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 《史迈利的人马》 作者序 《史迈利的人马》是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说，描述英国情报组织（我称之为圆场）的乔治·史迈利与苏联格别乌（我称之为莫斯科中心）化名卡拉的对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之间的斗智故事。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说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第二本是《荣誉学生》。我最初的雄心不仅是要写三本，而且打算写一整套——十本或十五本——史诗般的传奇，描写我笔下这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角，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手经历，通过彼此的间谍活动，共同构筑一部冷战的“人性喜剧”。 间谍行动尽管有不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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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都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而间谍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地面部队。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玩家最后终于看见彼此手中的牌时，会惊觉自己竟严重高估了对方的战略能力。就此而言，情报工作不免陷入虚构的形式，因为间谍并不必陈报敌方的实情，只须替敌人绘上令人胆战心惊的外衣，让警钟不断敲响，直到永远。 在这场荒诞战争的核心，另有一场敌对集团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这是所有的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因为这对供养他们的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单纯的侦察工作变成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一窥腹地，没有人能知晓究竟。如是之故，我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我的淳淳善言，竭尽所能加以戏剧化，即使是煽动性的主张也不例外——例如，冷战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在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都无二致，以及冷战对谎言的赞颂崇拜如何渗透到西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国家内部的所有政府机构，自最基层的行政教区上溯，几乎都无可避免地召唤国家安全的恶灵来掩饰其偏见、无能与腐败。而史迈利就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我的读者不会听我说，却会听他细诉。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宏伟故事里的主角。如果有一天，史迈利被某些秘密结社的美式猎巫组织送上他的同侨所组成的私刑法庭——这在当时确曾发生——以他潜藏悲悯之心不适任情报工作为由加以定罪，我的读者势必会群起捍卫，把这些控罪者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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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净。我在脑海里构思了许多这样的素材，写在笔记本里的更多。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我没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部分原因出在史迈利。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想描写年轻的热情与变迁的社会。过去一段时间，史迈利曾是我的代理父亲，是听我告解的神父。但身为我的游侠骑士，他用太过苍老的眼光看这世界。看见沧桑变化，他感到痛苦。他洞明世事的眼光与英勇的过往曾经为我提供声音与伪装，但我却开始发现这些宝贵的资产同时也是负债。史迈利依旧是我的英雄，但他已力不从心。对我而言，他太过坚忍。他的激进止于思想，而非行动。于是，无论如何怀忧丧志，他总会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须把他的良知关在门外。而艾力克·坚尼斯(Aleness)无与伦比的精湛演出更增添了我的问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首度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播出时，当时惟一的独立频道刚好举行罢工，整整六个星期，全英国的观众只能在BBC1与BBC2间选择。结果，我们每一集的收视观众高达一千一百万人，整部影集变成一种公众议题，广播里无休无止地讨论某人对于计谋了解得如何之深或如何之少，史迈利顿时成为戴近视眼镜的国民英雄，解开我们所有人一筹莫展的字谜。.99lib. 问题还不止于此。乔治·史迈利，不论我喜欢与否，自此而后就成为艾力克·坚尼斯——声音、格调、所有的一切。我很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作家的运气再好，要找到一位演员把他笔下的角色诠释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也是一生难求的。而艾力克做到了。他演出的史迈利与西瑞尔·库赛克(Cyril Cusack)在《柏林谍影》中扮演的老总一样精彩，甚至更出色。另一方面，对于史迈利成为公众人物的这个事实，我却也有点难以释怀。那是十分奇特的情绪，而且不尽舒坦，当我想把艾力克演完的这个角色收回来时，却发现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货。我甚至有被背叛的感觉。 我之所以没能完成这个大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写作方法产生了自己至今仍难以言明的彻底改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创作过程是静态的，我坐在科尼什写下书稿。尽管书中的场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却没有为了写小说而去造访这些地方。我运用记忆和想像力，侥幸过关。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荣誉学生》时，便开始长途跛涉。我以香港为据点，马不停蹄走访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并在旅途中写作。在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尝到热战的滋味，虽然浅尝辄止，但在亲眼目睹我想看的场景之后，我开始觉得史迈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赘。《荣誉学生》颇受好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没.９９lｉb?有他俩的存在，这会是一本更好的小说。 基于这种种原因，《史迈利的人马》就成为老间谍的挽歌，对我而言，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史迈利在《秘密朝圣者》里再次现身，但只是回忆的角色。为了壮大欢送的阵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当然还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后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场。我还能选择什么地方呢？在《柏林谍影》里，史迈利就是在柏林围墙听见呼喊利玛斯别回到女友丽兹身边的叫声。在最后一场行动，史迈利会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别离开东边。史迈利赢了，卡拉输了。但他们两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面对面，他们是两个在孤绝之境的孤绝之人。卡拉牺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迈利牺牲的则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 约翰·勒卡雷 科尼什，二○○○年十月 机构和人物 圆场——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沙拉特——圆场培训中心所在地，俗称“训练所” 剥头皮组——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旗下人员俗称“街头艺术家” 火烧——圆场术语，指以勒索的方式，迫使掌握情报资源的人提供协助或招供 乔治·史迈利——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安恩——史迈利的妻子 卡拉——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比尔·海顿——圆场前任伦敦站站长，实为卡拉手下，潜伏在圆场二十多年，被史迈利揭发后遭暗杀 康妮·沙赫斯——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彼得·吉勒姆——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拉康——内阁办公室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 索尔·恩德比——从外交部空降的接替史迈利成为圆场的最高主管 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财政部门主管 山姆·科林斯——圆场行动组主管 托比·伊斯特哈斯——点路灯组前组长，现从事可疑的艺术品买卖 瓦拉狄米尔将军——原籍爱沙尼亚的政治难民，苏联军官，原为罗迈利手下，遭暗杀 欧斯特拉柯娃——住在巴黎的俄裔流亡分子.?t> 奥图·莱比锡——瓦拉狄米尔将军手下的情报员，声誉不佳的情报贩子 克劳斯·克列兹奇玛——莱比锡的好友兼老搭档，以经营色情夜总会为业 格里高利耶夫.——苏联驻瑞士伯恩大使馆的二等商务领事 欧雷格·基?洛夫——本名欧雷格·寇斯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二等秘书 第一章 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在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她的灰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络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的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恶魔！”她忿忿地低声咒骂。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恶魔！”她又骂了一声。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 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她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郁郁寡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个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你是位医生，也许？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妻子欺骗你了？——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一—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 “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的玻璃杯，柠檬浮在水面。透过玻璃杯，她看见肮脏的马赛克地板。透过地板，她看见葛利克曼那张可爱、残忍又温柔的脸向她迫近，劝她去签、去做、去承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一个人获得自由，比三个人同当奴隶好，他低声说，有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女儿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前途，无论你留下或离开，都没什么不同；离开，然后我们再尽量想办法走下一步；什么都签，然后远走高飞，为我们三人而活；如果你爱我，就走吧…… “他们过得很苦，一直都是。”最后，她以近乎怀旧的口吻对陌生男子说，“你太年轻了。他们过得很苦，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很苦。” “那个罪犯葛利克曼还写信给你吗？”陌生男子以优越感十足、凡事了然于胸的态度问道。 “他从没写过信。”她说了谎，“他这样一个生活受到限制的异端分子，怎么可能写信呢？留在法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 把自已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祗，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一—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已，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下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亚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么，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泪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一—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柱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铸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已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一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 “夫人：”信一开始，就像一道命令，“你的信已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们的一个朋友很快就会与你联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带着信中所附的另半张风景明信片表明身份。在他到达之前，请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会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到你的公寓，并按三次门铃。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请全然相信他，夫人，我们会尽可能地协助你。” 欧斯特拉柯娃除了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之外，也暗自从信中的戏剧性语调得到一些娱乐。信为何不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呢？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只因为他给了半张英国风景明信片，我就要觉得比较安全？那是一张皮卡迪利圆环（伦敦市中心的繁华街区）的风景明信片，从对角线细心地撕开——不是剪开——成两半。应该写字的那面全是空白。 令她惊讶的是，将军派来的使者在当夜就来访。 如同信中所约定的，他按了三次门铃，但他应该知道她人在公寓中——他一定看着她进门，亮了灯——她听见信箱咔哒一声，比平常的声音更响一些，等她走到..门边，就看见半张风景明信片躺在门垫上——过去她渴望看见女儿亚莉珊卓来信时，不时查看的那个门垫。她拾起明信片，直奔卧房，她的那半张明信片夹在《圣经》中。没错，两相吻合，上帝站在她这边，圣约瑟夫代她求情。（但这又是多么没有必要的无聊想法，真是！）她打开门，他就从她身边溜进屋里，像个影子似的：一个小妖魔，身上领口镶有天鹅绒边的黑色大衣，让他散发出歌剧般的阴谋叛乱气息。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派了一个侏儒来捉巨人。他有弓形的眉毛，纹路深刻的面孔，在门口镜子前，他脱下帽子，露出尖尖的耳朵上方一头蓬乱的黑发，用他小巧的手掌略加梳理——如此鲜明且具喜剧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欧斯特拉柯娃一定会很无礼地对他畅怀大笑。 但今夜不行。 今夜，她立即感觉到，他有着异于寻常的严肃庄重。今夜，他仿佛刚下飞机的忙碌营业员；她也感觉到，他是城里的崭新面孔，他的干净整洁，他散发出的旅行气息——今夜，他只想谈生意。 “你安全地收到我的信了，夫人？”他的俄文流畅，带着爱沙尼亚腔。 “我以为那是将军的信。”她回答道，对他——她不由自主地——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 “是我替他带来的。”他严肃地回答。他把手伸进衣服的暗袋，欧斯特拉柯娃很怕他会像那个陌生男子一样，掏出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照片，一瞥就已足够：那苍白、闪着油光的面容，蔑视所有女人不仅是她——的表情，一种心中渴望，却不敢真正动手的模样。 “没错，”她说，“这就是那个陌生人。” 看着他逐渐显现的喜悦之情，欧斯特拉柯娃立即明白，他就是葛利克曼和朋友所说的“我们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有心也有力的人。自此刻起，她在心中称他为“魔术师”。她想，他的口袋中一定装满聪明的把戏，他愉快的双眼中闪烁着魔术的光芒。 大半夜的时间，她都以离开葛利克曼之后就不曾有过的热烈情绪，和魔术师谈话。首先，她把事情从头再说一遍，仔细回想，她不禁暗自吃惊，在信中她竟略去如此多的细节，而魔术师却好像都能真正了解。她对他说明她的感觉，她的悲泣，她内心可怕的骚动，她毫无保留地述说自己饱受的痛苦煎熬。那个陌生男子显得如此笨拙——她继续述说，也怀疑——这像是他的第一次，她说——他既无谋略，也无自信。把魔鬼想成笨蛋，也太奇怪了吧！她谈到火腿蛋卷、薯条、亚尔萨斯啤酒和他的笑声，她觉得他是一个胆怯又压抑的危险人物——绝对不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矮小的魔术师对她大部分的看法，都由衷赞同，仿佛与那个姜色头发的男子早已熟识一般。她对魔术师全然信任，一如将军所嘱咐的，她对猜忌疑心己感到厌烦。她不断回想，不断诉说，真诚坦率。仿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她与欧斯特拉柯夫这对年轻恋人，以为再无机会相见的夜晚，彼此拥抱，在迫近的枪炮声中低声诉情衷；也仿佛她与葛利克曼在等着押他回监狱的敲门声响起时，吐露的真情。她对着他机警、谅解的眼神倾诉，对着他的笑声也对着他的苦楚倾诉，她立即感受到，他那种感同身受的苦楚，是他非东正教，甚至反社会天性中较好的一面。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诉说中，渐渐地，她的女人直觉告诉她，她正在助长他心中的一股热情——这次并非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让他所问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别有深意。她并不知道，他恨的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谁引起了魔术师的怒火，不管是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她都不由得替他们感到担忧。她忆起葛利克曼的热情，那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无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魔术师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见的目标上。 但不管怎么样，魔术师离开的时候——我的天哪，她想，已经差不多是她要再去上班的时间了——欧斯特拉柯娃已诉尽心中的话，而魔术师回报她的则是唤起多年以来，直到今夜一直埋藏在过往回忆中的那种情感，对亚莉珊卓、对自己、对那两个去世的男人的复杂的情感。她一面整理杯盘瓶罐，一面失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妇人之愚。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大声地说，自嘲地摇摇头。“我怎么找你？”她曾问他，“如果他又来找我，我怎么通知你？” 她不能，魔术师回答说。但如果有危机发生，她可以再写信给将军，但要写上他的英文名字，寄到另一个地址。“米勒先生。”他很慎重地说，以法文念出名字，并给她一张以大写字母写着伦敦地址的卡片。“但请小心，”他警告说，“你一定要写得迂回隐晦。” 这一整天，以及后来的许多天，魔术师告别时的身影一直在欧斯特拉柯娃脑海萦回不去，她不断忆起他从她身边溜过，走下昏暗的楼梯。他最后的一瞥，带着坚定与兴奋的炽热眼光：“我保证解救你，谢谢你找我帮忙。”他苍白的小手顺着楼梯的宽阔栏杆向下移动，恰似在火车窗外挥动的手帕，不断地告别，逐渐地缩小远去，直到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之中。 第二章 促成乔治·史迈利重出江湖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第一个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也就是同一年的九月初，但不在巴黎，而是在汉堡，一个曾经是古老、自由的汉撒一员，今日却因自身的繁华昌盛而几乎难以负荷的城市。但不容否认的，迄今仍无人抽干或以混凝土填塞的阿尔斯特湖，在夏秋之交，金橙交错的湖滨景色之辉煌瑰丽，没有其他地方堪与匹敌。乔治·史迈利，毋庸赘言，当然看不见这慵懒的秋日丽景。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天，史迈利正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坐在他惯常使用的书桌前，鼓起最坚定的信念，案牍劳形。从阅览室的窗根向外望，有两棵细长的树。他可能会说，自己与汉堡的惟一关联——如果他事后试图建立关联性的话，但其实他并没这么做——在于探求德国巴洛克时期诗文的灵山泉源，因为当时他正在编写有关奥皮兹的论文，并竭尽心力在那个时期繁冗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真正的热情。 那天，在汉堡，上午十一时许，通往湖堤的小道，布满落叶与斑驳的阳光。外阿尔斯特湖如镜的湖面泛起一层薄雾，透过雾气望去，突起的东堤仿佛水平面上挥洒出的点点绿彩。沿着湖岸，许多红色松鼠穿梭跳跃，忙着为冬天作准备。但是，站在小道上，穿着运动服与慢跑鞋，看.似无政府主义者的纤瘦年轻男子，目光与心思都未注意到这些松鼠。他眼眶泛红，凝视着逐渐驶近的汽船，两天未刮的胡子，让他毫无表情的面容更形黯淡。他左臂下夹着一份汉堡报纸，但任何一双如乔治·史迈利般富有洞察力的眼睛会立即察觉，那是昨天的报纸，不是今天的。他右手抓着一只蔺草购物篮，但购物篮好像还比较适合放在粗壮的欧斯特拉柯娃夫人手上，而不是这个柔弱、汗湿，看似随时会跳进湖里的运动者。篮子顶端露出了几颗柳橙的踪迹，一个印着英文的黄色柯达信封，躺在柳橙上方。小道别无人踪，水面的雾气更加深了他的孤独疏离。他身边只有汽船的时间表，和一张想必是躲过战火幸存下来的古老通告，告诉他如何在半溺水的状态下挽救生命。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只有将军的指示，他像祈祷般不断反复背诵。 汽船滑过岸边，年轻男子跳上船，恰似玩舞蹈游戏的孩工——一阵狂乱的脚步，然后静止不动，等待音乐再次响起。四十八个小时以来，夜以继日，他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个时刻——现在。他一路开车，保持清醒盯住路面，眼底闪过妻子与女儿的影像，他想像着任何差错所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幸后果。他知道自己有制造灾祸的天分。在停下来喝咖啡的空当，他把柳橙一次次重新装排进篮子里，不下十余次，把信封直放、侧放——不，这个角度比较好，这样比较合适，比较容易拿。接近市区边缘时，他开始搜集零钱，以便支付船费，不需找零——如果售票员抓住他，和他闲话家常，该怎么办？他该做的事这么多，而时间又这么短。他费心推敲过，他不会开口说任何一句德语。他会喃喃低语，面带微笑，满怀歉意，但保持沉默。或者也可以说他仅有的几句爱沙尼亚语——在父亲坚持让他学俄文之前，深受路德教派熏陶的童年生活，还让他记住了一些《圣经》的词句。但现在，时间如此迫近，年轻男子突然觉察到这计划仍窒碍难行。如果其他的爱沙尼亚乘客来协助他，又会如何？汉堡这一个多种语言流通的城市，距东部仅几英里的距离，任何六个人聚在一起，都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漠然以对。 他真希望自己刮过胡子。他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醒目。 走进汽船的主舱，年轻男子不看任何人。他低垂目光。避免目光接触，将军这样命令。售票员正和一位老妇人聊天，对他视而不见。他笨拙地等待着，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船上有大约三十名乘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无论男女，都穿着绿色的大衣，戴着绿色的毡帽，也都对他颇不以为然。轮到他了。他伸出汗湿的手掌。一马克，一个五十芬尼，一把十分铜币。售票员自顾自地忙着，没说一句话。年轻男子笨手笨脚地在座位间摸索前进，走向船尾。码头渐渐远去。他们一定怀疑我是个恐怖分子，年轻男子想。他双手沾上了发动机油，他真希望洗掉。也许我脸上也有。一定要漠然，将军说。让你自己不受注意。别微笑，也别皱眉。让自己看起来平凡正常。他瞄了一眼手表，想让自己的行动维持缓慢。他事先已卷起左臂的袖口，特别是要让手表可以露出来。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子，低下身子，突然走到船尾的部分。因天气许可，船尾部分开敞，只张起天篷。这只是几秒之间的事，不是几天或几公里，甚至不是几小时，而是几秒钟。他手表的指针颤动着穿过六。等指针下一圈走到六时，你就行动。微风徐来，但他根本没注意。时间对他而言实在是很大的困扰。只要一兴奋——他自已知道——他就完全丧失时间感。他很怕等自己发现时，秒针早已绕过两圈，使一分钟变成两分钟。船尾的座位空无一人。他急急地冲到最后一排长椅，双手将装满柳橙的篮子揽在腹前，一面将报纸夹在腋下：这就是我，请看我的记号。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柳橙显然太过可疑了。一个没刮胡子、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提着一篮柳橙，带着昨天的报纸呢？全船的人一定都注意到他了！“船长——那个年轻人——在那里，他是个炸弹客！他篮子里有一颗炸弹，他想挟持我们，或想炸沉这艘船！”一对伴侣手挽着手，背对着他，站在栏杆旁，凝望着湖面的水雾。那男人个子很小，比那女人还矮。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领口镶有天鹅绒边。他们对年轻男子视而不见。坐得越后面越好，而且要确定坐在走道旁，将军说。他坐下，暗自期盼自己的祷告能首次应验，不需任何的撤退行动。“贝琪，我是为你而做！”他暗自低语，想着女儿，回忆将军所说的话。尽管是路德教派的信徒，他仍在颈间戴了一个母亲送的木十字架，但被外套的拉链掩住了。为何要藏起十字架？这样上帝就不会亲眼目睹他的劣行？他不知道。他只希望能再开车上路，一直开一直开，直到他放弃，或安全抵家。 别看任何地方，他记得将军这样说。他哪里也不看，只盯着前方。你是被动的一方。你什么都不必做，只要提供机会。没有密码，什么都没有，只有篮子、柳橙、黄色信封，和你腋下的报纸。我不赞同，他想。我让女儿，贝琪，身陷险境。丝黛拉绝对不会原谅我的。我会丧失我的国籍，我赌上了所有的一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将军说。将军，我不明白：这不是我的目标，而是你的目标，我父亲的目标。就因为这样，我把柳橙丢下船了。 但他没这么做。他把报纸丢在身边吱嘎作响的长椅上，发现报纸都已被汗水浸湿——他刚才夹着报纸的腋下也沾染上油墨。他看着表。秒针指向十。表停了！从上次看表到现在，只过了十五秒——根本不可能！他焦急地望向湖岸，确信汽船已驶到湖中央。他再次看表，看见秒针正滑过十一。笨蛋，他想，冷静下来。他倾身向右，假装看报，同时不断地盯着手表读秒。恐怖分子。就只有恐怖分子，他想，标题已读了第二十遍。毫无疑问，其他乘客一定认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他们的大搜捕。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自己竟记得这么多德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 装着柳橙的篮子，小心地靠在他的脚边。你站起来的时候，要把篮子放在椅子上，好占住位子，将军这样说。如果柳橙倒了>藏书网出来，怎么办？在他的想像中，他看见柳橙在甲板上四处滚动，黄色信封混落其间，照片飘散一地，全是贝琪的照片。秒针跳过六。他站起来。现在。他的腹部一阵凉意。他拉下外套盖住腹部，却不经意地露出母亲的木十字架。他拉上拉链。悠闲漫步，别看任何地方，假装你是爱做梦的那种人，将军说。你父亲绝不会有片刻迟疑，将军说。你也不会。他小心翼翼地将篮子放在长椅上，用两手稳住，然后靠在椅背上，让篮子更加平稳。然后加以测试。至于《汉堡晚报》，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是该带走，还是留在椅子上？也许他接头的对象还没看到信号？他拿起报纸，夹在臂下。 他回到主舱。一对伴侣走向船尾部分，可能是要透口气，他们年龄较大，非常平静沉着。第一对伴侣洋溢着性感，即使从他们背后看来亦是如此——那小个子的男人，身材姣好的女子，还有他们两人的精心修饰。你知道他们两人有美妙的床笫时光，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在他看来，第二对伴侣像是一对警察；年轻男子确信，他们的闺房一定毫无乐趣可言。我的心思飘到哪里去了？他疯狂地想。答案是飘向我的妻子，丝黛拉。飘向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有的极至欢愉。他遵照指示，悠闲漫步，沿着通往密闭驾驶舱的走道前进。不看任何人并不难，所有的乘客都是背向他而坐。他走到最前面，容许乘客活动的范围到此为止。驾驶员坐在他的左方，一个高起的平台上。走近驾驶舱的窗边，称赞景观优美。留在那里，一分钟整。这里的舱顶较低，他必须弯下身子。透过挡风玻璃，林木与房舍不断移动。他看见一艘八人船划过，接着是一艘小艇，独坐一位金发美女。胸部浑似雕像，他想。为了看起来更加漫不经心，他把一只穿着慢跑鞋的脚撑在驾驶舱的平台上。给我一个女人吧，他热切地想着，在危机降临的时刻；给我我的丝黛拉，在清晨微曦中，慵懒、引人遐思的丝黛拉。他的左腕靠在栏杆上，手表依然在视线范围内。 “我们不在这里清理靴子！”驾驶员咆哮道。 年轻男子急忙把脚放到甲板上。现在他知道我说德文，他想，觉得自己的脸因困窘而刺痛。但反正他们早知道了，他愚蠢地想，要不然我为什么会带着一份德文报纸？ 时间到了。他再次直起身来，转头向座位走去。尽管心中仍牢记着不要看其他人的面孔，但却已失去效用，因为其他人正盯着他看，对他两天没刮的胡子、对他身上的运动服，以及他粗野的样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扫过一张面孔，又迎向另一张面孔。他想，他从来不曾碰到过这么多不怀善意的沉默人群。他的运动服又从腰腹裂开一条缝，露出一根黑色细线。丝黛拉洗得太用力了，他想。他再次拉下外套，大步踏向船尾，木十字架仿佛>?勋章一般在他胸前垂动。在他跨步前进时，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在长椅上，篮子旁边，他看见自己所等待着的黄色粉笔记号，画过两条椅板，如金丝雀般明亮，告诉他，递交过程已顺利完成。一看见这幅景象，他心中立即涌起了一股荣耀的感觉，他知道这在他一生中是无可比拟的时刻，比任何女人所能给他的满足感更加完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曾问将军；为何必须如此精心安排？ 因为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将军回答说，这是无可匹敌的宝藏，失去这个宝藏将是自由世界的悲剧。 而他选择了我，来担任信差，年轻男子觉得非常骄傲，尽管在内心深处，他仍觉得老人做得有点过分。他平静地拿起信封，丢进外套口袋，拉起拉链，还用手指按压，确定拉链都已密合。 几乎就在同一刻，他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站在栏杆边的女子仍然背对着他，他再次注意到她非常美丽的臀部与腿。但她那位穿着黑色大衣的性感同伴，却已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那人脸上的表情，让年轻男子才刚体验到的美好感受都烟消云散了。他只看过一次像这样的表情，那是在抵达英国的几个月之后，他父亲在他们的第一个英国新家——位于赖斯利普的一个房间——临终时的表情。他 4ece." >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过如此绝望、如此深沉严肃、如此欠缺保护的表情，从来没有。更令人心生警觉的是，他知道——正如欧斯特拉柯娃也了解的——这种不顾一切的神气与这人外型气质形成强烈对比，因为这人的外型有着喜剧演员的气质——或者，如欧斯特拉柯娃所认为的，有着魔术师的气质。因此，这小个子、尖脸的陌生男子富有深意的眼神，带着热切的恳求——“孩子，你不知道你带着的是什么！用你的生命去保护它吧！”——这是喜剧演员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汽船停了下来。他们已抵达对岸。年轻男子紧紧抓住篮子，跳上岸，几乎跑着穿过喧闹的购物人群，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却根本不知道这些街道会通到什么地方。 开车返程的途中，方向盘不断敲击着手臂，发动机声在耳边轰隆作响，年轻男子在眼前潮湿的道路上看见那张面孔，经过这么多小时之后，他不禁怀疑，自己在递交过程中涌起的千情万绪，是否全然出于想像。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真正的接触是由完全不同的人所完成的，他这样想，试着自我宽慰。可能是那群头戴绿毡帽的老妇人之一，甚至可能是那个售票员。我太神经紧张了，他告诉自己。在那关键的时刻，一个不知名的男子转身，看着我，我就在他身上编出了整部的故事，甚至还想像他是我死去的父亲。 抵达多佛时，他已几乎相信自已将那名男子的身影赶出脑海了。他把那些该死的柳橙丢进垃圾箱，黄色信封舒适地躺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尖锐的一角刺着他的皮肤，就只有这样。那么，他推论出他的共犯了吗？忘了他们吧。更何况，就算纯属巧合，他碰巧猜对了，对方就是那个表情空洞、目光炽烈的男子——那又如何？拿这个问题去向将军嚼舌，绝对是不智之举，因为如此一来，在关切安全问题的将军眼中，年轻男子无异是怀抱炽烈热情的幻想家。对丝黛拉的思念，成为他最迫切的渴望。在嘈杂不已的路程中，随着里程数的增加，他的欲望也愈强烈。这时还是清晨。他想像着她在自己的爱抚中苏醒，他看见她睡意迷蒙的微笑，慢慢地转化成热情。 就在这晚，史迈利接获了重出江湖的召唤。说来奇怪，虽然在这老年时期，他根本就睡不安稳，但他还是让床边的电话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了起来。他从图书馆直接回家，然后很不舒服地在国王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还带了一本《欧雷瑞尔斯游记》作为护身符。他回到位于水滨街的住所，继续写论文的工作，专心致志的程度，正是个没其他事可做的男人所能投注的心力。几个小时之后，他开了一瓶勃艮第红酒，喝掉半瓶，听着收音机播送的一出拙劣戏剧。然后，打起瞌睡，和纷乱喧扰的梦境搏斗。但是，在他听到拉康声音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硬生生地从一个温暖的珍贵秘境被拉出来，那是一个他希望能永远停驻、不受干扰的地方！同时，尽管他很快地行动，却仍觉得自己好像花了很长的时间着装；他在想，这是否就是老人听见死亡消息时的反应。 第三章 “您认识他，对不对，先生？”刑事督察长以恭敬的语气，尽量压低声音问，“或者，我不该追问。” 这两人待在一起已十五分钟了，但这是督察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没听见问话，但他的沉默并非出于防卫心理，而是他有静默的天性。更何况，一起检视尸体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情谊。此时距日出尚有一小时，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是烟雨迷蒙人踪绝迹的时刻，既不温暖也不寒冷，伦敦市区的灯光在天边渲染出橙色的光彩，树木仿佛披上防水布般闪闪生辉。他俩并肩站在长满山毛榉的林阴道上，督察长高史迈利一个头，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一头少年白的灰白头发，或许有些傲慢，但巨人般的温柔亲切，却很自然地让他显现出乐于助人的友善。史迈利短胖的双手交叠在腹前，神似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的市长，眼睛直盯着在督察长手电筒灯光照射下，躺在他脚边的那具尸体。走这么长的一段路显然让他气喘吁吁，因为他盯着尸体时还不住大呼几口气。从他们周遭的一片漆黑中，传来警方通话器在暗夜空气中的嘈杂通讯声。别无其他灯光，督察长命令他们熄灭灯火。 “他只是我曾一起工作过的人。”史迈利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 “据我了解也是如此，先生。”督察长说。 他满怀希望地等着更多答案，但史迈利没再多说一句话。“甚至别和他说话，”副助理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告诉他，“你从来没见过他，还有其他两个家伙。只给他看他想看的，然后就把他忘了。快。”及至此时，督察长完全遵照指示办理。依照他自己的估计，他行动的速度可比光速。摄影师已拍完照，医生已证实无生命迹象，病理学家已在现场检验过尸体，为接下来的验尸工作揭开序幕——速度之快，迥异于平常的步调，这一切只是为了替非正规军（这是犯罪与执行助理副局长喜欢用来称呼他的称号）的来访铺路。非正规军抵达现场——像个抄表员般拘谨有礼，督察长注意到——督察长带着他以慢跑的速度巡行一周。他们查看脚印，追寻老人的踪迹，直到此处。督察长重建犯罪现场，在此情况下竭尽所能。督察长是个很能干的人。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凹处，正当林阴大道转弯之处，也是飘腾的雨雾最稀薄之处。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尸体是周遭一切的中心点。尸体面朝下躺着，双臂张开如鹰展翅，仿佛被以十字形钉在沙砾地上一般，而塑料布更强调了它的了无生气。这是一具老人的尸体，但胸膛宽阔，是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身躯。一头白发剪得很短。强壮、布满青筋的手仍抓着一根稳固的手杖。他身披黑色大衣，脚穿橡胶套鞋。一顶黑色贝雷帽掉落身边，头部的沙砾混杂血迹，凝结成黑色。四周散落着一些零钱，一条手帕和一把看起来像是纪念品而不像工具的小刀。很可能他们一开始时打算搜他的身，但后来放弃了，先生，督察长这样说。他们很可能遇到阻碍，史迈利先生。但史迈利想知道的却是，碰触一具你刚开枪射杀、体温犹存的尸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脸呢，督察长先生？”史迈利说。 这回反倒是督察长觉得迟疑了。“噢，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困窘，“如果要指认他，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你知道的。” “没错，没错，我很确定。”史迈利郑重地说，仿佛他已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了一番。 督察长朝林木的方向轻声叫唤，他的手下都在那里，站在熄了灯光的车辆之间，蓄势待发。 “你，霍尔，派克警官，跑步过来，把他翻过身来。” 快，副助理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如是说。 两个人影从暗处现身。年纪较长的那个留着黑色胡子。他们手上长及肘部的外科手术手套，闪着鬼魅的灰光。他们穿着蓝色的罩袍，长及大腿的胶靴。留着胡子的那人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拉开塑料布，较年轻的那个警员则将手放在死者的肩头，仿佛要叫醒他似的。 “你们得用力一点，小伙子。”督察长以更明快的声调警告说。 年轻的警员用力一扳，留胡子的巡官助他一臂之力，尸体勉强地翻身朝上，一条手臂僵硬地挥动一下，另一只手仍抓着手杖。 “噢，老天哪，”巡佐说，“真是血淋淋！”——他用一手掩住嘴巴。警官抓住他的手肘，把他拖走。他们听见作呕的声音。 “我不碰政治，”督察长目光停驻在地上，突如其来地对史迈利吐露心声，“我不碰政治，也不碰政治人物。依我之见，他们大多是公认的疯子。这也是我为什么加入警界的原因，坦白说。”在他的手电筒灯光照射下，浓雾奇异地盘旋缭绕。“你不会刚好知道这是什么吧，是不是，先生？十五年来，我从没看过像这样的伤口。” “弹道学恐怕并不是我的专长。”史迈利停顿了一会儿，略加思索之后回答。 “不，我并不期望您是，对不对？看够了吗，先生？” 史迈利显然还没看够。 “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射中胸口，是不是，先生？”督察长伶俐地说。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扯闲谈有时可以缓和气氛。“整洁的圆形子弹会钻出一个干净藏书网利落的洞口。这是大部分人所期望的。受害者会缓缓曲膝倒下，还配合圣歌的节奏。电视上都这么演，我猜。其实，现在的子弹可以射掉一条手臂或一条腿，我那些突击队员朋友也这样说。”他的声调变得较实事求是，“他还是有留髭须吧，先生？我的巡佐觉得很奇怪，在他的上颚有些白胡须。” “军人的髭须。”史迈利沉默一会儿才回答，他以大拇指和食指在自己的上唇比出形状，但目光仍疑视着那老人的尸体。“我在想，督察长，我是否可以查看他口袋里的东西，可能吗？” “派克警官！” “长官！” “把塑料布盖回去，告诉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帮我准备好他口袋里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保留的那些。跑步。”督察长出于习惯地加上一句。 “长官！” “过来。”督察长轻轻地拉住巡官的上臂，“你告诉年轻的霍尔警员，我没办法让他不吐，但我不想听他那些对上帝不敬的话。”在自己的领地里，督察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怕人知道。“这边请，史迈利先生，请。”他又恢复了较温和的语调。 他们往上走到林阴大道的较高处，嘈杂的无线电声渐渐隐没，代之而来的是白头鸦忿然盘旋的声音与城市的怒吼。督察长顺着绳索围起区域的左侧，精神抖擞地走着。史迈利加快脚步，跟随他前进。一辆没有窗户的厢型车停在林阴间，后门敞开，车里亮着幽微的灯光。他们进了车，坐在硬条椅上。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他拿出一只像是透明枕头套的塑料袋。塑料袋顶端打了个结，他动手打开。里面，装满了更多的小袋子。莫戈特洛依德先生逐一掏出，督察长先用手电筒查看卷标，再交给史迈利去研究。 “一个磨损的皮制零钱盒，欧陆货。在他外套的左侧口袋，一半在衣袋里，一半露在外面。你看见零钱散落在尸体旁边——七十二便士。他身上就只有这么多钱。他还是会带皮夹吧，是不是，先生？” “我不知道。” “我们猜想，他们拿走了皮夹，从钱包下手，然后跑了。一串家里和其他用途的钥匙，在右裤袋……”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史迈利仍毫不松懈地仔细查看。有些人会演出记忆，督察长注意到史迈利的专心，不禁想着，其他人则是拥有记忆。在督察长的清册中，记忆是智能较优越的部分，他将之推崇为所有心智成就中的最高境界，而史迈利，他知道，就拥有这样的成就。“一张派丁顿区图书馆借书证，名字是V·米勒，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在大衣左口袋。一张外国人居留证，号码已登录，名字也是瓦拉狄米尔·米勒。一罐药片，在大衣左口袋。这药是做什么用的，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药名是‘速斯塔克’，不管是什么，一天服用两次或三次？” “心脏。”史迈利说。 “还有一张收据，总金额是十三英镑，北区伊斯林顿的快稳出租车服务。” “我可以看一下吗？”史迈利说，督察长把收据递到他面前，让藏书网他可以看见上面的日期和司机的签名，J·兰伯，在复写纸上草草写就的字迹。 下一个袋子，是一截学校用的粉笔，黄色，而且奇迹似的并未粉碎。较细的一端仿佛画过一笔，沾染上棕色，但较粗的一端则无使用过的痕迹。 “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是他首度开口。他外表像块灰色岩石，连声音都是灰色的，哀悼的口吻神似殡葬业者。“我们想知道，他是不是教书的，真的。”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加上一句，但史迈利不知是出于故意，或根本没注意，并未回答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含蓄的问话，而督察长也没追问。 接着，是第二条棉质手帕，这回是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拿出来的。半染血迹，半仍干净的手帕，仔细熨烫成平整的三角形，放在上装的饰巾口袋里。 “他是不是正要去参加宴会，我们猜想。”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次他完全不抱期望。 “犯罪与执行部门在线上，长官。”声音从厢型车前座传来。 督察长未发一语地消失在黑暗中，留下史迈利面对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消沉的凝视目光。 “您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吧，先生？”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哀伤地仔细观察来客良久之后，开口问道。 “不，不是，恐怕并不是。”史迈利说。 “内政部吗，先生？” “唉，也不是内政部。”史迈利一面说着，一面和善地摇摇头，让他看起来与莫戈特洛依德先生的不知所措有些相同味道。 “我的上司很担心媒体，史迈利先生。”督察长把头探进厢型车，说，“他们好像已经上路了，先生。” 史迈利迅速地爬出车子，两人在林阴大道上面对面站着。 “你真的太仁慈了，”史迈利说，“谢谢你。” “荣幸之至。”督察长说。 “你该不会刚好记得，粉笔是放在哪一个口袋里的吧？”史迈利问。 “大衣的左口袋。”督察长有些惊讶地回答。 “那么，对他的搜身一—你能否再次告诉我，你们的看法究竟是如何？” “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想把他翻过来。他们跪在他身边，搜寻他的皮夹，抽出他的钱包。散落了一些东西，正如我们在现场所见。但他们已拿到足够的东西了。” “谢谢你。”史迈利再次道谢。 片刻之后，他轻快地消失在树林间，..肥胖的体型显然并未限制他行动的速度。督察长扬起手电筒，照亮史迈利的全脸。他迟至此时才这么做，完全是审慎衡量之后的结果。对这位传奇人物以专业眼光热烈地一瞥，只为了年老时可以告诉儿孙：特务头子、当时已退休的乔治·史迈利，如何在某一夜现身林间，检视一具死状甚惨、曾是他手下的外国人的尸体。 事实上，那根本不是单独的一张脸，督察长回想。在手电筒由下往上，间接的照明下，你看见的并不是一张单独的面孔，而更接近于各式各样的脸孔。更接近于各种不同年龄、不同人、不同努力的组合，甚至——督察长想——是不同信仰的组合。 “我所见过最好的。”不久以前，曾经是督察长上司的老孟德尔，几杯酒下肚之后这样对他说。孟德尔现在已退休了，和史迈利一样。但孟德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他不喜欢特务，和督察长不相上下——他们大多是装腔作势的外行人，只会误入歧途。但史迈利并非如此。史迈利不一样，孟德尔说。史迈利是佼佼者，是孟德尔所曾见过最好的一个，而且，老孟德尔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一座大修道院，督察长最后认为。这就是他，一座大修道院。下一次，在他的时机来临时，他就会在任务中表现出这样的精神。一座大修道院，融合各种冲突、年代、风格与信念。督察长越深入思考，就越喜欢自己的这个比喻。回家之后，他要先试验一下，说给妻子听：人就像上帝的建筑，亲爱的，在岁月手中脱胎换骨，随着自己的努力与变化，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但就在此时，督察长伸出了自制的手，终止了自己辞藻华丽的想像。也许并非如此，他想，毕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儿好高骛远了，亲爱的朋友。 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样令督察长难以忘怀。稍后，他对老孟德尔提及此事，当时他还 548c." >和老孟德尔谈到许多事。濡湿。他一开始并没有认为那是露水——因为如果是露水，为何督察长自己的脸上滴水未沾？那不是露水，也不是哀伤，如果他的预感正确的话。这是偶尔曾发生在督察长身上，也偶尔会发生在小伙子（即使是最强悍的小伙子）身上的情况，它会悄悄地袭上他们，督察长像只老鹰般地留心这种事。但这通常都是因为跟孩子有关的案子，没来由、无预警地穿透你的心——儿童虐待、暴力攻击、幼儿性侵害。你不会崩溃、捶胸顿足或做出其他戏剧化的举动。不会。你只会在无意间抚着脸时，发现脸已濡湿，而你会质疑，基督究竟为了什么见鬼的原因而死，如果他真的曾死去的话。 当你出现了这种情绪时，督察长也有些毛骨悚然地告诉自己，你最好是放自己几天假，带妻子到马尔盖特，否则，在你真正弄清楚情况之前，你就会发现自己言行暴躁，极难相处。 “警官！”督察长大声吼叫。 留着胡须的警官随即出现在他面前。 “打亮灯，恢复原状。”督察长命令道，“请哈洛斯督察到上面来负责执行。跑步！” 第四章 他们解下锁链，开门让他进去，他们问他话，甚至在接过他的外套之前就已开始，简洁但热切。尸体上有任何遗留的蛛丝马迹吗，乔治？任何可以把他和我们扯上关系的东西？天哪，你已经碰过一次了！他们告诉他到哪里去清洗，竟忘了他其实早已知道。他们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史迈利谦逊地坐着，似乎已被遗弃。此时，奥立佛·拉康，白厅情报部门的首席行政官，正在陈旧磨损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像是出于良心不安而走动不休；劳德·斯屈克兰则把相同的一句话，以十五种不同的方式，对十五个不同的人说：“把我接回警方联络渠道，女人，马上！”——他时而恫吓，时而奉承，端视对方的阶级而定。督察长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但事实上，才刚过了十分钟。这层闻起来有陈旧酒味与腐坏香烟味的公寓，位于一幢雕饰漩涡状花纹的爱德华时代公寓顶楼，离汉普斯特德石南园不到两百码。在史迈利心中，瓦拉狄米尔碎裂的脸，与活着的这些人的苍白面容混在一起。然而，此刻死亡并不让他震惊，而只是让他确信，自己的生命也正在流逝，他正与情势奋战。他毫无期待地坐着，像个坐在乡间火车站的老人，看着特快列车呼啸而过。一直就只是坐看快车飞驰，怀想古老的旅程。 危机总是这样，他想，一群乌合之众谈话毫无重心。一个在打电话，一个死了，还有一个不停踱步。神经紧张，却又行动迟缓，无所事事。 他环顾四周，想让自己的心智停驻在身边正步向衰微的事物上。破损的灭火器，公共工程部的事。破了洞的棕色沙发——污渍让情况更糟。但安全公寓，永远不死，不像老将军们，他想。甚至也不慢慢凋零。 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情报员待客的笨重器具，专门用以唤醒了无生气的客人。史迈利拿起存货。一桶融化了的冰。一瓶斯托利奇纳雅伏特加，瓦拉狄米尔登记在案的最爱品牌。盐渍绯鱼，仍封在罐头里。腌黄瓜，散装买来，已干燥。还有一条不可或缺的黑面包，就史迈利所知，几乎每一个苏联老男孩喝伏特加时，都不能缺少此物。两只马克与史宾塞连锁百货的伏特加酒杯，可能是干净的。一包苏联香烟，尚未开封，如果他来到这里，必会抽上许多根，但他死时却一无所有。 瓦拉狄米尔死时一无所有，他再次对自己说，但却出于心理因素吞吞吐吐，像他手帕上的一个死结。 一阵噼里啪啦声打断了史迈利的冥想。厨房里，男孩莫斯汀打碎了一个盘子。正在打电话的劳德·斯屈克兰转过身来，要求安静。但他早已重获安静。莫斯汀到底在准备什么？晚餐？早餐？葬礼的香菜籽饼？而莫斯汀又是什么人？莫斯汀是谁？史迈利曾握过他潮湿、颤抖的手，但却很快就忘记他的长相，只知道他很年轻。然而，不知为什么，他记得莫斯汀，尽管只记得他大概的类型。莫斯汀是我们的苦恼，他没来由地想。 踱着步的拉康突然停下脚步。 “乔治，你看起来很烦恼。别担心。我们完全没有嫌疑。我们所有人！” “我并不担心，奥立佛。” “你看起来像在自责，我看得出来！” “当情报员去世——”史迈利说，但没把整句话说完，而拉康也没有等他。他又开始走动，像有长路要走的徒步旅人。拉康，斯屈克兰，莫斯汀，在斯屈克兰如雷贯耳的爱尔兰土腔声中，史迈利想着。一个内阁办公室的听差，一个圆场协调人，一个恐惧的男孩。为何不是真正的人物？为何不是瓦拉狄米尔项目官员，无论他是谁？为何不是索尔·恩德比，他们的首脑？ 他在莫斯汀这个年纪所读过的一首奥登的诗，突然在他心里响起：“如果可以，让我们称颂至尊无上之人；虽然我们重视的是平凡之辈。”或其他什么的。 而且，为何是史迈利？他想。最重要的是，为何是我？在这么多人之中，而且就所有相关的人看来，我比老瓦拉狄米尔更了无生气。 “您要茶吗，史迈利先生？还是要烈一点的东西？”莫斯汀透过开着的厨房门廊叫道。史迈利觉得很怀疑，他是天生就这样苍白吗？ “他只要茶，谢谢你，莫斯汀！”拉康猛然转身，突然开口，“受惊之后，喝茶比较安全。加糖，对不对，乔治？糖可以补充流失的能量。会不会很可怕，乔治？那真是遭透了，够你受的。” 不，那并不糟糕，而是事实，史迈利想。他被枪打中，我看见他死了。或许你也该这么去瞧瞧。 拉康显然无法弃史迈利于不顾，因此走到房间的这一头，以聪慧、难以理解的眼光瞧着他。他是个令人感伤的人物，行动迅速却缺乏活力，年轻的容貌残酷地老去，衬衫领子在他脖子的皮肤上磨出一圈不健康的粗糙皮疹。在日出微曦、充满宗教色彩的光线里，他的黑色背心与白色衣领，闪耀着如神父长袍般的光泽。 “我几乎还来不及说声嗨呢，”拉康抱怨道，好像是史迈利的错，“乔治，老朋友。我的天啊！” “你好，奥立佛。”史迈利说。 拉康仍站在那里，目光朝下瞧着他，他的头侧向一边，像个正观察昆虫的孩童。史迈利在记忆中回放两个小时前拉康那个急迫的电话。 “事出紧急，乔治。你记得瓦拉狄米尔吗？乔治，你醒了吗？你记得老将军吗，乔治？以前住在巴黎的？” 对，我记得将军，他回答说，对，奥立佛，我记得瓦拉狄米尔。 我们需要了解他过去的人，乔治。一个了解他那些龌龊事的人，去指认他，以免有丑闻发生。我们需要你，乔治。现在，乔治，醒醒。 他努力要清醒过来。他将听筒换到听力较佳的一只耳朵上，在对他而言有些过大的床上坐起身来。他的身子横过被妻子抛弃的寂冷空间，因为电话在床的那一侧。 你是说，他被枪击了？史迈利复述一次。 乔治，你为何不听呢？被枪打死了。今天晚上。乔治，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快醒过来，我们需要你！ 拉康又开始踱步，一面用力拉扯着他的图章戒指，好像戒指太紧似的。我需要你，史迈利想，望着他来回打转。我爱你，我恨你，我需要你。千金散尽，或情爱耗尽的安恩，说出的这些犹如天启的宣言，依然在他心中。这个句子的重心是主语，他想。不是动词，更不会是受词。那是自我，需要满足。 需要我做什么？他再度想着。安慰他们？给他们赦免？他们做了什么，需要以我的过去弥补他们的未来？ 房间的另一头，劳德·斯屈克兰举起一只手，一面行了个法西斯式的敬礼，一面与当局对话。 “是，长官，他现在和我们在一起，长官……我会告诉他，长官……的确，长官……我会转告他这个消息……是的，长官……” 为何苏格兰人对神秘世界如此着迷？史迈利觉得很奇怪，在职业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船舶轮机员、殖民地行政官、间谍……苏格兰的异教历史，驱使他们寻找远方的教堂，他这么想。 “乔治！”斯屈克兰突然大声叫唤史迈利的名字，仿佛下达命令：“索尔长官要向你表达个人最诚挚的问候，乔治！”他转过身，手仍举着，“在较安静的时刻，他会更适切地向你表达感激之意。”又回头打电话，“是的，长官，奥立佛·拉康也和我在一起，而他在内政部的同等官员此刻正和警察局长协商，讨论我们过去对死者的兴趣，并准备对新闻媒体发出D通告。” 过去的兴趣，史迈利暗自记下。我们过去对他感兴趣，但他脸孔碎裂，口袋里没有香烟。黄色粉笔。史迈利以坦率的眼光打量斯屈克兰：可怕的绿色西装，刷制成麂皮式样的猪皮皮鞋。史迈利看到他身上惟一的改变是一道红褐色髭须，但不像瓦拉狄米尔生前的那种军人胡须。 “是的，长官，‘纯粹只具历史性的陈年旧案’，长官。”斯屈克兰继续对着电话说。是陈年旧案没错，史迈利想。陈年旧案，灰飞烟灭，他加上一句。“这真是了不起的用词。”斯屈克兰说，“奥立佛·拉康提议在D通告的文字中加上这一句。我说的对吧，奥立佛？” “只关乎历史，”拉康气急败坏地纠正他，“不是具历史性，是关乎历史。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历史！”他大步穿过房间，假装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天。 “现在还是恩德比负责，是吗，奥立佛？”史迈利在拉康背后问道。 “对，没错，还是恩德比，你的老对手，而且他可神了。”拉康很不耐烦地回嘴。他把窗帘扯离轨道。“不是你的风格，我承认——但他干吗要有你的风格？他是大西洋岸的人。”他使劲想打开窗扉。“要在这样的政府底下做事，可真不容易，我可以告诉你。”他又用力敲了把手一记。一阵寒风爬上史迈利的膝头。“要花许多脚力。莫斯汀，茶呢？我们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等。” 一辈子，史迈利想。 在货车吱吱嘎嘎爬上山坡的声音中，他又听见了斯屈克兰的声音，永无止境地与索尔·恩德比对话：“我认为处理媒体的重点是，别把他贬得太低了，长官。模模糊糊最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私人生活的角度也是危险的，就此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完全和现在没有关联，任何关联都没有。噢，真的，真的，的确，长官，对——”他平板单调的声音谄媚奉承，但仍充满警觉。 “奥立佛——”史迈利已失去耐性，开口说。 但拉康正在说话，而非聆听：“安恩还好吧？”他站在窗边，前臂伸直在窗台上，含糊地问，“和你的相处，诸如此类，我相信？不会彷徨徘徊吧，她？天哪，我真恨秋天。” “很好，谢谢你。那么——”他努力回想拉康妻子的名字，却没成功。 “遗弃我了，该死。和她那个讨人厌的骑术教练跑了，畜生！把孩子留给我。女孩就都交给寄宿学校，感谢上帝。”拉康双手撑住窗台，仰望逐渐明亮的天空。“猎户座是不是在那里？像在烟囱顶管间粘了一颗高尔夫球似的。”他问。 又是另一桩死亡事件，史迈利悲伤地想，他的心瞬间留驻在拉康破碎的婚姻上。他记得一位美丽脱俗的女子和好几个女儿，在他们位于阿斯科特那幢有宽阔房舍的庭园中，骑着小马的景象。 “我很遗憾，奥立佛。”他说。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又不是你老婆。她是我老婆。男人只会为自己的爱感到遗憾。” “你可以关上窗户吗，拜托！”斯屈克兰一面说，一面还拨着号，“真是冷死了！” 拉康心不甘情不愿地关上窗，又踱回房里。 史迈利再试一次。“奥立佛，到底怎么回事？”他问，“你们为什么需要我？” “只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认识他。斯屈克兰，你快好了没？他真像机场的广播员，”他露出愚蠢的笑容，对史迈利说，“永远没完没了。” 你可以打断啊，拉康，史迈利想，他注意到拉康在灯光下的双眸，有着疏离的神情。你已经做得太多了，他突然同情地想。我们都是。 神秘的莫斯汀从厨房端出茶来：一个热诚、外表时髦的男孩，穿着花哨的长裤，有一头浓密棕发。看着他放下托盘，史迈利终于在自己的过往记忆中找到他的踪影。安恩以前曾有过一个像他一样的情人，一个出身威尔斯科技学院、预备担任神职的人。她助他走下凡俗，后来却又说只是为了让他不致成为同性恋。 “你在哪个部门，莫斯汀？”史迈利平静地问他。 “后勤组，长官。”他弯下腰，与桌面齐平，放上一壶亚洲货。 “事实上是从您的时代就开始了，长官。这是一种执行部门。主要是等待外派海外的见习生。” “我懂了。” “我在沙拉特的训练所听过您的课。新生训练的课程。‘干员实务操作’。那是那两年里最棒的一门课。” “谢谢你。” 但莫斯汀稚嫩的眼光仍热切地凝望着他。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但比之前更困惑。 “牛奶，长官，或柠檬，长官？柠檬是给他的。”莫斯汀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仿佛在推荐柠檬似的。斯屈克兰挂掉电话，拉扯着长裤的腰带，不知道是弄松还是弄紧些。 “没错，好了，我们得稍微调整一下事实，乔治！”拉康突然大声吼叫，仿佛宣扬自己的信仰一般，“有时候有些人根本是无辜的，但情况让他们看起来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只有中庸这条黄金法则。我们必须记住。用粉笔写在我们刮胡子的镜子上。” 用黄色粉笔，史迈利想。 斯屈克兰摇摇摆摆地走过房间：“你，莫斯汀，年轻的奈吉尔。你，先生。” 莫斯汀抬起他棕色的眼睛作为响应。 “无论如何，千万别对媒体承认任何事。”斯屈克兰边警告他边用手背抹着唇上的髭须，好像髭须湿了似的。“听到我说的了吗？这是高层的命令。没有过任何接触，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填写一般的接触报表或其他任何东西。你没什么要做的，除了闭紧你的嘴。了解吗？你要把你的费用列入普通的零用费支出。对我负责，直接的。没有档案资料。了解吗？” “我了解。”莫斯汀说。 “还有，别对登记处那些小娼妇掏心掏肺地咬耳朵，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听到了吗？