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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谍王》
第一章
还是让我明快地告诉你们吧，要不是我当初一时冲动，提笔草草地给乔治·斯迈利写了一张便笺，请他为我这期的应届毕业生在第一阶段学习结束的那个晚上讲个话，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地，他竟然同意了，不然我也就不会对你们如此知无不言了。
我最多只会告诉你们一些经过修饰的往事，大谈一些秘密骑士所缔造的勇敢而充满戏剧性与想像的丰功伟业，不过说实话，有时我倒是有点太过偏好这种题材而使学生觉得乏味。当然，我通常只挑些有利的话讲。我会向你们叙述那些扣人心弦的回忆——夜晚空降高加索山区，乘着快艇冒险涉渡、登陆滩头，岸上的灯火忽明忽暗，加密的无线电讯文莫名其妙地中断等等。我会谈一些籍籍无名但功不可没的冷战英雄如何介入他们极欲保护的世界事务中，以及他们如何在紧要关头把那些弃暗投明的人们从虎口中拯救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都干了这些事情，而且有些也干得很好。在那些邪恶的国度中，有一批好手在为我们赴汤蹈火。一般来说，他们值得我们信任，而有时我们也巧妙地应用他们提供的情报。我希望事实是如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世上最好的间谍也还是一文不值。
在见习生餐厅喝下第二杯威士忌以后，我会挑些轻松的话题，先从情报局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在我勇敢领导下潜入东德活动开始。有一次我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哈次山的山脊上，祈求能听到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关掉引擎以后所发出的振动声，并盼望能看到飞机的尾部投下黑色的降落伞。但是当我们的祈祷应验以后，等我们滑过一片冰原准备领回宝物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石子！我告诉那些眼睛瞪得大大的学生，那是货真价实的阿盖尔花岗石。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装货人员误把训练用弹筒送来了。
尽管我的其他故事常讲到一半就让听众们索然无味，但这个故事至少还能引起某种共鸣。
我认为想写信给斯迈利的冲动在我心中酝酿已久。我在某一次定期拜访人事主管以讨论我那批学生受训的进展时，就萌生了这个念头。我顺路造访了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三明治和一杯啤酒，就在这时，我撞见了彼得·吉勒莫。在追查情报局叛徒的漫长过程中，乔治扮演的是福尔摩斯，彼得则扮演华生这个角色，而情报局的叛徒原来是我们的行动主任比尔·海登。彼得已经——哦，至今约有一年，或更久没收到乔治的消息了。他说乔治在北康瓦耳某处买下了一座农庄，而且依然对电话十分厌恶。他在爱塞特大学谋得一份闲差，并可使用他们的图书馆。我难过地想像着其他的情况：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踯躅在空旷的大地上独自散步与思考。就在等着进入情报员纪念堂之际，他悄然远走爱塞特颐养天年去了。那么他的太太安妮呢？我压低声音问彼得。每当提到安妮的名字，大家都是这样的，因为比尔·海登是安妮的情人之一。这既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秘密。
彼得说安妮就是安妮，还煞有其事地耸耸肩膀。她有些亲戚住在赫尔福德埃斯蒂里的那些华宅里。她有时和他们一起住，有时和乔治一起住。
我问了斯迈利的地址。“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在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道。透露乔治的下落总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愧疚——我实在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以后，托比·埃斯特海斯来到萨勒特，为我们做了一场如何在非友好国家进行伪装侦查的精采演讲。他当然留了下来吃中饭，而且由于有我们首次招收的三位女生出席，他兴致极高。经过一场自我进入萨勒特后就已开始的漫长争论，人事部门终于决定可以招收女生。
我听到自己提起斯迈利的名字。
我以前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总是不太愿意招呼托比，而我也曾感谢上帝能支持我这种做法。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欣然地了解到一个人终究还是要随和一些。
“哎呀，老天，奈德！”托比大声喊道。他那一口匈牙利英语实在无可救药。他用手向后抚平那头梳得油亮的银发。“你的意思是你没听说过？”
“听说过什么？”我耐心地问道。
“我的好伙伴乔治目前正执掌捕鱼权利委员会。他们没告诉你有关乡下的事情？我看我最好还是单独与局长谈谈这件事。我会找机会在俱乐部里告诉他。”
“也许你可以先告诉我这个捕鱼权利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我向他提议道。
“奈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紧张，也许他们把你除名了。”
“也许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吧。”我说。
无论如何他还是告诉了我，而我也知道他会这么做。我适度地表现出吃惊的样子，这更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有点惊讶。托比向孤陋寡闻的我解释，捕鱼权利委员会是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组织，由莫斯科中心和情报局的官员组成。至于这个组织的工作，托比说——我相信他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就是确认这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目标，并从而拟出一个情报分享的制度。“奈德，这构想的真正目的是要关注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我认为他们首先锁定了中东。奈德，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好吗？”
“你是说斯迈利主管这个委员会？”我疑惑地问道，同时试图去理解这件事。
“呃，奈德，也许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诸如年事已高此类的原因。但是俄国人很想会会他，所以我们就安排他进去摸摸底。我还告诉他们：好好礼遇这个老家伙吧，别怠慢了，信封里并塞了一把五英镑的钞票。”
我当时不知道究竟哪件事较使我惊讶：是托比·埃斯特海斯和莫斯科中心共同携手的计划呢，还是让乔治·斯迈利接掌这个组织的念头。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部门的同意后，我按照吉勒莫给的那个地址，写了一封信到康瓦耳郡。我在信中谦恭地说，如果斯迈利和我一样厌恶在众人面前讲话，他可以拒绝我的邀请。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他是否会来。但是当他寄给我一张字迹工整的明信片告诉我他将欣然应邀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见习生一样，紧张得要命。
两个星期后，为了这个场合，我特地穿上崭新的便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栏杆旁。我望着老旧的火车走下一批中年的通勤客。我想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斯迈利是如此地没没无闻。不管我的眼光落在何处，似乎都看到和他相似的身影，那些大腹便便、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绅士们看起来都和乔治一样，对自己不大情愿做的事，总是姗姗来迟。然而，突然地，我们很快地握了手，然后紧挨着坐进总部的一辆路宝汽车的后座。他比我记忆中要结实些，头发白了，但是仍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真的，自从他太太与海登闹出了那段风流韵事以后，我还没见他的精神这么好过。
“嗨，奈德，你那校长的工作还好吧？”
“你觉得退休怎样？”我反问了一句，放声大笑。“我很快就要加入你的行列了。”
噢，他郑重地向我保证，他喜欢退休。其乐无穷，他诡谲地笑道：奈德，我大可不必那么害怕退休的。在这儿讲讲学，到那儿发表一篇奇特的文章，还有散散步，他甚至还弄来一条狗。
“我听说他们拉你出山，参加一个非比寻常的委员会，”我说，“说是要与北极熊合作，对付巴格达大盗。”
乔治不置可否，但是我看得出他笑得更开心了。“他们现在是这么说的吗？毫无疑问地，这一定是托比告诉你的。”他说，同时笑眯眯地观赏.９9ｌib?着郊区的景致。他把话题转到有关他那个村子里的两位互相仇视的妇人身上。这两名妇人的其中一位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位家境则非常富有。当路宝汽车继续在曾是乡野的赫特福郡奔驰时，我发觉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想乔治的故事，而不是他村子里的那些妇人。我当时心想这已不是当年的斯迈利，他谈着老妇人们的轶闻趣事，并且和俄国间谍坐在一起开会，他就像个大病初愈的人，饶富兴味地注视着大千世界。
那天晚上，就是这个人，穿着一件小了一号的老旧晚礼服，挨着我坐在萨勒特的贵宾餐桌边。九九藏书他和颜悦色地凝视着擦得光亮的蜡烛架，以及一大堆年代久远的历届学生照片。他那些年轻的听众则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等着主人开口。
我起身郑重介绍斯迈利。“各位女士、先生，这位是乔治·斯迈利先生——情报局的传奇人物。谢谢诸位。”
“噢，我一点也不认为我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站起来表示反对，“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又胖又老，沉溺在布丁和波特葡萄酒之间的家伙。”
然后这位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想起自己还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听他演讲过。我原先以为他是个不擅长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灌输给别人，而且也不会拿自己声誉开玩笑的人，所以在我尚未深入了解演讲内容之前，看见他对我们讲起话来竟然娓娓动听，我着实吃了一惊。我听了他前面几句话，然后观察我那些学生脸上的表情——他们通常不是这样彬彬有礼的。他们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显得轻松许多。他们先是仔细地倾听斯迈利所讲的，然后信任他所讲的，最后更表示他们完全的支持，我在心里微笑地想着，自己到现在才了解他：当然，当然，这就是乔治所具有的另一种特质，所扮演的另一个深藏不露的角色：一个神秘的班衣魔笛手。这就是让外界迷惑，让安妮钟爱的人，也是比尔·海登所欺骗的人，更是让我们大家忠心追随的人。
在萨勒特有一个明智的惯例，那就是在餐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不能录音，也不能做笔记，事后的官方资料中也不得引用演讲的内容。人们很喜欢斯迈刹那种条顿语气十足的说法：“愚人的自由”，尽管我想不出有几个人没资格享受这种特权。但是如果我不是一位接受过倾听和记忆训练的职业情报员，那我就一无是处了。你们一定要明白，在斯迈利还没有说多少话时——我的学生并不迟钝，他们应该也注意到了——我就了解他是在向我那离经99lib?叛道的心坎慷慨直言。我指的是那个较不服从的内在自我而言。说实话，我曾拒绝这个神秘的询问者，因为我已进入了一生事业的最后阶段。然而这份不安定的性格甚至在我的一个不怎么起眼的手下巴利·布莱尔冲破铁幕之前，就已经一直伴随着我，而后为了追求爱或某种荣誉，它继续与我并肩同行，因而引起了情报局的怀疑。
提起人事主管的作风，如果他带你去越好的餐厅用餐，就表示他要告诉你的消息越糟。我们在康诺特享受一顿丰盛午餐时，他这样告诉我：“奈德，你该把你的才智传授给那些新来的小伙子们，还有那些新来的小姐们，”他用那副装模作样、让人觉得恶心的笑容补充道。“我看他们下一步就要让她们去传教了。”他转到较为愉快的话题。“你知道那些花样，过去你也四处奔波过，最后还在秘书处干得非常出色，现在该是这些东西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你应该接掌训练部门，把薪火传给未来的情报员。”
在巴利·布莱尔变节的余波荡漾下，他把我从俄罗斯事务负责人的职位上撤了下来，将我放进安置闲人的部门，也就是审讯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找我谈话时，也是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
他又要了两杯法国白兰地。“另外，你的梅贝尔怎么样了？”他接着说道，就像刚好记起她似地。“有人说，她高尔夫球的差点已经降到十二至十之间了，天啊，真了不起！我相信你还会让她和我保持距离的！所以你觉得如何？平时待在萨勒特，周末回坦布里奇威尔斯的家，在我看来这可算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呢。你怎么说？”
那你又有什么话要说？你只会说些别人说过的话。能做事的人就去工作，不能做事的就去教书。而他们所教的就是他们再也做不到的事。因为不论是他们的体力或精神，甚至是两者，都失去了对目标的专注性，因为他们已经看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然而最后他们所享受的成功果实却少得可怜。所以他们转而在年轻人的身上重新燃起自己的旧梦，并且借助年轻人的热情使自己感到温暖。
这使我回到了那天晚上斯迈利演讲的开场白中，突然之间，他的话吸引了我。我请他来，是因为他是昔日的传奇人物，然而令我们大家感到高兴的是，他已成为一位开创新局的预言者。
我不打算把斯迈利畅谈天下大事的内容在此细述。他对他们谈到了中东，这一地区显然是他心之所系，他也探讨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中的殖民势力有何限制。他向他们谈到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并且断定会出现第五世界，他还大肆抨击富庶国家并非真的关心人类的绝望和贫困。他似乎极为自信，认为它们并不关心这些事情。他嘲笑那种认为冷战结束，间谍已成夕阳职业的看法。他说，随着每一个破冰而出的国家出现，新联盟的不断形成，每项旧有认同与激情的再度重现，以及时局的日新月异，间谍们会更昼夜不停地工作。事后我发现他演讲的时间是平常的两倍长，但是我并没有听见椅子吱吱作响或是酒杯发出的叮当声，即使后来他们把他拉到书房，让他坐在炉火前的荣誉宝座上，希望能听到更多相同的故事、更多的异端邪说、更多的颠覆言论时，也还是没有这种响声。我的孩子们可是不好侍候的，但他们竟然爱上了乔治·斯迈利！斯迈利的言谈充满自信，而每当孩子们意外地听到他自嘲或者认输时，就会发出急切的笑声。当我侧耳倾听分享他们的兴奋时，心里想着人只能年轻一次。
他告诉他们我从未听说过的案例，我相信总部事先也没有人允许他公开，更不要说是我们那位法律顾问帕弗里了，为了应付我们从前的对手所倡导的开放政策，只要他影响力能及之范围，他就压制并且加信封锁每一个无用的秘密。
他阐述了他们未来置身于这个改变中的世界所应扮演的间谍主管角色，在传统的谍报工作中，间谍主管是以导师、牧羊人、父母和好朋友的形象出现，他们是下属的支持者、婚姻顾问、听取告解者和守护者；他们必须要将处理那些令人气恼的事视为家常便饭，毫不介意，并要暗地里协助他的下属。他说，这些事要牢记在心，因为它们永远都不会改变。他套用柏恩斯的话说：“间谍就是因为具有这些特质才叫做间谍。”
但是他们还来不及陶醉在他的话语中，他就提出了警告：在指使同事工作时，很可能会使自己的特性消失而扼杀了心中天生的感受力。
“要适应众多的间谍特性，就要冒着最后可能失去自我的危险。”他悲哀地承认。“请你们不要幻想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将不会对你们造成损害，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如果你们不是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但是你们要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就是自我。在你们这个年龄出卖自己的灵魂并不难，远比以后容易得多。”
他把十分严肃的问题与十分琐碎的问题揉合在一起，并使两者间的差距缩小。有时他像是在问一些我在工作中经常问自己，但是却从来无法表达出来的问题，例如：“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以及“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影响？”还有“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时他的问题就是答案。我们过去常说，除非乔治已知道答案，否则他从来不问问题。
他虚怀若谷，让我们开怀大笑，见微知着；他出其不意的反对言论，让我们目瞪口呆。他让我们的偏见无处藏身，他驱逐了我逆来顺受的思想，并使我心中那股自流落至萨勒特后即被压抑而沉睡的反抗精神复苏。乔治·斯迈利从天而降，使我重新开始我的探索，并且让我觉得有点高兴地冲昏了头。
我知道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的确如此，他们当然没有资格去教别人。我不是一个害怕的人——或者说不会比任何一个眼见自己即将死亡的人更害怕。然而同样地，我的经历和所承受的痛苦却使我有些畏惧真理，甚至也对自己害怕。乔治·斯迈利证明了这一点。对我来说，乔治胜过良师与益友。虽然他并未随时在我身边守候，但却统领了我的生活。有时我把他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父亲，以替代那个我永远也不了解的人。乔治的来访使我回想起往事中最不如意的一段。不过既然现在我有闲情去回忆，我就为你们敞开胸怀，畅所欲言，让你们分享我的经历，也让你们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第二章
“有那么一些人，”斯迈利在酒酣耳热之际向我们宣告，他并对那几位我故意安排坐在他对面的牛津大学圣心学院的漂亮女孩们露出愉悦的笑容。“当他们的过去受到威胁时，他们就害怕会失去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还有他们的自我。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我的生活目的就在结束我所度过的岁月。所以如果我的过去至今仍然缠绕着我，你们就可以说我是个失败者，但是现况并不是如此。我们赢了，不过胜利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赢，只是他们输了。也或者是我们不再受到意识９9ｌｉb?
型态冲突的限制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别管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希望的降临。”
他从耳朵上摘下眼镜，心烦意乱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我一直想像不出他在找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找他习惯用来擦拭镜片的领带末端。但是匆忙之间打上的蝴蝶结提供不了这种方便，所以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丝帕。
“如果我真的为什么事情感到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光和技巧。所有的冤枉路、假冒的朋友，以及错用的精力。所有我们自以为是的假象。”他又重新戴上眼镜，而且如我所料地朝我笑笑。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我那些学生的其中之一。似乎又回到了六〇年代。一个初出茅庐的间谍，而乔治·斯迈利——宽容、睿智、有耐心的乔治——正注视着我踏出事业的第一步。
那时我们都是优秀的人才，来日方长。我们也许不比我今天的学生优秀，但是我们那时的爱国情操要崇高许多。在入学课程结束时，我已胸怀大志，准备浪迹天涯去从事谍报工作。我们那届招收的十名学生，在萨勒特训练所、阿尔盖峡谷和威尔特郡军营之中经过几年的训练后，就像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蓄势待发地等待着执行第一次任务。
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里，尽管那时和当今的情势迥异，我们也以自己的方式逐渐成熟茁壮，来自全球各地的萧条和敌意都冲着我们而来，到处都有赤化的危险，即使是我们这一片神圣的国土也难以幸免。柏林围墙已有两年的历史，而且看起来还要耸立两百年。中东就和现在一样，犹如一座火山，只不过在那个年代我们英国特定的憎恨对象是纳瑟，这主要是因为他不但让阿拉伯人恢复了自尊，而且还和俄国人玩起尔虞我诈的游戏。在赛普勒斯、非洲和东南亚，那些小鱼小虾无法无天，纷纷与他们的殖民主子分庭抗争，如果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勇敢英国人偶尔感叹英国的力量就这样消失了，那些美国同行总是会从我们背后窜出，接手世界舞台。
身为组织中的秘密英雄，我们万事俱备：一个出于正义的动机、一个邪恶的敌人、一个宽大的盟国、一个动荡的世界，还有妇女们的支持，但是还有一道最重要的不得踰越的边线——要维持与继承英国的优良传统。因为那时英国情报局仍然沉湎于其战时的荣耀之中。我们所有的精英几乎都是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赢得了他们的荣誉。每当召开非正式座谈会时，这些人在我们急切追问下，都一致同意应该保护人类免遭自相残杀的厄运；而相较之下，世界共产主义要比德国军队带给欧洲更多的恐怖威胁。
“你们这些人继承了一个危险的星球，”大名鼎鼎的杰克·亚瑟·拉姆利，我们的训练总监，就喜欢这么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听取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可真他妈的走运。”
噢，我们当然想听取他的意见！杰克·亚瑟是个浑身是胆的勇士。前后三年之间，他就像是个常客一样，数度进出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他曾经单枪匹马去炸桥；他曾经被俘、逃脱、再次被俘，不知有多少次了。他曾经赤手空拳杀过人，而在搏斗中损失了几根手指。当冷战取代热战时，对杰克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五十五岁的年纪了，他还能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使用一把九公厘的白朗宁手枪，对准约人体大小的目标并击中红心；用一个回纹针便能打开你家大门的锁；他能于三十秒内在厕所的链条上装诡雷，或者一把将你扔到健身房的蓆垫上让你束手就擒。一个漆黑的夜晚，杰克·亚瑟曾用斯特林轰炸机将我们空投到康瓦耳海滩上的橡皮艇里。他也曾在盛宴之夜把我们全都灌倒在桌子下。如果杰克·亚瑟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星球，我们会彻底地相信他！
但是这使得等待更加难捱。如果没有班，阿诺·凯文迪什与我作伴，那么日子就会更难过了。总部里要做的琐事太多，日子久了，你的热情也就变淡了。
我和班有着相同的命运。我们年龄相同、受相同的教育、有着相同的体格，身高相差不超过一寸。多亏了情报局又把我们凑在一起——我们欣喜若狂地相互告知对方自己的一切，而主管单位大概早已知道这些资料了。我们两人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他的母亲早已过世——阿诺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他的德国母亲那边。也许是因为混血得到的补偿，我们都属于性格外向的英国人——运动员的强健体格，公立学校毕业，男性，生来就是要兴业安邦。但是，当我看着我们藏书网 那一届学生的毕业照时，我觉得班混得要比我好，因为他具备一种成熟的气质，他拥有美人尖和坚定的下颚，看来少年老成，而当时这种气质仍与我无缘。
据我所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班得到了那份令人垂涎的柏林差事，而不是我。当他在东德内部指挥那些货真价实的间谍时，我却还在等候差遣。
“小奈德，我们把你借给跟监人员几个星期，”人事主管俨然是以长辈的口气吩咐我，我开始有点不高兴。“对你来说，这是个很好的历练，而他们的人手也可以充裕些。会有许多惊险场面，你会喜欢的。”
我心想，换个环境也好；于是便装出一副勇敢的表情。过去这一个月来我都坐在第三处的办公桌绞尽脑汁——还是直说吧——破坏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这是一位说话慢吞吞的上司——他在高级官员酒吧里吃顿午饭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所作出的指示，我满腔热血地去搅乱代表团的车次，堵塞他们所住旅馆的水管，并且以匿名电话威胁要炸毁他们的会议大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每天早上我则是勇敢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的一个发出腐臭味的地下室里，等待一个贪图小利的打杂女工。我给她五英镑的钞票，她就会把前一天在大使馆字纸篓里收集到的内容交给我。由此看来，如果跟在世界上最优秀的跟监人员身边跑上几个礼拜，就像是到世界各地去免费度假一样。
“他们派你去执行胖仔行动，”人事主管说道，随即把地址交给我。那是西区格林大街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我走进去后，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还有一架老旧不堪的留声机正在播放格蕾西·费尔兹的歌曲。我的心一沉，又开始暗自羡慕起班·凯文迪什，以及他手下那些在柏林——间谍的永恒之城——工作的英勇情报员。蒙帝·奥尔勃克，我们的组长，在当晚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行动。
在此我必须先替自己表示歉意。那时候我对其他的阶级所知甚少。我是属于官员阶层——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天生就属于上流社会。然而情报局如果不像是一面折射它所保护的英国的小型镜子，它就不配叫做情报局了。所以在我看来，在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当中招募跟监人员和相关人员原本就是无可厚非，例如那些撬锁和安装窃听器的人，应从工匠行列中发掘一样。你不能长期头戴圆顶礼帽去跟踪别人；如果你说得一口标准的英语，不管你是扮成沿街叫卖的小贩、擦拭窗户的杂工或是一名邮局技师，只要你一离开伦敦市中心，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你最好还是把我看作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海军官校学生，和他那一帮较有经验但没有特权的船员坐在一起。你不应该就蒙帝从前的表现来看待他，而是应该就我那天晚上的印象来认识他，他一丝不苟，主导全场，不容别人对他的指示有任何反驳。我们包括蒙帝在内有十个人，一共分成三个组，每组都有一位女士，这样我们就能搜索女厕。原则上就这么做了，由蒙帝负责这次行动。
“晚安，考利奇，”他走到一块黑板前，直接对我说，“我说嘛，有新手来支援并提升素质总是一件好事啊。”
众人哄然大笑，我的笑声最大。
“考利奇，明天的目标是皇家至尊胖仔殿下，又名……”
蒙帝转身面对黑板，抓起一截粉笔，费力地写下一排很长的阿拉伯名字。
“考利奇，我们这次任务的本质就是PR，”他继续说道。“你一定知道PR的意思吧？我相信那所专门训练间谍的贵族学校，一定有教过。”
“公共关系。”我说道，奇怪的是这句话竟引起哄堂大笑。在他们的行话中，这两个大写字母代表保护及报告。而我们明天的任务——只要这位王室成员愿意配合我们负责的安全工作——就是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且向总部汇报他所有不论是社交性或商业性的活动。
“考利奇，你和保罗、南茜一组，”蒙帝介绍完我们这次行动的其他相关情报后对我说道。“你是小组里的三号；考利奇，不管叫你做什么，请你照办。”
在这里我要先向你们介绍胖仔这个案子。不过我不打算沿袭蒙帝的说法，而是以我二十五年后对此事的认知来陈述。当时我自命不凡，在蒙帝、保罗和南茜这些人眼中看来一定显得幼稚可笑。直至今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仍不由得羞愧难当。
