能会被揭穿，那些事情我确信他是想要隐瞒的，事实是劳伦斯总是太热爱金钱。”他说着摇了摇头。 “劳伦斯？” “是的，”他把脸转向我，回答道。 “劳伦斯·戈德曼。我相信你已经听说过他了。我们曾经是好朋友，那时候我还能从他那儿募集到我们投入竞选的经费，比如给马歇尔准备第一次投入战斗时的花销。” “是哪一类事情让他认为自己一定得隐蔽起来？”我问他的时候，竭力想要掩饰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 格林看着我，好像他在克制着自己，不要为某个极为有趣的秘密而大笑起来，而那个秘密几乎精彩到无法不与人分享的地步。 “所有的一切，”他说着，带着我离开了这条挂满黑白照片的走廊。走廊上的这些镶在框里的照片，和其他数以百计的全部照片，都被如此精细地挂在墙上，它们在讲述着一个生命的故事，而这个生命却已经被其他人设法遗忘了。 户外，阳光在人行道的远处闪着微亮，高大而略有些倾斜的棕榈树矗立在路旁，我走在宁静的树阴下，希拉姆·格林的面孔和他说过的话，就像一部老电影，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到达飞机场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我想知道在这慵懒的空气的气味中是否存在着什么东西，这东西使格林得以享受如此漫长的生命，并且使他生活在一个似乎真的经历过的奇特的虚幻世界中。在我的头顶之上，飞机一架接一架不停地驶入城市的上空，运送来更多怀揣着梦想的人们，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声名显赫，如同那些生活在全美国人梦想中的名字和面孔，而那些面孔却是他们永远不能认识和了解的陌生人。 我赶上了飞往旧金山的下一班飞机。等飞机平稳地飞向北方，开始了它的短途航行之后，我打开了从机场买来的报纸。在第一版右边的专栏上有民主党新提名的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展现着让我感觉似曾相识的笑容，看上去就像我在希拉姆·格林的办公室那条幽暗的长廊上看到过的那些面孔。根据报纸上的描述可以看到，虽然她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政府公职的竞选，但是她的支持率却只落后于奥古斯托·马歇尔七个百分点，而且现在距离选举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折起报纸，闭上了眼睛。这时我想起了希拉姆·格林曾对我说过的话。先是阿瑟·西蒙，然后是杰里米·富勒顿。那只是偶然吗？ 第十一章 借助阿尔伯特公司的所有资源，利用三家不同的侦探事务所二十四小时的服务，我对哈迈尔·华盛顿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亲戚、每一个在他就读的大学以及他工作的地方与他相识的人都进行了询问；并且，哪怕从其中一个人那儿了解到的情况与另一个人的稍有丝毫差异，询问工作都会重新进行一遍。 枪、子弹、汽车本身，法庭上的每一个证据都经过了一位又一位专家的逐一检查、分析和讨论。那条哈迈尔从费尔蒙特酒店出发，行至发现杰里米·富勒顿死亡现场的路线，测量的长度已经精确到了英寸，而时间也已精确到了秒。每一分该花的钱都花了，每一件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总算到了开庭的时候。 我们在一片寂静中等待，偶尔传来用手掩住嘴发出的咳嗽声、脚步移动声以及一些人拖着脚寻找座位时发出的声音。哈迈尔·华盛顿身着普通的灰色套装，配着白色的西装衬衣和挺括的绛红色领带，坐在我旁边的木椅上，也就是离陪审团最近的那个位置。他旁边的地板上，放着那副借以支撑行走的拐杖。他那双柔软的、浅褐色的手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他半垂着眼睑，一双大眼睛疲倦而漠然地望着那些在卷着厚厚的速记纸的打字机前忙乱的法庭记者。 在原定开庭时间过去十五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在被告人、公诉人以及每一个将在审判中行使职责的人，为避免引起法官的愤怒而准时出庭一刻钟之后，审判室的门被推开了。受人尊敬却又具有报复心的詹姆斯·？汤普生机械地朝着法官的座位走去，他的眼睛盯着前方的地板，好像任何时候只要走错了方向，就会立即责怪他的脚似的。他重重地摔下怀里抱着的文件和书籍，命令法警把那帮陪审团候选人带进来。 几分钟后，法庭的后门打开了，二十多个男女像被夹在两道栏板之间的羊群一样，被赶到了木栏杆后面的两排凳子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排栏杆把演员连同他们的演出一并和观众隔离开了。 和大多数法官一样，汤普生认为遭受律师和傻子无休止的折磨，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个负担。他从不认为，这两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与之相比，他更喜欢陪审团，大多数法官也都如此。因为那些人是他从没见过的陌生人，他可以向他们灌输那类具有公众意识的市民应当具备的高尚美德，教育他们应该如何渴望公正强调公平。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陪审团得听从他所说的一切，并且对他要求的任何事情不得提出异议。 汤普生欢迎那二十多个陪审团候选人时，就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他目光和蔼，彬彬有礼，十分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他们将要承担的重要责任。面对来自生活中不太熟悉的人的说教，他们认真地倾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小学生听他们的新老师上第一堂课一样。他带着慈祥的微笑告诉大家，他们要在这里裁定一起刑事案件。 当他宣布“被告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一丝难过的表情浮现在他的嘴边。 汤普生一字一顿地读着指控书上的每一个字，以便他的听众能够理解每一处细微的差别。他读完后，放下文书，把手放在凳子上，身子前倾。 “现在被告已经表示不服罪，这就意味着被告否认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眯缝着，好像在搜寻着什么，他前额的皱纹更深了，在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声音中有种紧迫的语气，仿佛他不论怎样夸大他对他们所说的事情都不算过分。 “当犯罪嫌疑人表示不服罪的时候，公诉人就有义务证明被告的罪行——并且要证明得让人没有理由提出疑问。” 他从前两排座位的一边望到另一边，眼睛盯着一个又一个陪审员。 “这就意味着，”他继续说道，“在你们听完这个案子的所有证据之后，你们必须——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必须——认定被告无罪，除非你们认定被告的罪行已被证实——不是根据可能性，不是合理的想当然，也不是勉勉强强差不多，而是被证明得让人没有理由提出疑问。” 此时就像在礼拜结束的那一时刻，在那长久的心元杂念而又寂静的时刻里，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都不存在任何困惑；在这一清澈澄明的时刻里，一种永恒的东西正在直接对心灵讲话。这位法官一直望着陪审团候选人员，最后一次提醒他们他所说的这些话的严肃性，这也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前他惟一能说的了。慢慢地，他的眼神失去了锐利，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坚定了，他向他们点了点头，身子向后靠，好像是在告诉那些陪审团候选人们，课就上到这儿了。 “现在，让我介绍出庭人员。” 他首先介绍了公诉人，接着是辩护律师和被告，汤普生法官向陪审团候选人询问，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和我们中的任何人认识。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认识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见过被指控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的年轻人。法官又询问陪审团候选人，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已对本案形成了某种看法，大家都表示没有。我在想，是否会有人相信他们真的没有事先形成意见。 按照法庭的指示，书记员随意抽出了十二个陪审员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男人或女人，从他们在前两排木长椅上的座位上站起来，收拾起他们的外套、毛衣或是随身带来用以打发每天早上等待被叫的那段无聊时间的书本，向陪审席走去。他们下意识迈着缓慢的步伐，一个挨一个坐下来，用一种不情愿的眼神，回头望了望满屋子注视着他们的面孔。 在最后一个名字被叫到，第十二个陪审团成员坐到最后一个席位上之后，法官把剩下的事情移交给了律师——但必须是在他确认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们赞成哪一方之后。 “律师会问你们每个人一些问题，”他说道，“就像一个友善的邻居，隔着后院的栅栏和你聊天一样。这个过程叫‘陪审员资格初审’，别让我来解释它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着，很快忍住笑，“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几个陪审团成员点了点头，其他几个笑了笑，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心里笑了起来。 “律师会问你们一些问题，以确认是否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本案的陪审员。这些问题绝不是想要故意刁难你们。”汤普生朝律师的桌子方向瞟了一眼，带着理解的笑容继续说道，“如果他们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会处理这一切的。” 陪审团成员们有的抬起下巴，头微微侧向一边；有的身体前倾，他们用各种方式向大法官传递着一个信息：他们知道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他也不相信律师。 汤普生坐回到高高的皮椅上，一边带着漠然的语气叫着“安托内利先生”，一边开始查看他带到法庭上的厚厚的文件夹中的文件。 当书记员把陪审团成员一个一个地叫到陪审席的时候，我瞟了—眼我临时制成的表格，上面写着每一个陪审员的姓名和编号。 “告诉我，德莱桑德罗女士，”我问道，抬起头望着一位粗脖子短胳膊的中年女性，“您在洛杉矶住了多长时间了？” “资格评审”是律师们一直在努力将之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艺术形式。心理学家将其称为掌握人类行为的知识，可以预测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反应。陪审团顾问是最近出现的一种职业类型。律师们认为，从三十秒的电视广告中学到的劝服方法，都会比过去从所谓的法庭修辞中学到的更多，他们支付一点儿钱给那些所谓的专家，让他们来告诉自己哪些人应该留在陪审团内，而哪些人则不应该留下。律师们总是相信任何事情，就是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希望哪些人留在陪审团的时候，你不得不怀疑他们在法庭中究竟要做什么。 “在搬到洛杉矶之前，您在哪里居住？”我问道。 我已经开始了这场冗长的、有时沉闷的“资格评审”程序，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结果。我从不知道它何时开始，又将朝哪里发展。我会问他们住在那里，究竟做什么工作，他们在什么地方长大，在哪里上学，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这些问题也是在晚餐、宴会或飞机上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通常会问的问题。一个问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就像两个刚开始认识的人进行的对话一样。 我表面是在向德莱桑德罗女士发问，实际上我们是在交谈。她的举止发生了变化：她变得放松了些，好像忘了有几百个观众正在聆听我们所说的一切，而不像先前由于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说话而表现出一种下意识的矜持。 关于我想要哪种人成为陪审成员的问题，是我的秘密，我很少告诉别人。我对那些大家认为会对被告产生同情的人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从未想像过自己会做错事的陪审员。我想让他们像歃血发誓一样，承诺他们永远不会违背法律，即使恰好遇到他们不喜欢的法律也是如此。我想要的是这样的陪审员，即使他们自己认为某人是有罪的，但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是无罪的，他们也会投票宣告他无罪。 我冲她微笑，问道：“您以前担任过陪审员吗？” 她冲我笑了笑，暗示她曾经参加过陪审团。我又问她参加的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她不知道那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说那是一场交通事故，受伤者将司机告上法庭。 “民事案件，”我告诉她，“也许你会记得在民事案件——就是一个人起诉另一个人的那种案件中，双方都要举证。只要一方提供的证据更为充足，哪怕是一丁点的优势，我们称之为证据优势，那一方就赢了。根据你的回忆，那个案件是否就是这样？” 当她告诉我事实正是如此的时候，我的目光没有离开她。整个屋子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存在，我们只关注着对方。 “就在刚才，”我用一种熟人交谈的口气提醒她，“汤普生法官提到本案中公诉人证明被告罪行的责任，而且他的证明要让人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疑问。那就意味着公诉方必须证明一切，而我们则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这和你曾经参与过的民事案件不一样。本案中，公诉方必须证明被告的罪行，而被告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挥起手，摇摇头，笑了起来，“甚至案件也不用我们提交。我们可以就坐在这里，看着公诉方提交他的案子。我们不必传唤证人，不用提供任何证据。公诉方必须做全部的工作。现在，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认为把这个担子——这是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加在公诉方身上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公诉方必须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的罪行是不公平的？” 她能给我的只有一个答案：这也是任何人能够给予的惟一答案；但在那个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因为这个问题开始向她灌输她行使职责的标准。 “现在，德莱桑德罗女士，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同样会问其他所有的陪审员。” 从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一刻起，我的目光第一次从她身上移开，我从一个陪审员瞥到另一个，直到我的目光扫过他们所有人。接着我的身子向前靠了靠，手臂放在桌子上。 “案件结束时，”我一边发问，一边寻找着德莱桑德罗女士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 “你们听完了所有证据后——你和其他的陪审团成员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如果在这一切都进行完毕之后，你认为被告可能有罪，但你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被告有罪，你会作出宣布被告无罪的判决吗？” 法官先前已经告诉了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已经告诉过她，这个答案也是法律所要求的，尽管她没受过什么教育，才度过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但她几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法律的尊严。这是无可置疑的，没有人会对此提出疑问。她没有别的选择，一点都没有，因为她理解法律的尊严，她也不愿作出别的选择。她衷心而热诚地同意：如果存在任何疑问——任何站得住脚的疑问——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是老朋友了。我带着一种放松自信的心情，瞥了一眼她的陪审团调查表。 “我从你填写的表格中得知，你有三个孩子，他们现在还在上学吗？”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显然已经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一直在想，要过多长时间他才决定提出反对。 “你反对？”汤普生法官问道，一种困惑的神情浮现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我抬起头，目光离开德莱桑德罗女士，想看看汤普生法官下一步怎么办。 “你反对什么，哈里伯顿先生？”汤普生以一种生硬而又好奇的语气问道。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双腿分开，两手叉在腰间。 “我反对辩护律师进行‘资格初审’的方式。” 汤普生身子向前倾了一下。 “你必须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反对意见。” 哈里伯顿咬了咬牙，眼睛盯着地板。 哈里伯顿将头抬高到恰好可以对汤普生，恶狠狠的目光以眼还眼的位置，说道：“我对最后一个问题提出反对。” 法官几乎要笑出来：.９9liｂ.t>“你对她的孩子是否还在上学这个问题提出反对？” “是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以一种轻蔑的口气答道。 “这个问题和她是否可以做一个称职的陪审员没有关系，”他提高了声音，继续说道，“安托内利先生应该知道这一点。” 他等待着回应，但是汤普生仍然盯着他。 “这一切都是一个模式的一部分，”他抱怨起来，“他就是在试图培养和这位陪审员的关系。我敢肯定，他也会对其他所有陪审员做同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忽略案件的证据，”他用余光瞥了我一眼，接着说道，“单是和这一位陪审员说话，他已经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如果他和她继续谈下去，”他顿了顿，身子转向栏杆后面的观众，提醒道，“他俩就可以形成普通法婚姻(事实婚姻)了。” “可惜我完全没有这份福气，”我大声打断了他，“德莱桑德罗女士已经结婚了。” 整个法庭哄堂大笑，汤普生拿起了法锤。不过，他改变了主意，并没有猛敲锤子使法庭安静，而是等噪音过了一会儿之后自然消失。当法庭又恢复平静后，他竖起眉毛看着我。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恐怕要向您请罪了，法官大人。我和德莱桑德罗女士说的越多，我就越喜欢她。”我顿了顿，紧接着又说道，“但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 这次，汤普生使用了他的法锤。 汤普生还没有来得及插嘴，我继续说道：“因为我喜欢她，我可能确实问了一些和她是否能够成为一位称职的陪审员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我模仿了一个酷似害羞的笑容，然后发誓自己会 52aa." >努力表现..得好些。 汤普生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知道他一点都不相信我说的话，我也知道这并没什么关系。 汤普生的身体向后瘫在椅子上，就好像一位老人急于小憩一会儿一样，宣布：“反对无效。” 哈里伯顿还站在那里，他的手臂直直地垂在身体两侧，拳头攥得紧紧的，连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可是，法官大人！”他抗议道。 就在这时，椅子好像变成了一个弹弓，刚才还在高高的法官席后几乎看不见人影的汤普生，这会儿好像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活像从玩偶匣子里弹出来的瞪大眼睛的小玩偶。 “反对无效，哈里伯顿先生！反对无效！难道你胆敢怀疑我的裁决吗？” 哈里伯顿死死地盯着律师席光滑的桌面，牙关紧咬，直到他的头开始抖动。 他抬起头，望着汤普生得意的笑容，回答道：“不，大人。”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汤普生摇了摇头，向我转过身来。 “你可以继续了，安托内利先生。” “谢谢，法官大人。”我以一种正式的口吻回答道。 “现在，德莱桑德罗女士，关于你的那些孩子。” 对于法官和公诉人彼此之间的互相憎恶，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在“资格初审”中，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哈里伯顿对此无可奈何。我向富有耐心的德莱桑德罗女士提出的问题比我有时向整个陪审团提出的问题还多。当我想不出什么新问题的时候，我会把以前问过她的问题再问一遍。 哈里伯顿一点也不傻，他完全明白我并不是.对所提问题的答案感兴趣，而是为了逐渐取得陪审团的信任。在我最后结束与德莱桑德罗女士的交谈后，他也试图采用同样的方式。当法官宣布午饭时间已到时，他还在与德莱桑德罗女士交谈。陪审团退席以后，汤普生把我们召集到桌子旁，法官告诫哈里伯顿要抓紧时间。 “我告诉过你们多少次，我必须尽快审完这个案子，以你们现在的速度，我们连传唤你们的第一个证人的时间都没有，”汤普生又加了一句，“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加快速度，”好像他最不希望别人认为，他这么做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会尽力的，法官大人。”我欣然答道，哈里伯顿却怒目圆睁，牙关紧咬。 当我最后走出法院的时候，差不多十二点一刻，我没有约任何人一起吃午饭，也不觉得特别饿。天气很好，这种天气使你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花费一生的时间，在黑暗的屋子里借着灯光，去研读那沉闷的、令人感到沮丧的被称为法律的学科。法庭里的人都出来坐在台阶上。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闭上眼睛仰起头，享受几分钟的阳光，我看中了最上面一级台阶上的一个地方，但我又想到那里可能会有记者，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特别是那些想把我说的话演绎成故事的人。 我决定出去走走，心里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这样下了台阶。 走到距法院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又停在了上一次差点被撞的岔路口，这次我一直等到绿灯亮了，而且确定路两边的车都停下了，才迈开脚步走下人行道。 “你这么快就学会了小心过马路，安托内利先生。” 又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站在我的旁边。他拽着我的胳膊，我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他穿过岔路口，到了街的另一边。他朝一个方向瞥了一眼，又朝另一个方向瞥了一眼。 “我必须见你，我们得谈谈。” 他一直不停地左右张望，审视着人行道上拥挤的人群，好像怕别的什么人看见似的。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只是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种奇怪的、追不及待的眼神看着我。 “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因为你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危险——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我必须要和你谈谈，请你一定答应，”他向我恳求道。 “这非常重要，下班后你能到我的店里来一趟吗？六点钟左右？” 他的眼睛朝两边逡巡着，天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接着，他又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塞到我手里，又看了我最后一眼。 “那就六点左右见吧，”不等我回答，他就松开手，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 如果我以前不相信恐惧是会传染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了。伯格多诺维奇消失了，但在我们短暂的会面中，他如此害怕见到的某个人，可能已经看见了我们。我开始四处张望，注视着午间高峰期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认出要找的那个人。虽然我没见过他，即使见过，也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人。 我开始走，一直不停地走，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眼前一次又一次浮现出那个俄国人的表情，心里嘀咕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在旧金山我认识的人很少，我也没做过任何事情。这就好像你被指控犯了你并没犯过的罪行一样：你知道你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或者你认为自己知道。 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得也很艰难。最后终于说服自己，一定是神经过敏了。毕竟，我对那个伯格多诺维奇并不太了解，他肯定是个喜欢引人注目的人。我想起了他在那次晚宴上说过的事情，以及他总想让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其他客人感到惊讶甚至震惊的那种行为方式。我还记起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尾随我离开法院，在人群中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必须谈谈了；其实，他本可以直截了当地来找我。甚至在那次晚宴上，他看起来那么喜欢对每一个人的观点提出疑问，反驳别人最坚信不疑的信仰，我认为他也是在试图隐瞒着什么。这么多年以来，他不仅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是一名前bbr>藏书网苏联政治间谍，他成为一个极度神秘而可疑的人，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 我放慢了脚步，身心开始放松下来，看看商店的橱窗，不再担心玻璃窗上是否会突然出现某个人的脸。我看了看表，发现只剩下返回法院的时间了。 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位子上，和哈迈尔聊了几句，等待陪审团重新回到房间。在我开始准备下一轮的“资格初审”时，我对自己如此在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古怪行为感到可笑。下面我要集中精力，极力使下一位陪审员相信我也是他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下午进行的速度要比上午快，虽然并不是快了很多。我们不像上午那样只与一位陪审员候选人交谈，而是两位。但是，这仍然不能使已经逐渐失去耐心的汤普生法官感到满意。他不愿再去警告那两个似乎听不懂的英语简单意思的律师。相反，在一天的庭审结束后，他先是以一种最为友好的方式告诫陪审团，不要讨论任何有关案件的事情，然后又告诉他们，事情一般都会在第二天加快速度，并且向他们保证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会在本周内结束。他没看我和哈里伯顿一眼，就收拾起带来的文件，离开了法庭。 现在是五点过几分，我向哈迈尔道了声再见，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坐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从西装外衣口袋里找到了那张卡片，看了看地址，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伯格多诺维奇觉得如此重要。 第十二章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给我的地址是萨特街，距离联合广场和圣弗朗西斯饭店不远。我把公文包放回房间后就出发了。走了四个街区，我才找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狭窄的临街店面。窗户上的金字已经褪色，上面写着“进出口部”。门上挂着“停业”的牌子，屋里也没有一点儿灯光。我看了看手表，不知道自己来得究竟是有点儿早还是有点儿晚。现在是六点整，正是他让我来的时间。他不守时，这让我很恼火，但同时又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显然，伯格多诺维奇要对我说的事情并不是十万火急。 我转身离开，盼望赶快回到酒店，好准备一下晚餐时间和玛丽萨·凯恩的约会。还没走出两步，就听见身后的门开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用他那独特的嗓音低声叫着我的名字。他的半截身子隐藏在阴影中，他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赶快进去。我刚迈进屋里，他就立刻关上门，带我向里面走去。 整个商店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好像有什么东西自从放到这里以后，就再没动过似的。在一个长长的玻璃柜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用黄铜和红铜打造成的廉价珠宝，硕大的中国花瓶上布满了灰尘，用麻绳捆绑的东方地毯竖着堆在一起，几幅名不见经传的油画高高地挂在墙上，金色木制画框底部的一角用线悬挂着小小的白色价格标签。环顾四周，你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里没有卖出去过一件东西，而且其中一些货品自从当初被装上巨大的高桅帆船上，从中国或者更远的地方运到旧金山以后，就一直放在这里了。 在后面一个漆黑的附室里，伯格多诺维奇打开了摆在一张小木桌上的金属灯。这个凹室紧挨着一个通道，大概通向一个储藏室——不过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储藏室本身就是一个谜。一堆看上去像是订货单和发票之类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我估计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他的办公室。伯格多诺维奇示意我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等我坐好，他就正对着我坐下来。他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瓶俄国伏特加和两个小玻璃杯，也没问我想不想要，就把两个杯子都斟满了。 他举起杯，朝我点了点头，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到桌子角上。 “这酒应该冰镇一下，”他有点抱歉地说。 我本来就不能确定我为什么会来这儿，现在来了之后，我开始后悔。我想开门见山。 “你说你想见我，你认为我可能有某种危险。” 灯光落在桌子中间，形成了一束小小的光柱，光柱以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本人，都淹没在黑暗之中。渐渐地，我的眼睛适应了这一切，眼前出现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古怪的脸型和不同寻常的眼睛，那张脸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上覆盖着厚重的眼睑，那种神态看上去似乎是既想和你亲近，又要拒你于千里之外。我想，他这种人既可以做出最慷慨的友好行为，也可以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残忍的野蛮行为。 “我们都身处危险之中，安托内利先生。自从我们一起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共进晚餐的那个晚上，也就是在那时我向你暗示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暴力行为；之后，就一直有人跟踪我。我敢肯定，他们还在窃听我的电话。”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呼出来。我第一次有了一丝轻松的感觉。一切都明白了：他为什么一从法院出来就跟踪我，而且不止一次，是两次；他为什么要追上我，鬼鬼祟祟地藏书网跟我交谈几句，强调他有很紧急的事情必须告诉我，然后就消失在安全的陌生人群之中。尽管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外表令人生畏，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人，整日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恶魔缠绕着，逃避着他无法改变的过去——那个除了他之外，没人关心，或者根本就没人记得的过去。我越是近距离地观察他，越是肯定这一点：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失去了辨别哪是自己的认同、哪是周围人的生活的能力。他声称我处在危险之中，每个人都在跟踪他。 伯格多诺维奇硕大的脑袋猛地向前伸了伸，开始笑起来。他那深沉的、铜钟般的笑声在四周漆黑的墙壁上回荡。 “不，并非如此，安托内利先生。我不是一个在偏执狂的幻想中苦苦挣扎的孤独老人！” 他突然爆发出来的力量让我大吃一惊。 “不，”我申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只是没有说出这样的意思，”他说道，口气里不带丝毫怨恨，“你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不应该这么想呢？这完全是正常的反应。” 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滑过他的嘴边。然后，几乎像在念旁白，他补充说：“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很少享受过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观察问题的乐趣。” 这种想法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笑容在他的嘴角上多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他眨了眨眼睛，敏捷地点了点头。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确信有人在监视我，毫无疑问，对你来说，这同样也意味着危险。” 他又倒了杯伏特加，邀请我与他共饮。不像第一次那样一饮而尽，这次他只喝了一点点，和我喝的差不多。 “你要明白，安托内利先生，”他说话时，眼睛仍然盯着杯子。 “我相信我知道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会被谋杀。” 难道我被邀请到这儿，坐在这个阴暗偏远的店铺的角落里，是为了聆听又一场有关历史和偶然之间的差别的演说吗？ “我记得你说过，一个美国参议员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暴力行为中被杀害。” “我说的不是理论上的普遍性，安托内利先生，” 他说着，从酒杯上抬起视线。 “我说的完全是一件特定的事情。你知道，安托内利先生，我认识杰里米·富勒顿，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 我心里琢磨，他怎么会认识富勒顿，又怎么会那么了解他。伯格多诺维奇好像又一次猜透了我的心思。 “他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男孩子气的魅力背后，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非常无情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儿良心。” 一丝冷峻的笑闪过他的嘴边，我感到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一度也属于他刚刚把杰里米·富勒顿列入其内的那一类令人遗憾的人。 “安托内利先生，背叛一个信任你的人，不像大多数人想得那么简单。我发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样做，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过，也是带着极大的不情愿，然后再设法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编造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借口，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事关生存的大事，是保护其他人的问题，是其他许许多多可以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借口的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杰里米·富勒顿从不担心这些，他能毫不犹豫地背叛别人。他确实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被他利用过的人，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忘掉，就像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在告诉我什么，虽然我至今还没对他要表达的意思和可能达到的程度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 “你是说，杰里米·富勒顿，一位美国参议员，被克格勃雇用了？”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没有雇用杰里米·富勒顿，他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这件事发生在他第一次进入国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那时他是一个来自加州的年轻的国会议员，没有资历，没有被指派过任何重要的职务——只不过是又一个在自己的地盘以外无人知道的、微不足道的议员。但他有更大的野心，远远高于做一个默默无名的众议员。他不仅具有更大的野心——华盛顿到处都充满着野心勃勃的人——他同样还缺乏耐心。他是这样一种人，在他看来每一件事都是实现另外一件事的工具。毫无疑问，在我的印象里，无论如何，甚至在他最初得知入选众议院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进入参议院了。 “是他主动找到我们的，安托内利先生，我们没有雇用他。起初他说想和我们进行私下讨论，希望最终能够改进两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新当选的众议员说起话来的口气，就像是参与两国幕后谈判的国务卿。这是他起初引起我兴趣的地方：他是多么容易将自己假定成重要人物。他的见多识广也令人惊讶：他不仅了解美国和苏联目前的关系，还了解俄国历史、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经济的运作。他竭力把这些知识当做他一生的爱好说出来，也许确实如此，但我后来慢慢了解到，他属于你们美国人称为‘过目不忘’的那类人。他无情无义，但也确实聪明过人。 “我们开始讨论——哦，许多话题，安托内利先生！讨论的范围很广，涉及每个能够想到的话题，但从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妥协。然后，在后面的几个月里，他开始谈到他在众议院的失意，谈到他对政策性的问题无力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谈到如果他能够进入参议院，他可以怎样做更多的事情，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 伯格多诺维奇狡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又不是孩子，安托内利先生，我们知道他那时正花费很多时间，与加州的有关人士谈论竞选参议员的可能性，我们也知道他惟一的障碍就是钱。”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口伏特加，然后放下杯子，慢慢地擦拭嘴角。 “我想，我们进入了一个你可能会称为‘交配仪式’的过程：我们围绕着双方都想得到的东西跳舞，然后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给他钱——给了他很多钱——多年来将近几百万美元。我们为他的竞选提供经费，或者说我们赞助了他足够的资金，使他成为大家信任的候选人，可以自己为竞选拉来更大的经济援助。我不知道我们给他的钱有多少是用于选举，有多少是被他挥霍了。这无关紧要，从他拿走我们给他的第一个美元开始，我们都明白舞已经跳完了，我们已经结为终身的‘夫妻’。富勒顿和魔鬼签下了协议。或者说，也许是我们和魔鬼签下了协议。”伯格多诺维奇的眼睛直视着前方，又加上了最后一句。 过了片刻，伯格多诺维奇闻道：“你读过历史吗，安托内利先生？” “读过一些。” “读过修昔底德的书吗？” “读过，但那已经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了。” “你还记不记得阿尔基比亚德为雅典的敌人做了多少事情？但是只有这样，他才能最终获得对雅典的统治权。这就是杰里米·富勒顿的做法。他与我们达成了协议，但我知道最后他会找到一种方法来攻击我们，而且不会伤害到他自己。” “那么他在这笔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伯格多诺维奇喝酒的时候，我问道。 “你们给他钱，他替你们做什么呢？” “他给了我们一些别人无法给予的东西：对美国政府内部事务运作方式的了解。我们想了解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的所有事情：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弱点，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富勒顿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有时我觉得我所知道的关于你们政府内部的事情，比我们自己政府内部的事情还多。富勒顿是一个出色的观察员。” “作为交换条件，”我总结道，“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金钱。” “哦，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安托内利先生，虽然我承认.９９ｌib.那是他最想得到的东西。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我们自己的情报，以助他一臂之力。杰里米·富勒顿进入参议院后，很快被公认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这一点决非偶然。” 我认为伯格多诺维奇没有任何理由编造这样的故事，但我看不出刚才他告诉我的事与富勒顿的死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我还是不能确定——” “这很明显，难道不是吗？自从苏联解体后，人们就开始搜寻各类文件和档案，试图查明克里姆林宫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用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提到富勒顿名字的报告、手稿、文件或是支付给他资金的记录。现在的关键是有人确实发现了有关记录，这就是他被谋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如果他为另一方工作的话——谁又会杀他？” 伯格多诺维奇轻蔑地撇了撇嘴。 “富勒顿从来没有为‘另一方’工作过，”他尖锐地说，“他始终在为自己工作——只为他自己。” 这事看起来有点蹊跷。他刚才告诉我富勒顿提供给苏联的情报是极具价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又鄙视富勒顿为苏联服务的动机。这里面不仅仅包含他的职业判断。无论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出于某些原因，伯格多诺维奇总是带着深深的私人关系色彩来评价这件事。 “他是在为苏联效力，”我提醒他，“这使他成了间谍。问题是，谁会因为这一点想置他于死地呢？如果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把他交给政府，也许会利用这件事勒索他——但为什么会杀他？” 伯格多诺维奇认为我很天真，“如果一个不仅是美国参议员，而且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有朝一日被发现为俄国人工作了许多年，你认为这个国家会作何反应？总统恨富勒顿。他知道，如果他打算竞选连任，富勒顿是惟一可能在民主党候选人提名中击败他的人。即使总统能够在预选中击败富勒顿，他的力量也会被极大地削弱，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他的话也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发现了富勒顿的秘密，他们可以利用它毁了富勒顿。但是把他杀死，并且使他成为殉职者，应该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伯格多诺维奇拿起杯子放在眼前。在手中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杯子上面的瑕疵。 “你还记得50年代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吧？你记不记得由于你们的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系列未经证实的指控而导致大规模的恐慌和怀疑？我先问你：如果富勒顿还活着，所有这一切都被抖搂出去了的话，情况会怎样？：你认为公众会相信富勒顿是惟一一个为苏联服务的高官吗？如果总统的政敌们得知他所属党派内部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个卖国贼，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阿尔杰·希斯事件毒害了这个国家的三十年的政治生活——但和杰里米·富勒顿相比，希斯又算得了什么？不，安托内利先生，他们不会利用所掌握的秘密来对付他——他们必须除掉他，彻底除掉他，这是惟一的办法。干得干净利索，是不是？总统不用再面对威胁他生存的人，除此之外，还成了公众对一位陨落的英雄悲叹和同情的受益者。” 他把杯子拿到比先前稍微高一点的位置，用手反复旋转着。 “他们现在只剩下两个应该担心的人，” 他放下杯子，朝我笑了笑。 “如果他们发现了杰里米·富勒顿的事情，他们就会知道我；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他们也不会冒险放过你。” “我？他们为什么会想到我？” 伯格多诺维奇显得几乎有些同情我了。 “因为在法庭上你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因为只有你热衷于证明凶手不是你的当事人，而是另有其人一一而且因为他们知道你认识我，他们不得不假设你知道一些事情，他们不会冒这个风险的。安托内利先生，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不能容忍你知道一些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不留下任何活着的证人，这难道不是谋杀的第一条原则吗？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想和你谈谈的那天，你从人行道走上街头，差点被车撞上？你敢说那只是一场意外？” 现在我相信，这是一种有逻辑性的、很可怕但又有欺骗性的、完完全全的妄想狂。我也许应该相信他告诉我的有关富勒顿的事情——这可以解释这位参议员如何获取了竞选经费——可是现在他是在要求我相信一桩合谋，一桩总统这样的政要也要对其负责的合谋。多年的秘密生活和欺骗，多年的腐败和暴力导致了这样的恶果：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头，胆小得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我瞟了一眼手表，假装没有意识到时间已那么地晚了，我感谢了他告诉我的一切后，匆匆起身离开。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伯格多诺维奇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想让你知道，我不会因此责怪你。但我可以保证，我告诉你的每一件有关杰里米·富勒顿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同时，”他谨慎地打开门，说道：“要处处小心。” 走在人行道上，我深深地呼了口气，努力从鼻孔中呼出所有的灰尘和污浊的空气。街区的尽头。人们正站在人行道旁的石阶上等绿灯。我仿佛感觉到伯格多诺维奇又从后面追上我，拽住我的胳膊，就像前两次一样。我停了下来，转过头向身后瞥了一眼。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切似乎都静止不动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看起来像一些填充在硬纸板上的剪切画。汽车似乎停在了街道中央。没有任何移动的东西，一切都凝固在时间中；然后，转瞬之间，耳边传来巨大的、震耳欲聋的声响，一道眩目的、橙黄色的火光穿过街道，直冲天空。我站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那儿就是不到一分钟前我和伯格多诺维奇道别的地方，此刻，一片火海正在吞噬着店铺里破碎的玻璃和已经烧得变形的金属。 我站在那里，全身麻木，无助地望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神志不清、全身是血、摇摇晃晃地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走着，警笛的声音——凄厉的、不间断的尖啸声越来越近。一辆红色的消防车，车尾站着两个抓着栏杆的消防队员，轰隆隆地驶进了街角。正对面，一辆警车也来到现场。人群聚集了起来，我的耳边充斥着各种声音，人们相互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死了——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如果我再多待一分钟，我也会被炸得粉身碎骨。伯格多诺维奇一直想要警告我，而我却一直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告诉我杀富勒顿的人同样也想杀他——而且不仅仅是他。 我感到心跳加快。我开始在身边纷乱的人群中搜寻，希望找到那个可能正在寻找我的人。离开街道，我向那些建筑物走去，尽量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我起先想回饭店，但是转念一想，如果那样的话，那个在我去找伯格多诺维奇的路上一直跟踪我的人，就会发现我的住处。我想到回办公室，但现在已经将近七点，没有人会待在那里。现在我想到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是惟一一个让我感到安全的地方。 我低着头，两手插在口袋里，飞快地走着，努力不让自己跑起来。我转过鲍威尔大街，经过圣弗朗西斯旅馆，一直走到市场大街和快速中转站。我买了张票，乘坐电动扶梯来到站台，等待火车把我带到奥林达——鲍比的住处。我以前决不会留意的事情，现在都有了险恶的含义：从我身旁经过的陌生人不经意的一瞥，到站列车打开车门，令人厌烦的乘客一拥而上时，站在我旁边的人和我不经意的擦碰。 我要乘坐的列车终于到站了。我冲了上去，接着，确信有人在跟踪我、监视我，便一直等到列车开始关门，在最后一刻跳出了车厢。 十分钟后，下一班列车到了，我奋力挤进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伸手抓住头顶上的把手保持平衡，把手上满是一双双冒着汗水的疲惫无力的手。火车快速冲出了车站，驶进漆黑的隧道，在城市和海湾下穿行。我摇摇晃晃地和别的乘客挤在一起，透过人们纠缠在一起的胳膊和低垂的脑袋窥视着，想知道这些陌生人中是否会有人想加害于我。列车加速时，滚动的铁轮发出有节奏的喀喀声，在我过于激动的想像中。它就像是我自己心跳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停止不仅意味着沉默，更意味着死亡。 在海湾的另一边，列车冲出黑暗，驶入夕阳映照下的古铜色的光辉里。火车渐渐慢了下来，我的心跳也随之缓和了一些；那种把每一件确定的事情转为怀疑，又把每个怀疑变成确定的事情的心理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增加的轻松感。我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到了下一站，我下了车，从地下通道来到站台的另一边，等待返回旧金山的火车。火车到了站台。车厢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下。在过道边的座位上，放着乘客留下的晚报头版。报纸被折成对折，下半部分朝上，恰好在折叠线以下，一张富勒顿生前的照片映人我的视线。报道的最前面写着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被谋杀的前参议员的“高级助手”，已经逐渐缩小了与现任州长奥古斯托·马歇尔的差距。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现在的竞争不分胜负。 火车平静地驶入海湾下面的隧道。我在想他们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形成了这个计划，只留下一个人与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竞争州长的宝座。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确信，从她丈夫的死讯被公布的那一刻起，这个计划就开始了。在发生了所有那些事情之后，我认为这个计划甚至有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列车在黑暗中快速行驶，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蜷缩在座位一角，注视着自己在窗玻璃上的影子。 一切都毫无道理，我倒愿意相信，这种没有道理是由于我试图寻找的意义原本并不存在。这就像我过去常有的感觉：和从来不知其名、面孔也记不清楚的人喝过几天酒之后，在黎明前灰色的沉寂中，独自一人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午夜所有的狂热，所有宏伟的计划都已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莫名的困窘和孤独，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我知道一旦身陷其中，将永远无法自拔。 第十三章 我飞一般地冲进圣弗朗西斯饭店，看见玛丽萨正在大厅等我。 “真对不起。”她从椅子上起身向我走来时，我开始向她道歉。 她完全有理由发火，但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一丝恼怒，看上去她更担心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饭店等了一会儿，可是你没有来，于是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一定有什么事儿，”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近我，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从中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今晚听到发生在可怜的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身上的事情时——” “你听到了？这事儿已经上新闻了吗？他们知道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是不是一场意外？” 她握住我的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没事儿吧？”她关切地问道，“你看起来不太对劲。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放开她的手，拉着她的胳膊。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把她领到了我刚才进来时经过的入口处。 “现在告诉我，这是不是一场意外，比如说，煤气泄漏，或是其他类似的事情？” 她摇了摇头。 “不，他们认为这是一起爆炸事件，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那伯格多诺维奇怎么样了？”我问道，只想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刚开始她并不想回答，最后还是说了：“他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或者说，是一部分残缺的肢体。” 我们沿着街道走过两个街区，来到一家以前吃过几次晚餐的饭店。自从差不多四个月前我们一起驱车穿越纳巴山谷，我们就逐渐以中年人的方式，成为相处得很好的朋友了。但仅此而已，我们只是朋友。我不是在寻找一次新的罗曼史，而且据我所知，她也不是。我喜欢和她待在一起，她好像也喜欢和我待在一起，这让我很高兴。玛丽萨可以从多数人都认为重大的事件中发现荒谬之处；而且，她深知有一些事情太严重了，必须举重若轻。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儿自相矛盾。 刚坐下，我就点了杯威士忌加苏打，一口气喝了下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玛丽萨一直不停地问，显得越来越不安。 “出事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和他在一起，在和他谈话。” 她的手越过桌子，抓住我的手臂，直到我放下了杯子。 “你和谁在一起？你和谁谈话？”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我说道。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听不明白我说的话。 “慢一点儿，约瑟夫。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她用镇静而又慎重的口气问道。 我意识到我的话一直都前言不搭后语。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她描述我的见闻和感受，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今天中午午饭时间我离开法庭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出现了。他对我说他一定要见我，他说我现在很危险。我没有相信他的话，至少在经过一段时问的考虑以前，我没有相信他的话。但是他说他必须见我，还让我下班后，晚上六点去找他。” 玛丽萨瞪大了眼睛。 “你就待在他那里？你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一起？” “是的。我就是在那儿：和他在一起，我刚离开，刚刚走到街道的拐角，事情就发生了。太可怕了。我不敢相信，特别是在他刚刚告诉了我那一切之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就是事情的所有经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必须离开的原因。” 玛丽萨的头歪向一边，眼中流露出困惑的神情。 “离开？” 此刻我正在考虑别的事情，一件我坐火车回来的路上开始考虑的事情。 “你对富勒顿，杰里米·富勒顿到底了解多少？” 我提问的紧张的神情让她吃了一惊，她不得不思虑片刻，即使这样，她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正如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她开始试探着回答，“我认识他，但不很了解他。我在他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见过他，为他的竞选活动做过一些志愿工作。我和他熟悉的程度就是，不论何时在哪个场合遇到他，比如在劳伦斯·戈德曼家的那天晚上，他都能记得我。但这并不是你想知道的，对吗？” “你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也就是他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有钱吗？” 玛丽萨皱了一下眉头，噘着嘴巴，努力试图回忆起什么来。 “没有，”她最后说道，“他们还过得去，但不能算你所说的有钱。他开着一辆旧车到处奔走，一辆四门轿车，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车后座上总是摆满了装着竞选材料的盒子。他们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小，没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要问这个，这很重要吗？” 服务生走过来，等待我们点菜。我把空杯子递给他，又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玛丽萨担心地望了我一眼。 “我喝酒从不会超过两杯，”我安慰她说，“不管怎样，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只喝两杯了。” 玛丽萨知道我没有说实话。她瞪着那双又大又神秘的眼睛，嘴巴半张着，等着我告诉她我隐瞒下来的事情。 “一年前，”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喝了很多酒。” 服务生送来我们点的晚餐和第二杯威士忌加苏打。我啜了一口，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对这种酒的胃口。我放下杯子，想起了鲍比对里奥纳多·列文说他喝得太多了时，列文最初的反应，依稀想起了那位国会议员如何在钱的问题上指责杰里米·富勒顿。 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我心乱如麻，思绪不停地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玛丽萨的镇定，使我恢复了平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饿极了。 我用叉子卷满意大利面条送进嘴里，问道：“你认为富勒顿后来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接着又连续吃了三大口面条，然后停下来等待她的回答。她伸出手，越过桌子，用纸巾的一角平稳而又细心地擦去我嘴边的番茄汁。 “我不知道富勒顿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想如果你在美国参议员的位置上，你会有很多可以帮助你的朋友，那些人会把你当成一种合适的投资对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告诉我富勒顿的钱是从俄国人手里拿到的，他们给了他几百万美元，”我脱口而出，“你认为那可能吗？你认识他，你认为他会那样做湍吗？他会把自己卖给苏联人？” 她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至少是表示怀疑，但接下来，她勉强改变了主意。 “我以前告诉过你，他让我想起了我在学校时认识的一个男孩。跟他们在一起，你会觉得他们有诗人气质，但同时你也会觉得他们最终是在伪装。如果杰里米·富勒顿认为那是惟一的方式—..—” 玛丽萨慢慢抬起下巴，一丝忧郁的笑容浮现在她的嘴边。 “也许他只是认为他可以逃脱惩罚，你知道，这就是他，他感觉规则对他是不适用的。这可能就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需要显示自己，证明他可以做别人想不到，或者别人即使想到了也不愿去尝试的事，而且能够侥幸成功。” 她又笑了起来，但这次她的笑容里有一些不同的含义，让我琢磨不透。 “我觉得你也有些类似，是不是？”她说。 我没有否认，因为我认为这会让我听起来更加有趣和神秘，但我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伯格多诺维奇认为那就是富勒顿被谋杀的原因，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什么伯格多诺维奇想要见我的原因。他相信，无论是谁杀了富勒顿，那些人也同样会去杀他，还有其他任何知道富勒顿从俄国人手里拿钱的人。伯格多诺维奇认为富勒顿的死是一场政治谋杀，他认为政府，或者说白宫，是幕后指使者。” 我又吃了几口，然后放下叉子。 “开始我并不相信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得了妄想狂的老头，固执地认为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场阴谋。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阿尔伯特·克雷文家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他说的所有那些事情，那些有关肯尼迪谋杀案的影射？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暗示——至少看起来是在暗示，埃德加·胡佛和联邦调查局是谋杀肯尼迪的幕后指使？所以当他告诉我关于富勒顿为什么被杀以及我们两人现在都处境危险——” 她惊恐地望着我，问道：“你们两人都危险？” “伯格多诺维奇试图告诉我他很危险，因为他是惟一活着的、知道富勒顿的秘密，并且可以为此提供证据的人。” “那他为什么认为你也危险？” “因为我是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我会竭尽所能寻找真凶；而且，如果他们跟踪过他，就一定会发现我俩已经见过面，他们会认为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因此，他们也不会冒险放过我。我当时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玛丽萨把盘子推到一边，问道：“但是现在，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相信了，是吗？” “在那一刻，当我看到炸弹爆炸，玻璃四溅，火光冲天的时候；当我满脑子想的只是我能够躲到哪里去，用多长时间才能到一个安全地点的时候，我对他的话已经深信不疑了。”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大笑起来，我以前从未觉得它如此可笑。 “我惟一想到的就是赶快离开。这是我第一次和哈迈尔·华盛顿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在谋杀现场时想到的事情。他是对的：那就是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能想到的事情，是那时候一个人的能想到的惟一的事情。至少我当时想到的事情就是那样，而他认为他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他和我一样害怕，但他战胜了恐惧，而我却没有。” 她表示不同意，或者说，想表示不同意。 “那不一样，我不怀疑他是勇敢的，非常勇敢，比大多数人都勇敢；但是他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有人想要杀死他；在他钻进汽车，一束强光射来之前，他没有理由相信有人要杀他。在那之后，他意识到他的处境很危险，他做了每个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反应：逃离现场。” 服务生走了过来，我们点了咖啡。在他收拾盘子的时候，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离开以后，玛丽萨抬起下巴，歪着头，一段时间内一直看着我，好像在试图告诉我，无论我过去做过什么，都是正确的。 “你还没告诉我，当然，你也不是一定要告诉我，一年前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除了用片言只语打发过一两个人，告诉他们应该知道我都说过了，我从未和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情，但是我突然发现自己愿意告诉玛丽萨。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爱上过一个女孩，那是我第一次恋爱。此后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后来，我们再次相遇，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准备结婚，可那之后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詹妮弗病了，病得很重；她的病使她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世隔绝，就像有人拉下窗帘，房间变得漆黑一团一样。 “那时我每个星期去医院探视她一次。有时候，天气不错，我会开车带她出去兜风。我一直认为会发生奇 8ff9." >迹，她会突然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可我最终意识到医生是对的，她永远不会回到从前了。那以后，我开始喝酒，一切都是蓄意而为：我要把自己灌醉，我想迷失，想消失，就像她那样。我想也许我会在哪里找到她。有那么几次，当我喝得酩酊大醉，恍恍惚惚，我几乎认为我找到了她。记得一天深夜，我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我摸索着回到家里，在整个屋子里狂奔着，撕心裂肺地大叫，要她别再躲躲藏藏，不管藏在哪个房间，赶快出来。” 我停了下来，环顾四周，看到在这家拥挤的餐厅里，人人似乎都很开心。 “我喝酒也是因为为自己感到伤心，还因为，说实话，那时我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我认为自己已经死了，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玛丽萨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庞，很长时间没有说一个字。 过了一会儿，她问道：“是什么让你最终不再酗酒？你是怎么寻找到力量控制住自己的？” “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一种本能，一种求生的本能。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詹妮弗知道我的这些行为，她会责备自己的。我有个朋友，他在戒酒互助会待了很多年，他知道詹妮弗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事情。他试图拉我入会，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特别是我不认识的人。有一次在我又醉得不省人事之后，他找到了我，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清醒过来。他要我向他保证，下次我想喝酒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 “但你没有戒酒，只不过是给自己限定了酒量。我想——” “我不想把自己称作酒鬼，我不想四处游荡，嘴里背诵着十二级台阶，就像小孩子重复着‘摩西十诫’，我不相信那种要想不醉酒，就只能滴酒不沾的鬼话。他叫弗林，霍华德·弗林，他很聪明，他没有设法用那些理论说服我，而是让我保证，以后每次喝酒不超过两杯。” 玛丽萨望着我，难以解释她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是什么样的神色。我盯着她的眼睛，就好像在审视我的良知。 “有一天，他陪我去医院。他一直坐在那里，听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说给詹妮弗听，告诉她我为什么会去做那些事，并对她许下了诺言。这很荒唐，是吗？她听不见我说的话，但我认为她能用别的方式明白我的话，我想在我告诉她之前，她就已经知道了。霍华德知道我会努力信守我对他的承诺，他也同样知道，我宁愿死去，也不会违背对詹妮弗许下的诺言。”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些我以前不曾考虑过，至少是不曾有意识地考虑过的事情。 “霍华德想错了，我可以想像自己可能还会重蹈覆辙，试图借酒浇愁。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信守诺言。” 我开始感觉到刚刚发生的一切在我身上产生的；湃影响，一种迟来的反应。能量似乎已从我身上流失殆尽，我感到很累，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如此疲惫的感觉了。 玛丽萨对我说：“你需要上床休息。”她的语气中带着同情和焦虑。 “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再住在饭店里了，你的第一反应是对的，你应该到鲍比那里去。” 我正要表示反对，但她用眼神阻止了我。 “你不想让你表哥知道你害怕了是吧？”她问我，眼神里带着友善的嘲讽。 走出饭馆，玛丽萨挽着我的胳膊朝饭店走去。 我们经过一家酒吧，大门敞开着，喧闹的笑声中掺杂着萨克斯忧伤丽缥缈的声音。所有的商店都很繁忙，目光敏锐的商人们斜靠在柜台上，指点着各种各样、永不重复的廉价商品。疲倦的、目光呆滞的游客和紧抱小孩子的肥胖女人在成堆的运动衫、T恤衫、颜色鲜亮的帽子和便宜的塑料杯中挑避着；铅笔、小三角旗、明信片，所有这些物品都带有“旧金山”的字样或者考依特塔、金门大桥或其他几个城市标志物的图片。我们穿过街道来到饭店，在饭店的拐角处玛丽萨停了下来，拽着我的袖子，再次对我说，她觉得饭店不是很安全。藏书网 “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街道上，把你需要的东西从房间里拿出来，我在门口等你。我要把你送到鲍比那里去。” 不容我反对，她又加了一句：“如果你照我说的做，我会感觉好些的。” 我把几样东西扔进旅行包里，拎起公文包就走。 到了大厅，我才想起匆忙之中忘了查看电话留言。 我来到前台，得知阿尔伯特·克雷文打电话找过我。我向服务员道了谢，便转身离开。 “还有两个人来找你。” 我回头望着他：“两个人来找我？” “有两位先生大约一小时前来过，他们说是记者。” “他们留下名字了吗？” 服务员摇了摇头。 “他们说以后再来看看。” 我走近服务员问道：“你还记得他们的样子吗？” “我想，他们四十来岁，很抱歉，我当时很忙。” “你看见他们离开了？” “我想他们肯定已经离开了。”他一边回答我，一边将目光投向我身后另一位有问题要问的客人。 记者藏书网们总是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告诉他们一些溯有关案子的事情，但从没有到饭店找过我。 玛丽萨在门口等着我，车子一直没有熄火。 她一边把车驶离路边，一边问道：“你没事吧？” “嗯，我没事儿。” 我把前台服务员刚才的话告诉了她。玛丽萨问：“你觉得他们不是记者？”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是暗杀者。如果他们在跟踪我，他们为什么让饭店的服务员清楚地看到他们呢？” 当我们行驶到海湾大桥时，玛丽萨用手机给鲍比打了个电话。 “没人接。”她说道，电话还放在耳边，“他也许出去了。” 接着她笑了。 “你好，我是玛丽萨，我把你的表弟带过来了，他今晚需要有个地方借宿，这是我主动向他提出的，”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静静地笑着说道，“我认为他有点儿腼腆。” 带着愉快的调侃神情，玛丽萨把电话递给了我。 “他想和你说话。” 我一边看着她，一边说道：“鲍比，她说的不对，不是她提出来的。”此刻玛丽萨正假装凝神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事实是，我要求在她那儿过夜，但她拒绝了我，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说道，然后语气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但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到了你那儿，我会向你解释的。玛丽萨认为我不应该再住在饭店里了，也许她是对的。” 鲍比很高兴我要去他那儿，他再次发出邀请，说我可以在他那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越久越好！”他就是这样说的。 玛丽萨认识去鲍比家的路，虽然她解释说，自从鲍比的妻子去世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过去我每隔一些日子就会去看她。” “她去世的时候，鲍比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我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问她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我不再相信表哥每一件事都会比我做得好。 我想，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我越了解他，我就越发现，和其他人一样——他也犯过错误，做过一些不怎么值得夸耀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在少年时代没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或者没说过令自己后悔的话，只要这个人有些良知。 玛丽萨一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到我们离开了高速公路，经过高尔夫球场，向奥林达山驶去。这时她说了一些关于鲍比的事情，让我感到很吃惊。 “鲍比从来没谈论过这件事情，至少从来没跟我谈过。坦白地说，如果他真的曾经和某个人谈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吃惊。他不谈论个人私事，从来不。他一直是个迷失的灵魂。” 玛丽萨驾着车，穿过一个又一个曲折的弯道，但驾驶本身已经变成机械和本能的行为。她眼睛盯着前方的路面，脑子却在想别的事情。 “事情没有按照鲍比的思路发展。要不，也许他没有想过事情会如何发展，直到一切为时已晚，他已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要知道，有这样的人，” 玛丽萨说着瞥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否明白她的话。 “他们在生活中一直是顺其自然，日复一日，接受生活中的一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为成功人士，至少按照这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那就是成功。不过这对他们并不意味着有多么重要。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也许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喜欢鲍比的原因，他们真的很相像。我想，他俩大学还未毕业，就已经感到了生活不会再有上大学时那样美好了。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我父亲在耶鲁大学橄榄球队，他是球队的队长。大学四年级时，他的球队赢得了常青藤联盟杯赛的冠军。他在华尔街的事业非常成功，他赚了多数人都会认为可观的钱，但我认为他的一生都在回忆过去，希望一切都能从头开始。我认为鲍比就像这样。他很开心，很有魅力，但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想以最好的方式度过一生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很在乎。” 鲍比已经打开了房子外面的灯，当他听到房前车道上汽车发出的声音，他打开了前门。 他接过我手中的包，问玛丽萨：“你为什么不进来？” 她看着我，回答道：“我该走了。” 鲍比向她道了声晚安，转身向大门走去。我开始跟着鲍比向屋内走去，但又改变了主意。 玛丽萨正转头看着身后，准备倒车。我笑着，敲了敲车窗。她摇下车窗玻璃，望着我静静地等待着。我弯下腰，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双唇。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低声说道。 我放开她，后退了一步。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 “告诉鲍比，”她说道，笑声逐渐消失在夜色里，“我开始喜欢上他的表弟了。” 我开始说些什么，可说出来却是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这让她又笑了起来。 “我该走了，”她说道，让我变成了一个张口结舌的傻瓜，这着实让她开心。 鲍比一关上门，就开始揶揄起我来：“我认为她在追你。” 我坚持说，我们仅仅是好朋友，而他则坚持认为我在撒谎。 鲍比眼神中流露着自信，他说：“我能从她的语气中听出来。她也许没有让你到她那儿住，但是如果你提出来的话。她是不会拒绝的，相信我，我了解她。” 鲍比话中表达的意思使我有点儿不高兴。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所想的意思，”他一边说着，一边替我拎着旅行包，沿着过道把我带到了客房。他把我的包放到床上，又指着浴室的门告诉我洗浴的地方。 “来，咱们喝杯啤酒。”鲍比说道。 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着啤酒。 鲍比穿着一件棕褐色的棉睡衣，下边敞开着，露出了腿上参差不齐的伤疤，大约占了膝盖骨周围四分之三的面积。就是这块伤疤，让他结束了橄榄球员的生涯，如果玛丽萨说得对，这也标志着从那一刻起，他开始认为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离他远去。 鲍比放下酒瓶，解释道：“玛丽萨和很多男人交往过，但不是那种方式，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相处过很长时间。我想告诉你的是，在你下车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见她像看你那样看过别人。” 鲍比把瓶口凑近了嘴边，说道：“她藏书网对你会很适合的。”他喝了口酒，又说了一句，“你的生活中应该有个人相伴。” 他看了我一会儿，让我明白他是认真的。接着，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玛丽萨认为我住在城里不安全。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是怎样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相识，他又是怎样两次在街上截住我，他告诉我的有关富勒顿的事情以及我们两个人可能所处的危险，还有我曾如何不相信他的话，直到爆炸证明了一切。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确切地说，是我在说，丽他一直在听，直到夜深了，我再也无力交谈为止。 第十四章 接下来的两天，我依然以固有的方式继续着“陪审员资格初审”，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试图依次说服每个陪审团成员，让他们认为我是他或她可以信赖的人。我的提问和第一天问过的一样，还是那些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信仰有关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我总是要问：在他们考虑投票判定一项罪名之前，是否会坚持要有确凿的、令人信服的、没有任何疑点的证据。现在我的提问方式和以前惟一的区别就在于，在汤普生法官那双充满恶意的眼睛注视下，我提问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而且不会把同一个问题重复两遍。 到星期五上午法庭召集有关人员的时候，我们要结束挑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在我们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剩下的工作是对最后一名陪审团成员进行质询。除非以什么事由提出反对，也就是说。除非有存在明显偏见的例证，下一个被选入陪审团的人，应该就是我们需要的第十二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陪审团的成员。现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我很明白，这也许会是任何一个陪审团成员听过的最奇怪的问题。 “德威特先生，请告诉我，你认为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遮？” 公诉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反对！”他叫道，“这简直是在胡闹！这个问题和案情毫无关系，陪审员的资格认定、本案的审判以及任何可能与之相关的事情都和这个问题无关！” 如果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是汤普生喜欢或者可以忍受的人，汤普生可能会让我问一些别的问题，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对哈里伯顿厌恶至极，以致他不能忍受任何可能有利于哈里伯顿的事情，除非他确信自己没有其他选择。 汤普生困惑地紧锁着眉头，说道：“这是个非常特别的问题，安托内利先生。” “真的吗？”我回答道，好像自己从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之处。 “好吧，也许是有点儿，让我重新表述一遍。” 我对着那个陪审员笑了一笑。他三十来岁。油腻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一件已经有些褪色的短袖红衬衫紧绷绷地勾勒出他硕大的肚子。 “让我来这样表述一下我的问题：你认为肯尼迪谋杀案是李·黑尼独自一人所为，还是另有同谋？” 哈里伯顿举起了双手。 “法官大人！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很显然，从汤普生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也不知道我这是在做什么，但他并不打算让我停下来。 “安托内利先生，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 我的眼睛向下瞟了一眼哈迈尔·华盛顿。此刻他正面无表情地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 我接着说道：“法官大人，这是一起对谋杀案的审判。被告已表示不服罪……” 汤普生白了我一眼。 “是的，那么……” “那么，法官大人，我们知道犯罪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受害者是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他是被谋杀的。而被告坚持说，他并不是凶手。那么很显然。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汤普生试图跟上我的思路。但是，他越努力这样做，就越是感到困惑。他眯着眼睛，歪着嘴巴，直到整个嘴巴几乎都歪到了脸的左边。 “被告认为是其他人杀了参议员富勒顿，这和约翰·肯尼迪谋杀案之间存在什么可能的联系呢？别的不说，就这两个案子而言，二者之间已经间隔了大约四十年。” “非常正确，法官大人。”我回答道。与此同时，公诉人却在一旁摇头。 “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确定谁是谋杀肯尼迪的幕后真凶。撇开这一点不说，我在和德威特先生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案件中，一个涉及美国参议员、加州州长候选人——一位被公认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的谋杀案中，是否应该把受害人的死简单地看做是又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 哈里伯顿已经怒不可遏了。他涨红了脸，眼珠几乎从眼眶中迸出来。 “法官大人，”哈里伯顿开口时已经愤怒至极，几乎都快要说不出话来。 “他先是问了一个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的问题，现在，他又开始和陪审团辩论他的案子！” 汤普生认为这是自己取得的小小胜利。他面向哈里伯顿弯下腰，嘴角浮现出看似同情的笑容。 “公诉人，不要过于激动，”他的语气听起来平静而柔和，但对此刻的哈里伯顿而言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仍然哑口无言的哈里伯顿还没喘过一口气来，汤普生又开口了：“我可以到会议室和律师谈谈吗？” 当我们坐到汤普生的桌子前面时，公诉人的面色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我们现在离开了法庭和公众的视线，汤普生也改变了态度。刚才他的动机是刁难他的宿敌，现在他又开始跟我算账了。 “听着，安托内利，我做法官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你的问题是我所听到的问题中最奇怪的一个，你认为是谁杀害了约翰·肯尼迪？”他模仿着我在法庭上的口气，用一种呆板的节奏说道。汤普生眯缝着眼睛看我，好像是医生在检查病人，他继续说道：“也许你不知道，可能俄勒闪和这儿不太一样，但在这里，只有当被告，而不是他的律师是疯子的情况下，这种愚蠢的辩护才有可能奏效。” 哈里伯顿还没来得及从汤普生对我的训斥中获得满足，就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至于你，”汤普生不无讥讽地说道，“你要做的就是站起来，告诉法庭你有疑问，而不是向所有人显示你充满正义的愤怒。你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呢？安托内利开始面对全体陪审团发表他小小的演讲了。公诉人先生，你最好明白这一点：我是不会替你效劳的。如果你不介意是否让陪审团听到一个有关本案一定是某种政治谋杀——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律师先生试图暗示我们的东西——所以被告无罪的演讲，我是不会反对的。” 哈里伯顿脸色铁青。他紧紧地咬着嘴唇，双手颤抖着，极力控制着不把他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会记住的，法官大人，”最后他说道，为了不去冒犯汤普生他尽量用这种正式的法庭语言。 汤普生迅速而又果断地点了点头，说道：“好了，就这样吧。我们必须言归正传。因为我们终于结束了选择陪审团成员的工作。”哈里伯顿提醒他：“我还没有询问最后一位陪审团成员。” “不用着急，你会有机会的，”汤普生不耐烦地说，“但不能占用很长时间，除非——”他眼中流露出厌恶的神情，又加上一句，“你也像安托内利那样，开始问有关林肯被谋杀的问题。” 汤普生停顿片刻，眼睛冷冷地盯着地板。他在椅子中来回晃了晃，抬起眼睛看着我，摇了摇头，低声咕哝道：“‘你认为是谁杀了约翰·肯尼迪？’我想我以前也听到过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了法庭，举止文明优雅，好像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的行为方式。我没有再问最后一位陪审团成员什么问题，公诉人问了三四个问题，接着陪审团成员发了誓。用一种友好的对话的语气，汤普生告诉他们第一件任务就是利用当天剩下的时间回去休息，像平时那样告诫他们不要谈论此案。之后，他让陪审团的五位男士和七位女士先回去，下星期一早上重新集结——那天审判将会正式开始，而他们将决定哈迈尔·华盛顿的生死。 当陪审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后，哈迈尔问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安托内利先生？” 这个问题我以前被问过上千次，在每一个需要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中，这样的问题都会被问起。被告急于想从这个神秘的程序中发现一些意义，这个程序对于这些不幸被告上法庭的可怜人来说，是一个奇怪的不可理喻的神秘事物；而对于我们这些半生都要待在法庭上的律师来说，则是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他们总是会问问题，我总是给他们相同的答案——一个他们急切想得到的，让他们放心的答案。他们想让我告诉他们：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切都挺好，用不着担心。这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回答：确信自己不必担心；即使在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自己可能要担心，但在现在，今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了，感到几乎又恢复正常了，哪怕只有一小段时间。 “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哈迈尔又问道，那双清澈无邪的棕色大眼睛里饱含着希望。 我想要说“我们一切都好”，但只吐出了前两个字。我笑了笑，说道：“实际上，我们要被枪毙了。” 他愣了一会儿，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好像知道了我是在开玩笑，他笑了起来，我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放松。每个人都是心存希望的。 我没有就此结束谈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陪审团。他们看起来很公正，而且他们看起来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有时这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他们很好奇：他们想要了解真相。他们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副警长正在等着把哈迈尔送回监狱。 “下次开庭之前，我能见你一次吗？”哈迈尔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视线就越过我向我身后望去，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化。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他总是很有礼貌，至少对我从未有过不友好的行为；但他总是保持一定的矜持，或者说，一种明智的礼节，和别人保持细微但又明确的距离。但在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的眼神就像是一个人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转过头，跟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位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士。一定是她注视哈迈尔的眼神让我知道她就是他的母亲。他们长得并不很像，或者说，他们看起来差别还很大，以至于刚开始我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俩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肤色几乎完全不同。哈迈尔的皮肤是淡褐色的，而他母亲却有着深黑色的皮肤；她的面孔光艳照人，高高的颧骨，皮肤紧绷而又黝黑，就像是刚打磨过的黑檀木。 她乌黑的眼睛沉郁地燃烧着怒火，闪闪发出道道光芒；她的头发乌黑油亮，从前额两侧向后梳去，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的双肩宽阔而瘦削，双臂修长，手指纤细而优雅。她可以和任何一位我所见过的最具魅力的女人媲美，我几乎很难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玛丽·华盛顿穿过人群，耐心地站在木栅栏的后面离她儿子几英尺远的地方。我看了副警长一眼。 “让她和儿子待一分钟，好吗？” 哈迈尔的母亲身体倾斜着，越过低栏杆，抱住了哈迈尔。副警长转过头去，一直等到他们说完几句悄悄话，才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将手放在哈迈尔的肩上。时间到了，该走了。 我对哈迈尔的母亲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我们以前没能见面真遗憾。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试图与您取得联系，我留了言，我还让哈迈尔告诉您我想见您，但是也许是因为……” 突然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她的儿子正以谋杀罪名被审判，而我对她说话的方式，却像是两个终于在晚会上见面的人，诉说着如何早已从彼此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了对方的大名。她高高地扬起头，直到我把话说完。 “谢谢您对哈迈尔的帮助，安托内利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谈，”我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走到律师桌前，把我的东西塞进了公文包。 “现在不行，”她说道。 我转身想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但她已经穿过最后离开的那几个人走出了法庭。 透过敞开的大门，我听见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正在镇定地回答着那一大帮挤在走廊上的记者高声提出的问题。我决定从通向书记员办公室的侧门溜出去。我刚迈开脚步，外面的记者就冲了进来，刺眼的电视摄像机的灯光紧随其后。摄像机是不允许带入法庭的，但是法官走后，记者们就无所顾忌了。我瞟了一眼书记员办公室关闭着的门，它还是充满诱惑地关闭着，而且只有几步之遥；但是如果我现在冲进去的话，那么明天的报纸上或当地的电视新闻上所能看见的惟一画面将是辩护律师急于逃窜的背影，那看上去会像是要掩盖什么。我转过头，迎着记者们走去，一直走到走廊上，法庭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每一个记者都有一个问题，问题也都是一样的，只是问法不同而已。 “您真的认为杰里米·富勒顿死于一场政治谋杀？” 我努力谨慎从事，但是感觉情况已逐渐有些失控。 有一位记者带着怀疑的口吻坚持问道：“您好像认为这起案件是政治谋杀的可能性更大。” “在一起谋杀案中，”我瞪着他回答说，“你会问谁将从受害者的死中受益，现在有很多人从参议员富勒顿的死中获益颇丰。” 刚才提问的那个记者从他正在做的笔记上抬起头，又问道：“您认为是州长还是总统？” 他已经快要把我逼到墙角，我不能陷到这种猜测中去，我开始回答另一个记者的问题，但为时已晚。 “这是不是您传唤马歇尔州长到法庭上作证的原因，因为您认为他和富勒顿的死有关。”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一个人都在等待，想看我如何作答。这位记者，不管他是谁，一定有大量的信息来源，传票在前一天刚刚签发，而直到此刻，我才知道该传票已经送出。我努力掩饰住自己的惊讶，但是一个瘦小而又肌肉结实、嘴巴弯曲着的记者已经满意地察觉出这一点。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但我能够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快速地说道：“州长被传唤是因为被告相信他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我希望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其实我什么也没说。但这一计谋并没有奏效。 有人在后面喊道：“是什么证据？” 又有一名记者喊道：“您认为是州长雇人谋杀富勒顿的吗？” “马歇尔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再次当选？”另一个声音问道。 “总统和本案有没有关系？” 我举起手，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直到他们停了下来。 “我所知道的是以下的事情：被告，也就是哈迈尔·华盛顿，没有杀害参议员富勒顿。也就是说，凶手另有其人。我还知道，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对其他很多有权势的要人的政治生涯构成了威胁。辩护律师想要提供的关于那些人是谁的证据，关于如果杰里米·富勒顿活着，他们就必将会失去什么的证据。” 没等记者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举起手，摇了摇头。 “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我转过身，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现场。 我越走越生气，不觉加快了步伐，想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愤怒。我如此沉浸于自己的情绪中，以至于直到出了法院的大门，才发现鲍比就在我的身后。 “我过来看看。你真的很棒，”脸上挂着鼓励的笑容，鲍比说道。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沮丧？” “因为我本不该让自己陷入必须回答那帮记者提问的窘境。” “你向陪审团提出有关肯尼迪谋杀案的问题，让每个人都认为这一定是一场政治谋杀，不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吗？你问陪审员的每一句话，不都是出于这个本意的吗？”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对记者所问的问题感到生气，而是因为我找不到仅有的两个至关重要问题的答案：谁杀了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要杀他？ 外面阳光明媚，我的情绪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说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中，看起来也不再是沉重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在距法院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小饭馆，虽然我们两个人都不是特别饿，但还是走了进去。 女服务生手里握着铅笔，冲着我们淡淡地一笑，在我们告诉她只要饮料后，她就迅速离开了。 我笑着说道：“她和尊敬的汤普生法官大人一样可爱。” 我坐在那里，背部抵着小包间的后墙，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他真是部杰作。” 鲍比从没去过法庭，也没有受理过自己的案子，所以他对此非常感兴趣，想知道和所有来观看这场审判的人一起坐在那儿等待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认为，用法律学者辩论纯法律问题时的高深语言谈论的问题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你是说在法庭会议室？”我问道，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没有听到的事情比自己听到的事情重要的多，这让我感到很可笑。 “没有什么，汤普生认为我疯了，又说哈里伯顿是个傻子，你真的不能责怪他把我看成疯子，我问的有关肯尼迪的问题……” “难道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鲍比急切地问道。他弯下腰，对着我说：“每个人都有点紧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差一点放弃那个问题，”我承认道，“我原计划是要问的，我认为我必须这么做：但这就好像在凌晨两点钟，你一人独处时的一个奇思妙想。当你早上醒来后，面对日常生活中枯燥无味的事情，你会发现任何事情都不会像深夜想像的那般美好，在深夜，你对事情的想像和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深夜的遐思，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不是吗？” 鲍比瞟了我一眼睛，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效果，”鲍比坚持道。 “它让每个人都思考，像富勒顿这样的人，在一场用你的话说是‘偶然的暴力行为’中被杀害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外表冷漠的女招待送来了鲍比要的冰茶和我要的咖啡，同时把账单放到了桌上。 “每个人会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不是一起偶然的暴力行为？”我回答道，一边抿着咖啡，一边沉思着。 “你知道不知道最初我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小的时候，你教给我的一个道理。你说这是你从外公那里学来的——永远不要主动和别人打架；但如果有人欺负你，特别是那些比你高大的人企图打你，你必须首先出击。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可能永远没有还击的机会了。我必须问那个问题，因为这是我把问题摆在陪审团面前的惟一机会——这也是我让他们知道的惟一机会，发生在富勒顿身上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谋杀，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和本案毫无关系，或许可能和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伯格多诺维奇是对的，如果他是因为了解富勒顿而被谋害的，如果他们认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必须把我干掉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他们要让公众认为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一场暗杀，也没有什么想要掩盖它的阴谋。所以你可以说，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我的胆怯，由于害怕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由于这会对辩护有什么帮助。” 鲍比抬起下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睛。 “胆怯——这就是你传唤州长的原因？” “不，是愚蠢，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不能传唤总统，可是我必须想办法。我必须有一个证人，通过他向陪审团显示富勒顿所构成的威胁究竟有多大。事实是，我对这个案子还没有定论。除了作案动机以外，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任何证据，从总统到总统手下的人，每个人似乎都有把富勒顿除掉的动机。富勒顿死了，总统就不必为获得提名去奋力争斗，而州长也不会在11月面对必然的失败。” 鲍比又加了一句：“这样，阿莉娅·戈德曼就有机会成为州长。” “这没法解释伯格多诺维奇的死因，藏书网”我反驳道。 “但你并不能确定他被除掉的原因。你所知道的全部事情都是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你还记得吗，你以前并不相信他？如果你当初是对的，如果他说的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编造的怎么办？如果他虚构了一个关于杰里米·富勒顿和金钱的故事怎么办？ “即使这部分是真实的，你又怎么知道别人会发现这件事情？不只是白宫的刺客，伯格多诺维奇有可能被任何一个人杀死。你想，他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克格勃内部，一定伤害了很多人。你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想报仇吗？如果这场谋杀有政府参与的话，为什么不会是俄罗斯政府？也许俄罗斯政府不想让他们以前的间谍说出当时还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新民主党人都干了些什么勾当。” 我结了账，我们离开了饭店，向鲍比停车的地方走去。当我们走到停车场人口的时候，鲍比问道：“你没有忘记明天的事吧？” 我没有忘记，但却真心希望自己明天下午可以做些别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阿尔伯特·克雷文的船上环游海湾。 鲍比把票递给了停车场服务人员，说道：“随便问一下，和哈bbr>迈尔·华盛顿谈话的那位美艳动人的女士是谁？” “你不认识她？她是哈迈尔的母亲，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朋友，阿尔伯特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 鲍比只是耸了耸肩膀。 “阿尔伯特是有很多的老朋友。但是那个女人？不，我以前可从 6ca1." >没有见过她。” 第十五章 我和玛丽萨到达码头时，阿尔伯特·克雷文正在那里等我们。我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并希望自己能克制住不要大笑起来。以前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穿一身深色西装、一件丝绸衬衣，扎一条价格不菲但款式和颜色却不夸张的领带，穿一双柔软锃亮的意大利皮鞋，那身装扮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白手起家获得财富和权利的人，一个能够买得起他想要的一切，同时又清楚什么是他不想要的东西的人。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穿戴。 这次他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马球衬衫。尽管现在还没到大中午，可是汗水已经浸透了衬衫，衬衫紧贴在他身上，就像他的第二层皮肤。他下身穿一条白色的短裤，露出两个关节突出的膝盖和两条苍白的麻杆腿。克雷文头部显小，双肩下斜，腰腹松垂，看上去像一个正走向衰老的人，正步履蹒跚地进行周末的散步。 鲍比已经在那儿，他站在车轮后正和一位名叫劳拉的年轻女子交谈。他与劳拉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劳拉留着棕色的短发，有着一身晒黑的皮肤，这使她的眼睛看上去显得很黑。她安静地走动着。我们被介绍给对方之后，相互微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当我看到她和玛丽萨交谈，还有她不时望着鲍比的眼神时，我知道我会喜欢她的。 鲍比带着我们驶出码头，加快船速，进人海湾。克雷文颓然倒在甲板上的一把帆布躺椅中，擦着额头。 “你真的让州长收到了一张传票？”克雷文边问边眨着眼睛，海水溅到他眼里了。 “昨天我从新闻中听到的，可是我仍然没法完全相信。”突然，他变得高兴起来。 “你觉得我的船怎么样？”他急切地问道，“过去我曾想弄一条帆船，驾着它环游世界或者干些诸如此类的事。不过，我做不到，因为我晕船。你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不管怎样，我要了这条船。每隔一段时间，当天气像今天这样风平浪静时，我就驾船进海湾。其余的时间我只是坐在码头上，感受潮水在船底下冲刷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让人感到十分惬意。” 克雷文的目光变得有点忧郁。他往后仰了一下，让风吹拂着他的脸颊。 “我听说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发生了不幸时，感到非常悲哀。可怜的人。我喜欢他，你知道的，” 克雷文弯腰坐在椅子上直视着我，语气很坚定。 “警察似乎一点都不清楚是谁杀了他，为什么杀他。我猜想他一定有很多敌人。” 鲍比在掌舵，听不见我们的话，玛丽萨和鲍比的朋友劳拉已经到甲板上去了。有件事我必须弄清楚，而且这也许是我能够询问的惟一机会。 “玛丽·华盛顿是谁？” 克雷文试图显得一片茫然，好像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似的。 “你告诉我她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好朋友，”我弯腰靠近他说，“一位你想帮助的人。” “是这样，”他说。他还在犹豫着，等着看这个回答是否已经足以令我满意，我是否仍会坚持让他告诉我更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她不来找我？甚至连电话也不回？昨天，她去了法庭。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她，但即使这样我也没能和她说上话，我想为她的儿子辩护，看在上帝的份上，她却懒得见我！” “不要对她太苛刻，”他回答道，“她只是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他正想接着往下说，玛丽萨从下面的厨房走上来。一手拿着一个金属手柄，一手抓着她那柔软的褐色太阳帽。 “你能开快点儿吗？”她快活地喊道，鼓励鲍比能开多快就开多快。 当鲍比加大马力时，船尾向水下沉了一点儿。 轮船抛下两道长长的尾迹，像两道犁沟一样在我们的身后延伸。鲍比打开了调节阀，把船转了四十五度，然后又转了回来，轮船一连串长时间的转向和摇摆让玛丽萨很喜欢。克雷文闭上眼睛喘息着。 鲍比放慢了速度，玛丽萨和劳拉站在他身边，他回头望过去，指着海岸上沿着一条步行大道排列的水泥墙面的房屋。这些房屋被漆成粉色、黄色、蓝色、绿色和白色，墙挨着墙，紧密地排在一起，矗立在海湾沿岸的街道两边。 “你从这儿能认出你的房子吗？”鲍比朝克雷文喊道。 “当然，”克雷文连看也不看一眼就回答道。 “你不在这儿的时候，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鲍比补充说。 减速之后，我们驶近了海岸，徐徐驶过废弃的“石工要塞”码头，观看着周六蜂拥到各家商店的购物者和在饭馆外排起长队的食客。 “你真的那样做了？”克雷文拍着我的肩膀问，“传唤州长出庭作证？” “我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也没有人给我回复，这是老规矩，阿尔伯特，如果他们不想私下与你交谈，他们可以在法庭上与你交谈。” 他啪嗒一声打开了一只硬皮箱，拿出了一副镶着金边的太阳镜，小心翼翼地戴在他又红又柔软的鼻梁上。 “这和州长的一贯作风有些不一样，你觉得呢？” 鲍比驾着船已把我们带离了城市的海岸线，现在我们正在加速行驶，大风一直在我们周围呼啸。我不得不高声回答他。 “事出有因。” 克雷文向我凑近了些，把耳朵转向我。 “听不见。” “事出有因，”我喊叫着说。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头示意已听到我的话，便重又躺到了躺椅上。 当船乘风破浪前进时，船体就会回荡着一个沉闷的被水拍打的声响。我们已穿过了海湾大桥，大桥像一个钢铁长笼高高地悬在上空，我可以看到笼子里来来往往的车辆小得就像孩子们的玩具，同时我也记起鲍比给我讲过的外公告诉他的事情。我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向往的微笑掠过嘴角。 “从桥上掉下来需要很长时间，”我大声说，尽管没人听见，甚至连坐在我旁边的阿尔伯特·克雷文也没有听见。 我们穿过大桥，绕着杰巴·布恩纳岛转了一圈后，又从东边返回，再次从大桥底下穿过，然后与宝岛上沿着低矮的海岸线修建的那些棕褐色的平顶房屋平行行驶。驶离宝岛后，我们迎着汹涌的波涛前进。船首被浪抛向了天空又俯冲下来，一次又一次，一个又一个巨浪冲刷着我们，我们的身上浸透了又冷又咸的海水。在海浪这种单调乏味而冷酷的节奏下，人不觉昏昏欲睡，我盯着海湾中朦朦胧胧的绿色，想知道这儿除了海风、海水和天空及孤独的山丘之外一无所有时，该是幅什么样的景象？ 鲍比把船驶向了北方，离开金门大桥，朝天使岛前进，那儿距索萨利托海岸最近处只有不到半英里。这个岛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水流，船可以在水中平稳地滑行。玛丽萨站起身来，摇摇头，看着水花在她周围四溅，不禁大笑起来。她走进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用一条厚厚的长绒毛巾搓着脸走出来，走到离我足够近的地方扔了一条毛巾给我用，又回到厨房。片刻之后她再次出来时，毛巾搭在脖子上，手里拿着一个深绿色的瓶子和几个空玻璃杯。 “准备吃午饭吗？”她边问边递给每人一个玻璃杯。 鲍比减速向天使岛背着索萨利托海岸的岸边驶去，在离一个水泥码头二十码的地方，他把引擎打在空挡上让它自己转着。