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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
第一章
多年来，我曾为世上一些最劣等的人辩护过，但是，我所认识的最邪恶的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犯罪指控。假如卡尔文·杰弗里斯是在睡梦中死去，或因事故而亡，我是决不会出席他的葬礼的，哪怕是出于好奇。但是，他是被谋杀的。因此，作为一个曾在刑事法庭当过律师的人，我觉得有义务去参加惟一一位成了谋杀案受害者的承审法官的葬礼。
在拥挤的教堂里，我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着一位从未见过的人在念着悼词。悼文中说的都是公正、公共服务、献身、荣誉、友善、家庭、朋友之类的字眼，还有人们会多么地想念尊敬的杰弗里斯法官等等，尽是些使大家听了心里感到好受些的话语，因为谎言总是比真话听上去要令人舒服得多。
最后，当能说的都说尽之后，卡尔文·杰弗里斯的遗孀将一枝玫瑰放在他那裹着旗子的棺材上，等待扈棺者准备就绪，然后转过身来，当送葬队伍走上过道时，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即便是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光线也无法穿透她蒙在脸上的厚厚的黑色面纱。她经过我身旁时，我心中不禁纳闷，隐藏在那面纱后面的会是什么样的情感。
来到教堂外，在湛蓝的天空下，哀悼者们目送着棺材被抬进一辆光洁闪亮的灵车的后部。六辆豪华大轿车等在那儿，法官的妻子被扶进第一辆车里，过了片刻，由两辆警用摩托车开路，送葬的队伍开始缓缓地向遥远的火葬场行进。
三月里凛冽的寒风像针似的刺着我的脸庞，吹得我两眼淌泪。我将上衣领子紧紧地拉到脖子边，开始挤在人群中走下教堂的台阶。我急着要离开那儿。既然葬礼已经结束，我想把人们悼念的已故的卡尔文·杰弗里斯忘个一干二净。
我转上人行道时，差点儿与哈博·布赖斯撞了个满怀。
“您愿意发表点看法吗，安托内利先生？”他问道。
布赖斯站在了我面前。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报道法庭新闻的时间比我当律师的时间还长。风儿一阵紧似一阵，布赖斯眯缝着眼睛，领带从他扣紧的上衣里冒了出来。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摇摇头。我们在街道上艰难地行走着，一句话也不说。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在什么地方停一下，喝上一杯。
“现在喝酒是不是早了点？”
我们来到下一个街区时，一家古老的酒吧餐馆正在开门，门上方的石头上刻着酒吧建造的年代。我们在空荡荡的吧台前要了一杯酒，端着来到一张木桌旁。桌子紧靠布满灰尘的砖墙，墙上挂满了曾经显赫一时但如今早已被遗忘的人的签名照片。
哈博慢慢地吸了一口粗气，将椅子往桌子跟前拉了拉，直到他那大肚子无法再往前靠为止。他向前耸起他那塌肩膀，胳膊搁在桌子边上。
“为杰弗里斯法官干杯，”他说着举起了酒杯。他喝完后，头歪到一边，等待着我解释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干杯。
“大多数人都喜欢他，”他提醒我。
我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口酒，热辣辣的酒下肚时，我不禁皱了皱眉头。
“不管你怎样看他，你应该承认他很能干，”哈博继续说道。他每次说几个字，正好与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合拍，他的胸脯像个风箱似的上下起伏。
“本州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大部分程序法——都是他写的。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法律头脑。这你不得不承认。”
烈酒已经进入我的胃里，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这你不得不承认，”我从桌旁站起来时，哈博还在不住地说。在吧台旁，我没要酒而是要了一杯咖啡，又叫了一份火腿鸡蛋。
“我要吃早饭了，”我坐下来，对他说道，“你要来点什么吗？”
他起先摇摇头，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给我也来一份同样的，”他朝着空荡荡的房间那头大声喊道。
“你不认为他有非常了不起的法律头脑吗？”哈博问道，十分奇怪为什么我好像不赞同他的观点似的。
“你想听听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吗？”我问道，同时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对直到那一刻为止多年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仍然记得那么清楚。
“我刚才的说法不完全正确，”我纠正了自己的话，“我并没有真正地与他见面。是在一次审讯——甚至说不上是一次真正的审讯——约定事实审讯中，我出现在他面前。”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但就好像我刚从那个法庭里出来似的。哈博面带疑问地看看我，丽我大笑着说那事依然使我十分生气。
“你知道什么叫约定事实审讯吗？就是允许被告对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提出上诉的认罪辩诉协议。当时我们就是提出了上诉。我那时刚当律师，还不到六个月，我辩护的那个小伙子被指控偷了一辆汽车。我想推翻他的供词，但我输了。副地区检察官是个好人。他认为控方是侥幸胜诉，最后应该由上诉法院来决定。”
哈博从未忘记自己是个记者。
“杰弗里斯就是那个否决你的请求的法官吗？”
“不是，是另一个法官否决的。杰弗里斯根本不可能推翻上诉。不管怎么说，他与那事毫无关系。至少在那方面没关系。”我补充道。
我用双手捧起杯子，呷了一口清咖啡，回想起杰弗里斯那天的神色。他那长着拳击运动员般手指的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等待着我开口说话。他那时才三十多岁，但他那头鬈发已经泛出银白色，十分光滑。
“麦克唐纳——那是副地区检察官的名字——复述了一遍案情。被告人——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就站在我旁边，双手被铐在前面。他非法闯人了他前女友的家里，拿走了她的车钥匙，偷走了她的车。案情很简单，一清二楚，一点不费事。麦克唐纳说完后，杰弗里斯转过脸来看着我。‘被告同意所。。陈述的事实吗？’他问道。那小伙子点点头，我则大一声说道‘是的’，以示同意。那是我办理的第一桩约定事实审判案件，但是麦克唐纳已经办理过许多次这类案件。全是家常便饭。
“杰弗里斯站起身来，两眼直视着麦克唐纳。‘很好。依据这些事实，我认为被告无罪。’
“无罪！不可能。但结果就是如此。杰弗里斯目不转睛地看着麦克唐纳，看他有没有胆量开口。”
我慢慢抬起眼睛，直至与哈博的凝视相遇。
“就我所知，我是惟一赢得过约定事实审判的被告律师。我打赢了那场官司完全是因为杰弗里斯太腐败了。”
“你的当事人收买了他？”
“我的当事人与打赢官司毫无关系。比贿赂更恶劣。是权力。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有一天，麦克唐纳出庭时迟到了。杰弗里斯大发雷霆，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准时过。他对他说，他出庭审案时从来没有人迟到过。他是当真的。”
酒吧侍者把早餐送了过来，哈博开始用刀叉切鸡蛋。
“人们总说他对法庭的管理很严格，”他边说边将叉子送到嘴边。
“人们也总是说布莱船长对他的船管理得很严格，”我一边回答一边吃起来。鸡蛋很稀，而火腿却烤焦了。吃了几口我就将盘子往边上一推，置之脑后。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发生过的那些事情的印象，最陈旧的往事将其他事挤在一边，仿佛记忆中的事只有在被尘封了许多年之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我再次见到杰弗里斯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后。我接手了一个案子，必须开庭审理。杰弗里斯喜欢在法官办公室处理这类事情。当他处理到我的那个案子时，他向后仰靠在椅子里，满脸堆笑，说道：‘告诉你的当事人，如果他承认有罪，就可以保释，但是，如果他要出庭审判，那他就要进监狱。’”
我两手捧着暖暖的咖啡杯，看着哈博。
“我那时年轻，又是新手，更感兴趣的是说些聪明话，而不是做些明智的事。我不愿按他说的去做。‘即便是他被宣告无罪？’天哪，你当时要是在那儿就好了。房间里坐满了律师。人人都在笑，人人都在大笑，除了杰弗里斯。他目光冷峻，满脸狐疑地凝视着我，然后，只字未说，就开始讨论起下一个案子来。”
哈博用一块吐司擦尽盘子上稀稀的蛋黄，塞进了嘴里。他用纸巾擦了擦嘴唇，问道：“杰弗里斯是怎么报复的？”
“报复？”我懊悔地苦笑着答道，“那对杰弗里斯来说是根本不够的，远远不够。”
门开了，一股冷风吹到我的背上，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一个身穿花格夹克衫的老头和一个拄着拐杖的妇女在屋子另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接手了一桩刑事备审案件，杰弗里斯也是审案法官之一。我的当事人被拘留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出无罪申诉。那用不了两分钟。对所有被拘留者的传讯都定在八点半。我八点二十五分就到了。杰弗里斯晚了十分钟。他常常迟到，都已经不屑表示抱歉了。他到了就开庭；律师们可以等。
“通常的做法是，副地方检察官报出备审案件目录表上的案件。但是，在杰弗里斯的法庭里不是这样，至少那天不是这样。杰弗里斯亲自报出案件，按照字母顺序，除了我的当事人。当要叫到我的当事人时，他跳过他报出名单上的下一个人，然后又都按照顺序叫下去，直到叫完了所有的人。我在那儿坐了三个半小时，这时已是十二点差五分，只有我的当事人没有被叫到。杰弗里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吃午饭去了。”
我的话似乎激起了哈博的兴趣。假如那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惟一一次，我也许会同样感到很有趣。
“这么说，他一直让你等到午饭后？”
“下午他又回来了，他几乎都没朝我坐的方向看一眼，就宣布由于民事案件过多，上午遗留下来的刑事案件要等到第二天再审。”
“司法酌处权，”哈博说道，脸上露出一副怪相。他的眼神变得茫然，仿佛在回忆他在其他场合目睹的其他法官对他们所不喜欢的律师造成的伤害。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道，回过神来。
“这事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困扰着你？”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也许不会再困扰我，”我说道。
“但是，那仅仅是开头。”
又一阵冷风吹到我的后脖上。一个个子矮小，头发乌黑油亮的中年男子扶着门。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雪白，眼睛灰蓝，阔肩的男子经过他面前走了进来。他们一看见我们就朝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
“你好，约瑟夫，”那个年长的男子在我站起身来时轻声说道。快七十岁了，阿萨·巴特拉姆仍在当律师。他每天早上迟来，下午早走，但他从未缺席过一天。他开始当律师时，律师事务所的大多数律师还没出生呢。他们的汽车都停在地下停车场，但是，阿萨——他拥有律师事务所大楼——把他的凯迪拉克停在门前的街道上，就在一块“不许停车”的牌子下面，那儿永远是空出来给他的。
“你认识乔纳，”他转身与哈博握手时对我说道。
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身材矮小，长着一对黑眼睛，紧张的抽动将他的左眼定格为永恒的眯缝状。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为阿萨拉过一把椅子，一直等到他坐下来。
“你好，”他终于开口了，匆匆地点了点头，然后走到桌子的另一侧，拉出第四把椅子坐了下来。
米克罗尼迪斯俯过身子问阿萨要来点什么，这时，哈博和我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阿萨搓搓他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想了一会儿。
“就来杯咖啡吧。”米克罗尼迪斯点了点头，抬起头来。他朝酒吧侍者瞥了一眼。
“咖啡，”他盛气凌人地喊道。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阿萨问道。
“是的，去了。”
他身材魁梧，额头很高，颧骨突出。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依然身板硬朗，思维敏捷。他看看我，皱起银白色的浓眉，蓝眼睛闪闪发亮，似乎想开些亲密的玩笑。
“比自己的敌人活得长总是令人高兴的事，”他终于开口说道。
米克罗尼迪斯等不及了，干脆自己亲自跑到吧台去端咖啡。他端着两杯咖啡回来了，放了一杯在阿萨面前。
我尽量显得婉转些。
“我没有把杰弗里斯看作敌人。我们只不过是从来都合不来。”
他端详着我，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敌意，依然很友好，但我总感到有些疏远。显然，我的回答使他觉得很有趣。
“乔纳，”他说道，眼睛一动不动，“杰弗里斯法官对安托内利的看法，你如何评价？”
米克罗尼迪斯向后往椅子里一靠，先瞥了我一眼，然后又看看巴特拉姆。一丝假笑掠过他那双唇紧闭的小巧的嘴。
“仇恨，一清二楚。”他的声音乏味单调，略带鼻音，毫无感情，就好像在回答别人问他几点钟了。
这回答似乎更加引起了阿萨的兴趣。
“死者说了生者那么多坏话，而现在要生者不说死者的坏话，这好像还真挺难的，是不是？”
我耸了耸肩，没有接他的话，想把话题引到其他方面。
“我说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两人只不过是从来都合不来。不过，你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对不对？”
他从我身上移开目光，搅了搅面前桌上的咖啡。然后，他把茶匙放在咖啡碟上，端起杯子，习惯性地吹了吹，喝了一口。他咽下咖啡时，脖子上松弛而斑驳的皮肤抖动了一下。
“我们一起上的法学院。是哪一级来着……”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一见他犹豫的样子，米克罗尼迪斯立即替他说了出来。在这种时候，米克罗尼迪斯总是随时准备着给予帮助。
“卡尔文并不想上法学院，”巴特拉姆继续道，并且瞥了哈博一眼，然后又看看我，心想我们对这话不仅会感到惊讶，而且还会觉得很有趣。
“卡尔文想当一个医生。他填报了医学院，他们也很想要他。他们原本也许可以接受他的。卡尔文头脑很聪明。但是，当他告诉他们他上学期间必须半工半读时——他得帮助养活他母亲——他们就不愿接收他了。他们对他说，医学院的功课很难，如果边读书边工作，哪怕是打零工，没人能完成学业……”
“永远没有人愿意在他的法庭上为医疗事故案子当被告的辩护律师，”米克罗尼迪斯插话道。他两眼发亮，用食指慢慢地划过他的喉咙。
“他恨死医生了。”
巴特拉姆的思想集中在他要说的话上，没有停下话头。
“我们是一起开始创业的，开设了我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几乎都要饿死了。卡尔文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他从来都不关心法律业务方面的事情。总是把那些事留给我来处理，他太忙了，忙着看案子，忙着到法庭上去听其他律师如何辩护。他常常开着汽车到萨勒姆去，那样他就可以坐在俄勒冈高级法院里看其他律师进行口头辩诉。”
巴特拉姆用他那骨节粗大的食指和大拇指抓住咖啡杯把手，端到嘴边，眼睛直视着前方，喝了一口咖啡。
“他根本就不应该当律师。他没有当律师的气质。当律师必须尊敬他人。你至少得假装当事人可能有什么值得听的东西要说。你必须欣然服从法官的决定，不论他说的是什么。卡尔文做不到这一点。”话一出口，他又收了回去。
“不，不是这样。他能做得到——而且也做到了——至少在法官面前做到了，但他讨厌那种事，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他觉得那太有失身份了。”
他顿了一下，一脸茫然的神色，仿佛丧失了思路。
“太有失身份了，”米克罗尼迪斯提醒道。
巴特拉姆模糊茫然的眼神消失了，眼睛重又炯炯有神。
“卡尔文·杰弗里斯，”他说道，仿佛是在回忆一个早已失去联系的朋友的名字，“真幸运——或许我应该说真倒霉——具有了不起的本事，几乎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那灰白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目光。
“我想我应该说他能够‘看出’一个论点的两面的‘缺陷’。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分析头脑的人。”
他犹豫了一下，仅仅是一瞬间，这时，米克罗尼迪斯立即张开了口。阿萨摇了摇头，但那更像是猛地一抖，打断了他的话。
“他那种能力具有某种毁灭性，他的那种方法就是否定他所听到的一切。他对此执迷不悟。他十分99lib.热衷于向人们表明，他们不够一格，因此有时候他完全看不到更好和更差之间的区别。由于他那不安分的头脑，他把一切都看成是绝对不完美的。”
他这一通滔滔不绝似乎用尽了他所有的批评能力。他垂下头来，伸手去拿咖啡杯时，手抖个不停，过了一会儿才控制住。
“不过，”他说道，环视了一下桌旁的人，“对于一个对金钱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做得很不错。”他的目光落在米克罗尼迪斯身上。
“多亏了我们，他还挺富有的，不是吗？”
当乔纳·米克罗尼迪斯在计算着阿萨·巴特拉姆的已故朋友的净值时——毫无疑问，精确到一美元、一美分——你几乎可以看见电子波在他那敏捷的头脑中闪过。
“是个相当富有的人，”他捕捉到了我和哈博交换的眼色中的意思。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说。
“在我来律师事务所之前。阿萨始终在关注着投资机会。他让杰弗里斯参与一些当时花钱不太多的投资，主要是房地产。”
阿萨微微一笑，打断了他的话。
“但是，不管是谁杀了他，都得不到一个子儿。卡尔文始终值得信赖的一点是，他身上带的钱从来都不够买一张支票。”
“杀人者也许是冲着他的汽车去的，”哈博说道。
“他被杀的地点就在法院停车场里他的汽车旁。”
阿萨皱了皱眉头，垂下了眼九九藏书睛。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喃喃地说道。
“就那样被扔在那里孤独死去。他还挣扎着回到了办公室。有一段路肯定是爬过来的。”
米克罗尼迪斯看了看表。
“我们该走了，”他说。
阿萨装作没听见。相反，他抬起头，朝我咧嘴笑笑。
“乔纳说得对。卡尔文真的很恨你。”
我把手放在他的前臂上，凝视着他老花的眼睛。
“你也恨我吗，阿萨？”我轻声问道。
听到这话，他先是一惊，但立刻就意识到我根本不是在问他对我的看法。
“不，当然不恨你，”他答道，拍拍我的手。
“卡尔文恨所有的人。”他似乎浑身抖了一下，嘴扭动着，像是在做鬼脸。他两眼凝视着桌面，摇了摇头。然后，他停止摇头，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撑着站了起来。
“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他妈卑鄙的东西。我使他富了起来，他反倒使我感到，他让我那样做是他在帮我的忙。”
“那你干吗要那样？”哈博问道。
阿萨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干吗要怎样？”
哈博没有机会回答阿萨的问话。阿萨还没说出第二个字，米克罗尼迪斯就开始解释了：“既然他那样对待你，你为什么要使他富起来？”
阿萨头一甩，大声吼道：“但愿我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做了，没别的。”他停顿了一下，黯淡的眼睛里闪亮着刚刚想到的一个念头。
“那就像婚姻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切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后来你就想不起来为什么会那样。我们一道开始办律师事务所时，我负责处理生意上的事。那后来就成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他当法官后，我继续做下去。”
他双肘撑在桌子上，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下巴撑在上面。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细的缝，阔嘴嘴角露出狡黠的微笑。
“一旦你为卡尔文做了件什么事，那就不再是什么帮忙了，而是成了他的期望。他从来没有谢过我，那么多年里一次都没有。”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坐回到椅子里。
“我想他甚至都不喜欢我，”他说道，双唇紧闭，思考着所有那些麻烦给他带来的遭遇的意义。他忽然又振作起来，转过脸来看着我的眼睛。
“他不喜欢我，但他恨你。”
米克罗尼迪斯再也控制不住了。
“是的，他确实恨你，”他说道，声音里有一种快乐的调子。
我转过脸去，看着米克罗尼迪斯。
“你知道他为什么恨我吗？”我问道，有些烦躁不安。
他的眼睛从我的脸上飞快地移到阿萨的脸上，然后又回到我的脸上。他在椅子上稍稍有些坐不住了。他的嘴角开始扭动。
“不知道，”他终于承认道。
“我只知道他恨你。”
这时，哈博吃完了早餐，将空盘子往边上一推。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问道，两眼直视着我。
“是因为拉金案，”阿萨说道。哈博转过脸去，等待着更多的解释。
“拉金案使我们这位朋友出了名，”他说道，朝我点点头。
“每一个著名律师都是因一桩案子而出名的。拉金案使你出了名，对不对？”
哈博两眼发亮。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当时没法报道那个案子，因为我已经被指派去报道一个谋杀案的审判，两个案子正好在藏书网同一时间审理。”哈博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你因蔑视法官而被关进监狱的那桩案子？”然后，他意识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啊，”他说道，但突然又止住了，“杰弗里斯。”
一时间，大家谁也不说话。然后，哈博转向阿萨，问道：“是因为那个案子中的什么使他那么恨安托内利？”
阿萨皱起眉头，尽力回忆着。最后，他摇摇头。
“我不太清楚。我对法庭里发生的事情从来不太关心。我所知道的是，”他重复了一遍，“是因为拉金的案子。”他抱歉地对哈博笑笑，然后看着我。
“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乔。拉金案的审判情况。”
米克罗尼迪斯开始表示反对。他用指甲敲敲手表的玻璃面子，想提醒阿萨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说吧，乔·”阿萨坚持道。
“我一直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哈博对阿萨的建议表示赞同。
“我也一直想听听有关那桩案子的审理情况。”他偷偷地飞快地斜视了米克罗尼迪斯一眼，然后又说，“慢慢讲。别漏了什么。”
第二章
拉金案。一提起那桩案子，我就记起了一切，所有的细节。我记起了在法院工作的那些妇女特地告诉我她的可耻行为时流露出的神色；人们确信她有罪；她无论被判什么刑，人们都认为不为过。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许是她看上去与她们没什么两样，一个普普通通几乎没人注意的女人，很少涂脂抹粉，对连续两天穿同一件衣服并不在意。当然。主要的还是因为她丈夫已经承认，就像她被指控与她儿子的关系一样，他与他们的女儿也发生了那种事。
那也许是最令人好奇的事，即便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明白人们为什么对她的反应比对他的反应要强烈许多。他和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达三年半之久。不是他的继女，而是他的亲生骨肉。很难想象有人会做出比这更恶劣的事。但是，自从他妻子被指控与他们的儿子有性关系后，她就成了一个堕落的恶魔，而他却，呃，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这整个事件中有他的一份，他算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做了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的人。但是，他所做的事又与无数其他男人所做的不可饶恕的事没什么两样。由于这种事情以前也经常发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因对自己的女儿所做的那种事而受到的指责已经渐渐消失了。爱德华·拉金是个性掠夺者，将受到正常的刑事法的处理；珍妮特·拉金的所作所为却是从未有过先例。没有哪位母亲会与自己的儿子发生性关系，这是一种非自然的行为，不仅超出了一切行为准则的范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本能的范围。那绝对是禁区，因此，那件事一定是真的，没有哪个人——尤其是一个孩子，会捏造出那种事来。
我接手那个案子并没什么别的原因，只不过是正好轮到我而己。当时我还在做一些由法庭指定的工作，因此，当珍妮特·拉金被提审，但是，她说没钱请律师时.名单?９9ｌｉｂ.上的下一个名宇就是我。很奇怪，一些对我们产生极大影响的事情，往往是一些巧遇，而且，当时我们往往什么都不明白。我当时确实不清楚。
我去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里，取那个案子的一些证据时，一个年近五十岁，个子高大，戴着长长的、五光十色的耳环的职员，劝我找个理由推掉那桩案子。
“你听说过那本书吗？”她问道，厌恶地摇了摇头。
“讲的是孩子和父母同床睡觉的故事。真恶心！”她又说道，一边转身离去。
我刚走到门口，斯宾塞·戈尔德曼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个子不高，留着粗短的褐色小胡子，长着一头硬直的头发。他边走边说，讲得很快，就像打机关枪似的。
“这桩案子没什么油水。”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说道。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胜利者的神色，仿佛他十分肯定，他刚才的话，给了我致命的一击；我们以前曾经合作办过案子，他知道我并不怯于出庭，只要有可能，我就把案子拿到法庭上审理——那就是我当律师的根本目的：审理案子。他并不是要恐吓我，他只不过是想告诉我——他非常肯定，珍妮特·拉金是有罪的，并且，他能够证明这一点。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一种对所发生的事情的道德愤怒感。当然，其他人也有同感，但是，我相信，他的这种感觉比別人更强烈。
“那是他的案子。”阿萨以解释的口气说道。
“不仅如此。还有个人因素在里面——不是他和我之间的个人因素。”我迅速补充道，“是他和那男孩之间的个人关系。他相信那男孩，相信他所说的毎―个字。戈尔徳曼毫不怀疑——一丝一毫都不怀疑——那确实是人们听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
我停顿了一下，两眼凝视着桌面。回忆起戈尔徳曼吿诉我，他相信那个男孩说的，全都是真话时，他脸上那轻蔑的表情。
“我想人们总是相信，他们希望相倍的东西；或者说，相信他们认为应该相信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相信那男孩，并且认为，那孩子从那件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事情中恢复过来的惟一机会，就是让他知道人人都相信他。他母亲不得不承认她的所作所为，否则就要开庭审理，向全世界证明她干了那种事。戈尔德曼想惩罚那母亲，这没什么错，但是，他主要是想拯救那男孩。”我摇了摇头。
“那孩子！他比涉案的其他人都更聪明。他不愧是他父亲的儿子。
“也许我们应该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德华·拉金，就是那个父亲，从未被逮着过。他糟蹋了他女儿很多年，从来没人知道。那女孩没对一个人说过。不错，有一次，她是想告诉别人——她的一个同学，但她假装是在谈论另一个人。她无法使自己承认那个现实。那是一个秘密，要不是她父亲自己决定讲出来的话，那也许永远是个秘密。
“想想看，爱德华·拉金做了些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发生性关系。我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为那事感到过内疚，或懊悔，甚至连一点点悔意都没有。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从来就没认为那是错的。当然，他肯定知道，其他人认为那是错的藏书网。他肯定知道，那种事会使人陷入极大的麻烦。毫无疑问，他从来没对人透露过一个字。然后，有一天——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是讨论有关乱伦问题，于是，他认为他必须找人谈谈。我不知道。这也许是真的。当别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时，你承认起来要容易些。如果那种事被看作是一种疾病，或者说做那种事不是你的错，或者是可以治愈的，承认起来就更容易了。他开始去看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说服他去警察局自首。
“拉金把真相向警察和盘托出。警察发出了指控令，但是，由于他是自首的，而且他已经在接受治疗，因此他请求把他定为性虐待罪，被保释了。而且，由于他在接受治疗，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必须接受治疗。很显然，那女孩需要帮助，还有那母亲也需要帮助，她刚刚得知自己的丈夫对女儿的所作所为。那男孩被认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以便帮助他应付发生在家庭中其他成员身上的事情。
“杰拉德·拉金才十一岁，突然间，他的整个世界都毁了。还没等别人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他父亲就把那事告诉了他，虽然谁也无法知道他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不过，那父亲肯定会对他说，他的行为并没那么严重，或那么值得指责，以便尽可能使他儿子少受痛苦，并让他知道，过段时间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在那男孩看心理医生两个月后，他透露说，在他父亲对他姐姐施虐的同时，他母亲也一直在对他施虐。他并没有一下子把一切都说出来。开始，他记得只不过有人用手摸他。后来，在心理医生的不断追问下，他回忆起更多的情况，到最后，他清楚地回忆起了发生的一切。他肯定地说，他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强迫他与她性交。
“人人都相信了他的话，心理医生、警察、地区律师事务所的人。这说明了某些问题。那父亲和自己的女儿干那种事，母亲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呢？答案当然是母亲确实知道那事，但并不在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认为她是个魔鬼的原因。当然，这似乎也解释了那本书的意思。其意思很简单，就是主张在孩子感到害怕或不安全的时候，让他们爬到父母的床上来，而不是强迫他们孤独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建议是好是坏，我说不准，但是，它的本意并没什么邪恶。不过，人们不应该把那一切告诉仅仅听说过那本书的人。对他们来说，那是恶魔亲自写的一本堕落手册，而不是人们随便在哪个书店里都可以买到的书。
“人人都知道她是有罪的，而她却一再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这似乎只能证明她对体面行为的蔑视。她似乎对因自己与儿子的多次乱伦而毁了他的生活还感到不满足，还决心要把他拽入有伤尊严的陪审团审判中，使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珍妮特·拉金几乎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由于我是她的律师，因此，大部分愤怒都发泄在了我身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大堆匿名信寄到我的律师事务所，那些人用污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愤懑之情。甚至连我认识的人在法院过道上遇见我时也开始扭过头去，装作没看见我。为了我的当事人的最大利益，我别无选择，只好决定请求把审判移到尽可能远离波特兰的地方。我提出了改换审判地点的请求。那是我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
“当然，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得多，才刚刚开始我的律师生涯。不过，还是很难相信，我曾经是那么的天真幼稚。那时，杰弗里斯已经是巡回法院的主法官，可以把那个案子交给任何一个法官审理。但他却把那个案子留给了他自己。他需要那个案子，不会轻易放过它。我的请求根本就没有获准的机会，但是，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与那毫无关系。
“有人曾经说过，机会主宰着宇宙。我不知道这话是真还是假，不过，我的确知道，有时候机会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比如，首先，这个案子分配给我就是一个例子。我起草了那份请求，然后又将它定稿。通常情况下，我会用挂号信寄到法院去，或亲自把它送到书记员的办公室。但是，当时我很急。我希望能够尽快举行听证会。我不想在那个请求经过一道道官僚渠道时等候着。我直接把它送到了杰弗里斯的办公室。
“他办公室里没人。外面办公室里也没有人，那儿放着他的法律助手的办公桌。当时还不到一点钟，我想他的法律助手也许吃过午饭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于是，我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等候。不到十秒钟的时间，杰弗里斯的法官专用室的门开了，她从里面的黑暗中走了出来。她光着脚，衣冠不整，正用发卡将头发高高夹起在后脑勺上。这时，她用眼角瞟见了我。她窘迫得满脸通红，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站起来走到她的桌旁，装作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正常。我把请求放到她面前，正式而简要地解释了一下。她朝那份请求瞥了一眼，没有说话，又抬起眼睛看着我，眼中带着疑问，并不是对我是否知道她刚才的行为表示疑问——不是这个，她肯定知道我清楚——而是怀疑我是不是会把事情说出去。
“‘一旦法官的时间表上有空，我希望就此举行一次听证会，’我说。我继续装作脑子里没有别的事，只有这份我来递交的请求。
“‘外面有人吗？’我转身离开时听见杰弗里斯喊道。
“当我们怀疑有人知道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情时，我们会感觉到没有什么比这更能造成伤害的了。杰弗里斯可不喜欢那种感觉，当他有了第一个机会时，他就让我明白他有能力让我无数次地经历那种感受。庭审的第一天就发生了。
“改换审判地点的请求被否决了。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口头辩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两句话的决议：‘被告人提出了改换审判地点的请求。被告人的请求被否决了。’几个星期后，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审判开始了。杰弗里斯在审判席上一落座，我又提出了那个请求。
“‘那个请求被否决了，’他说。
“我有点屡教不改，更糟糕的是，我还为此感到自豪。‘如果那个请求没有被否决的话，’我回嘴道，‘我在这儿重新提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吗？’
“杰弗里斯两眼狠狠地盯着我。‘再次否决。’
“‘我们为什么不先开个听证会呢，’我傲慢地说。尽管我当时还年轻，但那种傲慢也是不可原谅的。‘那样，当你听过大家对请求的意见之后，也许会做出理智的决定。’
“他抬起头来，稍稍朝一边扭动了一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慢慢地做了个深呼吸，鼻翼翕动，嘴角下垂。好一会儿，他一言不发。
“‘你应该记住，安托内利先生，’他终于开口说道，‘你来这儿是审理案子的，而不是来考验我的耐心的。’他那从来就不深沉的声音比我以前听到的要高得多，仿佛他必须努力克制才能使它不变成尖叫声。‘是的，安托内利先生，’他继续说道，‘我对请求做出结论时，会说明理由的，但是，只有当那理由从表面上看并不十分明显的时候，只有当提出请求的律师也许并不能够真正理解那理由的时候，我才会做出说明。’
“我毫无办法。事实证明，我做得太过分了。我让步了。以严格的法庭礼仪为掩盖，我隐藏起我的不满，扮演起律师的角色，对他冲着我说的每一句严厉的话点头称是。‘谢谢，尊敬的法官，’他说完后，我说道。我心中明白，在世上所有的专制中，只有法庭里的滥用职权你必须表示赞赏并予以服从。
“我原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那实际上只是个开头。我刚开口问第一位陪审员是否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他就又开始向我发难了。
“‘那个问题与这个人是否有资格做一个公正无偏见的陪审员无关，’他教训我。在这之前，我问过那个妇女她的孩子读几年级。‘陪审员答卷里已经写着她有几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年龄。你只需要知道这些就行了。’
“我提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我问的没有一样是正确的，我问的全都是错的，他老是打断我的话。因此，我问题提到一半时总要犹豫一下，等着他再次打断我。他使我显得很尴尬，优柔寡断，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使我在人们面前看上去像个傻子，而正是这些人必须信任我，如果我有获胜的可能的话。他是有意的。尽管他不断地打扰我，不停地纠正我，我还是继续说下去。然后，我向第八位陪审员提出了我本应该向所有陪审员提出的问题，也是自那以后我在审理每一个刑事案件时向每一位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即使你确信被告可能有罪，但是，如果州法院无法以毋庸置疑的理由证明她是有罪的话，你还会投票反对无罪判决吗？’
“杰弗里斯几乎是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不准提这样的问题。你无权问陪审员他们最后投什么票。你不许再提那种问题，安托内利先生。不许向这位陪审员提，也不许向任何陪审员提。明白吗？’
“那已经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些时候，我已经受够了折磨。我到那个陪审员那里去，用比刚才慢得多的速度，又向他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很好，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没等那位陪审员回答我的问题，杰弗里斯就宣布道，‘星期一上午九点半再开庭。’
“他等到最后一个陪审员离开法庭。他的目光冷若冰霜。‘我告诉过你不要那样。我说了不准提那种问题，但你立刻又提出了那个问题。你故意蔑视本法庭的权威，我别无办法，只好对你不屑一顾。’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说实话，我几乎盼望着他这样。我蔑视，不过，不是蔑视法庭，而是蔑视他，还有他试图破坏我为当事人辩护的能力的做法。我也两眼死死地盯着他，不说一句话。
“‘我判你蹲三天监狱。’他朝法警点点头，让他把我带走。‘星期一早上放你出来，正好可以参加审判。’他从凳子上收拾起他的书和文件时又补充道。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答道，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大声叫喊起来，‘你可以以蔑视罪指控我，但不能因此把我关进牢里——在这些情况下不行——除非在审判后认定我有罪。’
“他知道我是对的，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无关紧要。那法警用手抓着我的胳膊，压低声啻警告我不要再说一个字，这时，杰弗里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进法官室。
“‘他会把你关藏书网更长时间的，’法警说道。‘我以前常常见他这样做。你要是斜视着他，他会用书砸过来的。’
“我被送到了县监狱里，知道了成为那样的人是什么滋味。他们拿走了我的钱包，我的手表，我的车钥匙，我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当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留下我的公文包时，他们看着我的神色就仿佛我是个疯子似的。他们显然是担心我会用领带勒死别人，或用它上吊自杀，于是，强迫我把领带也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取了我的指纹，抓着我的两只手，把每个指尖都摁到纸上。之后，我站到一条线上，向前看着照相机，然后，转身让他们拍我的侧身。这下子他们有了我的指纹，我的照片，我带去的一切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我关起来了，而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是讲究礼貌和策略的典范。他们办完我的事后，其中一人抓住我的肩膀，将我往前一推。我站稳脚跟，转身看着他。
“‘狗娘养的，你再碰我一根指头，我就叫你后半辈子在法庭上度过。’
“那家伙是个大个子，膀大腰粗，两只小手肥嘟嘟的。我真不敢相信他的动作那么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脸就被摁在了煤砖墙上，两个胳膊被反拧到背后。我手腕上感到金属的冰凉，接着就听到他咔哒一声扣紧了手铐。
“‘你现在不是在法庭上，律师，’那人对我说。他用手抓住我刚才被他抓过的那个肩膀，把我往前?９９liｂ.猛地一推，推了我一个踉跄。他摆着四方步慢慢地走着，每次赶上我时，又把我猛地一推。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没有窗户的铁门前。在他开门的当儿，我做好了准备，等着他把我踉踉跄跄地推进去。但是，他却把我拨转身来，解开了手铐。
“‘公事公办，’他说。
“他龇牙咧嘴地傻笑着，就是校园恶少用厚厚的玻璃杯打了那些瘦小的孩子或无力反抗的结巴后，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坏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那种表情。我生来是个胆小鬼，所以我一直尽量避免那种麻烦。我想，我接下来之所以做出那种举动，是因为我怕被发现我是个胆小鬼。
“我使出浑身力气，用双手往他胸前猛地一推。但是，他一动不动，几乎是丝毫未动。我要是推一堵墙的话，说不定还推动了。他凝视着我，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不理解我的举动。紧接着，他的手掌直击我的下巴，我被打得倒退进了牢房，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了。我被关进了一个小房间，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房间，里面惟一的家具是一个用两根铁链子吊在墙上的木板凳。屋里没有窗户，除了一个高高吊在头顶上罩在铁丝罩里的发出微弱亮光的灯泡外，没有任何其他光源。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测定时间，时间仿佛完全停止了。在里面呆了我想顶多只有几分钟吧，但我觉得好像已经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了，眼睁睁的什么也看不见。我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踱步，来回都是三小步，嘴里大声地数着。我从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我的声音慢慢地报告着时间的流逝，明确地表示我不是被关押在永远静止的现在。那也是一种排遣心中恐惧的方法，而那种恐惧已经在啃噬我清醒的头脑的边缘；是消除因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而开始产生的恐慌的方法；是征服恐惧感的方法，这种恐惧感已经伴随着被活埋的念头。
“过了一会儿，我停止了数数，开始集中思想考虑起审讯来。我思考着在选择了陪审团之后，我该在开场白里说些什么。我在硬板凳上坐下来，尽最大努力仔细地琢磨着我已经和他们谈过话的陪审员的那一张张我仍记得的脸，考虑着应该留下哪些，放弃哪些。门响了一下，开了。一个陌生的狱警示意我跟他走到另一个走廊。我问他几点了。我在牢房里呆了还不到十五分钟。
“我以为他是带我去吃饭，或去换上囚衣。他停下来，打开一扇门，我发觉自己正眯眼对着耀眼的亮光。我好像是站在一个台子上，旁边有四五个人，站在一堵上面画着乱七八糟东西的墙前面。从灯光那边的黑暗处，一个声音叫我们向左转。这时我明白了。我被编进了一个小组。
“我一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找一个杀人犯或强奸犯，他们的证人就会错误地指认我。我很肯定。我尽量装作是另一个人。我两个肩膀向下垂，身子尽量往前弯，就好像是在田里弯腰劳动的人。我低下头，下巴耷拉在胸脯上。我对那桩罪行一无所知，但是，我觉得我有需要隐瞒的东西。结束后，当我和其他人被一起带出房间时，我仿佛觉得自己成功了。
“他们没有把我带回那间小牢房，而是把我带到另一个走廊上，关进了我们过去称作‘新人房间’的囚室里。那个房间很大，大概有三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四面靠墙处都有凳子。在一面墙上有两个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一线昏暗的亮光。窗户很高，根本够不着，更不用说看见外面了。里面挤着三四十个人。大多数人都弓着背，看着水泥地，或靠在墙上，双手懒洋洋地垂在两侧，或抱着曲起的膝盖，看着前方，两眼茫然。有几个人躺在地上，胳膊交叉放在胸前，醉醺醺地睡着了。空气凝滞，充满了尿和汗的臭味。我小心翼翼地跨过躺在地上的人，在正对着窗户下面的凳子上找到了一个座位。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屋里的光线后，我看见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人。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人的裤子一直褪到了脚踝，正坐在大家共用的抽水马桶上。我转过脸去，心里一阵恶心。然后，我觉得我一定是搞错了，于是，又朝那儿看了一眼。他坐在那儿，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粗粗的脖子，肥硕粗大的胳膊，正在手淫。我猛地跳了起来，跑过房间。我绊到一个醉鬼身上，他醒了一下，胳膊挥到我的腿上。我跑到门口，使劲捶打着门。
“你们要把我关在这里关多久？”狱警打开门上的窥孔时，我问道。
“‘安静点，’他大声叫道，关上了窥孔。
“我又拼命地捶门，大声喊叫着想让狱警回来，尽管我知道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表示。没有人会来帮我，我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当时的处境，不再抱怨。
“那个周末——三个晚上就好像是三年——我身边全是醉鬼、社会弃儿和几乎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他们无法辨别四十年前他们成为酒鬼和吸毒者时发生的事情和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疯狂的受害者。
“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头坐在我旁边的板凳上，抓挠着脸庞上的灰白短须，想竭力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他张开无牙的嘴，上下打量着我，飞快地胡言乱语起来，声音单调。他不停地咕哝着，我顶多能听懂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他偶尔会停住话头，突然用清晰的声音问道：‘你不明白？’他会一直等到我做出某种表示，如点头、耸肩、微笑，表明我懂了，表明我同意他所说的，他才会又沉浸在那语无伦次的话语中。
“他喋喋不休地唠叨着，不时地停下来看看我是否在听他讲。他那滔滔不绝的话只对他自己有意义。‘你不明白？’他问道，突然变得警觉起来。接着，还没等我回答，他就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他打起呼噜来。他的肩膀靠在了我的胸前，到最后，他的后脑勺靠到了我的下巴下面，乱蓬蓬的油腻灰白头发紧贴在白生生的头皮上。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倒下去，站起身来，让他躺在硬邦邦的木头凳子上。一个无害的老头，当他没有爬进酒瓶时，被送进了牢房。我发觉自己在想，那老头滔滔不绝含糊不清地对我说了一大通，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我在牢房的另一侧找了个地方，尽可能离粘满屎的马桶发出来的恶臭味远一些。夜幕已经降临，高高的窗户黑糊糊的，屋里惟一一个灯泡射出的昏暗微弱的亮光，幽幽地照在即便是在大白天的光线下也要十分费劲地才能看清的物体上。人怎么可能会自愿被贬低到这种地步？我们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怎么会是将他们抓起来，投进监狱关上几天或几个星期，然后把他们放回到大街上，让他们又去重新犯罪？被我撇在那儿，躺在黑暗中某条板凳上的老头将在醉生梦死中或者牢房里度过他的余生，似乎没有人会在乎。那是我第一次想到，法律本身也许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
“我慢慢意识到有人在注视着我。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一个身材瘦削的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笔直地坐在那儿，背靠着水泥墙，两手伸直放在膝盖上。他见我也在看着他，立刻走过来，一句话不说，用刚才那样的姿势在我身旁坐下。
“‘谢谢你到这儿来，斯迪尔海默先生。’他说道，两眼直视前方。
“我不理睬他，想走开。‘咱们是约好的，斯迪尔海默先生，’他说着转过脸来。‘自从昨天下午我老婆打电话给你以后，我一直在等你。’
“我摇摇头向他表示他弄错了。
“‘你是我的律师，’他坚持说道。‘明天开庭。’
“‘我不是斯迪尔海默先生。我不是你的律师。’
“‘等一等，’他表情严肃地说道。‘我问问我老婆。’他眯缝着眼睛，双唇开始蠕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就好像他面前举着一本书，在一字一句地默读。他的嘴唇不动了，眼睛睁大了些。‘现在我明白了，’他目光左右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我倾过身子，低声说道。‘她告诉我说你在这儿不想用你的真名。我怎么称呼你？’
“‘你刚才和你老婆讲过话了？’我问道。‘她在哪里？’
“‘在罗马。她是个修女，’他答道。‘她是罗马教皇的女儿，’他补充道，急切地想向他人证明自己的重要身份。
“疯狂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不经过认真的思考，而非要坚持正常人遵循的理智的规则的话，那就会一无所获。
“‘我不是你的律师。我被派到这儿来是为了看看你是否一切都好。斯迪尔海默先生明天来，也许是后天。同时，’我装作这是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告诫他说，‘你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仔细听着我说的每一个字，流露出俯首帖耳的目光。‘保持沉默是最重要的，’我又强调了一句。
“‘保持沉默是最重要的，’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点了点头。然后他一声不响地回到他先前坐的板凳上，伸出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又开始了无尽的等待，等待那个永远也不会到来的人。
“如果说那天晚上我睡觉了的话，那也是每次只睡着了几分钟。由于噩梦的驱使，大男人像孩子似的哭喊起来，孤独而恐惧；或是从梦中惊醒，大声骂着脏话；或对着那些他们认为打扰了他们休息的人一阵猛打。
“那个周末我一直呆在那个地牢里，像是在慢慢死去。他们始终没有让我住到单人牢房里；他们始终没有让我洗个澡换换衣服。星期一早上他们把我放了出来，但那时已经是九点钟了。看守把我的公文.９9ｌiｂ?包还给我时提醒我说，我必须在半小时之内赶到法庭。
“‘为什么不在两小时之前就把我放出来？那是正常的放人时间，不是吗？七点钟？’
“他不愿意回答我，但最后还是发了慈悲。‘这不是我决定的，’他说道，一边把一只马尼拉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我拿起我的钥匙和钱包。‘是杰弗里斯法官签的释放令。’他犹豫了一下，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情。‘你不会就这样上法庭吧，是吗？’
“我从星期五早上起就没有刮过脸。我从那时起就没有刷过牙，甚至没有洗过脸和手。我的头发摸上去生机勃勃，满是疯狂吃食的微生物。我浑身发痒。我的西装全都毁了，满是皱折，一股汗臭味，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气味。我的黑色拷花皮鞋又脏又破。其中一只都褪色了，上面留有一块斑迹，那是坐在我旁边的哪个醉鬼从裤腿里小便时尿在上面的。
“那个看守看着我，越发变得同情起来。他主动提出帮助我。‘我那里有几样东西。一把剃须刀，还有一把多余的牙刷。’
“‘谢谢，’我答道，转身离去。‘但我想应该让法官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第三章
哈博·布赖斯手里端着一杯酒，两眼扫过吧台和快餐室。我们谈话的当儿，又进来了一些人，每次来人时都会有一股晚冬的寒风吹进来。现在差不多半个酒吧都坐满了。这个酒吧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这种地方很少有空的时候，但从来也不会拥挤。桌上的盘子已经被收走了，咖啡也凉了，但是谁也没有急着离开的意思。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上一整天，谈论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不会有人对此在意。
乔纳·米克罗尼迪斯把衬衫袖子往上稍稍推了推，悄悄地瞥了一眼手表，开始说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天已经不早了，他们还有事情要做。时间就是金钱，对乔纳·米克罗尼迪斯来说，金钱就是一切。阿萨·巴特拉姆没有理会他。他的头微微一动，手的动作更加隐蔽，他阻止住他说话。
“你真的就那样去了法庭，卡尔文的法庭？”阿萨问道，怂恿我继续往下讲。他双臂交叉搁在桌子上，大嘴的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微笑，苍老的眼睛里流露出怀旧的神情，仿佛我的话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某次不理智的行为，想起了某个他谨慎地不会再犯的挑衅行为，但他回首他做的那些事时依然感到十分骄傲。
“我甚至都没有到盥洗室去梳个头或洗个脸。我非常气愤。我想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那么义愤填膺。”
阿萨非常清楚我的意思。
“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也是一种解放，不是吗？”
“当时你们要是在场，准会以为我是在领导一场奴隶起义呢。在那种地方呆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我比我在那儿见到的那些可怜的人变得更加疯狂。我简直要杀了杰弗里斯，而且当我因此而被枪决时，我会坚信那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没有杀他，但是当他在法官席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狠狠地瞪着他，想用眼神杀死他。其实我用不着费心了；当他看见我的模样时，他几乎要死过去。
“我坐在律师席上，装作一切都很正常，跷着二郎腿，左手抚摸着后脑勺上的头发。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摸摸下巴，就像一个衣着华贵的纨绔子弟，对身边的人感到乏味至极。拉金夫人坐在我旁边的椅子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在看卷宗的副地区检察官抬起头来，就像是一只动物突然闻到了什么气味似的。陪审员们在座位上不安地变换着姿势，用胳膊肘相互推推以确信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情景。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大声喊道，脸部因气愤而涨得通红。
“这时我已经转过身子，对着上星期五我问过她话的那位陪审员。‘谢谢，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头也不回地答道。‘请告诉我，’我继续说道，仿佛时间是凝固的，‘即使你确信被告可能有罪，但是，如果州法院无法以毋庸置疑的理由证明她是有罪的话，你还会投票反对无罪判决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陪审员脸上的表情，那可怜的女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她愿意回答我的问题，但又害怕开口。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在座位上尖声叫道。
“我飞快地站了起来，那速度快得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请不要打断我说话！’我也对他大吼一声。‘我有权问那个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么生气的人。‘你知道自己是在跟谁说话吗，律师先生？’他问道，牙齿咬得紧紧的，整个脸仿佛在颤抖。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我们过去常在旧小说里读到的那种英国律师。他们站在那儿，手背在后面，只需稍稍改变一下语调，就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击败对手。我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印象——肯定是我在书里读到的，这当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了，还没等我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话就说出口了。
“‘尊敬的法官，我不知道。因为，你瞧，我就像一个佛教徒站在他的偶像面前：我知道你很丑陋，但是，我觉得你很伟大。’
“陪审员、法警、书记员——法庭上的所有人——都呆住了，一双双眼睛都转向杰弗里斯，看他会怎样。
“我既说他丑陋又说他伟大。他要是质疑其中的一点就必然会质疑到另一点。他恶狠狠地看着我，但是从他那锐利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设法控制自己，脑子里在飞快地思索着怎样做保险些。他十指交叉，低下头来，噘起嘴唇。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他慢慢地点点头，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很好，安托内利先生，’他似乎很友好地低声说道。法庭里发出了一声几乎可以听得见的宽慰的叹息声。‘很好，的确很好，’他又说了一遍，然后朝陪审团转过脸去，他面带严肃的微笑对他们说道，‘安托内利先生显然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我想，他晚上好好地睡一觉就会恢复常态的。为了在座各位的利益，我想现在咱们最好还是休庭，明天早上再开庭。’
“离开法庭我就直接回家了，脱掉衣服扔在浴室地上堆成一团，好好地冲了一个热水澡。过后我就上床，躺在干净的被褥里好好享受了一番。我睡了整整一天，中间起来弄了点东西吃吃，就又上了床。第二天，我身穿干净衬衫和新西装，坐在律师席上，开始向那同一个陪审员提问，就好像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似的。
“‘当这次庭审结束时，当你听过所有的证据后，即使你确信被告可能有罪，但是，如果州法院无法以毋庸置疑的理由证明她是有罪的话，你还会反对无罪判决吗？’
“她本能地将目光投向了法官，杰弗里斯正在低头看什么。‘是的，’她答道，目光又转回到我身上。
“我们很快进行完了忠实回答宣誓，上午休庭时就组成了陪审团，下午我们作了开始的陈述。第二天，公诉人传唤了第一个证人，爱德华·拉金。
“他看上去是个很正常的人，就像是街区里某个孩子的父亲，或是你的某个女同事的丈夫，或是一个穿着考究、相貌英俊的人，或是你在等汽车时会愉快地与之交谈的人。他在谈到他和他女儿的性关系时，就好像是一个心理医生在描述他的一个病人所做的事。对于他的这一点你必须清楚：他几乎学会了用医学道理来分析他过去的行为。是的，他与自己的女儿发生性关系有多年了九九藏书。是的，他知道他不应该做这种事。但是，他现在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正在学会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真是太了不起了，几句话就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他的问题！突然间，那变成了个人的隐私，是他个人的秘密，那事与任何其他人都无关，只有受到他的行为影响的人才能帮助他解决那个问题。他不再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必须受到惩罚以警示他人的人，而成了那些治疗他那种特别疾病的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在审讯他妻子时，他也出庭作证，仿佛他是作为一名专家被请来对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案子作证。