首先要知道，英国的有照枪贩通常会认为自己是某种精英分子——那时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们从警方、官僚体系和情报人员这几方面享受了极大的特权。出于某种我永远都难以理解的原因，他们这种可怕的交易使他们异乎寻常地与这些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也许是他们传达了一种现实的幻象，认为枪械足以体现生与死的真理。也许，在我们那些官员的狭隘心地里，这些枪贩的商品就等于宣示了其使用者也拥有同等的权威性。是否如此我不知道。但是这些年来我已经看够了这种情形——热爱战争的人为数甚多，但真有机会开战？大量采购军火彷佛就是为了满足对战争的热爱，而不是为了对抗战争的发生而准备的。
你们还要弄清楚胖仔是军火工业最有身价的顾客。我们这次的保护和报告任务只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个大行动就称为“关心和扶植一个所谓的阿拉伯友好国家”。“友好”的意思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一样——用英国的方式拍拍马屁、行贿收买、阿谀奉承，讨那位幼主的欢心，用甜言蜜语骗他们让步，以满足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并能一直出售足量的武器，让伯明罕那些邪恶的军火工厂生产不辍。这也许可以解释蒙帝不喜欢我们这项任务的原因。我愿意这么想。老一代的跟监人员们以其教化扬名，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先是观察，然后再开始思考。而蒙帝现在已经进入了思考阶段。
至于胖仔，就他的身分而言，他理应得到这种待遇。他是一个石油盛产王国的统治者的弟弟。他挥金如土，反覆无常，老忘了自己买过什么。他乘坐他哥哥的波音飞机，如期到达伦敦附近一座特别为他准备的军用机场。他到这儿的目的是找点乐子，逛逛商店。我们知道他会为自己购买几辆配备齐全的劳斯莱斯，并为他那些遍布全球的女友买下卡蒂埃商店里半数的物品。他要为他的王室兄弟向我们购买一百个左右较老式的地对空飞弹发射架，以及一、两个中队的中古战斗机；而且也不会忘记与英国政府签订一项内容丰富的零件提供、服务和训练的合同，这会让英国空军和武器制造商们过上几年舒服的日子——噢，还有石油。我们当然需要石油作燃料。
胖仔除了私人秘书、星相学家、阿谀奉承之徒、保母、孩子和两名家庭教师这些随行人员之外，还有一名私人医生和三名保镳。
最后还有胖仔的太太，她的代号和他丈夫没有什么关系。从第一天起，蒙帝手下的跟监人员就称她为“猫熊”，因为当她揭去面纱时，眼睛周围有一圈黑眼圈，而且她总是若有所思、形单影孤，像是一只濒临绝种的猫熊。胖仔有好几个太太，这只猫熊年纪虽然最大，却也最受宠，也许是因为她对丈夫寻欢作乐最为宽容吧，他喜欢上夜总会，还喜欢豪赌。他还没来，我那些负责跟监的伙伴就已对他深恶痛绝，因为他们知道他很少在早晨六点钟之前睡觉，而且在还没有把比他们的年薪加起来多二十倍的钱输掉之前，他绝不罢休。
这帮人住在西区一家豪华饭店里，他们包了由一架特别安装的电梯连接的两层楼。胖仔就像许多四十来岁的酒色之徒一样，担心自己的心脏健康。他还担心窃听器，而且喜欢把电梯当作他安全的栖身之地。于是情报局的监听人员就很周到地在电梯里替他安装了窃听器。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听到一些珍闻，了解宫廷内部纷争的最新动态，或者获知一些会让胖仔更改军火清单的未知威胁。
一切都进行得颇为顺利，直到第三天，一个不知名的小个子阿拉伯人，穿着带有天鹅绒翻领的黑色大衣，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在一家骑士桥百货公司的妇女内衣专柜处，出现了猫熊和她的随从款步走过摆着一堆堆华丽白色内衣的玻璃柜台。因为她自己也有探子，因此在前一天她就听说胖仔曾在这个专柜前待了好一阵子，并且购买了几十件叫人寄到巴黎的某个地址；在那里有一个蒙他宠幸的女人总是在等候着他的探访，并在他资助下过着奢侈的生活。
到了第三天，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个三人小组的士气低落。保罗的全名是保罗·斯考迪诺，他性格内向，脸上有许多雀斑，动辄破口大骂。南茜说他心情不好，但没有说是为什么。
“奈德，他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她说，但是现在看来她的意思不只是伤心而已了。
南茜身高五尺，从外表看来像是一个有照的拾荒女。如她所说，为了与身材相配，她着莱尔线织的裤袜，及一双舒适的胶底便鞋，她经常这样打扮。她需要的其他东西——围巾、雨衣、不同颜色的羊毛帽——都被她塞进一个塑胶手提袋里。
在执行跟监任务时，我们这一组要工作八个小时才轮换一次，方式一成不变。南茜和保罗负责前面，而小奈德则尾随断后。当我问斯考迪诺我们能否改变方式时，他只告诉我要习惯现在的工作。第一天我们跟随胖仔去了桑德赫斯特的军校，胖子在那里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午宴。我们三人则在军校大门的一家咖啡厅里吃蛋和薯条。这时斯考迪诺先是斥责阿拉伯人，然后又批判西方对他们的剥削，最后令我难过的是，他还责难那些第五处的人，称他们是法西斯独裁分子。
“考利奇，你是一位共济会会员吧？”九九藏书
我向他保证我不是。
“那么你最好加把劲，设法成为会员。你没争取吗？你难道没注意到人事主管和你握手时的那副亲热劲吗？考利奇，如果你不是会员，你永远也去不了柏林。”
第二天我们在蒙特大街一带蹓躂。胖仔亲自试射了两枝帕迪霰弹枪。他先是漫不经心地挥舞着试射枪枝，可是当他知道这种枪要两年后才有货时，便大发脾气。在现场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保罗两次要我进店里去，当我告诉他那些随从人员对我笨拙的询问起疑时，他看起来似乎挺开心的。
“我认为那才是你该待的地方，”他咧着嘴大笑说。“打打猎、钓钓鱼，射射靶。考利奇，五处的那帮人就喜欢干这种事。”
同一天晚上，我们三人坐在一辆停在南奥德里大街一间破败不堪妓院外的旅行车里，而此时总部已经乱成一团。胖仔进去两个小时后，打了个电话回饭店，吩咐他的私人医生立即赶来。他的心脏！我们猛然警觉。我们是不是该进去？在总部尚犹豫不决时，我们还胡思乱想着，担心我们的猎物可能来不及在购买那些过时战斗机的支票上签字，便心脏病发，猝死在某个过分尽职的妓女怀抱中。直到四点钟，我们的监听人员才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他们说当时胖仔是为阳萎而苦恼，才招来他的医生在这位王室成员的臀部注射了一针春药。我们五点钟回家，斯考迪诺一边喝酒、一边怒气冲冲，不过我们大家都因胖仔中午准时到卢顿参加了一项炫耀英国先进战车的盛大展览会而感到欣慰——我们可因此休息一天。但是我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猫熊要为自己买些漂亮的衣服，”我们到达格林大街后，蒙帝温和地告诉我们。“这回轮到你了。考利奇，对不起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骑士桥百货公司的妇女内衣专柜，而这件任务也让我产生了一点荣誉感。我想到了班。班，我愿意以我的五天来换取你的一天。但是突然之间，我不再去想他了，我不再嫉妒他。我走回门口的一个隐密处，对着那个讨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说话，那时这种收发报机是最好的通讯工具。我挑了一个可以直接与总部通话的频率；斯考迪诺曾告诉我不要用这个频率。
“猫熊的后面有只猴子，”我以最平静的语调通知蒙帝，并且使用跟监人员的术语来描述那个神秘的尾随者。“五五，黑卷毛，浓密胡子，四十岁，黑色大衣，黑色胶鞋，阿拉伯人模样。胖仔的飞机降落时，他曾在机场露过面，我记得他。是同一个人。”
“盯住！”蒙帝的回答简洁明了。“保罗和南茜跟着猫熊，你跟着猴子。几楼？”
“一楼。”
“不管他到哪儿都跟着他，跟我保持联络。”
“他也许带着家伙，”我说着，并再次望着我的对讲机。
“你是说他有身孕？”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
因为情况要比你们想像的更复杂，所以我得仔细地观察现场。猫熊这伙人以蜗牛般迟缓的速度逛街，而跟随他们这支购物远征队的不只我们三人。富裕的阿拉伯王妃是不会不声不响地光顾骑士桥这样的大型百货公司的。除了两名身穿黑色大衣和条纹长裤的接待员之外，还有两位显然是私家侦探。他们站在两边的拱廊旁，两脚叉开，双手垂在身边，随时准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似乎还嫌不够，那天上午伦敦警察厅也出面提供了安全保障。他们派了一个脸色冷峻、穿着一件系腰带雨衣的人坚定地跟在猫熊的身边，怒视着任何走近的人。最后，你应该看看保罗和南茜。他们身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背对来往的行人，假装端详着各式各样的妇女长睡衣，然后从镜子里观察我们的猎物。
你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无声而充满香味的闺房隐私气氛之中；这里到处都是薄如蝉翼的内衣、绒毛丰厚的地毯，以及毫无生气的半裸人体模型——还有那些身穿黑色丝绸的女侍们，她们和气且亲切、满头华发，已经到达被认为已培养出端庄仪态的年岁，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因此得以掌管这个女性的亲密圣坛。
我注意到其他的人不是根本不想走进妇女内衣专柜，就是侧目匆匆而过。要不是我认出那个小个子的男人，我也会和他们一样。他留着胡须，有着热情洋溢的褐色眼睛，坚定地隔着十五步的距离跟在猫熊一行人后面。若不是蒙帝要我四周扫视一下，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现他——或是事后也不会注意到他。尽管任务不同，但我们两个都很快地明白，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目标保持同样的距离——我假装若无其事，他却有点紧张，并表现出一副神秘的依恋神情，因为他的眼光从未从她身上移开。甚至当他的视线被一根柱子或是一个顾客遮住时，他仍然左右张望，直到他那炽热的——我现在相信——狂热的目光再次锁定了她。
当我第一次在机场的候机室见到他时，我就感觉到了他的那股热情。他在长长的玻璃窗后踮起脚尖，拼命想看清迎面而来的王室成员。我那时没太注意他，因为我对每一个人都用同样的挑剔目光打量着。他看起来很像是那一伙由外交官、家臣和随从们所组成的欢迎王室成员队伍中的一员。可是他那种急切的表情已巧妙地触动了我的心弦：这就是中东。看着他把脸抵在玻璃上时，我如此深思着。如果我们还要让我们的汽车开动、让我们的房屋暖和，并在和平时期出售我们的武器，情报局就必须遏止这股异教徒的狂热。
猴子向前走了几步凝视着橱柜里的缎带。他的步伐——就像他被叫做猴子一样——很大却又鬼鬼祟祟；他走起路来膝盖笔直，像是心怀不轨地疾行着。我闪身站在他旁边的一串吊袜带后面，暗中窥视着他，看他的腰间和腋下有无凸出处。他的黑色大衣是传统职业杀手的装束：宽松，没有系腰带。穿上这种大衣，即使腰间藏了装有消音器的长管手枪，或是胳膊下夹着一枝半自动步抢，都丝毫察觉不出来。
我端详着他的双手，自己的则因为紧张而发抖。他的左手自然下垂，但是右手——看起来力气较大些——却在胸前抽来抽去。像是正在鼓足勇气作最后一搏。
我想他是在用右手横向腋窝拔枪。我们的武器教官曾经教过我们所有的拔枪动作。
而他的那双眼睛——颜色暗深，正慢慢地燃烧，流露出心灵深处无比热情的眼睛——即使从侧面看来，也彷佛是在凝视着来世。他是否曾发誓要向她或是她的家人报复？——是不是某些狂热的回教神学家曾向他保证，如果干了这件事就会让他进天堂？我对回教知之甚少，所得的了解只是从几次叙述回教背景的讲座和读了几部小说而来。但是这些已足够使我提高警觉。我面对的是一个绝望的狂热分子，此人视死如归。
至于我自己，唉，我是手无寸铁。这真叫我恼火，跟监人员在一般勤务中永远也别奢望配枪，不过暗中保护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跟监，因此保罗·斯考迪诺就从蒙帝的保险柜里拿了手枪。
“考利奇，一把就够了，”蒙帝面带他那老头般的笑容说道。“我们可不想让你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说呢？”
我站起身，轻手轻脚地跟在他后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用我们在无声擒杀课所学的招数来制敌。我应该从背后用一招——袭兔法？或是双雷贯耳法？任何一招都能立即置他于死地，但是留下活口才能有供词。那么还是先扭断他的右胳膊、夺下他的武器？可是我如果让他拔出枪来，屋里的那几位保镳不就会一起开火把我射死了？
她看到了他！
猫熊直视猴子的眼睛，而猴子也回盯着她！
她是否认出了他？我确定她认出了他。但是她是否知道他的目的？也许某种神秘的东方宿命论，已让她作好了送死的准备？当我继续观察他们这种反常的举动时，脑海里浮现出各种触目惊心的可能情境。他们四目相对，猫熊僵立在那里。她那双穿金带玉的小手一把揪住柜台上的衣服，一动也不动。然后彷佛听命于他似地，她乖乖地将双手垂了下来。她就这么六神无主地僵立在那里，甚至没有力量避开他那双慑人魂魄的眼睛。
最后她带着落寞而又令人诧异的谦卑神情，转过身去，对她的女伴嘟哝了几句，然后再把她的手伸向柜台，搁下了仍抓在她手上的东西。她那天穿了一身棕色——如果她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忍不住说这是一种圣方济会修士的穿法——宽松的袖子盖过双手，额头紧束着一条棕色的头巾。
我见她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我相信也是很顺从地——领着随从人员走向拱廊。她的私人保镳跟在她身后；保镳后面的则是伦敦警察厅的警察；然后是随行的女伴和百货公司的楼层接待员。最后保罗和南茜显得有些犹豫地从睡衣部门中走出来，像一般顾客那样东瞧西看地尾随在那伙人后面。保罗显然听到了我与蒙帝之间的谈话，对我视若无睹。而南茜——她向来对她那套业余者的演技自视甚高——正假装与保罗为琐事拌嘴。我想看看保罗是否敞开了西装外套，因为他也喜欢横向拔抢。但是他的虎背熊腰离我渐远。
“好吧，考利奇，指给我看。”蒙帝像是变魔术般地出现在我身边，然后轻快地冲着我的左耳说道。他来这里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中午已过，我们的下班时间也快到了，但是现在还不到换班的时候。猴子就在离我们不到五码的距离之内，轻手轻脚但坚定果敢地跟在猫熊后面。
“我们可以在楼梯处抓住他。”我低声说道。
“声音大点，”蒙帝对我建议道，他还是那样镇定。“没人会听你说话。用平常的音量吧。你这么小声说话，他们会以为你是来抢劫收银机的。”
我们现在位于一楼，所以不管他们是要往上还是往下，猫熊一伙人一定会乘电梯。电梯旁边有两扇旋转门，通往那时常见的一种石砌逃生梯，里面相当潮湿而且肮脏，并铺着油毡布垫子。当我们跟着猴子走向拱廊时，我清楚扼要地向蒙帝陈述了我的计划大网。计划本身非常简单。当那一行人接近电梯时，我和蒙帝从两边扑上去，各揪住他的一只胳膊，将他拖到楼梯间。我们可以猛击他的下裆将他制服，要他缴械，然后再偷偷将他押回格林大街，叫他从实招供。这种事我们在训练课程中已经练过十几次了——有一次很尴尬的是，我们就这么对付过一个无辜的银行职员。当时他正赶着回家准备与妻子、家人团聚，而我们把他误认为是一名教官。
我不知道蒙帝是否听到了，只是他没有显示出任何知晓的迹象，这让我感到沮丧。他看着楼层接待员从人群中清出一条路，以便让猫熊一行人可以不受干扰地搭电梯。他满面笑容，就像是一个碰巧有幸能瞄上一眼王室要员的平民。
“她要下楼，”他喜不自禁地大声说道。“我敢打赌她是要去买服饰及珠宝。你会认为波斯湾过来的阿拉伯人对这儿的珠宝不感兴趣，但是他们永远不嫌多；他们认为这种东西便宜。这一定很有意思，走吧，儿子，我们去看看。”
即使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蒙帝经验的老道。猫熊身处这一群多半身着阿拉伯服装的异国人士，果然引起了顾客们极大的兴趣。而蒙帝看起来只是另一个凑热闹的人，正欣赏着这个壮观的场面。没错，他又说对了。他们的目标是珠宝和服饰店。这一点猴子也猜到了，于是当我们走出电梯时，猴子三步并成两步，赶在那一行人之前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他的身边摆着光彩夺目的商品，左肩离墙最近，完全符合惯用右手的人从胸前拔枪的需要。
可是蒙帝却没有选择一个可以适当还击的优势位置。他只是跟在他后面，然后站在他的身边。他招呼我过去。我别无他法，只好向前，处于三人小组的中央位置。
“儿子，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来骑士桥百货公司的原因，”蒙帝向我说明，嗓门之大足以让半层楼里的人听见。“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你一定还记得上次我带着你妈去哈罗兹餐厅。我说：‘你好，我认识你。你是雷克·哈里逊。’我可以伸手碰他一下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那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而骑士桥也是其中之一。先生，难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他举起帽子向猴子致意，对方报以凄然一笑。“我现在想弄明白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看起来像是阿拉伯人，拥有予取予求的所罗门王宝藏。我敢说他们甚至不必付税。王室成员本来就不必徵税，唉，他们用不着。世上没有哪一国的王室会向自己缴税，没这个道理。儿子，看见那位身材魁梧的警察吗？他是特勤队的，看他那皱眉头的傻样就知道。”
猫熊显然有点愠怒，她要求把托盘拿出来让她查看，而她的一行人则分散到各个珠光宝气的玻璃柜台前。就像在妇女内衣专柜一样，她很快地把东西一件件挑出来，在检验灯下翻来覆去仔细地端详着。然而当她继续逐件评估，然后又一件件放回去时，我再次看见她那忧郁的目光瞄向我们，先是打量猴子，然后是打量我，彷佛她认为我是能让她受到保护的希望之一。
然而当我看着蒙帝并期望他下令时，他却还在微笑。
“这和在女性内衣专柜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我忘了他曾指示我要以正常的音量说话，而仍然小声说道。
但是蒙帝仍继续发表他那吵吵嚷嚷的独白。“但是骨子里，儿子啊，就像我经常说的，骨子里，不管是不是王室，他们和我们一样，完全一样。我们生来都是赤身裸体的，而且也都将走向坟墓。健康就是你的财富，而且我要说，钱多不如朋友多。我们都99lib.有着同样的嗜好，同样的小缺点，且同样没规矩。”他就这样说个没完没了，好像故意要与我的过度警惕形成鲜明对比似地。
她又要人拿来了更多的托盘。柜台上堆满了华丽的头饰、手镯和戒指。她挑中一件人造红宝石三链式的项链，戴在脖子上，然后又拿起一面镜子自我欣赏着。
难道这只是我的想像？不是！她在用镜子观察猴子和我们。她先是露出一只黑色的眼睛，然后又用另一只眼睛盯着我们；最后她的一双眼睛一起注视我们、告诫我们、哀求我们。在再次放下镜子转过身去前，她像是有些生气地顺着玻璃柜台的边缘走到另一个珠宝柜去。
就在这时，猴子向前跨出一步，我看见他正抬起手解开大衣。我不顾一切，也一个箭步向前，收回右胳膊，右手五指微屈，手掌与地面平行，一切动作都符合萨勒特的标准。我决定用手肘攻击他的心脏部位，并用手横劈他的上嘴唇，这部位连接鼻梁软骨和上颚骨，错综复杂的神经系统在此交会，如果打得准，就能使对手在瞬间动弹不得。猴子张嘴深深吸了一口气。我预料他会高呼一声阿拉，或喊出基本教义派的口号——虽然我不清楚那时候我们对基本教义派的阿拉伯人了解或关心多少。我很快地决定自己先大喊一声——不光是为了迷惑他，而是深呼吸也会使更多的氧气进入我的血液中增加我的打击力。而就在我作深呼吸时，我感到蒙帝的手像一个钢环似地套住我的手腕，力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我就这样动弹不得地被他拉过去。
“别这么做，儿子，站在你前面的这位先生，”他一副就事论事的表情说道。“有一小宗的秘密生意要做，对不对，先生？”
他的确是有生意要做。直到我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时，蒙帝才松开手。猴子正在说话，不过对象不是猫熊，也不是她的随行人员，而是那两名穿着条纹长裤、倾身恭听的楼层接待员，他们先是显得谦逊有礼，之后便向猫熊投以诧异的目光。
“哎呀，各位先生，王妃殿下喜欢随兴的买点东西，”他说着。“这么说吧，她既不要包装也不要发票。现在是她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可是你们知道吗，三、四年前她可是个讨价还价的高手，对任何想买的东西都要争得一个她认为最合理的折扣。不过现在她飞黄腾达了，只要东西到手，其他细节也就无所谓了，噢，老天，也许应该说是出手大方吧！因此，殿下授权给我，要我处理这些日常的即兴采购时，无须斤斤计较，免得闹得风风雨雨，惹人闲话，让新闻界大作文章。各位先生，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吧。”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的——上帝啊，不是一枝可怕的威瑟自动步枪，也不是一枝赫克勒·科克半自动武器，甚至也不是我们喜爱的那种制式白朗宁九公厘手枪，而是一个精致的摩洛哥皮夹，里面装满了他主人的一叠面值不等的钞票。
“我数过了，我确定是三枚漂亮的戒指，先生，一枚人造翡翠戒指，两枚是人工钻石，还有一条漂亮的人造红宝石项链。各位，你们知道，殿下希望我们不要吝啬，以补偿为各位杰出员工所带来的不便，而且只要做好刚才所提到的不要对外张扬，各位丰厚的佣金自然是少不了的。”
蒙帝终于放开了我。当我们走向大厅时，我大胆地瞥了他一眼，而让我感到释然的是，他的表情虽然若有所思，却是出奇地平静。
“奈德，这是我们这种工作的难处。”他第一次称呼我的教名，并且以一副认命的样子对我解释。“真实生活是一回事，我们的工作又是另一回事。我得承认，有时候我很希望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所要找的敌人。不过，这通常需要花许多功夫，不是吗？因为看起来讨人喜欢的家伙实在太多了。”
第三章
“现在请你们记住，”斯迈利真诚地规劝他的年轻听众，那种语气像是在请他们离开时将捐款放进募捐箱里。“恕我放肆地说一句，那些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英国男子——和英国女子，是世界上最虚假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静下来，然后说道：“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而且只要我们这个丢人现眼的学校制度保持现状，以后也都会是如此。没有人比那些出身显贵，交游广阔的英国男女更能如此圆滑地奉承你，并对你掩饰他们的感情；也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技巧地隐藏自己的行为，或不轻易承认自己是个大笨蛋之类的话。当他们胆颤心惊时，没有人能显示出比他们更勇敢的样子；当他们受苦受累时，没有人能表现出更高兴的神情；当他们恨你时，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吹捧你；当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车时，他们可能会突然神经失常，而你可能会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但是却永远也不会比他们更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官员会变成最差劲的官员，而最差劲的官员却变成最优秀的官员。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难指挥的间谍就是你自己。”
我相信在斯迈利的心灵里，他所指的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骗子比尔·海登。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在说班——是的，虽然这让我难以启齿，但是对那个小奈德来说的确是如此，或许现在这个奈德也得算上一份。
就是我没能干掉猫熊保镖的那个下午。我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回到巴特西的公寓，结果发现门没有上锁，而两个身穿灰色西装的人正在翻我书桌上的文件。
当我闯进去时，他们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较靠近我的是人事主管，另外那位一脸严肃，看不出年纪，身材魁梧，戴着一副圆眼镜。他以一种不算友善但有点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你最后一次收到你朋友凯文迪什的来信是什么时候？”人事主管问道。在他将我的东西归位时，根本不看我一眼。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很不高兴地问道，我努力地整理自己的思绪。“班？还是阿诺？你都叫他什么？”
“没错，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班。怎么回事？”
“那么你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什么时候？”人事主管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并随手把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寄来的一堆来信推到一边。“他打过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保持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怎么啦？”
“在哪儿？”
“我不知道。如果不在抽屉里，那就是被我销毁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销毁了？”
“是扔了。”
“‘销毁’听起来像是故意的，对不对？那张明信片是什么样子？”人事主管说道，随手又拉开一个抽屉。“站在那里别动。”
“一面有张女人的照片，另一面班则写了几行字。上面的内容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上面说这是我最近的收获。‘亲爱的奈德，这是我最新的猎物。真高兴你不在这里。爱你的人，班。’现在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又拉开另一个抽屉。
“我想他是高兴我无法横刀夺爱。这是开玩笑的话。”
“你经常横刀夺爱吗？”
“我们没有共同喜欢的女人。从来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究竟想找什么？我看你们最好马上给我出去。你们两个一起走。”
“我找不到，”在人事主管把我的另一扎私人信件扔到一边时，他向那位身材魁梧的同伴解释道。“一张明信片都没有。奈德，你不是在撒谎吧？”
那个一脸严肃的人一直盯着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像是在说事情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也别无他法。“奈德，那张明信片是怎么寄来的？”他问道。他的声音跟他的举止一样，带着点试探性，又有些遗憾。
“邮寄的啊，不然还能怎样？”我没好气地回答。
“你是说平信？”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忧虑地说道。“比方说，不是以公文邮寄的方式送来的吗？”
“是用军邮，”我答道。“战地邮局。寄自柏林，上面贴的是英国邮票。是由这里的邮差送来的。”
“奈德，你有没有可能还记得那个战地邮局的号码？”那个一脸严肃的人非常客气地询问道。“我是说邮戳上的号码你还记得吗？”
“我想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号码吧。”我反唇相讥。面对一个对自己如此彬彬有礼的人，我只好强忍着保持风度。
“我想是四十吧。这有那么重要吗？这事我已经受够了。”
“但是你确定是寄自柏林吗？我是说这是根据你当时的印象？还是你现在才想起的？这个柏林的号码——你确定吗？”
“看起来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没有两样。我根本没有仔细研究。”看到人事主管又拉出一个抽屉，并倒出里面的东西时，我再度怒不可遏。
“奈德，是个性感的女郎吗？”那个一脸严肃的人问道。他脸上带有愧意的笑容，显然是在为自己和人事主管的这种举动道歉。
“是一张裸体照片，没错。我想是个回头望着自己光着屁股的妓女吧。这就是我把它扔了的原因，因为在这儿打扫房间的是个老太太。”
“噢，你现在可记起来了！”人事主管叫了起来，猛然回身看着我。“‘我把它给扔了。’刚才你怎么不直说呢！”
“喔，好了，雷克斯，”那个一脸严肃的人劝道。“奈德走进来时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谁不会这样呢？”他目光忧郁地再次望着我。“你被指派和跟监人员一起工作，对吧？蒙帝说你干得不错。顺便问一下，那张裸体照片是彩色的吗？”
“是的。”
“他都是寄明信片给你，或是有时也写信给你？”
“只寄明信片给我。”
“一共多少张？”
“他去那儿以后寄了约三、四张。”
“都是彩色的吗？”
“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吧。是的。”
“上面总是有女人的照片吗？”
“我想是这样。”
“噢，你真的想起来了。你当然想起来了。上面总是有裸体女郎的照片吧。”
“是的。”
“其余那些明信片呢？”
“我一定也都扔掉了。”
“是因为替你打扫房间的那位老太太吗？”
“是的。”
“你不想让她大惊小怪，是吗？”
“是的。”
那个一脸严肃的人考虑了一会儿。“那么那些淫秽的明信片——抱歉，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真的不想——它们是你们之间的一种玩笑吗？”
“是他开的玩笑。”
“但是你都没有回寄过吗？如果寄了，请你老实说。别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些了。”