给我一些茶。” 听到这段对话时，史迈利心中涌起了一些波涛。不是因为这些对话所隐含的欺骗意味，不是因为石南园中骇人的场景，而只是一桩惊人的事实令他惊骇不已。他觉得胸口一紧，而且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房间，还有出没在这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抽离开来。接触？莫斯汀与瓦拉狄米尔的接触？老天爷啊，他想，努力弄清楚这疯狂的念头。上帝保护、宠爱、关照我们。莫斯汀是瓦拉狄米尔的项目官员！那个老头子，将军，曾经是我们的荣耀，他们竟把他交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心中的惊骇已转化成怒火，不禁又是一阵踉跄，比之前更为猛烈。他觉得自己的双唇颤抖，他觉得自己的喉咙被莫大的屈辱紧紧锁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当他转向拉康时，他的眼镜似乎已因心中的怒火而蒙上一层烟雾。 “奥立佛，我在想，你能不能好心地告诉我，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听见自己第三次提出问题，几乎是喃喃自语。 他伸出手，把伏特加瓶移出桶子。仍然没人招呼，他打开瓶盖，给自己倒了大大的一杯。 即使到了此时，战栗、沉思、目光巡狩的拉康，仍迟迟未语。在拉康的世界，直言不讳的问题是最最糟糕的品位，但直言不讳的回答更等而下之。有那么一会儿，拉康定定地站在房间中央，带着怀疑的眼光瞧着史迈利。一辆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上山坡，带进了窗外真实世界的信息。斯屈克兰喝着他的茶。莫斯汀小心翼翼地坐在钢琴椅上，虽然这里并没有钢琴。?但维持着可笑姿势的拉康，仍只能努力搜寻足够简略的字句，来掩饰自己的意图。 “乔治。”他说。骤雨打在窗上，但他毫不在意。“莫斯汀呢？”他问。 才刚坐下的莫斯汀，又飞快地掠过房间，去应付焦急的需求。他们听见奔腾的雨声，宏亮如铜管乐团，整幢建筑的水管都哗啦作响。 拉康举起一手，摸着颈部粗糙的皮疹。他极不情愿地开口：“三年前，乔治——让我们从头说起——在你离开圆场不久之后——你的接班人索尔·恩德比——你杰出的接班人——受到内阁关切的压力一—我指的是最近才形成的关切——决定对情报工作进行某些范围广泛的变革。我是在向你说明背景，乔治。”他突然改变话题，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过往的年代，因为——”他伸出手指戳着窗户，“因为这一切。” 斯屈克兰解开腰带，躺下打盹，像夜航班机上的头等舱旅客般心满意足。但他那双充满警戒的小眼睛，仍紧紧跟随着拉康的每一个动作。门打开又关上，莫斯汀走了进来，重新在钢琴椅上落座。 “莫斯汀，我希望你关上耳朵，不要听。我要讲的是最重大、最重大的政策。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其中一项，乔治，就是决定设立一个跨部会的指导委员会。一个混合委员会——”他用手在空中写出字来，“一部分是西敏寺（英国国会）的人，一部分是白厅的人，代表内阁以及白厅的那些家伙。通称为‘贤士’。但地位——乔治——地位介于情报机构与内阁之间。作为一种渠道，扮演过滤器的角色，煞车的角色。”他一手仍前伸，洗牌似的说出这些比喻，“凌驾于圆场之上，执行控制，乔治。为了符合更开放的政府利益，负起监督的责任。你不会喜欢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这样说。” “我已经离开了。”史迈利说，“我没有资格评断。” 突然之间，拉康脸上出现了不寒而栗的表情，音调低落至几近绝望。“你应该听他们怎么说，乔治，我们那些新主子们。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我们圆场的！我是随便他们差遣的手下，该死，我知道！每天都这样。嘲弄，怀疑，不信任，每次都一样，甚至那些应该比较了解情况的部会官员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圆场是超乎他们理解范围的狂浪野兽。好像英国情报单位是完全隶属于保守党的分支机构。完全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他们社会主义巢穴中不受控制的毒蛇。三十年代又卷土重来。你知道吗，他们甚至重新倡议要以美国模式制定英国信息自由法案。从内阁内部开始。听证会，揭密，都只为了供大众消遣娱乐。你会很吃惊的，乔治。很痛苦。想想看，这种事光在道德上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媒体上听到这类恶名昭彰的劣行之后，莫斯汀还会加入圆场吗？你会吗，莫斯汀？” 这个问题似乎对莫斯汀打击甚深，因为他那双严肃的眼睛，黯淡的颜色更加深重，显得愈益严肃。他举起拇指与食指，贴在唇上。但未发一语。 “我讲到哪里了，乔治？”拉康问，突然有些失神。 “贤士。”史迈利同情地说。 劳德·斯屈克兰从沙发上丢出评论：“贤士？还我的芬妮姑妈呢！一群油腔滑调的左翼商人。替我们支配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的本行。如果我们没照着做分内的事，就鞭打我们。” 拉康责难地瞪了他一眼，但没出声驳斥。 “贤士较不引起争议的一项职权，乔治——他们的首要任务之—我们的主子们特别赋予他们的——铭记在附带的征召授权书中一是盘点存货。检查圆场在全球各地的资源，配置在合法的当前目标下。别问我在他们眼中什么叫做合法的当前目标。这是非常具争议性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不应该不忠诚。”他回到正题，“别的不提，就只说六个月的评估期限一到，削减人力的大斧就如期开铡。”他停了下来，盯着史迈利，“你还在听我说吗，乔治？”他的声音有些疑惑。 但是，此时实在难以断定史迈利到底有没有听任何人说话。他沉重的眼睑几乎已闭上，双眼惟一可见的部分，也已被眼镜上的厚重镜片遮蔽。他仍坐得直挺，但却低垂着头，沉重的下巴直抵胸前。 拉康又迟疑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现在，开铡的结果——或盘点存货，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说法的话——在我们的贤士看来——某些类型的秘密行动，事实上根本是超出权限。被禁止的，对吧？” 平躺在沙发上的斯屈克兰，念咒似的吐出一串拗口字句：“不准策反。不准设陷阱。不准用双面间谍。不准引诱叛逃。不要流亡团体。什么家伙都不要。” “这是什么？”史迈利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猛然惊醒问道。但是，这种直截了当的对话非拉康所喜欢，因此他听而不闻。 “不要过度简化，拜托，劳德。让我们探讨事情的根源。概念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贤士们拟定了一套准则，乔治。”他继续对史迈利说，“列举了所有禁止从事的行为，对吧？”但史迈利与其说是正在聆听，毋宁说是正在等待。“所有的范围都包括在内——干员的利用与滥用，我们在英联邦国家的钓鱼权——或不具此权——各形各色。监听，海外监视，嫁祸行动——这是庞大的任务，勇敢的行动。”拉康手指交缠，双掌朝下，毫不在意地把关节弄出喀啦声响，这让其他人有些不自在。 他继续说：“他们的禁止清单上还有别的——这是赤裸裸的手段，乔治，毫不尊重传统——例如行之多年的双面间谍的运用。执迷，我们的新主子在他们的判决书里这样说。还有策反的老把戏——策动我们敌人的情报人员转投阵营。在你那个年代，是反情报工作的无上乐趣；今天，乔治，贤士们共同的看法——这个做法应该淘汰不用。不符合经济。全盘否决！” 另一辆货车轰隆隆地开下山丘，也或许是上山。他们听见车轮驶过路边石的颠簸声。 “老天！”斯屈克兰喃喃低语。 “或者——例如——我随便再举个例子——对流亡团体的过度重视。” 这次，没有货车的轰隆声，只有车迹远去之后，留下的深沉、责难似的寂静。史迈利坐姿未改，只聆听，不评断。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拉康身上，以盲人般的敏锐听觉凝神倾听。 “流亡团体，你会想要知道的。”拉康继续说，“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圆场与他们由来已久的关系——贤士们喜欢称之为依赖，但我觉得这个措词稍嫌强烈——我曾和他们争论，但没有用——在今天，被看成是挑拨、反低荡、煽风点火。太过昂贵的沉溺行为。凡是干预他们这么做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被驱逐离开。我是说真的，乔治。我们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他们的统治权无远弗届。想想看。” 拉康张开手臂，仿佛要阻挡史迈利攻击他胸部似的。他仍站着，俯视着史迈利，但背景里传来斯屈克兰的苏格兰腔，更不留情地述说同样的事实。 “那些团体被丢进垃圾桶了，乔治。”斯屈克兰说，“许多都是。高层下的命令。不准接触，连走近一臂的距离都不行。已故的瓦拉狄米尔那些从容就义的艺术家也包括在内。五楼还有他们的档案，特别装上双重锁，除非有头子手写的同意书，否则没有任何官员可以进入。每周抄录，送交贤士检查。乱世啊，乔治。我可以告诉你实话，乱世啊。” “乔治，请镇静。”拉康不安地提醒，他捕捉到了其他人所没听见的一句话。 “真是荒谬！”史迈利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 他抬起头，目光凝注在拉康身上，仿佛要强调他的反驳有多直率。“瓦拉狄米尔并不昂责。他也不是沉溺于此。更不能说他不符合经济。你很清楚，他讨厌拿我们的钱。我们必须强迫他拿，否则他就会饿死。至于煽风点火——反调和，无论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没错，我们偶尔牵制他一下，就像我们对大部分优秀情报员做的一样，但每次有情况发生，他都像绵羊一样乖乖听从我们的指示。你很迷他，奥立佛。你和我一样清楚他的价值。” 平静的声调无法掩藏史迈利的责难意味。而拉康也没忽视他脸颊上的颜色变化。 突然间，拉康转向在场最弱势的成员。“莫斯汀，我希望你忘掉这一切。听到了吗？斯屈克兰，告诉他。” 斯屈克兰干脆利落地照办：“莫斯汀，今天早上十点三十分整，你必须到家务管理处，签署一份我亲自撰写、见证的信条奉行证明！” “是的，长官。”莫斯汀怯畏地略一迟疑后说。 此时，拉康才响应史迈利的重点：“乔治，我很敬佩这个人，但不是他的组织。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没错，在许多方面，是个英雄人物，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与他为伍的那些人并不是，只是一些空想家，落魄的王公贵族。莫斯科中央的那些渗透人员对他们根本没兴趣。从来都没有兴趣。贤士的确指出了重点，你无法否认。” 史迈利拿下眼镜，用领带宽的一端擦拭着。在透过窗帘照进室内的朦胧光线中，他丰满的脸显得湿润，毫无防备。 “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所曾有过的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史迈利毫不掩饰地说。 “因为他是你的人，你指的是？”斯屈克兰在史迈利背后嘲讽地说。 “因为他很优秀！”史迈利高声怒斥，四周顿时惊骇沉默，但他瞬即恢复冷静。“瓦拉狄米尔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热情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奥立佛。他的忠诚，换来的斯大林的回报，却是在整肃中被谋杀。瓦拉狄米尔出生时名叫沃尔德玛，后来出于对莫斯科和革命的效忠，才改成瓦拉狄米尔。虽然他们对他父亲痛下毒手，他仍然想要相信他们。他加入红军，在上帝的眷顾下躲过整肃。战争让他获得晋升，他像狮子一样奋战，战争结束后，他等待着自己梦想已久的伟大解放，让自己的同胞重获自由。但这个梦想始终没有降临。相反的，他亲眼看到家乡被自己服务的政府无情蹂躏。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同胞被送进集中营，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亲戚。”拉康张开嘴，想打断他的话，但又明智地闭上。“走运的人逃到瑞典和德国。我们说的是一百万个质朴、勤奋的人民，被摧残殆尽。一晚，陷入绝望的他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英国。在莫斯科。往后三年，他一直在首都的核心为我们从事情报工作。为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每一天。” “而且，不必说，当然是我们这位乔治负责他。”斯屈克兰咆哮道，他仍认为这个不争的事实已让史迈利失去抗辩的资格。但史迈利不会因此而停步。年轻的莫斯汀站着，听得入迷。 “我们甚至还颁奖章给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奥立佛。不能戴，也不能持有，当然。但在某个地方，记载在某张羊皮纸上，他偶尔可以获准去看一眼，而且上面的签名，非常像元首。” “乔治，这都是历史，”拉康无力地反驳，“不是现在。” “漫长的三年里，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最好的情报来源，让我们了解苏联的能力和意图——在冷战的高峰期。他非常接近他们的情报圈，也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报告。然后，有一天，他趁着到巴黎出差，掌握机会，投奔自由。感谢上帝，还好他这么做了，否则他会在更早以前就死在枪口下。” 拉康突然有些失神。“你说什么？”他问，“什么更早以前？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后来圆场被莫斯科中央情报员掌控住了。”史迈利极有耐心地说，“真是幸运，瓦拉狄米尔为我们工作的那段时间，比尔·海顿正好派驻国外。要是再过三个月，比尔就会把他整得很惨。” 拉康无言以对，所以斯屈克兰替他回答。 “比尔·海顿这样，比尔·海顿那样，”他嘲讽说，“就因为你和他有其他的纠葛——”他正要继续往下说，但考虑之后却改变心意。 “海顿已经死了，该死！”他沉着脸下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瓦拉狄米尔也一样。”史迈利平静地说，他开口之前，再次略显迟疑。 “乔治，”拉康严肃地说，仿佛太晚找到祈祷书中的页数，“我们是务实主义者，乔治。我们适应了。我们不是什么圣火的传递者。我请求你，我命令你，记住这一点！” 平静但坚决的史迈利，还没讲述完瓦拉狄米尔的生平事迹，而且他也感觉到，这是他惟一想做的事。 “而当他出来之后，很好，他就成了贬值的资产，像所有的前情报员一样。”他继续说。 “就是这样。”斯屈克兰轻声说。 “他留在巴黎，全心全意地推动波罗的海独立运动。没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合法性——但也不太在乎。爱沙尼亚，你可能不知道，奥立佛，在女皇大道上还保有非常体面的公使馆和总领事馆。很显然，这些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一旦完全失败，我们也不再给予支待。但事前可就不同了。”他深呼一口气，“好啦，他在巴黎成立了波罗的海组织，这个组织开始走下坡路，就像所有的流亡团体与注定失败的运动一样——让我继续，奥立佛，我不常这么啰嗦。” “我亲爱的伙伴，”拉康脸红地说，“随你高兴。”制止了斯屈克兰的再次咆哮。 “他的组织分裂，有一些纷争。瓦拉狄米尔很性急，想把所有的党派都纳入旗下。每一个党派都有各自的盘算，并不同意。后来发生了一场斗殴，有些人打破了头，因此法国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我们把他和他的几个军官安置到伦敦。晚年的瓦拉狄米尔又归正回祖先的基督教信仰，从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改信耶酥基督。我们应该也鼓励这么做，我相信。或者，这已经不再是政策了。现在，他被谋杀了。因为我们要讨论背景，所以这就是瓦拉狄米尔。那么，我又为什么在这里？” 门铃恰在此时响起，精准无比。拉康脸色仍泛着红晕，史迈利呼吸沉重，再次擦拭着眼镜。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当起跑腿，打开门，领进一个骑摩托车来的信差，高个子的信差戴着手套，拎着一串钥匙。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将钥匙交给斯屈克兰，斯屈克兰签收了之后，登载到工作日志里。信差对着史迈利凝视良久，然后离开，让史迈利觉得有些罪恶感，因为即使在这一身行头下，自己也应该能认出他来。但史迈利有更迫切的事要担心。斯屈克兰毫无恭敬之意地将钥匙放进拉康张开的手掌里。 “好吧，莫斯汀，告诉他吧！”拉康突然高声说，“你自己来告诉他吧！” 第五章 莫斯汀沉静异常地坐着。他静静地说。为了听他说，拉康退到角落，双手交聚在鼻下。斯屈克兰则坐得直挺，似乎——和莫斯汀自己一样——在提防男孩犯下言词错误。 “今天午餐时间，瓦拉狄米尔打电话给圆场长官。”莫斯汀开始述说，但他所指的“长官”究竟是谁，则不甚清楚。“我正好是后勤组的值班官，所以接了电话。” 斯屈克兰很不悦地匆促纠正他：“你说的应该是昨天。要精确，知道吗？” “对不起，长官。昨天。”莫斯汀说。 “很好，要正确。”斯屈克兰警告说。 身为后勤组值班官，莫斯汀解释说，必须在午餐时间留守，并且在下班时间检查桌面与垃圾箱。后勤组的人员太过资浅，不能值夜班，因此值班只有午餐时间与傍晚。 而瓦拉狄米尔，他复述说，在午餐时间透过生命线取得联络。 “生命线？”史迈利非常迷惑地说，?99ｌｉb.“我想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生命线是我们与已故情报员联系的一套系统。”莫斯汀说，他随即把手指放在太阳穴上，嗫嚅说，“我的天哪，”他接着说，“我指的是已不再从事任务，但仍列在福利名册中的情报员，长官。”莫斯汀怏怏不乐地说。 “所以他打了电话，是你接的。”史迈利和善地说，“那是几点钟？” “一点十五分，长官。后勤组有些像舰队街（伦敦报业街）的编辑部，你知道。有十二张桌子，组长的那张在房间的尽头，有一道玻璃隔屏和我们隔开。生命线放在一个上了锁的箱子里，通常由组长保管钥匙。但在午餐时间，他会交给值班的家伙。我开了锁，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说：‘你好’。” “继续说吧，莫斯汀。”斯屈克兰咆哮说。 “我回了一句‘你好’，史迈利先生，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不给号码。他说：‘这是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找他。请马上帮我接麦斯。’我问他是从哪里打来的，这是例行程序，但他只说他已改变甚多。我们没有追踪来电的训令，而且，那毕竟太花时间了。生命线旁边有一部电动卡片选择器，收录所有的工作人员化名。我请他稍候一下，输进‘葛利戈里’。这是我们问过他们从哪里打电话来之后，下一个动作。选择器上出现资料：‘葛利戈里等于瓦拉狄米尔，前情报员，前苏联将军，前里加集团领导人。’接着是档案参考。我输入‘麦斯’，就找到你了，长官。”史迈利微微点头。“‘麦斯等于史迈利’。接着我输入‘里加集团’，才知道你是他们的最后一位主教，长官。” “他们的主教？”拉康仿佛发现了异端言论，“史迈利是他们的主教，莫斯汀？这到底是——” “我以为你已经听过事发经过了，奥立佛。”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 “只听了要点。”拉康反驳说，“面临危机时，我们只需要掌握要点。” 斯屈克兰眼光盯住莫斯汀，以沉重的苏格兰腔对拉康提出解释：“像集团这样的组织，在传统上都有两个项目官员。一个是邮差，替他们处理些琐碎纷争。而主教则超脱于争斗之上，等于是他们的教父。”他说，一面敷衍似的对史迈利点点头。 “依据卡片上的登记，谁是他的最后一位邮差，莫斯汀？”史迈利问，完全无视斯屈克兰的举措。 “伊斯特哈斯，长官。化名是赫克特。” “而他没要求找他？”史迈利直接问莫斯汀，再次跳过斯屈克兰。 “什么，长官？” “瓦拉狄米尔没要求找赫克特？他的邮差？他要求找我。麦斯。只有麦斯。你确定吗？” “他只要求找你，没找其他人，长官。”莫斯汀认真地说。 “你做了记录吗？” “生命线会自动录音，长官。同时也联结一个闹钟，因此我们也可以得知正确的时间。” “你真该死，莫斯汀，这是机密。”斯屈克兰猛然怒骂，“史迈利先生以前或许是极为重要的成员，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位了。” “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做，莫斯汀？”史迈利问。 “标准作业指令给我的权限很少，长官。”莫斯汀答道，就像史迈利一样，他故意对斯屈克兰视而不见。“‘史迈利’和‘伊斯特哈斯’都列在延缓名单上，意思就是说，必须通过五楼才能联络他们。我的组长出去吃饭，一直要到两点十五分才回来。”他轻轻耸肩，“我进退两难。我告诉他，两点半再打来。” 史迈利转头对着斯屈克兰：“我记得你刚才说，所有流亡团体的档案都交付特别保管？” “正确。” “选择器的卡片上不是应该特别注明这一点吗？” “是应该注明，但却没有。”斯屈克兰说。 “问题就在这里，长官。”莫斯汀颇表赞同地对史迈利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无从得知瓦拉狄米尔，或他的集团已列入机密。从卡片看来，他就像其他领退休金的情报员，想筹措资金。我以为他想要一些钱，或同伴，或什么的。我们碰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把他留给组长，我这样想。” “别提名字，莫斯汀，”斯屈克兰说，“记住。” 此时，史迈利突然想到，莫斯汀的谨慎自抑——在他陈述时，一直有着某种危险秘密的不快气息，挥之不去——或许与保护某位不小心的上司有关。但莫斯汀的下一句话，解答了他的疑惑。他在言词中暗示，错在他的主管。 “问题是，我的组长去吃午饭，一直到三点十五分才回来。所以，两点三十分，瓦拉狄米尔又打电话来时，我必须再次挂掉他的电话。他很生气。”莫斯汀说，“我的意思是，瓦拉狄米尔很生气。我问他，其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说：‘找麦斯来。只要给我找麦斯来。告诉麦斯，我和某些特定的朋友有接触，同时也通过邻居的朋友。’卡片上登记了许多他所用的密语，我看见‘邻居’代表苏联情报局。” 史迈利脸上浮现中国人般的平静神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消逝无踪。 “你在三点十五分，把这一切都向你的组长报告？” “是的，长官。” “你播录音带给他听吗？” “他没有时间听。”莫斯汀无情地说，“他要离开去度周末。” 莫斯汀倔强不屈地一语带过，让斯屈克兰觉得自己有义务加以补充。 “是啊，好了，那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乔治，莫斯汀的组长就大出洋相了，毫无疑问的。”斯屈克兰轻快地说，“他没有送出瓦拉狄米尔的报告——当然，这已经不会有下一次了。他没有熟记处理流亡团体的标准作业程序。而且，他显然抵挡不了周末狂欢的诱惑，没有按照规定交待行踪。周一早上，得靠上帝帮他了，我敢说。噢，没错。来吧，莫斯汀，我们等着呢，孩子。” 莫斯汀顺从地接续故事：“三点四十三分，瓦拉狄米尔打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话，长官。”他说，声调比之前更为缓慢。他应该在三点四十五分打来，但他迫不及待地提前了两分钟。当时，莫斯汀已经向组长作过概略的报告，他把经过说给史迈利听：“他说这是无聊的工作。如果有的话，我应该去找出那个老头子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别的办法都行不通，就和他订个约会，让他冷静下来。我应该给他一杯酒，让他坐下来，拍拍他的背，除了带回他的口信之外，什么都别答应。” “那么‘邻居’呢？”史迈利问，“你的组长不觉得这很重要吗？” “他宁可认为那只是情报员的惺惺作戏。” “我知道了，没错，我看得出他这么想。”但他的眼睛，却很矛盾地完全闭上了一会儿，“那么，你与瓦拉狄米尔的第三次对话，讲了些什么？” “瓦拉狄米尔说，如果不能立即见面，就一切免谈。我依照作业准则，想提供他一些其他的选择——‘写信来——你想要的是钱吗？当然可以等到礼拜一。’但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叫嚣。‘不见面就免谈。今晚，否则免谈。莫斯科规则。我坚持莫斯科规则。把这个告诉麦斯——’” 莫斯汀突然住口，抬起头，一眨也不眨的眼睛迎向斯屈克兰充满敌意的目光。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问，目光在他们身上流转。 “我们讲的是法文，长官。卡片上说法文是他喜欢用的第二种语言，而且我的俄文程度只得了个B。” “毫不相干！”斯屈克兰怒斥。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坚持地问。 莫斯汀的眼睛搜寻着离脚一两码处的地板污渍。“他说的是：‘告诉麦斯，我坚持这是莫斯科规则。’” 这段时间里，异于寻常、一直沉默不语的拉康，此刻出声附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乔治。圆场并不是提出请求的一方。他才是。这个前任情报员，是他强逼蛮索，是他造成所有的后果。如果他肯接受我们的建议，写出他的情报，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自己守口如瓶。乔治，我请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斯屈克兰给自己重新点了一根烟。 “反正，在要命的汉普斯特德，又有谁会听过什么莫斯科规则？”斯屈克兰问，火柴在他手里摇晃着。 “汉普斯特德倒真是要了命。”史迈利平静地说。 “莫斯汀，快把故事说完。”拉康面红耳赤地命令道。 他们定了一个时间，莫斯汀面无表情地继续述说，他盯着左手掌，仿佛想看自己手相上的运势：“十点二十分，长官。” 他们同意遵照莫斯科规则，他说，以及一般的接触程序。莫斯汀在当天下午已预先查阅过后勤组的接触索引。 “接触程序到底是什么？”史迈利问。 “老套的会晤，长官。”莫斯汀回答说，“重复沙拉特训练课程的那一套，长官。” 史迈利突然觉得，莫斯汀尊敬万分的亲密感，排山倒海而来。他不希望自已成为这孩子的英雄，也不希望自己在乎他的声音，他的凝望，他的那声“长官”。他还没准备好要接受这陌生男孩令人窒息的崇拜。 “汉普斯特德石南园有一座锡架凉亭，离东海斯街约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可以俯视林阴大道南侧的竞赛场，长官。安全记号是一根新的图钉，插在你进园之后左侧的第一棵树。” “相对记号呢？”史迈利问。 但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一截黄色粉笔。”莫斯汀说，“我知道从很久以来，这类集团就用黄色当注册商标。”他用了收场的声调。“我放上图钉，回到这里等候。他没出现，我就想：‘好吧，如果他真的守密到极点，我只好再上去一趟，查看他的相对记号，然后我就会知道他是不是在附近，接着可以尝试提出撤退计划。’” “那是什么？” “十一点四十分，会有一辆车在靠近瑞士农庄的隐秘处接人，长官。我正打算出去看看，斯屈克兰先生就已打完电话，命令我好好坐在这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史迈利以为他已讲完，但事实并非如此。莫斯汀似乎遗忘了其他人的存在，摇着他长相英俊的头。“我从没见过他。”他惊讶地说，“他是我的第一位情报员，我却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说，“我的第一位情报员，而他死了。真是难以相信。我觉得自己真像约拿”讲完话之后，他的头仍不住摇着。 拉康神采奕奕地加以补充：“对，没错，苏格兰场最近已有计算机，乔治。石南园的巡逻员发现尸体，封锁那个区域，而当名字输进计算机时，有个灯亮了，或有些数字的什么东西显示了，总之，他们立刻知道他在我们的观察名单上。然后他们就像发条一样按部就班运作。局长打电话给内政部，内政部打电话给圆场——” “然后你打电话给我。”史迈利说，“为什么，奥立佛？谁建议你把我拖下水的？” “乔治，这有关系吗？” “恩德比藏书网？” “如果你坚持的话，是的，是索尔·恩德比。乔治，听我说。” 终于，拉康上场了。他们面对重大的问题，无论问题的本质如何，即使尚未真正定义好，至少也已划定界线了。莫斯汀已被遗忘。拉康很有自信地面对坐着的史迈利，表现出老朋友的姿态。 “乔治，以目前的态势而言，我可以在贤士们面前说：‘我已经调查过，圆场和这件事无关。’我可以这样说：‘圆场没给这些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任何鼓励。一整年来，他们没付钱给他，也没给他任何福利！’这绝对是实情。他们没拥有他的公寓他的车，他们没帮他付租金，教育他的私生子，送花给他的女人，也没与他或他的同类有任何其他的旧牵绊——可悲的旧关系。他的惟一关联属于过去。他的项目官员己永远离开岗位了——你自己与伊斯特哈斯，都是老人，都已除名了。我可以郑重发誓。对贤士们，如果需要，也可以对部长本人这样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史迈利故作迟钝地说，“瓦拉狄米尔曾经是我们的情报员。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的前情报员，乔治。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他提到紧急事故，甚至苏联情报部——许多前情报员需要补助时都会这样说！” “瓦拉狄米尔不会。”史迈利说。 但是，诡辩是拉康的天性。他生而善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翱翔自在，悠游自如，白厅没人胜得９9lib?过他。 “乔治，我们的前情报员，深夜走在伦敦日益危险的公共区域，招致危险，我们无法对他们每一个人负责呀。”他请求似的张开手，“乔治，想想后果吧。作个选择，你来选。一方面，瓦拉狄米尔要求和你聊聊。退休的伙伴——聊聊往事——有何不可？而且，为了筹措资金，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他假装要提供给你一些东西。一些贵重的情报。有何不可？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长会支待我们的。没有人会被点名，没有人会暴跳如雷，内阁也不会歇斯底里。他会帮我们把这个案子给淹了。当然不是要文过饰非。但他会运用他的判断力。如果正好碰上他心情不错，他或许还会决定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烦劳贤士。” “阿门。”斯屈克兰回道。 “至于另一方面，”拉康使足说服力，挥军进击，“如果事情没那么轻易解决，乔治，部长会想，我们有一些未获授权的行动宣告失败，而为了湮灭行迹，必须将他的优秀官员拖下水——”他又开始踱步，绕过想像中的泥淖。“那么就会是一桩丑闻，乔治，而圆场难辞其咎——你过去服务的单位，现在仍深爱的单位，我确信——直到现在还与恶名昭彰的复国流亡团体牵扯不清，那些反复无常、口舌生非、暴力反和平的团体，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偏执狂，纯粹是冷战高峰时期的残留物，而这正是主子们要我们敬而远之的一切东西。”他又走到角落里，略微偏离灯光照亮的范围。“而且有一桩死亡事件，乔治，一个有意图掩饰的行为——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这样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肆渲染，那么，这就会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丑闻。我们的单位还是个虚弱的孩子，乔治，一个生着病的孩子，而且现在交在这些异常娇弱的新人手里。在这个重生的阶段，极可能因普通感冒就致命。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这一代人逃不过谴责。你有责任，就像所有人一样。忠诚不渝。” 对什么事情的责任？史迈利不禁怀疑，心中有着旁观者似的态度。对什么人的忠诚？“没有背叛，就没有忠诚。”年轻时，每当他鼓起勇气抗议安恩的出轨时，安恩总是这样说。 顷刻之间，没有人说话。 “凶器呢？”最后，史迈利以测试某种理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看法如何，奥立佛？” “什么凶器？那里没有凶器。他被射杀。下手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伙伴，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阴谋。更别提他对其他人妻子的垂涎。” “没错，他被射杀。”史迈利同意道，“正面射击。在非常接近的距离。用的是软头子弹。在他身上草草搜索。拿走了他的皮夹。这是警方的调查判断。但我们的分析可能完全不同，对不对，劳德？” “门都没有。”斯屈克兰说，透过香烟云雾对他怒目相视。 “我倒是有。” “那么，说来听听，乔治。”拉康潇洒地说。 “用来杀瓦拉狄米尔的凶器是标准的莫斯科中央暗杀工具。”史迈利说，“隐藏在照相机、手提箱，或其他东西里。软头子弹是以水平射程射出。用来除掉、惩罚或阻止其他人。如果我记得没错，在沙拉特，酒吧隔壁的黑色博物馆里就展示了一个。” “现在还在，很恐怖。”莫斯汀说。 斯屈克兰狠狠地瞪了莫斯汀一眼。 “但是，乔治！”拉康叫道。 史迈利等着，他知道在这种情绪之下，拉康可以对着大笨钟（英国国会大厦上的共鸣钟）指天誓地。 “这些人——这些移民——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是其中之——他们难道不是从苏联来的吗？他们有一半不都与莫斯科中央有接触——无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像这样的武器——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是对的——像这样的武器，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像起子一样普遍。” 反对愚行，诸神奋战，徒劳无功，史迈利想，但席勒却遗忘了官僚。拉康正对着斯屈克兰说：“劳德，媒体的D通告问题还没解决。”这是命令，“也许你该再盯他们一下，看到底进展如何。” 斯屈克兰着袜没穿鞋，顺从地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拨了一个号码。 “莫斯汀，也许你该把这些东西弄进厨房。我们可不希望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痕迹，对不对？” 莫斯汀也退下之后，只剩史迈利与拉康独处。 “这是个是非题，乔治。”拉康说，“我们还有清理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给上门的零售商一个交代，我知道什么？邮件，牛奶，朋友。这类人所拥有的东西。没人像你这么了解这个过程。没有人。警方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不会故意拖延，但会仔细查阅特定的程序准则，照章行事。”拉康焦急地跳到史迈利椅边，笨拙地在扶手上坐下。“乔治，你是他们的主教。好吧，我是在请求你去找出解答。他要的是你，乔治，不是我们，是你。” 斯屈克兰从电话的位置打断拉康的话：“他们需要有人签发D通告，奥立佛。他们要你签字，如果对你来说没差别的话。” “为什么不是头儿签字？”拉康留神地追问。 “可能是觉得你的签名比较不引人注目吧，我想。” “叫他等一下。”拉康边说边以风车的姿势，将拳头伸进口袋，“我可以给你钥匙，乔治？”他把钥匙拿在史迈利面前摇晃。“条件交换，好吗？”钥匙仍在晃动，史迈利盯着钥匙，或许问了：“什么条件？”也或许只是盯着。他根本没有交谈的心情。他的心思停驻在莫斯汀身上，在没吸到的香烟，在有关“邻居”的电话，在不知长相的情报员，在睡眠上。拉康正一一细数，在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上一个大条件。“第一，你是一个平民百姓，瓦拉狄米尔的遗嘱执行人，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你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依据这个原则行事。神智健全的过去。你会平息风波，而不是兴风作浪。你会压抑自己对他的专业兴趣，很自然地，为了我们的缘故。在这些条件之下，我可以给你钥匙，要？不要？” 莫斯汀站在厨房的门口，对着拉康说话，但他热切的眼光却一直注视着史迈利。 “到底是什么，莫斯汀？”拉康追问，“快点！” “我刚刚才想起来，瓦拉狄米尔卡片上的注记，长官。他有个太太在塔林。我在想，是不是应该通知她。我只是想，我最好提一下。” “卡片的资料已不正确。”史迈利迎向莫斯汀的眼光说，“他叛逃时，妻子和他住在莫斯科，后来被逮捕，送进劳改营。她死在劳改营里。” “史迈利先生必须做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适合的事。”拉康很快地说，深恐有新问题发生，把钥匙塞进史迈利的手掌心。突然之间，所有的事物都开始运转。史迈利站起身来，拉康已走向房间另一端，斯屈克兰把电话递给他。莫斯汀溜进阴暗的廊道，从衣架上取下史迈利的风衣。 “瓦拉狄米尔在电话上还跟你说了什么，莫斯汀？”史迈利平心静气地问，一面把手套进袖子里。 “他说：‘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或许他就会见我。’他说了两遍。这段话在录音带上，但斯屈克兰洗掉了。” “你懂瓦拉狄米尔的意思吗？小声一点。” “不懂，长官。” “卡片上没有？” “没有，长官。”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史迈利问，很快地朝斯屈克兰和拉康的方向轻点了个头。 “我想斯屈克兰可能知道，我不确定。” “瓦拉狄米尔真的没找伊斯特哈斯？” “没有，长官。” 拉康讲完电话。斯屈克兰接过话筒，继续打电话。看见史迈利站在门边，拉康快步走过来。 “乔治！干得好！再会吧！听着，我要另外再找时间和你谈谈婚姻。开诚布公地讨论。我指望你告诉我婚姻的艺术，乔治！” “好啊，我们要再聚聚。”史迈利说。 低头往下看，他看见拉康握着他的手。 这场会面犹有后文，怪异的发展打乱了原先的阴谋布局。标准的圆场作业人员都被要求在安全公寓中装设隐藏式麦克风。情报员在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要求，尽管他们并未被告知，尽管他们的项目官员一直都在做笔记。为了与瓦拉狄米尔会晤，莫斯汀很尽责地打开系统，等候老人来到，但在后续的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想到要关掉麦克风。录音带依例行程序送到缮写部门，忠实地抄缮数份，送交圆场的多位阅读者手中。那位倒霉的后勤部部长拿到一份，秘书处拿到一份，人事、执行与财政处的处长也都各拿到一份。一直到有一份抄本放进了劳德·斯屈克兰的收文夹里，整件事才爆发开来，而这些无辜的收文者，也受尽胁迫之能事，誓言守密。录音带非常完美，录下了拉康永不停歇的脚步声，伴着斯屈克兰的轻声吟唱，有些还颇猥亵。只有莫斯汀在门廊慌慌张张的告白，逃过录音。 至于莫斯汀本人，在这个事件中并未继续扮演任何角色。几个月后，他自动辞职，那些日子以来的人员耗损率，着实令每个人都极为担忧。 第六章 史迈利缓缓步出安全公寓，走进汉普斯特德早晨的清新空气中，迎接他的朦胧光线，此刻也正迎接着欧斯特拉柯娃，只是巴黎的秋色更深一重，仅有几片树叶旧抹布似的仍挂在筱悬木上。与史迈利一样，她一夜未得安稳。天未亮就起床，仔细着衣。这个早晨看来更冷了，她考虑着是否该拿出冬靴，因为仓库里湿气极重，让她的腿很吃不消。她犹豫不决，从柜子里找出靴子，擦拭干净，甚至还上了鞋油，但仍然无法决定是否要穿上。每次她有大问题要奋力解决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对小问题则束手无策。她很清楚所有的症兆，她可以感觉到诸事将临，但她无能为力。她会遗忘自己的钱包；在仓库里记账不断出错；把自已锁在公寓外，只好找来皮埃尔太太，那个像荨麻地上的羊一般挑三拣四、鼻音浓厚的老笨蛋管理员。每回陷入这种情绪时，她就很容易搭错公车，然后怒气冲冲地在陌生的区域下车，尽管她搭相同的路线已十五年了。最后，她终于套上靴子——喃喃自语“老笨蛋，真是！”之类的话一—然后，拎起她前一夜已准备好的沉重购物袋，走上每日相同的路径，经过三家每日必经的商店，却没走进任何一家，因为她正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脑袋是否出了问题。 我疯了。我没疯。有人想要杀我，有人想要保护我。我很安全。 我面临生死存亡。就这样周而复始。 自从接待过那位听她告白忧虑的小个子爱沙尼亚人之后，四个礼拜以来，欧斯特拉柯娃察觉到自己身上产bbr>.９9ｌｉｂ.生了许多变化，而对那些她毫不感激的人，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她是否爱上他其实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正逢其时，而且他立即感染到她一触即发的反抗意识。他重新点燃她的希望，他身上的野猫气息让她回想起葛利克曼和其他男人；她从来就不曾特别克制欲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认为，魔术师是擅长察言观色的人，也了解女人，他走进我的生命，带着那个折磨我、统治我的人的照片，显然是要为我除害——那么，如果我没当场爱上他，岂不是个低俗、孤独的老笨蛋！ 但是，他的严肃认真比他的魔法更令她印象深刻。“千万别招摇。”他异常尖锐地告诉她，因为她在写给将军的信中说，有时为了娱乐或变化起见，她会让自己小小地偏离常轨。“这样，你自己会松懈下来。别误以为危险已过去了。” 她答应要自我改进。 “危险是绝对的，”他离开前告诉她说，“不会因为你而变得更糟，或变得更好。” 虽然以前也有人对她谈到危险，但魔术师一提及，她就相信了。 “我女儿的危险？”她问，“亚莉珊卓的危险？” “你女儿和此事无关。你可能也确信，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么，是谁的危险？” “我们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的危险。”他回答说，当时她正高兴地与他在门廊拥抱，“特别是你的危险。” 而现在，这三天以来——或者是两天？也许是十天？——欧斯特拉柯娃可以发誓，她看见危险群聚身边，就像幽冥军队集结在她临终卧榻一样。危险是绝对的，不会因她而恶化或好转。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当冬靴在她脚上闪闪发亮，沉重的购物袋在她身边摆动时，她又看见了迫近的危险：相同的两个男子，跟随着她，即使在周末也不例外。健壮的两个男子，比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更健壮。是那种坐镇总部，聆听审讯的男子。而且，从不说一句话。其中一个走在她背后五米处，另一个则在对街和她并行前进，此时正走到蜡烛制造商流氓默西的门口，他门廊上挂着的红绿相间的雨篷非常低，连欧斯特拉柯娃这样身材不高的人都很容易撞到。 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他们时，她判断他们是将军的人。那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瓦拉狄米尔将军为我派出他的保镖，她颇陶醉地想。为了这个危险的早晨，她想要设计出友善的姿态来表达她的感谢：在没有其他人看见时，她给他们一个同谋的微笑，她会准备肉汤，端给他们，让他们打发在门廊站哨的时间。两个彪形大汉，她这样想，就只为了一位老妇人！欧斯特拉柯娃是对的，将军毕竟是个男人！第二天，她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了，而且她也认为，自己之所以渴望见到这些人，无非是渴望再次与魔术师重聚：我期盼与他有所联系，她想，正如我还没动手清洗他用来喝伏特加的酒杯，也还没拍松对我谈及危险时他坐过的那个椅垫。 但是，第三天，或是第五天？——对于这两个她原以为是保护者的人，她有了不同也更严酷的看法。她不再扮演小女孩的角色。无论那到底是哪一天，那天，她提早离开公寓，到仓库查验一批托售货品，她仿佛走出了逃避现实的迷离幻境，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正如与葛利克曼共度的那些年她常做的一样。天光未明，铺着鹅卵石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一辆黑色汽车停在离她公寓门廊二十米处。这辆车很可能才刚抵达。事后，她有个印象，好像看见车停下来，可能是送放哨的人来到岗位。就在她走出门的时候，急急停下车，并且关掉车灯。她毅然走上人行道。“对９9liｂ.你的危险。”她仍然记得，“对我们所有知情者的危险。” 那辆车跟着她。 他们以为我是个妓女，她徒然想着，那种做早市的老妓女。 突然之间，她想要进到教堂里去。任何一间教堂。最近的一间苏联东正教教堂在二十分钟的路程外，那间教堂非常小，在里面祈祷就像参加降灵会，与神圣家族亲密接触，蒙受宽恕。但二十分钟似乎就是一辈子的时间。一直以来，她对非东正教教会敬而远之，奉若规范，因为那是对祖国的背叛。然而，这个早晨，有辆车紧随背后，她暂时搁下自己的偏见，急忙逃入她所经过的>藏书网第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不仅是天主教教堂，而且还是现代的天主教堂。因此，她听了两遍全本弥撒，由一位满口大蒜臭味的劳动阶级神职人员以不纯熟的法文念出。但当她走出教堂时，那些人已不见踪影，这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在抵达仓库之后，她必须允诺多工作两个小时，以弥补因迟到所带给大家的不方便。 接下来的三天，平安无事，或者是五天？欧斯特拉柯娃已变得无法积蓄时间，一如无法储存金钱。三天或五天，他们离开了，他们已不复存在了。这都是因为她的“招摇”，就如魔术师所说，都是因为她想得太多，看了太多人，也想像出太多意外的愚蠢习惯。直到今天，他们又回来了。只是，今天比以前更糟上五万倍，因为今天的街道就像世界末日或盘古开天时一样空无一人，走在她背后五米处的男子趋近前来，而走在默西那座危险雨篷下的另一名男子，正穿过街，与那人会合。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欧斯特拉柯娃的描述或想像中，犹如雷电闪光般迅即发生。前一分钟，你还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下一分钟，一阵闪光骤现，号角哀鸣，你已飘到手术台上，身旁环绕着戴不同颜色面罩的外科医生。或者，你已到了天堂，在全能造物者面前，低喃着为自己并不真正感到后悔的小过错找借口；而他——如果你真正了解他的话——其实也并不感到遗憾。或者，最糟的情况是，你苏醒过来，带着伤痕，走回自己的公寓，你那位乏味的姐姐华伦蒂娜，极不情愿地抛下一切，一路从里昂赶来，在你床边唠叨不休。 但这些期待都未实现。 事发经过犹如水上芭蕾般缓慢。从背后赶上她的那名男子，从右边，或者应该说是靠内的位置，拉住她。从默西店门口跨过街来的那个人，从左侧，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排水沟上。他大步跨进，突然将昨天的雨水溅到她身上。欧斯特拉柯娃一向有着窥视别人眼睛的要命习惯，此时，她盯着这两个她不愿见到的同伴，看到了她早已认出也打心底了解的脸孔。是他们搜捕欧斯特拉柯夫，是他们谋杀葛利克曼，在她自己看来，世世代代以来，就是他们谋杀了整个苏联民族，无论他们是以沙皇、上帝或列宁的名义。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她看见了跟踪她到教堂的那辆黑色汽车，驶过空荡荡的街道，朝她接近。她依计行事，这是她彻夜未眠，躺在床上筹划出来的做法。她在购物袋里放了一片陈旧的扁平铁片，那是欧斯特拉柯夫捡回来的废铁。当时，这个垂死的可怜老人，一心以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些特别的法郎，好从事古董买卖。她的购物袋是皮制的——绿棕交错——非常坚固。她把购物袋向后一拉，使尽全力挥向站在排水沟上的那名男子——打在他的鼠蹊部，最令人痛恨之处。他出声咒骂——她听不出来是哪种语言——此时，她的计划开始脱离掌控。她没料到左右会各有一个恶棍，她需要时间来恢复身体的平衡，同时把铁片挥向第二个人。但他不让她有时间这样做。他伸出双手，环住她的手，把她整个人抓起来，像抓住一个大袋子似的，抬离地面。她看见袋子掉落地面，也听见铁片掉出袋子，落在排水沟盖上的声音。她目光朝下，看见靴子悬在离地十公分处，仿佛自己也像弟弟尼基 4e00." >一样吊起来——尼基的双脚交叉，活像个蠢蛋。她注意到脚趾的部分，左脚，已有部分磨损了。攻击她的这个人，双手更用力地扣住她的胸部，让她不禁怀疑，自己在窒息之前，肋骨可能就已碎裂。她感觉到那人将她往后拖，她猜想，他可能是要把她丢进车里，那辆车正不急不徐地驶过街道，逐渐接近——她是被绑架了。这个想法令她不寒而栗。此刻，除了死亡之外，最令她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想到这些猪猡要把她送回苏联，强迫她接受那凌迟至死的教条炼狱，她确信，那就是谋杀葛利克曼的元凶。她使尽力气挣扎，设法咬他的手。她看见几个旁观者，与她一样惊恐。接着，她意识到，那辆车并未减速，这个男子心中另有盘算：不是要绑架她，而是要杀了她。藏书网 他丢下她。 她踉跄了一下，但未倒下，正当车子要撞上她时，她不禁感谢上帝与所有的守护天使，让她决定穿上冬靴，因为那辆车的前保险杠从后面撞上她的小腿，她查看双腿时，看见两脚还好，但露出靴子的部分则皮肉绽开如婴孩出生。她逃开来，但全身立即撞上路面——她的头，她的背脊，她的脚跟——像根香肠似的滚过鹅卵石。那辆车驶过她身边，她听见急遽的煞车声，心想，他们是否要掉过头来，再次辗她。她努力想要移动身子，却觉得昏然欲睡。她听见人声与车门摔上的声音，她听见发动机的轰隆声，逐渐消失，不知是车已远离，还是她已失去听觉。 “别碰她。”有人说。 “不，别这样。”她想。 “我缺氧，”她听见自己说，“扶我站起来，就没事了。”她到底为什么这样说？或者，她只想到这句话吗？ “茄子，”她说，“找茄子！”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采买的清单，或是巴黎俚语中对女性交通警察的称呼。 一双女人的手为她盖上毯子，然后，是一阵喧闹的法文争论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人记下号码吗？她想问。但她真的非常想睡，不想卷入争论，而且，她缺氧——跌倒把她体内的氧气全给带走了。她仿佛看见自己曾在苏联乡间见过的被枪击受伤的小鸟，无力地坠落地面，等着狗儿来捉。将军，她想着，你收到我的第二封信了吗？意识逐渐飘远的她，期待他、恳求他读那封信，并响应信中的请求。将军，读我的第二封信。 她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陷入绝望情绪时所写的。昨天，当她再次陷入绝望时，寄出了那封信。 第七章 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他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bbr>9９ｌiｂ?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河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史迈利身边的一扇门打开来，一位穿着晨袍的老妇人，肩上抱了只猫，走了出来。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他已从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个小偷吗，亲爱的？” “恐怕不是，”史迈利笑着回答，“只是个访客。” “虽然如此，问一问还是好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她说。 “这倒是真的。”史迈利礼貌地回答。 最后一段楼梯既陡又窄，靠着斜面上射进来的微弱天光照明。顶楼有两扇门，都关着，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门，正面贴有一张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译”。史迈利还记得当时对瓦拉狄米尔化名的争论，他已成为伦敦人，必须保持低调。“米勒”没有问题。出于某些原因，这位老兄觉得“米勒”很气派。“米勒，很好。”他说，“米勒，我喜欢，麦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坚持要用“将军”，然后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迈利以主教的身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比起伪称的邪恶军队阶级，“先生”所引起的麻烦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胆地敲门，他知道轻声敲门比用力敲门更惹人猜疑。他听见回音，此外什么都没有。他没听见足球的声音，没有声音突然冻结的迹象。他从投信孔里叫着“瓦拉狄米尔”，仿佛是个来访的老友。他从那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来试开门锁，转不动，他又试另一把，转开了。他走进房里，关上门，等待着什么东西从背后袭击他的头，但他宁愿一枪轰上脸，头骨迸裂。他觉得头昏，赫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监狱似的空无一物，完全没变。依旧是寂静得出奇，像个电话亭；依旧混杂着各种气味。 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个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待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 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肘。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设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设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肘。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肘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 第八章 他站在林阴大道的入口，凝望着一排排山毛榉，仿佛撤退的军队，从他眼前没入迷雾之中。暗色仍徘徊不去，大地犹如室内般幽暗。天色有可能已是黄昏：在古老乡间屋舍喝茶的时间。他两侧的街灯只有微弱的烛光，什么也照不亮。空气感觉起来温暖且沉重。他期待看到警方仍在现场，看到绳索围住的区域。他期望看见新闻记者或好奇的旁观者。他缓缓地望下斜坡，什么都没有，他告诉自己。我一离开，瓦拉狄米尔就高兴地站起来，柱着手杖，抹去可怕的化妆，轻快地和他的演员同伴们到警察局去喝杯啤酒。 拄着手杖，他对自己说，记起督察长曾告诉他的一些事。左手或右手？“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说，“大拇指、食指与中指。” 他继续前行，林阴大道越来越幽暗，雾越来越浓。他的脚步声在身前微弱地回响。二十码高处，褐色的阳光像微弱的烽火在自己的烟雾中燃烧。但朦胧迷离的此处，迷雾却已凝聚成寒气逼人的浓雾，瓦拉狄米尔也已尸骨冰冷。在警车原本停放的地方，他看见轮胎的痕迹。他注意到落叶不见了，沙砾地也干净得极不自然。他们做了什么？他很纳闷。在沙砾地灌水？扫集落叶，好塞进更多塑料枕头套里？ 身体的疲累反而让他的思绪出奇的澄明。他沿着林阴大道继续往上走，祝福瓦拉..狄米尔日夜平安，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蠢事。他专心地思考图钉、粉笔、法国烟和莫斯科规则，同时寻找竞赛场旁的锡架凉亭。按顺序来，他告诉自己。从最开始着手。把凯帕罗先留在柜子上。他走到一个交叉路，穿过路口，继续往上爬。在他右边，出现了球门的门柱，再过去，则是一座覆盖波状铁皮的绿色凉亭，显然空无一人。他举步穿过竞赛场，雨水渗进他的鞋子里。小屋后面有一道陡斜的泥堤，留有孩子们溜滑下来的痕迹。他爬上泥堤，走进矮树丛里，继续往上爬。浓雾并未穿透树丛，而当他抵达丘顶时，雾已散去。四周仍空无一人。他折返穿过树林，走向凉亭。这座凉亭只能算是个锡盒子，一侧开向竞赛场。亭里惟一的设施是一张粗糙的木条长椅，刀痕累累，刻满了字。占据其上的，是一具俯卧舒展的身躯，毛毯直拉盖头，只露出棕色的靴子。一刹那，史迈利还怀疑他是不是也被杀了。梁柱撑起屋顶，斑驳的绿色油漆上，许多热切的道德宣言跃然眼前。“浪人是破坏性的。社会不需要浪人。”这个论点让他刹那间有些犹豫。“噢，但社会需要啊。”他想要回答，“社会是由许多少数族群组合而成的。”图钉就在莫斯汀所说的位置，依据沙拉特遵守规律的优良传统，正好与头齐高，圆场出品的铜制钉头，仍然如莫斯汀放在这里时一样，崭新且无记号。 进行会晤，上头说，未见危险。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思索。莫斯科，外务员得花三天工夫才能把信送达安全地址的地方。在莫斯科，所有的少数族群都是浪人。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瓦拉狄米尔的粉笔标记非常靠近图钉，潦草的信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虫爬过柱子。也许老人是担心下雨，史迈利想。也许他担心雨水可能冲刷掉他的标记。或者，也许他的情绪状态让他握着粉笔的手太过用力，就像他把那件诺福克外套掉在地板上一样。会面，否则免谈……他告诉莫斯汀……今晚，否则免谈……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虽然粉笔迹很重，但要特别留心才会注意到这个记号，闪亮的图钉也是，不过，即使是特别留意的人也不会觉得它们很奇怪，因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总不断有人贴上宣传单或信息给彼此，而他们并不全都是间谍。有些是孩子，有些是流浪者，有些是信徒，有些是慈善活动的发起人，有些是遗失宠物的人，还有些是为了追寻新欢而必须在山顶发出渴求的人。而他们，无论如何，并不会全都被莫斯科中央的暗杀武器从正面直射轰掉头。 那么，这个响应记号的目的何在？在莫斯科，当史迈利还坐在伦敦的办公桌前，全权负责瓦拉狄米尔的案子时，这些记号是为随时可能失去踪影的情报员设计的，他们是道路上零碎的细小分支，随时都可能是穷途末日。我没见到危险，依约定进行会晤，这是瓦拉狄米尔留给世界最后——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离开小屋，史迈利回头，顺着来时的路径走了一小段距离。一面走，他一面仔细回想督察长所重建的瓦拉狄米尔的最后旅程，像档案般在心中重现。 那双橡胶套鞋简直是天赐神助，史迈利先生，督察长虔诚地说，北英世纪牌，钻石花纹鞋底，先生，而且无遮无掩地走——所以，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穿过一大群足球观众，追踪到他的足迹！ “我会给你官方说法的版本。”督察长说，他说得很快，因为他们时间不多，“准备好了吗，史迈利先生？” 准备好了，史迈利说。 督察长改变了声调。交谈是一回事，证据是另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电筒照亮封锁区内的潮湿沙砾地。就像放幻灯的演讲，史迈利想，在沙拉特，我可能就必须做笔记了：“他在这里，现在走下山坡，先生。看见他了吗？正常的步伐，脚跟与脚趾运作良好，正常的行进，一切都显得光明磊落。明白吗，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很明白。 “那是手杖的痕迹，你看见了吗？在右手，先生。” 史迈利也看见了，每隔两个脚印，胶环手杖就留下一个圆形的深痕。 “当然，他被射杀时，手杖是在左手，对不对？你也看见了，先生，我注意到。你会不会刚好知道他有毛病的是哪一条腿，先生，如果他腿真有毛病的话？” “右腿。”史迈利说。 “噢，那么他平常很可能都是右手柱手杖。请从这里下来，先生，他从这里走！正常步伐仍然是，请记下。”督察长说，但却很罕见地失神脱口说出不合文法的措辞。 在督察长的手电筒光束下，还有五个规则钻石花纹的脚印，后脚跟与脚趾，仍然行进无碍。此时，在白昼的光线下，史迈利只能看见隐约的痕迹。雨水，其他的足迹，和违规闯入的脚踏车轮胎轨迹，让大部分的脚印都消失了。在夜里，督察长的幻灯表演中，他清楚地看见那些脚印，就像躺在斜坡上那具裹着塑料布的尸体那般清楚，足迹就在那里结束了。 “现在。”督察长满意地说，略一停顿，他的手电筒停驻在地面一块磨损的区域。 “你刚才说他几岁来着，先生？”督察长问。 “我没说，但他应该是六十九岁。” “加上你刚才说的心脏病，我想。现在，先生。首先，他停了下来。非常突然的。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有人叫他停下来。我猜想是他听见了什么。在他背后。注意他步伐间的距离缩短了，注意双脚的位置，他半转过身，可能是看背后或什么的。无论如何，他转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他背后’的缘故。无论他看到或没看到什么——或者听到或没听到什么——他决定转身。不再往前走，看！”督察长带着运动员般骤起的兴奋之情说，“较大的步幅，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个完全不同的脚印，他尽全力地走。你可以看见他为求保命，柱着手杖离开的位置。” 在白昼的日光里，史迈利不再确定能看见什么，但他昨夜看见了——今天清晨也在记忆中再度看见了——手杖的箍环突然猛力向下刺的深痕，接着又刺向另一个角度。 “麻烦的是，”督察长平静地说，重拾起他高居法庭的神态，“杀他的人是从正面动手的，不是吗？并不是从他的背后！” 这对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有利的，史迈利此时想。他们驱赶他，但史迈利怎么都想不起来沙拉特对这种特殊技巧的术语。他们知道他的路径，然后他们驱赶他。在目标背后负责制造惊吓的人将他往前赶，射手则好整以暇地躲在前方，等待目标闯进险境。莫斯科中央暗杀小组也知道，即使是最资深的老手也会耗费许多时间担忧自己的背后，担忧自己的侧翼，担忧经过的车辆与没经过的车辆，担忧他们穿过的街道与他们走进的房舍。但只有到了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竟没发现危险早就与他们面对面了。 “他还在跑，”督察长说，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移动，“注意到他两步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一些，因为坡度变陡了？也显得不规则，看到了吗？脚步到处飞奔。为了宝贵的生命而跑。绝不夸张。手杖还握在右手。看到他改变方向了吗，朝向边缘？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毫不怀疑。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请解释这个！” 手电筒照出五六个非常接近的脚印，全部挤在草地边缘的两棵高树之间，那里空间非常小。 “又停了下来。”督察长宣称，“也许不是完全停下来，只是颠颠簸簸。别问我为什么。或许他只是脚步不稳。或许他担心发现自己靠树太近。或许是他的心脏问题，如果你能证实他的心脏病很严重的话。接着，他又像之前一样地走开了。” “手杖握在左手。”史迈利平静地说。 “为什么？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先生，但也许你们的人会知道答案。为什么？他又听见什么了吗？想起什么了吗？为什么？当你为保全生命而跑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是躲避危险的欺敌手法，换手，然后继续跑？直冲进射杀他的那人手里？除非他背后的东西把他赶到那里，或许是绕过树林，转了个弯？你们那行的人有何解释，史迈利先生？” 这个问题犹在史迈利耳际回荡，他们就已抵达尸体旁边。在塑料布的覆盖下，那具尸体宛如胎儿。 但是，经过了这个早晨，史迈利不再袖手旁观。相反的，他将脚上那双浸湿了的鞋子尽量踏在正确的位置，试图模仿出老人可能有过的动作。史迈利缓慢的动作和非常专注的表情，看在两个遛着亚尔萨斯狼狗的裤装女士眼里，活像在演练某种新风行的中国武术。她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首先，他把两脚张开，朝向山坡下方。接着，他左脚往前，转动右脚，直到脚趾指向一丛幼小树林。