“他承认了一切；他对什么都不感到难堪，更不用说感到羞耻了。在回答问题时，他描述了他每星期好几次从他和妻子的房间里出来，经过过道，走进他女儿的房间的情景。虽然他说他总是等他妻子睡着后才行动，但是他说话的样子表明，他并不能肯定他妻子是否每次都睡着了。
“公诉人确保大家都听明白了。‘这么说，很有可能，’斯宾塞·戈尔德曼问道，‘在这种事发生的这些年里，你妻子知道了你和你女儿干的事情，对吗？’
“这是诱供，还没等他把问题问完，我就站起来表示反对。但是，如果我以为杰弗里斯已经了断了和我的恩怨，那我就犯了一个大错。
“‘反对无效！’他大声叫道，挥手让我坐下。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依然站在那儿·坚持我的观点。‘他是……’
“‘他是在获取证据，表明母亲肯定知道父亲的行为。’杰弗里斯打断我的话。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那母亲自己一定有什么事隐瞒着。是不是，戈尔德曼先生？’
“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法官成了公诉人，我成了他起诉的对象了。
“‘对吗，戈尔德曼先生？’他又问了一遍，依然与我四日相对。
“戈尔德曼被杰弗里斯的行为惊呆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他终于说道。
“‘反对，法官大人，’我说，强迫自己说话时不要激动。
“他以为我是在重复刚才的反对。‘我已经说过反对无效，’他说道，转过脸去。
“‘我反对法庭的意见。它毫无根据，毫不相干，完全是一种偏见。我请求法庭收回刚才的意见，请陪审团驳回陈述。’
“‘你在说什么！’他咆哮道。然后，他意识到全法庭的人都在看着他，便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说出或做出什么他将来也许会感到后悔的话和事来。‘你提出了反对意见，安托内利先生，我已经驳回了。你又提了出来。我告诉了你我驳回的理由。’
“‘那是你驳回我反对意见的理由，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敬道，‘还是你认为陪审团为什么要宣判有罪的理由？’
“他气得脸色发青。他表现得很明显。但我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
“‘我希望你不是在质疑本法庭的公正性，安托内利先生，’他说道，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绝无此意，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答道，面带怒气飞快地笑了一下。‘我没有剥夺别人希望得到的权力。’
“我想，如果他手中有枪的话，他一定会杀了我。但当时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理睬我。他摇摇头，好像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话，叫戈尔德曼继续向证人发问。
“轮到我说话时，我开始发动了进攻。‘你从来没有看见你妻子和你儿子干过什么，是吗？’我刚从椅子上站起一半身子就开始发问了。
“他镇定自若。‘没有，’他面无表情地答道。
“‘你妻子从未对你承认过她与你儿子做过什么有失体统的事，是吗？’
“‘是的。’
“‘你从没有看见过或者听别人说过什么，使你相信有什么有失体统的事正在发生，对吗？’
“‘对。’
“我站在律师席前，目光从证人身上移到法官身上。‘除了刚才所说的以外，你妻子珍妮特·拉金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事，使你会想到她对你和你女儿所做的事有任何怀疑，是吗？’
“杰弗里斯低着头，假装在忙着什么，虽然他心里非常清楚我是在盯着他看，而不是证人。
“‘这么说，任何有关你妻子肯定知道的事情或她肯定在隐瞒着你的事情的迹象都是猜测。是这样吗？’
“杰弗里斯猛地抬起头来。一脸气愤的表情。没等他开口，我朝证人跟前迈了一步，问道，‘拉金先生，在你儿子来和你一起生活之前·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对吗？’
“他刚要开口回答。我又朝他跟前迈了一步，抢在他前面说话了。‘拉金先生，在你的孩子中，你想与之发生性关系的不单单是你女儿，对吗？’
“杰弗里斯举起木槌；戈尔德曼腾地从椅子里站起来；人群中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戈尔德曼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见木槌敲击的声音。由于已经听过了无数遍，陪审员们几乎都已经忘记了拉金对他女儿所做的事情，而现在却被他们所听到的有关他企图对他儿子施行的罪恶惊呆了。惟一没有受到我的指控影响的似乎是爱德华·拉金本人。他坐在证人席上，双手交叉，面无表情地等待着，仿佛面前发生的骚动与他毫不相干。
“杰弗里斯和我一样，不知道戈尔德曼提出了什么反对意见。但那并没关系。嘈杂声渐小，他举起木槌敲了几下·大声喊道：‘安静。’
“‘你不承认你曾对你女儿说过你对你儿子有过非分之想？’我连珠炮似的问道。
“‘反对。’戈尔德曼又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就像是在拦火车。
“‘安静！’杰弗里斯喊道。怒不可遏。
“‘你否认曾经对你儿子有过幻想——性幻想吗？’
“没等戈尔德曼说完，杰弗里斯就表示反对。我快速地离开了证人。‘证据？’我提出了请求，仿佛那是我的权力。杰弗里斯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习惯于任何人对他回嘴，更不用说是个年轻律师了。
“‘这与本案无关，尊敬的法官大人，’戈尔德曼插了一句。
“‘但这与本案有关，尊敬的法官大人。它关系到证人的可信度。’
“杰弗里斯满脸通红地叫我说其他事情。‘反对有效。’
“‘请告诉我，拉金先生，’我说道，又转过身来面对着证人，‘你作证说你儿子告诉你，他母亲强迫他与她发生性关系，他有没有说在他和你一起生活之前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
“拉金摇摇头。‘他接受心理治疗后才说的。’
“‘那请告诉我们他说了些什么，拉金先生。在你儿子告诉你之前，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吗？’
“‘没有，我没99lib?有怀疑过。’
“‘别人没有，难道你也没有发现这种事情的任何迹象？’
“戈尔德曼表示反对·但是，这会儿，他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是不攻自破了。我几乎没有朝杰弗里斯的方向看一眼，就手一挥，仿佛是在表示我对他们两人已经九九藏书不屑一顾，接着便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假如要我指出我的一生是在哪一时刻改变的，我可以说就是在那一时刻。我不是说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我甚至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还记得那个问题。我是说在庭审中的这一时间，这一时刻，我似乎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采取了决定我终生的决定性的一步，在那之前的一切都是学习，是本能，是各种事物的综合，它使你做出反应，使你适应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时·我当律师快三年了，而且干得很好——至少我自认为干得不错。我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官司。其他人似乎都是这样衡量事物的——你输了还是赢了。但是，当时真的是第一次，我知道了我在做什么。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的言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明白参与那个案件审讯的其他人对我的反应是什么。那不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尽管我相信其中肯定有许多这种成分；那具有更深的意义。我当时说不清楚是什么意义，即便是现在恐怕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的原因。我明白事情的原委。在那次审讯中，我学会了相信自己，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当时要么就那样，要么就让杰弗里斯帮助公诉人判那个女人有罪·而那个女人从来没有犯过那种任何一个母亲都可以因此而被指控的可恶的罪行。
“公诉人终于向爱德华·拉金问完了他要问的问题，然后又把那小男孩的心理医生传唤进来。那医生相信并报告了那男孩告诉他的一切。接着，他们又把那个警察传进来。是那警察报告了那个小男孩所说的一切，并声称他相信那男孩的话。
“‘你多大了？’我问那个接受提问的警察。
“‘三十八岁，’他答道。
“‘结婚了吗？’
“他做出肯定答复后，我又问他有没有孩子。他有三个孩子，而且显然为此感到很自豪。我从桌子上拿起他写的那份报告，翻到我需要的那一页。‘这是你写的？’我拿着报告伸出去给他看，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他不知道我想要证明?９9ｌｉｂ.什么。‘是的，’他说。
“我看了他好一会儿，仿佛我不敢肯定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话。‘那好，’我说·然后把那报告收回到眼前看得见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这个部分是你写的？根据那小男孩的交代，每次和他母亲性交都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抬起手来，耸了耸肩。‘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表示疑惑地问道。
“他似乎不明白我的问题。‘你难道不觉得——怎么说呢——这非同寻常？’
“‘那是那男孩说的，’那警察答道，好像我是问的另一个问题。
“我看了看陪审团，盯着每个人看了一会儿。‘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我重复了一遍，好像我是一个惊讶的听众。
“‘你有什么问题吗，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大声问道。
“‘是的，我想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轻松地答道，走回到律师桌旁。‘但不是要问这个证人。’
“那事真有趣，人人都被那男孩的故事吸引住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强奸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有的人会在那种我们人人都有的冲动和欲望的驱使下，变得心理扭曲，变得狂暴，会去强奸妇女。我们却很难理解有人会去强奸一个孩子，更加无法想象一位母亲会对自己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来。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故事变得有点儿古怪，难以令人相信。那太离奇了，是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谁都不敢对那男孩说的话表示丝毫的疑问。他们惟一能使自己区分于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的做法就是对它加以谴责，而对它加以谴责的惟一办法就是相信这事确实发生过。
“那男孩是公诉人的主要证人，从他开始作证的那一刻起，斯宾塞·戈尔德曼就把他当作受害者。戈尔德曼相信那男孩的话，非常相信。他把自己看做那男孩的保护人。在开庭审判前，我曾要求见见我当事人的儿子，但遭到了戈尔德曼的断然拒绝。‘他不想和你谈话，’他对我说，仿佛我是被指控者似的。
“杰拉德年纪小小的，但很镇定，太镇定了。他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放在大腿上，两腿紧紧地靠在一起。他等待着戈尔德曼的每一个问题，然后便迅速做出答复，他的答话直截了当，句句说到点子上，没有丝毫不当之处。他每回答一个问题，就看一眼陪审团。他描述了他母亲在床上激起他性欲的情景，就像其他孩子描述他们在野营中的经历那样。我们大家都应该喜欢孩子，但我不喜欢他。几乎从见到他母亲的那一刻起，我就相信了她；他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就知道他在撒谎。公诉人只要求他说出他的名字，拼出他的姓，以便记录备案。他的回答却告诉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这就是他，一个孩子，声称自己的母亲对自己进行性虐待，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在许多年里有过无数次。他走进这个法庭，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受到过性虐待的孩子是不愿意谈起这种事的，即使是谈起这事时，他也不会心地坦然地看着你的。杰拉德·拉金仿佛是舞台上的主角。
“我问他是否记得和警察谈过话，他说的话是否句句是真。他两眼直视着我，说：‘是的’。
“‘你说这事第一次发生时，你住在洛诺克大街的房子里。是吗？’
“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做出答复。‘是的。’
“‘明白了。’我摸摸下巴，看着地面。‘你肯定吗？’我问道，抬起眼睛。‘绝对肯定？’
“‘是的。’
“‘你家从那个房子搬到了阿灵顿大街，是吗？’
“‘是的。’
“‘那时你刚刚上一年级，才七岁，是吗？’
“他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含义。‘是的，’他答道。
“‘这么说，你是在告诉我们，你和你妈妈发生性关系时是七岁。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两眼一眨不眨。‘是的。’
“‘那种事一直持续到你和你妈妈、姐姐搬出那个房子，搬到你爸爸的公寓里。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就站在他面前几英尺远的地方。我转身走到陪审团席前，把手放在扶栏上。‘你告诉警察，每次发生这种事的时候，都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对吗？’我一个个地看了看陪审员的眼睛。‘每次都那么长时间吗——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从开始到结束？’
“‘是的，’我听见他答道。
“‘在你只有七岁的时候，’我补充道，看着最后一位陪审员的眼睛。
“我走回到我的椅子上，在孩子的母亲身边坐下。那男孩可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可以直视着公诉人的眼睛；他甚至在回答问题时可以直视着坐在陪审员席位上的十二个成年人的眼睛；但是，他无法，我敢说，面对他母亲。
“我把椅子.99lib.向后挪了挪，向前倾过身子，双肘支在膝盖上，抬头看着他。‘你到底想得到什么？’他第一次露出了犹豫的神情，在那一刻，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丝疑惑，就好像此刻他意识到了事情的结果也许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你爸爸离开时，’我问道，带着更多的同情，‘他有没有告诉你，有一天一切还会像从前一样？’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是的。’
“‘你爸爸离开时，他们告诉你是因为他对你姐姐干了那些事而离开的？’他没有开口，只是点点头。‘你最最希望的是大家重新回到一起，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是吗？’
“他把头抬到正好看得见我的高度。‘是的。’
“‘那就是你胡说这些关于你妈妈的事情的原因？因为如果他们俩的情况都一样，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们俩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你爸爸就又可以回家了，是吗？’
“我想了一会儿，以为他会回答我的问题。我想他是想回答的。但是，事情已经变得太严重了。不知道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是对他爸爸的背叛，还是因为他害怕说出来会对他自己有什么不利，他没有勇气承认他撒了谎。”
第四章
“为什么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呢？”阿萨·巴特拉姆问道。他皱着眉头，在思考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淡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你一定是提出了上诉请求。这种请求几乎总是会遭到否决，但是，像这样的案子，那男孩说了那些话之后……”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了，脑子里又转出一个想法。
“卡尔文否决了你的请求，是不是？但他为什么要否决？”
他问完这话，两眼一闪，又点了点头。
“他觉得你可能还是会输掉官司，对不对？”
阿萨非常了解他的老朋友，他说对了。即便那男孩站在证人席上承认整个事情都是他编造的，杰弗里斯还是会在公诉人陈述完之后否决上诉请求。
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我没有提出上诉请求，”我说。
阿萨以为我在开玩笑。
“人人都会提出上诉请求。你应该提出上诉请求。”
“无效的法律援助，”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说道，仿佛他曾经在法院里工作过似的。
哈博·布赖斯笑了笑。
“那样，如果被告败诉的话，她就可以获准重新审判。”
米克罗尼迪斯面带茫然的表情看了看布赖斯，然后又看着阿萨，等着他作出解释。
阿萨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我。
“那就是你不提出上诉请求的原因？”
我想说是的，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考虑得那么远。我当时脑子里惟一的想法就是不屑置辩。
“公诉人一陈述完，我就站了起来，传唤被告的第一个证人。
“‘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打断我的话。‘你难道没有什么要先对法庭讲吗？’
“当时那就像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我不会再使他从对我的否决中得到任何满足感。‘没有，尊敬的法官大人，没有。’我答道。当时我脑子里的惟一念头就是让珍妮特站到证人席上去。她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有机会能够对那些有关她的可怕的传言以及她被指控的可怕的事情做出直接的回答。她应该得到这个机会。
“我知道，我惟一能为她做的事情，就是给她那个机会。即便是在这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觉得在我处理的所有案子中，没有谁比她的处境更糟糕。在许多情况下，以某事给某人定罪要比指控他容易得多。说实话，爱德华·拉金的处境比珍妮特·拉金要好得多。他做了某事，他承认了，那就成了事实，就可以着手处理了，那事就给所有其他事下了定义。她受到了指控，但她对此一筹莫展。她孤立无援，无能为力。无辜者背上罪名是最难以承受的。试想一下它给人带来的震动。如果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做了一件错事，然后被抓住了，当你听到自己被指控时，你不会感到惊讶。但是，当你没有做那事，而且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那种事，这时你如果受到指控的话，那简直是要把你活活折磨死。你感到有罪。你会觉得每一个看着你的人，在街上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你所做的那事，而实际上你并没有做那事。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你，都认为你做了那事。你的朋友——那些仍然来看你的朋友——对你说，他们相信你，但你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你；你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把自己看作了受害者。他们处在一种两难境地，即，处在对你的义务和他们每次接近你时感到的那种尴尬之间。没有人相信你，结果你自己也开始怀疑是否应该相信自己。你做过这种事吗？然后，由于这种事实在是太可怕了，又对它加以否定，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你不相信那是真的，但你又不得不承认，虽然那事似乎不可能，但它看上去又好像是真的。难道一个疯子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疯的吗？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珍妮特·拉金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形中。她没有变疯真是个奇迹。当我叫到她的名字作为被告的第一证人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还没睡醒似的，不能肯定这是不是噩梦的一部分。
“她错误百出。她回答问题时，她不看着陪审团，而是看着我。当她否认她和她儿子做过什么不得体的事的时候，她的声音又低又胆怯，没有人们想象中受冤枉者的那种愤怒，反倒使她听上去好像她自己也说不准似的。
“起初，她不愿回答问题。我只得直截了当地对她提出问题。‘拉金夫人，你有没有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与你儿子杰拉德·拉金发生过性交或性关系？’
“法庭里挤满了人。凳子上坐得满满的。在杰弗里斯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座位的人获准在后面靠墙站着。那一双双看着她的眼睛把她吓坏了。从她站到证人席上的那一刻起，她的眼睛就别无旁骛，一直看着我，直到我向她提出那个问题。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两肩向前倾，两眼看着自己的双手。她开始搓动着双手，仿佛要把手洗干净似的。直到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她才停下手，重又抬起头来。
“‘没有，’她说道，来回摇着头，圆睁悲伤的双眼。‘我从来没有伤害过我的孩子。’
“我不得不剔除任何有可能造成模棱两可的意思的话。‘你从来没有和你儿子发生过性交？’
“她咬着嘴唇，浑身颤抖了一下。‘没有。’
“我让她把整个事情回顾了一遍，如她丈夫对她女儿做的事情，她什么时候知道那事的。我让她描述了一遍她是如何帮助她女儿的，是如何帮助她儿子的。
“‘有一天我儿子告诉我，说他认为他爸爸不应该一个人住。我告诉他，他可以去看望他爸爸，但他必须住在家里。’
“‘在他提出对你的指控后，他就被从你家里带走，获准和他爸爸住在一起，对吗？’
“我们就这样一问一答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只剩下了一个问题。
“‘你认为那是你的过错，对吗？我是说，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事，还有发生在你儿子身上的事，到最后他编了那么个故事。’
“我不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时间，多少天，梳理她婚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事。一次都没有谈过。我现在问她是因为突然之间那似乎是惟一有意义的事。她看着我，仿佛我刚才泄露了什么秘密似的。她的嘴开始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只得强迫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我认为是的。我应该想到那一点。’她说着，用双手掩住面孔。‘是我的过错。我应该想到那一点。’
“因为斯宾塞·戈尔德曼从一开始就相信了那男孩的话，他对男孩的母亲没有丝毫的同情。
“‘你是想告诉我们，你丈夫与你女儿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发生了很多年，而你却一无所知？’
“他的态度冷冰冰的，带着讥讽的口吻，而且问题提得飞快，几乎还没等她回答上一个问题，他就接着大声地问下一个问题了。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我都提出反对；而每次我提出反对，都遭到杰弗里斯的否决。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就像是潘趣和朱迪滑稽戏里的木偶一样。
“‘反对。’‘反对无效。’‘反对。’‘反对无效。’最后，我跳了起来，没有说反对，而是说：‘尊敬的法官大人，也许你应该把你的木槌借给戈尔德曼先生，那样他就可以省去我们在这里审判的麻烦，直接打得她招供就行了。’
“你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愤怒的表情。‘你是不是想因蔑视法庭再次被关起来？’
“‘至少那种做法是我们两人都可以同意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答道，有意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他确实已经黔驴技穷。无论他说什么，他都无法再蔑视我，也不可能把我从法庭上拽出去。我们在法庭上较量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此外，还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呢。杰弗里斯常常滥用职权，他已经不懂得最好应该是在私下里那样做。他惟一的回答，至少在那一刻，是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紧接着就将注意力转向公诉人。‘请继续讲，戈尔德曼先生。’
“我继续表示反对，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反对有可能被采纳，99lib.而只是想给珍妮特·拉金一些时间，好使她镇静下来。戈尔德曼永远也无法击垮她。她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她说的全是真话。她所拥有的也只有真话了。她丈夫已经把其他一切全都拿走了。他带走了她的女儿，他带走了她的儿子，不单单是带走了他们，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偷走了他们的天真无邪，彻底毁了他们。
“由于害怕说错话，也知道有数百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她就像教孩子初识字母的母亲一样，格外小心，每次回答时都字斟句酌。戈尔德曼时刻准备着下一个问题，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了。当他催促她时，她根本不理睬他；当他试图打断她时，她只管继续往下讲，就好像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他不断地追问她，反复地问同一件事，想让她承认他认为她干过的事，或使她改变证词，那样他就可以利用她前后矛盾的话来反驳她。他用极其凶狠的态度向她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要是办得到的话，真会用石头把她砸死。他的企图毫无效果。她像一个装着玻璃眼睛的机器人一样坐在那里，从头开始把她的回答又重复一遍。戈尔德曼气急败坏，最后只好放弃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永远否认下去，拉金太太，但是，你我都知道你强奸了你儿子！’
“那句指控的话音在空中回荡，戈尔德曼又看了一眼被指控者，然后转身离去。
“‘被告方传艾米·拉金，’没等戈尔德曼回到他的座位上，我就说道。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知道珍妮特·拉金的女儿是否会出庭。她曾说过她也许不会出庭。她知道她的出庭对她母亲的辩护是多么重要——我使她在这一点上确信无疑——但是，她告诉我，决定要由她自己来做，并说她不想被人强迫去做任何事情。我让法庭给她送了传票，但那毫无用处。如果她决定不出庭作证，那谁对此都无能为力。她很任性，但并不无礼。她不会对把她叫到法官面前，或因她蔑视法庭而把她投入监狱的权贵们提出质疑。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她只是不愿意做任何她不想做的事。再也不愿意了。
“自从她母亲的案子审理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她，我也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那个案子结束之后她的情况怎么样了。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也许我更愿意从某种幻想中得到安慰，隐约地希望一切都好。我所能肯定的一点是，虽然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显得更聪明，但那种聪明并不会给她带来所谓的幸福。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她是一名证人——在我看来，是一名关键证人——她必须出庭作证。要是有人说我所做的事情和她父亲的行为一样荒唐的话，我也许会反驳他，说他的看法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就像是出自对刑事审判一无所知的人之口。但是，他们也许是对的。她所经受的难以启齿的事情都是在私下里悄悄进行的，都是些她永远也无法对别人说的可耻的秘密。在招供中，她父亲两次出卖了她。他违反了一个家长的基本责任，将他的所作所为毫无隐瞒地袒露在众人面前。被传唤到庭为她母亲作证时，她被迫告诉数百位陌生人她多年来隐藏在心里的也许永远也不会说的秘密。我有什么权力——谁有这个权力——对她那样做？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我当时关心的只是她能够出庭，来到法庭上，举起手听着法庭职员念作证誓言。
“她看上去没有丝毫的紧张感，不过，又有多少证人会表现得紧张呢？他们坐在那里，心里怦怦直跳，脑子里充满了恐惧，不知道在回答问题时是否张得开嘴，不知道如果他们张嘴的话，是否能说得出话来。但是，他们在表面上总是装出很镇静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他们的日常事务似的。我们人人都是演员，戴着我们认为别人都想看见的那个面具。
“我率先提出了公诉人陈述的核心问题。‘在你和你爸爸发生性关系的那段时间里，你妈妈知道吗？’
“她坚决地摇摇头。‘不知道。如果我妈妈醒着的话，我从来不让他进我的房间。’
“她的用词使我感到非常吃惊。‘你不让他进你的房间？’
“‘我让他向我保证，我妈妈永远不会发现。我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她只有十六岁，但她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和她最要好的朋友的丈夫有风流韵事的女人一样。
“‘你怎么能肯定她不会发现呢？’
“她立刻就否定了我的话。‘她要是知道了，不会装在心里不说的。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转向陪审团。‘公诉人说，她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就像你和你爸爸发生那种关系一样，她也在和你弟弟发生着那种关系。’
“‘简直好笑，’她说。她的声音里充满鄙夷。
‘杰拉德和我妈妈！他是想报复大家。’
“戈尔德曼站了起来。‘反对。无效。’
“杰弗里斯没有丝毫的犹豫。‘反对有效，’他大声说道。‘陪审团将不理会证人最后那句话。’
“他的话还回响在法庭的四壁上，我就问道：‘你弟弟有没有对你说过，他和他妈妈之间发生着什么不正当的事？’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我已经说过了。他只是想报复大家。’
“戈尔德曼站起身来想要表示反对，但杰弗里斯没有等他说话，就向证人席倾过身子问道：‘年轻的女士，我知道你已经吃了不少苦。但是，你只能对你看见的或听见的事作证，你不能猜测某人也许做了什么事或没有做什么事，或他们由于什么原因说了什么。明白吗？’他说得很坚决。
“她不像你见过的任何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年龄对她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她答道。‘我不是在猜测。杰拉德对我说过，他要报复大家。’
“法庭里死一般的寂静。杰弗里斯慢慢地收回身子，但两眼依然盯着她，满脸怒容。‘你有没有想过，如你所说，他想报复大家，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她没有退缩。‘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他身上，’她坚持道。
“‘你还有什么要问这位证人吗，安托内利先生？’杰弗里斯问道，急切地想把她打发走。
“我点点头，两眼看着地面，十分不情愿地开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知道那些问题是法庭里任何一个人都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会粉碎我们关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相信什么的最后一点幻想。
“‘艾米，你爸爸第一次和你干那种事的时候，你多大了？’
“‘十一岁，’她毫不犹豫地答道。‘那是他开始触摸我身体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真正发生性交的时候，我十二岁。’
“她十六岁，她的头发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棕色或金色。她的脸上刚刚长出了一些雀斑，因此，即使她穿着裙子，看上去也像个刚刚把脸洗干净的假小子，班上谁也跑不过她。
“‘这种事刚发生时，’我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妈妈？你为什么不叫她让他住手？’
“‘他是我爸爸，’她说。‘他对我说那表示他是多么的爱我。他告诉我那必须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
“‘不过，那不是惟一的原因，对吗？’
“她和我四眼相对，但没有开口。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一切。我们两人都知道她要说些什么。她仍然不住地看着我，这时，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在等待着我，一直要等到她确信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她第一次告诉我时，她看见我惊讶地流露出不相信和尴尬的表情，她不希望我再作出那种反应。把大人当作小孩已经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我对她笑了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不过，那不是惟一的原因，对吗？’
“‘是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不希望它结束。我喜欢那样。人们都忘记了这一点。性的感觉真好。’
“法庭里死一般寂静。我发誓，你要是能够将目光从站在证人席上的那个女人般的姑娘身上挪开的话，你一定能听得见心跳的声音。
“‘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次你还是希望这种事情能够结束，对吗？’
“她犹豫了一下，她那老于世故、镇定自若的面孔上第一次流露出了一丝疑惑。不，不是疑惑，是肯定。她知道做那种事是错的，她知道——或者说她认为她知道——她可以阻止它发生。
“‘是的，’她说，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学生手。‘有时候我会叫他不要那样。’
“问那些问题就好像是在犯罪。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在从事某种极其堕落的恶行。
“‘你叫他别于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她抬起头来，眼里一片茫然。‘他就离开。’
“我们处在黑暗中，就我们两人，在往无底的黑洞里跌落下去。‘然后呢？’
“‘他又回来。’
“‘接下去？’
“‘他就坐在床边上，对我说他知道我实际上很想和他睡觉，还说没关系的，因为很多人都那样做；他还说，他真的很爱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那将永远是我们的秘密。他说，他永远不会做我不想要他做的事。’
“‘然后呢？’
“‘然后我就做他想做的事。’
“‘但是，只是在他使你相信那确实是你想做的事之后？’
“‘是的。’
“‘你觉得那样做是错的吗？’
“她做了一个几乎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的动作，咬住嘴唇，点了点头。‘是的。’
“‘但是，他对你说那没关系？’
“她又点了点头。‘是的。’
“在某种意义上，那种行为比谋杀更恶劣，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强奸更糟糕。他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占有她。他的所作所为比那恶劣得多。.99lib.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那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除了偶尔在法庭上露面以外，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要不是因为他妻子，他原本根本就不会见到他。
有时候，在星期六，当艾略特知道不会有人到办公室来的时候，他会带他的两个孩子到那里去。当时，那男孩大约五岁，他的妹妹四岁。他们非常乖。
他们坐在会议室的桌子边，在他们的父亲从废纸篓里捡出来的废弃诉状的反面画画，一点声响也没有，而他们父亲在研究最新的上诉法院决定的预备文牍。我第一次在那儿见到他们时，他解释说，他们的母亲，一名护士，周末有时候要上班。后来我听说她受雇于一家小医院，就在波特兰东面的格雷舍姆。医院院长是卡尔文·杰弗里斯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
事情就是从这开始的，他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三个生命的圈子开始相互交叉。那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因为艾略特在一个星期一提起他那个周末和“杰弗里斯法官”一起吃过饭，我才知道那件事。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眼睛里流露出的疑惑神情。
“我太太认识他，不太熟，”他补充道。
“他有时候到医院去一下。院长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这让我感到好奇。
“于是他便请你吃饭？”
“不，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是院长——他名叫拜伦·亚当斯——邀请我们的。大概有十来个人。院长对琼说，他认为我也许乐于认识法官。”他觉得那院长考虑得格外周到。
“你呢？”
“我什么？”他问道，一脸茫然。
“很高兴见到杰弗里斯？”
“他很棒，”他答道，充满了热情。
“他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我都可以去找他。任何时候，他说。”
他脸上的笑容消散了。他犹豫了一下，仿佛他不能肯定是否应该说出片刻之前他还渴望与人分享的那些话。从他的表情里，我敢肯定杰弗里斯说了一些有关我的什么事情。
“说下去，”我对他说。
“没有关系。我不介意。”
“他告诉我，那次因为你藐视法庭，他不得不把你投进了监狱。”
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是在讲学校操场上发生的一场恶作剧。为此而付出代价仿佛是值得的，因为当你长大后讲起这个故事时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那就是他说的？他不得不因为藐视法庭罪把我投进监狱？”
艾略特非常高兴，他觉得他告诉我杰弗里斯的话并没有错，因而没有注意到我说话时的语调。
“他告诉你关于那次审讯的事情了吗？”我问道。
“没有，”他回答。
“是一种什么样的藏书网审讯？”
我刚要告诉他，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何必要他在一场与他毫无关系的战争中表明立场呢？“那没什么，”我说道，就好像那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不值得一提的事。
当他转身走开时，我听见自己在说：“跟杰弗里斯打交道要当心点。”他扭头瞥了我一眼，期望得到解释。我只是摇摇头。
“当心点。”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年轻，充满理想；他是一名律师，认为和一位传奇法官一起能够帮助人们；而那位法官已对他产生了兴趣。起先是一家从来不接收非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公司接受了他，现在是一位不会给予本市最优秀的律师一点时间的法官告诉他有问题随时可以去问他。艾略特·温斯顿感到飘飘然了。他是不可毁灭的，我能够想到要对他说的就是“当心点”。他一定认为我神经有毛病了。
他也许是对的。他工作努力，像我平生所见过的任何合伙人一样努力，但是，他也有法律圈子以外的生活。他有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他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比他所能想象的要好。我没有结婚，从来没有过孩子，虽然我认识很多人，但我能想得起来的、真正算得上朋友的只有两三个人。白天，在法庭上被无数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尽我所能熟识那新来的十二个人，因为他们将组成下一个陪审团，我必须要说服他们。每天夜晚，我回家走进一幢空荡荡的房子，很少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艾略特·温斯顿年轻、和蔼、聪明、雄心勃勃，正在实践着美国梦；而我一人独过，仍然在寻找我从来也无法确定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会自己开着车去看望对方，我认为他到我这儿来的可能性更大。
艾略特原本不需要等待这么久才去做此事。他总是行动迅速，从来都是毫不犹豫，从来都不会左考虑右考虑。胆小鬼把这种前思后虑称作审慎，并把它当作自己不行动的借口。这是过着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的好处之一——他从来不必怀疑自己的动机或检查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任何事情，并知道他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也许，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两人之间，我会去看他，而不是他来看我。
当我向自己保证我要去看他时，我是当真的，但是我的日程已经排满。有一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而不是原来计划的三天。有一个复杂的案情，任何两家法院都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我要调查后撰写这份案情摘要，且我只有几天时间去完成此事。我还有十几次审讯要准备，在那之后还有十来次审讯。要做的事情成千上万，却没有时间去做。我有无数个不去的理由，而且我还在不停地制造更多的理由。我害怕我将看见的，害怕我将产生的感受。我给自己定的限期是3月份的最后一天，试图说服自己等到那时候也该去了，而不是又找一个拖延的借口。31日早晨，我钻进汽车开始上路，心里对自己说，我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掉头往回开。
那是春天里的第二个星期，天气和那年冬日里的任何一天一样寒冷。一团团铅灰色云朵急速滚过飞云乱渡的天空，高耸的黑色雷雨云砧紧追其后。雨开始落下来，起先只是点点滴滴，接着是严酷无情的倾盆大雨。然后，突然间，雨停了，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丝风儿，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半明半暗中的平静。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冰雹咔哒一声打在挡风玻璃上，接着又是一块，然后又是一块，冰雹下得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司机们打开车灯，踩下刹车，有些司机想把车开到路肩上，于是，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辆辆汽车急转弯的景象。不一会儿，冰雹就过去了。一道阳光破云而出，将一抹柔辉撒到潮湿的路面上。越过山谷向西面看去，沿海低卧的群山笼罩在云层里。我继续前行，但还没开出五英里，天空又黑下来了。
半小时后，我在塞勒姆三号出口处拐下了高速公路，在交通灯前停下车来。街道对面，一位饱经风霜、皮肤粗糙的老先生眯缝着眼直视着前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薄煎饼房９9ｌiｂ?的大门。在他身后一步之遥，一个留着灰色短发、体态丰满的女人用手比画着，快言快语地说着什么。他为她拉开门，脸上毫无表情，当她走过他面前时点点头。
我驱车经过一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木结构小房子，都是平房，紧紧地挨在一起，房前有绿色的草坪，屋后是围着栅栏的四方庭院。房子刚建好那会儿，孩子们可以在街道上骑自行车，夜里谁也不会想到要锁门。现在，交通繁忙，车水马龙，大家都把自己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锁得严严实实。最后，我来到了中心街，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你不需要知道房屋的建造日期，你一看见它便会知道这是出自十九世纪的建筑。当房子竣工时，人们一定为这一建筑领域的杰作感到过某种骄傲。
很难想象得出老房子新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即便是花费大量钱财将它修复，看上去也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穿着昂贵的衣裳。她也许看上去仪态万方，但是，她决不会看起来年轻依旧。当时拍的这幢房子的照片也已经旧了，粒纹黑白照片，石头、大理石和砖头，一幢庞大的公共建筑耸立在一块在那之前几乎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的中心。不论何时何地，在那儿拍照片的人，都是凝视着照相机，脸上露出忧郁、阴沉的神色，仿佛人人的灵魂里都承载着他们应该自责的秘密。在全州的各个法庭上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神情。放大的老照片上有早期的移民者，面容冷酷，目光呆滞，站在载着他们穿越大草原和群山的大篷马车旁。女人看起来比男人更难看；男人看上去像疯子；孩子看起来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老，他们的父母看上去好像已经死亡。
我的想像力太活跃了。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死亡，或者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街道上成行的、没有叶子的大榆树，奇形怪状的黑色树影衬着铅灰色的天空，看上去好像它们是从土里拔出来似的，头朝下倒立着，这样，树根就会在无情的寒冷空气中枯萎死亡。但是，最最主要的是，这幢建筑物本身让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空虚绝望的感觉，一种万物皆空的感觉。房子就在街道边上，离街不到二十英尺，相当于城市的两个街区那么长，一幢三层楼砖砌堡垒似的建筑，金属屋顶是挤压搭叠嵌缝连在一起的，宛如巴黎的古老建筑。几处黄漆已经褪色泛白，还有几处油漆剥落，油漆下磨破的带着褐紫色斑点的裸砖上长满青苔和菌类。在沉重的三面托架的支撑下，腐朽的木头屋檐将屋顶延伸出墙壁。在一排排垂直的房屋上，狭长的窗户——有些窗户高达六英尺，却不足一点五英尺宽——上有十来个木框小玻璃窗格，将室外的光线透进屋里。
我开到街道顶头，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下，拐进了长长的环行车道。人口处有两个路标，各指着用桥隔开的两条狭窄的铺砌小道：蓝鸲小道和蓝鸦小道。在丘顶，另有一条路从背面通往远处，一路穿过一片高大的冷杉林，经过两个头对头、中间用生锈的链条栅栏隔开的网球场。球网都已磨损，其中一个球网垂到离球场地面不到一英尺处。开裂的水泥窟窿里聚集起一坑坑水。那条比人行道宽不了多少的路，隐没在另一片树林中，又出现在不远处一排带天窗的隔板房子前。这条路叫做稻雀小道。真不知道是谁用鸟儿的名字为这些小路命名，也不知道他们当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在丘顶，我把车停在我刚才经过的那个三层砖楼的入口处前面。不像楼房的其他部分，这一部分是四层楼而不是三层楼，最近刚刚油漆过，收获季节的褐色里点缀着鲜明的黄色。最上面是一个圆屋顶，装了四扇假窗。我看不出来假窗是否重新油漆过，也不知道窗户是否一直只有木头窗格而没有玻璃。屋顶有个细细的尖顶，尖顶上面是一根旗杆，旗杆顶上有一个圆球。虽然刚刚漆过，屋顶已经因雨淋而生锈了。
关上车门，我仰脸看了最后一眼。一只鸽子栖在旗杆顶上，然后，急于躲开风吹日晒，便飞走了。一时间，我想返回车里开车回家。
我站在上方遮着装饰铁篷的台阶前面，看了看贴在大门旁边不显眼的标牌。瀑布大厅。这名字有着西北地区的风格。我转过身，穿过停车场朝另一侧的楼房走去。从外观上看，那幢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中叶，当时衡量公共建筑的惟一标准是它的造价有多大、，这幢长方形砖楼，玻璃方窗，亚麻油地毡铺地，一定没有超出预算。我确证了一下自己没有弄错地方。锡斯基尤大厅。这就是我与人约定的见面地点，行政管理大楼。
我拾级而上时绊了一跤，腿上一阵刺骨的疼痛。我站稳了身子，疼痛立刻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条腿困扰我已经多年了。事情看上去似乎有些蹊跷，腿疼竟然会在这时候发作。我在门前停住脚步，看了看整整齐齐漆在门上的那几个字母。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仍然很难相信，艾略特·温斯顿现在是治疗精神病罪犯的俄勒冈州立医院里的一位病人。
第六章
弗里德曼大夫要晚到几分钟。我在一把有坐垫的椅子上坐下·翻阅起一本计算机杂志来。我飞快地看了一篇文章开头的几句话，说是印刷品很快就要过时了，随后，我就把它扔到一边，心里在疑惑文章的编辑是否看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我听见一个声音：“是安托内利先生吗？”
我转过身，发现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正用坚毅的、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他一头浓密的褐发，一张完美对称的圆脸。他身穿一件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衫，胳膊下夹着一本弹簧夹写字板。我们握过手以后，弗里德曼大夫领我到他的办公室，轻轻指了指他那张政府发的金属写字台前面的两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房间里有两个钢质书架，一个靠着我落座处旁边的墙壁，另一个小一点的挡住了写字台后面窗户下面的那面墙。
“弗里德曼大夫，我——”
他已开始聚精会神地看起写字板最上面的那页纸。他抬起头，带着轻快的微笑，扬了扬手。
“我马上就和你谈，”他说道，又继续看刚才正在阅读的东西。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不生气，有意识地放松。他翻过一页，开始看下一页。片刻之后，他又翻到下一页，然后，显然对他所看的东西感到满意了，便点了两下头，将写字板推到一边。他身子靠在转椅上，跷起二郎腿，手搁在大腿上，旋转起手中的铅笔。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安托内利先生？你是来看望我们的一个病人，对吗？”
“艾略特·温斯顿。”
“艾略特。对，我认识。”他手中的铅笔来回转着四分之一圈。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后就从没离开过。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不明白为什么在见艾略特之前，我必须先见他。
“你说呢？”
弗里德曼的声音亲切而单调，听得我开始感到不安起来。还不单单是他的声音，他是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始终在寻找异常言行的征兆。不知他是否意识到，他正用一种冷静和冷漠的眼神仔细地观察着我，我想他就是经常用这种眼神诊断各种各样精神病的。
“我不觉得真有问题嘛，”我说。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窗外。
“但是，我年轻时每天夜里都要做两个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杀死了我的父亲；在另一个梦里我与我的母亲睡觉。”我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
“不过，那只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正常的阶段，不是吗？”
他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虽然他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但他并没有要笑的意思。该轮到我来仔细观察他了。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问。”
“是吗？”他谨慎地回答。
“你知道那句老话吗？如果你对上帝说话，你会没事，但是如果上帝对你说话，你就有麻烦了。”
他迟疑不定，吃不准我说这话是要把话题往哪儿引。
“是的，”他拖着长腔说道。
“那么，你对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人怎么看，因为每次他祈祷时他都发现他在与自己交谈？”
他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
“这倒挺有意思的。我一定要记住。不过，说到底，那等于是一回事，不是吗？无论是上帝与他交谈，还是他认为他是上帝在与自己交谈。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显然都是在妄想。”
“精神病？”
他耸耸肩。
“对，当然。”
“这倒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吗？当摩西说上帝赐予了他写着十诫的书板时，他不是在撒谎就是在妄想——精神病，根据你的诊断。结果当然也就是，西方世界的整个道德和法律框架要么是建立在谬误之上，要么是精神病妄想的一部分。你认为是哪一种情况？”
“我想哪一种都不是，安托内利先生。”他操着老练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
“我们在谈论的是那种会影响正常人、普通人的精神疾病。我们在谈论的是发生在艾略特·温斯顿身上的那种事。”他补充说，试图把谈话引到安全些的话题上来。
“艾略特与上帝交谈吗？”我问，出于好奇。弗里德曼噘起嘴，眯缝起眼睛，凝视着远方。他又开始在手指间来回转着铅笔。
“你是说，上帝与他交谈？”他说，他的目光收了回来。
“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有时候他听见声音，对，但是，是谁的声音……”问题悬在沉默中，得不到回答，而且从他脸上疑问重重的表情上看得出来，那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他眼睛中露出令人鼓舞的神色，使人看到了希望。
“只要他坚持药物治疗，看起来一切都会好的。”
他伸手从写字台前角的一个金属架上抓过一个卷宗。他弯腰俯在打开的文件夹上，食指从顶端移到底部，然后，摇摇头，翻到下一页。
“他刚来到这里时，他们给他用了一些相当可怕的药物。主要是，氯丙嗪。”
他合上了卷宗。
“哦，那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只有那种药。”他试图解释。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他被认为有相当严重的暴力倾向。坦率地说，他们给他用了大量的麻醉剂。你有没有见过使用大剂量麻醉剂的人的样子？”他问道，一脸厌恶的表情。
“他们看上去就像傻子。他们的身体几乎失去了一切机能。我不会那样做，即使他有暴力倾向——哦，顺便说一句，我对那事有一点疑问。他脑子有毛病我没有任何疑问——他现在还是精神不正常——但是，自从他成了我的病人以来——到现在有三年多了——我从没见他有暴力行为的迹象。
“他最初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那是他来这里之前做出的诊断，当时，他被认为患有精神病，送进了州立医院，而不是用刑事司法系统正常的方式去处理的。‘有罪，但是有精神病。’那就是判决词。”他开始解释。
“噢，对不起，”他连忙道歉。
“你是一位律师，对吗？你也许对这类事情都很了解，是吗？”
我想起了我因藐视法庭罪而服刑的头一个晚上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的那个男人，那人以为我是来秘密帮助他的，因为他头脑里的声音告诉他，那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
“我了解一点点，”我答道。我没有告诉他我在监狱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对他讲了我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
天下起雨来了，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四周阴沉沉的，使人感到很压抑，雨水哗哗地流下窗户，把透过窗户看见的景物扭曲成奇特怪异的形状。
“我曾经办理过送罪犯进精神病院的案子。标准是看他们是否会对别人，还是对他们自己构成危险。我们会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有时候在会议室里，有时候在法庭的议事台旁。无论是谁提出应该送罪犯进精神病院，都要陈述他们的理由。然后，因为法令要求有两位医生做出诊断——但永远不可能找到两位愿意为了微薄的报酬去耗费一个小时的医生——因此，通常会请一位年轻的普科医师和一位心理学家。”
弗里德曼开始认真思考起来。他听我说话的神情，就像是某人在一边看报或与人谈话，一边听着收音机或电视机里的声音似的。
“我当即就发现，”我继续说下去，直视着他，“医生们的问题从来问不到点子上。”
你几乎听得见一片单薄的透明薄膜从他的眼镜镜片上滑落下来的声音。
“因此我决定我来接这个案子。我的当事人说，他一直听见头脑里有三个声音在说话。医生们需要听见的就是那些声音。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听见的这些声音。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看着我，脸上容光焕发。‘知道，’他急切地说，很感激终于有人提问了。‘琳达·伦斯塔特，罗伊·奥比森，还有康维·特迪。’”
弗里德曼又用冷静的目光凝视着我。
“真有趣。但是，至于他听到的是谁的声音，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听见了好几个声音。”
“其中一个医生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向那医生指出，虽然我不能肯定地说我曾经听到过其他两个声音，但我脑子里常常听见琳达·伦斯塔特的歌声在回响。我还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听到相同的声音，我会毫不掩饰地感到非常惊讶的。实话对你说，这要看她唱的是什么歌，有时候，她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就是挥之不去。甚至此时此刻，就坐在这里，如果我集中思想的话，我便能听见她的声音。我是说，一旦开了头，‘我被骗了，我被虐待了’的声音就无法停止下来，对吗？好了，请告诉我，弗里德曼大夫，我能去看看艾略特·温斯顿吗？还是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关进精神病院，成为一个病人？”
一时间，我以为他会谨慎地考虑我的请求。
“不用，”他说，飞快地眨了眨眼睛，一丝紧张不安的笑容掠过他的脸庞。
“艾略特想见你。那是我担心的事情。”他立即改了口。
“不是我担心的事情，是我感兴趣的事情。你瞧，安托内利先生，你是来探望他的第一个人。”
他在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感到他想看看我是否知道艾略特人院以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些能使他对他的病人有进一步了解的事情。
我礼貌地笑了笑，客气地表示了我的疑问。
“他有孩子，有父母，有亲戚，还有很多朋友。不用说，有些人肯定来看过他。”
他抚摸着下巴，谨慎地看了99lib.