“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从来没寄过明信片给他。是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玩笑。而且它们变得更加伤风败俗。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看到它们搁在大厅的桌子上等我去拿时，我觉得有点烦。辛普森先生也这么认为。他是房东。他要我写信给班，叫他别再寄这些东西来了。他说这件事会破坏这座房子的名声。现在请你们——任何一个——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这次是人事主管说话。“嗯，我们以为你也许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以悲伤的语气说道。“班，凯文迪什失踪了。换句话说，他指挥的那些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有几个上了今天早上的《德意志报》。英国间谍网当场被破获。伦敦的晚报稍后也有报导。他已有三天不见人影了。这位是斯迈利先生。他想和你谈一谈。你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待会儿见。”
我一定失神了一会儿。因为当我再次看到斯迈利时，他正站在地毯中央，神情忧郁地环视他和人事主管弄乱的房间。
“我在河对岸的拜沃特街上有一栋房子，”他告诉我，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到那儿去。里面不是很干净，不过要比这儿好多了。”
我们开着斯迈利那辆其貌不扬的奥斯汀汽车到那儿，车速极慢，慢到你会认为车上载了一位病人；也许斯迈利就是这么看待我的。日暮黄昏，阿尔伯特桥上的白色路灯映照在水面上，随着水的波动，看起来像是挂在马车上的灯光一摇一晃的。我绝望地想到班，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班，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
拜沃特街塞车，所以我们将车子停在一条小巷里。对斯迈利来说，停车就像轮船靠码头那么复杂而困难。不过他还是停好了车子，然后我们就一起往回走。我还记得要跟上他的脚步很不容易，他挥动双臂大步疾行，根本漠视了我的存在。我也还记得他是怎么硬起心肠转动钥匙打开前门，以及当他走进大厅时所保持的高度警觉心，好像这个家对他来说是个危险的地方，而我现在已知道那儿还真是如此。玄关里有放了一、两天的牛奶，客厅还有一个盘子，里面的牛排和豌豆都只吃了一半，留声机的转盘还在静静地转动着。这很容易让人猜到昨天晚上他大概是在一边大口嚼着牛排，一边听着音乐时，被人事主管匆匆忙忙叫出去的。
他脚步蹒跚地走进厨房去找配威士忌酒的苏打水，我跟着他一起进去。斯迈利身上有种特质，会让你觉得对他的独居有所亏欠。到处都是一些打开的罐头食品，洗涤槽里则堆满了脏兮兮的盘子。在他调威士忌酒时，我开始清理，他见我这样，便从门后拿出一块抹布，将该擦的擦干净、该扔的扔掉。
“你和班是一对很有默契的搭档，对吧？”
“是的，我们在萨勒特时住同一间宿舍。”
“宿舍是——有厨房、两间卧室，还有浴室的吗？”
“没有厨房。”
“训练课程期间你们都在一起？”
“只有最后一年，你得选择一个对手，互相演练。”
“选择？或是安排好的？”
“先是自己选择，然后他们不是同意就是打散。”
“那么自此之后，你们就成为志趣相投、祸福与共的好友喽？”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整整一年都在一起吗？还是其实只有上课时那一半的时间呢？就像以前一样，日以继夜地相处，完全的配合吗？”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追根究柢地去了解一些他早已知道的事情。
“你们做什么事都在一起吗？”他继续问道。“抱歉，我受训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写作、实务操作、体能训练，你们一起用餐、同住——实际上你们所有的作息都是在一起吗？”
“我们一起从事分组讨论，做粗重工作，这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刚开始是因为我们的体重和体能大致相近。”尽管他的问题越来越让人不安，但是我开始觉得很想和他好好谈谈。“此后其他的事情我们自然就都一起做了。”
“喔。”
“有时他们会把我们分开——比方说，要举行某种特殊的训练，或是他们认为我们其中一人过分依赖对方的时候。不过只要能平分秋色，他们会乐意让我们俩在一起的。”
“你们赢得了所有的比赛，”斯迈利表示赞许地提示，随即拿起另一个湿的盘子。“你和班是最佳拍档。”
“这只是因为班是最优秀的学生。”我说。“任何人和他在一起都会赢。”
“呃，当然。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在加入情报局之前，你们是不是已经认识了？”
“不认识。不过我们经历有颇多相似之处。我们上过同一所学校，不过住在不同的宿舍；我们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只是学院不同；我们都念过语文，却从来没见过面。他曾在陆军待过一阵子，而我则在海军待过。是情报局把我们凑在一起的。”
他拿起一只精致骨瓷杯，满腹疑虑地往杯底看了一下，彷佛是在看看我有何遗漏。“你会派班到柏林去吗？”
“是的，我当然会那么做。有何不可呢？”
“呃，为什么？”
“他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聪明机灵，又足智多谋。别人都愿意听命于他。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
“如果我没记错，你的母亲在战时的表现也相当出色。”他是指我母亲参加荷兰的抗德组织一事。“他是做什么的？我是指班的父亲。”他接着问道，就像他真的不知道似地。
“破解密码，”我带着和班一样的骄傲说道。“他曾是优等生，数学家，显然是个天才。他曾组织专门对付德国人的反间系统——招募德国间谍，然后把他们送过去。相较之下，我母亲算不上什么。”
“班对此十分自豪吗？”
“谁不会这样呢？”
“我是说他谈过这件事吗？”斯迈利执意说道。“经常说吗？这对他来说是件大事吗？你有没有印象？”
“他只说这就是他要过的日子。他说这就是有个德国母亲所占的优势吧！”
“我的天啊，”斯迈利黯然神伤地说道。“可怜的人啊。他是这么说的吗？你没有加油添醋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这种背景的人，在英国要成功，得跑得比别人快上两倍才行。”
斯迈利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安。“我的天啊，”他再次说道。“真是不幸。你认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吗？”
他的问题再次让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我们这个年龄，彷佛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问这干嘛？”我问道。
“喔，我不知道。对一个在柏林工作的人来说，他需要什么样的精力才能跑得比别人快上两倍呢？我想要有超过一般人两倍的胆量与沉着——在那儿工作压力总是很大的；酒也要比别人多喝两倍，至于与女人交往，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相信他具备胜任工作的条件。”我诚挚地说道。
斯迈利把抹布挂在一根弯曲的铁钉上，看起来这是他自己钉在厨房里的。“你们有没有谈过政治？”在我们端着威士忌酒走进客厅时，他问道。
“没有。”
“那么我相信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他说，脸上并露出惨淡的笑容。我也跟着笑了。
第一次走进别人的房子，我总是先看看房间带有男人还是女人的风格，而斯迈利的房间无疑地是带有女性风格。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有聪明干练女人的品味。我想知道他是和谁同住，或者是他一个人独居。我们坐了下来。
“有没有任何会让你不派班去柏林的理由？”他透过酒杯和蔼地望着我再度发问。
“呃，那就是我自己想去。大家都想去柏林工作一段时间。那是第一线的工作。”
“他就这样失踪了，”斯迈利对我解释，他靠在沙发上，似乎快闭上了眼睛。“我们什么都不会瞒你。我会把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进入东柏林，与他手下的头号间谍见面，那人叫汉斯·赛德尔，你可以在《德意志报》上看到他的照片。那是班首度单独会见他，算是大事一件。班在柏林站的上司是哈格帝。你认识哈格帝吗？”
“不认识。”
“你听说过他吗？”
“没听过。”
“班没跟你提过他吗？”
“没有。我告诉过你，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对不起。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时一个答案可能会随着上下文而有所不同。”
我不明白。
“哈格帝是柏林站的第二号人物。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就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和他一起去跳舞，你就知道女孩们都围着他转。”
“跳完舞以后呢？”
“他没说过。他不爱吹牛，如果他和她们睡过觉，他也不会说。他不是那种人。”
“他们告诉我，你和班有时候一起休假。你们都去哪儿？”
“伦敦的特威克汉姆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是与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喔。”
不知道为什么，斯迈利的话让我感到害怕。也许我是担心班，所以才觉得每件事都令我心悸不已。逐渐地，我有种感觉，斯迈利一定认为我隐瞒了什么，即使这还有待我们去澄清。他对事情的陈述像是在总结这些证据。
“先是威利，”他说，彷佛我们正举步维艰地走着。“威利是柏林站站长，统管一切。然后是哈格帝，威利手下的一名校级军官，班的直属上司。哈格帝负责的是赛德尔间谍网的日常运作。这个间谍网有……或者说曾有十二名间谍——这也就是说，原来的九名男子和三名女人，现在全都被捕了。这么大的一个非法间谍网，联络时一部分是靠无线电，一部分是靠密语，同时也需要一支人数相同的后勤组来维持它的运作，这还不包括评估或分送情报在内。”
“我知道。”
“我相信你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再告诉你一遍，”他接着往下讲，态度还是那么从容不迫。“我漏掉的地方你可以补充。哈格帝的个性很倔强，他是北爱尔兰人，下了班后就喝酒，吵吵闹闹的，不讨人喜欢。但是他在工作时却判若两人。他是一个认真谨慎并且有超人记忆力的军官。你确定班从来没有向你提过他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
我无意把话说得这么硬邦邦的。只是人们经常无法确定能对某件事情否定多少次，才不会让别人或自己觉得是在撒谎。而斯迈利就是在利用这个奥秘，让我抖出深藏内心的真相。
“是的，嗯。你的确告诉过我没有，”他仍以那种习惯性的客套方式表示同意。“我也的确听到你说没有。我只是想知道我是否唤起了你的记忆。”
“没有。”
“哈格帝和赛德尔曾是‘朋友’，”他继续说道，速度放得更慢。“只要工作需要，他们就是‘亲密的’朋友。赛德尔曾是一名被关在英国的战俘，哈格帝则是一名被关在德国的战俘。一九四四年，赛德尔在赛伦塞斯特附近当农工。那时对德国战俘看管不严，因而他成功地掳获了一个英国农地女工的芳心。战俘营的卫兵在大门外放了一辆自行车，并在扶手上披了一件军大衣，以便遮盖赛德尔的战俘服。只要他能在吹起床号前回到自己的铺位，卫兵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赛德尔永远不会忘记英国人民对他的恩情。婴儿出生时，赛德尔和卫兵们以及其他的战俘都参加了洗礼仪式。这情景挺动人的，不是吗？英国人竟然这么亲切善良。不过你难道不觉得这个故事挺耳熟的吗？”
“怎么可能呢？你说的是一个间谍的故事。”
“是一个已暴露身分的间谍——班手下的一员。哈格帝在德国战俘营的经历就不是这么平顺了，这段暂且不提。一九四八年，表面上在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哈格帝，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遇见了赛德尔，于是就将他吸收进来，然后把他送回东德的家乡莱比锡。自此之后他一直指挥着他。在过去的十五年内，哈格帝与赛德尔的友谊一直是柏林站运作的关键所在。当上星期赛德尔被捕时，他已是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并且曾任驻哈瓦那大使。不过大概没人向你提过他。班没提过，别人也没有提过。”
“没有。”我尽量装作不感兴趣地说道。
“哈格帝习惯一个月去一趟东柏林，听取赛德尔的汇报——有时是在汽车里，有时是在一个秘密联络点，有时也会在公园的长椅上，哪儿都有可能——不过都是老套。柏林围墙筑起后，情报工作曾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又谨慎地再度安排会面。见面方式就是乘坐一辆汽车到东柏林——例如一辆军用吉普车——然后换上一名替身开车，哈格帝则在适当时机下车，最后再于预定地点回到车上。听起来是挺危险的，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方式却从未出过差错。如果哈格帝休假或是生病，会面就将取消。一、两个月前，总部认为哈格帝应该把赛德尔引见给他的继任者。哈格帝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而威利在柏林待太久了，出事的话可能无法收拾，而且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常到铁幕那边走动。因此班被派到柏林。班是一张纯净的白纸。哈格帝亲自向他做简报——我想应该是很详细的说明。我相信他并不宽厚。哈格帝不是一个宽厚的人。指挥一个拥有十二名间谍的间谍网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谁替谁工作，为什么？谁知道谁的身分？还有联络地点、密码、信差、化名、暗号、无线电、秘密信箱、墨水、汽车、工资、孩子、生日、妻子、情妇。有许多东西要一下子全部装进脑子里。”
“我知道。”
“班告诉过你，对吗？”
这次我没和他争辩。我决定不这么做。“我们上课时学过。这种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说。
“是的。99lib.嗯，我想你是学过。不过麻烦的是，理论与现实并不一定相符，对吧？除了你之外，谁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突然改变话题让我吓了一跳。“我想应该是杰雷米吧。”
“杰雷米姓什么？”
“高尔特。他是我们的同学。”
“女人呢？”
“我告诉过你，没有特定的女人。”
“哈格帝想把班带到东柏林去，然后亲自把他引见给赛德尔认识。”斯迈利接着往下说。“但是第五处不同意。他们试图让哈格帝与他手下的间谍疏远。而且他们也不赞成派两个人到一个敌对国家去做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所以哈格帝在一张市区地图上介绍过会面的步骤后，班就单独进入东柏林。星期三他去探路，并实地勘察了地形。星期四他再进入东柏林，这一次可是来真的了。他开着一辆管制委员会的洪堡汽车合法入境。下午三点他通过三号检查站，并在约定地点下车。他的替身开了三个小时的车，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六点十分，班成功地回到车上，并在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检查站有他返回的记录。最后他在自己的公寓前下车。这趟会面的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威利和哈格帝在柏林站总部里等他，但是他没去，而只从公寓打了个电话过去。他说他按计划去了接头的地点，并且说除了发高烧和肚子疼得厉害外，他什么都没带回来。他问他们是否可将汇报延到第二天早晨，遗憾的是他们答应了。自此之后，他们就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见他的行踪。他虽然有病，但是听起来情绪是很好的，所以他们只认为那是紧张而引起的病痛，应该没什么大碍。班和你在一起时曾生过病吗？”
“没有。”
“他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情况很好，人挺能干的等等。当然，在公共电话里，他不便详谈。他的床没睡过，他也没多带衣服。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在公寓里打的电话，也没有证据显示他遭到绑架。如果他要叛变，那他为什么不留在东柏林？他们不可能把他送回来，也不可能派他回来对付我们，因为若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逮捕间谍网的成员。如果他们想绑架他，那他们为什么不在柏林围墙的那一边动手呢？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是经由合法的管道——搭乘火车、汽车或飞机——离开了西柏林。交通管制不很严格，而且诚如你所说的，他曾受过训练。据我们所知，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想过他也许会来找你。不要害怕。你是他的朋友，对吧？他最好的朋友？比任何人都亲近他？小高尔特根本不能和你比。他曾亲自对我们这么说过，‘我最好的哥儿们是奈德，’他说。‘如果我要投靠我们之中的任何人，那一定是奈德。’我想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事实？”
他并未觉得难以启齿，也未刻意地改变语气，或提出任何的警告；老乔治·斯迈利的话里只有稍许的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没有日期，只是扔在抽屉里面；信手写了几句，谈不上是封信。他大概喝醉了。我想这应该是一封情书。”他递给我一份影印本，然后又站起来替我们俩拿了瓶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自己摆脱此刻心中的不安。但是每当我追溯这段记忆时，我总是发现自己会以斯迈利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我可以想像如果以他的处境而言，他会怎么想。
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一心想求上进，正努力使自己变得老成些的受训人员，一个爱抽烟斗的人，一名水手，一个急着想步入中年的大男孩，这就是小奈德在六〇年代早期的形象。
但是小奈德以后的生活却没有这般轻松，而这种际遇正好能改变斯迈利对我的看法。虽然我当时并不知情，但是情报局却真的陷入了困境，并遭遇到许多离奇的失败。班手下的间谍被捕原本就是个悲剧，但这只是各地传来的一连串灾难中最近发生的一件。在日本北方，情报局设在那里的监听站及三名工作人员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连续数月之间，我们相继损失了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的间谍网。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同行大声地指责我们办事不可靠，并且威胁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要切断这条特殊的管道。
在这种气氛下，各种耸人听闻的论调已是司空见惯。我们陷入一种迷乱的困境。不能容忍任何意外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随便打发。如果情报局得手，那是因为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得手。不少人受到株连。在美国人看来，情报局供养的不是一只鼹鼠，而是一窝鼹鼠。这些鼹鼠都非常狡猾，而且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专家都来得精明。而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有毒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实在够糟糕的——而是他们那种无可救药的英国式同性恋倾向。
我将班的信读了一遍。共有二十行字，没有署名，使用的是没有水印图案的情报局专用信笺。笔迹是班的没错，但是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倒是没什么涂改。所以没错，他大概是喝醉了。
信上称我为“奈德吾爱”。在信中的叙述里，班将他的双手滑过我的脸，将我的唇凑近他的唇，他并亲吻着我的眼睑和颈项，谢天谢地，之后的身体部分就此打住，未再多写。
信上并未使用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多少文采。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让人感到心惊肉跳。这不是一份时代性的文件，也未见刻意做作的言词。这也不是什么考古学着作、希腊文或二〇年代的难解文字。这是一个渴望同性恋情的人不顾一切所发出的呼喊，而这个人我一直只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在我读这封信时，我知道这的确是班写的。这是痛苦的班对一份我从未知悉的感情所做的沉痛告白，而我在读完这封信后，也相信这是真的。也许这已经使我感到心中有愧——我是说，我竟然是他爱慕的对象，虽然我从未注意到这份感情，而且也并未回报他同等的爱意。他在信中说抱歉，然后就停笔了。我认为不是信没有写完，而是他已没有别的话要说。
“我以前不知道。”我说。
我把信递还给斯迈利。他把它放回口袋里，眼睛仍一直盯着我。
“或是你不明白自己早就知道了。”他暗示道。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急切地重复了一遍。“你想让我说出些什么？”
你必须明白斯迈利是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我们那一代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他等着我开口。我会永远记住他的耐心有一种慑人的力量。天空突然下起一阵雨，使得伦敦的狭巷里像是响起了一片掌声。如果斯迈利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反正在英国你总是很难确定这种事。”我沉着脸说道，努力稳定心神。只有上帝知道我想要说什么。“杰克·亚瑟没有结婚，对吧？晚上无处可去，就跟一群小伙子饮酒作乐，闹到酒吧关门。然后再喝上一点。没人说杰克·亚瑟是个怪人，但是如果他们明天逮到他和两个男人躺在床上，我们就会说我们早就知道了。或者我就会这么说。这种事说不准的。”我语无伦次地试着想表达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清楚。我知道越是去辩就越辩不清，但是我还是继续辩下去。
“不管怎样，这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要求答覆，试图采取主动。
“在他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空抽屉吗？”
“这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如果这封信与其他的文件夹在一起，那是一回事。如果是被故意放在那里，好让你们找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也许他是被迫写了这封信。”
“喔，我确信他是被迫的，”斯迈利说。“问题是他受何所迫。你知道他有多么寂寞吗？如果他的生活中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人事主管怎么不认为这问题是不言而喻呢？”我再次怒气冲冲地说道。“我的天啊，我们可是经过他们长期的考验之后才任用的。他们曾对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作过反覆清查。他们对班的了解比我要深得多。”
“我们为什么不能假设是人事主管没有把这件事办好呢？他也是个人，而这是英国，我们又都是自己人。我们还是来谈谈那位失踪的班吧。就是那位写信给你的班。除了你之外，没人和他更亲近了。不管怎么样，至少你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比你更亲近他的人。可能有许多你以前就不知道的人，不过这不是你的错。据你所知，没有这样一个人。这个问题我们就此了结，好吗？”
“好！”
“那好，我们来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吧。怎么样？”
不知怎地，他让我冷静了下来，我们一直谈到凌晨。雨早就停了，欧掠鸟都已开始活动，而我们谈兴正浓，或者应该说我在说，斯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样子听人说话——眼睛半睁半闭，下巴抵着脖子。我想我已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都抖了出来。也许他也是这么想，即使我有些怀疑，因为他比我更清楚自欺欺人的程度——那是我们求生存的手段。电话铃响了。他听着，嘟哝了一声“谢谢”就挂上了电话。“班还没有找到，没有新的线索。”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当天他并未做任何笔录，而直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录音。不过我不大相信他会这么做，他讨厌机器；再说，他的记忆力比机器更可靠。
我谈了有关班的事，但也说了不少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斯迈利想让我做的：让我自己来解释班的行动。我再次叙述了我们生命中相似的特质与背景。我是如何羡慕他有位英雄父亲——我对自己的父亲毫无印象。我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当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后，班和我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不，没有，我再次说道，我不知道他的生活中有任何女性——除了他的母亲以外，而她已经过世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确定。
我告诉斯迈利，在孩提时代，我曾想像着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是否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和我就像一对神秘的双胞胎，有着同样的玩具及衣服，有着同样的思想，甚至同样的父母。我大概是读过一本根据这个故事写成的书吧。我是独子，班也是独子。我把这些都告诉斯迈利是因为我已决定直言不讳，想到什么讲什么，即使这些事情在他看来会使我受到牵连。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并未对他隐瞒什么，哪怕我认为这些事情会对我不利。不知怎地，斯迈利使我相信我只欠班这么一点东西。然而在潜意识里——呃，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人为了他的生存而就事论事时，谁知道他隐瞒了什么呢？
我跟他谈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和班的会面——那是情报局位于兰贝斯区的训练中心，新招募的人员都在这里集合。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不曾见过面。除了训练官、体检人员和审查人员，我们和情报局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自己加入的这个组织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过最后我们都会了解一切的——共事的人员和所肩负的使命。我们聚集在等候室里，就像是外国军事小说中的各路英雄好汉一样，各怀着其不为人知的期望与理由来到这里。每个人提着的旅行袋都装有相同数量的衬衫和内裤，并用油墨标上自己的号码，而且每个人都必须遵从一张便笺上所印的指示。我的号码是九，班的号码是十。当我走进等候室时，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班，另一个则是名叫吉米的矮胖苏格兰人。我向吉米点点头，但是我和班马上就认出了对方——我不是指我们在小学或大学里见过，而是我们两个人无论在体型或是气质上都极为相像。
“来了第三个谋杀者。”他说着并与我握手。这似乎不是个引述莎士比亚文章的适当时刻。“我叫班，这是吉米。我们显然已忘了自己的姓了。吉米把他的姓留在家乡了。”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手，并挨着班坐在长条椅上，等着看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会是谁。
“一赔五他有八字胡，一赔十他下巴有胡子，一赔三十他穿着一双绿色的袜子。”班说。
“五赔五他穿着斗篷。”我说。
我告诉斯迈利我们如何在陌生的城镇进行训练，当时我们得杜撰一个假经历，与别人接头，体验被捕和受审的经验。我和班曾经一起跳伞，曾经在深夜靠着指南针穿越苏格兰高地，曾经在人迹罕至的内陆城市寻找无法投递的秘密信箱，曾经乘潜艇登陆滩头。我详细地叙述了这些经历，好让斯迈利明白这点点滴滴已使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密不可分。
我向他描述那些教官们时常间接地提及班的父亲，只为了强调能有机会教导他的儿子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我告诉他我们周末的假日生活是怎么过.99lib.