在这样的动作中，他的右肩自然地跟着移动，直觉告诉他，瓦拉狄米尔很可能就在此刻将手杖转交到左手。但为什么？如同督察长所问的，为何要换手呢？为什么，在攸关生死的关头，为何还要郑重其事地将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呢？当然不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就史迈利记忆所及，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为了自我防卫，他只会把手杖握得更紧。或用双手抓住手杖，像握住球杆。 难道是为了空出右手？但空出右手做什么？ 此时史迈利察觉到有人在看他，迅即回头，看见两个穿着鲜艳运动上衣的小男孩，停下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矮胖老头踏着古怪的步伐。他装出校长的模样，瞪着他们。他们慌忙溜走。 空出右手来做什么？史迈利再次问自己。为什么在片刻之后又开始奔跑？ 瓦拉狄米尔向右转，史迈利想，再次模仿出想像的动作。瓦拉狄米尔向右转。他面对树丛，他把手杖握在左手。有那么一会儿，根据督察长的说法，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又开始奔跑。?９9ｌiｂ.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想，盯着自己的右手。慢慢的，他把目光移向风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瓦拉狄米尔的口袋也是空的。 他是想写下信息，或许？他嘲笑自己这个注定无法成立的理论。 写下信息，用粉笔，例如？他是否认出追他的人，想用粉笔写下名字，或在什么地方留下记号呢？但写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在湿漉漉的树干上。不在泥土、不在落叶、不在草地！环顾四周，史迈利了解到他所在位置的独特之处。这里，几乎在两棵树之间，极靠林阴大道的边缘，正是雾气转为最浓之处，他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林阴大道向下延伸，然后又在他前面隆起。但林阴大道同时也藏书网是弯曲的，在他所站的位置，两边高处下望的视线都被树干和茂密的小树丛遮断。在瓦拉狄米尔最后的狂乱路程——这条他熟知也记得用来进行相同会晤的路径——这就是重点，史迈利欣喜地发现，这个奔跑逃脱的人站在此处，无论是前方或背后的人都看不见他。 而他停了下来。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他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攫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蹬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桐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 在那四根烟后面，藏着半根烟，用玻璃纸保护着，他辨识出某种东西，但却不敢用他潮湿且颤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对这东西有所打算，直到离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员与佛教和尚无心践踏的瓦拉狄米尔陈尸之处。 他们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凶手分享了老人的遗产。 无视来往的人车，他顺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绿园，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馆。发现没有咖啡馆这么早开门，他便坐在一间电影院对街的长椅上，对着大理石喷泉与红色电话亭发呆。电话有两部，一部比较脏。天空飘起了温暖的毛毛雨，几个店家开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铺正运送面包。他缩起肩膀坐着，每一转头，淋湿了的风衣衣领就刺痛他没刮胡子的两颊。“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对史迈利暴跳如雷，因为他在面对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时漠然冷静。“如果你不为死去的人悲伤，又如何能爱活着的人呢？”坐在长椅上考虑下一步的当下，史迈利很想告诉她当时他无以言对的回答。“你错了。”他心神狂乱，“我真心诚意地哀悼死者，还有瓦拉狄米尔，此时此刻，非常深沉的。”爱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 他试着电话，第二部是好的。奇迹似的，不仅S到Z的电话名录完好无缺，更神奇的是，北区伊斯灵顿快稳出租车服务还特别付费刊登庞大的篇幅。他拨了号码，但电话铃响时，他却有些惊慌，怕自已忘了瓦拉狄米尔口袋中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挂掉电话，收回他的两便士。兰安？兰恩？他再拨一次。 一个单调似吟诵的女声回答：“快——稳——！贵姓——时间——和地址，请说。” “我想和兰伯先生说话，麻烦你，他是你们的司机。”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抱——歉，这个电话不能接私人电——话。”她唱道，挂掉电话。 他拨第三次。这不是私人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他要兰伯先生来载他，只要兰伯先生，不要别人。“告诉他是长途车。到斯特拉福。”——信手挑了一个城镇——“告诉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坚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说，中间有个P的Sampson。 他回到长椅上继续等待。 打电话给拉康？为了什么？赶回家，打开香烟盒，找出藏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这是瓦拉狄米尔首先丢掉的东西，他想：在间谍这一行，我们会先放弃我们最爱的东西。毕竟我还是占了上风。一对老夫妇在他对面坐下。先生戴着僵硬的汉堡帽，用一只锡哨吹着战争曲调。太太对着过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迈利避开她的目光，记起那个从巴黎寄来的棕色信封，拆开来，期望什么呢？或许是一张账单，这位老兄过去生活的旧债。或许是移民们像寄圣诞卡般寄给彼此的循环式战争标语。但这不是账单，也不是传单，是一封私人的信，一个请求，非常特别的一种请求。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写，写得很快。史迈利读了一次，正读第二次时，一辆福特柯蒂纳轿车驶了过来，一个穿着套头马球衫的年轻男子驾车，在戏院门口煞车停了下来。史迈利把信放回口袋里，过街朝车走去。 “有个P的桑普森？”年轻男子很粗鲁地透过车窗叫道，然后从车内把后门推开。史迈利坐进车里。一股刮胡水的香味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气味。他在手上放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展示出来。 “可以请你关掉发动机吗？”史迈利问。 年轻男子顺从照做，一面从镜子里看着他。他有棕色的非洲头，洁白的手，指甲修得很干净。 “我是个私家侦探。”史迈利解释说，“我相信你一定碰过不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很麻烦，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的情报付一些报酬。你昨天签了一张十三英镑的收据。你还记得你载的人吗？” “高个子。外国人。有白色髭须，脚有点跛。” “年老？” “很老。柱着手杖。” “你在哪里载他的？”史迈利问。 “柯斯莫餐厅，普雷德街，早上十点三十分。”年轻男子审慎地说。 普雷德街离西河苑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你载他到哪里？” “查尔顿。” “伦敦东南的查尔顿？” “尼罗河战役街上的一座圣什么教堂旁边。找一家叫‘挫败青蛙’的小酒馆。” “青蛙？” “法国人嘛。” “你留他在那里吗？” “我等他一个小时，然后回普雷德街。” “中途在其他地方停车吗？” “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停了一下。回程的时候，在电话亭停了一下。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他转头，把下巴抵在椅背上，大大咧咧地把手张开，比画着大小。“黄色的。他打的是市内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借他两便士，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借两个十便士，以防万一。” 我问他从哪里打来的，但他只说他有足够的零钱。莫斯汀这样说。 付给年轻男子十英镑钞票后，史迈利手伸向门把。“你可以告诉公司说我没出现。”他说。 “告诉他们我有多开心，可以吗？” 史迈利迅速下车，赶着在年轻男子以相同的惊人速度飞快驶离之前关上车门。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读了一遍，此时，信的内容已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一个女人，他想，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认为自己快死了。没错，我们都是，一点也没错。他假装自己漫不经心，漠然以对。每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他辩称，我今天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但这封信同样令他心生恐惧，再次升高了他的急迫感。 将军，我不希望显得太过戏剧性，但有两个男人在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认为他们是你或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有个印象，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他有东西要藏。要隐匿，就如他们在沙拉特所坚称的。他搭上巴士，换了几次车，注意背后，打着瞌睡。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未再出现，他也没找出其他的监视者。在贝克街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大型的硬纸板盒，一些报纸，一些包装纸和一卷思高牌胶带。他把瓦拉狄米尔的那包香烟放进盒里，还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用报纸塞满空隙。他包起盒子，用手纸缠住思高牌胶带。他对思高牌胶带一向没有办法。他在盒盖写上自己的名字，“亲自领取”。他雇了出租车到萨佛依饭店，将盒子托付给一个男柜台接待员，并附上一张一英镑钞票。 “这重量太轻，不可能是炸弹，对不对，先生？”接待员问，开玩笑地将盒子贴近耳边。 “我可不确定。”史迈利说，两人都一起笑了起来。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瓦拉狄米尔，他满怀期待地问，你的另一项证据呢？ 第九章 低垂的天际线拥塞着起重机与煤气筒；烟囱懒洋洋地朝着雨云吐出黄褐色的烟雾。如果这天不是星期六，史迈利就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在星期六，他准备好要开车，尽管他一向与燃化的发动机相看两相厌。他从瓦克斯霍尔桥过河。格林威治已在背后。他进入船坞遍布的平坦河岸地区。雨刷瑟瑟抖动，豆大的雨点打过他这辆悲惨英国小车的车身。在公车站躲雨的孩子们冲他嚷嚷：“继续开啊！”他已经刮过胡子，洗过澡，但并没睡。他把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寄给拉康，要求把清查所有可追踪的电话列为紧急要务。开着车，他的心智很澄净，但情绪却异常起伏。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大衣，是他旅行常穿的外套。他转过一个弯道，爬上坡，一间精美的爱德华式小酒馆，挂着红脸战士的招牌，突然出现在面前。尼罗河战役街从酒馆向上蜿蜒，直到一片长满枯草的土地。园地里耸立着圣主教堂，是个以石块与燧石建成的建筑，对着四周逐渐消失的维多利亚式仓房传布上帝福音。海报上说，下个星期天的布道者是救世军的一位女性军官。在海报前，有一辆货车：六英尺长的巨大拖车，深红色，侧窗挂着一面足球旗，门上贴着色彩杂乱的外国入境登记贴纸。这是眼前最庞大的物体，甚至比教堂还大。隐隐约约，他听见摩托车发动机慢慢减速又再激活的声音，但他连回头望一下都没有。这熟悉的随扈从切尔西就开始跟着他，但是，恐惧，就如同他在沙拉特所传授的，永远是选择的问题。 顺着便道，史迈利进入一个没有坟墓的墓园。几排墓石围起园界，一个攀藤的框架与三幢标准规格的新房子雄踞中央。第一幢房子叫“锡安”，第二幢完全没有名字，第三幢叫“三号”。每一幢都有宽大的窗户，但“三号”有蕾丝窗帘。他推开大门，就只见到阴暗的楼梯。他看着它静止不动，然后看着它下沉，看着它消失，仿佛没入地板，有那么一会儿他满心恐惧地怀疑，自己目睹了另一桩谋杀。他按了门铃，屋里响起悦耳的铃声。门是雕花玻璃做的。他把眼睛贴在门上，看见棕色的楼梯毯和看似摇篮车的东西。他又按了一次门铃，听见一声尖叫。起初声音很低，然后转为大声，他本来以为是孩子的叫声，接着认为是猫，最后知道是哨音壶。哨声高到极点，持续不断，接着突然停止，不是有人关掉炉火，就是壶嘴已经烧掉了。他绕到房子背后。这里跟正面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排水管，一小片菜园，和一个用预铸板做成的金鱼池。池里没有水，当然也就没有金鱼，但在一个混凝土钵里，躺着一只黄色的木头鸭子。侧躺着的木鸭嘴张着，一只眼睛凝望天堂，两个轮子仍在转动。 “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出租车司机边说边用他洁白的手比画着，“黄色的。” 后门有一个门环。他轻敲了一下，试试门把，竟开了。他走进屋里，小心地关上背后的门。站在通往厨房的杂物间，厨房里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已移离炉火正无声冒着蒸汽的烧水壶。托盘上有两个杯子，一个奶精罐和一个茶壶。 “克瑞文太太？”他轻声叫唤，“丝黛拉？” 他穿过用餐室，走进大厅，踏着棕色地毯，站在摇篮车旁，在他心中，他正与上帝谈条件；只要不再有人死，不再有更多的瓦拉狄米尔，我将为我们的生命而敬拜您。 “丝黛拉？是我，麦斯。”他说。 他推开客厅的门，她坐在钢琴与窗户之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冷淡坚决地望着他。她并不害怕，但她看起来像恨他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亚洲式长洋装，没有化妆，抱着一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无法分辨，也不复记忆。她让婴儿将乱发蓬生的头靠在她肩上，一手放在婴儿嘴上，不让孩子发出噪音。她的视线越过婴儿头顶看着他，充满挑战意味，大胆反抗着。 “伟林在哪里？”他问。 她缓缓地挪开手，史迈利预期婴儿会放声大叫，结果孩子只是一直盯着他看。 “他的名字是威廉。”她平静地说，“搞清楚，麦斯。那是他的选择。威廉·克瑞文。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不是爱沙尼亚人，不是苏联人，是英国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黑色头发，非常平静。坐在角落里，抱着孩子，她宛如黑色背景上一幅永恒的画。 “我要和他谈谈，丝黛拉。我不是要找他做任何事。我甚至可以帮他。” “我以前就听过这些话了，不是吗？他出去了，去他该去的地方工作。” 史迈利听了并没有发火。 “那么，他的货车为什么还在外面？”他温和地反驳。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史迈利仍没有发火。 “那么，厨房里的第二个杯子是谁的？”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他走上楼，她随他去。有一扇门在他的正前方，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扇门，都开着，一间是婴儿房，一间是主卧室。面对他的门关着，他敲敲门，没人回答。 “伟林，我是麦斯。”他说，“我一定要和你谈谈，拜托。然后我就会离开，还你平静，我保证藏书网。” 他逐字再说一次，然后走下楼梯，回到客厅。婴儿开始放声大哭。 “也许你可以泡些茶。”他在婴儿哭泣间歇时建议道。 “你不能和他单独谈话。我不会让你们再引诱他卷入是非。” “我从来没那么做。那不是我的工作。” “他仍然怀念着你们的世界。我已经受够了。” “是有关瓦拉狄米尔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是什么事。他们打了大半夜的电话，不是吗？” “谁打的？” “‘瓦拉狄米尔在哪里？瓦拉狄呢？’他们以为威廉是什么人？开膛手杰克吗？他没听到或看到瓦拉狄，天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了。噢，贝琪，亲爱的，安静点！”她走过房间，在一堆洗涤物下找出一罐饼干，塞了一块到婴儿的嘴里。“我并不常这样。”她说。 “谁找他？”史迈利温和地追问到底。 “米凯尔，还有谁？记得米凯尔吗，我们自由电台的王牌，爱沙尼亚尚未就任的总理，要打探消息吗？今天早上三点，贝琪长出一颗牙，该死的电话就来了。米凯尔呼吸沉重地说，‘瓦拉狄在哪里，丝黛拉？我们的领袖在哪里？’我告诉他：‘你疯了，是不是？你以为只要小声说话，就不容易被窃听吗？’我劝他说，‘迷赛马吧，别搞政治了。’我告诉他。” “他为什么担心？”史迈利问。 “瓦拉狄欠他钱，这就是原因。五十英镑。也许是一起赌马的时候输的。他们常输钱，一定是某一次输钱的时候欠的。他答应要带钱到米凯尔的住处，一起下盘棋。在深夜，我告诉你。他们显然都有失眠症，当然也都很爱国。我们的领袖没出现。戏剧性吧。‘天杀的为什么威廉要知道他在哪里？’我问他。‘去睡觉！’一个小时之后，猜猜谁又打电话来？像之前一样呼吸沉重？我们的米凯尔上校又来了，爱沙尼亚皇家骑兵队的英雄，喀哒靠拢脚跟，道歉。他沿着瓦拉狄的路往回走，用力敲门，大声按铃。没有人在家。‘听着，米凯尔，’我说，‘他不在这里，我们没把他藏在阁楼里。从贝琪的洗礼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对吧？威廉刚从汉堡回来，他需要睡眠，我不要叫醒他！’” “所以他又挂掉电话了。”史迈利试探地说。 “他会挂掉才怪！他这个吸血虫。‘伟林是瓦拉狄的最爱。’他说。‘干吗？’我说，‘三点半在亚斯寇特？听好，你该死的睡觉去吧！’‘瓦拉狄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任何事出差错，就该去找伟林。’他说。‘那你要他怎么做？’我说，‘开着拖车进城，也去用力敲瓦拉狄的门吗？’老天！” 她把孩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孩子乖乖待在椅子上，满足地啃她的饼干。 一阵用力摔门的声音，接着从楼梯传来快速的下楼脚步声。 “威廉来了，麦斯。”丝黛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警告说，“他既不搞政治，也不滑头，他爸爸是个烈士，但他的心情已经平复过来了。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而且他正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吗？我说，对吗？” 史迈利走向房间较远的一端，让自己与门保持一些距离。伟林果决地走进来，依旧穿着运动服和慢跑鞋，他大约比丝黛拉年轻十岁，而且有些太过瘦弱。他坐进边缘的一张沙发里，炽烈的目光在妻子和史迈利身上逡巡，好像在猜谁会先开口似的。在往后梳的黑发衬托之下，他的高额头显得异乎寻常的白。他已刮过胡子，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他因开车而眼眶泛红的眼睛是棕色的，而且充满热情。 “你好，伟林。”史迈利说。 “威廉！”丝黛拉纠正他。 伟林紧张地点点头，同时对两人致意。 “你好，麦斯。”伟林说。他双手放在膝上，交缠着。“你好吗，麦斯？你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嗯？” “我想你已经听到瓦拉狄米尔的新闻了。”史迈利。 “新闻？什么新闻，拜托？” 史迈利耗着时间。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紧张。 “他消失了。”最后，史迈利轻声回答，“我想他的朋友在非常不合宜的时间打电话给你。” “朋友？”伟林依赖的眼光投向丝黛拉，“老移民，整天喝茶、下棋，谈政治？谈些疯狂的梦想？米凯尔不是我的朋友，麦斯。” 他说得很快，对用这种差劲的外国语言代替自己的母语，觉得很不耐烦。然而史迈利说话的速度，却好像他有一整天的工夫似的。 “但瓦拉狄是你的朋友。”他反驳说，“在你之前，瓦拉狄也是你父亲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巴黎。军中袍泽。他们一起到英国来。” 衡量着这些话的分量，伟林瘦弱的身躯似乎正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双手分开绷成弧形，他的棕发竖起，又再贴平。 “当然！瓦拉狄米尔，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贝琪的教父，可以吧？但没有政治目的。完全没有。”他看着丝黛拉，征求她的许可。“我，我是威廉·克瑞文。我有个在英国的家，英国妻子，英国小孩，英国名字，可以吗？” “还有英国工作。”史迈利很平静地加上一句，看着他。 “一份很好的工作！知道我赚多少钱吗，麦斯？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要买车，够了吗？” 伟林的神态里，有某些东西——或许是他的能说善道，或是他生气蓬勃的抗辩——吸引了妻子的注意，此时，丝黛拉就像史迈利一样专注地观察伟林，她漫不经心地抱着婴儿，非常漫不经心。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威廉？”史迈利问。 “谁？麦斯，见到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拜托。” “告诉他，比尔。”丝黛拉命令他，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身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瓦拉狄米尔是什么时候？”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再问一次。 “很久了，麦斯。” “好几个星期？” “当然，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在洗礼上。他是教父，我们办了一个宴会。但无关政治。” 史迈利的沉默开始制造出令人手足无措的紧张情绪。 “之后就没见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没有。” “威廉昨天什么时候回来？” “很早。”她回答。 “早到上午十点钟吗？” “很可能，我不在这里。我去看我妈妈了。” “瓦拉狄米尔昨天搭出租车来这里，”他解释说，仍然是对着丝黛拉，“我想，他见过威廉。” 没人助他一臂之力。史迈利没有，丝黛拉没有，连小婴儿都静止不动。 “在来的路上，瓦拉狄米尔买了玩具。出租车在巷口等了一个钟头，又载他回巴丁顿，他住的地方。”史迈利说，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此刻的紧张气氛。 最后，伟林终于开口：“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他用力挥着手臂，一口英文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丝黛拉不喜欢他，所以他只能像个小偷，偷偷摸摸地来，懂吗？他带了玩具给贝琪，不行吗？这也犯法吗，麦斯？有法律规定老人不能送玩具给教女吗？” 再一次，史?迈利与丝黛拉都没说话。他们都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崩溃。 “瓦拉狄是个老人，麦斯。谁知道他能不能再见到贝琪？他是整个家族的朋友！” “不是这个家族。”丝黛拉说，“再也不是。”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同志！在巴黎，他们一起对抗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带玩具给贝琪。为什么不行？拜托。为什么不行，麦斯？” “你说那个该死的玩具是你自己买的。”丝黛拉说。她把手伸到胸前，扣上一颗纽扣，仿佛要砍了他似的。 伟林转向史迈利，恳求地说：“丝黛拉不喜欢那个老人，可以吧？她怕我和他搞太多政治，可以了吗？所以我没告诉丝黛拉。她到史丹斯医院去看她妈妈，瓦拉狄就趁这个机会来看贝琪，打声招呼，不行吗？”他绝望地跳起来，不断地挥动手臂抗议。“丝黛拉！”他叫喊着，“听我说！所以瓦拉狄昨晚没回家？拜托，我很难过。但这不是我的错，可以吗？麦斯！瓦拉狄是个老人！孤单的老人。也许他去找女人了，可以吗？他力不从心但仍然喜欢有女人做伴。在这方面，他可是很有名的，我想，不是吗？有何不可？” “那么，昨天以前呢？”史迈利沉默良久后问。伟林似乎没太听懂，因此史迈利重新提出问题，“你昨天见过瓦拉狄米尔。他坐出租车来，还带了一只黄色木头鸭子给贝琪。有轮子的。” “没错。” “很好。但在昨天以前——昨天不算——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有些问题是孤注一掷，有些问题是全凭直觉，有些问题——就像这一个——是基于初步的了解，不全是直觉，但也还算不上是知识。 伟林用手背擦着嘴。“星期一。”他凄然地说，“我星期一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碰面了。没错。” 丝黛拉低声说：“噢，威廉。”她抱紧孩子——一个小战士，她低头望着细织地毯，等待自己的情绪平复。 电话响起。伟林像个被激怒的孩子，冲过去抓起话筒用力摔回去，接着把整部电话摔在地板上，又踢走听筒。他坐了下来。 丝黛拉转向史迈利。“我要你走。”她说，“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别再回来。拜托，麦斯。现在！”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她的请求。他带着父辈的感情望向伟林；他望着丝黛拉。他的手探进内侧口袋，掏出一份折叠起来的第一版《标准晚报》，交给丝黛拉而非伟林，部分原因是他想伟林会崩溃。 “恐怕瓦拉狄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就在报纸上。他被射杀了。警方会找你问话。我必须先听过事情的经过，再告诉你如何回答。” 伟林绝望地开始说起俄文，而丝黛拉，似乎是因他的声调而非字句感染，放下手上的孩子，过去安慰另一个孩子，史迈利在这房间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他独坐了一会儿，想着瓦拉狄米尔那卷未冲洗的底片——直到冲洗之后才能看清楚，放在萨佛依饭店的盒子里，与那封令他一筹莫展的巴黎来信一起。他也想着第二项证据，猜想那会是什么，老人如何带着它，或许就在皮夹里，但他了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伟林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已在参加瓦拉狄米尔的丧礼。丝黛拉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手上，婴儿贝琪躺在地上，睡着了。伟林述说时，泪水不时滑下他苍白的脸颊。 “对其他人，我什么也不会做，”伟林说，“但对瓦拉狄，我愿意付出一切。我爱这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来说，瓦拉狄就是父亲。有时候我甚至会叫他‘我的父亲’。不是伯父，是父亲。” “也许我们可以从星期一开始说起。”史迈利建议，“第一次的会面。” 瓦拉狄打电话来，伟林说。这是几个月来，伟林第一次接到他或集团里任何人的消息。瓦拉狄出乎意料地打电话到仓储中心找伟林，当时伟林正在捆牢要发往多佛的一批货物，并与办公室查对他的转运文件。这是他离开..之后集团所作的安排，伟林说。他已经离开了，就像大家一样，多多少少，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仓储中心找他，不到家里，因为丝黛拉的关系。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身为教父，他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家里。但不谈公事。绝不。 “我问他：‘瓦拉狄！你要干吗？听着，你好吗？’” 瓦拉狄米尔在路上的电话亭打的。他想立刻私下谈谈。伟林违反所有雇员所应遵守的规定，在转弯处载他上车，并让他跟着到多佛跟了几乎一半的路程“黑的”，伟林说，意即非法的。这老兄带了一个装满柳橙的蔺草篮，但伟林可没心情问他干吗带着几磅重的柳橙上车。开始，瓦拉狄米尔谈起巴黎和伟林的父亲，以及他们相互扶持的奋斗；接着，他就谈到伟林可以帮他一个小小的忙。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一个小小的忙。也看在集团的分上，因为伟林的父亲曾是这么伟大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告诉他：‘瓦拉狄，我不可能帮你的忙。我答应过丝黛拉了，这是不可能的！’” 丝黛拉的手抽离丈夫身边，她独自坐下。她想为老人的死而安慰丈夫，却又因为丈夫毁弃承诺而伤心。 只是一个小小的忙，瓦拉狄米尔坚持说，很小，不麻烦，没有风险，但对我们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伟林的义务。接着，瓦拉狄米尔拿出他在洗礼上拍的贝琪的照片。照片放在黄色的柯达信封里，洗好的照片在一边，有玻璃纸保护的底片放在另一边，蓝色货签仍盖在外面，一切都如那天般纯真无邪。 他们欣赏着照片，片刻之后，瓦拉狄米尔突然说：“这是为了贝琪，伟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贝琪的未来。” 听到伟林的陈述，丝黛拉握紧拳头，当她再次抬起头时，显得更加坚决，但却也更老，双眼的眼角已然浮现许多细碎小皱纹。 伟林继续述说经过：“然后瓦拉狄告诉我：‘伟林，你每个星期一开车到汉诺威和汉堡，星期五回来。你在汉堡停留多久？’” 伟林回答说，他尽可能停留得越短越好，但要看他重新装货所需的时间，也要看他是送货到代理商或特定的收件人，还要看他抵达的时间与他文件上的停留时间，以及他回程所载的货物，如果有的话。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伟林现在就可以一一列举，都是非常琐碎的事——在途中，伟林在哪里睡觉，在哪里吃饭——史迈利知道，老人正以极端怪异的方式做着他自己也会做的事；他用谈话把伟林逼进困境，让他的回答成为服从的前奏。在问过这些问题之后，瓦拉狄米尔才对伟林说明，运用他在军队中与家庭中的所有权威，他想要伟林做的事。 “他告诉我说：‘伟林，替我把这些柳橙送到汉堡。拿着这个篮子。’‘干吗？’我问他，‘将军，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篮子？’接着他给了我五十英镑。‘以备急用。’他告诉我说，‘如果有紧急情况，这里有五十英镑。’‘但我干吗带着这个篮子？’我问他，‘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将军？’” 然后，瓦拉狄米尔对伟林详述他的指令，包括撤退与突发事故，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这五十英镑多留一个晚上。而史迈利注意到，正如他对莫斯汀所说的，老人是多么坚持莫斯科规则，甚至是过于坚持，一向如此。年纪越大，老人就越陷入自己的阴谋情境，不可自拔。伟林必须把装有贝琪照片的黄色柯达信封放在柳橙上面，他必须漫步到客舱前方——伟林要做的就只有这样，他说——信封等于是一个信箱，而东西送达信封的讯号是一个粉笔记号，“也像信封一样是黄色的，我们集团的传统。”伟林说。 “那么，安全记号呢？”史迈利问，“表示‘没有人跟踪我’的记号呢？” “前一天的汉堡报纸。”伟林很快地回答，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坦承，他与瓦拉狄米尔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不合，虽然他尊敬瓦拉狄米尔是位领袖，是位将军，也是他父亲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伟林，你把报纸放在口袋里。’但我告诉他：‘瓦拉狄，拜托，看看我，我只有一套运动服，而且没有口袋。’所以他说：‘伟林，那就把报纸夹在腋下。’” “比尔，”丝黛拉吸一口气，略带敬畏，“噢，比尔，你这个该死的傻瓜！”她转向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干吗不用邮寄，无论是什么东西，干吗非要这么做不可？” 因为那是底片，只有底片才符合莫斯科规则。因为将军害怕被人背叛，史迈利想。那老家伙看见到处都有背叛者，他身边的任何人都是。而如果死亡是最终的定论，那么他显然是对的。 “成功了吗？”史迈利非常温和地对伟林说，“递交的过程顺利吗？” “当然！我做得很好。”伟林欣然承认，抛给丝黛拉一个大胆违抗的眼神。 “那么，你有没有任何想法，例如，谁可能是与你接头的对象？”此时伟林有着更多犹豫，但在更多催促之下，部分是来自丝黛拉的催促下，他又陆续说起那张看起来绝望、令他想起父亲的空洞面孔，那警告的眼神，无论是真有其事，或只是因为他太兴奋而想像出来的，说起他有时候，看电视里播出的他心爱的足球赛，摄影机捕捉到的某个人的脸孔或表情会突然深印在记忆中，即使以后永远不会再看见，而汽船上的那张脸孔，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描述说那人头发飘扬，裹在手套里的指尖轻抚着光洁的脸颊，身材纤小，却很性感——伟林说他看得出来。他说自己有种被那人警告的感觉，警告他要小心照料珍贵的东西。伟林自己也会有相同的眼神——他突然以悲剧式的浮夸神态对丝黛拉说——如果有另一场战争，必须战斗，他不得不将贝琪留给陌生人照顾的话！这句话带来了更多泪水，更多安慰，更多对老人之死的悲叹，而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不啻为一大解脱。 “所以你带回黄色信封，昨天将军带鸭子来给贝琪时，你亲手把信封交给他。”他温和地说，仿佛已知道一切，但是，仍有一些尚待补充。 他有个习惯，伟林说，星期五开车回家之前，会在仓储中心，坐在驾驶座上睡几个小时，然后刮个胡子，与小伙子们喝杯茶，这样回家时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不至于紧张又坏脾气。这是他从老手身上学到的办法，别赶着回家，否则你只会觉得后悔。但昨天不同，他说，昨天丝黛拉带贝琪到史丹斯去看她妈妈了。所以他直接回家，打电话给瓦拉狄米尔，告诉他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代号。 “打电话到哪里？”史迈利问，轻声打断他的话。 “公寓。他告诉我：‘只能打到公寓找我。别打到图书馆。米凯尔是个好人，但他不知情。’” 然后，伟林继续往下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忘了多久——瓦拉狄米尔坐着出租车到家里来，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事，还带了鸭子给贝琪。伟林把装着照片的黄色信封交给他，瓦拉狄米尔拿到窗边，非常缓慢地，“就像那是来自教堂的圣物，麦斯。”瓦拉狄米尔背对伟林，把底片一张张对着光查看，直到找着他要的那张，然后凝视着底片很久。 “只有一张？”史迈利很快地问——他心中仍挂念着两项证据——“一张底片？” “没错！” “是一张，还是一卷？” 一张，伟林非常确定。一张小小的底片。没错，3cmx5cm，就像他自己的爱格发自动相机一样。没有，伟林不可能看到内容，无论是写的东西或其他什么。他只看见瓦拉狄米尔，就只有这样。 “瓦拉狄脸色泛红，麦斯。脸上散发着野性，麦斯，从他的眼睛透露出来。而他是个老人家。” “在你的旅途中，”史迈利说，他用这个重要的问题打断伟林的故事，“从汉堡返家的途中，你也没想过要看一眼？” “那是机密，麦斯。是军事机密。” 史迈利瞥了丝黛拉一眼。 “他不会的，”她回答着他未问出口的问题，“他太正直了。” 史迈利相信她。 伟林继续讲他的故事。瓦拉狄米尔把黄色信封放进口袋，拉着伟林到花园里，对他表示感谢。瓦拉狄米尔双手握住伟林的手，告诉他说，他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最棒的，说伟林是他父亲的儿子，是比父亲更好的战士，有着爱沙尼亚最优秀的血统，沉稳、正直、可靠。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可以报答许多恩义，也可以对布尔什维克造成极大的伤害。那张照片是一项证据，一项不容忽视的证据。但是什么样的照片，他没说。只有麦斯能看，只有麦斯会相信，会记得。伟林不太了解他们为何必须到花园里去，但他猜想，老人可能情绪激动，怕有麦克风，因为瓦拉狄不断谈着安全问题。 “我送他到大门口，但没送他上出租车。他告诉我说，我不必送他上车。‘伟林，我是个老人。’他对我说。我们用俄文交谈。‘下个星期也许我就死了。谁在乎？今天我们打了漂亮的一仗。麦斯会非常以我们为荣。’” 将军最后对他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伟林再次暴怒地跳了起来，他的棕色眼睛愠怒欲燃。“是苏联！”他大叫，“是苏联间谍，麦斯，他们杀了瓦拉狄米尔！他知道得太多了！” “你也一样。”丝黛拉说，随后是一阵颇不自在的漫长沉默。“我们都一样。”她说，瞥了史迈利一眼。 “他只说了这些？”史迈利问，“没有别的，例如你完成的工作的价值？麦斯会相信的事？” 伟林摇摇头。 “或者还有其他的证据，例如？” 没有，伟林说，没有了。 “他没有解释最初如何和汉堡联络，订下约会？是否还有集团里的其他人参与？请想一想。” 伟林想了一想，但没有结果。 “那么，除了我之外，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威廉？”史迈利问。 “没有，麦斯，没有任何人！” “他没有时间。”丝黛拉说。 “没有别人！在路途中，我睡在驾驶座上，省下一晚十英镑的住宿费。我们用这笔钱买了房子！在汉堡，我没告诉任何人！在仓储中心也没有！” “瓦拉狄米尔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你所知？” “在集团里，只有米凯尔知道，这是必要的，但并不知道全部，即使是米凯尔。我问他说：‘瓦拉狄米尔，谁知道我帮你做这件事？’‘只有米凯尔，但他只知道一点点。’他说，‘米凯尔借我钱，借我影印，他是我的朋友。但即使是朋友，我们也不能信任。敌人我不怕，伟林。但我最怕的是朋友。’” “如果警察到这里来，”史迈利对丝黛拉说，“如果他们来了，他们只会知道昨天瓦拉狄米尔坐车到这里来。他们会找上出租车司机，就像我一样。” 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望着他。 “所以呢？” “所以别告诉他们其余的事。他们知道他们所需要的事。太多信息反而会使他们难堪。” “是让他们难堪，还是你？”丝黛拉问。 “昨天瓦拉狄米尔来看贝琪，还带了礼物给她。这是表面上的故事，就像威廉起初讲的。他不知道你带她去看你妈妈。他在这里见到威廉，谈起往事，走到花园里。他不能等太久，因为出租车的关系，所以他没见你和教女就走了。这就是全部的故事。” “你来过这里吗？”丝黛拉依然望着他。 “如果他们问起我，没错，我今天来过，带给你们坏消息。警方不在乎伟林以前曾属于那个集团。对他们来说，眼前的问题才重要。” 史迈利把注意力拉回伟林身上，“告诉我，你带了其他东西给瓦拉狄米尔吗？”他问，“除了信封里的东西之外？一份礼物，也许？他喜欢却无法自己买到的东西？” 在回答之前，伟林全神贯注地思索这个问题。“香烟！”他突然大叫，“在船上，我为他买了法国烟当礼物。高卢牌，麦斯。他很喜欢！‘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伟林！’当然！” “那么，他向米凯尔借来的五十英镑呢？”史迈利问。 “我还他了，当然。” “全部？” “全部。香烟是礼物，麦斯。我爱这个人。” 丝黛拉看着他向门走去。在门边，他谦和地握住她的手臂，领了她几步，走进花园里，避开她丈夫的听觉范围。 “你已经落伍了。”她告诉他，“无论你在做什么，迟早有一边要停手。你就像集团一样。” “安静听我说。”史迈利说，“你在听吗？” “没错。” “威廉不能对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在仓储中心，他喜欢和谁说话？” “全世界的人。” “那么，尽你所能吧。除了米凯尔之外，还有谁打电话来？即使是打错电话的？铃响——然后挂掉的？” 她想了一想，摇摇头。 “有人来过这里吗？推销员，市场调查员，传福音的人，兜揽生意的人，任何人？你确定？” 丝黛拉仍然凝视着他，她的眼睛似乎真正了解了他，流露出欣赏的神色。接着，她再次摇摇头，否认有任何他所说的共犯来过。 “走吧，麦斯。你们都走开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有多糟。他已经长大了，他不再需要主教了。” 她目送他离去，也许是要确定他真的离开了。他开着车，有好一会儿，瓦拉狄米尔那卷放在箱里的底片，仿佛藏起来的钱一般，令他烦躁不安——它是否依然安全，他是否应该查看一下或换个地方，因为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穿越边界带回来的。但驶抵河畔时，他却有了其他的想法和目标。避开切尔西，他加入北区星期六繁忙的车阵中，旁边多是开着旧车的年轻家庭。一辆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到布鲁斯贝利。 第十章 自由波罗的海图书馆位于三楼，楼下是一家尘埃遍布的古书店，专营圣灵书籍。图书馆小小的窗户斜对着大英博物馆的前院。史迈利踏上一道木头回旋梯，穿过许多年代久远、用图钉钉着的手绘标志和一大堆隔壁药房的棕色化妆品箱，才到达图书馆。走到头，他发现自己已经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按门铃之前，很明智地歇息一会儿。他等候着，用沉思冥想来忘却暂时的精疲力竭。他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再拜访相同的高楼：汉普斯特德的安全公寓，瓦拉狄米尔在西河苑的阁楼，现在是这幢曾是所谓“布鲁斯贝利劣品”的五十年代遗风建筑。他觉得很奇怪，这几处都是单独的处所，单独的测试处所，用来测试尚未言明的价值。错觉消失了，他按了门铃，三短一长，心里琢磨他们是否更改了记号；他仍担心着伟林，或者丝黛拉，或者只是那个孩子。他听见近处响起地板的噼啪声，猜想自己正被仅一步远的某人，从窥视孔里观察着。门很快打开，他踏进阴郁的玄关，一双肌肉结实的臂膀拥抱着他。他闻到身体的热气、汗水和香烟的气味，也感觉到那未刮胡子的脸颊贴近自己的脸颊——左颊，右颊，好像在颁发奖牌——左颊又多了一次，代表特别的情感。 “麦斯！”米凯尔以安魂曲似的声音低声说道，“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你来，但不敢抱太大期望。虽然如此，我还是等着你。我等了一整天。他爱你，麦斯。你是最好的。他总是这么说。你启发了他。他告诉我。他的模范。” “我很难过，米凯尔。”史迈利说，“我真的很难过。” “我们都是，麦斯。我们都是。伤心透顶。但我们是战士。” 他短小精悍，背脊凹陷，仪表整洁，正符合他自己宣称的前骑兵队上校的身份。他的棕色眼睛因彻夜守候而泛红，显得有些下垂。他肩上披了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上衣，像披风似的，脚上的黑色靴子擦得锃亮，随时可以上马奔驰。他的灰色头发依军人作风打理得很整齐，他的髭须稀疏，但精心修剪过。乍看之下，整张脸显得很年轻，只有细看，才会看见苍白的皮肤满布细碎的三角洲，泄露了他的年龄。史迈利随着他走进图书馆。图书馆与房子等宽，依消失的几个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当然还有爱沙尼亚——分隔成三小间，每一间都有一张桌子，一面旗子，和几张摆放棋盘等待赛局的桌子，但没有人在下棋，也没有人在看书；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个年约四十，穿着短裙、短袜的丰满女人。她有一头发根呈暗色的黄头发，梳成简单的发髻。她闲适地坐在茶炉旁，正在读一本介绍秋季桦树林的旅游杂志。米凯尔与她四目交接，停顿了一下，似乎准备开口介绍，但看在史迈利眼里，她的目光却充满了强烈、不容置疑的怒火。她看着他，轻蔑地瘪起嘴，目光转向雨滴飘落的窗户。她的脸颊因落泪而闪着水光，低垂的眼睑下，有着橄榄色的淤伤。 “艾薇拉也很爱他。”走出她的听力范围之后，米凯尔解释说，“他是她的兄弟。他教导她。” “艾薇拉？” “我太太，麦斯。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结婚了。我坚持的。这对我们的工作不见得有利。但我欠她一份保障。” 他们坐下来。在他们四周、沿墙挂着那些已被遗忘的行动中的牺牲者。这个是已经入狱了，透过铁丝网拍到的。这个是已经死了——就像瓦拉狄米尔一样——他们拉开罩布，露出他那张血淋淋的脸。第三个，笑嘻嘻的，戴着游击队的宽松帽子，扛着长枪身的来复枪。从这个房间里，他们听到一声小小的爆炸声，就紧接在一句嘹亮的俄文咒骂之后。艾薇拉，米凯尔的新娘，正在点茶炉。 “我很难过。”史迈利又说了一遍。 敌人我不怕，伟林，史迈利想，我最怕的是朋友。 他们坐在米凯尔的小隔间里，米凯尔称之为他的办公室。一部老式的电话放在雷明顿立式打字机旁。这台打字机和瓦拉狄米尔房里的一样。一定是有人同时买了好几台给他们，史迈利想。但这个小隔间的焦点是一张手工雕刻的高椅子，螺旋状的椅脚别无装饰，但椅背上却精雕着帝王徽饰。米凯尔堂而皇之地在那张椅子上坐下，皮靴抵着膝，对这张王座而言，他是个太过娇小的代理国王。他从底下拿出一根烟来，点亮。在他上方，笼罩着一片香烟云雾，而那里正是史迈利记忆所及之处。在废纸篓里，史迈利注意到有几本丢弃的《运动生活》。 “他是领袖，麦斯，他是英雄。”米凯尔说，“我们必须从他的勇气和典范中获益。”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期待史迈利记下来好对外发表。“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很自然地会问自己，如何能坚持下去。谁有分量能追随他？谁有他的声望，他的荣誉，他的使命感？很幸运的，我们的运动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这比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更伟大。” 听着米凯尔琢磨得闪闪发亮的言辞，看着他擦得闪闪发亮的皮靴，史迈利不禁为这个男人的年龄感到惊叹。苏联在一九四○年占领爱沙尼亚，他回忆道。当时担任骑兵队军官的米凯尔，现在至少六十岁了。他努力想拼凑出米凯尔颠沛流离的生平——经历外国征战与无法信赖的民族军队，一条漫漫长途，所有这些历史章节，都写在这一个小小的躯体里。他也很好奇，这双皮靴的年纪有多大？ “告诉我，他的最后一段日子，米凯尔。”史迈利建议，“他一直到最后都很活跃吗？” “绝对活跃，麦斯。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无论是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还是身为领袖。” 表情依旧轻蔑的艾薇拉把茶放在他们两人中间，当然还有两个放了柠檬的杯子，和一小盘核桃脆片饼干。她的动作隐隐有着暗讽意图，无论是她摆动着的腰臀，还是怏怏不乐的挑衅。史迈利也努力回想她的背景，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许他根本从来就不知道。他是她的兄弟，他想，他指导她。但从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教训，千万别相信解释，特别是有关爱情的。 “身为集团的一员呢？”史迈利等她离去之后问道，“也很活跃？” “一直都是。”米凯尔严肃地说。 一阵沉默，两人都很有礼貌地等对方先开口。 “你想是谁干的，米凯尔？有人背叛他吗？” “麦斯，你和我一样，很清楚是谁干的。我们全部都冒着危险。我们全部。任务随时会来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准备好。我自己是个战士，我已有所准备，我己就绪。如果我走了，艾薇拉会有她的保障。就是这样。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我们这些流亡人士，还是头号敌人。被诅咒驱逐的人。只要他们可以，就会摧毁我们。现在依然如此。就像他们摧毁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文化一样。他们是对的，麦斯。他们对我们心生恐惧是对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击败他们。” “但他们为何特别挑这个时机呢？”在这篇行礼如仪的宣言之后，史迈利温和地反驳，“他们在好几年前就可以杀了瓦拉狄米尔。” 米凯尔拿出一个扁平的锡盒，上面有两个滚动条，像是轧布机似的，以及一包粗糙的黄色烟纸。他舔了舔烟纸，放在滚动条上，然后铺上黑色烟草。噼啪一声，轧布机转动，银白色的表面上出现了一根肥硕、蓬松的香烟。他正要点燃，艾薇拉走了过来，把烟拿走。他又卷了一根，然后把锡盒放回口袋。 “除非瓦拉狄米尔正着手做某些事，我猜。”史迈利在这场演出结束之后继续说，“除非他做了什么激怒他们的事——他可能已经做了，你知道他的。” “谁会知道？”米凯尔说，漫不经心地将更多烟雾吐到他们头顶上的空气里。 “嗯，你可以，米凯尔，如果有人能知道的话。当然他会对你透露。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是他的心腹。起初在巴黎，然后在这里。别告诉我说他不信任你。”史迈利率直地说。 “我们的领袖是个神神秘秘的人，麦斯。这是他的力量。他必须如此。这是军事的需要。” “但对你不会，对不对？”史迈利以极尽奉承的声调坚称，“他的巴黎副官，他的侍从武官，他的机要秘书？别这样，你说话要凭良心。” 米凯尔从他的王座上前倾身体，把小小的手掌整整齐齐地放在心脏上。他沉重的音调变得更加深沉。 “麦斯，甚至是对我。到后来，甚至对米凯尔都是如此。这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知道危险的内情。他甚至对我说：‘米凯尔，如果你——即使是你——不知道我们抛弃了什么样的过往，可能会比较好。’我恳求他，但没有用。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这里。我在楼上睡觉。他按了特殊的门铃声：‘米凯尔，我需要五十英镑。’” 艾薇拉又走进来，这次拿了一个空的烟灰缸。当她把烟灰缸放到桌上时，史迈利顿时感觉到一阵紧张，如同药效突然发作。他开车时曾有过相同的经验，等待着并未发生的撞击。他也在安恩身上体会过相同的经验，看着她从某些看似无害的约会中归来，心中却知道——只是单纯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等艾薇拉离开后才问。 “十二天以前。上个星期一。从他的态度，我马上看出来，这一定有关公事。他以前从来没问我借钱。‘将军，’我告诉他说，‘你有阴谋在进行。告诉我是什么。’但他摇摇头。‘听着，’我对他说，‘如果是阴谋的话，那么听我的忠告，去找麦斯。’他拒绝了。‘米凯尔，’他对我说，‘麦斯是个好人，但他对我们的集团不再有信心。他甚至希望我们结束我们的奋斗。但只要我如愿抓起这条大鱼，我就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我们的费用，或许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我事后才会这样做，不是事前。同时，我总不能衣衫不整地去做事吧。借我五十英镑。在我的一生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任务。这追溯到我们久远的过往。’他就是这样说的。我皮夹里有五十英镑——很幸运的，我那天的投资很成功——我交给他。‘将军，’我说，‘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去吧。我的财产也是你的。拿去吧。’”米凯尔说，用力挥着他的黄色香烟，似要画下句点，也或许是要强调确认。 透过他们头顶上的脏污窗户，史迈利瞥见艾薇拉站在房间中央的倒影，她正在倾听他们的谈话。米凯尔也看到她了，甚至皱起眉头，99ｌｉb.但他似乎不愿意——也许是无法——命令她走开。 “你人真好。”史迈利略作停顿之后说。 “麦斯，这是我的本分。真心诚意。这是我惟一的法则。” 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帮助那个老人，史迈利想。她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她知情，而现在，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在老人需要帮忙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他是她的兄弟，他记得。他指导她。 “他来找你——向你要求活动经费，”史迈利说，“是不是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在着手作一些大计划？” 米凯尔再次皱起眉头，耗了许多时间，很显然，米凯尔并没有太在乎这些问题。 “几个月前，也许是两个月吧，他收到一封信。”他谨慎地说，“在这里，这个地址。” “他很少收到信吗？” “这封信很特别。”米凯尔说，仍然小心谨慎。突然之间，史迈利了解到米凯尔是处在沙拉特审问技巧中所谓的“输家的绝境”，因为他不知道——他只能靠猜测——史迈利到底知道了多少。因此，米凯尔会对情报的提供戒慎恐惧，希望能趁机了解史迈利手上握有的优势。 “谁寄来的？” 米凯尔，一如常态，回答的答案与问题有些不对应。 “是从巴黎寄来的，麦斯，一封长信，许多页，手写的。寄给将军个人，不是米勒。给瓦拉狄米尔将军，私人性质的。信封上写着私人信函，法文。收到信后，我锁在书桌里；十一点钟，他像往常一样进来：‘米凯尔，我向你致敬。’有时候，相信我，我们甚至会彼此致敬。我把信交给他，他坐下来。”——他指向艾薇拉所在房间那端——“他坐下，很不在意地打开，仿佛他对那封信毫无期待，但我发现他渐渐地凝神贯注。全心全意。我会说是完全被吸引住了。甚至是热情洋溢。我对他说话。他没回答。我又说了一遍——你是知道他的——他完全没理我。他出去散步。‘我会回来。’他说。” “带着信？” “当然。这是他的作风，当他有重要的事要考虑时，就会出去散步。他回来时，我注意到他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兴奋。‘米凯尔。’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米凯尔，拿出复印机。替我放进几张纸。我有一份文件要影印。’我问他要印几份。一份。我问他有几页。‘七张。我操作机器时，请站在五步的距离之外。’他对我说，‘我不能把你卷进这件事。’” 米凯尔再一次指出位置，好像要用以证明故事的正确无误。黑色的复印机单独放在一张桌上，像是一部老式的蒸汽发动机，有着滚动条，以及放进不同化学药剂的孔洞。“将军不太懂机器，麦斯，我替他设定好机器。然后，我站在这里隔着整个房间，大吼大叫地教他操作。印完，等油墨干了以后，他拿起副本，折好放进口袋里。” “原件呢？” “也放在他的口袋里。” “所以你没看过信？”史迈利说，语气中有些惋惜。 “没有，麦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没看过。” “但你看见信封了。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交给他。” “我告诉你了，麦斯。那是从巴黎寄来的。” “哪一区？” 又有些犹疑。“第十五区。”米凯尔说，“我相信是从第十五区寄来的。我们有很多人住在那一区。” “日期呢？你能说得更精确吗？你说大约是两个月前。” “九月初。我记得是九月初。不可能是八月底。大约六个星期，左右。” “信封上的地址也是手写的？” “没错，麦斯，是手写的。” “信封是什么颜色？” “棕色的。” “墨水呢？” “我想是蓝色的。” “用什么封起来？” “什么？” “信封是用封笺腊或胶带封起来的？或只是用普通的胶粘住？” 米凯尔耸耸肩，仿佛这种细节不劳他费心。 “但寄信的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不是吗？” 即使米凯尔看见了，也不承认。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的心思围绕在寄存萨佛依饭店的棕色信封，以及信中需要帮助的殷切恳求上。今天早上，我有一种感觉，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巴黎邮戳，他想。第十五区。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把家里的地址给对方，他想，就像他把家里的电话给伟林一样。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确实找过米凯尔。 电话响起，米凯尔去接，只说了一声“嗯？”就静静聆听。 “那就每一个都给我押五吧！”他低声说，然后以堂皇的威仪挂掉电话。 逐步趋近来造访米凯尔的主要目的，史迈利非常谨慎地继续进行。他记得米凯尔——在巴黎加入集团时，已见识过东欧大半审问中心的米凯尔——在面对测试时会想办法放慢速度。当时他就靠着这种手法，把沙拉特的讯问人员搞得快疯了。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吗，米凯尔？”史迈利小心地选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提出质问。 “请说。” “他来找你借钱的那个晚上，有没有逗留？你有没有替他泡茶？下一盘棋，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详情吗，拜托，关于那个晚上？” “我们下了棋，但不太专心。他心里想着别的事，麦斯。” “他谈到那条大鱼吗？” “什么，麦斯？” “大鱼。他说他正在计划的行动。我在想，他有没有再多谈一些？” “没有，什么都没有，麦斯。藏书网他完全保守秘密。” “你有没有印象，那件事可能涉及其他国家？” “他只提到说没有护照。他深受伤害——麦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圆场无法信任他拥有护照。在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奉献了这么多心力之后——他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是为他好，米凯尔。” “麦斯，我完全理解。我是个比较年轻的人，通达世故，很有弹性。而将军有时很冲动，麦斯。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即使是由很敬仰他的人动手——去控制他的精力。拜托，但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是一种羞辱。” 史迈利听到背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是艾薇拉傲然走回她的角落。 “所以，他想要派谁替他出国？”史迈利问，再次忽视她的存在。 “伟林。”米凯尔颇不以为然地说，“他没告诉我详情，但我相信他派了伟林去。这是我的印象。伟林会去的。瓦拉狄米尔将军对伟林的年轻和荣誉大为赞赏。还有他的父亲。他甚至还提到过去的历史。他提到要引进新生代，去替老一辈雪耻复仇。他非常激动。” “他派伟林去哪里？瓦拉狄提到任何蛛丝马迹吗？” “他没告诉我。他只对我说：‘伟林有护照，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一个优秀的波罗的海子民，非常沉稳，他可以旅行，但也必须保护他。’我没再刺探，麦斯。我没追根究底。这是我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但你仍然归结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想。”史迈利说，“一贯的作风。毕竟，伟林能自由出入的地方并不多。仅仅靠这五十英镑。还有伟林的工作，对不对？更别提他的妻子。他不能一时兴起就海阔天空到处去。” 米凯尔做了一个非常军人作风的姿态。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拉住鼻子，嘴唇外张，直到髭须几乎都朝天竖起。“将军也问我要地图。”最后他说，“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你是他的主教，麦斯。但你与我们的运动无关。但我信任你，我会告诉你。” “哪里的地图？” “街道地图。”他一手朝书架轻挥着，好像命令它们靠近一些。“城市规划。丹泽（波兰北部港口）、汉堡、卢比克（德国北部城市）、赫尔辛基。北部沿海。我问他：‘将军，长官。让我帮你吧。’我对他说：‘拜托，我是你所有事情的助手。我有权利。瓦拉狄米尔，让我帮你吧。’他拒绝了我。他希望全部自己来。”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想起。许多地图，其中只有一份相关。而且，再一次的，他注意到，瓦拉狄米尔对自己最信任的巴黎副官，也采取了防范目的曝光的措施。 “在这之后，他就离开了？”史迈利问。 “没错。” “大约几点？” “非常晚。” “能告诉我有多晚吗？” “两点，三点，甚至是四点。我不确定。” 此时，史迈利感觉到米凯尔的目光飘起，越过他的肩头，停滞不动，史迈利出于他一向拥有的直觉，问道：“瓦拉狄米尔独自一个人来吗？” “当然，麦斯。他会带谁来？” 一阵陶器的铿锵声打断他们，是房间另一端的艾薇拉笨手笨脚地处理家务。此时方有勇气直视米凯尔的史迈利，发现米凯尔的目光紧随艾薇拉，脸上露出一种史迈利能认得出来、却有一瞬间难以形容的表情：融合着绝望与爱恋，在依赖与厌恶之间煎熬。史迈利发现自己以近乎病态的同情看着那张脸，仿佛看见自己的脸孔，那熟悉的表情，像米凯尔似的红眼睛，映在美丽金箔雕饰的镜子里，在水滨街家中安恩的镜子里。 “所以，如果他不让你帮他，你怎么做？”史迈利仍旧假装不经心地问，“坐下来，看书，与艾薇拉下棋？” 米凯尔的棕眼睛凝望他良久，然后转开，最后又回到他身上。 “不，麦斯。”他彬彬有礼地说，“我给他地图。他希望自己处理那些地图。我祝他晚安。他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很困了。” 但艾薇拉不困，很显然的，史迈利想。她跟在这位兄长后面，等候指示。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身为领袖，他都很活跃，史迈利又重新想起。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 “在那之后，你与他有过联系吗？”史迈利问。米凯尔跳到昨天。一直到昨天才再联络，米凯尔说。 “昨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麦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看见他这么兴奋。很快乐，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米凯尔！米凯尔！’麦斯，他真的很愉快。他晚上会来找我。昨晚。可能会很晚，但他会还我五十英镑。‘将军，’我对他说，‘什么五十英镑？你还好吗？你安全吗？告诉我。’‘米凯尔，我已经完成了，我很高兴。别睡着。’他对我说，‘我会在十一点来找你，十一点多一点。我会带钱来。我当然还要和你下棋，大胜一场，来稳定我的情绪。’我没睡，泡了茶，等着他。一直等着。麦斯，我是个军人，我自己并不害怕。但对将军——这么一个老人，麦斯，我很害怕。我打电话到圆场去，紧急状况。他们却挂掉我的电话。为什么？麦斯，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 “我没当班。”史迈利说，现在他极尽所能地凝神注视米凯尔。 “告诉我，米凯尔。”他说。 “麦斯。” “你想，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之后——来这里还你五十英镑之前——打算去做什么？” 