一艘远去的船只驶过水面留下的渐渐消失的尾迹轻轻拍打着我们的船体。在前面，离岛更近的地方，五六个皮艇上的桨手们挥舞着桨竞相追赶着。在满是泥泞的岸边，一个年轻的拉美裔女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给三个睁着迫不及待的眼睛的光屁股孩子喂三明治吃。 在他们的背后矗立着一栋大楼，大得使你无法一下子将它尽收眼底，它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一座大楼。人们看见它时就禁不住战栗发抖。这座硕大无朋的四层大楼兀立在那里，好像是19世纪毫无灵魂的工业建筑的一首邪恶颂词，每一块发黑的黄色砖瓦都在上百万次地向人们重复着同一个沉闷压抑的故事。 “我不知道哪里有这么个东西，”玛丽萨说着递给克雷文一个酒杯，给了我两个。 “你能帮我拿一下我的杯子吗？”她边问边走向厨房。 我抬起脚，身子向下滑，直到头靠在了座位的边上。我取下墨镜，把脸转向了太阳，倾听岸上孩子们的嬉笑声。行船时汹涌的波浪撞击船体的节奏赶走我心中聚集起来的紧张情绪，我独自一人体验着这种感受：温暖太阳照在脸上如同风吹拂着我皮肤；船儿轻盈地调整方向的摇摆；我自己的呼吸声，吸着清新而带成味的空气的声音。 我听到了玛丽萨的声音，不过我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睁开眼睛或者说点什么。我似乎不用匆忙作出决定。我感到她温热的手指在我的前额抚摸着。 “你到底想要拿他怎么办？” 我坐起来，环顾四周。阿尔伯特·克雷文仍然躺在躺椅里，在他硕大的肚子上放着一个纸盘子，纸盘里堆满了食物。 “你不能把他像其他的证人一样带到法庭证人席上吧？” “真见鬼！但愿我能。”我抱怨着，朝递给我一盘食物的玛丽萨眨眨眼。 阿尔伯特·克雷文喜欢让别人围着他转，尤其喜欢女人围着他转。女人们的陪伴会增强他的感受力，激发他更多的慷慨。调侃别人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调情老手。 “这是安托内利的案子，”他说，先匆匆看了一眼玛丽萨，又看了一眼劳拉。 “但后来我做了全部的工作，他所做的就是去法庭，而我不得不跟那些重要人物通电话，至于你的朋友约瑟夫，似乎没时间与这些重要人物交谈。” 克雷文红润的面孔上现出一副自艾自怨的神情。他咬了口三明治，然后抹了一下嘴。 “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前台接待员或者一个广告代理商，”他吸了一口气说道，“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各位要花很长时间吃这顿午餐了，”鲍比说着咧嘴苦笑。 克雷文敛住了笑容。 “这是个任何人都想在午餐时谈论的案子，整个城市的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尤其现在你已经开始行动，而且给了州长一张传票，”他狡黠地瞥了我一眼补充道，“顺便说一句，州长手下的人对此事感到非常不安。” “那些人也许就是不愿给我回电话的家伙。州长和他手下的人似乎认为谋杀案的审判会给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我反对道。 克雷文点了点头。 “我要说的是，那更是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船在长长的轻缓的涡流中起伏。阿尔伯特·克雷文呷了口葡萄酒，握着高脚玻璃杯，若有所思地看着船下波动的水面。 “你想知道那是座什么房子吗？”克雷文突然抬头望着玛丽萨说，他懒懒地朝海岸边她早些时候问起过的那座布满灰尘的大楼挥了挥手。 “它看上去像是那些在工业革命时代初期建造的厂房，你也许认为能在曼彻斯特的峡谷或宾夕法尼亚的山间才能找到这样的建筑物，是吗？这是一座监狱，砖墙里面关押着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穷人，在那里，整个家庭、整整一代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在此终生劳作，只为挣得一口饭糊口，使他们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能活着继续劳作。这幢房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厂房。” 玛丽萨倾斜着坐下，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凝视着岛的一角，那个地方从陆地上的任何角度都没法看见。 “我以前藏书网进过海湾，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坐船来天使岛附近，可是我从没见过那栋房子，即使见过，也不记得了。” 克雷文的兴趣被挑了起来：“你认为它离你住的地方有多远？” “直线距离？不到一英里，我想。” “可你以前却不知道它就在这儿；不过你现在看着它的时候会想，这样一个真实的庞然大物一直存在于此，就在离你家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怎么会从来都没有进入你的视野，而且也对它一无所知呢？” 鲍比拿起一罐可口可乐喝了一大口。 “你什么意思，阿尔伯特？我过去也不知道它在这儿。”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克雷文和善而慵懒地说。 “我只是觉得这类事很奇怪，我们对周围的事物是那么漠不关心，周围的事物与我们想像中的又是那么的不同；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的事，我们却一无所知。” “从它的外表来看，”鲍比研究着那个阴沉的被人遗弃之地的空无一人的长方形建筑说，“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是什么？”劳拉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或者确切地说，它过去曾经是什么？” “它曾是埃利斯岛，”克雷文回答道，“它是西部版的埃利斯岛。它曾是来美国的一代移民最初落脚的地方。他们不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来到这儿的移民是亚洲人——中国人，他们没有去曼哈顿东边低地建立家园，也没有去纽约的血汗工厂干活，他们被赶进了宿营地，然后又被派去协助修铁路。” 他面无表情地指着位于海岸更远处的一个地方补充道：“原先每天都有船只进来。” 克雷文慢慢品着葡萄酒，注视那片安静而空旷的海面，那里曾经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客轮和蒸汽货轮，船上满载着蜷缩在一起的中国人，面对迎面袭来的那些以前从未听到的说话的声音和从未看到的景象眨巴着眼睛。 “这全都是那种巨大错觉的一部分——或者说，假如你愿意的话，可称作旧金山神话。来这儿的人们都以为他们可以心想事成，任何理想都有可能实现。中国人来这儿，是因为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生存的方式。可是他们无法融人社会，无法像白人一样过正常的、不引人注目的生活；他们被当做外国人对待，他们自成一体，远离社会。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仍然如此。唐人街是旧金山的一部分，但我不敢肯定旧金山到底是不是唐人街的一部分。” 一艘快速行进的轮渡掀起的波浪在我们船下翻滚。刚刚倒进克雷文杯中的葡萄酒溅出杯口，洒在他的手上。他一边笑着，一边把酒杯换到了另一只手上，舔了舔大拇指。 “噢，我知道了，”克雷文说道，又绕回到他的话题，“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人不再被当做契约仆人那样对待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是那样的。在那个时代，这座城市属于像我的好朋友劳伦斯·戈德曼那样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是把自己伪装成他们并不真正属于的那种人。” 克雷文的眼睛盯着那些用灰暗的砖头砌起来的大楼。在那里，亚洲移民要接受检疫，以防止东方的病毒进入本地。 “你能想像得出吗？中国人谈论他们的祖先时——至少他们过去还谈论——家系能追溯到几千年前。可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能说出四个曾祖父之前的先人的名字的人还不到半打，劳伦斯·戈德曼肯定不在其中——他还自称是‘老旧金山’呢。他不只是一个阔佬，不单是这样，他还是传统的一部分，他的确很守传统，尽管报纸没有对此做过报道。” “他的外祖父不是警察局长吗？”玛丽萨警觉地问了一句。 克雷文又呷了一口酒，一丝狡黠而会意的微笑挂在他又小又圆的嘴边。 “是的，”他回答道，注视着手里的杯子。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劳伦斯家族发家史中值得骄傲的核心部分；这就是基础，如果你同意的话，这就是他要成为旧金山声名显赫的家族的基础。当然，”他抬了抬眼睛，继续道，“在那时，.没有哪个自认为有名望的家族，在家里有警察局长的情况下，家人会出人意料地死亡。不过暂且先不谈这个。劳伦斯的外祖父是旧金山的警察局局长，每次他参加一座新医院、新博物馆、新美术馆或其他什么对这座城市有益的工程的开工仪式时，他都低调宣传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贡献，坚持说他只是学习他祖父为公众服务的榜样。” 当克雷文依次看着我们的时候，那种狡黠的微笑再次出现在他的嘴角。 “当然，他那样做的好处，”他解释道，“是给劳伦斯一个金钱买不到的地位。” “劳伦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是丹尼尔·奥布赖恩，他1920年当上警察局长，此前服兵役十二年。有趣的是1908年他第一次当警察时，已经三十三岁了。他来自何处、在三十二岁以前操过什么职业，没有人知道。他当警察局长大约有十二三年，他有一个女儿叫凯特，任性暴躁，敢想敢做。她一生最想做的事就是成为一名演员——一位电影明星。 “她去了好莱坞，演过一些小角色，过了一阵子，她开始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她一共出演了十几部无声电影，但她的演员生涯真正起步要从有声电影问世后开始。她的声音令人难忘，柔滑性感，一潜入你的脑子就一直在那里回荡，就像录音一样一遍一遍地播放，你无法使它停下来，你也不想让它停下来。她在首部完全有声音的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爵士乐歌手》是第一部有声影片，在那部影片中，阿尔·乔尔森在部分情节中开口说了话，使观众首次从电影中听到演员讲话的声音。但第一部有完整对话的有声电影的出现则是同年——也就是1927年——几个月后的事情。凯特·奥布赖恩和劳伦斯·戈德曼的父亲同在影片中扮演角色。” “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劳伦斯的父母是在第一部真正有声影片的拍摄中认识的，”克雷文讲得很起劲，不露声色地继续道，“这才是真正的电影！” “蒂姆·卡西迪，听说过他吗？”他看了一眼鲍比，又看了看我，问道。 “他是个不安分但却真诚的家伙。他在纽约长大，卡西迪是他的艺名，也可以说是他拍电影时用的名字，他的真名叫戈德曼。” “他为什么要改名？”玛丽萨问道，小心地给克雷文的杯子斟满了酒。 “拍电影的人都改名，”他回答道，“那完全是出于幻想，出于成为别的什么人物的原因。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他拍拍她的手，与她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美国是不欢迎犹太人来演西部牛仔的。” “内森·戈德曼一这才是他的真名。他在纽约长大，梦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军队待了两年，在法国服役。回国后，他不知道想做什么。战争改变了他，使他无所适从，使他无法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那场战争似乎对许多人的影响都是这样。他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矾，他演了几十部无声电影，后来有声电影问世，他成了一名电影明星。从开始的第一部全有声电影到二战后的初期，他主演的每部影片都获得了成功，它们都是西部片，当然，他在剧中总是扮演男主角。 “他与凯特·奥布赖恩是在1928或1929年结的婚——我忘了具体是哪一年。过了几年，直到30年代中期，他们仍是美国最知名的夫妇之一。旧金山报纸满篇都是有关他们的报道，而且总是提到她是警察局长丹尼尔·奥布赖恩的女儿。好像每个周末他们都来旧金山，那时候洛杉矶很少有夜生活，好莱坞的人都来这里。有一趟火车——星光号——每周五下午从洛杉矶发车，然后在周日晚返回。旧金山到处都是夜总会，每到周末的晚上，里面聚满了好莱坞的影星。也就是那个时候，埃洛尔·弗莱思和麦尔文·贝利成了好朋友，他们连续两天喝得酩酊大醉。今天看来他们那时做的事够得上进监狱或者比那更糟。但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干：魅力、名声，那些名人想逃出名声的束缚，与其他人融合在一起，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只想玩个痛快！ “你知道，关键是每个人都想玩个痛快，而在这儿，你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旧金山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你有钱付账。警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收取保护费。只要警察得到了他们的那份儿，大家都是好朋友。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游戏，每个人都遵守游戏规则。其中的一条规则就是不得有人公开怀疑警察的正直和诚实。” 克雷文摇晃着腿与我一起站在船的一边，看着阳光在小岛的一边移动并？肖失在深绿色树丛的幽深阴影处。 “人们被这位公务员的假相一直蒙蔽到最后，甚至还往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当奥布赖恩死时，报纸称他为‘这个城市所了解的最受人尊敬>9９lｉｂ?的警察’。每一个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每一人都相信，或假装相信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这位警察生前靠工资竞买得起价值上百万美元的房产。” 克雷文深吸了一口气，让胸腔里充满新鲜、带点儿咸味的空气。他伸展了一下臂膀，把圆圆的脑袋从一边扭向一边，然后向两位在场的女士投以和蔼可亲的笑容。 “一百万美元，你明白吗？这可是在1934年，你知道那一百万值今天的多少钱吗？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值一千万或两千万美元是不成问题的。” 我把两脚分开，把手从船舷上放了下来。 “那就是劳伦斯·戈德曼的钱的来路吗？”我问道，“来自警察腐败？” 克雷文用猫头鹰似的眼睛瞪着我。 “噢，不。不是腐败。警察局长把那些钱积攒起来是一种‘无私奉献’行为。是的，这就是报纸所用的字眼：父亲对女儿和女婿的无私奉献。你瞧，”克雷文说着，伸手去拿玛丽萨刚刚倒满酒的杯子，“警察局的好局长口益关注他的女儿和女婿花钱大手大脚的行为，他担心当他们的演艺生涯结束的时候会身无分文。所以他开始向他们借钱，借很多的钱：借钱买新车，借钱买新房子，借钱做这项投资、做那项投资，只要当时能想到的借钱理由他都用上了。当然，”他扬了扬长长的眉毛，“他们总是乐意借钱给他，因为，毕竟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克雷文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又坐到了帆布躺椅中。他跷着二郎腿试图掩盖膝盏后淡紫色的患静脉曲张的血管。 “故事是这样讲的，”克雷文狡猾地扫了我们一眼说，“丹尼尔·奥布赖恩这些年来陆续借了一大笔钱。因为警察局长是一个穿着警服的真正的圣人，他一个子儿都没花在他借钱时所说的那些目的上。他不但没花，反而把钱都攒了起来，并把近百万美元的钱投资于一个信托基金，受益人是他惟一的外孙劳伦斯·戈德曼。” “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不是吗？”克雷文问道，带着惊讶的神情挠了挠头。 “只不过，当然，那个故事毫不可信。克雷文从来没向他的女儿和女婿借过钱。这些钱是他偷来的，所有的钱——回扣、行贿受贿，这都是警察局从那些非法营业的娱乐场所收取的保护费，那些钱使那些有钱支付保护费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好日子。这位警察局长死的时候一定还在笑。他活得舒适，死得阔绰，而且所有这一切靠的都是别人的钱。尽管有些人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和他有瓜葛——有的向他行过贿，有的法官和政客收过他的贿赂，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一点，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他利用自己的女儿掩饰自己的罪行。留下女儿和她的牛仔影星丈夫不得不向公众点头微笑，对他挽救他们财产的计划感激得痛哭流涕。他们不得不站在所有的摄影师、记者和新闻电影摄像师面前，编造他们如何不负责任大手大脚花钱的故事，诉说他们如何借给父亲钱却从未注意到父亲是否买来想要的新车和新房子。他们不得不使出最好的演技扮演着一对粗心大意、没有责任心的傻瓜，如果光靠他们自己，那就攒不下一个子儿来照顾他们惟一的孩子。他们不得不对着照相机的镜头来表示他们对丹·奥布赖恩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他们俩的独生子才不至于悲惨到只能依靠自己的父母。”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催促他继续说。 “他的女儿和女婿？结果好像不好。几年后，也就是30年代后期，凯特·奥布赖恩非常神秘地死了，曾有传言说警方怀疑是她丈夫干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警察可从来没这么说过。警察什么也没说。电影制片厂可能和这有关。没人想卷进那种丑闻。但蒂姆·卡西迪再也没工作过。他的事业几乎到头了，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已经出局。他只是从此消失了。我不是说他躲起来了，或者说甚至离开了城市。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做。他住在贝弗利山庄的一栋房子里，住了差不多二十年，一直到死。他也可能离开了这个国家，他再也没有演过电影。” 克雷文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也许他憎恨自己就这样被卷进一场骗局中。也许，”他的声音减弱了一点。接着说，“他憎恨这个事实，即那位腐败的老头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他在他惟一的儿子心目中的地位。我总在想奥布赖恩利用女儿在外孙的生活中树立起具有统治地位的男人形象，多少有点乱伦的味道。 “好了，”他轻快地说，把目光收了回来。 “那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惟一使人确信的是，多亏他的外祖父所犯的罪行，劳伦斯·戈德曼一开始就是个很有钱的年轻人。” “你觉得他知道这一切吗？我是说关于他祖父的事，”玛丽萨问道。 “几年前有一种说法，说他父亲告诉了他一切真相后，劳伦斯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我从此再也没听过他提起父亲的名字。” 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在玛丽萨的嘴角掠过。 “我不知道他是否发现这也具有讽刺意味，他会像他祖父一样，也将会成为他女儿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守护神。” “劳伦斯向来对讽刺不太在意，”克雷文一边面无表情地回答着，一边坐到舵盘的后面。 “该轮到我开船了，”他说着斜眼看了看鲍比。 他推进加速挡开始驾船离开天使岛岸边，船下发出巨大的“汩汩”声。船绕过了天使岛较远的那一端，那座荒凉的砖瓦房慢慢地向后退去，渐渐消失在远方。 我们沿着岛的另一边驶离索萨利托，驶进了来自大海的海流。太阳黄色的脸盘透过涂着铁锈红油漆的金门大桥，直直地照射着海面。冲浪者手握单桅冲浪板，身穿黑色橡皮衣，冲过起伏的浅绿色波浪，就像一种奇特的飞虫，那些飞虫在最早的原始人移居此地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而且在最后的人类消失之后，它们将仍然在此繁衍生息。 第十六章 船安全地停靠在码头，玛丽萨和我在码头与其他人分手后，驾车跨过金门大桥，来到玛丽萨在索萨利托的家。在她去淋浴更衣的时候，我坐在后阳台上，目光越过海湾，回顾着我们在海上的行程：经过了市区，穿过了金门桥，绕过宝岛，从阿尔卡特拉兹背后到达天使岛背面那处被遗弃的荒凉之地。现在，在淡紫色的幽暗中，我能看到的是一个横躺在狭窄水域的马鞍形轮廓。你可以永远住在这儿，每天都看着它，从来不知道岛的背面有什么东西，更不用说那些阴森的让人难忘的废墟了。 我感到玛丽萨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 “你喜欢我的房子吗，约瑟夫·安托内利？”她一边递给我一杯葡萄酒，一边问道。 我站起来倚在木扶手上，仔细观察这座深巧克力色的鹅卵石墙面小屋，深绿色的百叶窗永久性地钉在带白色窗框的玻璃窗顶上。坡度很陡的木屋顶下面靠边缘有带绿锈的水管，平台上的扶手漆成白色，开满红色天竺葵，橘黄色的花盆散放在一旁。 “这房子棒极了，”我回过头，将胳膊肘放在扶手上，低头看着下面陡峭的山坡和狭窄的街道，街道穿过市中心，然后顺着海湾的海岸线向城外伸展。距山下的游艇港口不远的水面上，几条帆船顶着夜色向港口驶来。 “你在这里住多久了？”我凝视着海湾，扬了扬手指间的玻璃杯问道。 “十八年，”玛丽萨回答道。她站在我旁边，望着海水随着夜色变暗。 “离婚已经七年了。” 她把酒举到唇边一饮而尽，嘴角浮出一丝苦笑。 “他有了新的女友，我有了这座房子。” 很难想像竟有人愿意离开像她这样的女人，她真的很漂亮。不仅如此，她有一种想像力，能使你认为微不足道的普通事务看上去神秘莫测与众不同，她是我见到的最出色的女人之一；玛丽萨的确不再年轻了，但在判断年轻和有魅力之间的区别时，男人经常是傻子。 “我出来之前，你在想什么？是在想岛的那边有什么东西吗？”玛丽萨望着天使岛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她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并不让我吃惊，我早料到她会这样问我。 此时，她换上了一件白上衣和一条面料平滑的棉布裙，脚上是一双摩洛哥式凉鞋，头发上散发着一涨股茉莉花香水的味道。 “还在想阿尔伯特说的关于劳伦斯·戈德曼的事情。” “是的，我猜也是。” 她弯腰剪断一株种在一个陶土瓦罐里的凋谢了的天竺葵，然后把它握在手中，捻转着它的根茎，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 “记得阿尔伯特说起他外祖父的事吗？”我问道，提醒她警察局长丹·奥布赖恩在这个城市怎样走私物品的。 “我认为我的外祖父就是向他行贿的人当中的一个。” 我把鲍比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关于我们的外祖父在坐牢和行贿之间作出的选择，以及我们如何假装遗憾地认为，他选择了荣誉而不是金钱。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 “所以，劳伦斯·戈德曼的一部分钱财是从你的外祖父那里偷来的，你觉得这一点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你的外祖父不擅长他所做的事，就挣不了那么多钱，他也不会通过行贿而避免坐牢，丹·奥布赖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钱。如果劳伦斯·戈德曼没有这么多钱，他也许就不会像现在干得这样好；因此杰里米·富勒顿也许就不会想和他套近乎，也不会与他的女儿有染。所以，这都是你的错，约瑟夫·安托内利。至少这是你们家族的错误。” 玛丽萨往后退了一步，打量了我一下，说：“但这不是你在想的事，对吗？你在想，如果你能报复他一下，报复一下劳伦斯·戈德曼——来扯平他的外祖父对你外祖父所做的一切——那该有多好啊！” “即使在我知道有关他的外祖父的事情之前，劳伦斯·戈德曼就不像是我喜欢的那种人，我对他的确不感兴趣，不过，我对他的女儿倒是颇感兴趣。他女儿似乎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而且，我对她仅有的了解——除了她是戈德曼的女儿之外——就是她为富勒顿工作并与他有染，而且，她还自认为怀着他的孩子。” 玛丽萨看着我，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她自以为怀着他的孩子，你的意思是她没有怀上？” 我还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富勒顿的遗孀告诉我她丈夫无法生育这件事，但我对玛丽萨是完全信任的。与她谈话已变得如此轻松，如此亲密，就如同我们在与自己进行内心对话一样。只要几个并不连贯的词语，一个表情的变化，或一个难以察觉的语调或是重音的变化，我们彼此就能心领神会。 “杰里米·富勒顿无法……” “无法生育？是梅雷迪思·富勒顿告诉你的吗？她一定对你非常信任才会告诉你这个秘密。” 黑色的水面反射着城市灯光，灯光似乎横跨整个海湾。我还记得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一直望着窗外的神情，回忆着她和丈夫曾随意想像着事物按照他们的想法发展的情形。 “她问我是否读过 href='1174/im'>《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她说当初他们刚刚结婚时，晚上到海边散步，观看城市的夜景，这使她回忆起书中盖茨比凝视海峡对岸码头上亮着的绿灯，那是黛西住的地方。” “他的确有这样的眼光，”玛丽萨沉思片刻说，“有这种眼光的人总是怀着梦想，一种它们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决不该有的梦想，他们不希望以那种方式拥有它。” 玛丽萨抬起脸，用手往后梳了梳头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都做着同样的梦，不是吗？当我还是个女孩时，我也曾想过将来会发生的事和我将要去做的事。” 她笑了，一种自嘲的笑。她的眼睛随着回忆迸射出光芒，回想着一个小女孩梦想她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她对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什么遗憾。 “我过去曾想做一些能使我引人注目的事，一些能使其他人想和我在一起的事。” 我牵抓着她的手臂，把她拉到身旁，我的手和她的手滑到了一起。黑暗中，我低头看着脚下的木地板，我移动双脚，直到碰到了她的凉鞋。海湾吹来了一股清风，她扬起的裙裾盖住了我的双膝。 “那就是杰里米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吗？想像着他要做的事，想像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所爱的反过来也能爱他，这并不难理解。这是一个最古老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爱上了他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他被认为还不够优秀或者不够有钱，也可能是不够才华出众，不是出身名门，所以他铤而走险不择手段，使自己成为他认为非成为不可的那种人。盖茨比成了一个窃贼，杰里米或许更糟，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会这么做的，不是吗？做那些我们永远也想不到我们会做的事，因为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玛丽萨温柔地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而后皱了皱鼻子，大笑起来。 “你浑身一股盐味，别出去了，洗个澡吧。我们今晚就待在这儿。我可以凑些东西做顿晚餐，我保证我做的饭不会太糟。” 她朝一扇玻璃门踱了两步，然后停了下来：“吃晚餐时我会尽可能告诉你我所了解的关于劳伦斯·戈德曼女儿的事情。” 因为我们曾打算出门，所以我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半小时之后，我已经穿着一条灰色的长裤和一件蓝色的牛津衬衫，赤着脚坐在餐厅的饭桌边，握着叉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第二盘美味可口的意大利面条了。 “感觉好些了吗？”玛丽萨坐在锃亮的黑色餐桌对面，问我。她把盘子推到一旁，拿起一杯利丝林白葡萄酒放到嘴边。 “我原来还觉得没这么饿呢！”我一边吃着，一边点着头回答。她带着一种愉快的满足感看着我，直到我吃完面条放下了叉子。 “阿莉娅·戈德曼，”我用纸餐巾擦擦嘴，提醒她往下说。 放在我们中间的蜡烛摇晃了一会儿，它的火焰被穿过格子门的晚风突然吹灭了。玛丽萨安静地坐着，脸上露出一副沉思的表情，好像她想告诉我什么，但还没决定是否应该告诉我。我看着她，目光充满疑惑。 “我还没告诉过你我离婚的全部原因，”她随即说道。 她把高脚杯底部握在双手中保持着平衡，凝视着干净的水晶杯，仿佛在杯子里的什么地方有一个谜底。我猜测这个谜是在两个已经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之间才会发生的事情。 “我曾患过乳腺癌，”她说话时，眼睛盯着水晶玻璃杯。 “我做过乳房切除术，但这不是离婚的原因——或许是的吧。我不敢肯定，我想它实际上延长了婚姻。我想这使他感到有义务留下来，使这桩婚姻恢复正常。” 一丝奇怪的笑容浮上了她的嘴边。 “你曾经对那种事感到迷惑不解是吗？”她问道。 朝我扬了扬眉毛。 “有人想离婚——他那天晚上回到家就想这样说，但在他们开始谈论之前，另一位，或是丈夫，或是妻子，告诉他们说有些坏消息，他们患有癌症，但并不是晚期，至少目前还不是。大夫们说，他们还有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如果及时得到治疗，如果——如果这样的话会改变一切，不是吗？如果他们保持乐观的情绪和健康的心态的话。你认为此时另一个人心里会想些什么？内疚、后悔和遗憾？如果是遗憾的话，那么遗憾什么呢？为他们将要讨论的事而遗憾，或是因为他们没有早点儿说出来，没有在他们得知病症之前，还不会因为这么做就被怀疑为自私之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吧？因为，当然——至少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一定对她曾经有过好感，他和她结了婚，不是吗？也许——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必须仍然关心她，关心她所遭受的一切。 “我的丈夫试过了，他确实努力过了。但实话告诉你，我倒希望他没有努力过。如果他没努力，事情会变得简单多了。如果我当初知道他与另一个人相爱，情况会稍稍缓和些，我就不会让他去慢慢解开这个谜：我所遭受的一切并没改变他的感受。我希望我当初就知道，我就不会告诉他，至少我还要保留那么一点尊严。” 我把手伸到桌子对面去拉她的手臂，但她摇了摇头。 “我没事，真的没事。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我不得不解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不向你解释，我就无法告诉你我将向你讲的、我所知道的关于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的事情。” “离婚后，我遇见了一个人，是在我开了第一家店之后认识的。她为我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仍然是好朋友。” 玛丽萨探寻着我的眼神，不仅找到了她所需要的理解，也使我懂得我的理解对她是非常重要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我很孤独，比我能想像到的还要孤独。葆拉，葆拉·霍金斯——很有同情心，一天晚上……呃。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就在那一次，发生了那种事。” 一种挑衅般的神情在她的眼中一闪而过。 “我不后悔发生了什么，我对此不感到羞愧，但我知道我不想再发生类似的事。葆拉也表示理解，没有指责和控诉。葆拉想让我幸福，再加上她还爱着另一个人，她从上大学起就爱着那个人。” 我读解着她的眼神。 “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 好像从她的双肩上卸下一个重担似的，玛丽萨告诉了我一个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这件事我敢肯定她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她信任我，现在比过去更信任，我的想法至少对她非常重要，她知道我信任她。她莞尔一笑，伸过手来，在我的空杯中斟满了酒，然后也在她的酒杯中倒满了酒。她用双手握着杯子的边缘，注视着蜡烛微弱的光线照出的影子和酒的颜色的变化。 “葆拉说阿莉娅是她所认识的最自信的人，从葆拉说话的方式看得出她应该是如此，她母亲确认了这一点。阿莉娅出生时，劳伦斯·戈德曼已是四十五六岁的人了。他那代人对孩子的看法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孩子只能叫人看到，不能被人听见’。她曾经告诉葆拉她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拉着她的手，从楼上的卧室走到楼下的起居室要经过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楼梯。她烫过头发，脸上擦过粉，身上散发着薰衣草的香味。她穿着一条粉色短裙，板着脸直挺挺地站在母亲旁边，望着一屋子满是笑容的陌生人。所有的男士都打着黑色领带。这时，她母亲了捏一下她的手，她用刚刚学会的简短礼节向大家施礼，并用细小而颤抖的声音伴着最急切的兴奋口吻说：‘很高兴见到你们，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她想这也许是她学说话时最先学会的几句话。” 玛丽萨喝了一口酒，然后把酒杯放在桌上，把她那细长的手指搭在杯口处。烛光在她的眼睛里跳动，她开始顺着杯口圆形的边缘望去。 “从一开始，你要知道，她就是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即使她长大后不再是大人举行的晚宴上的助兴物，这个项目仍然为她保留着。每个人都想从劳伦斯·戈德曼那里得到点什么——他的赞同、支持或是别的什么。当然，每个人都得想尽办法对她的女儿有所帮助。” 她的手指不再转动酒杯，她往后仰了仰头，揶揄地望着我。 “你知道还有谁像她那样长大吗？” 我摇摇头，又喝了一口酒，不禁暗自发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所见过的惟一穿着晚礼服的男人是一个闹市区电影院的检票员。” 她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然后问道：“你不喜欢有钱人，是吧？” “我认识的既有钱又讨人喜欢的人不多。” “你不喜欢有钱人的原因是什么？”她追根究底地问道。 “除了总是一天到晚想着钱、目光短浅外，我看不出他们还有别的特点。” “金钱可以买到自由，”玛丽萨反驳道。 “买到自由后干什么——花掉它？挣更多的钱？乘游轮周游世界？打高尔夫球？退休？买一栋新房子、一辆新车？你需要的东西有多少？但你总可以花更多的钱，对吗？如果一个人因顿顿都吃得太多而病倒了，每个人都可以叫他暴食者；如果每天他都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我们会称他为酒鬼；但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比他能花掉的还要多的钱，我们叫他什么？精明、成功、天才、人人都应学习的榜样，可是我们不会称他为贪财的人。” 她已经准备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如果一个律师收取一点儿报酬，去为一个被错误地受到指控的人辩护，你称之为什么呢？” “精明、成功、天才、人人都应学习的榜样。”我懒洋洋地边说着，边去拿一个瓶颈很细的绿色酒瓶。 “啊！”她带着满意的微笑欢呼着，>藏书网好像赢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她问道，“对了，一生下来就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钱，不管这是否对阿莉娅的性格产生什么影响，她似乎很小就懂得金钱意味着什么。不只是钱能买到什么，还有钱本身意味着什么。她知道，因为有钱——她父亲的钱，每个人都尽力帮她做事，她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玛丽萨将胳膊肘放在桌面上，伸开五指扬了扬下巴。 “想想吧，你的父亲是个医生，我也出生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但长大后，咱俩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有钱人——和那不是一回事。没有人企图与我们这样的人套近乎，因为我们父母的钱财不足以吸引人。当我们发现我们喜欢的或想交往的人，他们却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喜欢我们，事情还可能更糟，但至少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环境。阿莉娅却总是知道这里面另有原因。奇怪的是，她似乎并不在意——很显然，她还因此茁壮地成长起来。在她还不足以成熟到去思考这一点时，她就知道该由她来决定与每个人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疏远。这一点我认为有些像皇室：当你有了继承来的权力，我想像不出你会经常怀疑这是否是你应得的权力。 “葆拉相信阿莉娅之所以跟她交朋友，是因为她们第一次在学校见面时，她是惟一不知道她身份的人。葆拉还从来没听说过劳伦斯·戈德曼，”玛丽萨说着，在她集中精力来试图描述往事时，她的大眼睛变得细长起来。 房子外面，城市的灯光跳动着越过海湾对面的黑暗天空。天空变成子夜的蓝色，天使岛在半英里水域之外与有人居住的世界隔离，若隐若现，仿佛一条鬼船被水下巨大的惊涛骇浪掀到海岸上。 我懒散地靠在黑色雕漆装饰过的椅背上，注视着玛丽萨。她说话时的嘴型，她细微的手势，眼神里流露出的微妙变化，这一切都那么完美和谐。 “去年初春，葆拉请我吃午饭。她想告诉我她和戈德曼一家人共度周末时发生的一件事。阿莉娅刚从欧洲回来——从意大利离蒙特卡洛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在那里她和杰里米·富勒顿在一起。葆拉一开始就知道，阿莉娅总是把她和富勒顿之间所有的事都告诉她——几乎所有的事。她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比朋友还要亲密，真的。不管怎么说，葆拉在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去机场接她，然后一起去了伍德塞德庄园。” 听着玛丽萨的讲述，我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阿莉娅、房子——一切。坐落在远离闹市的十二英亩的土地上的这幢都铎式房子显然是劳伦斯·戈德曼永久的家。在他建好庄园的几年后，那块地皮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不动产之一，那些已矗立了半个世纪的房子——原先是旧金山有钱人舒适的避暑之地——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建筑，其结构的设计，与其说是给那些房子的主人带来方便，倒不如说是用来炫耀拥有者的钱财。戈德曼的房子离狭窄而蜿蜒的小路太远了，不能告诉人们这幢房子更多的含义，除了让人感到，不管是谁住在那被橡树遮掩着的、有着陡峭的石板屋顶的房子里，他们一定渴望有自己的隐私。 葆拉是他们家的常客。她们没有敲门或叫门以便查看一下家里是否有人就径自走了进去。她和阿莉娅先关上了重重的木门，把包放在了光滑的汉白玉地板上。当两人走在直通餐厅对面厢房的镶着格板的走廊时，在厨房干活的厨娘低声说话的声音由渐强又变成渐弱。一个门半掩着，从门后某处传来劳伦斯·戈德曼的明白无误的说话声。 阿莉娅把门打开到正好可见她父亲的侧影。他正坐在一把装着套布的椅子上，他那棱角分明的长脸向前伸着，仿佛要问什么问题似的，宽大的嘴巴薄薄的嘴唇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现出近乎女性般的鼓励的神情。他肘部撑在真皮桌面的古董桌子上，眼睛直视着前方，正在和什么人通电话，那神情镇定而安祥，仿佛这是惟一他想进行的谈话。 “我在掰博物馆这个工程上答应投入一百五十万资金，”他在电话上说，“我很希望你也能出二十万。” 看见她们站在门口，戈德曼用手捂住了话筒。 “欢迎，”他说着，用手势示意女儿和她的朋友进屋来。 如同开始时那样，他以同样缓慢镇定的语气结束了电话里的交谈。 “是的，谢谢你，查尔斯，我相信你一定是想参与进来。” 他挂上电话后，在电话旁边廉价的带横线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了几行字。每一笔交易，他都仔细地记录下来。 “你好，葆拉，”每当遇到亲密的朋友和完全陌生的人时，他总是挂着那种迷人的微笑。 “一切都顺利吗？”当女儿俯身亲吻他被太阳晒得红里透黑的脸颊时，他问道。 “是的，爸爸，进展很顺利，”阿莉娅自信地回答道。 戈德曼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有点像赌博，”他随即说，“但还不完全是，他比马歇尔赢的机会要大些。” “要大得多，..”阿莉娅回应道。 “我希望你在尼斯来的飞机上一切顺利，也希望你能睡会儿觉。我们的客人一小时之后来这儿。克里斯朵夫·伯顿已经在这儿了。他正在他的房间里打几个电话。你还记得我们谈过的事情吧？”戈德曼在女儿转身要走时说道。 “我们在商业区开发项目中需要他的帮助。” 伯顿是纽约一家经常与戈德曼做生意的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他比劳伦斯·戈德曼要年轻得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对女人的兴趣和对金钱一样浓厚。 十二对夫妇受邀参加晚宴，十分钟内二十四位客人都到齐了，有些人为了出席这次晚宴，硬是取消了很早就约好的与其他人的会面。餐厅和起居室一样，透过高大的钢化玻璃窗户，面向天井以及游泳池、远处的网球场和网球场远处下面的马厩，屋子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占满了屋内的长度。劳伦斯·戈德曼像通常那样背朝墙坐着，客人们面朝他，因此，他说话时，外面的动静不会打扰客人们的注意力。阿莉娅坐在他正对面，她旁边坐着克里斯朵夫·伯顿。 一位四十多岁的圆脸女人对劳伦斯的妻子阿曼达不能前来表示了遗憾。戈德曼的眼睛环顾四周后朝她望去。 “她是想来的，但她在葡萄园里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因此赶不过来了。” 劳伦斯·戈德曼没有表达任何观点，也没有提什么问题，而是机敏地把几个看似不相关的话题组织成了一个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讨论。聚在他餐桌周围的是海湾地区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商和世界上最著名科技公司的首脑。 “众所周知，”戈德曼扬了扬他花白的眉毛，说道，“摩尔定律认为微型处理器的计算能力会继续成倍增长，直到达到一个物理极限。” 他停顿了一下，屋里一片寂静，静得只能听到蜷缩在屋顶上的鸽子低声发出的“咕咕”声。鸽子们正在看着深蓝色的天空逐渐变黑。 “我不知道摩尔定律是否正确，”戈德曼硕大的脑袋缓慢而有节奏地摇晃着，他环顾四周。说道，“但我的确知道戈德曼定律，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定律从来没有错过。” 戈德曼用他宽厚光滑的手指握着玻璃杯的斜面杯口，喝了一口水。他用亚麻餐巾擦了一下嘴，继续说道：“戈德曼定律说，经济最终要凌驾于政治之上，当政府一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政府迟早要被改变。让我说得更具体些，我们实际上已经用完了可以开发的土地。” 戈德曼向后一靠，伸开手指，让手指头慢慢地互相叩击着。 “要想扩大经济，现在取决于我们能否说服政府，将政府所控制的公共用地的一小部分，划做私人开发的用途，这样我们就有了可用之地。” 戈德曼最后环视一周，点了点头，然后拿起刀叉开始用餐，他没再开口讲话，直到最后的甜点端上了餐桌。 “这家公司，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他咬了一口巧克力蛋糕，将其推到了一边，然后开始说道，“这家公司在阿卡迪亚附近拥有一大片土地，就在红杉国家公园旁边。我打算用本地北边国家公园的一块小得多的土地去交换那块地皮，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三方会谈。如果成交的话，根据我们的推算，那块土地可以满足我们未来二十年的发展需要。我们当然想让你们中的每一位在一开始就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而且从最初的规划到最后的完工。” 戈德曼转了转他柔软的手，抬起头，等待大家作出反应。 三十六岁的托马斯·马尔洛克斯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他公司的产值，比除了少数几个在S&P500中的公司之外所有其他公司产值的税额总和还要多，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他开始说话了：“劳伦斯，你说你已经开始谈判了，你认为谈判需要持续多久才能有结果？” 只有认识他很长时间的人，能够体察到他几乎看不出来的不悦神情的人，才会注意到劳伦斯·戈德曼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葆拉因为经常光顾这里，因此她的存在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她立刻发现了这个表情。相反，托马斯·马尔洛克斯还认为刚才浮现在老头嘴角的表情是一个微笑的短暂前奏呢。 “正如你们可以想像到的那样，联邦政府非常渴望增加它的股份，”戈德曼一边解释，边半闭着眼睛凝视着那位客人，“相反，州政府却不太乐意出让我们想要的那块土地。” 马尔洛克斯带着嘲笑摇了摇头。 “政府连简单的加法都做不对，他们能得到什么？——从这桩交易中能得到十倍甚至二十倍的土地，他们连这也想不通啊！” 戈德曼把手从桌上放下来，眉毛慢慢地弯成了弧形。 “当然，股份份额不是惟一衡量价值的标准，”他面无表情地说道，“除此之外，在你周旋于两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时候，总会面对政治问题，在这个项目中，这两个政府部门是由两个不同的政党控制的，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他的目光在年轻的马尔洛克斯先生身上多停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其他的客人，解释道：“在过去，就像你们所了解的那样，我为奥古斯托·马歇尔做了一切我所能做的事。但根据我们现有的选择，我将全力支持杰里米·富勒顿，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 他环视了一下桌子，脸上浮现出和蔼的微笑。 然后，他带着一种有意模棱两可的口吻，就像他经常在承诺中暗藏着威胁一样，又说道：“如果你们都照我的意思行事，我们会将世界彻底变个样。” 他让每一个人都琢磨一下他刚才话里的含义，然后和善地笑着大声说道：“杰里米·富勒顿参议员雇用我的女儿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强的判断力。” 戈德曼的目光径直越过桌子，看着阿莉娅。 “不过她为他写了大量演说词这个事实使我有理由希望他至少会说出像样的话。” 最后一位客人也走了，克里斯朵夫·伯顿也道了晚安，葆拉跟着阿莉娅和她父亲进了他的书房。从法国飞回美国的长途旅行和整晚的强颜欢笑已使她们筋疲力尽，阿莉娅一屁股坐在她父亲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棕色皮椅上，开始摘下耳环。戈德曼背对着她们，手在桌后的一排书架上摸索着。 “就是它，”他抽出一本很薄的册子。 “你应该读读它，”他转向女儿说道，“奥尔德斯·赫胥黎的 href='/article/10470.htm'>《美丽新世界》。” 戈德曼坐下来，跷着二郎腿，打开书。一丝苦笑掠过他宽大的嘴巴，一直延伸到嘴角，然后变成了嘲讽的鄙视。他摇了摇头，抬了一下眼睛，合上书，点了点头。 “你真的应该读一下，”他边说边把书放在了写字台上，“这本书用了很多章节来解释这一切。” “一切什么？”阿莉娅卸下了她的第二只耳环疲倦地说。 戈德曼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转而投向窗外的漆黑夜幕。 “这世界是由工程师们掌握的。当然，这就是实情。今天晚上的那些人——工程师们，他们不再建造桥梁，他们制造电脑，但都是同一个心理状况。他们总是用一种简单刻板的方式看待一切。他们很有条理，制造的每样东西都是更小、更快、更具重复性。这里面没有深度，没有细微差别，没有理解，没有一个对事物的纵观全局的看法——只是同样的，一味热衷于把每样东西变成有数据功能。他们谈论着通过加强每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来改善智力，改善有人所称的社会情商的整 4f53." >体水平。他们还不够聪明，看不到随着‘社会’所了解的东西不断增加，个体所理解的东硬就在减少。在他们的‘新经济’中，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一个专家，他的知识越来越多，但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少。这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蚂蚁堆，每个人都一起工作，都有着惊人的效率，可是每个人本质上都将是相同的。再不会有个性，再不会出现有趣的人，独特性也会大大减少，将会有一个包罗万象、千篇一律的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将没有人会感觉受压迫，因此就更具压迫性。” 他静静地凝视了一会儿，然后仿佛这时他才注意到了葆拉的存在。他把头转向了她，此时葆拉正坐在屋子另一端壁炉旁的长沙发上。 “我希望你今晚过得愉快，”他温和地说。 葆拉刚想回应，但戈德曼的眼睛很快移开，将目光转到了他女儿身上。 “贪婪得令人吃惊！”他感叹道。他的嘴开始变得僵硬，露出一个狡猾的嘲讽的表情。 “这几乎使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不对吗？” “他们有钱的时间还不够长，因此难以理解这一点，”阿莉娅评判道，葆拉认为她作这一评论时显得很精明，但有点儿不耐烦。 “他们只知道如何数钱。” 戈德曼点头道：“是的，的确如此。” 他把椅子转过来，直到他能直接面对阿莉娅。 “现在，告诉我关于我们未来的州长和总统的情况。” 阿莉娅疲倦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你想知道什么？”她弯下腰去脱鞋子的时候问道，声音单调而生硬。 “当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人，我并不感兴趣，”戈德曼严肃地说。 “当然，除非这是你惟一愿意谈论的事情！” 阿莉娅一手拎着鞋，一手拿着耳环，站起身来。 “我没有这个义务，”她说道，眼里闪着光芒。 他立刻道歉道：“对，你说的对——你没有这样的义务。请你，”他用手指着空椅子，继续说道，“再待一会儿。” 她很不情愿地坐在椅子边上，脸上仍明显地流露出对父亲说话的口气十分不满的表情。 “没有什么可说的。你说得对，杰里米竞选州长是因为他想两年之后取代总统，获得竞选下一届总统的提名。他认为如果等到总统第二个任期届满，副总统将会获得提名。你说得对，他想击败现任州长，进而可以利用这一势头击败现任总统。” 当她从椅子上再次起身时，戈德曼望着她点了点头。 “他给我的印象从来都不是个急性子。告诉我，”他问转身要走的阿莉娅，“他会因为你而离开他的妻子吗？” 阿莉娅回头望着他，下巴抬得高高的。嘴唇边浮起不悦的神情，与葆拉注意到的戈德曼先生刚才在餐桌上所表现出的表情一模一样。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为了我而离开自己的妻子，对吗？” 阿莉娅朝门口迈了一步，然后停下来又走了回去。她俯下身，吻了一下父亲的前额。 “很晚了，我太累了，我要上床睡觉了，你也该休息了。” 戈德曼站起身来拍了拍她的手臂。 “我还得给纽约打个电话，然后我想我还要看一会儿书。” 他指了一下用鲜艳的硬壳包着的硬皮书，封面上是一幅金门大桥的画。 “又是一本写旧金山的书，”他叹了口气说。 “我全部都读了，”瞥了一眼葆拉，他解释道，仿佛她是刚刚进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搞对过。” 阿莉娅看了一跟父亲写字台角落的钟表。 “你这会儿给纽约打电话？那里现在的时问是四点一刻，”她说，想到父亲也许颠倒了时差。 “是的，必须打，确实不能等了。” 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他的目光从女儿身上转移到葆拉身上，又回到女儿身上。 “你们俩有谁记得我们的好朋友马尔洛克斯开的那家公司的名字吗？” 葆拉将名字告诉了他，他手握话筒做了个动作表示感谢，然后向她们两人道了声晚安。劳伦斯·戈德曼两肘撑在桌上，双眼凝视前方。 “你好，赫伯特，我是劳伦斯，很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他慢慢地说道，以他那从不改变的语气和语调。 葆拉紧跟在阿莉娅的身后来到门口，然后阿莉娅停下来等着听她父亲计划做些什么。他做事是非常明确的。 “像往常一样制造谣言：管理混乱，需求下降，赢利比预期的低。开始卖掉我们在其中的那一部分，然后，当价格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再大量买进，买下足够的股份，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托马斯·马尔洛克斯挤出去。” 葆拉所住的客房与阿莉娅的卧室紧挨着。在门口她们互道晚安，阿莉娅提醒她明天早上八点要去骑马。葆拉六点之前就醒了，因为再也睡不着，便决定到厨房去喝杯咖啡。她穿上睡袍，跨出房间来到走廊。当她经过其他客人住的房间时，发现克里斯朵夫·伯顿的房门开着，阿莉娅突然站在她面前，除了一件丝织睡袍外什么也没穿。惊愕之余，阿莉娅的表情似乎经过从恐惧、尴尬到藐视和鄙视的变化，鼢她一句话也没说，从葆拉身旁掠过，消失在走廊另一端自己的房间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葆拉好一会儿都在怀疑自己刚才是真的看到了阿莉娅在那儿，还是自己清早的想像力所导致的恶作剧。 玛丽萨把瓶中最后的一点酒倒进了我的杯子里。 “葆拉从来就没有很强的判断力，她知道阿莉娅与杰里米·富勒顿有染；但她以为那是因为阿莉娅爱上了他。她也认为阿莉娅爱着她，也许不如她爱阿莉娅那么多，但也足够了，”玛丽萨带着一丝忧郁的苦笑说道，“但当她看见阿莉娅从克里斯朵夫·白顿的卧室里出来——当她知道阿莉娅和一个刚刚认识的男人上床睡觉时——她明白了阿莉娅这样做是因为她父亲需要伯顿的帮助；然后一切都变了，葆拉不仅受到了伤害，而且还很气愤，她生自己的气。她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戈德曼一家人来说，没有人是有价值的，除非这个人是他们想得到某样东西时可以利用的工具。” 玛丽莎望着窗外城市的灯光，灯光正照射在海湾漆黑的水面上。 “葆拉本来说好和阿莉娅在马棚见面一起去骑马，”她接着说道，“但结果她收拾好旅行包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和阿莉娅说过话。” 我帮玛丽萨擦餐桌，整理厨房。她收好最后一个玻璃杯后，转向了我。 “关于劳伦斯·戈德曼和他的女儿，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咱们现在谈些更有趣的事吧。谈谈你和我。” 一个欢快而调皮的微笑浮现在她的嘴上。 “你今藏书网晚可以住在这儿——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留下来，我会很高兴的。” 第十七章 如果我不是天生这样胆小，或者如果我能学会控制住有时候在头脑中出现的一些胡思乱想的话，我就不需要花这么长时间从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爆炸和大火中粉身碎骨的恐惧场面中恢复过来。 我从圣弗朗西斯酒店搬了出来，成了堂兄家里的房客；我外出时在不同时间走不同的路线；我研究着擦肩而过的人群中那一张张陌生的脸，也许我以前在某个地方看见过他们。我按我所知道的所有谨慎从事的方式那样小心。但是尽管我事事谨慎，尽管还没有一丁点儿实质上的迹象表明，我现在的处境比那个古怪的谜一样的俄国人怪异死去前还要危险，我还是一直感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不论何时我回头张望那些走在我身后的人，或是那些每天挤在法庭里等待审判进行的人，我都会很不自在地感到，某个人不仅在跟踪我，而且知道我也同时在琢磨他。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的公开陈述已经接近尾声，但我却没有考虑好该对陪审团说些什么，我把椅子转到跟律师席平行的角度，搜索着人群中的一张张脸孔。 “当你们听完所有的证词，”我听到后面传来公诉人的声音，“我相信你们都会同意，人民已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被告哈迈尔·华盛顿有罪，他的罪行已经确信无疑地得到了证实。” 我的目光从一张脸转到另一张脸，试图弄清楚他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我确信他们中有一个人是为我而来的。但他是谁呢？更重要的是，谁派他来的？ “安托内利先生，”法官汤普生以熟练的法庭常规口吻说，“你希望在这个时候作公开陈述吗？” “什么？”我从幻想中惊醒过来。汤普生将头转向陪审团，慢慢地笑了起来。 “噢，没什么，安托内利先生，”他慢慢地说道，“我们只是想知道你在睡梦中度过了哈里伯顿先生的公开陈述后，是否也决定要在你自己的公开陈述中熟睡呢？” 一个难为情的笑容浮现在我的脸上，我慢慢地走向陪审团席前的栏杆，并试图把我的疏忽变成一个有利的条件。 “刚才，我想我一定是不知怎么昏睡过去了。一分钟前我们还在审判的开始阶段，似乎只是片刻以后，我就听到公诉人在作他的总结陈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任何一个证人所说的话，甚至连他们的模样也记不得。然后，我听到法官问我是否想作公开陈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没有昏睡过去。我一面为此而感到宽慰，一面想，我恐怕不得不找到一个办法来说服你们，其实这只是审判的开始，而不是如哈里伯顿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审判的结柬。” 我低着头，慢慢从陪审团座席的前面走过，当我走到末端时，我转过身，回头看了一眼公诉人。 “哈里伯顿先生已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参议员富勒顿的事，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道的，他告诉你们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事，除了他是怎么死的。”我转而凝视着被告。哈迈尔·华盛顿和我坐在同一张独立的桌子前，这是离陪审团席最近的一张桌子。陪审团也随着我的眼神将目光转移到了被告身上。 “公诉人也说了些关于被告韵事情。我数了数，在他的公开陈述中，有七次把他称为一个‘冷血杀手’。” 我停顿了足够长的时问，以使他们能清楚地看清哈迈尔良好的容貌和充满智慧的眼睛。 “他看上去怎么也不像一个冷血杀手，是吧？”