的。有一次我们到了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的住处，还有一次我们去什罗普郡，住在他父亲那里。由于我的母亲和他的父亲都丧偶独居，我们也曾经幻想也许能将他们凑合在一起。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刻板的英籍荷兰人，她那些开朗的姊妹、外甥和外甥女看起来全都像是布鲁格尔的模特儿；而班的父亲则是一位隐居的学者，他仅有的生活乐趣就是欣赏巴哈的音乐。
“班却凡事都和他背道而行。”斯迈利在同一个话题上作文章。
“是的。他崇拜他的母亲，但是她死了。对他来说，他的父亲对他而言，只是个形象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让我想起来感到尴尬的是，我故意避免使用“爱”这个字，因为班曾用过这个词来形容他对我的感觉。
我告诉他班喝酒的事，虽然我又想到他一定知道了。班平常喝得不多，大多数情况下是滴酒不沾，直到有一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周末快到了——他竟不知节制地豪饮，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什么都喝，给我倒一杯，给阿诺倒一杯。然后他就倒在床上一言不发，并没有乱发酒疯，惹人讨厌。第二天早上，他看起来就像在健身中心接受过一夜治疗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除了你之外真的没有别人吗？”斯迈利若有所思地说道。“难为你了。要单独抗拒这样的诱惑，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回忆往事，抚今追昔，能想起什么就告诉他什么，不过我知道他仍然在等着我告诉他一些我所隐瞒的事件，如果我们能弄清楚那是什么就好了。我真的刻意保留了什么吗？我只能把事后我给自己的回答告诉你们：我当时并不明白我知道一些事却没说出来。我花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苦思冥想，才从一个黑暗的角落找出这个秘密。凌晨四点时，他要我回去睡一会儿觉。我若想外出，就必须打电话给人事主管，告诉他我要去哪儿。
“他们当然会监视你的公寓，”当我在等计程车时，他这么警告我。“你不会在意的，是吧？假如你想逍遥法外，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几个地方是可以藏身的安全之地。班极有可能会去你那里。我们预料除了他父亲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人。但是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吧？他没有脸去见他。所以他们才监视你的公寓。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我懂。”我说，心里却直觉得恶心。
“毕竟，在与他年纪相当的人之中，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懂。”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不是个傻瓜，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推理。他也不大可能相信你会把他藏起来，而不告诉我们，对吧？”
“是的。我不会不告诉你们。”
“如果他还有点理智，他就不会来找你。但是我想他也许会路过你那儿，叫你替他出主意并帮助他。或是喝一杯。虽然这不大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假设。你无疑地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没人能与你相比，对吧？”
我真希望他不要再说这种话。直到现在，他还在竭力避免谈论班对我表示爱意的这个话题。但突然间他似乎决定揭开这道伤口。
“当然他或许除了你之外，也写信给别人，”他顺着他的思路推测。“男的或女的，两者兼有。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快死了，或是考虑要孤注一掷的话，面对如此绝望的处境，他会向所有的人表白他的爱意。所不同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他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总不能找上班的所有朋友，然后一个一个地询问班最近有没有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他们。那样做也不安全。而且，要从哪儿着手呢？这是个问题。你必须以班的立场来考虑。”
他这么做是不是有意要将这种自觉的念头灌输给我呢？后来，我确定他的确是有意的。我至今还记得，当他送我坐上计程车时，他那忧郁而有洞察力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我也记得当车子拐弯时，我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街道中央，目送我远去的情景；他临别时说的话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你必须以班的立场来考虑。”
我心里乱得很。今天天还没亮我就到南奥德里大街去，先跟踪猫熊的猴子，后来又忙着班的那封信，一直折腾到现在，几乎没有时间睡上一会儿。再加上去斯迈利那儿喝了一些咖啡的刺激，以及我自认为是饱受煎熬的冤狱囚犯的感觉，使我在剩下的一点时间中根本无法入眠。但是我发誓，那时我还是没想到斯泰芬妮这个名字——在之前，之后都没有想到。斯泰芬妮仍然不存在。我确信，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把一个人忘得干干净净。
回到公寓后，班的激情使我产生的阵阵反感，随后就被我对他安危的关心所代替了。我坐在客厅里，望着在兰贝斯实地受训一天后，他总是躺在上面休息的那张沙发。“老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是要在这儿躺一会儿。这比在家里睡还痛快。阿诺可以回家睡，班可要睡在这里。”我在厨房里，用那个旧烤炉弄了几个鸡蛋给他半夜吃。“我的天啊，奈德，这也算是炉子吗？看来我们就是因为它才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
我还记得那次我关了床灯后好一阵子，他的声音透过那道薄薄的隔墙传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奇想异论——用我们拥有的共同词汇，我们内心的语言。
“你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付纳瑟大哥吗？”
“不知道，班。”
“把以色列给他。你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班。”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班？”
“人们只有得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才会心满意足。你知道那则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吗？”
“知道。现在闭上你的嘴，睡你的觉吧。”
接着他还是告诉我萨勒特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蝎子是渗透进来的间谍，必须和留在对岸的后方小组取得联系。青蛙是双面间谍，他假装相信蝎子的托词，然后却把这个情况向那些付钱收买他的主子报告。
第二天早晨他走了，留下一张上面只有一行字的便条：“少年感化院见”。这是他替萨勒特取的代号。“爱你的班。”
我们在那些场合谈过斯泰芬妮吗？没有。我们是在运动时才不经意地谈起斯泰芬妮，而不是在一种很认真、冷静的情况下讨论她。斯泰芬妮是我们跑步时分享的一个虚幻影像——一个让人急着想要去破解的谜。这也许是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她，或者是当时还没到我想起她的时候。原因不明。我并没有瞬间豁然开朗地从浴缸里一跃而起，大呼：“斯泰芬妮！”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从未发生过，而原因正如我试图向你们解释的那样：在坦白交代和保留自我的某个交界点中，斯泰芬妮像是一个神话人物般漂浮不定，只有在被人想到时她才存在。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在收拾人事主管在我公寓里翻箱倒柜后所留下的一片凌乱时，才第一次想到她。我偶然翻到了去年的日记，于是便一边翻阅着，一边回想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日子。我翻到六月份时，看到中间有两个星期划了对角线，旁边工整地写了个数字“八”——意指位于阿盖尔地区以北的八号营区，我们在那里进行基础训练。接着我开始——或者只是隐约地意识到——有了，当然，是斯泰芬妮。
我并没有从那儿得到任何阿基米德式的启示，不过我想起了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月色下开车的情景：班驾驶着那辆胜利牌敞篷车，我则坐在旁边喋喋不休地陪着他说话，以便让他保持清醒；因为那时我们刚完成模拟在阿尔巴尼亚的崇山峻岭中组建游击队的一周训练，早已精疲力竭了。此时六月的晚风拂面吹来。
其他的学生坐上萨勒特的交通车返回伦敦。但是我和班则有斯泰芬妮的胜利牌敞篷车可以开。斯泰芙个性爽朗又大方，她把这辆车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就是为了让班能借用一个星期，并在课程重新开始时还给她。我就是这样想起斯泰芬妮的——就像是她开着车子来到我的面前一样——一个不定形的、让人兴奋的概念，一个共享的女人——班的女人。
“那么斯泰芬妮究竟是谁？难道你又要对我守口如瓶吗？”当我拉开手套箱想寻找她的踪迹却徒劳无功时，我向他问道。
他一声不吭了好一阵子。
“对亵渎神灵的人来说，斯泰芬妮是一道光，可望不可及；而对善良正直的人来说，斯泰芬妮是个典范。”他严肃地回答。然而接下来，他却显得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斯泰芙是承自我们家族中的德国那一系。”他自己就是来自那一系，而且常喜欢这样尖刻地说自己。他的意思是说，斯泰芙来自阿诺那边。
“她长得好看吗？”我问。
“你少俗气了。”
“美丽吗？”
“嗯，有格调一点了，不过说得还不够贴切。”
“那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尽善尽美，光彩照人，举世无双。”
“真的这么美丽吗？”
“不，你这个蠢货。她是高尚美善，无与伦比的。人事主管做梦也想不到她竟然这么聪明。”
“换个角度——对你来说——她是什么人？除了她是德国人，并且是这辆汽车的主人之外还有什么？”
“她是我母亲的第十八位表亲，这层关系不知要上溯多少代。大战以后她来到英国，和我们一起住在什罗普郡。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一样大喽？”
“如果你要测量永恒的话，是的。”
“就像大家所说的，是你的乾妹妹，对吧？”
“有几年时间是的。我们一起四处乱跑，黎明时分就去采磨菇，玩些孩子们的游戏。后来我去上寄宿学校，她则返回慕尼黑，重新做她的德国人。而我也就结束了儿时的浪漫，回到爸爸和英国的怀抱。”
我从来没听他这样坦率地谈论过任何女人，甚至是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他又要转移话题，不过最后他还是回答了我：“现在没那么有趣了。她在艺术学院念书时，和一个疯狂的画家，一起住在苏格兰西部小岛上一栋寡妇的房子里。”
“为什么没那么有趣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
“他谁也不喜欢。他开枪自杀了。原因不详。留了一张短笺给地方议会，为事情闹成这样表示歉意。没留下什么话给斯泰芙。他们没有结婚，因而使事情显得更扑朔迷离。”
“现在呢？”我又问他。
“她仍然住在那里。”
“在岛上？”
“是的。”
“住在那栋寡妇的房子里？”
“是的。”
“单独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
“你是说你有时会去看她？”
“我是看过她，是的。我想我也去了那里。是的。我去那里看她。”
“你不是在说着玩吧？”
“我对每件和斯泰芬妮相关的事都是认真的。”
“你不去的时候，她都做什么？”
“我想和我在那儿的时候一样吧。作画，和小鸟交谈，读书、弹琴、看书、弹琴、作画，思考，读书，把车借给我。你还想知道我什么事吗？”
有那么一阵子，我们两人就像是陌生人一样。但是看到班的态度再度软化下来。“听我说，奈德，娶她吧。”
“斯泰芬妮？”
“还有谁？你这个笨蛋。你想一想，这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好好想想。我准备把你们俩凑在一起，讨论这件事。你应该娶斯泰芙，斯泰芙应该嫁给你。我会去和你们俩住在一起，在海边垂钓。”我突发奇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娶她？”虽然我并非别有用意，却已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无心之过。
我站在屋里，看见黎明的曙光渐渐地映在墙上。我是否到现在才有了答案？是否当我凝视着去年六月划线的日记，并且联想起他那封麻烦的信时，我才找到了答案？
或者是在我们疾驰于苏格兰高地的那天晚上，班在车里的沉默就已经告诉了我答案？我那时是不是已经知道班是在告诉我，他永远都不会与任何女人结婚？
而是否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把斯泰芬妮排拒在记忆之外，深埋于心灵深处，甚至不管斯迈利如何精明，如何追根究柢，都无法将她挖掘出来？
当我提出那个该死的问题时，我是否注视着班呢？当他一再拒绝回答时，我是否注视着他呢？我是否曾故意不去看他呢？我那时或许已习惯于他的沉默，所以当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反应，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以此来惩罚他。
我所能确定的只是，班从未回答我的问题，而此后我们也没再提过斯泰芬妮。
斯泰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检阅着日记，心里这么想着。她住在自己的岛上，而且深爱着他。但是她却应该嫁给我。
她拥有那种死亡的形象，而班心中的英雄总是需要这种表徵。
永恒的斯泰芬妮，对亵渎神灵的人来说是一道光，光彩夺目、举世无双，德国的斯泰芬泥，他的楷模、乾妹——也是母亲，或许吧——正从她的塔楼向他招手，提供他一个远离他父亲的避难所。
你必须就班的立场去考虑，斯迈利曾这么跟我说过。
就在这一刻，手中捧着打开的日记本，我已不容许自己回避这件已揭发的秘密。一个念头正在我心中成形，并渐渐地变成一种可行的想法。当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再次逐渐地予以强化，这种可行性即会演变成一种信念，最后成为目标。
天终于亮了。我启动吸尘器打扫房间，然后又是挥尘又是擦拭。我克制住怒火。你们若冷静地想想，就会明白。我再度打开书桌，拿出我那些蒙受亵渎的私人书信，并把那些我认为难免因斯迈利和人事主管破门而入而受到沾污的东西全部扔到壁炉里：其中包括梅贝尔的来信，还有我从前的指导老师写的信，他告诫我在陆军部：“不要光是研究，还是要做些痛快的事。”
我木然地做着这些事情，并下定决心，准备采取正确、道德而理智的行动。
班，我的朋友。
班，后面有狗在追他。
班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而只有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他。
斯泰芬妮。
我洗澡洗了很久，然后躺在床上，注视着衣柜上的镜子，因为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见两个人，大概是蒙帝的手下吧，他们身穿工作服，对着一个接线箱弄了很久。斯迈利说过我不应该将这种事放在心上。毕竟他们只想将班逮捕归案。
又是个漫长的早晨。早上十点钟，我故意靠在后窗的一边，往下望着杂乱不堪的庭院，里面有一个涂着木馏油的棚子，过去是当作厕所用的，隔板做成的门则对着脏乱的街道。街上空无一人。蒙帝毕竟并非无懈可击。
班曾说过，是西部的小岛。西部小岛上一栋归寡妇所有的房子。
但是究竟是哪一座岛呢？斯泰芬妮姓什么？如果她是班家族里德国那边的人，住在慕尼黑，而班的德国亲戚又多是些显赫人物，那么她很可能会拥有某种头衔。
我打了电话给人事主管。我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斯迈利，但是我觉得对人事主管撒谎要来得安全些。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故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听到什么风声没有？”他诘问道。
“恐怕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我可以出去吗？”
“去哪儿？”
“我需要一些东西。食品啦，一些读物。我打算去图书馆看看。”
人事主管以沉默来表示反对乃是众所周知的。
“十一点钟以前回来。进屋后尽快打个电话给我。”
我真高兴自己能如此沉着冷静。我由前门出去，买了一份报纸和一块面包。我利用商店的橱窗察看背后的街景。没人跟踪我，我敢肯定。我去了公共图书馆，从参考书专柜里抽出一本旧版的《名人录》，以及一本破烂不堪的《哥德人年监》，不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想在巴特西还会有谁能翻破这本《哥德人年监》。我先查《名人录》，找到了班的父亲的名字。他具有骑士爵位，并得过许多勋章：“一九三六年，娶女伯爵伊尔莎·阿诺·洛林为妻，育有一子，名叫班杰明·阿诺。”我回头去查年监，找出阿诺·洛林这个姓氏。这个家族竟占有三页之多，不过我还是立即找到了一个名叫斯泰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大胆地向图书馆里的管理员要了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簿。她说没有，不过她容许我使用她的电话查询，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大有帮助，因为我自己的电话一定正被人窃听。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家中，立刻以往常般轻松的语气，打电话给人事主管。
“你上哪儿啦？”他问。
“报摊，还有面包店。”
“你没有去图书馆？”
“图书馆？噢，对了。是的，我去了。”
“请你告诉我，你挖到什么消息了？”
“什么也没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目前很难静下心来。我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等着他回话，心里纳闷我是否说得太多。但是想来应该不会。
“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继续等下去吧。”
“我可以去总部吗？”
“既然你必须等，那你在那儿等和在这儿等都一样。”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回到蒙帝那里去。”
此时大概是我过于丰富的想像力在作祟。我彷佛看见斯迈利站在他身旁，告诉他应该如何回答我。“就在原地等吧。”他率直地说道。
我等着。天晓得我是怎么等的。我装模作样地看书读报，还煞有其事似地写了一封壮观的辞职信要给人事主管。我撕碎了那封信，并把碎片烧成灰。我又去看电视，到了晚上则躺在床上，透过镜子观察蒙帝的手下换岗。我想到了斯泰芬妮，想到了班，然后又想到斯泰芬妮。她已经牢牢地存在于我的想像之中，但却又是那样遥不可及，穿着一身素衣，洁白无瑕的斯泰芬妮，班的守护者。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当时我还年轻，对女人没什么经验，如果你听到我谈论这方面的事，也许不大相信这点。但是对于男女关系的了解，我那时真的只能算是个稚嫩的男孩，无法与那位勇士相提并论。
我等到十点，然后拎着一瓶酒，下楼去找辛普森先生和他的太太。我们坐下来喝着酒，又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叫到一边。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么做有些冒失，但是那位追求我的小姐生性善妒，我想从后门走。你能不能放我从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在开往格拉斯哥的夜班火车上了。我严格遵循自己所学过的反跟监程序，并确定没有人跟踪我。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仍然没有放松戒备。我去自助餐厅，要了一壶茶，一边观察有没有潜伏的跟监人员。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叫了辆计程车到克莱德河对岸的海伦斯堡，然后再搭乘坎贝尔敦的公共汽车去塔柏特。那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外，驶往西部群岛的渡船一个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运气不错，有艘渡船就等在那里，我一上船以后它就开动了。所以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过了侏罗岛，停靠在阿斯凯克港，等到北方的天际暗淡下来后，渡船便又驶向宽阔的大海。这时船上只剩下三位乘客，我和一对老夫妻。在我走上甲板以逃避他们不断的询问时，却碰上了兴致勃勃的大副，又问了一大堆问题：我是在度假吗？那么我是一位医生喽？我是否结婚了？但是我仍然镇定自若，不受他们影响。从我一出海，就认清了每一个人的面目，也体认到此行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是的，环视着渡船驶经的悬崖陡壁，笑迎着鼓噪的海鸥时，我兴奋地想着，是的，这就是班会藏身的地方！这就是他心中的恶魔华格纳所能安心生存的地方！
你一定要谅解我的年轻幼稚，当时我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北欧游侠故事有着无限憧憬。我在探讨，到底是什么驱使着班。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的岛屿！——汹涌澎湃的大海及满天漩涡状的云朵，那位女祭司独自在她的城堡中徘徊——我无法一一列举。我正处于充满浪漫情怀的年纪，虽然还没有见到斯泰芬妮，我的灵魂却早已被她摄去了。
在店里他们告诉我，那座寡妇的房子是在岛的另一头，而且最好是请小弗格斯开他那辆吉普车送你过去。小弗格斯竟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和我原来的想像比起来，他就像是在一日之内变成这么大把年纪。我们坐着车通过两扇破落的铁门。我付了小弗格斯车钱打发他走，然后按了门铃。门开了，一个貌美的女人凝视着我。
她长得高？纤细。如果她的年纪真的与我一般大——而事实确是如此——那么她的那种威严气质，我大概要来世才能修得。她并没有穿着一身素衣，而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上面沾着斑斑点点的油彩。她一手拿着调色刀，当我说话时，她把刀举到额前，并用手腕把一缕滑落的头发推到一边，然后垂下了手，站在那里听我说话。在我说完以后，她还是站着。她是在心里思考着我的话，并把这些话与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或男孩做个比对。但是此刻最令人觉得奇怪，也是我最难以联想的，就是斯泰芬妮与我想像中的形象竟是如此相似。她肤色白皙，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柔中带刚。她长得完全符合我的期望，如果我是在别处遇见她，我也会一眼就认出她是斯泰芬妮。
“我叫奈德，”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我是班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我原本想继续说下去。我曾在脑海里草拟了一篇夸大堂皇的讲稿，准备说一些如“请告诉他，不管他做了些什么，我都无所谓”之类的话。但是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令我不由得沉默下来。
“谁知道你在这儿或是谁不知道你在这儿又有什么关系了？”她问。她说话时带着点德国人的声调，发母音之前都会稍微停顿一下。“他不是跑来这儿藏匿的。除了你还有谁在找他？他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知道他可能惹上了某种麻烦。”我说着，一边随她走进屋内。
大厅有一半是画室，另一半则是临时客厅。大多数家具都盖上了防尘布。桌上摆着饭后所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碟子，看起来都用过了。
“什么样的麻烦？”她诘问道。
“与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想他也许跟你谈过这件事了。”
“他什么也没说。他从不和我谈论他的工作。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吧。”
“我可以问一下他和你谈些什么吗？”
她想了一想。“不行。”稍后她的态度似乎又软化了。“他现在根本就不和我说话了。他彷佛变成一个特拉普派的修士，这有何不可呢？有时他看着我作画，有时他去钓鱼，有时我们吃点什么或是喝点酒。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他来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来的吗？”
“他是坐渡船来的。因为他不开口，所以我就只知道这些。”
“他失踪了，”我?9９lib.说。“到处都在缉拿他。他们以为他或许会去找我。我想他们大概不知道你的事吧。”
她再次出神地倾听着我的一切，先是思量我的话，然后思量着我的沉默。她似乎一点也不害羞，就像一只出神聆听声音的动物一样。我心想这就是人历尽沧桑所表现出的庄严自若吧。我想起了她爱人的自杀，这样一点小小的烦恼是无法撼动她的。
“他们，”她茫然不知所解地重复了一遍。“他们是什么人？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他们了解吗？”
“班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班吗？”
“像他父亲那样，”我说。“能追随他父亲的脚步尤其让他感到自豪。”
她深为震惊，而且气愤不已。“为什么？为什么人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到了柏林，被分派在军事顾问团，不过他真正从事的是情报工作。”
“班？”她说着，脸上流露出厌恶和怀疑的表情。“所以他必须撒那些谎吗？班？”
“是的，我想恐怕是如此。不过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啊。”
“真是可怕。”
我站在她的画架后方。她走到画架的另一面，开始调配颜料。
“我真希望能与他谈谈。”我说，但是她装作正在专心画画，没听见我说了些什么。
从这座房子的后门出去，可通向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再往前是一排被风吹弯了的松树，松树尽头则有一个淡紫色小山围绕的小海湾。在海湾的另一边，我看见一个人正站在坍塌的栈桥上钓鱼，不过他没有在掷钓竿。我不知道自己注视了他多久，反正那段时间已足够让我认出那就是班，而且也看出他对钓鱼没有兴趣。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里，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栈桥走去，一阵冷风吹皱了水面。他上身穿着一件苏格兰粗呢夹克，显得松松垮垮的。我猜这件衣服是斯泰芬妮那位死去的情人的。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绿色的毡帽。这顶帽子和班其他的帽子一样，就像是特别为他订做的。他没有转身，不过他一定听见了我的脚步声。我来到他的身旁。
“你在这儿只能钓到肺炎，你这头德国蠢驴。”我说。
他背对着我，我仍站在他身旁，与他一同凝视着海水。栈桥摇晃了一下，使我们俩无意间撞在一起。我感觉到他的肩膀抖动了一下。水面的颜色变得更深了，山外的天际添上了黯然的色彩。我好几次都看到他那条钓鱼线上的红色浮标没入墨绿色的水面，但是即使鱼儿上钩了，班也不会去动竿子或是拉线。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泰芬妮的身影正站在画架前，添上一笔，然后又台起手腕擦拭额头。气候渐冷，夜色也渐浓了，但是班仍木然不动。我们就像在进行耐力训练时一样暗自较劲。我是在探问，而班则是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会赢。即使得捱上一天一夜，并饱受饥馑之苦，我也不会屈服，除非班承认我的存在。
一轮半月及满天的繁星露了出来。风停了，幽黑的石南属植物上笼罩着一层银色的迷雾。然而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人投降。就在我站得几乎快睡着时，我听到了绕线的声音。我看到浮标被拉出了湖面，然后是在月光下闪动着的钓鱼线。我没有挪动脚步，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等着他缠好线，收好钓鱼竿转身面对我。如果他要从我身边经过走下栈挢的话，他就得转身面对我。