米凯尔毫不迟疑。“理所当然的，我猜他会去找麦斯。”他说，“他抓到了他的那条大鱼。现在他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他的费用，奉上他的大好消息。理所当然的。”他又重复了一次，眼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 理所当然，史迈利想；而你知道他离开公寓的时间，也知道他到汉普斯特德公寓所走路径的距离。 “所以，他没出现，你打电话给圆场，我们帮不上忙。”史迈利重新确认，“我很抱歉。你接下来怎么做的？” “我打电话给伟林。首先是要确定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还好，然后也要问他，我们的领袖在哪里？他那个英国老婆叫骂着把我的电话挂了。最后，我到他的公寓去。我不喜欢这样，这是一种侵扰——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但我去了。我按了铃。他没应门。我就回家。今天早上，十一点钟，朱利打电话来。我没读第一版出刊的晚报。我对英9９ｌiｂ?国报纸没兴趣。朱利看了报。瓦拉狄米尔，我们的领袖，死了。”他结束了故事。 艾薇拉就在他旁边。她端来一个托盘，放了两杯伏特加。 “请用。”米凯尔说。 史迈利拿起一杯，米凯尔拿起另一杯。 “敬生命！”米凯尔大声地说，喝了一口，泪水开始涌出眼眶。 “敬生命！”史迈利跟着说。艾薇拉看着他们。 她与他一起去的，史迈利想。她强迫米凯尔到老人的公寓去，她拉着他到门口。 “你告诉过其他人吗，米凯尔？”史迈利等她再次走开之后问。 “我不信任朱利。”米凯尔抽着鼻子说。 “你对朱利提到过伟林吗？” “什么？” “你对他提到过伟林吗？你是不是对朱利提到，伟林可能和瓦拉狄米尔的事有关？” 很显然，米凯尔不曾犯下这种罪行。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信赖任何人。”史迈利以更为正式的语调说，他已准备离开了。“即使警察也一样。这是命令。警方不必知道瓦拉狄米尔遇害时所从事的行动。这攸关安全。你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他没给你其他信息？没有给麦斯的话，例如？”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 米凯尔很抱歉地笑一笑。 “瓦拉狄米尔最近提到过赫克特吗，米凯尔？” “赫克特对他不好。” “瓦拉狄米尔这样说？” “拜托，麦斯。我个人对赫克特没有任何成见。赫克特是赫克特，他不是个绅士，但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必须用到各形各色的人。这是将军说的。我们的领袖是个老人。‘赫克特，’瓦拉狄米尔对我说，‘赫克特不好。我们的好邮差赫克特就像城里的银行。他们说，一下雨，银行就要收走你的伞。我们的邮差赫克特也一样。’拜托，这是瓦拉狄米尔说的。不是米凯尔。‘赫克特不好。’” “他什么时候说的？” “他说了好几次。” “最近？” “对。” “多久以前？” “可能有两个月了。或许不到。” “在他接到巴黎的来信之后还是之前？” “之后，毫无疑问。” 米凯尔陪他走到门边，像个绅士，尽管托比·伊斯特哈斯并不是。艾薇拉在她原来的位置，坐在茶炉旁，抽着烟，看着相同的桦树林照片。史迈利走过她身边时，听到一阵嘶嘶声，不知是从她的鼻子或嘴里发出来，或者口鼻都有，似乎是她轻蔑之情的最终宣告。 “你现在要怎么做？”他像慰问死者家属一样问米凯尔。在眼角的余光中，他瞥见她因这个问题而抬起头来，她的手指滑过书页。 他突然又兴起一个想法：“你不认得那个笔迹吗？”史迈利问。 “什么笔迹，麦斯？” “在巴黎那封来信的信封？” 顿时，他没有时间等待回答；顿时，他已为尔虞我诈感到恶心。 “再见，米凯尔。” “好走，麦斯。” 艾薇拉的头又没入桦树林中。 我不会知道的，史迈利想，快步走下木制楼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知道的。米凯尔是不是叛徒？他是不是因老人染指他的女人而心生怨恨，同时也渴望着那顶觊觎已久的冠冕？或者，米凯尔是个毫不自私的军官与绅士，米凯尔是个绝对忠诚的仆人？或者，就像许多忠诚的仆人一样，他两者兼具？ 他想起米凯尔的骑兵骄傲，像其他英雄气概那般脆弱得惊人。他以身为将军的监护人而自豪，他以身为他的总督而自豪。他绝不容许有受伤的感觉。他的骄傲能因千百种原因而崩裂。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例如，到以伺候好每一个主子而自豪？各位，我一直对你们双方都提供很好的服务，一个完美的双面间谍在性命危在旦夕之时说。而且，是很自豪地说，史迈利想，他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想起巴黎寄来的那封七页信。他想起第二项证据。他很纳闷，影印本到谁那里去了——也许是伊斯特哈斯？他也纳闷，原件在哪里。那么，谁到巴黎去了？他觉得很奇怪。如果伟林是到汉堡去，谁是那个小魔术师？他觉得很疲累。他的疲累像病毒般突然袭击而来。他感觉到它，在膝盖，在臀部，在整个下沉的身体里。但他继续走着，因为他的心拒绝休息。 第十一章 欧斯特拉柯娃还能走，她所企求的，也就只是能走而已。能走，并且等待着魔术师。没有骨折。虽然他们让她洗澡之后，她矮胖的身躯上伤痕累累，淤青遍布，活像西伯利亚煤田的地图，但没有骨折。而她可怜的臀部，在仓库里带给她许多折磨的臀部，像是被一群苏联秘密军队用皮靴从巴黎的９9liｂ?这头，踢到另一头似的，但是，仍然没有骨折。他们用X光照遍她全身的每一部位，他们戳刺着她，像是一块有着内出血迹象的可疑肉块。但最后，他们很悲哀地宣布，她是创造奇迹的受害者。 他们想要留住她，为了林林总总的原因。他们想要治疗她所受的惊吓，让她镇定——至少一个晚上。警方找到六个目击证人，对事发经过却有七种相互冲突的说法（车子是灰色的，或是蓝色的？挂的是马赛的车牌，还是外国的车牌？）警方已经替她作过一个很长的证供，还威胁着说会回来再作一个。 尽管如此，欧斯特拉柯娃还是要出院。 那么，她有子女可以照顾她吗？他们问。噢，她有一大堆呢！她说。女儿们会满足她所有任性的要求；儿子们会扶着她上下楼梯。几男几女——只要符合他们的期望，几个都行！为了取悦修女，她甚至还编造出儿女们的生活情景，尽管她头痛欲裂。他们送她去穿衣。她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撕裂成碎片，如果看到她被发现时的模样，连上帝都会脸红。她给了一个假的地址和一个假名，她不要被追查，不要有访客。然后，在傍晚六点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苍白的欧斯特拉柯娃如同其他出院的病人，走下这幢宏伟的黑色医院。就在他们尽力想永久除掉她的同一天。她小心翼翼地，每一步都痛苦万分地，重新走进这个真实的世界，她脚上依旧穿着靴子。这双靴子像她一样，备受摧残，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双靴子提供给她的保护，令她引以为傲。 她仍然穿着靴子。她重新亮起公寓幽微的灯，坐在欧斯特拉柯夫破旧的安乐椅上，与他的那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奋斗，想搞清楚这把该死的枪该怎么上膛，怎么扣扳机，怎么开火。而她脚上依然套着靴子，仿佛穿着制服一般。“我是个军人。”活下去，是她的目标，活得愈久，她的胜利也就越大。活下去，直到将军来到，或派他的魔术师来。 逃离他们，像欧斯特拉柯夫一样？很好，她已经做到了。愚弄他们，像葛利克曼一样，把他们逼进绝境，让他们除了鄙视自己的卑劣行为之外无计可施？她喜欢陶醉在自己的思绪中，在她的年代，她也完成了不少这样的事。但是，为了生存——她的两个男人都没能达成的目标，为了保住性命——对抗那些残忍无人性的走狗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图谋，为了在每一天、每一刻，靠着自己还活着的事实，靠着呼吸、吃饭、行动和机智，让他们如坐针毡——欧斯特拉柯娃下定决心，她将以此为职志，付出自己的勇气，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两段爱情。她立即着手，奉献全部的心力。她已经派那个傻里傻气的门房替她到店里去了，行动不便也自有好处。 “我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攻击，皮埃尔夫人，”——她没对这９9ｌｉb?老山羊掏心掏肺，当然也没提苏联秘密警察的事——“他们建议我请假几个星期，完全休息。我精疲力竭，夫人——有时我们就只想独处。这个，拿着，夫人，您不像其他人，那么贪心，过度警戒。”皮埃尔夫人把钞票握在掌心，在塞进腰际之前，只瞥见了一角。“听着，夫人，如果有人问起我，请帮我一个忙，说我已经离开了。靠街的那一面，我不会亮灯。像我们这样敏感的女人总是很难获得平静，你说是吗？但是，夫人，请记住来过的人，所有的访客，告诉我——燃气收费员、慈善机构的人——告诉我所有的事。我喜欢知道周遭生活的情形。” 门房的结论是，她疯了，毫无疑问的，但她的钱可没疯，钱是门房最爱的东西，更何况，她疯了是她自己的事。几个钟头里，欧斯特拉柯娃变得甚至比在莫斯科时更狡猾。门房的丈夫上楼来——他是个土匪，比老山羊还糟——看在更多钱的分上，修好了她前门的锁链。明天，他会装上窥视孔，也是为了钱。门房答应替她收邮件，并在特定的时间送上来——早上十一点整，下午六点整，两短声门铃——为了钱。欧斯特拉柯娃勉强打开洗手间的小通风扇，只要站上椅子，就可以随时监 770b." >看楼下的庭院，知道谁来谁走。她送了一张短笺给仓库，说她身体不适。她无法移动她的双人床，但她用枕头和羽绒被，铺成了一张睡椅，像鱼雷一样，穿过客厅敞开的门，直对着前门。她所必须做的，就只是躺在睡椅上，用靴子瞄准入侵者，以靴子形成的准线开枪，如果她没轰掉自己的脚的话，她就能在入侵者企图扑上来时，让他毫无防备地挨上一枪。她拟定详尽的计划。她头痛欲裂，像有猫在脑袋里发春似的大吵大闹，只要头移动得太快，她的眼前就会一阵暗黑，她发起高烧，有时甚至还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但她拟定了详尽的计划，她作好了自己的部署，直到将军或魔术师来，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你必须靠自己，老笨蛋。”她大声地告诉自己，“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自己，所以面对现实吧。”... 欧斯特拉柯娃把一张葛利克曼和一张欧斯特拉柯夫的照片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一个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放在羽绒被里，开始了她第一夜的守望，她向一大群圣徒祷告，当然包括圣约瑟，希望他们会送来她的救主，那位魔术师。 水管上没贴任何给我的信息，她想，甚至也没有警卫的辱骂声来唤醒我。 第十二章 依旧是同一天，还没有结束，没有床。离开米凯尔之后好一会儿，乔治·史迈利任凭他的脚带领他前进，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太疲倦，也太激动，无法信任自已开车，但还清醒得足以注意背后的动静，以突如其来的转弯摆脱后面可能的追踪者。浑身湿透、眼皮沉重的他，等待着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努力想要放松，一步一步脱离自已长达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冲刺状态。他走过堤岸，到过诺珊伯兰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可能是“福尔摩斯”，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威士忌，忍不住想打电话给丝黛拉一—她还好吗？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每晚打电话给她，问她和伟林是否还活着——于是他又跨步前行，直到发现自己置身“苏活”，星期六的夜晚，比平日更喧闹污秽的苏活。他想起大胡子拉康，要求对那个家庭提供保护。但他光想像那个场景，就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望。如果瓦拉狄米尔都不是圆场的责任，那么伟林更算不上是。而且，拜托，你如何能派遣一队保姆跟着一个横跨欧陆的长途货车司机呢？他惟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暗杀瓦拉狄米尔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他们别无其他需要。但是，那个巴黎的女人呢？写那两封信的人呢？ 回家吧，他想。有两次，他在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趁机查看着人行道。有一次，他走进死巷，然后迅速倒退，搜寻着零乱的步伐，与避开他目光的眼睛。他考虑过要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有时他会这么做，只为寻求一夜安宁。有时他的家对他而言是太过危险的地方。他想到那卷底片，该是打开盒子的时候了。他发现自己凭着直觉已朝剑桥圆环走去，便急急转向东，再次开车上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被监视，便顺利地开上坦途，回水滨街，但仍不时注意着后视镜。他在一个什么都卖的巴基斯坦五金行那里，买了两个塑料洗涤盆和一块三英寸半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商业玻璃，在隔不到三户之处，一家现金交易的药房里，他买了十张相同尺寸的二号树脂纸，以及一支小孩用的口袋型手电筒，把手上有一个航天员，只要按下一个镍制按钮，红色的滤光片就会滑出来盖住镜片。从水滨街，沿着一条苦心规划的路线，他开到萨芙伊，从靠堤岸的一侧进入。他仍然独自一人。在柜台，值班的是同一个接待员，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开的玩笑。 “我还在等它爆炸呢。”他微笑着说，交还那个盒子，“我想我有一两次听到它滴答响，就这样。” 他起程前往查尔顿之前在前门放置的楔子仍在原处。在左邻右舍的窗户里，他看见星期六的烛光摇曳中交头接耳的人影，但他自己的窗户，仍与离开前一样，窗帘低垂，大门里，一片漆黑，只有安恩祖母的那座美丽小钟迎接着他。但他将立即改变这一切。 虽然疲倦至极，但他仍按部就班地做。 首先，他在客厅的壁炉里丢进三块火种，点燃，加进无烟煤，然后挂上安恩的室内晒衣绳。他穿上一件旧的厨房围裙当罩衫，把系带紧紧绑在肥硕的腰上，作更好的防护。从楼梯底下，他拖出一堆灯火管制时期所用的绿色遮光素材和一对厨房踏垫，拿到地下室。把窗外的光线全遮住之后，他走回楼上，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不，这不是炸弹，这是一封信和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里头塞了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取出底片，回到地下室，打开红色的手电筒，开始工作，尽管天知道，他根本什么摄影才能都没有，而且以前有需要时，通过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自己的摄影部门总会帮他打理得好好的。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些事交给六七名“工匠”之中的一个。“工匠”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合作者，他们承诺无论在任何时间接到召唤，都要立即放下一切，不问任何问题，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事实上，就有一位“工匠”住在离史隆广场不远处，是个擅长婚礼摄影的好人。史迈利只要走上十分钟，按这人的门铃，就可以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拿到照片。但他没这么做。他宁可忍受不方便与不完美，在自己家里的隐秘处所洗出照片。楼上的电话响起，但他不加理会。 他宁可一再从错误中学习，在房间的主灯下，把底片曝光得太久，接着又曝光得太短。他用一个讨厌的厨房定时器来计算时间，定时器的滴答声，活似出自“柯蓓莉亚”中的怪物。他宁可愤怒地咆哮咒骂，在黑暗中大汗淋漓，浪费掉六张树脂纸，才让碗里的显影剂勉强显出模糊可辨的影像，然后他上了快速定影剂，等候三分钟。接着加以冲洗。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按压，这或许会让抹布万劫不复，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接着，他上楼，把照片挂在晒衣绳上。对于那些喜欢挖掘象征意义的人而言，这不啻为一项历史事件。虽然放进火种，但炉火几乎全灭了，因为煤里有太多潮湿的残渣。所以为了让炉火不致熄灭，史迈利必须手脚全趴在地上，对着火苗吹气。这或许会让他想到——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好奇心再次令他将内省的情绪搁在一旁——这个动作与拉康先前要他浇熄火花、不准煽风点火的不情之请恰恰相反。 接下来，把照片安全地挂在地毯上方之后，史迈利把注意力移到那张美丽的细木镶嵌写字桌，安恩把她的“东西”以令人难堪的公开方式保存在这张写字桌里。例如有一张她只写上“亲爱的”的信笺，也许她不确定是写给哪一位亲爱的，例如餐厅的火柴盒，但那些餐厅他从没去过，例如一些手写的信，他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从这些令人伤情的古玩中，他抽出一支镶有母贝握柄的放大镜，那是安恩用来读她从未完成的填字游戏提示用的，以此武装起自己。因为太过疲累，他接下来的举动颇匪夷所思。他拿出安恩给他的马勒唱片，坐在一张皮制阅读椅上。这张椅子附有桃花心木阅读架，可以旋转，像床上餐台一样横过腰际。他再次感觉累到极点，很不明智地，在听音乐时他闭上眼睛，一方面由于音乐，一方面由于照片久久落下一滴的水声，一方面由于炉火的噼啪声。醒来已是三十分钟之后的事，他发现照片干了，马勒的唱片无声地在唱机的转盘上旋转。 他一手扶着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照片上缓缓移动，仔细查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无关政治，也非游泳派对，因为没有人穿着泳装。总共四个人，两男两女，躺卧在环绕矮桌的沙发上，桌上摆满酒瓶与香烟。两名女子都年轻、貌美，而且一丝不挂。两名男子衣不遮体地躺卧两侧，女郎们善尽本分地蜷绕在各自的男伴身上。照片里的光线看来苍白而怪异，史迈利从他仅有的一些摄影常识推论，这张底片一定是高感度胶卷，因为洗出的照片粒子也很粗。史迈利仔细观察照片的质地，觉得很像常见的恐怖分子的人质照片，差别在于这张照片中的四人只关注着彼此，不像人质总是直视着镜头，仿佛将照相机当成枪一般。他依然凭借着他所谓的“情报实务”能力，检视着照相机可能的位置，最后判断，相机应该在高于人物的位置。这四个人应该是躺在低于地面的凹室，照相机从上而下对着他们。一道阴影，非常黑——一道栏杆，或许是个窗台，或只是前面的人的肩膀——横在下侧的前景处。尽管是在有利的位置，但看起来只有半个镜头可能抬高超过眼睛平视的范围。 因此，史迈利获得初步的结论。一步——不太大的一步，但在他心中已有足够的一大步进展。技术性的一步，应该说是稳 5065." >健、技术性的一步。这张照片的所有特质都指向“偷拍”这个勾当。而偷拍更进一步而言就是“烧灼”，意即“勒索”。但向谁勒索？为了什么目的？ 思考着这个问题时，史迈利可能睡着了。电话放在安恩的小桌子上，必然已响上三四声，他能感觉到。 “嗯，奥立佛？”史迈利谨慎地说。 “啊，乔治，我之前打过电话来。你回来以后都还好吧？” “从哪里回来？”史迈利问。 拉康宁可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欠你一个电话，乔治。我们道别的时候不太愉快。我太率直了。事情太多了。我道歉。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都完成了吗？结束了？” 史迈利听见背景里有拉康的女儿们争论着公园道上的饭店房租要多少钱。他要带她们去度周末，史迈利想。 “内政部又打电话来了，乔治。”拉康压低声音，甚至没等史迈利答话，“他们已经拿到病理学家的报告，尸体可以领回了。他们建议尽早火化。我想，如果我给你处理这些事务的公司名称，你或许会愿意转交给相关的人。不勉强，当然。你看到新闻发布了吗？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适当。我认为分寸拿捏得很好。” “我拿支铅笔。”史迈利说，再次翻找抽屉，找着一个梨状的塑料物体，上面有一条皮制的带子，安恩有时会拿来戴在脖子上。他颇为费力地撬开，写下拉康口述的资料——公司，地址，又是一家公司，又是另一个地址。 “写好了吗？要我再说一遍吗？或者你念给我听，再次确认？” “我想我已经记下了，谢谢你。”史迈利说。迟至此时，他才逐渐明白，拉康喝醉了。 “现在，乔治，我们有约，别忘了。开诚布公探讨婚姻的研讨会。我派你担任元老的角色。楼下有一家很高尚的牛排馆，我会请你吃一顿高级晚餐，听你传授智慧。你有日程本吗？请写下来。” 因为有着可怕的自制力，史迈利答应赴约。他这一辈子，不断为不同场合编造不同的故事，掩人耳目，到头来，他却连推却晚餐约会的借口都说不出来。 “你什么也没发现？”拉康问，声调转趋谨慎，“没有暗潮汹涌，阻碍牵绊，杂乱纷扰。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就像我们猜测的，对不对？” 史迈利心中掠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他看不出有必要用上任何一个。 “电话账单怎么样了？” “电话账单？什么电话账单？噢，你说他的。先付清，再把收据寄给我。没问题。最好还是邮寄给斯屈克兰。” “我已经寄给你了。”史迈利捺住性子说，“我要你清查出可追踪的电话。” “我马上查。”拉康爽快地说，“没别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我想没有。没事了。” “睡一下吧。你听起来好像筋疲力尽了。” “晚安。”史迈利说。 史迈利再次将安恩的放大镜牢握在掌中，继续他的查验工作。凹室的地板铺了地毯，显然是白色的；车饰缝线的沙发，顺着背后的布幔，弯成马蹄形。背景里有一扇被帘幕掩住的门，还有那两名男子脱下的衣服——外套、领带、长裤——像在医院般整整齐齐地挂着。桌上有一个烟灰缸，史迈利认真地想要读出边缘所写的字。经过放大镜的仔细查看之后，他这位不及格的语言学家推断，那是四个字母“A-C-H-T”组成的星星（或想像的）形状，但整个字的真正意思到底是德文的“八”或“注意”，还是其他更罕见的字——或者这四个字母是某一个字的一部分，他无法判断。在目前的阶段，他也不想尽力探究，宁可将这些情报储存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到拼图的其他部分浮现，再来完成。 安恩打电话来。再次地，或许，他又打盹了，因为他事后回想，自已完全没听到电话铃声，但当他缓缓地将听筒举到耳边时，就听见了她的声音：“乔治，乔治。”仿佛她已哀求他许久，而他直到此时才有力气或意愿回答。 他们宛如陌生人般展开对话，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宛如求爱。 “你好吗？”她问。 “很好，谢谢你。你好吗？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真的，”安恩坚称，“你好吗？我想要知道。” “我告诉你了，我很好。” “我早上打电话过来，你为什么没接？” “我出去了。” 一片沉默，她显然正在思考这个薄弱的借口。对她而言，电话从来就不是干扰，从来不会让她联想起紧急事故。 “出去工作？”她问。 “拉康的一些行政事务。” “他现在都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太太离开他了。”史迈利解释说。没有回答。 “你常说她聪明的话就会离开他。”他继续说，“她应该及早脱身，你常这样说，免得成为另一个为国服务的艺伎。” “我改变看法了。他需要她。” “但她，我想，已经不需要他了。”史迈利说，以一本正经的口吻隐藏自己的情绪。 “傻女人。”安恩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是史迈利，他思索着安恩突然推到他面前的抉择，这是他未曾企求的重大抉择。 重新在一起，她有时会这样说。 忘却伤痛，忘却一长串的情人；忘却比尔·海顿，那个圆场的叛徒，每一次看见她，海顿的阴影就笼罩着她的脸庞，那是他永远背负的伤痛记忆。比尔，他的朋友；比尔，他们这一代的精英，开心果，万人迷，破除旧习又循规蹈矩的人物，比尔，生性狡诈，他对终极背叛的渴求，引领他走到苏联床边，以及安恩的床上。接着上演另一段蜜月，飞到法国南部，吃美食，买新衣，玩所有爱人都会玩的“让我们假装”的游戏。但能维持多久呢？还要多久，她的笑容就会开始消退，她的眼神开始呆滞，而那些虚构关系就开始需要她到远方去治疗那些虚构关系失调症呢？ “你在哪里？”他问。 “希尔达家。” “我以为你在科尼什。” 希尔达是个离婚女人，运道还不错。她住在肯辛顿，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脚程。 “希尔达呢？”他问，对这个消息安然处之。 “出去了。” “整晚？” “我想是，你知道希尔达的。除非她带他回来。” “嗯，那么我想，她不在，你就要尽量自己找乐子。”他说，但他说话时，却听到她轻声唤着“乔治”。 一阵深沉、猛烈的恐惧紧紧攫住史迈利的心。他的目光愤然穿过房间，投注在阅读椅上，看见那张照片仍在阅读架上，摆在放大镜的旁边，记忆澎湃潮涌，他记起了在这不见尽头的一天里，所有暗示他、悄悄告知他的事，他听见来自过往的鼓声，召唤着他付出最后的心力，去揭露、去解决他曾与之共生的冲突；而且，他希望她别靠近他。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饥饿、?疲累与困惑却使史迈利的思绪格外清澄，他很确定，她不应该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他知道——他才正要开始——但他仍知道，尽管非常怪异，他却很可能有机会在迟暮之年，重返生命中那些因雨取消的赛程，重新完成赛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他的行动中，他不要有安恩，不要有假装出来的平静，不要有污点证人来阻挠他的独力追索。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现在，他明白了。 “你不应该，”他说，“安恩，听着，你不该来这里。这与选择无关，而是现实的问题。你不该过来。”他的话听在自己的耳朵里显得很奇怪。 “那你过来。”她说。 他挂掉电话。他想像她哭了起来，然后掏出通讯簿，看谁是她的头号忠诚使徒——她自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能在他的住处带给她安慰。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拉康的解决方案。他走进厨房，却忘了为什么，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苏打水，他想。太迟了。没加也无所谓。我一定是疯了，他想。我在追寻幻影，什么也没有。年迈的将军有个梦，而且因此丧生。他还记得王尔德说：人因某个目标而死，并不会让这个目标变成正确无误。一幅画歪了，他动手扶正，太过了，太少了，每一次都后退几步瞧着。告诉他，是有关睡魔的事。他回到阅读椅，和他的那两个妓女身上。他用放大镜集中焦点，观察之入微，足令那两名女郎狂奔去着衣。 显而易见，她们都是这一行的高档角色，肉体鲜嫩，年轻，修饰得宜。而挑选她们的人，似乎也刻意——或许只是出于巧合——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左边的女郎金发碧眼，容貌姣好，甚至有些古典美，长腿，胸部小而挺。而另一名女郎则是黑发，壮硕，臀部丰满，容貌艳丽，或许是欧亚混血儿。他记下来，金发女郎戴着弓形的耳环，这突然令他心中一动，因为在他有限的女性经验中，耳环总是最先脱下的东西。安恩离开家时没戴耳环，令他心灰意冷。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对这两名女郎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因此，再吞下一大口纯威士忌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两名男子身上，再一次——如果他肯承认，其实从见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起，他的注意力就在这两人身上。就如同两名女郎各异其趣，这两个男人也完全不同，虽然在男人身上——因为他们年纪较大——这种外貌差异表现出的是城府与个性的不同。抱着金发女郎的男人金发白肤，乍看之下有些迟钝，而抱着黑发女郎的男子，不仅皮肤黝黑，而且容貌里还有着拉丁人——甚至是地中海东岸与爱琴海诸岛人种——的机灵，那抹具感染力的微笑，让他成为照片中最引人注意的人。金发男子体形高大，舒懒俯卧着，黑发男子个头小，却聪明风趣，足以成为他的弄臣：一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头，有一张和善面孔，耳朵上方却长了一对扬起的角。 突如其来的焦虑——事后想想或许是一种预感——让史迈利先观察金发男子。这该是对陌生人感到较自在的时候了。 这人的躯体结实，但不是运动员型的，他的四肢笨重，看来缺乏力道。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让他更显肥胖。他那一双手，一只张开放在女郎的身侧，另一只环住女郎的腰，肥胖而拙劣。史迈利举起放大镜，缓缓地从他光裸的胸膛，往上移动到他的头。有个聪明的家伙曾宣告恶兆似的写道：年到四十，男人会有他应得的面容。史迈利并不相信。他知道有些诗人的灵魂，禁锢在粗野的面貌之下，而有些罪犯却有着天使的外表。无论如何，这张面孔既算不上资产，在照相机镜头的捕捉之下，也完全没有魅力可言。以性格而论，那张脸可以分成两部分：下半部，因赤裸裸的感官欢愉而露齿作笑，张着嘴，正对着他的男伴说话，上半部，主宰的是一对小而无光泽的眼睛，既无笑意也无欢愉，似乎以孩子般冷淡、目不转睛的漠然神态看着他们周遭的一切。他的鼻子扁平，头发丰厚，是中欧的发型。 贪婪，安恩可能会这样说，她常看了报纸上的照片，就对人断下定论。贪婪，软弱，邪恶。别这样。很可惜，她没对海顿作出相同的定论，他想，或者应该说是没有及时作出判断。 史迈利走回厨房，洗把脸，然后想起来，他进厨房是为了替他的威士忌加些水。重新坐回阅读椅后，他用放大镜开始查看第二个男人，那个弄臣。威士忌让他保持清醒，但也让他想睡。她为何没再打来？他想。如果她再打来，我会去找她。但在现实里，他的心思全在第二个男人脸上，因为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他非常困扰，就如同之前困扰伟林与欧斯特拉柯娃的那种共谋感觉一样。他凝视着这张面孔，疲倦翩然离去，他似乎已从中得到能量。有些脸孔，如同伟林今早所说的，在我们看见之前就已熟悉；有些脸孔我们只见过一次，就终生记得；有些脸孔我们天天看见，却完全记不起来。但这张脸孔呢？ 法国画家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如果看他那双凝神注视着某人，甚至带着色欲的迷情乱意的眼睛史迈利想，惊奇地看着。安恩可能会立即掳获他，因为他具有她所喜欢的危险特质。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如果看那幻彩绚灯所照亮的瘦削、纠结的侧脸。一张劈开的脸，消瘦、棱角分明，从额头、鼻子到下巴，仿佛都在一阵强风肆虐后裂开来。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敏捷而令人喜爱。一张伺候、等待着的脸，他绝非受人服侍的那一方。在奉承的微笑背后，有着燃烧至最高点、伺机而动的怒火。安恩可能较不喜欢这一面。史迈利放下照片，缓缓地站起来，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蹒跚地在房间里踱步，想理出头绪，但枉然。他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如他的想像。有些人会传送信息，他想。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你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有些人就是亲密的化身。 在安恩的写字桌旁，他停了下来，再次盯着电话。她的。她的和海顿的。她的和每一个人的。平整型，他想。或者是细长型？为了这过时、充满未来派风格的外型，邮局还多收了五英镑，但带来的欢乐效果实在令人怀疑。我的浪女电话，她常这样说。小声的鸟鸣给我的小情人，大声的呜呜声给我的大人物。他知道电话正在响。响了好久，小声的鸟鸣给小情人。他放下酒杯，依旧瞪着颤动不已的电话。 她听音乐时，常把电话放在地板上，在她的唱片堆中，他还记得。她喜欢躺在电话旁边——在火炉旁，就在那里——腰拱起，以备随时可以接电话。睡觉时，她会拔掉插头，带着电话上床，好在夜里带给她慰藉。当他们做爱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那些没打电话给她的男人的替代品。第一号使徒的替代品。比尔·海顿的替代品，尽管他已去世。 电话铃声停止了。 她现在在做什么？试着找第二号使徒？身为美人儿，安恩是一回事，她不久之前曾对他说，但不久后身为迟暮美人的安恩就是另一回事了。身为迟暮而丑陋的我则又是另一回事，他愤然想。拿起照片，他重新凝聚注意力，再次沉湎于思虑中。 阴影，他想。光明与黑暗的污痕，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就在我们蹒跚前行的道路上。小鬼头的犄角，魔鬼的犄角，我们的影子比我们自己还大得多。他是谁？他以前是谁？我见过他。我没有。如果我没见过他，我又怎么会知道他？他是某种供货商，有东西要卖的人——那么，是情报？梦想？现在已睡不着的他，伸展四肢瘫在沙发上——只比上楼躺在床上好一些——面前摆着照片，开始潜入记忆深处，搜寻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幕幕场景，拿起灯，照亮那些几乎已遗忘的面孔。江湖郎中、炼金术士、杜撰故事的人、沿街叫卖的人、中间人、无赖、流氓，偶尔还有一些英雄人物，但这在他阅人无数的经历中，却只是配角。他寻找着一张神圣的脸孔，像分享秘密的人一样，游出这张小小的照片，停泊在他摇荡不定的意识中。灯的光束倏然飞过，略一迟疑，又再回来。我被黑暗骗了，他想。我是在光线明亮处见到他的。他看到一间气氛诡谲、亮着霓红灯的旅馆房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这陌生男子微笑着盘踞在角落，叫着他“麦斯”。一个小个头的大使——但代表了什么团体，什么国家？他只记得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大衣和一双结实的小手，兀自舞动着。他记得那对热情洋溢、充满笑意的眼睛，利落的嘴巴快速开合，但他听不到只字片语。他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失去目标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在他们说话时罩下朦胧的阴影。 或许，他想。一切都只是或许。或许瓦拉狄米尔是被一个嫉妒的丈夫射杀，他想。此时，前门的门铃却突然像秃鹰般对他尖叫，两声。 她忘了她的钥匙，一如往常，他想。他还没意会过来，就已走到门口，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他也锁上门链。他拉着锁链，叫道： “安恩，等一下！”手指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用力扯下门链，听见整个房子响起刺耳的回声。“我来了！”他大叫，“等一下，别走！” 他用力把门推得大开，只见门在门槛上摆动。他伸出肥胖的头，像是一份祭品，献给午夜的空气，也献给那包裹在黑亮皮衣里的人。那人手夹安全帽，站在他面前，宛如死神的哨兵。 “我不是有意要惊动您，长官。我确定。”那陌生人说。 史迈利手抓住门口，只能瞪着这个入侵者。他个头很高，短发，眼睛里反射出毫无必要的效忠精神。 “傅格森，长官。您记得我吧，长官？傅格森。我以前替伊斯特哈斯先生的点灯者安排交通工具。” 他那辆附有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停在他背后的路边石上。在路灯的照耀下，摩托车擦得晶亮的美丽外表闪闪发光。 “我以为点路灯组已经解散了。”史迈利说，依旧瞪着他。 “是解散了，长官。分散到四个单位去了，真是遗憾。袍泽的感情，精神，全都消失不见了。” “那么，是谁雇用你？” “嗯，没有人，长官。非正式的，你可能会这样说。但我还是站在天使这一边，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天使。” “不，这当然是事实。所有的人都难免犯错，我会这么说。特别是在这些日子以来。”他拿着一个棕色信封，要交给史迈利。“您的某些朋友，长官，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了解这是您所要求的电话账单。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从邮局得到很好的响应。晚安，长官。很抱歉打扰您。该是您睡一下的时间了，不是吗？好人很少见，我总是这么说。” “晚安。”史迈利说。 但他的访客仍然踌躇不走，仿佛讨赏的人。“您真的记得我，是不是，长官？只是有些迟疑而已，对不对？” “当然。” 天上有星星，他关门时注意到了。澄亮的星星，被露水吞噬。他打了个寒战，在安恩为数甚多的相本中抽出一本，从中央翻开。这是她的习惯，在她喜欢拍快照的那段期间，她都把底片藏在后面。史迈利挑了一张他俩在费拉角的照片——安恩穿着泳衣，他则惜肉如金——他把底片拿出来，放进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清理化学药剂与器材，把照片藏进他那套一九六一年版《牛津英语辞典》的第十册里，在“昨天”(yesterday)的“Y”项下。他打开傅格森的信封，疲倦地看了一眼内容，记住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和“汉堡”这个字，就把全部的明细表丢进书桌的抽屉里。明天，他想，明天是另一个谜题。他爬上床，一如往常，无法确定该睡哪一侧。他闭上眼睛，所有的问题立即轰然而至，他早已料到，疯狂、杂沓地轰炸着他。 为什么瓦拉狄米尔不找赫克特？他已问过上百遍。为什么老人把伊斯特哈斯，别名赫克特，比拟成“城里的银行，一下雨就要收走你的伞”？ 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打电话给她？火速穿上衣服，赶到她身边，像个秘密情人，天亮时偷偷溜走？ 太迟了。她已经有伴了。 突然之间，他极度渴望着她。他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空间，他企盼着她笑得花枝乱颤的身体，听她恳求着他，说他是她惟一的真爱，她最好的爱人，她不要别人，永远。“女人是无法无天的，乔治。”她有一次对他说，那时他们躺着，享受难得的平静。“那我算什么？”他问，她回答说：“我的法律。”“那海顿是什么？”他问。她笑着说：“我的无政府状态。” 他又看见那张小小的照片，洗好的照片，就像那个小个子的陌生人，在他逐渐沉没的记忆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道庞大阴影。他记得伟林描述的那个在汉堡渡轮上的小个子，随风扬起如犄角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带着警告意味的眼睛。将军，他思绪混乱地想着，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或许。一切都是或许。 汉堡，他想，迅速地起床，披上晨袍。回到安恩的书桌，开始仔细研究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明细，那是某位邮局职员用工整的笔迹所缮写的。拿出一张纸，他开始摘要写下日期与注记。 事实：在九月初，瓦拉狄米尔接到巴黎来信，并将之移出米凯尔的掌握。 事实：大约在相同的日期，瓦拉狄米尔很罕见地打了花费极高的长途电话到汉堡，由总机转接，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后申请费用。 事实：三天之后，八号，又有一次，瓦拉狄米尔接到一个汉堡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费用是两英镑八，来电号码、通话长度、时间，都在明细上，来电号码与瓦拉狄米尔三天前打的那个电话号码相同。 汉堡，史迈利再度思索，他的心思又飘向照片上的那个小鬼头。对方付费的电话热线持续不断，直到三天前；九个电话，总金额为二十一英镑，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汉堡打给瓦拉狄米尔。但是，到底是谁打给他？从汉堡？谁？ 突然之间，他记起来了。 在旅馆房间里的朦胧身影，那个笼罩小鬼头的巨大阴影，就是瓦拉狄米尔自己。他看见他俩并肩站着，都穿着黑色外套，巨人与侏儒。那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的低级旅馆，就在希思罗机场附近，这两个外表极不相称的男人，飞到这里进行会谈。那是史迈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职业身份在他耳中轰然粉碎。麦斯，我们需要你。麦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史迈利拿起电话，拨了汉堡的电话?号码，听见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只说了“喂”，非常轻柔的德文，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想找狄特·法斯班德先生。”史迈利说，随口杜撰了一个名字。德文是史迈利的第二语言，有时甚至是他的第一语言。 “这里没有法斯班德。”同一个声音略微停顿之后冷淡地说，仿佛讲电话的人一面在与其他人商量着什么事。史迈利隐约听见背景里的音乐声。 “我是列伯。”史迈利不为所动，“我有紧急的事要找法斯班德先生。我是他的合伙人。” 又是一阵延宕。 “不可能。”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声音不客气地说——然后挂掉。 不是私人住宅，史迈利想，立即将他的印象写下来——接电话的人有太多选择。不是办公室，因为有哪一种办公室会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而且在星期六午夜还上班的？旅馆？有可能，但如果是旅馆，无论规模大小，一定会将他的电话转到接待柜台，而且多少都会以礼相待。餐厅？太鬼鬼祟祟，太戒备了——而且，他们一接到电话，不也一定会先报出名号吗？ 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己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卡拉是如此，对我的黑色圣杯也是如此。 他无法克制自己，他永不歇息的心使他无法平静。他瞪着眼前的幽暗朦胧，想像他看见卡拉站在自己面前，在流转不止的夜色中，不断碎裂、重组。他看见那双紧紧相随的棕色眼睛估量着他，正如百年前在德里监狱的那间审问地窖里，他也从一片暗黑中估量着自己。那双眼睛乍看之下非常敏感，似乎流露出极好的情谊；接着，却像融化的玻璃逐渐变硬，直到变得易碎、无可曲挠。他看见自己踏上德里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从柏油碎石路跃上身的印度高温，令他望而生畏。史迈利化名巴拉克劳夫，或史坦法斯特，或者是他那周随手抓起的任何名字——他忘了。这是六十年代的史迈利，无论如何，商务旅客史迈利，他们这样叫他，圆场负担经费，让他跑遍四分之一个地球，对那些想投诚的莫斯科中央官员，提供重新安置的条件。莫斯科中央当时正进行定期整肃，苏联原野的林木又正茂密，官员们都很怕回家。这是安恩的丈夫与比尔·海顿的同事史迈利；他最后的幻想仍未破灭。这是再次面临家庭危机的史迈利，因为那年安恩爱上了一个芭蕾舞者，还没轮到海顿呢。 依然处在安恩卧室的暗黑中，他回想起搭着嘎嘎作响、喇叭乱鸣的吉普车到监狱，笑闹的孩子们吊在车尾板上，他看见牛车和无止境的印度人群，以及棕色河堤上林立的临时小屋。他闻到粪肥和烟熏不断的火的气味——烹调的火和净化的火，收拾死者的火。他看见古老监狱的铁门纳他入内，穿着无懈可击笔挺英国制服的狱卒穿过满坑满谷席地而坐的囚犯走来。 “这边请，阁下，长官！麻烦请跟我来，阁下！” 一个欧洲囚犯，自称格茨曼。 一个灰发的小个子，有双棕色眼睛，穿着红色的棉袍，宛如早已绝迹的祭司，惟一的幸存者。 他的手腕上了手铸：“请松开他，警官，给他一些烟。”史迈利说。 一个囚犯，伦敦识破他莫斯科中央情报员的身份，现在等着被遣返莫斯科。一个冷战的小步兵，身份被揭发之后，谁知道——确定地知道——被遣送回莫斯科之后，会是面对劳改营或行刑队，或两者皆是，落入敌人手中，在中央眼里，就等于变成敌人——是说出秘密还是保持缄默，都不重要。 加入我们，史迈利隔着铁桌对他说。加入我们，我们会救你一命。回家，他们会送你一死。 他的手冒着汗——史迈利的手，在监狱里。高温逼人。来根烟吧，史迈利说——这里，用我的打火机。那是金色的打火机，因史迈利自己手掌的汗湿而闪闪发亮。刻着字。是安恩为了弥补行为不端所送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爱有小爱与大爱，安恩喜欢这么说，但在构想题词时，她把两种爱都赠给了他。这或许是她惟一一次这么做。 加入我们，史迈利说。救你自己。你没有权利不救你自己。起初是机械化的动作，接着是充满热情的诉说，史迈利不断重复相同的论点，他自己的汗水如雨滴般洒落桌面。加入我们。你没有任何损失。你早已失去了那些在苏联爱你的人。你回国，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糟，不会更好。加入我们。我求你。听我说，听我的论点，我的哲学。 等待着，他益加恳切的要求，等待着他一丝一毫的响应，但一而再，再而三，一切都只是枉然。等待着那双棕色眼睛灵光闪动，等待着那坚毅不屈的嘴唇从香烟翻腾的云雾中吐出一个字——好，我加入你们。好，我同意提出报告。好，我会接受你们的钱，你们安置的承诺，以及叛国者的余生。他等待着那双没铐手铐的手，停止把玩安恩的打火机，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但史迈利越是恳求，死守教条的格茨曼就越沉默。史迈利硬塞给他答案，但格茨曼却没有问题来支持这些答案。渐渐地，格茨曼的坚持到底，令人心生敬畏。他是个准备好要上绞刑台的人，他宁可死在朋友之手，也不愿在敌人手中苟延残喘。第二天早晨，他们分道扬镳，各自面对注定的命运：格茨曼，不顾一切，飞回莫斯科，设法撑过整肃，追求发展，而史迈利，发着高烧，回到他的安恩身边，享受她不算完全的爱。根据事后的了解，格茨曼不是别人，正是卡拉本人，也就是吸收比尔·海顿的人，他的项目官员，良师益友。卡拉鼓动比尔上安恩的床——正是史迈利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以遮蔽史迈利无情的眼光，让他看不见比尔更大的背叛，对组织、对情报员的背叛。 史迈利的眼睛直视眼前的黑暗，卡拉，你现在又要找我做什么？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睡魔，他想，在你该让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为何要吵醒我呢？ 欧斯特拉柯娃依旧禁锢在她狭小的巴黎公寓中，身心同受折磨，她无法入睡，即使她很想。睡魔全部的魔术也无法帮她。她转身侧躺，被挤压的肋骨苦苦哀鸣，仿佛刺客的手臂仍然攫住她，准备将她抛到车下。她试着背朝下躺，但臀部的疼痛让她恶心欲吐。而当她腹部朝下俯卧，胸部的酸痛恰似她哺育亚莉珊卓时的经验，那只有几个月，就在她抛弃亚莉珊卓之前，而她痛恨那种感觉。 这是上帝的惩罚，她告诉自己，但却非坚信不疑。不待清晨来临，她回到欧斯特拉柯夫的安乐椅上，把他的手枪摆在膝上，让清醒着的世界，一个或两个小时都好，拯救她脱离她的思绪。 第十三章 艺廊位于庞德街上，在艺术交易商称之为邪恶一端的位置。星期一早晨，史迈利抵达艺廊门口的时间，远远早于任何受敬重的艺术交易商起床的时间。 他的星期天过得出奇平静。水滨街醒得很迟，史迈利也是。睡梦中，他的记忆源源涌出，一整天，持续不断，带给他一种获得启发的微微悸动。至少就记忆而言，他的黑色圣杯又更近一些了。他的电话一次都没响，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宿醉，让他一直陷于沉思。他是靠近帕尔摩街一家俱乐部的会员——实在有违他的高明判断——他如帝王般孤绝地在那儿用餐，吃了一道重新加热过的牛排羊肾派。之后，他找领班从俱乐部的保险箱中拿出他的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些非法财物，包括一本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他以前的工作化名史坦法斯特，他从未认真打算还给圆场的“管家”，一本相同身份的国际驾照；金额相当多的瑞士法郎，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但这当然也违反了外汇管制法。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他的口袋里。 艺廊洁白得令人目眩，玻璃橱窗里的油画看来大同小异：白色的画布，白色的油彩，只有隐隐约约的轮廓，是清真寺或圣保罗大教堂——或是华盛顿的大教堂？——用手指醮着浓烈颜料画出来的。六个月前，悬挂在人行道上的招牌写着“漫游蜗牛咖啡馆”。而今，却是“阿特利尔·班纳堤，阿拉伯艺术品鉴赏，巴黎，纽约，摩纳哥”，门上还有一张精心设计的菜单，写着最新的主厨精选：“伊斯兰新古典风。概念式室内设计。宴席承办。请按铃。” 史迈利依指示按铃，一阵嗡嗡声响起，玻璃门开了。一个苍白、金发半睡半醒的女孩，像陈列在店里已久似的，隔着白色的桌子无力地看着他。 “我想先随意看看。”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微微抬起，朝向伊斯兰天堂。“红色圆点表示已经卖掉了。”她懒洋洋地说，递给他一张打字的价目表，叹口气，又回到她的香烟与占星图前。 史迈利很不愉快地走过一张又一张的油画，最后又停在女孩面前。 “我不可以和班纳堤先生说几句话吗？”他说。 “噢，我怕班纳堤先生现在正在忙。有些国际性的麻烦问题。” “请你告诉他，我是天使先生。”史迈利维持谦和的态度说，“如果可以，只要这样告诉他。天使，亚伦·天使，他认识我。” 他径自坐在S形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标价两千英镑，盖着保护用的玻璃纸。他移开玻璃纸时，发出一阵吱嘎声。他听见她举起电话，叹了口气。 “有个天使找你。”她懒洋洋地用那闷着枕头似的声音说，“天堂的天使，听到了吗？” 片刻之后，他走下一道螺旋梯，踏进一片漆黑之中。他走到底，等候着。喀嚓一声，六盏画灯亮起，照着空荡荡的空间，没挂半幅画的空间。一扇门开启，出现一个短小精悍的身影，几乎完全静止不动。一头全白的头发，虚张声势地往后梳。身上一套宽条纹的黑色西装，脚上是一双有搭扣的皮鞋。西装上的条纹，对他而言实在过宽。他的右掌插在外套口袋里，但一看见史迈利，就缓缓地抽出来，像握着一把危险的刀锋。 “啊，天使先生。”他用浓厚的中欧口音说，锐利的目光瞥向楼梯上方，仿佛查看有谁在听。“真是荣幸，先生。好久不见了。请进。”他们握了手，仍旧保持着距离。 “你好，班纳堤先生。”史迈利说，跟着他走进一间内室，再穿进第二间。班纳堤先生关上门，背轻轻地靠在门上，这似乎是他抵御入侵的堡垒。好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只是带着相互敬重的心情，静静地打量着对方。班纳堤先生的棕色眼睛目光流转，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从不毫无目的地看着一个地方。这个房间有着荡妇闺房的味道，角落里有张躺椅和一个粉红色洗手盆。 “生意如何，托比？”史迈利问。 对于这个问题，托比·伊斯特哈斯以颇特殊的方式露出微笑，也以颇特殊的方式斜伸出他小小的手掌。 “我们运气不错，乔治。我们有很好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很不赖的夏天。秋天，乔治，”——相同的手势——“秋天，比较不景气一点，可以说，我们得要靠存粮过日子。来杯咖啡，乔治？我那个女孩会泡咖啡。” “瓦拉狄米尔死了。”史迈利沉默了半晌之后说，“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被枪杀。” “太糟了，那个老家伙，嗯？太糟糕了。” “奥立佛·拉康要我收拾善后。因为你是集团的邮差，我想我应该和你谈谈。” “当然。”托比颇为赞同。 “你当时就知道了？他的死讯？” “我在报上看到的。” 史迈利的目光巡视过整个房间。没看见报纸。 “你觉得是谁干的？”史迈利问。 “以他的年纪，乔治，度过失望的一生，你可能会这样说？没有家庭，没有前途，集团已洗手不干——我认为是他自己干的。理所当然。” 史迈利谨慎地在躺椅上坐下，在托比的注视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个铜雕舞者塑像。 “这如果是窦加的作品，岂不是应该打上标价，托比？”史迈利问。 “窦加，那是非常灰色的领域，乔治。你必须彻底了解你所交易的东西。” “这是原作？”史迈利问，流露出真的很想知道的神情。 “如假包换。” “你会卖给我吗？” “干吗？” “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这是要卖的？如果我出价想买，会不会被驳回？” 托比耸耸肩，有些尴尬。 “乔治，听着，我们谈的是上万英镑的交易，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一整年的退休金或什么的。” “你和瓦拉狄米尔的网络最后一次扯上关系，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托比？”史迈利问，把舞者放回桌上。 托比气定神闲地咀嚼这个问题。 “网络？”最后他不可置信地复述，“我听到的是网络吗，乔治？”托比的笑声很少是普通的音量，但此时他却刻意压低笑声，免得引起紧张。“你叫这个疯狂的集团‘网络’？二十个神志不清的波罗的海人，漏洞百出像个谷仓，却已经结合成网络了？” “嗯，我们总得称呼他们什么东西吧。”史迈利平静地反驳。 “什么东西，当然。只是别用网络，好吗？” “那么，答案是什么？” “什么答案？” “你最后一次和集团接触，是什么时候？” “好几年前。在他们把我革职之前。好几年前。” “有多少年？” “我不知道。” “三年？” “也许。” “两年？” “你想要盯死我，乔治？” “我想是的。没错。” 托比严肃地点点头，仿佛他早已猜到这一切。“难道你忘了，乔治，我们在点路灯部门的经历？我们如何加班工作？我的那些小伙子和我，如何担任圆场里大半网络的邮差？记得吗？一个礼拜有多少次会面、接送？二十、三十次？有一次在高峰期——四十次？到登记处去，乔治。如果你有拉康当靠山，就到登记处去，抽出档案，查看接触记录单。那样你才能查个清楚。别想来这里设计我，知道我的意思吗？窦加，瓦拉狄米尔——我不喜欢这些问题。一位朋友，一位过去的上司，我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让我失望，可以了吗？” 他的长篇大论，长得出乎他俩原本的预期。托比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史迈利对他的滔滔不绝给出合理的解释。接着，他向前踏近一步，摊开手掌做出请求的手势。 “乔治，”他责难地说，“乔治，我的名字是班纳堤，好吗？” 史迈利似乎坠入忧郁的情绪。他神情抑郁地盯着摊在地板上那一大堆脏兮兮的艺术品目录。 “我不叫赫克特，当然也不叫伊斯特哈斯。”托比坚持，“这一年的每一天，我都有不在场证明——我的银行经理不知道。你想我会要惹祸上身吗？招惹移民局，甚至是警察。这是审问吗，乔治？” “你了解我的，托比。” “当然，我了解你，乔治。你想要火柴，好烧掉我的脚？” 史迈利的目光仍然停驻在目录上。“瓦拉狄米尔丧生之前——几个钟头前——他打电话给圆场，”他说，“他说他有情报要给我们。” “但这个瓦拉狄米尔是个老人，乔治！”托比坚持己见——他的抗议太过强烈，至少听在史迈利耳中是如此。“听着，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大有来头，长期领津贴；他们老了，脑袋不清楚了，就开始编造一些疯狂的记忆，以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阴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一而再的，史迈利审视着那些目录，圆圆的头撑在握紧的拳头上。 “你现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托比？”史迈利批评说，“我不了解你的理由何在。” “你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这样说？老叛徒，老间谍，他们都有些神志不清。他们听见声音，对着小小鸟儿说。这很正常。” “瓦拉狄米尔听见声音？” “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我问你的问题，托比。”史迈利条理分明地解释，对着那些目录。“我告诉你，瓦拉狄米尔说有情报要给我们，你回答说，他的脑袋不清楚了。我很纳闷，你怎么会知道。关于瓦拉狄米尔脑筋不清楚的事。我很纳闷，你对他心智状态的了解，是多久之前的事？还有，你对他要说的事，为什么这样不屑一顾。就这样。” “乔治，你玩的这是老掉牙的把戏了。别扭曲我的话，好吗？你想要问我，就问吧。拜托。但别扭曲我的话。” “那不是自杀，托比。”史迈利说，仍没看他一眼，“那绝对不是自杀。我看过尸体，相信我。也不是嫉妒的丈夫下的手——更别提杀他的凶器是莫斯科中央的谋杀武器。我们以前怎么说来着，那些手枪之类的，‘无人性的凶手’，对不对？没错，就是莫斯科用的凶器。一个无人性的凶手。” 史迈利再次陷入沉思，但这一次——尽管已太迟——托比已经聪明地静默以待。 “你知道，托比，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求找麦斯。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是他的邮差——你。没找赫克特。他要求找他的主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就是我。违反所有的仪节，违反所有的训练，违反所有的程序。前所未有。我当然不在那里，所以他们给了他一个替代品，一个叫莫斯汀的傻小子。这无关紧要，因为反正他们也没见着面。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找赫克特？” “乔治，我是说真的。你真的是捕风捉影！我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找我吗？我们要开始为别人的疏忽负责任了，突然之间？这算什么？” “你和他有过争执吗？为了什么事？” “我干吗和瓦拉狄米尔起争执？他很戏剧化，乔治。他们都是这样，那些老家伙，退休之后。”托比停顿了一下，仿佛暗示史迈利自己也难逃这些缺点。“他们觉得无聊，他们怀念行动，他们想要出击，所以他们就编出了一些米老鼠的故事。” “但他们并没有全被射杀，是不是，托比？这就是令人忧心的地方，而你知道原因和结果。有一天，托比和瓦拉狄米尔起了争执，接着，瓦拉狄米尔就被人用一把苏联枪给杀了。用警方的术语说，这是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事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其实也是一样。” “乔治，你疯了吗？什么该死的争执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和老头子有过争执。” “米凯尔说你有。” “米凯尔？你去找米凯尔谈？” “据米凯尔说，老头子对你有许多怨气。‘赫克特不好。’瓦拉狄米尔不停告诉他。他是完全引述瓦拉狄米尔的话。‘赫克特不好。’米凯尔觉得很惊讶。瓦拉狄米尔一向把你看得很重。米凯尔想不出来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才造成这么重大的情感变化。‘赫克特不好。’为什么你不好，托比？发生了什么事，让瓦拉狄米尔这么气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让警方知道，你了解。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缘故。” 但是，托比·伊斯特哈斯身上实务情报员的性格，此刻已全然苏醒，他知道，审问从来不会赢，只会输。 “乔治，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以怜悯而非伤害的语调说，“我的意思是，很显然你是在愚弄我。知道吗？就因为有些老人在空中筑城堡，所以你就要去找警察？这是拉康雇请你的原因吗？这就是你正在收拾的善后吗，乔治？” 这一次，漫长的静默似乎让史迈利下定了一些决心，当他再度开口时，仿佛他的时间己所剩不多了。他的声调很轻快，甚至有些不耐烦。 “瓦拉狄米尔来找你。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就在最近几个星期。你见到他，或和他通过电话——电话亭对电话亭，无论用的是什么技巧。他要求你为他做一些事，你拒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星期五晚上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找麦斯的原因。他已经得到赫克特的答案，就是不。这就是‘赫克特不好’的原因。你拒绝了他。” 这一次，托比没试图打断史迈利的话。 “如果情况如同我所说，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史迈利继续说，故意不看托比外套口袋隆起的一块。“你对谁杀了瓦拉狄米尔，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认为他们也可能会杀你。你甚至会想，我可能不是正当的天使。”他等待着，但托比并没反抗。他的声调变软。“你记得我们在沙拉特的时候怎么说的，托比。恐惧是没有解药的情报？我们如何尊重恐惧？好，我尊重你的恐惧，托比。我想要多了解一点。你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是否应该一起分担。就是这样。” 托比·伊斯特哈斯小小的手掌仍在门上，平抚着镶板，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史迈利，但镇静的神态无丝毫减损。他甚至透过目光的深度与质疑，试图告诉史迈利，他现在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史迈利。接着，他将热切的态度化为行动，向前踏进一步，又一步，到房间中央，但带着些尝试的意味，仿佛是到医院探视生病的朋友。直到此刻，神态宛如探病的他，才以一个极度深刻的问题，响应史迈利的控诉。而这个问题，巧合的是，也正是过去两天以来，史迈利不断深入思索的问题。 “乔治，请回答我的问题。站在这里说话的到底是谁？是乔治·史迈利？是奥立佛·拉康？米凯尔？说话的是谁，拜托！”没有得到立即的回答，他继续举步前进，走近一张脏兮兮的缎面凳子，让自己如猫般灵巧地坐下，双手放在双膝上。“因为如果是以官方的身份，乔治，你问了很多该死的非官方问题，这很让我震惊。你根本是站在非官方的立场，我想。” “你见过瓦拉狄米尔，也和他谈过话。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问，并未因这项挑战而动摇，“你告诉我详情，我就告诉你，站在这里说话的是谁。” 在天花板最远的角落上，有一块黄色的玻璃嵌板，约一米见方，上面影影绰绰，全是街道上行人的足影。不知为了什么，托比的目光停驻在这奇怪的地方，他似乎正在那上面读着自己的决定，就像读打在屏幕上的告示一般。 “瓦拉狄米尔发出求救信号。”托比说，声调完全如常，既未承认，也未吐露心迹。事实上，凭借声调或感染力的技巧，他甚至想要以声音传达出警告的信息。 “通过圆场？” “通过我的朋友。”托比说。 “什么时候？” 托比说了一个日期。两个星期前。一次失败的会晤。史迈利问会晤的地点在哪里。 “在科学博物馆，”托比带着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说，“顶楼的咖啡厅，乔治。我们喝着咖啡，赞赏屋顶悬吊的飞机。你会把这些全部都对拉康报告吧，乔治？随便你，行吧！任君享用。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提出提议？” “没错。他给我一个提议。他要我做点灯者的工作。当他的骆驼。这是我们的笑话，在古老的莫斯科时代，还记得吗？去收东西，越过沙漠，去递送。‘托比，我没有护照。帮助我，我的朋友，帮助我’你知道他是怎么说话的。像戴高乐。我们以前都这样叫他——‘另一个将军’，记得吗？” “带什么东西？” “他没明讲。是一份文件，很小，不需要掩藏。他就只告诉我这么多。” “就提出试探的人而言，他似乎告诉你不少。” “他的要求，也该死得多。”