我一眼。
“我应该说，你是他允许来看他的第一个人。其他人也试过，不过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你是他惟一想见的人。实际上，他盼望着要见你。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把问题踢还给弗里德曼。
“他说是什么原因？”
“他说你是他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你给了他那份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想要成为你那样的人。”他停顿了一下。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不过，我也非常肯定，那不是他想见你的真正原因。”
他直率地补充说。
“有别的原因。也许你想见他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安托内利先生。为什么现在来呢？”
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也没有认为我等这么长时间才来是做了件错事。这只不过是一个想要帮助我的人对我提出的问题。
“我一直都想来，”我解释道。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来。在他来这儿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开车来过。我事先没有打电话。我就决定来了。开了一半路程，我改变了主意。我对自己说，我来之前应该预约一下，但是，那只是个借口而已。”
他的头动了动，只是稍微转向右边，但那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的左眼注视着我的时候，他收回了右眼的目光，仿佛有什么别的东西需要去看似的。
“我始终觉得对发生的事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发生的事？”他的声音平静，令人感到安慰，话语中满是恰到好处的鼓励。
“对。我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每一步。但是我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直到最后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在它发展到那一步之前采取措施的，尽管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能做些什么。”
弗里德曼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要求我解释。
他坐在那里，观望着，等着我说下去。
“你读过萨卢斯特吗？”他没有答话，我便解释说：“罗马历史学家。”
“噢，”他答道，轻声笑了，承认自己的无知。
“但是你一定读过。我一直都很羡慕阅读严肃书籍的人。也许有一天吧。等时间充裕的时候。”他微笑着，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直到大约一年前，我才读了他的著作。它使我想起了，或更确切地说，它解释了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某人对艾略特·温斯顿所做的事情。萨卢斯特谈论了他所称的热情和天真的人向犯罪同谋转变的这一现象。首先，他们让你撒一个天真无邪的谎，一个白色谎言，一个不会伤害任何人，甚至还能帮助某人的谎言。然后，他们让你去说真正的谎言。你以前已经撒过谎了，反正已经做了，这仅仅是个程度的差别而已。”
弗里德曼，被动的观察者，正在出神地听着，被阴险的罪恶逻辑吸引住了。
“一旦他们诱使你撒这样的谎——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谎，如果败露就会使你惹上麻烦，惹上大麻烦的谎——那么，要引诱你采取暴力行动就不难了。不是随便针对任何人，这你是知道的，而是针对做了坏事的某个人，一个敌人，一个参与阴谋的人，这种阴谋是针对你所信仰的一切的。但是·在完事之后，你却发现你搞错了施加暴力的对象了，那人是被冤枉的。你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不得不将它掩饰起来。你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但是，你一个人又做不到。你那些教你撒谎的朋友，那些说服你采取暴力行为的朋友对你说，人人都会犯错误。你的那些朋友对你说，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谁也不会发现你做的事。毕竟，朋友必须互相保护。于是，到最后，当他们做出你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时——某种并非什么悲剧性错误的后果的事情——他们，你的这些朋友们，会来找你并提醒你，当你需要保护时，他们是如何保护你的。”
弗里德曼凝视着我。
“有人对他做了那种事？”
“我想是的。没有暴力。暴力是后来才发生的，在他神经错乱以后。但是，在那之前，不错，我想是有人对他做了那种事。我想他是一步一步地被别人从一件事引到另一件事的，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他已经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种人，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人会做出那种事情来？人怎么可以做那种事情呢？不过，他毕竟是个律师。有人叫他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一定知道那事是错的。”
我们对自己狭窄、有限经验之外的事物，反应是何其幼稚，何其轻信！弗里德曼大夫这个研究人类行为的医生，真的以为法律是一个由牢固准则构成的严密体系。我开始对自己的分析更加有信心了。
“有一位法官，”我开始解释。
“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人。”
弗里德曼用力地点点头。
“当他年纪很小时，他父母就离婚了。他是由母亲抚养大的。他很少见到他父亲。艾略特总是受到年长男人的吸引，他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领路人和灵感的源泉。他被你吸引就是这个原因。你比他年长，又是个成功的律师，是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榜样。当然，不仅仅是这样。他需要他仰慕的某个人给予他鼓励和认可。他会依赖——极端地依赖——能够给予他鼓励和认可的任何人。法官——是的，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法官的认可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我认为他关于艾略特对我的看法的观点是错的，但几乎可以完全肯定，他关于艾略特离不开杰弗里斯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你认为这位法官滥用了艾略特的信任？”
这是一个只有从来不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的人才会提出的问题。
“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当时事情似乎并不是那样。”
说完这话，我立刻就怀疑那些事情现在是否仍然那么重要，也许我把它们看得过于重要了。
“在他们初次相识后不久，艾略特就在一次办案时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或者说，至少他被告知是这样。事情似乎很蹊跷，他一直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当律师，”我顺带解释道，“做什么事情都有时间限制。提出这个诉讼案是十天时间，对那个做出答复是二十天时间，每件事情都有一个时间表，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你的诉讼请求就得不到支持，你得支付对方的费用，你就会输了那个案子。这艾略特都清楚。当他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时，他看上去像个死人一样。但是，当我第二天再见到他时，他脸上流露出既尴尬又感激的表情，像是刚刚被人从自己的愚行中拯救出来。他告诉我，那个法官指示他的书记员把文件的日期改早。大家都知道，在那之前，艾略特从没出过什么差错。”
弗里德曼大夫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着，伸出指尖按在一起。
“由于他的身份，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律师和法官的关系，准则被放宽了。现在那种关系更加密切了，因为他们一起做了他们必须保守秘密的什么事情。我明白了。是的。”
“几个月后，那种事情又发生了。或确切地说，这事情又让我知道了。我不知道在那之间发生过多少次。当时他正在处理一个诉讼请求，他来到我也是那种人之一。
“从那以后，我就不经常见到他了。他是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也许每天会见到他几次，但是我们不交谈，不像以前那样。不过，如果你当时问我，我们之问的关系是否有任何变化，我也许会认为没有什么变化。那种变化是察觉不出的，就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但你并没有意识到，直到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一切都变了，你才开始知道它。当然，至于艾略特，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就不用问了。”
弗里德曼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他以为他明白。
“枪杀的那天。”
“不是，”我说道，摇摇头。
“枪杀是后来发生的。如果我们中任何一个人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稍微有所了解的话，枪杀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想想看，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发生在我们周围人身上。艾略特疲惫不堪，工作过度，他精神崩溃，因此，那肯定是压力造成的。让他休息一段时间，让他去做做心理咨询，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第一个说：艾略特精神错乱了，需要送进医院治疗。
“那天审理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却会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的。他刚刚直接讯问完被告方证人。他坐了下来，使劲抓挠手腕背部。当公诉人手按十字架问他第一个问题时，他抓挠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陪审员开始看他。艾略特正在撕扯他的皮肤，掐进肉里，血流了出来。一位陪审员尖叫起来，当大家转头看着他时，只见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手在空中猛力地挥舞，染满他自己鲜血的指甲闪亮着，嘴里在对他自己的证人大喊：‘你和他们是一伙，是不是？我看见了你看着公诉人的眼神。我看见你们两个相互使眼色！’他转过身九九藏书个领角翘了起来。他双手倒背在身后，双脚分开到与肩膀同宽的位置。尽管我离他只有几英尺远，但是他双目直视，仿佛周围没有旁人似的。
我们走进里面，弗里德曼随即关上门。艾略特没有动弹。他站在那里，挺胸直立，一动不动，呆滞地凝视着。
“艾略特，”弗里德曼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说，“你还记得约瑟夫·安托内利，对吗？”
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他的眼睫毛都没有轻微的扑闪。我怀疑他是不是进入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状态中，什么也听不见。
“他有时候会这样，”弗里德曼解释说，“当他在思考什么事情时。”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补充道，“我见过他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这种时候，我恐怕真的没有——”
他还没有说完。艾略特向我转过身，伸出手来。
“约瑟夫·安托内利，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的。”
我握住他的手，然后，当我看着他的脸时，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放开他的手。他极其专注地凝视着我，我甚至觉得他的目光会将我灼穿。他身上透出一种非凡的力量。
“你真好，把安托内利先生领来，”他说道，从我的肩头看过去。
“谢谢你，弗里德曼大夫。”
他的口气仿佛是某人在对下属说话，不过，没有发号施令的腔调，而是带有施者对受者的一种仁爱之心。毫无疑问，弗里德曼对他的病人的奇怪言行已经习以为常，他好像并不在意。他向站在开阔的大病房那一头的穿着白大褂的勤杂员打了个手势。
“安托内利先生要探望艾略特一会儿，”当勤杂员走近时他说。
“要保证为他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走后，我和艾略特坐在房间一侧罩着铁丝网的窗前的一张方木桌旁。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有三个穿着白色短袖无领上衣和宽松穿带裤的病人，他们坐在塑料椅子上，围成个半圆形。其中的一个跷着二郎腿，双手拿着一本杂志，转过来转过去，倒过来，正过去，一遍一遍地摆弄不停。另一个人，个子矮小，秃头，手指又短又粗，轮换着用双手不住地在空中乱抓一气，然后，收回手来，慢慢放开拳头看看抓到了什么。第三个人几乎是一动也不动。他身子前倾，目光呆滞，对自己咕哝着什么。
艾略特注意到我在看那三个人。
“注意看，”他小声说。
“切斯特！”咕哝声停止了，第三个人抬起头，一脸茫然的表情。
“3，182乘以5，997等于多少？”
第三个人眨眨眼睛，然后答道：“19，082，454。”然后又眨眨眼睛。
“这回我要问他一个难的问题，”温斯顿低声说道。
“切斯特，”他大声喊道，“8.105698乘以1000787等于多少？”
切斯特眨眨眼睛。
“81.120771。”然后又眨了一下眼睛。
“切斯特，美国总统是谁？”
这一次他没有眨眼。他笑了笑，傻乎乎的、令人心碎的微笑。
“乔治·华盛顿。”
“很好，”艾略特赞许地瞥了一眼说道。
“听着，如果说林肯解放了奴隶，华盛顿做了什么？”
“解放了樱桃树，”他答道，咧嘴笑得像个孩子似的。
“谢谢你，切斯特，”艾略特用支走弗里德曼大夫的同样的无比自信的声音说道。
“切斯特是个中学历史老师，”他解释说。
“在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世界？你是说，在他患病以前，在现实世界？”
最后这句话似乎惹恼了他。一道阴沉的神色掠过他的脸庞。
“另一个世界，”他坚持道。他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我想那也是他的教学方法，”他说着，大笑起来。但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那不是真的。在另一个世界，他教历史的方法和其他人一样，但他总是入不敷出。在他神经正常时，他把塞得满脑子的姓名、日期和其他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忘光了，但一旦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对数字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看了我一会儿。
“你不相信我。你想知道什么只管问，任何组合，任何计算方法。他立刻就能心算出来。这我清楚。多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抓住他的错误。”
“如果他错了你怎么知道呢？”我不假思索地说。
他为我感到遗憾。
“你没注意到？他只有在不眨眼时才会出错。”
我错了。他并没有为我感到遗憾，并没有像我我想的那样。他在逗我玩。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
“不过那是真的，不是吗？”他问道。
“每当答案是正确的，他都会在回答之前眨眨眼。那不是从结果反推到原因的一个完美例证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真没什么可说的。我试图改换一个话题。
“你变了很多，艾略特。我不能肯定我还能认出你来。”
他脸上迅速浮过一丝微笑。
“你没有认出我来。你以为我是别人。”他似乎喜欢在私下里开开玩笑。
“一定是因为我的八字胡。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没有留八字胡。我还留了小胡子。”他带着一种悔恨的表情承认道。
“我还留了长头发。恐怕当时这里都有。人认为我有点儿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敢想象吗！接下来，你知道，这些人中就有人开始认为我真是耶稣基督。那也许不算太坏。至少那样我可以拯救基督教。但是，这里真有人——不是在这个病房里，是在另外一个病房里——认为他是耶稣基督。就我所知，他也许是吧。”他补充说，眼睛里闪着极度兴奋的喜悦。
“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的缘故而不得不开始质疑他自己的身份，因此我便剃去了它——讣胡子——剪短了头发，差点儿把八字胡也剃了，但是，我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我的主意改变了我。不管是谁改变谁，我没有剃掉它。你过得怎么样？”
很难说得清，我感到更为惊讶的是他那快言快语的言谈，还是他那突然停住话头的行为。
“我一直过得非常好，”他说道。这时我还没想好该说什么，或者说，既然我终于和他面对面了，我该如何说。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每一个疑问，每一次犹豫，每一个细微的不信任。
“我说的是真话，”他继续说道，现在声音变得轻柔、平缓。
“我在这里过得更舒服。”
我扫视了一下土褐色的房间，里面有廉价家具，暗淡无光的地板，吊在天花板下面金属托架上的油漆过的管子；睡眼惺忪的勤杂员在看一本过期杂志；
三个病人坐在另一张桌子前，几乎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第四个病人像个梦游者似的走向休息室与其他病房连接相通的走廊。
他的目光在等着我。
“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很久以前。”
“我从未收到过。”
“我从来没有寄出过。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发生的事——整个事情。我的思维非常清楚，前所未有的清楚。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一切，一切的一切，所有的关系，所有细微的差别，各种含义。”他解释说。他的眼睛炯炯发光。
“不过，当我坐下来开始写信时，一切全都从我大脑里消失了——所有的东西——我所记得的一切就是我丢失了我以为不会忘记的东西。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最后，我放弃了恕写下任何东西的念头。不管什么，听起来都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不是我真正想说的话。”
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微笑起来。他所描述的正是我自己常常经历的感受：无力把文字和思想连接起来。
“但是，那不是——”我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就脱口而出。
“那不是精神错乱豹征燕吗？”他说，扬起一条眉毛。
“是什么？”爬满他五官的扭曲表情消退了。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用我希望的那种方式写出想写的东西。”
“你想给我写些什么呢？”
他灼热的目光似乎失去了一些强度，仿佛他正在转向他自己的内心。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时他变得更加像一副反省的样子，低头凝视着桌子，就好像是某人在猜谜底时的苦思冥想状。最后，他抬起头来，但是他没有看我，而是凝视着正前方9９lｉb.院之前的那个夏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吗？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家的话，我便会设法再去看你，我知道——我以为我知道——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们看着对方，脑子里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想着我们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件，不知道情况会有多大的差异。我们惊讶地发现，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一个以谎言开头的虚构小说。
“也许你母亲是对的，”詹妮弗说。
“我也许会毁了你的生活。我自私，只关心自己，有时候甚至残酷。而且那时我们太年轻！如果我们结了婚，你认为那婚姻会持续多久？然后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内心再次感到了第二年远离家乡在学校时的莫大的空虚，万事皆空的可怕感觉，那时我觉得我不情愿地成了自己那毫无意义的生活的观众。
“我们的婚姻会持续下去的，”我说，心中十分肯定那是真的，因为别的一切东西都是那么的虚假。她微笑着碰了碰我的手。
“你真好，还想着那事。”
女招待撤去了碟子，端上咖啡。时间已过两点，饭店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阳光斜照过窗户，我转过身子，靠在火车座的角落里，避开耀眼的阳光。
“那是你过去一惯的坐相。你从来不坐直身子。你总是像那样懒散，用你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睛看着我，总是为什么事情生气。”她迟疑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但是不能肯定她该不该说。
“我曾经爱上过一个人，因为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样，一双似乎能看穿我的褐色眼睛。”
“他就是你嫁的那个人？”
她好一会儿才记起来，我们对各自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无所知。
“不是的。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但嫁的不是他。我是在一次乡村俱乐部晚宴上遇见他的。我们大学时代的一些朋友邀请我们去的。他们带去了一位从芝加哥来看望他们的朋友。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样。我想，还没等他们给我们做完介绍，我就爱上他了……”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两眼凝视着窗外太阳下面风平浪静的大海。
“我们一起跳舞，”她说，仍然凝视着窗外。
“我们在舞场的中心。”她最后看了一眼大海，然后转过脸看着我。
“我们刚才还在跳舞，没过一会儿便停了下来，站在舞池正中央，一动不动，而我们周围的人都在尽情地跳舞，他说：‘跟我走吧，现在，马上就走。让我们赶紧离开舞池，永远不再回来。’”
她看着我，好像她刚刚招了口供，正在等我做出判决。
“你愿意吗？跟他走，永远不回来？”
“非常愿意。”
“那你为什么没走？”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我的丈夫，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从来没有爱过他？”我问道·一头雾水。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因为他强奸了我，”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人人都常常喝得烂醉，然后以喝醉了为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强奸，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强奸。我们去参加一个大学生联谊晚会，我们两人都喝了很多酒。我们在他的汽车里，接吻，就那些。然后，他想有进一步的举动，我叫他不要那样，当他不愿意罢手的时候，我把他推开，叫他送我回去。”
她垂下眼睛，带着渴望的神情用茶匙慢慢搅着杯子里的咖啡。
“他没有送我回去，”她一边说，一边用双手端起杯子举到嘴边。她呷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托碟里。
“不管怎样，我怀孕了，我们结了婚。那时候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记得吗？”她说，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一丝勉强的蔑视。
“你为什么不去——”
“堕胎？在那之前我已经流过一次产了。我不想再去流产。”她的眼睛又闪亮了一下，紧接着露出忧郁丽抱歉的微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乔伊。我们当时还是孩子。”
我们离开了饭店，在峭壁边缘找了一条长凳坐下，旁边是通往海滩的木梯。透过海洋的低声咆哮，我们聆听着孩子们嬉戏的叫喊声，尽量不去多想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车里，沿着海岸驱车而行，像两个没有故乡的漫无目标的流浪者。
“我们住在洛杉矶，一直住到四年前我们离婚时，他搬回西雅图去了。我儿子安德鲁是个制片人，制作电视节目。他干得非常好。我已经当奶奶了，天哪，两次，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一个八岁，一个六岁。”
那是每一个父母向往的事情，希望他们的子女有出息。我的父母对我寄予这样的希望，我想詹妮弗的父母对她也怀着同样的希望。我想那一定是人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伴随而来的本能之一，是将自己的记忆局限于那些最美好的事物上的本能。
“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她的眼睛盯着道路。
“在乡村俱乐部遇到的那个男人？”
她皱了皱鼻子。
“那个男人！”
她大笑起来，忽然觉得现在那一切似乎是多么不合时宜。
“他那时不会超过二十五或二十六岁。他还是个大男孩。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还是个小姑娘。”笑容在她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渐渐消失了。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说，没有见过。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万一我改变主意时用得着，他说。我把号码保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给扔掉了。如果再保留得久一点的话，我恐怕就改变主意了。”
在返程的路上，我们停车观看太阳慢慢地滑下天空，融入一片液态的撒满地平线的橘红色火焰里，将黑暗扯下盖住大海的边际。然后我们驱车离开，当我们沿着插过海岸牧场的狭窄小路回99lib.城时，保时捷的车灯刺破了夜色。
“明天晚上愿意共进晚餐吗？”当她把我送到住宅前时，我用十分随意的口气问道。
“明天给我打电话。”她探过身子，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目送她驱车而去，想象着我错过的所有那些岁月，所有那些本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走进屋里，抓起电话，拨了号码。虽然没有人接听，但是我还是任它响着。终于，她接了电话，我听见她那虚弱的声音。
“是我，约瑟夫，”我唐突地说。
“噢，你好，亲爱的。我睡着了。一切都好吧？”
我忘了这里和北卡罗来纳州有3个小时的时差。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个丈夫住在那里的一个退休老人社区里。
“你还记得詹妮弗·弗雷泽吗？”我问。一直聚集在我心中的怒火突然被一种无助的疲倦的感觉取代了。
“不记得，”她说，“我想我不记得了。她是你的一个朋友吗？”
“没什么，”我平静地说。
“我只是打个电话看看你是否安好。对不起，我忘了那里已经夜深了。”
我母亲扣下了詹妮弗的信，永远地改变了两个人的生活，并且把它当作一桩小事忘得一干二净。她不记得也许更好。她即使记得也会坚持认为她是对的。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警方逮捕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谋杀案的疑凶。据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在暂定于下午五点举行的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警方不会透露任何其他详情，甚至连嫌疑犯的名字也不会透露。
这种时间安排决非偶然。我以前见得够多的了，先是发布一个简短的公告，接下来是一整天的等待。谣言开始四处传播，然后以某种方式进行辟谣，反而使那些谣言看上去确有其事似的。记者们疯了似地抢新闻，争相在任何消息报道之前抢发独家新闻。最后是记者招待会，定在当地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电视台别无选择，只好现场转播。警长、州警察局局长、首席调查员99lib.，以及在搜捕疑凶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每一个人，将站在摄相机镜头前，被连哄带骗挤上讲台的政客们团团围住，用低沉单调的声音讲述他们是如何高效率地发现、分析成千上万条线索，以及他们所有辛苦和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的经过。这就相当于执法部门的一次阅兵式。看着这个场面；人人都感到安全，觉得放心，都感到自己受到了一支由一群具有献身精神的男女组成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执法队伍的保护。他们抓住了一个疑凶，称之为一次胜利；而有人被谋杀了，却没有人想过那是否应该称之为一次胜利。
我到达事务所时，我的调查员霍华德·弗林正在等我，手中举着的报纸遮住了他。
“来，到我办公室去，霍华德，”我说，没有停下脚步。
紧紧地挤在直背椅子扶手之间的弗林站起身来，跟在我后面。我在办公桌前的皮椅子上坐下，弗林喘着粗气，坐在我正对面的蓝色翼形靠背椅子上。
他看上去像那些往酒里掺水而顾客们醉得无暇顾及的酒吧里上了年纪的保镖。六英尺多的个头，二百三十多磅的体重99lib?，他那粗短的脖子后面的皮肤堆叠成又紧又厚的皱褶，就好像被处绞刑的人脖子上被人多勒了几道绞索似的。他的脸像长满了红皮疹似的，红褐色的头发，两鬓花白，呈一缕缕细碎的、明显的波浪形从平坦的额头向后梳。他的穿戴一成不变，一件棕色的格子花呢运动外套，一条纯棕色领带。他那浆过的白衬衫的左领尖翘了起来，最上面一粒纽扣的线已经开始松了。他一句话不说，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点上一根。
“你已经戒酒了，”我说，眼光扫过我的秘书留在写字台上的一堆文牍。
“你不觉得也该戒烟了吗？”
“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弗林用粗哑的声音问道。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天主教徒。”好像有关这个话题的争论就到此为止。
他找的借口一个比一个离奇。
“什么？”我问道，很是惊讶。
“你那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戒烟是因为你是天主教徒？”
他耸了耸肩。
“我是天主教徒。这意味着我信奉来世。”他停住话头，仿佛这是神学的某个有力论点。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他妈的什么只关心健康的傻瓜，只在乎那该死的肺有多么好，多么粉红，而不在乎其他东西的人。”
我的眉毛拧起，摇摇头，透过半闭的眼睛打量着他。
“你真应该成为一位牧师。按照那种逻辑，你也许会成为一位红衣主教。”
一丝淡淡的笑容浮在他那笨重的嘴上。
“听着。我成了一名律师。你还能比律师更会狡辩吗？”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一个默认。
弗林移开了目光，当他凝视着窗外时，香烟在他又短又胖的手指里摇摆。在河对岸的远方，胡德山顶峰上的雪在清晨的阳光里微微闪烁着粉红的玫瑰色。
“实际上，我曾经是想当个牧师的。我母亲想让我当牧师。”他的眼角捕捉到了我的反应。
“不是，真的不是，”他坚持说。
“我不是在瞎说。我当过祭台助手。确有其事。几乎干了一年。”他把手举到脸前，吸了一口香烟，香烟夹在他的手指之间像一根钻过木板的钉子。
“然后，该死的牧师认为他喜欢我。”
我想我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喜欢你？”
“是的。他试图对我动手动脚。我后来再也没回去。我母亲始终未能从这事中摆脱出来。”
“那牧师做了什么事？”
“不是的。我从来没有告诉我母亲那件事。那会毁了她的。她几乎像他们一样虔诚。”
我身体前倾，探究着他那双疲倦的、眼圈发红的眼睛。
“你从来没有告诉她？甚至后来也没有告诉？”
香烟冒出的一缕轻烟盘旋升腾散开，溶入慢慢地变成灰色大理石颜色的薄雾里。弗林凝视着烟雾仿佛消失在某种无形的不断移动的图案中。弗林吸了。。最后一口，他径直向前吹出残烟，望着它，就好像它一是一条奔流人海的大河。
“没有，”他终于说道，重又看着我。
“告诉她有什么好处？”
“有人会对你说，像这类事情必须公开。作为一个孩子，你必须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说出来，如果你希望今后的生活顺利的话。”
弗林噘起干燥的嘴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使你明白了他们干的都是些什么鸟事情，对吗？”
当他转动手腕，张开他那手指头粗粗的双手时，一丝带着偏见的微笑爬上了他的嘴唇。
“我是说，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我本不想告诉你的，我现在的感觉与那时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另外，你忘了一点。对于一位牧师来说，那家伙长得并不难看。”
我摇摇头，转动椅子，直到椅子与写字台成了一个直角。我一眼看见了我放在角落里的一只小钟。正好七点半。
“不管怎么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今天下午来的。”
我认识弗林多年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准时过。如果他在他说的正负一小时之内出现的话，他便认为你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要是比那更晚的话，他就会耸耸肩膀，用那双似乎记录了数个世纪的毁灭的受损的眼睛看着你，说出与他此刻所找的相同的借口。
“我参与这个项目十五年多了。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每次用一天时间。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不准时。”
这话毫无意义，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
“那你说说吧，”我说道，脑袋稍稍向后仰，微微歪着头看着他。
“我为什么没有解雇你呢？”
“也许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雇用过我。”
“你肯定吗？”
“不，不太肯定。是在他们把我赶出法律界之后，但是，是在我戒酒之前，我开始做这种工作的。”
“这么说，我当时一定是雇用了你。”
他耸耸肩膀。
“也许吧。或者，也许我只来过一天。怎么？现在你想解雇我？”
我犹豫了一下，仿佛我想考虑考虑。
“不，”我最后说道。
“你也许会起诉我，我记得，你曾经是位相当不错的律师。”
笑容褪下了他的面孔。他低下头，来回慢慢地移动他的下巴。
“还可以吧，我想，”他说，仰起脸来，然后迅速转变了话题。
“我完成了那两个案子的一切工作。”
他俯下身子，打开他放在身边地板上的黑色公文箱。皮革把手上的针脚磨损了，其中一个铰链松了。他递给我两个标记工整的文件夹，里面是他对两个案件所做的调查的结果，那两个案子离审判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对杰弗里斯谋杀案疑凶被逮捕的看法。他还没有听说此事，当我告诉他时，他竞没有反应。我心中疑惑，这是不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希望，不管是谁杀害了杰弗里斯，都不要被抓住。我不敢保证我自己的灵魂深处就没有这种情感。这是一个邪恶的、瞬间的念头，一个没有人会承认的那种念头。但是，与我相比，弗林有这种念头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无心插柳，杰弗里斯使我成了一个名律师，但是他毫无疑问地让弗林永远不能重操律师旧业。
“你没听见任何消息，他们在调查谁吗？”我问道，急切地想了解最新的消息。
“不知道可能是谁干的？”
他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抬起头来，瞅了一下我的眼睛，眼光移向别处。当他收回目光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亮光，是怨恨还是好笑，我分不清楚。
“如果我还酗酒的话，”他带着变了昧的挖苦口吻说道，“我就会怀疑我自己。”他甩为向上挪了挪。在椅子上坐直。
“不，那不是真的。呃，要是在当时也许是真的。现在不是。”他又说道，连连摇头，好像试图摆脱某种痛苦记忆似的。
“他帮过我一个忙。”
“帮过你一个忙？”我问道，不敢相信并有点儿激怒。
“因为他死了，你觉得自己应该原谅他——就忘了那件事？他所做的那种事？”
弗林把他的两只胳膊放在写字台边缘譬向前弓着身子。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跑到他的墓上去骂他一通？那是十五年——不对，十六年以前的事了。你当时不在场。你知道我那时醉得多厉害，或者我对他说了些什么吗？”
他不能自持。当他重叉记起自己所做过的事，所说过的话时，他全都回忆起来了，而且他还是对他所做过的事情感到有点儿高兴。
“我真他妈讨厌受他的压抑，讨厌他经常打断我纠正我的话的做法，有时候只是我的一个词的发音。这个杂种真是无情。他从中获得乐趣。你真应该看看他的眼睛。你记得那双眼睛吗？它们好像能看穿你。还有他那薄嘴唇上自鸣得意的淡淡微笑。你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站在那里，说：‘是，法官大人。不，法官大人。’就像你的父亲用他的皮带饱揍了你一顿之后，你站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做了错事，一切都咎由自取。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停顿了一下，咬紧牙齿，摇摇头。
“我再也无法忍受任何事情了，”他说，眼睛充满痛苦。
“一件事情也不能忍受了。我喝醉了。天哪，我醉了！我大踏步走进他的法院，用世界上的所有脏话骂他，然后又骂了一些什么。天哪，我骂他的大多数话我甚至都不记得了。”
他无助地笑了起来。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你知道自己是在和谁说话吗？’他厉声问道。他满脸涨得通红。他的眼珠子都要暴出来了。”
弗林想起了什么事情。
“你知道，当你喝醉时——喝得酩酊大醉时——会怎么样吗？在你大脑里的某个地方，你会看着自己把自己弄得像个白痴似的，觉得很好玩。呃，我一听见杰弗里斯说——‘你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吗？’——我准备好的一肚子的话就不见了，但是我说了一句：‘我有权利，法官大人，对西方世界中最大的混蛋说话。’我想我甚至鞠了一躬。”
“你是鞠了一躬，”我说。弗林看看我，脸上堆起疑惑的表情。
“那成了你的传奇的一部分，”我解释道。
“那是把你拽出法庭的两名代理郡治安官告诉每一个人的第一件事情。‘他骂杰弗里斯是个混蛋，然后鞠了一躬。’故事就是那样得以流传下来的。那事发生以后的好几个月里，每次某个律师不得不出现在杰弗里斯面前时，他一陈述完，他一说完‘谢谢你，法官大人+’并转身离开时，他便会对下一个走进来的律师小声说：‘然后，他鞠了一躬。’只是想看看他能否使那律师在杰弗里斯看着他时笑出声来。”
“在那期间，我一直觉得我那短命的律师生涯是个失败，”弗林边站起身来，边懒洋洋地说道。他站在写字台前面，脸上一副沉思的表情。
“警方为这事来找过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
“为他的谋杀？”
“对。只是例行公事。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清楚。他们知道我已经被剥夺了律师资格，也知道那是因为杰弗里斯。”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由于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一定查阅了他曾经经手过的每一个案例。此外，我是一个传奇人物，记得吗？当他们一开始在法院范围内调查谁有可能对他怀有积怨，谁有可能想杀他时，我的名字必然会出现。”
“他们从未和我谈过，”我提出异议。
“也许你应该控告他故意诽谤。”
“那么他们想知道什么？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问。我微笑着，因为我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什么地方。
“是啊。我告诉他们我在一个AA制聚会上。那个愚蠢的警察——他年轻——问我是不是酒鬼。我说不是，我去那儿只是因为那是我仍然可以抽烟的惟一的地方。”
他的眼睛环视着房间，浏览着盖着金印的毕业陇证书和装在镜框里的学位证书。千百册清一色的布封面书籍，里面是成千上万个上诉法庭的裁决案例、刑事程序方面的厚厚论文、刑事法方面的取证法、没完没了的最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手册。每一个律师都拥有这些书，但很少花时间去读。
“我喜欢做律师，”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是充满深情的一声长叹。他回眸瞥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抱歉的微笑。
“不过杰弗里斯是对的。我做律师不行。像那样不行。”
“你需要帮助，仅此而已。你甚至不应该被停职。你应该被送去参加见习律师训练项目。其他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
我的话没有使弗林信服。
“有时候必须到最基层去。我是认真的。杰弗里斯帮了我一个忙。我所剩下的只有法律了，当法律被剥夺时……”当这个念头过去时，他想起了别的事情。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封道歉信。那是处理此事的一个部分。你应该给因你醉酒而伤害过的每一个人写封信。我写信给杰弗里斯，在我圈子里的每个人面前大声念信。我也是真心的，包括信里的每句话。我真的很抱歉。”
我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送他到电梯口。
“杰弗里斯回过信吗？”
弗林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写了信，我感觉不好，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把信寄给他，”他说着歪嘴笑了笑。
“去他妈的。”
这使我想起了仍然躺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的那封信，我忘了去寄的那封信。
“你为什么不接那个案子？”电梯到了时弗林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什么案子？”他走进电梯里面时我问道。
“他们指控谋杀杰弗里斯的凶手的案子，”他回答说，用手挡住电梯门不关。
“不管是谁干的，可能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吧。”
几分钟以后，八点整，我的秘书海伦·朗德格伦将她的上衣挂进壁橱里，以她惯有的工作效率，两手满满的走进我的办公室。
“那些都完成了？”她问道，朝着上星期五结束时她留下的文件堆点点头。还没等我答话，她便把另一个马尼拉纸文件放到我的面前。
“这是今天上午你出庭需要的文件。州政府诉安德森。申请日程表。九点半。”
现在她的左手空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以防我动，这当儿她把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到写字台上的文件旁边。
她在我周围转来转去，整理文件，发号施令。她是一个瘦骨嶙峋，骷髅般的女人，胳膊肘尖削，刀片般的细腿，嗓门又尖又高，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总是从一件东西射到另一件东西上，仿佛从来拿不定主意应该首先处理哪一件急事似的。我告诉她我需要寄一封信，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她已经到了写字台的另一侧，坐在椅子边缘，手握一支铅笔，对准放在她的瘦膝盖上打开的速记拍纸簿，准备记录。
我把艾略特·温斯顿委托给我的信封递给她，吩咐她找一下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家庭地址，把信寄给他的妻子。然后我口述了一封短信，解释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这封信的，并在结尾处加上了几句话，对她丈夫的去世表示我的哀悼。
海伦那青筋暴突的手飞快地掠过纸张。
“还有别的什么事吗？”她啪的一声合上拍纸簿，从椅子上站起来问道。问话还在空中回响，她已转身疾步走回她的写字台。
“没有，我想没了，”我对着空椅子说。
到了该动身的时候时，我发现她弓身俯在计算机键盘上，专心凝视着显示器，她那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将新的表述方式加到旧的表格上。
“我去法院了，”我说道，一只手握在门把上。
一丝隐秘的微笑消失在她的嘴角边。
“外面有点冷，最好带上你的外套。”她干巴巴地说，眼睛盯在屏幕上。
我打开门时，她停止了打字。
“你能把这扔进电梯旁边的邮箱投信口里吗？”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
“这是你想让我寄给杰弗里斯夫人的。”
电视转播车停在把县法院和警察局分开的公园两侧，等待着有可能从警方或区法官办公室得到的任何新闻。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尚没有任何有关指控的说法。城里的每一个记者都有他们迫切想问的问题，他们愿意向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人采访这个问题。有个记者手里拿着麦克风，站在法院人口处的人行道上，向碰巧经过身边的所有的人询问他们对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疑凶已经被捕这个消息有什么看法。他拦住了一个年轻的蓝眼金发白人姑娘。那姑娘魅力动人，惹得四周的人都驻足回眸。那记者俯首凝视着她，整了整领带，问她觉得应该如何处置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
“谁？”她含着光彩照人的茫然微笑问道，那微笑竟一时让他忘记了提问。
“停——”他说道，摇了摇头，手里握着软线，任麦克风垂荡着。
法院里面，记者们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与法庭监守、法庭职员以及他们认为有可能了解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的人交谈着。我来到二楼，当我向大厅尽头的法庭走去时，哈博·布赖斯赶上了我。在那个法庭里，巡回法庭的主持法官处理案件交付审判之前提出的所有初步动议。还没等他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便举起了双手。
“那不是真的，哈博。他们没有逮捕我；我不是保释出狱；我甚至认为我连嫌疑犯都不是。”我先朝一边看看，然后又看看另一边。
“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仅限于你我之间，是我干的。我发过誓要报复他，我干了。”
他转动着眼珠子。
“你的情绪怪怪的。我并不是要问你关于杰弗里斯被谋杀的事情。我知道是谁杀了他。我是说，我知道他们逮捕的是谁。”他说，想起了人们所说的辩护律师对犯罪和指控之间的区别的敏感性。
“你知道？”我们快走到法庭门口时，我问道。
“你进去有事吗？”他问道，朝着门点点头。我的手已经握在门把上。
“要很长时间吗？”
“我要办的事不会超过两三分钟。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们一起走进屋里，在后排坐下∥在前面，取代杰弗里斯担任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昆西·格里斯沃德正在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格里斯沃德一点也没有他前任的那种才华，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单凭智慧的力量去主导司法行为。这种意识早已像一只虫子啃噬着他，现在正在慢慢地将他活活地咬死，痛苦不堪。
“姓名？”他不容分说地发问，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
年轻的助理地区检察官话说到一半时愣住了，迟疑了很久以确信他的问话，然后，她眼睛里略带不知所措的神情答道：“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法官大人。”
“我提这个问题，”他说道，嗓音里带着挖苦，“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最好从你也许确实知道的事情开始。”
她凝视着他的那种眼神明显地表明，这不是她第一次受到他的讥讽。她把刚刚开始念的案情摘要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耸了耸她宽阔的肩膀，稳稳地叉开双脚，两手放在臀部。
“我一直盼望有学习的机会，”她冷漠而超然地说道。
格里斯沃德眯缝起眼睛，尖刻地瞥了一眼这种自信的轻蔑表情。
“那就学学这个吧，”他用充满威胁的口气说道。
“我一旦做出裁决，事情就结束了。上星期你第一次提出动议时，我的回答就是否定的，今天我的回答还是否定的。不会延期审理。根据日程，明天上午开始审判。”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带着恭敬的微笑，她试图求助于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但是，法官大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复杂案例，涉及到三个不同的被告，而且自从将近一年前将凶手逮捕归案后就一直主管该案的霍尔太太现在仍然在医院里，而且——”
格里斯沃德猝然阻止了她。
“检举人一直没有能力。其中有些人甚至那样执法。别人可以代替她。”他的手向后一扬，挥手打发她走，便低头看起面前的诉讼事件表，准备传唤下一个案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直了身子。
“如我刚才所说，法官大人，州里重新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动议，理由是——”
格里斯沃德向前一冲，手指向空中一指。
“我说不行，要说多少次？你马上给我出去，”他高声喊道，“不然，我就让法庭监守把你扔出去！”
血涌上了她的脸庞。
“是，法官大人，”她透过紧咬的牙关说道。她气得浑身发抖，从桌子上抓起公文包，愤怒地瞥了他一眼。她扬起下巴，像扬起一面战旗。
“谢谢你，法官大人，”她说着，转身大步走出法庭。
我向哈博探过身子。
“那天晚上州长是怎么说的？法律只有保护它的理由？”
当哈博转动着眼珠子时，我起身走向前面的辩护律师台。格里斯沃德刚才叫到了我的案子。
“什么事，安托内利先生？”格里斯沃德一边问，一边在十个卷宗上草草记着笔记。
我一直等到他抬起头来，然后，我耸耸肩膀，微微测了侧头。
“你决不会相信的，法官大人，但是——”
“你需要多长时间延期审理？”
“一个月。我们在证人方面有些问题。州法院不反对这个动议。”我说。
他点了一下头。
“根据辩护律师的请求，此案将延期一个月审理，”他宣布，把卷宗交给了书记员。我们一到法庭外面，哈博便缠着我做出解释。
“很简单。格里斯沃德是作为一位地区代理律师起家的。当时代理律师并不多，他们的报酬也不像现在这样高。所以，他认为现在这些代理律师活干得不多钱却拿得不少，还觉得他们谁都没有他优秀。他从来不放过任何给他们制造麻烦的机会，让他们难过难过，特别是如果他们像那个人一样年轻的话。为什么？你认为那两个案子之间在法律上有些什么有趣的区别吗？你干这行的时间和我一样长了。你认为如果存在那种区别的话，格里斯沃德会知道吗？自打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就从来没有读过法律方面的书，在法学院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看过。”我咕哝着说。
“他也许是靠欺骗一路上来的。”
我完全沉浸在我自己对新任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看法中，说得滔滔不绝，竞忘了哈博要告诉我是谁杀害了老法官。
“他们逮捕了谁？”我问，转过身子，与他面对面。
“是谁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
第十二章
你几乎可以感觉到成千上万只手在同时伸向遥控器，改换频道。美国人似乎对死神特别偏爱，当学童被同班同学杀害时，他们会集体悼念他们素不相识的受害者，那个事件成为了全国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当某个名人被指控谋杀时，人们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专家，谈论着根据二手报道得来的有关审判的每一个索然无味的细节。但是，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是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人，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是一群不知名的无家可归者中的一个，因此，就像生活中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我们尽量不去理会它。
气球早已瘪瘪的没气了。在长达八个星期的时间里，警方在巨大的压力下执行搜捕任务。事态都发展到了编辑们开始呼吁对此次调查进行调查的程度。政客们迅速做出反应，期待着全体选民那稍纵即逝的情绪，一个个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提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认为谁应该受到责备，应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州长——有些人认为他反应太慢——建议请联邦调查局介入也许是明智之举。在调查期间，两班制和周末加班已经成为正常的工作日程表，大家神经紧张，火气一触即发，心中都在嘀咕，作为捕捉凶手的代价的一部分，不知道下一个将会是谁为此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
现在，疑凶已经抓到了，事情突然间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当他们直视着电视摄像机那茫然一片的镜头，叙述着逮捕的经过时，这种表情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在此之前，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认为杰弗里斯的被杀可能是个阴谋。有着某种隐藏的动九九藏书机，并传言此案与某些权势人物有关系。对一位赫赫有名的公众官员的被杀做出这样的猜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现在结果表明，它与金钱、权力或性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一次随意的暴力行为，是一个根本不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可怜虫干的。
尽管警方连篇累牍地宣读了大量的事实和数字，以表明调查的耗时费力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们去哪儿抓捕疑凶。
他的名字，或者说至少是他告诉他们的名字，叫雅各布·惠特克。他们在用他的指纹证实他的确切身份。无论他的真实姓名会是什么，毫无疑问他就是凶手。他们发现了刀子。在被告知他有权力请律师，以及他有权保持沉默之后，嫌疑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双腿伸直搁在我的写字台的一角，脚踝相叠，两眼看着我放在办公室里架子上的小电视机里正在播出的已成为昨日新闻的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
当警方作完陈述后，记者们提出的全是些普通的常规问题，如刀子上是否发现了血迹，如果有血迹的话要做哪种化验，还有，犯人的状态如何，以及正式传讯他的时间和地点。在每一个回答之后，在有人想出下一个问题之前，都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拼命挤到前排座位上，坚信这是他们有生以来仅有机会报道的最大新闻之一的记者们，这会儿懒洋洋地坐在那儿，跷起二郎腿，一只胳膊搭在椅子上，对所听到的东西耸耸肩膀、打个呵欠，只是偶尔记上几笔，以便用于现在无疑已无人对上面的消息感兴趣的最后一次头版新闻中。
在又一个提问的低沉单调的声音消隐到背景里之后，新闻女主播出现在屏幕上，用五秒钟时间粗略总结了每个人刚才看到的内容，然后转到另一天的新闻。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终于被侦破，并很快就会被遗忘，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杀人案。
我轻轻敲击遥控器上的按键。海伦从门口伸进头来道晚安。
“有个叫詹妮弗的人打电话来告诉你，说如果你想吃晚饭的话时间还不算太晚。”海伦那匦得漆黑的眉毛弯成拱形。
“怎么样？”她见我没说话就问道。
“你去不去和她共进晚餐？”
“我正在等你告诉我呢。”
她的嘴角向下一撇。
“已经过了五点了，五点钟以后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转身要走时又想起了什么事。
“你只要保证早晨准时到这里就行。”
“谢谢你，”我听到外面一道门在她身后关上之后说道。
我抓起电话打给詹妮弗，开始拨号，然后又挂了。我为这事烦恼一整天了。我还是不知道想说什么。我一会儿确信自己想再次见到她；一会儿又对什么事情都心里没底了。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去忘掉对她的感情。有很多次，尤其是第一年，我坚信没有其他什么值得我活下去了。有时候，我认为惟一支持我活下去的念头是我意识到自己不会永远活下去。那种想法使我变得很超然，可以说，我成了自己绝望情绪的观察者。最后，痛苦消失了，但是所发生的事情却永远改变了我。我明白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接受了下来。我成了一个永远的旁观者，一个不会在他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痕迹的人。
我再次抓起电话，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在大学里的付费电话前的模样，投进若干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当最后一个硬币当啷滚进去时才意识到我不能那样做。我对自己说那是个自尊心的问题，心里明白那是因为我过于害怕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担心如果我给她打了电话我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尤其当我知道她会说些什么的时候。我的确听到过她的声音，听到了一次。那是在圣诞节前夕，鹅毛大雪正在屋外寒冷的夜空中飞扬飘落。她接了电话，我听见她说你好，然后我听见她的声音沉静下来，然后我听见她叫我的名字，像是在问问题，然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宿舍寝室里，躺在床上，希望我睡着后永远不再醒来。
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当她接电话时，刹那间，那种害怕再次受到伤害的感觉重又袭来。
“是乔伊吗？”她见我没有答话便问道。
我低头凝视着写字台。
“是的，”我说，清了清喉咙。
“是我。你还想吃晚饭吗？”
我们在城西一家偏僻的小饭店碰头，其后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试图回忆起我们的过去。她问起我在法学院的情况，以及当律师的感受，而我发现自己将那些年里发生的事情都扯到了一起，仿佛它们是同时发生似的。我问她结婚以后做了些什么，她谈起她做时装设计师的生活，之后我才知道她曾经住在纽约。我们东拉西扯地交谈着。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可以从你愿意开始的任何地方谈起。
“昨天晚上我下了你的汽车以后便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
她看上去吓了一跳似的。
“你不应该打电话。”
她从桌面伸过一只手来握住我的手腕。
“那样做会有什么好处？”
“我很生气，但是我一听见她的声音，便知道她不记得了。她做了什么事，过了一个星期就忘记了。”我补充说。
“你知道吗？我过去常常听她对我说，她只想为我祈求最好的前程。”
她从我的手腕上收回她的手，放到自己的膝盖上。
“我想那就是我成为律师的原因之一。她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
“像你父亲那样。”
“不，不是像他。她不想让我成为喜爱行医的一个普通执业医生。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她认为成功的人，一名外科医生，医院的院长。我母亲对医学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但是她只要朝乡村俱乐部的舞场上扫上一眼，便会立即知道每一对舞伴所处的社会地位。”
一个已经有了孙儿孙女的女人正坐在我的对面，而我正在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的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将头倾在盘子上面，把叉子举向嘴边，但还没等叉子伸到嘴边便又放了下来。
“最糟糕的是我是多么的像她。”
她用她那双美丽的杏眼看着我，那双眼睛曾经激发起我多少浪漫的遐想和性爱之梦啊。片刻之后她笑了起来。
“我很难想象你会出现在乡村俱乐部的舞会上。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你考虑过别人的社会地位或他们是否有社会地位。你甚至不喜欢跳舞。”她说道，用她的眼神奚落着我。
“我记得我喜欢和你一起跳舞，”我说，咧嘴一笑。
她的双颊飞起红晕。
“那不是跳舞。我们只是在爱抚，站在那里。”她看我敢不敢否认此事，但是我只是看着她，好像我对她说的事情一头雾水似的。
“你仍然会那样做，是吗？”她问，眼睛里微光一闪。
“你掩盖不了那种表情，你脸上那种实在是非比寻常的盗窃表情，就好像一个窃贼在门口大声宣布要来抢劫。你的表情看起来是那么诚实，人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完全相信你。对吗？”
我极力装出否认的样子，以便让她明白，我希望她对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让她知道我仍然是她记忆中的那个男孩。
“有时候当我听见自己对某个当事人提出建议时，我会提醒自己想到我的母亲。我从来不怀疑我是正确的。”这话过于轻率了，那不是真的。
“不，当某事不够完美，我发觉自己失去理智的时候，我会那样做。她事事追求完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错，不能做任何有可能使一个陌生人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注意到你的事情。坐要坐直，走路要挺起腰板，每个字发音要正确，始终要彬彬有礼，决不可以发脾气。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她的手指从我的宽松长裤上拈掉一根纱线，或者把一缕头发从我的前额掠向脑后时她的那种神情。她对我的一切总是大惊小怪的。她现在还是那样。”
我一时语塞。我发窘地笑了一声，想做些解释。
“去年夏天她到我这儿来了，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我起床后，”我咧嘴羞怯地笑着承认，“我都要整理好床铺·把一切东西都收拾好，在我下楼吃早饭之前确保我的房间绝对整洁。”我皱了一下眉头，补充说：“她仍然想知道我什么时候结婚。”
我想知道一些事情，一些我想听她谈起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到她不太愿意谈论此事。最后，喝咖啡时，我提出了那个问题。
“你为什么回到这里来？发生什么事了？”
一丝浅笑掠过她的嘴边，继而消失不见了。她的眼睛向旁边看去，然后凝视着我的眼睛，接着又移向别处。她咬着嘴唇，试图微笑，但是笑不出来。有很长一阵子，她垂眼凝视着自己的双手，最后，当她抬起眼睛来时，眼睛里露出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距离感。
“七年前我病了，病得很重。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不能工作，丧失了功能。”她叹了口气，然后向我仰起脸来，含着某种信任的微笑，那微笑曾经使我觉得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的精神崩溃了。我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我是个躁狂抑郁型患者。那时我在房间里一坐就是几天，凝视着四壁。有时候我甚至不能自己梳洗更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仅仅是患了抑郁症，就是对生活感到不满意时每个人都会出现的那种抑郁情绪。但是，后来我开始有了这些奇怪的念头，一些毫无意义的念头，实际上是妄想症。我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在大街上如果有人看我，我便认为他们是让我知道他们正在监视我。我把电视上说的事情看做是上帝传送给我的秘密信息。”
她看见了我眼睛里的神色，便本能地把手伸过来抚摩着我的脸颊。
“我现在完全好了。当他们最终确诊我的病是一种大脑里的化学成分失衡现象时，他们便给我补锂。”
她脸上浮起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她呷了些许咖啡，然后，非常缓慢地把杯子放回托碟里。她用中指顺着碟子的边缘抹了一圈。
“我四年前离了婚。我告诉过你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不是像我爱你那样；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孩子——我们为什么有孩子那无关紧要——我们共同孕育了一个生命。那很痛苦——非常痛苦。他尽了他的全力，他用他所知道的最佳方法处理了此事，我认为他似乎始终觉得那是他的错——我是说我病成那样——但是那使他像我一样发疯。真的·他抑郁，他发火，他的生活里似乎也没有一件事顺心如意，而且……唉，事情就是这样。我得了精神错乱症，现在我好一些了，那时我是已婚之身，现在我是单身。”她努力挤出了一丝微笑。
“瞧，我会是个多么大的累赘。”
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加爱她了。世上没有我更想逗留的地方了，也没有我更想与之在一起的人了，我不想做任何其他事，只想尽我所能保证她永远不再害怕，永远快乐。
我们离开饭馆时，她拉着我的手，走向她停车的街区尽头。夜色清冷，街上已没有旁人。我揽她入怀，感觉到她的那只空手滑过我的脖子。我们接吻，我想一定是像我们第一次接吻那样，短暂的、笨拙而颤抖的轻轻一碰，然后她偎依着靠在我的肩膀上，我脖子上感觉到她那温暖的呼吸，她的头发气味宛若清晨的微风，在你半睡半醒时吹进窗户。
“我得走了，”她低声说。
“时候还早哩，”我说。当她的手从我的脖子上移开时，我抓住她的手。
“我告诉过你我明天要赶早班飞机。”她吻了一下我的脸颊，我们朝着她的汽车最后走了几步。我不愿放开她的手。她摸索着钥匙环，直到摸着了她需要的那把钥匙。她大声笑着，打开了车门，她一打开车门，我又将她拉回我的怀中。
“你不想去什么地方跳会儿舞吗？”
她朗笑依然，声音轻柔。
“我很愿意，但今晚不行。”
我放开了她，当她上车时，为她撑开车门。
“你要出门多长时间？”
她点火发动汽车，打开车灯。我一只手放在折篷汽车顶上，另一手搭在车门窗户上，看着99lib.她扣上安全带。她抬起头来，拽弄着我的领带。
“就一个星期。我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
“难道你不觉得有点儿怪吗，甚至现在，在我们这样的年龄，你还是不得不因为你母亲而离开我？”
起初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但很快便回过神来，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闪烁着当年那个夜晚在她父母家门口台阶上，她看着我时那种女生的诱惑的目光。然后那光消失了，我弯下腰来，我们吻着对方的脸颊，仿佛我们是两个老朋友似的。当我看着她驱车而去时，我感到空虚孤单，我的孤独生活的自我满足感突然间好像变得做作而虚假。
时间还早，我最不想呆的地方就是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奇怪的地方。我在我不熟悉的社区里的街道上漫无目标地徘徊了很久很久。我藏书网的腿开始疼起来了，我想真是滑稽，因为我觉得那一定是心理作用。那条腿很多年没找过我的麻烦了。曾经有颗子弹从腿肚子里穿过，但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腿疼。
一切似乎都在蓄谋着重新唤回往事，不仅如此，而且似乎在使过去看起来比现在更加真实。我思绪翻滚，不停地回忆着往事，然后又回忆起纷杂万事的开头，如我初次爱上詹妮弗的时候，我第一次对卡尔文·杰弗里斯产生鄙视之情的时候，还有艾略特用那枝枪对准?99ｌｉｂ?“有个人我想让你见见。他是杰弗里斯谋杀案中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问过杀人的那个家伙。他亲耳听过他的供词。”
弗林打电话时告诉过我，有个人知道一些关于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情况，我应该听听。他没有告诉我那人是个警察。
“但是，我知道有关供认的事情。”我说，尽量让他听起来不要觉得我很激动。
“我惟一不知道的是那供词是否真实，只有等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才能知道供词的真伪。”
“我忘了告诉你了。刀上的血迹是杰弗里斯的。”
“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化验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真相大白了。你说得对。杀害格里斯沃德的不管是谁，都是如法炮制。”
“那就是我认为你也许想和这个人谈谈的原因。毕竟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那不是一次模仿式的谋杀？”
弗林的眼睛看着道路，摇了摇头。
“不是，我仍然认为不是。杰弗里斯谋杀案没那么简单。”
我们已经离开了城市，正在高速公路上向南行驶。
“我们为什么不在警察局和他见面？”
他的右手放开方向盘，揉揉肩膀，脑袋两边来回摇摆，舒展着他脖子上的肌肉。
“如果与律师私下里谈过话，他就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他不想这么做。”
我十分肯定我知道答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碰巧认识他的？”
弗林耸耸肩膀。
“聚会时。”
弗林就是那样碰到他认识的大多数人的，有时候他一星期有七个晚上参加聚会，酒鬼们轮流讲述他们醉酒的故事。令人吃惊的是，有很多律师、法官和警察也去参加那些聚会。或许那一点也不令人吃惊。我遇见的大多数人，在你开始认识他们以后就会知道，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酗酒、吸毒、误入歧途的孩子，还有不忠的妻子。形形色色、不同程度的疯狂举动都有。