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哈迈尔穿着他每天出庭时所穿的同样的深色西装，戴着同样的与西服颜色相配的领带，礼貌而又注意力集中地坐在那里，我向陪审团陈述大多数生长在旧金山的黑人孩子的生活情形，陈述着众所周知的统计数字，那些统计数字似乎暗示他们生来就注定死于枪杀或毒品。能生存下来就让人惊讶，拥有正常生活更不可能。然而，哈迈尔·华盛顿不仅生存了下来，他在他年轻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比我们中有些人试图取得的还要多。我没有看笔记，列举了他的学业成绩，并提醒陪审团，从开始上高中到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学生，他没有一次因犯罪而被捕，而且，他一直辛苦打工来养活自己。 “所以，在案件发生时，哈迈尔·华盛顿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面对着陪审团，面带讥讽的笑容评论道：“这个冷血杀手，刚刚干完了费尔蒙特酒店晚宴的活儿。在这个晚宴上，有近千人花费了成千上万美元去听富勒顿那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演讲。可他根本没听到这个演讲。厨房里太嘈杂了，他正在刷着锅碗瓢盆，他什么也听不见。 “当他刷完盘子，他又开始和其他员工一起清理会场，为下一个宴会做准备。那天晚上他在饭店工作了八个多小时，而且是在他忙了一整个白天后做的——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左右——他在学习物理、化学以及其他一些作为一个‘冷血杀手’需要掌握的知识。” 我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法庭，哈里伯顿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注视。 “这个‘冷血杀手’，”我把手放到了后脖颈上，看着地面，继续说道，“起诉方告诉你们，这是一个不管他可能从死者钱包里找到多少钱都会杀人的人，可就是他，每天白天都要学习一整天，晚上还要打工，然后才回家。” 我把手从后颈上放下，扬起了头。 “只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回家是因为他试图帮助一个人。他没有回家是因为他遇到了麻烦，他的后背挨了一枪。” 这些话没有经过任何刻意的努力就说了出来，顺畅地、毫无滞涩地吐出了口。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列有一大串要点的笔记，所以不会忘记我要讲的内容。那几十张发黄的皱巴巴的纸上写满了令人难以辨认的字句，它们都被放在律师席上，锁在我的公文包里。 “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做到哈迈尔·华盛顿那晚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走在浓雾笼罩的街道上，听见几码外传来的枪声，我们中有多少能做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喜欢想像，我们总能在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有人处在危险中——真正的危险中——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总在梦想着做那种冲进屋里从火中救出小孩的人，做那种听到爆炸声奋不顾身冲进废墟查看是否有人还活着的人，我们想像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些人在那种情形下真的会去做；可是大多数不会。大多数人会视而不见，等待其他人——警察、消防队员、医护人员——然后，要是打了报警电话，就觉得尽了最大努力。 “哈迈尔·华盛顿听到了枪声。他没有转身不管，像我或你可能做的那样。如果他那样做的话也许可能更好一些，”我一边说一边缓慢地扫视听众。 “如果他多一分懦弱少一分勇气，他也许不会被子弹击中，他的生命不会被置于危险中。他就不会花九个小时在手术台上让外科医生先是努力挽救他的生命，而后是治好他的双腿。他就不会被迫待在这儿为自己辩护，反驳对他的谋杀指控，而他被控谋杀的那个人恰好是他想帮助的人。” 我站在长长的陪审团席的一端，手放的栏杆上，身子前倾面向听众。 “但他没有瞻前顾后，他只想到有人也许需要帮助。他没有犹豫，一刻也没有。他想帮助他人并立即去做了。他看见有人瘫倒在方向盘旁。他打开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上了车。他把手放在那人的脖子上试了试脉搏，那人已经死了。他想弄清楚他是谁，于是把那人的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那时他才注意到有一支枪放在汽车地板上。” 手放在栏杆上轻轻滑动着，我慢慢向陪审团席的另一端走去。 “突然一道亮光穿透浓雾射过来。此时，他第一次感到害怕了，的确害怕了。有人刚刚被谋杀。也许杀手还没离开，也许杀手刚才一直在这儿，只是在车的另一端，也许杀手要杀死他。” 我走到了陪审团席的另一端，双手抓住了栏杆，身子前倾面向陪审团。 “他推开车门，拼尽全力尽快逃命！这是他脱险的惟一途径。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逃生方式：离开了那里。这也是每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所能想到的。 “接着，他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后背被子弹击中了。他绝对没有听见枪声，他没听见任何声响。” 当我转身离开陪审团走向哈迈尔·华盛顿旁边的空椅子时，只有我的鞋跟摩擦地板时发出的声音打破寂静，在另一张桌子旁，哈里伯顿正匆匆地做着笔录。 第一个被原告叫上来的证人是本市验尸官。鲁珀特·希契科克大夫有着一对窄窄的肩膀，双颊内凹，眼窝深陷，他佝偻着背坐进了证人席。哈里伯顿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执业资质和经历等常规问题，这位医生问答问题时神情倦怠、声音乏力，以致哈里伯顿好几次要求他声音再大一些。 只有在讨论死亡本身的时候，这位好大夫的回答才变得有些生气。当被要求描绘死者致命的创伤时，他几乎疯狂起来，他用示意图讲解子弹的行进路线，讲解子弹如何穿透杰里米·富勒顿的右太阳穴，打穿了他的头骨，然后带着头骨的碎片钻进大脑，导致他立刻死亡。杰里米·富勒顿因为头部中弹当场死亡。 “安托内利先生？”汤普森法官问道，“你想询问一下证人吗？” 希契科克大夫往前俯着身子，攥紧一只拳头，然后是另一只，然后两只手一开一合。一丝急切、自信的笑容挂在他窄小的嘴上。 “不，法官大人，”我冷冷地摇了摇头。 “我没有问题要问这个证人。”鲁珀特·希契科克的手软了下来，开始时的微笑也消失了，他离开证人席走出了法庭的大门。 我就像网球比赛的旁观者，观看着起诉方和他的老练的证人们来来回回的问答，跟他们每一次出庭时那些可以预见的形式没什么两样。出示证据的重担落在起诉人一方，正如每个人被经常提醒的那样，很难知晓这些证词是否有什么意义。他们必须立案，必须对罪行的每个细节进行取证，不能有一点忽略。我早就明白，少去做规定和要求，就让起诉方用那些冗长的没人会记得住的细节来使每个人感到厌倦。如果这种问答长时间持续下去，一些陪审团成员就会开始厌恶。另外，起诉方用的证人越多，他们出错的机会就越多，也越容易让人讨厌，就像验尸官的情形一样，因此也就越难以让人信任。 起诉方的论点非常简单：杰里米·富勒顿是被一颗近距离射来的子弹打死的，子弹是从人行道上被告旁边的一把手枪射出来的，而手枪是被告被警察打伤后在他身边找到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这一审讯过程只用了七个证人不到三天时间。在此期间，我没有问过一个问题。 周四早上。汤普生法官坐在椅子上，温和地向陪审团微笑着并让公诉人传唤下一位证人。 “人民传唤格雷奇恩·奥利里警官出庭，”哈里伯顿按常例叫道。 我打开黑色的公文包翻看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那一页。当证人宣誓时，我扫了一眼关于警察局报告的摘录笔记和我设法凑齐的相关背景材料。 尽管奥利里穿着黑色的警服，腰间挎着沉重的皮枪套，但她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警察。一头棕色的短发，满脸的雀斑和一双浅褐色的大眼睛，使她看上去更像一个穿着戏服在扮演警察的女大学生。然而她一坐上证人席，这种印象就消失了。她僵硬且笔直地坐在那里，注意力集中在哈里伯顿身上，很容易使人想到她曾以同一种方式审视过一位她将要拘捕的嫌犯的一举一动。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像只猫一样。看着她，没有人会怀疑她能迅速行动。 我听她回答公诉方的几个基本的问题时，我记起她第一天巡逻的事。接到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电话后，她和同伴发现一个男人喝醉酒后大耍酒疯，对妻子大打出手，妻子则流着血蜷缩在地板上。后来那男人抽出一把刀。奥利里用警棍猛击了他一下，打折了他的手腕骨。 哈里伯顿让她谈谈富勒顿被杀那天晚上的情况。奥利里声音平稳，音量适中，流露出一丝有意识自我控制的迹象。她说话简单明了，没有着重强调或充满感情。不管她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做的陈述中掺进了什么，听众也会听到心里。 她作证说，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她和马库斯·乔伊纳警官都确信听到了一声枪响，乔伊纳打开了车前灯，加大油门赶到那里。 “枪声是从哪儿来的？”乔伊纳警官在警车的警报声中喊着。奥利里环顾四周，在雾中搜寻着。 “从我们后面，”她叫道，“在这个街区，就在后面！”她一边叫着，一边抓住椅背伸长脖子往后看。 根据她的证词，当警车在角落处刹车时，乔伊纳扭头看了一?.t>下他的左边。在下一个交叉路口处，他再次扭头向左边看了一下。靠近下一条街的时候，他们斜着眼扫视了一下市府礼堂，试图锁定枪声的位置。有什么东西从浓雾中显现出来。他猛踩刹车。奥利里向后倒向乘客门的车窗时，肩膀碰到了仪表盘。警车风驰电掣般行驶在人行道上，擦过一个路灯柱后，又颠簸着回到了街上。她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差点被警车撞上的行人飞快地闪到一旁。 他们围着由两座正方形的大楼组成的市政府整整绕了一圈。到了最后一个十字路口，乔伊纳向右边急拐弯。 “在哪里呢？”他喊道，一边大口喘着粗气，“还有多远？” “我不知道，”奥利里叫喊着回答，“不会太远。” 乔伊纳放慢车速，直到警车差不多停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bbr>，他熄灭了前灯，让车停在了布满浓雾的街道当中。这儿什么也看不见，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整个大街一片死寂。 “你看见什么没有？”乔伊纳紧张地低声问道。 奥利里尽可能把头往前探，目光沿着她这边的街道依次搜寻着停着的车辆，但在浓浓的白雾中，她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她的手在挎着枪套的皮带上摸索着，手枪牢靠地贴在枪套里。她把手枪拔了出来。 “什么也没看见，”奥利里说，她的眼睛徒劳地凝视着大雾。 乔伊纳把车又向前开了几码。 “那是什么？”他指着前方急促地问道。奥利里也看见了，或者她认为她看见了。大雾正在使她充分发挥想像力。有一阵儿，雾气似乎变淡了，而一会儿工夫后，浓雾又出现了。突然，在一瞬间，大雾再一次淡去。十字路口对面，在她那边的街上，一辆加长的深色奔驰车停靠在路边。有一个人趴在方向盘上。乔伊纳停下车，取下固定在汽车仪表盘下的手电筒，打开车门。 奥利里从她那一面走了出来，看着乔伊纳小心翼翼地朝奔驰车走去。她看见他在距交叉路口一半距离时犹豫了一下，拔出手枪，打开了手电筒。手电筒射出的一束窄小的光线穿过大雾，照在奔驰车驾驶员座位一侧的车门上。一名男子的头斜靠在车窗上，他的一边脸贴在窗玻璃上，由于撞击力很大，脸被黏稠的鲜血紧紧地粘在了玻璃上，玻璃上到处是鲜血。 乔伊纳靠近了一些。奥利里开始往前移动，她始终靠右边前进，手里握着枪。她透过车窗观察乘客座，以防有人仍然隐蔽在车窗下面。乔伊纳伸手抓住司机车门的把手。正在这时，有入从里面跳了起来，打开了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他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手电筒射出的光束在银灰色的浓雾中剧烈地摇摆着。奥利里立刻蹲下来，双手握着枪。手电筒光束扫过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人，一顶黑色的羊绒帽被往下拉到了眼睛上方，那人正在她的前面奔跑，试图朝角落里跑去。他企图逃跑。 在庭上作证时，奥利里警官没有流露出一丝感情色彩，而是专注于在那常人无法想像的危险境况里每一个本能的反应。她用安静得像交谈一样的口吻述说着，平静而有节制，直到对方问完问题后才开始回答，而且总是面对着陪审团。她说话缓慢细致，每一个词的次序都恰到好处。 “我本来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她解释道，描述着她决定开枪前几秒钟所发生的事情。 “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有一点让人不解。她没有说“开火”或“扣动扳机”。她说“放了一枪”。她也许曾经朗读过警察训练手册。我几乎能看到她最喜欢学的那一部分，一名警官在其生命遇到危险时可以放上一枪以进行自卫。 哈里伯顿完成了一对一的问话，汤普生法官问我是否有问题要问证人。 “只有几个，”我有些抱歉地起身回答道。 在哈里伯顿耐心的鼓励下，奥利里逐渐变得即使不是轻松自在的话，至少也是比较舒服地坐在证人席上；但当我从律师席的一端走过来注视着她时，她上身直挺挺地坐着，稍微前倾，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又期待的神情。 “公诉人问了你许多问题，肯定比我能记住的多，”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介意帮我一个小忙。你能否用自己的话，再次告诉我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是指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从乔伊纳警官离开巡逻车之后的那段。” 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当确信我的问题说完后，她开始慢慢地一五一十地陈述着她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乔伊纳警官接近了目标车辆，他用手电简照了照司机那边的车窗。我看到一个人头，接着看到玻璃上的血迹。接着，突然间，另一个人头在乘客座那边出现，他是突然冒出来的，他猛地一下打开乘客座一侧的门，沿着人行道奔跑，朝拐角处跑去。” 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流露丝毫情感。 “我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了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没有一个词的顺序颠倒，没有一个词被漏掉。我努力表现出一副觉得刚才听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样子。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我盯着鞋子说。 我做出好像忘了原本想问的下一个问题的样子，回到了律师席，开始翻着黑色笔记本里的活页。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对吧？”我抬起头，问道。 “是的，”她平静地回答。 我笑道，“但我们曾经交谈过，对吧？” 她看上去好像没有听懂这个问题。 “你不记得了吗？”我仍然微笑着问道。 “我给你打过电话。我当时问你是否能跟你谈谈这个案子。” 她谨慎地点了点头。 “对不起，你得大声回答问题。法庭记者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好的，”奥利里不情愿地回答道，“我记得你打过电话。” 我低头看着笔记本里我用手按住的一页。 “你记得你是怎样回答的吗？”我抬头问道。 她下巴上的肌肉稍稍收紧了一下，这动作几乎很难察觉。 “我想我曾表示不想与你谈这个案子。” “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描述。可是，”我发出一声短暂的、自嘲的大笑，看着陪审团，接着说道，“我所能记住的只是电话被‘砰’地挂断的声音。” 奥利里一动不动地静坐着，瞪着我。 “不过，这并不十分要紧。我们现在来谈谈吧。凭我最近的记忆力，”我沮丧地笑道，“我一定是忘了你当时可能告诉过我的那些事了。” 我摇了摇头，表情就像一个人因做不了过去做的事情或至少做得不如过去那么好而感到尴尬。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开始试探性地说，“和乔伊纳警官在谋杀之夜执勤时，你当警察有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 “三个月？那么这是你当警察之后执行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一？” “是这样的。” “当然，你是与一个比你有经验的警官一起坐在巡逻车里，是吗？” “是的，乔伊纳警官加入队伍已有——” “我们以后会谈到乔伊纳警官的经验，”我在她说完话之前打断了她，“现在我们只谈论你。” 我穿过法庭前台走到陪审团席。我倚着扶手，把手交叉在胸前。凝视着证人。 “这是你第一次朝别人开枪吗？” “是的。” “而且你作证说那天晚上雾很大？” “是的。” “你作证时说，第一次看到司机座那边的人是在巡逻车离目标车仅仅几码远的地方。” “是的，没错。” “然而你却说你不仅看到被告在逃跑时转向你，而且还看见他手中拿着枪，还有——” “是的，”没等我说完她就回答，“我看见了。” 我十分沮丧地举起双手。 “对不起，我问得太急了，自己也赶不上了。” 我一边朝她走去，一边道歉。 “不过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说到哪儿了。你不介意吗？你能再告诉我一遍——当然是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乔伊纳警官离开巡逻车后开始讲。” 有时记忆力是很奇怪的。法学院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读过那个案例，尽管我听过证人的陈述，但假如当初我没有在我们谈论天使岛背面那座被遗弃的大楼时听克雷文提到纽约的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我也不会记起那个案例。我在法学院里读过这个案例，那?是每个法学院学生都学过的。血汗工厂三角衬衫公司发生了大火，几十个妇女丧生。法庭上，一位律师让对方的一位证人直接把她说过的故事再说一遍。当她逐字逐句说完后，律师让她再说一遍。 当她第三次逐字逐句重复时，每个人都知道她在说谎。 这是奥利里第三次重复了。但她是如此谨慎，我抓不到任何前后不一致的把柄，可是她过于谨慎了，几次重复都是用同样的词句，这就使她陷入了比前后不一致更危险的境地。 “当然可以，”奥利里自信地回答道，“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乔伊纳警官接近了目标车辆，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司机那边的车窗。我看到一个人头，接着看到玻璃上的血迹。接着，突然间，另一个人头在乘客座那边出现，他是突然冒出来的，他猛地一下打开乘客座一侧的门，沿着人行道奔跑，朝拐角处跑去。 “我已经离车比较近了。当犯罪嫌疑人开始逃跑时，我正在交叉路口的中间。他看见了我。他开始向我转过身来。他在举枪。我知道他要开枪。于是我放了一枪，目标倒下了。” 她说完后，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告诉我，奥利里警官，是谁帮你排练了今天的证词？” “谁也没有！”她怒气冲冲地说。 “啊！全是你自己排练的！”我厌恶地摇着头。 “没有别的问题了。”我一边走向律师席一边宣布，竭力掩饰住内心的高兴。 第十八章 “传你的下一个证人，”第二天早上汤普生法官走向法官席时果断地挥手命令道。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一直等到法官坐到他的高靠椅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人民传唤——” 汤普生法官抬起手打断了他。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法官朝陪审团微笑着打招呼。 汤普生法官开始整理带来的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眼盯着哈里伯顿生气地问，“你到底叫不叫证人出庭了？” 哈里伯顿嘴角下垂的嘴张得大大的，眼里闪出迷惑而又轻蔑的表情，“原告请求允许马库斯·乔伊纳警官出庭，”他终于开口了。 马库斯·乔伊纳双手手指交叉握在一起，身子前倾坐在证人席上，他看上去小心、警觉，据我的判断来看，他的样子十分放松。>他身高一米八以上，长手臂圆滚滚的，脖子又短又粗，脸庞宽大且有麻点，杏状的小眼睛向两边的太阳穴歪斜着，颧骨粗大，嘴唇肥厚，嘴角下垂。他所有特征都给人一种铁面无私的印象，但他的嗓音却出奇地文雅而柔和。 “在回答哈里伯顿先生所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开始询问对方证人程序的时候我问道，“你表示在你接近奔驰车时你让奥利里警官待在巡逻车里，我理解得对吗？” 乔伊纳是法庭上的老手，有些证人刚听懂问题就开始回答，而他却等到提问的最后一个词的回音完全消失才回答问题。 “对，很正确，”警官回答道。 我站在陪审席的较远的一端，直接面对证人。 我一只手插进口袋，另一只手摸索着一个上衣钮扣。 “你让她那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标准的程序，”乔伊纳看着我回答道，“如果出现情况，一个警官应该处在一个便于请求增援的位置。” 我在纸上填写着。 “通过巡逻车上的移动电话吗？” “是的。” “但奥利里警官并没有按你的要求待在警车里，而是走向另一辆汽车，对吗？” 他没有迟疑。 “是的，但她离警车很近，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请求援助。” “但这并不是你让她做的，是吗？”我坚持说，“你让她在车里等着。” “她做了她该做的，”他也坚持着说。 我把手从口袋中抽出来，朝他走近了几步。 “在她开枪击中被告前，你听到她发出过任何一种警告、任何一种命令、以任何一种方式告知过被告你们是警察吗？”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你的意思是，他用枪指向奥利里警官？” “是的，她别无选择。” 我走到离他更近的地方。 “你看到被告用枪指着奥利里警官了吗？” 转瞬之间，乔伊纳的眼睛眯缝得更小了。 “没有，我在车的另一边，我的视线被挡住了，而且。”他补充道，“雾很大。” “事际上，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直到几英尺远处才能看清杰里米·富勒顿的尸体？” “是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晚雾很大，我是说。那天凌晨。” 他回答问题时我一直看着他，他说完后，我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我将手插回衣袋，转身朝律师席走去。 “因此，”我边说边低头凝视着打开的活页笔记本，“你没有听到任何警告，而且你没有看到被告拿枪指着奥利里警官，”我合上笔记本，抬起头来。 “她开枪的时候，你们俩谁离被告更近一些？” 乔伊纳考虑了一会儿。 “我得说我离得更近，至少是近一点儿。但正如我说的，我的视线被车挡住了。” “是，你是那样说的，”我说道，同时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角，“你有多高？” “一米八八，”他回答道，他知道我还想问什么，于是几乎立刻就补充道，“不过他从车座上跳起来，打开车门时，我迅速单膝跪了下来。” “你参加警察队伍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 “那你是高级警官了？” “对，我是。” 我走到律师席后面，双手扶在空座席的后背上。 “你一定想过奥利里警官为什么要开枪这个问题，是吧？” “是的，”乔伊纳回答，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是的？”我带着疑惑的笑容重复道，“是的？这就是你全部的答案吗？你难道没有询问——你从没问过她为什么要开枪吗？” “不，”他说话时眼睛也盯着我，“我问了。” 等到陪审团从他的沉默中察觉出他不情愿的迹象，我才重新开口，“那她给你的回答是什么？” “她说开枪是因为被告，”说着，他伸出笨重的胳膊指向法庭那端的哈迈尔·华盛顿，“转身向她开枪。” “你对被告进行急救，直到医护人员到达后将他带到医院，不是吗？” “是的，”乔伊纳回答。 “你救了他的命。” 这不是个问题，乔伊纳没作回答。我起身离开座位。在我从哈迈尔身后走过时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你去那儿的原因，”我停在陪审团面前时问道，“你首先发现杰里米·富勒顿的原因是你听到了你认为是枪声的声音？” 当乔伊纳在证人椅上移动身体的时候，他那双锃亮的齐膝高的黑皮靴发出吱吱嘎嘎的皮革摩擦的声响。 “是的，”他回答。 “你开车迅速向枪声传来的地方驶去，对吗？” “不完全是这样。枪声好像从我们身后的某个地点传来，所以我——” “所以你驶到下一个拐角——在市政府——左转，然后绕着中心转圈，直到你开到你认为传来枪声的那条街，”我不耐烦地突然插话道，“你估计从听到枪响到发现有杰里米·富勒顿尸体的汽车共用了多长时间？” 在他回答之前，我补充道：“从你刚才宝贵的证词中我明白了，在你从很远处的市政府赶往事发地点时，你放慢了速度缓慢向前，在那场被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大雾中搜寻目标。” 乔伊纳把头扭向一边，紧闭的嘴唇左右抽动着，他在试着计算时间。 “我得说可能不到两分钟，”他试探性地说，“是的，我能肯定，”他又自信地补充道。 “将近两分钟！”我吃惊地大喊着，“我想我简直无法理解，将近两分钟，”我重复着，同时向陪审团投去迷惑不解的目光。 从陪审席前走过的时候，我斜睨着乔伊纳。 “以你的经验，乔伊纳警官，遇到持枪抢劫时，受害者通常不给钱吗？”我停下脚步，脸上充满怀疑。 “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拿着枪，按通常的做法，我会不照他要求的那样做吗？” “有时受害人会试图反抗，但你说的也对，你说的是受害人的通常做法。” “反抗？”我疑惑地问道，“在眼前就有一支枪的时候？” 马库斯·乔伊纳第一次笑着说道，“可那样的情况的确发生了。虽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那样的情况的确发生了。” “对，”我说，“现在让我们假定杰里米·富勒顿是在一起抢劫中被打死的，不管他是否反抗，瞧，如果他没反抗，他交出了钱——他是在交出钱包后被打死的，合理吗？” “不合理，”乔伊纳同意。 “但如果他在交出钱包后被打死，不管是谁开的枪，他都会在开枪后尽快逃走，而不是在那里，待长长的两分钟，对吗？” 乔伊纳向前倚着，双手在一起摩擦着。 “是的，可能不会。” “但被告还待在那儿——是吗？——在你到那儿的时候，枪响后两分钟，那意味着如果是他开的枪，杰里米·富勒顿准是抵抗过。但如果他抵抗了，他在抵抗时被打死了，那被告有可能在开枪后只是原地不动——整整两分钟吗？” 在乔伊纳回答之前，我问：“这不是事实吗？乔伊纳警官，当一起抢劫案变得很严重——有人被打死了，不管是谁开的枪，罪犯会迅速攫走他们能看到的东西，但他们决不会仅仅待在原地——你说是多长时间来着？——两分钟，在他们想要逃走之前？” “这可能是个例外，”乔伊纳不得不承认。 “也太例外了！”我补充道，“尤其在他至多只需几秒钟就能从死者的上衣口袋掏出钱包的时候。”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 “抗议！安托内利是在作演讲，而不是提问。” 我没等法官作出裁决。我紧紧地盯着证人。 “钥匙在锁孔里吗？”我问话时公诉人耸着肩坐了回去。 “是的，在那儿。” “汽车发动机熄火了吗？” “熄火了。” “?汽车熄火了？你检查过引擎罩吗？” “检查了，是冷的，汽车有一段时间没发动了。” “几个车门的锁都开着，对吗？”我迅速问，在后面的9９ｌｉｂ?问题没被回答前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问题。 “对。” “四个门的锁都开着？” “是的。” “在那种型号的奔驰轿车里，在你打开驾驶座一侧的门时，其他车门也会同时打开吗？换句话说，它们的锁都会马上打开吗？” 乔伊纳摇着头。 “我们检查过，只有驾驶门的锁是打开的，如果你想要打开其他车门需要按控制台上的按钮。” 我看着他，似乎想要确定我丝毫没有听错他的话。 “换句话说，司机打开车门上了车，其他的车门——三个车门——仍然是锁着的？” “是的。” “所以没有人能在司机上车后轻易地从乘客座一侧的车门上车，对吗？” “对，”他承认，“除非司机被迫打开另一扇门。” 我转向陪审团慢吞吞地说：“因为我想，在你要抢劫时，你更愿意命令他让你进去，而不是迫使他出来，因为，我想，跟在黑暗中抢劫相比，你更愿意在一辆光线良好、有真皮座椅的新型奔驰轿车里干事。”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从法庭的另一侧大喊道。 “对不起，”我朝着法官席的大致方向挥着手说，“很好，乔伊纳警官，”我把挡在眼前的浓密的头发拂到后面，接着说道，“让我们再谈谈那晚的天气，雾很大，对吗？” “是的。” “你几乎看不到近在眼前的东西？” “有时雾非常浓。” “你几乎看不到停在十字路口的车吗？” “对。” 我在律师席的桌子前，几乎坐到了桌面上。两脚搭在一起，左臂抬起来贴着腹部，右肘支撑在左臂上，不时用拇指和食指敲着下巴。 “而且你和奥利里警官都没对被告发出任何形式的警告，甚至在她开枪击中他之前，一次也没有？” “正如我所说的，没有时间，他举起了枪——” “但你实际上从未亲眼看到，对吗？” “是的，但——” “事实上，在开枪前你们两人都没说过什么，对吗？” 乔伊纳难以理解这个问题，他看着我，神情茫然，等着我向他解释。 “你们从未向他告知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警察，对吗？” “根本没有时间，我刚用手电筒照到他的脑袋，他就跳出了车。” 我离开律师席，快步向他走近。 “你们没有其他方法让被告知道你们是警察而不是凶手，是吗？” “他是凶手！”乔伊纳回击道。 我将目光投向法官席，我想问，他的答案是否可当做是没有回答问题，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了他的话带给我的信息。 “这是你的假设，对吗？当他从车前座跳出来时，你假定——不是吗？——他就是凶手。” “他逃离现场，”乔伊纳说。 “那么乔伊纳警官，就你所知，他在逃离杀手——那决没有可能是吗？”我从面向他的方向转过身去时问。 “不，”他大喊着坚持道，“不是的。他拿着枪。” “哦，对——那支手枪，”我又说道，“就没有可能，乔伊纳警官，是这个年轻人打开已经开了锁的门——开了锁是因为有其他人刚离开——想要帮助受害人？就没有可能是他看到地上的枪，听到你们来了，又看到穿过浓雾射来的亮光，他害怕是凶手回来了——于是感到惊慌开始逃跑？就没有可能，乔伊纳警官，是他在惊慌中捡起枪，从车里出来试图逃走吗？” 我猛地转回头去，搜寻着乔伊纳的眼睛。 “就没有可能是他要转身看看是谁在追他，看看他们离自己有多远，而不是把枪口对准奥利里警官，不像奥利里警官所认为的那样他正在转身向她射击呢？” 就像一个人被迫去回答一个与他所知的惟一的事实并无明显联系的问题一样，他勉强同意这至少是有可能的，他并没有被说服。我把双手搭在栏杆上，毫不掩饰自己并不赞同的态度。 “你是位训练有素的警官，是吗？”我的问话有些尖锐。 他傲慢地看着我说：“我已经做了二十三年警察。” “当你调查一起犯罪时，你不应该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吗？” “我不是侦探，我是——” “你是一个巡警，你开着巡逻车，对，对……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显得有些不耐烦。 “在你到达犯罪现场时，你是询问所有的目击者呢——还是只询问那些同意你对事件的假设的目击者？” 乔伊纳眼中带着愠怒，简洁地回答说：“所有目击者。” “好极了，现在，允许我再问一遍，假设被告没杀害杰里米·富勒顿，假设被告不是像被指控的那样，而是和你一样听到了枪声，只不过他距离事发地点只有几码远而不是几个街区；假设他听到枪声，想前去救助，这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车里，不是吗？” 乔伊纳已经在证人席上待了很久，他开始累了。 他的态度变得有些烦躁；他并不那么愿意忽略有关他的资历或者性格的问题，在他听问题时，嘴角露出讥讽的笑容。 “对，我想也可以这样解释。” “假如雾很浓，假如你们从未告知他你们是警察——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想要逃跑，不是吗？” 他的脸上现出恶意讽刺的笑容。 “可以，”他嘟囔着。 “还有，他一定感到惊慌——这是任何人都会有的感觉——这可以解释他为何捡起在车里发现的手枪，不是吗？” “可以，”乔伊纳回答道，他的声音中充满嘲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低头凝视着地板，好像正在努力理解他怀疑的理由，我慢慢地抬跟观察着他。 “如果无法那样解释的话，乔伊纳警官。只有一种说法能够解释那支枪为什么会在他身边的人行道上，不是吗？要么是你，要么是奥利里警官，是你们中的一个把它放在那儿的。” 乔伊纳开始愤怒地表示否定。 “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厌恶地摇着手宣布。 法官还没问完他是否仍有问题需要再询问，哈里伯顿就站了起来，他因愤怒而颤抖着。 “你正要回答被告律师提问的时候他打断了你的话，”他开始说了，语速很快，一个词接着一个词，“把你的回答说完！是你还是奥利里警官把枪拿出汽车的？” “没有，先生，我们都没那样做。” “如果你们都没挪动那支枪，”哈里伯顿问道，他的声音变得更易于交谈了，同时脸上也恢复了正常的颜色，“那它是怎么到被发现的地方的呢？” 乔伊纳坐回证人席转向陪审团。 “从被告手里落在那儿的。” 哈里伯顿一直等待着，直到乔伊纳的目光重新回到他身上。 “在他从凶杀现场逃走时被击中之后吗？” “抗议！”我大喊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法官迟疑了一下，然后看着我，等我作出解释。 “这个问题要么假定了一个结论，要么是个复合问题，”我坚持道，“这两种问题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两种问题的意思都是含糊的。” 汤普生笑着说：“说清楚些，安托内利先生。” “公诉人说：‘从凶杀现场逃走，’这假定了他需要证明的东西，是一个假定结论。如果他不是假定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他是在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告被击中后枪落下了吗？第二个问题是，人是被告杀的吗？” 汤普生法官把头转向一边考虑了一会儿。 “我也不清楚我是否同意你的抗议，”法官先生最后说，“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他转向哈里伯顿，责令他对提问重新措辞。 哈里伯顿耸着肩低声咕哝着什么。 “乔伊纳警官，”他问，“那支枪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发现的吗？” “是的，”证人回答，“我们发现它时被告正躺在人行道上，而枪就在离他手边几英尺处。” 哈里伯顿的唇边现出一丝微笑。他用拇指擦着手表的水晶玻璃表壳，转向陪审团。 “安托内利先生和你讨论了许多多项选择的问题，”公诉人继续盯着陪审团说，“我们为什么不再重复一遍那些问题，只不过是按相反的顺序？”他面向证人开始提问，“你们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发现的枪，对吗？” “对。” “换句话说，”哈里伯顿说着，朝我投来衰弱的目光，“你没像被告律师暗示的那样放枪在那儿吧？” “没有，”乔伊纳说，在慢慢摇头的时候他显得冷酷而又傲慢，“我们没有那样做。” “那么如果我们设想——正如安托内利先生所坚持的那样——被告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那么，惊慌是惟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他被击中时那把枪恰好在他的手中的理由。” 哈里伯顿走到靠近陪审席的地方，臀部贴着陪审席，眼睛朝前看着证人席。 “根据你做了这么多年警官的经验，这有可能吗？——即便在惊慌的状况中——一个人会拾起一支手枪，一支子弹上膛、刚被用来杀过人的枪，挥舞着它跑上街道？” “不，绝对不可能，”乔伊纳马上表示同意。 “但如果你没‘放置’那支手枪，如果他不可能在‘惊慌’中捡起它，那就只剩一种解释了，对吗？” 乔伊纳无需被告知这种解释是什么。 “这支枪是被告的，他用这支枪打死了参议员，当他从车里跳出来逃跑时，枪仍然拿在手里。” 哈里伯顿把头转向陪审团。 “对，非常正确，现在，”他回头看着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回过头去讨论安托内利问过的其他事情：到达开枪地点所需的时问，安托内利说过——不止一次地说，我想——‘两分钟’，但我认为我好像听到你说‘两分钟差一点’，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呢？” “不大到两分钟。” “好的，”哈里伯顿说，好像他惟一的追求就是事实，“那么，差多少两分钟呢，你认为？” “我确实不敢肯定，”乔伊纳承认。 哈里伯顿把头低下，开始向他走去，在走到陪审席和证人席中间的时候停住了。 “你曾经作过高速追逐吗？” “许多次。” “就像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一样？”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一切东西都好像移动得非常缓慢，”公诉人解释道。 “我知道，对，这就是高速追逐的特点。” “因为你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你做的事情上，是这样吗？”哈里伯顿朝证人席走近时说，“你对事物的细节看得那样细致生动，以至于一切好像是发生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不，”他突然自己纠正说，“时间更像是停止了，是吗？这样，花了几秒钟的事情——或者有时甚至几分之一秒的事情——就像是一直在持续一样，是这样吗？” 公诉人说第一句话时，乔伊纳就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非常正确，”他说，他及时记起了在回答问题时要面向陪审团。 哈里伯顿现在离证人很近，他把一只手放在椅子扶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臀部上。他朝着陪审席望去。 “这样，你说你认为花了不到两分钟，”他用一种逢迎的语调说，“实际上可能要短得多？” 乔伊纳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 “甚至可能还不大到一分钟，”哈里伯顿提示道，朝陪审团投去了意味深长的眼光。 现在乔伊纳认为这绝对有可能了。 “你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哈里伯顿提醒他说，“因车速太快，你差点撞上一位行人，对吗？” 乔伊纳收了收下巴，发出放松的叹息声。 “太险了。” “你用最快的速度开着车——你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里，”哈里伯顿继续提醒着，“安托内利先生大谈惊慌及其能使人产生的反应，告诉我，乔伊纳警官，只有‘无辜的旁观者’才惊慌，还是犯罪分子有时也惊慌呢？” “谁都可能惊慌，”乔伊纳心领神会地回答。 “如果一个人在惊慌状态中，他可能会失去时间概念吗？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根据你做警官的经验，”哈里伯顿转身朝陪审席走去时说，“是否有可能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刻，在他杀人之后，他开始寻找受害人的钱包，在里面摸索着，寻找钱、信用卡、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没有停下来考虑已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这很有可能。” 在陪审席的一端，哈里伯顿停下来回头看着证人。 “换句话说，乔伊纳警官，如果你刚谋杀了一个人，你可能会极度恐慌，以至于忘记了其他事情，只记得去拿什么东西——钱包、手表——任何能让你的所作所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我站了起来，愤怒地大喊着抗议。 “这问题有煽动性，会引起人们的主观猜测，这会——” “我收回我的提问，”哈里伯顿挥挥手，转身离开了陪审席，“再没有别的问题了。” 当法官问我是否还要询问证人时，我还在站着，于是，我径直向证人席走去。 “你刚才证实枪是在被告被击中后倒下的地方找到的，不过你从未看到枪在被告手中，是吗？” “是的，但——” “警察曾经搞过伪证吗，乔伊纳警官？” “抗议！”哈里伯顿在我身后大喊道。 “原告刚才问过这名证人，是否他或奥利里警官搞过伪证，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说，眼光仍锁定在乔伊纳身上，“证人说没有，我有权询问，他那样回答是不是因为这种事从未发生过。” “允许提问，”汤普生法官裁决，“但要小心。” “乔伊纳警官，”我再次问道，“你曾经听说警察在调查中搞伪证的事吗？” “当然了，”他承认道，“我听说发生过那种事，但我从未——” “八年前你曾有一个搭档——一个叫洛顿的警官——他就被发现犯下了那一类罪行。对他的具体指控是篡改证据，这件事是真的吗？” 乔伊纳在椅子上挪动着身体，面带怒容地点了点头。 “他犯罪时不是我的搭档。” 我眯缝着眼睛看着他。 “你不会设置证据，而且永远不会改变证词。可是，当我问你从听到枪响到发现杰里米·富勒顿倒在方向盘上共用去了多长时间的时候，你说将近两分钟，但现在，在公诉人的大力协助下，你又想要让我们相信那确定不多于一分钟，告诉我，乔伊纳警官，听到枪声时你也处在一种惊慌状态吗？” 这个问题让他吃了一惊。 “我！不，我不这样想。” “那么，那和人们遭遇撞车这样的事故时的感觉就不太相同了，对吗？” 我紧接着继续说道：“再没什么了，尊敬的法官大人。”然后便走了。 汤普生法官环视着法庭，然后转向陪审团，“女士们，先生们，快到十二点了，因为法庭还有其他事务要处理，我们今天就此休庭，周一早上重新开庭。” 第十九章 被城市震颤的噪音和光怪陆离的色彩所裹挟，我觉得自己好像刚从长达一周的睡梦中苏醒。多少天以来我所做的就是侧耳倾听，努力从证人的话语中找出其意义所在。话语是反映捉摸不定的思想的看不见的符号，就像闯到网里的幽灵一样被捉住。当你试图记住这个证人的话语，以使你可以和他的其他话语或其他什么人的话?9９lｉｂ.语相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的清晰感觉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厌倦了倾听，厌倦了去运用这些话语。 我迈步快走，却没有想好要去的地方。我惟一的目标就是离开法院，越远越好。我想把审讯从脑子里清除掉；我想要忘却发生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去想证人们所说的和将要说的话。很难断定哪种情况更糟：把已经说过的话过滤了一遍又一遍，琢磨着怎样才能把这些话在更好的时机说出来；或者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呈现所要问的问题的无穷尽的变化形式?.，还有到庭的人可能给出的各种答案。问完这最后一个证人，就该轮到我为当事人辩护了。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被告，以及一个令我难以证实的想法，那就是，应该对谋杀负责的另有其人，这个人有权有势，而且他的野心面临来自杰里米·富勒顿的威胁。 我不停地走着，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跟随着人流，我不去想这是哪里或者我要去哪里。突然，我停住了，不知是被直觉指引还是完全的巧合，我正好站在被火烧过后的那堆废墟的街对面。一周前就在那儿我曾眼睁睁地看着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在那场可怕的爆炸中丧生。一块临时夹板竖在前面用作路障，以防路人被掉下的残余物砸伤。工作人员正在后面忙着清理现场。我躲闪着来往的汽车走到街对面，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我努力回忆起那天傍晚我来时这座房子的模样。伯格多诺维奇当时就隐藏在黑暗里等待着我 7684." >的出现。 我的眼睛追寻着我们到商店后面时走的那条路，我看到了储藏室门旁边的那个小房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门还在，虽然是被一个破铰链悬在门框上，但还跟以前一样竖在那儿。那是惟一剩下的东西，在它周围的一切都化作变了形的钢筋和碎石瓦砾之后，那是惟一逃过这场劫难的东西。这就像在看一张照片，照片上被龙卷风扫荡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可令人无法解释的是，一个砖砌的烟囱还兀立在那个地方。烟囱下面的房子却不见了踪影。听到有个声音在喊叫，我意识到这是在叫我，一个戴着安全帽的魁梧男子站在一堆盖满灰尘的碎砖旁边，他一只手指着半空中那个蒸汽挖掘机的大铲子，用另一只手示意我离开。我挥了挥手，表示知道了他的警示，转身走开了。 就像那天傍晚一样，在街角处等绿灯的时候，我又往后看了看。那一幕似乎又重现眼前：橘红色的火球蹿到空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那一刻似乎要让城市的尘嚣永远沉寂；还有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死于非命，这种冷酷无情的死亡只有战争中才会发生。 伯格多诺维奇死了，就像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杰里米·富勒顿一样，我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尽管伯格多诺维奇坚信杀死富勒顿的那个人一定也想让他死，尽管我也有这样的怀疑，但我仍无法确定是否同一个人要对这两起谋杀案负责，或者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在沿街继续前行时，我无法驱除一种模糊的感觉，那就是：我忽视了某些事情——并不是我没有证实的什么事实，而是一些基本的东西：看待事物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视角，某种我没有想到过的、可能会使所有的事情呈现颏的意义的思维方法，它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揭示事情的意义。就像努力回忆一张只见过一面的脸庞，或者一个已有多年没有听到的名字：这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是，你确切地知道某个事物，就是因为你记不起关于它的任何事情了。 我疲惫至极，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我回到位于萨特街的办公室，想告诉鲍比烦扰我的那些不确定的感觉。但当他从办公桌上一抬起头来，我就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有事情要先告诉我。 “里奥纳多·列文死了。”鲍比边说边难以置信地摇着头。 我跌坐进他桌前的椅子。 “怎么回事儿？” 鲍比向前倾了一下，双肘撑着身子，朝电话点点头说。 “列尼让我今天给他去电话。上次我们谈完话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记得吗？我说了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关于富勒顿的事。列尼说他认识白宫里一些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他说他会查一查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的嗓子发紧，嘴唇发干。 “有人谋杀了他？” 鲍比并不知道详情。 “昨天深夜，他离开饭店时被车撞了，地点是乔治镇。” “是一起撞车逃逸的事故，是吗？”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当然是对 7684." >的。 他朝电话点了点头。 “他们就告诉我这些。” “这是谋杀，鲍比。他给白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关于富勒顿的事。而现在他死了。与杀死伯格多诺维奇的原因相同，是他们杀死了他。有人知道富勒顿，这位与总统同一党派的人是个俄国间谍的事实，这让他们承受不了。” 我看出了他眼里的疑惑，我并不能因此而责备他。 “是的，”我边说边站起来，“我不能证实这件事，我什么也证实不了，但我说的没错，鲍比，我知道我说的没错。” 突然我又想到了一件引起我警觉的事。 “他不会说出关于你的任何事情吧？无论他告诉白宫里的什么人——他不会告诉他们是谁告诉他关于伯格多诺维奇的事吧？” “不会，”鲍比回答说，他对我对他的关心报以微笑，“列尼说他没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 “你知道他跟谁讲过这件事？”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一两个他信赖的人。” 我们互相盯视着对方，在沉默中，我知道鲍比已意识到有人背叛了里奥纳多·列文，只是因为他信任鲍比，现在他死了。 “是我让你打电话的，”我提醒他，“是我想弄清楚关于这件事白宫知道了些什么。” 鲍比转过身，眼望着窗外，手搁在腿上。天空万里无云，一片蔚蓝，在海湾对面，伯克利山在初秋下午的阳光里闪烁。 “在我们一起上大学的时候，我丝毫未注意过他。我忙于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时间理会那个在洗衣房里于活的孩子。事实上，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叫做什么。那是在他当上国会议员以后，他让我猜猜他是谁。开始我真觉得好笑，这个我毫无印象的家伙竟然记得关于我的很多事情。然后我开始回想以前的事情，开始和他见面，不是把他当做当年在洗衣房里干活的那个孩子，而是一个人，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完大学，又努力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现在他比我重要的多。但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看待我。那天晚上，你听见他说的话了，”鲍比说着，回头看了看我。 “你本该听听在电话里我告诉他伯格多诺维奇说的关于富勒顿的事情后他是怎么说的，听了他说的话，你会认为是我帮了他的大忙。还记得他说的关于富勒顿是个大骗子的事吗？这件事就是一个例证。对列尼来说，这意味着他对富勒顿的愤恨并不是出于嫉妒和对自己的失望。富勒顿是个叛国者，我认为什么事情也不能阻止列尼将此事公之于众。” 鲍比在椅子里前后摇晃着，思忖着里奥纳多·列文和他们俩各自所走的生活道路，以及两条道路最终汇合在一起的奇特的方式。 “噢，我差点儿忘了，”鲍比在我转身离去时说，“阿尔伯特要我告诉你，州长办公室来电话，州长想见你。” “要在几点？” “今天晚上六点半，在你先前住的那家饭店。他正在城里办事，”鲍比解释道，“我就知道这些。” 鲍比绕过桌子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很抱歉，把你卷进这件事儿，”他不安地说。 “你没有必要道歉，”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听起来充满自信，“还有，并不是你让我卷进来，而是我自己卷进来的。” 鲍比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也许你并不像我原来想像的那么聪明。” 在我走到门口时鲍比说：“听着，乔，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你就像是我的弟弟，我不想让你出什么事。关于列尼的事我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我只想让你小心点儿。我并不是在告诉你该怎样做，只是希望你别作无谓的冒险。” 我在办公室一直待到六点多，试图在脑海里过一遍对最后一个证人的问话，但我无法集中精力。 我一直在想着里奥纳多·列文和他那种强烈的仇恨——无法用其他的词来描述——他痛恨那个人，因为那人赢得了他认为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有谁的生活在与杰里米·富勒顿接触后，没有变得糟糕透顶呢？他的妻子爱过他，但他对她做了什么？她因他的不忠而备受折磨。她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他最终会回到她身边这类多半带有欺骗性的想法。令人惊异的是她接受了事实，接受了一个负心汉。也许他过去一直是这样的，看起来她好像因此而更爱他。 我不知道梅雷迪思·富勒顿是不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女人之一或者只是个傻瓜，但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她总是忠实于他，就像这么多年以来她总是忠实于她自己一样。所有其他的人，包括不幸的里奥纳多·列文，都由于富勒顿的所作所为或决定要做的事而被迫重新给自己定位，至少部分地重新定位。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尊严，难怪他们对他恨之入骨。 六点一刻我搭乘出租车抄近路到了圣弗朗西斯酒店。我穿过大厅的时候，瞅了一眼酒吧的入口。湍最近几个星期我习惯于在那儿喝上两杯，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在一排铜电梯门前，我拿出写有房间号码的纸条看了看，然后把它塞回口袋。到了州长所在的楼层时，我看了看表，六点二十九分。我整了整领带，拉了拉西服的领子，然后敲门。 一个三十多岁，浅棕色乱发从头顶中分的瘦削的年轻人开了门。 “进来吧，安托内利先生，”他说。 他单调的、略微带点鼻音的声音让他听起来像一个势利小人。他踱到了一边，既未伸出手，也没作自我介绍。房间很大，但一片混乱，像是刚结束了长达一周的狂欢派对。浓重的烟酒味弥漫在整个房间。咖啡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揉得一团团的鸡尾酒餐巾和装满冰水的玻璃杯散放在镶着铬面的吧台上。 “州长刚才会了几个朋友，”年轻人解释说，同时挤出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 “想喝点什么？” 我坐在淡黄色的沙发中央，卧室的门开着，从这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联合广场，沿着狭窄的街道，还能看到远处的海湾大桥。 那个年轻人站在吧台边，拿起一只很显然是他刚用过的杯子，手腕轻摇，晃动着杯里的冰块。 “州长想知道为什么你让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慢慢地抬起头，直到能直视他的眼睛。 “我很高兴有机会告诉他。” 他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也没把眼光移开。他虽年轻，也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我傻到不知道这个事实，那可不是他的错。 “恐怕州长最终没法见你了。”他说，不带丝毫歉意。 “你怎么称呼？”我边问边从沙发上站起来。 “卡瓦诺，理查德·卡瓦诺。我是州长的行政助理。” “好吧，迪克，我来这儿，并不是因为我想见州长，我来是因为你们打电话说州长想见我。” “遗憾的是，州长的日程安排在最后一分钟有了改变，他让我代为接见。” 他的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相信。 “你们会被法庭传唤，卡瓦诺先生。”我回答说，并朝门口走去。 “我并不想跟你谈什么，你们的州长下周可以见到我——在法庭上。” “告诉我，安托内利先生，”他在我打开门时说，“希拉姆·格林真的告诉过你州长是个‘忘恩负义的杂种’？甚至从没给他寄过圣诞卡？” 我回头，看到一丝嘲讽的微笑正掠过他有点歪斜的嘴角。 “你可能还没走到他办公室前的人行道上，他就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要确信我们首先是从他那儿得到消息，特别是他讲的关于州长的话。那天你让他高兴极了，安托内利先生。他有了显示自己重要性的机会，首先是对你，然后是州长。希拉姆·格林再也得不到多少那样的机会了。真奇怪。州长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微笑着回答：“从我听到的关于州长的所有的事情，我也是感到奇怪。” 当我乘电梯回到大厅时，我对自己所使用的方式的气恼已开始消解。我考虑着如何向玛丽萨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我知道她会觉得有些可笑，并会让我也这么认为。她会让我想起当我和州长那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助手一样年轻时，也许犯过同样狂妄自大的毛病。 穿过有大理石柱的大厅，扫视着与我擦肩而过的面孔，我走到铺着地毯的前门台阶上。在推开门的刹那，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又回到大厅。 “和往常一样？”当我轻快地坐到皮凳上时。酒吧的招待问。我点了点头，然后问他最近过得怎样。 “还好，安托内利先生，”他一边回答，一边调着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我把十美元放在吧台上。 “这是免费赠送的，”他从吧台后面光洁的不锈钢水槽里拿出一个玻璃杯，然后用毛巾将它擦干。 “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很高兴再见到你。” 在酒吧的另一头，一个穿戴讲究的中年男人在喝着酒消磨时光。远远的另一边的桌子旁，有两个灰头发女人在闲聊，几只购物袋搁在旁边的地板上。 “这个晚上可真难熬，”我边喝边说。 “再晚一会儿就热闹了，”那招待举起杯子仔细检查着。 “你知道政治上的事。他们正在为州长筹措基金，一会儿就都出来了，”他解释说，在放下杯子的时候，他耸了耸肩。 他好像要去取另外一只杯子，却将身子探过吧台凑近我，责备似的对我耳语道：“每当州长进来喝点儿什么，他们就都进来了；州长喝完煞有介事地离开，他们就都跟着离开。他们是一群跟屁虫，谁都不想被落下。州长讲了个笑话，他们就都发笑。有人说了件什么事，如果州长不笑，他们就都看着那个可怜的家伙，好像他患了麻风病，我想那个狗娘养的州长是故意那么做的——像那样让人难堪——以便让每个人都知道究竟是谁说了算。” 他站直身子，拿起一只玻璃杯。酒吧另一头，那个穿着讲究的绅士瞅了一眼手表，把钱放在空杯子旁，然后就离开了。 “我本来要投富勒顿的票，”招待边说边擦着杯子，“要是他不玩这套把戏。” 他把杯子拿在手里反来复去地看，为自己的杰作而感到得意。 “那天晚上他进来的时候，酒吧里几乎空无一人。” 该去接玛丽莎共进晚餐了。我不愿迟到。我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什么？”我突然问道，手紧紧抓着吧台，“你刚才说什么？” 他迷惑地看着我。 “你说富勒顿有天晚上来过，哪天晚上？他被杀的那晚吗？” “是的，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半夜十二点半，当时这儿已空无一人。” 我又重新坐下，往前探着身子：“就他一个人吗？” “不，两个人。他们就坐在那里。”他朝离吧台最远的那个角落点点头，那儿比那两个闲聊的女人坐的地方还要靠里一些。 “他们是两个人？” “对，还有那个为他工作的人；也就是现在正接替他的位置继续参加竞选的那个人，你知道的，是戈德曼的女儿。” “你能肯定？” “是的，是她，没错。