托比平静地说，等待着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 “去哪里？”史迈利问，“瓦拉狄米尔也告诉你了吗？” “德国。” “哪一边？” “我们这一边。北部。” “非正式的会晤？死信信箱还是活的？哪一种会晤？” “移动式的会晤。我应该要搭上火车。从汉堡北站。递交的程序将在火车上进行，按照约定的细节。” “这是私人安排的会晤，没有圆场，没有麦斯？” “暂时是非常私人的，乔治。” 史迈利老练地刺探他的话：“你辛苦的代价呢？” 托比的回答带着明显的怀疑：“如果我们拿到文件——他是这么说的，文件。如果我们拿到文件，而且文件是真的，他发誓说一定是真的，我们立刻可以在天堂赢得一席之地。首先，我们把文件带给麦斯，告诉麦斯整个故事。麦斯会了解这代表的意义，麦斯会了解这具有的绝对重要性——关于这份文件。麦斯会给我们回报。礼物，升迁，奖章，麦斯会把我们送进上议院。一定会。惟一的问题是，瓦拉狄米尔不知道麦斯已经被束诸高阁，圆场已经加入童子军了。” “他知道赫克特也已经被束诸高阁了吗？” “一半一半，乔治。” “这是什么意思？”但史迈利随即说了一声“别在意”，取消了自己的问题，再次陷入长长的思索之中。 “乔治，你想要放弃询问。”托比恳切地说，“这是我对你最强烈的建议。放弃吧。”他说，并等待着。 史迈利可能没听见。陡然震惊的他，似乎正衡量着托比酿成的错误有多大。 “重点是，你打发他走开。”他低声说，目光仍凝视着空间，“他向你提出请求，你却当着他的面摔上门。你怎么能这样做，托比？你们所有的人？” 斥责让托比愤怒地站了起来，这或许也是史迈利说这些话的用意。托比眼睛亮了起来，双颊泛红，他身上沉睡着的匈牙利血统已然苏醒。 “你想要听听为什么？你想要知道我为什么对他说：‘该死！瓦拉狄米尔。离开我的视线，拜托，你让我恶心。’你想要知道他在那里的联络人是谁——那个在德国北部带着满罐金子，能让我们一夜致富的神奇家伙，乔治——你想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记得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吗？那个常常登上我们讨厌鬼年度榜单的人。编故事的，情报贩子，骗子，性爱狂人，皮条客，还有很多不同的罪名。记得那个大英雄吗？” 史迈利又看见旅馆的格子花纹墙壁和贾洛克穷追不舍的可怕狩猎图。他看见两个穿着黑色外套的身影，巨人与侏儒，以及将军斑痕点点的巨掌放在他同伴的狭小肩膀上。麦斯，这是我的好朋友奥图。我带他来说他自己的故事。他听见飞机在希思罗机场起飞降落的规则的轰隆声。 “很模糊。”史迈利冷静地说，“没错，我依稀记得奥图·莱比锡。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我似乎记得他有许多名字。但当时我们也都一样，不是吗？” “大约有两百个，但莱比锡是他最后所用的名字。知道为什么吗？莱比锡在东德，他喜欢那里的监狱。他是那种疯狂爱开玩笑的人。记得他兜售的东西吗？”托比相信自己可以先发制人，所以大胆跨步向前，站在居于守势的史迈利面前，低头对他说：“乔治，难道你不记得那些不可思议的无聊把戏，年复一年，用十五个不同的线民名字向我们的西欧驻站，特别是德国，出售情报？我们新爱沙尼亚秩序的专家？我们在列宁格勒城外苏联武器运输的头号线民？我们在莫斯科中央的耳目？甚至我们对卡拉的主要监视者？”史迈利不为所动。“他光是抄《茎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从我们驻柏林的代表手中骗到两千马克。他又是怎么欺骗老将军的，在他身上下工夫，像是乳臭未干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的——‘我们波罗的海同胞’——这套台词？‘将军，我刚为你找到皇冠的珠宝——只是有个麻烦，我没有钱付飞机票！’老天爷！” “但尽管如此，那些情报也不完全是杜撰的，是不是，托比？”史迈利温和地反驳，“有一部分，我似乎记得——至少在某些领域——是提供很好的情报。” “一只手都数得出来。” “例如他的莫斯科中央情报。我记得我们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不是吗？” “好吧，莫斯科中央偶尔喂他一些无关痛痒的零碎消息，他就可以塞给我们其他的狗屎！那他玩的那些双面手法又怎么说？看在老天的分上！” 史迈利似乎打算反驳，却又改变了主意。 “我知道了，”他最后仿佛作出裁决般地说，“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一个奸细！” “不是奸细，是卑鄙小人。做一点这个，弄一点那个。一个生意人。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只要能给他甜头，他就帮任何人做事。” “我了解了。”史迈利严肃地说，声调也随之转低，“他当然也定居在德国北部，是不是？在特拉文穆德还是哪里？” “奥图·莱比锡这辈子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定居过。”托比轻蔑地说，“乔治，那家伙是随波逐流的人，不折不扣的无赖。他穿着打扮得像公子哥儿，养只猫，有辆脚踏车。知道他最后一个工作是什么吗，这个伟大的间谍？在汉堡货柜仓库之类的地方当守夜员！忘了他吧。” “他还有个同伴。”史迈利依然用单纯的怀旧语调说，“没错，我想起来了。一个移民，一个东德人。” “比东德还糟，是萨克森人。姓柯列兹奇玛，名叫克劳斯。克劳斯的第一个字母是‘C’，别问我为什么。我的意思是，这些家伙根本一点逻辑都没有。克劳斯也是个卑鄙小人。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 “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托比。”史迈利客气地接口说。 “谁在乎？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那么，我相信这段关系并不持久。”史迈利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是史迈 5229." >利的态度太过谦抑；也许只是托比太了解他了。那双快速转动的匈牙利眼睛亮起了警报灯，温和的眉头聚起了怀疑的皱纹。他后退，审视着史迈利，一只手若有所思地抚过雪白无瑕的银发。 “乔治，”他说，“听着，你在开谁的玩笑？” 史迈利没说话，但拿起窦加，转了一圈，又放下。 “乔治，听我一次，拜托。好吗，乔治？或许我要好好地给你上一堂课。” 史迈利瞧了他一眼，然后看向别的地方。 “乔治，我欠你。你听我说。我还是个臭小子的时候，你把我从维也纳的贫民窟救了出来。我那时就像莱比锡，是个无赖。你在圆场里帮我找到工作。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在一起，干了许多好事。你记得退休的第一条法则吗，乔治？‘不兼差。不玩业余把戏。不做私人企业，永远！’你记得是谁教这条法则的吗？在沙拉特。在回廊里。是乔治·史迈利。‘结束的时候，就是结束了。关上店门，回家去！’所以，现在你要做什么，突然之间？和死了却不甘心躺下的疯狂将军玩亲亲，还有奥图·莱比锡那种多面小丑！这算什么？突然对克里姆林宫发动最后的骑兵攻击？我们已经结束了，乔治。我们没有执照了。他们已经不要我们了。忘了吧！”他迟疑了一下，突然有些尴尬，“好吧，安恩的确让你很不好过，因为她和比尔·海顿的事。那是卡拉，卡拉是比尔在莫斯科的大老爹。乔治，我知道这很残忍，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双手垂在两侧，凝视着在他面前的身影。史迈利的眼睛几乎闭上，头向前垂。两颊的牵动让他的嘴巴和眼睛周围出现深深的凹痕。 “我们从来没有指责莱比锡对于莫斯科中央的报告。”史迈利说，仿佛根本没听见托比后一部分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指责过他。即便是关于卡拉的事情也没有。瓦拉狄米尔对他完全信任。关于莫斯科的情报，我们也一样。” “乔治，谁曾经指责过莫斯科中心的报告？！拜托！好吧，我们偶尔弄来一个投诚者，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是胡说八道，但那件事可能是真的。’哪里有什么可信的担保？哪里有什么可靠的基础？你以前常说的。有些家伙喂你一个故事：‘卡拉刚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情报训练中心。’谁敢说他们没有？保持模糊，你就不会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他往来的原因。”史迈利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托比的话，“只要牵涉到苏联，他就不会玩花样。” “乔治，”托比轻声说，一面摇着头，“你一定要醒醒。所有的人都回家了。” “现在，你会告诉我其他的部分吗，托比？你会一五一十告诉我，瓦拉狄米尔到底是怎么说的？拜托。” 最后，勉强作为友谊赠礼，托比如史迈利所请，一五一十地，像被击溃的人那样坦诚相告。 这座铜雕，很可能是窦加描摹的芭蕾舞者。模特儿的双手高举过头，身体向后弯曲，双唇浑然忘我地微张，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无关仿作或真品，那神态竟与安恩相仿得令人不自在。史迈利再次把雕像握在手中，缓缓地旋转，出神地盯着，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欣赏之情。托比又坐回那张缎面凳子。从天窗上，映照出轻快走过的足影。 托比和瓦拉狄米尔是在科学博物馆航空科学那层的咖啡馆见面的。瓦拉狄米尔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一直抓着托比的手臂。托比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太过惹人注目了。奥图·莱比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瓦拉狄米尔不断说。这是个大案子，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托比；奥图·莱比锡拿到了麦斯一直梦想的东西，‘把我们所有的账全部算清’，瓦拉狄米尔这样说。当托比有些尖酸地问他，他心目中的账是>什么，瓦拉狄米尔不知是不愿还是不能说：“问麦斯。”他坚持，“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麦斯。告诉麦斯，这是个大案子。” “那么，条件是什么？”托比问——他知道奥图·莱比锡总是先关心钞票，货物则要很久、很久以后才送到。“他要多少，那位大英雄？” 托比对史迈利坦诚，他实在很难掩饰心中的怀疑——“这让会晤从一开始就没好心情”。瓦拉狄米尔提出条件。瓦拉狄米尔说，莱比锡有故事，但他也有某些证据，可以证明故事是真的。首先是一份文件，莱比锡称这份文件为，前菜或开胃菜。还有第二项证据，一封信，在瓦拉狄米尔手中。而故事本身还有其他资料，由莱比锡交付保管。文件会显示取得故事的过程，而资料本身则不容置疑。 “目标呢？”史迈利问。 “没说。”托比简洁地回答，“对赫克特，不能泄露。找麦斯，就没问题。瓦拉狄米尔会揭开谜底。赫克特必须暂时闭嘴，去跑腿。”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似乎准备要发表第二篇浇冷水的演说。“乔治，我要你听着，那个老家伙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奥图·莱比锡根本就是在骗他嘛。”接着，他看到史迈利的表情，如此深沉，如此不可捉摸，于是便转变话题，重新谈到奥图·莱比锡可恶至极的要求。 “文件将由瓦拉狄米尔本人亲自交给麦斯，完全遵照莫斯科规则，没有中间人，没有通信。他们已通过电话做好准备工作——” “伦敦与汉堡之间的电话？”史迈利插嘴道，从他的声调听来，这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新信息。 “他们使用密语，他告诉我。老搭档，他们知道如何玩把戏。但这项证据不同，瓦拉狄米尔说，对于证据，没有把戏可言。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以物易物，他们需要一个骆驼。瓦拉狄米尔对安全的狂热，这我们早已知道。从此时开始，只适用莫斯科规则。” 史迈利记起自己在星期六晚上打到汉堡的电话，再次百思不解，奥图·莱比锡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场所，当自己的电话转接站。 “一旦圆场确认了证据的价值，”托比继续往下说，“就要付给奥图·莱比锡五千瑞士法郎现金的试听费。乔治！五千瑞士法郎！还只是开头而已！只是进场费！接下来——乔治，你该听听——接下来，奥图·莱比锡会飞到英格兰的某个安全所在进行试听。乔治，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听过这种疯狂事。你如果想要其他的，如果，试听之后，圆场想买下资料——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史迈利想听。 “五万瑞士法郎。也许你想签一张支票给我？” 托比等待着愤怒的吼叫，但什么都没有。 “全给莱比锡？” “当然。这是莱比锡的条件。还有谁会这么神志不清？” “瓦拉狄米尔自己呢？他要什么？” 略微迟疑了一下。“什么都没要。”托比不情愿地说。然后，像是要把这个话题抛开似的，他又燃起了一股新的怒火。 “够了！所以，赫克特要做的就是自己花钱飞到汉堡，搭火车北上，在莱比锡一手导演的疯狂的陷阱游戏里扮演兔子的角色，莱比锡准备拿那些把戏应付东德人、苏联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古巴人，当然，现在还有中国人。我告诉他——乔治，听我说——我告诉他：‘瓦拉狄米尔，老朋友，原谅我，请注意听我说。告诉我，这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让圆场必须付五千瑞士法郎的预付款，就为了奥图·莱比锡的一场劳什子的试听？玛丽亚·卡拉斯从来都没要这么高的代价，而且相信我，她唱得可比奥图好太多了。’他握住我的手臂，这里。”托比示范地抓住自己的双头肌。“他抓住我，像抓住一颗柳橙似的。那个老家伙有些特别的技巧，相信我。‘替我去拿文件，赫克特。’他用俄文说。那是很安静的地方，博物馆。每个人都停下来听他说话。我感觉很不舒服。他哭着说：‘看在上bbr>帝的分上，赫克特。我是个老人。我没有腿，没有护照，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只有奥图·莱比锡。到汉堡去，拿文件回来。麦斯看到证据，就会相信我，麦斯有信心。’我试着要安抚他。我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移民绝不是什么好事，政策改变，新政府上台。我劝他：‘瓦拉狄米尔，回家吧，下几盘棋。听着，我会找一天到图书馆去，也许去玩一盘。’然后他对我说：‘赫克特，这件事是我起的头。是我带消息给奥图·莱比锡，叫他去探查情势。是我给他钱去做基础工作，我所有的钱。’听着，这是个悲哀的老人。忘了吧。” 托比停顿了一下，但史迈利没有动静。托比站起来，走向酒柜，倒了两杯非常普通的雪莉酒，一杯放在桌上，窦加的铜雕旁。他说：“干杯。”一饮而尽，但史迈利仍然一动也不动。他的毫无反应重新激起托比的愤怒。 “所以是我杀了他，乔治，可以了吗！是赫克特的错，可以了吧。赫克特个人要对这个老人的死负全部的责任。这正是我需要的！”他挥舞双手，手掌朝上。“乔治！你来告诉我吧！乔治，为了这个故事，我应该到汉堡去，非正式的，没有掩护，没有保姆？知道东德的边界在哪里吗？离吕贝克两公里？甚至更近！记得吗？在特拉沃明德，我们必须留在街道的左边，否则你就误投敌营了。”史迈利没笑。“如果我在极渺茫的机会下活着回来，我就可以去拜访乔治·史迈利，和他一起去找索尔·恩德比，像个无赖一样敲他的后门——‘让我们进去，索尔，拜托，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是最最可靠的奥图·莱比锡提供的，只要五千瑞士法郎，就可以试听童子军规则绝对禁止的情报？’我应该这样做吗，乔治？” 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史迈利抽出一包皱巴巴的英国香烟。从香烟盒子里，他抽出一张土法炼钢洗出的照片，静静地递过桌子，交给托比看。 “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问。 “我不知道。” “不是他的搭档，那个萨克森人，以前和他一起偷鸡摸狗的那个人？柯列兹奇玛？” 托比·伊斯特哈斯摇摇头，继续看着照片。 “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又问一次。 托比递回照片。“乔治，注意听我说，拜托。”他平静地说，“你在听吗？” 史迈利可能在听，也可能没听。他把照片收回香烟盒子里。 “现在，这样的照片已经可以伪造了，你知道吗？非常简单，乔治。如果我想把某个人的头接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只要给我器材，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你对科技不在行，乔治，你不了解这些事。你不能从奥图·莱比锡手中买照片，你不能从班纳堤先生手中买窦加，懂了吗？” “也可以伪造底片吗？” “当然。你伪造照片，然后拍下来，你就有一张新的底片了——为什么不行？” “这张是伪造的吗？”史迈利问。 托比迟疑良久。“我不这样认为。” “莱比锡经常旅行。如果我们需要他，如何召唤他？”史迈利问。 “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彻底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找他？” “例行的会面就登在《汉堡晚报》的征婚广告上。佩特拉，二十二岁，金发，娇小，前歌手——这些鬼话。乔治，听我说。莱比锡是个危险的无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大部分都还在莫斯科。” “紧急情况呢？他有房子，有女朋友吗？” “他一辈子都没有房子。如果是紧急的会面，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角色。乔治，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一次——” “我们如何找到柯列兹奇玛？” “他有好几家夜总会。妓院。我们在那里留下口信。” 一阵警告鸣声响起，他们也听见从楼上传来的争论声。 “班纳堤先生今天恐怕在佛罗伦萨有个会议，”那个金发女郎说，“有国际性的问题要处理。” 但来访的人拒绝相信她；史迈利可以听见他如潮水般涌起的抗议声。一刹那，托比那双棕色眼睛顺着声音猛然一抬，接着，他便叹口气，拉开衣橱，拿出一件脏兮兮的风衣，和一顶棕色的帽子。头上，阳光亮晃晃地洒落天窗。 “叫什么名字？”史迈利问，“柯列兹奇玛的夜总会——叫什么名字？” “蓝钻石。乔治，别做，好吗？无论如何，放弃吧。照片是真的，那又如何？圆场有一张照片，几个人在雪地里打滚，拜奥图·莱比锡所赐。你突然觉得那是个金矿了？你觉得这样就会让索尔·恩德比硬起来？” 史迈利看着托比，想他，想他们相知甚深、一同工作的那些年。托比从来不会自愿吐露实情，情报对他就如同金钱。即使他认为那些情报毫无价值，他也从不轻易透露。 “关于莱比锡的情报，瓦拉狄米尔还对你说了什么？”史迈利问。 “他说那是死而复活的案子。许多岁月的投资。还有些关于睡魔的鬼话。他又变成小孩子了。记得那些童话故事？饶了我吧。你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关于睡魔的事？” “告诉你，这是关于睡魔的事。就这样。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的。乔治，他还掉眼泪，真是够了。他想到什么就说。他想要行动。他是莽莽撞撞的老间谍。你以前常说这是最糟的。” 托比站在另一边的门口，正准备离开。但他转身又走回来，因为史迈利的某些神态似乎很令他困扰——“非常严厉的凝视”，他事后回想，“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 “乔治？乔治，我是托比，记得吗？如果你不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楼上那个家伙就会逼你帮我还一半的钱，听到我的话了吗？” 史迈利几乎没听见。“许多岁月的投资，和睡魔正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他重复说，“还有呢？托比，还有呢？” “他的举止又像个疯子。” “将军会这样？瓦拉狄？” “不是，是睡魔。乔治，听着。‘睡魔的举止又像 4e2a." >个疯子了，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没有了，全是垃圾。我把每一个字都告诉你了。现在可以放心走了，听见我的话了吗？” 楼上传来的争吵声音更大了。一扇门重重摔上，他们听见脚步声用力踏向楼梯。托比很快地朝史迈利手臂轻轻一拍。 “再见，乔治。听我说。哪天你需要一个匈牙利保姆，就打电话给我。听到没？你和奥图·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托比这种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晚上别独自外出，你太年轻了。” 史迈利爬上铁梯回到艺廊，险些被气冲冲奔下楼梯的债主击倒。但这对史迈利并不重要；那个灰金头发女郎在他踏向街道时发出的无礼叹息声，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已为照片上的第二张脸孔找到名字，那个名字，那段故事，在过去的三十六个小时里，像无名病痛般，不断在他的记忆中隐隐作痛——托比或许会说，那个故事是个传奇。 事实上，在相关的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当然是在这件事结束的几个月之后——要分析史迈利的智慧与行动之间如何交互运作，确实是个难题。他们说，托比告诉他这么多，所以他就做这么多，或者，如果某些事没发生，那么这件事也就会悬而未决。但是，事实却复杂得多，而且也没那么轻率大胆。他自己做了一个麻醉病人的清醒测试——这条腿，那条腿，两手张开、合上——然后，史迈利凭借着身体与意志的力量，继续谨慎行动，探究对手的动机，一如探究他自己。 第十四章 他正开上高原。高原在林木顶缘，因为这里的松树都低低种在山谷的凹处。这是同一天的傍晚时分，平地上初亮的华灯，照穿了雨湿的阴霾。迤逦在地平线上的是牛津市，一座学术的耶路撒冷在田野的雨雾中升起。从这方向望去的景观，对他而言很新鲜，也加深了他的不真实感：走上这段旅程，似乎不是自己所决定的；脑中盘旋的万千思绪，似乎也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他造访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许还有理由可以说是在拉康演示文稿的指导原则范围内，但这段旅程，他知道，无论是好是坏，都会通向他个人秘密兴趣的禁区。然而，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毫无所求。就像终生挖掘却一无所获的考古学家，史迈利只恳求再有最后一天，而此刻就是那一天。 起初，他不停地看着右边的后视镜，那辆熟悉的摩托车紧跟在后，像海上的海鸥。但在离开最后一个环状交叉路之后，那个名叫傅格森的人就没再跟着他，而当他停下来看地图时，也没有任何车辆超越他，因此，若不是他们猜到他的目的地，就是基于某些不可思议的程序因素，他们禁止他们的人越过郡界。有时候，开车时，会有一阵惊惶的情绪攫住他。让她去吧，他想。他听到过一些事，不多，但已足够猜想其他的了。让她去吧，让她在可以找到平静的地方重获平静吧。但他知道，平静不是他的，也不是能给的，他所卷进的这场争斗，必须继续，直到找出意义，方能终止。 狗饲养场的招牌像个画上的笑容：“梅瑞莉宠物旅馆，欢迎所有宠物，蛋亦欢迎”，上面草草画着一只头戴礼帽的黄色小狗，一掌朝下，指着一条车道，他开上这条车道，一路向下陡降，宛如自由落体。他穿过一个塔门，听见风呼啸而过的声音，进入一片人造林。首先穿过的是树龄尚浅的小树林，接着是遮荫蔽日的大树，他仿佛置身童年时的德国黑森林，正要踏进尚未揭晓的内在世界。他打亮车头灯，转过一个险峻的弯道，然后又一个，第三个，眼前出现了一间木屋，与他想像中的模样相去不远——她的“达佳”（俄文，郊外的避暑别墅），正如其一向所说的。曾经，她在牛津拥有一幢房子，“达佳”是一个避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达佳”；她永远离开城市了。木屋矗立在树干间从饱经践踏的泥泞中整理出来的一片空地上，有着摇摇晃晃的阳台和木瓦屋顶，烟囱里正冒出烟来。装上护板的墙壁因涂上木焦油而变黑，一个白铁喂食槽几乎把前面的走廊完全挡住。在一小片草地上，有一张鸟食台，摆放了足以喂饱整个诺亚方舟的面包；在空地周围，像分配的营房般散布着几间石棉搭建的棚屋，围着铁丝，养着鸡和一律受欢迎、不受歧视的宠物。 卡拉，这真是个找你的好地方啊。 停好车。他的到达引起一阵骚动，狗儿不安地低吠，奋不顾身地向外扑，让薄薄的墙壁如?９9lib?雷震动。他走向木屋，手拎提袋，瓶子不断撞他的脚。在一片喧闹声中，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吱吱嘎嘎踩上阳台的六级阶梯。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出门时勿置宠物于危险中”，下面，似乎是出于愤怒地加上一行：“该死的猴子勿入”。 门铃的拉环是塑料的驴子尾巴。他伸手要拉铃，但门早已打开，一位柔弱的美丽女子从木屋里的一片漆黑中看着他。她的眼睛是灰色的，略带羞怯；她有一种英国的古典美，是安恩以前曾拥有的特质：知心，庄重。她看见他，刹时无法动弹。“噢，天哪！”她低声说，“我的天哪！”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厚底工作鞋，用一根手指拨开前额的头发，狗儿们声嘶力竭地在铁丝网后对着他吠叫。 “对不起，希蕾莉，”史迈利非常温和亲切地说，“只要一个小时，我保证。就这样，一个小时。” 一个深沉的男性声音，从她背后的暗处缓缓传来：“什么事，希儿？”那声音咆哮道，“沼泽象鼻虫？长尾小鹦鹉？还是长颈鹿？” 紧接着，是一阵缓缓的声响，像是某种中空物体覆盖着布移动的声音。 “是人，康。”希蕾莉转头说完，又回过头来盯着自己的工作鞋。 “是女人，还是其他的？”那声音追根究底。“是乔治，康。别生气，康。” “乔治？哪一个乔治？开货车的乔治？把我的煤弄湿的那一个。还是卖肉的乔治，毒死我的狗的那一个？” “只是有几个问题。”乔治对希蕾莉保证，用的是同样深表同情的声调，“一件老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保证。” “没关系，乔治。”希蕾莉说，眼光依旧看着下方，“老实说，这样很好。” “别在那里调情！”屋内的声音命令道，“放开她，不论你是谁。” 飒飒的声响缓缓接近，史迈利向前越过希蕾莉，对着门里说话。“康妮，是我。”他说。再一次，他的声音尽可能表现出最大的善意。 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小狗——一共四只，可能是惠比特犬——非常快速地冲出来。接着是一只脏兮兮的杂种狗，活力充沛地直冲到阳台，跌倒在地。此时，门颤抖着打开到极限，出现一位体型庞大如山的女人，身体靠着一对木制的粗大拐杖支撑着，但她的手似乎并未握在杖上。她的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似的，而那对水汪汪、非常锐利的眼睛，严厉地瞪着他。她打量他良久，事实上是好整以暇仔细打量——他一本正经的脸孔，他宽松的西装，在他左手摇晃的塑料提袋，他温顺地等待许可的神态一—这给了她近乎帝王的权势来凌驾他，她的静止不动，她困难的喘息，她的残障状态，都只有让她的力量更加强大。 “噢，哎呀呀，”她大声说，依然注视着他，吐出一口蒸汽，“真吓了一大跳。你真该死，乔治·史迈利。你真该死，还有那些帮你做事的人也都该死。欢迎到西伯利亚来。” 此时，她露出微笑。她的微笑如此出乎意料，如此清新，如此孩子气，几乎把先前的一连串询问都一扫而空。 “你好，康。”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尽管微笑着，仍然定定地看着他。那双眼睛像新生儿般苍白。 “希儿，”最后她说，“我说，希儿！” “嗯，康？” “去喂那些小狗吧，亲爱的。喂完之后，就去喂脏兮兮的小山雀。让那些畜生吃个够。做完之后，就去混拌明天的饲料。如果全部都做完了，就带一个无痛的凶器来，好让我收拾这个碍眼的东西，早点送他上天堂。乔治，跟我来。” 希蕾莉微笑着，但似乎无法移动，直到康妮用手肘轻轻碰她，催她走开。 “走啊，亲爱的。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替你做的了。他尽力而为，你也是，天知道，我也一样！” 这是一间白昼与黑夜并存的房子。房间中央的松木桌上，散置着吃剩的吐司和一罐“马密特”酱料，一只旧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线，让周围益显阴暗。蓝色的雨云，在夕阳的缀饰之下，熠熠生辉，映满房间另一端的法式窗。跟着康妮举步维艰地前行，史迈利逐渐了解，这间原木房间就是全部了。这是办公室，有张顶盖可以卷起来的写字台，放着支票和跳蛋粉；这是卧室，有张双人铜床，枕头间躺满填充的动物玩偶，宛如死去的士兵；这是客厅，有康妮的摇椅，和碎裂的藤沙发；这是厨房，煤球在圆柱桶中燃烧；而处处清理不尽的垃圾，则是年华老去的装饰品。 “康妮不回来了，乔治。”她蹒跚走在他前面，“野马呕心沥血，死而后已；老笨蛋皮靴高挂，金盆洗手。”走近摇椅，她困难地转动庞大的身躯，将背靠到椅上。“所以，如果这是你来的目的，你可以告诉索尔·恩德比，叫他好好想一想。”她朝他伸出手臂，他想她可能是要他吻她吧。“不是这样，老色鬼。扶着我的手。” 他照办，让她坐进摇椅里。 “那不是我来的目的，康。”史迈利说，“我不是来追你的，我保证。”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她快死了。”她坚定地说，似乎没注意他的感叹声，“该把老笨蛋送进碎纸机了，还有那些辉煌时光。吸血鬼医生想愚弄我。因为他是个懦夫。支气管炎。风湿症。天气的影响。鬼话连篇，全都是。其实是死亡，这才是我受折磨的原因。手指和脚趾受到的系统性侵犯。你袋子里装的是酒吗？” “对，没错，是酒。”史迈利说。 “好家伙，让我们痛饮一场吧。邪恶的安恩近来如何？” 在排水板上，一大堆待洗的东西之中，他找出两只杯子，倒进半杯酒。 “春风得意吧，我猜。”他回答说。 他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递给她一杯酒，回报她对他来访的欣喜欢迎。她用戴着露指手套的双手握住酒杯。 “你猜，”她回应道，“希望你还能猜。猜她在做什么是你该做的。否则你就该在她的咖啡里加玻璃粉。好了。你要干什么？”她一口气说完，“我从来没看过你做任何事是没有理由的。干杯！” “干杯，康。”史迈利说。 为了喝这口酒，她必须把整个身子往前倾，贴近酒杯。她巨大的头在油灯的灯光中晃动，他知道，因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她的肌肉已出现死亡的斑斑白迹。 “来吧，喝完吧。”她以最严厉的语气命令道，“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帮你，注意。我们分开之后我发现了爱。荷尔蒙打乱了，尖牙利齿也软化了。” 他需要时间去重新了解她。他对她不确定。 “是我们的一个老案子，康，就是这样。”他带着歉意说，“老案子又复活了，就这样。”他试着提高声调，让这段话听起来更随意。 “我们需要更多细节。你知道你一向对保存记录很有一套。”他试探性地加上一句。 她的眼光一动也不动地盯住他的脸。 “基洛夫，”他继续说，非常缓慢地念出那个名字，“基洛夫，名叫欧雷格。想起来了吗？苏联大使馆，巴黎，三年或四年前，二等秘书？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莫斯科中央的人。” “他是。”她说，身体稍向后靠，仍然看着他。 她提到要根香烟。桌上有一包十根的烟。他把烟放进她的嘴唇之间，点亮，但她的眼睛仍然没从他的脸上移开。 “索尔·恩德比把这个案子丢到窗外。”她说，獗起嘴像吹长笛似的，向下直直吹出一口烟，避免喷到他脸上。 “他决定那个案子应该放弃。”史迈利纠正她。 “有什么差别？” 史迈利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为索尔·恩德比辩护。 “那个案子进行了一段时间，刚好在我和他交接的那段期间，他判断那个案子不会有结果，这点可以理解。”史迈利地说，很谨慎地选择字句。 “而现在他改变心意了？”她说。 “我记得一些，康，我要知道全部。” “你一向如此，乔治，”她喃喃地说，“乔治·史迈利。上主重生。上主赐福我们，保全我们。乔治。”她的目光半是怜爱，半是不以为然，仿佛他是她深爱的误入歧途的儿子。目光凝视他良久，然后转向法式窗和窗外夜色渐浓的天空。 “基洛夫。”他再说一次，提醒她，等待着。他认真地思索，这一切是否都仍在她心中，或者，这一切已随她的肉体逐渐死去。但这一切都仍在。 “基洛夫，欧雷格。”她以沉思的声调重复说，“一九二九年十月生于列宁格勒，依据他护照上的资料是如此，但这什么他妈的意义也没有，只可能代表他一辈子都没有踏进列宁格勒一步。”她微笑着，仿佛这就是邪恶世界之道，“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抵达巴黎，职衔是商务二等秘书。三到四年前，你说？老天爷，可能有二十年了。没错，亲爱的，他是个流氓。他当然是。可怜的老里加集团在巴黎的会所认出他来，但他们没帮上任何忙，特别是五楼。他的真名叫什么来着？寇斯基。当然是。没错，我想我记得欧雷格·基洛夫，原名寇斯基。没错。”她的微笑又回来了，而且一如往昔，非常美丽。“那可能是瓦拉狄米尔最后的案子，非常接近。那只老鼬鼠现在如何？”她问，她水汪汪的慧黠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噢，他适得其所。”史迈利说。 “还在吓巴丁顿的小姑娘？” “我相信是。藏书网” “老天保佑，亲爱的。”康妮说。她转过头，又望着法式窗窗外，侧面对着史迈利。非常暗，只能借着油灯看见她美好的侧面轮廓。 “去瞧瞧那个疯女人，可以吗，爱人？”她怜爱地问，“确定那个白痴没把自己丢进水车的引流沟里，或喝掉万能除草剂。” 史迈利走到外面，站在阳台上，在逐渐深浓的夜色中，看见希蕾莉的身影笨拙无力地穿梭在笼舍间。他听见她的汤匙碰在饲料桶上的哐啷声，还有夜凉空气中传来的只字片语，是她教养良好的声音呼唤着孩子气的名字：来吧，小白！布布！波波！ “她很好。”史迈利回到屋里说，“在喂鸡。” “我应该叫她离开，是不是，乔治？”她自顾自地说，完全忽略他所提供的情报，“‘踏进世界吧，我亲爱的希儿。’我应该这么说，‘别把你自己和像康这样老朽的傻大个儿绑在一起。去嫁个没下巴的傻瓜，生一群傻孩子。实现你卑微的女人梦。’”他记得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说话声音，甚至是对她自己也是。她现在仍然如此。“如果我这样做，就不是人，乔治。我需要她。她每一丝每一毫的宜人部分。只要有一半的机会，我就会带着她。有时你就是想试试看。”略停顿，“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还好吧？” 一时间，他没听懂这个问题，他的思绪还留在希蕾莉身上，还有安恩。 “高贵的索尔·恩德比还是高高在上？吃得不错，我相信。没脱胎换骨？” “噢，索尔愈挫愈勇，谢谢。” “那个讨厌的山姆·科林斯还是执行处的头儿？” 她的问题无边无际，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回答。 “山姆也很好。”他说。 “托比·伊斯特哈斯仍然在回廊上阿谀奉承？” “就像往常一样。” 她的脸已笼罩在暗黑的夜色中，看不出来她是否仍要继续开口。他听到她的呼吸声，还有胸部的喘气声。但他知道，自己仍然是她仔细观察的对象。 “你从没为那群人工作过，乔治。”最后她评论说，仿佛这是最不证自明的陈腔滥调，“你没有过。再给我一杯。” 习惯于移动的史迈利再度走向房间的另一端。 “基洛夫？”康妮对他喊道。 “没错。”史迈利愉快地说，端来她的酒杯作为回报。 “奥图·莱比锡那个小侦探是第一个障碍。”她喝下一大口酒，津津有味地说，“五楼不相信他，他们干吗信？我们那个小奥图——噢，不！奥图是个杜撰故事的人，就是这样。” “但是，关于那些莫斯科目标，我不认为奥图曾经对我们说谎。”史迈利说，重拾起怀旧的口吻。 “没有，亲爱的，他没有。”她赞同道，“他有他的弱点，我向你保证。但碰到大情报，他一向是很诚实的。而且你了解，在你们那伙人里，我只会对你这样说。但你从其他大人物那里没得到多少支持，对不对？” “他也从没对瓦拉狄米尔说谎。”史迈利说，“前提是瓦拉狄米尔的逃脱路线让他能逃离苏联。” “嗯，很好。”康妮沉默良久之后说，“基洛夫，原名寇斯基，那只姜黄猪。” 她又说了一遍“基洛夫，原名寇斯基”她似乎在挖苦自己庞大如山的记忆。当她这样说时，史迈利的心灵之眼又看见了那间机场旅馆房间，两个奇怪的同伙人，穿着黑外套，坐在他面前：一个如此巨大，一个如此纤小；老将军卯足全部的体力，强化自己热情的恳求；纤小的莱比锡瞪着热烈如火的眼睛，像只被皮带缚住的愤怒狗儿，在他身旁守望。 她禁不住诱惑。 油灯的火焰变成了烟雾迷蒙的光球，康妮坐在摇椅的边缘，像个苏联母亲——这是他们在圆场里给她的封号——逐渐衰老的脸庞沉浸在怀旧的情绪中，娓娓道来，而这只是她那一大家子无法数计的误入歧途孩子们中的一个的故事。无论心中如何怀疑史迈利来此的动机，她都暂时搁在一旁：这是她赖以生存的本领，这是她的歌，即使是最后一首；这些追忆的庞大工程，正是她的天赋所在。史迈利记得，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会嘲笑他，卖弄她的声音，看似天外飞来一笔地高谈阔论莫斯科中央历史，只为了诱使他靠近前来。但今夜，她的陈述却有种令人敬畏的严肃意味，仿佛她已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欧雷格·基洛夫从莫斯科直接赴巴黎，她再说一遍——六月，亲爱的，就像我告诉你的一样——那年六月倾盆大雨不断，沙拉特的年度板球赛一连顺延了三个礼拜无法举行。胖子欧雷格在名单上的记录是单身，他的到职并非要取代任何人的职位。他的办公桌在二楼，俯瞰圣西蒙路，交通混乱，但景观不错。亲爱的，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则霸占了三、四楼，这让大使很生气，觉得自已被这些讨人厌的邻居挤进一个小柜子里了。从外表看，基洛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苏联外交圈里的稀有动物，也就是说，是个如假包换的外交官。但当时在巴黎的作业方式——就康妮所知，迄今仍是，亲爱的——只要苏联大使馆出现一张新面孔，照片就会送达各流亡团体的头目手里。基洛夫弟兄的照片一送到各个团体手里，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立即满怀兴奋地去敲他项目官员的门——当时斯蒂夫·麦克尔沃负责巴黎，上帝保佑他，没多久之后就因心脏病过世，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坚持说“他的手下”认出基洛夫是以前专门搞煽动的情报员，名叫寇斯基，他在塔林工艺学校就读时，就纠结一些持异议的爱沙尼亚码头工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称之为“不合作讨论俱乐部”，然后向秘密警察密告小组的成员。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当时刚好在巴黎，就是那些倒霉的工人之一，他自作自受，到投诚之前都还与寇斯基有往来。 及至此时，一切都还好，只除了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小奥图，也就是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已无可挽回了。 康妮继续述说，而史迈利的记忆也再次开始补充。他看见自己，那是即将卸下圆场首长职务的几个月前，他从五楼开完周一会，驼着背，疲倦地走下木头楼梯，腋下夹了一大叠页角卷折的档案。在那段日子里，圆场像是个遭受轰炸的建筑，官员四散，预算被砍，情报员不是精疲力竭，就是死了，再不然就是被解雇了。比尔·海顿真面目的揭露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伤口：他们称之为“堕落”，并共同承担着最原始的羞耻感。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会暗自责怪史迈利造成这一切，因为是史迈利揭发了比尔的变节。他看见自己主持会议，一张张带着敌意的脸孔面朝他而坐，本周案件一件接一件的演示文稿，紧接着是一成不变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这个？我们应该再给一个星期吗？再一个月？再一年？这是陷阱吗？这可以否定吗？这在我们的规章范围内吗？需要什么样的消息来源，用在别处会更适合吗？谁授权？应该知会谁？要花多少钱？他还记得，只不过提到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或化名，就引起一阵猛烈批评，劳德·斯屈克兰、山姆·科林斯那一帮靠不住的判官立即大加批伐。他努力想要回忆起来，除了康妮和她苏联研究部门的那队人马外，还有什么人在场。财务处长，西欧处长，苏联攻击处长，几乎全都是索尔·恩德比的人。恩德比本人，当时名义上仍是外交官员，由他自己的亲信帮他以白厅联络人的名衔加以掩护，但是早在当时，他只要一微笑，他们就放声大笑，而他一皱眉，他们就反对。史迈利看见自己聆听提交的报告——康妮自己的——正如她现在所重述的，以及她初步分析的结果。 奥图的故事有凭有据，她坚信。就目前看来，不可能是假的。她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 她自己的苏联研究部门依据书面文件资料证实，有一个名叫欧雷格·寇斯基的法学院学生，在相关的时间内，就读于塔林工艺学校。 外交部的当代档案载明码头的不安定形势。 从美国表弟那得来的一份投诚者报告说，有一个寇斯基，疑为克斯基，是律师，名为欧雷格，一九七一年于基辅完成莫斯科中央的训练课程。 相同的消息来源指称，尽管可疑，寇斯基后来接受上司的建议改名，“念及他以前的实战经验”。 法国联络处的例行报告指出——虽然一向都很不可靠——以驻巴黎的二等商务秘书而言，基洛夫享有颇不寻常的自由，例如独自外出购物，参加第三世界的酒会，却未依常规与十五个同伴同行。 所有的这些资料显示，简而言之，康妮总结说——就五楼的品味而言，她有些太过生气蓬勃——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莱比锡的故事，确实值得怀疑基洛夫具有情报员角色。接着她啪的一声把档案丢在桌上，传阅她的那些照片——非常普通的照片，是法国监视小组例行的任务，也是在里加集团巴黎总部引起大骚动的照片。基洛夫坐进大使馆的车。基洛夫带着手提箱从莫斯科国民银行现身。基洛夫在一家情色书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对着杂志封面皱眉头。 但没有一张，史迈利想——回到现在——没有一张是欧雷格·基洛夫和他以前的受害者奥图·莱比锡与两名女子嬉戏的照片。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说，喝下一大口酒，“我们从档案中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小奥图是对的。我们有一些其他情报来源提供的间接证据，没有很多，我承认，但是一个起步。基洛夫是个流氓，他刚到任，但大家都在猜他是哪一种流氓。这就让他变得很有趣，不是吗，亲爱的？” “没错，”史迈利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没错，康妮，我记得是这样。” “他不属于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的主流，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了。他从不用驻处的车子，从不轮夜班或与特定的流氓同伙结伴出现，也不使用他们的密码室，不参加他们每周的祈祷会，不喂驻处的猫或其他什么的。另一方面，基洛夫不是卡拉的人，对不对，爱人？这是件古怪的事。” “为什么不是？”史迈利问，眼睛却没看着她。 但康妮却坦率地看着史迈利。她停顿良久，好让自己有时间来衡量他，屋外奄奄一息的榆树上，白嘴鸦聪明地抓住这沉寂的片刻，嘶喊出莎士比亚式的预兆。“因为卡拉在巴黎已经有他的人了，亲爱的。”她耐心地解释，“你应该非常清楚。那个小题大做的老家伙普丁，助理武官。你记得卡拉总是对军人情有独钟。现在仍是，就我所知。”她又停下来，再次端详着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他用手托住下巴，眼睛半闭着，注视着地板。“此外，基洛夫是个白痴，而卡拉绝对不会喜欢的，就是白痴，对不对？你自己对他们也不会太客气，想想看吧。欧雷格·基洛夫举止猥琐，浑身恶臭，汗流浃背，走到哪里都像树上的鱼一样惹人注意。还没雇用这种白痴之前，卡拉早就跑到一英里外去了。”她再次停顿，“你也一样。”她加上一句。 史迈利举起一只手掌，放在前额，手指朝上，像在考试的孩子。 “除非——”他说。 “除非什么？除非他走向衰败，我猜！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定要这么说。” “那是谣言四起的年头。”深陷思索之中的史迈利说。 “什么谣言？谣言随时都有，你这个傻瓜。” “噢，就是投诚者的报告。”他轻蔑地说，“卡拉宫廷里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二手消息来源。但他们没——” “他们没怎么样？” “嗯，他们没说卡拉雇用了奇怪的人吧？难道他们在三更半夜进行面试？那全都是低层次的情报，我知道。我只是顺便提一下。” “而我们奉命对这些报告不可完全相信。”康妮非常肯定地说，“目标是基洛夫。不是卡拉。这是五楼的规定，乔治，而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别再望月兴叹，做些踏实的事吧。’你说。”她拧起嘴唇，头往后靠，神情竟与索尔·恩德比如此相像，令人不快。“‘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情报的搜集，’”她懒洋洋地说，“‘不是进行斗争。’别告诉我他的调调改变了？亲爱的。他有吗？乔治？”她低声说，“噢，乔治，你真坏。” 他给她又倒一杯酒，当他回来时，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淘气兴奋的光彩。她抓着绺绺白发，就像她还留长发时一样。 “重点是，我们批准了行动，康。”史迈利说，他以实事求是的声调想要钳制住她，“我们否决了怀疑者的意见，我们准许你们把他送上一垒。后来怎么了？” 酒，回忆和心中重新燃起的狩猎刺激之情，让她如脱缰野马，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她的呼吸加快。她像是冒险移除控管机制的老发动机般急躁地嘎嘎响。他明了，她述说莱比锡故事的方式，恰就是莱比锡对瓦拉狄米尔述说的方式。他想起那时，自己仍与她在圆场里，对付基洛夫的行动蓄势待发。但在她的想像中，她却跳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塔林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她非比寻常的心灵中，她正置身该地；她认识莱比锡与基洛夫，当时他们两人是朋友。一段爱情故事。小奥图和胖欧雷格。这正是事情的中枢，让老笨蛋忠实陈述整个故事，你就从中追索你的邪恶目的，在我进行的时候，乔治。 “乌龟和兔子，亲爱的，就是他们两个。基洛夫是个可悲的大婴孩，离家在工艺学校读法律，利用秘密警察当老爹，小奥图·莱比锡是不折不扣的魔鬼，什么不法勾当都插一脚，一大堆牢狱之灾等着他，他整天在码头工作，晚上则鼓动那些不合作分子骚乱。他们在一间酒吧相遇，乍看之下，就像是爱情。奥图钓女孩子，欧雷格·基洛夫跟在他后面，捡他留下的。你打算怎么做，乔治？把我当圣女贞德给烧了？” 他为她点了一根烟，放进她的嘴巴，希望能安抚她，但她狂烈的言谈却让香烟几乎燃尽，险些要灼伤她。他迅即拿走香烟，在她用来当烟灰缸的锡盖里捻熄。 “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共同拥有一个女朋友。”她说，声音大得近乎吼叫，“有一天，如果你能相信，那个可怜的傻女孩去找小奥图，坦白警告他：‘你那个胖朋友嫉妒你，他是个现职的秘密警察。’她说，‘不合作讨论俱乐部就要有大变化了，注意三月十五日！’” “轻松点，康。”史迈利担忧地警告她，“康，平静下来！” 她仍很大声：“奥图把那个女孩赶出去，一个礼拜之后，整群人全被捕了。包括胖欧雷格，当然，是他设计他们的——他们知道。噢，他们知道！”她仿佛迷路般迟疑，“那个企图警告他的傻女孩死了。”她说，“据说是因审问而失踪。奥图踏遍山林搜寻，最后发现她和另一个人在地牢里。死得像多多鸟。两只多多鸟。我也会这样，该死，很快的。”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史迈利说。 他也会制止她——泡壶茶，聊聊天气，或任何可以让她停下进攻速度的事。但她已再次跳跃，回到了巴黎，描述奥图·莱比锡如何在五楼的许可与老将军的热情协助下，着手安排与二等秘书基洛夫——她管他叫姜黄猪——的团聚，在这么多年之后。史迈利怀疑，这就是她当时给他取的称呼。她的脸赤红，呼吸急促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不断发出咻咻声，但她强迫自己继续。 “康妮。”他再次求她，但这仍然不够，也许没有什么是足够的。 首先，她说，为了寻找姜黄猪，奥图走访了几个基洛夫常有往来的法苏友好协会。 “可怜的小奥图一定看过十五次《波坦金战舰》，但姜黄猪一次也没出现。” 有些传言说，基洛夫对移民有很高的兴趣，甚至表明自己是他们的秘密同情者，询问以他新进官员的身份，对他们在苏联的家人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在瓦拉狄米尔的协助下，莱比锡企图在基洛夫进出的路途中现身，但运气再度背弃他。接着，基洛夫开始旅行——到处旅行，亲爱的，真正的鬼船船长——所以康妮和她的孩子们开始怀疑，他可能是莫斯科中央的某种书记行政官，而不属于执行部门：例如会计稽核人员，负责西欧各地驻处，以巴黎为中心，包括波恩、马德里、斯德哥尔摩、维也纳。 “替卡拉或替主流派工作？”史迈利平静地问。 没人敢说，她说，但在她看来，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尽管已经有普丁在巴黎了。尽管基洛夫是个白痴，而且不是军人；仍然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康妮说，执拗地坚持这个论点。如果基洛夫是造访主流派的驻处，应该会有可辨识的情报官员出面接待和留宿。但相反的，他维持掩护的身份，而且只与本国相同层级的商务部门人员往来，她说。 无论如何，飞行终成其事。小奥图等到基洛夫订了飞往维也纳的航班，确定他是单独旅行之后，也搭上同一班飞机，于是他们交手了。 “完全是老掉牙的桃色陷阱，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康妮唱道，声音真的非常大，“你们这些真是老套的把戏。有分量的行家可能会一笑置之，但基洛夫同志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他真的在卡拉名册中的话。龌龊的照片，可以用来恐吓的资料，这就是我们要的。如果我们能从他身上下手，找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邪恶朋友是些什么人，谁给他这些随性而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可收买他成为投诚者，或者把他丢进水塘里，就看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而定。” 她完全停下来。她张开嘴，合上嘴，吐出几口气，把杯子递给他。 “亲爱的，给老酒鬼再倒一杯酒吧，动作快！可以吗？康妮受不了诱惑。不，别，留在那里。” 在这致命的一瞬间，史迈利完全迷失了。 “乔治？” “康妮，我在这里。” 他动作很快，但不够快。他看见她的脸逐渐僵硬，变形的手在她面前挥动，眼睛嫌恶地扭曲，仿佛看见了令人厌恶至极的意外。 “希儿，快！”她大叫，“噢，天哪！” 他抱住她，感觉到她的前臂扣住他的颈背，把他抱得更紧。她的皮肤冰凉，她在颤抖，是出于惊骇而非寒冷。他撑住她，闻着威士忌、药粉与老妇人的气味，努力想要安抚她。她的泪水沾满他的脸颊，他可以感觉到泪水，甚至尝到泪水的咸味，就在她推开他时。他找到她的手提袋，替她打开，然后迅速走到阳台上，呼唤希蕾莉。她从深沉的夜色中跑出来，双拳半握，手肘在臀部摆动着，姿势足令男人发笑。她很快越过他身边，羞涩地露齿一笑。他留在阳台上，夜色寒气刺痛了他的脸，他凝望着逐渐聚积的雨云和松树，在初升的皎月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辉。狗儿的嘶吼已平息。只有不断盘旋的白嘴鸦，依旧鸣叫着刺耳的警告声。走吧，他告诉自己。离开这里吧。放弃吧。他的车等着他，在不到一百英尺之外，车顶已开始结霜。他想像自己跳上车，开上山，穿越高原，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但他知道自已无法这样做。 “她要你进来，乔治。”希蕾莉站在门里坚定地说，满是照护濒死病人特有的权威感。 当他回到屋里，发现一切都安好。 第十五章 一切都安好。康妮抹了粉似的一丝不苟地坐在她的摇椅上，他走进来时，她的眼睛直直盯着他，就像他第一次进门时一样。希蕾莉已经安抚了她，希蕾莉已经让她镇静下来，此时，希蕾莉双手放在康妮颈部，拇指朝内，按摩着她的颈背。 “死亡的恐惧，亲爱的，”康妮解释说，“吸血鬼医生开了安定，但老笨蛋比较喜欢果汁。你向索尔·恩德比汇报的时候，不会提到这点吧，是不是，爱人？” “不会，当然不会。” “你什么时候汇报，不久之后吗，亲爱的？” “很快。”史迈利说。 “今晚，你回家时？” “必须看要说的是什么。” “康把所有的事详细写出来了，你知道，乔治。老笨蛋对这个案子的评估非常完整，我认为。非常详尽。非常旁征博引，绝无仅有。但你们根本没当一回事。”史迈利不发一语。“报告已经遗失。销毁了。被介壳虫吃掉了。你们没有时间。很好，很好。你们这些热爱文书工作的魔鬼。更高一些，希儿。”她命令道，但闪闪发光的眼神仍未离开史迈利身上。“高一点，亲爱的。就在脊椎骨插进扁桃腺的地方。” 史迈利在那张老旧的沙发上坐下。 “我曾经很爱这种双面间谍对双面间谍的游戏。”康妮如置身梦境地告白，轻轻晃着头，接受希蕾莉双手的抚摸。“是不是，希儿？所有的人生都在那里。你已经不再了解了，是不是？” 她转向史迈利：“要我继续吗，亲爱的？”她用伦敦东区贫民阶级的尖酸口吻问。 “如果你能简洁地告诉我，”史迈利说，“但如果不——” “我们讲到哪儿了？我想起来了。与姜黄猪同在飞机上。他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正在喝啤酒。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对他不安好心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二十五年前相亲相爱的兄弟，小奥图——正宛如恶魔般咧嘴笑。基洛夫，原名寇斯基的弟兄有什么感觉？我们问自己，假设他还有任何感觉的话。奥图是否知道，就是可恶的我把他出卖到古拉格群岛？他会怎么做？” “他怎么做？”史迈利问，没回应她的嘲谑。 “他决定要好好地演一出戏，亲爱的。是不是，希儿？叫来一份鱼子酱，然后说：‘感谢上帝！’”她低声说了一句话，希儿歪着头倾听，咯咯笑起来。“‘香棕！’他说。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有香棕，姜黄猪付的账，他们一起喝了，然后一起搭出租车到城里，甚至在姜黄猪去干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前，他们还在咖啡馆里很快地喝了一杯小酒。基洛夫喜欢奥图。”康妮坚持，“爱他，是不是啊，希儿？他们是一对疯狂的搭档，就像我们一样。奥图很性感，奥图很风趣，奥图很有魅力，而且反独裁，步履轻快——还有——噢，姜黄猪所无法拥有的一切，再一千年都不会有！为什么五楼老是认为人只有一个动机？” “我确定我不是。”史迈利诚挚地说。 但康妮又回头对希蕾莉说话，完全不理史迈利。“基洛夫很无趣，甜心。奥图就是他的生命。就如同你对我一样。你为我的步伐带来了活力，是不是，爱人？这当然没让他不出卖奥图，不过那是天性，对不对？” 希蕾莉一面轻按着康妮的背，一面不置可否地点头。 “基洛夫对奥图·莱比锡而言又是什么呢？”史迈利问。 “恨，亲爱的。”康妮毫不迟疑地回答，“纯粹、无法稀释的恨。单纯对天立誓的绝对厌恶。恨与金钱。这是奥图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奥图一直觉得，他应该为那几年所受的屈辱得到补偿。他也想要替那个女孩讨回公道。他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他可以出卖原名寇斯基的基洛夫，换得一大笔钱。大笔、大笔、大笔的钱。然后花掉。” 等待者之怒，史迈利想，记起那张照片。再次回想起那间在机场旁贴满花格纹壁纸的房间和奥图那平心静气、带着爱抚尾音的德文，回想起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棕色眼睛，宛如他郁闷灵魂的窗户。 在维也纳的会面之后，康妮说，两人约定要在巴黎再会，而奥图很聪明地放长线钓大鱼。在维也纳，奥图没问到任何一个会让姜黄猪反感的问题；奥图是个职业高手。基洛夫结婚了吗？他问道。基洛夫挥起手臂，对这个问题哄然大笑，显示他随时都准备抛开婚姻的束缚。结婚了，但妻子在莫斯科，奥图这样报告——这让桃色陷阱更为有效。基洛夫问奥图近来做什么工作，莱比锡气势恢宏地回答：“进出口”，并说自己是个追名逐利的人，今天在维也纳，明天在汉堡。结果，他等了整整一个月——他禁得起漫长的等待——而在这一个月中，法国方面发现基洛夫分别锁定了三个定居巴黎的年老苏联移民：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商店老板，一个餐馆老板，三个人都有眷属在苏联。他提议帮忙带信、传消息和地址；他甚至建议帮忙送钱和礼物，只要体积不是过大。而为了提供有来有往的服务，下次他会再回来。没人逮捕他。在第五周，奥图打电话到基洛夫的公寓，说他刚从汉堡飞来，提议他们可以找些乐子。在晚餐上，奥图抓住时机说，这晚算他请客；他刚把某些货运到某个国家，大赚一票，有钱可以挥霍。 “这是我们替他计划好的诱饵，亲爱的。”康妮解释，这次她终于直接对着史迈利说话，“而姜黄猪上钩了，他们都一样，不是吗？保佑他们，鲑鱼每次都扑向苍蝇，不是吗？” 哪一种货？基洛夫问奥图。哪一个国家？奥图没开口回答，只在自己的鼻子上画出鹰勾鼻的形状，然后迸出一阵大笑。基洛夫也笑了，但他显然非常感兴趣。运到以色列？他问，是哪一种货？莱比锡又举起食指，指向基洛夫，做了个扣扳机的手势。运武器到以色列？基洛夫惊奇地问，但莱比锡是个职业高手，不会再多透露。他们喝酒，到脱衣舞俱乐部，聊起旧日时光。基洛夫甚至谈到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女朋友，问莱比锡知不知道她的下落。莱比锡说他不知道。凌晨时分，莱比锡建议找个伴，带回他的公寓，但基洛夫，很令他失望地拒绝了。不能在巴黎，太危险了。在维也纳或汉堡，当然没问题。但不能在巴黎。在早餐时刻，他们分手，酩酊大醉，而圆场的荷包又瘦了一百镑。 “接着，血淋淋的勾心斗角粉墨登场了。”康妮说，话锋突然一转，“首脑办公室大辩论，见鬼，你不在，索尔·恩德比小人得志地一脚踩进来，其他人就跟着凭空发挥，事情就是这样。”她又用那种名流大亨的声音说，“‘奥图·莱比锡在骗我们……我们没让法国佬先清除行动的障碍……外交部担心会有纠纷……基洛夫是个间谍……里加集团完全不够格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计划。’你到底到哪里去？可恶的柏林，是不是？” “香港。” “噢，那里。”她模糊地说，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垂下眼帘。 史迈利要希蕾莉去泡茶，她在房间的另一端，叮叮当当地弄着碗。他望着她，心想是否应该出声叫她。他看见她站着，如同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一样，就在那一夜，在圆场里，他们请他过去——她的指关节抵住嘴唇，压抑住无声的尖叫——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他正准备起程前往香港——他的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非常紧张，请他立即到密码室。史迈利先生，长官，非常紧急。顷刻之后，他匆匆穿过空无一物的回廊，两个忧心忡忡的工友簇拥着他。他们为他推开门，他踏进房里，他们退缩不前。他看见碎落一地的机器，档案、卡片索引、电报散落在房间各处，像足球场上的垃圾，墙上有用口红涂抹着的淫秽涂鸦。而在这一切的中央，他看见希蕾莉，这个被告——正如她现在的姿态一样——目光穿透厚重的织花窗帘，凝视着窗外自由明亮的天空：希蕾莉，我们献祭的圣洁处女；希蕾莉，我们圆场的新娘。 “你到底在干什么，希儿？”康妮在摇椅上粗暴地大声吼叫。 “泡茶，康。乔治想要喝杯茶。” “你管乔治要什么。”她夸张地一口顶回去，“乔治是五楼的人。乔治把基洛夫的案子压下来，现在又想要痛改前非，在这把年纪玩单人飞行的特技，对不对，乔治，对不对？甚至还对我扯谎，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已经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吃了一颗子弹，报纸是这么说的，他显然没看，除了我的报告之外，什么也没看！” 他们喝着茶。暴雨来了。第一滴雨水，重重地打在木头屋顶上。 史迈利对她使出浑身解数，史迈利谄媚着她，史迈利希望她继续。她已经为他拉出了半条线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她全拉出来。 “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来龙去脉，康。”他重复说，“我一定要听到全部的经过，只要你还记得，即使结局是痛苦的。” “结局真是他妈的痛苦。”她反驳说。 现在，该轮到基洛夫打传统牌了，她厌烦地说。下一次的会面，是一个月后在布鲁塞尔，基洛夫提到，他曾和大使馆商务部门一位对以色列军事经济特别有研究，甚至还领有研究经费的朋友谈到他们上回的对话。莱比锡是否考虑——不，是很认真地——和那个家伙谈一谈，或者，在此时此刻告诉他的老朋友欧雷格整个故事，如此一来，他甚至还能在户头里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呢。奥图说：“只要有钱拿，又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喂给基洛夫一小袋康妮和中东部门准备的饲料——全是真的，当然，也可以查证，但却对任何人都没啥大用——基洛夫认真地写下来，尽管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基洛夫与他的老板，无论是谁，都与以色列的货运、军事、经济等等毫无关系，至少在这个案子上没有。基洛夫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同谋关系，一如他们下一次在巴黎的会面所显示的那样。基洛夫对那篇报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坚持要奥图收下五千元，不拘形式地签一张收据。奥图照办。上钩之后，基洛夫就单刀直入地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可够狰狞的了，康妮说——问奥图与当地苏联移民的关系有多密切。 “拜托，康。”他低声说，“我们已经几乎讲到重点了！”她就在眼前，但他感觉得到她逐渐漂流远去，越来越远。 希蕾莉坐卧在地板上，头靠在康妮膝上。康妮心不在焉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抓着希蕾莉的头发，眼睛几乎完全闭上。 “康妮！”他又叫道。 康妮张开眼睛，露出疲惫的微笑。 “这只是羽扇脱衣舞，亲爱的。”她说，“他知、我知、你知的游戏。一般的羽扇脱衣舞。”她宽容地复述，眼睛再次闭上。 “那么，莱比锡怎么回答他？康妮！” “他做的就和我们所做的一样，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推脱。他承认与流亡团体关系不错，与将军有秘密往来。然后推脱。说他并不常造访巴黎。‘为什么不雇用当地的人呢？’他说。他在戏弄基洛夫，希儿，亲爱的，你知道。他又问：‘会伤害任何人吗？’又问了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代价是什么？给我酒吧，希儿。” “不！”希蕾莉说。 “去拿。” 史迈利倒了两指高的威士忌，看着她啜饮。“基洛夫想要奥图对移民做什么？”他说。 “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她回答说，“他要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 史迈利的神态丝毫没有透露，几个小时之前，他才从托比·艾特哈斯口中听到这句话。四年前，欧雷格·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康妮重复说。正如睡魔想要一个传奇，托比与瓦拉狄米尔曾说起。基洛夫想要为一个女情报员编造掩护身份的故事，让她能潜入巴黎。