几分钟后，我们下了高速公路，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小路蜿蜒前进。后面用2×4英寸木条支撑着的油漆鲜亮的大块木头标牌标示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开发项目。一幢幢施工进度各异的木头屋顶，石头前墙的两层楼住宅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好像重叠在一起似的。到处都是住宅，道路两旁和目光所及的前方比比皆是，满足新家庭的新住宅，有足够的卧室给每个孩子一间，有足够的车库面积停泊所有的小汽车。这些房屋的样式千篇一律，让人隐约感到有些沉闷，更加剧了我越来越强烈的厌恶感。
“这不会是你要告诉我的事情吧？”当汽车撞到又一个会震得牙齿格格响的减速隆脊时，我问道。
“你抱怨什么？你不觉得这样好的天气开车在乡村转转很舒服吗？”
“我没有卷入杰弗里斯的案子里。”我的话刚一出口便后悔了。我没有卷入，但是他也没有卷入呀，而且是我要求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弗林并不在意我刚才说的话，但是我感觉更加糟糕了。
“对不起，”我小声说。
我们经过最后一个开发区，几十面红旗在几十杆白漆旗杆上飘舞着。我们沿着道路行驶，在一棵橡树下转弯，然后转进一片开阔地。又向前开了半英里，弗林拐上一条泥土车道，车道通往篱笆围起的五英亩土地后面靠河的一幢农场风格的小房子。
在车道的尽头，房子对面，双厩畜棚旁边的一个小畜栏里，有人正在抚摩着一匹栗色的骏马。那人四十出头，短短的黑发分到一边，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足蹬一双靴子。他的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肩膀和上臂肌肉结实。当他听见汽车声时，他拍拍骏马鼻子，然后，向后退了一步，张开手拍拍它的侧腹。骏马喷着鼻息，一甩头，腾越而去，马蹄飞扬起一阵阵尘土。弗林的朋友关上畜栏门，等着我们钻出汽车。
我立即认出了他。当弗林开始为我们作介绍时，我阻止了他。
“我和斯图尔特侦探是老朋友了。”
“但是，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愉快地说道。他动作缓慢，说话声音不大，身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使你认为他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审判，”我对弗林解释道。
“几次我不愿回忆的审判，”斯图尔特说，自己吃吃笑起来。
“咱们去喝点什么吧，”他边说边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房子前面的一张木头野餐桌前，喝着柠檬水。微风吹动着头顶上的橡树枝条，树影来回拂过我们的手。我们谈论着变化的世事，尽力回忆着他作为原告的证人、我作为被告律师的第一次审判时的情景。几分钟以后，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我隔着桌子看着斯图尔特，等待着。
“霍华德告诉我说你对杰弗里斯一案感兴趣。”
“是的，但是我不能确定为什么，”我承认。
斯图尔特大笑起来。
“如果他以藐视法庭罪把我投进大牢的话，我也会对他的谋杀案感兴趣的。”
是不是人人都知道杰弗里斯对我干了些什么？斯图尔特审视着我的眼睛。
“当他那样做的时候，人人都认为杰弗里斯是个英雄。”
“我不那样认为。”
“每一个警察，”他解释说，尽管他知道他没有必要解释。
我明白警察——大多数警察——对辩护律师的看法。
“每一个不经常出现在他的法庭上的警察，”他补充说。
他含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看着我，然后摇摇头。
“我常常为律师们感到遗憾。杰弗里斯不得已充当了世上最卑鄙的人，那就是他的被杀让人如此难以理解的原因。”
“我应该想到情况完全相反，”我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我意识到，他说的不是有关杰弗里斯被杀的事实，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事。
“在所有人憎恨他，无疑都巴望他死的情况下，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杀害他的人没有丝毫理由恨他。”他斟酌着他刚才所说的意思，然后补充说，“至少我们无法找出理由来。”
“你是说那完全是一起没有目标的杀人案，是一起失控的抢劫案？”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不，不是一时性起所为。他是存心要杀杰弗里斯。”他再次犹豫不定。
“不管怎么说，他是有意要杀人。他等在停车场里。，藏在杰弗里斯的汽车后面。”
我们坐在下午三点的太阳下，空气中飘着干草和马粪的气味。我们用力赶走偶然飞来的一只肥蝇。我们的谈话最终还是习惯性地回到了律师和证人身上：我把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引向我想问的新问题。
“他藏在杰弗里斯的汽车后面。他知道那是杰弗里斯的汽车吗？”
“我不知道。那也许是巧合。在那个时间，停车场里只有几辆汽车了。他也许一直藏在那里，在等杰弗里斯；或者他也许一直藏在那里，等着出现的第一个人。”
“不过，那是仅允许法院工作人员停车的区域，对吗？”
斯图尔特点点头。
“他想杀与法院有关系的某人，从他所说的几件事里，我非常肯定，他想杀一名法官。但是，他的目标是否就是杰弗里斯……”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目光注视着对面的小马厩，他的马正在里面用力咀嚼着一桶燕麦。
“他没有理由去杀害杰弗里斯，”他接着说。
“杰弗里斯从来没有把他送进过监狱？”我问，这个假设似乎能解释一切。
“是的。如果他曾经到过杰弗里斯的法庭上，也不是作为被告。那一点我们非常肯定。”
“但是他招了。他没有说他想杀他？”
“他说他想杀他所杀害的人。”斯图尔特望着我，等着看我是否能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他的话。
“那就是他所说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我想杀我所杀害的人。’这话他一定说了有五六遍，这时我才开始怀疑他是否知道受害者是谁。”斯图尔特用食指在装满柠檬水和冰块的玻璃大水罐上形成的汽雾上画了一张脸。
“我不认为是他干的，”斯图尔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顺着刚才画的线条移动着手指。
“但是你刚才说他打算杀某个人，不管那人是不是杰弗里斯。”
他的手指停止移动，他抬起头来。
“好了，我认为是他干的，行了吧。”
“你认为是他干的？但是你刚才还说不是他干的。”
他的手指再次移动起来，不断地扩大着他所画的人脸的轮廓，直到它彻底消失。
“完全正确，”他边说，边端起大水罐，重新添满我们的玻璃杯。
“是他干的，但又不是他干的。”他倒好水，把大水罐放到一边，放到够不着的地方。
“一切都很吻合。毫无疑问是惠特克杀害了杰弗里斯。一点疑问也没有。我们抓到了他，他招供了。他描述了他所做的每一个细节：他在什么地方；他怎样拿刀；他一直等到杰弗里斯打开车门；他溜到他身后，掐住他的喉咙，把刀子捅进他的身体。他描述当时那情景就好像你是在看一部电影。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动作，就像在你眼前发生似的。”
斯图尔特扬了扬眉毛。
“就好像他也在看电影；在看他自己，看着每一个细节，确保不漏掉影片的任何细节。他描述了刀子捅进杰弗里斯肚子里的情景，捅到直露出刀柄，就好像他一直站在前面，看着刀子捅进去，而不是从背后抓住杰弗里斯。他告诉了我们只有杀手才会知道的细节。还不仅仅是他所说的：他还有刀。他甚至没有设法把刀藏起来。藏起刀子！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刀子擦干净！我们发现他住在莫里森街大桥下，是流浪汉中的一员。他被包围了。他无路可逃。但是，他的举动好像表明他知道我们要来似的。有十来个警察，亮出武器，人人都向他瞄准，或者说，瞄准四五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正围坐在一个小火堆旁取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与一个匿名举报人向我们描述的细节相符。当我们一喊到他的名字时，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吗？他站起身来，举起两臂，并且……还微笑着。微笑着！你能相信吗？仿佛他一直在等着别人找到他似的——不像一个亡命之徒，倒像在森林里迷了路的人在等着营救人员的到来。他们一给他铐上手铐，他便告诉他们到哪里去找刀子。他们并没有问他什么。他朝着几英尺外的一个油腻腻的铺盖卷点点头：刀子在那里面。情况就是这样。那是可以把他与罪行联系起来的惟一证据，还没叫他交他就交代出来了。”
自从我们坐下后就一直默默聆听着的弗林这时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那样渴望被逮着的话，那他干吗不早去自首呢？”
“我不知道，霍华德。有关他的情况好像都说不通。也许那是游戏的一部分。”
“游戏？”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以示肯定，但没有立即回答。一旦他开始沿着一条思路思考，他便不愿意丢了那条思路。弗林有着相同的习惯，那是天生的，我想。我担心他们在集中注意力考虑某一件事情时，会忘记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像他们在一门心思想着一杯又一杯酒的时候，会把一切都忘到脑后那样。
“一切都很吻合。他有刀子——他的指纹是留在刀子上的惟一的指纹。血迹——现在我们确凿知道——是杰弗里斯的血迹。他描述别人无法知道的犯罪细节。”
“然后他自杀了，”我插嘴说。
斯图尔特怪怪地看了我一眼。
“你竟然会相信他牢房里的瘾君子所说的话？”
“你的意思是？是说他没有自杀？是说其他人……”
他很谨慎。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人们发现他死在自己的牢房里，头顶凹陷，而惟一的目击者是一个几乎是文盲的瘾君子，他连自己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说的真话都记不得了。”
“你是说你认为警方，或者某人……”
他举起双手，把脸转向一边。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那种自杀方式真是很离奇。”他缩回他的下巴，当他的牙齿磕到一起时，发出咔嚓一响。
“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案子比其他案子更离奇呢？这本身就是一个谜。”他一边想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出声来。他身子前倾，抱着两臂支在桌子上。
“我与成千上万的嫌疑犯交谈过，也听过上百次的供认，但是这个案子不同。没有自责。我指的并不只是他杀了人这件事，他是对什么都没有自责，没有懊悔：对被捕、对被关起来、对他肯定知道的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都不自责不懊悔。有时候我会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他确实是自杀的话，当他与我交谈时，他已经决定要自杀了。他——或者说，至少他看上去是那样——对一切事情都完全不在乎。不，不是那样。他的不在乎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意思。他很开心。对，没错：开心，满足——何止是满意，几乎是安详平静。
“我问他为什么杀人，他说：‘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每一次问他时他都这样说，总是同一句话：‘我真的说不清楚。’但是意思好像有所不同。弄不清楚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杀人，还是——我知道这听起来一定难以置信，但是，当时我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完全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自己不该说出来。
“当我一旦明白他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意思时，便意识到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我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他。起初，我认为他是在和我们玩游戏，作弄我们。房间里还有两名调查员，我们轮流问他问题。他的基本表情从来没有改变，老是一副自我满足的神情，那种神情表明，他知道很多你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一些重要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些他感到很遗憾不能告诉你们的事情，一些他知道你们靠自己是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的事情。”
斯图尔特咬着嘴唇，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尽力去捕捉一缕思绪，那思绪是如此的难以捉摸，每一次他肯定他捉住它时它却远远溜掉了。他终于摇了摇头，放弃了努力。
“我以前见过那副神情，”
他转动肩膀，朝散散落落地生长在我们周围空地上的橡树挥了挥手。
“我妻子喜欢到那里去。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乡村。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有树和青草，还有那条河。你可以纵马数英里，看不见一幢房子或一辆汽车。那是个居住的好地方，是生养孩子的好地方。”他和弗林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然后我就开始喝酒了。我喝得越凶，她就越离不开她的教堂。我成了一个酒鬼，她则成了一个再生的基督徒。就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那种神情，在我妻子的脸上，她眼睛里的某种神色。是安宁还是喜悦，我不知道，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它存在，它真实，它常常让我发疯。”
他咬着牙。为想到他过去的模样而感到苦恼。
“我干过一些相当糟糕的事情，”他很快接下去说。
“但是，我想我要是杀了她，她在临终时一定会原谅我的。那就是让我发疯的原因，她绝对肯定她知道真相，但因为我不知道真相而为我感到遗憾。那就是那个杀人犯脸上的神情。”
他住口不说了，像刚才一样，咬着嘴唇，摇摇头，眯缝起眼睛。
“你知道那种人中的大多数是个什么样子，在监狱里结束生命的那些人：迟钝、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只会被激怒。他一点也不像那样。他好动，生气勃勃，很活跃。他的眼珠子从不停止转动，总是四处转来转去。他的面孔充满表情，总是带着同一种愉快的神情。该怎么说呢？说一个杀人犯脸上带着那种表情似乎是件怪事，但是，他脸上确实就是那种表情。他对他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对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害怕。至少在那个意义上，他像是个获得了新生的人，他的所有罪恶洗涤一净，天堂张开双臂在迎接他。”斯图尔特搜索着我的眼睛。
“不同的是，我相信他不认为他杀害杰弗里斯是一桩罪恶。我相信他认为他做了件值得赞扬的事，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我再告诉你别的一些事情，”他说，抬了抬他的下巴。
“如果他没有死在牢里的话，他永远也不会在法庭上被宣判犯有谋杀罪。”
这话有失理性。毫无道理。没有一点意义。我提醒他刚刚对我说的话：警方有供词和起诉方需要的所有物证。
斯图尔特的眼睛里闪着神秘的光。他还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我想起了他一开始说的话，他所说的既有罪又无罪的自相矛盾的话。
弗林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向他的朋友。
“跟他讲讲另一件谋杀案。”
“另一件谋杀案？”我问。
斯图尔特点点头。
“这不是他第一次杀人；杰弗里斯不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
我被弄糊涂了。难怪斯图尔特声称他始终找不出凶手杀人的动机。
“你能肯定——完全肯定——杰弗里斯不是在他第一次犯下谋杀罪时把他送进监狱的法官？”
斯图尔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他从来就没进过监狱，”他平静地说。
“他杀过人，却从来没进过监狱？”我怀疑地问。
“当他十八岁时，他杀了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酒鬼，”他说，与弗林又交换了一个眼神。
“不管什么时候，他喝醉了就拿他的妻子——这孩子的母亲——当出气筒。他让她进了两三次医院。一天.99lib.夜晚，那男孩回家，发现他死命地踢她——毫不夸张地说，朝死里踢她——于是他便杀死了他。不过，他不是一下子把他杀死的。他用他父亲对待他母亲的方法对待他，一个劲地打他。然后，当他把父亲打倒在地上，几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踢他的脸。当他打完后，一切都完了。
“他们以一般杀人罪起诉他，他们给他做了精神分析。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已经崩溃，是因为他目睹了他父亲对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还是因为他对他父亲做下的事情，天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无法接受审判。”
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们就把他送到州立医院去了。他什么时候出院的？”
“谋杀案发生之前几个星期。他是逃出来的。当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但是当他死在监狱里时，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告诉人们，杰弗里斯是被一个精神病人杀害的。”
“有多少人知道这事？”我问。
“只有我们几个人。当他被捕时，我们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等到我们查验他的指纹，能够核对他的档案时，他已经死了。调查就结束了。”
“但你能肯定是他吗？他就不会供认一些他没有干过的事？物证也许可以栽赃，如果他的精神那么不正常……”
“不，”他强调说。
“他描述了他杀人的过程。只有凶手才清楚那些细节。我们从来没有透露过那些细节。”
“杰弗里斯是被刺死的，”我说，重复着人人从发表的报道中了解到的情况。
“他刺了他，把内脏都捅出来了。”
我无法相信：“你是说杰弗里斯是拖着肠子设法爬回他的办公室的？”
我们喝完了剩下的柠檬水，互相道别。当我们驱车离去时，我转过头，看见斯图尔特抚摩着他那匹马的鼻子，然后把它牵进了马厩。
“他妻子怎么了？”当我们颠簸着驶下泥土车道开到大路上的时候，我问弗林。
“我不知道。她很久以前就离开他了。带着孩子搬走了。打那以后他便戒酒了。”
我们驶过我们来时经过的那片新开发区，相同的油漆鲜亮的广告牌，有些广告牌上是一脸幸福的全家福照片，他们即将拥有他们的一份美国梦。
“告诉我，”当弗林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道路时，我说道。
“卡尔文·杰弗里斯对艾略特·温斯顿做下那种事之后，这位大法官被一个精神病人杀死了。你认为：艾略特会欣赏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吗？”
第十六章
在某种意义上，昆西·格里斯沃德的死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不幸。他在卡尔文·杰弗里斯的耀眼的光环下度过了数年，而且被不断地提醒，作为一名法官他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他从来没敢忘记自己的智力是二流的。他在杰弗里斯遇害后仅仅两个月就被谋杀了，最终摆脱了这种令人烦恼的心理上的重负。
如果把顺序颠倒一下，如果格里斯沃德在杰弗里斯还活着时被谋杀的话，搜捕凶手的行动可能就会更加公开地进行，并被苛刻地要求立即得到结果。相反，现在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在一位法官遇害以后，又一位法官被杀就不会引起同样的轰动了。甚至在他被谋杀的方式上，昆西·格里斯沃德也逃脱不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
新闻媒体将之视为模仿杀人，我没有理由不赞成。两人的遇害方式相同，或者说，两人的遇害方式都是警方告诉大家的杰弗里斯的那种被害方式。虽然两者都是被刀子捅死的，但是杰弗里斯却被掏出了内脏。两起罪行太相同了，不可能是巧合，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又无法证明这样一种说法，即这两起被杀一案是同谋者在反对司法制度的暗斗中轮流实施的行动。有一点似乎很清楚，不管杀害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是谁，他一定看到了有关杰弗里斯谋杀案的报道，于是，出于他自己的理由，决定去做同样的事情。
报纸上再也没有报道说那可能是阴谋，再也没有在调查第一起州立法院法官被杀一案期间所流传的可能有强大敌人的暗示。公众可以轻松地呼吸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并不是被人独出心裁地杀害的，而卡尔文·杰弗里斯的死到现在也无法定论。这也许是一起并非预谋的暴力行为，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所以并不比任何其他的偶发事件更加可怕。如果告诉公众说，杰弗里斯是被一个有杀人前科的精神病患者杀害的，那么事情也许会有点儿更加令人惊惶。或许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个精神病患者是如何设法逃出来的。这或许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睡在窄街小巷里和桥梁下面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多少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却千方百计去忽视的这些被毁灭的人们，由于某种精神疾病在不同的时期被送进各种机构。或许还会引出这样一个更加令人不快的问题：这些人应该立即被送进各种专门机构，而不是任其流浪街头，他们得不到适当的照料，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照料。
只有在一个地方，昆西·格里斯沃德谋杀案比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更加具有戏剧效果。如果只有一个法官被杀，那算是一个例外，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正因为它非同寻常，作为那位法官工作过和被杀害地的法庭的工作也就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又一个法官被杀可就意味着人们没有了安全感。几乎是一夜之间，停车场就用钢丝网围了起来，只有那些持正式官方证件的人才允许进出。法庭里的安全措施也加强了。每一个进入法庭的人都必须掏空口袋，打开公文箱，经过金属探测仪器接受检查。身穿制服的警卫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与公众无关的楼层被封掉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每当一个陌生人走进法庭时，人们都会扭头注视。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恐惧，那种突然出现的毫不掩饰的恐惧，就好像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又回来了。
还有一些更加微妙的变化。在一份那天上午去法庭办事的人员的名单上，一名工作人员在我的名字前打过钩之后，还看看我，问了个好。副治安官把我那手脚上都戴着镣铐的当事人带进法庭后，他似乎走得更慢了，就好像时间不再那么紧迫。我在律师席上坐下后，副检察官对我客气地点了点头。今天，将对州政府就我提出的压制的动议进行辩论，他就是为此而出庭的。法官让我开始发言时，他的声音平静、低沉，在寂静的法庭里听上去就像是一声耳语。
这是一场直截了当的法庭辩论，辩论的内容是错综复杂的搜索和扣押判例法中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我总结归纳了十页长的诉讼要点之后，我知道法官会否决我的提议，而且我明白，他也知道我的想法。被告提出了申请，州法院表示反对；在双方提交了书面报告并进行了口头辩论后，法官否决了被告的申请。法律机器就是这样转动起来的。有一天，也许五年或六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会裁定，说现存的法律，或对现存法律的解释，在某些方面是无效的。事物的现状就是这样，人们知道，无论你是在纽约市中心当律师，还是在俄勒冈州东部沙漠里某个风沙蔽日、灰尘满天的小镇开业，谁都没有最终裁决的权力。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起上诉，直到最后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也许一辈子才会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在九名大法官面前进行辩论，那是惟一不能再提出上诉的法庭。
如果你对待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如果你对自己也很负责，你就会每次都写出诉讼要点，进行每一场口头辩论，就好像你已经在那里了，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面前。你站在空荡荡的法庭里，站在一个你有时候怀疑他连你提交的诉讼要点看都不看一眼的法官面前，这个法官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你空闲时间也许会与他一道打牌，但你的第一句话总是：“愿法庭接受我的陈述。”
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发言，州政府发言，我再发言。法官没有要问的问题，他把卷宗递给书记员，用冷峻、从容的姿态宣布，那些话已经重复了无数遍，早已刻在了我脑子里：“听完律师的辩护，听过州政府的陈述后，本法庭认为被告没有能够说明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为什么不成立。因此，申诉无效。”
我收起各种文件，放进公文包里，然后，拎在身后，转身就走，就好像是走进一个洞穴。我手上好像根本没有感到有重量似的。公文包的皮把手有一半已经剥落开来，从我的手上荡落开去，就好像一个摔落的爬山者紧紧抓住一根绳子，我伸手把包抱了起来，托着公文包底夹在腰间。
“你真棒，约瑟夫·安托内利先生。”
我没看就知道是谁在说话。我年轻时，在半夜里常常听到那个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可以使我想起许多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事情。詹妮弗独自坐在紧靠门口的听众席座位上。她见我露出无法掩饰的惊讶神色，大笑起来。
“你在这干什么？”她朝我走过来时，我问道。她双手放在前面，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满脸快乐的神情，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我看着她走过来，不知道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恶作剧的念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几天前，”她说，抬起头来。她一看见我，表情就变了。
“怎么回事？你脸上的表情怎么那么滑稽？”她问道，脑袋一藏书网
险，他认为我这样去为别人冒这个风险，简直就是疯了。
第十八章
詹妮弗坚持认为不会有什么风险，即使有的话。她认为那也别无选择。
“如果他没做……”她没有接着往下说，两眼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们在一家酒吧餐馆里等座位。她坐在一个皮凳子上，跷着修长的二郎腿，黑色晚礼服的边刚好遮到膝盖上面。我站在那里，被周围三三两两紧靠在一起的人群挤得死死的。她说了些什么，但周围的声音太大了，我没法听清她的话。我弯腰向她靠拢些，这时，她那柔软的手伸到了我手中。她的眼睛分明在笑。
“你上次输掉官司是什么时候？”
我刚要回答，却忘记了想要说什么，又无缘无故地感到脸庞开始发热。
“你的脸红了，很好看，”她说，又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
“没有，我的脸没红，”我说，想搪塞过去。
“我只不过看了看你晚礼服的前面，变得很激动。”
她皱起鼻子，头一甩。
“你真是个大骗子。你于吗就不能承认？你脸红了。”
她用眼角看着我，端起细柄酒杯喝了一口。我们过去独自过着各自的生活，但她依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
“我过去也是个骗子吗？”我问，仿佛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仿佛所发生的事一半已经被我忘记了。
她滑下凳子，挽住我的胳膊。一个男服务生正从那头向我们招手。
“每次我说不，你就说你不？”她对我耳语道。
服务生为她拉出椅子，我在那张供两人用餐的小桌子的另一边坐下。服务生将菜单递给她的时候，我装出不经意的样子说道：“这么说，我们两人都在撒谎？”
她谢过服务生，打开了菜单。
“我以前常常想，你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她抬起眼睛，一直到与我的眼睛相遇。
“你又来了，”她天真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脸又红了。”
服务生回来给我们点菜了。詹妮弗呷着葡萄酒，眼里露出忧郁的神色。
“他长得什么样？”她放下酒杯。
“你今天在监狱里见到他了？”
我重新开始告诉她，当我一发现公立辩护律师不打算为当事人做什么时，我便立即决定接过那个案子。她没在听我说。
“我以前常想那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詹妮弗说：她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但她内心在想着自己的经历。
“我以为我也会变成那些人的样子，张着茫然的双眼，推着购物小推车，上面堆着他们的家当，睡在用硬纸板盒子做的‘毯子’下面。”
她的眼神慢慢地又集中了。
“他那样有多久了？我是说无家可归，”她问道。
“你真的以为你也会那样？”我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怀疑。
“你认为人们生来就是无家可归的？”
“我渐渐觉得约翰·史密斯也许是的，”我小声说。
“不，我不认为人们生来就无家可归。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自中上层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酒鬼、瘾君子，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是些应该住院的人。”
“像约翰·史密斯？”
我摇摇头。
“他不是妄想狂，他听不见声音……”
“我听得见声音，”她一本正经地说。
“也许不完全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觉得我不认识的人说的事情——比如人们在电视上说的事情——具有特别的、只针对我一个人的意思。”
我开始对她解释我所认为的不同之处。
“别解释，”她说，把左手放在我的手腕上。
“你可以说出想说的所有不同——但你的真正意思是，你不愿相信我病得那么厉害……”她抬起头来，左右看了看。
“向四周看看，”她说，眼睛又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你看见了些什么。”
餐馆里坐得满满的，吧台前还挤坐着几十个人。男士打着领带，女士个个活泼动人。
“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长相、你的衣着、你开的车、你拥有的房子。我们就是这样评价人们的，我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否成功，我们是否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否是疯子。”
她盯着我多看了一会，看我是否要表示反对。然后，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严肃，感到有些窘迫。
“对不起，”她说，然后轻声地笑起来。
“我不是一直那个样子。”
“是我的过错，”我说。
“我不应该急着打断你的话。但是，我很难想象你那副模样……”
“精神病的模样。”她替我补充道。
服务生把饭菜端了上来，好一阵子，我们谈论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谈些什么真的并不重要。我惟一在乎的是她的声音。那是家的声音，家是你希望回去的地方，家是永远欢迎你的地方，永远需要你的地方，无论你离开它有多久。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饭吃到一半时，她说。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关于那个孩子，约翰·史密斯。他长得什么样？”
她的问话让我笑了起来。出现在刑事法庭上的被告大部分是二十几岁的男人，但是，对詹妮弗来说，那个年龄的人仍然是个孩子。
“还记得从前比我们大的人——和我们父母亲一样年龄的人——叫我们孩子时，我们是什么感觉吗？我所学到的一点是，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的上一代一定是生来就过时和无能的，而他们的下一代会早死，没有经验。”
詹妮弗向前倾过身子，满脸惊讶的神色。
“我学到的一点是，每一代人都认为是他们发明了性。”
她停住话头，褐色的大眼睛露出顽皮的目光。
“不过，这是我碰巧学到的，实际上，性是在八月的一个夜晚，在某人的一辆破旧的雪佛莱的后座上发明的，当时汽车收音机里正在放着乔尼·马西斯唱的《机会》。”
她又停住了话头，大笑起来，露出耀眼的、雪白的牙齿。
“而且我有证人——除非他已忘了。”
“我记得那辆车，”我面无表情地说。
她抬起眼睛，张开嘴，微笑着逗弄我。
“你要是忘记了的话，我可以理解。好事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我举起双手。
“在那一晚之前，总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吧。”
“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她带着胜利的表情说道。
然后，当我们两人四目相对时——周围都是陌生人，但我们似乎又是独处——欢快活泼的笑容渐渐转变成了又苦又甜，眼里充满忧郁的微笑。
“我希望你是最后一个，”我叹息着低声说道。
“我也这样希望，”她说，眼里露出茫然的神色。
“我们原本会过得很幸福的，我想。我知道嫁给你会幸福的。你认为……”
她是我生活中惟一有意义的人。我几乎可以感觉得到那会是一幅什么情景：和她坐在这儿——这座城市里最昂贵的饭店之一——庆祝她的生日，或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仅仅因为她永远是我认识的最漂亮的女人，不论我们的婚姻有多久。
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说话。
“你比我更清楚答案，”我终于说道。
她双目低垂，看着自己的手，然后强挤出一丝微笑。
“好了，”她坐直身体，装出没事的样子，坚持说道，“跟我讲讲约翰·史密斯吧。”
我犹豫不决。我并不想谈有关约翰·史密斯的情况。我想谈谈我们的事情。她摇摇头。
“告诉我。”
我还是有些犹豫，这回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头。
“他会使你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她歪过头来。
“难道你不相信？”
“相信我们生来是天真无邪的，完全是被文明腐蚀了？不。我认为很多人生来就是邪恶的。我认为卡尔文·杰弗里斯就是那样的人。他脑子很聪明，但他也许是我认识的最坏的家伙。约翰·史密斯患有痴呆症，他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他的父母——不管他们是谁——不想要他，不管是谁从小收养了他，都折磨他——难以言表的恶行。这一切一定给他肉体上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我开始描述他所遭受的痛苦——从他身上留下的伤疤上可以看得出来他所遭受的折磨，但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他受到的是动物般的待遇，”我改口说道。
“你认识任何干过那种事的人吗？虐待动物。有时候动物会变得很恶劣；但其他时候它们很害怕，容易受惊。很难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那也许是它们的本性吧。约翰·史密斯就像那样：对谁都害怕，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渴望人们的善良之举。他瞪着孤儿似的眼睛看着你，脸上露出一个无辜男孩的渴望的表情——你说得对，他是一个男孩——一个希望有人带他回家的男孩。如果你想到他们对他的折磨，你会更加难过的。你要知道，他们使他觉得那是他的错，使他相信那是因为他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一定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弄明白他到底应该做什么；他一定很难理解他们骂他的脏话的意思。”
“于是，你做出了决定，”詹妮弗说。
“你要为他辩护？”
起初，我以为听到的声音不是出自自己之口，然后，我记起来了，我脑子里回响的话只不过是霍华德·弗林当着我的面说的话的翻版而已。
“如果我不帮他，那我还有什么用？”
这种感情詹妮弗一定是赞同的。她和我不在一起的这许多年里，很多事情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现在，我最希望的是得到她的赞同。如果我还是十八九岁，或二十一二岁，我也许会说那些话，那些别人先对我说过的话，在她面前，我会相信那些话说的都是我的真实情况。我也许会成为克拉伦斯·达罗或堂吉诃德或集他们两人于一身——任何我认为她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
“霍华德·弗林让我这样做的，”我坦率地说。
“他想让我的良心有所发现。”
她放下咖啡杯，用一块白色亚麻餐巾轻轻地碰了一下嘴。
“你接手这个案子不是因为别人认为你应该接。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应该接。”
我把信用卡递给服务生，他离开后，我又看着詹妮弗那充满期待的眼睛。
“我接手这个案子是因为那个孩子使公立辩护律师事务所感到很尴尬。”我想使声音听上去尽量显得强硬而尖刻，但装得一点也不像，我不禁大笑起来。
“我接这个该死的案子是因为你。”
“因为我？”
“是的。我知道，如果我不接的话，你会怎么看我。”
她盯着我看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声不吭。
“真的吗？”她终于问道。
我尽量做到绝对忠实。
“我想我也许会的，”我一边说，一边扶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来到室外，在夜晚薄雾朦胧的空气中，我们沿着街道走去。她双手挽着我的胳膊，她的高跟鞋轻轻敲击着人行道。我们呼出的气息像透明的自云吹进夜色中。我们的前额靠在一起，转过街角走上我们停车的街道。突然，一个金属购物手推车仿佛从天而降，差点儿把我们撞倒。我连忙伸出手一把抓住。我把詹妮弗拽到身后，往边上一侧身，购物车从我们面前经过。一位老妇人——或者说，看上去像个老妇人——推着车继续往前走，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仿佛她压根儿就没看见我们似的。
那老妇人身穿一件破旧的大衣，围一条绿色羊毛围巾。她的脸庞肥胖而红润，一对小眼睛成了两条缝，圆球似的鼻子长得有点儿歪。一顶红色的针织羊毛帽拉下罩住了她的耳朵，她的手上好像缠着肮脏的绷带，将手掌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手指。她嘴张着，经过你身旁时，你可以听得见她发出的粗厉的喘气声。她的一颗门牙没了，嘴唇上边有一颗痣，上面长着三根长长的白毛。推车上装着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但是，那是否是她所有的家当，或是她捡来卖的破烂，就无从知晓了。推车的后轮已经坏了，直往两边歪。车子轱辘着融入夜色。
我抓起詹妮弗的手，准备转身离去，但她定在原地不动。接着，没等我有所行动，她便甩开我的手，撒腿跑去。我追上她时，她已站在了那个差点儿把我们撞倒的无家可归的老妇人身边。詹妮弗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一把钱，递了过去。那老妇人的眼睛毫无感谢的表示，她依然表情麻木，茫然不解。詹妮弗弯下腰，将钱塞进她的大衣口袋里，退到一旁，目送她离去。
“你心真好，”我们朝汽车走去的时侯我说道。
她抬眼看看我。
“不。那只不过是痛苦的回忆。”
我走到乘客座一边时，詹妮弗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还没等我把车门关好，保时捷已缓缓离开马路牙子。
“你认为他们会谈论些什么？”她问道，两眼盯着前面的路。
“他们在大街上行走，就好像在昏睡中似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她问道，接着飞快地朝我看了一眼。
“他们好像总是聚在一起，对吗？在人行道上，小巷里，或公园里，都可以看见他们聚在一起。那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社区似的——也许是他们自己的王国。你觉得他们互相会谈论些什么？”
詹妮弗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抬着头，目光中饱含激情，仿佛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让她不能平静下来。
“如果我们身边，我们眼前有一种文明，一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平行的宇宙，而我们却对它一无所知，那不是很滑稽吗？”
她摇下车窗，抬起头，让迎面而来的夜晚凉爽的微风吹拂着脸庞。它仿佛吹走了所9９lｉb.有狂热的激动和不安的焦虑。她的嘴忧郁而温柔，长长的曲线上浮现着梦幻般的微笑。
“想听音乐吗？”她边说边打开了收音机。一听到音乐，她脸上的微笑绽开了花，她的眼里重又充满了生气。然后，她开始大笑起来，就像她还是个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小姑娘。她在大笑，我知道为什么。
“你碰巧打开收音机，正好听到乔尼·麦逖斯在唱《幸运》？”
“我骗你的，”她坦率地说。她将手伸进两个座位之间，取出一个塑料CD盒。她的笑声消失在夜空中，她眼中的生气变成了温暖的亮光。
“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当她转上城郊沿河的街道时，我问道，“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想干，”她说，眼里闪过一丝渴望的神情。
“和你在一起。你想干什么？”
“娶你。”
她没有转头看我，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化，一点没有，惟有嘴角微微抖了一下。
“我爱你，乔伊。我一直爱着你。我会永远爱你。”
她就说了这些。她没有答应我，也没有拒绝我。她伸手握住我的手，是否答应我似乎并不重要。
她住在河边的一座公寓楼里，离城不到半英里路。门一关上，她便扑进了我的怀里。她亲吻我的嘴，然后抓住我的手，把我带进客厅。她放上音乐，踢掉鞋子。我们来到阳台上，看着倒映在夜幕下河水中的城市灯光，听着黑夜中玻璃钢筋大楼里发出的千百种声音。然后我们关上玻璃滑门，回到客厅里，她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们跳起舞来。我们伴着音乐的节奏，缓缓地移动着脚步，越来越慢。
“感觉就像第一次，”她朝我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第二天早上我睡到很晚才醒，而且醒后好一会儿，觉得自己还在梦中。起先，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当我记起来时，又想，自己是不是被独自一人留在了那个地方。我看见我的衣服整齐地搭在卧室角落里一张椅子的扶手上。我套上裤子，再穿上白衬衫，扣上一粒纽扣，卷起衣袖。我在盥洗室里洗了脸·整了整头发。我光着脚走进客厅，衬衫松松垮垮地拖在身后。透过薄纱窗帘，我看见詹妮弗坐在阳台上。
我靠在玻璃滑门上，眯缝着眼看着外面明亮的阳光。
“你在看什么书？”我问。
她把手中的平装小说放到黑色金属桌上她的咖啡杯旁，从躺椅上站起来，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给你弄点咖啡，”她说，看着我的模样笑了起来。我睡眼惺忪，满脸胡茬，身上的衬衫和裤子皱巴巴的。我站在那儿看着她走去。她身穿一件白色丝绸T恤和一条翻边短裤，裤边在她瘦瘦的膝盖处张开。她浑身散发着整洁清新的气息。她走进厨房后，我来到阳台上，在一张放着绿色坐垫的木椅子上坐下。我拿起她读的小说，看了看封面。上面是一个身穿低领衣服，模样几乎是昏过去的女人，一个肌肉发达的健美运动员搂着她纤细的腰肢，头发比她的还长。
“我敢说，在你家的那个书房里找不到这种书，”
她说着递给我一杯咖啡。
“这书好看吗？”
她大笑起来。
“那本书？当然没啥好看的。不过，我恐怕不太看书。我看书是为了逃避现实。”
她坐在椅子边缘，膝盖紧紧靠拢。她无法停住大笑。
“对不起。不过，你看上去像是从别人的旅馆房间里溜出来时被抓住的样子。”
她站起来，从我手中拿过杯子，伸出手来。
“走，”她命令道。
“收拾一下你的其他东西，我送你回家去。你去换换衣服，我们出去。”
“到哪里去？”我说，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
“随便哪里。那无所谓。今天天气很好。咱们出去转转。”
她开车送我回到家。我换衣服的时候，她在书房里等我。我换好衣服出来时，见她戴着眼镜坐在椅子里，认真地读着一本皮封面的书。
“要是我们结婚了，”她边说边抬起头来，“我们每晚都会坐在这里，我读我的无聊小说，你读……”她把书翻到扉页，“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
“我不得不读那种东西，”我说，一边握住她的手。
“在学校时，我追女孩的时间花得太多了。”
“你也追上了几个，据我所知。”
“撒谎，全都是谎言。”
我们钻进她的车，她点着了火。
“是的，”她说着，踩下油门，急速驶上车道，出了敞开的大门。
“什么意思？”我问，我的手撑着仪表板。
“我要嫁给你。”
“什么时候？”
“一年之内——如果你到时还愿意娶我的话。”
自几星期前她出现在我门前的那一刻起，在经过了仿佛一辈子的时间才重新有机会去海边之后，我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已是不需再问的问题了。我和别人一起生活，从来没有哪一次长过几个月。最后一次，我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自那以后，我从没想过还会再和谁一起生活。然而，詹妮弗出现在了我门前。还没等我们到达海边，我便知道，根本不用选择，我们又要到海边去了。我们放下了顶篷，她驾车疾驶，朝着西边的大海。风儿飞驰而过。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向后仰靠在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此刻，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属于她，她也属于我。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身体的两个部分。我们或许一出生就应该结婚的。
第十九章
这完全是个运气问题。十二个副地区检察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被指派去处理州政府诉约翰·史密斯案。尽管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尽管许多评论文章坚持认为地区检察官应该亲自审理这起谋杀案，因为该案的受害者是一位巡回法院的在任法官，但是，该案的处理还是和其他杀人案一样：不论受害者是个被人砍死在小巷里的垃圾桶背后的无家可归者，还是被人刺死在他自己车旁的州司法机构的成员，刑事司法制度的官僚机器都用严厉的平等态度对待每一个死者。同一类型的案件以严格的制度由那个部门的代理人轮流受理。一个不知名的职员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的名字。这一简单的举动使卡桑德拉名声大振。
地区检察官在宣布将由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对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提起公诉时，对她的资历大肆赞扬了一番，不由得你不相信是他亲自挑选了卡桑德拉。他面带诚意坚持说，卡桑德拉是他办公室最有经验、素养最好的公诉人之一。他朝摄像机倾过身子，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他称她是“一个强硬、聪明的律师，对法庭非常熟悉”，就好像别人会以为她不熟悉似的。他悄悄地朝一张3×5的卡片飞快地看了一眼，接着说道：“在全州只有三四个公诉人能与她96％的定罪率相媲美。”他转身与站在身旁有点儿迷惑不解的卡桑德拉握了握手，朝走廊里拥挤地围成一圈的记者们最后笑了笑，挥挥手，退进了他的办公室。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对着电视摄像机灯光眨巴着眼睛，被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听她自己重复那些乏味的套话。她很聪明，从来没有因这些套话被别人讥笑过。有趣的是，我们讥讽别人所用的那些词语，如果我们自己受用的话就不再显得是虚伪的了。她是认真的。她说她决心要把凶手绳之以法；她说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十二分的信心，相信陪审团会做出正确的裁判。她此刻就坚信，对约翰·史密斯做出有罪判决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她也许忘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一次庭审时，我亲眼看见她和昆西·格里斯沃德相互口吐侮辱之词，然后，她愤然冲出法庭，希望他死了才好。
她当时对昆西的表情正是她此刻看着我的表情。她有点儿恼火，因为她必须对一名新换的律师重复一遍对被告的指控，而更使她生气的是，庭审没能按时开始。原定于十点开始，但现在已经十点零七分了。她坐在一张律师桌前，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牙齿格格响，听着零零落落坐在我们后面横贯低矮法庭的硬木凳上的记者和听众在低声细语议论着。
书记员向法庭里走了两步，停下来，跺跺脚。
“全体起立，”她喊道。
黑色的法官袍服拖在身后，莫里斯·宾汉姆法官轻快地走了进来。在他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他曾在这里听过痛苦或欺骗导致的几乎所有的控告和辩解。宾汉姆五十四五岁，长着一对富有生气而警觉的蓝眼睛，棕色短发中仅仅夹杂着少许白发。尽管严格地说他算不上一名法学学者，但他头脑清醒，并具有建立于经验之上的良好的判断。从来没有人——甚至连他有时不得不判长期徒刑的犯罪被告人——抱怨过他的判罚不公。他文质彬彬，有时候有点过分，但是，他那无可挑剔的举止——这是他优秀品质的真实反映——也阻碍了他与别人有更加密切的接触。在他面前辩护过的律师都喜欢他，虽然他们并不了解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法官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没有兴趣了解他们。
他的一举一动干脆利落，他也从不为时间感到担忧。他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桌上，身子前倾，转头朝副地区检察官看了一眼。那只不过是期待的一瞥，她便知道他要做什么。
“尊敬的法官大人，今天审理的是州政府诉约翰·史密斯一案。”
他看了一眼站在边门旁的副治安官，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眼睛依然看着法官，拉开门，喊出被告人的名字。约翰·史密斯出现在门口时，副治安官用手抓住他的胳膊，领着他穿过法庭前面。
那个人们只知道他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年轻人——那个男孩——带着镣铐，缓步走过法庭，他的双手被紧紧铐住放在腰前，他的脑袋一上一下慢慢地点着。他走近时，面带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上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三天前，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记得99lib.我是谁。
副治安官把他领到我旁边的地方，然后退到后面几英尺处的木头围栏前。宾汉姆看看我，竖起眉头。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叫约瑟夫·安托内利。我同意担任名叫约翰·史密斯的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法庭所知，史密斯先生先前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当时，史密斯先生的辩护律师是公立辩护律师事务所派的。辩护律师提出了无罪请求，要求对史密斯先生做精神疾病检查，以确定他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现在这个案子被移交到您的法庭做进一步的审理。”
这是例行程序之一，尽管大多数律师讨厌这些程序，认为是浪费时间，但它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就像一个只有五句台词的演员，但是，我知道这五句台词和戏里的任何一句台词一样重要。我两手背在后面，肩膀挺直，腰部微微向前倾，两腿叉开站在那儿。我每句话都说得很快，说到最后一个字时突然打住，停顿足够长的时间，让它产生回响，接着从头再来。
“我给法庭发了一个替换指令，有原先那个律师和我的共同签名。如果法庭同意，在为史密斯先生辩护开始时，我想首先请求撤消对他做精神病检查的申请。被告人.99lib.无意回避根据事实对该案进行审理。尊敬的法官大人，被告希望能够永远裁定他是无辜的。而杀害尊敬的昆西·格里斯沃德法官的凶手——不论他是谁——仍然在逍遥法外——”
莫里斯·宾汉姆抬起下巴，打断了我的话。我已开始投记者所好，但他不允许我这样做。他注视了我片刻，使我发现他几乎要露出笑容。然后，他朝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看过去。她已经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同时对自己的回答也胸有成竹。
“州政府没有反对意见，”他一竖起眉头，她就答道。
宾汉姆飞快地笑了一下，微微一点头，坐直身子，瞥了一眼卷宗，然后合上，又点了一下头。
“史密斯先生，”他说，身子往前倾。
没有反应，至少我没听见。我朝旁边看看，惊讶地发现约翰·史密斯正抬头看着法官席，等待着法官下面要说的话。
“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干什么吗？”一史密斯什么也没说，但他看上去神情好像很专注。此外，他好像被法官吸引住了，那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也许是因为宾汉姆那轻轻的声音，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声音，一个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人的声音。
“安托内利先生说他想做你的辩护律师。你想要他做你的辩护律师吗，史密斯先生？”
我向侧面转了个四十五度，以便看得更清楚，希望他能有所反应，做出某种表示，那样我们至少可以满足最起码的要求，表明被告知道他被控有罪，他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令我吃惊的是，他大声作出了回答。他喊出一个三个字母的单词，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那词要永远延伸下去似的，那是一声颤抖的叫喊，在它结束之前，你不知道他是否有力量把它喊完。那像是小孩说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词，他想知道自己是否说对了。
宾汉姆咬着嘴唇看着约翰，然后又狠狠地瞪着我，好像有些应该告诉他的事没有让他知道。
“很好，”他立即说道。
“先前要求对被告做精神病检查的指令撤消了。还有什么吗，安托内利先生？”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想请求被告具结后释放。”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从冥想中惊醒过来，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尊敬的法官大人，”她气急败坏地说，几乎失去自我控制。
“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应处极刑。即使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与社区的联系。而且，尊敬的法官大人，”她说，一只手放到臀部，“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警察叫他约翰·史密斯，那是因为他们总得叫他个什么吧。他们查验了他的指纹，但没有任何反馈，没有他的任何档案记录，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把他释放了，我们没办法找到他。”她朝我站的地方看看，用讽刺的口吻补充说，“也许安托内利先生能够告诉法庭他的当事人是谁，是谁雇他来为他辩护的。”
我一直等到宾汉姆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我身上。
“我同意为史密斯先生辩护是我和我的当事人之间的私事。”
宾汉姆已经知道的事是不需要重复的。他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更多的信息。
“法庭请注意，罗伊斯切女士没有说史密斯先生有犯罪记录。她没有说史密斯先生有暴力史。我们也许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他有犯罪记录的话——如果他曾经被逮捕过的话，罗伊斯切女士一定会知道的，因为他的指纹定能告诉她。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们面前站着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一个就我所知几乎没有记忆力的人，一个几乎可以肯定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的人。但是，现在他却被指控犯了罪，因他没有做过的事而被关押起来。”
宾汉姆伸出手，张开十指，微微歪过头看着我，等待着。我以同样的姿势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问题。
“我知道，”我表示赞同。
“我只不过是想指出它的不公平。”
“根据指控的严重性……没有稳定的家……没有人照料……被告将继续被拘留，”他不情愿地说道。
“审判将定在……”他朝下看看书记员，一直等她在他的日程上找到下一个有空的日期。
“今天晚些时候我来看你，”我一字一字清楚地对我的当事人说。治安官用手抓住约翰·史密斯的肩膀，把他带走。
霍华德·弗林在走廊里等我，粗糙的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我刚想问他为什么没进去，突然记起什么事来了。
“你仍然在为那事烦恼，是吗？”我们一边往电梯走去，我一边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他回答道，摇摇头。
“我来这儿的次数够多的了。”
电梯里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没有说话。来到室外，近晌午的太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法院院子里的小道上投下一层黄黄的迷雾般的光亮。我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面对着一个因年代久远而变成了墨绿色的紫铜雕像，那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的。
“你发现了些什么？”我问道。
弗林两脚张开，胳膊肘支在大腿上。
“什么也没发现，”他闷闷不乐地说。
“一点也没有。就好像那孩子从来没存在过似的。我把所有的内部关系基本上都利用了。警察不知道他是谁。社会福利组织也没有他的信息。”他坐直身体，胳膊肘放在椅子顶部，向后仰起头，看着天空搜寻着答案。
“收养机构没有记录。我所能想到的只.99lib.他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回答，但是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那起码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还了解到其他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官司。要为自己确信是无辜的当事人辩护总是更加困难些：你无法用假如你输了，正义仍然能得到伸张的想法去安慰自己。然而，这个案子更加糟糕。丹尼不单单是无辜的，而且是无助的。我们是他拥有的全部。这种情况使弗林比我更难过。当我们离去时，我从来没有见他如此气愤。
“他们应该把那种人绞死！”当我们朝前面的大门走去时，他咆哮道。
“我指的不是吊脖子！”
我想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但是为了秀确实，我便问道，“用香烟烧他的人？”
“对，”他低声咕哝道。他飞快地伸出一只胳膊，重重地击在门上，用力如此之大，我担心他的手会径直戳过门玻璃。几乎是在我们先前站着交谈的同一地点，他停住了脚步。
“别提那个狗娘养的杰弗里斯了。别提杀害他的那个家伙了，”他说，不耐烦地摇晃着脑袋。
“别管他有没有可能认识艾略特·温斯顿。还有州立医院。除非我们弄清楚是谁给了那孩子那把刀，否则我们等于什么也没掌握。”他停住话头，死死地盯着我看。
“你必须弄清楚，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我们周围全是人。已是五点过几分，人行道上人越来越多，公务员疾步走向他们停车的停车场，或者穿过几个街区去赶轻轨火车。
“你以为心理学家能够从他口里得到比你多的东西？”
弗林点点头，但是，他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他能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也许能了解到很多情况。”他来回运动着下巴，然后停住，用手抓挠着下巴，露出茫然的眼神。
“不过，他了解不到那个情况。那孩子不知道。”
“那么谁知道？”
他的眼睛回过神来。
“和他一起生活的人。”
“桥底下的那些人？”
“完全正确。”
“那好，”我带着怀疑的口吻说，“咱们可以试试。不过，他们中有一半人可能是精神病，其余的也许是瘾君子或酒鬼。”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好吧，”我赞同道，“如果你认为值得冒险的话。你想什么时候去？”
自从我们离开监狱后，弗林好像是第一次放松了一些。他回答我的问题的样子，仿佛我刚刚打破了自己保持的愚钝世界记录。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不转动他的眼珠子，不朝着我笑。
“当然，为什么不冒这个险？咱们这就去那里，两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现在，我意识到了刚才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者说我认为我意识到了。
“你想去卧底：假装你是一个流浪汉——他们中的一员？”
“不，”他拖长声音说道，眼睛朝别处看去。
“不完全是。”
我们好一会儿没说话，于是我明白了。
“你想让我……”
“我做不到，”他说，然后向我转过脸来，诚实地摇了摇头。
“我做不到。我没法独自一人和那些酒鬼在一起呆三四个晚上——甚至连一晚都不行。我很抱歉。我做不到。”他低头看着人行道，叹了口气。
“不过，如果你想要我去的话，我就去。”他说着抬起头来。
他说话算话，这我知道，我决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好吧，”我懊恼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去。但是要等心理学家见过丹尼以后。”
“他明天第一件事就去见丹尼。”
“你是说，你还没有和他谈过。”
“还没有，”他答道，好像那是个答案似的。
“这对你来说将是个了不起的经历，”他开心地说。我们转身开始离去·他再次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
“你还记得那次杰弗里斯把你送进监狱度周末吗？就像那样来看待它：尽管你也许不太喜欢，但你想想，你可以告诉人们多少故事啊。”
在街角与他分手后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我脑子里在思考着。我想到的不是冒充成一个流浪汉会是一副什么模样，而是在县监狱里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情景。三个夜晚——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周末，现在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或上上个星期。三个夜晚！十二年里有多少个夜晚？艾略特·温斯顿因为精神病且触犯了刑法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就度过了那么长时间。我可以列出数字并粗略地估算出结果，但是我不会进行乘法运算，心算或没有计算器，我是算不出来的，我至少需要一枝铅笔和一张纸。假如我在州立医院的话，我就可以问问艾略特的朋友，那位前高中教师。不知何故，他因自己的精神病而获得了数学天赋。
我身后某处有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转身环顾，但是，我没有在人行道上经过我身边的一堆面孔中看见我认识的任何人。那声音又响了起来，但是我还是没能发现是谁在喊我。
“在这儿，”詹妮弗说，她大声笑着。她正坐在她的汽车里，停在咫尺之遥的马路牙子上。车藏书网顶篷放了下来。
“你看起来好像精神恍惚。你一直在梦游吗？”
“不是，”我答道，一脸窘态。我朝汽车跨了一步，然后止步，扭头向后张望。我们就在我的写字楼前面。要是她没有喊我的话，我也许就走过地方了。
“你告诉我五点一刻在大楼前面接你的，”我跨进汽车时她说。
“你忘了吗？”
“没有，我没忘。我正在想事情呢。”当我们驱车上路时，我想起了那种表情，那种恍惚迷茫的表情，当我在医院第一次见到艾略特时他脸上挂着的就是那种表情。
藏书网“你也会那样吗？”我问她。
“思考着问题，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詹妮弗瞥了我一眼，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
“我指的不是你生病的时候，”我说，边用手摸了摸她的后颈脖子。但是，我意识到我确实是那个意思。
“是那样吗——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她两眼直视前方，驱车穿过市中心的车流。身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和一条蓝绿相间的棉布裙子，她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仿佛重又回到了十八岁的年龄，我们两人都确信决不会再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一丝浅浅的微笑闪过她的嘴巴。她抬起头来，咬着嘴唇，然后向我转过脸来，她的眼神似乎在请求原谅。
“我不会，”她低声说。
她紧盯着前面的道路，她的手腕飞快地一转，换到下一挡，加大油门帅过就在桥前面的十字路口的黄灯。
我试图让她忘记过去。
“我们正在开过我的新家，”我欢快地说。
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清了清嗓子。
“什么？”她问道，强迫自己挤出微笑。
“是的，真的，”我说，得意洋洋地咧嘴笑着。
“那是我的新家，就在那里！”我补充说，手指在她面前指了指。
“在桥底下。是弗林的主意。”
当我解释我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似乎别无选择的时候，詹妮弗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还没有完全做好接受她的反应的准备。她没有劝我别去干那种事，也没有对我说她会多么地为我担心，更没有提醒我说我是一名律师而不是一个私家侦探；相反，她认为那是个绝妙的主意，并试图让我带她一起去。
“如果你突然出现的话——我不在乎你把自己装扮得多么像一个流浪汉——你仍然是一个陌生人，他们不会信任你的。但是，如果是我们两个人的话，一对无家可归的夫妇，那才像那么回事。那种事情常有。夫妇俩举着个硬纸板牌子，说他们干活只为有口饭吃。我们可以装扮成那个样子。”她急切地说。
在桥的另一侧，她的眼睛四处张望，她汇入了高速公路的车水马龙之中，然后插进一条小路，小路往前不远，连接着沿着哥伦比亚河向东的公路。
那不可能。她不能跟我去。
“那太危险了，”我平静地说，然后对自己说话的腔调大笑起来。那种腔调非常自信，具有保护意识，仿佛那是我的主意而不是弗林的点子。
她等到我停住不笑为止。
“那么你宁愿我自己一个人去？”
“弗林告诉我说我必须这样做。顺便问一声，咱们这是去哪里？”
“噢，我不知道。我想也许咱们可以顺着河边开出去，也许可以找条路驶进峡谷。”
我们沿着缓缓而流的大河的岸边驱车前进，大河夺路穿越林木覆盖的峡谷悬崖，万木变换着色彩，从灰色变成银色，最后，当太阳在黄昏的静谧之中斜照着远方的地平线边缘时，变成了掺杂着金色的暗紫色。大河奔流生生不息，穿过大风肆虐的荒漠上那粗砺的红色岩石；穿过在一轮金黄色的太阳、万里无云的天空以及清朗的星夜下起伏翻涌的麦田；穿过大河已经奔流人海数千年以后拔地而起的高山；穿过平原和低卧的山丘，另一条河流在此交汇，一座城市已在此崛起，几代人在此生息繁衍。大河始终在变，也始终不变，它载着我们退后也载着我们前进，赋予我们一种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很有价值的事情，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用文字明确地表达出来。
我们在一家饭店前停车，在那儿可以看见一座狭窄的钢结构吊桥和河对岸华盛顿那郁郁葱葱99lib.的青山。我们吃起用红色塑料篮子装来的、包着白色蜡纸的汉堡包，在土豆条上随意涂抹了一些番茄沙司，用吸管从可口可乐杯子里喝着可乐。每隔几分钟，詹妮弗就会伸过手来，用她的纸巾擦擦我的嘴。
“你肯定你想这样？在年内结婚？”
她两手抓着汉堡包，牙齿完全陷在汉堡包里。
“为什么？”她问道，当她使劲吞咽并试图忍住不笑出声来时，几乎要噎住。
“改变主意了？”
“改变主意？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一生都在爱着你，但是直到你回来之前，我并没有经常想这事。就像呼吸。大多数时候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呼吸。”
她双手放在桌子下面的膝盖上，仰起脸看着我，用眼睛在逗我，一边用吸管喝着可乐。她喝光了杯子里剩下的一点儿可乐，还在不停地咂吸着。她满眼笑意地听着她弄出来的声响，等着看我的反应。
我对女招待打了个手势，让她给她再端一杯来。
“有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吗？”詹妮弗问。我在口袋里找到一个。她走到另一侧靠墙立放的老式投币自动电唱机前。当她搜寻着她想听的音乐的当儿，我看着她的一只脚在轻轻地叩击着。她回到桌前，伸出一只手来。我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迟疑不决。
“来吧，”她坚持道。
“是《幸运》吗？”当我们开始在电唱机前面的亚麻油毡地面上开始跳舞时，我问道，然后轻声笑了起来。