月光下我们面对面站着，班低着头，显然是在看我的双脚，想着要怎样才能从我身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游移着，但是他自己的神情却毫无变化。他就是那样不动声色。如果要说他不经意流露出什么的话，那就是愤怒。
“嗯，”他说。“来了第三位谋杀者。”
这一回我们俩都没笑出声来。
她一定是察觉到我们回来了，于是自己走开。我听到屋子另一头传来音乐声。当我们来到走廊时，班走向楼梯，但是我一把揪住了他的手臂。
“你得告诉我，”我说。“你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可以坦诚相告的人了。我不顾一切地来到这里，你得告诉我那个间谍网到底出了什么事？”
走廊另一头是一间长方形的客厅，那里有百叶窗，沙发上也盖着防尘布。屋里挺冷的，班仍穿着夹克，我也仍旧穿着大衣。我打开百叶窗，让月光照进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任何较亮的东西都会打扰他。音乐声听起来离我们不远。我想是葛利格的乐曲吧，我不很确定。班开口说话了，既未满怀悔恨，也未慷慨陈词。我知道他已经日以继夜地忏悔过无数次了。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在描述某一场他所知道的灾难，而未身历其境的人就无法理解这场灾难。音乐声更是低沉。在他自己眼中，他已经毫无用处。这位众所瞩目的英雄已经不再竭力扮演生命的斗士。也许他已对犯下的罪行感到深恶痛绝。他说得很简洁，而我认为他是要我离开。
“哈格帝是个混帐东西，”他说。“世界级的。他是个小偷，酗酒成性，而且还不时去找女人。他干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组织赛德尔的间谍网。总部试着哄他脱离这个间谍网，并把它交给新任人选，而我正是第一人选。因此哈格帝认为我夺走了他的间谍网，所以决心惩罚我。”
他描述了那些刻意的侮辱。哈格帝连续让他在晚上和周末值班，并且向总部里那些支持他的人递交充满恶意的报告。
“起先关于间谍网的事情，他什么也不向我透露。后来总部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才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了我。十五年来的全部情况。他们生活中的细微末节，甚至包括了那些殉职的间谍。他送来了成堆的档案，全都划满记号，并前后引证。读读这个，记住那个。她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注意这个地址、那个姓名、这些化名、那些暗号。还有逃离步骤、撤退、无线电的识别密码和安全措施。然后他对我进行了测试。他带我到秘密联络点，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拷问我。‘我们现在不能派你去，除非你完全明白这些资料，否则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周末你最好老实待着，熟读这些资料。我星期一再来考你。’这个间谍网是他的命根子。他想让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而我确实觉得我无能。我是无能。”
但是总部并没有屈从于哈格帝的威胁，班也没有。“我把它当作是一次考试。”他说道。
随着与赛德尔首度会面的日子越来越近，班为自己编了一套首头字语记忆术，使他能对间谍网十五年来的事件了如指掌。他不分昼夜地坐在站本部的办公室里，草拟记忆流程图，并设计出一套方法以默记这个间谍网的信差、搭档、间谍们的化名，以及他们的家庭九九藏书住址、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这些情况记到空白明信片的其中一面，另一面则写上题目：“秘密信箱”、“薪资”、“秘密联络点”。每天晚上，在他回到公寓之前或是在站里的休息室躺着时，他都会独自玩上一遍这种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的正面朝下放在写字台上，然后将所能记住的情况与反面的内容进行比对。
“我睡得不多，但是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到了约定会面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整个晚上我都在熟读那些资料，然后就躺在长沙发上，盯着天花板。但是当我起身时，我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是瘫痪了。我走进我的卧室，坐在书桌边，把头埋在手里，开始问自己，‘如果化名为马格里特-二号的人认为他被监视了，他要与谁联系，怎么联系，接头的人又该怎么做？’答案却是一片空白。”
“哈格帝脚步蹒跚地走了进来，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凭良心讲，我认为他当时确实是在祝我好运。我以为他会问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刁钻问题，正准备叫他见鬼去。但是他只说了一句‘干得好’，而且还拍拍我的肩膀。我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别问我为什么。我只是害怕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说对吗？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帝，是他把我推进了火坑。我还有二百个其他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为什么带着明信片，但是这些都没多大用处。也许这是寻求自杀的方式吧！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明信片，越过了边境。我们驾驶着一辆特意改装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我的替身则藏在座位下。尽管东德武警不可以对我们进行搜查，但是在拐弯时与替身换过来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你几乎都快摔出汽车外了。赛德尔为我准备了一辆脚踏车。他相信脚踏车。当他在英国当战俘时，他的警卫总是借给他一辆脚踏车供他外出使用。”
斯迈利已经对我说过这个故事，不过我还是让班再重复一遍给我听。
“我把明信片装在上衣口袋里，”他接着说道。“是在夹克里层的口袋里。那段时期柏林的天气奇热无比。我想我是在骑车时解开了夹克的钮扣。我也不清楚。我试图回想当时的情景，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解开了夹克，有时候却又认为没有。当你绞尽脑汁想起某些事物时，你就什么也搞不清楚了。我提前赶到了集合地点，检查各种汽车。真是他妈的老套。然后我走了进去。那时我脑子清楚得很，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明信片。赛德尔看来一切安好，我也是。我们公事公办。我向他简报，给了他一些钱——一切都像在萨勒特时一样，之后我骑车返回搭载地点，把脚踏车扔到沟里，偷偷上了汽车。当我们乘车进入西柏林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明信片不见了。我身上没感觉到明信片的重量感，或者是它带来的压力或其他东西。那时我惊慌失措，其实我向来都是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一直都很紧张。我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这一次要紧张得多。我叫他们把我送回公寓，然后我拨了赛德尔的紧急号码联络他，但是没人接电话。我又打电话到撤退站，那儿也没人。我再打到赛德尔的代理人，一个叫做洛蒂的女人那里去。还是一样没人接电话。于是我叫了部计程车去了腾伯尔霍夫区，经由一条秘密的撤离路线，来到了这里。”
突然之间，四周只剩下斯泰芬妮的音乐萦绕着我们。班讲完了他的故事。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事件的全部经过。我等候着，凝视着他，期待他接着往下讲。我心里想着至少应该会发生一次绑架吧——凶残的东德秘密警察从班的汽车后座处突然跃出，猛揍他一顿，然后强行替他戴上氧气罩，并且翻开他的口袋。隔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他已经向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而且竟是这样平淡无奇，竟然就像是掉了一大把钥匙，一本支票簿，甚或是一条手帕一样，如此轻易地就丢掉了一个间谍网。我原本渴望听到一个较有尊严的过程，但是他的故事什么也没有。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那些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就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谈起他遗失的课本。但是他并不介意，他再也没有什么尊严了。
“明信片？”他说。“也许是在脚踏车上。也许是下汽车的时候，也可能是回车上的时候。脚踏车上有一条安全链可以锁住轮胎。打开和锁住脚踏车时，我都得弯下腰。也许就在那时丢掉的吧。这与弄丢其他东西没有两样。除非你能找到它们，否则你永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丢的。事后一切才会明朗化。不过已经没有事后了。”
“你认为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啊。”
我想问他是什么时候写那封情书给我的，但是我开不了口。而且，我想我知道。一定是哈格帝逼他逼得太紧，使他万念俱灰，于是才在酗酒解闷时，写下了那封信。其实我真正想听他说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那封信。我真希望时光能倒流，让一切恢复到一周前。但是这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随着班那句简单的回答结束了。属于我们美好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一定包围了这座住宅，而且他们当然不会按门铃。当我打开百叶窗让月光照进屋内时，蒙帝大概就站在窗外。这样一来，当他觉得有必要时，就可以直接进屋来。他进来时，表情看来有点尴尬，但是十分坚定。
“你干得非常漂亮，奈德。”他安慰我。“是公共图书馆让你泄露了行踪。那位漂亮的图书管理员倒是挺喜欢你的。我想如果我们答应的话，她会和我一起来。”
斯考迪诺紧跟在蒙帝之后，接着斯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他总是为自己种种无情的举动带着满脸歉意。对于自己做了他想要我做的一切，我并不觉得讶异。我是站在班的立场，把他们引到我的朋友面前。班似乎也不觉得意外。也许他是如释重负吧。蒙帝和斯考迪诺一左一右地走到他跟前，但是班仍然坐在防尘布之间，那件粗呢夹克像一条毛毯似地披在他的身上。斯考迪诺拍拍他的肩膀，然后便和蒙帝一起弯下腰，像是两名家具搬运工一样轻轻地把班抬起来。我向班辩解自己并不是故意要出卖他，他只是摇摇头说没关系。斯迈利闪到一旁，让他们走过去。他用那双近视眼望着我，似乎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渡轮旅行。”他说。
“我不去。”我答道。
我将目光自他脸上移开。当我再回过头时，他已离去。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公路上。我顺着音乐声，走过空荡的大厅，来到一个满置书籍和杂志的书房，地上则摊着一堆看来似乎是一本小说的手稿。她坐在一张大椅子的扶手上，而且已换上了家居服，淡金黄色的头发则放下来，披在双肩上。她光着双脚，而且当我走进室内时连头都没抬一下。她对我说话的样子，彷佛已经认识我很久了，而我也认为就某方面而言，她的确认识我，因为感觉上我和班是如此相像。她关掉音乐。
“你是他的情人吗？”她问。
“不。他希望我成为他的情人。这件事我现在才知道。”
她微微一笑。“而我则希望他成为我的情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
“奈德，你有女人吗？”
“没有。”
“班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曾经试过。不过我猜他做不到。”
她深吸了一口气，眼泪顺着脸颊流至颈项。她站起来，紧闭着双眼，像是一个失明的女人，伸出双臂要我拥抱她。她把头靠在我肩上，身体紧紧贴着我，浑身颤抖地泣不成声。当我张开双臂抱住她时，她却把我推开，然后拉我坐在沙发上。
“是谁让他成为情报员的？”她问。
“没有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效法他的父亲。”
“这也算是选择吗？”
“可以算是吧。”
“你也是吗？你是自愿的吗？”
“是吧。”
“你又是效法谁呢？”
“我不效法任何人。”
“班适应不了这种生活的。他对这些工作没有一样在行的，他太容易被说服了。”
“我知道。”
“你呢？你是想让他们把你锻链成一个男子汉吗？”
“这种事情得有人去做。”
“你是说把你锻链成一个男子汉的事吗？”
“我是说工作本身。就像是倒垃圾或打扫医院一样，总得有人去做这种工作。我们不能假装这些事不存在啊。”
“噢，我倒认为我们可以。”她抓过我的手，紧紧地用她的手指缠着我的手指。“我们常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假装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我们是无法用谎言去战胜撒谎者的。今晚留下来好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班。我是我。我是他的朋友。”
“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与现实竞赛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请你记住好吗？”
我想不起离开时的任何情景，因此我猜想是这场离别太痛苦了，使得我将它从记忆中抹去。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是，我必须赶上那班渡船。没有吉普车在等我，所以我得用走的。当我顶着晚风匆匆离去时，我还记得她那苦涩的泪水和头发散发出的淡香。当我走过瘦石嶙峋的海湾时，月亮周围乌云密布，大海翻腾不息。我记得那个小海湾以及那艘灯火通明，正准备启航的小型轮船。我知道在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达目的地时，斯迈利来到了我身边。他那时一定听过了班的故事，于是走上甲板来对我投以无声的安慰。
我再也没有见过班——下船时他们把我和他分开——当我听说他被情报局除名时，我写了封信给斯泰芬妮，请她告诉我班在什么地方。结果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打着“迁移”的字样。
我真希望自己能告诉你班并没有毁掉那个间谍网，因为比尔·海登早就出卖了它。或者找个更好的藉口——这个间谍网原先就是东德或俄国人为我们准备的，好让我们无暇分神，并传递假情报给我们。但是恐怕事实正好相反，由于工作性质的区分，那时候海登对这方面事务的接触有限，而且他的工作也不需要他到柏林去。比尔被捕后，斯迈利甚至问过他是否曾介入此事，而比尔只是笑了笑。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想插手这个间谍网，”他答道。“当我听到事情的经过后，我还真想献束鲜花给凯文迪什这个小伙子，不过我想那样做恐怕不太保险。”
如果现在还能见到班的话，我只能告诉他，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这个间谍网，几年以后海登也会毁掉它。对斯泰芬妮，我只能告诉她她是对的，而我也是对的，即使我不再把她当作是所有智慧的泉源，我还是一直记着她的话。虽然我永远不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相对于我而言，她更是一个属于班的谜——然而她的话却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海妖之音，告诫着我说我的使命是模棱两可的使命。有时我很想知道在她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自己恐怕也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乳臭未干的大男孩，另一个班，缺乏生活历练，只会炫耀力量以遮掩弱点，和躲在象牙塔里逃避现实。
不久前我曾回过柏林一趟。那是柏林围墙拆除以后几个星期的事。当时我是去处理一些旧事，而人事主管竟然慷慨地替我支付了出差费。虽然我从未正式地被派驻在柏林工作，我以前还是常到那儿去。对于我们这些冷战时期的斗士来说，回柏林就像是回家一样。一个潮湿的下午，我来到了那一小段肮脏的无名者之墙前。这面墙是用以纪念那些在六〇年代试图逃亡而遭枪杀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由于缺乏远见而未事先留下姓名。我站在一群大多是妇女的谦卑东德人之中，我注意到她们正在察看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男子，于一九六五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正在寻找各种线索，并把这些日期与她们所知的一点资料凑在一起比对。
让我感到愧疚的是，她们甚至可能在寻找班手下的某个间谍，一个曾在紧要关头投奔自由而未成功的牺牲者。每当想起不仅是我们这些西方盟国，就连东德本身都在努力地抹煞这些曾经发生过的残酷事实时，我都不禁感到更加茫然。
纪念碑已荡然无存。也许在某个博物馆里的一方角落里还能找到它，不过我不大相信。当柏林围墙倒塌——它被人劈成碎片、四处兜售——纪念碑也就随之倾圮，在我看来这倒是人们对世事无常所下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
第四章
有人向斯迈利问起审问一事，又来了。夜深人静时，大家常会无意间提及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的听众想从他那里挖掘出更多的案例。孩子们可是毫不留情的。
“噢，要想让说谎的人露出马脚当然得要有点技巧，”斯迈利含糊地应允，随即又喝了口酒。“但是真正的技巧在于辨认事实，这要困难多了。接受审问时，没有人举止正常。傻瓜会强装聪明，聪明人则故作糊涂；有罪的人看来清白无辜，无罪者则显得罪孽深重。偶尔有人显得举止正常，并说出他们知道的实情，不过这样的人通常是那些每次都被逮个正着的可怜家伙。在审问时，没有人比那些无可责难、心胸坦荡的人更令人怀疑。”
“除了那个的确是无可责难的女人之外。”我暗想着。
乔治让我想起了蓓拉，以及那位令人难以捉摸的勃兰特船长。
他身材魁梧，外型粗犷，头发呈淡黄色，乍看之下会以为他是斯拉夫人或是斯堪地那维亚人。他走起路摇摇晃晃地，像是一个刚上岸休息的水手；而他的目光则如探险家一般锐利。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苏黎世，他在那里惹上了警察。市警局局长在半夜打电话告诉我，“领事先生，我们这儿有个人说他有情报要告诉英国人。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上午要将他押解出境。”
我没有问是哪里的边境。与瑞士接邻的国家有四个，但是当他们要押解某个人出境时，那就没分什么特别的边境了。我驾车来到地方监狱，然后在一间装有栏杆的会客室里见到了他：一个身穿翻领毛衣的大汉，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他的样子还真像是一位浪迹四海的船长。
“你离大海可远了。”我说道，一边握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
对瑞士人来说，他这个人可真是坏事做尽。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很重的罪行，刑事法中有明确的处罚条例。他当众闹事、身无分文，而且他的西德护照也未通过检查——瑞士方面拒绝向外界透露此事，因为一张伪造的护照可能会使他们无法将他押解出境。他被警方扣押时，酒气冲天，居无定所，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女人。他还打碎了某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与我谈话。
“你是英国人吗？”他用英语问道，似乎想让瑞士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其实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要好。
“是的。”
“请你证实你的身分。”
我向他出示了我的官方证件，并向他说明我是经济事务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吗？”他问。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好，好吧，”他说道，而后突然疲倦地将头埋在手中，一头金发向前散了下来。当他抬起头时，他得用手臂将头发向后拨去。他的脸上满是伤痕，就像拳击手的脸一样。
“你进过监狱吗？”他凝视着那张费劲擦洗过的白色桌子。
“没有，感谢上帝。”
“我的天啊，”他说，接着他就用蹩脚的英语讲述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生于里加。他的双亲分别是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生来就是要以海为家的，这一点我很快就察觉出来，因为我自己生来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而他自己则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经常随军舰自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入北冰洋，或是从海参威进入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了里加，买了一条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作走私买卖，他在斯堪地那维亚渔民的帮助下，走私廉价的俄国伏特加酒卖到芬兰。他曾失风被捕，因而进了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座监狱。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并潜入波兰，在克拉科夫与一位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把他对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你，听起来从俄国潜入波兰，似乎就和搭上公车，然后又突然下车走进酒吧喝酒一样简单。事实上，尽管我对他所经历的困难了解有限，我也知道这必定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冒险——即使他再做一次，困难的程度也不会降低。当那个女孩离开他和一名瑞士商人结婚后，他回到了海边，独自驾船去了马尔默，然后南下来到汉堡。他在那里有个远房亲戚，而那个亲戚也真是名副其实的“远”亲，竟然对他不理不睬，要他滚蛋。所以他就偷了那个亲戚的护照，往南进入瑞士。他决心找回他的波兰女孩，但她那个新婚的丈夫不让她走，于是勃兰特打碎了那个可怜虫的下巴，今日才会沦落至此，成为瑞士警察局里的一名阶下囚。
这一切仍然用英语描述，因此我就问他英语是在哪里学的。他说是在出海走私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学的，而且他那个波兰女孩是学外语的，多少也教了他一些。我给了他一包香烟，他便一根接着一根大口地抽起来，弄得我们这间小屋活像个毒气室。
“那么你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我问他。
他首先表明，身为一名拉脱维亚人，他认为自己无法效忠莫斯科。在拉脱维亚长大的他，从小就饱受俄国暴政的欺压。他在海军服役时曾在可恶的俄国军官手下待过，他曾被可恶的俄国人关进监狱，被他们追捕迫害。他一点也不觉得出卖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他痛恨俄国人。我问他所服役的军舰舰名，他都告诉了我。我问他这些军舰有何种装备，他就向我介绍了在他服役期间军舰所配备的一些尖端武器。我给他一枝铅笔和一张纸，他画出的素描出奇地逼真。我问他对信号了解多少，他知之甚详。他是一位合格的信号员，并曾使用过一些新式玩意儿，尽管这一切都是一年前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在列宁格勒结识一些我们这边的人。”——是在那些英国水兵随舰进行友好访问时认识的。我记下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属军舰的舰名，返回办公室后，我随即拍了一封闪急电报到伦敦，因为当时距离瑞士当局要将他押解出境的时限只剩几个钟头。第二天傍晚，勃兰特船长在萨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接受严格的盘查。他将要从事一项危险的任务。他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的熟朋友中有善良的拉脱维亚渔民、黑市商人及小偷，还有对政府不满的逃兵。他正是伦敦方面在最近连番受挫后急欲网罗的人才。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建立一条新的供应线，进出俄国北部、越过波兰进入德国。
在这里我必须将班出事后所发生的事情向你们说明一下——包括情报局的情况，以及我是如何在局里站稳脚跟的。班出事以后，他们就一直无法决定是要继续提拔我还是开除我。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感谢斯迈利暗中力保我，相较之下，我当时对他所做的付出根本微不足道。如果是人事主管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会立即叫我走人。我在软禁期间违反了规定溜出住处，而且还隐瞒了班与斯泰芬妮的关系；而且就算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班那份爱的表白，我也该为这层关系感到惭愧。所以我是罪有应得。
“我们认为你也许可以考虑一下驻北约国家的英国协调会。”人事主管曾向我提出这项建议，让人听来直觉恶心。我们见面时他甚至连杯茶水都不倒给我。
但是斯迈利出面为我求情了。看来斯迈利在我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幼稚无知。而暂缓对我进行判决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当时连斯迈利都不清楚——比尔·海登这个叛徒所负责的伦敦站那时正迅速取得情报局在世界各地进行作业的专责控制权。尽管那时斯迈刹那双长于探索的眼睛还没有注意到比尔，他也已经确定第五处里潜伏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鼹鼠。因此他决心结合一群年轻又有冲劲的人员，成立一个小组来负责此事，而我便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之后我坐了好几个月的冷板凳。我被安插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评估及分送低机密等级的报告给行政当局的一些客户。这种生活孤寂而苦闷，我真的开始认为人事主管已经决定判我三振出局了。然而就在这时，让我惊喜的是，他竟召唤我到他的办公室，而且还当着斯迈利的面任命我为驻苏黎世情报站的第二号人物，在情报老兵埃多斯手下工作，此人精明能干，工作基本原则就是自求多福。
我在一个月之内走马上任，在阿尔施塔特的一间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我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一个星期下来像是做了八天的事。我手下有一名间谍是驻日内瓦的苏联海军武官，这个人热爱列宁，不过却更爱一位法国空姐；另一个是住在洛桑的捷克军火商，他正为了提供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枪枝和弹药而感到于心难安；还有一名是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有一栋别墅，然而他却甘冒生命危险回国招募以前的同志加入他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位神经质的东德物理学家，他被派驻到埃森市的马克思·普兰克研究院研修，并暗自皈依了天主教。我曾对波兰驻伯恩大使馆进行了一次漂亮的小规模窃听行动；另外我们还窃听了在巴塞尔的两名匈牙利间谍的电话。这时我开始认真地爱上了不久前刚调到审查科的梅贝尔，她是初级官员酒吧里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并没有辜负斯迈利对我的信任。我在国外努力工作，他在国内确实把握动态，因此我们成功地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还将这些情报加以适当的运用——而你们根本想像不到要完成这种组合有多难。