这就是重点，康妮说，基洛夫当然没这样说，事实上，他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他告诉奥图，莫斯科刚对所有的大使馆下达秘密指令，宣布说在某些条件下，分散的苏联家庭可以在海外团聚。指令上说，如果可以找到足够数量的家庭有此意愿，莫斯科将会公开宣布此一政策，借以改善苏联在人权方面的形象。就理想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引起同情的个案：比方说，女儿在苏联，与在西方的家人失去联络的单身女孩，或许正值适婚年龄。守密是最重要的，基洛夫说，必须等到搜集完成合乎条件的个案名单——想想看会有多么大的抗议声浪，如果事前泄露消息的话！ 姜黄猪的这个球实在投得不漂亮，康妮说，所以奥图为了逼真起见，一开始就嘲笑这个提案：这太疯狂了，太漏洞百出了，秘密名单？真是无聊！为什么基洛夫不直接去找流亡组织，要他们发誓守密呢？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完全没有瓜葛的人去做他的龌龊工作呢？莱比锡越是嘲笑，基洛夫就越是激动。莱比锡的工作不是去取笑莫斯科的秘密命令，基洛夫说。他开始对莱比锡大声吼叫，而康妮此时也找到大声吼叫的能量，至少是将她微弱的声音提高音量，以她想像基洛夫应该有的苏联喉音说：“‘你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他说，‘你难道不想帮助别人吗？你为什么要嘲笑这种人道措施，只因为那是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基洛夫说他自已接触了几个家庭，但无法取得信任，因此也没有进展。他开始对莱比锡施加压力，一开始是用私人情谊——“你不想帮我发展事业吗？”——失败之后，他告诉莱比锡，既然已经为钱提供秘密情报给大使馆，他或许可以慎重考虑继续合作，以免西德当局得知这段关系，把他丢出汉堡，甚至赶出德国。奥图怎么可能希望有此下场呢？最后，基洛夫付钱，而这就是奥妙之所在。“每促成一个家庭成功团聚，一万美元。”她宣布，“每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无论后来是否团聚，立即付给一千美元。现金交易。” 就在此时，五楼理所当然地认为基洛夫是脑袋出了问题，命令他们即刻放弃这个案子。 “然后，我从远东回来。”史迈利说。 “就像可怜的理查国王从十字军东征回来，你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附和道，“然后发现农民暴动，而你坏心眼的弟弟己坐上王位。”她说，“德国佬的警方要把莱比锡从法国引渡回去；我们大可以求他们放过一马，但我们没这么做。没有桃色陷阱，没有红利，没有卑鄙小人，所有的任务都取消。” “瓦拉狄米尔对这一切有什么反应？”史迈利问，仿佛他真的不知情。 康妮很困难地睁开眼睛。“什么反应？” “对取消任务反应。” “噢，大声咆哮，你还能期望他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咆哮，再咆哮。说我们毁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猎杀行动。发誓要用其他方式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哪一种猎杀行动？” 她没理会他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真枪实弹的热战了，乔治。”她说着，眼睛又闭上了。“这就是麻烦所在。一切都变成灰色了。半个天使对抗半个魔鬼。没有人知道界线何在。没有砰砰！” 再一次，史迈利又从记忆里看见那间贴满格花壁纸的旅馆房间和两个穿着黑色大衣并肩站立的身影，瓦拉狄米尔恳切地请求重新开启这个案子：“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听听看自从你命令我们停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自己花钱从巴黎飞来告诉他，因为在恩德比的命令下，法国分部已停止支付这个案子的费用。“麦斯，听我们说，拜托。”瓦拉狄米尔恳求道，“昨天深夜，基洛夫叫奥图到他的公寓去。他们有了另一次会面，奥图和基洛夫。基洛藏书网夫喝醉了，说出了令人无法置信的事！” 他看见自己回到圆场的旧办公室，恩德比已经占据了他的桌子。 那是在同一天，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藏书网 “听起来像是小奥图想逃离德国佬手掌心的最后一搏。”恩德比听完史迈利的话之后说，“他们到底想用什么罪名逮他，盗窃还是强暴？” “诈欺。”史迈利绝望地回答，因这被曲解的事实而绝望。 康妮喃喃自语。她想唱成歌，接着又想吟成诗。她想要再来些酒，但希蕾莉拿走她的杯子。 “我要你走。”希蕾莉直视史迈利说。 史迈利背靠着藤沙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他是极不情愿地问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嫌恶。他柔和的面容因下定决心而变得强硬，但仍不足以掩藏非难的痕迹。“你是否记得瓦拉狄米尔常说的一个故事，康？一个我们不曾向别人提起的故事？我们收藏起来，像是私人的珍藏？就是卡拉有个女人，他所爱的人？” “他的安恩。”她模糊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她让他的举止像个疯子！” 她的头缓缓抬起，他清楚地看见她的脸，他的声音加快，重拾力量。 “莫斯科中央流传的那些谣言，那些知情的人？卡拉的发明，他的创造，康？他如何发现她——她还是个孩子，在战火摧毁的村庄里徘徊？领养她，抚养她长大，爱上了她？” 他望着她，无视于威士忌，无视于她如死一般的倦意，他看见最后一丝兴奋，宛如瓶底的最后一滴酒，让她的面容重现光彩。 “他当时在德国阵线后方，”她说，“那是四十年代。他们有一个团队，在波罗的海地区活动。建立网络，潜伏组织。那是很大的行动，卡拉是首领。她成为他们的吉祥物。他们带着她到处征战。一个孩子，噢，乔治！” 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她的话。屋顶上的雨声越来越响。他的脸靠近她的脸，非常近，生气蓬勃的光彩，与她的脸相辉映。 “然后呢？”他说。 “然后他杀了她，亲爱的。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他仍然靠得很近，仿佛怕她在关键时刻会欲言又止，“为什么，康妮？为什么他爱她，却杀了她？” “他为她做了一切。他替她找养父母。教育她。让她长成他理想的小魔女。扮演父亲，扮演爱人，扮演上帝。她是他的玩具。然后，有一天，她突然有了逾越身份的想法。” “哪一种想法？” “迷上了革命。与该死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希望国家逐渐衰微。诘问‘为什么？’与‘为什么不？’。他叫她闭嘴，但她不听。她心中自有主见。他斥责辱骂她，但只让她变得更糟。” “而且还有个孩子。”史迈利鼓励着她，将她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握在掌中，“他让她生了个孩子，记得吗？”她的手在他掌中，在他俩的脸之间。“你研究过，是不是，康？有个没啥大事可做的时节，我让你放手去做。‘追下去吧，康。’我对你说，‘尽力追查吧，无论有什么结果。’记得吗？” 在史迈利的使劲鼓励下，她的故事重燃起最后爱恋般的热情。她说得很快，眼睛闪闪发亮。她曲折迂回地在记忆深处回溯探索。卡拉拥有这个小魔女……没错，亲爱的，是有个故事，你在听我说吗？——是的，康妮，继续，我在听。那么，听着。他把她养育成人，让她成为他的情人，然后有个小鬼，因小鬼而起争执。乔治，亲爱的，你像过去一样爱我吗？——继续，康妮，告诉我其他的部分，没错，我当然还爱你。他指责她在孩子珍贵的心灵中灌输进危险的思想，例如自由。还有爱情。一个女孩，酷似她的母亲，听说是个美人坯子。最后，这个老暴君由爱转恨，亲手毁了他的理想情人，故事结束。最初我们是从瓦拉狄米尔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接着又有零零碎碎的消息，但从来没有真凭实据。名字，不知道，亲爱的，因为他销毁了她所有的记录，杀了每一个可能听说过这件事的人，这是卡拉的作风，上帝保佑他，是不是，亲爱的，他一直是这样？其他人说她并没有死，她被谋杀的故事，只是为了误导视听，让人不再追查她的行踪。她做到了，是不是？老笨蛋还记得！ “孩子呢？”史迈利问，“那个酷似母亲的孩子呢？有投诚者的报告——是什么来着？”她一刻没停顿。这事她也记得很清楚，她的心在她前面狂奔跳跃，正如她的声音将她的呼吸远远抛在背后一般。 列宁格勒大学的某个研究员，康妮说。他说，他接受指令，要在晚上对一个古怪的女孩进行特别的政治教育，那是一个有反社会倾向的病人，高级首长的女儿。塔蒂亚娜，他只知道她叫塔蒂亚娜。她在城里到处惹是生非，但她的父亲是莫斯科的大人物，所以没人能动她一根汗毛。那女孩试图引诱他，或许也成功了，然后，她告诉他一些故事，说她爸如何因为她妈对历史阶段的缺乏信念而杀掉她。第二天，他的教授叫他去，告诉他说，如果他敢泄露半个字，他就会发现自己跌死在一块非常大的香蕉皮上…… 康妮如脱缰野马般奔驰，述说着什么结果都没有的线索，消息来源在发现的那一刻就消逝无踪。她紧张欲裂、酒意醺然的身体，似乎无法再唤起如此大的力量。 “噢，乔治，亲爱的，带我一起走吧。这是你在追寻的，我知道！谁杀了瓦拉狄米尔，为什么！从你走进来的那一刻，我就在你丑陋的脸上看见了。我以前无法辨别，现在可以了。你有你那个卡拉表情！瓦拉狄又掀开这些事，所以卡拉把他给杀了。这是你的主旨，我可以看见你正在前进。带我一起走，乔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会离开希儿，我会放下所有的一切，不再喝酒，我发誓。带我上伦敦，我会替你找出他的魔女，即使她根本不存在，即使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瓦拉狄米尔为什么叫他睡魔？”史迈利问，尽管他早已知道答案。 “这是他的笑话。是瓦拉狄米尔还在爱沙尼亚时，从他的某位德国祖先那里听来的童话故事。‘卡拉是我们的睡魔。任何人靠他太近，就会沉沉入睡。’我们从来不知道，亲爱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在卢比安卡，有人见过一个男人，说是碰到了见过她的一个女人。另外有人说是认识某个帮忙埋葬她的人。那个魔女是卡拉的神庙。但她却背叛了他。双子城，我们以前常这样说你们俩，你和卡拉，同一个苹果的两半。乔治，亲爱的，别这样！拜托！” 她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她正充满恐惧地抬头瞪着他，她的脸在他下方；他站着，低头凝视着她。希蕾莉靠着墙，叫道：“住手，住手！”他站在她上方，因她廉价且不公的同情而怒火中烧，他知道，无论是卡拉的手段或卡拉的专制，都与自己不同。他听见自己说： “不要，康妮！”并发现自己的手举至胸口的位置，手掌僵直朝下，仿佛想将什么东西压平到地面似的。他明了，自己的热情令她恐惧，他从未对她的信念或感情作出如此之大的背叛。 “我渐渐老了。”他喃喃自语，露出羞怯的微笑。 他放松下来，随着他的改变，康妮的身体也慢慢松懈下来，睡梦袭上她。刚刚还紧紧抓着他的双手已垂在膝上，宛如战壕里的尸体。 “全都是废话。”她怏怏不乐地说，笼罩着深沉的漠不关心的神色，“无聊的移民，哭喊着要他们的伏特加。放弃吧，乔治。卡拉终究还是会击败你。他欺骗你。他愚弄你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她喝了一口酒，不再在乎自己说什么。她的头再度向前低垂，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她真睡着了。“他像狐狸一样欺骗你。他欺骗我。而当你闻出叛徒的气味，他就派那个该死的比尔·海顿去把安恩骗上手，瞒过你的追踪。”她很困难地抬起头，再次凝视他。“回家吧，乔治。卡拉不会把你的过去还给你。就像在这里的老笨蛋一样。给你自己找点儿爱，等待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吧！” 她又开始咳嗽，绝望地，一声作呕的干咳，接着另一声。 雨停了。从法式窗望出去，史迈利再次看见洒在笼舍上的月光轻抚着铁丝网上的夜雾；看见戴上雾冠的枞树，爬上山冈，直入暗夜的天空，他看见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明亮的事物隐遁入黑暗，黑暗的事物却如烽火笼罩白亮的大地；他看见突然出现的月亮，逐渐从云雾中露出清晰的身影，召唤他踏进骚动不安的裂隙里；他看见一个黑色身影，穿着威灵顿靴，戴着头巾，跑上巷道，他知道那是希蕾莉，她一定是偷偷溜出去，没引起他的注意。他记起自己曾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他走回康妮身边，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康妮流着泪，晃着身子，不断谈论爱情。爱是积极的力量，她口齿不清地说——去问希儿。但希蕾莉不在这儿，没人可问。爱是投向水中的石子，如果石子够多，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而掀起的涟漪也会大到足以横越海洋，征服憎恨与愤世嫉俗。“甚至是无恶不作的卡拉，亲爱的。”她向他保证，“这就是希儿说的。废话，对不对？这是废话，希儿！”她大叫。 然后，康妮又闭上眼睛，一会儿之后，从呼吸听来，她已经睡了，又或许她只是假装入睡，以避免向他道别的痛苦。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冰冷的夜色里。真是奇迹，汽车的发动机竟然发动了。他开始爬上巷道，但仍望着希蕾莉。他转过一个弯道，看见她沐浴在车头灯的光线里。她瑟缩地站在树丛中，等待他离去，之后才回康妮身边。她又用手捂着脸，他觉得自己看见血迹；也许她用指甲抓伤了自己。他驶过她身旁，从镜子里看着她，在车尾灯的亮光中，她凝望着他，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幻化成混沌的鬼魂，那些真正在冲突中罹难的鬼魂，那些在战火硝烟中落难，遇袭、挨饿、被剥夺曾拥有的一切与爱的人。他直等到她再度走下山冈，走向达佳的灯火。 在希思罗机场，他买了第二天早晨的机票，然后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这是同一个房间，据他所知，虽然墙壁并没有格花壁纸。整个晚上，旅馆都喧闹不休，史迈利也一样彻夜未眠。他听见水管的叮当声，电话的铃声，还有那些不想睡或不能睡的爱侣们的轰然巨响。 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他心中复述，是睡魔本人派基洛夫去接触移民，寻找一个传奇。 第十六章 史迈利 5728." >在上午稍晚时分抵达汉堡，搭机场巴士到市中心。雾气徘徊不散，天气非常冷。在车站广场几度被拒后，他终于找到一家生意清淡的饭店，这家年代久远的饭店还高挂着一张同时发给三个人的许可执照。他签下了“史坦法斯特”的名字，然后，快步跟随租车营业员，租了一辆小型的欧宝，停放在有扩音器轻声播放贝多芬音乐的地下停车场。车子是他的后门。他不知道何时会派上用场，但他知道必须有辆车在那里。他再次漫步，走向阿尔斯特湖，以特有的敏锐感受着周遭的一切：狂躁的交通，和只给百万富翁子女的玩具店。城市的噪音像猛烈的火墙向他袭来，让他忘却寒意。德国是他的第二天性，甚至是第二灵魂。在年轻岁月，德国文学曾是他热爱的对象、他教养的泉源。他可以把德文像制服般穿在身上，勇敢无畏地流利言说。然而，他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险的感觉，因为大半个战争期间，年轻的史迈利在这里度过孤寂恐怖的间谍岁月，那种置身敌人领土的危机意识，永远滞留心头，挥之不去。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汉堡是一个富裕优雅的港口城镇，在英国作风的外衣下，掩藏着轻浮的灵魂；成年之后，在空袭的千百颗炸弹轰炸下，汉堡被粉碎成中世纪时的黝黯阴森。他曾见过战后第一年的汉堡，无数冒着硝烟的炸弹坑，幸存者清理着宛如战场的瓦砾石堆。而今天，他眼中的汉堡充斥着不知名的罐头音乐，以及高耸的混凝土与被烟熏黑的玻璃。 抵达阿尔斯特湖之后，他走上那条怡人的便道，来到伟林登上汽船的码头。他记下来，在平日，第一班渡轮是早上七点十分开出，最后一班是晚间八点十五分。伟林来的那天是平日。十五分钟后有一班汽船。他看着轻艇与红松鼠打发等待的时间，就像伟林当时一样。汽船抵达时，他坐上伟林当天所坐的船尾座位，一处位于顶篷下的开放空间。与他同船的包括一群学童和三个修女。他微觉头晕，闭眼坐着，耳中尽是他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汽船走到湖心时，他站起来，穿过客舱，到船首的窗边，向外望，显然是想要确定些什么事，瞄了一眼表，然后走回座位，直坐到金方史帝格，也就是他上船的地方。 伟林的故事完全吻合实情。史迈利的期望也是如此，但在一个疑问不绝的世界，再确认总是没错的。 他吃过午饭，然后到邮局总局去，花了一个小时查阅旧的分类电话号码簿，和欧斯特拉柯娃在巴黎所做的颇为相似，尽管理由完全不同。他的研究圆满完成，他愉悦地在四季饭店的沙龙休息，读着报纸，直到黄昏。 在一本汉堡娱乐场所指南中，“蓝钻石”并不列在夜总会，而是在“情色”项下，而且奢华程度与消费水准评列三颗星。“蓝钻石”位于圣保利，但小心翼冀地避开主要区域，僻处于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巷弄，贴有瓷砖，阴暗，满是鱼的气味。史迈利按下门铃，电动开关打开来。他走进屋里，立即站在一间整齐的接待室中，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伶俐年轻人操控着一部灰色的机械装置。在墙上，灰色的录音带卷轴缓缓转动，但录音带的音乐却是从其他地方播放出来的。桌上有一部精巧的电话系统，也是灰色的，亮光闪烁，滴答作响。 “我想在这里打发一些时间。”史迈利说。 这里就是他们接我电话的地方，他想，当我拨打瓦拉狄米尔在汉堡的联络电话时。 那个伶俐的年轻人从桌上抽出一张印刷的表格，透露秘密似的低声解释手续，像个律师，或许那正是他白天的职业呢。会员费一百七十五马克，他轻声说。这是一年的年费，史迈利在这一整年中可以免费入场，只要他愿意，来多少次都可以。第一杯酒必须再付二十五马克，其后的饮料价格高昂，但并非不合理。第一杯酒非点不可，就像会员费，必须在入场时缴纳。所有其他形式的娱乐完全免费，当然女郎们会很乐意接受礼物。史迈利可以用任何名字填写表格，并由年轻人在此亲自归档。他惟一必须做的，就是下次造访时记住自己登录入会的名字，无须再办任何手续就可获准入场。 史迈利放下钱，在他一生中所用过的数十个假名中再添一个。他走下楼梯，穿过第二道电动门，进入一条窄窄的信道，旁边是一列小房间。房间都还是空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此刻黑夜才刚刚揭开序幕。在信道的尽头，矗立着第三道门。一穿过门，他就进入一片漆黑之中，震耳欲聋的乐声，是那名伶俐年轻男子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一个男声对他说话，一小丝光束引他到桌旁。他拿到一张饮料单。 “经营者，C·柯列兹奇玛。”他读着酒单下方的一小行字bbr>..。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想独处，不要人陪。” “我会知会工作人员，先生。”侍者以俨然推心置腹的态度说，并收下了他的小费。 “关于柯列兹奇玛先生，他该不会刚好是萨克森人吧？” “没错，先生。” 比东德还糟，托比·艾特哈斯如是说。萨克森。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他啜着威士忌，等待眼睛适应室内的灯光。不知从何处射出蓝色的光，让裤脚和衣领闪着诡异的光芒。他看见许多白色的脸庞与白色的身体。这里有两层，他所坐的底层，布置着桌台和扶手椅。上层有六个独立的包厢，就像剧院里的包厢一样，各有着蓝色的照明。他推断，就在这些包厢的其中一间，无论是否知情，那藏书网四个人被拍下了照片。他回忆照片的画面，想找出拍摄的角度。那是从上方往下拍的——从正上方。但“正上方”意味着墙壁上方黑漆漆的某处，某个目光无法穿透的地方，即使是史迈利的眼睛也无法透视。 音乐静息，从同一个扩音器传来余兴节目开始的消息。主持人说，节目名称是“老柏林”，而主持人的声音也是老柏林式的：虚张声势，鼻音浓重，充满挑逗意味。一定是那伶俐的年轻男子换了录音带。帘幕升起，露出一个小小的舞台。在灯光乍现的那一瞬间，他很快地抬头一瞥，这一次，他看见了想找的东西：在墙上非常高的地方，有一个镶着烟熏玻璃的小观测窗。他隐约觉得摄影师有使用特殊照相机；有人告诉他，现在昏暗已无碍摄影。我应该问托比的，他想，托比对这些技术有很透彻的了解。舞台上，开始表演做爱的场景，机械式的动作，不得要领，无精打采。史迈利把注意力转向房里散落各处的人身上。女郎们都很漂亮，一丝不挂，而且年轻，和照片里的女郎一样年轻。已有伴侣的女郎，坐卧在伴侣身上，仿佛很以他们的年迈与丑陋为乐。而没伴侣的女郎则静静坐在一起，像是等待召唤上场的橄榄球球员。扩音器里传出的喧闹变得非常大声，混杂着音乐与歇斯底里的旁白。在柏林，他们居然会把节目叫做“老汉堡”。舞台上的那对男女加倍努力，但成果却极其有限。史迈利怀疑，如果照片里的女郎出现了，自己能否认得出来。他最后断论，认不出来。帘幕关上。他点了另一杯威士忌，松一口气。 “柯列兹奇玛先生今晚在店里吗？”他问侍者。 柯列兹奇玛是很负责任的人，侍者解释说，柯列兹奇玛先生必须把时间分配给好几间店。 “如果他来了，请让我知道。” “他会在十一点整到店里来，先生。” 在吧台旁，几对赤身裸体的伴侣开始跳舞。他又忍耐了半个钟头，才走回前厅的办公室。途中又经过那一列小房间，有些都已有人。那个伶俐的年轻男子问他应该如何通报。 “告诉他，这是非常特殊的请求。”史迈利说。 伶俐的年轻男子按下一个钮，非常平静地说话，一如他对史迈利说话的声调。 楼上的办公室像外科手术房一样整洁，有一张晶亮的塑料桌，与更多的机械装置。一架闭路电视播映楼下的场景，画面清晰，如同白昼。还有史迈利已注意到的那一面观测窗，俯瞰个别的包厢。柯列兹奇玛先生是标准的德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年约五十，外表体面，矮壮结实，穿着黑西装，打着浅色的领带。他有一头稻草黄的头发，是个好萨克森人应该会有的模样，温和的面容，既无欢迎也无拒绝的神色。他神采奕奕地与史迈利握手，示意就座，似乎非常习惯处理特殊请求。 “请坐。”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开场白已结束。 无处可走，只能前进。 “我知道你以前和我认识的一个叫奥图·莱比锡的人是生意伙伴。”史迈利说，他自己觉得声音似乎有些过大，“我刚好到汉堡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到处都找不到他的地址。”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咖啡装在银壶中，壶把裹着纸巾，让他倒咖啡时不致伤了手指。他喝了咖啡，小心地放下杯子，避免碰撞。 “你是谁？请告诉我。”柯列兹奇玛先生问。萨克森腔的鼻音，让他的声音显得平板单调。微皱眉头，更增添几分令人尊敬的气息。 “奥图叫我麦斯。”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句话毫无反应，但他不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他的目光，史迈利再次注意到，颇不寻常的纯真无邪。奥图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托比这样说。如果是紧急的会面，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的角色。 “你找莱比锡先生有什么事？请容我这么问。” “我代表一家大公司。”史迈利说，“在许多业务中，有一项是为自由报道者设的文学与摄影部门。” “所以呢？” “从很久以前，我的母公司就很乐意偶尔从莱比锡先生那里收到一些作品——通过中间人——交给我们的客户去加工与处理。” “所以呢？”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一次。他的头微微上扬，但表情毫无改变。 “最近，我们母公司与莱比锡先生的交易关系作了一些修正。”他略微停顿，“最初是通过电话。”他说，但柯列兹奇玛很可能没听过电话的事。“他再次经由中间人寄给我们一份作品的样本，我们很希望能向他订购。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他讨论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委托事宜。当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应该由莱比锡先生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莱比锡先生寄给你们的作品——请告诉我，麦斯先生？” “是一张情色照片的底片。我的公司一向坚持只收底片。当然，莱比锡先生很清楚。”史迈利很谨慎地指着房间的另一端。“我很相信照片是从这个窗户往下拍的。很特别的是，这张照片里，莱比锡先生亲自上阵当模特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操作相机的必然是他的朋友或生意伙伴。” 柯列兹奇玛先生蓝色的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也仍然天真无邪。他的脸，尽管很怪异地毫无特色可言，却给史迈利一种勇敢无畏的感觉，但他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你要和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托比曾说。 “还有另一个问题。”史迈利说。 “嗯？” “很不幸的，在这张底片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不久，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那位先生，遇到了严重的意外。因此也就影响了与莱比锡先生的一般联络渠道。”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忧虑形于色。他颇为关切地皱起眉头，柔和的脸庞被乌云笼罩，他非常尖锐地开口说：“什么意外？哪一种意外？” “致命的意外。我来警告奥图，同时也要和他谈谈。” 柯列兹奇玛先生有一支纯金铅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服内侧的口袋掏出来，拍拍笔头，仍然皱着眉头，在面前的便笺上画了一个圆形。然后他在上头加了一个十字架，又画了一条线穿过他的创作，接着咋舌说：“可怜！”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整顿好，对着机器简洁地说：“不准打扰！”只听见一阵喃喃低语声，是那个浑身灰色的接待员表示收到指示。 “你说莱比锡先生是你母公司的一个旧识？”柯列兹奇玛先生重拾话题。 “我相信你也是，很久以前，柯列兹奇玛先生。” “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 “他被枪杀。”史迈利说，他看见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脸再次因不快而畏缩。“是谋杀。”史迈利加上一句，仿佛是要向他保证似的。“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或其他的情况。” “当然。”柯列兹奇玛先生边说边请史迈利抽烟。史迈利辞谢，他便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按熄。他的面容显得更加苍白。 “你见过奥图？你认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以轻松聊天的口气问道。 “我见过他一次。” “在哪里？” “我不方便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并非不以为然，而是茫然困惑。 “告诉我，拜托。如果你的母公司——好吧，伦敦——想要直接与莱比锡先生接触，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通过《汉堡晚报》的广告安排。” “如果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要与他联络呢？” “那就通过你。” “你是警察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镇静地问，“苏格兰场？” “不是。”史迈利瞪着柯列兹奇玛先生，柯列兹奇玛先生也回敬他一眼。 “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史迈利有些不知所措，没能立即回答。“例如一封介绍信，一张名片，比方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真是可怜！” “也许等我见到他，就会更了解你的问题。” “但你见过证据，一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或许？” 史迈利掏出皮夹，把那张照片递过桌子。柯列兹奇玛先生握住照片边缘，仔细查看了好一会儿，但只是为了确认，然后就放在面前的塑料桌面上。看到这个动作，史迈利的第六感告诉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就要发表声明了，就像德国人发表声明时偶尔会有的模样一般——无论声明的内容关乎哲学，或个人的遭受排挤，或是为了赢得喜爱，或引起怜悯。他开始怀疑，至少是以他自己的判断，柯列兹奇玛先生其实是个富有同情心却遭误解的人，一个真心诚意的人，甚至是一个好人；他最初的沉默不语，是极不情愿却必须常穿在身上的职业套装，因为他的深情重义，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中，难以找到共鸣。 “我希望向你说明，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高尚的店。”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在宛如诊所的摩登照明下，他再次看着面前的照片。“我并没有拍摄顾客照片的习惯。其他人卖领带，我卖性爱。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以规矩、正确的态度经营我的生意。但这不是我的生意。这是友谊。” 史迈利聪明地保持沉默。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他压低声音，仿佛吐露心声：“你认识他，麦斯先生？那个老将军？你和他有亲身接触？” “是的。” “他是个人物，就我所知？” “他的确是。” “一头狮子，呃？” “一头狮子。” “奥图一直狂热地爱他。我的名字是克劳斯。‘克劳斯，’他这样对我说，‘那个瓦拉狄米尔，我爱那个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奥图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将军也是吗？” “他是。”史迈利说。 “很多人不相信奥图。你的母公司也是，他们一向不相信他。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怪他们。但将军不同，他相信奥图。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大事他都相信。”柯列兹奇玛先生举起前臂，握紧拳头，那真是非常大的拳头。“事情变得棘手时，老将军完全信任奥图。我也相信奥图，麦斯先生。在大事上。但我是个德国人，我不介入政治，我是个生意人。对我来说，难民的故事已经结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 “但对奥图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奥图是个梦想家。我可以用这个字。梦想家。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南辕北辙的一个原因。然而，他还是我的朋友。任何人伤害他，柯列兹奇玛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脸上瞬间蒙上困惑神色。“你确定没带任何东西来给我，麦斯先生？” “除了照片之外，我没有东西给你。” 柯列兹奇玛先生极不情愿地再次对此表示轻蔑；但这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很不安。 “老将军在英国被枪杀？”最后他问。 “是的。” “你认为奥图也有危险？” “是的，但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活力充沛地连点了两次头。 “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是。这是他给我的鲜明印象。我告诉他很多次：‘奥图，你真该去当走钢丝的特技演员。’就我看来，对奥图而言，没有一天是值得活的，除非有至少六个不同的理由，让那一天有可能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一天。你容许我稍微描述我和奥图的关系吗？” “请说。”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手肘放在塑料桌面上，换了一个宜于倾诉心声的舒适坐姿。 “有一段时间，奥图和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做什么都在一起——干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可以这么说。我来自萨克森，奥图来自东边。波罗的海人。不是苏联人——他坚持——是爱沙尼亚人。他有过很艰困的时期，蹲过好几个牢房，有些坏家伙背叛他，回爱沙尼亚去。有个女孩死了，他几乎要疯了。我们没有钱，我们是鸡鸣狗盗的同伙人。这很正常，麦斯先生。” 史迈利了解。 “我们的生意中有一项是卖情报。你说得很对，在那段时间，情报是很有价值的商品。例如，我们听说有个难民刚抵达，还没接受联军的讯问。或者有个苏联的投诚者。或者是货柜船的船东。我们听说有这个人，就去问他话。如果我们够灵活，还可以把相同的情报，包装成不同的版本，卖给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买家。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德国人自己，早就蓄势待发。有时候，暧昧不明的情报，甚至有五个买家。”他脸上堆起笑容，“但只有暧昧不明的情报才能这样，是吧？在其他的情况下，例如当我们没有情报来源，就自己编造。我们有地图，有丰富的想像力，有频繁的接触。别误会我的意思，柯列兹奇玛是共产党之敌。我们谈的是陈年往事，就像你说的，麦斯先生。我们必须生存。奥图构想，柯列兹奇玛执行。奥图不是创造这些情报的人，我会这么说。”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 “但就某个角度来说，奥图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有债要讨。他常常这样说。或许是那些背叛他、杀了他女人的家伙，或许是全人类。我究竟知道什么？他必须采取行动。政治行动。就为了这个缘故，他到巴黎去，参加了许多活动，许多。”柯列兹奇玛先生让自己稍加沉思。“我坦诚相告。”他宣称。 “我会尊重你对我的信任。”史迈利说。 “我相信你。你是麦斯。将军是你的朋友，奥图告诉过我。奥图见过你一次，他很敬佩你。很好。我应该对你坦白。很多年以前，奥图·莱比锡曾经为我下狱。那个时候，我没有地位。现在，我有钱，负担得起社会地位了。我们偷了一些东西，他被抓，他说谎，揽下所有的责任。我想给他钱。他说：‘这是干什么？如果你是奥图·莱比锡，待在牢里一年，简直是度假。’我每个星期去看他，我贿赂警卫，带给他特别的食物，有一次甚至还带了个女人。他出来以后，我又想给他钱。他拒绝了。‘有一天，我会向你提出一些要求。’他说，‘也许是你的老婆。’‘你就上她吧，’我告诉他，‘没问题。’麦斯先生，我相信你是个英国人。你会认同我的立场。” 史迈利说他会。 “两个月前，也许更久以前，也许不到两个月，老将军打电话来。他有急事要找奥图。‘不能明天，一定要今晚。’有时候，他会从巴黎打来，使用代号，很无聊。老将军是个神秘兮兮的人。奥图也是。就像小孩，知道我的意思吗？别提了。” 柯列兹奇玛先生用他的大手拂过脸庞，像是抹掉蜘蛛网似的。 “‘听着，’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奥图在哪里。上次我听到他的消息，他正因为某些新开创的生意，惹上了大麻烦。我会去找他，但这要花时间。也许明天，也许十天。’然后那个老头子说，‘我寄给你一封给他的信。你不惜生命，也要保护那封信。’第二天，来了一封信，寄给柯列兹奇玛的快信，伦敦的邮戳。里面有第二层信封。‘给奥图，机密’机密，是吧？所以那个老家伙疯了。别提了。你知道他手写的字迹，又大又粗，像军队的命令？” 史迈利知道。 “我找到奥图。他又在避风头，没有钱。他只有一套西装，但穿得像个电影明星。我把老家伙的信给他。” “那是很厚的一叠。”史迈利试探地说，他想到那长达七页的影印纸。想到米凯尔的那部黑色机器，像坦克一样停放在图书馆里。 “当然。一封长信。我人在那里，他就打开信——” 柯列兹奇玛先生突然停下来，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是极不情愿地察觉到自己应有所保留。 “一封长信。”他又说，“很多页。他读了信，显得非常兴奋。‘克劳斯，’他说，‘借我一些钱。我要到巴黎一趟。’我借他一些钱，五百马克，没问题。在这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不常见到他。偶尔几次，他到这里来，打电话。我没听。然后，一个月前，他来找我。”他再次停顿，而且史迈利也再次感觉到他有所保留。“我很坦白。”他说，仿佛再次要求史迈利守密，“他——嗯，我会说他很兴奋。” “他想要用夜总会。”史迈利满怀希望地试探。 “‘克劳斯，’他说，‘照我的要求做，你就不欠我什么了。’他说这是个桃色陷阱。他会带一个人到夜总会来，一个苏联人，他很熟的人，一头卑鄙无耻的猪。这个人是目标。奥图叫他‘目标’。他说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机会，是他所等待的一切。最好的女郎，最好的香棕，最好的表演。只有一夜，克列兹奇玛招待。是他所有努力的高潮，他说。讨回旧债，也可以赚点钱的机会。这是他们欠他的。现在，他要讨回公道。他保证没有后续影响。我说：‘没问题。’‘同时，克劳斯，我希望你帮我们照相。’他对我说。我又说：‘没问题。’因此他来这里。带了他的那个目标。”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叙述突然变得毫无特色的淡薄。抓住空当，史迈利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意旨却远超过其简单的内容：“他们讲什么语言？”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微迟疑，皱起眉头，但终究还是回答了：“起初，那个目标假装是法国人，但女郎们不太能说法文，所以他和她们讲德文。但和奥图，他讲俄文。他很惹人厌，那个目标。身上有异味，汗流浃背，而且很多行事作风都算不上绅士。女郎们不喜欢和他在一起。她们来找我抱怨。我赶她们回去，但她们还是一直发牢骚。” 他似乎有些困窘。 “另一个小问题。”史迈利说，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又回来了。 “请说。” “奥图·莱比锡着手计划勒索这个人时，怎么能保证绝对不会有后续影响？” “这个目标并非最终目的。”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缩皱起嘴唇，强化这个重点，“他是手段。” “找上其他人的手段？” “奥图没说得很清楚。‘将军梯子上的一阶，’他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克劳斯，这个目标已经足够。目标，以及之后的钱。但对将军来说，他只是梯子上的一阶。对麦斯也是。’基于我所无法理解的原因，钱也必须视将军满意的程度而定。或者是你满意的程度。”他顿了一下，仿佛希望史迈利点醒他。但史迈利没有。“我并不希望提出问题或条件。”柯列兹奇玛先生继续说，遣词用句更加严谨，“奥图和他的目标从后门进来，直接进到一个包厢里。我们小心安排，不让他从任何地方看出这间夜总会的名字。不久以前，这条路下去一点的地方，有家夜总会倒闭。”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但从声调听来，他对这件事并未感到不安。“那个地方叫‘富丽殿雅特’(Freudenjacht)。我在拍卖时买了一些配备，火柴，盘子。我们把这些东西布置在包厢里。”史迈利还记得在那张照片里，烟灰缸上有“ACHT”的字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俩人谈什么？” “不行。”他改变答案，“我不懂俄文。”他说。他的手又做了个否认的手势。“他们讲德文时，谈的是上帝和世界。无所不谈。” “我懂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奥图的态度怎么样？”史迈利问，“他仍然很兴奋吗？” “在我这一生中，从没见过奥图这个样子。他像刽子手一样放声大笑，同时讲三种语言，没喝醉酒，但举止却像喝醉了一样，唱歌，讲笑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了一次，略带困窘。 史迈利谨慎地望着观测窗，以及灰色的机械箱。他也再次瞥了柯列兹奇玛先生小小的电视屏幕一眼，那一墙之隔，两两成对的白色肉体，无声的画面。他审度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了解其逻辑。他察觉到其价值。一路引领他探索至此的直觉，此时也制止着他。此刻，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短视近利，能值得他冒险失去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相知相惜，关闭通往奥图·莱比锡之路。 “对于他的目标，奥图没多加描述？”史迈利问，只是为了问些问题，让他能继续进行对话。 “那天晚上，他上来找我一次。上来这里。他暂时离开同伴，到这里来，确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看着这里的屏幕大笑。‘现在，我已经把他逼上悬崖，他无路可退。’他说。我没再多问。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柯列兹奇玛先生在皮底镶金边的便笺上，为史迈利写下他的指引。 “奥图生活的环境很糟。”他说，“没人能改变。给他钱也无法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他仍然——”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在他内心，麦斯先生，仍然是个吉卜赛人。别误会我的意思。” “你会警告他说我来了吗？” “我们同意不使用电话。我们之间的正式渠道已完全封闭。”他递过那张纸，“我很认真地建议你小心。奥图听到老将军被枪杀的消息，一定会非常愤怒。”他看着史迈利走到门边。“楼下收了你多少钱？” “抱歉？” “楼下。他们拿了你多少钱？” “一百七十五马克的会员费。” “包括饮料，至少两百马克。我会叫他们在门口退还给你。这些日子以来，你们英国人可穷了。太多贸易联盟。你觉得表演怎么样？” “非常有艺术性。”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再次对史迈利的回答大感欣喜。他拍拍史迈利的肩膀：“或许你该在生活中多找些乐子。” “也许我已经找到乐子了。”史迈利表示赞同。 “替我向奥图问好。”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我会的。”史迈利答应。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同样迷惑的神情倏然掠过。 “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他再次问，“没有文件，例如？” “没有。” “可怜。” 史迈利离开时，柯列兹奇玛先生已坐在电话旁，处理其他的特殊请求。 他回到旅馆。一个醉醺醺的夜间门房替他开门，不断提议要送几个棒透的妞儿到史迈利房里。在随风飘送的教堂钟声与港口装卸货的喧闹声中，他醒了过来，倘若他真曾入睡的话。但是，夜晚的梦魇并未随日光的降临而消散，当他开着租来的欧宝，往北开过沼泽区时，夜里缠绕着他的惊惧，依旧在迷雾中徘徊不去。 第十七章 道路像风景画一样空无人车。在迷雾的间隙，他一会儿瞥见一片玉米田，一会儿瞥见蜷伏在风中的红色农舍。在一个蓝色写着“KAI”的标志处，他突然转进一条下坡的道路，开下两段坡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码头，几幢低矮的灰色建筑，侏儒一般匍匐在货柜船的甲板之下，入口处矗立着红白相间的标竿，以及好几种不同语言书写的海关公告，但放眼望去，杳无人迹。史迈利停下车，走了几步到栅栏边。红色的按钮大得像茶杯碟一样。他按了一下，刺耳的鸣声让一对苍鹭拍翅飞进白茫茫的雾气中。在他左边，矗立着管状支柱的管制塔。他听见门用力关上与金属环的声音，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制服、蓄着胡子的人影，从铁梯上砰砰走下来。那人对他叫道：“你要干吗？”但没等史迈利回答，就解开木栅，挥手要他通过。柏油与碎石混合的地面，简直像一大片被轰炸粉碎再用水泥黏结的区域，边缘耸立着起重吊架，上方则是雾气未散的苍白天空。再远处，低伏的海洋似乎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货运而支离破碎。从后视镜望去，海滨小镇高高低低的建筑轮廓，宛如老照片里若隐若现的景色。他望向大海，在浓雾中看见浮标与明灭闪烁的灯光，标示着与东德的海界，以及苏联帝国长达七千五百英里的疆界的开端。那是苍鹭飞去的方向。他在红白相间的圆锥柱中穿梭前进，开到一个堆满汽车轮胎与圆木的货柜场。“货柜场的左边。”柯列兹奇玛先生如是说。史迈利遵照指示缓缓左转，寻找一间老旧的房子，虽然老房子在这倾圮之地简直是不可能有的事。但柯列兹奇玛先生说：“找一间标示着‘办公室’的老房子。”而柯列兹奇玛先生从不犯错。 他颠簸驶过一段铁轨，开向货柜船。朝阳的光束穿透迷雾，让货柜船的白漆发出炫目光芒。他驶进一条巷道，两旁是起重机的控制室，每一间都像是摩登的信号房，每一间都有着绿色的杠杆与大大的窗户。在巷道的尽头，一如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言，有一间老旧的锡板屋，顶上搭着高耸如浮雕的山形屋顶，竖着一根表漆剥落的旗竿，杂乱拉进房里的电线，仿佛将房子缠住一般，屋旁有一个老旧的汲水池，底座放着一个锡杯。木门上，褪色的哥德字体写着“BUREAU”（办公室），是法文而非德文。在上方，一行较新的字迹写着“P·K·柏根，进出口”。他在那里当夜班职员，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白天干些什么，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 他按了门铃，然后后退几步，让自己明显可见。他的手放在口袋外，也明显可见。他把大衣的纽扣直扣到颈部。没戴帽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让屋里的人可以看见车里没人。我独自一人，而且没带武器，他试着这么说，我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你这一边的人。他再次按铃，叫着：“莱比锡先生！”一扇较高的窗打开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睡眼迷蒙地探出头，肩上还裹着毛毯。 “对不起，”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我要找莱比锡先生。有很重要的事。” “不在这里。”她说，露出微笑。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很年轻，没刮胡子，双臂和胸前都有刺青。他们彼此交谈，史迈利猜他们讲的是波兰文。 “不在这里。”男人颇有戒心地说，“奥图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暂时租用的房客。”年轻女人朝下喊道，“奥图破产，搬到他的乡下别墅以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 她把这句话再对她的男人说一次，男人笑了起来。“不在这里。”他再次说，“没有钱。没人有钱。”他们享受着这怡人的清晨，相偎相伴。 “你们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史迈利问。 两人又是一番讨论。是这天或那天？史迈利认为他们已失去时间概念。 “星期四。”女人宣布，再次露出微笑。 “星期四。”她的男人附和道。 “我有好消息要通知他。”史迈利受到她情绪的感染，愉悦地解释。他拍拍衣服口袋：“钱，哗啦啦，全是给奥图的，他赚的佣金。我昨天答应要送来给他的。” 女孩翻译这段话，男人与她争论。女孩又笑了起来。 “我朋友说别给他，否则奥图就会回来，把我们赶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做爱了。” 试试看水畔营区，她建议，用赤裸的手臂指引方向。从大马路过去两公里，穿过铁路，经过风车，然后右转——她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姿态优美地将一条手臂缠绕在爱人身上——没错，右边，向右走到湖边，除非走到湖边，否则你根本看不见湖的踪影。 “那个地方叫什么？”史迈利问。 “没有名字。”她说，“就只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出租的假日房舍，然后开到船边。找华瑟。如果奥图在附近，华瑟会知道上哪里找他。” “谢谢你。” “华瑟什么都知道！”她叫道，“他像个教授！”她也翻译了这句话，但这回，男人看似发怒。 “坏教授！”他朝下喊，“华瑟是坏蛋！” “你也是教授吗？”女孩问史迈利。 “不，不是，很可惜我不是。”他笑着谢谢他们，他们像庆祝会上的孩子，看着他上车。这一天，这洒落大地的阳光，以及他的来访——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平添乐趣。他摇下车窗，向他们道别，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但不清楚。 “你说什么？”他抬头对她喊道，仍然面带微笑。 “我说：那么，奥图就有双重的好运可以翻身了。”那女孩说。 “为什么？”史迈利问，并停下发动机，“为什么他有双重的好运？” 女孩耸耸肩。毛毯从她的肩头滑落。除了毛毯，她身无寸缕。她的男人用手臂环住她，为了维持体统，拉起她的毛毯。 “上个星期，从东边来了不速之客。”她说，“今天又有钱。”她张开手。“奥图是个幸运儿。就这样。” 然后，她看着史迈利的脸，笑意倏然消退。 “不速之客？”史迈利问，“是什么人？” “从东边来的。”她说。 看到她神色惊慌，害怕她就此消失，史迈利勉为其难地维持愉快的表情。 “不是他的兄弟，是吗？”他愉快地问，非常热心。他伸出一手，比画着那神秘弟兄的身形。“矮个子？像我一样戴眼镜？” “不，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有司机的。很有钱。” 史迈利摇摇头，假装有些失望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说，“奥图的兄弟肯定从来没有钱过。”他继续大笑，“除非他是那个司机。”他加上一句。 他完全遵照她的指引，虽面对紧急状况，却出奇的平静。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主观的意愿。听天由命，祈愿祷告，与你的造物主达成交易。噢，上帝，别让这事发生，别有另一个瓦拉狄米尔。在阳光的照耀下，棕色的田野转为金色，但史迈利背上的汗水，却像一只冰冷的手刺痛他的肌肤。他遵照她的指引而走，看着一景一物，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日，因为他知道那个有司机的大个儿已抢在他前面。他看见一幢农舍，谷仓里有着老旧的马犁，粗糙的啤酒标示闪着霓虹灯，窗台上的天竺葵红似鲜血。他看见状似巨大胡椒研磨机的风车，白鹅满地逐风奔跑的田野。他看见宛如风帆轻掠过围篱的苍鹭。他开得太快了。我应该更常开车，他想，我疏于练习，难以掌控。路面从柏油变成石砾，再变成沙土，沙土卷起，盖上车子，仿佛沙尘暴。他进入疏落的松树林里，在树丛的另一边，他看见一个写着“假日房舍出租”的标示，和一排门窗紧闭、等待夏日粉刷的石棉平房。 4ed6." >他继续往前开，一段距离之后，他看见林立的桅杆，和一汪低落的棕色湖水。他朝桅杆开去，驶过一个坑洞，听见车底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他猜想是排气管，因为他发动机的噪音骤然变大，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半的水鸟都因他的抵达而受惊。 他经过一个农场，驶进浓密的防风林中，接着，一幅明亮的白色图画呈现眼前，破败的防护堤与淡淡橄榄绿的芦苇是前景，其余的部分则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船只停泊在他右边，就在湖湾旁。破旧的篷车停在路旁，肮脏的洗涤衣物挂在电视天线间。他经过一顶有着菜圃的帐篷，和几间以前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小屋。其中一间彩绘着幻想的日出，但色泽己斑驳剥落。屋旁有几辆旧车和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他停下车，沿着一条泥泞小径，穿过芦苇到湖岸。在长着草的港口边，停了几艘即兴翻造的船屋，有几艘还是从战时的登陆艇翻修而成。这里更冷，不知为何，也更暗。眼前所见的船都是日间停泊的船，胡乱地系泊在一起，大部分都覆盖着防水油布。好几部收音机在响，但他起初没见到任何人。然后，他注意到一阵浪纹，以及在水波上快速前进的快艇。在快艇上，一个看似乖戾的老人，穿着帆布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按摩着自己的脖子，仿佛刚刚睡醒。 “你是华瑟吗？”史迈利问。 依旧轻抚着脖子的老人似乎点了头。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在码头那边，他们告诉我说应该来这里找他。” 在华瑟宛如棕色皱纹纸的脸上，剪出一对杏仁形的眼睛。 “伊莎朵拉。”他说。 他指着湖岸更远处一段东倒西歪的防护堤。“伊莎朵拉”就在防护堤的尽头，一艘走霉运的四十英尺长的机械动力船，一幢等待倾圮的豪华大饭店。舷窗全挂上窗帘，其中一扇窗已粉碎，其他的则用思高牌胶带修复。他危危颤颤地踏上防护堤的条板。差点儿跌倒，一次，两次，为了跨越间隙，他不得不加大步幅，这对他的一双短腿来说，似乎颇不安全。走到防护堤的尽头，他发现“伊莎朵拉”没系上缆绳，随波漂动。船尾从系泊处松脱开来，漂流到离岸十二英尺之处，这或许已是她航行过最远的航程了。舱门紧闭，窗户全掩上窗帘。旁边也没有小艇。 老人在六十码外，停下快艇。他向后划动，看着史迈利。史迈利把手圈成杯状，大叫：“我怎么找他？” “如果你要找他，就叫他吧。”那老人回答，声音似未提高。 史迈利回头面对老船，叫道：“奥图。”他轻声地叫，然后稍微提高声音，但“伊莎朵拉”里毫无动静。他查看窗帘。他查看拍打腐朽船身的油渍水浪。他侧耳倾听，认为自己听到了和柯列兹奇玛先生夜总会里相仿的音乐，但那很可能是从另一艘船传来的回音。华瑟棕色的面孔仍然从快艇上望着他。 “再叫一次。”他喊道，“继续叫，如果你要找他的话。” 但史迈利却直觉地抗拒老人的指挥。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独断，他的轻蔑，而他对这两者都颇感愤慨。 “他在这里，还是离开了？”史迈利叫道，“我说，他在这里吗？”那老人一动不动。 “你看见他上岸来吗？”史迈利坚持追问。 他看见那张棕色的面孔转过头，知道老人对着湖水吐了口痰。 “那头野猪来来去去，”史迈利听见他说，“我他妈的干吗管他？”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随着他俩对话的声音，好几个人从其他船上探出头来。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史迈利：一个站在碎裂防护堤上的陌生矮胖子。湖岸上聚集了一群衣衫不整的人：一个穿短裤的女孩，一个老女人，两个衣着类似的金发少年。他们虽然外型互异，却有相似之处：有着囚犯的外表，遵循?着相同的恶法。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史迈利对着他们喊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拜托，他到哪里去了？”不远的一艘船屋上，一个蓄胡子的男人将水桶垂放进湖里。史迈利的眼睛选定他。“有人来过‘伊莎朵拉’吗？”他问。 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下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已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 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 “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 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哐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 “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已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提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浃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 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澜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待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提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棕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之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上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棕，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 5f85." >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绕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 第十八章 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键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bbr>.99lｉb?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为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藏书网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已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 “彼得，有人在这里。他要你马上回来。” “谁？” “我不能说。这很重要。请马上回家来。”她再说一遍，就挂了电话。 电话进来时，吉勒姆手下的头号办事员安斯崔瑟先生，正站在保险库门口，等候他旋转暗码锁，好插上两把他们两人分别保管的钥匙。透过通向吉勒姆办公室的门廊，他看见吉勒姆重重摔下电话，而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吉勒姆把东西丢向安斯崔瑟——很远的一扔，可能有十五英尺——那是主任最神圣的个人钥匙，几乎等同于他职位的象征。安斯崔瑟奇迹似的接住了，伸出左手，用手掌接住，像个美国棒球球员；即使试上一千次，他也无法再次做到，他后来告诉吉勒姆说。 “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别离开一步。”吉勒姆叫嚣道，“你坐我的位子，还有，管那些电话。听到了吗？” 安斯崔瑟听到了，但吉勒姆已冲下大使馆可笑的旋转楼梯，闯进打字员、警卫和准备晚间鸡尾酒会的伶俐年轻人群中。几秒钟之后，他已坐在保时捷车上，发动发动机，像个赛车选手，在另一世他很可能真是赛车手呢。吉勒姆的家位于讷伊，在平常的日子里，驾着这辆跑车穿越拥挤的车潮，是颇令他快乐的，可以一天两次地提醒他无论大使馆的例行公务如何的单调乏味扭曲心灵，他周遭的生活如何令人厌烦、吵嚷不休，生活其实还是颇有乐趣的。他甚至还为自己驶过的这段距离计时。如果他走戴高乐大道，一路绿灯地顺畅通行，在傍晚的交通尖峰时间里，只花二十五分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晚间较晚或早晨较早的时间，靠着车少路空和外交车牌之赐，他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但在尖峰时间，三十五分钟算是快的，四十分钟是家常便饭。这天傍晚，他脑海中盘旋着玛莉-克莱儿被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枪挟持的画面，只花了十八分钟就开完全程。稍后警方向大使提出的报告指出，他闯了三个红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但这些都是根据事后追溯所重建的经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追上他。吉勒姆自己对这段驾驶的过程也不太记得，他只记得一辆幸运的厢型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疯狂的单车骑士，在吉勒姆距他背后一百五十米时突然想到要左转，才得以死里逃生。 他的公寓在一幢大别墅的三楼。他在入口处重重踩下煞车，熄掉发动机，在门外的街道上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门。他预期会有辆车停在附近，或许还会有一个准备接应逃跑的驾驶员在车上等候，但眼前什么都没有，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卧房的灯光亮着，所以他想像现在玛莉-克莱儿嘴里塞着布、被绑在床上，而绑匪就坐在她身边，等着吉勒姆到家。如果他们要的是吉勒姆，吉勒姆并不打算让他们失望。他赤手空拳地回来；他别无选择。圆场的管家们对..武器恐惧到极点。他非法持有的那把左轮枪锁在床头柜里，现在，想必已被绑匪发现了。他悄然无声地爬上三楼，在门口，脱下外套，丢在身旁的地板上。他手中握着钥匙，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按下电铃，透过信箱孔叫道：“邮差”，接着又叫：“限时专送！”他的手握在钥匙上，等待脚步声靠近，这样他立即就会知道那不是玛莉-克莱儿的脚步声。缓慢，甚至有些沉重，听在吉勒姆耳里，显得非常有自信。脚步声从卧室的方向走来。他下一步的动作必须一气呵成。他知道从室内打开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卸下门链，接着再把弹簧锁解开。吉勒姆蜷伏着身子，等到听见门链滑动的声音，才用上他出其不意的武器：他转动手中的钥匙，使尽全身的力气往门顶去。此时，他很得意地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被他撞得往后踉跄，把门口的镜子撞得从墙上掉下来。当吉勒姆抓住那人的手臂，恶狠狠地制服住对方之后，却只看见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乔治·史迈利那张吃惊的面孔正无助地凝视着他。 这次会面余波荡漾，吉勒姆描述得语焉不详，当然，他事先不知道史迈利要来，而史迈利，或许是怕有麦克风，在公寓里也没对他多作说明。玛莉-克莱儿在卧房里，但嘴里没塞.?布，手也没被绑；欧斯特拉柯娃，仍然穿着她的黑色洋装，在玛莉-克莱儿的坚持之下，躺在床上。玛莉-克莱儿用尽所有想得到的方法来照料她：鸡胸肉冻，薄荷凉茶……所有她为自己分娩那天所准备的养病餐点——当然分娩的日子还远得很，但吉勒姆也可能卧病啊。吉勒姆注意到欧斯特拉柯娃（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被打了一顿。