我们和着音乐一起移步，朝一个方向进几步，然后又退几步。她放开我的手，伸出双臂搂着我的脖子，我双臂搂着她的腰。在几英尺远的火车座里，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用胳膊肘相互推搡。和他们在一起的女孩子们先是用眼神责骂他们，那样他们就不会笑出声来，然后，便转脸看着她们自己。他们年轻多情，仍然憧憬着爱情会持续不衰。
一曲终了，詹妮弗走向现金出纳机，换了一美元的零钱，重又放了一遍那首曲子。她还想放第三次，但是我把她拉走了，回到我们的桌子上。她又喝了一些可口可乐，用她那含笑的大眼睛再次取笑我。
“那对于我来说不像是呼吸，”她说，她捻着吸管戳过碎冰块时，垂眼凝视着玻璃杯。
“我思念你可要多得多。我住院的时候常常想起你。”她抬起眼睛，直到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
“我想弄明白我为什么住在医院里。他们告诉我说是因为大脑里的某种化学物质失衡，是某种生理现象，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它并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它发生在了我身上。我不停地在想，如果我的生活不是那个样子的话，如果我嫁给了我所爱的人的话，它也许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假如我幸福的话，我怎么会郁闷呢？”她停顿了一下，手伸过桌子，指尖抚摩着我的一侧脸颊。
“我不停地在想，假如我嫁给了你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待着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慢慢地，她的头抬了起来，坐得笔直，静若处子。
“那是你向往的事吗，乔伊？”她问道，字斟句酌。
“过了这么多年后。你能肯定那是你希望的吗？只要和我在一起？”
我朝着她那几乎喝干的空杯子点点头。
“喝掉你的可乐。我们得走了。回家还要开很长一段路呢。”
我等着她低头俯向杯子，把吸管含在嘴里。
“我只问你一遍。你愿意嫁给我吗？不是问明年，或者下个月。只是问，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眼睛仍然看着杯子，她开始笑起来。然后，她抬起头来。
“愿意。”
就这么两个字，也只需要这两个字。我们在那里又坐了几分钟，她喝完了可乐，而我则在想着，婚姻——而不是单纯地生活在一起——会在我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我们已经过了“婚姻意味着生儿育女”的年龄。那也许是想将我们分别的漫长岁月一笔勾销的一种方式。我想，这也可以给“我们相爱，然后我们结婚了”这个句子画上句号了。在陌生人看来，这是一句用来解释我们生活的句子。
詹妮弗喝完了可口可乐，我扶着她从桌子前站起身来。
“我们永远可以对人们说，我们订婚很久很久了。”她含着微笑说。
突然，她的头震颤了一下，眼睛里闪着痛苦的神色。她用尽全部力气攥住我的手。
“我没事，”她说，想表示歉意。
“我只是累了，来得太突然了。”
等我们走到汽车跟前时，她似乎好了。当我坚持要开车时，她没有反对。在我们驱车穿过黑暗时，她蜷曲在我身边，还没等我们开出一英里远，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像往常一样，海伦跟着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高跟鞋的踢踏舞步伴随着我让她做一些事的大声指令。
“我终于打通了州立医院弗里德曼大夫办公室的电话。他这星期不在城里，要到星期一才会回来。我说我们会再打电话的。”海伦看了看她的笔记本，找到了她记事单上的下一项内容。
“法庭档案室的书记员来过电话了。艾略特·温斯顿一案的卷宗从档案馆调过来了。你随时都可以去看。”她的目光回到她的笔记本上。
“我要结婚了，海伦。”
“一个名叫……”她抬起头来，迷惑不解，看着我的.99lib.眼睛搜寻了一会儿。她眼角处的细小皱纹和她嘴角处的皱纹似乎消隐不见了。她坐进椅子里，把手捂在胸口上。
“真的吗？”她问道。她的眼睛里溢着喜色，满脸笑开了花。
“和你想娶的姑娘结婚，多年以前的那个姑娘，你上高中时的那一个？”
我不记得以前是否对她说起过那事，不过，对于她知道那事我并不感到惊奇。她开始想说什么，然后，又改变了主意，绕过桌子走过来，吻了我的脸颊。
接着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那一吻已经表明了一切——她说了几句祝贺的话，我用几句感谢作答。
“我今天要做的事很多，”我最后说道。
“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看那个卷宗。你能否给那个书记员回个电话，问问他们是否能把卷宗保留一段时间？”
几分钟后，我听见海伦在打电话。有一件事我不用去法庭，也不用看案卷就能弄清楚。我拿起电话，请书记员告诉我代表艾略特·温斯顿出庭的律师的姓名。她告诉了我，我又问了一遍，以便确信我听清楚了她的话，之后我又问了一遍，因为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阿萨·巴特拉姆一生中从来没有当过刑法律师，”我说，仿佛这是书记员应该知道或有理由关心的事情。
“对不起，”我说，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同时，也比以前更加坚信，那似乎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第二十一章
既然我们就要结婚了，詹妮弗便搬来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单独度过了五天，尽量不去过多地谈起我们错过的事情。人到中年，所有的魅力消失殆尽，我们一股脑地消耗光了我们残存的激情，懂得了爱情中更加温柔的情感。
下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离开了我再也不会独自一人居住的房子，驱车驶下长长的斜坡车道，穿过打开的铁门驶上下面的街道。她情不自禁地笑个不停。
“你看上去真可怕！”
“这就是我的谋生之道，”我说，脸上毫无表情。
“法律是个高尚的职业。”
“试着那副模样到法庭上去看看。”
“我曾经——干过一次，”我答道。
她点点头。
“你坐牢的那次。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你那模样，但是——请相信我——你现在的样子看上去更可怕。你也许又会被警察抓起来，投进监狱。”
她开车送我进城，在一个小公园旁的一个黑暗角落里让我下车，距离流浪汉们有时候可以在那里得到食宿救济的慈善会堂一个街区。
“你穿得够暖了吗？”我打开车门时她问道。
“空气里寒飕飕的。今晚要降温了。”她那双忧郁的大眼睛看着我。
“瞧你！我们一起生活还不到一个星期，你不刮脸，穿得像个流浪汉，你编造出从来没有哪个女人听说过的最最不能容忍的借口，找出你必须在外过夜的理由。”
“你没事吧？”我问道，欠身与她吻别。
她久久地拥抱着我，悄悄地笑话我说，五天没刮胡子，脸粗糙无比，还取笑我身上的气味太好闻了，很难冒充流浪汉。当她确信我并不想去的时候，她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最后吻了我一次放开了我。我双手插进尺寸过大、破破烂烂的旧羊毛外套的口袋里，目送她驱车而去，然后，我便转过身，迈步走进夜色里。
起初，我有一种探险的感觉，就像一个刚刚开始远征的人，危难和艰险看起来似乎依然充满浪漫色彩，饱着肚子谈论饥渴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尽我所能彝清楚是谁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然后把杀人凶器给了某个无法解释凶器来自何处的人。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想了解像这样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无家可归，遭到抛弃，周围都是你不能拥有的东西，还有看见你来就穿过街道逃跑的人们。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人行道上，从对面方向走过来一男一女，他们看见我时，尽可能地离我远远的。我径直朝他们走过去，伸出一只手。
“给几个零钱，好吗？”我扯着粗哑刺耳的嗓门乞讨。我的头转向一边，我的下巴低垂到胸口。
“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说，用我的眼神乞求着。
他做出我也许会做的举动。他用胳膊搂着她，试图用他的肩膀保护她。她容颜俊美，衣着考究，当他们匆匆走过时，她用厌恶的眼光看着我。
我成功了，心中感到一阵振奋激动。
“好吧，”我用正常的声音冲着他们身后嚷道，“要是没有零钱的话，那么把宝马车的钥匙给我怎么样？”
。那男人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加快了脚步，担心我会跟上去。
我穿过街道走向慈善会堂，打量着伸展四肢靠在大门附近砖墙上的那些眼神呆滞的人，他们在等着开门。我走过他们身边，转过角落。在窗户脏兮兮的廉价旅馆和灯光昏暗的酒吧里，人影慢慢地滑过地面：穿着紧身短裙的妓女和面带一闪而过、自呜得意微笑的麻脸瘾君子；钱包鼓鼓的准备花钱买享受的肥佬；没人要的且又无家可归的形容枯槁的女人。这就是我现在走进的世界，这不是我自己的世界。
在一家成人书店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在垃圾桶里翻找着，望着从后门出出进进的人们，意识到自己仿佛变成了隐身人。一个穿着黑色迷你皮裙子的姑娘领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矮男人出了门。在他数钱的时候，那姑娘用精明的眼光看着他，然后把钱塞进乳罩里，跪在他面前，干起她收了钱该干的营生。完事后，她看着他紧张地出了小巷走上人行道，然后向我转过身来，我正在离她不到十英尺处的垃圾桶里翻寻。
“我敢打赌你也希望能享受一下，”她傻笑着说，然后走进屋里。
我刚弯下腰向另一个垃圾桶里看去，突然，我从那垃圾桶上翻了过去，落在另一侧的一堆垃圾上，埋进了倒塌在我头上的垃圾里面。我扭来拱去，伸出头来，想站起来，但又被推倒了。一个身材笨重的人，呼出难闻的气味，嘴里流着口水，那张嘴像是个腐烂物滋养地。他对我挥舞着胳膊，用一个手指头指指他的胸口。
“这是你的地盘？”我问道，一边爬到旁边，爬到他够不到我的地方。
“你的地盘？”我边问边点头。我不停地爬着，不停地重复着相同的问题，让他知道我的侵占完全是无意的。我爬出好远，挣扎着站了起来，说道：“对不起。”我倒退着走下小巷，一个劲地道歉，然后，当我感到安全了，便转过身子，飞快地离去。
那天深夜，我向莫里森街大桥走去。我拖着几块在灌木丛里找到的破纸板，钻进这条临时凑合的“毯子”下面。地面又硬又凉，石块硌人，我每一次翻身，还没等松快几下子，便开始感到新的一处疼痛。
那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没睡，就是睡着了，时间也很短。虽然我刚到的时候没看见几个人，但是我能感觉到四周到处睡着活生生的躯体。岁月如流，但是我在县监狱度过的那几个夜晚给我留下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依然很难抹去。这次和那次不同。没有人喊叫；没有人呻吟或呜咽或咒骂；没有人弄出声响。什么也没有。惟有正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睡觉的人们沉重的翻动声，那是他们中间仅有的几个人。
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当我睁开眼睛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汽车在头顶的大桥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的嘴里像含了胶水似的黏糊糊的，牙齿疼痛。我从纸板“毯子”下面爬出来，向四周张望。两个男人并排站着在河边上撒尿。旁边，一个男人坐在那里，正往水里浸泡衬衫，然后双手把衬衫拧干。混凝土桩旁边的阴影里，四个男人围在一小堆火旁，烤火取暖，而开水在一把蓝色的铝壶里滚沸着。没有一个人朝旁边挪挪让我进去，我只好站在几英尺开外的地方。在河边洗衣服的那个人回来了，手里拿着他的衬衫。
“让他也坐进来，”他在圈子里坐下时说道。
“过来吧，”他见我不动，便又说道。他们让出了一点地方，我加入了他们。他们谁也不说话。看着他们，目光呆滞且睡眼朦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
“这是城里最好的咖啡，”那汉子说，催我喝一杯。我的眼睛看着他后面的大河。他摇了摇头。
“水是从泉里流来的。我用水壶灌的。”
我不知道我那无意的一瞥是否露出了破绽。我装出一脸茫然的表情，好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解释如此明白的事情。以此来掩饰我的失误。我的眼睛依然看着他，喝了一口咖啡，那股烂臭味儿几乎让我呕出来。他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自己微笑着，垂下了他的目光。
没有一个人说话，不对我说，也不对任何人说。他们围成一圈坐着，喝着那蹩脚的咖啡。过后我发现，那是用从我最喜爱的一个饭店后面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咖啡渣煮的咖啡。过了几分钟，仿佛是看到了我没有注意到的无声的信号，他们都站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朝四面八方慢慢散去。
给我杯子喝咖啡的那个人滞留在后面。
“你今晚回来吗？”他问。
我白了他一眼，让他明白不要多管我的闲事。他似乎看出了我是个有威胁的好斗者，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的手伸进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半品脱装的威士忌递给我。
“请自便吧，”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时，他说。他拧下瓶盖，猛地喝了一大口，用他那油腻腻的破袖子抹了抹嘴。
“能帮着把咖啡压下去，”他把酒瓶塞回口袋里时说道。
我准备走了。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要是你愿意的话，”他说。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看。他已经转身沿着一条小路朝前走了，那条小路从桥下通过，延伸到另一侧。我在后面跟着，当我们到达顶上时，他把一丛灌木扒拉到一旁，拽出一辆生锈的购物小推车，车上堆着装得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他伸长脖子，眯缝着眼看看耀眼的白色天空。他双唇紧闭，嘴巴来回移动，做出了决定。他打开顶上的袋子，掏出一件橄榄绿军用伪装服。他脱下大衣，卷成一团，使劲往车篮里塞，然后穿上伪装服。
我们在城里走街串巷，在每一个垃圾篓子前停一下。很快，师徒之间的劳动分工就形成了。我推着车，每一次我们停下时，他就在垃圾桶里进行彻底搜索，决定什么东西没有用，什么东西有价值。他总能找到一些东西，一个瓶子，一只罐头，一些可以变成现钱的玩意儿。当我们来到法院后面的公园时，我想起了那天深夜我在那儿见到的两个男人，做着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知何故，过去那梦魇般的幽灵仿佛预示了我自己的生活。
在法院大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担心可能被人认出来，便离开我的新朋友和伙伴，独自去翻寻铁丝网眼垃圾篓子。我站到马路牙子上的灯柱附近，模模糊糊地看着我认识的人在门里进进出出。我耸起肩膀，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耳朵。我用手指摸了摸胡子，增加了一些自信心，觉得至少从远处看没有一个人会认出我来。
他翻完了一个垃圾篓子，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快要赶上他时，有个人从背后撞到了我身上。我本能地转过头，发现自己正好与卡桑德拉·罗伊斯切面对面，就是担任这个案子公诉人的那个地区副检察官。她正在和别人说话，没有注意自己往那里。她撞到我身上时，打翻了手里端着的纸杯里的咖啡。
“糟糕！”她喊道，将手中端着的杯子伸得老远。她开始道歉，然而，她一见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离开。我伸出手想帮她一把，但是，她把杯子朝人行道上一扔，疾步走上法院的台阶。
我壮着胆子，站在台阶旁，伸出九九藏书我的脏手，仔细观察着人们不同的反应。他们转过目光，尽量避免答话。有两个应该说是秉公执法的法官毫不掩饰地对我表示轻蔑，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大声抱怨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公园里真是糟透了，更丢人的是竟然弄到公共大楼前来了。当我问那些辩护律师们是否能帮帮穷人时，他们嘲笑着走开了。哈博·布赖斯将采访笔记本插在西装口袋里，慢步走过我身边，去报道又一起庭审。他停下脚步，转身回来，手伸进裤子口袋，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我，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便消失在法院里面。我张开手，数了数有七角八分钱，觉得自己像个富翁。
我在下一个街区追上了我那不知名的朋友和他的购物小推车，他正在翻腾一个垃圾篓子。我站在那儿，随时准备推起车子，走向下一个垃圾篓子。我们一整天就干这个营生，从一条街走到下一条街·捡没有人要的东西，直到小推车在堆得小山般的破烂的重压下呻吟起来，我不得不用肩膀顶着车子往前推。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怎样去处理那些破烂。
在慈善会堂附近的一个角落处，他把车子接了过去，让我等着，他自己把车子推进一条小巷里。几分钟以后他回来时，车子空空的，他已经把我们白天捡来的所有东西都处理掉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装硬币的钱包，给我三张一美元的钞票——一个清道夫助手的工资。他啪的一声合上钱包，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从同一个口袋里掏出那半品脱的酒瓶。他把酒瓶朝我伸过来，直到我摇头不接才收回手去，然后，他头往后一仰，痛饮了一大口。他咂咂嘴唇，一边拧上酒瓶盖子，然后把那扁酒瓶放回大衣口袋里。
我们穿过僻静的街道和小巷朝大桥走去，车子推在前面，愚钝迷惑地凝视着远方。我无家可归地仅过了一天一夜，但却感到似乎脱离了现实中存在的一切。我的感觉麻木不仁，惟一具有意义的事情是简单的生存需要。我明白了，无家可归不仅仅意味着没有自己的住所，它意味着你将一无所有——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一个你可以交谈的人，没有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无论何时，我想回家就可以回家，但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真正无家可归时，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干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当他把小推车藏进桥边的灌木丛后，我问。
他打量着我，眼睛里流露出疑心。
“够长的了。”
他转身走下通到桥下的小路，汽车发出的沉闷的回声在头顶上悸动。
我用来既当床又当毯子的几块纸板还在我原来放的地方。占有的本能是如此的强烈，见没人拿走我现在视为己有的东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周围没有别人，他走下河边，在河边脱下鞋子，洗了洗袜子，然后，他打着赤脚爬回我坐着的地方。他在我旁边坐下，双臂抱着膝盖，望着缓缓流动的褐色河水在眼前流过。
“你是个便衣警察？”他用似乎毫不在乎，低沉含混的声音问道。
他猜错了，但是，我引起了他的猜测这一事实告诉我，我露了马脚。
“不是，”我回答。
“昨晚你来到这里时，其他人就想卷了你。”
“卷了我？”
“对。敲扁你的脑袋，抢走你所有的东西。我告诉他们最好别那样，说你可能是警察。”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一只甲壳虫正蠕动着爬过我的鞋尖，爬到另一边。砾石一松动，甲壳虫跌了个仰面朝天，几条腿在空中无助地乱踢腾。我用指尖轻轻一弹，把它拨正过来，看着它爬到安全处。
“如果你是个流浪汉，你应该知道，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不要在天黑以后。”他伸手到口袋里掏威士忌酒瓶。
“另外，你走路的样子不对：你走得太快，动作太敏捷。你不是我们一伙的。”他喝了一口，把酒瓶递给我。
我从他手里接过酒瓶，用手掌擦了擦瓶口，把酒瓶举到嘴里。酒流下我的喉咙，像火像硫酸，一时间，我以为它烧毁了我的喉咙，使我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又涌上来一阵，滔精灼烫着我的鼻孔，好像能从耳朵里冒出火来。
“多谢，”我说，磨着牙齿，一边把酒瓶递还他。
“多谢昨晚关照。但我不是便衣警察。警察来这儿干吗？”我说，戳着泥土问道。
“你不是警察？为什么你的衣服这么新？”
“管好你自己的鸟事吧，”我说，假装要动气了。
“你不想告诉我你这样生活有多长时间，我就应该告诉你我.9９ｌｉｂ?自己的事？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没有回答。相反，他又把酒瓶递给我。我别无选择，如果我想让他说话的话，我就得喝。我又喝了一口，这一次烧得没那么厉害。
“他们过一阵子就会来一次，来查毒品。一星期以前他们来过，来了一大群，简直是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我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带走了一个家伙，因为他有一把刀子。他们说他拿刀子杀了什么人。他们全是笨蛋。”他挠挠脸，从我手里拿过酒瓶。瓶里的酒剩得不多了，他最后一大口喝得精光。
“今晚得去再弄点来，”他毫无表情地说。
大桥的远处又出现了两个流浪汉，晃悠着走下河岸。
“今晚你最好别呆在这里，”他告诫我。
“最好走吧。去另找个地方。”
“我想呆就呆，”我坚持道，向走下河边的那一对儿投去轻蔑的一瞥。
“带刀的那家伙没有杀人？”我问，声音尽量装得不在乎的样子。
他敲敲他脑袋一侧。
“低能儿。我们照顾他，尽我们所能。甚至连刀都不是他的。”
我朝河面看去，捡起一块石头，打了个水漂。我又捡起一块石头。
“那么是谁的刀子？”当我把石头扔出去时问道。
没有回答，我扭头朝后看看。他正在看着我，脸上挂着怪怪的笑容。
“你保证你不是警察？”
我又找到一块石头。
“滚你妈的蛋，”我咕哝着，一边扔出石头。我回头看着他，等他回答。
“一个眼神疯狂的小个子。他在这里呆了几天——和那个弱智孩子处得很好。有天晚上我们逮住了他。他扒下了那孩子的裤子——你知道——想对他干那事。我们送他上路了。”
“送他上路了？”
“对，我们把他扔到河里了，”他解释说。
“他怎么样了——你们把他扔到河里以后？”
他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膀。
“不知道。没有见他冒出来。”
我克制住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慌。给丹尼刀子的不管是谁，他已经失踪了，也许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我所认识的惟一能证明他存在过的人是个无家可归的酒鬼，也许是他杀了他。
“不知为什么，我们非常讨厌那个鸟人，”我听见他在说。
“他总是转来转去，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每次他要撒尿时都要跑来问我行不行。我告诉你：那家伙是个白痴。他是白痴；警察是白痴；个个都是白痴。我得再去弄瓶酒来，”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费力地站了起来。
“你想一起去吗？”
我和他一起走到一个酒店，在他进去之前，我告诉他我也想让他给我买些东西。我把几张叠起来的纸币放在他手里，说我在外面等着。我走开时心里在想，当他发现我给他的是几张二十元而不是一元的钞票时，他会买些什么。
虽然它自称为一个城市，但波特兰——或者至少说大河这一侧的这个部分——和纽约的一个社区差不多大。用不了二十分钟，你就能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出十分钟，我便到了霍华德·弗林的住处。
窗帘拉开着，但是屋里黑洞洞的。弗林是一个人单过，从来不出门，除了AA制聚会或者哪个朋友请他帮忙。我爬上陡陡的台阶，来到没有开灯的前门，一整天来第一次突然觉得累了。我的额头倚在沉重的木头门上，按响了门铃。我松开手，等着，当我听见里面没有动静时，便再次猛按了一下。依然没有反应。随着最后一声短促的铃声，我身子离开大门，瘫坐在顶层台阶上，疲劳得浑身沉重如泥。
起初，我以为是经过的汽车头灯，便闭上眼睛免得光线刺眼。然后我听见缓冲门栓转动的声音，便伸手抓住我上面的扶栏，挣扎着站了起来。
霍华德·弗林站在门道里，破旧的法兰绒睡袍下面露出毛绒绒的粗腿，睡袍用一根不相配的棉布条子捆在一起。他对着刺目的吸顶灯直眨眼。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是我？”当他随手关上门时我问道。
他打开进门小通道里的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为什么？”他耸了一下肩膀问道。
“因为你没打领带？”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当我跟着他走进厨房时，不耐烦地问。
“我一直希望门口的那个人会离开。”他停顿一下，清了清嗓子。
“实际上，我正在看电视，起初我没有听见门铃响，”他坦白道。
“你怎么会没听见那该死的铃声？它发出的噪音大得像电刑，我的天哪。”我抱怨道。
“你一个无家可归的家伙，还真他妈的粗鲁，不是吗？坐下。”他命令道。
“我来给你煮点咖啡。你看上去好像很需要。”
当弗林仔细地量了三平勺磨好的咖啡倒进纸滤斗里的时候，我在一张面对四四方方的正厅的塑料贴面桌子前等着。一玻璃碗人造水果——黄色的蜡香蕉、红色的蜡苹果、绿色和紫色的玻璃葡萄——放在桌子正中央的老地方。苹果一侧一处咬过的痕迹——是一位早被遗忘的朋友那失望的孩子的牙齿留下的——使整个苹果看上去显得更加真实。弗林把水倒进咖啡机的顶部，接通了电源。
“我的那位朋友——心理学家——见了丹尼。”
他凝视着玻璃壶里面，看着第一滴咖啡液滴下，接着又是一滴慢慢地凝聚，然后滴下，浓浓的深色液体涂抹着玻璃壶底。
“发现他的智力一点儿也不迟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迟钝，不管怎么说。福克斯认为他大约二十三或二十四岁。不能完全确定。丹尼不知道。他住在某个地方——在乡村，一条河附近。福克斯认为可能是在罗斯堡或格伦兹帕斯附近的什么地方。”
咖啡液不停地滴落，渐渐加快了速度，最后变成了涓涓细流。
“他母亲也许是个痴呆。她没有结婚——他没有父亲——但是，她周围总是男人不断。他受到了虐待，也许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受虐待了：性方面的事情，生理方面的事情，卑鄙的、不正当的、可怕的事情。福克斯认为烧伤的疤痕还不到他受虐待的一半严重。”
弗林转过身来，把手放在他身后的台板上，看着我，一脸严肃的表情，然后低头凝视着地面。
“他从来没上过学；他从来没去过任何地方。他不是被锁在屋里，就是像一条狗似的用锁链拴在后院里。”
弗林抬起眼睛。
“你真还不能怪他母亲。你小时候见过那样的女孩吗？反应有点慢、有点迟钝的女孩，小子们知道怎样占她便宜的女孩。这个女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姑娘家，年轻，迟钝，没有亲生父母，发现自己怀了身孕，于是家里有了个孩子，挣一口吃一口地度日子，沦为县里每一个下层人的掌中玩物，然后其中一个小人便开始踢那个孩子。”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一只破耳朵、秃尾巴的橙黄色猫咪跳到我的大腿上，然后跳上桌子。像拳击手出拳一样，弗林轻轻一出手，就抓住猫的脖子后面，把它扔出了屋子。
“诺美不应该上桌子，”他倒咖啡时解释说。
我不知道该惊讶弗林那敏捷快速的手，还是该惊讶猫在跃出那么长一段距离，落在走廊里时竟然没有多大的动静。
“诺美？”我问。
弗林递给我一杯咖啡，坐到另一把椅子上。
“对。诺美利尼的简称。你记得列奥·诺美利尼吗？就是五十年代为旧金山四十九人队打球的那个人。列奥·‘雄师’·诺美利尼？”
我记不得了，如果我曾经知道的话。不过，我对弗林还记得此事并不感到惊讶。
“你用列奥·诺美利尼给猫命名，就因为它长得像狮子？”
弗林转动着眼珠子。
“我用诺美利尼为它命名是因为它又大又笨。”
这是我的律师本能：每一个答案都会引发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诺美利尼又大又笨？”
“他是个防守阻截球员，”他耐心地解释说。
“根据定义，他应该又大又笨。”
“你以前不也是个防守阻截球员吗？”
弗林点点头。
“那就是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站起来时说道。
我跟着他经过一条短短的狭窄过道，来到两间卧室中较小的那问，自我认识他以来，那间卧室就一直是用作书房兼客房。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电视机和一个米色沙发床是里面仅有的陈设。弗林关掉电视机，在书桌前坐下来，用拇指翻动着一摞马尼拉纸文件夹。
弗林已松开了系睡袍的棉布腰带，他坐在书桌后面的木椅子上，那张书桌只能算是搁在水泥板上的一扇普通木门，褴褛的睡袍下摆在玫瑰色的地毯上堆成一团。他在睡袍里面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衫和一条蓝白相间的条纹拳击短裤。他眼睛周围堆叠起来的皮肤又厚又肿，那是一个拳击手在离开拳击场多年后脸部会呈现的模样。他的嘴默默地动着，念着他在翻看的卷宗的名称。
“我刚刚还看见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就是它。”他说道，一边抽出一份用蓝色的塑料夹子夹在一起的薄薄的报告，然后把它递给我。
“报告的很多内容都是猜测，但是我想它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差距。那孩子从来没有上过学，从来没有过朋友，从来没人交谈。他不迟钝，不是临床意义上的那种迟钝。他的大脑没有任何毛病，他是社交弱智型。如果你把一个婴儿锁在屋里，在他生命的头十四五年里不让他出门，总是虐待他，最后他就会变成这种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弗林说，疑惑地摇了摇头，“他并不邪恶。他是个无辜的人。他就像一条狗，尽管人们不断地踢他，但他还是会回来，希望这一次也许有人会待他好一点儿。”他说，使用了我向詹妮弗解释那男孩的情况时使用的相同类比。
弗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疲倦地呼了出来。听到那声音，我又感到了疲劳。我坐在沙发的一角，身子慢慢地往下滑，双脚在地毯上伸直开来，这时，我看见了自己龌龊泥泞的鞋子。
“对不起，”我一边坐起来一边道歉。
弗林陷入了沉思之中，没有听见我的话。我的目光从他身后看过去，看见他椅子后面的架子上一张几乎看不清的照片就像厨房里的那碗人造水果一样，失去光泽的银色相框从未挪过地方。
“他现在应该有多大了？”我问道，声音几乎像耳语。
他没有转过脸去，我怀疑他再也没有看过那张照片：一张眼睛明亮的小男孩抱在他年轻父亲那强壮胳膊里的照片。
一丝难看的笑容浮起隐去，隐去又浮起。
“上个月满二十九岁。难以置信，是不是？所有的光阴哪里去了？”他的眼睛掠过我看向远处。然后，他站了起来，系紧睡袍的腰带，打开了衣橱门。
“我有一些衣服你能穿。你何不冲个澡，洗洗干净，然后我开车送你回家。你总不想以那副模样出现吧。”他轻声笑着说道。
汽车开到车道半当中，门廊的灯就亮了，詹妮弗身穿齐膝棉质睡袍，冲出门来挥着手。当弗林把车停在屋前时，头灯扫过她身上。她赤脚飞跑下漆黑的台阶，当我钻出汽车时，她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我还以为你要几天不回家哩。”她踮着脚，双臂搂着我的脖子，一只手抚摩着我的脸庞。
“你刮过脸了。”
“向霍华德·弗林问个好，”我边说边打开汽车后门。
詹妮弗双臂背在身后，目光越过乘客座看过去。
“你好，霍华德·弗林。谢谢你把我这被丢弃的人儿送回家来。”
我从车里收拾起我在装扮一个流浪汉的短暂时间里穿的一大抱衣服。弗林变得正式和笨拙起来，竭力显得有礼貌些。我用眼角余光看得见他的脸色微微发红。
我拖着行李卷，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一道走上门廊的台阶。我们看着弗林驶上车道开出大门，车灯渐渐远去。进了屋，詹妮弗拿过我手中的行李卷扔到地板上，亲吻着我的嘴。我把她抱在怀里，走上通往卧室的楼梯。她钻进被窝，开始取笑起我那借来的过大的衣服，接着，我把那衣服脱了，她关上了灯。
我们以更加强烈9９ｌｉｂ?的冲动云雨了一番。好事过后，我们一起躺在从卧室窗户泼泻进来的月光里，她把手放进我的手里，抚摩着我的灵魂。
“我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你同生同死，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就我们俩，就像我们说的那样，记得吗？”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誓言，但是感觉不同了。我们从前过着各自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从前的誓言——我们分离便无法活下去——不是谎话，但是，也不是事实。在我们天真无邪的青春时代里，我们认为，惟一真正的选择不是爱就是死，但是，我们慢+慢懂得了生活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仁慈。
她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抱得紧紧的。
“只要你爱我，永远爱我……爱我。”
我的胳膊搂着她，张开手指放在她的腰背部，试图缓解她全身的紧张感。她那急促的呼吸开始缓慢下来，不一会儿，我几乎感觉不到她贴着我的心跳声了；又过了一小会儿，她的手松开了我的脖子，胳膊滑到我的肩上。良久，我看着她睡去，心中感到非常疑惑，最重要的事情似乎都是碰巧发生的，机遇也许只不过是我们不愿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时用来搪塞的一个词。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詹妮弗在厨房里忙活着，嘴里哼唱着，一只手把盘子放好，另一只手在漂洗一只锅。她两只手在同时动着，她轻轻地吻了我的脸颊，命令我在桌子前坐下。我睡眼惺忪地睨视着她，摇摇晃晃地走到咖啡机旁，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当我拖着脚步走回桌子，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时，她好笑地９9ｌｉb?看着我。詹妮弗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带着沉思的表情喝着她杯子里的咖啡。
“跟我讲讲霍华德·弗林的事，”她立即说道。
“弗林？他是个私家调查员，很久以前他是个律师。”我说道。我的目光移过厨房，看着窗户，黄澄澄的晨光正透过窗户射进来。
“你曾经告诉我，说他被禁止当律师，因为他喝醉了酒出庭，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我的目光回到她身上。她好像永远也不会忘事，不管是什么事，也不管是多久以前说的话。
“他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我又凝视着窗户，摇摇头。
“那是个可怕的故事，”我说，不愿再说什么。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就不必说了。”
“不是不想说，”我说，一边开始用茶匙搅咖啡。
“的确是个可怕的故事，是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任何故事都有结局吗？”她的嗓音像一声长长的、缓缓的呼吸，使你想呆在原地不动，听她诉说。
“我们的故事就没有结局。”
我思索着她说的话。
“不，”我当即说道，“我们的故事没有结束——它有了转机，但是发生在弗林身上的……
“霍华德·弗林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员，是人们见过的最优秀的高中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他身高6.3英尺，体重265磅，粗粗的脖子，头大如桶，跑起来快得像猫。所有的大学都想要他；人人都说他会成为一名美国国家队队员。他也的确如此，在他大学二年级时就是国家三队的选手了。但是，弗林打球不是因为他喜爱橄榄球，而是因为他球技好，因为打球能够支付他读完大学的学费。如果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我想他也许根本不会去打球。弗林想当一名律师——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那是他的理想。
“他整天学习，几乎从来不出去。在球场上，霍华德是个独挡一面的救援队员，但是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安静、腼腆，始终是个谦谦君子。如果说他在高中里就与女孩有过约会的话，我会感到很惊讶的。但是，他现在是一名国家队队员了，过去连第二眼都不愿看他的女孩子们都想和名人交往。尤其是有一个女孩子：小个子，身高不到5.2英尺，黑眼睛一闪一闪的，脸上总是浮现着迷人的笑靥。她名叫伊芙妮·蒙特若，他们开始约会。人人都喜欢弗林，人人都认为他终于有了个女孩子，真是太棒了。她曾与学校里半数的男孩子来往过，但那并不要紧。
弗林对此一无所知，此外，他们还只是约会而已。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认真的，但是，他们当然是认真的。
在弗林的一生中，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恋爱——就像我爱你一样。
“他们在他毕业的第二天就结婚了，她大概在婚后第二天就开始鬼混了。”我发觉自己生起气来，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句公道话，他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她已经工作了。三年以后，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在一个相当不错的律师事务所里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几个月后，她生下了他们的孩子，是个男孩，小霍华德·弗林。那是霍华德·弗林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也许是他拥有过的最后的真正幸福的日子——他第一次看见他儿子的那天。”
我十指交叉放在头顶，凝视着窗外，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着。
“出了什么事情？”詹妮弗问道，打断了我的沉思。
“有一天，大约是两年以后，当弗林出庭为一个案子辩护时，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另一个男人上床，她和那个男人上床有一年多了。霍华德的儿子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他醒了，摇摇晃晃地走进客厅找他妈妈。通向后院的玻璃推拉门开着。出事时，她正在卧室里做爱。她没有听见她的儿子掉进水池里，没有听见他哭喊救命，没有听见任何声音，除了她背叛她丈夫时弄出来的声音。
“男孩淹死了，那一天霍华德也死了。他责备他自己。怪事，是不是？在他妻子一直干着那种勾当时，霍华德竟会觉得那是他的过错。他认为他应该知道好景不长。他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他们的床上做爱，正因为此他们的儿子才淹死了。霍华德认为他应该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便能救下他惟一的儿子了！”
“母亲呢，霍华德的妻子？她没有自责吗？”
“我想她是不会自责的。她立即就搬走了。霍华德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葬礼上。霍华德亲自安排了全部丧事。一切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有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他保持着他的老习惯。他每天去上班，尽心尽职。他把悲痛埋在心里。接着，出事了，某种延迟的反应，我猜是。他开始喝酒，不停地喝。然后，杰弗里斯开始整他，在法庭上公开嘲笑他，羞辱他。最后，他索性豁出去了，把他的想法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杰弗里斯。他是喝醉酒说那些话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清醒着他也会说的，他内心积压着太多的愤怒和伤害。问题不是他会不会爆发，而是什么时候爆发，而杰弗里斯是如此难以置信地容易记恨。”
詹妮弗隆起双膝，下巴支在上面，两臂抱着膝头。
“那就是他对这个丹尼怀有如此强烈感情的原因吗？因为发生在他自己儿子身上的事？”
我起初没有明白她的意思，但是，看着她的眼睛，我明白了。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想你一定是对的。我肯定他还在责备自己。也许他认为，如果他能帮助别人，就可以弥补一点自己的过错。”
她的嘴角向下一撇·那张阔嘴巴看起来像一个伤透心的孩子的微笑。
“也许，以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这孩子就是他的儿子。你说过他是长着成人身体的三岁小孩。霍华德的儿子如果没有淹死，如果他只是失踪，然后，这么多年以后重新又找到，在他眼里，他就会像这个样子了。”她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
“我们也会那样做的，不是吗？想象着我们很久没见的人真的没有什么改变，内心深处没有改变，无论我们两人老了多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我们，我看着苦乐参半的表情在她那温柔的脸上形成，我感到心口打了结似的，惟恐我做了什么使她失望的事情，惟恐我的变化比她想象的要大。她的目光变得更加恍惚了，她的双膝在下巴下抱得更紧了。
“没事吧？”我问道。
起初，我以为她没听见我的话·不过，片刻之后，像清除了蜘蛛网似的，她的眼睫毛扑闪了两下，坐直了身体。她眼睛里含着愉快的神情，绕过桌子，坐在我的大腿上，双臂搂着我的脖子。
“我爱你，约瑟夫·安托内利，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娶我，我都会和你结婚。要是你愿意的话，明天也行。”
她松开我的脖子，好一阵子，她看着我，就像凝视着自己那快被遗忘的镜像。她那柔弱的嘴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响，她轻轻地站了起来，用她那绵软的手拉起我，领着我回到楼上。
第二十二章
弗里德曼大夫在等我。一丝紧张的笑容刚要浮现在他的嘴上便消失了，接着，他又要露出笑容时，放开了我的手，移开目光，朝金属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指了指。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呢，”我说。
他的脚搁在膝头上，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他不停地咬着牙齿，眼睫毛飞快地颤动着。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见了我说的话。
“你为什么又想见艾略特？”他问道，注意力集中在他那突然快速转动的两个大拇指上。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他可能随时都问过那个问题。海伦每天都打电话找他；每天都有新的借口、新的理由来解释弗里德曼大夫为什么没能回复打过去的电话。
“见不见艾略特我无所谓，”我把右手翻过来，假装打量着我的指甲。
“我是来见你的。”
他的眼睫毛停止了眨动。他慢慢地抬起眼睛。
“你是来见我的？”
我更加仔细地看着我的指甲。
“对，来见你。”我把手指握成拳头，贴着我的腿边放下。
“你记得有个名叫雅各布·惠特克的病人吗？”
他转动转椅，把两只手放在写字台上。
“你是说谋杀法官的那个病人？”
“对——法官，卡尔文·杰弗里斯，和艾略特·温斯顿的太太结婚的那个法官。你记得，我以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谈起过有关他的情况。”
他的手指相互敲叩着，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他忙得不可开交，上次我们谈过的内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
“你记得，”我说，回看了他一眼，意思是说我不相信他。
“是啊，当然。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说，想99lib?支吾过去。
“你想了解他的什么情况？我能告诉你的恐怕不会太多。他不是我的病人。”
“那么他是谁的病人？”
“我不知道。我得去查查。”
“你根本不认识他？”
“不认识，不是直接认识。你必须理解，安托内利先生。我们有几百个病人，而且我们不停地接收新的病人。”一我身体前倾，直视着他。
“但是你知道他逃跑了。”
“不，确切地说，我不知道。严格地说，他没有逃跑。他是有出入证出去的，那一次他没有回来。”
“那一次？你是说他以前出去过？”
弗里德曼对我甚至会问这种问题似乎感到很惊讶。
“是的，当然。惠特克来这里好几年了。他的病情相当稳定——只要他坚持接受药物治疗。他正处在回到社区去的过渡期中。”他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但这个过渡不是很顺利。有一段时间，他租了一套公寓，有一份在餐馆洗盘子的工作。但是他不愿遵守规则。那是一两年以前的事了。这一次他获准出去，每次只有几天时间，不允许他租住在公寓里，而是被安排在一个过渡疗养地。”
“什么规则？”我问道。
“他做了什么又被送回这里来了？”
他又靠坐在椅子里，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很清楚。我说了，他不是我的病人。我只是现在才知道这事的。因为那事发生之后，这里的医护人员在回顾工作时把它作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然后呢？”
他扬了扬眉毛。
“然后什么？”
“医护人员讨论的结果如何？”
“根据他的病情来看，大家认为一切都做得很恰当。”他说着便垂下了目光。
“他来这里是因为他杀害了他的父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允许离开医院并谋杀——或许我应该说是屠杀——了一名法官。还说一切都做得很恰当？”
弗里德曼叹了口气。
“我说，安托内利先生，”他说着微微抬起眼睛，不耐烦地侧眼看了看我。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愿意承认，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并不总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坐直了身体，朝身后的窗户挥了挥手。窗外应该是万里无云的夏日天空，而明亮的光线在尘土蒙蒙的脏玻璃上只投下一片暗淡的光亮。
“我们尽力把病人治好，让他们能够到外面去生活。我们这里不是监狱，是医院。有时候病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有时候他们的病情好转了又会反复。所发生的事情真是可怕。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诊断，同样的疗程，他服用的药物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我会不会把病人转入过渡阶段？会，绝对会。我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不会旧病复发，不会发作某种精神病？不，我没有。我知道我的话不会令人很满意，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们治病救人。”
他刚要往后靠在椅子上，又想起来什么别的事情。
“你为被指控犯罪的人辩护。难道你就从来没有遇到过无罪释放后又重新犯罪的人？你就从来没有使某个凶手被宣判无罪，但他后来又杀过人？那是否意味着你就不再做同样的事了？你知道，为一个人辩护，如果你赢了官司，他被判无罪，对方也许就会伤害人。”
我可不愿意让他用假推论来安慰自己。
“我的工作是进行辩护；你的工作是要保证会危及他们自己或危及他人的人们不会伤害别人。”
他知道他触到了要害，他心满意足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两人都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他面带职业性的微笑问道，“你刚才说到另一个病人？”
我不理睬他。
“好吧。他不是你的病人。艾略特认识他吗？”
“惠特克？我不知道。他也许认识。”
“他也许认识？你不知道你的病人在这里认识谁和不认识谁？”
弗里德曼抬起下巴，眯缝起眼睛。
“他们也许相互认识，”他重复道。
“法医病房里有几百个病人。再说，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要是相互认识又怎么样？这里和外面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他说，朝着窗户和外面的世界点点头。
“我们这里的病人睡在相邻的床上，但从来互不讲话。我们这里有从来不开口的病人。这是精神病院，安托内利先生，这不是为偶感不适的富人和神志正常的人开办的私人疗养院。”他说完谦恭地瞥了我一眼。
“所以，因为他们有些人不能交谈，你们就不注意他们也许会彼此说些什么？”我尖锐地问道。
“说不定，他们空闲时在策划要杀掉波特兰城里一半的人呢。”
“安托内利先生，我还是认为你把州立医院和州立监狱混为一谈了。我们为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们提供治疗和一个99lｉｂ?体面、安全的居所。”
他用毋庸置疑的口气一字一句地说出官方宣称的方针。那好像在提醒他记住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缺乏他那种专业训练的人的面前表现出的极大优势。他用一种宽容的目光看着我，按他的想法，几乎是很体谅人了。
“我应该向你道歉，安托内利先生。我知道你的事务所一直想安排一次约见，只是因为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做。当你的秘书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说你已经上路的时候……我有点儿生气——主要是生我自己的气，你知道。”他并拢指尖，用他那具有洞察力的目光凝视着我，以一副职业面孔等待着。
“艾略特有没有像惠特克那样出去过——有出入证？”
弗里德曼摇摇头。
“没有，从来没有。也许将来有一天，不过——为什么？你不是在想象他与法官杰弗里斯谋杀案有什么牵连吧？那就是你想知道他是否认识惠特克的原因？”他又摇起头来，这一回摇得更用力了。
“那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我们知道，有些人会说服别人去替他们杀人。为什么不可能？你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惠特克，假如他确实认识他的话，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那不可能，”他坚持说，并分开两手。
“我了解艾略特。我已经和他配合了几年了。他几乎不记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痛苦太刻骨铭心了。”
“他记得他曾经想杀我，并且记得为什么想杀我。”
“不错。但是他认识到他当时有病，他当时的想法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根据。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不怪任何人。他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不，你恐怕错了。”他再次并拢指尖，越过指尖望着我。
“你忘了一点。这么多年之后，他即使想做这种事，那他究竟是如何说服惠特克去替他做那事的呢？你所说的这些案子——这不通常都是些为了谋财害命，或者由于某种误导的爱情而发生的案子吗？藏书网艾略特为了什么呢？”他面带苦笑问道。
“那么说，你认为仅是一种巧合而已？”
“对，为什么不会是巧合？一个不幸的巧合。”他神色严厉地补充道。
“一个精神病患者杀害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只是因为另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也许从来不认识的另一个人——在十几年前，在他患上精神病以前，认识受害人……想像力惊人，不是吗？”
“你忘记了一点。还有一个病人逃跑了。”
“你在说什么呀？自惠特克以后，没有任何人逃跑。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安托内利先生。”他看到了我脸上的惊讶表情。
“为什么？是什么使你这样认为？”
他肯定错了，我怀疑他是在撒谎。
“法医病房里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可能持出入证出去后没有回来？”我盯着他看，搜寻着他的眼神，想知道他是否在试图隐瞒什么。即使有这事，他也没有流露出来。
“没有，我已经告诉你了，自惠特克以后没有一个人逃跑。”他坚持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这里的安全防范措施比以前更加注意了。”
他双唇紧闭，挤出一丝转瞬即逝的敷衍笑容，生一硬地点了一下头，并坚决地认为，关于这事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了。接着，他立即站了起来，像受派遣似的朝门口走去。他站在门口，又朝我气恼地笑了一下，等着我过来。
“很抱歉，我没有更多时间了。如果你想去看看艾略特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我们穿过停车场朝主楼走去。在一楼的窗外，一个身穿粗斜纹棉布衬衫、塌肩膀、头发灰白的男人正在用一把钢刃园艺剪刀修剪灌木。我抬起头来，亮光刺得我眯缝着眼睛。我看着矗立在房屋顶部旗杆上油漆过的金属圆球，那里什么也没有，我以前见过的那只鸟已经在别处找到了家。
当我们一起走下宽阔的中央走廊时，弗里德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对我的话不理不睬，好像他在一门心事想着自己的事情，不愿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我们来到将艾略特住的地方隔离开来的铁网门前，大夫在摸索着钥匙。
“在我离开以前，我想看看艾略特的病历。”当他拉开大门时，我说。他停了下来，两只手抓着门边。
“那不可能，”他说，皱着眉头。
“病人的病历是保密的。你知道我不能让你看。”
在日间大活动室的远侧，一群病人挤坐在靠栅栏窗户的一张桌子旁。听见弗里德曼的声音，艾略特·温斯顿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好像僵了似的缩成一团。其他人把这当作一种暗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纷纷离开桌子，向房间四处散去。艾略特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远处，他那苍白的五官冷淡如冰。
还是那副表情，或者，我应该说还是那副面具，我第一次来看他时的那副面具。我头脑里忽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他戴着面具时，他是否沉浸在面具后面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者，他是否在利用这副面具使你觉得，他并不想让你一直仔细地观察他，否则，如果他的表情太明显太直接的话，你也许会退缩。
我们站在桌子旁边，艾略特的目光从我们身边看过去。弗里德曼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喊出艾略特的名字，见他没有反应，便把一只手放在艾略特的肩膀上。
“艾略特，安托内利先生看你来了。”
艾略特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机械地、礼节性地伸出一只手。他的所有动作都很唐突。从一个动作到下一个动作没有平稳自然的过渡。我们就好像是在看着这样一种人在动作：他学习过有教养的、风度优雅的人的举止，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将之变成他自己的习惯，因此，当他运用那些举止时，便变成了笨拙的模仿。
弗里德曼说了声失陪，便留下我和艾略特单独在一起。在病房的另一侧，穿着一身白衣服，以前就在这里的同一个黑人护理员手里拿着一本卷边的杂志，心不在焉地凝视着不停闪烁的电视机屏幕。
“他们没有告诉我说你要来，”当我们在方木桌前坐下时，艾略特说。他身上穿的不是我第一次来访时穿的紧巴在身上的西装和卡着喉咙的礼服衬衫及领带。和其他病人一样，他穿着一件白色无领短袖衬衫和一条白色抽带裤子。我把椅子拉过桌角，坐到他左边。他眯缝起眼睛看看我，然后移开了目光。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问。
“杰弗里斯法官——卡尔文·杰弗里斯——被谋杀了……”
“你上次来这里时就告诉过我了，”他插嘴说。
他将双手放在桌子上，叠在一起，突然间他两手又变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动作，仿佛那两只手是独立的，在争斗着哪一只手应该放在上面。
“你以前告诉过我了，”他又说了一遍，一脸不耐烦的神情。
“是被这里的某个人谋杀的，”我说完了刚才开了头的那句话。
我们坐得非常近，我能看得见他眼睛外缘皮肤上密密挤在一起的细细的皱折。一丝微笑开始浮上他的一侧嘴角，掠过嘴唇，消失在另一侧。
“是我告诉你的吗？”
“不是，恐怕不是你。”
第二丝微笑重复着与第一丝微笑相同的路线。
“他妈的！全凭运气。”他的目光好像是在嘲弄我，挑衅我，激我去了解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是雅各布·惠特克。你认识他吗？”
艾略特不吭声。他的表情，他的目光，都没能给我的问题提供答案。
“这么说，你不认识他？”我仔细地观察着他。
“我说过我认识他的话了吗？”他的目光闪烁着，对他自己的语法玩笑感到很得意，然后变得严峻起来。
“我怎么知道我认不认识他？我是精神病院里的一个病人。”
我们靠得很近，他说话时，那轻轻的呼吸中的气流灌进了我的鼻孔。我把手放在他的前臂上，又向他靠近了一些。
“没错，艾略特，你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但是，你并没有精神病，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过。他们歪曲了一切事实——杰弗里斯和你的妻子。他们把你逼得无路可走，他们逼得你发疯——和应该在这里的那些人不一样——只是逼得你稍稍越过了界限。你崩溃了，精神崩溃，但你并没有错乱。那天你来到我的办公室，挥舞着手枪的时候，你也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你并没有丧失理智。还记得你当律师的时候吗？还记得那个定义吗？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没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没有区分对与错的能力。你当时没有精神错乱，你现在也没有。”
他从我的手下抽回他的胳膊，瞥了我一眼，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然后向别处看去。他摇摇头，开始大笑起来。
“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精神病人。我这样想一定是有——什么来着——精神病。”他挠挠下巴，然后把手指塞在牙齿之间，咬着指甲周围的皮肉。在半开半合的眼睑后面，他的眼珠子两边来回转动。
“艾略特，你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吗？”我用平静的声调问他。
他的眼珠子停止了转动，也不咬手指头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以后，他似乎不再像刚才那么激动不安或心烦意乱了。扭曲的表情沿着他的嘴边漾开。
“弗里德曼大夫说我有精神病，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签过字，封了口，寄出去了——一个经过鉴定的精神病病例。”
“我不是问你那个。我问的是你的想法。”我停顿了一下，凝视着他的眼睛，希望能看见一丝闪光，一种他也许打算信任我的征兆。
“你认为自己是个精神病人吗？”
他抬起头来，环顾着大白屋里分散在四周不同方位的病人。
“有谁会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人呢？真是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吗？你们外面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精神正常的人，但是，那意味着我们这里的人都自以为是精神病人吗？不管怎么说，这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你们——我指的是把我们送到这里来的人，你那个世界里的人们——认为我们不是精神正常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四目相对。
“你肯定是那么回事吗？你肯定他们把你送到这里来的时候是那样想的吗？”
他带着警觉和期待的表情等待着解释，而我则怀疑他是否需要解释。
“我看过档案，艾略特。法庭档案，记录，是案情记录，你的案子，你被指控故意杀人的案子，你表示认罪但提出申诉认为自己有精神病的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提出过那个申诉吗？你还记得那天的任何情况吗？”
他神情严厉地凝视着我，然后转过头去，目光掠过我。他直挺挺地坐在那儿，惟一的动静是呼吸通过他的阔鼻孔时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发出的轻微响声。
“你还记得你的律师——卡尔文·杰弗里斯为你请的那个律师——阿萨·巴特拉姆吗？以前你告诉过我，说你不知道代表你出庭的律师是谁。但是，你是知道的，对吗？他是杰弗里斯的合伙人，他照管杰弗里斯的业务。?99liｂ?你一定是知道的，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一定知道阿萨一生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刑事法！”
他的目光定住不动，生硬地凝视着前面，仿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不理我似的。我愤怒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转身坐到他正对面的椅子上。我使出浑身力量，把胳膊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把脸贴到他跟前。
“阿萨·巴特拉姆不是刑事法律师，这你是知道的。杰弗里斯让他接这个案子，这你也知道。你还知道别的什么？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他们跟你说过会把你怎么样吗？”
他那不饶人的目光中蕴含着的严厉几乎变成了开心的蔑视。
“当时阿萨就很老了，现在他一定成古董了。告诉我，他们还是让他把汽车停在他写字楼前面不准停车的标牌下面吗？”
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但是，不论是仅凭一种预感，或者是出于多年来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的本能，我都不会告诉他的。此外，我到这里来是找答案的，而不是提供答案的。
“杰弗里斯告诉你什么了——是定论吗？他是不是告诉你，说你会被送到这儿来，送到医院，不要几个月就会出去的？”
我似乎在脑海里能看见杰弗里斯，下保证，许承诺，等等，做这一切时都带着那种一切已无法扭转的自信感，那种他常常用来掩饰他的阴谋诡计的自信感。
“他是不是对你说什么都不必担心——说他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艾略特凝视的目光似乎变得柔和了些，不那么外露了。他身体窝坐在椅子里，十指交叉。
“我一直很信任卡尔文·杰弗里斯，”他含着淡淡的、自我轻蔑的微笑说道。
“甚至在我精神正常时也是一样。”
关于此事，他只肯说这么多。我询问了他有关精神病诊断报告的事，如果没有那个报告，他决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他声称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份报告了。
“你记得那个大夫吗？”
“不记得，”他说，两个大拇指不停地对敲着。
“记得他的名字吗？”
“不记得。”
“关于他的任何情况？”
“不记得。”
“在哪里做的检查？”
“我当时在监狱里。”
“是在那儿做的检查吗？”
“我想是的。”
“你肯定有检查报告吗？”
他停下正在做的动作，抬起头来。
“你看过档案。”
“一部分档案密封起来了。”
“哦，”他带着漠不关心的表情说。
“我来这里看你，艾略特，是因为又有一个法官被谋杀了。你知道那事吗？”
他抬起头来，转动了四十五度。
“我当然知道那事。我毕竟还是神志清楚的，不是吗？我什么都知道。哪个法官？”
“送你来这儿的法官：昆西·格里斯沃德。记得他吗？”
他望着我，想看看我提起这个话题的目的。或者，他是在试探我，看看没有他的帮助我到底能了解多少情况。
“杰弗里斯是在法院停车场里被杀害的，被一个从这里逃出去的病人捅死的。警方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抓到凶手。凶手招认了，然后，同一天晚上，在他牢房的混凝土地上一头撞死了。”我身体前倾，重心移到胳膊上，凝视着艾略特的眼睛。
“没有记录表明他认识杰弗里斯。也许只是一个胡乱行为，也许只是他碰巧在这里和你一起呆过好几年。”
没有反应，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看出艾略特在想什么，如果他确实在想什么的话。
“接着，昆西·格里斯沃德又被谋杀了，是在同一个地点，并且几乎是用完全相同的手段谋杀的。人人都认为那个凶手是如法炮制。但是，又有人打匿名电话，又在第一个凶手被逮捕的地方抓获了一个凶手。只是这一次他们抓错了人，逮捕了一个有杀人凶器的人，因为真凶把凶器给了他。真正的凶手，像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一样，是个逃跑的精神病人。两起谋杀案，两个凶手，他们两人都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能把受害人和凶手联系起来的惟一线索是你，艾略特，只有你。
“杰弗里斯夺走了你的一切，而格里斯沃德是他的帮凶——那是能把他们俩连在一起的惟一线索，也是两起谋杀案惟一的作案动机。两个凶手与他们的受害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希望他们两人都死的人是你，惟一能够唆使那两个凶手去杀人的人也是你。”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他坐在那里，像神态超然的旁观者，听得心满意足，仿佛我所说的话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似的。我向后一靠，两手紧抱住抬起来的膝盖。
“我不能确定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钦佩地说，“在我当律师的这么多年里，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有独创性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起天衣无缝的犯罪行为，它的意义更大，它是完美无缺的辩护案例，你不必对任何事情负责，你是个精神病患者，不是吗？州里这样说的。他们不能翻案，说你不是精神病患者：你因为犯罪时有精神病而被关在医院里。”
艾略特专心听着，食指在下嘴唇上来回触摸。
“我为什么需要那种辩护，或者任何其他辩护？我犯了什么罪？”
我想他一定是忘了刑事责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教唆行为与受教唆犯罪处罚相同。”
他扬了扬他的浓眉。
“教唆对某个特定的行为有某种特定的要求。”我看看他，吃不准他的意思。
“此外，”他继续说，“你说到的这两个凶手都是逃跑的精神病人，对吗？那么，请告诉我，你如何能够教唆精神病人去做任何事情？”
这我倒是没有想过，他凭着直觉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坐直身体，向前倾过来。
“你有没有想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就会被别人诱导着去相信那些毫无根据的东西？比如，宗教——不是说这个宗教，或那个宗教，而是所有的宗教。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有些人认为是恶的东西，其他人却认为是善的？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某些人愿意为他们相信的东西去死，而其他人则视为荒唐？当然，除非是为了他们信仰的东西。”
这种想法似乎点燃了他内心里的某种东西。他的眼睛睁得更大，神情更热切，他坐直了身体，再次变得刚劲笔挺，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于是，那种情况发生了，我以前来这里时发生过的同样情况，他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莫名其妙的、彻底失去理性的状态中。
“人人都必须相信……伤心……编织……喘息……获取……”他停住不说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长长的睫毛在眼睛上向下扑闪着，仿佛在测量他此时心里默默说着那些断断续续的词语的节奏。然后，那种状态结束了，来去迅速。
“不管他是谁，是什么使你认为杀害格里斯沃德的那个人是这里的病人？”他问，显然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刚才的行为。
我头脑中还有些别的想法，一些我想留给他去思考的问题。
“难道你不觉得，要完成这么有创意的事情而且永远不被别人知道是很困难的吗？你真的认为，只要自己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复仇行动就足够了，而其他人仍然认为你是个精神病人，是个被人诬陷的可怜的受害人？”
他的头猛然抬起，眼睛眯缝起来。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复仇吗？不是为了结清宿怨，将以前的事一笔勾销；甚至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做一件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改变过去。”他的眼睛睁得大如铜铃。
“对，改变过去。你认为那不可能？你认为你永远改变不了过去？”他咬着牙，然后大笑了三声，嘴张得老大。
“你惟一能改变的就是过去。无视当前，瞻望未来，然后回过头去，改正过去所做的一切。那就是复仇要完成的任务。你可以因为自己的遭遇把自已看作一个受害者；或者，你可以因为你对别人的所作所为而对自己有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
他翘着头，就好像在捕捉远处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如果我被判了刑，过一种周而复始、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你认为我会希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杰弗里斯对我干了什么，或者——仅仅为了争论而已——我对他做过什么？”
“仅仅为了争论而已？”我疑惑地问道。
“仅仅为了争论而已。再问一次，是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杀害格里斯沃德的那个人是这里的病人？”
“因为那是惟一的可能。”
“啊，惟一的可能。如果我是说服两个不同的精神病人去犯两起不同的谋杀罪的教唆犯，那么，告诉我，我的老朋友，第二个杀人犯到底是谁？你认为我会派他去按前一次的复仇方法杀害第二个法官？”
尽管弗里德曼否认在惠特克之后有任何人逃出去过，但是我不相信他的话。
“那个历史教师，会变数字戏法的那个人，在波特兰抹了某人脖子的那个人，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认为他在越南……就是要求获准上厕所的那个人。”
他越过我的头顶看过去，扫视着房间。
“你说的是他？”当我转脸看他在望什么地方的时候，他问道。
在房间的另一侧，那个我肯定已经逃跑过的病人，我知道他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并把刀子给了丹尼的那个人，我以为已经淹死在河里的那个人，正站在护理员身旁，等着被领去上厕所。
第二十三章