她穿了一件长外套，头发挽了起来，还戴着墨镜——好像不愿让别人认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我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她的照片，我才明白。是她，不会错。” “他们待了多久？”我一边问一边想，那会意味着什么。 招待把毛巾搭在肩上，压着胳膊肘。 “我不太清楚，大概有二十分钟。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就离开了。” “一起？” “是的，一起。” “告诉我，他们看上去怎么样？” 他淡灰色的眉毛往上挑了挑，在他瘦削的直鼻梁上拧在一起。 “你是说他们看起来像不像一对情侣？不像，他们中间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并不高兴。” “但他们是一起离开的？” “是的，”他回答，眼光转向刚在吧台前坐下的一对情侣。 我把放在吧台上的十美元拿起来，换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谢谢，”我转身离开了。 在酒店门前的遮阳篷下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琢磨着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会谈些什么。再晚些时候，他就被杀害了，他们为什么会到圣弗朗西斯饭店而不是费尔蒙特大饭店。 “安托内利先生，”我前面的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在叫我。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密切地注视着，这个人戴着墨镜，穿着深蓝色西服，宽肩膀，很强壮的样子。他站在一辆黑色高级轿车旁边，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车门的把手。 “有人想跟你说句话。” 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他的声音明显带着一股敌意。他离我只有不到一臂之长的距离。 “他是谁？”我问道，同时瞥了瞥大街，我得准备逃走。 “你自己看吧。”他说着就打开了车门。 我所能看到的就是在后座的另一头坐着的那个人的两条腿。一时的好奇让我忘了害怕。我往前迈了半步，弯下身子想看清他的脸。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又一只手抓住了我的后背。我被推了进去，车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向后胡乱摸索着，想要找到门把手，同时以同样慌乱的动作用肩膀撞车门，门被锁上了，车从路边疾驰而去。 第二十章 汽车后座光线模糊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他狠狠瞪着两只细小的眼睛打量着我。那双眼睛缀在他邡张浑圆的胖脸上，看上去就像是正漂浮在厚重的眼睑之下。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可他坚持要我不必惊慌。 “我只是想和你谈谈而已。” 我满脸惊讶地望着他。他的西服上衣没系扣子，自衬衫从中间鼓了出来，盖住了他的腰带。他的肚子太大了，以至予搭在上面的整条领带，就像是用餐后忘了取下的掖在领子里的餐巾。看着他的大块头，那一刻我居然忘记了自己是被武力胁持囚禁在他车里的。 “如果你有话要跟我谈，就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预约。现在，告诉你的司机停车，立刻让我出去！” 他的脸色没有丝毫的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的脸上仍然看不出任何表情。或许对他来说，流露任何表情都会是件极为费劲的事儿。看看他那张脸，那双眼睛被重重叠叠的眼睑所吞没，几乎看不到了；而透过那张多肉的嘴，让人几乎没法捕捉到一丝笑意，无论是善意的，抑或是恶意的。 “放松点儿，享受一下这段行程的乐趣吧，”他建议我道，“我们没多远的路要走。” 我的心一直在急剧地跳动着，大脑也在飞速地运转。即使我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也不打算那么做。我要保持这种愤怒的情绪，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这么做，又该怎样克制我的恐惧。它正沿着我的脊背徐徐向上蠕动，试探着、猛力拉扯着我的神经。 “那么好吧，”我的声音半似喊叫，“你想要跟我谈什么？” “关于杰里米·富勒顿，”他费力地喘了一口气气，回答我。 “还有你，安托内利先生。” 他看起来几乎是静止不动的，两只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惟一的动作只是不停地令人厌烦地交替绕动着他的两只大拇指。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可以掐住他的喉咙，挤出他的最后一口气。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发觉先前把我推进车里的那个方下巴的家伙坐在前排，正从后视镜里密切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你到底是谁？”我坚持要他作出回答，并竭力使自己保持勇气。 他紧闭着嘴巴，呼吸的气流穿过鼻孔，发出一种刺耳的声响，像是在吮吸什么似的。 “让我们不妨这么说，我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旁观者。” “那么你究竟观察到了什么？” “人类的行为。这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你不这么认为吗，安托内利先生？比方说，你个人的行为。那些只是从大致勾勒你个人经历的寥寥数语里了解你的人们，会认为你已经过上了相当令人羡慕的生活：一个极为成功的律师，以从未输过或者说几乎从未输过任何一场诉讼而闻名。然而，你到了这儿，到了旧金山这个地方，接手了一桩我们彼此都清楚你没有机会获胜的案子。它是你的一种处事方式，是不是这样，安托内利先生？把事情推到极限，去承担风险，只因为它是别的大多数人不会去做的事情。你不想使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吧，安托内利先生？你想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与众不同。你从没结过婚，尽管我们彼此都知道，你对女人很有吸引力，是不是这样？你曾经订过婚，可是事情的结果很糟糕，是吧？” 这会儿我着实愤怒起来，恐惧与我此刻的愤怒情绪没有关系。 “关于我的这件私事，你知道些什么？” “我了解那件事，哦，非常不幸，那个和你订过婚的女人目前正处在公共慈善机构的照料之下。我对你说过，安托内利先生，我是个饶有兴致的旁观者。” 他的大拇指停止了那种神经质的有节奏的交替绕圈，两只手软塌塌地搭在大腿上。他转过脸去，朝窗外看了一会儿。我们刚好到达了一座山顶。金门公园葱郁的绿色轮廓在远处的山脚下向海洋延伸开去。 “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期间，你提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还记得吗？”他发话提问的同时，那双半遮着的小眼睛漫不经心地朝别处扫视了一下，又把视线拉回到我身上。 “你问其中的一个人，他认为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迪。我认为这个问题效果显著。” 在幽暗的阴影里，他的轮廓是一系列有序的圆圈，每一个圆圈都比头一个大。他似乎不可能到过法庭，要是他去了，即使我不审视每个到庭的人的面孔，我也不可能不注意到他这张脸。 “你一直在观察庭审？”我问他，假装那最多是出于某种适度的好奇。 “我们一直在关注庭审的进行，”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很是奇怪，就好像他觉得很开心，可同时也有点儿委屈，因为我们彼此所了解的东西居然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 无论我曾经多么怀疑过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无论我曾经多么迟疑地去相信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以及我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的那些话，现在所有的怀疑和犹豫都完全消失了，被眼前这一毫无疑问的确凿事实所战胜——那就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大块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对伯格多诺维奇的死负责，或许富勒顿的死他也同样有份儿。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问题特别有效果吗，安托内利先生？”他的每个字眼都在黑夜里传出悠长的回音。 “因为自从你在达拉斯提问的那天起，这个国家的人们都开始相信，在发生的每件事情背后——每件从表面上看属于‘偶然的暴力行为’的背后，我相信你是这么说的——一定存在某种共同的阴谋，它能解释事件为何发生。” “你是在试图告诉我并不存在某种阴谋对吗？你是在说富勒顿的死是一桩偶然的暴力行为吗？” “我在这儿并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安托内利先生。我不知道是谁杀死了参议员，而且坦率地讲，对此我也毫不关心。你我都知道杰里米·富勒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在猜测。他并不知道我对富勒顿了解多少，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对富勒顿是否一无所知。是不是这样呢？ “我恐怕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回答，同时做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注视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公然的轻蔑，这是他刚好能够展现出来的一种表情。 “我希望我们能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安托内利先生。你留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确信你是一个认真的人。请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打算把我当做傻瓜来对待，那么你将一无所获。请记住，我可不是傻瓜，安托内利先生。” 发出这番警告之后，我的这位不知姓名的同行者向前探了探身子，在司机的耳边低语了凡句。汽车在下一个拐角处向左转弯，开上了一条在一长溜柏树遮蔽之下的双行车道，从太平洋上空掠来的风把这一溜柏树都吹弯了腰。这儿就是金门公园的入口。 “你知道所有和杰里米·富勒顿有关的事情，安托内利先生。别试图给我相反的回答。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去否认这个事实呢？我们知道你跟他谈过，我们也知道你曾在他的店里跟他会过面。你去过那里啊，安托内利先生，就在伯格多诺维奇死于那起不幸事故之前你在那儿待过。” “事故！”我喊道，藏书网“你告诉我不要把你当傻瓜，而你却好像是毫不犹豫地把我当做了一个傻瓜！” 我面前这张没有表情的脸仍然不动声色，至少我捕捉不到任何变化。他做出的惟一明显的反应只是闭上双眼，慢慢地摇了摇头。 “或许那不是一起事故，”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说道，“但是，假如他是被谋杀的，我肯定和那件事没有牵连。伯格多诺维奇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他又能做什么呢？把他告诉你的那些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说杰里米·富勒顿曾经从俄国人手里拿过钱？假如他那么做，什么人会相信他？他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呢？” 他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 “你已经发现了真相，”我提醒他说，“那可不是伯格多诺维奇告诉你的。关于那些事儿，在莫斯科克格勃的档案里都保留着记录。” 他倒吸了口气，鼻孔张得大大的。似乎出于恩赐，他动了动湿漉漉的嘴唇。 “如果曾经有过任何此类记录的话，”他很得意地说道，“我想你不妨假设它们已不再存在。” 一条比砌好的步行小径宽不了多少的道路，通向一片开阔的绵延起伏的草地和一处经过精心雕饰过的观赏林。极目向正前方远眺，在最远的一端，一排排空无一人的木长凳从一个巨大的环形带状物的前方向后依次排开。向左望去，落在最后的寥寥数人正从灰色的石头建筑里走出来，那是水族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加长轿车静静地滑动着停了下来。 “不过我敢打赌，直到富勒顿死后，那些档案才被毁掉，对吧？因为直到他死时为止，那些档案对每一个想要破坏掉所有可能使富勒顿成为总统的机会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这样吧？”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那种我几乎已经忘掉了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我的脊背。 “杀死杰里米·富勒顿的人帮了所有人一个忙。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那么，到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不会像其他任何一件政治丑闻；他不可能只是引咎辞职，然后几年以后——或许只是几个月以后——”他又加上一句，眼睛里闪动着一丝快意。 “为自己的轻率而道歉，继之先是得到公众的谅解，然后是新一轮广受欢迎的认可。不，他的问题完全不同。富勒顿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且会以那些只有上帝才听得懂的证词，对他进行一次审判，然后他将被投入监狱。你认为那一切将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现在，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免除了那一连串的损伤连同所有那些不必发生的令人不快的事情。他死了。现在对任何人来说，想要弄清楚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即使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个人的主观臆测——那种纯粹的暗示认为杰里米·富勒顿可能为了金钱而出卖过他的国家——都将导致极大的危害。那种事情能击垮很多人，安托内利先生。你肯定知道它的后果。那将毁掉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们，还有那些相信他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解决它的最佳方法就是顺其自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转过脸，审视着眼前这个陌生人；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信任他，并对他说出任何事情的真相。 “你们在圣弗朗西斯酒店门前抓住我，不会就是为了告诉我，现在富勒顿死了，我们应该掩盖关于他的事实真相，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人的感情遭到伤害。” “我想和你谈话的目的，安托内利先生，是为了让你明白，在你为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做庭审辩护时，如果以某种更大局化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某些人将会对你非常感激。” 我凝神注视着他，想从他的眼睛里搜寻到答案。 “你提到的那些将会对我非常感激的人，包括白宫的人吗？” 他没有回答，但是这无关紧要。即使他否认这一点，我也不会相信他的话。白宫是幕后操纵者，整个事件的始末都在它的掌控之中。 “你会输掉官司的，安托内利先生。这你肯定知道。你是个很棒的律师，不会不知道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的当事人。你肯定会输，重要的是你怎么输掉这桩辩护。你提过的那个问题——关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问题——那种事情通常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那会让他们开始探究事情的原委。必须停止此类举动。以你喜欢的任何方式进行辩护；但是如果你不给任何人好处——那就等于在极大地伤害你自己——如果你继续使用那些没有任何证据的关于阴谋和掩饰真相的主观论断。” “极大地伤害我自己？”我瞥了他一眼问道。 他又一次在司机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汽车再次出发，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开出了公园，朝大桥一直驶去。 “我不知道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死是事故还是谋杀，而且如果不是那个年轻人现在正为杰里米·富勒顿的死而受到审判，我甚至对杀死他的凶手还一无所知。不过，别犯错误，安托内利先生：如果你只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法律正常运行它的程序，某些人将为你的行为而慷慨解囊；但如果你拒绝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些人也将会毫不犹豫地让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 “换句话说，”我说话的时候，觉得嘴已经干涩，“你与富勒顿的死，抑或是伯格多诺维奇的死都毫不相干，可是你却不会介意杀掉我，对吗？” 他把头往后一仰，大笑起来。 “你很有概括的天赋，安托内利先生。” 那冷酷的笑声渐渐减弱，车里又安静下来，他笔直地注视着前方。我既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到达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直到我们开始驶过金门大桥，他才开口说话。 “死亡，作为一种惩罚，被其自身过分地夸大了，你不这么认为吗，安托内利先生？”他问道，好像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友好的晚餐交谈。 “倒是死亡的方式非常重要，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探究某个人最惧怕什么，哪种等待死亡的方式会让他甘愿做任何事，包括杀掉他自己，或者可能是杀死别的什么人，来逃避那种垂死的痛苦。这才是死亡的核心所在。你读过奥威尔的 href='6066/im'>《1984》吗？记得温斯顿对老鼠的恐惧吗？还记得大哥仔利用他的恐惧对他做过什么吗？” 他转动着眼珠，直到又把视线集中在正前方。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平静地加了一句。 司机把加长轿车..开到了外车道的边缘，然后开始减速。 “你害怕什么，安托内利先生？” 我没有回答，而我认为我看到一丝微笑荡漾在他那张凝胶状的大脸盘上。当我们的车减速缓缓前行的时候，其他车辆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我竭力掩饰住内心的恐惧，可是我越努力这样做，就越是感到害怕。 “很多人患有恐高症，安托内利先生。你对此有所耳闻吗？”他一边问，一边又把头转向我。 “他们能沿着一条直线走上几英里；他们具有很好的平衡能力——但是一旦把他们放在悬在空中的平面上，即使那个平面像人行道那么宽，他们也会认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会跌落下去。我没有恐高症，但我并不是想要对此轻描淡写；我同样有我自己害怕的事物——每个人都有。要我承认吗？我最怕什么？被活埋。想到这个字眼就会令我浑身颤抖。” 汽车停了下来。我这边车门的锁突然猛地被打开了。我们停在桥的中部，脚下几百英尺深的地方是海湾冰冷漆黑的水面。我旁边的有色车窗玻璃滑下来一半，窗外的风抽打着我的一侧脸颊。 “你害怕登高吗，安托内利先生？”他询问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可怕的了然。 我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而不是光荣，这种感觉促使我拒绝告诉他实情。 “不，我不怕，”我回答道，尽管我心里非常清楚他知道我在撒谎。 “那么你是不会介意走完剩下的路了，”说着，他把手伸到我身前，推开了我这边的车门。 “我不打算步行去 4efb." >任何地方。你在哪儿找到我，就得把我送回到哪里去。” 突然，坐在前排的那个一言不发的乘客拔出枪来指着我的脸。我盯着那把手枪，两手放在明处，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车里走出来。一股狂风重重地击打着我，我蹒跚着使身体保持住平衡。 “拿着，安托内利先生，这是给你的，” 那个现在已经熟悉的声音对我说道。他透过打开的车窗伸出手来，那肥大的手掌里握着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 “你会输掉这起案子的，安托内利先生。富勒顿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帮你胜诉，”就在汽车开始离开时，他又加了一句。 “我们会再见面的，安托内利先生，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我站在那儿，注视着那辆加长轿车的尾灯。就在那时，听到汽车嗽叭鸣响的声音。一辆轿车从我身后呼啸而来，我往后一跳。一走上人行道，我就抓住栏杆，尽力让神经稳定下来。我知道最好不要往下看，于是我就回望城区。城市离这儿还不到一英里，但我却感觉自己好像是在环绕着地球，而地球又在绕太阳旋转，任何时候这座城市都会转到地平线下。我朝另一边望去，在桥的北端是幽暗朦胧的山坡。我开始朝那边走去，双手一刻也不松开护栏。 每一次当风突然间猛地吹过时，每一次当桥因为车辆隆隆驶过而在我脚下震动时，我都会感觉到自己非常紧张。我用中学课本上教的那种常识嘲笑着自己，告诫自己一个懦夫会死上一千次的道理；而我又为这些知识的无用而大笑起来——当你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所有那些知识却是多么彻头彻尾地毫无用处呀。从我身边路过的人一定都认为我疯了：我挥舞着手臂，在风中大声喊叫着，恼怒于那个抓我的男人又痛恨自己被某种更甚于死亡的东西所威胁，也为自己的怯懦而生气——没有它，那些威胁都将无法奏效。 愤怒集中了我的思绪，使我思考着某些事情，而不是去琢磨自己这会儿多么害怕：我走在高高的空中，裸露在汽车之外，脚下的桥一直在晃动，还被风吹得如同翻腾的巨浪一般来回摇摆着。我要报复，我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知道，经历最可怕的恐惧是什么滋味。我开始看到自己手拿一把铁锨，正往他的坟墓里填土，甚至听到了当他知道自己即将被活埋，用赤裸的双手拍打着棺材盖时发出的声音。 在这一番复仇的生动想像里，存在着某种发泄的快感。我的感觉比这之前好多了。我开始加快脚步，过了一会儿，我甚至找到了自信，可以松开手不扶栏杆了。风也减弱了，当我快要到达桥头的时候，那种令人呕吐的眩晕感最终也停止了。 我一下桥，就搭上了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是个有些年纪的男人，因为很少遇到穿西装扎领带的人搭便车，他认为一定是我的车出故障了。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家门口，于是我给他指着路，开到了现在我有时在那儿过夜的房子前面。 玛丽萨听到卡车开过来的声音，来到门前。我从卡车里出来时，她站在那里，眼睛里充满了笑意。 “你出什么事了？”当我向那个老人道别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凌乱不堪的样子问道。 我们走进屋里，她给我倒了杯喝的东西，我开始把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我的叙述不比简单的背诵多什么内容，我并没有说起我当时的感觉。我不想对她承认我曾经满怀恐惧。用一种我希望她看待我的方式来看自己，我开始认为自己不为活命而乞求，已经有点儿接近勇敢的边缘了。 “你肯定被吓得魂飞魄散了！”当我说到我以为他们打算杀掉我的那段时，她大叫起来。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而我也安然无恙，那种我曾与之努力抗争的恐惧似乎也不再那么真实。 “我很愤怒，主要是那种情绪，”我回答说。 她侧着头，就像每当她在脑海里考虑某件事情时那样。她的眼睛似乎想要把我拉得更近些。 “你生自己的气是因为你感到害怕，还是因为你觉得发怒是当时惟一能使你克服自身恐惧的办法？” 她想要的不是一个答案，那并不是她发问的原因。她是希望我能明白，在她面前我什么也不必隐瞒；或许她也是在告诉我，就算我想要那么做，我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他给你的那个纸袋里装着什么东西？”玛丽萨指着摆在我面前的餐桌上的那个马尼拉纸信封问道。 从这个纸袋到了我手里之后，我还没去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查看过纸袋里装着什么，甚至也没有猜想过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此刻当我把它打开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幸好在这之前我没有这么做，否则，它只会增加我当时的恐惧。 “看看吧，”我一边说着，一边把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 原来是些照片，很多张，而且每一张上都有我的镜头。仅在一瞬间，我们就发现了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顺序。我把它们依次排开，时间最早的放在开头，近期新拍的摆在最后。 “从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起，我就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了，”我说着，示意她看第一张照片，“对，就是从我正式成为这个案件的辩护律师那一刻开始。” 这些照片拍下了我在萨特街那座高楼前出现的画面，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办公室就在那座楼里；也有我出入圣弗朗西斯酒店的情景；更让人心生不祥之感的是，我在街上和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两次交谈居然也被拍到了；他们甚至还拍下了那天我们驾着克雷文的游船出海的镜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去过的每个地方，他们都了如指掌，”我忍不住摇摇头。 “他们还拍了鲍比家的房子，再看这儿，”我用手指点击着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时间还不到一周。 “他们还有一张咱们俩一块儿站在外甲板上的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是在我到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湍的店里去见他的那个晚上偷拍的：一张拍到了我走进门去，另一张上我正要离开。 “他们想通过这些照片，告诉你些什么呢？”玛丽萨问我。 “无非是说，他们也只不过让我侥幸逃过一劫罢了，”我颇为激愤地耸了耸肩，回答道。 她使劲摇了摇头。 “不，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们知道你在哪儿。如果他们就是引爆炸弹的那些家伙，那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你离开呢？或许他们是在暗示你那件事情的真相——或许杀死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另有其人？无论事实与哪一种推测相吻合，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那些家伙并不想让你死。”她朝堆了一桌子的照片挥了一下手。 “这些照片除了能证明他们原本可以在任何想要干掉你的时候动手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那么问题就在于——如果他们可以那么做，为什么却迟迟不下手呢？” 我想，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被干掉的话，法官就不得不宣布这是一场无效审判。于是，就会有另一个律师继续经办这个案子。每一个程序都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是，那时的情况还远不止如此。那将成为另一桩谋杀案，遇害的律师生前曾声称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的凶手另有其人，而且某个有权势的大人物与富勒顿的死难脱干系。那时，一场调查将会立即展开。” 玛丽萨仰起头来，咬着嘴唇。她的眼睛里充满担忧的神色。 “他们不想杀你，只是想恐吓你。他们的目的在于迫使你去琢磨他们的举动，而不是去思考如何面对审判。他们更希望的是你为打赢官司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焦虑，而不是为那个男孩败诉之后的前途而担忧。” 第二十一章 “传阿莉娅·戈德曼到庭，”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站起身来大声宣布。 控方的最后一位证人，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走进法庭。她穿着一条不怎么惹眼的深蓝色裙子，外面罩了一件夹克衫，一头红褐色的长发掠过她曲线柔和的后颈。法庭的门在她身后随即关闭，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闪光灯都挡在了走廊外面。阿莉娅·戈德曼能感觉到此刻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她，但她仍然保持着完全的镇定。她已经习惯于被人们的目光追逐，即使人群中全是陌生的面孔。这会儿，她穿过了木制护栏中间的门。 地区检察官没做片刻停顿。他首先询问了阿莉娅·戈德曼曾为富勒顿参议员工作的时间以及当时她主要担负的职责。然后，他接着问道：“那么，在他遇害的那天夜里你曾和他待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工作人员身份吗？” 她侧身而坐，略显拘谨地扣紧膝盖，脸上做出一个宽容的微笑。 “是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个原因。作为他的演讲撰稿人，那晚他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我理所当然应该陪在他身边。不过我并不确定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应当出席晚些时候在我父亲公寓里举行的聚会。” “当然，我能理解，”哈里伯顿加重了语气，并对她报以微笑。 “你待在那儿——在你父亲的公寓里面——一直到参议员离开吗？” “是的。” 哈里伯顿低下头，浏览着面前打开的笔记本上所列出的问题明细。虽然他的证人里有几位的证词曾涉及不容易记住的专业术语，可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他这么做。显然在对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进行直接质询的过程里，地区检察官不打算即兴处理任何细节，甚至连事先写好的提问次序也不愿打乱。 “是你开车把参议员送到他停车的地点吗？” “是的，是我。”她回答的语调非常平静。 “能否请你告诉我们你那么做的原因——为什么你要开车送参议员到他停车的地方？” 阿莉娅·戈德曼把胳膊肘优雅地搭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身体倾向一侧，往陪审团的方向瞥了一眼。 “富勒顿夫人提前走了，参议员需妻有人把他送到市政府——他自己的车停在那里。” 哈里伯顿趁她回答的时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清单。 “为什么参议员的车会停在那儿，而不是停在举行晚宴的酒店？或者就停在他自己的住处，实际上，那儿也只不过在几个街区之外？” 她往外伸了伸酥臂，把两只手垂在扶手旁边。 她坐在那儿，看上去非常挺拔，后背的曲线微微耸起，下巴向上翘着。每一次当哈里伯顿提问时，她总是优雅地微笑着等他说完，然后，把目光？仁集在正前方的一个点上，转过头来，正视着陪审团。 “参议员在市政府有一间办公室。我们在那儿一起演练他那晚要发表的演讲。参议员算得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希望把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这儿改动一下，那儿又调整一下。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他还是觉得不够满意。 “于是他坐我的车去酒店，这样他还可以在车上继续准备。那就是得有人开车送他回去的原因。” “大约是在什么时间他下了你的车，回到自己的车里？” “我想，那是在一点钟左右。” “那之后你又做了什么？”哈里伯顿从那张明细单上抬起视线，问道。 “把他送到停车的地方之后吗？我回到父亲的公寓，然后上床睡觉了。” 哈里伯顿合上笔记本于“当你把参议员送到那儿的时候，你确实看到他进了自己的车吗？” “是的，”刚说完，她又改变了想法。 “不是那样，我开车走的时候，看见他打开了车门，”她又作了解释。 她的下嘴唇颤抖起来，她竭力绷紧它，整个嘴巴看上去因为她的自责而扭曲了形状。 “我绝对不应该那么做，就那样开车走了，在那么大的雾里，我本该留在那里，一直等到他安全地坐进车里，关好车门，打开车灯，”她提高了嗓门，继续说下去。 “我本该一直等在那儿，直到他发动车子，开车离开路边，直到我能确定他很安全为止。如果那样，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她一再坚持着，竭力勇敢地去克制住夺眶欲出的眼泪。 哈里伯顿已经挪到了律师桌的前面。他等待着，直到证人重新恢复平静以后，才用低沉饱满、充满了神圣的同情和理解的语调宣布，他再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了。： 几乎在每一次庭审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形——当法官简化了例行的质询时，对应的回答也完全可以随之省略掉了。 “安托内利先生？”现在汤普生法官就用这么一句话来询问我，是否希望对控方证人进行反质。 我惟一的回答是立刻站起身来。 我往律师席的前面走去。从哈迈尔·华盛顿的身后走过时，我碰了碰他的肩膀。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头向一侧仰起，眼睛注视着这位证人，好像自己对某些事情仍然感到十分迷惑。 “你开车送富勒顿参议员去取车的原因，”我问得似乎有些犹豫，“是因为富勒顿夫人提前走了。你是不是那样回答哈里伯顿先生的？” 我表现出来的这种困惑似乎使她比先前更有信心了。 “是的，的确如此。”她回答我的时候，脸上挂着一个礼节性的微笑。 那还不仅仅是一个微笑。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某种我以前不曾觉察到的东西，某种相当奇特的东西。她的睫毛眨都没眨一下——至少我一点儿都没觉察到——她的眼睛却突然明亮地张开了，那种闪动的光彩似乎要熔化掉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 我皱着眉头，好像还是一副不知所以然的样子。 “那么，富勒顿夫人为什么提前离开了呢？” 她的那个动作又出现了——双眼熠熠闪光，而同一瞬间，她的第一个词似乎已经等在那微微吊起的嘴角边。她那副神态就像是注视着某个正试着给她拍照的人。 “我想她感到不太舒服。” 我挑起眉毛，慢慢地把头歪向另一边。 “那么你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让她一直感觉到不舒服吗？” 她的眼睛又一次闪烁着光彩，但是已经到了唇边的话她却没有说出来。她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手。 “不，我恐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我说着压低了嗓音，好像在那个并非寻常的词组中隐藏着某个秘密。 “那个聚会是在你父亲的公寓里举行的，是不是？” “是的，”她抬起头来回答我。 “你的父亲是劳伦斯·戈德曼，对吗？” “是的。” “公正地说，你父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我没错吧？” 她的眼睛又像以前那样闪动起来。 “是的，”她直视着我答道，“说我父亲相当富有也不为过。” “你父亲是富勒顿参议员竞选州长的主要资金筹集人之一——这样说确切吗？”我问她。我开始来回挪动着同一只脚，仿佛这样做是为了配合她回答的节奏。 “是的，可以那样说。” “因此，你父亲在晚宴之后，也就是参议员演讲完你帮他撰写的稿子之后，又在他的公寓里举行了这次聚会——是那样吗？” “是的。那是一次集资活动，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答案的话。” 我停下来不再摆动脚，抬起眼睛。 “是的，那正是我要问的问题。人们付钱来获得这种特权，参加在你父亲的住处举行的这次聚会，对吗？” “我想我刚刚回答过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短暂的微笑，比她想要表现的样子显得更加降尊纡贵。 “那就迁就我一下，”我反击道，“再回答一遍。” “是的，那些出席的人都捐过钱。” 我朝陪审席紧走两步，在他们面前停住脚步。 我一只手搭在后脖颈上，眼睛向下盯着脚下的地板。 “那么说每个人都捐款了。很好。那些捐款的数额有多大呢？五十美金？一百美金？究竟是多少，戈德曼女士？”我瞥了她一眼问道。 “那天晚上花多少钱才被准许进入你父亲的公寓？” “五十。”她回答我。 “五十？”我一脸茫然地反问道。 “五万美元，安托内利先生。” “哦，我明白了，”我面对着陪审圃说。 “五万美元可以同参议员打个招呼。” “一对夫妇五万美元，安托内利９9lｉb.先生，”她又匆忙地加上一句。 我的眼睛仍然注视着陪审团。 “好，我懂了，每对夫妇五万美元。那么，对我们这些通常不会花五万美元去参加一个晚会的人来说，”我一边说一边在她身旁来回走动，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她。 “这算是出席此类场合的一般收费，还是得算作这类活动的最高价位？” 此刻她已经恼怒至极了，但她竭力不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 “那是一个规格豪华的晚会，”她的解释倒也简洁。 “有多少人——对不起，有多少对夫妇——参加了那天晚上的聚会？” “七十五对或者八十对。” “那就意味着你们筹集了接近四百万美元的捐款了？” “我想，差不多是那个数吧。” 我站在陪审席旁边，手扶着栏杆。 “你出席这个相当奢华的场合，并非因为你是参议员的演讲撰稿人，而是因为——我相信正如你在回答哈里伯顿先生的提问时所证实的那样——你是，如果你不介意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话，你父亲的女儿？”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她反问我，同时双眼闪烁着，睁得大大的。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并且为此感到自豪。” “那么，那是你在场的原因吗？”我一边问，一边开始踱步。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突然停下来，抬起头。 “你在场不是因为——让我们这么说吧——你是参议员的女伴吗？” “不，当然不是，”她回答时微微抬了抬下巴，“我在那儿是因为我是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 “你父亲在场，而你母亲却不在？” “她待在圣巴巴拉郊外的农场，料理那儿的一切。很遗憾她没能赶回来。” “你取代了她女主人的位置，是不是？当客人们到来的时候，你陪在你父亲——还有参议员的身边——向他们问候致意，对吗？” “是的，和富勒顿夫人一起。” “直到她不得不离开？” “是的。” “因为她当时一直不舒服？” “是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离开证人，沿着陪审席漫步走了回去。我把手放到护栏上，回头看着她。 “从你父亲的公寓到参议员停车的市政府，开车大约要用多长时间？” 阿莉娅·戈德曼交叉着双腿，把两只手垂在证人席座椅扶手的末端。她的一只手腕上戴着一款式样简洁的手表，看得出这块表品位高贵价格不菲；而她的另一只手腕上则戴着一只金手锝，上面装饰着一簇金叶和一枚金心。她正在考虑着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从我们到车库上了我的车开始算起——十分钟，或许十五分钟吧。我不得不慢慢地开。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浓的雾。至少有两次，我不得不停下来，把头探出窗外，看看我们走到哪儿了。” “除此之外，离开车库以后你们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停过车？”我说着，手在护栏上慢慢滑动一步一步地向她靠近。 “没有，”她坚持说，“正如我刚才回答你的，我们开到市政府用了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 我睁大了双眼，让自己的微笑看起来非常愉快。 “如此说来，你们没在任何地方停过车？” “没有，”她回答的时候禁不住显出一丝恼怒来。 我扬起眉毛端详着她。 “你没在什么地方停下车，去和参议员喝上一杯吗？” 她握紧椅子扶手，向前探了探身子。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没在任何地方停过车。我直接把他送到了他停车的地方。” 我用一种调侃的眼神盯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她紧紧地抓住椅子扶手，直视着我，等待我提出下一个问题。最后，我转过身子，走了几步，回到律师席。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经松开了椅子扶手，恢复原来的姿势，双手轻轻地搁在腿上，显得自信而又放松。 我打开一个活页文件夹，手指在一张纸上滑动着，搜寻我要找的记录。找到以后，我的手指停在那儿，然后抬起头来。 “你和一个名叫葆拉·霍金斯的人熟悉吗？” 她有些震惊，试图用一个热情的微笑去掩盖她的诧异。 “是的，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一起上的大学。” “几个月以前，也就是去年早春时节，她到机场接过你。我想你是从欧洲旅行归来吧？” “是的。”她试探着回答。 我移开手指，合上文件夹。 “她曾经和你一起在你父亲的郊外别墅里过夜，对吗？” 阿莉娅·戈德曼轻轻地朝我这边侧了侧脸，双腿交换了一下交叉的位置。 “葆拉经常来做客，因此我不敢肯定自己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她有没有住下来，不过，她可能是在那里过夜的。” 我把手插进外套的口袋里，再一次直视着她。 “我知道那天晚上克里斯朵夫·伯顿也是一位在你父亲家里过夜的客人。这是不是能帮你想起些什么？”我问道。 她突然抬起头来，嘴边掠过一种厌恶的表情。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与什么有关！” “反对，法官大人！”她还没讲完，哈里伯顿就喊了起来。 “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大学里的老朋友溃最后一次在证人家做客，这可能会使案情有什么不同吗？” 汤普生法官摊开双手。 “安托内利先生，你这是问到哪里了？” “我收回我的问题。法官大人，”我回答说，眼睛仍然看着阿莉娅·戈德曼。 汤普生又坐回高大的真皮座椅里，恢复了他习惯性的动作一用大拇指背弹拨着另一只手粗糙的指甲边缘。 “你的欧洲之行——就是葆拉·霍金斯到机场接你回来的那一次——你是和杰里米·富勒顿一起去的，是吧？”我目光冷峻地饲道。 “我是那次出行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从那个意义上来说，是的，我是在和参议员一起旅行。” “除你以外，还有多少工作人员随行？” “参议员的行政助理罗伯特·齐莫曼也在那里。” “看来有两个随行的工作人员。确切地讲，你们在欧洲都到过哪些地方？” “伦敦和巴黎。参议员花了几天时间与英国官员会面，然后又用了几天时间和法国政府官员会谈。” “这次是富勒顿参议员单独出访，还是以一个大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行呢？” “他不是单独出访。代表团由参议院外事委员会的四位成员组成。” “包括富勒顿参议员在内？” “是的。” “代表团在巴黎履行完官方事务以后，你是直接回了国，还是又在欧洲逗留了几天？” “我直接回了家。” “回到华盛顿还是旧金山？” “旧金山。” “富勒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直接回来的吗？” “不，我想他又多待了几天。”阿莉娅答话时表情有些模棱两可。 “你不敢肯定？”我扬了扬眉毛，追问道。 “戈德曼小姐，实际上你们两人一起在欧洲又逗留了几天，不是这样吗？” 哈里伯顿离开了座位，在空中挥舞着一只手。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法官大人！” 汤普生一边摸着下巴，一边考虑应该如何处理。 “继续。”法官大人最后说。 我把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来，又插进裤兜底部。 “这样看来，参议员留下了，而你回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留下来陪着他？” “我不太理解你想问什么，”她回答道。 我看了她片刻，也许时间比我感觉的稍长一些，然后把视线转到天花板上。 “富勒顿夫人离开晚会是因为她当时身体不舒服，”我说着，不耐烦地叹了口气。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是我说的。” 我的目光沿着天花板水平的墙缝移到两面墙体相交的墙角，然后开始缓缓地下移。 “她感到身体不舒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交谈过几句？”我问道，眼光又一次落到她的身上。 她烦躁不安地摆弄着双手，在椅子里来回挪动着身子，眼中露出冷酷和轻蔑的神情。 “富勒顿夫人讲了一些——” “她指责你和她丈夫私通，是不是？” “是的，但是……?” “而且你没有否认，是不是？” 她笔直地坐着，双眼闪烁着怒火。 “是的，我没有否认，但是……” “而且，正是因为你对她说的话，她才退出了晚会；后来你又和杰里米·富勒顿一起离开了你父亲的公寓——你不是开车送他到市政府，而是去了圣弗朗西斯酒店——你们一起在那里喝了一杯。我没说错吧，戈德曼小姐？那天晚上你们实际上不是如此做的吗？而今天在这里，在法庭的誓言下，你所说的一切难道不是一个无耻的、赤裸裸的谎言吗？” 哈里伯顿站了起来，尖叫着表示抗议。汤普生被我这一番凶猛的讯问所震惊，早已停下了手里的小动作，抬起头来。他刚想开口说点什么，我就果断地把他的话头堵了回去。 “没有其他问题了。”我朝法官席挥了挥手宣布道，与此同时向阿莉娅·戈德曼投去最后一道愤怒的目光。 汤普生从法官席上注视着哈里伯顿。 “你还需要询问证人吗？” 哈里伯顿摇了摇头。显然他有比那更紧急的事情。 “我们能否稍事休息，法官大人？” 直到陪审团走出房间，哈里伯顿才径直走到证人席旁，开始急切地和阿莉娅·戈德曼低声交谈起来。十分钟之后，当汤普生法官回到法庭时，他们的谈话仍在继续。陪审团成员重新坐好之后，地区检察官站在律师席的一角，开始对证人发话： “安托内利先生给你提了许多问题，然后不等你回答完毕就打断你的陈述。我宁愿不再重新逐个提出那些问题，而是给你一个机会说出辩方律师显然不希望让陪审团听到的那些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一讲那天晚上你和富勒顿夫人谈话的内容呢？” 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视着她，不仅仅是陪审团的成员；在我身后的人群之中，每一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谣传中政治明星和名门闺秀之间的不轨行为。现在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慷慨地回馈给人群，而不是公诉人或是陪审团。 “我不能准确地记住说过的每一句话，”阿莉娅俯视着人群，语调坚定地.９９ｌiｂ.说道，“我只记得我们的谈话非常不愉快。” 她要开始讲述更多的内容了，这时她停下来，艰难地吞咽了一下，仿佛她不得不有意识地努力控制住自己。一个微弱的、充满歉意的微笑在她嘴边停留了片刻。决定继续讲下去之后，她抬起了下巴。 “富勒顿夫人指责我毁了她的婚姻。我吓傻了，非常震惊——当时我们正在门口迎接客人，那儿还站着许多人——这一切就突然爆发了！是的，我恐怕也回敬了她几句；不过我再次重申，我确实记不清自己说过的每一个词了——我只知道我本不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对任何人说，而且尤其不应该对她说。我真是不可饶恕，我无法让你们知道我为此感到多么羞耻。”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站在那里，双手合拢放在身前，脸上的表情从深切的怜悯差不多快变成了如丧考妣。 “你为什么说‘尤其不应该对她说’？” 阿莉娅·戈德曼垂下了眼睛。法庭陷入了深深的静寂。当她终于抬起头来的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 “这是因为，”她的语调里带着深深的遗憾，“富勒顿夫人是一位心理不正常的女人。大部分时间，” 她又马上补充说，“她都能表现自如。你不会发现她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哈里伯顿抿着嘴唇，像一个坐堂医师似的，睿智地问道：“你了解这种精神紊乱的症状吗？” “不清楚，”她说着，伤感地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她受到抑郁情绪的反复折磨，有时会变得相当多疑。” 这跟我印象中的梅雷迪思·富勒顿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她，但她所描述的情况却和发生在我爱过的那个人身上的遭遇离奇地接近，那些事情我只告诉过玛丽萨，也和那个绑架我又把我扔在金门大桥中央的男人曾对我说起过的事情接近。关于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的这番话，阿莉娅·戈德曼显然是在撒谎，她是借此让我猜测她究竟掌握了多少我的个人隐私。 “那么，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她的精神状况——你才不愿意谈论那天晚上发生在你父亲公寓里的事情吗？” “是的。在那些情况发生之后，在她不得不经受了那一切之后，我不想再说出或是做出一些可能会带给她更多痛苦的事情。” 哈里伯顿同情地点点头，开始澄清下一处她回答我提问时的矛盾表述，尽管都是出自正当的理由，但她说的某些话严格来看都不准确。 “安托内利先生问你，在开车把富勒顿参议员送回他停车的地方之前，是否曾在中途停下来和他喝过酒。你回答说没有。那是真的吗？” “不，”她回答道，看上去很真诚。 “我们停过车，在圣弗朗西斯酒店喝过酒。杰里米，我是说，参议员，他想谈谈有关富勒顿夫人的事。” “当安托内利先生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照实回答；原因还是如你刚才所说，是因为你不想再引起富勒顿夫人任何不必要的伤痛吗？” 她报之以感激的微笑，表示同意这种解释。 “谢谢你，戈德曼女士，”善解人意的公诉人说道。 “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他说着，匆匆朝法官席瞥了一眼。 不等哈里伯顿坐下，我已经站到律师席一角，愤怒地直视着她。 “看来，由于你对参议员夫人健康状况的关心，今天你来到了这里，并且犯下了一桩罪行——那就是你想让我们相信的事实吗，戈德曼女士？” “罪行？” “是的，你在誓言下撒谎。我问你在驾车送参议员回到停车地点时，是否在什么地方停过车，你说没有。那叫做伪证，戈德曼女士；如果你以前没听说过，那么请听好，做伪证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会为此而坐牢，戈德曼女士。” 她微笑起来，那样子就像一位母亲完全能够理解小孩子的没头没脑。她用温柔的语调解释着，让这种训练有素的宽容来掩盖住内心的诡计。 “我并不是有意撒谎。我以为我们停车喝点东西，确实并没有什么大碍。就像我试图解释的那样，富勒顿夫人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以至于——” “在暂时休庭时，当陪审团离开这儿以后，你去哪儿了？”我突然问道。 “哪儿也没去，”她感到有点意外。 “我就待在这儿了。” “与哈里伯顿先生交谈，对不对？” “是的，”她紧紧盯着我，回答道。 “你们特别谈过某些事情吗？” 哈里伯顿欠起身子要站起来，但是他想了想，又坐下了。 “是的，”她说着，眼睛突然睁大了。 “他告诉我，不应该隐瞒任何事情，要讲出全部真相，不管那会伤害到谁。” 我看着她，脸上露出微笑。 “他刚才真的那么说了？他以前没告诉过你吗？” 这一次哈里伯顿没再犹豫不决。 “反对！”他大声喊道，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收回提问，”我说着，挥手示意哈里伯顿坐下。 “那么，”我不做任何停顿继续问道，“你和公诉人现在已经决定说出真相——全部真相——不管那会伤害到谁——对吗？”我用一种怀疑的腔调要求她回答。 她被我无礼的暗示激怒了，大声叫起来：“我不需要一个律师给我上一堂关于诚实的课！” “那么，你只要告诉我们，”我反唇相讥，“杰里米·富勒顿那天晚上打算和你谈什么？你们在圣弗朗西斯酒店停车，只是因为他想和你谈谈富勒顿夫人的事情吗？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她终于爆发了。她用力抓住椅子扶手，把身体向上绷直，直到她的身体几乎悬空。 “够了！”她厉声喝道。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一切，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谁会受到伤害，那我就告诉你！杰里米希望谈一谈。他想谈谈情况怎么会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他想告诉我他已经作出决定，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要离开她。他打算和她离婚，安托内利先生！他打算同他的妻子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脚下的地板好像塌陷了下去，嘈杂声像一堵坚硬的黑墙把我埋在了下面。我本能地朝法官席望去。汤普生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像是灵魂出了窍似的。突然，他眨了眨眼睛，迅速地环视法庭四周。他猛烈地敲打起桌上的木槌，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它最终完全压住了人群中的喧嚣。 “如果不得不那么做的话，我会把你们驱逐出法庭的！”他想让人们感到震慑。 我整理着自己的思路，等待着人群中零星的低语逐渐消失。接下来该问阿莉娅·戈德曼些什么，我也没有把握。但是，看到她沾满泪水的脸庞，我知道我不能就此罢休。 “你没从欧洲直接回来，是吧？” “是的，”她回答时还在颤抖着。 “你在那儿又待了几天，和杰里米·富勒顿在一起，是不是？” 她在椅子上坐定，用手背擦擦眼睛。 “是的。” “这不是你第一次和他单独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她一侧脸上的泪痕开始干了。 “你们之间的暖昧关系已经保持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她摇摇头，似乎表示有些事情我并不了解。 “我不想陷入婚外恋。那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彻底地、绝望地爱上了他。而他也同样爱上了我。” “那么这件事是在多久之前发生的？”我追问道。 “我们相爱有一年多了，”她说着，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再也不用去掩饰自己的感觉了。 “因为那个缘故，你碰巧知道了富勒顿夫人的情况，如你刚才所说，精神紊乱——有时非常抑郁，有时又非常偏执吗？” “是的，是杰里米告诉我的。她的那种状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也是杰里米一直没有打算离开她的原因。” 我重又进入状态，捕捉着她的每一个字眼，在她回答完毕之前，准备好下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说，他那天晚上告诉你，他打算和妻子离婚并且跟你结婚。” “情况发生了变化。” “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还没来得及加以思考之前，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刚刚发现我怀了他的孩子。” 汤普生又一次敲起了木槌，但是这一次就如同泥牛人海。法庭里一时人声鼎沸，记者们都想第一个冲出去报道这个自杰里米·富勒顿被杀之夜后最大的新闻。 第二十二章 这件事情立刻成为当天下午新版报纸的大幅标题和当地各家媒体争相报道的头条新闻，甚至是人们惟一想要谈论的话题。在辩护律师约瑟夫·安托内利“无情的”——这个词被频繁使用，似乎成了记者们惟一能想到的字眼——反质下，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阿莉娅·戈德曼承认她和杰里米·富勒顿曾经计划等富勒顿离婚之后就马上结婚。 “‘在声泪俱下的证词里’，”阿尔伯特·克雷文把报纸举到身前，大声读道，“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的前演讲撰稿人——”克雷文停下来，抬起头来看着我。 “‘声泪俱下的证词’，很煽情的笔调啊，”他评论着，脸上露出一个滑稽的微笑。 在克雷文那张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奇异风格的办公桌前，有几把带有装饰的灰色椅子。我选了一把，懒洋洋地坐在上面，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又松开了领带。我筋疲力尽，不想动弹也不想说话，只是把目光从克雷文转向坐在我身边的表哥鲍比，然后疲倦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之前发生的事情，当阿莉娅·戈德曼宣布她怀着富勒顿的孩子时，我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但我仍然感到震惊——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尽管我瞪大了双眼，还是被直接卷了进去。 鲍比拍拍我的肩膀，想要宽慰我情况都会好转的。克雷文一言不发，继续阅读着报纸。他读到头版专栏文章的末尾，就展开双页的报纸，把读过的一页折过来，盖住另外一页，再接着读下去。虽然吃过午饭以后他就一直工作个不停，但这会儿他看起来却像是刚刚打扮停当，要去赴晚宴似的。