她的眼睛和嘴唇周围有大片的淤青，手指也被砍伤，显然是为防卫而受伤。在让吉勒姆看见这个场景——一个忧心的娃娃新娘照料被饱揍一顿的妇人——之后，史迈利很快就把他拉进客厅，以老长官的权威（史迈利过去的确是吉勒姆的顶头上司）提出要求。直至此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吉勒姆先前的匆忙急促才有了正当性。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提到她时只说是“我们的客人”)必须在今夜离开巴黎，他说。在奥尔良门外的安全房舍（他称之为“我们的乡间宅邸”)不够安全，她需要其他可以提供照顾与保护的地方。吉勒姆记得有一对住在阿拉斯的法国夫妇，一个退休的情报员和他的妻子，过去曾为圆场偶然过境的候鸟提供庇护所。史迈利同意由吉勒姆打电话给他们，但不能从公寓里打，史迈利要他去找公共电话亭。在吉勒姆作好必要的安排之后回来时，史迈利用玛莉-克莱儿印着小兔吃草图案、可爱得惊人的便条纸，写好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要吉勒姆立即传送给圆场，“交给索尔·恩德比本人，由你亲手译码”。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先读过内文（但别出声），内文是对恩德比提出礼貌的请求：“为了您无疑已获悉的第二桩死亡事故”，四十八小时之后在班的地方见面。吉勒姆完全不知道班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彼得。” “嗯，乔治？”吉勒姆说，仍然一片茫然。 “我想，应该需要一本派驻本地外交人员的官方名录。你该不会刚好有一本在家里吧？” 吉勒姆的确有。事实上，玛莉-克莱儿就靠这本名录过日子。她完全无法记住人名，所以名录就摆在卧室的电话旁，以备有外交使节团的成员打电话邀请她去喝茶、吃饭，或最恐怖的，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吉勒姆取来名录。等了一会儿，他越过史迈利的肩头往下看。“基洛夫，”他跟随着史迈利的拇指指甲往下读，“基洛夫，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未婚。”后面跟着的地址是苏联大使馆位于第七区的住宅。 “你碰过他吗？”史迈利问。 吉勒姆摇摇头。“好几年前我们曾盯过他。但已标明‘罢手’了。”他回答说。 “这本名录是什么时候修订的？”史迈利问。答案就在封面上：前一年的十二月。 史迈利说：“很好，你到办公室时——” “我会查一下档案。”吉勒姆允诺。 “还有这个。”史迈利交给吉勒姆一个普通的信封袋，吉勒姆后来打开看，发现是几卷录音带与一个厚厚的棕色信封。 “请用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邮袋”史迈利说，“与电报相同的等级。” 留下继续翻阅名单的史迈利，和两个隐遁在卧房的女士，吉勒姆火速赶回大使馆，解除了安斯崔瑟呆守电话的任务，把信封袋交给他，执行史迈利的指令。吉勒姆也感染了史迈利的紧张情绪，汗流浃背。他认识乔治这么多年，他事后说，从没看过乔治这么内敛沉潜、这么心无旁骛、这么语带保留、这么奋不顾身。他重新打开保险库，亲自译码拍送电报，然后等待总部收到电报的回复，之后又抽出苏联大使馆动态的档案，浏览着过去为数众多的监视名单。他的搜寻并没花很多时间。第三篇，抄送伦敦的档案，载明了他必须知道的所有资料。基洛夫，名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但这次的婚姻状况却是“已婚，但妻子未随同赴任”，两周前已返回莫斯科。在备注栏里，法国联络单位注明，苏联方面的情报来源指出，基洛夫“突然被苏联外交部召回，准备接掌一个意外出缺的资深职务”。定例举办的告别宴会，也因此不便举行。 回到讷伊，史迈利异常沉默地接收吉勒姆的情报。他似乎并不惊讶，但却有些骇然。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那时他们已全部坐在车上，快速驶往阿拉斯——他的声音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是了，”他说，仿佛吉勒姆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了。这当然就是他的目的，不是吗？他一定要用升职的理由召回基洛夫，才能保证他会真的回国。” 吉勒姆，说无疑有着后见之明的智能，说自从那夜揭发了比尔·海顿的真面目之后，乔治从没用过这样的语气说话；比尔·海顿，卡拉的走狗，安恩的情人。 欧斯特拉柯娃回想起来，对那夜发生的事不太记得，对那趟她设法睡着的汽车旅程也不太记得，甚至第二天早晨她很晚醒来之后，那个矮胖男子对她耐心但持续的询问，她也记得不甚清楚。也许，她当时暂时失去了感知能力，进而也失去了记忆的能力。她回答他的问题，她对他心怀感激，她给他和她给魔术师相同的信息，不加油添醋，也不卖弄风情，虽然大部分他似乎都已知情。 “那个魔术师，”她提起过，“死了。天哪。” 她探询将军的情况，但对史迈利的不置可否却不甚在意。她想着欧斯特拉柯夫，接着是葛利克曼，现在则是魔术师，而她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主人夫妇对她很好，但也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下着雨，她无法看见远方的田野。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欧斯特拉柯娃逐渐让自己安于这田园式的冬眠生活。隆冬提早降临，她让冬雪拥抱着她。开始只是稍微走动，随后四处游走，每天很早就寝，很少说话，在身体逐渐复原时，她的精神也日益康复。起初，一种情有可原的困惑情绪笼罩着她的心，她发现自己不时想起女儿，想她就像那个懦弱的陌生男子描述的那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太妹，无法驯服的造反分子。接着，慢慢的，整件事的逻辑逐渐呈现在她眼前。她知道，在某个地方，真正的亚莉珊卓就像以前一样存在且生活着。或者，像以前一样，已不存在了。但无论亚莉珊卓在或不在，那个陌生男子的谎言指的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伙，一个为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甚至会想像，她的女儿，如果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对他们的计谋一无所知，并以此来自我安慰。或许，袭击她的伤痛——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发挥了长年祈祷、担忧所无法达成的效果，涤清了她对亚莉珊卓的自责。她在闲暇的时光里，哀悼着葛利克曼，她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但在这冬日景色里，孤独却不令她难受。一位退休的陆军准将向她求婚，但她婉拒了。后来发现，他向每个人都求婚。彼得·吉勒姆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个一两小时。他以完美的法文和她谈论庭园造景，这是他拥有丰富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欧斯特拉柯娃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后的生活。她消磨着时光，浑然不知自己写给将军的第一封信已引发了一连串的后果。 第十九章 “你知道他的名字真的叫傅格森？”索尔·恩德比以懒洋洋的贝尔格维亚伦敦腔缓缓地说，这可是英国上流阶级仅存的粗俗遗风。 “我从不怀疑。”史迈利说。 “他可能是我们在点路灯组硕果仅存的人了。现在，聪明人都不做这种内部监视的工作。反政党或别的什么该死的事。”恩德比继续研究他手上的那一大叠文件。“那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乔治？夏洛克·福尔摩斯追索他可怜的老莫利亚蒂？还是亚哈船长在追他的白鲸？你是谁？” 史迈利没回答。 “我得说，真希望我有个敌人。”恩德比评论说，翻过几页，“我花了老长时间，想找一个敌人。是不是啊，山姆？” “夜以继日地找，长官。”山姆·科林斯衷心赞同，对他的上司露出信任的笑容。 班的地方是骑士桥一家阴暗旅馆后面的房间。一小时之前，这三个男人在此见面。门上的标示写着“私人专用”，里面先是一间摆放外套、帽子与隐私的前房，再里面则是这间满是书籍与麝香的橡木镶嵌密室，屋后一块长方形的庭院，其实是公园，有鱼池、大理石天使和一条适于沉思漫步的小径。班的身份，如果他曾经有过的话，早已遗失在圆场口耳相传的神话里了。但他遗留的这个地方，是恩德比以及在他之前的乔治·史迈利登记无案的约会处所，同时也是召开事后一概否认的秘密会议的地点。 “我要再看一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恩德比说，“每到这个时间，我的理解力就变得有些迟钝。” “我想这应该会很有帮助，真的，长官。”科林斯说。 他调整了他那副只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但却是从眼镜上方往外看。史迈利秘密揣测，他那副眼镜可能只是平光镜片。 “都是基洛夫在说话。这是在莱比锡咬紧他之后，对不对，乔治？”史迈利淡淡地点头。“他们还脱着裤子，在妓院里。但时间已经是清晨五点，女郎已经都被打发回家了。首先我们听到基洛夫哭丧地说：你怎么对我做这种事？‘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奥图！’他说。老天，他可选错朋友了！接着是他的自白，几个翻译写出来的英文可真是拙劣。不过倒是挺一致的——那些字，乔治？嗯嗯啊啊的全省略了！” 史迈利没任何回应，无论是言语还是动作。或许也没人期待他会回答。他静静地坐在扶手皮椅中，身体前倾靠在合拢的手掌上，他没脱掉身上那件棕色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套基洛夫录音带的抄本压在他手肘下。他凝神注视，后来恩德比说，他看起来像在国会里。山姆·科林斯，执行处长，非常守本分地坐在恩德比的阴影里。他蓄着黑色的髭须，脸上挂着随时准备好的矫情微笑。有一段时间，科林斯曾是圆场里的硬汉，多年的实战经历，让他鄙视五楼的空口清谈。而今，他已从盗猎者变成猎场的看守者，小心呵护着自己的退休金与安全，一如当年小心呵护他的网络一般。他身上尽是挥之不去的漠然；他抽着棕色的香烟，但都只抽到一半，就按熄在一个碎裂的贝壳里，而他像狗似的目光则忠实地停驻在他的主人恩德比身上。恩德比自己倚站在法式窗的窗台边，户外的光线照出他侧面的剪影。他正用一根火柴棒剔着牙。一条丝质手巾从他的左边衣袖露出来。一个膝盖微微向前弯曲，仿佛是站在阿斯科特马场的会员专属围栏里。庭院里，点点雾气洒落，宛如一张精美的薄纱披覆在草地上。恩德比回过头，像拿起菜单一样拾起文件。 “我们开始吧。我是基洛夫。‘从一九七○到一九七四年，担任莫斯科中央的财务官员，我的任务是揭发海外驻处的不法账目，并讯问涉嫌的人。’”他停顿下来，目光又从眼镜上方露出来。“这是基洛夫派驻巴黎以前的事，对吧？” “完全正确。”科林斯热切地说，瞥了史迈利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落空了。 “我只是要把事情弄清楚，你知道的，乔治。”恩德比解释说，“把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理清楚。我没有你那种小小的灰色细胞”对于长官表现出的谦逊，山姆·科林斯会心一笑。 恩德比继续念：“‘我执行这些极为敏感且机密的审问，在部分案子里，还让莫斯科中央的资深官员遭受惩处，我也因此认识了隶属于共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第十三情报处首长。我通过莫斯科只知道他的化名叫卡拉。这是个女人的名字，听说是他第一个线民的名字。’没错吧，乔治？” “那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事。”史迈利说。 “伟大的战场。嗯，好吧，让我们继续。‘第十三处是莫斯科中央的独立单位。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招募、训练、派遣非法的情报员渗透到法西斯主义国家，称为鼹鼠……通常鼹鼠在从事情报工作之前，要花上许多年在目标国之中找到潜伏的位置。’该死的比尔·海顿。‘对这些鼹鼠提供服务的，并不是一般的海外驻馆，而是卡拉的代表。就他所知，通常是一位军官，正式的职衔是大使馆的武官。这些代表都由卡拉亲手挑选，也都是精英……享有其他官员所没有的信任度与自由，可以旅行，也有钱。因此，他们也成为其他人嫉妒的对象。’” 恩德比假装叹一口气：“老天爷，这些翻译！”他叫道，“或者只是基洛夫太过无聊了。你想，一个人要做临终告白，一定会是很简短的，对不对？但我们的基洛夫可不一样，绝不。你还好吧，山姆？” “很好，长官，很好。” “我们继续吧。”恩德比说，重拾起他行礼如仪的声音，“‘在我查访财务不法行为的过程中，卡拉一个手下的廉洁受到怀疑，他就是驻里斯本奥罗夫上校。卡拉用他自己的人组成一个秘密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结果，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我的被告奥罗夫上校就在莫斯科被清算掉了。’查证过了，你说，山姆？” “我们有一份未经证实的投诚者报告，说他是被行刑队枪决的。”科林斯轻松地说。 “恭喜，基洛夫同志，侵吞公款者之友。天哪。真是个毒蛇窝，比我们还惨。”恩德比继续念，“‘因为我把罪犯奥罗夫绳之以法，所以卡拉亲自向我道贺，也要我发誓保密，因为他觉得奥罗夫上校的不法行为是他们十三处的耻辱，会危及他在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大家都公认卡拉是对清廉有非常高标准的同志，也因此，在自我放纵的阶级里有许多敌人。’” 恩德比刻意停顿下来，从他那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上方再次瞥着史迈利。 “我们都在作茧自缚，对不对，乔治？” “我们是一群自寻死路的蜘蛛，长官。”科林斯言切由衷地说，在他们两人之间闪出更耀眼的微笑。 但史迈利专注地看着基洛夫的自白，对他的玩笑毫不理会。 “跳过基洛夫第二年的生活与爱情，我们直接来看他和卡拉的下一次会面。”恩德比无惧于史迈利的沉默，提议说，“夜间的召唤……这是标准做法，我想。”他翻过几页。史迈利也跟着这么做。“一辆车停在基洛夫莫斯科的寓所外——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大家一样说是‘公寓’呢，真是可以了——他被从床上拉起来，载往未知的目的地。他们过着怪异的生活，是不是，这些莫斯科中央的大猩猩，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面奖章还是一颗子弹？”他又回头看报告，“这些都符合，对不对，乔治？车程和内容？一个半小时，搭车、小飞机，等等。” “第十三处有三或四个设施，包括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大型训练中心。”史迈利说。 恩德比翻过几页。 “这里，基洛夫又谈到卡拉的出现了，在中间的部分，同一个晚上。基洛夫和卡拉独处。小木屋，修道院式的气息，没有装饰品，没有证人——什么都看不见。卡拉开门见山。基洛夫想不想派驻巴黎？基洛夫很想要，长官——”他翻过一页，“基洛夫一直很敬佩第十三处，长官，等等——一直都是卡拉忠实的信徒——卑鄙小人，逢迎巴结，卑鄙小人。就和你一样，山姆。很有意思的是，基洛夫认为卡拉看起来很累——注意到这一点了吗？——烦躁不安。卡拉很紧张，抽烟抽得像根烟囱。” “他一直都这样。”史迈利说。 “都怎样？” “他一直都是老烟枪。”史迈利说。 “是吗？他真的这样吗？” 恩德比又翻过一页。“现在，基洛夫比较简单扼要了。”他说，“卡拉对他详细说明。‘表面上，我是大使馆的商务官员，实际上，我的特殊任务是负责控管第十三处外站的财务账目，范围包括几个国家……’基洛夫列出全部的地点，也包括波恩，但没有汉堡。跟得上吗，山姆？” “没问题，长官。” “你没被这些复杂的内情搞迷糊吧？” “一点都没有，长官。” “聪明的家伙，这些苏联人。” “可厉害呢。” “基洛夫又说：‘他让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重要——等等——提到我在奥罗夫的案子里?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而且因为我处理的是非常敏感的事务，所以我应该直接对卡拉的私人办公室报告，同时有一套特殊的密码……’翻到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长官。”科林斯说。 史迈利早已翻到了。 “‘除了担任第十三处外馆的稽核工作外，卡拉也预先告知，我还要负责执行特定的秘密任务，例如寻找掩护基地，或替未来的情报员安排身世背景。他处里的成员都负有这样的任务，他说，但出身背景的工作是非常机密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和其他人谈论，无论是我的大使，还是卡拉派驻在巴黎大使馆的代表普丁少校，都不可以。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参加了安全与通讯方面的特别课程，然后赴任。我到了巴黎很久之后，才接到卡拉亲自下达的指令，要我替一位年约二十一岁的女情报员，紧急安排背景故事。’现在，我们可讲到重点了。”恩德比很满意地说，“‘卡拉的指令里提到几个移民家庭，说他们可能会愿意在压力下接纳一位情报员当他们的女儿，因为卡拉认为勒索是比贿赂更好用的手法。’他妈的真说对了。”恩德比由衷赞同，“在现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时代，勒索是惟一任何时候都有效的东西。” 山姆·科林斯不吝发出欣赏的笑声。 “谢谢你，山姆。”恩德比愉悦地说，“非常谢谢你。” 一个重要性比不上恩德比的人，或者是较不肤浅的人，对下列几页可能会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因为主要的内容印证了三年前康妮·沙赫斯与史迈利认为应该善加利用莱比锡与基洛夫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 “基洛夫很尽责地一一寻访移民，但毫无所获。”恩德比宣称，仿佛他正在念的是电影字幕，“基洛夫根本就不行，是不是，乔治？”他说。 “是的。”史迈利说。 “卡拉不能相信他自己的人，这是你的重点。他得到外面去找一个像基洛夫这种非正规军。” “没错。” “一个乡下老粗。这种家伙绝对进不了沙拉特。” “一点都没错。” “他创设了自己的组织，换句话说，训练他们来接受他铁的纪律。你可能会说，他没胆用这个组织来进行他的特别勾当。这是你的重点？” “没错，”史迈利说，“这是我的重点。” 因此，当基洛夫在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碰见莱比锡——恩德比重拾话题，回到基洛夫的自白——莱比锡的出现，响应了他所有的祷告。尽管他现在以汉堡为根据地，尽管在塔林有段不堪的过去，但都不要紧：奥图是个移民，是那些团体里的一员。金童奥图。基洛夫紧急向卡拉呈报，建议吸收莱比锡，负责侦察移民与情报来源。卡拉同意了。 “这又是一件怪异的事，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恩德比评论道，“老天爷，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冷静而且心智健全的人，怎么可能找上莱比锡这个麻烦？特别是像这样的工作？” “卡拉有很大的压力。”史迈利说，“基洛夫这样说，我们从其他地方也得到印证。他赶时间，必须冒一些风险。” “像是杀人之类的？” “那是最近的事。”史迈利说，虽然恩德比看他的目光非常锐利，但他的语调却是一派轻松宽容的态度。 “你他妈的已经谅解那些时日的事了，是不是，乔治？”恩德比满腹怀疑地说。 “我？是吗？”史迈利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不解，“你说了算，索尔。” “他妈的懦弱。”他回到录音抄本上。“第二十一页，我们稳操胜券。”他读得很慢，以示特别强调这一页。“第二十一页。”他又说一次，“‘在成功地吸收了欧斯特拉柯娃，并让法国核准她女儿亚莉珊卓的入境申请之后，我接到指令，每个月从巴黎的预算中拨出额外的一万美金，供这个新鼹鼠之用，她的化名是蔻梅特。这位情报员蔻梅特在处里享有最高等级的保密措施，所有关于她的通讯事项都必须亲自送交处长，使用个人对个人的密码，不通过任何中间人。而且，此类的通讯最好是通过信差送达，因为卡拉反对经常利用无线电。’这是真的吗，乔治？”恩德比随口问道。 “就因为无线电，我们才能在印度逮到他。”史迈利仍埋头抄本，回答说，“我们破解了密码，后来他发誓说，他再也不用无线电。但就像大部分的诺言，是时时可能修正的。” 恩德比咬下一截髭须，然后用手背抹了抹。“你想脱掉外套吗，乔治？”他说，“山姆，问他要喝什么。” 山姆问了，但史迈利太专注于抄本，根本没回答。 恩德比又开始大声朗诵：“‘我也接获指令，必须确定蔻梅特的资料不会出现在西欧的年度账目中。身为稽核，每年会计年度结束时，我必须在账目上签字，送给卡拉，再提交莫斯科中央……不，我从来没见过情报员蔻梅特，我也不知道她的现状，或她在哪一个国家活动。我只知道她用亚莉珊卓·欧斯特拉柯娃的名义，成为归化的法国公民之女……’”又翻过几页，“‘每个月一万美元的津贴，并不是由我本人送交，而是转账到瑞士伯恩省图恩的一家银行。钱是转给一位阿道夫·葛拉瑟博士。葛拉瑟博士是名义上的账户所有人，但我相信，葛拉瑟博士只是卡拉派驻在伯恩苏联大使馆人员的化名。他的本名是格里高利耶夫。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一次我寄钱到图恩时，银行出了差错，钱没汇到；卡拉知道之后，就命令我在银行还继续追查时，立即再汇一次钱给格里高利耶夫本人。我照指示办理，事后再归还多汇出的钱。我知道的就只有这样。奥图，我的朋友，我求你保守秘密，他们可能会杀了我。’他说的真是他妈的没错。他们是做掉他了。”恩德比把抄本摔到桌上，发出沉沉的声响。“基洛夫最后的遗嘱与遗言，你可能会这么说，就是这个，乔治？” “没错，索尔。” “真的不喝点东西？” “谢谢你，我很好。” “我还得要再仔细推敲一下，因为我很笨。看看我的算术，一点都比不上你。看好我的每一个动作。”像拉康一样，他举起苍白的手，张开手指，准备开始数数儿。 “第一，欧斯特拉柯娃写信给瓦拉狄米尔。她的信唤起了陈年旧事。或许米凯尔拦截了这封信，也看过了，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可以拷问他，但我怀疑会不会有用，而且这样做，不就是对卡拉打草惊蛇吗？”他抓起第二根手指。“第二，瓦拉狄米尔把欧斯特拉柯娃来信的影本寄给奥图·莱比锡，要他赶快重新拉拢和基洛夫的关系。第三，莱比锡赶到巴黎，去看欧斯特拉柯娃，然后到他亲爱的兄弟基洛夫身边，引诱他到汉堡——基洛夫可以自由出入汉堡，毕竟莱比锡在卡拉的名册上还是基洛夫的线民。现在，有一个问题，乔治。” 史迈利等待着。 “在汉堡，莱比锡把基洛夫给烧成灰了，对不对？证据就在我们汗涔涔的手上。但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做到的？” 史迈利是真的不明白，或者他只是想让恩德比更加一把劲？无论如何，他都选择将恩德比的问题当成一句修辞。 “莱比锡到底是怎么逼他的？”恩德比追问，“压力是什么？下流照片——嗯，很好。卡拉是个清教徒，基洛夫也是。但我的意思是，老天爷，这不是五十年代，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偷偷放纵一下的自由，不是吗？” 史迈利对苏联的风俗没多作评论；但关于压力，他很清楚卡拉的看法。“他们的伦理观念和我们不同。笨蛋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认为自己比苏联人更敏感脆弱，事实却非如此。这绝对不是事实。”他对此似乎非常确定。他似乎己对这件事重新思考过了。 “基洛夫既无能力，也不够慎重。光不够慎重这一点，卡拉就可以毁了他。莱比锡有这个证据。你可能会记得，在我们刚开始部署对付基洛夫的行动时，基洛夫曾喝醉了酒，说溜嘴卡拉的事。他告诉莱比锡说，卡拉亲自命令他替一个女情报员编造身世背景。当时你不信这个故事，但这是真的。” 恩德比不是个会脸红羞愧的人，在从口袋掏出另一根火柴棒之前，他仍勉力挤出一个笑容。 “他搬了石头，总会砸到自己的脚。”他有感而发，但不知他指的是自己，还是基洛夫。“‘告诉我们其余的部分，兄弟，否则我就把你告诉我的话说给卡拉听。’小奥图对这只臭虫说。老天，你说得没错，他真的抓住基洛夫的小辫子了！” 山姆·科林斯鼓起勇气，插嘴打圆场。“我想，乔治的观点与第二页所提到的非常吻合，长官。”他说，“里头有一段，莱比锡确实提到‘我们在巴黎的讨论’。奥图那时就已经把刀架上基洛夫脖子了，毫无疑问。对不对，乔治？” 但山姆·科林斯仿佛是在另一个房间说话似的，因为他们两人完全没注意。 “莱比锡也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史迈利补充说，“信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指证基洛夫。” “另一件事。”恩德比说。 “什么，索尔？” “四年了，对不对？从基洛夫开始和莱比锡接触，已经有四年了。突然之间，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想做相同的事。四年之后。你认为他这些年来，为了相同的理由四处游荡，却毫无进展？” 史迈利的回答却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们只能假设，卡拉的要求撤销了，然后又重新提出。”他说得一本正经，而恩德比也知道不能逼他。 “重点是，莱比锡把基洛夫烧成灰，然后让瓦拉狄米尔知道他做到了。”恩德比又伸出手指来，继续数数儿。“瓦拉狄米尔派伟林去当信差。在此同时，消息也传回莫斯科，也许是卡拉发现事有蹊跷，也许是米凯尔去告密，比较可能是米凯尔搞的鬼。无论如何，卡拉以升职为借口召基洛夫回国，然后吊起来拷打。基洛夫很快就全招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卡拉想把牙膏挤回管里。在瓦拉狄米尔带着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来赴我们的约时，把他给杀了。杀了莱比锡。但在那位老妇人门口布哨，却搞砸了。他现在的心情如何？” “他正坐在莫斯科，等着福尔摩斯或亚哈船长来追上他。”山姆·科林斯用他圆滑似天鹅绒的声音说，又点燃了一根棕色的香烟。 恩德比却不觉得有趣。“那么，卡拉干吗不挖出他的宝藏，乔治？放在其他地方？如果基洛夫向卡拉坦诚他对莱比锡说出实情，卡拉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湮灭行迹啊！” “也许宝藏无法移动。”史迈利回答说，“也许卡拉已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让银行账户保持原封不动，简直就是疯了。” “就是疯了才会用像基洛夫这种笨蛋。”史迈利说，但语气并不似平常一般严厉，“就是疯了才会让他吸收莱比锡，疯了才会让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疯了才会相信杀掉三个人就能滴水不漏。我们不能认为他神志清醒。为何会如此呢？”他停顿了一下，“卡拉深信不疑，很显然的，否则格里高利耶夫不会还留在伯恩。你说他还在，我猜？”他略瞥了科林斯一眼。 “到今天为止，他还坐得好好的。”科林斯说，脸上依旧是光鲜的笑容。 “那么，也不太可能采取移动银行账户的措施。”史迈利推断，“即使是个疯狂的人。” 非常怪异的——恩德比和科林斯事后都私下认为——史迈利所说的话，就像一阵寒风吹过房间；而他们虽不明究竟，却不由自主地遵循更高的行为准则，尽管他们完全无法胜任。 “那么，他的秘密女士到底是谁？”恩德比追问，“谁值得他每个月花上一万块，还赔上他的事业？让他不得不用笨蛋来代替他训练有素的刺客？一定是女孩！” 史迈利为何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个谜团，或许只能用他一向的拒人千里的态度来加以解释，也或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天生的项目员，对于和合作无关的内情，坚持不向主管人员吐露。当然，他的决定必有逻辑可循。史迈利早已在心中问过自己，为何他的做法看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我自己的一生。”他的动机或许在此。“为何把残屑片断送到我的对手手中，只为了可以操纵我？”他可能又以为，非常客观地以为——恩德比像史迈利一样了解卡拉背景的复杂；即使并非如此，恩德比也还拥有苏联研究部门，可以彻夜探查，直到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史迈利还是不开口。 “乔治？”恩德比终于开口。 一架飞机低空掠过。 “这只是你要不要成果的简单问题。”最后史迈利说，“我看不出来其他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你看不出来，老天爷！”恩德比说，把他的手从嘴巴和髭须间伸出来，“噢，没错，我想要他。”他继续说，仿佛这只是半个重点，“我想要蒙娜丽莎，还有明年的爱尔兰讨厌鬼得主。我想要卡拉坐在沙拉特的电椅上，对着审问员招出他一辈子的故事。我想要美国表弟未来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想要掌握全局，我当然想要。只要还没丢掉工作！” 但是，史迈利对恩德比的困境却很奇怪地漠不关心。 “拉康兄弟告诉你实情了，我猜？动弹不得的僵局和所有的一切？”恩德比问，“年轻、抱持理想主义的内阁，美苏关系小小的缓和，鼓吹开放的政府，所有这些蠢事？结束冷战的条件反射？在白厅的每张床底下嗅嗅看有没有保皇党的同路人，特别是我们这里？他告诉你了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正准备签署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该死的和平协议，就在下一个圣诞节？” “没有，没有，他没告诉我这个部分。” “没错，他们是要这样做。而且我们不能从中破坏。提醒你，只要我们没照着做，那些击打和平大鼓的家伙就会鬼吼鬼叫。他们已经在问苏联的条件会是什么，现在就在问。一直都是这样吗？” 史迈利沉默良久，仿佛必须经过元老审判似的，迟迟才回答，“是的，我想一直都是这样。我想形式虽不同，却一直都是这样。”仿佛这个答案对他至关重要。 “真希望你警告过我。” 恩德比踱回房间中央，从餐具柜里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打水；他凝望着史迈利，目光似乎充满了犹豫神色。他望着史迈利，他转开头，又回头望，显然面对着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很棘手，长官，真的是。”山姆·科林斯说，但两人都没响应。 “这难道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邪恶伎俩，引诱我们走向最后的灭亡，你确定吗？” “恐怕我们已经一文不值了，索尔。”史迈利露出歉然的微笑说。 提起大英帝国堂皇威仪的穷途末日，恩德比并不在意。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酸涩的笑容。 “好了，老头，”最后他说，“我们到花园去吧。” 他们并肩而行。在恩德比颔首示意下，科林斯留在屋里。轻缓的雨滴在池塘漾起涟漪，也让大理石天使雕像在幽微的暮色里熠熠生辉。偶尔，一丝微风拂过，悬挂枝头的水珠滴落草坪，也让他俩不免沾湿。但恩德比毕竟是个英国绅士，尽管有时雨滴只落在史迈利身上，他仍像雨水滴落自己身上一样出声咒骂。点点灯光洒在他们身上。从班的法式窗，照射出一格格黄色的长方形灯影，映在池塘上。而映在砖墙上的，则是一盏现代街灯病态的绿色光芒。他们沉默地走了一圈，恩德比才开口说话。 “你可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真的，乔治。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伟林，米凯尔，托比，康妮。在你再次出发之前，可怜的老傅格森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填请款单。‘他从来不睡觉吗？’他问我，‘他从不喝酒吗？’” “很抱歉。”史迈利说，只为了找话说。 “噢，不，你不抱歉。”恩德比说，突然停下脚步，“该死的鞋带。”他低声咒骂，弯腰绑鞋带，“麂皮的鞋总是这样，洞眼太少，这是个问题。你不会认为该死的英国人连洞眼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吧？”恩德比换一只脚站，抬起另一只脚。 “我要他这个人，乔治，听到了吗？给我一个活生生、会说话的卡拉，我会收下他，以后再来找借口。卡拉要求庇护吗？很好，嗯，当然，他一定反抗到底。在贤士们把枪上膛来对付我时，我已经从他身上得到足够的子弹来打倒他们了。给我这个人，其余免谈，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继续散步，史迈利走在后面，恩德比不断说话，却没回头。 “你难道从来没想过，他们也会逃过一劫。”他警告说，“当你和卡拉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殊死决战，你用手勒住卡拉的脖子，而拉康兄弟却站在你背后，拉住你的衣角，告诉你说不能对苏联人太粗暴。你懂吗？” 史迈利说他了解。 “到目前为止，你逮住他的什么把柄了？滥用办公室设施，比如？诈欺。侵吞公共资金，就像里斯本那个家伙一样。海外的非法行动，包括几件暗杀工作。我猜，你可以找出满满一大本的罪行。再加上莫斯科中央那些善嫉的野兽，早就想找借口宰了他。他说得没错——他妈的勒索比贿赂好用多了。” 史迈利说，没错，看起来是这样。 “你会需要人手。保姆、点灯人，所有禁用的玩具。别告诉我这些，去找你自己的。钱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在账目里支应你几年，就像那些小丑在财政上玩的把戏一样。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我就会弄个卡拉给你，在账目上动些手脚。护照和现金呢？需要一些地址吗？” “我想我可以应付，谢谢你。” “我会二十四小时监视你。如果计划失败，就会酿成丑闻。我不要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应该派人盯你的梢。我会说，我怀疑你可能在瓦拉狄米尔的事件上不受控制，所以我决定派人查看你的行动。我会说，这整件事只是个失去冷静态度的老间谍，个人策>.划的行动的一部分。” 史迈利说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我可能无法在街上部署太多人，但我仍然可以监听你的电话，检查你的邮件，如果我想要的话，也可以在你的浴室里装窃听器。从星期六开始，我们就在监听。当然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但你又能期望什么呢？” 史迈利同情地点头。 “如果你神秘兮兮地突然出国，我就要往上呈报。我也得替你编个故事，好去造访圆场的登记处。你应该在晚上去，但他们可能会认出你，我还没想出该怎么说。” “以前曾有委托制作组织内部服务沿革的计划。”史迈利解释说，“不对外公开，当然，只是一些延续性的记录，供新进人员和特定的联络工作人员参考。” “我会寄给你一封正式的信。”恩德比说，“当然也会把日期提前。如果你在那栋大楼里滥用发给你的许可，可不是我的过错。基洛夫提到的那个在伯恩的家伙，格里高利耶夫，商务领事。是那个拿到现金的家伙？” 史迈利似乎陷入沉思。“对，对，当然。”他说，“格里高利耶夫？” “我猜他是你的下一站，是不是？”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那一瞬间，他俩都抬头观赏。 恩德比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叠折着的纸。“那么，这是格里高利耶夫的血统书，是我们目前所知的资料。他干净得像只哨子。非常稀有的那种人。以前是某家布尔什维克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员。老婆是个老魔女。” “谢谢你。”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非常谢谢你。” “祝福你，但我会全盘否认。”他们开始走回屋里时，恩德比说。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 “很抱歉，让你成为帝国伪善行动的工具，但事情就是这样。” “别在意。”史迈利说。 恩德比停下脚步，让史迈利赶上来走在他身边。 “安恩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 “你有多少——”他不再往前走。“这么说吧，乔治，”他深吸了一口夜凉的气息，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因公，或是为了娱乐？哪一种？” 史迈利的回答姗姗来迟，而且迂回间接：“我从没想过娱乐，”他说，“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卡拉仍然保有她给你的那个打火机？这是真的，对不对？那次你到德里去看他——想劝他投诚——听说他偷了你的打火机。他还拿着，对不对？仍然在用？真是令人不快，我会去找回来，如果那是我的。” “那只是普通的隆森牌打火机。”史迈利说，“应该还在，它很耐用，不是吗？” 他们分手，没道再见。 第二十章 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ach 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伯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当团队都已整备，分派好任务，完成演练，身在伦敦基地的史迈利仍坚持要有三天不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适应城市的温度”，去用当地的服装和交通工具，并演练通讯系统。“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托比。”他一再焦虑地说，“每平安度过一个星期，卡拉就会觉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卡拉就会惊惶，我们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动结束之后，史迈利召回托比，再次听取报告。“你确定没有眼神交会吗？你试过各种方式了吗？你需要更多车、更多人手吗？”然后，托比说，他又从头演练一遍，利用街道图和目标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确地说明，应该在哪里布置静态的岗哨，另一组人又应该从哪里离开编队，好挪出下一步行动的空间。“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为模式，”分手时史迈利说，“等你们弄清楚他的行为模式，我就会来。之前不会。” 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点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黯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 “选这个时机去度假，可真是他妈的怪异，对不对？”恩德比暴跳如雷地说。当他接获这个情报时，幕僚也传来一大串超时工作、差旅时间、耽误社交活动津贴等等抱怨。然后，他突然想起来，说：“噢，我的天哪，他是去看他那个娘子女神！他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吗？单手就可以对付卡拉啊？”不知为何，这段插曲惹恼了恩德比。他一整天都暴怒不安，当着所有人面辱骂科林斯。外交官出身的他，极看不起抽象的事物，虽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要常寄情其中。 那幢房子矗立在山丘上，周遭光秃秃的榆树丛行将枯萎。花岗石的建筑非常宏伟，但山形屋顶已开始崩塌，叠摞的屋瓦像是搭在树顶上的破旧黑色帐篷。屋前占地甚广的暖房已荒废；顺着山谷而下，是倾圮的马厩和乏人照料的菜园。山丘铺满橄榄绿的矮树丛，以前曾是防御的山丘堡垒，“哈利的科尼什重镇。”她这样说。在山丘之间，迤逦着海岸线，这天早晨，在低垂的云层下，大海坚硬如板岩。出租车载他开上颠簸的山路，是一辆像战时参谋车的老“汉柏”。这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史迈利想，也是她接纳我的地方。车道坑坑洼洼，倒卧的树干像黄色的墓石，散落两旁。她会在主屋里，他想。他们一起来度假时，会住在山巅的小屋，但她独自回来时，就住在主屋，她未婚时所住的房间里。他告诉司机不用等他，然后开始朝大门走去。他踩着他的伦敦鞋，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前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坑上。这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他想，这是她的，他们的。他善于观察的眼睛扫过建筑正面的许多扇窗户，希望能瞥见她的身影。她会到车站接我，只是搞混时间，他想像着，只是无心之过。但她的车停在马厩里，晨雾的痕迹犹存，他还在付出租车费时就发现了。他按下门铃，听见她踏在火石板上的脚步声，但来开门的是崔曼达太太。她领他进了客厅——吸烟室，起居室，会客室，他永远也搞不清楚。柴火正旺。 “我去请她。”崔曼达太太说。 至少我不必和疯子哈利讨论共产党，等候时史迈利想。再不然就是说应该逼得那些该死的罢工者走投无路，全部枪毙，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的服务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十分怪异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的念头。 她要家人避开，他想。 他从燃烧的柴烟里闻到蜂蜜的味道，一如往常，令他怀疑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是家具上打的蜡？或者，是在地下墓穴的某处，有一间蜂蜜室，就像有枪械室、渔具室、杂物房以及——就他所知——情爱室一样？他寻觅着以前挂在壁炉上方那张描绘维纳斯生命中一景的提埃波罗画作。他们卖掉了，他想。每次他来，就会发现收藏里又少了一件珍品。哈利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每个人心里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用在房子的维修上。?99ｌib? 她穿过房间，向他走来。他很庆幸，是她走来，而不是他走过去，否则他一定会被屋里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口干舌燥，胃里像吞了一大团仙人掌；他不希望她靠近自己，突然之间，她的真实存在令他无法负荷。她看起来很美丽，颇有凯尔特风情，一如往常地翩然而至，一路行来，她的棕色眼睛凝望着他，探索他的心绪。她亲吻他的唇，把手指放在他的颈背，支配着他，海顿的阴影像一把剑落在他俩之间。 “你没想到要在车站带份报纸过来，对不对？”她问，“哈利又把报纸停掉了。” 她问他吃过早餐没，他撒谎说吃过了。也许他们可以一起散个步，她建议道，仿佛他是个想看看这片地产的人。她带他到枪械室，翻箱倒柜地找合适的靴子。靴子有的亮得像板栗，有的却似乎永远潮湿不干。海岸步道沿着海湾，向两个不同方向延伸。哈利定期会拉起带倒钩铁丝的围栅，阻断步道，并挂上“地雷危险”的告示。哈利为了争取搭建营地的许可，和议会展开无休无止的奋战，而议会的否决，有时会令他愤怒抓狂。他们选择朝北顺风而行，她挽着他的手臂，侧耳聆听。往北的路较弯曲，但往南走，有大片仅容一人通过的金雀花丛，他俩就必须一前一后地分开走。 “我要离开一阵子，安恩。”他说，尽量自然地叫出她的名字，“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这是他作战时的声音，听到自己用这样的声音讲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白痴。“我要去勒索一个深陷爱河的人。”他应该这么说的。 “是为了某些特别的事离开，或者只是为了离开我？” “我有工作要做，必须出国一趟。”他说，他仍然努力想摆脱英勇飞行员的角色，却未成功，“我想，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该到水滨街去。” 她的手指紧紧扣住他，但她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回事，她能很自然地应付别人，所有的人。在他们下方的岩石缝隙里，汹涌的海浪碎裂成翻滚的泡沫。 “你大老远跑来，就只为了告诉我，那栋房子已经禁止进入了？”她问。 他没回答。 “让我换个方式说吧。”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她说，“如果水滨街的房子可以自由出入，你是不是会建议我到那里去呢？或者你要告诉我的是，那房子已经永远不准进入了？” 她停下脚步，凝视着他，放开手，想从他的脸上读出答案。她低声说：“行行好吧。”他可以看见她脸上同时出现的疑虑、自尊与希望，也不禁纳闷她会在自己脸上看见什么样的神情，因为他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感觉，只知道她遥不可及，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她宛如漂流海岛上的女郎，带着所有爱人的阴影，逐渐漂离远去。他爱她，他对她漠不关心，他超然地观察她，但她正离他远去。如果我不了解自己，他想，又怎能分辨你是谁呢？他看见岁月的皱纹，以及他们共同生活所留下的痛苦和争斗。她是他所渴望的一切，她一无可取，她让他想起他很久以前就已知道的事，她遥不可及，但他全然了解她。他看见她脸上的庄重神态，有那么一分钟，他在想，自己是否能宽大为怀地承受这一切，但下一分钟，他便鄙视她对他的依赖，只想离她而去。他想大叫“回来”，但无能为力，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阻挡她从自己身边溜走。 “你常告诉我说，永远别放弃期待。”他说。这句告白的话听来像是问题的导言，但却没有任何问题提出。 她等候着，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告白。“我是个滑稽演员，乔治。”她说，“我需要一个可以调侃的对手。我需要你。” 但他远远地看着她。“这是工作。”他说。 “有他们，我活不下去。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他猜想她又提起她的那些情人了。“比改变更糟的，就是维持现状。我痛恨抉择。我爱你。你了解吗？”他必得说些话来弥补这交谈的间隙。她并不依赖他，但她落泪时却靠在他身上，因为哭泣让她全身乏力。“你从来不知道你有多自由，乔治。”他听见她说，“我必须让我们俩人自由。” 她似乎意会到自己的荒谬悖理，因此破涕为笑。 她放开他的手，他们重新上路。为了导回正轨，她问了些普通的问题。他说要几个星期，或许更久。“住旅馆。”但没说是哪个城市或哪个国家。她再次面对着他，泪流满面，比之前更糟，但泪水并未打动他，虽然他希望可以。 “乔治，就止于此了，我保证。”她停下脚步，恳求地说，“汽笛声已远离了，在你我的世界里。我们拥有彼此。不会再有了。根据平均值，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心满意足的人。” 他点点头，似乎了解了她所说的重点，但并未全然同意。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他发现，她沉默不语时，他反而更能感受到与她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所谓的关系，也不过就是意识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自己沿着相同路径前进罢了。 “我要做的事，和毁了比尔·海顿的那个人有关。”他对她说，既非安抚，也非自己抽身的借口。但他心里想的是：“跟毁了你的人有关。” 他错过火车的班次，有两个小时要打发。退潮了，他沿着玛拉西昂附近的海岸走，对自己的漠然感到非常恐惧。天是灰色的，海鸟衬映在灰色的海面上，显得非常洁白。几个大胆的孩子泼溅海浪。我是个心灵的窃贼，他沮丧地想，我自己毫无信仰，却追求着其他人的信念？我想用别人的火来温暖自己。他看着那些孩子，从记忆深处挖掘出以前曾读过的诗句： 转身，如泳者跃入澄净 从逐渐衰老、冰冷、厌倦的世界 喜悦，油然而生 没错，他郁郁不乐地想。这就是我。 “现在，乔治，”拉康追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把女人捧得太高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英国中产阶级犯的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英国人从传统和学校教育里，就把女人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又怪她们不如理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女人当成一种概念，而不是血肉之躯。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症结。” 史迈利说或许吧。 “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瓦拉干吗老是扯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拉康大声咒骂，让坐在隔桌的人吓了一跳。 史迈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在拉康推荐的牛排馆里，一起吃了顿讨厌的饭。他们喝从玻璃水瓶倒出来的西班牙葡萄酒，而拉康对英国的政治困境大发雷霆。现在，他们喝着咖啡和值得怀疑的白兰地。反共产主义恐惧症是太过火了，拉康说他很确定。毕竟，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 4e0d." >不再是。共产党员所追求的和每个人都一样——繁荣，以及一点和平与安宁。他们想在该死的敌对状态中，找一个休息片刻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就说爱尔兰吧——还悬而未决，但你绝对无法让美国人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英国人根本无法治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几年就搞定了。我们的未来是靠集体行动，但我们的生存却要独力奋斗，这个矛盾的难题一天天地扼杀我们。 “现在，乔治，你怎么看呢？毕竟你已经不在位了。你有客观的立场，宏观的视野。” 史迈利听见自己喃喃吐出一些有关光谱的无意义字句。 而现在，史迈利担忧了一整个晚上的话题终于来了，他们对婚姻的讨论会开场了。 “我们一直被教导，应该宠爱女人。”拉康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她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被宠爱，她们就会抓狂。但跟瓦拉在一起的家伙——嗯，如果女人惹恼了他，或随便乱讲话，他就会赏她个黑眼圈。你和我，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对不对？” “我确信我们不会。”史迈利说。 “听我说。如果我去找她，深入虎穴到他的房子，用非常强硬的做法，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什么的，你觉得可以逆转形势吗？我的意思是，我的块头比他大，天晓得。我不乏胜算，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他们站在星空下的人行道，等着史迈利的出租车。 “无论如何，去好好度个假吧。你应得的。”拉康说，“到温暖的地方去？” “嗯，我想我可能只会到处走走。” “祝你好运。我的天哪，我嫉妒你的自由。嗯，你真是太有帮助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听你的建议，写信去。” “但是，拉康，我并没有给你任何建议。”史迈利略带警告意味地抗议。 拉康毫不理会。“另一件事也准备好了，我听说。”他沉着地说，“没有闲杂人等，没有混乱麻烦。真有你的，乔治。忠贞不二。我会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表彰。你已经有过什么了？我忘了。那天我们的庙堂诸公还说你应该封个骑士爵位呢！” 出租车来了，拉康坚待要握手，让史迈利觉得很难堪。“乔治，祝福你。你真是个亲切的人。我们是物以类聚，乔治。都是爱国的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安恩是你的情报员，而不是你的妻子，你一定能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 第二天下午，托比来了一个电话说：“交易已准备就绪，等待完成。”乔治·史迈利便化名巴拉克劳夫，悄悄动身前往瑞士。他从苏黎世机场，搭乘瑞士航空的巴士到伯恩，直接住进丽景皇宫饭店。这是一家宏伟豪华的饭店，有着爱德华式的醇厚宁静，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熠熠生辉的阿尔卑斯山，但这天傍晚，一切都笼罩在浓重的冬雾中。他原来考虑要住小一点的地方；也考虑过要住托比的安全公寓。但托比劝他说，丽景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好几个出口，位于市中心，任何想找他的人都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地方，因此，如果卡拉要找他的话，这里就会是卡拉认为他最不可能栖身的地方。踏进宏伟的大厅，史迈利觉得自己像踏上一艘空荡荡的轮船，在大海上远洋。 第二十一章 他的房间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间。圆书桌镶嵌黄铜，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双人床上方挂了一张巴列特印行的画，画着拜伦爵士笔下的哈罗德公子。窗外的浓雾，筑起一堵灰墙。他打开行李，再度下楼到酒吧。一个年长的钢琴师弹奏着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经是安恩最爱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爱。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想着眼下。现在就要开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退路，没有迟疑的空间。十点钟，他走到旧城区，这 662f." >是他最爱的地方。街道铺着鹅卵石，冷洌的空气里有烧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喷泉穿透浓雾迎向前来，中世纪的房舍宛若戏剧布景，而他，置身戏外。他走进拱廊，穿过艺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骑马通过的门廊。在尼迪格桥上，他停下脚步，凝望着河水。这么多个夜晚，这么多街道犹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雾中……树不互见。”凝冻的雾气低回盘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黄色。 一辆橘黄色的富豪房车在他背后停下，伯恩车牌，突然熄掉车灯。史迈利回头一望，驾驶座旁的车门由里打开。靠着车内亮起的灯，他看见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驾驶座，后座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穿着伯恩家庭主妇的标准装束，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托比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史迈利想，监视者的术语称之为“剪影”。他们开车上路，女人开始和孩子说话。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种沉着但义愤填膺的语气：“看，那里有起重机，爱德华……我们经过熊公园了，爱德华……看，爱德华，火车……”他记得监视者总是不满意，这是每个偷窥者的宿命。她挥着手，要孩子看这看那的。一个家庭团聚的夜晚，长官，剧本如是说，我们开着橘色的富豪汽车出门访友，长官。我们正要回家。而这人，当然是，长官，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进艾尔芬诺，伯恩的外交人员住宅区。透过浓雾，史迈利瞥见结满白霜的花园，以及别墅的绿色廊柱。车灯照见了一面标示着某个阿拉伯国家的铜牌，有两名警卫保护。他们经过一座英国教堂和一排网球场，弯进一条有光秃秃的山毛榉整齐排列的街道。街灯高悬在他们头顶，像白色的气球。 “十八号，就在左边五百米外。”托比轻声说，“格里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楼。”他开得很慢，利用浓雾作为掩护。 “很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爱德华。”那女人在他们背后说着，“都是从国外来的。” “铁幕来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里，而不是艾尔芬诺。”托比继续说，“那是个公社，他们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集体去买东西，集体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里高利耶夫不一样。三个月前，他们搬出慕里，租了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个月，乔治，他个人付给房东。” “现金？” “每个月用百元大钞付房租。” “大使馆其他人的房租是怎么付的？” “都通过大使馆的账户。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辆警察巡逻车像河上游艇般缓缓超过他们。史迈利看见车里的三个人都转头看他们。 “看，爱德华，警察！”女人大叫，想让孩子向警察挥手。 托比也很小心，没停下谈话。“这些警察小伙子担心炸弹。”他解释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那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乔治。如果我们笨手笨脚，格里高利耶夫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本地的守护神，所以就不会去找警察。一百米，乔治。前院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其他人员都共乘大使馆的车。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9９lib?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自己的奔驰。” “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伯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夫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已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藏书网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伯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格里高里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 浓雾避人耳目，让他们的前进bbr>无声无息。他们驶下一个缓坡，经过右手边的英国大使官邸，看见大使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道上。这条路弯向左边，托比顺路而行。就在转弯时，后面的车子赶过他们，以车头灯为他们照亮前方。在车灯的光束中，史迈利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条林木蔽隐的死巷，尽头矗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一小群人在门内戒护。 “欢迎莅临苏联大使馆，乔治。”托比非常小声地说，“二十四个外交官，五十个其他阶级的工作人员——密码翻译员、打字员，和一些非常差劲的驾驶员，全部都是本国直接派遣。贸易代表处在另一栋建筑，史崔任纳克街十七号。格里高利耶夫常到那里去。在伯恩，我们也盯上了塔斯和诺佛斯帝，这两个混混应该是主流派的。主要的驻处在日内瓦，以联合国为掩护，总数高达两百人。这里只算是余兴节目：总共就是十二或十五个人，还在扩编，但速度很慢。领事馆就在大使馆后面。你必须穿过围篱上的门，活像间鸦片馆或妓院。他们在那条通道上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等候室里也有扫描机。试着申请一次签证看看！” “我想我还是躲远一点，谢谢了。”史迈利说，托比露出罕见的笑容。 “大使馆的领地。”托比说，车头灯照过向右倾斜而下的树林，“这是格里高利耶娃玩排球、给孩子们政治教育的地方。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大使馆的幼儿园，教室，乒乓球俱乐部，女子羽毛球室——都是那个女人一手包办。别管我说的话，听听看我那些小伙子们怎么说她。”他们转出死巷时，史迈利瞥见转角楼顶上的窗户里，一盏灯熄了，接着又亮起来。 “那是保利·史柯戴诺在说：‘欢迎梪临伯恩。’”托比说，“上个礼拜，我们想办法租下顶楼。保利是路透社的特派记者。我们甚至还帮他伪造了一张记者证。还有电报卡，所有的东西。” 托比在桑帕拉特兹附近停下车。一座现代的钟楼敲了十一下。纤柔的雪花飘下，但夜雾并未散去。两人好半晌都没开口。 “今天是上个星期的翻版，上个星期则是再上一个星期的翻版，乔治。”托比说，“每个星期四都一样。下班之后，他把奔驰开到修车厂，加满油，检查电池，要求收据，然后回家。六点钟过后不久，一辆大使馆的车抵达他家门口，下车的是克拉斯基，周四定期从莫斯科来的信差。独自一人。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专业。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无论到哪里都和伙伴波格达诺夫结伴而行。一起搭飞机，一起送东西，一起吃饭。但拜访格里高利耶夫，克拉斯基打破惯例，独自前往。他会停留半个小时，然后离开。为什么？对信差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乔治。很危险，如果他没有后台的话，相信我。” “你们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了解呢，托比？”史迈利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托比用张开的手掌，比了个刺枪的手势。“格里高利耶夫是个受过训练的恶棍，不是吗，乔治？没有贸易专长，彻头彻尾是个大麻烦。他也不是名门正派，是半路出家，乔治。” 基洛夫也是，史迈利想。 “你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住他吗？”史迈利问。 “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银行，假身份，甚至小娜塔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手王牌。”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宰了他？” 在黑暗中，托比的手掌又比了个刺枪的手势。 “宰人，乔治，总是要碰点运气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马上为国捐躯。其他人则翻来覆去满口谎言，但一被扣押就完全不同了。宰割，反而会让某些人更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史迈利说。他再次想起德里，那张静默的面孔透过香烟的云雾凝望着他。 “放轻松，乔治，好吗？你应该常常歇歇腿。” “晚安。”史迈利说。 他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市中心。抵达丽景时，已然大雪纷飞。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黄色的灯光中飘舞、破碎，太过潮湿，无法驻留。他把闹钟设定在七点钟。 第二十二章 叫亚莉珊卓的那个年轻>女孩，在清晨的集合钟声响起前一个小时就已醒了，但她一听见钟声，就缩起白棉布睡衣里的膝盖，紧闭眼睑，告诉自己说她还在睡。一个需要休息的孩子。集合的钟声和史迈利的闹钟一样，在七点钟响起，但在六点钟时，她已听见山谷里的钟声，先是天主教堂，接着是基督教会，再来是镇公所，她哪一个都不信。她不信这个上帝，不信那个上帝，也不信任何一个挂着屠夫面容的镇上的人，那些在年度庆典上听见救火队合唱团以方言唱着爱国歌曲时，还坚待要立正的那些镇上的人们。 她之所以知道年度庆典，是因为那是少数获得许可的远征节目之一，她不久之前刚获得特许参加，这是她的第一次，而她格外觉得好玩的是，这竟是为平凡无奇的洋葱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她站在乌苏拉修女与贝缇杜德修女中间，她知道她们小心戒备，生怕她会跑掉，或跳进庆祝的队伍里发一阵疯。她看了一小时最最无聊的演讲，接着是一小时无聊的军乐队伴奏的歌唱。然后，是游行队伍，镇上的人穿着乡村装束，长长的木棍上扛着一串串洋葱。领队的是村里的旗手，平常负责送牛奶到小屋，而且，只要溜得开，就会跑到宿舍门但当厢型车把美国女孩载走，贝缇杜德修女整个晚祷都垂泪不止，像家里有人死了一样。事后，亚莉珊卓强迫她说出内情，她叫着她的小名，萨莎，这是她不幸的恶兆。 “美国女孩被送到安特西去了。”在亚莉珊卓的强迫下，她泪流满面地说，“噢，萨莎，萨莎，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到安特西去。”正如在她某段不复记忆的生命里，她们哀求她，“塔蒂亚娜，别再做这些疯狂且危险的事！” 自此以后，安特西成为亚莉珊卓最深的恐惧，在任何时刻都能立即让她安静下来的威胁，即使是在她最粗暴不端的时刻。“如果你这么坏，就会到安特西去，萨莎。如果你嘲弄卢迪医生，在他面前拉起你的裙子，跷起腿来，费莉希狄院长就会把你送去安特西。嘘，安静，否则她们就会送你去安特西。” 脚步声又沿着回廊回来了。法国女还被送去穿衣服。有时她会反抗，结果就是穿上外套。有时亚莉珊卓会被叫去安抚她。亚莉珊卓会一再梳着法国女孩的头发，不说一句话，直到法国女孩放松下来，开始亲吻她的手为止。然后，亚莉珊卓就会被带走，因为爱绝对绝对绝对不在课表上。 门突然打开，亚莉珊卓听见费莉希狄曲意逢迎的声音，像苏联戏剧里的老护士一样令她痛苦：“萨莎！你一定要马上起床！萨莎，赶快醒来！萨莎，醒醒！萨莎！” 她走近一步。亚莉珊卓怀疑她是不是要扯下床单，拉她的脚。费莉希狄可以像士兵一般粗暴，虽然她有着贵族的血统。她并不是爱逞威风，只是率直，容易激动。 “萨莎，你会来不及吃早餐。其他的女孩都会看着你，笑你说我们苏联人老是迟到。萨莎？萨莎，难道你想错过祷告吗？上帝会很气你，萨莎。他会很难过，会哭泣。他可能会想法子惩罚你。” 萨莎，你想到安特西去吗？ 亚莉珊卓把眼睛闭得更紧。我六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上帝让我变成五岁，上帝让我变成四岁。我三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 “萨莎，你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了吗？萨莎，你忘了今天你有访客？” 上帝让我变成两岁，上帝让我变成一岁，上帝让我变得不见，未曾出生。不，我没忘记我的访客，费莉希狄院长。我还没入睡之前，就已记得我的访客，我梦见他，自从我醒来之后，就只想着他。但是，费莉希狄院长，今天我不想要访客，其他任何日子也不想要。我不能，不能活在谎言里，也不想知道如何能活在谎言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能，不能让这天开始。 亚莉珊卓顺从地爬下床。 “那里。”费莉希狄院长说，心不在焉地吻了她，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回廊，大叫，“又晚了，又晚了！”拍着手掌，“嘘，嘘！”好像她面对的是一群愚蠢的母鸡似的。 第二十三章 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丫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９９ｌｉｂ.，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额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昼。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辗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 6cbe." >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 亚莉珊卓看着格里高利耶夫抵达，等待他把头前倾到手把上，抬高肥硕的屁股，将一条短腿跨过横杆，仿佛爬到女人身上一样。她看见，骑这短短的一段路，让他脸色泛红，她看见他解下后轮车架上的公文包。她跑出门去，想吻他，先吻脸颊，再吻嘴唇，因为她有个念头，想把舌头放进他嘴里，当成欢迎的举动。但他匆匆低头从她身边走过，仿佛己要走回妻子身边。 “你好，亚莉珊卓·波里苏娜。”她听见他低声说，他有点狼狈地匆匆念出她的姓，仿佛那是国家机密。 “你好，安东叔叔。”她回答说。贝缇杜德修女抓住她的手臂，低声要她放规矩些，否则的话…… 费莉希狄院长的书房既贫乏又奢华。书房很小，装饰不多，而且非常卫生，负责打扫的妇人每天刷洗擦亮，让房里有着游泳池的味道。然而，她的苏联小玩意儿却像珠宝盒一样闪烁着灿烂光芒。她有很多圣像，还有精心装裱的黑白照片，包括她所喜爱的公主，她所服侍的主教，而在她的圣日——还是她的生日，或主教的生日？——她会把这些圣像和照片都拿下来，用蜡烛围成一个圣坛，放上圣母玛丽亚与圣子。亚莉珊卓知道这些，是因为费莉希狄曾叫她一起坐下，对着她大声念出俄文祷辞，用进行曲似的旋律唱诵圣餐仪式的赞美诗，还给她甜饼和一杯甜酒，只为了在圣日——还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有个苏联人为伴。苏联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她说。渐渐地，虽然亚莉珊卓吞了一大堆药，但她知道，费莉希狄醉得一塌糊涂，因此她抬起费莉希狄老迈的腿到床上，再帮她枕上枕头。她亲吻费莉希狄的头发，让她沉睡在那张为新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父母休息时所坐的藤沙发里。亚莉珊卓此刻正坐在这张沙发上，望着安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今天又是棕色的，她注意到，棕色的西装，棕色的领带，棕色的衬衫。 “你应该给自己买个棕色的脚踏车裤夹。”她用俄文对他说。 安东叔叔没笑。他的笔记本用一条像袜带的黑色松紧带环住，他一面舔着他那官员模样的嘴唇，一面颇不情愿地迅速解开松紧带。亚莉珊卓有时认为他是个警察，有时是讨厌的教士，有时是个律师或校长，有时甚至是某种特别的医生。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很明显地希望借着松紧带和笔记本，以及充满焦急的慈悲表情，让她了解，有一种超乎他或她个人所能负责的更高律法存在，他并无意成为她的狱卒，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因为让她离群索居囚禁此地。她也知道他想让她了解，他很悲伤，甚至也很孤独，而且要她相信，..他很喜欢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是带给她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的叔叔，每年把她抵在颔下，“我的天哪，萨莎，你长大了。”然后拍拍她圆润的身体，意思是说，“天哪，萨莎，你很快就要成为盘中餐了。” “你阅读的进度如何，亚莉珊卓？”他问道。他把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翻找他的清单。这只是闲聊。这不是更高的律法。这就像谈着天气，或她穿的衣服有多美，或她今天看起来有多快乐之类的——和上个星期完全不同。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之潮》，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已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有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噗噗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已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好。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 费莉希狄院长很快就进来了，亚莉珊卓猜她根本就在门的另一边不远处。她手中握着已算好的账目。安东叔叔审视着，皱起眉头，和往常一样，然后数了钞票放在桌上，蓝色和橘色的钞票一张张地数，让每一张都透明地呈现在台灯的光线下。然后，安东叔叔拍了拍亚莉珊卓的肩膀，仿佛她是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或二十岁，或无论她弃离那段生命中的禁忌岁月时是几岁。她看着他再次走出门去，骑上脚踏车。她看着他的臀部努力地摇摆出节奏，离她远去，穿过小屋，经过克伦可，滑下山丘，骑向村落。就在她凝望时，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至少未曾发生在安东叔叔身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别有用心的人，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他们一定是坐在小屋另一侧的夏日长椅上，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或许为了做爱。他们移动到巷子里，盯着他，但并未骑上摩托车，还没有。相反的，他们等待安东叔叔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才跟随着他骑下山去。亚莉珊卓决定放声大叫，这一次，她发现自己的呐喊与尖叫声很响，响到可以让房子从屋顶到地板都碎裂开来。贝缇杜德修女逼近她，狠狠打她一巴掌，要她安静下来。 “就是那些人。”亚莉珊卓哭喊道。 “什么人？”贝缇杜德修女追问，她扬起手，准备随时再度派上用场，“你说的是什么人，你这个坏女孩？” “就是那些跟踪我母亲，把她拖走杀掉的人。” 贝缇杜德修女轻轻舒了一口气。“骑黑马，我猜！”她嘲笑说，“用大雪橇拖着她，是不是？穿越整个西伯利亚！” 亚莉珊卓以前就编过这些故事了。她说，她父亲是个比沙皇更有权势的秘密亲王。她说，他宰制黑夜，就像猫头鹰主宰黑夜，而鹰主宰白昼一样。无论她到哪里，他秘密的眼睛就跟随她到哪里，而他秘密的耳朵可以听见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一天晚上，他听到她母亲在睡梦中的祈祷，就派出手下追捕，把她母亲拖到雪地里，从此再无踪影，即使是上帝也没再见到她，他直到今日还在找她。 第二十四章 宰割烫手东尼的故事，后来已成为圆场里著名的传奇。烫手东尼是跟踪的人给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让他落网，其实是很罕见的机遇，是运气、时机与准备功夫完美结合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独处的时机，让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后毫无异样地回到日常生活里。但是，在图恩银行那场演出之后的周末，他们反复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为模式，却还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在绝望中，托比的两个强悍的手下，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甚至还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掳人的危险计划，打算在离家与大使馆几百米的人行道上动手。但托比否决了这个计划。一个女孩愿意当诱饵。或许她可以在什么地方绊住他？她牺牲小我的精神赢得喝彩，但并未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 “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伯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伯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 “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动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伯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伯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伯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已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挨近前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 7d6e." >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伯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搂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伯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藏书网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 9762." >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伯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问，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己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 “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己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第二十五章 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已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藏书网。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 7231." >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都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伯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伯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 “瓦兹荷银行，”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解释说，“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转汇都通过这家银行。” 不能在苏黎世，而要在距离伯恩几公里之外的小城——图恩。他应该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义开设账户。“但我是个苏联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驳说，“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缩地交给他一本瑞士护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 教士说，每一个月，账户会收到几千瑞士法郎，有时甚至会有一万或一万五千。格里高利耶夫会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教士耐心地复述，要严守机密，有利诱也有威胁。就像史迈利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一样，教士毫不客气地一一详述。“先生，你应该看看他面对我时的沉着态度。”格里高利耶夫难以置信地对史迈利说，“他的冷静沉着，他的威严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如果是在棋局里，他一定会大获全胜，因为他胆识过人。” “但他并不是在玩棋。”史迈利冷淡地反驳。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而不见。在伯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伯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领事？” “是关于在巴黎的那位父亲，他是否常来探访？如果父亲经常来访，那么我充当代理父亲的地位就有些多余。可以作一些安排，直接付钱给疗养院，然后父亲可以每个月从巴黎来，关心自己女儿的健康。对于这一点，教士说父亲不能常来，更不用说和亚莉珊卓谈话。但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加上一句，女儿的情况真是她父亲最沉痛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父亲可能根本不会来探访她。他告诉我说，能替苏联伟大的情报英雄担负这项重要任务，我应该觉得很光荣。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用门外汉的逻辑来质疑专业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诉他，我真的觉得很光荣。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一己之力，我觉得很骄傲。” “但你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史迈利试探地问，再次抬起头，停下笔。 “没错。” “为什么？”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确定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他说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也许你不相信教士？”史迈利暗示说。 “那个故事有太多前后不连贯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皱起眉头说，“当然，就情报工作来说，难免如此。但是，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实情。”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伯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伯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 “你在莫斯科的这段期间，因为紧张与工作过度的关系，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教士说，“医生建议你常骑脚踏车，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妻子也该陪你一起去。” 无论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到疗养院，教士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车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整个星期里，哪一天最适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疗养院探访，也是个问题。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访日，但那太危险了；有些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自伯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他们知会院方星期六不可行，于是破例在每周五下午允许探访。大使不会反对，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馆例行的工作日里每周五缺席呢？ 没问题，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大使馆允许工作人员周五和周六互调，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请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来。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结束，他对听众露出一个短暂、浅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个签证部门的女孩刚好也在工作。”他对着托比眨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隐秘时光。” 这一次，大家的笑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时间，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尽了。 他们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突然之间，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担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处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护。他坐在沙发里，装出笑容，但傲慢的气息已离他远去。他顺服地扣紧双手，目光逐一扫过他们身上，仿佛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会骑脚踏车。”他带着忧伤的微笑说，“她试过很多次。”她的失败对他似乎事关重大。“教士从莫斯科写信告诉我：‘带你太太去看她。或许亚莉珊卓也需要母亲。’”他摇摇头，表情呆滞。“她不会骑。在这么重大的机密事件里，我怎么能跟莫斯科说，格里高利耶娃不会骑脚踏车？”或许自史迈利担负执行官角色以来，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已将暂时的情报来源格里高利耶夫，转变成适时弃暗投明的投诚者格里高利耶夫。 “领事，无论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请你继续留在大使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史迈利合上笔记本，正色说，“如果你照我的提议做，将会获得热烈的欢迎，将可以选择在西方的某处展开新生活。”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但下个星期，你不能去探访亚莉珊卓。你告诉你太太，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会面讨论的结果。下个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给你信时，你照常收下，但事后告诉你的太太，亚莉珊卓仍无法会面。用神秘的态度对付她。用神秘蒙蔽她。” 格利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点点头。 “我必须警告你，无论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错误，或者尝试耍花样，教士都会发现，并且毁了你。你也将失去接受西方热忱款待的机会。清楚了吗？” 他们给格里高利耶夫联系电话，对他说明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程序，史迈利违反一切交易守则地准许格里高利耶夫写下来，因为他知道不写下来，这人根本不可能记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若有所思的颓丧心情离去。托比载他到安全的地点，放他下车，然后回到公寓，举行简短的告别会议。 史迈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双手合掌，靠在唇边。其他人在米莉·麦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后——擦拭、拂尘、清烟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迹。托比说，每一个在场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迈利之外，都要立刻离开，监视小组也一样。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现在。他们正坐在巨大的时间炸弹上：或许就在此时，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冲动下，把整个故事，对他那个可怕的老婆全盘托出。如果他告诉爱芙朵琪亚有关卡拉的事，那有谁能确定他不会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不会告诉小娜塔莎，他今天与乔治的恳谈？没有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没有人会觉得被踢走了。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工作，他们会很快再相见，为成功加冕。他们握手道别，甚至掉一两滴眼泪，但成功在望的远景，让每个人都满心喜悦。 当众人散去，史迈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什么感觉呢？表面上看，这是他获得极高成就的时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尽管他为达目的不得不诉诸卡拉的伎俩。他独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就击溃并策反了卡拉亲手挑选的干员。他孤立无援，甚至还受到那些后来召他回来服务的人的阻挠。他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夙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夙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落败，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 第二十六章 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他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不，不会。” “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吗？你没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存在吗？亚莉珊卓坚持说他是个幻影。亚莉珊卓有完全不同的出身背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跟她提起我的。” “就我所知的一切。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你是安东叔叔的朋友，但她根本不承认那是她的叔叔。安东叔叔生病了，这个消息可能让她很高兴，也有可能让她非常担心。我告诉她，她父亲希望有人每周来探望她，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土匪，在深夜把她母亲推下山去。我叫她要说德文，但她可能还是觉得说俄文最好。” “我了解。”史迈利说。 “那么，你很幸运。”费莉希狄院长回道，“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亚莉珊卓走进来。起初，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如此清澄，如此不设防。在他的想像中，他曾勾勒过她的形象，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应该比较高大。她的双唇中心饱满，两端纤细，太过灵巧；而她的微笑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费莉希狄院长叫她坐下，用俄文说了几句话，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亲了一下。费莉希狄院长离开房间，他们听见她走下回廊时，钥匙叮当作响，还用法文大声咆哮，要修女把脏乱清理干净。亚莉珊卓穿着绿色的长袖袍子，袖子卷起到手肘，肩上披着开襟毛衣，像是披风似的。衣服看起来像是挂在她身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仿佛有人帮她着装来赴会。 “安东死了吗？”她问，史迈利注意到，她脑中所想的事，很自然地流露在表情上。 “没有，安东得了重感冒。”他回答说。 “安东说他是我叔叔，但他不是。”她解释说。她的德文非常好，他想，除了卡拉曾告诉格里高利耶夫的，她母亲有德国血统之外，她是不是也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分，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他也假装他没有车。”就像她父亲以前曾做过的一样，她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承诺地盯着他看。“你的单子呢？”她问，“安东每次都带一张单子。” “噢，我的问题记在脑子里。” “没有单子，不准问问题。我父亲禁止别人问脑子里的问题。” “谁是你父亲？”史迈利问。 刹那间，他又只看见她的眼睛，从最隐秘孤独之处，凝望着他。她从费莉希狄院长桌上拿起一卷思高牌胶带，用手指轻划过光滑闪亮的表面。 “我看见你的车。”她说，“‘BE’代表伯恩。” “是的，没错。”史迈利说。 “安东的车是哪一种？” “奔驰。黑色的。很豪华。” “他花了多少钱？” “他买的是二手车。大概花了五千法郎，我可以想像得到。” “那他干吗骑脚踏车来这里看我？” “也许他需要运动。” “不是，”她说，“他有秘密。” “你有秘密吗，亚莉珊卓？”史迈利问。 她听见他的问题，微微一笑，点了好几次头，仿佛是对着远处的人。“我的秘密是，我叫塔蒂亚娜。” “很好的名字。”史迈利说，“塔蒂亚娜。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她扬起头，对着墙上的圣像粲然一笑。“不准提这个名字。”她说，“如果你提到这个名字，不会有人相信你，只会把你关进疗养院。” “但你已经在疗养院里了。”史迈利指出。 她的声音并没有提高，只是加快了。她仍然动也不动，在遣词造句之间似乎连喘息都没有。她的清醒和礼貌令人敬畏。她很敬佩他的亲切，她说，但她知道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比老师和警察都来得危险。卢迪医生捏造了财富、监狱和许多聪明的论调，足令世界依赖谎言而运转，她说。费莉希狄院长太亲近上帝了，她不了解上帝其实就像马一样，需要人骑、脚踢，才能把你带向正确的方向。 “但你，拉奇曼先生，代表了当局的宽大为怀。没错，我怕你是如此。” 她叹口气，给他一个疲倦的宽容微笑，但当他低头看着书桌，却看见她握住自己的拇指，猛力后扳，像要折断似的。 “也许你是我的父亲，拉奇曼先生。”她带着微笑说。 “不是，哎，我没有小孩。”史迈利回答说。 “你是上帝吗？” “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费莉希狄院长说，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部分是上帝。” 这一次，换史迈利沉吟良久才回答。他张开嘴，却又不知为何迟疑地闭上。 “你应该要问我，我是不是觉得好些了。” “你觉得好些了吗，亚莉珊卓？”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她说。 “那么，塔蒂亚娜觉得怎么样？” 她笑起来。她的眼睛充满愉悦的光彩。“塔蒂亚娜的父亲太过重要，无法存在。”她说，“他控制了整个苏联，但他不存在。别人逮捕她的时候，她的父亲会作好安排，让她恢复自由。他不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怕他。塔蒂亚娜也不存在。”她又加上一句，“这里只有亚莉珊卓。” “塔蒂亚娜的母亲呢？” “她被处罚了。”亚莉珊卓平静地说，她告白的对象是墙上的圣像，而不是史迈利，“她不顺从历史。也就是说，她相信历史走错了方向。她犯错了。人不应该尝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能改变人。我想要你带我走，拜托。我想离开这间疗养院。”她两手狂乱地互斗，但仍对着圣像微笑。 “塔蒂亚娜见过她的父亲吗？”他问。 “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常常看着孩子们上学。”她回答说。他等待着，但她没再多说什么。 “然后呢？”他问。 “从车里。他会摇下车窗，但他只看着我。” “??你也看着他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他在看我？” “他长什么样子？他的态度呢？他微笑吗？” “他抽烟。放轻松，如果你想的话。费莉希狄院长偶尔也喜欢抽根烟。嗯，这很自然，不是吗？抽烟能镇静自我，我听说。” 她按下铃；伸出手，按了长长的一声。他又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钥匙的叮当声，从回廊朝他们走来，她的脚步声在门前暂停，打开门锁，听起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所监狱一样。 “我想坐你的车离开。”亚莉珊卓说。 史迈利付钱，亚莉珊卓看着他在灯光下一张张数钞票，和安东叔叔的做法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有麻烦，费莉希狄院长阻断亚莉珊卓专注凝神的视线，狠狠地盯着史迈利，仿佛她怀疑他行为不端似的。亚莉珊卓陪着他走到门边，帮助贝缇杜德修女开门，然后非常时髦地握着史迈利的手，抬起手肘前伸，屈下前膝。她想要亲吻他的手，但贝缇杜德修女不让她这么做。她看着他坐进车里；她开始挥手；车一开动，他就听到她近在耳边的尖叫声，看见她想要打开车门，与他一起上路。但贝缇杜德修女抓住仍然尖叫不己的她，往后拉进房子里。 半个小时之后，在图恩上周观察格里高利耶夫造访银行的同一家咖啡馆里，史迈利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信交给托比。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交给克拉斯基，今晚或其他约定的会面时间。 “格里高利耶夫想要在今晚投诚。”托比反驳说。 史迈利大声怒斥。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声怒斥。他的嘴张开，大声怒斥，整个咖啡屋都为之震惊——吧台女侍从征婚广告中抬起头，角落里的四个牌友，至少有一个转过头来。 “还不行！” 接着，为了显示他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平气和地再说一次：“还不行，托比。原谅我，还不行。” 史迈利通过格里高利耶夫送给卡拉的信，没有副本存在，或许史迈利原就有意如此，但信的内容倒无太大疑问，因为就这种卡拉喜欢称之为施压的艺术而言，卡拉自己就是个内行。史迈利会罗列赤裸裸的事实：亚莉珊卓是他的女儿，她已..死的母亲有反苏联倾向；他佯称她是秘密情报员，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他盗用公家的钱与资源；他策划了两起谋杀，或许也导致了基洛夫被处死，一切都只为了保护他的犯罪计划。史迈利会指出，这些历历事证已然足够让卡拉在莫斯科中央的地位岌岌可危，必遭同僚的清算；倘若这一切果然发生，她女儿在西方的未来——她持伪造身份证居留——将极不确定，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来源，亚莉珊卓会终生流放，贫病交加，从一家公立医院转到另一家公立医院，没有朋友，没有文件，名下也没有一毛钱。最糟的情况是，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面对她父亲仇敌的无情报复。 威胁之后，他施以利诱，就像二十年前他在德里提供给卡拉的条件一样——保全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给你一个家。精彩回放，索尔·恩德比后来说，他喜欢用运动作比喻。史迈利答应给卡拉豁免权，让他不致作为瓦拉狄米尔谋杀案的共犯而遭起诉；而恩德比从德国联络处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他在奥图·莱比锡的谋杀案也有豁免权。毫无疑问，史迈利也保障了亚莉珊卓在西方的未来——医疗、照护，如果必要的话，也提供国籍。他是否故技重施，就像他以前在德里所做的一样？他是否诉诸卡拉的人性——现在已如此清楚呈现的人性？他是否增添了一些高明的调味料，用以减轻卡拉的羞愧，而且也了解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致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当然，他只给卡拉很短的时间作决定。卡拉一定很清楚，这也是施压的金科玉律：思考的时间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在这案子里，也有理由相信，思考的时间对史迈利而言也是危险的，虽然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很可能在第十一个钟头突然心肠变软了。只有立即付诸行动，沙拉特口耳相传的要诀如是说，才能强迫猎物溜出套在身上的绳索，对抗与生俱来、或教化而来的种种冲动，毅然航向碧海蓝天。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说法或许同样适用于狩猎者。 第二十七章 这就像把钱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着：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还没出世的孩子。然后等待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等着庄家旋转赌轮。 他早已见识过柏林，当时这里还是冷战世界的首都，当时从东到西的每一个交会点，都陷入重大外科手术式行动的紧张状态。他还记得，在像这样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军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灯下，跺着脚，咒骂寒夜，烦躁地把来复枪在两肩换来换去，呼出的白色雾气，喷到彼此脸上。他还记得，坦克车蓄势待发，发动机轰隆隆地保持运转，枪管挑选着另一边的目标，虚张声势。他还记得，突如其来的警报悲鸣，军警冲向伯诺尔街或有人企图逃跑的其他地方。他还记得，消防队的云梯升起，命令说回击；命令说不要，死者，有些是情报员。但今夜之后，他只会记得像这样的夜晚：如此阴暗，让你想要带只手电筒上街；如此沉寂，让你可以听见河对岸来复枪扣上扳机的声音。 “他会用什么掩护？”他问。 隔着小小的塑料桌，史迈利坐在他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在外套里，他看起来非常小。 “朴素的东西。”史迈利说，“适合的东西。渡河来的，大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着吉勒姆的烟，注意力似乎全在烟上。 “领养老金的人干吗来这里？”吉勒姆问。 “有些来工作，有些来探亲。恐怕我没仔细问。” 吉勒姆还是不太满意。 “我们领养老金的人不想让人知道内情。”史迈利卖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诉我了。”吉勒姆说。 咖啡馆位于土耳其区，因为在现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穷困的白人，这里的地产因靠近围墙，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迈利和吉勒姆是仅见的两名外国人。在一张长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着无味的面包，喝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孩子们头发修短，有着难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旧的录音机里传来伊斯兰音乐。硬纸板搭成的伊斯兰式拱形门廊，垂下一条条塑料彩带。 吉勒姆的目光又飘向窗外那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架铁路的桥柱，接着是一幢老旧的砖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团队已偷偷征用此地作为观测中心。过去两天，他的手下已悄悄进驻。然后，他看见钠弧光灯的白色光晕，后面是一道栅栏关卡，接着是一座硐堡，再来是桥。这座桥仅供行人通行，要过桥，只能穿越一条像赏鸟步道般围以铁栅的走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宽度，有些部分则有三人宽。偶尔，有人通过，都保持着低调的神态，稳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觉，然后抵达西方，踏进弧光灯的光晕中。在日光下，赏鸟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为何是黄色的，而且异常明亮。稠堡位于边界内约一两码处，屋顶正控制住关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楼：耸立在桥中央的铁黑长方柱体。连雪都避塔楼而远之。雪落在阻断桥梁交通的混凝土锯齿上；雪片在光>晕里飞舞，在关卡旋绕，然后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但哨塔却独独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凭自由意志欺近前来。在超出光晕笼罩的范围处，赏鸟步道缩窄成最后一道大门和一个牛栏。但那道大门，托比说，可以从硐堡内部电动控制，只要一有情况就可以立即关闭。 时间是十点三十分，但也可能是凌晨三点，因为沿着边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内陆的部分，这个孤岛城市可能还喧闹不休、酒色横流、纸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与议事厅可能灯火辉煌，像游乐场，但边界地带从晚上七点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晕处，矗立着一棵圣诞树，但只有上半部有灯光，从河对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见。这是一个绝无妥协的地方，吉勒姆想，这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的地方。无论他偶尔对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态度，在此地，在这个边境，就像其他许多事一样，一切都已消逝无踪。 “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 他会来，吉勒姆想。他不会来。他可能会来。如果这不是祷告，什么才算是？ “还要来点咖啡吗，乔治？” “不，谢谢，彼得。不，我不想，不。” “他们好像有什么汤。除此之外就只有咖啡。” “谢谢你。我想我已经喝够了。”史迈利说。他的语气非常平淡，仿佛乐于让别人听见似的。 “嗯，也许我还是要点一些东西，替他们分担租金。”吉勒姆说。 “租金？对不起。当然。天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过活的。” 吉勒姆点了两杯咖啡，并付了钱。他思虑周密，一走过去就付钱，以防他们匆忙离开。 看在乔治的分上，一定要来，他想，看在我的分上，一定要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这是我们梦想已久、却永远无法实现的丰收。 “你说宝宝什么时候出生，彼得？” “三月。” “噢，三月。你取好名字了吗？” “我们还没认真想。” 对街，有一家卖锻铁、锦缎、假毛瑟枪、白镴之类回收再生的家具行，在门口灯光下，吉勒姆认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巴尔干毛皮帽的身影，正假装细看商品。托比和他的团队负责这条街，山姆·科林斯掌控观测据点，各司其职。至于逃离现场的车辆，托比坚待要用出租车。现在，出租车就停在那里，总共三辆，毫不起眼，在车站拱门的暗处，雨刷上夹着纸条写道：“暂停服务”， 53f8." >司机站在小吃摊旁，吃着盛在纸盘里的甜酱热狗。 这个地方是地雷区，彼得，托比曾警告说。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一大堆恶棍。连该死的猫都会监听，一点也不夸张。 别窃窃私语，史迈利命令道，别喃喃自语，彼得。告诉科林斯。 来吧，吉勒姆热切地想。我们全在这里支持你。来吧。 吉勒姆的目光从托比背后，慢慢转到科林斯观测据点所在的那幢老房子的顶楼窗户。吉勒姆曾担任过柏林的任务，这样的观测工作他做过不下十次。望远镜、照相机、定向麦克风，所有无用的硬设备，只为了想让等待变得更轻松；无线电的噼啪声，咖啡和香烟的气味，双层床。他想像着，那个被挑选上的西德警察不明白自已为何会被带到这里，而且要一直待到行动放弃或成功为止。这人对这座桥了如指掌，一眼就能从散兵游勇中辨识出正规军，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也能在噩运降临的一刹那间掌握住：寂静地躲过监视，民警的狙击手悄悄定位。 但如果他们对他开枪呢？吉勒姆想。如果他们逮捕他呢？如果他们留下他——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况且他们以前也这样对待其他人——脸朝下，躺在距弧光灯光晕不到六英尺处的赏鸟步道上，流血致死？ 来吧，他想，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确定，希望他的祷告能划过东部的黑色天际线。尽管如此，还是来吧。 一丝纤细而异常明亮的光线掠过观测站那幢房子楼上面西的窗户，让吉勒姆站了起来，他转头看史迈利，但史迈利己冲向门口。托比·伊斯特哈斯在人行道等他们。 “这只是有可能而已，乔治。”他用着准备让大家失望的语气轻声说，“只有极小的机会，但他可能是我们的人。” 他们一语未发地跟着他。寒意逼人。他们经过一家裁缝店，两个黑发女郎在窗下缝衣。他们经过贴满海报的墙面，有廉价的滑雪假期，还有咒骂法西斯主义、伊朗国王的标语。寒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在飞旋的雪花中，吉勒姆转过头来，瞥见一个用旧铁轨枕木搭成的儿童游戏场。他们在阴暗、死寂的建筑中穿梭，然后右转，穿过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在刺骨冰寒的夜黑中抵达河岸。一座老旧的木制防弹掩体，开有用来架设来复枪的枪洞，让他们对桥上的动静一览无遗。在他们左边，一个装饰着倒刺铁丝的木头十字架，耸立在充满敌意的河流旁，纪念着某个逃亡未能成功的人。 托比静悄悄地从外套里掏出一副双眼望远镜，交给史迈利。“乔治，听着，祝你好运，好吗？” 托比的手在吉勒姆的手臂上握了一下，然后倏地离开，隐没入黑暗之中。 掩体因树叶腐化与湿气而充满臭味。史迈利蹲在来复枪洞前，软呢斜纹外套的衣摆拖在泥泞里。他观察着面前的场景，仿佛自己漫长的一生在眼前展开。河面宽阔，水流缓慢，因寒冷而升起一层雾气。弧光灯照亮河面，雪花在光束中飞舞。跨河而过的桥梁站在胖胖的石墩上，接近水面处，露出粗裸的柱脚。桥墩之间的空间呈拱形，只有正中央的空间四四方方，便于行船。但此时，惟一的船只是系泊在东边河岸的灰色巡逻艇，而这艘船惟一提供的交易，就是死亡。桥后面，宛若一片庞大阴影的，是高架铁路，但和河一样，被弃被遗忘，没有任何火车通过。远处河岸的码头如怪物般矗立，仿佛未开化时代的牢狱船，桥梁的黄色鸟道像要从码头凌空跃起，俨然一条暗夜中的奇幻光道。占地利之便，史迈利可以通过双眼望远镜看见全景：从东岸灯光照耀的白色军营，到高耸的黑色哨塔，再缓缓下降到西岸；从牛栏，到控制大门的堡垒，最后再到光晕。 吉勒姆站着，就在史迈利背后几英尺处，但在史迈利的感觉里，吉勒姆却可能远在巴黎。他看见一个孤单的黑色身影展开旅程；他看见那人抽了最后一口烟，烟头闪着火光，那人在鸟道上，把烟蒂丢过栏杆，在水面溅起水花。那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工人的半长外套，工人用的背包斜挎瘦小的胸前，走得不快也不慢，就像个习惯走长路的人。一个小个子的男人，相较于腿来说，身体似乎太长了；头上没戴帽子，只顶着雪花。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桥来。 “是他吗？”吉勒姆低声问，“乔治，告诉我，是卡拉吗？” 别来，史迈利想。射他，史迈利想，对着卡拉的手下而非他自己的手下说。突然之间，他预见了可怕的事，这个小小的人影就要挣脱他背后的黑城堡了。射他，从哨塔开枪；射他，从堡垒开枪，从白色的军营开枪，从牢狱码头的黑人窝里开枪。在他面前关上大门，摧毁他，你们自己的叛徒，杀了他！在他奔驰的想像中，一个个场景浮现眼前：最后一分钟，莫斯科中央发现卡拉的罪行，打电话通知边界“不计代价阻止他！”枪击，从不嫌多，多得足以击中目标一次、两次，然后等待。 “是他！”吉勒姆低声说。他已从史迈利毫无抵抗能力的手中取过望远镜。“是同一个人！你在圆场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乔治，你真是太神了！” 但史迈利在自己的想像中，只看到民警的探照灯集中在卡拉身上，他像车头灯下的野兔，在雪地上显得如此黝黯；他看见卡拉无助老人似的奔逃，想躲开子弹，不让自己像碎布娃娃般倒卧地上。和吉勒姆一样，史迈利以前也曾目睹这一切。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河面，望进一片黑暗之中，一阵邪恶的晕眩向他袭来，仿佛他奋力对抗的恶灵已欺身向前，无论他如何挣扎，恶灵都已掌控他，向他追索，骂他叛国贼；恶灵嘲笑他，但却也为他的背叛喝彩。卡拉背负的是史迈利怜悯的魔咒；而史迈利背负藏书网的则是卡拉狂热的魔咒。我用自己所嫌恶的武器摧毁了他，而且还是他的武器。我们穿越了彼此的边界，我们是两个无主之人，在这片无主之地。 “继续前进。”吉勒姆自言自语，“继续走，别停下来。” 接近哨塔的阴影时，卡拉放慢了脚步，在那一瞬间，史迈利真的以为他可能改变心意，向东德自首。然后，他看见一丝宛如猫舌的火光亮起，卡拉又点了一根烟。用的是火柴还是打火机呢？他很想知道。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老天，他可真冷静！”吉勒姆说。 小小的身影又开始移动，但脚步变慢，仿佛他越来越虚弱。他正燃起自己的勇气，走完最后的路程，史迈利想，也或者，他正努力浇熄自己的勇气。他想起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以及死去的基洛夫；他想起海顿和自己一生工作的毁灭，他想起安恩，因为卡拉的诡诈和海顿的计诱而让他永远蒙羞。他绝望地列举所有的罪行——拷问、杀人和无休无止的堕落阴谋——所有罪行，都在桥上踽踽独行之人虚弱的肩上，但又无法停驻。他不要这些，不要这样得来的战利品。锯齿状的天际线，宛如裂隙，再次向他招手。顷刻之后，史迈利就站在了雾气迷蒙的河边。 他们沿着拖船道走，吉勒姆领头，史迈利颇不情愿地跟随在后。弧光灯的光晕在他们前面，越靠近就越炽热。像两个普通行人，托比叮嘱说，就走到桥边等候，这很正常。从周围的黑暗中，史迈利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在紧张状态下迅速行动的快速但微弱的声音。 “乔治，”有人低声说，“乔治。”在黄色的电话亭里，一个看不清的人影举起手，悄悄地敬了个礼，他听见一句“胜利”从潮湿冰冷的空气中潜行而来。雪花模糊了眼镜，他很难看得清楚。观测据点在他们的右边，窗里没有一丝光影。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厢型车，知道那是柏林邮局车，托比的最爱。吉勒姆踌躇不前。史迈利听见一句“领大奖”之类的话。 他们走到光晕的边缘。一个橘色的寨垒阻断了桥上的视线，也隐蔽了他们的诡计。从哨亭看不见他们。托比·伊斯特哈斯爬得比圣诞树还高，拿着双眼望远镜站在观测台上，冷静地扮演着冷战观光客的角色。一个丰满的女看守员站在他身边。一张陈旧的告示警告他们，风险自负。从他们背后倾圮的砖砌陆桥，史迈利辨识出一个久已遗忘的徽章纹饰。托比用手做了个小动作：竖起拇指，他是我们的人了。越过寨垒，史迈利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和铁栏杆的震动。他闻到美国烟的气味，冰冷寒风吹送，人未到，烟先闻。还有一道电动门，他想，他等待着大门猛然关上的铿锵声，但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想到，他不知如何称呼夙敌的真名，只有化名，一个女性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军阶也是一个谜团。史迈利仍然踌躇不前，像个拒绝上舞台的人。 吉勒姆挨近他身边，似乎努力催促他前进。他听见轻微的脚步声，是托比的监守员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在光晕边缘，在寨垒的安全庇护下，屏息等待目标的出现。突然之间，他就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拥挤厅堂的人。他瘦小的右手空空地垂在身侧，左手怯怯地横过胸前，拿着一根烟。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没戴帽子，背着背包。他向前走了一步，站在光晕里，史迈利看见他的脸，刻满岁月痕迹，饱经旅途风霜，雪花染白了一头短发。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打着黑领带，看起来就像要去参加朋友葬礼的贫民。刺骨寒风让他缩紧脸颊，年岁益增几分。 他们面对面；他们可能隔了一码的距离，比在德里监狱时来得远。史迈利听见更多的脚步声，这次是托比笨重迟缓地从观测台的木梯上走下来。他听见轻轻的话语和笑声；他认为自己甚至听见了轻轻的拍手声，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幻听，到处人影幢幢，但一站到光晕中，他就很难看得清。保罗·史柯戴诺悄悄向前，站在卡拉身边；尼克·狄·席尔斯基站在另一边。他听见吉勒姆叫某个人在他们下桥之前去把该死的车开过来，载他回去。他听见某个金属的东西掉落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安恩的打火机，但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他们又交换了眼神，也许在那一瞬间，两人都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的一部分。他听见汽车轮胎的吱嘎声，车门打开的声音，发动机的运转声。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走近车子，卡拉与他们一起，尽管他们并没碰他；他似乎已习惯于囚犯的那种顺从态度，他已在严格的学校里学到了这一切。史迈利向后退，他们三个慢慢地在他身前走过，全都全神贯注、一本正经地注意着他。光晕里空无一人。他听见车门关上，车子开走的声音。他听见另两辆车跟在后面，也或许是一起离开。他没目送他们离去。他感觉到托比·伊斯特哈斯伸手抱住他的肩膀，也看见托比的眼中闪着泪光。 “乔治，”托比开口说，“你这一辈子，真是精彩！” 但是，史迈利的不为所动，让托比放开了手。史迈利迅速走出光晕。安恩的打火机唾手可得，就在非常接近光晕的地方，斜斜躺着，在鹅卵石上像黄铜般闪闪发亮。他想过要捡起来，但却似乎没有必要，其他人也似乎都没看见。有人握他的手，有人拍他的肩。托比迅速制止他们。 “保重，乔治。”托比说，“一切顺利，听到了吗？” 史迈利听见托比的团队一一离去，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彼得·吉勒姆。沿着堤防走回一小段路，几乎到了十字架矗立的地方，史迈利再看了桥一眼，仿佛想知道有没有任何改变，但显然没有，只有风势微微加强，雪花仍四处飞旋。 彼得·吉勒姆碰了碰他的手臂。 “来吧，老朋友，”他说，“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史迈利习惯性地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用领带宽的一头擦拭，尽管他还得从斜纹软呢外套里拉出领带。 “乔治，你赢了。”他们慢慢走向车子时，吉勒姆说。 “是吗？”史迈利说，“是的，没错，我猜我是赢了。” 史迈利三部曲年表 一九二五年德雷克·柯诞生。 一九二八年纳尔森·柯出生于汕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卡拉化名为“马丁·勃兰特”。 一九三六年卡拉在西班牙招募人员；德雷克与纳尔森·柯从汕头抵达上海，被希博特收养。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一年卡拉疑在英国停留六个月。 一九三七年海顿向范霍佛推荐普莱多。 一九三九年圆场招募海顿。 一九四一年秋天，卡拉于德国指挥情报员，卡拉或许在此时“收养”了一个德国女孩。 一九四五年威斯特贝在沙拉特听史迈利演讲，谈如何维持敌后情报员的通讯线路；史迈利娶安恩·塞康比为妻，离开服务单位，回到牛津。 一九四七年阿勒莱恩在剑桥加入圆场，先后奉命任职于阿根廷、印度、开罗与沙拉特。 一九四八年卡拉入狱，其妻自杀。九月一日，欧斯特拉柯娃与欧斯特拉·柯夫结婚。 一九四九年春天，示威群众捣毁希博特在上海的教堂。 一九五〇年欧斯特拉柯夫叛逃，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入狱至一九五三年；地鼠杰拉德开始挑选情报给卡拉。 一九五一年二十六岁的德雷克·柯身无分文地从上海乘船赴香港。 一九五三年纳尔森·柯就读列宁格勒大学，受卜雷列夫招募；卡拉的情妇似乎也在此年生下塔蒂亚娜。 一九五五年欧斯特拉柯娃与葛利克曼有可能于此年生下亚莉珊卓；同年夏天，在截听到加州发出的无线电后，史迈利与卡拉（化名格茨曼）在德里监狱相遇，卡拉的上司鲁德涅夫一个月后被枪毙；卡拉重新开始指挥“杰拉德”及其他情报员。 一九五六年一月，欧斯特拉柯娃出国，遗弃亚莉珊卓；苏伊士运河事件让杰拉德对英国的忠诚彻底动摇。 一九五七年纳尔森·柯回到上海，威斯特贝的女儿猫咪出生。 一九五八年小纳尔森·柯可能生于此年。 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一九六一年杰拉德获得苏联公民身份；老总之妻似乎于此年去世。 一九六二年十八岁的里基·塔尔被招募。 一九六三年三月，“斯坦莱”叛逃。 一九六四年之前史迈利指挥瓦拉狄米尔（此时杰拉德派驻国外）。 一九六四年塔尔在巴西行动失败。而威斯特贝婚姻失败，海顿调回伦敦，四十二岁的波里雅科夫抵达伦敦，这三件事疑似也发生在同一年。 一九六五年塔尔在..西班牙行动失败，吉勒姆的北非情报网遭破获；德雷克·柯身陷商业丑闻。 一九六六年卡拉吸收的日本地鼠被捕；德雷克·柯得到大英帝国勋章。 一九六七年纳尔森·柯似乎在当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德雷克·柯同年进入伦敦法学院，声称纳尔森已死。>?９9ｌｉｂ? 一九六八年小纳尔森去世。 一九六九年左右杰拉德支持阿勒莱恩升职，对抗山姆·科林斯。 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五月，老总指示史迈利访谈与巫师有关的情报员；疑为冬季，巫术计划开始，杰拉德压下山姆·科林斯交来的“金棱线”报告，日期不明；疑为十月，康妮·沙赫斯遭革职，史迈利求助拉康；史迈利人在柏林；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普莱多遭出卖；疑为十一月，阿勒莱恩接替老总职位；丽姬·伍辛顿抛夫弃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老总丧礼。 一九七三年纳尔森·柯重出江湖，秘密资金开始流向德雷克·柯；二月二十七日，巫师向伦敦要求一栋房子；四月十一日星期三，塔尔为伊.99lｉb.t>琳娜要求政治庇护；疑为这年五月底的星期五，瑟斯古德学校雇用普莱多；年中，汇给德雷克·柯的款项开始增加；七月，纳尔森·柯升职到中央委员会；刁先生访上海；伊琳娜与其他人被处决；七月二十日，刁先生买下毕奇飞机；八月二十一日，小不点瑞卡度被认定死于坠机；丽姬与柯相遇；九月二日，瑞卡度向美国情报员兜售鸦片；十月，史迈利被传唤到拉康家；史迈利在艾莱旅馆工作；某星期一吉勒姆偷拍圆场记录；星期二吉勒姆窃取“作证计划”档案，被长官叫去质问塔尔的动向；史迈利与安恩和解；十一月底，史迈利被任命为圆场头目；虽然复合，但史迈利最后仍把安恩逐出家门；威斯特贝到托斯卡尼；斯蒂夫·麦克尔伏死亡，日期不明，死因不明。 一九七四年春天，“孤女”进入威斯特贝的生活；年中某星期六，陆克得知西辛格离境；六月一日，基洛夫奉派至巴黎；库洛退休；威斯特贝接到史迈利的电报；秋天，威斯特贝回到香港；某星期六，威斯特贝于香港“火烧”弗罗斯特，同时于赛马时接近德雷克·柯；十二月，史迈利访谈彼得·伍辛顿及裴令夫妇。 一九七五年一月某个星期一，山姆·科林斯重新加入圆场；康妮与狄沙理斯访谈希博特及其女；二月初，与美国情报员马铁娄开会；二月十五日，史迈利指导库洛处理山姆·科林斯之事；同年，威斯特贝接近丽姬；威斯特贝意外瞥见山姆·科林斯；刁先生杀害弗罗斯特；威斯特贝前往曼谷找寻查理·马歇尔；威斯特贝到金边；赤柬即将关闭边境；大使馆晚餐派对；某星期三威斯特贝到马德望找寻查理，再回到金边，审问查理；威斯特贝到西贡消磨数周；威斯特贝到泰国找瑞卡度；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纳尔森搭舢板离开汕头；五月四日，纳尔森在满月时登陆。 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基洛夫接近欧斯特拉柯娃；九月初，欧斯特拉柯娃写信给瓦拉狄米尔将军；奥图·莱比锡拜访欧斯特拉柯娃；奥图“火烧”基洛夫；十月，瓦拉狄米尔被杀；有人企图暗杀欧斯特拉柯娃；同年某星期天，史迈利“火烧”格里高利耶夫；某个星期五，史迈利访谈塔蒂亚娜；十二月，史迈利赢得最后胜利。天涯在线书库《www.tianyab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