我开车直接从州立医院来到我曾作为无家可归者在那里度过了一天一夜的市区大桥下，但是我没能找到他。我惟一的证人已经消失了，搬到其他临时居所去了，消失在日日夜夜充斥在我们眼前的庞大的游民队伍里。只有他知道把刀子给了我那无辜的当事人的那个人的身份。我一直那么肯定，那么自信，知道是谁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于。但是，此刻当我坐在那儿听着公诉人开始陈述时，我怀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的陈述清晰、精确，字字句句义愤填膺，你不由得会以为被告所受的指控不是他杀死了某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人，而是杀死了他自己的母亲。这种事我以前听说过无数次，在梦中也多次梦见过。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本卷着书角的手册，逐段叙述了在审判杀人犯的开始陈述中，公诉人应该说些什么。一切都有公式可循；公诉人必须证明的每一个事实都已到位。
罗伊斯切身穿一件普通的黑上衣，深色长袜和黑鞋子，站在离陪审席几步远的地方。她变换了一下语调，用庄重的声音轻轻地念出一串她准备传唤的证人的名字，以及她期望他们每人能够提供的证据。
“当你们听完了所有的证据，”她最后说道，褐色的眼睛里闪烁着自信，“我知道你们就会同意，州法院终于卸下了重担，约翰·史密斯毫无疑问是有罪的。”
被告——人们只知道他名叫约翰·史密斯——坐在我身旁，摆弄着他的领带。他以前从未戴过领带，现在每天早上副治安官把他带进法庭时，我就把领带戴在他脖子上。他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理了个不错的发型，看上去完全像个正常的年轻人，只是有时他还会张大着嘴，脑袋两边来回摇晃。他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很胆小，甚至有些害怕，但我发现他对正在进行的程序也感到很好奇。起初，他眼睛老是盯着桌子，不愿抬起头来，但是，当他渐渐习惯了环境，尤其是那十二名陪审员的脸后，他开始抬起眼睛来。
他看着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对陪审团陈述他为什么应该被判谋杀罪。在她讲完后，他对她笑了笑，仿佛她刚才讲的是一些赞美之词似的。
罗伊斯切让法庭上的人听她陈述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坐下后，挤坐在硬木凳子上的听众挪了挪身子，发出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我低头坐在椅子里，两个食指压在嘴唇上，心里仍在思考着，当法官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到底该说些什么。
“你想做一个开始陈述吗？”宾汉姆法官问道。
我朝陪审团看过去，看着他们眼里的神情。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边说边站起身来。
选择陪审团花了四天时间。在那四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说服他们：他们出庭的任务不是要弄清楚昆西·格里斯沃德被谋杀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州法院是否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有罪。这种事我以前做过无数次，说服陪审员们在他们考虑给某人定罪前，不要去注意可能发生了什么这一类常识性的问题，而是要强调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这次情况不同。如果我要打赢这场官司的话，单单坚持证据确凿还不够。
我站在陪审席的一侧，一只手放在扶栏上，一只手伸进西装口袋里。这个陪审团和所有其他陪审团没有什么两样，其中三人大学毕业，一两个人高中毕业后还接受过一些培训，但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都只到高中为止。他们中间没有医生、律师、公司行政人员，也没有人担任过任何重要的公共职务。十二个陪审员中有四人已经退休，七个女陪审员中有三人已经当了祖母。虽然陪审团的组成不具有很好的社区代表性，但从另一方面讲，它是一面完美的镜子，照出了我们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些愿意主持公道的人，他们愿意跟随知道什么是公道的人，不论那人是谁。我坦率地开始了我的陈述。
“在各位做忠实回答宣誓时，我有机会向你们一一提出了问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证据确凿及其含义。罗伊斯切女士不断地说，证据确凿并不以意味着不能有一点疑问，而我则在不断地说服你们，在你们判定某人有罪之前，最好不要有一丝疑问。我这一辈子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断地问这些相同的问题，不断地使你们相信‘证据确凿’的含义。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我的眼睛扫过前排，逐个地看着每个陪审员，最后落在一位少妇——玛丽·艾伦·康克林——身上，她双手交叉放在大腿上坐在那儿。
“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懂得了，胜诉的最好办法是使陪审员们相信，他们的责任不是判决被告是否有罪，而是裁定州法院是否能够证明被告有罪……证据确凿地证明。”
我的目光从那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上移开，落在了后排一位拉丁美洲裔的中年男子赫克托·皮卡多的身上。
“你们到这儿来不是来判断事实真相的；你们来这儿是要判定州法院告诉你们的是否是事实的真相，也不是要你们相信他们的话，而是要你们用最严格的标准证明他们的话。我需要的是能够坚持这一点的陪审团——被告有权选择能够坚持这一点的陪审团。这就是我不断地提出那些问题的原因，问你们州法院承受这个困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负担是否公平，问你们公诉人必须证明这个案子，而被告不必证明任何东西是否公平。”
我离开扶栏，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低头看着铺着地毯的地面。我自己笑了笑，摇摇头，过了一会儿，抬起眼睛，侧眼看了一眼陪审团。
“事实是，在大多数案子中，如果我们必须证明什么的话，我们是无法办到的，因为，你们知道，在大多数案子中被告是有罪的。”我从眼角看见法官突然抬起了头。
“那就是被告律师始终强烈坚持举证责任全在公诉人身上的原因；那就是在多得记不清的案子里，我始终坚持被告不用站到被告席上来为自己作证的原因。”
长桑德拉·罗伊斯切坐在椅子边缘，时刻准备着，一旦发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立刻站起来提出反对。
“我们有这么一条非常著名的陪审团法律要点说明——在你们宣誓担任陪审员时宾汉姆法官对你们说过，我在各位作出忠实回答宣誓时也花了大部分时间讲述这一点，那就是你们不能宣判任何人有罪，除非他们的罪行证据确凿。另外还有一条陪审团法律要点说明，我们还没有谈到，但是，如果被告要求的话，我们必须将之公布于众。”
我走回律师席旁，打开放在我的拍纸簿旁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
“就是这个，”我说着，挥了挥手中的那张纸。
“这就是名为‘被告不作证’的陪审团法律要点说明。该说明规定，你们不该对被告不作证发表意见，你们决不该在审议时考虑那个因素。法官会对你们说，这个规定并不重要。但是，事实上它很重要。那表明被告有一些不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那并不一定表明他这次肯定犯了罪，也许只是表明他以前做过一些坏事，犯过一些严重的罪行，一些表明他不诚实或有强烈暴力倾向的罪行。那些情况也许会使陪审团认为，由于他以前犯过罪，他很可能这次又犯了。
“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庭审时被告不作证，因为尽管他这次没有犯罪，但他有过犯罪记录，而无法让人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被告不作证是因为他有罪。被告犯了罪，但是，由于律师不能让会作伪证的人作证，由于被告惟一能提供的真实证词就是招供罪行，因此他根本就不能作证。于是，陪审团就必须懂得这一法律要点说明，”我说着，将手中的那张纸举到齐肩高，然后把手放到一侧。
“谁也不许强迫罪犯作证，”我继续说道，飞快地看了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一眼。
“谁也不许阻止无罪者对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作证。”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举起手以引起法官的注意。
“反对，法官大人。”她说，并没有提高嗓门，刚好使人们能听见她的声音。她很聪明。在这场游戏中发火还太早。
宾汉姆双手紧握，支着下巴，礼貌地笑了笑。
“请讲。”
“安托内利先生不是在陈述他希望有证据证明些什么，而是试图给被告的可信度定性。”
法官转向我，脸上带着同样礼貌的微笑。
“我认为，法官大人，陪审团有权知道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作证。例如，当一个专家证人作证时，那个专家的资格——”
“在审查证人时就已经被调查清楚了，”罗伊斯切插话道。
“但是，他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专家的资格，法官大人，他是想用陪审团法律要点说明——很明显，法律要点说明似乎不适用于本案——来提高证人的可信度。”
那正是我想达到的目的，我们两人都清楚要想阻止这个话题为时已晚。她只不过是尽力想让陪审团知道，我没有遵守游戏规则，让法官知道，即使是在开始陈述中，她也坚持必须遵守规则。她很精明，但是，她要是知道我是多么欣赏她的精明的话，她一定会感到十分惊讶的。
宾汉姆已经听够了我们两人的争论。
“也许有关陪审团法律要点说明应该留到辩论结束时再讨论·”他用他那彬彬有礼的口气说道，使他的每一个决定听上去都像是有益的建议。
罗伊斯切提出反对时，我一直站在原地没动。现在我向前走了几步，离陪审团更近了，接着我刚才的话头继续说下去。
“本案的被告将要作证，他将告诉你们他所知道的事情，尽管他所知道的一切仅仅是他没有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他这一生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他住在大桥下，那座你们中的一些人每天开车上班时经过的大桥。他是这个城市里的无家可归者之一。他们每天四处游荡，捡垃圾，捡其他人扔掉的东西，捡他们能穿的东西，捡他们能用的东西，捡他们能用来换点钱或食物的东西。他住在桥下，无家可归，孤独一人，有人给了他一把刀——杀死昆西·格里斯沃德的那把刀。他拿了那把刀，保留了下来，当警察去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刀是他的，并告诉了他们他是怎么得到的。”我耸耸肩。
“他们不相信他。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了警察在哪儿可以抓到凶手，而他就在那个地方，他手中有那把刀，而且——咱们还是照直说吧——他们认为他疯了。”
我停顿了一下，双手放在扶栏上，身体前倾，注视着陪审员们的眼睛。
“当你们听他作证时，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看法的。他说的话很滑稽。他的话并不总是非常清楚，有些词好像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会转动眼睛，他的嘴角有时候会耷拉下来，我甚至还看见他流过口水。”
我猛地转过身来，朝他坐的地方看去。他正看着我，脑袋向后仰，嘴半张着，苍白的眼睛里流露出渴望、信任的神色。
“难道他会杀人？”我问道，朝陪审团转过身来。
“不，你们会觉得那是他最没有能力做的事。当你们听完了他的话以后，当你们听完了他从孩提时代就受到的肉体折磨和性虐待的揪人心肺和令人愤慨的故事以后，你们就会认为他根本不可能杀人。他是一个谁也不要，甚至连他母亲也不要的孩子。没人关心他，没人保护他，没有人为他做过任何事情。没人送他上学，甚至连身份也不给他。没有他的出生记录，没有他的任何记录。他根本不存在。他连名字也没有。”
我扭头看看他，然后又转过头来。
“约翰·史密斯？那是警察逮捕他，指控他犯有谋杀罪而发现没有他的指纹记录时给他起的名字。他的真名叫丹尼。如果说他有过姓的话，丹尼也不记得了。由于从来就没有过他名字的记录，所以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姓什么。实际上，丹尼一出生就是个孤儿。他要是没有来到这个世上也许反而更好。不，”我说，改变了主意，“要是那些对他做出种种恶行的人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反而更好。”
我冷静地描述了他所遭遇的几件事情：他被用链条锁在床上，他身上布满了鞭痕和香烟的烫痕。
“公诉人会坚持认为，这些可怕的事情把他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动物，他会毫无理智地去杀人。你们听了他的证词后，可以自己做出判断，看他是不是一个他们所说的邪恶的杀人犯，还是你们所见过的最不具备伤害能力的人之一。”
我双手插在裤袋里，在陪审员席前面来回走动。然后，我皱起眉头，停住脚步，抬起头来。
“他们指控他杀了一个人。那没道理。他们应该指控他杀了两个人。”
法庭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一点声响，就好像大家都在屏息敛气，等待着下面将要说些什么。
“被告被指控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但是，不管是谁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他在这之前肯定还杀过一个人。是两起谋杀，不是一起；是两个巡回法院法官被杀害了，不是一个。在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从没有人杀害过在职法官，而现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两位法官被杀害了，而且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杀的。卡尔文·杰弗里斯，那位巡回法院的主持法官，是在法院后面他停车的停车场里被人用刀捅死的。昆西·格里斯沃德，他在杰弗里斯死后担任了巡回法院的主持法官，是在同一个地方被杀死的。被告被指控犯了一起谋杀罪，而没有被指控另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与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毫无关系。但是，让我再重复一遍：不管是谁杀死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杀死昆西·格里斯沃德的也必定是他。约翰·史密斯——丹尼——没有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他也没有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
我走到陪审员席的一侧，证人席的旁边，朝挤得满满的法庭看去，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我，每一张脸都露出聚精会神的表情。在最后面，最后一排，詹妮弗正在表情严肃地看着我，仔细聆听着每一个字。
“你们一定还记得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我说，又回过头来看着陪审团。
“我们看到的，我们谈论的全都是那桩案子。从州长到下面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卷入到这桩案子里去了。不管警方做了什么，那都是不够的。我们要求拿出结果来；我们要求抓获凶手；我们要求依法惩处凶手。”
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朝律师席看过去，只见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正在做笔记。我停住话头时，她举起手，看见了我的目光。
“他们从来没有抓住过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警方不知道凶手是谁，地区法官办公室不知道凶手是谁。”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知道我的用意，即使那样，她也无法完全相信。
“法官大人，”她猛地站起身来说道。
“我可以提问吗？”
我假装很生气。
“法官大人，这是公诉人第二次打断我的开始陈述。我并没有那样对待罗伊斯切女士，不论我对她所说的有什么看法！”
宾汉姆一句话没说，而是挥挥手，表示他有话想私下里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离陪审团最远处的法官席一侧走下来。
“你有什么反对意见，罗伊斯切女士？”他问道。
他的声音始终彬彬有礼，但他无法完全掩饰心中的恼怒。他喜欢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这时他已经能感觉到即将到来的麻烦了。
“他的陈述显然是假的，”罗伊斯切强调说。
“他和我一样清楚他所说的不是真实的。警方逮捕了杰弗里斯谋杀案的凶手。凶手招供了。而且，法官大人，”她用力地小声说道，“他想把杰弗里斯谋杀案扯进来，以此迷惑陪审团。那个案子与这个案子毫无划关系。”
宾汉姆听着她的话，眼睛看着地面，拇指和食指捏着人中。她说完后，宾汉姆看了看我。
“我有权发表我自己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法官大人——任何能够说明这个案子的事实的看法。罗伊斯切女士应该听得更仔细些：我没有说警方没逮捕任何人，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抓住凶手。”我们所站的距离仅相隔几英尺。我的目藏书网光直接移到了她身上。
“如果你认为他们……”
她大怒。她直视着法官，他又在低头看着他的鞋子。
“他知道我没有机会反驳他的开始陈述。”
“你当然有机会，”我打断她的话。
“那叫结束陈述。”
宾汉姆抬起头来。
“被告有权提出不同的看法。公诉人有权提出任何反驳那种看法的相关证据。”他看看我，又看看她。
“你们两人都是优秀的律师。到目前为止，你们两人都做得不错。”他微微点了点头，露出一丝笑容，又说道，“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严厉警告。
罗伊斯切回到她的座位上，宾汉姆也回到他的法官席上。
“安托内利先生，”他坐下后说道，“请继续讲。”
我朝法官点点头，然后转向陪审团。
“先是卡尔文·杰弗里斯被杀，接着是昆西·格里斯沃德。他们两人被杀的方式相同，他们两人被杀的地点也相同。但是，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被杀呢？谁会有理由去杀害他们两人呢——不单单是卡尔文·杰弗里斯，而且还有昆西·格里斯沃德？”
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揉了揉脖子后面。
“这个案子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必须弄清楚为什么有人想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每一个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的人都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他死：他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之一。”
那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本能。如果有时间多考虑一下的话，罗伊斯切也许不会那样做。不知是出于颜面问题，还是出于她对庭审规定的认识，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凭着一时的冲动，忽地站了起来。
“反对，法官大人。”
这一回，法官对她表示赞同。
“安托内利先生……”
我转过身来，瞪眼表示蔑视。
“卡尔文·杰弗里斯的性格不仅提供了别人杀他的动机，而且提供了本案中的受害者被杀的原因。证人——被告打算传唤的证人——的证词将证实我所说的有关已故法官杰弗里斯的一切，法官大人。”
法官噘起嘴，十指相互敲击着。
“很好，”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但请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感到那话毫无理由，于是，我又转身面对着陪审团，面带不合时宜的微笑。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那话竟然会使我如此生气。我和所有法官一样，非常尊重宾汉姆，但是，他和其他人一样，是传统观念的奴隶。我们不应该说死人的坏话。
“杰弗里斯法官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他的坏话，”我对陪审团说。
“我当着他的面说他的坏话。他曾经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在一次审判中对他讲了我的真实想法。我也许不该讲真话。我讲了真话，他把我关进监狱，我也许是活该。但是，不管我是不是活该，卡尔文·杰弗里斯对我的所作所为与他后来对我认识的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那是一个我喜欢的人，一个我认为会成为这个城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的人。他的名字叫艾略特·温斯顿，卡尔文·杰弗里斯对他的所作所为比谋杀还要恶劣。
“法律是社会的集体智慧，它要求我们按照理智的法则生活，要求我们控制冲动，以文明人的方式行事。那些身穿黑色法袍的法官，肩负着比任何人都重的责任，毫无畏惧，毫无偏袒地用法律来审判站在他们面前的人，我们几乎想不出，有哪一个法官比卡尔文·杰弗里斯的能力更强，脑子比他99lib.更聪明；我们也几乎想不出，有哪一个法官会比他更不配尊敬的法官这个称呼。卡尔文·杰弗里斯是法律界的耻辱。他对法律毫无兴趣；他对正义毫无兴趣。他只关心权力，以及如何用权力来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而他想得到的，女士们，先生们，他最想得到的，是艾略特·温斯顿的妻子，而且不单单是他的妻子。
“那时艾略特年轻、聪明，工作努力，雄心勃勃，有一个他深爱的妻子，还有两个他疼爱的孩子。他遇见了卡尔文·杰弗里斯，对自己受到关注而感到高兴。他成了法官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杰弗里斯和他谈法律，杰弗里斯想——或者说他声称想——帮助他。艾略特对他绝对信任，因此，当杰弗里斯告诉他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时——那都不是真的——他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艾略特开始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但是，他绝没有想到她是在与他自己尊敬的人通奸，而这个人没有孩子，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们设计陷害他，他们两人，他可靠的朋友和他忠实的妻子。他们不断地用假传闻和可怕的谎言来增加他的疑心，搅乱他的大脑，直到把他逼得精神错乱。艾略特被指控杀人未遂，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被送走后，他妻子与他离了婚，嫁给了法官；然后，他们两人一起宣称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因此好心的杰弗里斯法官就可以收养艾略特的孩子，称他们为自己的孩子。”
我把手放在扶栏上，朝陪审团俯过身子。
“这一切与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而正在受审的约翰·史密斯有何关系？按卡尔文·杰弗里斯的指示行事，确保艾略特·温斯顿被送到一个他无法干扰他从前的朋友和他的前妻的一切行动的地方去，干这件事的那个法官就是昆西·格里斯沃德。”
我的目光从陪审席的一头扫到另一头。
“你们认为是谁最希望卡尔文·杰弗里斯和昆西·格里斯沃德死？你们认为是谁有杀死他们两人的动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是约翰·史密斯。”我说道，转身朝律师席走去，边走边摇头。
我结束陈述时已近下午四点，宾汉姆法官决定第二天上午再传唤公诉人的第一个证人。陪审团成员从审判室鱼贯而出。当我们身后的听众拥进过道，慢慢地移步走出后面的双开门时，卡桑德拉·罗伊斯切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声音静得法官能听清楚。
“请讲，”他说，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
“法官大人，我们到你办公室去好吗？”她问道，也看了我一眼。
“我有件事想请法庭考虑。”
宾汉姆法官的办公室只有一个窄窄的房间。两扇大窗户占去了他棕色木质办公桌后面墙上的大部分空间。没有窗帘，软百叶窗一直拉到顶。淡色书架上放着州法院所有案件的全集，那是上诉法院判案的依据。在对面通往书记员办公室的门旁边的墙上是一个三层的小书架，上面放着他妻子的照片，还有他已成年的孩子们的小家庭的照片。在最底下一层看不见的角落里，有一尊已经失去光泽的网球运动员的黄铜塑像，手里的球拍高高举过头顶。那是在某次早已被人遗忘的乡村俱乐部锦标赛中获得的奖品。在他办公桌后面的角落里立着一根高尔夫轻击球杆，他不用起身就能够着。由于年代久远，而且使用频繁，缠在球杆把子上的胶带已经散了开来。
宾汉姆脱去法袍，小心地将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换上了西装。他身高不到五英尺九，但他身体健康，步履轻快，看上去比实际身高要高一些。他头发很短，梳理得紧紧贴在头皮上。他的脸和双手很干净，他的牙齿整齐雪白。他这种人即使穿着西装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时看上去仍然是衣冠整洁。他坐下来，先后将西装里面的衬衫袖子拉拉好。
他看着罗伊斯切，抬起眉头，等着她开口。然后，他突然把目光转向我。
“恭喜你，”他说，光滑的额头微微向前倾。
“我刚刚听说，”他转向罗伊斯切，“安托内利先生要结婚了。”他解释说。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法官愉快地问道。
“过几个星期吧，”我答道。
“等这个案子一结束。”
尽管我们两人几乎毫不相识，但是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满脸堆笑，立即也向我表示祝贺。然后，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她又开始极尽毁灭我之能事。
“法官大人，坦率地.99lib.说，”她说，嘴边的微笑依稀可见，“安托内利先生在他的开始陈述中提出了一些州法院没有料到的问题。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请求修改我们的证人名单。特别是，我希望获准传唤警察局的人，让他对杰弗里斯法官谋杀案的调查结果作证。”她停住话头，靠坐在椅子里。
“他们原来没有打算这样做，法官大人。这当然会延长这个案子的审理时间。但是，在出现了今天法庭上的那种情况之后，我想我们别无选择了。”
宾汉姆点点头，然后转过脸看看我。
“我准备同意她的请求——除非你想用其他理由说服我。”
“你打算传唤谁？”我问她。
她耸耸肩膀。
“案件的主要调查员之一。我还不知道是谁。”
“我没意见，法官大人，”我说，尽量显得无所谓的样子。
他看看罗伊斯切，然后又看看我。
“那好，”他说着站起身来，“看来今后的几个星期一定会很有趣。”
法庭里空空荡荡。丹尼被带回牢房去了。我收拾起散放在桌上的记事簿和文件，塞进公文包里。
我小心翼翼地拎起公文包，希望重新缝过的皮把手不会散开。在外面的过道里，霍华德·弗林正倚在墙上看着报纸。他一见到我，马上把报纸一叠，塞进上衣口袋里，与我并排朝电梯走去。
“你的表现真棒。你觉得你能证明两起谋杀案都是艾略特干的？”
“证明？当然不是！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想想，也许是他干的。证明？我根本不知道从哪儿着手。”
我们乘电梯来到一楼。我们从进入法庭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金属检测器旁走过时，突然响起一阵扭打声。一个肩膀很宽，骨瘦如柴的人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摁倒在地上，他一只胳膊在乱舞。那人是个流浪汉，头发又长又脏，胡子稀稀拉拉，身上的衣服肮脏不堪。
“让我进去，”他歇斯底里地叫喊着。那些人将他的手死死地拧在背后，好不容易给他带上手铐。
在法院外面，一辆装着塑料袋和废金属的购物手推车倒在台阶的最下面，轮子还在转着。有人说，那人想进去，被赶了出来，然后他就想从门里冲进去。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弗林和我交换了一个色。
“没什么，”他说，扭了扭嘴。
“一个疯子而已。”
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
“你今晚有聚会吗？”我们走开时，我问道。
“是的，”他答道，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
“除非你想出去喝个烂醉。”
“斯图尔特会去吗？”
“当然。”
“完了后你们要去酒吧？”
“当然。”他用眼角看看我。
“你去吗？”
“说不准。我也许会去。”
第二十四章
我回到事务所时，詹妮弗正在等我。她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凝视着窗外，我进屋时，她没有听见。我看见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就像一个孩子开始理解某个生词的意思时那样无声地翕动。在房间里那依然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我弯下腰亲吻她的额头，紧贴着她那纤细柔软的头发发际线下面的额头。她的眼睛仍然盯着原处，聚精会神地看着只有她才能看见的东西。她的嘴巴停止了翕动，她拉起我的手，贴在她脸颊上。
“海伦哪去了？”我问道，一边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面，在我的椅子上重重地坐下。我感到筋疲力尽了，双手抱在脖子后面，懒散地瘫坐下去。
詹妮弗疑惑地瞅了我一眼，然后，好像刚刚明白过来似的，飞快地点点头。
“她有件事不得不去处理。她马上就会回来的。她不在时由我接电话。”她说道，嗓音变得更活泼了。她身体前倾，双手搁在放在她大腿上的一个大包裹上。
“约瑟夫·安托内利律师事务所，”她一本正经地说。她活泼而顽皮地抬起头来。
“快要结婚的约瑟夫·安托内利的律师事务所，”她俏皮地笑着说。
“那是说给打电话来声音听上去很年轻的女性听的。”
她正要再说些别的什么让她感到好笑事时，她的手迅速按向她的太阳穴，眼睛一下子闭上了·一阵剧烈的颤动摇晃着她的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便抬起手，挤出一丝无力的微笑，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
“我没事，”她坚持着说，“只是一阵头疼。我偶尔会头疼，”她解释道。
“现在好了。”她咬着嘴唇，眼睛睁得大了些，对刚才让我担心表示歉意。
“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她激动地大声说，仿佛她刚刚才想起来似的。她从一直放在她大腿上的大包裹中取出一只礼品包装盒，把它递给我。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她说，一边看着我费力地解着丝带。她的嗓音平静低沉，然而，嗓音下面颤动的却是一种迫不及待感到后悔。
我们在城里早早用了晚餐。回到家后，她蜷坐在那儿捧着一本书，我却试图勾勒出我打算通过本州证人讲述的故事情节。起诉的案子完全是看当时情形而定的，如果不对它质疑的话，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人将包括第一个发现尸首的女人、她带到现场的两名治安警卫，以及第一个到场的负责初始调查的警官。他们都将描述他们的所见所为。验尸官将作证，说他验了尸，确定死因是由一处或几处锐器伤害所致。另一个警官将会告诉陪审团，说找到被告时，他依然保留着上面看得见血迹的刀子。一位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专家将首先被传来解释检验出刀上的血迹与受害者的血型相吻合的过程，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表格和图片进行计算，以说明那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你记得T·E·劳伦斯吗？”我问詹妮弗。她身体舒展地躺在书房另一头的沙发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平装本小说。
“《七根智慧之柱》。”
她把书放在肚子上，转过头来。
“我记得T·S·埃略特。《大教堂谋杀案》。”
“不，我说的是T·E·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看过那部电影。怎么？你在考虑逃到沙漠里去？”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做一件事做了很长时间，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做，然后，你突然间终于明白了。反诘问的规则有两条：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别提问；除非你已经知道答案，否则永远不要提问。我几乎从来不遵守第一个规则，而且我也经常违反第二个规则。多年前，我看过《七根智慧之柱》——一本很好看的书，文笔优美，领悟到了我直到现在还忘不了的东西：获胜的方法是将对方最大的优势转化为最大的弱势。土耳其军队最大的优势是用来控制阿拉伯部落的那一连串城堡。劳伦斯迂回出击，炸毁了铁路线以及尽可能多的列车。然后，当土耳其人集中精力保持他们的供给线畅通的时候，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非正规军放下他们不管，使他们成为自己城堡里的囚徒，再发兵包围他们。反之也一样：让对方集中精力扩大他们的优势，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用他们想不到的方法去攻击他们。”
詹妮弗双腿掠过沙发边缘，坐了起来。她两肘支在膝头，用一只手掌托着下巴。
“你做所有案子都这么辛苦吗？你每天晚上都干到半夜过后，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就起床了。”
我合上了厚厚的案卷，把它推到一边。
“我对这个案子有些担心。我知道那孩子没有杀人。我输不起这场官司，况且我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我没有留住那个流浪汉，把他安置在某个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便可以在审案时把他推出来，他可以作证他看见有人把刀子给了丹尼。我今天也许又犯了一个错误。陪审团希望我能证实我所说的情况，就是说同一个人应该为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的死承担责任。”
“你觉得你无法证实？”
“这主要取决于我能和艾略特合作到什么程度。”说完后，我突然意识到，这话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
“或者不如说，取决于艾略特打算与我合作到什么程度。”
我瞥了一眼钟，想起我应该去的地方。
“我得去见弗林，”我一边站起来，一边解释道。
我站在门廊里，匆匆穿上外套，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问你劳伦斯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
詹妮弗倚在书房的门上，小说在她手里荡悠着。
“T·S·埃略特的书。《大教堂谋杀案》？”
“对。你也看过这本书吗？”
“很久以前看过，”我说，朝门口走去时吻了她一下。在我关上门之前，我把头伸进屋里。
“我保证不会回来晚，”我含着嘲弄的微笑说，表示我向婚后的生活和婚后所有世俗礼仪乖乖地投降了。
“我会等你，”她以她特有的微笑说道。
外面雨下得很大，当我驱车进城时，几乎看不见路。雨水奔流着淌下街道旁的排水沟，一开到路上的低洼处，雨水就溅到汽车的发动机罩盖上。五彩缤纷的城市灯光模模糊糊地划过挡风玻璃。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停车时，看见人行道上的两三个行人成了模糊不清的黑影子，匆匆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刮雨器在挡风玻璃上不断发出的低沉声音是我听见的惟一声响，那声音和着一阵接一阵从不堪重负的天空瓢泼而下的孤独荒凉的雨声，仿佛雨才刚开头，它要永远下下去，一直下到除了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为止。到处是茫茫无边的水。
我在酒吧前的街道上泊好汽车，弯腰撑着雨伞冲进风里，艰难地往前走，另一只手抓着外套的衣领贴紧喉部，每次只能走几步。在酒吧前面的霓虹灯招牌下，我收起雨伞，抖了抖上面的雨水，设法用衣袖背面把脸擦干。一个酒鬼背靠着墙，蜷缩在人行道上，一顶棒球帽低低地扣在脑门上，前后来回摇晃，他显然一点也不知道天在下雨，或者甚至不知道现在是晚上而不是大白天。
酒吧里，一个双手满是皱纹、目光孤独的老头远远地坐在酒吧的另一头。一个头发漆黑，指甲深红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面对酒吧中间的角落上的一个皮凳子上，高跟鞋钩在凳子最下面的横档上。当我穿过昏黄暗淡的灯光朝后面的火车座走去的时候，她朝吧台后面的镜子里看了一眼。台球放在台球桌上的木三角里，任何人想打随时都可以开始。疲惫而厌倦的酒吧侍者从他正在用毛巾擦拭的玻璃杯上抬起眼睛来。
“来瓶啤酒，”当我在弗林旁边的火车座上坐下时，扭头说道。
弗林和斯图尔特懒散地趴伏着，呷着咖啡。当他们用厌世的目光彼此相看的时候，他们咧开嘴讥讽地笑了起来。
“上酒吧买醉的人来了，”弗林对斯图尔特说。
然后他看着我问道：“你认为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脸还是湿漉漉的，我的衬衫领子湿透了。雨水流进了我的脖子里。
“我来得太晚了，没看到你们把人摔到墙上去。”
他摇了摇头，耸耸肩膀。
“时间还早呢。”
酒吧侍者拿来一瓶啤酒和一只脏兮兮的小玻璃杯。我就着瓶子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瓶，看着斯图尔特。
“我需要帮忙。我需要你作证。”见他没有反应，我提醒他以前曾许诺过帮忙。
“你说过如果我接这个案子的话，你会帮忙的。”
他想起来了，他并不打算食言。
“但是，我能作什么证呢？我又没有参与调查。他们审问他时我在场，那是因为，我以前告诉过你，我认为两起谋杀案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那就是我今天告诉陪审团的话：两起谋杀案之间有一种联系，对杰弗里斯的死负有责任的同一个人也对格里斯沃德的死负有责任。”
“霍华德刚才跟我讲了。你怎样去证明它呢？”他问。
“我用不着去证明，我只需要表明有这种可能性，”我不耐烦地表明了我的观点。
“我告诉他们，警方不知道是谁杀了杰弗里斯，地区检察官也不知道。现在，罗伊斯切必须传唤一个证人，告诉陪审团说警察抓到了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而且凶手也招认了。她将传唤一个主要调查员。那一定非你莫属。我并不需要你为被告作证，我想请你为原告作证。”
他所接受过的训练，他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所了解的一切都教会了他千万不要相信辩护律师的话。
他猛然抬起头，眼睛里流露出一线戒备的神情。
“听着，”他提出警告，“如果你认为我会去——”
“作伪证？我不是要你去作伪证，”我坚持说，一边弓身向前，抓住他的胳膊。
“我要你说出真相。你知道：真相，整个真相，除了真相还是真相。”
“好吧，”他情绪平静了下来，“但是，是我还是负责调查的其他人去作证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松开他的胳膊，身子贴着火车座的木靠背往下滑。
“有着天大的区别，”我从褐色的啤酒瓶子里又喝了一口酒，然后说道，“问题是：你能够安排一下，让公诉人传唤的人就是你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脑袋两边来回晃动。
“可以，”他终于说道。
“我们有三个人。我来搞定，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只是你得明白：我将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将尽量真实地回答他们的每一个问题。”
“并且我希望你完全按照相同的态度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接着把酒瓶子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商标，然后放了下来。
“我很想呆在这里，喝喝美酒，追追漂亮女人，”我冲着吧台前嘴上的口红抹得一塌糊涂的女人点点头。
“但是我得回家了。”
当我滑出火车座的时候，弗林瞥了斯图尔特一眼。
“我以为那种事决不会发生，安托内利要结婚了。”
我对他的了解几乎和对卡桑德拉·罗伊斯切的了解一样多，但是，就像她一样，他似乎为我的婚事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太棒了，”他说着便站起来和我握手。
“祝贺你。”
我留下他们在那个地方，继续喝咖啡和长谈。他们的谈话主要是一种亲密伙伴的默默无语的交流，他们每天晚上都用这样的长谈互相鼓励着再度过一天，一杯酒也不喝。
回来时，抽打着我脸庞的狂风停了，雨依然下得很大，瓢泼而下，以沉闷的、没完没了的咆哮包围着感官的判断力。人行道上的那个酒鬼已经侧身卧在那儿，一个空空的一品脱装威士忌酒瓶露出他的上衣口袋。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来，提着他的衣领把他拽进霓虹灯招牌下面的门廊里。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然后他的头垂到胸口，雨水滴下他的帽子，流到他脸上，他开始打起呼噜来。
我驱车行驶在没有人迹的街道上，穿过莫里森街大桥，心中不禁疑惑道，今夜是谁住在桥下，他们离开后又去了什么地方，从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想寻找着某种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但是，往往找到的却是更加糟糕的东西。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开始袭上心头。我拿起车用电话，往家里打电话，但是，当铃响了第三声詹妮弗还不接电话时，我便挂断了电话，肯定她已经睡着了。
我出了城，沿着树木成行的河岸驱车前进，寥寥可数的几处灯光透过黑暗眨着眼睛。大雨开始停了，代之以深灰一片的毛毛细雨。一辆汽车的头灯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当那辆汽车疾驶而过时，一道水浪冲到挡风玻璃上。然后，当我把大河抛在了后面，沿着蜿蜒穿过小山和钻过树林的狭窄小路继续前行时，万物都笼罩在一个没有星星的静谧夜晚的黑暗中。
我转过街角，急切地想回到家。开始，我以为自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幻觉：在山顶上，在装着大门的车道的尽头处，房子看上去像着了火似的。楼上，楼下，每一个房间里的每一盏灯一定都打开了。然后，当我试图使自己相信看见了什么时，我听见了声音。就像是一个爵士钢琴手演奏的重击猛叩的音乐声，他的手指飞舞着在重重地敲击着琴键，音乐飞滚过在起伏的青草坪上舞动的影子。当我走到门口时，音乐声震耳欲聋，我进了房间后，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耳朵。
詹妮弗赤着脚，身上仅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袍，正在客厅的地毯上推着吸尘器，她的头随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晃动。我冲到CD唱机前，把它关掉。吸尘器的噪音充满了房间，起初，詹尼弗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同。然后，她直起身子，四处张望。当她看见我正站在那里看着她时，她脸上笑得乐开了花似的。她关掉了吸尘器。
“我想你不在家时我可以干点家务活，”她解释说，手里握着黑色的电线，好像她还想继续于下去似的。
“我打扫了卫生间；我打扫了厨房；在这里吸尘后……”她说着，目光越过我朝餐厅看去。
“现在做这些事太晚了点，是不是？”我尽量温和地问道。我从她手中拿过电线，把它挂在手柄上。
“我们干吗不睡觉去？”
她眼睛里闪烁着某种按捺不住的激动，仿佛有什么事情要急不可待告诉我似的。她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脸颊上，然后搂住我的脖子，踮起脚来。
“我太开心了，”她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
“我真高兴我们又相互找到了对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开心过。”她放开我的脖子，拉起我的手。
“咱们睡觉去。”
“抱我，”我们走到楼梯顶上时，她说。
“和我做爱，”我们来到卧室门口时，她说。
我们一起摔倒在床上，拉扯起对方的衣服，在爱情的白热化行为里我们完全没有了是两个人的感觉。最后，当我脱得一丝不挂时，我扑倒在她那温暖光滑的怀抱里，相对凝视着漂浮进一个既非始也非终的无言梦境里的黑暗。
我猛然一惊，醒了过来，以为我睡过时间了，但是天还是黑黢黢的。我把被子往肩头拉一拉，翻了个身，伸出手臂想搂住詹妮弗。她离我太远了，我挪近了一点，又伸出胳膊。我的手摸过她的枕头，然后落到床单上。她不在床上。
我在楼下的书房里找到了她。她盘腿而坐，还是蜷曲在沙发的那一头，看着她先前一直在看的同一本小说。她一听见我的声音，便站起身来。
“几点钟了？”我问，边揉着眼睛。
她非常清醒。
“三点过一点儿。对不起。我把你给吵醒了？我尽量轻轻的。”
我裹紧了厚绒布睡袍，瞥了一眼壁炉架上的钟，看看是否真的是半夜。
“我睡不着，”她说着用双手拉起我的一只手。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很滑稽。
“你睡不着？在我们那个以后？我睡得像个死人。当我醒来发现天还完全黑着，我起初还以为我一定是睡了一整天了呢。”
我们在沙发上偎依着坐下。一只里面有个湿茶袋的空杯子摆在咖啡桌上的茶碟上。
“你一点都没有睡着？”
她坐在沙发边上，身穿蓝色的丝绸睡衣，双手放在大腿上。她的眼睛扫过房间，东看看，西看看。她的嘴角神经质地抽搐着，她开始搓着两只手，依次抚摩着每一个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抚摩着。
“这种情况持续有多久了？”我问，突然警觉起来。
“你一点也睡不着，是吗？”
她咬着嘴唇，抓过我的手。
“我没事的，”她一个劲地说。她看着我的眼睛，试图让我相信那是真的，但是，她话还没出口，便哭了起来。
我尽我所能安慰她。
“一切都会很好，你不会有事的，”我保证说。
她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身体紧张得发抖，断断续续地边哭边大声喘气。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紧紧抓在我脖子上的手指，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呼吸恢复了正常。
“对不起，”她坐直了身子，抹去一滴眼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
“这事你不必瞒着我，”我对她说。
“你身体不舒服，我们必须正视。你应该去看看医生。”
我帮她站起身来，搂着她的腰，我们一起走上楼去，又睡到床上。她躺在那儿，胳膊搭在我胸脯上，脸靠着我的脖子。她睡着了，我一直搂着她，听着她那安详轻缓的呼吸声。我始终未合眼，直到窗外亮起第一缕玫瑰色的光线。
天空一片湛蓝。九点不到一点，詹妮弗开车送我去法院。城市的街道上塞满了车，人行道上拥挤着步履匆匆赶去上班的男男女女。空气清新，弥漫着夏日阳光的气味，数英里外的胡德山看过去仿佛就在河对岸。
她开着车经过法院，转过街角，在公园旁边停下了车。昨夜发生在她身上的那种事，一定是疲劳过度引起的轻度精神迷乱。现在她又恢复了正常，没什么不舒服。她倚在车门上看着我，眼睛里又闪现出那调皮的自信的目光，等着我走过去和她吻别。
“你今天去看医生吗？”我钻出汽车时提醒她。
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但最后还是向我保证她会去的。我站在那里，看着她驾车离去，发现自己在怀疑她是否真的会去。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了我不太相信的话。
第二十五章
那声音依然在原本鸦雀无声的挤满了人的法庭里回响，听见喊到了自己的名字，莫里斯·宾汉姆快步走向法官席。他总是很愉快，总是很客气，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看看卡桑德拉·罗伊斯切。被告方和公诉方都没有什么要提交给法庭。简单的一个点头，他示意书记员可以请陪审团人庭。
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转脸看着丹尼，很欣赏他的仪表。他整整齐齐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打着一条领带。
“丹尼，你今天看上去很帅，”我让他相信。
他坐在那里，肩膀向前耸起，两只手夹在双腿之间。他带着羞怯的笑容看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谢谢你，”他放松下来。
在几百个陌生人的注视下，陪审团人庭，面容严肃，举止庄重。十二个普通人，看起来在决定某人的生死时会毫不犹豫。他们有些人站立等着，让其他人挤过去到他们自己的陪审席上去。我低头看着桌子，手掌抚摩着詹妮弗送给我的公文包那光滑的皮质表面。
“非常漂亮，”我右边一个声音说道。
“看上去崭新的，”卡桑德拉·罗伊斯切说。
她凑近了一些。
“我敢打赌，我知道是谁给你买的。”
陪审团入座完毕，宾汉姆向他们打了个招呼，提醒他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中断的，以及下一个程序是什么。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昨天，我们完成了开始陈述。请允许我再次提醒你们，律师们在他们的开始陈述中说的话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你们要考虑的惟一证据，是证人们的证词所提供的证据。今天上午，将开始由公诉人传唤其第一个证人。罗伊斯切女士，此案的公诉人，将要对她传唤的每一个证人进行讯问，问证人一些具体的问题。这被称为直接讯问。当她完成对她的证人的提问后，安托内利先生，被告方律师，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这被称为反诘问。在起诉结束藏书网后，被告方将有机会传唤他自己的证人。然后，被告方将首先提问，公诉人将被允许进行反诘问。”
他停顿了一下，圆圆的小脑袋歪向一边，一副要透露什么特别重要事情的姿势。
“有的时候——你们在开始陈述期间看见过好几次——无论是对所提出的某个问题，还是对所做出的某个回答，你们都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一些我有责任决定的问题。有时候你们会听见我说反对有效；有时候你们会听见我说反对无效。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裁决意味着我已经对此案的是非曲直形成了某种看法。你们当然不应该认为，我对任何一方的律师怀有嫌恶或偏爱的感情。我不赞成这一位或那一位律师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或她的说服力不强。”
他整理着随身带来的一些文件，一边让陪审员们思考着他刚才所说的话的含意。
“罗伊斯切女士，”他抬起头来问道，“原告方可以开始了吗？”
她身穿一套蓝色印花裙服。她的头发从颈后向上盘起，堆在头顶上。
“是的，法官大人，”她说着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你可以传你的第一证人了。”
她扭头朝法庭后面的那扇门看去。
“原告方传莎伦·阿诺德出庭。”
三十出头的年纪，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双撩人的黑眼睛，第一证人曾给昆西·格里斯沃德当过四年多助手。她在停车场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倒在他自己的汽车上。
“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你怎么会正巧在停车场里？”罗伊斯切用平静坚定的声音提问。
莎伦·阿诺德跷着二郎腿，等着罗伊斯切的目光从陪审员的身上转到她身上。
“那天我没有开我的汽车。那天早晨我把汽车留在经销商那里进行维修。格里斯沃德法官让我搭他的车。”
罗伊斯切一只手放在陪审团席的扶栏上，试图掩盖破绽。
“你是到他的汽车那里与他会合？”
她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个茫然的表情。接着，当她意识到自己漏说了什么时，她又继续说下去，就好像她什么也没忘记似的。
“我们一起离开办公室，但是当我们走到通向外面的门口时，他问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拿些东西，说那天晚上他想在家工作。”
昆西·格里斯沃德并非惟一一个依赖书记员了解工作进展，确保事事都能按时完成的法官。是书记员们在管理法院，在工作了一定的年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比他们为之工作的法官们还要多。所以，格里斯沃德让她回去取他想要的司法案卷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自己去的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罗伊斯切依然站在陪审席旁，在面对证人席的那一头。每一次她提问时，陪审团成员都转脸看着她，然后，当她提问完毕，那些脸又转回去，看着莎伦·阿诺德回答问题。
“于是你回办公室去拿他要的司法案卷。从你在门道里离开他到你发现他大约有多长时间？”
她习惯于当机立断。
“只有几分钟，”她立即答道。
罗伊斯切从陪审席旁走开，站在了证人的正前方，但依然保持着那么远的距离。
“请你，”她提醒道，“不用着急。说得尽量精确些。你说‘几分钟’，你指的是多少分钟？”
在她为昆西·格里斯沃德工作期间，莎伦·阿诺德的出庭次数和法官一样多，总是坐在他下方证人席旁边，面对法官席的地方。她是一个在管理效率方面堪称模范的人。她不习惯于向别人解释自己，她也不太会掩饰她的恼意。
“呃，我不知道——五分钟，十分钟——差不多那么久吧。”
罗伊斯切走近两步，仰起头来，扫了证人一眼，那一眼像射出弓的箭。这里不是格里斯沃德的法院，她是一起谋杀案的证人，而不是一个被宠坏的法官助手，可以随时由着性子让律师感到难过。
“请仔细考虑你的回答，”她说着又朝她走近了一步。
“你是说接近五分钟还是接近十分钟？”
阿诺德又跷起她的二郎腿，开始不安地玩弄起她的手来。她朝里吸着她的腮帮子，作沉思状。
“我得走过整条走廊去乘电梯。我记得走到电梯那儿花了很长时间。当然，那时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上了，我必须开锁。文件夹在法官写字台的案卷抽屉里。然后，我锁上门……我想一定是差不多有十分钟，我才走到停车场，发现他躺在那里，浑身是血……”
现在，罗伊斯切控制住了局面，她又回到陪审团旁边她喜欢的那个位置，让她的证人按照她希望的那样讲述事情的经过：她发现昆西·格里斯沃德倒在血泊里，她一看见他就知道他已经死了。她扔下她被派回去取来的案卷，一九九藏书 路尖叫着跑进法院。两个身穿制服的治安官随她回到停车场，来到她首先发现的尸体跟前。
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是她没有看见的，而不是她看见的情况。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一轮到我讯问证人时，一我便问道。我对莎伦·阿诺德微笑着，然后走到丹尼身后，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
“没有，我想我没有见过他。”
我的手滑下他的肩膀，我慢慢走到辩护律师桌的前面。我抓住身后的桌子边缘，倚在桌子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
“当你首先发现昆西·格里斯沃德的时候，你没有在停车场里见过他？”我很随意地问道。
“没有。”
“当你和两个治安官回到那里的时候，你没有在停车场里的任何地方见过他？”
“没有。”
“当你和格里斯沃德法官第一次离开的时候，你没有在法院的什么地方见过他躲躲藏藏的？”
“没有。”
我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低头凝视着鞋子。
“在今天之前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吗？”我问道，抬起眉毛瞥了她一眼。
“没有，我想我没有见过他。”
我的头抬高了一点。
“你能想得起来，有谁巴望格里斯沃德法官死吗？”
这话很自然地就说了出来，这是我们决不说死者坏话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达。那个原则盲目地断定，尽管有人杀死了他们，但谁也不可能会希望那种事情发生。
“想不起来，当然想不起来。”
我扬了扬眉毛，然后低下头，走了几步来到陪审席旁边。
“你知道，”我突然向她转过身去，“有很多人——包括昆西·格里斯沃德——都巴望卡尔文·杰弗里斯死掉，对不对？”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大声说道，边说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还没等宾汉姆张嘴，我便举起一只手来。
“我用不同的措辞把问题重新说一遍。你和格里斯沃德法官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对不对？”我让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盯住不放。
“是的，长达四年。”
“在那段时间内——一起密切工作——你逐渐了解了他的很多事情，是吗？”
她没有犹豫。
“是的。”
“你了解很多他对于其他人的看法，包括对其他法官的看法，是吗？”
罗伊斯切仍然站着那儿，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宾汉姆两只胳膊放在法官席上，垂目看着证人。
“是的。”
“他不喜欢卡尔文·杰弗里斯，对不对？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是不是？”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执意反对。
宾汉姆眼睛仍然看着证人，举起一只手。
“反对无效，本法官允许。”
“他不喜欢他，”我准备提下一个问题，但是她还没有回答完，“我认为他是有点儿怕他，实话告诉你。”
“怕他？怎么怕他？”
“是受胁迫，这样说可能更确切一些。杰弗里斯法官似乎对很多人都有那种影响。”
“所以，当卡尔文·杰弗里斯遇害时，我们是否可以说，他并不感到难过？”
“哦，我没有那样说，”她答道，迅速纠正了她担心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
“卡尔文·杰弗里斯死了，他并不感到悲痛？”
她不想回答，只想让沉默去说明问题。
这时，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已经坐下了。她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敲击着桌面，一边观察着，随时准备再次提出抗议。
“你为格里斯沃德法官工作了四年多一点，对吗？”
“对。”
“所以，在十二年以前，当他审理一桩被告是艾略特·温斯顿的刑事案时，你还没有为他工作，对吗？”
“法官大人——这个问题与本案有关吗？”罗伊斯切举起双手问道。
“这个问题与本案被告的观点有关，法官大人。”我说，好像那就是答案似的。
“那超出了相关问题的范围，法官大人，”罗伊斯切接着说，“它超出了直接讯问的范围。”
宾汉姆看了看我。
“法官大人，公诉人确立了证人和受害人之间的雇佣关系。我只是在探究这种关系的范围。”我说。
“那么请你尽快完成，然后继续进行其他问题。”
“在你为他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问她，“你是否曾经听他提到过艾略特·温斯顿这个名字？”
她想了一会儿。
“没有，我不记得他提起过。”
“你肯定吗？”
“他是曾和杰弗里斯法官的妻子结过婚的那个人吗？”
“对，正是。”
一丝会意的微笑爬过她的嘴唇。
“有一次他确实说起过什么，但不是关于他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直接与他有关。他在为什么事情生杰弗里斯法官的气。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他说他怀疑杰弗里斯的妻子会不会嫁给他，要是她知道他会像她的第一个丈夫一样发疯的话。我想就是那个时候他提到了那个名字——艾略特·温斯顿。”
“那么说，他认为艾略特·温斯顿发疯了？”
她耸耸肩膀。
“我不知道。我想那只是一种修辞而已。”
我没有问题再问了，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也没有什么她想再直接讯问的问题了。莎伦·阿诺德告退，公诉人传唤下一个证人，就是随莎伦·阿诺德回到格里斯沃德尸体最初被发现的现场的治安官之一。他的证词简短扼要，对已经说过的没有增加什么新内容。虽然肯定他已经死了，但是因为害怕接触尸体，阿诺德让治安官去查验脉搏。第一个治安官作证以后是第二个治安官，除了问他们两人是否看见被告在现场以外，我犯不着去一一反诘问他们。罗伊斯切以传唤拍摄尸体照片的警方摄影师结束了第一天的证词陈述。尽管我反对，那令人发悚的暴死者的照片还是被作为证据，让陪审团成员一一传看了。
昆西·格里斯沃德——他的眼睛经常充满了愤怒，他的嘴巴经常气得扭曲变形——脸上的神情流露出令人不解的无辜，仿佛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加害于他。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才把它还给书记员。岁月在他五官上留下的深刻皱纹在死亡的瞬间似乎都消隐而去了，他一生的所有失望也都随着它们消失不见了。他看上去似乎又变得年轻了。
第二天上午，罗伊斯切传唤验尸官出庭，验尸官陈述了死亡原因，接着传唤负责调查的凯文·克罗利侦探。我开始对罗伊斯切的工作方式的印象越来越深。她传唤证人的顺序是经过精确计算，非常有逻辑性的，证人的证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陈述。她会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提出同一个问题，她认为只有那样才能将细节陈述清楚。她希望的不仅仅是向陪审员们陈述细节，她想让他们知道当你发现自己认识的某人被捅死时是怎样一种感受；她想让他们知道，受害人在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那一瞬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她穿着一套深褐色的裙服和一双平底鞋，站在陪审团前面，耐心而专注地聆听着克罗利侦探报告警方逮捕疑凶的经过。
“你们发现他时他手里拿着刀吗？”
克罗利矮小壮实，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他回答得有点儿追不及待。
“是的，”她的话还没有完全问完，他便说道。
“对不起，”她说，没有流露出任何明显的恼意。
“你的回答是什么？”
这一次他等了一下。
“是的。”
“你们从被告手里拿过刀子以后，是如何处理它的？”
“我把它装进一只塑料袋里，封上袋口，贴上标签。”
罗伊斯切走到书记员前面的桌子旁，从桌上拿起一只透明的大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菜刀，黑色的木头刀柄，刀刃有六英寸长。她将它递给证人。
“是这个袋９9ｌｉｂ?子吗？”
“是的。”
“那是你提到的标签吗？”
他拿起袋子，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是的，那是我做的记号。”
“然后你是如何处理它的？”
“我将它放在警察总署的证据室里，然后送到警察局犯罪实验室。”
“为什么要把它送到犯罪实验室？”
“为了检查刀子上的指纹和取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证据。”
“关于在凶器上发现的指纹以及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化验结果，我们待会儿再陈述，”罗伊斯切边说边回到陪审席旁边。
“但是，让我问你一下，克罗利侦探，在你们弄清楚了刀柄上是谁的指纹和刀刃上是谁的血迹以后，你们又做了哪些进一步的调查？”
他看了一眼塑料袋和里面的刀子。
“我们结束了调查，”他说，抬起头来。
罗伊斯切意味深长地扫视了陪审团一眼，然后转身向着证人说道，“谢谢你，克罗利侦探。没有问题了。”
“当你们开始调查时，”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反诘问，“昆西·格里斯沃德谋杀案和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之间的相似之处没有使你们感到震惊？”
“我没有参与杰弗里斯案的调查。”
我严厉地盯着他。
“那不是我问的问题，侦探。而且，顺便问一下，”我补充了一句，几乎像个插入语，“如果你没有参与杰弗里斯案调查的话，那你就是本州惟一没有参与那个案件调查的警官。让我重复一遍：当你们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两起谋杀案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没有使你们感到震惊？”
“是有一些相似之处，”他承认道。他坐在那儿，身子前倾，两腿分开，双手放在膝盖上。当我开始在辩护律师桌前面来回踱步时，他的眼睛跟着我移动。
“他们两人都是巡回法庭的法官，对不对？”
“对。”
“他们两人都是在他们停车的停车场里，他们的汽车旁边遇害的？”
“是的。”
“他们两人都是被捅死的？”
“是的。”
“那么，请告诉我，克罗利侦探，作为本案的主要调查员，警方对两起谋杀案之间存在的可能有某些联系的疑点进行了哪些调查？让我说得更加具体一点，”我停止踱步，抬起头来，“警方做了哪些努力来确定，是否有人——也许是被他们两人判刑入狱的某个人——有希望他们两人都死的动机？”
“杰弗里斯案已经结案。没有联系。不可能有联系。”
“换句话说，”我不耐烦地问道，“你们没有对那种可能性进行调查，是否因为你们认为那种可能性不存在？”
“反对，”罗伊斯切不等他回答就插话说。
“那是断言，不是提问。”
宾汉姆考虑了一下。
“也许你可以改述一下这个问题，安托内利先生。”
“你刚才说你没有参与杰弗里斯案的调查，对不对？”
“是的。”
“因此你对那个案子的了解——你对案件真相的了解——充其量是第二手情况，对不对？”
“我想是的，”他用愠怒的目光看着我。
我转身，面对着陪审团，证人在我的右边。
“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吗？在两个案子中，都有人告诉警方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那个所谓的犯罪人。克罗利侦探，这是否属实？”
“我们得到了外线的情报——是的。”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陪审团，嘴上掠过一丝微笑。
“‘外线’？你是指匿名电话，对吗，克罗利侦探？”
“是的，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个匿名电话，”我一边说，一边转身面对着他。
“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两次都试图掩饰他的声音，是吗？”
他试图把问题踢还给我。
“打电话的人不想被人知道他是谁。”
我对此不予理会。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两次——在你认为没有任何联系的两起谋杀案里——警方都被告知他们可以在同一地点找到凶手，在莫里森街大桥底下的一个流浪汉露宿地。”
他急忙做出回答。
“你忘了：第一个案子里的凶手已经招供，然后自杀了。他不可能与第二个案子有任何关系，对吗？”
我带着厌烦的表情，摇了摇头，随意挥了挥手，放过了这个问题。
“算了，法官大人。这个回答等于没说。此外，”我朝罗伊斯切瞥了一眼说道，“那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是些道听途说的消息。”
宾汉姆授意陪审团，让他们装作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些话似的，而这些话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没有更多的问题要问了，便坐了下来，等着罗伊斯切传唤公诉方的下一个证人。
灰白的胡须低垂，灰白的头发凌乱，鲁道夫·布兰斯利看上去更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数学教授而不像一位警探。罗伊斯切首先证明他是一位指纹专家，然后问他在从被告手里缴来的刀子上发现了谁的指纹。
“在凶器上发现的惟一指纹，”他答道，“与被告约翰·史密斯的指纹匹配。”
布兰斯利患了感冒，他发出来的声音含混低沉。
当罗伊斯切坐下时，他从他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擤了擤鼻涕。他把手帕放回口袋里，用他的手背揉了揉他那双红红的、直流泪的眼睛。
“你想喝点水吗？”我问。我们以前一起出过庭，他总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他也以相同的方式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
“夏天感冒最难过，”他喝水时，我说道。
他喝完了水，便坐回证人席上等候。
“你发现的指纹是被告的，他名叫约翰·史密斯，对吗？”
“对。”
“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档案里有约翰·史密斯的指纹吗，还是警方将他拘留以后把他的指纹提供给你的？”
他看出了我的提问思路。
“你的意思是，我们从刀上提取了指纹，然后按照指纹去寻找指纹的主人，还是我们用它们与我们所掌握的被告的指纹进行比较？我们拿它们与提供给我们的一组指纹做比较——提供给我们的是被告的指纹。”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在调查中，你们没有用从某件凶器上取下的指纹，从成千上万留有指纹档案的人中间去查找谁有可能握过这把刀，藏书网并且用它作为杀人凶器。”
“正确，”他伸手去掏手帕。
他擤鼻涕的当儿，我等着，当他擤完了鼻涕，我问他是否要再喝点水。
“不要了，谢谢。”
“如果没有人把他的一组指纹交给你，”我指着被告，“你能够鉴别出他就是刀上留有指纹的那个人吗？”
他手捂着嘴咳嗽起来。
“不能，”他终于说道。
“档案里没有他的指纹。”
“布兰斯利侦探，是不是每个因犯罪而被捕的人——甚至是犯了轻罪的人——都要取指纹？”
“是的，要取指纹的。”
“那些指纹被保存在档案里？”
“是的。”
“那么，你是说，本案的被告以前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因犯罪而被逮捕过，没有任何罪行，对吗？”
他抬起胳膊，摊开他的手掌。
“我所能说的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话：他的指纹没有存档。”
我回到辩护律师桌前，站在我的椅子旁边。
“法官大人，可以请求向证人出示本州第106号物证吗？”
书记员把装有刀子的透明塑料袋递给侦探。
“我不要求你把它取出来进行化验，而只是请你看一下，刀刃看上去是否被磨锋利了？换句话说，刀上有没有刃？”
“没有，刀上无刃。”
“事实上，你难道不觉得刀子看上去相当钝吗？”
他点点头，等待着。
“当然，即使是钝刀也能用来杀死人，对吗？”
他再次点点头，我不得不提醒他要大声回答问题。
“是的。”
“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看看刀柄。在你看来，它是不是已经磨损、褪色，是一把用得很多的刀？它在我眼里是那个样子。”
“是的，我会这样说。”
“换句话说，从你所看到的一切，你会说，这是一把相当破旧的刀——肯定不是一把新刀，对吗？”
“我赞成这种说法，”他说着用手帕擤了一下鼻涕。
“也许，自从被售出那天起，很多人都用过这把刀子，你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会这样想象。”
“然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说你在刀子上发现的惟一的指纹是被告的。那么多人——几十个，也许上百个——都用过这把刀，而你仅发现了一个人的指纹。布兰斯利侦探，对你来说，那难道不意味着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不能确定我是什么意思。我站起来，声音里带着一种紧迫感，问道，“你难道不觉得，刀子的主人，不管他是谁，在刀子落到被告手里之前，肯定把它擦干净了？”
他开始要回答问题，但是我打断了他。