灰色的条纹西装熨烫得服服帖帖，淡蓝色的丝绸衬衫刚好露出适合外衣长度的一截袖口。他终于读完了报纸，把它往办公桌上一放，搁在那一厚摞从我们进门起他就一直在处理的文件旁边，然后才抬起了头。 我带着一丝懊悔的微笑，低头看着伸到前面的自己的两只脚。 “那一番‘无情的’反质大概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我抬起眼帘，先看了看鲍比，又看了看克雷文。他们俩都未曾在陪审团面前处理过案件，也未曾体验过仅仅靠一个证人的某个回答，就不得不即刻作出截然相反的决定的那种紧迫。 “我引领着她——劳伦斯·戈德曼的女儿——一直不停地绕圈子，一周又一周，只是一次比一次紧一点儿。我不是只给她准备一个问题：摆在她面前的问题至少有一打。对于她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都已经考虑好如何再一次向她提出同样的问题——第二遍、第三遍——我会先在中间夹杂着七个、八个或者九个其他问题，然后再去重复先前的问题。这就像是一种舞蹈——探戈——每一步都有其含义，但是只有在你跳完整支舞曲时，才能完全明白每一步的真正含义。她是个很不错的舞伴：每一步都跟上了我。” 我向上伸直身子，直到差不多笔直地坐起来，然后又俯下身子，把胳膊放在双膝上。 “她在做证时说，她开车送富勒顿回停车的地方是因为他妻子提前离开了。我在反质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为什么提早离开了。她回答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但是她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舒服。我不再提这件事，又问她从戈德曼公寓到富勒顿停车的地方开车用了多长时间。我接着问她他们是否中途在什么地方停过，当她回答没有时我又问了她一遍，这一次我问他们是.?否在某个地方停车喝了点什么，她再一次否认这一点。” 我正在重温所有那一切，我观察着自己，当我引领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我希望她去的地方——对她的自欺欺人进行反思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自信。 “我把她的回答抛到一边，改问有关她大学时代的朋友葆拉·霍金斯的问题。霍金斯是她的同性恋人，对她和杰里米·富勒顿的风流韵事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她和其他男人上床的事实。我想让阿莉娅·戈德曼知道，我掌握了她的一些情况，那些事情她还不知道我已经了解了多少，而且我确信那是些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情。然后，问完这个问题，我又问她和富勒顿在欧洲都做了些什么。问完这些以后，我把问题兜回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举行的那个晚会，又问起富勒顿的妻子提前退席的原因。她把先前的回答又重复了一遍，说是因为她感到身体不适。我突然问她富勒顿的妻子感到身体不适是不是因为她刚刚指责过她——阿莉娅·戈德曼——与她的丈夫有染。” 我凝视着阿尔伯特·克雷文淡蓝色的眼睛摇了摇头，对自己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感到懊恼。 “我一直反反复复地问，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那些刚刚问完，又接着再问的问题。她说的一切都是谎话，我让她麻木了。” 我斜靠在这把装饰过度的椅子的扶手上，目光在屋子里游走，落到壁炉上方的那幅油画上。它画的是1906年的那场地震和大火，那场地震毁灭了一座旧金山，却也给了它新生。 “假设提问就在那里打住，假设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证人，那么她早就挺不住了；更重要的是，她可能会成为辩方最有力的证人。我本该传圣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招待出庭，证实那天晚上她和富勒顿曾去过那里了。我还应该让某个人——玛丽萨或是你们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来证实她到底对富勒顿的妻子说过什么。我已经让法庭给富勒顿的行政助理罗伯特·齐莫曼发了传票，要他出庭举证阿莉娅并非像她自己陈述的那样直接从欧洲回国。 “你们没有看到吗？那都是我本来需要做的事。我本该问问陪审团：为什么她在撒谎？她在试图隐瞒什么？她知道哪些不想让陪审团知道的事情？她是最后一个见到杰里米·富勒顿活着的人，如果她撒谎——在誓言下撒谎——那么……” 我又一次看着那幅油画，似乎感觉到自己同那些在没有任何警示之下突遭灭顶之灾的人们有着某种奇特的血缘关系。 “我本该注意到事态的发展，”我从地震和火灾的画面上慢慢地移开视线，对他们说道，“事情原本是很明显的。要是在那之前我没有产生丝毫怀疑的话，那么，当她撒谎说在送富勒顿回去的途中没在什么地方逗留过时，我就应该意识到接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圣弗朗西斯酒店是个公共场所，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感叹着，自嘲地大笑了一声。 “那时候或许她还没有出名，但富勒顿却是一个名人。她不可能认为没有人注意过或者还记得就在被杀前的几分钟，富勒顿曾和一个女人在酒吧里待过。” 我瞥了鲍比—眼睛，试着去回忆我们年轻时的情形，那时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游戏，我们只能玩我们喜欢的游戏。 “梅雷迪思·富勒顿——参议员的妻子——提醒过我，戈德曼一家会设法安排好一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场表演。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她话里的含义，不过即使当时她的话引起了我足够的警觉，我也绝对料想不到他们会盘算出这么一个办法，居然利用一场刑事审判来达到目的。” 阿尔伯特·克雷文并拢他那短小的、修剪得体的手指压在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上。 “盘算出一个办法来达到什么目的？” “让每个人都知道阿莉娅·戈德曼正怀着杰里米·富勒顿的孩子。她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到现在为止，戈德曼一家已经打通了所有关节，让每个听完她这番表白的人都认为，阿莉娅才是富勒顿身后撇下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寡妇。” 克雷文想宽慰我一下。 “好吧，虽然如此，但这对你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我虽然注视着他，但是几乎一个字也没听到。我满脑子考虑的全是那些赤裸裸地表演出来的无耻行径。 “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她自始至终一直都在撒谎：当她说富勒顿打算离开他的妻子时，那是在撒谎；当她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说她正怀着他的孩子时，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天哪，那个女人可真能说谎！” 我转回头看看鲍比，一脸痛苦地猛力挥了挥手。 “撒谎的最佳方式就是让别人以为你是被迫说出真话；能理解这一点的人，还真得具备某种天赋。她从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故意让我识破她的谎言，那样一来，每个人都会以为她之所以不说出实情是为了保护杰里米·富勒顿的名声，并且让他的妻子免受更?多的痛苦。” “你怎么知道她在撒谎——关于她怀着富勒顿孩子的事？”克雷文问我。 我信守了先前许下的承诺。直到那一刻为止，我都没有把梅雷迪思·富勒顿的秘密告诉任何人；换句话说，除了玛丽萨，我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即使我能证明把这个秘密告诉她是正当的行为——我也不能确定我会那么做——我找不到任何借口去和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个秘密。或许存在着某种理由？梅雷迪思·富勒顿曾说过什么呢？她告诉过我，或许她现在不得不把这个曾经只属于她和她丈夫的秘密公之于众；惟其如此，才能阻止阿莉娅·戈德曼逃脱说谎的罪责。 “杰里米·富勒顿不能生育。是他妻子告诉我的。那之前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之所以让我了解这一事实，是因为她听到阿莉娅宣称怀有身孕而孩子的父亲就是富勒顿。” “但是，如果阿莉娅不知道富勒顿的这个秘密，”克雷文接过话头说道，“当她告诉富勒顿自己有了身孕，而且他就是孩子的父亲时，他会对她说些什么呢？” “谁知道富勒顿会对她说什么？但是如果那天晚上在圣弗朗西斯酒店的酒吧里他们谈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他告诉她，他不可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如果他坚持说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而且也不会和她结婚——那么，你认为她可能会对此作何反应呢？” “你是在暗示，你认为阿莉娅·戈德曼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吗？”克雷文问道，他的语气让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这么认为他也不会完全感到意外。 没等我回答，鲍比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她从哪里弄来枪呢？如果他是在酒吧里对她说了那番话，她怎么能一下子找到一把既便宜、又查不出来历的周末夜间的特价品呢？她似乎不太可能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枪，而富勒顿也不可能把手枪放在汽车仪表板下的小柜里。” “或许他已经对她说过不打算和她结婚了，因此那天晚上她带了一把枪，认为自己会给他最后一次改变主意的机会，”我这样猜测着。 “我实在不明白，”鲍比说，“她为什么拿定主意要生下这个孩子。她完全可以去做流产。无论她把和富勒顿的这档子事告诉谁，人家都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她怀孕了，对方却是个有妇之夫，于是她明智地把这事儿解决掉了。” “或许她是真的爱富勒顿，”阿尔伯特·克雷文另有看法，“真的希望生下他的孩子。但是不管她是否真的爱他，我认为梅雷迪思·富勒顿至少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每个人都会相信阿莉娅才是杰里米·富勒顿的爱人和遗孀，她腹中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据，而她看上去又是那么痛苦地想隐瞒孩子的身世。是的，我认为梅雷迪思·富勒顿真是看透了戈德曼一家。我们的国家也不像以前了，离婚、婚外情、非婚生子——这些都不再有任何意义；惟一重要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感觉。我敢打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在两周内做一次民意测验，你会发现相信富勒顿和阿莉娅具有事实婚姻的人多得让你吃惊。” 他的眼神忽然变得老谋深算。他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向前探过身子。 “劳伦斯·戈德曼准是马上就意识到了他所具有的优势。这个国家只有两种人能在从来没有竞选过任何职位的情况下竞选州长或是参议员：一种人钱多得足以为竞选投入数百万美元；而另一种人，名声大得足以使每个人都以为早就认识了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阿莉娅·戈德曼是第一个两者兼备的人。她总是财力雄厚，而现在，由于今天发生的事，她已经得到了知名度，那是仅凭金钱无法满足她的。 “想一想这对劳伦斯·戈德曼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打定主意抛弃他的老朋友奥古斯托·马歇尔，是因为他认为通过杰里米·富勒顿，他能对其施加影响甚至可能是加以控制的，不仅是一位州长，而且最终或许是一位总统。现在，他的亲生女儿扮演起了富勒顿本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坐在傍晚时分逐渐暗淡的光线里，阳光被楼群挡在外面狭窄的街道上；对这些大楼里的人来说，金钱以及如何赚到更多的钱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理念。而早已成为持股人的阿尔伯特·克雷文，却和我们谈论着那些不怎么容易确定价位的事儿。 “我不喜欢劳伦斯·戈德曼，从来都没喜欢过他。撇开一切道德原则和善恶标准不谈，仅就个人偏好而言——一切都不仅仅是可能发生的，而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我曾读过的一句话，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是美国的一切因素共同造就了劳伦斯·戈德曼和他的女儿。杰里米·富勒顿的死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好事。撇开这件事已经带给他女儿的好处不谈，先设想一下这将会给他的外孙——假设是男孩——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一想，这孩子一生下来将会拥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在世人眼里，他的父亲是一位殉道的参议员，一位公认的、注定要成为总统却在其权力顶峰被谋杀的政治家；而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而聪慧的女人，她端庄得体、令人敬佩，为了保护孩子父亲的名誉，并且避免伤害那个他打算与之分手的女人的感情，她曾经心甘情愿地隐瞒他的身份。这一切，再加上劳伦斯·戈德曼全部的权力、金钱和其他任何他能做到的事情。就像他的外祖父对他所做的那样，劳伦斯·戈德曼将成为这个孩子的父亲。” 克雷文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坐回椅子里，交叠着双手放到大腿上。 过了一会，鲍比清了清嗓子问道：“你认为谁是孩子的父亲？”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我回想着阿莉娅·戈德曼在证人席上出卖她自己的那种手段，然后又加了一句：“任何一个他父亲想让她与之睡觉的男人。” 鲍比想起了什么。 “你说在那之前如果你能够证明她在撒谎，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说服大家，她是在试图掩盖某些事实，而且那就足以引起大家对她的怀疑。为什么不让富勒顿的妻子出庭做证呢？她可以证明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 我不想那么做。我钦佩梅雷迪思·富勒顿，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她却从未停止过对丈夫的爱。我不想再让她面临任何尴尬，除非我不得不那么做。 “或许我应该让她出庭作证——或许我下一步就会这么安排——但是那样做的危险并不仅仅在于她会因此而再次受辱。陪审团会认为她对发生的事情怨恨至深，以至于她愿意说出或做出任何事情来对他们两个进行报复——不仅是对阿莉娅，还有她的丈夫。公诉人会反质她两个问题： “‘你已经知道你丈夫与阿莉娅·戈德曼出现了婚外情，是不是？’” “然后，当她承认以后，他就会问：‘那么，那天晚上在劳伦斯·戈德曼公寓举行的晚会上，当你为此感到极其愤怒的时候，你指责她企图夺走你的丈夫。之后你就离开了，但是你丈夫却留了下来，是不是？’” 天色渐渐晚了。我还有其他事情必须去完成。我一只手扶着克雷文大办公桌的一角，另一只手扶着椅子扶手，疲倦地站起身来。 “今天，看到仅仅一个谎言竟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之后，我必须赶到监狱去，让哈迈尔·华盛顿相信明天他必须做到的就是站到证人席上说出全部事实。” 克雷文似乎有点意外。 “明天你们就开始辩护？不是休庭了吗？” “就在阿莉娅·戈德曼开始哭泣的那一刻，”我说话的声音泄露了仍然萦绕在我心头的愤恨，“哈里伯顿甚至连看都没看汤普生一眼。他只是望着陪审团说道：‘公诉方暂时休息，法官大人。’他那么做就是溃为了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我打算道别的时候，又一次注意到克雷文先前，曾经专心处理的那堆文件。 “看起来今晚开夜车的人不只我一个喽。” 克雷文正拿起他的自来水笔。 “这是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不动产，可怜的恶魔。它比我预计的可要棘手得多，”他伸手去拿那一摞文件时，又咕哝了一句。 “你是他的律师？”我随口问道。他听我发了这么长时间牢骚，我只是想让他也说点什么。 “是的，不过从来也不用替他干很多活。我帮他草拟了遗嘱，只不过是私人帮忙。之后，因为他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我们不得不列出一个完整的目录，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准确的估价——你知道的，这是出于保险的目的。啊，设法让两个人对一块东方的地毯或是一个中国的瓷花瓶的价值达成一致，比我原来想像的要麻烦多了。” 我们互道晚安，然后我跟着鲍比走到门口。 “那些会留给谁？”我站在门口，回头问他。克雷文手里晃动着钢笔，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那些房产，”我解释说，“不管它值多少钱。” “哦，那个，”他说着扬起纤细的眉毛，开始兴奋地点点头。 “对对，经证实那处房产还很值钱呢。哦，是的，他的遗产全部由他的一个兄弟继承。那人住在欧洲——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开始在文件堆里翻找着什么，“地址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 “别麻烦了，”我一再对他说。 “无所谓，我只是好奇而已。晚安，”说着，我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一走出大楼，就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该对哈迈尔说些什么，才能给予他所需要的信心。现在一切全靠他了。他必须要让陪审团相信他；他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不仅没有谋杀杰里米·富勒顿，而且他不可能谋杀任何人。到他陈述完毕的那一刻，他们就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并且明白他不可能犯下那桩被指控的罪行。他们必须了解发生在那孩子身上的事，就像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去作出判断：并非依靠证据，而是运用直觉，那种直觉能够让我们断定谁值得信任而谁恰好相反。哈迈尔·华盛顿必须完美地表述出真相，一定要做到像阿莉娅·戈德曼说谎时那么精彩。 有好多次我都担心哈迈尔会濒临头脑逐渐麻木的状态，要知道长期的囚禁难免会使人陷人那种状态。那是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对一个不如他聪明，也没有他对周围世界那么好奇的人来说，或许不会像他那么困难。即使他不能适应自己的处境，即使情绪消沉的阶段仍然时有出现，一天一天地过去，他也会被磨得逆来顺受了。 哈迈尔在小会客室等着我。他坐在一张金属桌前，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身前，端正的嘴巴上现出一种生动的表情。 “在你学会用今天那种方式盘问证人之前，你在律师界执业多久了？” 我抬起头来，把刚从公文包里取出的法律便笺暂时一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惊人的敏捷反应又使我大为吃惊。 “不知道，”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诚实的回答，可他却不这么认为。 “你从一开始就能做到，是不是？那并不是你通过学习才掌握的技巧，对吧？要么是你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要么就是你不能，是那么回事儿吧？” 他说得对，但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许也不是关键所在。 “我想从我干这一行起，我就能做到。但是，那和一个看不懂乐谱的人坐到钢琴前就能弹出一串音符，完全是两回事。你要竭尽全力去预料可能发生的一切，任何人——任何一个可能出庭的证人——会提供的证词。你得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设想；你得清楚地看到那一切，仿佛你已经置身于法庭之上。不知不觉地，你对那一切已经了然于心，以至于即使出现了某种你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你也能从容应对。你无需考虑，也不必自言自语：‘他说的只是X而不是Y，因此现在我应该问他Z。’你要做的只是提出问题，接下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把那些还没问过的问题和那些还没得到的答案全都放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近乎疯狂地进行温习，那么，当你遇到突发情况时，你就会问不出任何问题——那时，你看到过的情形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哈迈尔似乎完全明白了。 “我想那一定很像医生看病。不用等病人说完他们的症状，只要听他们说上一会儿，你就能诊断出，他们身上哪里有毛病。” 他只有十九岁，但是我时常感到自己被他所吸引；这种感觉以前只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或许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我像他那么年轻时，我也曾以为任何事物都永远不会变糟。 “你用了多长时间，”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道，“看出我是在带着她绕圈子？” “我不清楚，”哈迈尔回答得很谦虚，“大概是在你第二次问她参议员的妻子为什么提前离开的时候。” “你从没想过不做医生，而是去当一名律师吗？”我笑着问他。 他扫了一眼镶着铁栅栏的窗户，咧嘴一笑。 “我也许不得不跟罪犯们住在一起，”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又回到我身上，“那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跟他们共事。” “你不会跟他们住太久的，”当我们开始最后一次温习第二天早上他出庭的证词时，我向他做了保证。 当我合上公文包准备离开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了。只有一件事我还想问他。以前我曾提过好几次，但每一次他都明确表示那不是他想讨论的话题。那并非出自单纯的好奇，尽管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我需要知道这件事，因为我想让陪审团也有所了解。 “哈迈尔，关于你父亲你能对我说点什么吗？” 他用冰冷的、几乎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只有当你问了别人某个你无权过问的问题时，别人才会用那种眼光盯着你。然后，他明白过来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他的目光这才柔和下来，歉意地点点头。 “没什么可说的，”他回答我。 “我从来就不认识他。” 我不能就此打住。 “但是你母亲肯定告诉过你他的某些事情。” “从来没有，”他坚持说，但是语气里没有丝毫敌意。 “我长大以后，当她觉得我能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她曾告诉我，我父亲是她认识的一个人，她喜欢他，但是永远不能和他结婚。” “那么后来，当你年龄再大一些的时候，你就从来没再多问过什么吗？” 哈迈尔朝我微笑着，似乎他确信我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见过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总是能理解她的一切。我知道如果她想让我知道更多的事，她会告诉我的；而且我同样清楚，如果她不想那么做，就一定有她的理由。”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使劲敲了一下门，叫看守过来。 到了外面，在晴朗的夜空下，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做了一次深呼吸。监狱里陈腐凝滞的空气就像一种奇怪的死亡前兆，我想让那股浊气从我身体里排泄出去。走到汽车旁边时，我向马路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我坐进车里，打着点火器，在离开路边之前，我又查看了一下后视镜。如果这会儿有人在跟踪我的话，他们也实在太精于此道了，以至于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行踪。 第二十三章 我一叫出他的名字，就能感觉到人群的强烈关注。法庭里的每一张面孔都拼命往前挤，想看得更清楚些。身材修长的哈迈尔·华盛顿穿着黑色西装，拄着一根拐杖，拖着一条腿步履蹒跚地走向那位正冷漠地站在法官席下面等待他的书记员。当他把右手举至肩高宣暂时，我注意到他握着手杖的左手手指出奇的修长精致。宣誓完毕，他坐到证人席上，慢慢地朝四周张望着。 他的目光落到了陪审团座席中离他最近的陪审员身上，那位女士留着一头金色的短发，眼窝深陷，眼神里满是怀疑，一张小嘴看起来很不饶人。 他又看了看与她相邻的另一位陪审员，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看下去，直到他的目光和这十二位将要决定他生死的陌生人都交流过一遍。 这十二个人当中没有一个试图回避他的目光。有几位似乎还以点头或是改变一下坐姿的方式，给他一种无声的鼓励。在一阵冲动之下，我把跟他说过直到最后才会问的问题率先抛了出来。 “是你杀害了杰里米·富勒顿吗？” 他是我的委托人里最聪明的人之一。我曾经向他解释过回答我的问题时眼睛注视着陪审团的重要性：“让陪审团看到你的脸，让他们看到你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让他们看到你在陈述事实，让他们知道你不必看着我的脸来弄清楚什么东西。”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练习了无数次，这个动作早已成为一种自然反应，几乎到了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的地步。可是现在，在它惟一该起作用的时候，他竟然忘掉了！ “不，我没有。”他毫不迟疑地回答，看都没看陪审团一眼。 他怎么能忘了我的要求呢？以前，甚至是那些几乎没有文化的委托人经过我的训练，也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我进入了角色，从我们原定的位置出发，开始询问他被抚养成人的经过和他在成长过程中克服的种种困难。可是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不管是什么问题，不管他怎么回答，他的眼睛都始终追随着我。我走到陪审团包厢离证人席最远的那一一端。 尽管在开始的陈述中我向陪审团通报了哈迈尔的一些背景资料，但由被告本人声情并茂地加以详尽地描述，就会产生更加打动人心的效果。没有任何问题不在考虑之中。尽管我知道除了他以前告诉过我的那些话，他说不出或许也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但我还是要他承认了他从没见过他的父亲，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让他讲述了上小学时他曾如何频繁地遭到小流氓的暴打，就因为他携带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把枪；我让他讲述了高中时他拥有多么出色的表现，大学毕业后他又是多么盼望升入医学院。我们一问一答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我们勾勒出的这个形象会让人们发觉，这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不可能突然做出一件如此不符合他性格的事情。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这么做。 “我表现得还行吗？”在副警长带他回监狱吃午饭之前，他很想知道我对他的评价。 “干得不错，不过要记住：回答我的提问时一定要看着陪审团。” 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很不好意思，向我保证他以后会做到的。 “今天下午我们会从那天晚上发99lｉｂ?生的事情谈起，”副警长带他退庭时我提醒了他一下。 我开始把东西收拾进公文包。这时，一种奇怪的预感突然闪过我的心头，于是我转过身去，搜寻着正在散去的人群中的面孔。在法庭的最后面，那个把我丢在大桥中央的身材肥硕的陌生人把一只手搭在离双开门最近的长椅的角上，正透过他那肉鼓鼓的眼睛之间的窄缝看着我。一丝狡诈的微笑滑过他那两片湿软的嘴唇。他敷衍地点了点头，然后，以一种和他的体态恰好相反的敏捷消失在门外。 他在那儿出现是为了使我感到慌乱，为了让我去琢磨他和他恐吓过我的那些话，让我不能集中精力完成我的工作，把哈迈尔·华盛顿从行刑官的手中解救出来。我愤然抓起公文包，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私人会客室，我可以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工作。 我越来越清楚地记起我是如何被他们从路边架起，按着头塞进车里当做人质，使我以为自己要被带到什么地方杀死；我记得越清楚，就越感到愤怒。愤怒继而变成了蔑视，蔑视又化作决心：我将尽我所能打赢这场官司；不仅如此，我还要尽我所能去揭露这帮家伙的本来面目。我坐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沉浸在复仇的种种设想中，就在我开始为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喝彩时，我才意识到已经是上庭的时间了。我打算到这儿来做的事还一件都没做呢。 “你听到一声枪响？”在哈迈尔描述完他那晚的工作和他回家的路线后，我问道。 “我听到一些动静。我认为那是枪声，但我不能完全肯定。” 尽管他向我保证过，可是他又犯了老毛病：回答提问时他又忘记了要看着陪审团。他的目光仍然集中在我身上。我看着他，一言不发，希望这短暂的沉默能提醒他应该做些什么。可这丝毫没有奏效。 “你听到其他声音了吗？”我退到了陪审团座席的另一端。如果他想要看到我，那么他的视线至少会尽可能靠近陪审团的方向。 哈迈尔的头往前探着，他半眯着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条街上，正竭力透过大雾向前方看去。 “我先是听到车门打开的声音，然后车门又猛地关上了。接着我听到了脚步声，一个人正朝远处跑去。” 他说着，像是屏住了呼吸，那嗓音似乎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好奇心。 “雾太浓了，”他继续说道，“我记得就在我听到枪响之前，我低头一看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鞋子了。那就像是在雪雾里行走。” 他脸上的笑容持续了一会儿，随后就？肖失了。 “起初，我不能确定那些声响是从哪儿传过来的——枪声、车门声、远去的脚步声——我惟一确定的是它们来自某个很近的地方。接着，就在一秒钟里，大雾散去了。那一刻我看到——就在前面几码远的地方——车窗里有一张扭曲的脸。” 我把左手放在陪审团座席的护栏上，专注地观察着他。 “你为什么不一走了之，免得给自己惹上麻烦呢？” 他不解地看着我，仿佛他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建议他别去帮助陷入困境的人，即便是现在，在他遭遇了这一切之后，他仍是那种心态。 “我想，他是被枪打中了，不过他可能还活着。” “于是你就打开乘客座一侧的车门进去了？” “是的。我检查了他的脉搏，可是发现他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车里有部电话，我拿起来开始拨打911，但那时我想最好还是先查明他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认为有必要那样做：也许是因为不提姓名报告一起死亡太没有人情味吧，”哈迈尔说着，奇怪地沉浸在自己的反应中。 “我放下电话，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口袋，摸索着他的钱包。就在那时，我发现了汽车地板上的手枪。” “你把它捡起来了吗？”我问道。 “没有。不知从哪儿射来一道光。我尽力把身体蜷缩起来。我担心是开枪打他的人又回来了。” 哈迈尔的目光只停留在我一个人身上，不曾注意过其他任何地方；而现在，当他讲述着那曾经占据他身心的恐惧时，他的目光开始四处游移。 “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必须离开那里，必须逃走。我用了最大的力气，猛推开车门跳了出去，开始拼命地奔跑。” “你很害怕，”说着，我朝他走了一步，“害怕可能会被杀死吗？” “是的。” “那么，由于害怕可能会被杀死，你当时惊慌失措。是吗？” “是的，”他承认道，“我感到惊慌失措。” “那么慌乱之间你或许已经捡起了手枪，紧紧地握在手里，而你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 “不，我没有碰那支枪。”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究竟讨论过多少次，我已经都数不清了。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没拿过枪——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动过它。但是我劝说他，费劲地说服他，直到他同意照我的说法回答：他或许捡起了那支枪，但是却没船下任何清晰的记忆。 我尽力掩饰住自己的恐慌，换了一种方式提问同样的问题。 “好的，不过由于你当时的恐惧，由于你的惊慌失措，你可能已经捡起了枪，把它拿在手上，而现在，在受到枪伤之后，你只是记不起来了——这种情况没有可能吗？” 他的视线重又落在我身上。我察觉到他的眼睛深处闪过一丝悔意，在我看来是那种神情。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欣然接受这样一个机会，为自己本不该做的某些事寻找借口，或是为某些自己并没做过而被归咎于己的事加以辩解，以打消任何强加于我们的怀疑?９9lｉｂ?。可是我本来就该知道，他绝不会愿意为某些他并不确信的事做证，而不是想当然地以为他会愿意那样做。他打算说出真相，而且他惟一关心的是，他可能误导了我使我以为他会做其他事情而不是说出真相。 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一点儿也不含糊。 “不，不存在那种可能。如果我碰过那支枪，我就不会忘记，无论在我身上又发生过什么。” 隔着陪审团座席的距离，我们彼此凝视着对方。我默默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很好。你没有碰过那支枪。你从车里跳出来时没拿枪；被打中的时候手里也没拿。你开始逃走时听没听到有人大声警告你？” “没有，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拼尽全力奔跑着。我记得当时在想，这下我安全了：没有人能在大雾中看到我。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朵云里——一大朵灰色的云——然后我的眼前就一片黑暗。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 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我坐回座位上的时候，朝陪审员们不露声色的面孔上扫了一眼。试图猜测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一准儿已经悟到，我给过哈迈尔一个极佳的理由来解释他被打中后那支枪是如何在他手边几英尺处被发现的。为什么有人会说他拿过枪，除非他说的不是事实？这一点公诉人显然非常明白，所以他不失时机地试图将话题转移到自己的优势地带。 克拉伦斯·哈里伯顿一手叉在腰间，对着桌子上打开的笔记本研究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另一只手还按在本子上，轻蔑地微笑着算是向证人打了个招呼。 “这样说来，你根本就没碰过那支枪？”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问道。 “我从没碰过。”哈迈尔有礼貌地坚持着。哈里伯顿瞪大了眼睛，做了一个夸张的姿势。 “你从没碰过。”他垂下眼睛，手指沿着打开的笔记本滑到木桌的边上。他的嘴角向下撇着，看上去像是正在开动脑子琢磨刚才得到的回答。 “你从没碰过，”哈里伯顿抬起头又说了一遍。 “那么，或许你能够解释一下，”他开始提高声音问道，“那支枪究竟是怎样费尽周折落到你身边的呢？” 哈迈尔摇摇头，直视着哈里伯顿。 “我不知道，”他坚定地说。 哈里伯顿的眼睛里闪过一道恶毒的光。他站在桌角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只脚轻轻地点在另一只脚前面。 “你不必那么谨慎，华盛顿先生。你一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你刚刚听到了你的律师是怎么给我们解释的。如果你不是在一种‘惊慌的状态’下捡起那支枪，它就只能以一种方式到达那里——不是吗？” 哈迈尔拒绝了他的诱导。他又摇了摇头，尽管这次不像刚才那么强调。 “我不知道，”他镇定地说。 哈里伯顿露出了一丝嘲弄的微笑。 “是警察把它放在那儿的，华盛顿先生。现在记起来了吗？那正是你的律师话里的含意——不是吗？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在一种。惊慌的状态下捡起那支枪，那么一定是警察暗中把它放在你身边的。我只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那样做？” 他开始一边在桌子前踱步，一边兀自微笑着，那种方式显然是蓄意在激怒这位最有自制力的证人。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华盛顿先生？” 哈里伯顿停住脚步，抬起眼睛看着哈迈尔。 “为什么，华盛顿先生？他们为什么要对你那样做？” “我不知道。” 哈里伯顿朝他走近两步，带着公然的藐视打量着他。 “你不知道？你刚刚还说你从没拿过那支枪。鼢是那样吧？” “我从没碰过，”哈迈尔坚持说。 “我不知道它怎么到了车外。” 哈里伯顿猛然抬起头。 “或许警察就是出去抓你的。你曾经惹过官司吗，华盛顿先生？”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反对！法官大人，我有问题要提交法庭。” 汤普生已经站了起来，怒视着哈里伯顿。 “到议事室去！”他怒吼着，大踏步走出法官席。 汤普生愤怒之至，以至于忘记要让陪审团退场。他们留在原地，默默地坐在陪审团包厢里，哈迈尔独自一人，安静地在证人席上等待着。 汤普生坐在会议室里的桌子后面，敲打着关节变形的手指，怒视着哈里伯顿。 “你想让我宣布审判无效吗，安托内利？”法官问道，眼睛并没有从公诉人身上移开。 我从一开始的庭审中就领会到，我最好是附和这位令人尊敬的詹姆斯··汤普生法官提出的任何建议，尤其是在这个建议能使他有办法让公诉人难堪的时候。然而这一次，我不是为了附和法官，我是真的被惹怒了。虽然我不想让这个案子从..头再审一遍，但除了请求法官给予一个机会仔细地重新审理以外，我别无选择。 “是的，法官大人，我的确希望你宣布审判无效。公诉人——” 汤普生仍然盯着哈里伯顿，他扬了扬手，让我知道没有必要把他已经认定的事情再说一遍。法官不无快意地问道：“你能想出一个我不应该给他这个机会的理由吗，公诉人先生？” 哈里伯顿无动于衷地与汤普生法官对视着。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对此他有些不屑一顾。 汤普生突然停下了那个单调的敲打手指的动作。 “开玩笑，”汤普生重复了一遍。 “你认为我在开玩笑？”说着，他梗起脖子把头转向一边。 “开玩笑？让我来向你说明一下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检察官先生。你打算引入被告少年时期的记录，这个动议我已经否决了，一个星期以前就否决了。你很清楚不允许你当庭提出。那么你干了些什么？”他翘着下巴，继续说道。他的嘴巴挑衅地抖了一下。 “你走上前去，问他是否触犯过法律！你到底以为你是谁？在我的法庭上还没有人敢这么于！” 他这番话和这一连串的表情没有给地区检察官留下丝毫印象。哈里伯顿不为所动地坐在那里，态度强硬，他脸上惟一的变化，就是那一丝屈尊俯就的笑意随着汤普生怒气的升级而益发彰显。 “我不知道什么让你如此不安，”哈里伯顿嘀咕着。 “或许我问的这个问题会引出不合适的答案，但我并没有得到回答。” “那只是因为我以抗议的方式阻止了你，”我提醒他说。 哈里伯顿往后坐了坐，跷起二郎腿，开始来回晃起脚。 “完全正确，”他说着，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 “而且，由于你提出抗议阻挠我得到答案，失去了任何宣布审判无效的依据。” “这个问题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被告对法庭有所隐瞒，”我尽量让他觉得我言辞激烈。 哈里伯顿斜睨了我一眼，满含嘲讽地露齿一笑，他那副样子刺激着我的神经，比我想要表现出来的还要强烈。 “但是他犯过罪，不是吗？”他说着，把眉毛拧成了八字。 “不过，我们是惟一知道这件事的人。陪审团不知道他的未成年档案里有一项伤害罪记录。” “未成年档案里的伤害罪记录！”我大喊道，我的愤怒超过了我自身的控制力。 “那时他才十四岁，另一个孩子骂他母亲是个——不是别的，哈里伯顿先生——那个孩子骂他母亲是个娟妓！有人曾叫过你母亲娼妓吗，克拉伦斯？”我轻蔑地摇着头问道，“哈迈尔·华盛顿打破了那小子的下巴，要是我，我会杀了他——你也会的！” 哈里伯顿试图不理睬我的话。 “我不在乎他做过什么。问题在于，陪审团对此一无所知。” “你问他是否触犯过法律。如果他不回答这个问题，陪审团就会认为他有过前科。” “好吧！”哈里伯顿大叫着挥舞着一只手。 “我换一种问法。我会问他成年后是否有法律上的麻烦。这个问题他可以回答。” 他的狂妄无耻使我惊讶不已，我点破了他早已心知肚明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明白那意味着他在成年之前曾犯过法。” 对那些我可能不得不说的话哈里伯顿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他把脸转向汤普生。 “我为什么不就此撤回这个问题呢？” “安托内利说的对，”法官严厉地坚持道。 “如果对你的问题不予回答，那么无论你是否正式撤回这个问题，都留下了一个推论——一个关于他先前有过犯罪记录的推论——这是不允许的。” 汤普生坐到那把带着软垫的金属座椅上。他目光锐利地盯着公诉人，两手相对叩打着手指。 “你可以作出选择：我们要么把这个问题限于他成年后是否被定过罪，要么我们回到法庭，我来宣布这是无效审判。因此，就如你理解的那样，”他加上一句，声音里满是威胁，“我将允许安托内利私下建议被告，这个问题并不涉及他的未成年记录。这样他就可以诚实地给出否定的回答。你选择吧，检察官先生。” 哈里伯顿耸了耸肩。 “我没有异议，他可以照你说的那样处理。” 汤普生说话的时候，哈里伯顿已经站了起来。 “还有另外一件事，哈里伯顿先生。我发现你因不遵守法庭规则而犯有藐视法庭罪。在本案交由陪审团裁决后，我们将把你的行为连同我将要宣布的定罪一并记录在案。” 我们一回到法庭，汤普生就命令书记员把陪审团带出法庭。当陪审团成员一个个走过她身边时，那个身材肥硕的女书记员对每个人都空洞地微笑着。等最后一个陪审员走进房间里，就在关门之前，她稍稍欠了欠身子，用那种无疑她已经重复过上千遍的毫无意义的口吻保证说：“不会太久的。” 无论汤普生是否当真接受无效审判的可能，这会儿他已经开始后悔他提出的这个折衷方案。他显得有些焦虑，朝我这边挥了挥手。 “和你的当事人商议一会儿吧，安托内利先生。” 汤普生刚才告诉哈里伯顿他有藐视法庭的行为，并且对他说在案子交由陪审团裁决后，会将其记录在案；可是这股积怨年头太久了，以至于他已经等不了那么久再去报复哈里伯顿。仅仅是他或者哈里伯顿知道将会出现的结果那还不够解恨。这件事总是在内心深处噬咬着他，此刻他又被这个念头分了神，他的身体突然向前倾斜了一下。 “现在，至于你，”他注视着哈里伯顿说道，“法庭对你要求引入被告未成年记录的提议作出过裁决：本庭对此予以否决。然而，尽管已经宣布了这个裁决，你却继续提出一个明显另有所指的问题，而其暗示的信息是已经严格禁止你引起陪审团注意的。本庭别无选择，只有裁定你藐视法庭。在这次审判结束时，作出判决之后，法庭将举行一场听证会，对你轻率鲁莽的不当行为给予适当的制裁！” 这时汤普生总算心满意足了，他把胳膊往后移，直到自己舒舒服服地坐进椅子里。他俯视着证人席，看到我正在那里同哈迈尔交换最后的意见。他问我是否准备好可以开始了。然后他命令书记员将陪审团带回法庭。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汤普生环视法庭四周，一脸茫然的、受到伤害的表情。他开始一遍一遍地抓挠着自己的手背。 公诉人在他中断的地方继续开始。 “让我再问你一遍，华盛顿先生：你触犯过法律吗？” 哈迈尔明白对这个问题的限定。 “不，我没有触犯过法律。” 哈里伯顿微微抬起下巴，睁大了眼睛。一个微笑滑过他的嘴边，那笑意看起来自鸣得意又不乏世故。他一言不发，直到他的沉默把陪审团的注意力从哈迈尔那儿吸引过来。当陪审团成员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稍稍把头抬高了一点，然后张开嘴，仿佛要让证人葬身于一个无耻到令每个人都无法忽略的谎言之中。然后，他咬着牙，似乎不得不强迫自己别那么做，皮笑肉不笑地用一种嘲弄的口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真的吗？” 我听到他的提问时，一半身子已经离开了座椅。 “那么你能想到什么理由来解释，警察为什么想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你吗？” 在哈迈尔开始摇头的时候，哈里伯顿转过身来面向陪审团，眼睛里闪现出一道胜利的光彩。 “对不起，你必须大声回答。” “不能，”哈迈尔承认这一点，“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他们那样做的原因。” 当他再次转向证人的时候，一个恶毒的嘲讽的微笑在他那张宽脸上展开。 “所有其他人也都想不出。” 哈里伯顿最后看了陪审团一眼。然后，他低头盯着地面，脸上流露着冷酷无情的决心。这一招居然产生了效果，我敢肯定他想要提醒所有注视着他的人——没有人比陪审团更专注了——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进行审判是有原因的这个严酷现实。一个人被谋杀了，而且甚至是被告本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逃离案发现场，背部中弹失去知觉后，警察会在抓住他时发现作案凶器刚好在他的手边。哈里伯顿接连敲了三下下巴。然后，头都不抬地把手向空中一挥。 “没有别的问题了。”说着，他慢慢地走向桌旁的空椅子。 我不能让审判就这样结束。我话锋一转，重新提出哈里伯顿问过的那个问题，只是又另外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警察会把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你吗？” “我想不出。”哈迈尔一脸无助地回答道。 “你相信有这种可能吗：警察断定你一定是凶手，因为他们看到你从车里跑出来；他们想要使你的罪行以及他们的清白确凿无疑，所以在打中你..之后把手枪放到了你的手边？”他第一次记起了我的要求：他转过脸来，直视着陪审团。 “事情一定是那样发生的。我从没碰过那支枪。” 第二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差几分钟到十点的时候，法庭里挤满了记者，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准备传唤辩护方最后一个证人出庭。与此同时，公诉人也站起身来，他脚上那双与西装相配的皮鞋擦得锃亮。我看了他一眼，想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尽管当庭发言是起立的惟一理由，可他却没有丝毫打算开口的意思。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一边说话，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哈里伯顿，“辩护方传奥古斯托·马歇尔出庭。” 我刚一喊出州长的名字，哈里伯顿就抬眼朝法官席看去。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有义务告知法庭，安托内利先生将要传唤的证人此刻不能到庭。” “你碰巧对我的证人了解得比我还要多，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问道。 哈里伯顿拒绝看我，他自顾自地继续向法官陈述。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从州长办公室得到通知，说州长由于立法方面的一个紧急情况而无法离开萨卡拉曼多。” “他是我的证人，而且他已经收到了法庭的传票！”我朝哈里伯顿喊道。 这还是无济于事。他对待我的那种态度，仿佛我是人群中某个煽动闹事的家伙，一个最好不予理睬的微不足道的讨厌鬼。 “看起来，”他接着说道，“州长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才能出庭。他要我为这件事可能导致的种种不便，向法庭转达他的歉意。” 汤普生只想知道一件事，而这件事和州长的缺席可能会影响到审判没有丝毫关联。 “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哈里伯顿先生，得到通知的为什么是你，而不是本法庭？” “被告律师也一无所知。”我低声嘟哝道，但声音足以让哈里伯顿听到。 就像那些人发现自己得到了某个权贵名流的信任之后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地区检察官的举止行为，甚至某种程度上他的外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轻松自信，行动更加流畅，声音益发低沉，远不像先前那么焦躁。他完全镇定下来，显出一副重要人物的派头。 “法官大人，州长的法律顾问认为，对于一个证人来说——不论这个证人是谁——试图直接同法庭接触都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们转而同我的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我恳请法庭相信这是惟一的原因，”他说这番话时带着一种慷慨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得到礼物的人对没得到礼物的人慷慨给予一样。 哈里伯顿屈尊转过头来，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又转向汤普生。 “州长办公室在这之前尽力考虑出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以便于州长为此事提供证词；但辩护律师除了坚持要证人亲自出庭以外，拒绝了其他任何方法。” 我气得发狂，而且不想掩饰。我挥舞着双手表示抗议。 “州长——总统——走廊尽头的看门人：证人就是证人，法庭传票就是法庭传票。这是审判一起谋杀诉讼，法官大人。这场审判和我的当事人生死攸关，而曾经发誓主持正义的公诉人却想要讨论什么方便的话题，还有什么我传唤的一个证人是否喜欢我要求他本人到庭的事实：是的，我要他本人站在这儿，让陪审团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一卷在他一百英里以外的办公室里拍好的录像带！” 我开始报复哈里伯顿。 “如果你想和陪审团以及媒体闹着玩——如果你要在这儿，在这个开放的公共法庭上，丽不是在本该讨论好这个问题的会议室里……” 我又想起了什么，那更让我气得发狂。 “你在今早开庭前就知道此事，那你为什么不向陪审团和传媒解释一下你没有把此事告诉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没先把此事通告法庭？” 哈里伯顿盯着我，轻蔑而又嘲讽地露齿一笑。 “哈里伯顿先生，你想让陪审团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吗？一你为什么不把事实告诉他们：除了发传票让州长出庭作证外我别无选择，因为他永远也不会答应和我进行一次谈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告诉他们呢？”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他会马上反驳我。他的确想那么做——从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得出——但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我感到手腕被压了一下。哈迈尔正抬头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的右手已经攥成了一个拳头。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说道，他的声音充满理性，“或许我们还是应该在会议室讨论这件事。” 汤普生法官合拢了手掌，环顾着法庭四周，他那复仇的眼睛里闪过一道不.9９lib?悦的神色。 “那么一切都别进行了，怎么样？除了这个，”他说着垂下目光，盯着哈里伯顿的眼睛，“还有什么别的好谈呢？” 他 731b." >猛地把头转到另一边，径直注视着我。 “你打算怎么进行，安托内利先生？我个人的意见是，”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除非你还要传唤其他证人，否则我们不妨周一上午开庭再议。这一点是基于公诉人的陈述——我可以向你保证，哈里伯顿先生，”他说着瞥了我一跟，眼睛里满是威胁的神情，“法庭根据你的陈述决定——证人将如期出庭。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其他事情我们要做，你说呢？” 隐藏在他话语之问的奥妙，除了熟谙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的人是不会注意到的；他的话既是一个问题，而且，如果我有足够的智慧去领悟的话。它也可以是一个回答。他暗示的问题在于我是否想让他作出裁决，这些裁决中甚至可以包括以不按法庭传唤到庭的罪名逮捕州长；而那个回答，在他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中都有所暗示，那就是别提出要求，因为如果我要求他作出裁决的话，他就不会那样做了。 “我同意，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答道，竭力掩饰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内心感受到的苦涩。 哈迈尔给人们留下了好印象。这一点我很有把握。陪审团喜欢他并且愿意相信他。如果允许对某件简单明了的事物直呼其名的话，那么策略就简单了。被告否认了指控。而下一个证人紧跟着出庭，会进一步证明另有人——其他很多人——从杰里米的死中得到的好处比那个偷包贼要多。可是现在，随着审判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被搁置下来，哈迈尔的证词积聚起来的好势头将开始消散。今天是星期三，等到下周一，当州长最终出庭作证的时候，他将从哈迈尔坚持不懈的否认所营造出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州长倒不一定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但公诉人会想到的。到此刻为止，我已经开始怀疑和本案有关的一切，我不准备仅凭表面现象就接受任何事物。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对有人为州长作出蔑视法庭的决定而感到惊讶，如果为他出这个主意的不是公诉人，那就是别的什么人，某个与审判结果有着更多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产生了某种解脱的感觉：直到下周伊始我才必须回到法庭。这就像一个不期而至的假期。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我就感到那种紧张状态开始松弛下来。自从审判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感觉到没有任何压力。 那天下午我出了城，直到周一早上重新开庭时我才回去。我并没走远，只是跨过大桥到了索萨利托。在那里，我住在玛丽萨建在山上的棕色木瓦房里，耐心地哄她和我长谈，听她用我以前不曾听过的方式谈论事情。她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即使她的谈话并没有实质的内容，我也会非常高兴地倾听。仅仅是那种声音，她那富有异国情调的、像是从湿润的温室里传出来的声音，就足以令我沉醉。有时候，在傍晚的静谧里，当我俩单独坐在后甲板上俯视海湾的时候，她的声音似乎是一阵风在拐角处的某个地方沙沙作响，你能感觉得到，但也许一点也听不到。 “有时候，”玛丽萨站在栏杆旁边，向外眺望着那些扬着白帆的小船从蓝灰色的水面上滑过，“你会以为一切都是颠倒的，帆船就是散在天空中的云。” 我在躺椅上伸直了腿，然后抬起头来。她感觉到我正注视着她，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转过头来。 “怎么了？”我问她，“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昨晚一直在谈论的话题：阿莉娅和杰里米·富勒顿——那天晚上他们一定谈过什么，就是他被杀的那天晚上。无论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我想一定会比她在法庭上说的有趣得多，也会更令人吃惊，至少对她而言。” “更令人吃惊？还有什么比她在法庭上说的更令人吃惊：他要离开他的妻子同她结婚，因为她怀了他的孩子？” 她慢慢地阉上黑色的长睫毛，又突然张开：她的眼神开始闪烁着光彩。 “如果你不知道他不能生育，她的话就不会令人吃惊。当你考虑他俩是什么人——或是每一位从未见过他俩当中任何一个的人考虑他们是谁的时候，她的话就根本不会让人吃惊，”她脸上挂着可爱的笑容，接着说道，“杰里米是一位将会成为总统的美国参议员，聪慧漂亮的阿莉娅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父亲；像他们那样的人做出任何事情都会得到谅解，如果他们为爱而违背习俗，那么他们的罪过也是个人隐私。他们不仅会得到宽恕，还会因为在某些方面和我们这些人如此接近而受到赞许：不好也不坏。我想，这证明了我们是多么的民主：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妻子，这再也不会引起任何人过多的关注，不是吗？” 她说这番话时没有丝毫痛苦，尽管她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夹杂个人感情，这倒使我想起了另外某个人。我很惊讶我以前没有想到过这件事。 “如果富勒顿离开妻子同阿莉娅结婚，那就同奥古斯托·马歇尔的行为毫无二致了。他同妻子离婚，娶了一位绅士的女儿；这位先生有能力为他的事业提供最大帮助，后来事实也正是如此。” 玛丽萨将头发拂到肩后。 “掌握权力的男人，同时拥有财富和影响力的女人，他们是在彼此利用，” 她总结着我努力想要得出的相似点。她看了我一眼，那神情像是在告诉我就现状而言那只是出于利益。 “杰里米和他不同，”她继续说着，视线又游移到那些疾驰在银光闪烁的海湾中的帆船上。 “奥古斯托·马歇尔一直属于贪得无厌的那一类人：他们拥有一切，却总是索要更多；拥有财富的想要得到权力，丽拥有权力的又想攫取金钱。杰里米却不像他们那样；甚至在他似乎两样兼得时，他仍然是个局外人。他会一直做一个局外人。” 她转过身来，黑色的大眼睛里充满着思索的神情，好像在邀请我分享她的想法。她把头稍侧向一边，停顿了一会儿，闻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你一定知道。在那方面你有点像他：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无论你偶尔发现自己身居什么社会、什么团体里，你都是一个陌生人。” 她扬起头直视着我，嘴角荡漾着一个微笑，是出自同情还是取笑，我也说不清楚。 “在某种程度上，这很让人羡慕。事情总是从外面看时显得更好。想像一下，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你在一家酒店的外面，透过结冰的玻璃窗向里张望，看到那些营养充足的人正在吃着、欢笑着，享受着如此美好的时光；你从来没有过片刻的怀疑——你又冷又饿，以至于没法去怀疑什么——不会去想到所有你看到的这些人不过是在走着毫无意义的生活的过场；也不会揣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别的更好的地方，有一些人则希望从头再来，让自己成为别的什么人。” 她半是尴尬地对我微笑着，为她刚才说话时洋溢的激情而有些不好意思。 “你宁愿自己就是那个饥寒交迫、贫穷不幸的人吗？”我问她，人们倾向于把他们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想像得很浪漫，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想我会乐意这样考虑的，”玛丽萨坦率地承认。 “对我来说，事情都来得太容易，一切都是为我准备好的。我拥有很好的父母，而且自己也不是没有头脑。我轻松地完成了学业，不费劲儿地交到很多朋友——这些都来得太容易了。我变成了一个浅尝辄止的人，害怕在任何事情上付出努力——不是因为可能会失败，而是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值得我去尝试。我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值得我为之作出牺牲呢？当物质上的欲隶已经不再存在时，除了找寻那种感觉——认为自己正在完成某些值得努力的事情——之外，你还会梦想什么呢？我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总是更有兴趣说一些显露才智的话，而不是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喜欢过我，”说着，她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了解了富勒顿的一切之后，仍然情不自禁……我说不清楚——准确地说，不是崇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钦佩他能做到的那些事。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陌生人，但他改变了每个人考虑事物的方法。他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他做的是自己想要去做的事，而另外那些强有力的、野心勃勃的人——所有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们——他们做的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与奥古斯托·马歇尔那种人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如果说还有某个人和他有点儿相似的话，那就是劳伦斯·戈德曼，”玛丽萨机敏地看了我一眼，又加上一句，“他们俩对于自己的出身和过去的经历都表现得很虚伪。” “而且他们俩都绝顶聪明，”我强调了这一点。玛丽萨晃晃脑袋，丰满的嘴上浮现出温暖的笑容。 “精明，无情，富有魅力。绝顶聪明吗？不，我不认为他们俩当中哪一个是绝顶聪明的。” 我认为她的看法锚了——至少是对富勒顿。我提醒她，富勒顿的妻子对我说过他是如何博览群书，还有他那种引用名人名言的方式——总是抱怨他的演讲撰稿人替他写了那些话——他引用那些名言来说某些严肃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听众们相信他们和他一样严肃。 “我不知道梅雷迪思·富勒顿说她丈夫博览群书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但我怀疑杰里米·富勒顿的大脑接受过比偶尔在周末读读《巴雷特引言录》还要严格的训练。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的最糟糕的东西。它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人的视野，”玛丽萨的眼睛在笑，“而且，在那些从不读书也很少从电视机前抬起头来的人中间，你或许还能得到学识渊博的名声。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杰里米·富勒顿没有什么学问。你看不出他是那种渴望独处思考解决什么难题的人。他没有那种智慧；但他具备更有价值也更实用的东西。他有能力把握住事物的闪光点，哪怕对其只是一知半解；他有能力捕捉到其他人的思路并把它全部实现。他也可以做其他事情：他能够运用恰当的词语、习惯的说法去阐明某种思想，连最早为这种理念苦苦思索的人也会立刻相信，富勒顿表达的确实正是他一直竭力想要说出来的意思。杰里米·富勒顿是个贼，他让你觉得他把刚从你那里偷走的东西又当作礼物送给了你。” 最后一缕阳光温柔地闪烁着，把她一侧的脸庞映照成金黄色。她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垂下了眼帘。无论她在思考什么，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关于杰里米·富勒顿、奥古斯托·马歇尔，或是任何一个在这次审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她在想和我们俩有关的事。她脸上带着一种冷淡而谨慎的表情抬起眼睛，等待着我说点什么。 “我喜欢待在这儿——和你在一起，”说着，我一摆腿，在躺椅边上坐起身来。 “我喜欢你留在这儿，”她答道，似乎还在期待着什么。 一阵短暂的、令人局促的沉默，直到那一刻，她终于问出我们差不多一直在尽力回避的问题：“等审判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仍然在竭力回避，不是因为我不想和她交流，而是因为我对自己想要说的话很没有把握，甚至无法确定该从何处说起。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被干掉的话？” 一丝不悦的神色，让她的眼光暗淡了下来。 “你情愿让我认为你是个懦夫，是不是？为什么？那样你就可以用偶然的勇敢行为让我惊讶吗？你不害怕那些人，不管他们是谁你都不怕。我想，你害怕我更甚于那些人。” “害怕你？”我坐直身子反问道，心里不只是一点儿吃惊。 透过她的眼睛，我看到了她的心灵深处，看到了一种隐秘的亲切感，虽然它缺乏激情的强度，这种亲密感产生了一种惊讶，我不能确定我以前是否知道这一点。 “害怕伤害我，”玛丽萨轻柔地低声说道。她的手轻轻地触摸到我的脸颊，慢慢地滑动着手指，停在我的嘴边。 “不要害怕，”她的微笑里充满了信任，“我愿意你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她的眼睛开始漾动着光彩，手从我的脸上拿开。 “太晚了，”说着，她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得去准备一下了。” 她拉开玻璃拉门，走了进去。 “我们预定了座位——记得吗？” 她在客厅中央踮起脚转了一圈。 “你当然不记得。今天下午我自己预定的。关于索萨利托你要了解的事情当中，一件是我们这里有一家餐厅，开餐厅的人是一家妓院的老板娘；而另一件就是这家餐厅原先就是一家妓院。那就是我们今晚要去的地方，不过不用担心，”她又说了一句，狡黠地露齿一笑，“今晚你只需要给晚餐付费。” 我伸出手想拉住她，可她飞快地摇摇头，从我身边逃开了。她的脚步跳跃在微微发光的硬木地板上，走了三步之后，她停了下来。 “我给你买了一些东西，放在桌上的CD唱机旁边，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伊萨克·帕尔曼演奏的，”她抬起下巴，眼睛闪着光。 “我喜欢莫扎特胜过贝多芬，而比起贝多芬之后的音乐，我更欣赏贝多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莫扎特的音乐充满了轻快和明净，而贝多芬则充满激情，至于20世纪的音乐简直就是充满噪音。我想，如果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螺旋形下降，”她说着，消失在大厅尽头。 我们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回来，夜里做爱，早晨睡到很晚。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谈论着我们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还有那些发生在我们最了解的人身上的事情。我们谈论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谈起以后可能发生的的事情，审判结束之后，会没有任何事情让我留在这儿，除了一点：我是多么喜欢和她在一起，又是多么想留下来。她待在家里，我也完全足不出户，就这样直到周六我才离开，因为几周前我就答应过鲍比，要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大学看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出门时玛丽萨和我吻别，就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陌生却又很惬意的感觉，我想那一定像是一位幸福的已婚男士的感觉。 那是一次返校节，加州大学队迎战南科罗拉多大学队。鲍比担心我们会赶不上开局。他在门口一交上票，就开始沿着陡峭的水泥台阶往运动场后面的位置跑去。天气炎热而干燥。我们的座位在球场上方的高处，运动场恰好在那儿绕着终点区弯进来，等我们找到座位时两支球队已经列队准备开球了。 我还在喘着粗气，这时鲍比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 “看那个小伙子，”当球穿过底线五码远时，他对我说。 那是加州大学队的球员，是他抱住球双膝跪倒，打出了一个持球触地。裁判吹响了哨子，拿起球，轻快地走向二十码线。 “你看到了吗？”鲍比问我。什么也没发生。开球一方没得到好处。那是一个持球触地。加州大学队会控制住二十码线。 “那是我大学二年级的第三场比赛。那时大一的学生是不能参赛的。我是一个替补中卫，也是开球后回球位置的后援。热身时我前面的那个家伙，一个叫查理什么的大三学生拉伤了肌肉。他不能上场了。事情发生得多有趣啊。如果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如果他能参赛——我或许就不能打满全年了。我们掷硬币赢了，所以我们选了先接球。那时我们就是和南科罗拉多大学队比赛，就像今天一样；只是那时南科罗拉多大学队才是了不起的，而我们却不是强队。我们选了先接球，我就.９9lｉb.站在后面，在那儿，就是在那个孩子站的地方——体育场的同一个终点——等待着球从空中落下来。好像这球永远都落不下来了，我记得当时我以为对方已经把球踢过了体育场的围墙。我在底线的五码处接到了球。我一刻也没迟疑，一抱住球我就飞奔出去。 “我知道我要一路跑下去，一百零五码。我知道我要得分了。不仅如此，我还知道我至少有三种得分的路线。我能看到整个情形呈现在我面前，如同在你面前的地上展开了一幅地图。” 鲍比给我描述着他行动的每个部分：他移动的方式，换位的方式，怎样急忙返回，站什么样的角度，以及每一次当对方球员想要阻止他时他是怎样反击的。我觉得就像是在听他给一个盲人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他没有遗漏任何细节。 真是令人吃惊。他有时连一周前刚看过的电影情节都记不清，而他自己也承认，他差点因为考试不及格而从法学院退学。就是因为他很难记住以前读过的东西；但是一说到这件在大学时代无人企及的事情时，他就像我遇到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记忆力好得近乎完美。他认为这不足为怪。 “世界上最聋的人也能告诉你他遭遇了一起什么样的车祸。你能记住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也赞同，不过仅就这一点而言。 “因为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你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那一点上了。” “当然，”他表示认同，“就像你在审判中表现的那样。”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对正在进行的工作还不够全神贯注。是鲍比、玛丽萨让我分心——那种情况通常并不存在——呢，还是——尽管我不愿意承认——，如果我坚持为打赢官司而尽力做好一切的话，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或是什么更糟的事情，这种威胁让我心有旁骛；还有些什么事情是我疏忽和遗漏的，这块疑团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知道它在那儿，它就在我的眼前，但是我仍然看不到它。 比赛结束了，我们排着队走出体育场。这时，鲍比朝看台下的一个地方点了点头，人群正向那儿聚集。那是主队的更衣室。 “过去他们就站在附近，像那样等着我出来，”他说着。眼里闪过一丝怀旧的神色。 “我们站在里面，赢球时就庆贺胜利，和记者们谈谈我们是怎么赢的。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过丝毫的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会脱下队服，解开夹板，摘掉护垫——把它们全都扔在更衣室你的存衣柜下的地板上，撕掉脚踝上的绷带，赤身裸体地走进浴室。你会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水击打着你的后背，大笑着谈论比赛，稍稍为自己的表现吹吹牛。然后，你穿上干净的衬衫，套上熨烫得很好的裤子，再蹬上你最好的棕色休闲鞋，走到外面的人群中，在那里，有你的女朋友——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儿——正在等你，一切都如你所愿，你的脑袋里从未想过将来的一切会跟现在有什么不同。你那么年轻，而且你会永远年轻，所有事情都总是水到渠成。我们离开体育场，以为自己获得了智慧而益发神采奕奕，却不知已经笼罩在对已经结束的辉煌的怀旧中。于是，我们在一片慢慢散去的赞美声中，赶赴一个又一个聚会，我们是从来不会考虑是谁还在那间邋遢昏暗的更衣室，捡起我们扔下的东西，并在我们走后把一切都打扫干净。” 我们走出了体育场，随着散开的人群挪动到大学街的中段。鲍比掉过头来，为了刚好能看到我的眼睛。 “我对列文说过的话是当真的：他得到的比我好。我希望他相信我的话。” 在傍晚橙黄色的、让人亦喜亦忧的光线里，我们沉默着走了几分钟，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逝去的青春，那些我们希望能去改变却知道永远无法改变的事情。 “阿尔伯特给法学院捐助了一笔基金，以列尼的名字设立了一个教席。我想那是件好事，你说呢？” 第二十五章 我还没到法庭门口，奥古斯托·马歇尔已经开始扮演起证人的角色了。州长站在走廊的尽头，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在镁光灯那灼热眩目的光线下泛着红光。如果我听到的问题可以算是某种迹象的话，看来媒体在更大程度上把他的露面当做是竞选活动的一个暂停，而不是审判的一个环节。他们提到，最近几次民意调查显示他和阿莉娅·戈德曼的支持率均处于领先地位。他表现得轻松而又自信，坚持说对此他并不担心；而且，尽管任何一个对此稍加思索的人都会对前后明显的反差感到纳闷，但他却宣称他早就知道那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 一位年轻女士手持麦克风挤上前去，她想要知道，他的竞争对手作为公诉方证人出庭时在证词中承认她怀着杰里米·富勒顿的孩子，她在近期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上升，有多少应当归功于那件事情的曝光。马歇尔的态度变得冷淡而又谨慎。 “以前也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现在我将给你同样的回答，”州长的口气很坚定，“我对别人的私生活不感兴趣，也不想去作任何评论。我只想说：我认为有些律师似乎认定他们为委托人进行辩护的惟一手段就是想方设法去攻击他人的诚实和信用，而他们攻击的对象显然与正在审判的罪行毫无关系，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尽管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我马上感觉到马歇尔就和政治本身一样精明老到。阿莉娅·戈德曼的所作所为已经对他造成了伤害——当她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时就已经抢了他的风头——但他立刻领悟到如果对她的道德提出质疑，那将会是他做得最糟糕的事情。这种事情最终会有其他人去做。他不能借这个机会攻击她，所以他用一种巧妙的方式，以对她的支持使她感觉欠了他的情。他不会宽恕她的通奸行为，但他会保护她，使她不必去应付那些拙劣的伎俩和冒昧的提问——一些不讲道德的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为什么被法庭传唤，来做辩护方的证人？”另一个记者大声问道。 奥古斯托·马歇尔的表情前一分钟还是那么庄严冷峻，此刻突然就变得高兴起来，几乎是一副欢快的样子。他撇了撇左嘴角，歪着嘴露齿一笑，把目光投向提问的方向。 “这你得去问辩护律师，”州长有些迟疑，似乎在努力地回想着那个名字。 “安托内利，”有人大声喊了出来。 “是的，”马歇尔应了一声，然后不再吭声，他用沉默让每个人都明白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值得重复，或者说，这个名字所指的人不值得记住。 “或许辩护律师，”他继续说道，“可以告诉你。我恐怕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对富勒顿参议员被谋杀那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州长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当然，杰里米·富勒顿和我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少有人在公共事务中比他贡献更多，也很少有人拥有比他更多的东西能够去奉献。他的遇害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的话里流露着一种真诚，说得那么熟练，或许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些话了。 在州长的面前汤普生法官乱了方寸。正常情况下，一个严格的执法者会随时制止人群中的违规行为，但是现在，法官却毫无异议地允许那些记者们聚集在审判区的护栏后面，他们跪在那儿，就像教区居民在等待领取圣餐。 六十岁的奥古斯托·马歇尔在一番精心修饰之后，再配上那身无可挑剔的装束，看上去和一个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健康男子一样结实强健；此刻，他坐在证人席上，审视着甚至可能是在默数着那些转向他的面孔。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让你觉得他很讲求效率，同时又很善于权衡；他看人的样子和走路的方式又反映出一种精确。渐渐稀疏的黑发沿着饱满的额头向后梳过去，鬓角处已经露出灰白的颜色；一双乌黑的眼睛，警觉、灵活而又热切，正透过那副昂贵的金属框眼镜注视着什么。他穿着一件双排扣的蓝黑色西装，里面配一件雪白挺括的法式袖口衬衫；一条颜色柔和的佩斯利领带打成双节，又用一枚金别针把领口两侧拉紧，在领带下边固定好；黑色的鞋子刚刚上过光，不过左脚那只鞋的鞋尖处有一丝轻微磨损的痕迹。我猜想是不是那天一早他因为什么事而愤怒地用力踢过门。 我站在律师席离陪审团最近的一边，专注地看着一张纸，仿佛我正忙着用最后一分钟再温习一下那张清单，上面打印着我要提的问题。当我抬起头准备提问时，马歇尔已经摆出一副知道自己处于优势的神情。在他乐意赐予别人的有限时间里，人们总是担心出错，他已经习惯于看到这种表现。 “你当州长多久了？” 马歇尔宣誓完毕后，就费了一点儿时间，向每一位陪审员投以微笑。这会儿，在我说完问题之前，他又把视线转向他们。他把胳膊肘放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腰向前倾着，试图尽可能地缩短与陪审团之间的距离。 “这是我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马歇尔说着，谦和地微笑了一下。 “到明年1月满四年。” “在此之前你当过州首席检察官？” 他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陪审团。我站在他的正前方，可我想他根本就没看到我；一旦他开始集中全部精力想让那十二名陪审员——十二名投票人——相信他将要说出的任何证词，他就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了。 “是的，我很荣幸曾担任过那个职位。” “四年前你竞选州长时，曾经以绝对优势当选，对吗？” 他撇下陪审团，把目光转向我这边，不过只是为了越过我，看看我身后挤在法庭里的数百位选民。 “是的，”州长的语气柔和而又充满敬意，就像一位心存感激的仆人。 “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胜利，”他又补充道，同时刻意地微笑了一下，并且尽量使自己显得既谦卑又仁慈。 “然而，你第二次竞选首席检察官时并没有获得那么悬殊的胜利，是不是？”我的问题相当尖锐。 “事实上，你的得票率整整少了九个百分点，不是吗？” 他怒发冲冠地直瞪着我。接着，他就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有多少人在注视着他，这些人当中又会有多少记者随后就会将他的话详尽地公之于众。他又变得那么真挚亲切。他昂起头，稍稍侧向一边，脸上闪现出一丝腼腆的笑容。 “每次选举都不一样。” 我朝陪审团前行一步，抬起头，带着探究的神情打量着他。他对我微微一笑。 “很难找出一次比你第一次参加竞选更为不同的选举了——为你们党派的竞选提名人而进行的选举——那是你第一次竞选首席检察官，是不是？” 公诉人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站在那儿，低着头，双手交叉着放在身前，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祈祷者，彬彬有礼地等我结束，然后轮到他。 “尊敬的法官大人，”哈里伯顿说，“我看不出这一系列质询和我们要审理的案件有任何相关性，而且——” 我摆了一下手，仿佛说这些话对我而言无关紧要。 “如果州长更愿意不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有些事他宁可不予谈论——” “不，”马歇尔打断了我，同时与公诉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我将很高兴回答你关注的任何问题。” 汤普生看着哈里伯顿，想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但是另有个人野心的公诉人并不打算去和某个今后能够帮助他、也可能会伤害他的人作对。 “没有异议。”哈里伯顿几乎是在为打断我的话而道歉。 马歇尔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不过，他不希望使它看起来比他不得不承认的还重要，所以他假装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说完，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也要伪装一下。 “不，让我来问你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州里，首席检察官是不是仅次于州长的、最重要的职位？” “可以这么说。” “如此说来，在你作为候选人竞选本州最重要的职位之前，你已经坐上了第二把最有权力的交椅，对吗？” “是的，这样说是公平的。” 此时他谨慎地盯着我，有一点儿困惑，猜不透这些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问题会把他引向何方。 “那么，在你竞选仅次予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职位之前，你担任过什么职位？” 他又转向了陪审团。 “我以前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而且从未涉足政治。我开始涉足政坛只是因为许多人说服我，不能让政治落在政客们的手中，因为它太重要了。” “特别是有那么一个人，是他说服你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是不是？”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 “你当然还没有忘记希拉姆·格林，他曾经担任过和你现在一样的职位。” 他刚想说他当然没有忘记，可是我不给他这个机会。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竞选——你的对手是当时的在任者，是不是？阿瑟·西蒙不是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吗？他不是共和党人吗？” “是的，完全正确，他是共和党的首席检察官。” “阿瑟·西蒙不是本州最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吗？据说比当时的州长或是两位参议员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受欢迎，是这样吗？” “是的，他是很受欢迎，不过——” “所以，前州长格林要你参加竞选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认为你是打败民主党候选人的更强大的竞争者？” 让别人记起你以前的弱点，没有比这更能威胁到人们对你的实力的信心了。马歇尔想用那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蒙混过关；毫无疑问，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或是未曾宣誓要告之实情的情况下，那种方法还是奏效的。他坚持说那是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说不清那些决定支持他的人当中有谁做过什么政治上的算计，如果那的确存在过的话。他带着某种遗憾解释说，在政界，上一届选举六个月之后就会变成古老的历史；而下一届竞选，即使是在四年以后，也会让你觉得近在眼前。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希拉姆·格林要你参加竞选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阿瑟·西蒙背叛了他，而他想借竞选之机使他陷入窘境。他认为你根本没有丝毫取胜的可能，是不是？”我边问边向他走近一步。 “事实上，他当面告诉过你，你不会赢的。他还告诉你，如果你能得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就算是完成了他和他的共和党朋友们想要你做的一切。他就是想要西蒙难堪。这就是他要你参加竞选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筹集了几百万美元来资助你参选的原因——是不是这样，马歇尔州长？” 哈里伯顿已经站了起来。马歇尔示意他坐下，眼睛却仍然在盯着我。 “在政界，也完全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动机。” “但是驱使希拉姆·格林那样做的动机是报复的欲望，是不是？” 他只是看着我，等待我继续说下去。 “阿瑟·西蒙背叛了希拉姆·格林——大概至少希拉姆·格林是这么认为的——对吗？”我迅速地抛出下一个问题。 “我想是那样。”马歇尔勉强同意。 “不，你不能推测那可能是真的。这不是国会大厦台阶上的某次集会，这也不是法院走廊上的某个记者招待会。这是法庭，而且，这是一桩谋杀案的审判，你是宣誓要说出真相的证人。现在我再问你，希拉姆·格林是不是认为阿瑟·西蒙已经背叛了他？” “是的，我相信他是那样认为的。” “而你又反过来背叛了希拉姆·格林？” “我绝对没有。”州长愤怒地回答。 “他说你确实背叛了他。他说自从你当选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收到你的片言只语——你甚至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过。那是真的吗？” 马歇尔的五官似乎完全松弛了下来。他的声音变得很柔和，像在吐露自己的心声。 “格林州长年事已高，他的记忆力恐怕也不如往昔了。我们的确不总是能够对每件事都达成一致，但我尽量不去忽视他。或许我该再多做些什么，让他感到人们仍然记着他。” 我走回律师席，拿起一张没有打印任何问题的纸，假装在试图搜寻忘掉的什么问题。 “阿瑟·西蒙死了，是不是？” “是的。” “他就死在初选之前，是不是？” “是的，、” “因为阿瑟·话蒙的死，你赢得了初选；因为他的死，你得以进人大选；因为他的死，你当上了首席检察官；还是因为他的死，你后来才能去竞选州长——这一切，全拜阿瑟·西蒙之死所赐，对不对？” 他的脸僵在那儿，双唇紧闭，狠狠地瞪着我。 “阿瑟·西蒙死了。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 “而现在杰里米·富勒顿已经死了，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他没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除了一点，那就是某个你根本无法打败的对手，再也不会挡你的路了！而且，这是第二次！” 公诉人站了起来，法官也挺直了后背，而马歇尔半截身子都探出了证人席。法庭里一片混乱。哈里伯顿喊叫着表示反对，可是，甚至在汤普生终于听到了他的喊叫时>9９ｌiｂ?，似乎还没缓过神来，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帮他摆脱了困境。 “没有问题了，法官大人。”我大声说完，撇下奥古斯托·马歇尔在那儿气急败坏地嘟囔着。 我在律师席旁等待，低头端详着自己的手。与此同时，克拉伦斯·哈里伯顿正利用反质程序对我刚才的言行表示愤慨，并对州长被迫忍受的这一切表示歉意。汤普生法官堆起讨好的微笑，无疑是以此表达他本人的歉意，他开始宣布马歇尔已经履行完证人的义务。这时，我示意他我们还有最后的问题要问，他吓了一跳。 “又该我提问了，法官大人。” 马歇尔抬起眼睛，等待着。 “杰里米·富勒顿出于什么原因要竞选州长？” 奥古斯托·马歇尔还不至于不懂得如何来缓解那种可能会让每个人颜面扫地的局面。他微笑着，仿佛在告诉我，尽管就在几分钟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我想，因为他想得到我这个职位。” 几乎可以听到有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法庭里涌动着一股笑声的潜流。每个人都开始放松下来。 我把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点点头，同样报之以微笑。 “可是，他参加竞选，不也是因为他认为，那会有助于他成为总统吗？” 马歇尔打量了我一会儿。 “参议员想当总统，这几乎不是一个秘密。是的，而且我相信他认为，如果他能打败我这个现任州长，来管理全国最大的州。那么，他将处在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位置上，如果他决定两年后从总统手中把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抢过来的话。” “因此，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杰里米·富勒顿的存在，对你和总统而言是一个威胁。” “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 “这就是白宫之所以会提供给你一些损害富勒顿的信息——以此来帮助你获胜的原因，那样富勒顿就没有机会去和总统一争高下了，对吗？” 马歇尔没有片刻迟疑。 “白宫从来没有任何人给我提供过那样的消息。” 他说得如此真诚，如此肯定，使我几乎相信他是在说实话了。 “听说过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这个名字吗？” 他摇摇头，表示否认。我不能再多问什么，于是搁下这个话头，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 “富勒顿参议员被杀的那个时候，谁的支持率领先——你还是他？” “是他，不过那还为时尚早，再说——” “再说，如果杰里米·富勒顿击败了你——成为了州长——那么两年以后，他将力争战胜总统？”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相信那的确是他想做的事。” “那么公平地讲，”我礼貌地微笑着问他，“你和总统都可以从杰里米·富勒顿的死中有所收益，是不是？” 重复会使愤怒丧失威力。哈里伯顿提出反对，汤普生表示支持；但是人群中惟一的嘈杂是一阵压低声音的窃窃私语，直到法官抬起眼睛，才渐渐消失。 这会儿，我没有问题了，公诉人也是如此。奥古斯托·马歇尔不尴不尬地微笑着，向陪审团行了最后一次注目礼，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法庭。当我看着他离去时，方才推动我走上前去，接二连三提出问题，向他发起猛烈攻击的那股冲动，开始渐渐消退；前—刻对来说还是显而易见的事物，此刻也变得不再那么清晰。我不是简单地指出杰里米·富勒顿的死对当权阶层的任何一员都有好处，也不是暗示他们的这些动机要比公诉方指控哈迈尔·华盛顿的要有力的多；换句话说，我不是执着于接近这些不容质疑的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一再强调的是，州长和总统都能够制造谋杀。 法庭的门在州长身后晃了几下，关上了。我收回目光，转向法官席，胃里突然有种空空的感觉，我担心自己刚刚犯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失误之一。然而，如果我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公诉人应该早就注意到了。当他开始做结束陈辞时，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了我的失误。 “我必须使安托内利先生至少相信一件事，”哈里伯顿一边走向陪审席，一边大声说道，“从他在审核陪审员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到审判过程中他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他对本案的分析前后矛盾的话，他就劳而无功，毫无价值可言。” 他在陪审席前停了下来，扭过头来扫了我一眼，然后摇了摇头，似乎此刻他仍然不能相信他刚才听到的一切。他用右手的手指敲打着木头围栏。 “被告人，哈迈尔·华盛顿，”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每一个字眼听起来都充满嘲讽，“没有杀害美国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为什么呢？因为某个重要人物只能被‘有权力的人’——他的政敌所杀，那些人野心勃勃，以至于他们宁可准备好实施谋杀，也不愿承担下届选举失败的风险。我不知道安托内利先生一直住在什么样的国家，但那一定不可能是美国。我们经历过总统遭人暗杀，也出现过参议员被人杀害，但是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以谋杀的罪名指控我们的最高行政长官。” 哈里伯顿从围栏处踱了回去，又看了我一眼。 “你们还记得在审核..陪审团成员时，”他问道，眼睛却仍然盯着我，“那时，他问到你们当中的一位，你认为是谁杀害了约翰·肯尼迪吗？” 他环顾四周，眼光落在曾被我提问过的那位陪审员身上。 “当时，我很纳闷他那样提问是什么用意，当然，”他耸了耸肩，继续说道，“谁能责备他呢？当你的委托人在现场被抓住——特别是在谋杀现场——除了认定事件的表面现象都毫无价值，而且受害人的死是出于一个阴谋之外，你又能辩解些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不是吗？——每件事背后都有一个阴谋！” 这还不足以把我描绘成一个江湖骗子；公诉人必须得证明他的理论是有根据的。哈里伯顿以娴熟的精确，把公诉方的证人们所作的证词精练而仔细地回顾了一番。有关死亡的技术性问题已经由本地验尸官作出了解释；他提醒陪审团，没有任何人，甚至连被告本人，也不曾对有关杰里米·富勒顿死因的描述提出过任何异议。富勒顿的生命终结于一次突然的暴力行为，他死于枪杀；当警察开枪打中正试图逃跑的被告时，从他手里找到了一把枪，而那颗使富勒顿丧命的子弹正是从那把枪里射出来的。 哈里伯顿一再强调，每个人都认同所有这些基本事实。被告在参议员的车里：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被告取出了参议员的钱包：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警察一到，被告就逃走：被告自己承认了这一点。每个人都同意那把枪是杀人凶器，每个人，包括被告，都同意：那把枪就是在他手边的人行道上被发现的。他用一种毁灭性的眼光斜睨着我接着说道，辩护律师不掌握任何可以说服别人的事实，所以决定证明他的想像。 “安托内利先生，”哈里伯顿夸张而又不怀好意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他试图告诉我们，在这一切背后不仅仅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另外，还有那些警察也罪责难逃。被告证实——发誓说——他从未碰过那支枪；即使如此，正如我希望你们注意到的那样，安托内利先生又重复了同样的问题，问他是否可能会在惊慌之中拾起了那把枪，之后因为受到枪击而忘记了自己做过的事。被告却坚持说自己没碰过那把枪，根据辩护律师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一定是警察把枪放在了他的手边。我们由此知晓了另一桩阴谋。先是其中一个警官开枪打中了他，然后他们两个合谋把枪暗中放在现场，以便看起来像是警官在自卫时开的枪。” 哈里伯顿在陪审席前踱着步，语速越来越快，脸也越来越红。突然，他停了下来，倚靠在围栏上。 “那么，辩护律师给我们提供了什么证据来支持他这个荒谬的断言呢？是女警官本人的证词。在奥利里警官的回答中有任何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破绽吗？有任何可以被证实的谎言吗？恰恰相反，在辩护律师坚持不懈有时甚至是狂热地质问下，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证词；无论他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使她改变一个字。辩护律师把自己的失败解释成什么呢？他的结论是她并非决心说出真相，而是肯定一直在撒谎。” 哈里伯顿重新演绎了控辩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狡猾地加以歪曲，提炼出了他所需要的结论。然后，他从陪审席那儿往回走，飞快地环顾了一下法庭四周。 “当有人死去的时候，”他说着，垂下了眼帘，“特别是当死者还有很长的人生之路没有走完时，总是有足够的痛苦让人承受，不必再去刻意制造更多的痛苦了。” 他缓缓地抬起视线，看着陪审团，双眉紧锁，似乎在说，他的脑海里已经酝酿了太多想要表达的话。 “阿莉娅·戈德曼与杰里米·富勒顿相爱。在他死后，她的全部愿望就是去保护他的好名声。然而事与愿违，她不仅被迫承认她爱上了富勒顿，而且还承认了富勒顿对她的感情；不仅如此，她还不得不让你们，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富勒顿准备离婚，他们打算结婚，而且她将会生下他的孩子。她之所以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是因为辩护律师执意要让你们相信‘有权力的人’总是有些见不得阳光的隐情，而他的这种追问是完全没有止境的。他达到了目的。正如我们所知，阿莉娅·戈德曼确实打算隐瞒某些事情。她没能得到允许去保留自己的秘密，那么我们是否就因此而感觉良好了呢，这个问题我留给诸位去决断。”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知道除非我在做结束辩论时取得胜利，否则这场官司就输定了；而且我很清楚，在进行结束辩论时我能取胜的惟一途径就是抛开所有关于阴谋的推论，只谈那些已经被证明和尚未证明的事实。我必须使我的辩论因内容的简洁而富有说服力，那样陪审团就不得不相信，关于被告所犯罪行至少还有一些疑点，一些合理的质疑。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我们已经听到同样的事件被多次加以描述，”我坐在椅子上开始发言，“以至于我们开始能够看到发生的那一切，仿佛我们自己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展，像一位小说叙述者那样，对每个人物都了如指掌。” 我双手一撑，站起身来。我站在桌旁，用手指来回划动着那本印有黄线的法律便笺本上的空白页码。 “我们听到从劳伦斯·戈德曼的公寓里传来宴会的喧闹声，要知道，捐了一笔钱的人才能出席那儿的聚会。我们看到他们，所有在场的那些富有而体面的人们正在谈笑着，喝着香槟，彼此微笑着，他们站在一起与聪明英俊的参议员杰里米·富勒顿合影，每个人都认为或许在不久的一天他就会成为总统。” 我绕着桌子，走到法官席与陪审团之间的开阔地带。此时，汤普生法官正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天花板。 “我们看到参议员的夫人，梅雷迪思·富勒顿，正愤怒地斥责着她丈夫的情人，她流着泪离去了。聚会继续进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对此我们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午夜之后，聚会终于结束，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一起出去喝酒，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圣弗朗西斯饭店的酒吧里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能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好像我们就坐在邻桌；然后，他们喝完了酒，她开车送他去停车的地方，我们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我看到陪审团中的每个面孔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又看到了这一切，就像他们以前感受到的那样。 “我们看着他进了自己的车，然后我们看到她驾车离去，消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中。然后，不一会儿，我们听到响声，我们当即意识到那是一声枪响，我们明白过来——不是吗？——杰里米·富勒顿死了。现在，我们又看到其他情景：一辆警车，停在几个街区以外；两位警官，乔伊纳和奥利里。我们看到他们如何作出反应，乔伊纳的大手如何握着方向盘，奥利里的眼睛如何从一边看到另一边，竭力想在这漫天大雾中找到发生枪击的方向。我们看着警车绕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当那个不走运的行人拼命从马路上逃开时，我们飞快地坐直身子，屏住了呼吸。” 我解开外衣的扣子，把两手搭在后腰上，同时向前移动了一下，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 “现在，我们看见他们下了巡逻车，乔伊纳和奥利里拔出了枪，悄悄地接近那辆车。然后，突然之间，”我说着，慢慢地抬起头，“有个人从车里跳了出来，开始沿着街道猛跑，雾太大了，你几乎看不见他在移动。然后，不知怎么，雾突然散了，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枪，正向后张望，而且准备开枪。但是奥利里警官先开了枪，就像她说的那样，‘目标应声倒地’。” 我看着陪审团，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 “这一切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次了，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就在那里。我们知道哈迈尔·华盛顿杀害了杰里米·富勒顿，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看到他从车里跳出来，我们看到他逃跑。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是我们亲眼所见，是不是？” 我把左手插进口袋，用右手抚摸着后颈，脸上露出一种困惑的表情。 “或者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富勒顿的脸压在驾驶员那一侧的车窗上，我们看到哈迈尔·华盛顿从车里冲出来。但是我们从未看到谋杀，是不是？没有人看到谋杀，是不是？公诉方列出了一长串证人，但是没有一个是谋杀的直接见证人，而这才是惟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见证了犯罪。” 我转过身，与公诉人面对面地对峙着，继续说道：“本案最为重要的惟一事实就是没有犯罪的目击证人。整个诉讼都是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间接证据。控方要求你们判定哈迈尔·华盛顿谋杀罪名成立，不是因为有人看到他实施了谋杀，而是因为环境——他很不幸地发现自己恰好在场，当时他做出了非常具有勇气的行为，他判断有人遭遇了枪击，或许他去帮忙还不算太晚。” 我把眼光从哈里伯顿身上转向陪审团，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们，请求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他是在那儿，在参议员的车里：我们承认这一点。他试图逃跑：这我们也承认。他向你们解释过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公诉方告诉你们，当他被警察击中时，手里拿着谋杀的凶器：他坚持说从未碰过那支枪。我承认我也不知道他究竟碰没碰过。或许，他在惊慌之中捡起了枪，而在遭遇枪击之后，脑子里没有这段记忆。我不知道。但他相信自己没有碰过那把枪，而且那是他作的证词。如果那是真的——他从没碰过那支枪——问题就出现了：在他被打中之后，枪是怎么到了那儿，到了他手边的？” 我停下来，朝哈迈尔望去。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用他的眼睛追随着我。 “公诉人告诉你们，奥利里警官把同一个故事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三次，只是在尽力做到精确。但是如果你要讲述真相，只要去描述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为什么连证词中最微小的细节都必须要记住呢？事实不会改变。只有在描述一个谎言时，你才必须小心谨慎，不遗漏任何细节。 “不过，你们一定会问自己：她为什么要撒谎？她可能会出于什么动机？” 我把手放在围栏上，凝视着他们坦诚的面孔。 “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一个在那时似乎无足轻重的错误。就像公诉人一样，她知道——她确信——哈迈尔·华盛顿是有罪的。她是第一次看到凶杀现场的死者，他的脸上满是鲜血，挤压在汽车玻璃上。只在瞬间之后，一个身穿皮夹克、头戴线帽的年轻人，一个黑人，从车里逃了出来。她被吓得魂飞魄散，就像你我在那种情形下都会惊恐不已一样。他似乎停住了脚步，向后张望。她想到了她惟一能想到的事情：他要开枪杀我！她开了枪，‘目标倒下了。’之后，直到那时，她才发现他根本没有枪，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刚杀了人，而且杀的不是某个普通人，是一位美国参议员。他是一个谋杀犯。他可能身上没带枪，但是他的枪在车里，他正拼尽全力从警察眼前逃跑。枪只是个枝节问题，一个不合时宜的细节，一个小小的疏忽。那会有什么不同！他杀了人，他是个凶手，一个冷血杀手；不过，他很幸运，他还没有死。当他躺在人行道上，没有知觉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把枪从车里拿出来，放到他摊开的那只手旁边。这会有什么不同呢？他杀了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细节。 “让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在现场见证杰里米·富勒顿被谋杀的情形。那晚惟一能证明哈迈尔·华盛顿在警察到来之前都做过什么的，只有华盛顿本人。他在誓言下作证。他把那晚做过的事情都和盘托出。他听到了枪声，他去救人，他看到一束灯光划破浓雾，他害怕是凶手回来了，于是飞快地逃跑——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感到恐惧。没有一个证人能告诉你们任何不同的事实。” 我终于完成了最后的陈述。这时，我坐进椅子里，心脏狂跳不已，满手是汗。我知道，我已经赢了。 第二十六章 陪审团宣布最终裁决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在哈迈尔·华盛顿被宣判谋杀罪名成立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沉湎于一场酒醉的昏迷之中。看起来我像一个丧失了记忆的醉鬼，四处游荡，迷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这样度过了三天三夜，我却一点儿也记不清自己究竟去过哪里，曾经做过什么。由于我自己惊人的无能，一位品行堪为楷模的年轻人将为一桩罪行付出他的生命——而我深知，他从未染指这桩罪恶。他将在死囚区苟且度日，他将被囚禁在一间狭窄的囚室里渐渐长大，经过一系列漫长的上诉失败之后，等待着在那无法逃避的日子里行刑者最终到来的那一刻。在我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如果就让他那样度过每一天，那么，我自身的一小部分，将会随他一天天死去；所以我把自己灌醉，让头脑一片空白，以为这样愚蠢地自我放纵，可以让我从自己的坟墓边走远。 我驾车行驶在午夜时分的金门大桥上，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以至于我的指关节都没了血色。一辆辆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喇叭鸣个不停。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前方的道路上转移到后视镜里。两长溜平行的微弱的黄灯在我后面催促着，从我身边急冲过去，仿佛我根本就没在前进。我的眼皮变得越来越重，不停地在打架，几乎快要睁不开了。我摇下车窗，张开嘴，深深地呼吸着午夜的凉气，希望它能使我清醒一些。我开始回过神来，注视着前方，逐渐地加快了车速。别的汽车仍然急速地超过我，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快了。紧握着方向盘的右手开始有些麻木，我不得不放松一下，轮流着每次松开一根手指。当整只手可以自由活动时，我就甩了两下，想让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我记不清为什么会来到这儿，为什么首先驶上了这座大桥。我只知道我想要回家，但却记不清它在哪里。在理智的漩涡之下，某些东西，某种直觉一路牵引着我，直到我在一座用木瓦镶边的房子前面停下车来。房子面朝海湾，建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而这条街位于陡峭的山坡之上。屋子里没有任何灯光。 我担心自己记不得该做的每一个步骤，于是小心翼翼地逐一操作，先是关了点火器，又关掉了所有的车灯。我打开车门准备离开，然后因为先前忘了要将手动刹车复位，这会儿回想起来，又返回了车里。 我双手轻轻地关上车门，生怕吵醒别人。远处，城市的灯火倒立在海湾上舞蹈着。我试着转动我的头，想让那些灯光重新正过来，可是我脚下开始踉跄，继之头晕目眩，跌倒在地上。我在地上打着滚大笑不止，直到伸开双臂仰面躺倒，这时我凝视着洒满星斗的夜空开始纳闷，究竟是我在仰望苍穹，还是我脑袋着地，凝望着它们在远处水面上的倒影。 就在我努力挣扎着想站起来的时候，门廊的灯亮了，前门打开了。当我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朝门口的那个女人晃动时，我能感觉到自己这张不成人样的脸上，嘴傻乎乎地咧开了。 “我认识你！”我大声嚷嚷着，好像我并不确信自己真的认识她。 “你去哪儿了？”玛丽萨温柔地问我，声音里夹着一份释然。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脸贴在她温暖光滑的脖子上。她用手臂揽着我，帮我站稳脚跟。 “所有的人都在到处找你。” 我又自顾自地傻笑起来。我抬起头，刚好看到她眼睛里焦虑的神情。 “他们找到我了吗？”我问她的同时，脸上的傻笑甚至更肆无忌惮了，因为我相信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 大概十五个小时之后，当我醒来时，我感到头部血管一跳一跳的，有一种迟缓的被挤压的疼痛；我的眼睛疲惫不堪，甚至连傍晚的阳光都感到太强烈了。 我待在室内，像个病人似的把自己裹在一件柔软的棉袍里，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躲在渐渐蔓延开来的阴影里。我用无力的双手捧着玛丽萨递给我的一杯咖啡，间或眨一下眼睛，空洞苍凉的心里找不出一句可以表达感情的话。 “我输了。”这会儿，我才开口，仿佛我刚记起某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可怕的事情。 “我知道。”她安慰着我，眼里充满了温柔的怜惜。 我的嘴还张开着，我把头侧向她那边，竭力回想着以前是否曾告诉过她。玛丽萨弯下身来，用两只手臂环抱住膝盖。 “审判四天前结束了。” 从审判结束到昨天深夜从大桥上远道而来，这其间发生的种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四天？”我咕哝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离开了法庭，”我努力地回想着，“我来到这儿，上床睡觉了——是在昨晚。对吗？” “是的，你是昨晚回来的，”她拉着我的手说，“但是审判四天前就结束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你消失了。每个人都很担心：鲍比、阿尔伯特……还有我。” 接下来的几天里，除了玛丽萨告诉我去做的事情之外，我什么也没干。我每天早晨睡到很晚，每个下午和玛丽萨一起坐在外面，享受10月里温和而懒散的阳光，随意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我的状态恢复得越好，就越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 “我以前从未输过官司，”最后，我想尽力解释一下。 “我从来没输过我理应打赢的官司，也没让清白的被告因为我的失败而坐冤狱。事实是，我认为失败不会降临到我头上。傲慢、自负——随你怎么说都行——我就是不认为我会输。” 她的思维方式有时带有一种无情的清晰，她不愿自欺欺人，假装事情比可能发生的要好。 “但是你一定知道那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不是经常出现，但是的确有人因为那些他们并没做过的事而被判有罪。真正困扰你的，是你认为他不是谋杀杰里米·富勒顿的凶手，还是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些并未做过的事而被判有罪，你认为只要不是因为我的失误而导致那个结果，我就不会因此而受到困扰了吗？” “当然你会很烦恼，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开始非常严肃地跟我说话，一个人在忠告最亲密的朋友时才会用那种方式。 “自怜是最大的罪过，和我认识的任何人相比，你几乎更没有权利自我怜悯。听听你自己说的话。你认为你不可能输掉任何一个该赢的案子。那的确是一种自负，但它也可以是别的什么，是不是？你以前从未失败过，你也从未不得不聆听陪审团宣布某个你确信无辜的人被判有罪。你是如此擅长你所从事的工作，甚至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鲍比称赞你是最棒的。如果你出了错——如果你确信它是你的失误——那么你认为，对于所有其他那些水平不及你一半高，一直都在输掉那些你肯定能打赢的案子的律师们，那又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出了错，那就去做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从中吸取教训。你还能做什么——放弃？事情不总是朝好的方面发展。你这个年龄应该能懂得这一点。我们两个都该明白了，” 玛丽萨微笑着，又加上最后一句。她想用微笑使自己显得很坚韧，但却掩藏不住她眼中若隐若现的一分脆弱。 当然，她是对的：我能做的没有别的什么，除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责任，再就是学着忍受那个糟糕的事实——我没能从死刑判决中拯救出一个无辜的人。星期一一大早，我逼迫自己回到城里，并且尽我所能向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我失败的原因。虽然他这一生从没受理过刑事案件，但他似乎相当了解我正在经受的痛苦。 “你不能责备自己，”当我们坐在他那间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谈论这个案子时，他坚定地一再强调这一点。 我来的目的不仅是要和他道别，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更是要表达我的歉意。 “当我做完最后辩论时，”我说着，此时仍然感到吃惊，我对自己现场发挥的效果居然判断得那么离谱。 “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们一定会宣判他无罪。我可能——不，我肯定是在质询马歇尔的方式上犯了错。我不该那样处理——把他当成某个有过案底、为了救自己而捏造证据的家伙。我不应该在尚未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指控。我当时确信——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某个人处心积虑地盼着富勒顿死，我以为其他所有的人也都会这么认为。那时我想，等到陪审团见到哈迈尔，听到他讲话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聪敏，他们就会明白，凶手不可能是他。 “正像我说的，我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在最后辩护的过程中，我带着他们梳理了他们认为已经看到过的每一个环节，提醒他们除了哈迈尔，没有人能把实际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认为每件事都已经回到了合适的位置，而且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得出哈迈尔有罪的结论。” 克雷文靠在椅背上，两只不大的手搭在腿上。 