所以在两年以后我去汉堡站工作——这是一项必须要单打独斗的职务，直接对那个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都已经成为情报局行动中心的伦敦站负责——尽管斯迈利私下对海登这种四处插手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他还是大方地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我绞尽脑汁、谦恭谨慎地提醒人事主管我曾在海军服役的背景。我并没有说太多暗示性的话，而只是由着他自己去推断，然后相信我的确在斯迈利昔日慎重的担保下竭尽所能地工作。想不到这个办法真的管用，他果然把我调到汉堡站去，接受海登的领导。那一晚，我和梅贝尔在比昂奇餐厅共享了浪漫晚餐后，共度良宵，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第一次。
当我看到手下的间谍名单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也更肯定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力。因为我发现了沃尔夫·迪特里希这个名字。这是勃兰特船长的化名，他已成了我手下的头号间谍。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六〇年代末期的事。比尔·海登还有三年好干。
对英国人来说，汉堡是一个好地方，而现在这里更是一个适合间谍活动的好地方。离开苏黎世的典雅湖畔，我们来到了汉堡这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处处都可以闻到大海的气息。这里的商业公会与波兰、苏联北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的关系至今仍然相当活络。这里有商业、有银行——呃，苏黎世也都有这些，不过这里还有航运业、移民和冒险家。这里集轻率和粗俗之大成，而且是德国色情业和出版业之都；四周还有什列斯威-好斯敦州的低地风光——暴风雨、红土农场、绿色田野和云蒸霞蔚的天空。每个人都可以收买。直到今日，只要心想能在那儿沿着筑堤大坝漫步后，喝上一大杯啤酒，吃条腌鲱鱼，最后再品尝一杯荷兰杜松子酒，我就感到心旷神怡。
在其他方面，这份工作也同样让人感到愉快。我那间助理航运领事的小小办公室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平房，门上还钉了一块铜牌，地点离总领事馆不远，不过仍审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两名英国海军总部来的二级办事员为我办理掩护工作的事务，并且守口如瓶，此外我还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及情报局派来的密码员。虽然我和梅贝尔还未订婚，我们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与比尔或他的助手磋商，她都会准备好一切以迎接我的到来。
为了与我手下的间谍会面，我在威灵布托尔找了一间公寓作为秘密联络点。这间公寓位于一家花店的二楼，可以俯瞰公墓，花店主人则是一对退休的德国夫妇，他们在战时即为我们工作。星期天他们最忙，而星期一上午左邻右舍的一群孩子，则会把老夫妇前一天卖出去的鲜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灵车和送葬队伍整天都从这间花店前面经过，但是当夜幕降临以后，这里却真正静如墓地。甚至连我那位有着外国人身材的船长头戴黑色礼帽，身穿深黑色西装，大模大样地走进花店的砖砌拱廊时，都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拎着一个商业旅行手提箱踩上了楼梯，然后走向我们那扇标着“办公室”的前门。
我以后还是会称他为勃兰特。有些人，不管他们改了多少回名字，仍然只有一个名字。
然而，我最珍视的一项宝贝则是玛格丽特号——或者照我们取的英文名字，应该是黛西号。她原是一艘鳞状构造的渔船，长五十尺。我们把她改装成一艘游艇，里面有一间舵房、一间餐厅，前甲板还有四个铺位。游艇上装有后帆桅杆，所以升帆时船体不致颠簸；游艇艇身为深绿色，船舷上缘为淡绿色，船舱顶部则为白色。修建这艘游艇时着重的功能在于隐形而非速度。在光线昏暗、风向多变的水域中，用肉眼是看不到她的。游艇的上层建筑少，而且离水面很近，使她在雷达萤幕上看来只是个无害的小目标，特别是在气候恶劣时。波罗的海是一个危险的海域，水浅，又没有潮差，甚至在风小的时候，海浪仍然十分汹涌。黛西号以十节的速度全速前进时，就像一头猪似地颠簸、摇摆，而艇上唯一较敏捷的东西就是一艘十四尺长的星座式小艇，这艘小艇被吊放在船舱顶部作救生艇用，有一台詹森牌五十匹马力的舷外马达，是用来运送我们的间谍进出其间的主要工具。
黛西号靠泊在易北河边一座古老的布兰肯内瑟渔村内，离汉堡只有几里远。她就在那里惬意地和其他游艇待在一块，一点儿也不惹人注意。如果需要她驶出布兰肯内瑟，她可逆流而上，进入基尔运河，以五节的速度航行约六十哩，然后进入公海。
游艇上有一台迪卡导航仪，可以从岸上的同步发射台获得船位读数，不过其他的游艇也可以获得相同的资料。游艇的内外并没有什么与她的身分不符的东西，而艇上的三名船员什么活都能干。艇上虽没有专家，但是每个人各有其钟爱的工作。当我们需要专业的信差或维修人员时，英国海军会随时支援我们。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伦敦站已成立了一支崭新而有干劲的队伍全力支持我，并提供完整的资源来考验我的处理能力，再加上黛西号和船员们可供运作，一个天生适于航海的站长所应拥有的东西，我已经全有了。
当然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已经为情报局工作了两年，他变了许多。我一开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在他身上观察到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历练的累积，尽管他总是保持高度警觉，而且经常彻夜不睡。在情报圈里，即使是那些最轻松的人也不会有多少时间睡觉。我们在秘密联络点见面。他走了进来，站定身子，盯着我看。接着他张开嘴大叫一声，认出了我。他就像一位苏丹在行见面礼似地，抓住我，差点就要捏断了我的手臂，然后便大笑不已，直到笑出了眼泪。他让我站远了一些，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又把我拉回去抱住，让我贴在他的黑色大衣上。不过他这种真情流露的冲动由于惯有的谨慎而受到了克制。我看得出这些徵候。因为我也曾在其他间谍身上看过相同的情形。
“他妈的，领事先生，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吼叫着，并且再次拥抱我。“他们究竟在玩些什么把戏？听着，我们在那里干了一些好事，你听到了吗？我们有些能干的人，我们揍扁了那些该死的俄国佬，怎么样？”
“我知道，”我说道，同时也对他哈哈大笑。“我听到了。”
入夜以后，他坚持要我上他的货车。于是我就坐在后座的一堆缆绳之间，让他风驰电掣地载到郊区的一座伦敦方面买给他的农庄。他决定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我也期待他这么做。而且我更希望能看看他的女友蓓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女孩最近介入勃兰特的生活有点不悦。她今年二十二岁，已经和他在一起三个月了，而勃兰特看起来却足足有五十岁。我记得当时正值仲夏，勃兰特的货车里有着小菖兰的芳香，这是他在市场为蓓拉买的花。
“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孩，”我们进屋时，他相当自豪地告诉我。“做饭做得好，做爱也在行，还在学英语，简直是无可挑剔。嗨，蓓拉，我替你带了新的男朋友！”
画家和水手的家都属于同一个类型，勃兰特的家也不例外。东西不多，但挺像个家的——砖块铺成的地板，有着白色椽架，离地不高的天花板。即使是在黑暗中，屋里也能透进室外的光线。我们过了前门，直接走进客厅。壁炉里有木块燃烧着，一个女孩正躺在一堆坐垫上看书，一盏船灯照亮了她那裸露的臂膀。她听到我们走进屋里，便激动地跳了下来。她抓住我的手，兴高采烈地举起又放下。都二十二岁的人了，在我看来却像不满十八岁。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衬衫，一件很短的裤子；一个金质的护身符挂在她颈子上闪闪发亮，似乎是在宣示她为勃兰特所拥有：这是我的女人，她正戴着标明“为我所有”的徽章。她有一张纯朴的面孔，五官酷似斯拉夫人，并流露着自然愉悦的神情。她的眼睛大而明亮，颧骨稍高，即使她闭口不语，那微扬的嘴角，仍有如带着一丝微笑。她裸露的双腿修长匀称，晒成了和发色相同的黄褐色。再加上她纤细的柳腰、挺立的乳房，及浑圆的臀部，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而青春的躯体。不管勃兰特怎么想，这副躯体不属于他这般年纪的人，甚至也不属于我这般年纪的人。
她把那束小菖兰插进花瓶里，然后拿来了黑面包和腌渍的小菜，以及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举手投足之间，她流露出万种风情。她也许完全清楚自己的每个小动作所蕴含的力量，也许丝毫不知。她依偎着勃兰特在桌边坐下，并对我微微一笑，然后便用一只手臂搂住他，任由她的衬衫敞开着。她握住他的手，把它与自己的手比较，并向我展示她的手有多纤细，而这时勃兰特开始肆无忌惮地大谈间谍网的种种，提到各个间谍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地址，蓓拉则用她那双率直的眼睛打量着我。
“听着，”勃兰特说，“我们必须替阿莱克斯再弄一部收音机，奈德，听见没有？他们把它拆开，装进了新的零件和电池，结果还是不管用，那个东西真是讨人厌。那是一部会带来霉运的无线电收音机。”
电话响了起来，他态度专横地答话。“听好，我正忙着呢，知道吗？……我说过了，把包裹交给斯帝。听着，你从列昂里兹那里听到什么没有？”
陆续有人走进来，不一会儿屋里便客满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急躁、走路外八字，而且还留了八字胡的男子。他热烈但纯洁地亲了一下蓓拉的嘴唇，接着打了勃兰特一拳，然后就自己弄了一盘食物开始享用起来。
“这是卡兹米尔斯，”勃兰特向我介绍，并用大拇指戳了他一下。“他是个混蛋，不过我喜欢他。怎么样？”
“很好。”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兹米尔斯是在三年前越过芬兰边境投诚的。他在途中杀了两名苏联边防卫兵，而且他对引擎极为着迷，他最愉快的时候莫过于弄得满身油污。此外，他也是个出色的游艇厨师。
在卡兹米尔斯之后走进来的是杜巴兄弟，一个叫安东斯，另一个叫阿尔弗雷兹。他们俩矮胖活泼，像是威尔斯人，而他们的眼睛则和勃兰特的一样湛蓝。杜巴兄弟曾向他们的母亲发誓永远不会一起出海，所以他们都是轮流上船。黛西号游艇最适于三个人操作，而且我们喜欢也留点空间给货物和意外的旅客。没多久，大家便叽叽喳喳地纷纷向我提出问题，不过大家并不在意是否得到答案，而只是尽情地欢笑畅饮，吞云吐雾，回忆往事，并讨论一些计划谋略。卡兹米尔斯说他们上次的任务十分糟糕。那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黛西号在但泽海湾外遇到了一场离奇的暴风雨，游艇的后帆因而受损。安东斯·杜巴则说，在拉脱维亚沿岸的乌亚瓦，由于浓雾密布，他们看不见灯塔亮光，于是就放了一次烟火，结果他们后来竟然发现有一大帮发了神经的拉脱维亚人站在沙滩上迎接他们，就像是一群城市乡巴佬！大伙儿都开怀大笑，不停地乾杯，之后却又陷入一种北欧式的沉默中。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想起了同一件严肃的事情。
“这杯酒敬瓦尔德马斯。”卡兹米尔斯说道，我们随即一起举杯。瓦尔德马斯是他们这个小组中的一员，于五年前丧命。然后蓓拉接过勃兰特的酒杯，也喝了一杯。在她喝酒时，她凑近杯口注视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重复了这个名字，而她的庄重神情和她的甜美微笑一样令人意乱情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他是否曾是她的情人？或者她饮酒只是为了缅怀一位因公而英勇捐躯的同胞？
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一点有关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是否和蓓拉有过什么，或是他是如何死去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实情。大家只知道他被送上岸，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有一种说法是他设法解决了麻烦，然后脱逃了，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他曾要求他的保镖如果他落入圈套，就开枪射死他，但是那名保镖后来也销声匿迹。在那段被这个小组称为“背叛之秋”的日子里，瓦尔德马斯并不是唯一失踪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另外四名人员离奇失踪，而每当他们的忌日来临时，我们都会喝上一杯，以纪念这些在同一个不幸时期罹难的同伴。这些人全都是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踪影。而现在我们相信这些人并未被送到藏身于森林里的同党那儿，也不是被送到海滩上那些忠诚的接应人员那儿，而是直接落入莫斯科中心驻守在拉脱维亚的行动负责人手中。如果新的间谍网在这段时间里，小心翼翼地重建起来，那么五年后出卖伙伴的叛徒污名仍然会落到这些幸存者的身上，正如海登一直煞费苦心告诫我的那样。
“他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的混蛋。”他说。他以惯有的鲁莽语气说道，“他们如果不是肆无忌惮，就是表里不一。别被北欧人的天真和亲切给骗了。”
当我继续理智地观察蓓拉时，我想起了他的话。蓓拉听别人说话时，有时会用拳头撑着头，有时则把头靠在勃兰特的前臂上，在他构思和喝酒之际，为他动动脑筋想计策。但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从未从我身上移开，不停地打量着我这个派来管制他们生活的英国人。有时她就像一只懒洋洋的猫，离开勃兰特的怀抱，优闲地梳理自己。她会重新交叉双腿，一本正经地拉拉短裤，或者卷起一缕头发编辫子，或者掏出挂在胸前的金质护身符，反覆端详。我等着想捕捉她和其他船员是否有不寻常关系的蛛丝马迹，但我却清楚地发现她是一位圣洁的女孩。甚至连那个热情奔放的卡兹米尔斯都是一脸正经地和她说话。她又拿来一瓶酒。当她回来时，她在我身边坐下，抓住我的手，然后扳开我的手掌放在桌上。她仔细端详着，一边还用9９lｉｂ?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其他人也哄然大笑起来。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男人都会是好丈夫。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在一起！”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大笑不已地扭着身体钻进他的怀抱。之后她就不再看我，好像她已不需要这样做了。所以我也避开她的眼神，认真地回想勃兰特船长向伦敦站所报告的关于她的种种。
勃兰特是这么说的，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住在叶尔加瓦附近的村子里。当秘密警察突袭拉脱维亚爱国者所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的农民父亲遭到了枪杀——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建人之一。警察于是也想除掉这个女孩，不过她逃进了森林，跟着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四处流浪。整个夏季她被那些人送来送去，却似乎一点也不害怕。她一路来到海边，然后经由一条仍不为我们所知的路线传口信给勃兰特，而他也未事先通知伦敦方面这件事，就把蓓拉从海滩上带了回来。当时勃兰特正要去迎接新的无线电报务员下船，以递补另一名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是每一个间谍网中的灵魂人物。如果他们的精神状态出问题，那就会有大麻烦了。
“这些家伙都很优秀。”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去时兴奋地对我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的确不错。”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最好的伙伴莫过于那些热爱大海的人们。
“蓓拉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她想除掉那些杀死她父亲的家伙。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而且我爱她。”
一轮明月照在平坦的草地上，藉着月光我从侧面看着他那张冷峻的脸孔，就像是在迎接暴风雨的到来一般。
“你认识他吧，”我说，装作像是谈到某件我记不太清楚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他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他！我喜欢他！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帮混蛋打死了他。”
“他是当场毙命的吗？”
“他们把他轰成碎块。用的是卡拉什尼科夫枪。他们杀了所有的人。七个家伙，全死了。”
“有人看见事情的经过吗？”
“有个家伙。他看见了，但是他跑掉了。”
“尸体怎么处理？”
“秘密警察带走了尸体，他们害怕。那些人不想惹恼老百姓。所以他们枪杀了那些游击队员，把他们扔上卡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对他——她的父亲了解多少？”
勃兰特猛然挥了一下前臂。“费利克斯吗？他是我的朋友。他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史达林不喜欢这些家伙。当他们从德国返乡后，他就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毙了一批，剩下的人则受尽折磨。为什么要问起这件事？”
但是伦敦站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虽然此时还只是些风言风语而已。据说蓓拉的父亲是个告密者，打从被关在西伯利亚时，他就被收买了。之后他被送回拉脱维亚，打进了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并向他的主子密告，然后便从后窗溜了出去，其他的游击队员则被屠杀。他目前被安置在基辅附近管理一家集体农场，以作为奖励，并且换了个假名。有人认出了他，便把这情况告诉了另外一个人，于是消息便这样口耳相传地散布开来，来源已难以确定，要想予以证实恐将大费周章。
所以他们警告我，要留意蓓拉。
我不只得保持警觉，我感到不安。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里我又见过蓓拉几次，而每次我都必须将自己的印象记录在会面报告上；伦敦站现在要求我必须如实填写每次和蓓拉见面的情形。我和勃兰特约定在秘密联络点会面，但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把蓓拉也带来了。他说她一整天都待在城里，反正他们要顺路返回农庄，把她带来又有何不可？
“放轻松些。她不会说英语。”他提醒我。见我有些不安，他不禁笑了起来。
所以我只能长话短说，而她则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面带微笑，用双眼听我们讲话，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在听我说话。
“我的女人正在读书，”我们准备分手时，勃兰特拍着她的背部，骄傲地对我说。“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位大教授。你会是个很伟大的教授，蓓拉，不是吗？”
一个星期后，我偷偷去了一趟布兰肯内瑟，查看停泊在此的黛西号。蓓拉穿着短裤，光着脚丫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地，彷佛我们正计划要去地中海兜风。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不能让这女孩上船。伦敦方面会大动肝火的。”那天晚上我这样对勃兰特说，“船员也会有异议的。你知道他们很迷信女人上船的事。你自己也一样。”
他把我推到一边。他说我的前任者并没有反对他这么做，那么我为何要反对呢？
“蓓拉让那些小伙子们感到快活，”他语气坚定地说道。“奈德，她是我们的同乡。而且她还是个孩子呢。对他们来说她是一家人，你别大惊小怪……”
当我检查档案时，我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者，一名因特殊任务被调来的海军军官，曾经报告过蓓拉知道黛西号游艇的事。他甚至还补充说她像是在“发挥类似吉祥物的良性影响力”，为这艘船带来平安。当我认真阅读有关黛西号游艇最近几次行动任务的报告时，我发觉蓓拉曾站在码头边向他们挥手道别——毫无疑问地，她也应该经常会在码头边挥手迎接他们安全归来。
显然各项行动的安全措施一直比较松懈。我一向不认为勃兰特他们这个组织会依照萨勒特的规章制度行事。我明白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我们不大容易误记那些繁琐的代号、暗号及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规定，然而剑桥的情报局一回事，一帮反覆无常、出生入死的波罗的海爱国分子则又是另一回事。
不管怎样，在我们的行动核心单位中出现了一个身分不明、未经招募即加入的追随者，参与我们的计划和讨论。这完全超出我的想像——而这一切都是在五年前的背叛事件后所发生的。越为此事感到担忧，我就越觉得勃兰特对这个女孩的感情更炽热，更想占有她。当着我的面，他的亲昵行为越发放肆，爱抚动作更加明显。“一个典型的年长男人对一名年轻女孩的迷恋，”我这样向伦敦方面报告，好像这种事我已司空见惯了。
这个时候总部正在为黛西号拟订一项新的任务，至于目标得过一阵子才会告诉我们。我觉得有必要常到农庄看看，所以一星期中我总会开车过去二、三次。我都在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边坐上几个小时研究海图和气象图，以及最新的海岸观测通报。有时全体船员都会到齐，有时则只有我们三个人。对勃兰特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他把蓓拉搂在怀里，彷佛是在经历持久缱绻后的痛苦；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颈子，有一次竟然还旁若无人地把手伸进她的衬衫里面，握着她那裸露的乳房，并且深深地吻着她。然而当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别过头去，不再注视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情景时，我却觉得蓓拉仍在注视着我，彷佛是在对我说她希望抚摸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率直的拥抱看来极为正常。”深夜回到办公室后，我在写给伦敦站的会面报告中淡淡地记着。夜间日志上则写明：“航线、天气和海面的状况尚可。我们等待着总部的明确指示，船员士气高昂。”
但是我自己的士气却为求取生机而面临了考验，因为一桩桩的灾害又接连发生了。
首先是一桩我的前任者带来的不幸。他是退役的英国海军少校，全名是帕里·德·莫内·利普顿。他曾获优异服务奖章，也曾是战时杰克·亚瑟·拉姆利非正规部队的英雄。在我上任前的十年中，利普顿创造了一个所谓的“汉堡人”角色——白天扮演一个英国笨蛋，老把玩着单片眼镜在侨民俱乐部闲逛，假装为他的投资事业征求一些免费的建议。但是一到晚上，他就从事秘密活动，出门会晤他手下的那些间谍，分配任务并听取汇报。不过这些也许只是传说，因为我都是从总部那里听来的。
唯一使我困惑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交接，人事主管只是简短地告诉我说利普顿正在别处执行任务。而现在我才了解实情。利普顿已经离开了，他并不是在苏联内部搞些什么生死攸关的大冒险，而是到了西班牙南方，在那里与一个名叫肯尼思的前骑兵营伍长一起做生意。他挪用了情报局的二十万镑资金——主要是些金条和瑞士法郎；这些钱原是情报局几年来付给他手下那批勇敢顽强的间谍们的，结果这些间谍根本不存在。
由于发现这件令人伤心的事，现在大凡是利普顿插手的行动都引起了怀疑，当然勃兰特负责的部分也包括在内。勃兰特也是利普顿那种人吗？他是否接受我们大量的秘密资金，却以一些精心杜撰的假情报来交换呢？他的间谍网，以及他那些喜欢自吹自擂的同谋和朋友中，是否有许多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还有蓓拉——蓓拉是否也是这场骗局中的一部分？蓓拉是否已经使他的脑袋迷糊，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否也在修筑爱巢，准备与他的爱人在退休前远走高飞到西班牙南部？
一群情报局的专家陆续来到我那间狭小的船运办公室。首先来的是一个不应该会来的人，名叫普拉姆上尉。我和普拉姆窝在秘密联络点的密室里，仔细翻阅了黛西号过去的燃料和航程记录，并把它们与勃兰特及船员们所声称的那些沿波罗的海海岸执行任务时所行驶的危险航线进行比较。游艇的航海日志和大部分航海日志一样，记载的非常简略。不过我们还是全看了一遍，并且参照了普拉姆带来的相关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标志和发现苏联巡逻艇动向的记录。
一个星期后普拉姆回来了，这次他带了一个言语粗俗，名叫罗斯的曼彻斯特人。他以前是一名马来西亚警察，素以情报局的嗅犬着称。罗斯态度粗暴地质问我，好像我也参与了这场骗局似地。就在我快耐不住性子时，他又宣布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无嫌疑，此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这些人的心中，一个疑点常会引发另一个怀疑点——蓓拉的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并没有消失。如果父亲有问题，那么做女儿的一定知道，他们是这么推理的。如果她知道又不说，那么她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就和情报局一样，以招募一整个家族而闻名。通常父女档最有可能。很快地，在我还未察觉到任何确切证据之前，伦敦站就已开始散播着费利克斯要对五年前的背叛事件负责的说法。
这使得蓓拉的罪嫌更深重了。他们曾经提过要把她带到伦敦严加审问，但是因为勃兰特这个组织是由我掌管，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力劝伦敦站那是不可能的，勃兰特不会袖手旁观。那好吧，上级这么答覆我——典型的海登式傲慢作风——把他们俩一起带来，我们审问那位女孩时，勃兰特可以坐在一旁。我想这次大概得亲自出马了。于是便飞到伦敦，坚决要求直接跟比尔谈这个问题。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他有一种怪癖，就是从来不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一个老式的坛子里燃着一炷香。
“奈德大师，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强烈反弹。”他从那副半框眼镜的上方打量着我，挖苦道：“也许反弹的是你吧？”
“他迷恋着她。”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他的面指责她，他会发疯的。他只为她而活。他会叫我们去死吧，然后毁掉那个间谍网的。而且我怀疑还有谁能指挥得了它。”
海登考虑了一下。“波罗的海的加里巴尔迪大概可以。不过，加里巴尔迪还不够优秀，对吧？”他等着我回答，但是我倒宁可把他这句话当成是反问。“那些和她一块在森林里餐风露宿的家伙，”他终于慢吞吞地说道。“她谈过吗？”
“这方面她只字未提。勃兰特倒是常说起，但是她自己没说过。”
“她说过什么？”
“她话不多。如果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会用拉脱维亚语说，然后再由勃兰特翻译过来。要是他认为不妥当，就不翻译了。不然她都只是面带笑容地在一旁观看。”
“看你？”
“看勃兰特。”
“我想她一定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女人。”
他再次从容思考此事。“在我看来，她是那种理想情人，”他发表意见。“含笑观看，缄口不语，做爱——你还能要求她做什么？”他再度从眼镜上方打量着我，神情古怪。“你是说她甚至不会说德语？别傻了，她一定会说，她是从那儿来的。”
“她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一种爱国行为，说德语则不是。”
“奶头好看吗？”
“还可以。”
“你不能和她亲近一点吗？当然不是要拆散那对恋人，只是为了得到可解决几个基本问题的答案。不要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只要弄清楚她是否真的是那么纯洁，或者是勃兰特老兄编了个故事把她安插进来。看看你能从她那里弄到什么。他并不是她的生父，我想这点你明白。他不可能是她的亲生父亲。”
“谁不是？”我一下子迷糊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是在谈勃兰特。
“她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生死不明的人。那个农民。根据记录显示，她生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不是吗？”
“是的。”