“你难道不觉得，不管刀子以前的主人是谁，他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不管是谁，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那把刀——那把公诉人告诉我们被用来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刀？除非他就是杀害昆西的凶手！”
罗伊斯切站了起来，大声叫着反对。
“没有其他问题了，法官大人。”我说，一边开始坐下来。
我屁股还没有碰到椅子，又站了起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法官大人。”
罗伊斯切看看我，她的嘴仍然张着。宾汉姆看着我，他的嘴还是闭着。
“布兰斯利侦探，你发现的指纹——被告的指纹，你能否告诉我们，指纹是否在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之前就在上面了？”
他摇摇头。
“不，没办法知道。”
“换句话说，在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后的某个时间，很容易就可以把指纹弄到上面，对吗？”
“是的，没错。”
第二十六章
公诉方的第三天证词陈述由弗里德里希·左勒博士开始，他是对刀子上残留的血迹做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化验的实验室主任。他瘦高个子，颧骨突出，眼睛深陷，懒散地坐在证人席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摇晃着，一只胳膊笔直地向一旁伸出去。他陈述事实的速度之快，简直令人惊讶，而且他非常自信，使人几乎不可能认为他会出错。从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过几分休庭吃午饭前这段时间内，左勒博士给陪审团论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性质，并绝对肯定刀上的血迹是昆西·格里斯沃德的，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以她从未对其他人有过的敬重对待他。左勒不仅仅是个专家证人，而且是位科学家，她怀着十二分的敬意提出每一个问题，似乎在说，科学是不容质疑的。有目击者作证，刀子是在被告身上发现的，上面只有他的指纹，他用那把刀杀死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只有傻子才会怀疑这些证词。
我站在挂在陪审席和证人席之间两个大黑板架上的图表和图片前面，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色彩鲜艳、标签齐整的物证，然后双手背在身后走到陪审席的远端。
“我只不过是一名律师，左勒博士，”我看着陪审员们的面孔说。
“早些时候，我们听了某人关于指纹宙的证词。我想我听懂了你刚才的话，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鉴定同样可以作为侦破的依据。对吗？”
。。左勒从一开始有气无力地坐到证人席上起，就一很少动弹。他将头歪在肩膀上，睁大眼睛看着我。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他带着随意的笑容回答我。
“区别是，指纹只是像文字表述的那样：指宽的表层皮肤上的纹路。而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如我解释的那样——可以取自身体的任何部位：皮肤，血液，毛发，体液——嘴里的唾液，譬如说。”
“不，对不起，”我说着在空中摆了摆手。
“那个我明白。我想弄清楚的是这个问题：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像指纹一样，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两个人拥有相同的指纹或相同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对吗？”
“是的，是那样，”他说，脸上浮过同样屈尊俯就的笑容。
“不过，同卵双生体例外。”
我也对他微笑着。
“告诉我，左勒博士，同卵双生体指纹相同吗？”
他眨了眨眼睛笑容消失了，当他开始坐直身体时，一直在空中晃来摆去的手抓住了椅子扶手。
“我不这样认为，”他慎重地说。
“你不这样认为？”我问，仍然在微笑着。
“你不知道？”
“不，我认为它们是不相同的，”他说，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足轻重，便没有深究。
“指纹学不是你的专长。你是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方面的专家。”
他看起来一块石头落了地。
“对，是那样。”
“那么请告诉我。你给我们异常清晰地描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工作原理。你描述的遗传密码，是由数十亿非常具体的因素构成的——可以这样说吗？”
他坐得笔直，不放过每一个字。
“是的，这种说法很好。”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浩瀚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对吗？”
“是的，那是个绝妙的类比。”
我停下来，看着陪审团。
“这是个奇迹，不是吗？”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说——”
“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存在的奇迹？”
“不，我认为你不能说——”
“但是你已经说了，不是吗？你说它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有一个程序员，设计程序者，不是吗？”
“是的，但是——”
“你见过比遗传密码更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吗？”
“没有，但是——”
“你是位科学家，左勒博士。不太复杂的系统只能够设计而成，但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却要靠机会生成。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合理吗？”
他向后靠坐着，嘴上浮着谦逊的微笑。
“或者有赖于几百万年的进化。”
“那是机会加时间，”我轻蔑地瞥了一眼说道。
“那么，左勒博士，不管遗传密码当初是怎样编写的，你都能够确定刀上的血迹是本案受害人的血迹，因为一个血样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与另一个血样中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匹配，对吗？”
“对。”他朝挂在黑板架上的一张图表做了个手势。
“我看见了。那个图表表明了，从受害人身上采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水平标记式样与从刀上血迹里采的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标记相匹配。因为这两个血样里的标记彼此匹配，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它们属于同一个人，对吗？”
“对，完全正确。”
“我们可以相信，换句话说，它们拥有相同的起源？”
我绞尽脑汁想弄懂对于他那训练有素的头脑来说是不证自明的事情，我的样子似乎使他觉得很好笑。
“是的，它们拥有相同的起源，它们属于同一个人。如我所说，它们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带着科学的确定性——如果两个物体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相同的话，它们便是相同的并且拥有相同的起源？”
“是的，当然是的，”他答道，轻松而自信。
“甚至两起凶杀案？”我天真无邪地问道，一边朝着陪审团转过身去，走回辩护律师桌。
罗伊斯切愤怒地瞥了我一眼，站了起来。她急于向每个人表明我的推断是多么荒唐，几乎是吼着喊出公诉方的下一个证人的名字。
“州法院传杰克·斯图尔特侦探出庭。”
尽管被警察局的最高级官员抛弃已久，斯图尔特仍然遵守着正规的着装标准。也许，他仍然记得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的情景：他作为一位身穿制服的巡察官，在一群女性都穿着裙服、男性都打着领带的陪审团成员面前作证；也许，一人独居并快要退休了，他只是想找着一个穿正装的机会罢了。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也身着正装，那是一套制作考究、非常合体的暗色条纹套装。簇新且昂贵，那套装改变了她的形象，也改变了她的感觉。与以往相比，她的下巴稍稍拾得高一些，肩膀也挺得直一些。当她转身离开时，步态里多了一点自信，眼睛里闪着一股生气。在斯图尔特宣誓的当儿，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胳膊上，抚摩着袖子。
罗伊斯切迅速用几个问题确定了斯图尔特的职衔和阅历以后，直截了当地问起剩下的惟一一个问题，那个她认为是全然荒谬的说法：被告不可能杀害了昆西·格里斯沃德，因为杀害他的人也是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人。她的手仍然放在袖子上，她弹敲着手指，对必须证明人人都已知道的事感到有些不耐烦。
“你曾是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谋杀案一案的首席调查员吗？”
“我是其中一员，”斯图尔特说明。
她来了个四分之一的转身，面对着陪审团，她问道：“在那个案件中逮捕人了吗？”
“是的，逮捕了。雅各布·惠特克被指控是谋杀杰弗里斯的凶手。”
“能否请你告诉陪审团，”她说，一边从她的袖子上抽出一根纱头，将之拂去，“你们逮捕的人认罪了吗？”
证人没有反应。罗伊斯切抬起眼睛。
“侦探！”
“他供认了。是的。”
这个回答听起来不像她希望的那样断然迅速，但是，当他最终做出回答时，还是清楚明了的。再问一个问题，一切便毋庸置疑了，他声音里的些许迟疑也将被彻底遗忘，那只是瞬间的记忆缺失，证人常常会碰上这种事。
她的目光落在陪审团成员的身上，嘴唇上漾着自信的微笑。
“请告诉我们，９９ｌｉｂ?斯图尔特侦探，他招认了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以后又做了什么？”
“那天晚上发现他死在他的牢房里。”
笑容在她的脸上凝固了。当她向他转过身去时，她的眼睛闪亮。
“你是说他自杀了，是吗？”
“那是官方的发现，正确。”斯图尔特面无表情地回答。
她看着他，试图搞清楚他为什么不按他应该做的那样去回答问题，而是揪住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细节不放。他是个警官，不是律师，虽然他不应该撒谎，但也不应该使真相更加难以掌握。
“那么，我来归纳一下吧。逮捕了，供认了，供认的人，被官方证实，然后自杀了。最后一个问题，斯图尔特侦探。逮捕以后，供认以后，自杀以后，调查工作怎么样了？是继续，还是结束了？”
“结束了，”他回答。
罗伊斯切看看陪审团。
“凶手被抓到了，凶手也供认了，案子结了。”她坐了下来，然后好像刚刚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向法官席上扫了一眼。
“没有别的问题了，法官大人。”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以至于我不得不抓住椅子，免得将椅子碰倒了。
“斯图尔特侦探，我们以前见过面，不是吗？”我问道，当我磕磕绊绊离开椅子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他没有迟疑。
“是的，我们见过面。”
罗伊斯切的头仰了起来，她看看他，又看看我。
“在我担任辩护律师的好几次审判中，你做过公诉方的证人，对不对？”我问，一边把椅子扶正，离开桌子走过去。
“是的，不错，”他说。
罗伊斯切的目光回到她已经做了笔记的标准拍纸簿上。
“雅各布·惠特克——被逮捕的那个人，供认的那个人，被发现死在牢房里的那个人，你们怎么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
“一个匿名电话。”
“那个匿名电话说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凶手？”
“大桥下面。”
“就是莫里森街大桥，对吗？”
“是的，就是那座桥。”
“正是在那里找到了他——在莫里森街大桥下面，一个无家可归者？”
“是的。”
“你认为打电话的人——打匿名电话的人——是怎么知道谁是凶手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
斯图尔特摇摇头。
“我不太清楚。”
“惠特克知道可能是谁告的密吗？”
随着一声听得见的叹息，罗伊斯切站了起来。
“法官大人，我看不出这些问题与本案有任何关系。”
宾汉姆看看我，等待着。
“我正在试图将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法官大人。在两个案子中，都有一个人打匿名电话告诉警方，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可能的凶手，而且两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我在试图弄清楚是谁能够掌握与这两起谋杀案有关的这个信息。”
罗伊斯切伸出两只手。
“这只是巧合罢了。侦探在证词里已经说过，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不可能与杀害昆西·格里斯沃德的凶手有任何关系。”她飞快地扫了陪审团一眼。
“死了，就是这么回事。”
“你待会儿自己对法庭说明，”宾汉姆厉声说道。
“好，安托内利先生，”他用惯常的声调继续说下去，“你是否快要结束这方面的讯问了？”
“就快了，法官大人。”我向证人转过身去。
“惠特克知道关于告密者的任何情况吗？”
斯图尔特歪着头，撅起嘴，眼睛眯成了细细长长“1”的两道缝。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不过，就是他知道的话，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当他被捕和宣判时，你认为他是个流浪汉，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告诉我，斯图尔特侦探，你是在结束了对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调查之前还是之后发现，供认杀人的那个人是州立医院的一个精神病人？”
法庭炸锅了，在庭审中，宾汉姆第一次使用小木槌让众人安静。公众从来没有听说杀害杰弗里斯的凶手是个逃跑的精神病患者。从罗伊斯切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她以前也不知道。
“惠特克被捕，供认，死亡，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当法庭上安静下来后，斯图尔特解释说。
“直到过了几天，他的指纹检测送回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谁，或者说，他是干什么的。”
我紧追着他不放，仿佛我们是老对手而不是新朋藏书网友似的。
“他供认时你也在场，你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奇怪的举止吗？他给你的印象是一个完全正常——精神完全正常的人？”
即使我表现出非常愤怒的神情，那也不起作用。斯图尔特镇静自若。
“他的有些举止看上去似乎不正常。”
“譬如？”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杀人时，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句话。他不停地说：‘我真的不能说。’起先，我还以为他是说他不知道，以为他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杀人。后来，逐渐地，我认为他知道，但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说。”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
“那么说是有人不许他说？”
斯图尔特不会被诱导说出他不能确定的事情。
“他知道他为什么杀人，但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们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应该觉得很奇怪，某人供认杀了人——告诉你是他干的——但是又拒绝告诉你为什么杀人。”
“是的，我是觉得很奇怪。”他赞成。
那就是我需要的回答：州政府自己的证人——卡尔文·杰弗里斯谋杀案的首席调查员——承认，关于凶手的供认有些事情很蹊跷，有些事情不太对劲。这为我提供了一个争辩的机会，认为有理由去怀疑对杰弗里斯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后面还有着其他人，并且有理由去相信两起谋杀案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连精明过人的罗伊斯切也没有看出这一点，她在直接讯问时用几个措辞巧妙的问题结束了讯问。
“你刚才作证说，雅各布·惠特克供认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但是不愿意告诉你他为什么要杀人？”她问道，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
斯图尔特点点头。
“是的。”
她站在桌子前面，左手的指尖撑在桌面上。
“安托内利先生问你是否同意这个用词——我相信他用的是‘蹊跷’这个词——对吗？”
“是的。”
她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自鸣得意的微笑，就像班上最聪明的女生常做的那样：当别人还不知道答案而她已经知道时，她们往往会这样表示的。
“但是，安托内利先生还问你是否知道雅各布·惠特克是个精神病患者。根据你的经验，斯图尔特侦探，一个精神病患者做出或说出我们其他人认为蹊跷的事是否不寻常？”
“是不寻常，”他同意。
她抬起下巴，确信不疑的表情代替了微笑。
“在那个案子里你是首席调查员。你只需告诉我们：对雅各布·惠特克是谋杀杰弗里斯法官的人，你有任何疑问吗？不管是什么样的疑问。”
没有片刻犹豫，斯图尔特答道：“没有，没有一点疑问。”
罗伊斯切转脸向着陪审团，她为了加强效果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
“没有一点疑问？”宾汉姆侧向长凳坐着，从他放在大腿上正在看的什么文件上抬起头来。
“需要再次反诘问吗？”
“斯图尔特侦探，”我站起来说道，“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是雅各布·惠特克杀了杰弗里斯法官？众所周知，人们有时会供认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是吗？”
“是的，不过在这个案子里，惠特克知道一些没有向公众宣布的有关这起谋杀的事情——细节。”
“斯图尔特侦探，什么细节？”
“杰弗里斯法官不仅仅是被刀子捅死的，凶手还掏出了他的内脏。”
“剖开了他的肚子？”
“是的。”
“当惠特克告诉你这事的时候，他的陈述是否清楚可信？”
“是的。”
“他没有吼叫，或者咆哮，或者做出我们会联想到疯子的其他一些‘蹊跷’的事情？”
“没有，他没有做出任何那种事情。”
“你发现惠特克是个精神病人。他为什么是个精神病人？他被关在精神病院是因为民事犯罪还是刑事犯罪？”
“惠特克被发现没有能力为他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
我走向陪审席。
“是什么罪行，斯图尔特侦探？”我问，我的头低着，双手反剪在身后。
“谋杀罪。”
我能感觉得到，当人们听到杀害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凶手以前杀过人，发出了听不见的喘气声——那种凝固法庭气氛的紧张感。我没有抬头。
“斯图尔特侦探，他杀了谁？”
“他的父亲。”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
“他的父亲？用刀子？”
“不是，他是赤手空拳把他打死的。”
“他为什么要那样？”
斯图尔特身体前倾，双肘架在证人席的椅子扶手上。他的头两边来回摆动着。
“有一段很长的虐待史。他父亲是个酒鬼，他一喝醉就殴打他的妻子——惠特克的母亲。最后，由于什么原因突然爆发了，我猜是，他真是疯了。”
“那么说他有杀人动机？”
“是的。”
“他杀害杰弗里斯的动机是什么？”
斯图尔特摇摇头，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
“那么，他认识杰弗里斯吗？”
“不认识。”
“杰弗里斯是把他送进州立医院的法官吗？”
“不是。”
“斯图尔特侦探，你无法发现惠特克和他杀死的那个人之间有任何联系，对吗？”
“是的，我们无法发现。”
“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动机，是吗？”
“是的。”
他看着我，脸上挂着探询的表情。
“那不是抢劫，是吗？”
“不是抢劫。”
“没有拿走杰弗里斯法官的任何东西，是吗？”
“是的。”
“这么说，那不是抢劫，那不是报仇；他甚至不认识他，没有任何动机，只是决定躲在那里等着他，用特别可怕的手段杀害他。但是，当然，他是个精神病人——精神不健全——那可以说明一切，不是吗？”
我修辞讲究地问道，卖弄似的扫了一眼卡桑德拉·罗伊斯切。
“斯图尔特侦探，他是哪个医院的精神病人？”
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
“俄勒冈州立医院。”
“他在那里已经十年多了，不是吗？”
“我想是的。”
“在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犯刑事罪的精神病人被关在那里，对吗？”
“是的。”
“那不是过去十二年来艾略特·温斯顿被关的同一个地方吗？”
“反对！”还没等他回答，罗伊斯切便抗议道。
“没有任何前提表明，证人会直接知道此事。”
“我撤回问题，法官大人。”我站在陪审席的一侧，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好，斯图尔特侦探，你已经作证说你对雅各布·惠特克是谋杀杰弗里斯法官的人没有一点疑问。但是，你还作证说你认为他的供认有些蹊跷。我不需要提醒你，你是宣过誓的，斯图尔特侦探，但是，我想请你仔细考虑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他告诉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问他为什么要杀人而他不能说时，你是不是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某些其他的意思，是不是认为他杀害那个他既不认识也没见过的人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是的，我认为有可能。”
“当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时，你是否认为这两起谋杀案之间有什么联系——某种可能的联系，尽管第二起谋杀案不可能是第一起谋杀案的凶手于的？”
“两起谋杀案几乎完全相同。”
“几乎？”
“是的。两个受害人都是被刀捅死的，只不过第一个受害人被掏出了内脏。”
“但是，是否除了那点之外，它们完全相同？”
“是的，但是，那个差别起初似乎证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是从来没有向公众公布的一个重要细节。由于那个原因，我推测第二个案子是某种模仿杀人。”
“起初？”
“是的。当我了解到逮捕的方式和地点时，我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表示怀疑：匿名电话，住在同一座桥下的流浪汉。很难使人相信两者之间没有某种联系。”
“你有没有采取行动去追究这个疑团？”
“当他们对嫌疑犯进行审讯时……”他停顿了一下，朝着辩护律师桌子点了点头。丹尼坐在那里，头低垂到胸前，半睡半醒的。
“我旁听了审问。”
“你没有参与调查？”
“没有。”
“我瞥了丹尼一眼，然后又看着斯图尔特。
“他供认了？”
“没有。我们没有和他谈多久。他身上很脏，必一须把他洗干净。但是，没有，他没有供认。”
我离开陪审席，走向丹尼坐着的椅子，他刚刚开始注意倾听。我站在他身后，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罗伊斯切女士刚才问你，对雅各布·惠特克是否杀害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有没有任何疑问。你旁听了警方对被告的审问。你对他有罪有任何疑问吗？”
斯图尔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知道这个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多半是出于本能而不是有意，他留出时间让公诉方抗议。
他用不着等待很久。罗伊斯切的胳膊用力地挥向空中，用力之大，似乎要把她的整个身体都一起带向空中。
“法官大人！”她大声喊道，一只手重重地击在桌子上。
“这太过分了！”
宾汉姆几乎要被她的勃然大怒逗乐了。
“罗伊斯切女士，你想提出抗议吗？”
她看着他，嘴巴张着，眨了眨眼。
“是的，法官大人，”她平静下来。
“这个问题需要再三思考。”
“公诉人问这个证人，他是否认为被指控的那个人真的杀害了杰弗里斯法官，”我答道。
“同样，我也想问问这同一个证人，他认为本案的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宾汉姆客气地表示不同意。
“我恐怕得说，我不完全赞成，安托内利先生。证人是头一个案子的首席调查员。公诉人是根据那次调查询问他的意见的。对那个问题没有提出反对。”他补充说。他想让我知道，如果那不是个恰当的反对意见的话，他也不会允许的。
“你在要求他对他没有涉及的案子发表意见。因此，反对有效。”
“我改述一下那个问题，法官大人，”我边说边将身子转过来，背朝着斯图尔特。
“关键不是他怎样改述问题，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问。”罗伊斯切立即大声说道。
“她说得对，安托内利先生。”
“我下面只对斯图尔特观察到的事情提问。”
“你不能让证人发表任何结论性的意见，”宾汉姆坚持说。
“是，法官大人。我保证不会问证人他对任何事情的判断。”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喊道。
宾汉姆举起一只手，然后靠回他的椅子上，手指开始互相敲击，严厉的表情笼罩在他的眉头。很快，他又坐起，那种常见的有礼貌的笑容又回到了他那清洁、端正的嘴巴上。
“我真是从来没料到你会说出那种话来。”
我不会在乎他的话，我甚至可以非常高兴地看着一名任性的、高傲的法官在怒吼。这种法官多以给在他们面前进行辩护的律师带来痛苦为乐。如果这位法官的看法是正确的话.99lib.，这种伤害就更令人难以忍受。尽管那是从来不起作用的雕虫小技。
“我道歉，法官大人。那是不可原谅的。”
他久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看陪审团。
“有时候，在审判过程中，说了不该说的话，说话的人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像在这样的一个案子中尤其如此。在本案中，有些非常严肃的事情正在争议之中。安托内利先生所说的一些事情，我要求你们不予理会，而且我知道他真的希望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我想让你们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斯图尔特侦探被问了他对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看法；我知道的是，如果他有什么看法也没有关系。看法证明不了什么。事实，只有事实才是重要的。斯图尔特侦探，像其他证人一样，可以为他知情的任何事情作证——也就是说，他了解的有关事实。结论将根据审判中所确立的事实，包括斯图尔特侦探提供的事实得出。但是，做出结论的不是证人们，当然也不是律师，也不是我。那个工作交给你们了，各位陪审员，只能交给你们。因此，我现在要求你们，不要理会安托内利先生说的话，你们也不要根据证人的看法做出推断，去确定被告是无罪还是有罪。你们明白吗？”
当十二个陪审员恭敬地一齐点头时，宾汉姆的眼睛转回来看着我。
“你可以继续讲了。”
如果陪审团认为我是热心肠那还好说，如果他们认为我是生性好斗，那么我的律师生涯就到头了。
虽然这是法官的法庭，但却是我的案子。
“警方审问被告时你在场，对吗？”
“对，我在场。”
“当问他问题时，他的眼睛看着别处吗？”
“没有。”
“他是否紧张不安地摆弄着他的双手？”
“没有。”
“他在回答问题之前有没有花很长时间去考虑他的回答？”
“没有。”
“根据你的经验，他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可以被看作是欺骗行为？”
“没有。”
“他否认他杀了昆西·格里斯沃德？”
“是的，他否认。”
“你相信他吗？”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喊道。
“安托内利先生，”宾汉姆开始说。
“撤回，”我挥手宣布道，离开证人，向我的椅子走去。
第二十七章
我一见到他，便笑了起来。霍华德·弗林身穿盛装，是他穿去参加婚礼、葬礼和难得被邀出席其他正式场合的那套西装。那是我见他穿过的惟一一套西装，而且就我所知，他就只有这一套西装。藏青色的上装没有一丝皱折，裤子前面的缝笔挺。配着一件上过浆的白衬衫和一双擦得雪亮的黑皮鞋，一条挺刮的灰色丝绸领带和一块相配的胸袋手帕，他看上去像他本应该成为的前途无量的成功律师。不难想象，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打扮得这么精神。
“见到你很高兴，霍华德，”詹妮弗边说边伸出手去。
弗林站在桌子前面，攥着一块白色亚麻餐巾。
“很高兴见到你，詹妮弗，”他说，用他的粗手指轻轻握了握她的手。
“很抱歉我们来晚了，”当他为她拉出椅子时，她说。
“都怪我。我准备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难得有这样的表现，错过了我会感到很可惜的。弗林不但准时，实际上他还早到了一会儿。为了使我们相信我们找到了一张好位置的桌子，他向我们做了一番解释，似乎他一贯都是那样做的，或者说，如果他与我单独吃饭的话，他也会那样做的。
一个腮帮子圆圆胖胖、说话周到体贴的谢顶中年男侍者拿来了菜单。詹妮弗点了一杯葡萄酒，弗林要了一听健怡可乐。
“你想来点什么？”侍者问道，越过他的点菜簿顶端看了我一眼。
“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詹妮弗担心地瞟了我一眼。
“没事的，”我让她放心。
“我就来一杯。”然后我意识到那不是她所担心的。
“霍华德不会介意的。”
当他告诉她说他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时候，他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只要他不喝醉就行，”他补充说，试图让她放心。
侍者端来了我们的饮品，给我们点了菜。搅动着冰块，我想起了上一次我们来这儿的情景，我们两个人，她必须早点回家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打电话请弗林把我弄出酒吧的那天夜里。我一边呷着酒，一边看着他们两人亲切地交谈着，心中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两人永远是我可以依赖的。我很高兴他们相互有好感，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我倒会感到惊讶了。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案子，或者说，这个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案子又涌回到我的脑海里。当天的审讯结束后，我立即离开了法院，为自己在对斯图尔特的反诘问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无比高兴。那是一种表现自己的虚荣心在起作用，我走得离法院越远，这种兴奋就变得越淡薄。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我使大家对一些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那就是，谋杀卡尔文·杰弗里斯的精神病人的情况有些跷蹊，两起罪行的相似之处有些非同寻常。我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我没有提供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提供任何我能够证实的答案。
“明天我要让心理学家打头阵，”我大声说了出来。
詹妮弗和弗林停止了他们的谈话，看着我。
“然后，我要把丹尼推到证人席上去。”我双手放在大腿上坐着，把椅子远远推离桌子，这样我可以跷起二郎腿。
“你认为他能应付吗？你天天见到他，和他谈话……”
詹妮弗看看弗林，然后又转脸看看我，眼睛里流露着疑问。
“每天休庭后霍华德都去监狱看他。他努力向他解释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将要发生什么。”
“我明白了，”她说，带着一种新的欣赏眼光看看弗林。
“在法庭上，一有机会我就和他说话，但是，他只是用他那双信任的眼睛看着我，笑笑，或者说是或者说不是，没有多少别的话。我想有一半的时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弗林说道。这时，侍者开始上菜了。
“我要问他的仅仅是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刀子是谁给他的，他有没有杀害格里斯沃德。他能听懂那些问题吗？”
“我们已经练过十几次了，”弗林提醒我。我急躁不安，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不起。”
詹妮弗的手滑到我的手腕上，然后往上摸着我的胳膊。
“你会赢的，”她含着鼓励的微笑说。
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实际上是个骗子。我讨厌这个工作。我讨厌这样做。我讨厌不能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只是一心想着怎样做才能赢。天哪，我竟然讨厌为那些无辜的人辩护。”
她具有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本能。
“如果那男甫孩确实有罪的话，你会对这个工作更有兴趣？”
“不，”我叹了一口气说。
“但是，那样会让事情变得容易得多。”
弗林放下叉子。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也许就出在这个案子太容易了一点？”
“没有，”我说，扬了扬眉毛。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那样想过。”
他是认真的。他把盘子推到一边，把前臂放到桌子边缘，向前弓着身子。
“如果这两起谋杀案的幕后指挥真是艾略特·温斯顿的话，他为什么不把它弄得更加复杂些？他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容易？”他把他那宽厚的、汗毛稀疏的手指攥在一起。
“为什么所做的一切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方法——不仅是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两人被杀的方式——为什么同样是打匿名电话，每次发现凶手的地点都在相同的地方？”他头往回收，仿佛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我。
“他为什么希望他们被发现？他为什么希望雅各布·惠特克能供认？他为什么希望别人知道惠特克是被关在他同一个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他倒不如签上他的名字算了。”
这时，詹妮弗停住不吃了。
“但是你遗漏了一些情况，”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弗林猛然一惊，坐直了身子，也许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动作。当她想道歉的时候，他对她笑了笑。
“对不起。”她笑了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举起一只手。
“随口就说出来了。”
“霍华德遗漏了什么？”我问。
“你，”她说，眼睛亮闪闪的。
“你是惟一一个知道——不，你是惟一一个可能已经知道有两种联系的人。是两种联系，不是吗？”她问道，看看弗林，然后又看看我。
“一种是艾略特·温斯顿和惠特克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他和两个遇害法官之藏书网间的联系。如果你不知道第二种联系的话，第一种联系便毫无意义，是不是？而且，除了你之外，有谁会有理由去寻找这种联系？”
我点了点头，看着弗林。
“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你能娶一位比你聪明一大截子的人是件好事。”
詹妮弗从桌子前站起来，一只手按在弗林的肩膀上，不让他站起来。
“我很快就回来，”她边说边拿起她的手袋。
“她说得对，你知道，”詹妮弗一离开，我便说道。
“我同意你说的话：如果艾略特真是幕后指挥的话，这两桩罪行都有他的份儿了，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希望别人知道是他指使的。”
当我听着自己说的话时，我怀疑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事。上次见到艾略特时，我不是嘲笑过他，说他没有能力去做那些决没有人会知道是他做的事吗？我现在是不是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想错了，他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那种办法会成功的，而我仍在拼命地想弄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实施这一切的。
弗林左右移动着腮帮子，然后前后摇晃着他的脑袋。他的一只胳膊放在椅子一角上面，脚脖子跷在膝头上，另一只手握着脚脖子。
“这个人一直在那里呆了十二年，他疯了还是没疯？你以为他没有从各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一想吧：过了十二年他才采取行动。也许他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惠特克这样的人，他才找到能杀害格里斯沃德的人——也许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说服他们去干那件事——十二年以后他仍然想着报仇。”
他还有些话没说出来。
“想着报仇？”我问。
“你认为他想谋害的不止是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
他没有回答，没有直接回答。
“詹妮弗说得对。你是惟一一个能够把惠特克和艾略特联系起来的人，但是，有好几个人能够把艾略特和两个法官联系在一起。”
我起码能想起其他两个人来。
“他的妻子，”我说。
“还有阿萨。”
“对。那好，如果昆西·格里斯沃德法官所做的只是主持了把他送到州立医院的听证会，他就准备杀死他的话，那么，他会对时刻提防着他的律师怎么样？——还有背叛了他的妻子？他等了十二年。你认为他会把他们忘了吗？你认为也许他只是想让他们看到头两起谋杀案之间的联系，让他们担惊受怕，不知道那种事情什么时候会落到他们身上？”
“但是，他们不会想到那种事情的，”我表示反对。
“阿萨和艾略特的妻子都不会想到。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那是一次可怕的巧合——如果他们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詹妮弗说得对，是我把这一切联系到了一起。我揭示了惠特克是个精神病患者的真相。是我指控艾略特是这两起谋杀案的幕后指挥者。”
“那也许正是艾略特希望你做的。”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疑虑——一个我自己也不是十分肯定的疑虑，弗林便摇起了头，往桌子跟前靠了靠。
“我说，我们知道两件事情，对不对？他留下了你可以跟踪的线索。”
“但他怎么知道我会跟踪呢？”我打断了他的话。
“他怎么知道我会卷进去呢？他怎么可能晓得我最终会为被指控谋杀的孩藏书网子辩护呢？”
弗林那铁锈色的眉毛扬起，他磕了磕牙齿。
“第一个凶手供认后就自杀了。第二个凶手做了什么？——把凶器交给别人，然后失踪了。”
“被扔进河里了，”我提醒他。
他对我的提醒不屑一顾。
“没有关系。问题是，他交出了凶器。请记住，”他补充说，再次扬起他的眉毛，“他首先把刀擦干净了，因此刀子上发现的只有那孩子的指纹。为什么？”
我试图让我的话听起来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示我的怀疑。
“因此，艾略特认为某个无辜的人将受到指控，而我会接这个案子？”
弗林越说越肯定他是正确的。他排除了我那半真半假的反对。
“为了杀死杰弗里斯，他等了十二年；而谋杀格里斯沃德，他才等了几个月。”
听他的口气，好像他的话解释了一切似的。我不敢肯定它说明了任何问题。
“十二年里，没有一个他愿意见的人去看望过他。十二年里，你没有设法去看过他，然后，过了那么多年，杰弗里斯被谋杀了，你也露面了。他知道你一直在思考着，思考着那一切，像所有人一样：你第一次认识他时他是什么样子，你把他雇进了事务所，你想象着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律师。我们都在想着那些问题，不是吗？——事情原本会是什么样子，结果成了什么样子。他知道你也一直在想着杰弗里斯的事情：他是个什么样的恶棍，以及他干的那些罪恶的事情。”
弗林拿起水杯慢慢地喝着水，看了看四周那些衣着考究的成双成对的人。他们在周日的夜晚静静地享用着晚餐，他们是吃惯了美味佳肴而从来不会考虑价格的那一类人。我不能想象，有多少个夜晚，艾略特·温斯顿在精神病院的囚室里呆呆地凝视着空白的墙壁，想着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正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与卡尔文·杰弗里斯共进晚餐，结果使他自己疯得更加厉害。
“这些他全知道，”弗林接着说下去，“他怎么办？他把他们——杰弗里斯和他的妻子——对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了你，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使他因嫉妒而发疯，并且让他几乎因此而杀了你。他让你知道——不是吗？——他有一万个理由憎恨他们两人。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在你探望他之后？格里斯沃德遇害了，他被杀的方式与杰弗里斯完全相同。他知道你会想到这一点；他知道你迟早会弄明白的。而且他对你也有所了解。别忘了这一点。他认为他可以信赖你，他知道你不会让一个无辜的人被定罪的。”
“信赖我？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呢？”
一丝苦笑折皱了他的嘴。
“他开枪打你，不是吗？不，”我正要表示反对，他又说，“我是说真的。他想杀死你，但你告诉他，说你不相信他真的想杀死你。另外，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杰弗里斯对他的所作所为你也负有责任。”
詹妮弗还没有回到餐桌。我转过身子，越过餐厅朝前面通往洗手间的过道望去。
“还有一些情况，”当我搜寻着詹妮弗的身影时，弗林说。
“如果说格里斯沃德谋杀案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如果那还不能使你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你应该想到，这里面总少不了阿萨·巴特拉姆。毫无疑问，一切都是相互有联系的。”
我转过身来。
“我要传阿萨作为证人。我没有告诉他原因。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提醒他一下。阿萨老了。他也许没有听说法庭上发生的事情，我怀疑他自己会把两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明天早上你能不能先给他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和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谈谈，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我说，边扭头张望，盼望随时能看见詹妮弗。
“你说有两个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我说。
“第一，他留下了我们可以跟踪的线索。第二是什么？”我问道，心中纳闷是什么事情使詹妮弗耽九九藏书搁了这么久。
弗林静静地坐着，凝视着自己的双手。
“十二年里，艾略特·温斯顿将第一次走出州立医院，”他说，慢慢地抬起眼睛。
“上法庭作证，”我补充说。
弗林抬起头。
“如果他能到法庭的话。”
“他妻子呢？”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问道。
“你觉得那是他一直向往的事情吗？——走出医院，他就能够……”
“难道他想亲手杀死她？”弗林大声说出他的疑问，一个想法引出又一个想法，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比一个更险恶的阴谋。
“我去去就来，”我解释道，心里还想着另一件事情。
“我只是想去看看詹妮弗是怎么回事。”
靠近洗手间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敲敲女洗手间的门。没有回应。我又敲了敲，这一次敲得更加执着，但仍然没有反应。
“劳驾，”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一个头发灰白银亮的女人正在恼怒地看着我，等着我给她让路。我道了声歉，但是没有从门口走开。
“我有点担心我的未婚妻，”我对她解释说。
“您能不能看看她是不是没事？”
那女人的恼怒顿消。
“当然可以，”她说。
“我马上就好，”我退到一旁时，她许诺说，接着她推开了门。
“哦，我的上帝！”我听见她大叫起来，在她身后关上的门把她的声音盖住了。当我一个箭步冲进去时，差点把她撞倒了。在她身后，詹妮弗蜷曲在白色的瓷砖地面上，双臂紧抱着身体，身体在剧烈的痉挛中颤抖。她的嘴闭得严严实实，牙齿紧咬，用的力气非常大，以至于脸上血色全无。她两眼盯着墙壁，目光死一般的生硬呆滞。我在她身边跪下，把她抱进怀里，来回摇着她，对她说她没事的。最后，当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时，她试图挣脱，想来打我，我用尽浑身力气抱住她，不让她打到我或伤着她自己。
“不要紧的，”我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她不再反抗了，不一会儿，我觉得她的身子柔软了下来。
“我能帮什么忙吗？”一个焦急的声音问道。
我把那女人给忘了。她还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吓坏了，但表现得很得体，没有离去。
“我们的餐桌上有个男人：大块头，略带红色的鬈发，身穿藏青色西装。请你去把他叫来，好吗？”
她迟疑了一下，着急地绞扭着双手。
“要不要我叫辆救护车，叫个医生来？”
这时，詹妮弗的呼吸已经平缓下来，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用最快的方法带她回家。
“不用，”我对那女人说。
“她没事。没什么严重的。你去把我的朋友叫来就行了。他的名字叫霍华德·弗林。”
“你觉得能站起来吗？”那女人离开后，我轻声说。
詹妮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她用平静、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她本能地意识到可以信赖的陌生人。在我的帮助下，她慢慢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我扶着她，弯腰捡起她的手袋。
当我打开门时，弗林来了。看见她时，他的脸色刷地变白了。
“回家还是去医院？”当我把她抱进怀里时，他问道。
我完全没了主意。我想说回家，但眼下家似乎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弗林从我眼睛里看出了答案。
“把她放到后座上，”他扶着打开的车门说道。
“你最好和她一起进去，”当他绕到驾驶座一侧时又补充道。
他小心谨慎地开着车，尽量保持行车平稳，而我则将她的头扶着枕在我的大腿上，口中喃喃有词，似乎在安慰她。有一次，就在我们快到达目的地之前，她抓住我的手，紧紧地贴在她的脸上。从我在洗手间地上发现她的那一刻起，她没有说过一个字，甚至没有张开过嘴。
医院急救室里几乎空无一人。当我冲进去大声求助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西班牙裔女人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位纤瘦敏捷的护士和一位胳膊粗壮的护理员从我怀里接过詹妮弗，把她放在轮椅上，推着她飞奔着穿过一扇扇双开式弹簧门。我在入院护士放在我面前的所有表格上签了字，根本没听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回答着护士问的每一个问题，眼睛却盯在詹妮弗消失在后面的那扇绿门上。
我们到达四十五分钟后——在这四十五分钟里，我既愤怒又恐惧，脑子里还在转着一些奇怪而不和谐的念头，惟一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是，它们都与我始终了解但又几乎一点也不了解的那个女人有关——门开了，一位脖子上挂着外科手术口罩、胳膊下夹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的年轻医生喊九九藏书我的名字。
我跟着他穿过门走下过道。空气里弥漫着消毒剂的气味，刹那间，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着我父亲查病房的那家医院。医生把我带到一间空着的检查室里，关上了门。我坐到一把发霉的椅子上，椅子放在一个不锈钢水槽和钉在墙上的人体循环系统彩色挂图之间。
“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吗？”他问。时间是晚上十点半，但是，听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凌晨三点钟似的。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工作时间太长，你已经忘记了疲劳是什么滋味。
“没有，”我回答。
“也许发生过，”我补充道。
“我不是很清楚。”
他看着那张表，然后把它放到检查台的角落上。
“我知道你已经把情况对入院护士讲过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发生的经过告诉我。”
我描述了我发现她时所看见的情况，他又问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詹妮弗是个躁狂抑郁症病人。她住过一次院——很久以前。据我所知，从那次住院以后，她没有发作过——没有严重地发作过。”
“她在服药吗？”
“是的。”
“服锂？”
“是的。”
“她按时服药吗？”
“是的，我……我想是的。”
“你确切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住院的，住了多长时间？”
“大约是七年以前，我想。我想她大约住了六个月的院，我不能肯定。”我回答，接着耷拉下脑袋。
我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没有关系，”
他说。
“我们会去调她的病历。用不了几天时间。”
我抬起头来。
“几天？”
“她必须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几天？”
“希望如此，时间不会太久，”他说。
“但是，我恐怕也说不准。我们必须做一些化验。”
我困惑不解，我生起气来。
“听我说，你是一个医生。她患了什么病？”
“我还不知道。她是癫痫发作，某种发作。”
他用的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字眼。
“发作？”
“我是急救室的内科医生，安托内利先生。我不是精神病医学方面的专家。我可以肯定的是：躁狂抑郁症是由于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
他继续向我解释，那是一种可以潜伏几年的病，没有任何症状，然后，突然间，因为人体内轻微的化学变化，一切都改变了。通常情况下，这种病只发作一次，然后，通过正确的治疗方法，等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又恢复到平衡状态后，病人就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是，有时候不止发作一次，有时候隔了很长时间以后又会发作，谁也说不清它什么时候会发作，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原因。
我听了他的话，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但是，那些话似乎来自遥远的某个地方，是对别人而不是对我说的。我满脑子想到的只有詹妮弗。
“我可以见见她吗？”还没等他完全说完，我便问道。
“可以，当然可以，”我站起身来时他说道。
“她睡着了。我们已经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不过，是的，你当然可以去看她。”
我们下了过道，来到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在把她的病床和邻近的一张空床隔开的一块白帘子后面，詹妮弗头枕着枕头躺在那里，一根静脉滴注管接到她的胳膊上。
“我们医院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精神病医生。她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医生说，一边把她的病案放到他要看的下一个病人的病案下面。
我站在金属病床旁边，低头看着詹妮弗那温和的脸庞。在房间里暗淡的光线里，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看不见了，她的皮肤光滑白皙如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我从来没有停止想念的一个美丽姑娘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在那儿伫立良久，低头凝视着她入睡的模样，在心里与她说着话，告诉她我的感受，告诉她她已经知道的事情。我真想在那儿多留一会儿，直到他们催我离开，但是弗林还在等着我，在担心着我们两人到底怎样了。
“她不会有什么事吧？”他赶上我，和我一起走出医院时问道。
“她不会有事的，”我说，两眼直盯着前方。当我擦去眼泪时，心中在想，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哭起来了。
第二十八章
我有一种在原地快速旋转的奇怪感觉，接受着一切，对所见所闻无动于衷，像一个观察着周围万物的隐身人。我第一次意识到，要是像丹尼——也许还有艾略特·温斯顿——那样，生活会是什么模样：孤独，被逐出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被切断了，没有了丝毫过正常人生活的希望。我能听见莫里斯·宾汉姆从法官席上对我说话；我能看见坐在陪审席上的十二个男人和女人，神情严肃而专注，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的反应，所有人——法官和陪审员.9９lｉｂ.和挤得满满的法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坐在我那个位子上的人，但那人仿佛又不真的是我。我等着，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等着看我会做些什么；然后，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等着看我不说话时法官会说些什么。
“安托内利先生，被告方希望传证人出庭吗？”他问道，依然彬彬有礼地面带微笑重复着他以前问过的同样的问题。
精神错乱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敏锐而强烈地知道——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你头脑中想当然的一切突然间会变得那么陌生，甚至似乎是最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无比复杂，你会对这一切感到吃惊。这么说吧，例如：吸气是为了活着；呼气是为了发出声音。你会对你自己，也许还有他人，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不停地这样做的目的。那是不是这样一种情景：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以前所未有的清醒的头脑去观察事物，然而，当你试图去解释它时——描述你所看见的事物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应该怎样说话。
“是的，法官大人，”我听见我自己说，并且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站起来了。
“被告方传克利福德·福克斯博士出庭。”
福克斯穿着一件两肩过宽的棕褐色西装，裤子在前面皮带处褶叠在一起，灰白的头发拳曲在他脖子后面的衣领上。他说话的声音很轻，选词用句颇为谨慎。他有和孩子们在一起呆过很多时间的那种人的宽容的态度。我对他进行了例行提问，问的都是一些有关他的专业训练和经历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心里想着詹妮弗，我几乎没有注意听他所说的话。
“你是否有过机会检查本案被告，名叫约翰·史密斯？”
“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机会。”
我合上案卷。
“还有……”
福克斯欠身向前，双肘放在证人座椅的木扶手 “还有？”
“是的。你发现了什么？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关于约翰·史密斯的情况？”我往辩护律师桌后退了退，以便跷起二郎腿。我双手放在大腿上，开始敲打起手指。
“你想让我从哪个地方说起99lib.呢？”
我在看着自己的脚来回摆动，我竞没有听见他的问题。
“安托内利先生？”
“是，法官大人，什么事？”我答道，抬起头来看着宾汉姆法官。他似乎在担心什么事情。
“证人问你，说你想让他从哪里开始。你没事吧，安托内利先生？”
“当然没事，法官大人，”我说，当我转向福克斯时，我的腿滑下了膝盖。
“就从头开始吧，博士，”我说。我跷起另一条腿，开始来回摇晃那只脚。
福克斯刚要开始说什么。
“法官大人，”我打断了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们可以休庭一会儿吗？”还没有等他回答，我就转身疾步走出了法庭。
我走在走廊上，脚步越来越快，不停地用拳头捶着墙壁，嘴里不出声地诅咒着，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一部电话。正当我转过大厅尽头的拐角时，我感到一只手扳住了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插进我胳膊下面，把我推进了男洗手间。是霍华德·弗林，他简直控制不了自己。
“你在干什么？”他扳过我的身子，大声吼道。他两眼突出，面孔涨得通红。
“别这样！我知道你在受折磨，该死！但你不能这样！”他的胸脯随着每一次短促、困难的呼吸起伏着。
“你想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一个后半辈子后悔不迭的酒鬼？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他嘲笑着说道。
“你这样做对詹妮弗没有任何好处！你这样做对里面的那个孩子没有任何好处！你这样做对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他冲着我的脸叫喊着。
我不想听见那些话。我转过身去，俯身向着洗面盆，把水撩到脸上。
“我必须找一部电话，”我说，一边用一张纸巾擦干脸。
“我必须往医院打个电话。”
“听着，他妈的，”他说，拼命克制着自己。
“你正在审理一起谋杀案。你的证人在证人席上。在法庭上你不能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就好像你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似的。”
我转过身来。
“我必须得往医院打个电话，”我重复了一遍，眼睛瞪着他。
“昨天夜晚我不应该离开那里。现在我应该在那里，而不是这里。”
“那孩子怎么办？他会怎么样？”
“我不在乎他会怎么样！你不明白吗？我不在乎！我只在乎她会怎么样。我现在应该在那里。”
“让医生们去做他们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他坚持说。
“你坐在医院里帮不了她任何忙。”
“我必须在那里！”
“不，用不着你在那里撑门面。”
“不，用得着。要是换了你的话，你也会一直在那儿陪着你的妻子，”我尖叫着，奚落他，“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怎样去当好一名律师上！”
刚才还在我内心沸腾，使我除了自己的感受什么都看不见的愤怒、挫折和难以名状的恐惧刹那问全都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可怕、多么难以形容的事情。我伸手去拉他的胳膊，但是他退开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摇了摇头，后悔自己那么轻易地就想到了令他最痛心的事情，并把它变成了我迫不及待地想使用的武器。
“我真的很抱歉，”我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脸色恢复了正常。他吸了两三口气，清了清喉咙。
“你最好整整你的领带，”他说，他的声音平静且克制。
“我不该那样揪住你。”
他低下头，咬着嘴唇。他抬起头来探索着我的目光。
“没有比负疚活着更糟糕的事情了，你本来可以救一个人，而你却没有救。别让那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我转过身去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
“咱们法庭上见。”
门在他身后摆动着关上了，我双手抓住洗面盆的边沿，耷拉着脑袋，试图让自己相信那样做是有理由的。我打开水龙头，朝脸上又浇了一些水，从金属盒里又拉出一张纸巾。弗林不理睬我的道歉，他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遗憾。那是他的长处所在，也是我的短处所在。
回到法庭后，我站在辩护律师的桌角旁，一直等到宾汉姆法官恢复开庭。还没等他的话音在大厅里消失，我便开始提出第一个问题。
“告诉我们，福克斯博士：被告是不是大脑迟钝，或者有任何其他精神上的不健全？”
“不，丹尼——那是他的名字，是他的母亲或者是别的什么人起的我不知道——并不迟钝。他具有正常范围之内的智力，但是，准确地说是在哪个范围之内，我不能确定。”
“你为什么不能确定？”
“因为他不识字，因为他的词汇量非常有限，因为他对数字几乎一窍不通。我无法对他做我测试孩子时通常做的所有测试。”
“但是，丹尼不是孩子，对吗？”我朝丹尼坐的地方看过去，他正在对着福克斯博士咧嘴傻笑呢，一碰到他的目光就朝他挥手。
“他是个完全长大了的成人。”
“从生理上说，他是成人；从精神上说，他还是个孩子，是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是个非常天真的孩子，我也许得补充这一点。”
卡桑德拉·罗伊斯切从她的椅子上站起来准备表示反对，想想还是不予理会为好，又坐了下去。
“福克斯博士，你能解释一下最后那句话吗？一个非常天真的孩子，是什么意思？”
克利福德·福克斯身上有与生俱来的善良，他那双忧郁的眼睛里不停地闪烁着某种东西。无论他多少次对孩子们在变为成人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但他总是能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有希望的东西。他对我微笑着。
“你小时候看过《鲁滨孙漂流记》吗？”
我以为他要把丹尼描述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者，没有技术，没有接受过教育。
“但是，鲁滨孙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有所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丹尼却不识字。”
“不，安托内利先生。他不像鲁滨孙；他像星期五。他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那并不是他愚钝的原因，他懂得如何在他生活的环境中活下去。反过来看：鲁滨孙不是在岛上，星期五也不在伦敦，那样你就差不多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引起了陪审团的注意。克利福德·福克斯是一个具有奇特感觉和本能的人物，他倾听了童心般的低语，然后把它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向大家讲述了人类的冷漠和无比邪恶，更能吸引你注意力的甚至不是他讲的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时那种天真无邪的举止。你几乎可以看见点燃的香烟摁在丹尼那苍白的皮肤上；你会发誓说你起码能听见他尖叫的回声，直到你明白这种尖叫的结果只会让他受到变本加厉的折磨。于是你的周围一片沉默——让人不可忍受的沉默。
我不断地向证人席上的福克斯提问，从各个方面提出问题，直到他把一切都悉数告诉了陪审团。那些情况是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心平气和地与此刻坐在我身旁的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古怪的年轻人进行长谈后才获得并总结归纳出来的。他描述了丹尼像囚犯一样被囚禁的情景：他被铐在金属床架上，身上抹着他自己的粪便，被用链条锁在后院的树桩上，被迫睡在室外的泥土和寒冷中。听到这些，陪审员们不禁擦眼睛，或用手帕擤鼻涕。如果审判就在那一时结束的话，陪审团肯定会在没有进陪审团室的门之前就毫无异议地做出无罪裁决。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福克斯博士，根据你的检查，以你职业的观点来看，被告具有杀人的能力吗？”
这个问题所要求的答案是一个结论，对本案的关键问题所持的一种观点。我原以为会遭到反对，但是罗伊斯切没有站起来表示反对。她的下巴支在交握的双手上，两眼看着证人，极力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样子，装作和此前一样对自己的陈述充满信心。我期待着一个字的回答，但是我没有得到那种回答。
福克斯博士将他的重量移到他的另一侧髋部，交叉起双腿，靠在证人座椅的扶手上。
“如果你指的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有意识的杀害另一个人的暴力行为的话，那么，他是没有那个能力的。”
我极力抓住这一点。
“那就是谋杀的定义。谢谢你，福克斯博士。”我边说边坐了下来。
福克斯在证人席上回答我的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罗伊斯切试图在十五分钟之内毁掉我所取得的许多成果。她的第一个问题就使我的最后一个问题露出了破绽。
“换句话说，福克斯博士，在有些情况下，被告是有暴力行为能力的，对吗？”
福克斯扬了扬眉毛，这是他听到每一个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是他准备回答问题的信号。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有暴力行为的能力。”
罗伊斯切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向证人席走近了一些，嘴上浮着有点儿感到好笑的表情。
“譬如，自我防卫？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或者说，他受到了某种伤害的威胁？”
福克斯的眉毛又扬了扬。
“是的，当然。如我所说——”
“因此，你的观点是，如果被告去了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例如，某个停车场——并在那里受到了惊吓，以为有人要伤害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实施暴力行为，对吗？”
“有可能，但是——”
“根据你的证词，”还没有等他说完，她就继续往下说，“被?9９ｌｉb.告遭受了皮肉折磨，性虐待，以及比我们任何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更糟糕的境况，对吗？”
“对，毫无疑问——”
“但是，福克斯博士，在儿童时代受到虐待的人也常常会有虐待别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吗？福克斯甫博士，遭受过你今天在此描述的暴力行为的儿童不仅有施暴的能力，而且往往会变得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行为能力，难道不是吗？”一福克斯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是这种暴力，”他答道，坐得腰板笔直。他厌恶得发抖。
“不，对那种折磨做出的反应不是那样的。此外，你忘了——”
“福克斯博士，让我问你——”
“反对，法官大人，”我站起来，怒冲冲地指着罗伊斯切。
“她不让证人把话说完。”
宾汉姆看着罗伊斯切。罗伊斯切看看证人。证人又看看宾汉姆。
“你可以说完你刚才的话，”法官说。
“我要说两点。第一点，对被告遭受的那种长期的身体上的折磨的反应是恐惧，不是攻击。第二点，他的与世隔绝强化了他的软弱和易受攻击的心理。你必须记住：这个人从来没有上过学，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孩子、其他人，他所接触过的都是一些虐待他的人。”
红衣主教黎塞留说过，只要告诉他一个人说过的七个句子，他就能够对他作出判决，而罗伊斯切只要五个句子就够了。她认真地听着福克斯的回答，仿佛那是她最想听到的话。
“我明白了，”她说，也扬了扬眉毛。
“他孤独、无知、易受攻击和怀着某种恐惧心理。对吗？”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答道。
“完全正确。”
罗伊斯切垂目瞧着她那双深蓝色的高跟鞋，嘴上又露出了不耐烦的滑稽表情。
“完全正确，”她重复道，品味着这个词，仿佛只有她才理解这个词所具有的价值。
“所谓易受攻击，你指的是，某人容易被人利用，某人没有能力辨别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对吗？”
“是的，完全正确。”
她又垂下眼睛，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孩子，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人，他会更加渴望去取悦他认为可能是朋友的人，他认为能够信任的人，他认为不会伤害他的人？”“是的，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她重复道，一只脚稍稍移到另一只脚前面。
“因此，如果安托内利先生是正确的话——如果杰弗里斯法官和格里斯沃德法官这两起谋杀案后面有指使者，有能够说服其他人替他杀人的指使者——９9ｌｉｂ?像被告一样易受攻击、易受人教唆的人将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候选人，不是吗？”
“不，你不要一一”
她一个转身，用手指指着被告，不让证人说话，自己继续往下讲。
“他完全有可能杀害了格里斯沃德法官，因为他被发现做了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完全有可能杀害了他，因为有人指使他去那样做，他完全有可能因为无数个其他人意想不到的理由而杀害了他，而你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你的经验，或者你对被告的心理评价中没有任何能告诉我们他没有杀人的事实根据，对吗？”她讯问道。
福克斯在等着，直到他肯定她说完了为止。
“我认为丹尼不会杀任何人，甚至在自我防卫中。”
她向他转过身去，严厉地凝视着他，一边站直身子。
“你一开始可没有说那话。你愿意让证词速记员复述你的证词吗？就是你说在有些情况下人人都有施暴能力的那一部分。”
“是‘暴力行为’。”我纠正她，但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
罗伊斯切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然后抬起头看着法官席。
“一次‘暴力行为’是指单一的，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有施暴能力’指的是一种意向。福克斯博士说的是‘暴力行为’，法官大人。也许罗伊斯切女士愿意请证词速记员向她复述这句话。”我说，向她报以同样的假笑。
她说她的观点，我摆我的看法；她立即把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
“在约翰·史密斯——被告——被拘留之前，你从未见过他，对吗？”
“是的，正确。”
“当你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的脸刮得于干净净的，留着他现在这样的短发，穿着清洁的衣服，对吗？”