他的穿着还是以往在办公室的风格：深色的西服，丝质领带，配有金袖扣的衬衫；但是那种洋溢着活力和机智的愉快的举止却杳然无踪，而以前穿在他身上的每件衣服看起来都无可挑剔，他整个人也总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凡。现在他显得很老，疲惫而又苍老，看上去更像一位凝神遐思以聊度余生的老人，而不像那位精力充沛、富有耐心，快活地、随心所欲地谈论着琐事的长者。他的话题总能活跃餐桌的气氛，因此他也成为旧金山社交界少数几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当时我在场，”他的声音低沉得令我感到奇怪。 “我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付州长的。” 克雷文停下来，微笑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读懂了他微笑的含义：无论他怎么看待我当时的举动，他都不会为已经发生的事而责备我。 “我不是庭审律师，所以我不能单凭我的直接经验来发表意见。不过，我于律师这行也有很多年了，我遇到过一些非常出色的律师——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你和那时的他们一样优秀。我不认为你对付马歇尔的方式有什么错，而且你的结束陈辞是我所见过的做得最棒的事情之一。” 他一只手摸着后脑勺，脸上挂着一副沉思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把手又放回腿上，注视着我的眼睛。 “这场官司输了，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真的。是因为死者的身份，你才失败的。杰里米·富勒顿，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参议员，下一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或许还会是下一届总统；你要陪审团判决那个被警方以涉嫌谋杀他而逮捕的人当庭释放，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责任。他们不能让那样一桩谋杀罪审判不了了之。向他们证明，关于他的罪名是否成立尚有一个合理的疑问，这样做还并不充分。我想你应该让他们确信，对他的清白，任何怀疑都是不合理的。” 我不能确定克雷文说的是不是都对，但就其一点而言，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错的。 “如果他是一个身穿礼服、扎着领带的白人小伙，赴完约会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不是一个穿着皮夹克、头戴棉织帽的黑小子，你认为会发生这一切吗？我不仅是指警察是否会在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他开枪，而且指陪审团是否会相信他只是想去救援。” 克雷文并起手指，放在他那又小又圆的嘴巴前。他努着嘴唇，凝视着前方，专注地沉思着，仿佛他正在心里思量着什9９ｌib?么重要的非同寻常的事情。 “你还可以问，”这时他才开口道，“如果二十年前他妈妈告诉我她怀了孩子时我就和她结婚的话，这一切是否还会发生。” 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显得有些意外。 “我以为你或许已经猜到了。” 他的声音比刚才有了力气，脸上也开始恢复了神采。 “我们有过一段，我想或许可以称之为‘安排’的交情，”克雷文解释道，他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在模仿那些使用这个词语的人的那种感觉。 “她是过去被称为交际花的那种女人。她出售自己——确实是那样，” 他又加上一句，就好像是先发制人，以防某个没露面的第三者提出反对。 “但她不是对任何人，也从来不会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那从来都不是任何形式的直接交换——完全不是那样。我为她的公寓付钱，我每周见她一次。她当然也和别的男人见面——这我也知道——尽管那些人是谁，她多久见他们一次，那些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也从来没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你或许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精心设计的安排。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她希望那样安排，而我随时愿意为她做任何事。她是我所认识的最非凡的女人。你已经见过她了。想像一下她二十年前的样子。她非常细腻，而且从来不想让你为难，让我这么说吧，她什么都能做——她甚至能用我从未想像过的各种方式做爱。那只是她魅力的一部分。她还有一种深刻的美，一种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诚实。” 克雷文顿了顿，兀自微笑着。 “除了那处公寓，我从来没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她。她非常谨慎，而我确实一直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尽管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出于自尊。但是有一天，她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约我那天下午和她见面。我们坐在美术宫外面的长椅上，她极其平静地告诉我她怀孕了，而且她几乎可以肯定我是孩子的父亲。是的，‘几乎可以肯定。’她那样说真是诚实得过分，是不是？她又非常平静地告诉我，她决定生下那个孩子。除了这个，她对我一无所求；她之所以告诉我只是因为她不打算再见我了。她给了我公寓的钥匙，我那时才明白她的意思：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而且其他任何以同样方式认识她的人也都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该做什么。” 克雷文身子前倾着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子上，用一种感激的神情注视着我；与其说他想要卸下心灵的重负，不如说他只是想把自己做过的某些事好好地解释清楚，毫不畏惧别人可能因此而谴责他。 “如果我认为她有一丝答应我的可能，我就会请求她嫁给我。我非常爱她——胜过任何我娶过的女人——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我是那样爱她。bbr>” 他抬起小而匀称的脑袋，唇边掠过一个自信而友善的微笑。 “她喜欢我，我觉得她相当喜欢我；但她却从来没想嫁给我。她知道我有钱，她知道我的一切——我的上帝，她对我的了解胜过我自己——可是最大的障碍在于对她来说我还不够好。我不敢肯定究竟什么人能配得上她。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她做了一件事，让我永远无法忘怀：她弯下身来，吻了我的一侧面颊，告诉我说她很高兴我是孩子的父亲。你知道吗？——我准是在那张长椅上又坐了一个小时，独自一人，止不住地哭泣。 “我再也没见到过她，我也从没试着去见她。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说到做到，生下了那个孩子。哦，要是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会猜到她肯定会那么做的。玛丽不是那样的人，她一旦告诉你她打算去做某件事，之后她决不会改变主意。直到有一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因为一起谋杀而被逮捕，几乎要为此偿命，而事实上那不是他干的；直到那一刻，我才又见到她。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我求助。” 阿尔伯特·克雷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皱起眉头。他摇了摇头，脸上流露出一丝迷惑的神情。 “我对此毫无感觉。我是说，我没感觉到我和那个男孩有任何关联，或是对他有任何形式的责任。我是他的生父，但我从未见过他，而且我知道他对我也一无所知，她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感觉到什么——只是我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那让我感到不安，约瑟夫；我为此相当不安，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某个人已经处在生死的边缘，他的生命部分地是我给的；但是除了我曾经爱过他的母亲这个事实之外，他的存在对我似乎并没有湍什么意义。应该这样吗？” 如果有答案，我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我想起了我妈妈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如果她的话是真的，那么，我确信我最不想见到的就是那个在一天深夜成了我父亲的人。他的问题没有答案，有些问题原本就永远不该问起。 我们俩都站了起来。 “你做了她同意你去做的一切，”我们隔着桌子握手的时候，我提示他说。 我松开他的手，正准备转身离开，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信封的中间还盖着一个邮戳。 “是的，”克雷文注意到我在看它，就解释了一句，“我终于完成了。” “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我朝信封上扫了一眼，问道。 “是安德烈的弟弟。一切都由他继承。” “伯格多诺维奇的弟弟？”我重复道，思索着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曾跟我说过的某些事。 “这个包裹要寄到哪儿去？”我一边问，一边又飞快地朝桌上扫了一眼。 我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刺耳，克雷文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又看了那个包裹一眼，这一次看了看上面写的地址。是个叫做博迪盖拉的地方，在意大利境内，我倒是从来没听说过。 我不想跟阿尔伯特·克雷文解释我为什么想去，或许是因为我自已也不敢肯定我会相信自己的那种解释；不过当我提出想去送这个包裹时，他不但一点儿也不反对，还显得很乐意听到我的这个请求。他觉得换个环境对我只会有好处，他这么想。我可不能责怪他。 克雷文安排好了一切。就像他描述的那样，博迪盖拉“紧靠蒙特卡罗，就在法国边境线的另一侧，属于那个他们称为‘意大利的里维埃拉’”的地方。他的一个朋友，更确切地说，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认识住在米兰的一个人，而那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在博迪盖拉避暑的人，他在那儿有座别墅，靠近一个能远眺地中海景色的公园。只要我需要，随时都可以住进那座别墅。阿尔伯特·克雷文在发给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的电报里委婉地通知他，他公司的一个合作人约瑟夫·安托内利，将亲自前往处理他哥哥房产的最后细节问题。 出发那天，我去克雷文的办公室取那个文件包裹，他一直仔细地保管着。玛丽萨在外面的车里等我，她知道我不想独自上路，所以就答应跟我一起去。 “一切都安排好了，”阿尔伯特说着把公文包递给我，里面装着他仔细整理过的我将会用到的所有文件。 “旅途平安。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好好放松一下。玩得愉快！” 我在门口站住，转过身来问他。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那天晚上为什么碰巧会在你家？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邀请他吗？” 一开始他似乎不记得了，然后，他想起了什么，开始点着头。 “对，对，我现在想起来了。那还真有点儿奇怪。那时我可能得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就在举行晚餐会的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想认识你。” 临上飞机前，我随手拿了两份报纸，起飞之后我就开始读报。当飞机在巡航高度稳定飞行后，我指着第二版第一页的一篇报道，对玛丽萨说：“看看这个。” 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阿莉娅·戈德曼在竞选州长的这场竞赛中正以五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奥古斯托·马歇尔。 “如果没有我，她永远也做不到，”我冷冷地微笑着说。 “她还没有赢呢，”玛丽萨提醒了我，我考虑的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最后的判决。 我们越过一片被太阳灼烧出橙色条纹的天空，又看着它渐渐落在我们身后，然后在短暂的黑夜中航行。第二天早上，我们掠过荒凉的、覆盖着岩石的海岸线，当飞机准备在尼斯降落时，便开始在地中海上空缓慢地盘旋。我们开着租来的黄色菲亚特汽车离开尼斯，向不到二十英里外的意大利边境进发。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走，”玛丽萨说，她那双目光敏锐的黑眼睛深处闪烁着光亮，“我们会正好经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住过的地方，靠近那片像‘一块棕褐色的祈祷毯’的海滩。”她快活地笑着，因为自己脱口而出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词句。 “你知道，里维埃拉因为他而声名远扬，”她两手握着方向盘，转头看了我一眼，“富有的美国人到那儿纵情声色，他们觉得一过三十岁就进入老年了，对他们来说，除了永葆青春和美貌，拥有足够的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金钱’。” “什么？”她笑着问我。 “他在 href='1174/im'>《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就是那样描写黛西的声音的，”我告诉她，“我刚刚想起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像金钱。” 到了边境，我们摸索着找出护照。边防守卫似乎烦透了这些手续，挥挥手就让我们过去了。路修在陡峭的层层叠叠的山上藏书网，我们沿着这条路又往前开了几英里，放眼望去，窗外是波光粼粼的碧蓝的海面。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北非的海岸线就在水天一线的正下方，在某个庄严而神秘的地方期待着你。望望身后，你几乎可以发誓你能看到蒙特卡罗的灯火在黑暗中跳跃，尽管夜晚的降临还要在几个小时之后。 那栋别 5885." >墅掩映在一座座黄色和粉色的石头建筑之间，临近一个个精心打理的花园，那些花园错落地排列在一个四周用树围起来的公园里。安顿下来之后，明早之前我们没什么必须得做的事，于是我们就沿着村子里弯弯曲曲的街道，在辽阔明亮的天空下漫步。孩子们晃动着小大人似的脸蛋，在我们面前跑来跑去，互相追逐着，或者用训练有素的小脚传踢着一只足球。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直到最后在鹅卵石铺就的台阶上迷失了方向。那些台阶像一个迷宫，通向一条条看不到尽头的灰色石头长廊，那些长廊蜿蜒在狭窄的楼房外墙之间，而那些四层高的房子都紧闭着窗户。我们顺势走下去，直到路把我们带到一个小广场，那儿还有一个破旧的小教堂。 在广场的左边，离我们站的地方不太远，几张铺着台布的餐桌随意地摆在一家餐馆的门外边。 我们走进去，选了一个临窗的位子坐下来，从那儿望出去，可以看到那些耸立的岩石，就像巨人塞克洛佩斯的踏脚石，朝大海的方向倾斜而下。意大利的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空是它灼烧过后留下的一片杏色。 一位老人俯身坐在后面的一张餐桌前，一只手拿着一片面包，另一只手正慢慢地舀起一勺汤。他穿着黑色的外套，白色衬衣的纽扣一直系到喉咙，他的头发是铁灰色的，蓄着硬硬的白胡子。除了我们，他是餐馆里惟一的客人，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他甚至连眼皮也没抬一下。他神情泰然，不紧不慢，你在美国很少能看到那种表情，那是一个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人脸上的神情。 “你为什么不给我说说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侍者给我们拿来一瓶红酒之后，玛丽萨向我提出了问题。 “我跟你说过：我得替阿尔伯特·克雷文递交一些文件。” “不，我想知道真正的原因。” 我注视着那位老人，猜测着他的年龄，想知道当你活到他那个年纪——不管是七十岁、八十岁还是一百岁——你自己是否仍然把生存看得像以前一样重要，那时你更年轻，以为人生的岁月还很漫长。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玛丽萨透过厚厚的斟满红酒的八边形玻璃杯，狡黠地微笑着追问道。 “真正的原因？”我说着，从老人身上收回视线。 “我来这儿，是为了见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死去的人。” 第二十七章 或许我听到的并不像我记住的那样，或许我根本就没听到什么。既然我打算把一切查个水落石出，事情突然之间变得虚幻起来。我长途跋涉，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没有什么更实在的依据，只有偶然提到的一句话。 我看了看手表，收起了公文包。每一份文件都按照阿尔伯特·克雷文事先准备好的那张说明单上的顺序排列好了。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遗嘱的惟一受益人将在每一个指定的地方签字，之后我会把装在律师事务所专用信封里的保付支票交给他，那个信封已经用回形针别在了文件夹的上面。如果我的感觉错了，那么整个交接过程用不了十分钟；而如果我判断对了——哦，如果我是对的，情况将会变得复杂得多了。 我从屋子中间那张泛着油漆光泽的桌旁站起来，借着那盏陈旧褪色的枝形吊灯发出的柔弱光线，把阿尔伯特·克雷文交给我的文件又迅速地查看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来。玛丽萨在一张没有框架的、只盖着一条薄薄的奶油色蕾丝毯的简易睡床上，床上方的两扇法式窗户紧关着。我走到门口，又回头望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好像她刚才没有睡着，只不过是闭上眼睛休息了片刻。 “你会小心的，对吗？” 我向她保证我会的。她注视着我，确信我的话是认真的之后，闭上了眼睛，马上就又睡着了。 我沿着山坡一直往前开，村庄渐渐落在我身后，一条砾石铺成的道路出现在我眼前，蜿蜒伸向一个尖坡的顶部，通向一座巨大的别墅。那座别墅看起来像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傲然地俯瞰着脚下的万物。在两扇黑色的铁门前，我停下了车。我下车后走到门前，解开了拴在两扇铁门之间的那根沉重的、锈迹斑斑的铁链，推开了大门。在砂石铺成的车道下面，一座两层楼的石屋近在眼前，瓷瓦砌成的屋顶上尘土斑驳，那些橄榄树长满节瘤的弯曲的老枝干替它遮挡着阳光。一位身材小巧的白发女人像个影子 4f3c." >似的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埋头读着摊在膝盖上的一本书。那个漆成蓝色的秋千，已经开始褪色。 早晨的阳光透过树木的缝隙照射进来，给四处摆放的盆花涂抹上一层明艳的色彩。 长长的车道一直延伸到尖坡的尽头，然后又折回来，通向一座棕褐色别墅前面的空地。我下了车，沿着一排茂密葱郁的棕榈树走到前面的人口，从那儿进去，又爬了很多级石阶，来到一个颜色已经斑驳的褐色双开门前。门很高，我伸手还够不到顶。我抓起黑色的金属门环时，它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门环叩在硬如岩石的木头门板上时，又发出沉闷的当啷声。 门太厚了，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动静。我又叩响了门环，然后等待着。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巨大的门开始转动它那年代久远的金属合页。大门慢慢地开了个缝，里面的人刚好可以从那一边看到外面。 “这么说，我们又见面了，”里面传出一个声音，令我顿时震惊不已，因为这个声音太熟悉了，我当然不会忘记。 大门摇晃着，终于完全打开了，我和“死人”面对面地站在门里门外。见到我，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看上去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我很高兴，简直高兴极了，”他握住我的手，一再强调着，就像看到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拉着我的胳膊，领我穿过一条宽敞的走廊，走进一个巨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大理石地面，石头墙上装饰着挂毯，透过深嵌在窗扉里的大窗格，户外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 “当我接到电报得知你要来的消息时，我真是无法表达我当时有多么喜悦，”他说着，宽阔的脸盘上浮现出亲切的微笑。他冲房间中央的绿色丝面沙发做了个手势。 伯格多诺维奇一直等着我落座停当，似乎他要完全确定我感到很舒适了，方才在一把与沙发相配的绿色绸面椅上坐下。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像是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完全出乎意料却令他非常欢迎的惊喜。他上身向前倾着，来回摩擦着他那双大手。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问道。 我正要回答，这时走过来一个年轻优雅的女人。她臀部的曲线清晰可辨，脸上挂着羞涩而煽情的微笑。她把手里的两只玻璃杯和一瓶酒放到咖啡桌上，嘴边荡漾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我的女管家，”伯格多诺维奇老于世故地笑了笑，解释道。 “这地方是我租的。她不包括在内，”他说着，开始启瓶塞，“我们有自己的安排。” 阿尔伯特·克雷文肯定完全能理解。 伯格多诺维奇递给我一杯酒。 “我知道现在有点早，但是时机不错。” 他举起酒杯，说了一句祝滔词，我很想知道，他是否故意在说反话。 “为长命百岁干杯。” 我把玻璃杯举到唇边，犹豫了一下。他看到我在等他先喝，露出一丝受伤的神情，然后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你怎么能想到那样的事？”伯格多诺维奇抗议着，看来我的猜疑丝毫没有冒犯他，反而让他觉得很好玩。 我一直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这时我用拇指拨乱了密码锁圆形柱码的位置，把它重新安全地锁好。 “你死后干得不错嘛，”我把公文包放到脚边的地上，环视了一下房间评论道。 伯格多诺维奇继续啜饮着杯里的酒。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他喝完了酒，抬头问我。 此刻，我和他相距不到三英尺，如果我凝神静听，甚至可以在谈话中断的沉默里听到他的呼吸声；尽管如此，我心里仍然有种感觉，似乎还不能完全相信，他真的没有在那场爆炸中丧生。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死里逃生，”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就在现场，我刚穿过马路走到街角，整座建筑都被炸飞了。没有人能侥幸逃脱。除此之外，在废墟中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或者说，是死人的部分残肢。我们是单独会面，只有你和我，而我不过就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前才离开。我有什么理由会认为你还活着呢？” 伯格多诺维奇热切地倾听着，为他自己做过的这一切感到骄傲；就像我突然意识到的那样，他非常高兴能有人与他分享这个冒险故事。尤其是我充当了分享者角色，他格外高兴。即使他曾经敢于把这段经历告诉别人，我也是惟一绝不会怀疑他是否在虚构故事的人。既然如此，他就把我当做惟一的听众，迫不及待地想让我知道他的骗术高明到何等程度。 “整个这件事情干得相当漂亮，是不是？不，”他立刻加了一句，想让我相信他没做过任何无谓的、不光彩的事。 “那个陌生人的死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一具死尸，没人认领的尸体，每天都有这种死尸被送进太平间。我认识一些人，”他含糊地解释说，“他们能处理那种事。” “那么我离开以后……？” “那并不难，”他耸了耸那宽大的肩膀，谦虚地说。 “尸体就放在门后的储藏室里，紧靠着煤气管道，我已经提前在那儿安放好了爆炸装置。” “那扇门是爆炸后惟一没有倒下的东西，”我对他说，“它就挂在那儿，悬在整座房屋框架残留下来的惟一一处断梁上摇摇欲坠。” 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那一瞬间，我们从彼此的目光里都看到了半信半疑的神情。 “你一离开我那儿，”他继续说道，“我就把定时器设定为十五秒，然后沿着房子后面的小路逃离了现场。那并不费劲儿。” 伯格多诺维奇伸手拿起酒瓶，往自己的杯子里又倒了一·些酒。他是借此回避我的目光，给他自己争取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接下来他要说什么。 “事情不仅仅是我要你在那儿见证我的死亡，” 他说着，慢慢抬起眼睛。 “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处在危险之中，因为我知道关于富勒顿的那些事情；不：光是我，你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我想给你一些警示。我感到有责任那么做。我所做的那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我知道自己惟一能够活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 伯格多诺维奇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放下了玻璃杯，拍打着自己的两个膝盖。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用意大利语大声喊了些什么，然后，那个女人立刻出现了，就好像她一直都不露踪迹地站在那儿似的。他冲桌子点头示意。 她收拾起空了一半的酒瓶和他那只空玻璃杯。 “你还——？”她默不作声地等在那儿的时候，他替她问我。我摇摇头，于是她就退下去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问你生活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是什么滋味。你回答说，不像有家人留在国内的情形那么难受。你还告诉我，你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而你是家里惟一的孩子。” 他似乎有些惊讶，还夹杂着一丝懊恼。他往后坐了坐，仰头看着天花板，撇撇嘴巴，露出一个自嘲的微笑。 “所以当你从我的朋友阿尔伯特·克雷文那里得知，我在遗嘱里把一切都留给了我的兄弟阿卡迪·伯格bbr>..多诺维奇时，你当然就会想起我说过的那些话，并且推断出——非常合乎逻辑地推断出——如果我杜撰出了一个兄弟，我就一准儿杜撰了自己的死亡。” 他开始大笑起来，一阵低沉、急速的笑声在高高的天花板上发出回声，旋即充满了整个房间。 “真是妙极了！”他大声喊着，向前欠起身体，直到他已经坐到椅子最靠边的地方，两只脚稳稳地撑在大理石地面上。 “你确实是个不寻常的人，安托内利先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一刻，就看出了这一点。有多少人能记得那样的小事——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偶然提到的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我想说的是，那确实相当了不起。尽管你从——很不幸，一个谎言中——得出了结论，但那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的钦佩。我确实有一个兄弟，他叫阿卡迪。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住在莫斯科。我当时之所以那样回答你，是因为让别人认为我没有活着的亲属总是更安全一些：没有人能利用对他们的威胁而达到左右我的目的。”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兀自咯咯地笑着。 “好吧，我假定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的：一个谎言帮助你查明了真相，”他说着，眼睛里闪过狡猾的神色。 “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做到了。” 他的脸上闪过一个微笑，为了强调他说这句话的诚挚，他又用力地点了点头。他瞥了一眼地上的公文包。 “不过，你没有告诉其他人，你认为我还活着，是不是？阿尔伯特·克雷文可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如果他知道一个死人并没真死的话，他绝对不会把变卖这个死人房产的收益发送出去，”说着，他眯起眼睛，像在寻找什么似的。 “你肯定随身把支票带来了，是不是？”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不。我带来了需要签字的文件。在派送这笔遗产收益之前，或许得由阿卡迪·伯格多诺维奇亲自来签署这些文件。” 我不敢断定他是否相信我。我想他也没有把握。他微笑着承认了关于他兄弟的这个问题。 “是的，阿卡迪。幸运的是，他也会把名字写成：‘A·伯格多诺维奇。’那么，你建议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所能够做的不多，不是吗？你没有死，从仍然健在的人那里继承遗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保险公司不赞成那种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是一个律师协同某人犯罪，法院对此最为深恶痛绝。他们会因此而把你投入监狱。” 伯格多诺维奇那两只极具洞察力的机敏的眼睛似乎挤到了一起。他把身体向我倾斜过来。 “或许我们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我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看着他。我的沉默就是对他的鼓励，那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嘴边浮现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天气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到外面坐坐呢？” 伯格多诺维奇带我沿着进来时走的那条路出去。在前面的那些台阶的最顶端，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当他首先做出回应时就会藏书网用那种方式；可是当我们开始下台阶时，我才意识到，他靠着我走是为了寻找平衡和支撑。他在台阶的底部停住脚，有点儿气喘吁吁的，被阳光刺得眯起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他的眼睛清澈，步伐稳健轻快。 他向一块海岬的末端伸出手，指着一个看上去像是石头嘹望塔的东西。 “它是13世纪建成的，为了提防撤拉逊人的入侵。然而到了现代，它变得更有名气了。莫奈从那儿得到了灵感，完成了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画的就是下面的一个古老的村落。他把那幅画叫做《博迪盖拉》。如果你了解那幅颐，那么当你看到这里的景色，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当时一定在想些什么。来，我领你看看。” 我们越过车道，白色的砾石在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然后我们沿着穿过一片橄榄树林的一条狭窄的步行小路向前走去。这座嘹望塔有三层，沿着楼梯井蜿蜒上行，可以看到凿出来的那些狭窄的洞口，最顶端是砌成钝齿形的城垛，它的高度足以观察到任何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东西。入口处是一个用厚厚的橡木板做成的门，顶端的活页已经找不到了，而中间的那个也已经弯曲变形，所以门开得很大，加之门板太重，它根本就关不上了。进到里面，只见锈迹斑斑的铁铲和锈成碎片的铁锹杂乱地丢在地上，旁边是开始腐朽的木质楼梯的梯阶。一个独轮手推车歪在一边，车身上满是水泥，两个长长的木头车把上覆盖着一个蜘蛛网。一只苍蝇懒洋洋地飞来飞去，在头顶上方的某个地方嗡嗡作响。 我们走到塔楼的背面，在高高的草丛里找了一张石椅坐下来，俯瞰着莫奈曾经画过的村庄，还有更远处，越过大海视线所及的最尽头。伯格多诺维奇摘下他一直戴着的那副厚厚的圆形眼镜，把它放进皱巴巴的褐色外套的侧兜里。他斜靠着塔楼的墙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合上了双眼。他的头耷拉在两个肩膀之间，有那么一会儿，他看起来似乎就要崩溃了，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仿佛他已经放弃了曾经想要吸进去的最后一口气。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没有看我，而是注视着远处那一望无垠的天空。 “我以为你有机会打赢那场官司，”他说。 “很遗憾你没有做到。要我告诉你事情发生的真实情况吗？你想知道杰里米·富勒顿被杀的原因吗？” 伯格多诺维奇站起身来，有一点没站稳。当他找到平衡之后，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用鞋尖踢着脚下的泥土。 “来，让我们再走一会儿吧。” 我们走回那条砾石铺成的车道，沿着它走回我来时经过的黑铁门。透过那片橄榄树林，可以看到海岸线伸展向远方，直到渐渐消失在聚拢过来的薄雾之中。 “我和富勒顿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些事情，那些事你只可以告诉某个你绝对信任的朋友。” 伯格多诺维奇停顿了一下，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精明和冷酷交织的神情，只有那种用一生的时间琢磨敌人，却从未完全相信过任何朋友的人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只有在你想要弄清楚某个人是否信任你的时候，你才会给他说那种事。” 我们走到大铁门前，它已被那根生锈的铁链拴在了一起，我们折回来，缓慢地走在弯曲的车道上。 “他对你说了什么样的事？”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问道。 “他告诉我的是关于那个年轻女人阿莉娅的事。我见过她一次，” 他完全停了下来。 “去年春天他带她来过这儿。这里是我们过去见面的地方；我们从未——或者说几乎从未——在旧金山或是美国的其他地方见过面。那样做太危险，别人很容易发现我俩在一起。这儿就很安全。人人都来意大利，但是美国人从来不到博迪盖拉来。去年春天他带她来，把我当做这个地方的主人介绍给她，还告诉她说他喜欢偶尔来这里待上几天。 “如我所言，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对我说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是如何利用她来接近她父亲的。他胸有成竹，自信得令人吃惊。他知道一旦拥有戈德曼的钱作为后盾，什么都不可能再阻挡他。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那些事他永远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很快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出于种种考虑，他永远不能把那些事告诉别人，除了我以外。我曾经是他惟一的听众；他心里已经明白，他将不能再和我倾谈多久了。我们最后的那次谈话有一种奇特的亲近，那就像受难者和行刑者之间的那种同志之情。他知道他必须杀了我。” 一阵微风突然从南方刮来，这来自非洲的风不停地吹拂着我们，就像一个简短的死亡提示，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向前走去。 伯格多诺维奇站在我的面前；但是他的思绪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或许是他以为自己正独自一人，所以他的讲述听起来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那个女人，阿莉娅，告诉他她怀孕了。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最令人欣喜的事情。” 伯格多诺维奇似乎又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重又注视着我，脸上浮现出一个困惑的表情。 “那确实相当奇怪。我不知道——现在也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他的话。他告诉我，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而且对这一点他很有把握，但是他还没有对她挑明。他是在欺骗她，让她空怀着希望等待下去，直到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而那时戈德曼一家想改变主意也为时已晚。” 我们走到了车道的最顶端，沿着别墅前的花岗岩台阶左右徘徊着往前走。 “杰里米对那些人只有蔑视——不仅仅是对戈德曼一家，几乎是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许多野心勃勃、白手起家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这种经历。一开始他们仰慕那些富有的特权阶层，那些人看起来拥有一切，而且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当他们真正开始了解那个阶层，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曾仰慕过的人当中大多数都平庸无能，更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时候，他们感到厌恶至极，不由自主地瞧不起那些人。” 伯格多诺维奇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露出一个悔恨的表情。 “杰里米比别人更快地得出了那个结论。我想，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比那些人优秀；惟一还会令他感到好奇的，就是他究竟比那些人强多少。再加上他什么都不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信仰，那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杰里米知道如何给予每个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何让他们相信那正是他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当他拿走他们仅剩的一点尊严、一点点自主权的时候，他却能使他们认为，他是在给他们行方便。我一生当中接触过很多危险人物，但是我相信，他是那些人当中最危险的一个。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是历史发展终结时，被遗弃给我们的淘汰品。” 伯格多诺维奇突然在身前挥挥手，好像是在竭力赶走某个不吉利的念头，而不管他怎么费尽心思地不予理会，它始终都会再度出现。 “尽管有所有这些，尽管我知道关于他的一切，我还是发现他拥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他拥有一种直觉，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又与之类似的天赋，他能看出任何一个人为满足个人欲望可能跨越的极限。没有人能比一个完全丧失道德感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通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道德力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行为完全自由的个体，独自生活在这个由在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之下生活的人们组成的世界上。” 伯格多诺维奇似乎有些困窘，他那深感不安的脸上掠过一个微笑。 “你得原谅一个老人说话时跑题。我现在理解了杰里米最后一次和我谈话时的心情，他一定是急切地想把所有的事情倾诉给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 “那天他告诉我的事，在我们多年的‘特殊关系’中，他以前从来没有提过——他是怎样长大的，他最初踏入政界时做过什么：他是用什么方式利用别人，利用那些以为他和他们有着同样信仰的人。如果你不考虑他的话里丝毫没有自责和悔恨的成分，那你会觉得这番话像是一次临死前的忏悔。只是，我非常清楚，那不是他的死期，而是我的。 “他要杀了我；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让别人干掉我。他别无选择。这就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就是我死的那天对你说的：克格勃的档案已经公开，某仑人在里面发现某些与他有所牵连的东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如果那个与他有过接触的克格勃特工，那个惟一能够提供某种细节——叙述出见面的日期、地点——的中间人死掉的话，他们就无法利用在档案中找到的记录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勒索，那么这样一来，那些记录也就无关紧要了。当我最早得知美国情报人员正在仔细研究那些记录的时候，我就明白，富勒顿将会意识到他必须做什么；在我们进行那次交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是的，安托内利先生，我杀了杰里米·富勒顿。我在戈德曼的公寓外面等着，跟随他们两人到了圣弗朗西斯饭店，又从那儿出发继续跟踪他们。她把车停在他的车旁边。透过浓雾我只能看见汽车尾灯。我开车超过他们，在前面半个街区远的拐角处？自好车。他们坐在她的车里，聊了几分钟之后他终于下了车。在那么浓的雾里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能听到她发动车子，急驰而去，弄得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摩擦声。她一定是生着气走的。 “他站在车门前，摸索着钥匙，这时我喊了他的名字。他看起来几乎是很高兴见到我。他上了车，给我打开了另一侧车门。他大笑着，开始告诉我他刚刚与那个女人——阿莉娅·戈德曼谈话的内容：他不但不打算与她结婚，而且他还非常清楚孩子不是他的，而她也同样心知肚明。我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仍然在笑。 “我认为他从来没想到，任何人，甚至是我，会乐于和他一样不择手段。我不想解释说我是出于自卫，我的朋友；但是有时如果你不先出手，你就根本不会再有任何出手的机会了——没有人告诉过你吗？”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把事情做对的机会。我尽湍量谨慎行事。 “从你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来看，你或许可以为杀人罪作出辩解。” 伯格多诺维奇明白我在想些什么。他立刻打消了我的念头。 “不，安托内利先生，我考虑的不是那种安排。我没有兴趣待在美国的监狱里浪费时间，无论多长时间都不行。此外，”他的眼神传递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你认为他们会允许我作出任何辩解吗？你认为我愿意看到法庭审判的内情吗？我以前告诉过你，并且试图警告过你：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总统的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杰里米·富勒顿的真实身份；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爱国者，因为那会使他们自己显得比他们的实际情况好得多。” 这一切简直令人发狂。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谋杀了杰里米·富勒顿，却心安理得地让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替他顶罪，让他在死刑犯监狱里备受折磨，而他自己却在监狱外面，凭借诈死得来的遗产收益，奢华逍遥地度过余生。依照伯格多诺维奇的说法，杰里米·富勒顿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在历史发展的尽头被遗留给我们的弃儿。那么哈迈尔·华９9lib?盛顿又算是什么——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后的牺牲品？ “你必须回去自首，”我说着，很快变得愤怒起来。 “这是惟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救出那个无辜的人。” 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一个微笑深深地刻在他的唇上，那个微笑看上去微妙、狡诈而又意味深长。 “几个月前，就在我即将死于那场可怕的爆炸之前，我寄给我的兄弟阿卡迪一个包裹，寄到这儿，博迪盖拉。我担心我可能会出什么事，”他解释说，眼睛里闪烁着恶作剧的调皮。 “我寄出包裹时还附有指令，叫他不要打开包裹，在拿到我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把它交给我的律师阿尔伯特·克雷文。” 伯格多诺维奇停顿了一下，递给我一个表情，要我相信他的话。他早就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他根本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儿，直到他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电报中得知这个消息。 “我想你会找到你需要用到的一切，我的供词，关于我和富勒顿种种交易的叙述，还有——哦，是的——一份克格勃档案的复印件。” 他看到了我吃惊的表情。他开始迈上台阶的时候，拍了拍我的后背，大笑起来。 “你认为我会把自己效力于克格勃的惟一一份永久记录存放到某个不中用的档案管理员手中吗？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安托内利先生；我可从来不是一个傻瓜。” 在台阶顶上，他转身看着我，沧桑的眼睛里露出一个不祥的神色。 “你知道要把这材料交给谁吗？仅仅找到某个掌握权力、能满足你的愿望的人还远远不够。你必须找到一个想要毁掉杰里米·富勒顿的人，一个想要坚决毁掉他的名声的人。”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 第二十八章 “他星期六会在旧金山，”我回来后的第二天，阿尔伯特·克雷文就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 “他将在晚上六点一刻和你见面。你有十分钟的会面时间。” 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环顾着我的这间临时办公室；从我最初同意担任杰里米·富勒顿谋杀案的辩护律师的那一刻起，这里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的两只手早就开始加紧工作，把已经分装在三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文件夹里的大量文件进行分类拣选，由于不断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我的双手已经开始抽筋。 “你是怎么设法安排好会面的？”我一边问，一边舒展着手指。 “我许诺给他一大笔捐款，非常大的一大笔捐款，”克雷文冷淡地回答，“那似乎总能起作用。” 他的眼睛逡巡着，最后落在并排摆放的文件堆上。 “都是俄语的？” “连同一些英文摘要，我们的朋友考虑得很周到。” 克雷文把双手背在：身后，探身向前，把身体的重心移到脚尖上。他的目光越过我看着什么，悲哀地摇摇头。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喃喃自语。说完他仿佛刚想起什么需要他立即处理的事，他直起身来。 “六点一刻。星期六晚上。” 他点点头，微笑着，然后用左手的指关节敲了敲桌角。 “真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去。” 两天以后，晚上六点十分，我走进圣弗朗西斯饭店的大厅。我朝那个装饰着黑色板条的酒吧扫了一眼，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电梯间。 还是我以前曾来过的那个套房。这一次奥古斯托·马歇尔亲自来开门。此刻，不需要争取陪审团的信任，也不必去打动满屋子的旁听者，他出庭作证展示出的那种优雅而迷人的举止也随之荡然无存。他的嘴巴直直地向后咧开，挤出一个平淡而生硬的微笑，里面还夹杂着一丝几乎控制不住的急躁；他的嘴巴这时的形状，倒是跟他那副细金属边眼镜的形状极为相称。他敷衍地匆匆和我握了握手。指点我又坐到我以前曾经坐过片刻的那张沙发上。他没给我倒点什么喝的。 马歇尔坐在椅子边上，好像他已经准备好随时站起身来似的。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安托内利先生？” 我把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放到玻璃茶几上，“咔嗒”一声打开了那两个发亮的铜锁。我刚要翻开公文包，这时我改变了主意，又把它放回桌子上。 “告诉我，州长先生，你认为你还有获胜的机会吗？” 马歇尔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现在是10月的第三周。仍然还有两周时间。” “是的，只剩下两周时间了；由于审判过程中发生的那一切，你现在不但是在和一个鬼魂较量，而且还有他要迎娶的女人和他将要出世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你如何才能让人们相信，投阿莉娅·戈德曼一票，并不是向杰里米·富勒顿那样的伟大人物表示尊敬和怀念的惟一方式？”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透过眼镜后面半闭着的眼睛，冷漠地俯视着我。 “我认为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安托内利先生。你在审判中输给了戈德曼女士，并不同样意味着我将在选举中输给她，这二者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不，那的确意味着你将同样面临失败，州长先生，而且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那个厚厚的文件夹。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给我的材料我已经都重新整理过了，此刻就放在这只文件夹里。 “那是什么？”当我把它重重地扔到玻璃茶几上的时候，马歇尔问道。 “你赢得竞选的惟一机会。” 马歇尔搜寻着我的眼睛，想知道我要做什么。 “看看吧，替你自己作个决定。” 他坐下来，眼睛仍在盯着我，他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阅读眼镜。他看了第一页，然后是第二页，当他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在那儿待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留下他独自一人去阅读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的亲笔供词和克格勃有关杰里米·富勒顿的全部档案的英文摘要。 我乘电梯来到大厅，信步走进酒吧。 “有一阵子没见到你了，”男侍者跟我打着招呼。 他把餐布铺在锃亮的桃花心木的吧台上，然后放上一份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我真希望我的记忆力能像他一样好。 “告诉我，”我呷了一口酒，说道，>..“谁将会赢得选举？” 他拿起一条毛巾，开始擦干一个玻璃杯。 “没有什么疑问，”他耸了耸肩膀，眼睛看着玻璃杯回答道，“尤其是在今晚过后。” 我又喝了一口，看了看吧台四周。一对年轻情侣正牵着手，坐在杰里米·富勒顿和阿莉娅·戈德曼曾经坐过的座位上；在富勒顿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两个曾坐在那个位子上一起喝着酒。 “不难估算，”男侍者说，“他已经落后了七八个百分点，而且他失去了一个筹资者。这是我刚听说的——就在你进来之前。他让一群人９9ｌｉｂ?t>等着他，却派了个人替他出面。” 他擦净了一个玻璃杯，又拿起了另一个。 “我看，他好像要退出了。”我看了看手表，喝了最后一口酒，把小费放在吧台上。 “你赌马吗？” “偶尔玩玩。” “赌一把。赌马歇尔赢。”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 我离开圣弗朗西斯饭店，去看一个最应该知道结果的人。我去了玛丽萨的家，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睡得那么好过。 第二天早上，信差把奥古斯托·马歇尔许诺的文件送到了阿尔伯特·克雷文的办公室里。当天晚上八点，我依偎着玛丽萨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山下薄暮时分红色和金色的微光正在海湾上跳跃着，此刻奥古斯托·马歇尔正在电视上宣布，他被赋予神圣的职责，来纠正一次正义的重大失误，同时公开一个危及美国民主政治核心的丑闻。 当他演讲完毕，我走到通向屋外平台的玻璃门前。门是敞开着的，我站在那儿，呼吸着秋天里凉丝丝的空气。最后几只帆船正在返航，更远处城市的灯光，正在薄暮中闪烁。 “现在会发生些什么？”玛丽萨问我。 我回头看着她。她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修长的双腿，用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怎么，她的眼神总是能够消除我们之间的距离。 “哈迈尔明天就会被释放了，他昨天就应该获得自由，但是，州长希望能保证新闻界到场。在那一切发生之后，我猜想我不能再责怪他了。哈迈尔将会自由，完全得到赦免，而且还有一笔数目不菲的托管基金。这得归功于‘已故的’安德烈·伯格多诺维奇慷慨解囊，他以后能专心上学，周末不必再打工了。” 我凝视着窗外，整座城市在海湾那边向我招手，许诺着实现你所有的梦想。 “我感觉自己像杰里米·富勒顿，”我目不斜视地对他说道，“我知道每个人的秘密，而我对每个人都撒谎。” 晚风越来越凉爽，夜色也越来越浓。我把手插进口袋，思索着我隐瞒真相的种种方式。 “我不得不告诉哈迈尔，伯格多诺维奇在遗嘱里给他留下了这笔钱，是由于一种悔悟的行为；因为我不能告诉他，这些钱是我从伯格多诺维奇的遗产中扣留出来的一部分，作为他可以继承自己财产的代价，我让他用这笔钱来赎买他自己遗产的剩余部分。我不得不告诉阿尔伯特·克雷文，伯格多诺维奇的自白书是他弟弟交给我的；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伯格多诺维奇还活着，就会使他成为一次欺骗行为的同谋。当然，关于阿尔伯特·克雷文的故事，我也丝毫不能透露给哈迈尔；因为——因为我就是不能说。” 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玛丽萨的声音，那声音就像在我耳边低语。 “你认为在杰里米·富勒顿的一生当中，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曾产生过你现在这样的影响？你能想像出阿莉娅·戈德曼现在在想些什么吗？劳伦斯·戈德曼的外祖父或许把你的外祖父投进了监狱，但是同你现在回敬给他的相比，那简直算不上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外祖父和那个无耻的警察局长之间发生过的一切，但是对发生在劳伦斯·戈德曼和他女儿身上的事情，玛丽萨的看法却是正确的。 杰里米·富勒顿，阿莉娅·戈德曼腹中胎儿的好父亲。在几分钟之内，从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殉道者，变成了一个叛徒。更重要的是，杰里米·富勒顿已经成了劳伦斯·戈德曼父女俩实现无限野心的最主要的政治障碍。 “他们现在能做什么呢？”玛丽萨的话像是在反问，“声称自己一准儿是搞错了；宣布孩子的父亲不是那个被证实为间谍的家伙，而是另一位与她通奸的大人物？” 她的话让我想起丁什么。我转过身来，暗自笑了笑。 “我曾经听别人在说起波基亚家族时用过类似的语言；他们就像‘一个以乱伦和通奸来反抗道德的战争宣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和波基亚家族不同的是，戈德曼一家没有杀过人，”她笑着提醒我，可是笑里藏着不安。 此刻，我仍然能看到奥古斯托·马歇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那张自信的面孔，他正向全社会揭露杰里米·富勒顿生前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被杀的原因。他现在完全相信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最初首席检察官死了，现在又是这样。老希拉姆·格林说得对：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注定要成为总统。 “你愿意充当惟一妨碍阿莉娅·戈德曼实现她的愿望的那个人吗？”我大声问道。 吃过晚饭，玛丽萨睡着了以后，所有的观光客也都已散去，索萨利托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沿着海湾走了很长一段路。 我在海边站了一会儿，就像杰里米·富勒顿的遗孀曾告诉我他过去常做的那样；我把目光投向远方，凝视着海湾那边的城市，它在夜色中闪烁着微光，吸引着每一件事物向它靠近。它看上去离你那么近，近得让你开始以为，只要你抬抬手，它就会离你更近，它就会伸手可及。我一直注视着它，想像着富勒顿注视着它，思索着他将要付出多少代价，将会做出多么伟大的事业时，他曾经是什么样的心境。 他迷恋着他将要成为的那种人，他的心生活在未来，以至于他为他的目标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都被埋在了过去，几乎在他做完那些事情之前就被遗忘了。我站在那里，在无边的寂静中惟一可以听到的，就是海浪轻轻拍打我脚下的岩石发出的声响。我一直凝望着城市的灯光，凝望着那些从未暗淡下来的灯光，我开始像富勒顿那样观察这一切；在一个短暂的、稍纵即逝的瞬间，我觉得自己所体验到的，更多的是富勒顿有过的感觉，而不是我曾经认为的我自己应该有的感觉。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