“因此她妈妈是在四四年四月怀了她。而在那时——如果勃兰特老兄的话可以相信——她所声称的爸爸当时还在德国战俘营里饱受折磨，记住，对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太刻板。要是老公还被关在牢房里，太太就珠胎暗结，我可不认为这是科技研究上的一次丰功伟绩。不管怎样，当我们决定是否要放弃一个间谍网，由它自生自灭时，各方面的消息都会有帮助的。”
我很感激梅贝尔那天晚上与我作伴，尽管我们的感情当时还没有到认定对方的程度。不过我当然没和她谈起我的工作，更别说透露一点有关蓓拉的事情了。身为一名在审查科工作的女同仁，梅贝尔也要按照情报局的规定做事，让她分担我的困扰实在极不妥当。如果我们已经结婚——呃，那样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然而在这段期间，我必须严守蓓拉这个秘密。
她确实是我心中的秘密。回到汉堡后，躺在那张硬床上，我想起了蓓拉，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她可能拥有的双重身分——一个单纯的女人以及一个潜在的内奸——使她成为一个对我构成无比威胁的人。我不再把她看成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外围人物，而是我们这个组织命运之所系。她的忠贞就是我们的忠贞。如果蓓拉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组织就是清白的。然而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组织的玩物——一个被安插在我们之间的骗子，诱惑我们、削弱我们，最后出卖我们——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就会因为她的自取其辱而遭到污辱与扭曲。而这个间谍网就会像海登所说的，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
我闭上眼睛，看见她正满面春风、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每当我们相互问候时，我都会觉察到她的亲吻中所蕴含的温柔——我觉得我们亲吻的时间似乎比形式上所需要的稍微长些。我想像着她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并反覆地思量着她通敌的可能性。我想起海登的建议，我应该试着去“亲近她”，但是我却发现自己不能把职责与欲望分开。
我向自己重述了一遍她逃亡的经过，依序提出问题。她是在父亲被枪杀之前，还是在这之间逃走的呢？是怎么逃走的？她在秘密部队里是否有个情人暗示她逃走？到底有没有枪杀这回事？她为何不为她死去的父亲感到悲伤，却沉湎于与勃兰特的寻欢做爱中？连她的快乐神情似乎都在和他作对，不支持她的说词。我想像着她在森林里与那些亡命之徒厮混。是否每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占有她，亦或是她一会儿与这人同居，一会儿又与那人共眠？我梦到她赤身裸体地出没在森林里，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我醒来时羞愧难当，一大清早就打了通长途电话给梅贝尔。
我是否了解我自己？我很怀疑。我对女人所知甚少，特别是对那些貌美的女人。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竟没发觉自己对蓓拉的怀疑只是为了想摆脱她对我的性诱惑。我决心要走正途，于是每天写信给梅贝尔。在这段期间我专注于黛西号的下次任务，并决定把它当作严加盘问蓓拉的最佳机会。气候变糟了，但对黛西号来说，这可是天赐的良机。时值秋天，夜晚时间增长，而黛西号正喜欢在夜间行动。
伦敦站发来第一份电报：“船员备便，星期一启航。”至于第二份电报则是在星期五晚上才到达，上面指示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离列宁格勒以西不到一百里。黛西号还从未如此深入苏联海岸线，即使是用它来支援非拉脱维亚的爱国者，也很少这样。
“我会注意一切的。”我告诉勃兰特。
“奈德，你他妈的真是个危险人物。”他抓住我的肩膀答道。“要晕上四天船，而且缩手缩脚地躺在铺上。那简直是活受罪嘛！”
我们都知道这绝非易事。总部曾允许我做过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也只是夜间绕着博恩霍尔姆岛兜了一圈，而即使是那样也和拔牙一样不好受。
星期六晚上，我们聚集在农庄里。卡兹米尔斯和安东斯·杜巴开着旅行车一同前来。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在人数如此精简的小村里，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可以和别人轮换工作。这次我们没有喝酒。从现在开始，他们在船上都不得喝酒。卡兹米尔斯带了龙虾来。他精心地烹调并加上了自己特制的酱汁，蓓拉则在一旁当他的助手，取这拿那的，并且陪他说话。我们吃完以后，蓓拉收拾好桌子，然后我便在吊灯下摊开海图。
勃兰特说过有六天可以准备。这还只是乐观的估计。黛西号先从基勒费德驶向公海，然后经过瑞典那边的博恩霍尔姆岛。游艇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时，会停泊在南端的松德勒加油，并且补充食品。加油期间会有两个男人来找他们，其中一人会问他们是否有鲱鱼。他们会回答：“只有鲱鱼罐头。这些年来这里的水域都没有出现鲱鱼。”这一切对话听起来空洞愚蠢，安东斯和卡兹米尔斯因而发出阵阵狂笑。此时蓓拉也从厨房出来加入我们。
我接着说道，稍后会有一个人要求我们让他上船。他是位专家——我没有说是位爆破专家，因为这些船员对这种事的感觉会很复杂。他在这次航行中的化名是瓦洛佳。他将会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箱，并且在大衣口袋里装着一颗褐色钮扣和一颗白钮扣，用以证明他的身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钮扣的话，他们就会让他活着回到岸上，然后立即驶返基尔。我们已约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以无线电信号通知。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准发报。一时之间大家陷入了沉默。我听到正拿取柴薪的蓓拉光着脚在铺砖的地上走动的声音。
我告诉他们应从哥得兰岛向东北方向驶过公海，直奔芬兰湾，直到他们到达戈格兰岛的外侧。他们在那里应减速行驶直到天黑，然后再朝正南方往纳尔瓦湾航行，预定在半夜靠岸。
我带来了纳尔瓦湾放大比例的海图和沙质海岸线的照片。我将它们摊在桌上，让这些人靠在我身边观看着。在他们低头端详时，某种东西让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蓓拉，她正蜷缩在房间的一角，那双眼睛在炉火映照下，激动地凝视着我。
我指出星座式小艇应该在沙滩上登陆的地点，并向他们说明应该朝哪个方向观望信号。我说登陆人员会携带紫外线望远镜，而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也会使用紫外线灯，只用肉眼是无法发现任何迹象的。那位乘客带着他的皮箱登陆后，小艇顶多只能再停留两分钟，以备可能有人或东西需要运回，然后就要全速返回黛西号。小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一旦有必要的话，回航时就可以载运第二名乘客。我重复了一遍与接应人员联络的暗号，这次可没人再笑了。我并交代了登陆滩头的浅滩和斜度。那天可能看不到月亮，而且预计天气会很恶劣，而我们正希望如此。蓓拉替我们倒茶，当她在摆茶杯时，不经意地碰到了我们，就像是在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性爱的成分。她走到目前仍然弯腰在研究海图的勃兰特，用双手慎重地抚摸着他宽阔的背部，像要为他注入青春的力量。
我在清晨五点钟回到自己的住处，睡意全无。下午我搭乘货车和勃兰特及蓓拉一起去布兰肯内瑟。安东斯和卡兹米尔斯则整天都在游艇上。他们戴着棒球帽，穿着防水的油布裤子，忙着准备出航。甲板上晾着橘色的救生衣。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小小的码头上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舷梯，蓓拉要跟着，但是他阻止了她。
“别送了，”他告诉她。“你跟奈德待在这里吧。”
她穿着勃兰特那件旧的粗呢大衣，戴着用羊毛编成并带有两个耳罩的帽子。我猜当初勃兰特救她时，她大概就是戴着这顶帽子吧。他轻轻地吻了她，她则将他抱住，直到他把她推开，转身上了游艇，留下她和我站在岸边。安东斯走进机舱，接着我们便听到了引擎发动声。勃兰特和卡兹米尔斯解开缆绳。没有人再回头看我们一眼。黛西号驶离码头，四平八稳地航向河中央。那三个人仍然背对着我们，而我们只听到游艇鸣笛的声响，之后便看着它渐渐隐没在灰蒙蒙的迷雾之中。
我和蓓拉就像被人抛弃的孩子，手拉着手走上河堤，朝着勃兰特的货车走去。我们俩都没有说话，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回头望了黛西号最后一眼，但是迷雾已经吞没了她。我看看蓓拉，只见她的眼睛出奇地明亮，而且她呼吸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向她保证。我拉开车门时，松开她的手说道。“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即使我是用德语来说这番话，听起来也真够傻的了。
她上车后就坐在我身旁，并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指就像是几个个别的生命体在我手中顽皮地蠕动着。亲近她，海登一直这样敦促着我。在我最近收到的电报中，我曾向他保证我会试试看。
起先我们只是静静地开着车。这种沉默别有一番温馨。我相当紧张，所以极为谨慎地开着车，不过我仍然握着她的手，给她安慰。而当我必须双手紧握方向盘时，我发现她就把手搁在我身边，手指向上，等着我再去握。我突然有些发愁，不知该带她上哪儿去才好。真是荒谬。我想到了我经常带银行界朋友去的一家典雅餐厅，那间餐厅设在地下室，每一个壁龛都贴着瓷砖。那里的年长女服务生，可以提供她所需要的安全感。然而这时我想起她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及塑胶靴，我穿的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去什么地方好呢？我着急地想着这个问题。天色渐晚，透过迷雾，可以看见别墅正亮着灯光。
“你饿吗？”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大腿上。
“要我找个地方吃饭吗？”我问。
她耸耸肩膀。
“要我送你回农庄吗？”我提出这个建议。
“去干什么？”
“呃，我是说接下来的这几天你怎么打发？他上次外出，你都在干什么呢？”
“我为他而休息。”她竟哈哈大笑地如此说道，真让我感到意外。
“那么告诉我，你喜欢怎样等他。”我徵询她的意见，态度豁达，带有一丝上级的口吻。“你宁愿一个人过吗？或者是找其他流浪的人嚼舌根呢？哪样比较好？”
“这不重要。”她说道，随即从我身边移开。
“那么你就帮个忙，告诉我吧。”
“我会去看电影、逛街，或看杂志。我还会听音乐、尽量读点书。做些无聊事打发时间。”
我决定去那栋作为秘密联络点的公寓。我告诉自己，冰箱里有食物可以让她吃上一顿、喝点饮料，让她多谈谈。然后就可以开车送她回农庄，或是叫辆计程车送她。
我们开着车进入了市区。我把车停在与公寓相距两条街的地方，然后挽起她的手臂，沿着绿树成荫的人行道往前走。在昏暗的街上，若换成其他女人我也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一想到她那包在勃兰特大衣袖子里裸露的手臂，就感到忐忑不安。这个城市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万家灯火中，屋里的人们又说又笑，彷佛我们俩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她抓住我的臂膀，将我的手按在她的胸部上——准确地说，是胸部的下端。隔着衣物，我仍能完全感触到它的外形。这时我想到在情报局的酒吧里听来的笑话，某些官员曾把他们手下最好的情报人员带上床，然后我又想到海登曾问我，她的奶头是否好看。我觉得羞愧难当，便赶紧抽回我的手。
公墓大门的一侧有扇小门。在我开门让她先进去时，她转身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依次亲吻我的双眼。我顺势搂住她的腰，而她似乎显得娇弱无力。她很高兴。在公墓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微笑。
“大家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道。“但是我们还活着。”
我领着走上台阶，走了一半，我就回头看看她是否跟上来了。我害怕她会变卦。我觉得非常害怕——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经验，这得感谢梅贝尔——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在我了解范围之外的女人。她就站在我身旁，手里拿着她的鞋，仍然面带微笑。
我为她打开门。她踏了进去，并再次吻我。她眉开眼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在婚礼中抱着她跨过门槛一样。我这时才迟钝地想到，俄国人从不在门口握手，或许拉脱维亚人也一样，或许她的亲吻只是某种驱邪的仪式而已。要不是我已经有些说不出话来，我一定会问她这个问题。我关上门，然后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开电暖炉，只要房间里的温度一降低，它就会开始散发出暖气，不过接下来它就像只进入梦乡的老狗似地，只会间歇性地这么做。
我走进厨房拿了一些酒。当我回来时，并没看到她的人影，而浴室门下方则透出了灯光。我细心地布置餐桌，放上了刀叉和汤匙，以及乳酪、冷肉、玻璃杯、纸巾和其他我能想到的东西，我全都拿了出来，因为我想藉着周延的待客之道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
浴室的门开了，她走了出来。她裹着勃兰特的大衣以充当晨衣，一双长腿则裸露着。她已经梳好头发。在这间公寓里，我们总是会准备一把刷子和一把梳子，以示宾至如归。
我记得当时想着，如果她是海登所说的那种人，那么她穿着勃兰特的大衣来欺骗一个她已背叛的人的确是骇人之举；而对我来说，正当我手下的间谍肩负着艰辛的任务，奔赴危险之境时，成为她选择下手的目标更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此时我并没有一点愧疚感。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内心正是千头万绪，试着想抑止我对她的渴望。
我吻了她，并脱下她的大衣。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之后也无人能与之相比。实际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里，我还欠缺区分真理和美丽的力量，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同一回事，没有任何差别，我只觉得自己敬畏她。如果在此之前我曾对她有过任何怀疑，那么在目睹她那裸裎的胴体后，我已相信她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记忆中的情景毕竟只能告诉你记忆中的故事。甚至是在今天，我也只会将这些回忆当成是在其他两个不相干的人身上发生过的事，与自己毫无关联。
炉火半明半暗，蓓拉裸身侧躺着，就像我在农庄里初次见她时的模样。我从卧室里拿来羽绒被子。
“你真好。”她轻声地说。
我从未想过自己也能使她这么快乐。
蓓拉躺在窗户旁，公墓那边映照过来的灯光完全烘托出她的优美体态，为她的秀发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并在她的胸上呈现出光影对照的图案。
蓓拉吻着奈德的脸，无数的轻吻使他重新充满了活力。蓓拉取笑自身无与伦比的美貌，以及我们两人的美丽身段。蓓拉将笑声融入爱恋中。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成为被称颂的对象，都应该被尽情地亲吻、吮吸，及赞美。
蓓拉离开了奈德，展现出自己的身体，然后她又扑过来接受他，继续对他喃喃私语。之后她停止了耳语。她开始坐起来，身体先是往后拱起，最后挺直起来。她突然哭出声来，向我和那些死人哭诉。她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小东西。
奈德和蓓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俯视着墓地。
我说出了梅贝尔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时谈结婚还太早。
“总是太早了。”在我们再度缠绵时她这么回答。
蓓拉正在淋浴，我则满心幸福地靠在水龙头边，让淋着水的她，懒散地抚摸着我，谈起她的童年。蓓拉坐在羽绒被上，抱过我的头放在她的双腿之间。
蓓拉骑在我的身上。
蓓拉跪着向我俯下身来，于是她那座秘密的花园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她引领着我来到意想不到的境界，即使我曾躺在那张可怜的单人床上，反反覆覆地梦想着这个时刻，但是苦于缺乏经验，我还是想像不出这会是怎样的情景。
有时你也许可以看见奈德枕在蓓拉的胸上打着盹儿。我为了保住自尊而刻意准备的饭菜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激情过后，头脑格外清醒的我提出了一些可以满足海登和我自己好奇心的问题。
我开车送她回去，然后在早上七点回到住处。我已经连续两晚毫无睡意了。我坐下来开始完成那份会面报告，而且是不加思索地振笔疾书，因为此刻我仍流连于与蓓拉共度的美好时光中。黛西号并没有发报，而我也没预期它会这么做。入夜以后，我收到一份游艇航行状况的临时报告——黛西号已经通过基尔，正朝着基勒费德前进，几个小时后就会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要去会见一位温和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又得到领事馆开会，但是我还是在电话上用暗语把这些事告诉了蓓拉，并且答应她我会尽快去她那儿，因为她坚持我应该去农庄看她。她说等勃兰特回来时，她要能够看到我们做爱的痕迹遍布房子的每个角落，然后想着我。我想这正是爱情幻觉的力量吧，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可告人或暧昧不明之处。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世界，而她希望在我被别人从她身边拉开之前，能完全拥有这个世界。事情就是这样。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有我的爱。
我到她那儿以后，我们直接走向那间长方形的客厅。这一次是她准备好了饭菜。我们几乎是一丝不挂地坐下来吃饭，是她坚持要这么做的。她想看看我置身于熟悉的家具之间是什么模样。然后我们在她和勃兰特的床上做爱。我想我应该感到难为情，但是当时我却只充满那种被引入他们生活中最隐秘部分的兴奋感。“这些是他的发梳，”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现在正睡在他那边。”我那时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些话的用意。然而随后我又不禁担忧：或者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快乐？
隔天晚上我已安排好要会见住在吕贝克的一个波兰老人，他与住在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之间建立了一套秘密的通讯方式。那个小伙子正在波兰外交部接受译码训练，他想替我们从事间谍工作，以便换取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伦敦站正在考虑与他直接接触。之后我回到汉堡，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当我正在写报告时，伦敦方面发来电报，黛西号已在松德勒顺利地加了油，并且运载了一名叫瓦洛佳的乘客驶往芬兰湾。我打电话告诉蓓拉一切都很顺利。她听完以后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到雷普巴恩警察局保释两名因酒醉而砸了妓院的英国商船水手。下午我则去了领事馆，参加一些领事夫人举办的无聊茶会，集会的主旨是声援“政治犯周”。我真希望那些商船的水手也砸了这家“妓院”。晚上八点我来到农庄，随即直接上床。清晨两点电话响了，蓓拉接了电话。那是我的译电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闪急电报，你必须亲自解译；我得立即赶回去。我驾车疾驰，四十分钟内就赶到了办公室。我坐下来翻开密码本，才意识到蓓拉的气息还留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电报是以海登的名义直接发给汉堡站的负责人。电报上说黛西号的登陆人员遭到早已预备的炮火猛烈攻击。小艇下落不明，安东斯·杜巴和他的乘客，以及所有可能在岸上等候的接应人员也均告失踪。电文里并未提及爱沙尼亚爱国者。黛西号曾看到岸上的紫外线信号，但是只有一连串约定信号中的一项，因此伦敦方面假设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在将登陆人员诱入绝路后即遭逮捕。五年前的旧事再度重演，而当时的一切仍令人记忆犹新。塔林方面的撤守用无线电并无任何回应。
我未向任何人告知这份情报，便搭上早晨的头班飞机回到伦敦。已经有人为我订了一个机位，而托比·埃斯特海斯会在希斯洛机场接我。我草拟了一份收悉电稿，递给我的译电员，他接过了电稿，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知道该怎么做。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曾打电话到农庄，并和蓓拉说过话。至于其余的一切，我想他也可以从我脸上看出来，或猜出一点端倪。
这次海登屋里没有点着香。他坐在办公桌旁。罗伊·布兰德，东欧方面的负责人，坐在他的一边，托比·埃斯特海斯则坐在另一边。托比的工作范围一直不太明确，因为他不喜欢让外界了解太多，以期能保持工作的多样化，不受限制。然而实际上，他根本就是海登的狮子狗，而这个角色后来让他损失惨重。我惊讶地看到乔治·斯迈利闷闷不乐地坐在海登那张长沙发的一角。他这种姿态所象征的意义，我一直到三年以后才完全明白。
“这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海登直接了当地说道。“这次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失败。即使杜巴没有随船沉入海底，他也一定受不了严刑拷打，而把他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了。瓦洛佳知道的不多，但是也许该算他倒霉吧，那些审问他的人不会相信他的，他一定得解释为什么要带着满满一箱的炸药。也许他解决了麻烦，得以脱身，不过我实在不太相信——他是个笨蛋。”
“勃兰特人在哪儿？”我问道。
“他正坐在萨勒特审问室的炽光灯下，像头公牛似地吼叫着。反正就是有个环节出了差错。我们问勃兰特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出差错。如果不是，那又是谁？他妈的，这简直是上回那件事的翻版。每一个船员都接受了个别审问。”
“黛西号在哪儿？”
“在赫尔辛基。我们已经派海军人员上了船，他们奉令得在今晚把她弄出来。芬兰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土被当成是戏弄北极熊那伙人的避风港。如果新闻界不知道这件事，那真是他妈的奇迹。”
“我明白。”我傻乎乎地说道。
“很好。但是我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告诉我们啊。还有三十名波罗的海的间谍等着你的指示。你有什么要说？放弃？道歉？瞎忙一阵，假装没事？所有的建议我都会由衷感激地接受。”
“杜巴兄弟并不了解爱沙尼亚的间谍网，”我反驳说。“安东斯也不可能破坏他不知道的东西。”
“那么你倒说说看，是谁出卖了安东斯呢？是谁供出了登陆人员、联络方式、海滩和时间呢？这是谁干的呢？我们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可真有意思。我们原以为他也许会指控蓓拉，那个波罗的海的婊子，结果他却反过来指控是我们之中的某个人，这个厚颜无耻的混蛋。”
海登怒气冲冲，而且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我从没想到这个懒散的家伙会如此勃然大怒。不过他仍然带着上流阶级惯有的那种鼻音平静地说话，并始终保持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是动怒时，他都显得极为随意，然而这却使得他成为可怕的人物。
“那你又有什么话要说？”他要求我回答。
“关于哪一方面？”
“关于她，那位宝贝。那位噘着小嘴的拉脱维亚小姐。”他手里正拿着我在我们初次同床共枕后写的会面报告。
“我的上帝，我要的是评估，而不是他妈的抒情文。”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朴实的农村孩子。这就是我的评估。我想勃兰特也是这么想。她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对自己经历的描述相当可信。”
海登又重新展现了他的魅力。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他先引诱你过去，然后再拒你于千里之外。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极力奉承你，让你内心的各种情感纠缠不清，而自己却全然不受影响，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情感。
“大多数的间谍都能把自身经历描述得让人信以为真，”他翻着我的报告，驳斥了我一句。“反正，越是狡猾的间谍就越是如此。是不是啊，托比？”——他在怂恿埃斯特海斯。
“绝对是如此，比尔。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埃斯特海斯说道，他可真是个拍马屁高手。
其他的人手里也有那份会面报告的副本。现场一片沉静。他们埋头研读，注意海登划出的那些段落。罗伊·布兰德抬头盯着我瞧。布兰德曾到萨勒特为我们开过讲座，他是北方的乡下人，以前是大学教师，并曾借助学者的身分在铁幕内工作多年。他说话带有乡音，语调平淡。
“蓓拉承认那个农民不是她的生父，对吧，奈德？她母亲曾遭德国人强暴，因而怀了她。所以从血统上来说，她应该算是半个德国人。是吗，奈德？”
“是的。没错，罗伊。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所以当她的父亲——她是这么叫他的，当费利克斯从战俘营回来时，听到了这件事，于是就收养了这个孩子。也就是她，蓓拉。他人还挺不错的嘛。奈德，她主动告诉你这件事，对你直言不讳，对吧，奈德？”
“是的。没错，罗伊。”
“她既然告诉了你，那她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故事告诉勃兰特呢？”
我自己也提过她这个问题，所以我可以立即回答他。“当他把她带到西方之后，她怕万一勃兰特知道她不是他最好的朋友费利克斯的亲生女儿，他就不会收留她。他们那时还没有成为情人。他能提供她安全以及生活所需。她感到害怕。她接受了他的帮助。以前她一直生活在森林里，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西方。她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的形象。”
“你是指勃兰特吗？”布兰德狡猾地说道。
“当然。”
“呃，奈德，难道你不觉得这也很奇怪，勃兰特竟然对她一无所知？”他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问道。“如果勃兰特真如他自己所言，是她父亲的至友，他不是应该知道所有实情吗？说啊，奈德！”斯迈利此时插了进来，我想他是为了帮我解围：“罗伊，勃兰特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她是你最好朋友的女儿，而你又认为她并不知道是一个德国人的私生子，那你会告诉她吗？我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我会竭力保护她。尤其是她父亲可能已经死了，而我又爱上了那个女儿。”
“这是不正常的爱情，”海登说道，翻开我那份报告的另一页。“勃兰特是只好色的老山羊。她经常提起的这个塔迪奥是谁？‘塔迪奥看见尸体被装上了卡车。塔迪奥说他看见我父亲的尸体最后才被装上车。大部分的人是脸部中弹，但是我父亲却是胸部和腹部中弹，一挺机枪几乎将他打成了两半。’老天，我敢说，如果一株即将枯萎的紫罗兰有助于她叙述自己的身世，她也会不遗余力地描绘一番。”
“塔迪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我们是在嫉妒吗？”海登问我，这句话引起坐在两旁的狗腿们哄然大笑。
但是斯迈利没有笑。我也没有。
“塔迪奥是和她一起上学的男孩。”我说。“开会时他曾奉命在屋外担任警戒，但是他却和蓓拉在附近的田里做爱。所以她才能逃跑。塔迪奥叫她逃走，并告诉她遇到游击队时可以找谁求援。然后他就躲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观察了情势之后再和她会合。这些都写在我的报告里。”
托比·埃斯特海斯用他那一口奥匈英语对此嗤之以鼻，“塔迪奥死的时机可真是恰到好处。当然，奈德，我得说，在蓓拉的故事中当个目击者确实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