“是的。”
“你知道他当初被拘留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吗？一头油乎乎的长发，脏兮兮的长胡子，破破烂烂的衣服，因为鞋跟掉了鞋子里塞着硬纸板，你知道吗？”
“我能想象得到。”
“他的身上爬满了寄生虫，头发里生了虱子，其他地方也有虱子。他浑身虱子，肮脏无比，他的衣服不得不用刀割开，不得不给他灭虱子——熏虱子，你也能想象得到？福克斯博士，被告——今天身穿海军蓝西装，打着领带坐在这里，看上去像个职业青年的这个人——以前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对吗？”
福克斯难过地点点头。
“我能想象得到，是的。”
“像个动物。”她重复道，侧目朝陪审团扫了一眼，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有效的反诘问之一，它改变了一切。我原来打算传被告作为证人进行辩护。本来，一切都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心理学家会描述丹尼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那样，当丹尼坐在证人席上时，陪审员们将亲眼看见丹尼是多么腼腆和无辜，是多么渴望取悦他人。但是，罗伊斯切用我自己的证人的证词表明，正是那种易受攻击、那种渴望取悦别人的性格，有可能导致他完全像我所说的那样去杀人。她用我之矛来攻我之盾：利用我在本案中的优势，很快将之转化成眼下看起来的弱势。她很厉害——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陷入了困境，严重的困境。我惟一能够做到的是，我不能让她用毁灭性的反诘问来盘问丹尼。就算我要传唤他的话，我也要到最后才传他，用作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如果我别无选择的话，也要等到那个时候。
“法官大人，”我说，一边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头脑里掂量着所有这一切，“被告方请求传唤阿萨·巴特拉姆。”
乔纳·米克罗尼迪斯身穿昂贵的双排扣灰色细条纹西装走进法庭里面，小心谨慎地四处望望，然后又走了出去。不一会儿，门又开了，阿萨·巴特拉姆走上过道，米克罗尼迪斯紧随其后。米克罗尼迪斯看见了我，点点头，挤过去坐到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他转过头看看后面，小脑袋两边来回晃动，不停地瞟着每一个人，时刻准备着，一有麻烦便立刻做出反应。
“巴特拉姆先生，”我开始提问，“你当律师有多少年了？”
他昂起头，扯着一撮雪白的头发梢，一丝和蔼的笑容笑皱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一眨一眨的。
“年头多得我都记不清了。”
“四十多年？”
“是的。”
“在那段时间里，你从事的是民法还是刑法？”
“主要是民法。”
“你说的民法，是不是指民事诉讼、人身伤害之类的案件？”我站在辩护律师桌后面问道。
“不，不完全是。我早期接过一些那样的案子，但是我的业务更多的是你可以称作商法的案子：房地产，商业交易。”
“你说‘主要是民法’，你是不是暗示你还做过一些刑法方面的工作？”
“只是在刚当律师时做过。刚刚开始当律师的时候，”他带着怀旧的微笑说道，“你几乎什么事情都得做。”
我朝着桌子前面缓缓移动。
“你最后一次接案子——民事案或刑事案——审判是什么时候？”
“如我所说，我的业务大部分是商业——”
“最后一次？”我坚持问道。
他真的不知道。
“大概在三十年以前，我想。”
“你最后一次处理刑事案子是什么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把那案子提交送审，巴特拉姆先生——你最后一次为犯有刑事罪的人辩护是什么时候？”
他耸了耸肩膀。
“我想大约是相同的时间，三十年以前。”
我朝他迈了一步。
“但是，十二年前，在审理一起谋杀未遂案时，你不是为艾略特·温斯特辩护过吗？”
他两只脚都踩在地板上，一双青筋虬突的大手分别握住椅子扶手的端头，摆摆他的头。
“不，不完全是那样。我只是同意代表他出席听证会。我从来没有同意做他的律师。”
我又朝他迈近了一步。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代表他出席听证会，但是你没有同意做他的辩护律师？”
他身体前倾，手指扭绞在一起，按着大拇指。
“没有任何其他的程序了，只有一个听证会。人人都知道他将被送到州立医院去。听证会只是走走形式，但是听证会是必须举行的，他也必须有个律师。我充当了那个角色，权当帮个忙而已。”
“为艾略特·温斯顿帮个忙？”
“不是，”他回答，摇摇头。
“为他的妻子帮个忙？”
他看着我，开始怀疑我是否仅仅在追查艾略特·温斯顿在一次正式的司法程序中被断言为精神病人的经过。
“不是，不是帮他的妻子。”
“是帮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忙？”我问，一只脚踏在证人席下面的台阶上。
“你那样做是帮法官的忙——因为他请你帮忙，不是吗？”
“是的。卡尔文——我是说杰弗里斯法官——叫我帮他的忙。”
“不过，他不是处理那个案子的法官，是吗？”
“不是，他不是的。”
“你记得谁是那个案子的法官吗？”
“记得。是昆西·格里斯沃德。”
“在此事发生时，卡尔文·杰弗里斯是巡回法庭主持法官，是吗？”
“是的。”
“那时候，巡回法庭主持法官的办公室负责分配案件，是吗？”
“是的，我相信那时是那样做的。”
“换句话说，由格里斯沃德法官而不是其他某位法官接审此案不是偶然的，是吗？”
他看着我，不知道我将会追究到什么地步。
“让我们节省点时间，巴特拉姆先生。这个案子——举行对艾略特·温斯顿进行鉴定的听证会，并准备以精神病为由进行无罪申诉——这个案子是事先安排好的，不是吗？”
“事先安排好的？”他怒吼道。
“不是，当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那样做是帮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忙。他为什么叫你帮忙，而不叫其他律师——那些你自己都承认在刑法方面经验更加丰富的律师？你认为他那样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始终可以信任你——他的前法律合伙人和继续为他打理财务的人。知道你会按照他说的去做而不会提出任何疑问。”
还没等他回答，罗伊斯切便提出反对：“法官大人，他在攻击他自己的证人。”
“请允许我改述一下我的问题，”我说，眼睛仍然盯着证人。
“当你被吩咐去做这件事时，他告诉你的理由是什么？”
“卡尔文——杰弗里斯法官——告诉我说，温斯顿无疑是疯了，说他需要住进医院里，他在那里可以得到帮助。”
“与对任何其他被告的态度相反，他为什么对艾略特·温斯顿如此关心？”
“艾略特是位年轻的律师，杰弗里斯法官相当喜欢他。”
“也喜欢他的妻子，不是吗？”
“他们两个他都喜欢，”他回答。
我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看陪审团。
“她最后和艾略特·温斯顿离了婚并嫁给了他，不是吗？”
“是的。”
“事实上，在艾略特·温斯顿被指控有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一直和杰弗里斯法官有染，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带着律师的谨慎答道。
“事实上，他们——杰弗里斯法官和艾略特·温斯顿的妻子——想尽办法让他去怀疑他的妻子红杏出墙，与别的什么人有瓜葛，不是吗？”
“我对那事一无所知，”他坚持说。
“事实上，”我继续说，眼睛仍然看着陪审团，“他们使他完全相信了那件事——使他一想起那事就要发疯，结果他被指控企图谋杀他认为与他妻子上床的那个男人，不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做出那件事来。”
我停住不说了，转过身来，直到我们面对面。
“但是你一定了解一些情况。在精神病检查报告中一定有一些有关此事的内容，一些他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来的解释。”
阿萨疲倦地摇摇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久得使你忘记了受害人的姓名？报告中肯定会提到受害人的名字的。”
“没忘，”他含着淡淡的笑容回答。
“我当然记得他的名字。”
“告诉我们他是谁，”我说，向陪审团转过身去。
“艾略特·温斯顿认为和他妻子睡觉的人是谁？艾略特·温斯顿企图谋杀的又是谁？”
“你。约瑟夫·安托内利。你是他想杀的人。”
“不错，”我说，身体猛然一转。
“那就是他被指控的罪名：谋杀未遂。当你知道我从来就不认为他真的想杀我，你会感到惊讶吗？如果我没有拼命从他手里夺枪的话，我想他不会开枪的。但是，请告诉我们，巴特拉姆先生——因为你看过报告——精神病检查报告中对那事是怎么说的？关于他对自己当时行为的看法，他到底想做什么是怎么说的？”
阿萨双手向上一摊。
“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很抱歉，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快步走到辩护律师桌前，打开一个文件夹，手指向下掠过一份打好的清单。
“能否请书记员将标记为109号的被告方物证递给证人？”
书记员找到了物证，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把它交给证人。
“请你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文件夹。”当他照我说的取出文件夹后，他抬头看着我。
“现在请你打开文件并告诉我们那是什么。”
它是州政府诉艾略特·温斯顿一案中的法庭文件，该文件含有诉讼程序的正式记录，正式确定艾略特·温斯顿是精神病患者，应被送到州立医院时间，不超过他应该在州立监狱里服刑的最重量刑时间。
“请你从文件中取出作为法庭调查依据的精神病报告。”
阿萨翻找着文件，找出了那份报告。他举起另一个小一点的马尼拉纸信封。
“是封好的。”
“把它打开。”
“法官大人！”罗伊斯切抗议道。
“是封好的。不能打开。”
“法官大人，如果法庭命令打开的话，是可以打开的。不打开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是在审理一桩谋杀案，而且那个报告究竟该不该封好保存起来，并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根本利益。”
宾汉姆考虑了片刻，然后同意了。
“动手吧，”我告诉阿萨。
“打开它。”
他犹豫着，始终十分犹豫。
“给我，”我说道，从他手里拿过信封。我撕开信封，掏出一份打字文件，文件一角用钉书钉钉着。我把报告伸到他面前。
“念。大声念。念念被用来证明艾略特·温斯顿有精神病的报告。”
他拒绝看报告，于是我便代他念。那是法庭每日备案摘要，日期是艾略特·温斯顿出席听证会的那一天。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报告。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鉴定。艾略特·温斯顿被宣判为精神病患者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卡尔文·杰弗里斯希望那样做而已。
第二十九章
“如果有精神病鉴定的话，你会怎么办？”霍华德·弗林想知道，对我所冒的风险感到既惊讶又有点儿担心。
“你不可能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做过鉴定。”
当我们驱车上山向医院驶去时，我从乘客侧的车窗望出去，目送着大河群山渐渐远去。飘散在高高拱起的蓝天上的滚滚翻涌的云朵变成了紫铜色；在山下的城市里?9９ｌｉｂ?t>，在温柔夏夜的追逐下，近傍晚的太阳在不情愿地缓缓前行；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出来的阳光给它身后的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镶着黑边的金色。
“我为自己说过的话表示歉意，那是不可原谅的。”我说着看了弗林一眼。
他的眼睛依然盯在弯弯的小路上，惟一的反应是他微微变换了一下他歪头的姿势，让我明白那并不重要。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当汽车开到医院前面时，我说。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看过文件。”
他停下汽车。
“那个部分被密封了。”
“那只是一点胶水罢了，”我说，一边拿起我的公文包，就是詹妮弗送给我的那个公文包，打开了车门。
“然后你又把它粘上了？”他摇摇头，对事情是如此的简单感到惊讶。
“真是难以相信，杰弗里斯竟会做得那么过分，”我说。
“我必须得有把握。”我的手指抚摩着刻在窄窄的铜牌上的我名字的字母，一边回想着法庭上发生的事情和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99lib.”我看着弗林，边说边开始下车，“他们俩到底谁精神错乱了。”
我不得不等了很长时间才见到医生，然后，我和詹妮弗呆在一起，直到有人告诉我必须得走了，但是弗林仍然在那里，坐在长椅上，抽着香烟。我问他是否还有香烟，他一声不响地把手伸进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我吸到嗓子眼一半就呛住了，呛得我咳嗽起来。我让香烟从手指间掉下去，用鞋跟将它碾碎了。
“他们还在做化验，”我告诉他，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信心。
“明天还有一些化验要做。”
弗林最后抽了一口烟，用脚踩灭烟蒂，站起身来。
“还不如让我送你回家吧。你需要睡眠。这么长时间，你的神经一直都很紧张。”
我不想回家，我害怕回家。头天晚上我彻夜被自己想象出来的鬼魂追赶着，发疯地想着我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所有这一切发生。我一分钟也没睡着，甚至也没想要睡着。
“我说，咱们干吗不去弄点东西吃，”当我们走向他停车的地方时，我提议道。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谈谈——为明天做好准备。”
他知道那不是真心话，但他顺水推舟，就当那是真的。我们在一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餐馆里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一碗汤。当他主动提出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换换衣服，然后到他那儿去过夜时，我连忙接受了他的提议，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吃惊。我们首先在监狱停了一下。
“我告诉过丹尼我要来的，”当我们等着看守打开金属大门的时候，弗林解释道。
“如果我不来的话，他也许不再会信任我了。”
虽然我在法庭上天天坐在他旁边，但除了用某个手势，某个明显的字眼使陪审团明白我坚信他的无辜之外，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既没有那种孩子的乖巧，也没有成人的特质；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能够揭示性格的生理特征；他是一张白纸，上面还没有写上任何永久保留的东西。
我们没有逗留很久。
“只是过来问个好，”当丹尼被带进来的时候，弗林愉快地说。
丹尼带着昏昏欲睡的微笑问候他。
“你好，霍华德。”
弗林也对他笑笑。
“刚吃过晚饭，是吗？”
“晚饭很好吃，”他回答，一边向我转过身来。
“你好，安托内利先生。明天我还要穿得很正式吗？”
“想要一条不同的领带吗？”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吃惊，我意识到，他以为那意味着必须交出他现有的那一条。
“那样就有两条供你选择了。”
他立即开心起来了。
“当然。我喜欢那样。”
当我们离开监狱，驱车穿城去弗林的公寓时，天已经几乎黑透了。在深蓝色的天空下，一片深红色的雾一霭低垂在地平线上，那是清晨之前最后的亮光。
弗林在他那临时书房里的一张宽大的破沙发上为我铺床，我站在走廊里，悄悄地看着他那早已死去的儿子的老照片。
“我真的为我说的话感到抱歉。”
他用下巴夹着枕头，套上了已经用旧了的白色枕套。
“我知道你很难过，”他咕哝着说。
“别提了。说过就算了。那些话没有任何意义。”
他最后拉了拉枕套。
“好了，那应该可以枕了，”他说，把枕头扑通一声扔到长沙发的另一头。他咧开又阔又厚的嘴巴怪笑起来。
“你以为会有什么：枕头上会有薄荷糖？”
我跟着他回到厨房。那只猫听见我们来了，还没等弗林去抓它，就跳下桌子，跑去藏起来了。
“蠢猫不会甘心的，它以为那碗里一定有什么吃的呢。”他埋怨道，朝着蜡水果和玻璃葡萄点点头。
我昨天忘记的、似乎很重要的事情又开始成了我思考的重点。
“你一定给阿萨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吧，怪不得乔纳跟他一起到法庭去了。”当我们在灰色的福美家桌子前坐下时，我说。
“奇怪的小杂种，”弗林说。
“当我告诉他巴特拉姆先生的生命可能有危险时，他大笑起来。他说他认为你们是傻瓜蛋。我对天发誓——那是他说的话。他对接到传票很不高兴。他认为你没有理由占用那老头的时间叫他去作证，去证明他十几年前为某个有点精神病的怪人上过法庭。”
“那听起来像是他说的话。在他听过年迈善良的阿萨帮助杰弗里斯做的那些事以后，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想起了我让他打的另一个电话。
“你打电话找到杰弗里斯的遗孀了吗？”
“电话没有人接，”他答道。
“我留了言，但是她到现在也没有回过电话。也许她不在城里。”“她最好明天上午之前能回来，”我说道，舒展了一下我的胳膊。
“她是我的下一个证人。”
弗林站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
“你要问她什么？”
我问了她一个绅士永远不会问的问题；我得到了一个没有哪位淑女愿意做出的回答。
“请告诉我，杰弗里斯夫人，”第二天上午，她一作完证人宣誓，我就问道，“你和我一起睡过觉吗？”
琼·杰弗里斯不再年轻了，但是，她那身灰色外套和及踝的长裙使她看上去似乎比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更加漂亮，那是数年以前，她还是艾略特·温斯顿的妻子。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有点过于自信了。
“怎么了？”她带着奚落的眼神问道。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
我站在辩护律师桌的桌角旁，回眸凝视着她。
“我相信我很清楚，杰弗里斯夫人。我把你的回答视为是否定的。那么我想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丈夫——你的第一个丈夫——认为我们睡过觉？”
“因为他是个病得很重的人。在这么多人中，你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安托内利先生。他试图杀了你，不是吗？”
“这么说，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理由认为你有外遇？”
“没有，当然没有。”
“但是，他坚信确有其事，深信你在与我私通，因此他想杀了我？”
“显然是的。”
“因为他疯了？”
“他病了。”
“杰弗里斯夫人，”我说道，观察着她的眼神，“艾略特之所以认为我们在私通，原因是杰弗里斯告诉他说我们在私通，难道不是吗？”
“不，当然不是。卡尔文不会……”
“杰弗里斯夫人，他那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艾略特发现，实际上是你在与他私通，难道不对吗？”我目光严厉地看着她说道。
她坐在证人座椅的边上，放在大腿上的双手僵硬地攥着，睫毛长长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无言的愤怒是她能够做出的惟一回答。
我走向陪审团，抱着两臂，垂下眼睛，试图恢复自制力。
“你丈夫被送进州立医院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你多少时间去看望他一次？”我平静地问道。没有回答。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眼睛依然凝视着地板。
“我没有去那里看望过他，”她说，清了清嗓子。
“我不能肯定每个人都听见了你的话。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没有去那里看望过他，”她说，声音大了一点，也更暴躁了。
“你的孩子们——艾略特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父亲被关在那个地方的十二年时间里，多少时间去看望他一次？”
我的头低着，听着那阵沉默，似乎感觉到了艾略特一定体会过的那种孤独滋味。然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于是，我带着几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愤怒向杰弗里斯的妻子转过身去。
“你从来不许他们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是吗？你害怕也许会发生什么事——害怕他也许会告诉他们什么——不是吗？”
她攥得紧紧的双手开始颤抖起来。
“我是害怕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现在仍然害怕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
“害怕他可能会伤害你？——伤害你们的孩子？”
“是的。”
“因为他威胁过你？——写信威胁过你？”
“是的。”
“因为你和卡尔文·杰弗里斯对他的所作所为？”
“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她一口咬定。
“你从来没去看望过他，你和他离了婚，你嫁给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然后你们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样卡尔文·杰弗里斯就可以收养他们，称他们为他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补充说，怒目凝视着她，“你能说‘我们没有对他怎么样’？你们对他干尽坏事，这你自己是知道的。你同样知道，由于那个原因他做了些什么，不是吗？他设法杀死了你丈夫，对吗？你知道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对吗？”
罗伊斯切尖声喊叫着反对，因为法庭上爆发出一阵嘈杂和混乱，她试图用她的声音压过突然爆发的骚乱声。
“你知道是卡尔文·杰弗里斯事先安排好的，要把艾略特送进州立医院，对吗？”当宾汉姆设法恢复法庭肃静的时候，我大声喊道。
“卡尔文那样做是为了我，”她大声喊着答道。
“我不想让艾略特去做牢！”
当大家突然听见她说的话时，一切噪声都停止了。她的声音在法庭默默无语的四壁上回响着，渐渐弱了下去。我站在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的头在两肩之间垂下，她的双手在一起搓动着。
“因此，你们两人——你和卡尔文·杰弗里斯——都知道艾略特不需要去州立医院，因为你们知道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精神病，对吗？”
她抬起头，停止搓手。
“不，那不是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手在空中一挥，转过身去，没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
“没有其他问题要问这位证人了，法官大人。”
我表现出了愤怒和轻蔑；罗伊斯切流露出了厌倦和漠然。她站起来——那个动作看上去都像费了好大力气似的——接着摇摇头，叹了口气。她含着抱歉的微笑看看证人，问了两三个问题，意欲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杰弗里斯法官的遗孀既不知道关于被告的事情也不知道昆西·格里斯沃德谋杀案的事情。
然后，当她问完时，用一脸迷惑的表情看看我，又摇了摇头，好像她在设法弄明白我这样浪费陪审团的时间到底是为什么似的。她自鸣得意地笑了笑，坐了下来。
只剩下两个要传的证人了，除非我最后决定传被告本人。其中一个正在大厅里等候；另一个应该在来法院的路上了。我不知道艾略特·温斯顿是否真会到庭。
“被告方传梅尔文·弗里德曼大夫，”还没等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妻子走到法庭后面的门口，我便宣告。当她听见为她前夫治病的医生的名字时，她没有流露出异常的神情。她高高地昂着头，打开了门，自己走了出去。她像以前一样自信，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她。
弗里德曼大夫抱着满怀的文件夹，嘴角紧张地抽搐着，推开法庭前面围栏的门走进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带来的文件，便抬起头看着法官。宾汉姆微笑着，对他的书记员点点头，等到她卸下了弗里德曼的重荷，又微笑起来。
“弗里德曼大夫，”我问道，“你是被传唤到这里的，是这样吗？”
他拽了拽他那件轻质棕褐色运动衫的翻领，然后又把他的休闲裤拉拉好。
9９ｌib.“是的，是这样，”他说，撸撸他的衬衫袖口。
“你也收到了随带证件到庭作证的传票，要求你在出庭口出示某些文件。那些文件你都带来了吗？”
“是的，在书记员手里，”他答道，撸撸另一只袖口。
“州立医院里有个名叫切斯特·麦克阿瑟的病人吗？”
“是的。”
“你把他的病历带来了吗？”
“那是叫我带来的文件中的一份。”
在我的示意下，书记员把那个卷宗递给他。
“切斯特·麦克阿瑟是位高中历史教师，他认为他在越南当过兵，他杀了一个人——一个保险推销员，我想是——在停车场里他正向他的汽车走去，因为麦克阿瑟认为他是越共就杀了他。弗里德曼大夫·我说得对吗？”
弗里德曼用手抓住放在大腿上的卷宗，表示赞同。
“他躲在停车场里，等着，然后用一把刀猛砍那个人的脖子，对吗？”。
“是的，是那样。”
我倚在桌子前缘上，指了指他手里的卷宗。
“你能否告诉我们，他被关在州立医院期间，切斯特·麦克阿瑟是否曾被放出去过？”
他不需要核实；他已经核实过了——核实过了，无疑进行了双重核实——那是在我得到法庭的指令之后，迫使他向我出示了麦克阿瑟病历里的材料。
“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参加过一个标准的社区释放项目。这是监管活动的一个部分，是帮助病人适应重返社会的过渡。”他向陪审团解释。
“在这个项目期间他出院的次数有多频繁？”
“开始时，每隔一个星期病人们可以出去三天，逐渐地每次增加到一个星期，有时候更长，根据他们在外面适应生活的程度而定。”
“麦克阿瑟不再参加那个项目了，是吗？”
“不参加了。他发现那太难了。他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告诉了弗里德曼大夫昆西·格里斯沃德遇害“切斯特·麦克阿瑟那天出去了，对吗？”
弗里德曼打开卷宗，翻着卷页。
“是的，他出去了。”他抬起头来，手指仍然放在那一页上。
“那次他出去了两个星期。”
“那是最后一次，对吗？”
“是的，不错，是的，不过……”
“雅各布·惠特克参加的不也是同样的释放项目吗？”弗里德曼似乎犹豫起来。
“要求你把那个卷宗也带来的。如果你需要参考它的话，我可以请书记员把它拿给你。”
“不用了，是的，”他说，唐突地点点头。
“那是同样的项目。”
“只是雅各布·惠特克没有回医院，对吗？他谋杀了卡尔文·杰弗里斯，然后自杀了，是吗？”
弗里德曼抿着嘴唇，低头看着他的双手。
“恐怕是这样的，”他猛地抬起了头。
“不过，没有理由认为切斯特·麦克阿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两人都住在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是吗？他们两人都有杀人前科，是吗？”还没等他能够答话，我又说，“他们两人都和艾略特·温斯顿在一起，对吗？”
“我们有几百个病人住在法医病房里，他们很多人都参加过我们刚才谈到的过渡项目。”
“弗里德曼大夫，切斯特·麦克阿瑟的中间名字叫什么？”
“威廉。”
“有人喊过他比利吗？”
我连这都知道似乎使他感到很惊讶。
“有。他喜欢别人叫他那个名字。他不喜欢切斯特那个名字。他认为那太正式了。他父亲总是坚持喊他切斯特。他把那与权威联系在一起。”
“艾略特·温斯顿喊他切斯特，是吗？”
弗里德曼耸耸肩。
“你也许说得对。可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明白了。那么，请告诉我们：一个病人要在州立医院里呆多长时间才有条件参加我们刚才谈论的那个释放项目？”
他想尽可能让自己的回答听起来稳妥些。
“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个病人必须到将近出院时才能参加那个项目，而且他必须被确定为不会危害他人。遗憾的是，”他补充说，决定在我开口之前一吐为快，“我们在雅各布·惠特克身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始终捉摸不透人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十分神秘的东西。”
我离开桌子走过去，直到离他只有一步之远。
“不过，它并没有神秘到使你们无法确定哪些人有精神病哪些人没有精神病，对吗？”
“我指的是具体的个案，要准确地确定精神病人的病情，然后决定如何去帮助他。”
“艾略特·温斯顿，他的确切病情是什么？”
弗九九藏书里德曼眉头紧锁，慢慢地点了点头。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肯定吗？你绝对肯定吗？”我问，目光严厉地盯着他。
“不管艾略特·温斯顿是不是有精神病，弗里德曼大夫，他与州立医院里的其他病人是不同的，对吗？”
“在什么方面？”
“更聪明。”
“他是相当聪明，那是真的，”他谨慎地答道。
“相当聪明？我们不是在开员工会议，弗里德曼大夫。这也不是一次有关变态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执法的法庭，你在誓言的约束之下。艾略特·温斯顿比你的其他病人更聪明，对吗？”
“是的，他是更聪明。”
“那是你负责的最有趣的病案，是吗？”
“呃，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不过，是的，那是一个极其令人感兴趣的病案。”
“在那群人之中——那个精神错乱者的团体中——有些人无疑特别容易接受某种暗示，是吗？容易相信某些事情，尽管那些事情不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相信某些事——某些我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９9lib?的事情一样。”
他想不理会这个问题。
“噢，我认为那扯得有点远了。”
“是吗？你读过某些宗教信徒在恐怖袭击中把自己炸死的报道，你会说那是精神完全正常的人的行为吗？”
“不会，当然不会。”
“一个人供认了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因为他相信那是他为自己的事业服务的惟一办法。你觉得那是精神不正常吗？”
“是的。我当然会这样说。”他答道，紧张地点了点头。
“一个士兵奋不顾身地扑在一颗拉燃的手榴弹上，为的是救其他士兵的生命。那也是精神不正常？”
“噢，不是，那完全不同，”他说，在证人椅上不安地动来动去。
“你治疗精神病人。通过治疗，通过药物，你试图建立——或者说重新建立——某种稳定性，某种他们思维方式的结构，对吗？”
“对的，那就是我们努力做的事情。”
“我想，正常思想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正是你们所说的连贯信仰系统吗？”
“是的，没错。”
“如果我能使你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你也许不会去乘船进行长途旅行了，是吗？”
“是的，是这样，”他承认说，一边开始放松起来。
“如果我使你相信，卡尔文·杰弗里斯或昆西·格里斯沃德是世上最坏的人，并使你相信，如果他们两人中不死掉一个，你永远也不会安全的话，那也许会给你一个杀人的理由。不是吗？”
我结束了对他的提问，但是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完全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她顽皮地咧嘴笑着，先看看弗里德曼，然后又看看陪审团。
“弗里德曼大夫，地球是扁平的吗？”
“不是，”他说，与某个精神健全的人交谈使他松了口气。
“安托内利先生有办法使你相信地球是扁平的吗？”他很肯定我做不到。
“州立医院的法医病房里有很多病人相信地球是扁平的吗？”
“不是太多。”
“因此，即使像安托内利先生那样富有想像力的人，也很难使人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是吗？”
我本想提出抗议，不过还是让它过了。我还剩下一个要问的问题。
“告诉我们，弗里德曼大夫，”我问道，改变了一下策略。
“病房里有电话吗？——病人可以往外打的电话。”
“有一部付费电话。如果病人得到允许的话可以使用。”
“你还有证人吗？”在弗里德曼告退以后，宾汉姆问道。
“是的，法官大人。被告方打算传唤艾略特·温斯顿。”
宾汉姆看看法庭后墙上的钟，然后示意罗伊斯切和我过去。
“你知道他是否已经到这里了？”他坐在法官席的一侧向我提问。
“今天早上就在我们开庭之前，医院打电话说他们刚刚动身。他现在应该到这儿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到，我不想提到我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不管怎样，都快到中午了，”宾汉姆说，在考虑他该怎么办。
“我们休庭吃午饭，一点半再开庭。到那时他肯定应该到了。”
他刚要让我们走，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情。
“这样安排行吗？他是你的最后一个证人吗？”
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除非我想传唤被告。”
“明白了，”他回答说。
“你认为这个证人要用多长时间？今天能结束吗？”
“那应该没问题，”我向他保证。
“那么，如果你不传被告的话……”他看看罗伊斯切。
“有任何反证证人吗？如果你有的话，我不会反对。”当她看上去不愿意回答时，他又加了一句。
“我想没有，”她说。
“那么，在明天结束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案子交给陪审团了。很好。”
宾汉姆简短地说明了一下，午饭以后被告方将传唤他的下一个证人，在再次对陪审团说了他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告诫后，请他们退庭，下午一点半重新开庭。
陪审团一走，我所想做的就是离开法庭，离开可能想向我打听审判情况的任何人。最主要的是，我想单独呆一会。有什么事即将要发生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所知道的是，一个半小时后等待着我的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奇特的证人和最重要的法庭讯问。
莫非艾略特·温斯顿压根就没来？他在哪里？怎么会走了这么长时间？当我穿过树阴浓密的公园，一路走向我自己私密而孤独的办公室时，心中不禁想到，当艾略特坐着汽车回到他曾经居住过的城市，出现在他曾经为他的当事人出庭辩护的法院里时，心中会是一番怎样的滋味。我极力想象着他脑子里会想些什么。第一次被带出医院——那个阴沉荒凉、成了他惟一世界的地方，在离开十二年以后，重访他的生活，他肯定会注意到城市发生的变化，注意到城市已经扩展到了河对岸，注意到市中心的建筑物挤走了光线。出现在他眼前的最为生动的将会是他妻子的面庞，他最后一次看见她时的模样：年轻，漂亮，冷漠，圆滑，他的孩子们的母亲，他曾信任过、崇敬过的那个男人的姘妇。他怎能不想杀了她？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正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情，没怎么过多地注意她，只注意到她有一张柔和的圆脸和一双坦率友善的眼睛。当我一屁股坐进办公桌后面的皮椅子里时，海伦抓着一沓积累起来的电话留言条跟着我来了。但是，当她看见我眼里的神情时，她又改变了主意。
“这些可以放一放，”她在我对面的扶手椅前缘上坐下时说道。
“你需要休息一下，”她带着担心的微笑又说道。
“那人是谁？”我问，朝门廊做了个手势。
“我现在谁也不见。过一小时我还得回法庭去。我没有时间，即使我有时间……”
海伦一脸不知该怎么办的表情。
“她是莱维斯夫人。她在这里等了一个钟头了。她说她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她只是想问候一声。”
“我不认识她，”我诚实地说。
“她看上去人很好。她是来这儿看望一个朋友的，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只想过来问个好。我相信她要不了几分钟的。”
如果我不见她，海伦将不得不请她走路，尽管她表面看上去很严厉，但她不愿意显得粗鲁无礼。
我宽厚了一回，但是，当莱维斯夫人一出现在门口，我看清楚她时，我便开始后悔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她。我肯定没有见过她。
“莱维斯夫人，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寒暄道。
她微微一笑，然后，她的笑容又绽开了一点。
“没有理由让你想起我，安托内利先生。那是很多年以前了，你曾经帮助过我母亲，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时——你参加的这次审判——我想我应该来道声感谢。你也帮助过我。”
我摊开两手，觉得尴尬，想不起来她或她的母亲。
“当我母亲因为我父亲对我做的事情受到指控时，你是我母亲的辩护律师。我母亲叫珍妮特·拉金。”
我把审判和艾略特·温斯顿的事情全都抛到脑后去了。
“你是珍妮特·拉金的女儿？”我吃惊地问道。
“艾米，”她提醒我。
“现在叫艾米·莱维斯。”她大笑起来，笑声沙哑响亮。
“艾米·莱维斯叫了很长时间了。”
“你结婚了？”我带着一种傻乎乎的惊奇问道，仿佛那是上个星期刚刚发生的事，我应该知道似的。
“有两个孩子，”她又说，带着一种主妇的骄傲神情。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她，摇摇头，对她看上去调整得那么正常、那么完美而感到惊奇。
“那时我很为你担心。我不知道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一片阴影掠过她的眼睛，暗示着那个我曾经强迫她与满满一法庭陌生人分享的秘密，我不知道从那以后她是否告诉过任何人那个秘密。我没有问。
“我生活过得很幸福，”她说。
现在，她的笑容不见了，好一会儿，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她的眼睛环视着房间，掠过摆满法律书籍的书架，然后朝窗外看去，看着城市、河流，以及河那边的高山。不知何故，那高山似乎赋予了山下所发生的一切转瞬即逝的事情一种永恒的感觉。
“要不是你救了我的母亲，便不可能有这样的好日子。两年前她死了，我想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欠她的是那么多，她因为我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
“你……”
“我父亲？我不知道。审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搬走了——去了别的地方——我不知道的地方。”
“你弟弟呢？”
一种茫然的神情流进了她的眼睛。
“那些都不是真的，你知道，他说我母亲的那些话。可怜的杰拉德，那是他能想到的惟一的办法；他认为那是能使我们全家重新团聚的惟一的办法。”她的跟神重又集中起来。
“那是整个事情中最糟糕的部分。他知道那是谎话，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承认。他越否认，就越觉得那是真的，到最后，我想他一定以为那是真的了。”
艾米·拉金·莱维斯看着我，那是一个女人坦率的目光，她比大多数人经历了更多的痛苦，过去的一切不可能从她心中完全抹去。
“有时候我认为那是我的错，但我又想到那是因为我年纪太轻。看起来好像不公平，是吗？到头来是杰拉德和我母亲为我父亲对我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是不公平，不过，很难想到世上有多少公平的事情。
我们站起来道别。她注意到书柜上的照片，我和詹妮弗的合影照片，几星期前刚拍的。
“是你妻子？她很漂亮。”
没有必要去纠正她的猜想。
“是的，她很漂亮。我们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奇怪的是，”我边说边送她走到门口，“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她了，但现在我知道，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在爱着她。”
我告诉她，我对于她的来访有多么高兴，当她走上通往电梯的走廊时，我望了她一会儿。当我关上门转过身来时，海伦正握着电话，手捂在听筒上，等候着。
“是医院的电话，”她解释说。
“医生想和你谈谈。”
第三十章
我早半小时到了法院。一个肩膀瘦削、胸脯凹陷的老头在我前面一瘸一拐地走进法庭，胳膊下夹着一份报纸。他坐到最后一排靠走道的座位上，就在门旁。他是个常客，有时候是例行审判中的惟一听众，没有人记得那些审判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虽然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听说他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律师生涯，退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日子。
“这个案子真有意思，”当我经过他身边时，他说道。
我继续往前走，假装没听见，但是，就在那时，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今后在我身上也会发生的某些事情——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去。
“你以前是位律师，是吗？”我问，尽量做出感兴趣的样子。
他那灰白的淡眉下露出目光清澈、炯炯发亮的眼睛。
“我一直干到七十五岁，一小撮臭名昭著的不称职的医生剥夺了我惟一的希望。”他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胸脯。
“心脏，”他解释说。
“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他说。
“我想那些医生现在都已经死了。”
他站起来，倚在前面的长椅上。
“现在我只能来看看。我喜欢审判。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结局。你最终会找到答案的。”
他急于和别人交谈，和另一个律师，一个理解他的人。
“生命不是那样的。你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结束，你不知道藏书网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审判中，你却可以知道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在法庭外面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焦虑的表情，他思索着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站直了身体，拍拍我的胳膊。
“最好去做好准备，”他带着鼓励的微笑说。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当我转身走向空荡的法庭前面时，他又说道。
我坐在辩护律师桌前的椅子上，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老头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也许是在看讣告栏吧，没有几个人比他活得更长。他说的话不错：审判是故事，是关于其他人的生活的故事。刚开始，它们是各个互不相联的片段，到最后，这一个个的片段构成了一个整体，然后再以各个部分相吻合的方式讲述出来。那就是我的角色：一个能够明白别人的生活意义，却无法懂得自己的生活意义的故事叙述者；一个没有自己的故事可讲的故事叙述者。
法庭后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我听见了沙沙的脚步声，又有人在旁听席上坐了下来。几分钟以后，门又开了。是哈博·布赖斯，他手里拿着笔记本，准备记下他认为明天早上能够奉献给读者的十分重要的新闻。五分钟后，也就是一点二十分，第一个陪审贺朝陪审团室走去，十分谨慎地不朝我这个方向看。
一个胡子花白、和颜悦色的代理法警赶上她，为她打开门。法庭里渐渐坐满了人，法庭记录员在她的打字机上装上一卷新纸，为下午的审讯做好准备。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对即将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任何预感。我听着渐渐恢复了生气的法庭里发出的声音，脑子里惟一的想法——就像坐在我身后什么地方旁观的老头想的一样——就是我将永远过着这样的生活：没完没了地重复每一次审判，重复每一个故事，一遍一遍又一遍。
法庭满了99lib.t>，最后一位陪审员回来了。被告被带了进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坐在红木长桌的另一头，埋头忙着做笔记。书记员，一个等着退休的心地宽厚的女人，坐到她二十年来一直坐的那个位置上。每一个人都各就各位。法警像个老兵一样，站得笔直笔挺，然后发出他一贯发布的命令。
“全体起立，”他说。他的话还没脱口，大家全都站了起来，等待着，莫里斯·宾汉姆目光直视前方，走向法官席。卡尔文·杰弗里斯走路也是那样，从来都是目不斜视，不过，他走得更快，就像是一个总是匆匆忙忙，想同时做两件事的人。
宾汉姆对陪审团点头致意。
“下午好，”他操着愉快温和的声音说。
“安托内利先生，被告方准备好传唤下一位证人了吗？”他问道。注意力向我转移。
“是的，法官大人，”我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被告方传艾略特·温斯顿。”
我眼睛盯着法庭后面的双扇门，不知道门是否会打开，如果打开的话，艾略特·温斯顿是否会从那门里走进来。我等待着，一直在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他逃掉了，正如我料想的那样，他逃跑了。也许现在他一个人正在电梯里，也许正在去他憎恨的那个女人和被他杀害的那个男人的住处的路上。我转过头，准备解释说我的证人失踪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告方将要求传唤被告本人。
“法官大人，”我开始说道，但是宾汉姆从我的头顶上方看过去。
“我想你的证人到了，安托内利先生。”
艾略特·温斯顿就站在门内，两个肌肉结实的护理员中的一个正在除去把他的双腕紧锁在背后的手铐。艾略特的穿戴与我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他时的衣着完全相同：绷得太紧的破旧西装，磨破了的衬衫领子被同样歪着的领带在喉咙处扎紧。两个护理员倚在后墙上，而艾略特则揉着手腕，迈着缓慢的、有条不紊的步子从过道上往前走，不停地朝两边看。他的眼珠子转个不停，当书记员主持宣誓时，他刚刚在证人席上坐下，眼珠子也没有停止转动。他仿佛正在试图把法庭里看得见的每一寸空间，法庭里的每一件东西和每一个人都永久地印在他的头脑里。
“请报出你的姓名并拼出你的姓氏字母以便备案，”我说。
他看看我，但只是飞快的一瞥，然后，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的神情，又开始巡视起法庭来。当他的眼睛转回来时，目光不是落在我身上，而是在卡桑德拉·罗伊斯切身上。
“你是本案的公诉人？”他问，朝她微微欠欠身子。
她起初吃了一惊，然后她的表情迅速变得恼怒起来，眼睛看向法官席求救。
“温斯顿先生，”宾汉姆法官用平静但坚定的声音告诉他，“证人只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证人不提问。但是，不错，罗伊斯切女士是本案的公诉人。现在请你回答安托内利先生问你的问题。请通报你的全名并拼出你的姓氏字母以便备案。”
艾略特直挺挺地坐着，一脸傲慢的表情。他把宾汉姆的要求当作仆人向主人提出的请求。他也许会听，但是绝不会回答。他向我转过身来，右肘支在椅子扶手上，大拇指放在下巴下边，食指和中指按在颧骨上。起先像是有一个念头掠过他的头脑，接着是一个微笑荡过他的嘴唇。
“我９９lｉｂ?的名字是艾略特·洛威尔·温斯顿，”他终于说道，然后慢慢地拼出姓氏字母。
我垂目瞥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打开的案卷。
“我相信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你的受雇情况？’”
我猛地抬起头。他本为表示恭敬而显出的笑容既无法完全掩饰脸上的愁容，也无法彻底掩饰某种怀旧感。
“我没有工作。我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如你所知，总是由州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供养着。”
“你是州立医院的住院者。”
“我刚才说过了。”
“你在那儿多长时间了？”我问，一边合上了案卷。
“十二年，五个月，三个星期，零四天。”他说，声音刺耳，近乎蛮横。他好像为此感到骄傲，并时刻准备蔑视任何想表示反对意见的人。
我沿着桌子后面挤出来，走过被告——可怜的一头雾水的丹尼面前，他似乎对坐在证人席上的这个怪物很好奇。当我经过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时，只见她不顾一切地用眼睛盯着艾略特·温斯顿。
“十二年，五个月，三个星期，零四天。”当我在辩护律师桌远侧稍作停顿，回头看斜对面的证人席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大声重复道。
“你知道自己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需稍事休息，每星期找一位优秀的精神病学家稍微咨询一下就能治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些年是怎么挺过来的？”
他没有回答，我能感觉到他在揣测我还知道些什么。
“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艾略特，”我倚在桌子前面，两手握在一起。
“我们知道是卡尔文·杰弗里斯安排你进了州立医院；我们知道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就把你送到那儿去了；而且我们知道他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不想让你碍事——当他夺走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们的时候，你在那样一个地方是无力反抗的。我们想问的是，你是什么时候才明白自己在那儿不会是只呆几个月的？他向你保证只呆几个月，对吗？他说你应该住到医院去，到时他会同样凭借他的权力把你弄出来，对吗？”
他因愤怒而脸色阴沉，他的目光向我直射过来。
“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可以信赖尊敬的杰弗里斯法官！”
“你第一次明白自己被欺骗了，知道自己在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出不了医院是什么时候？”
他的手从脸上滑了下来，放在膝头上。他身体前倾，后背依然笔直，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掠过他的面孔，我从未见过那么高深莫测的表情。
“我第一次看见他看我妻子的样子就知道了；直到我人院快半年了我才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带着某种满意的神情，注意到了我脸上的困惑表情。
“当我意识到她将永远不会来看我的时候，当我收到她的一纸离婚判决的时候，当我得到一个宣布我作为父亲的权利将被终止的通知的时候，当我发现她和杰弗里斯结了婚并让我的孩子们姓杰弗里斯的时候，当我意识到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对一切的看法都变了。眼神、言辞、姿势有了一种全新的含意。告别时他们互相亲吻的样子，他触碰她的姿势——我认为那是他非常喜欢她的表现——使我明白了，他们是多么地需要对方。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手不触碰对方是何其艰难的事情。”他的嘴轻蔑地向下一撇。
“我发现，你瞧，过去并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们改变了过去。”他又说道，一边把他的手从膝头移到椅子扶手上，再次坐直身体。
“当你意识到自己被背叛了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
他的目光冷漠、严峻，带着几分嘲讽。
“我思考着那事。”他停顿了一下，头稍稍偏向一边。
“那让你感到惊讶吗？我思考着那事。”他耸耸肩膀，两手猛然一抬。
“别的我还能做什么呢？”他再次身体前倾，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张开的一只手突然拍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
“别的我还能做什么？”他喊叫着说道。
“我被宣布有精神病——我住在精神病院里，看在上帝的分上——除了思考着那事，别的我还能做什么？那是我十二年来所做的一切——思考着那事！”
“思考着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
“是的。”
“思考着你要怎样对付他们？”我问，试图诱他说出我可以利用的话。
他的头硬邦邦地昂着，开始颤抖起来，他的目光轻蔑地闪烁着。然后停止了。
“我思考了很多事情，”他说，一丝浅浅的笑容藏在他嘴角的胡子下面，很难让人察觉。
“我是想过怎样对付他们，我必须承认，”他说，嗓音嘶哑带着喉音。
“他们宣布我有精神病的同时，也赋予了我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绝对豁免权。”
自从他坐上证人席以来，他第一次转过头看了看陪审团。
“我曾经是位律师，”他带着有礼貌的微笑解释说，很像宾汉姆法官习惯性的微笑，我怀疑这一招是不是经过反复练习的。
他好像一时忘了他原来想说的话似的。
“赋予了你绝对豁免权，”我提醒他。
“是的，”他说，他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
“正如你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带着那个念头我开始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是精神病患者——州立医院这样说的——谁也不能让我对我做过的任何事情负责。”
他眼里流露出一丝狡黠。
“在那个意义上——也许不仅是在那个意义上——我和卡尔文·杰弗里斯一样，不是吗？超越法律，或者至少可以逍遥在法律之外。那不是人人向往的东西吗？为所欲为，不必对事情的后果负责。”
他停顿了一下，开始再次环顾法庭。
“你仍然喜欢干这一行吗？”他问，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
“当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办案？当你警告我要注意杰弗里斯的时候，我应该听你的。”他说，眼睛睁圆，咬着嘴唇。他的思绪开始追溯到事情刚刚发生时。
“这始终是我希望终身工作的地方，”他说着看看我，一边眯缝起眼睛，摇了摇头。
“在法庭上，努力让陪审团相信我是正确的。”
他好像陷入了沉思。我走过辩护律师桌，站在桌子的一头，离陪审席和证人席都是最近的地方。我指着丹尼。
“艾略特，”我平静地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吗？”
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或者是他听见了，但选择不予回答。无论他那百感交集的脑海里在想着什么，他现在都深深地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变得更热切了，他的脖子涨得粗粗的，他的衬衫领子，本来就太紧，勒进他的喉咙，他的脸色变红了。
“因精神错乱带来豁免权，但是正当防卫时，豁免权便风马牛不相及了。”他说，一字一字迅速地从他的嘴里吐出。
“当别人试图夺去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有权夺去他的生命，不是吗？”他问道，看我敢不敢不赞成。
“你认识他吗？你以前曾经见过他吗？”我坚持问道，再次指着丹尼。
艾略特瞥了被告一眼，然后又看着我。
“不，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不耐烦地说。
“那该算是正当防卫，不是吗？”
“不，”我答道，压低我的声音。
“那不能算是正当防卫。没有人试图杀害你。但即使他们试图杀害你的话，那也是十二年前的事情。”
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一时间，我觉得我们是在重复我们以前有过的一次谈话。当他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我们进行过上百次那样的谈话，我们谈论刑法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候谈到可能被指控为谋杀的独特的防卫。
“正当防卫必须与攻击同时发生。否则，便没有什么需要防卫。你不能杀害过去某个时候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那完全是复仇。”
他等不及我把话说完。
“你肯定吗？”他问，眼睛冒火。
“假如一受到攻击，他就开始自我防卫——但是动作慢了怎么办。而且，”他接着说，头往前伸，“假如攻击一直在继续——日复一日的——持续了好多年怎么办？假如某人正在摧残剥夺他的生命，想掐死他，一点一点地越掐越紧，而心里却在想着怎样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弄到手，他又该怎么办？然后，在事情发生多年后，他终于罢手了。你真能肯定那不是正当防卫？”
我拒绝承认任何事情。
“不，那不是正当防卫，这你是知道的。你在谈论的是你的感受，是你对卡尔文·杰弗里斯陷害你所产生的后果的感受。那不是正当防卫，因为为时已晚——太晚太晚了。你已无法阻止他对你的陷害，而且还因为你无法改变过去。你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为自己报仇。那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艾略特，不是吗？”
他失去了控制。
“无法改变过去？你难道什么都不懂？人们惟一可改变的就是过去！”
他的眼睛越睁越大，随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变得更加暴躁。他的精神几乎要彻底崩溃了。我现在必须得让他承认他所做的事情，要不然就太晚了。我向他迈出一步。
“你以为你杀了卡尔文·杰弗里斯，杀了昆西·格里斯沃德，你就能改变过去吗？”
“当然！”他坚持道。
“他们改变了我的过去，不是吗？”他的目光投向陪审团。
“我的妻子——我爱过的女人——变成了背叛我的女人。我的孩子——我爱过的孩子——变成了忘记我的孩子。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过去是一个被爱过的男人的过去；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被憎恨、被抛弃的男人的过去。”
他猛地扭过头来，再次死死地盯着我。
“无法改变过去？这些年来，如果我就住在精神病院里，住在关押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院里，我的过去会是什么样子？回首我的生活，你看到的会是什么？一个疯子。当你回首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以及我孩子的母亲的生活时，”他怒气冲天地问道，“你看到的是什么？不论你看到了什么，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对吗？无法改变过去？他们改变了我的过去，我也改变了他们的过去。他们想写我的生命史，但到头来是我写了他们的生命史！”他大声喊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法官担忧地和护理员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护理员立即向证人席走去。
“别激动，艾略特，”我说着又向前迈了一步，设法让他平静下来。
护理员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法官。宾汉姆迟疑了一下，然后举手示意他不用过去了。
我还没有问完艾略特。还有一些我必须要问的问题。
“你是怎么干的？你是怎么指使雅各布·惠特克去杀杰弗里斯的？你是怎么指使切斯特——比利——去杀格里斯沃德的？你是怎么说服他们去杀人的？”
他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傻子似的。
“我给了他们生活的目标。我给了他们值得为之去死的东西。我给了他们可以信仰的东西。”
“艾略特，你给了他们什么可以信仰的东西？什么东西使他们信仰得如此虔诚，竞愿意为之去杀人？”
“他们相信罪恶确实存在，恶人确实存在，如果你不阻止他们，他们便会不停地作恶。”他停顿了一下，一丝微笑爬过他的嘴上。
“他们是精神病人，记得吗？”
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又朝他迈出了一步。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臂之远。
“你承认你命令他们去杀死杰弗里斯和格里斯沃德？”
他大笑起来。
“命令他们？我没有命令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我们进行了一次审判，就像你们现在进行的审判一样。”他环视着法庭。
“或者也许更像他们判我有罪时所执行的法庭程序。我用任何一位优秀的律师都会采用的方法为我的案子辩护：我条理清楚，逻辑缜密，说服力强，恰如你的风格。然后，待我说完，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裁决。在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裁决以后，他们便判刑。他们再执行。我与它一点关系也没有。”
他的眼睛因自鸣得意而熠熠发光，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想说的还有很多，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下你明白了吧，”他开始说道，“我的确改变了过去。”
正在这时事情发生了，那可怕的、可怜的、一齐响起的同音词，比我以前听到的情况更糟——要糟糕得多。
“我的确改变了过去……继续……规矩……汇聚……”那些词以短促的节奏脱口而出，越说越快。
他开始呼吸困难，他撕扯起衬衫领子，从喉咙上拉开领口，好像是衣领在堵塞他的呼吸似的。他的眼睛凸出，越来越使劲地扯着衣领，当他踉踉跄跄地离开证人席时，绊了一下，便开始往下倒。我伸出双手抓住他，当我在他的重压下往后倒时，护理员连忙冲进来帮忙。
他一定在梦中，在睡眠中，在脑海里千百遍地设计过他双手和双脚的每一个动作，直到那些动作完全成了舞蹈般的本能动作。我就在那里，扶着他，试图帮助他，我决没有看见那是怎么发生的。突然，我的手脱空了，艾略特站立自如，挥舞着护理员的手枪。
“安静！”他命令道，这时法庭里已乱成了一团。
“安静！”他又喊了一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恐慌。来旁听审判的人们正在设法躲藏，钻到长椅子之间的狭道中，有些人趴在了先卧倒在地的人的身上。艾略特举枪向后面瞄准，开了一枪。人人都吓得一动不动。
“听着，”他说，稳稳地举着枪，“我希望大家都非常仔细地听我指挥。”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吃惊。
“慢慢地，从第一排开始，我希望每个人都离开——每一个坐在那儿的人，”他说，朝着旁听席长椅子点点头。
“现在，”他说，“慢慢地，就像你们参加完婚礼或葬礼之后离开教堂时那样。每次走一排。”
人们按照他的吩咐，一次走一排，回头看着他，惟恐还没等他们出门他就改变了主意。当听众全都出去以后，他向陪审席上惊恐不安的十二个人转过身去。他用枪比划着，命令他们走进陪审团室。
“你们跟他们去，”他说，对书记员和书记官点点头。
当他们走出法庭后，他向护理员转过身去，命令他把被告带回监狱。
“跟他走，丹尼，”当他流露出不愿意留下我而独自离开的神情时，我说道。
现在法庭里除了艾略特外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宾汉姆、罗伊斯切和我——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
艾略特走过法庭前面，倚在空荡荡的陪审席上，手枪从他的手中垂了下来。
“我们把陪审团请回来，单独进行一场审判，好吗？”艾略特问道，眼睛看着罗伊斯切。
“你认为我对卡尔文·杰弗里斯和我妻子的起诉恰当吗？”
当艾略特开始摆弄手枪时，卡桑德拉·罗伊斯切是没有惊慌失措的寥寥几人之一。当时，她笔直地站了起来，一动也不动，眼睛盯着他，仿佛他只是企图侮辱她而不是威胁她的生命。她拒绝回答，当他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时，她惟一的反应是用更加蔑视的眼神看着他。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你想干什么，艾略特？”我问，试着朝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用眼神警告我别靠近。
“你跑不掉的，”我告诉他，尽量显得镇定和自信。
“即使你能跑掉，又能怎样？去杀了你妻子？那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逃出医院，亲手杀死她？”
“杀死她？”他发狂地喊道。
“我不想让她死。我想让她永远活着。我以前全都告诉过你。”当他在空中挥舞着手枪时，他大声说道，眼睛里闪着阴沉、威胁的神情。
“我到法庭是来做记录的，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想上诉一个你决不应该输的案子那样。杀死她？我想让她活着，让她明白人人都知道她是什么货色，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被所发生的一切弄得气愤不已、疲惫９9ｌｉｂ.不堪，已感觉不到什么是恐惧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已经做了记录——你改变了过去。人人都知道。你还有什么要做的？”
他的眼睛怒火直冒。
“完成我十二年前开始的事情。”
“你开始的什么？”
“那天我到你的事务所去的时候，当我准备……”
于是，我明白了，不仅明白了他将要做什么，而且明白了他始终打算做的事情，很奇怪，那似乎也有道理。
“别，”我本能地反应说，但是，我知道我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改变主意。太晚了。总是为时太晚了。
他用枪对着我。
“你们两个该走了，”他说，抬头瞥了法官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公诉人。
罗伊斯切转身要走，但是宾汉姆拒绝离开。
“这是我的法庭，”他坚持说。
艾略特似乎感到很吃惊。
“要是杰弗里斯的话，他早就走了，”他说道。他看着我，看我是否同意他的说法，然后又看看宾汉姆。他伸直胳膊，直到手枪贴近我的脑袋。他再一次叫他离开。
“如果您离开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他怀着一种敬意说道。他一定曾经想过，认为每一位法官都想听人那样对他说话。
宾汉姆还是不愿意走，他看着我。
“没事的，”我让他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你最好走吧。”
就剩下我们俩了，艾略特站到法官席前面，就在宾汉姆座位的下方。他用枪比划着，让我走到辩护律师桌的远端，那儿离空无一人的陪审席最近，离后面的双扇门最远。我们俩就那样站着，面对面，仿佛过了很久很久，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曾经喧闹无比的法庭现在是如此的安静，我敢发誓，我都能听得见思维掠过艾略特·温斯顿头脑的声音。
“你没有理由这样做，艾略特。”
他抬头看看钟。
“四点四十四分。我们再等一一分钟。四点四十五分。”
我站在那里，无计可施，凝视着左轮手枪的枪管，在我潜意识的深处浮起了阿纳托利·契切林对我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经历过的场景，他站在行刑队面前等待着，等待着开枪的命令，绝对肯定地知道那将是他听见的最后一个词。
“别开枪，”我恳求道。
“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个意外。那不是犯罪。”
一瞬间，他看上去像我刚认识时的艾略特·温斯顿，一个聪明好学的年轻人，有他挚爱的妻子和他喜欢的孩子，他的整个生活展现在他面前，自信决不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
他摇了摇头。
“那不是犯罪？”他微笑着。
“那不是我的本意。”
我听见钟敲响了四点四十五分。
“别，”我再次恳求。
枪声在我耳畔炸响，然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惟有寂静，到处是一片寂静。随后，我听见了声音：脚步跑动、跳跃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一声洪亮的似动物发出的咆哮声，接着是法庭后面的门在我身后撞开的声音。
我抬起头来，正好看见艾略特安静地毫无畏惧地对我微笑着，一边放下他刚才对空射击的手枪。
“别，”我再次恳求，当警察开始攻击时，我朝门口转过脸去。没有一个人听见我的话，但是，即使他们听见了也没有用。那一声枪响成了艾略特自裁的信号。他躺在那里，在法官席的底部，他的眼睛睁着，鲜血一滴一滴流过他仍然挂着奇特的微笑的脸。
两位警官设法帮助我离开法庭。
“艾略特·温斯顿到我的事务所不是来杀我的，”我对他们说。
“他是去自杀的。这一次他让其他人代劳了。”
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俩谁也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第三十一章
虽然我以前曾告诉过詹妮弗这一切，但是我又对她讲了一遍，试图真切地记住所发生的一切。
“当宾汉姆说那是他的法庭时，他是当真的，”当保时捷轻松地驶过一个宽宽的大弯道时，我说。詹妮弗两眼紧紧盯着前面的路。当我们加速时，她的头发在她身后飘拂着。
“第二天上午，他把每一个人都召回了法庭。
“‘安托内利先生，’他说，‘你还希望传唤其他证人吗？’
“‘没有，法官大人，’我回答。‘被告方就此案所作陈述完毕。’
“然后他看着卡桑德拉·罗伊斯切。‘公诉人希望传唤任何反证证人吗？’
“她摇摇头。‘没有，法官大人。’
“他又向我转过脸来。‘被告方这一次希望提出任何请求吗？’
“‘是的，法官大人。被告方九九藏书请求直接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
“宾汉姆看着罗伊斯切，那惯用的神情表明该轮到她发表意见了。
“‘公诉人不反对，’她微微点头说道。
“就是那样，全部过程。五分钟，案子结了。宾汉姆对陪审团表示感谢，对他们说，他知道他们谁都不会忘记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他希望他们也记住正义已经得到伸张，一个无辜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由。”
我们在一条笔直的道路上急驶而去，引擎发出刺耳的尖啸，风儿掠过我们身边，詹妮弗昂起头微笑着。
我说个不停。
“有时候我会想起艾略特，想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以及他所做的事情。”
十月的太阳低垂在我们身后，将田野、葡萄园和果园染成了褐色、橙色、墨绿色和黑色，那是冬雨在把一切都变成潮湿阴沉的灰色之前留下的最后一抹秋色。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人，住在大桥底下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做是他们的家的那些人。有时候我怀疑他们是否存在，因为我们只是在夜晚才注意到他们，那是我们最易受攻击和最害怕的时候。有时候我怀疑是否还有那种人——就是艾略特在医院里.９9ｌｉｂ?认识的那些人——掺杂在他们当中。”
过了一会儿，我住口不说了，只是望着我们前面的道路，频频看着使我魂牵梦萦的那张脸，庆幸我们再次走到了一起。
“这个案子还带出来一件好事。丹尼再也不会无家可归了。你说霍华德·弗林把丹尼当成了他的儿子，你说对了。霍华德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家。”
天色渐暗，我们在外面转了整整一个下午。詹妮弗累了。我把她扶出汽车，挽着她的胳膊，朝门口走去。屋里亮着灯。
“晚上好，安托内利先生。詹妮弗开车兜风愉快吗？”当我松开她的胳膊时，护士问道。
“下周见？”她带着好心的微笑问。
“当然，”我答道。我望着她们一起走下过道，希望她们消失在拐角处之前詹妮弗会回过头来，最终藏书网想起我是谁，喊出我的名字。
外面，在夜晚凉爽的空气里，我打开了保时捷的车门，然后，在我上车以前，朝街道上那幢三层砖楼的最顶端瞥了一眼，想起了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州立医院看望艾略特·温斯顿的情景。
我驱车穿过黑暗，上了回波特兰的路。为了让我的脑子不再去想詹妮弗，我打开了收音机，过了几分钟，音乐停止时，我听到了一条新闻。阿萨·巴特拉姆被杀，被刀捅死在他的律师事务.99lib.所外面，就在他汽车旁边的街道上。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