“他是被边防军的一名卫兵开枪打死的，”我说。“他甚至还没有越过边境。当时他是在侦察情况。她有种她接触过的人都会死去的预感。”我补充道，随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班。
“这件事她也许说对了。”海登说道。
此时，我觉得罗伊·布兰德似乎一反常态地当起我的辩护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渐渐地被推向被告席。“你要注意，塔迪奥可能没说谎，只是没把费利克斯的死说对。也许是警察安排他诈死。他的确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人。反正他已经在那片屠杀场里沾满了鲜血，他们甚至不必把番茄酱涂到他身上，对吧？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斯迈利接过布兰德的话头为我辩护。我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想尽办法要求外派，因而远离了他的关怀。
“比尔，这位父亲对我们真是如此重要吗？”他表示反对。“费利克斯可能一直都是个叛徒，却仍然有一位真诚的女儿，不是吗？”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她崇拜她的父亲。她在谈论他的时候没有任何顾忌。她敬重他。她仍然为他守孝。”
我想到她俯视着墓地的样子。我想到她珍惜上天赐予她生命的那种坚定。我拒绝相信她是在装模作样。
“好吧，”海登不耐烦地说道。他把一张镶有框架的照片从桌子另一头扔给我。“我们再谈一个问题，然后就不再质疑。请你说说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这是一张放大许多倍的照片，看来焦距似乎没对准，我猜是翻拍而得的。左上角盖有红色的“巫术”字样。我曾在传闻中听说这是伦敦站最秘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埃斯特海斯对我发出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奈德，听着，实际上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他越过海登的肩膀告诉我。他使用的正是一个马屁精对年轻99lib. 因为我国一个正在谋求独立的殖民地计划以毒品交换军火，而他也卷入这项交易中——呃，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开口呢？因为那殖民地就是马尔他。
我和蒙帝那帮人乘机混了进来。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圆顶土牢，进入前往地下室的楼梯，然后来到这个有利的位置。我们提议从这里凿开一个小洞，穿过一层三尺厚，用水泥灌造的界墙。在一致同意下，钻洞的直径不得超过两公分，因为这样的宽度刚好可让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胶吸管，将声音从目标房间导向我们的窃听器，而且这样的洞也不会太大，不至于会破坏教宗宫殿这座神圣的建筑。现在我们会使用较为精密的设备，但是当时是七〇年代，所以我们仍普遍使用探针。再说，即使你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你也不会向梵蒂冈官方的联络员炫耀那些你引以为豪的宝贝，更不用说是对一名身穿黑色修道服的托钵修士——即使他看来像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约束。
我们凿，蒙帝凿，那位托钵修士则在一旁观看。我们把水浇在炽热的凿头上，以及我们汗水淋漓的手上和脸上。我们使用液体泡沫来减弱开凿的声音，并且每隔几分钟就记录一下读数，以防一不小心就凿穿了那位圣人的公寓墙壁，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在穿墙前一公分处停下，倾听隔着壁纸或表层水泥墙的房间内所发出的声音。
突然间我们凿透了，但是比凿透了更糟的是，我们竟然穿了过去。我们急忙进行真空取样，却只得到了一些外国丝绸的碎布。大家一时之间都怔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是不是我们碰到了家具、窗帘、卧床或是某位高级教士的礼袍缝边？在我们拍下侦查照片以后，那间接见室的摆设是否做了更动？
就在这个众人沮丧的时刻，那位托钵修士才猛然想起，并轻声地告诉大家，主教大人是位刺锈精品的收藏家，于是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瞪大眼睛瞧着的布条既不是沙发椅套或窗帘碎片，甚至也不是某位神父的礼袍，而是戈布兰挂毯。那位托钵修士在知会大家一声后，便匆忙离去。
现在场景换到雷伊的肯特郡。奎尔家的两位小姐在此地经营挂毯修复的生意，而凑巧的是——或许你可以这么说，根据英国社会关系的必然法则——她们那个名叫亨利的哥哥正好是情报局的一名退休人员。亨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两姊妹从床上叫了起来，赶上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射飞机来到罗马的军用机场，然后再从那里坐上一辆轿车，风驰电掣地奔赴我们这儿。接着蒙帝若无其事地回到这栋建筑物前，并燃起一颗烟幕弹，遮没了半个梵蒂冈，这样我们的增援小组就可以在目标房间里得到宝贵的四个小时。当天下午二时左右，那条戈布兰挂毯就补好了，而我们的探测窃听器也已偷偷地装设完毕。
场景再次换到我们的梵蒂冈主人所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瑞士卫兵们雄赳赳地站在门口。蒙帝坐在两位娴静的奎尔小姐中间，脖子上搭着一块白色的餐巾。他一边将一片面包沾上餐盘里的最后一点奶油，一边津津乐道地向她们描述他女儿最近在骑术学校里的优异表现。
“露丝，这件事你一定还不知道，其实你也不一定非得知道，但是整个南克罗伊登区里，我的蓓基可是同年龄的孩子当中，小手长得最漂亮的……”
这时蒙帝突然完全静了下来。他是在看我递给他的一张纸条，而这张纸条又是罗马站的一位信差交给我的，上面写着：比尔·海登，情报局秘密行动主任，已经招认自己原为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我会纳闷这算不算是比尔所有罪行中最大的一项：他永远窃走了九九藏书
我俩曾经共享的美好时光。
我回到伦敦后，就被告知如果有我需要知道的事自然会有人告诉我。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人事主管通知我，我已经被归为“半音裁缝”。这是情报局的行话，意指“只宜派往所有的友好国家”。这就像是有人告诉我，我的余生得在轮椅上度过一样。我没做错什么，也没有名誉扫地，事实正与此恰恰相反。然而干这一行，能掩护自己的身分就是美德，而我的身分却已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并放了自己半天假，驱车来到乡下。我一直想不起来一路驶来的情景，只记得我在东塞克斯丘陵地上散步，然后又走上了白雪覆顶的小山，其上的陡壁悬崖离地有五百尺高。
又过了一个月，我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判决。“你恐怕得和那些移民一起回去，”人事主管以他那种惯用的腔调告诉我，“还是德国。津贴依旧十分可观，如果你爬得够高的话，滑滑雪也不坏。”
第六章
子夜将至，但是斯迈利仍兴致勃勃地说着一些人们从未听闻的精采故事。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圣诞老公公，一边送着礼物，一边却散发着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认为冷战时期中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会了很快地掌握我们的宣传内容，”他说，脸上并露出了极为慈祥的笑意。“我并不想说教，然而，当然啦，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历来总是会这么做。在冷战时期，我们的敌人撒谎是为了掩盖他们制度上的缺失。然而当我们撒谎时，我们却掩盖了自己国家的美德，甚至忽视了每个人本身的长处。我们抹煞了很多使自己站在‘理’字这边的事。我们尊重个人，我们乐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及争论，我们相信只有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才能够治天下，我们还以为自己有能力明了其他人的观点——最为明显的就是在那些我们所剥削的国家中；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几乎把这些国家剥削至濒临灭亡的地步。在我们自以为正直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却漠视这一切悲惨的遭遇，丝毫没有一点同情心。我们济强欺弱，偏爱向公众撒谎的伎俩。我们与真正的改革分子为敌，而帮助那些最令人厌恶的当权人物。我们几乎不肯停下来自问，我们还能用这些手段保卫我们的社会多久，并且能使这个社会仍然值得去保卫。”他又瞥了我一眼。“所以，奈德，如果我们向每一个举着反共旗帜招摇撞骗的骗子敞开大门的话，那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吧？我们活该网罗了那些恶棍。奈德知道这事。你们问奈德吧。”
说到这里，斯迈利突然对着听得津津有味的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感染了大家——而我在犹豫了一会儿以后也笑了起来，并对我的学生保证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正如美国人所说的，也许你曾躬逢其盛。他们犹如作秀赶场般，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中西部，也许你就曾坐在观众席里，欣赏过其中一场激动人心的表演。他们跟大众握手致意，举办巡回演讲，定价一百美元的票券，全部兜售一空。我们将其称为西奥多及拉齐的秀。西奥多就是我所要提的这位教授的名字。
当我们这两位英雄谦卑地登台亮相时，也许你也曾随着难以计数的众人起立鼓掌。高大而耀眼的教授穿上了为这次巡回演出而买的几套贵重衣服的其中一套，而拉齐却又矮又胖，一句话也不说，浅色的双眼使他显得一副鬼灵精怪的样子。他们还未开口说话之前，众人就已起立鼓掌，他们讲完时更是获得了如雷的喝采。引述塔尔萨《先驱报》上的话，掌声已不足以宣扬他们的伟大，“两名美籍匈牙利人单枪匹马，奋勇地在铁幕里打下了一片天地。”
也许当时的美国小姐曾打扮成匈牙利的乡村少女，发上插着鲜花——这类事情确曾发生过；也许你曾捐过一笔款项给自由联盟位于威尔明顿的某个信箱；或者你曾在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从《读者文摘》中读过关于我们这两位英雄的事迹！
再不然，你们也许就和彼得·吉勒莫一样，那时他正好被派至华盛顿，并对能有机会参与他们那场规模盛大的全球首演而深感荣幸。这场演出是由我们的美国同行和华盛顿市警局及联邦调查局所共同筹画的，地点是和白宫只隔着一个广场的海亚当斯饭店，此地简朴素雅，可视之为右翼人士的圣殿。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你必须是一流的记者或者游说人士，才能获准进入这个鸦雀无声的会场。在这里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都会令人不由自主地铭记在心，而那些衣服鼓鼓，像是配着枪的便衣警察们则紧张地盯着你，令你浑身不自在。因为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何时会反击呢？毕竟那个年代的原则就是这样。
或许你们读过他们写的那本书。我们的美国同行把这本书塞给了麦迪逊大街一家奉公守法的出版社，并且发动一大群听话的评论家大事吹嘘，使该书得以在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吊了两星期的车尾。我希望你们真的读过这本书，因为虽然这本书的作者用的是他们俩的名字，事实上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取了书名，只是我们的美国同行对我取的名字有点意见，因而驳回未加采用。这本书出版时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杀手》。稍后我会告诉你我原先取的是什么。
像往常一样，人事主管又弄错了。因为对一个在汉堡待过的人来说，慕尼黑简直就不像德国的一部分，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未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但是如果提到从事间谍活动，慕尼黑就像汉堡一样，是一个具有伟大功绩却未为人颂扬的欧洲城市之一。说起慕尼黑的间谍活动规模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恐怕连柏林都得甘拜下风。我们这些组织中最为庞大且腐败的机构，是一个以其掩护地普拉赫闻名于世的情报机构。一九四五年后不久，美国人就在此地网罗了一伙讨人厌的旧纳粹军官，他们的领袖则是一名曾在希特勒手下负责军事情报事务的将军。这批军官的任务是拉拢住在东德的其他旧纳粹分子，并透过贿赂、恐吓或重叙袍泽旧情等手段，替西方收买他们。然而美国人似乎从未想过东德或许也会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尽管他们做得再多，干得再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德国情报局因而座落于普拉赫。而美国人就继续和这批军官维持良好关系，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然而后来美国人却落得心灰意冷，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任感。美国人会布线的地方，别人也会布线。因此丑闻不时地爆发：通常是这帮小丑中的一、两个人根本忘了自己是在为哪边工作，或者是在酒醉时来番声泪俱下的告白；要不就是枪杀自己的情妇、男友，或是自杀；再不然就在铁幕另一边喝得酩酊大醉，向他从未效忠过的人宣誓自己的忠诚。我有生以来还真没见过这样一个活像妓院的情报机构。
普拉赫之后，来了密码破译人员和安全人员，而在这些人之后又出现了自由电台、欧洲自由电台和一些以其他地方命名的自由电台，而设立电台的人不可避免地多是同一批人——流亡的保皇党员，他们对自己的时运不济有些不悦，却又不敢大肆声张。这些流亡团体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争执，例如王室恢复以后，谁是皇家骑兵队队长；或者在懦弱的共产党被推翻之后，谁去继承大公的避暑行宫？或者谁去收回那罐沉入某某湖底的金子，但是他们却忘了湖水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那些篡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徒抽干了，而且湖水干涸之前，共产党还曾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占地六公顷的水力发电厂。
若各位觉得这些还不够精采的话，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慕尼黑曾是大德国狂热思潮的发源地，这种思潮的拥护者认为一九三九年德国所占领的疆界只是大德意志帝国所需领土的一小部分，换言之只是些开胃小菜。东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美拉尼亚人、西里西亚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区的德国人全都群起抗议本身所遭受的极不公平待遇，而这些煽动抗争的人均从西德站那儿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当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过那些弥漫着啤酒味的街道回家看梅贝尔时，我都似乎听到了那些间谍正在希特勒昂首阔步的幽灵之后高唱着凯歌。
我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是否还在干那种事？噢，我想他们还继续在干吧，比起过去我常在他们之间走动的时候，他们现在看起来已不再那么狂热了。斯迈利曾对我引述过贺拉斯·沃波尔的话——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沃波尔说：对那些惯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出喜剧；对那些只用感觉的人来说，则是出悲剧。呃，就喜剧方面来说，慕尼黑有巴伐利亚人活跃其中，使这个城市屹立不摇。至于悲剧方面，那就是它过去那段伤痛的历史。
将近二十年后再来回忆教授的政治生涯，我只能想起其中的片段。那时我自以为能理解这些事情——的确，照理说我是应该能理解，因为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夜晚，我都在倾听他讲述匈牙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我相信我们在那本书里都记载了这些——如果我能参与那本书的修订，我觉得这部分值得用上一章的篇幅来写。
问题是，教授较偏好描绘匈牙利过去的历史，而不愿谈论现在的情势。也许在不断调适的生活中他已学会把自己的兴趣局限在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上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曾有正统派的保皇党人支持查理国王，他于一九二一年突然回到匈牙利，而使协约国大为惊恐，于是命令他识相地退出政治舞台。我想这件大事发生时，教授的年纪大概还不到五岁，但是当他说起这件事，那双睿智的眼睛却总是泪汪汪的，而提到特里安农条约时，他更是悲愤不已，连那只握酒杯的手也因气愤而抖个不停。
“奈德先生，这是事实，”他谦恭地向我提出抗议。“这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你们掠夺了我们国王统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这些土地给了捷克、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奈德先生，你们把我们的土地给了这些无赖！而我们匈牙利可都是有教养的文明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为什么？”
对于自己国家这样恶劣的行为，我只能表示歉意，就像我只能为国际联盟在一九三一年摧毁了匈牙利经济的行为表示遗憾一样。国联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鲁莽的举动，我一直都不清楚，不过我记得这似乎与小麦市场，以及国联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当我们一谈到与现今局势较相关的问题时，教授就很奇怪地不愿发表他的观点。
“这是另一场灾难。”这就是他要说的全部内容。“所有的一切都是特里安农条约和犹太人所造成的后遗症。”
傍晚的斜阳透过朝向花园的窗户照在西奥多的满头白发上。他器宇轩昂、天庭饱满，气质酷似苏格拉底，看起来像个天生的大指挥家。他的双手布满了皱纹，头发平顺，一副学养高深的样子。一个看来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绝非肤浅之辈——尽管他那双睿智的眼睛显得太小，与眼窝不大相称，而且有时当他将眼睛瞥向一边时，就像是坐在餐馆里用餐的人盯着另一份更好的食物从身边端过。
不，不，他是位了不起的人，一个好人，而且他为我们工作了十五年。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身材高大，那他一定很有权威；如果他的言词动人，那他的文章一定也是掷地有声。如果他看起来像谢勒，那他的看法一定也和谢勒一样。如果他的笑容意味深长，那么他一定也有相当的内涵——这是个以表象判断一切的社会。
除此之外，偶尔我也会认为上帝在作弄人类，而让一个人的内在及外表有着极大的差异。其中有些人遭到挫败而被识破了。也有人继续地嚣张跋扈，直到他们的表面功夫面临质疑。还有少部分的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打扮得人模人样，然后犹如上天宠儿般安稳地接受他不配得到的尊敬。
教授很快就讲完了他的谍报史。他讲得实在太快了，因为这段历史实在是乏善可陈。他出生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德布勒森。他是个备受宠溺的独子，父母是见风转舵的小贵族；他从双亲那儿继承了财富以及社会关系这种情形常是超乎你想像地出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是位学者，常替一些学术性杂志撰稿；他有点诗人的灵气，又像个结了好几次婚的情场老手。他经常只将外套披在身上，荡着两只袖子，就像是披着斗篷似地。本身所享有的特权以及经过谨慎处理的财富，使他得以过着奢侈的生活。
他在布达佩斯教授一门乏味的哲学，并获得了他那些温和派学生们的拥戴。这些人从西奥多的话语中所感受到的热情是他所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打算要成为一位演说家，修饰辞令的事该是那些瞎起哄的乌合之众做的事。然而，他还是尽了某种努力去迎合他们的需求。他觉察了他们的热情，并以一种天生安抚者的姿态作出回应——凭良心说，他的语调可说是相当温和了，那是一种能够表达一切而又让他们崇敬的语调，再配合他优雅的举止，和一种代表着淳美旧有秩序的风度。那时他已经上了年纪，需要年轻人的崇拜来恢复些活力，然而却经常是徒劳无功。由于虚荣心作祟，他任由自己继续置身于反革命的阵营里。所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的战车从边境上折转过来包围布达佩斯时，他别无选择，只有逃命，最后还成功地扑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到达维也纳以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打了一通电话给一位住在牛津的匈牙利籍朋友，教授毫不客气地向他朋友要钱，并要他写信向人举荐自己，介绍自己的才华。碰巧他这位朋友也是情报局的朋友，而那时正是局里在大量招募人员之际。
数月之内，教授的名字就上了薪资名册。情报局只简单地徵询了他的意见，没有采用什么迂回手段，也没有施展惯用的美人计，双方简直是一拍即合。一年之内，在美国人慷慨的资助下，西奥多教授在慕尼黑的一栋河边房屋安家落户，也有了汽车，还有一位有些神经质，却对他忠贞不二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西奥多一块逃出来的——有人猜测，他对此事感到有点后悔。西奥多教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我们攻击匈牙利的矛头，即使像海登那样的人都没办法弄走他。
他的掩护身分是在欧洲自由电台里以流亡贵族的身分，教授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工作对他而言是如鱼得水。事实上他也没干过其他的活儿。此外，他还开些讲座，并且私下授课——我注意到他主要的学生都是女孩子。美国人给他的这份隐密工作使他得到丰厚的报酬，而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联络国内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并使他自己成为那些人注意的焦点及一种整合的力量，然后在上级的指示下将他们组成一个间谍网。虽然据我所知，这样的期望一直未能实现，而且这种想法也不成熟，只能算是纸上谈兵的空想，然而这种行动却一直持续下去。起初进行了五年，然后又是五年，而在我开始研究这位伟人的档案时，这项行动已经进行了十五个年头。有些行动或许就是需要这样吧，慢工出细活。这些行动的花费并不大，却也很难有个什么结果，它们不一定得闯出什么名堂来——政治的僵局也是如此——所以也不会闹出什么丑闻。每次进行年度预算审核时，它们的经费不必经过投票决定即可轻松过关，只要不出问题它们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我不能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教授一事无成，因为这么说不仅有欠公平，而且也有损托比·埃斯特海斯的名誉。他自己的祖籍就是匈牙利，而且在海登垮台之后，他复职所接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教授这个案子的承办官员。他为自己盲目支持海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当他被任命为匈牙利站的负责人时——尽管这地方从来都不是铁幕事务的重点所在——教授便立即成为托比恢复个人声望计划中的最重要人物。
“奈德，我得说西奥多——他绝对是我们的巨星。”我要离开伦敦时，曾和托比一起吃了一顿差点由他付帐的午餐，席间他很有自信地告诉我，“他是旧派人物，做事谨慎，勤奋工作那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赤胆忠心。西奥多是我们手中的王牌，绝对是的。”
教授所获致的成就中，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竟逃脱了海登的整肃——他要不是走运，较不留情地说，就是他弄来的情报数量根本不足以让一名忙碌的叛徒有兴趣来关心。因为在我准备接管这项工作时——我的前任在伊披萨岛休假时中风死亡——我不由得留意到教授的私人档案厚达数卷，但是绩效档案却是少得出奇。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发掘人才，而不是利用人才；部分原因则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所引荐的那几个情报来源根本没弄到多少情报。
“奈德，我得说，匈牙利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难搞的目标。”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一点时，他却振振有词地说道：“这里太公开了。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目标，你只能弄到一大堆你已经知道的废物回来。如果你弄到的不是真正重要的情报，那么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谁会要这些东西呢？西奥多所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才让人叹为观止呢！”
这一点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他究竟为美国人弄了些什么？”我问。“除了电台上那些无病呻吟的谈话，和那些没人看的文章以外还有什么情报？”
托比的笑容中带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优越感，“对不起，奈德，我的哥儿们。我想你的名字恐怕未列在‘须知本案’的人员名单上，所以这不便让你知道。”
几天以后，我按照规定，拜访了住在格罗夫纳广场的拉塞尔·谢里顿，向他道别。谢里顿是美国情报机构驻伦敦的负责人，但是他也负责指挥他们在整个西欧的行动。在和他谈话时，我耐心地等待机会，然后提到了西奥多这个名字。
“啊哈，奈德，这得去问慕尼黑。”谢里顿赶紧说道。“你知道我的为人，我从来不越权去管别人的事。”
“但是他对你真的有什么帮助吗？我只想知道这一点。我是说间谍总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对吧？十五年吔。”
“呃，奈德，我们以为他才对你们有帮助。听托比的口气，你会认为西奥多正独臂支撑着整个自由世界。”
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听托比说话的口气，你会认为西奥多是独臂支撑着托比。我这并不是在讽刺他。在间谍活动中，就如同平常生活一样，否定一件事要比肯定一件事来得容易。我抵达慕尼黑时，心中已准备接受西奥多是托比所称颂的明星这个事实，而我想做的只是进一步地去证实。
而我的确得到了证实。一开始真的是如此。西奥多实在不简单。我以为自己与梅贝尔的婚姻已经使我丧失了这种急切的狂热，在某方面也确实是这样，然而那天晚上看到他向我敞开大门，我却觉得自己像是走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中欧历史遗迹，我只能恭敬地坐在他的脚边，像其他的信徒一样，接受他智慧的薰陶。这就是情报工作的目的！我当时心想，不为别的，光是这样的伟人就值得我们去保护！我不断地想着他那丰厚的文化涵养、广博的学识，以及多年来的谍海历练。
西奥多很热忱地接待我，不过基于年龄和个性，他仍和我保持一点距离。他给我一杯上等的匈牙利托凯葡萄酒，并就这种酒的来源给我上了一课。我得承认，我对匈牙利葡萄酒知之甚少，不过我倒是挺乐意学习的。他又谈到音乐，令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对此也是一窍不通，他用珍藏的小提琴拉了几段给我听，并告诉我当他逃离匈牙利时，随身就只带了这把小提琴。这并不是史塔第发利制作的那种小提琴，而是由另一位更优秀的名匠制作的，可惜那人的姓名我一直想不起来。我认为自己能指挥这样一个逃亡时还带着小提琴的间谍，是项殊荣。接着他谈到戏剧。一个匈牙利剧团那时正好在慕尼黑访问，演出不同凡响的戏剧《奥赛罗》。虽然我和梅贝尔还未决定是否要去看这出戏，但是他的见解却使我深深着迷。他上半身穿着德国人所称的家居服，下半身则穿着黑色长裤和一双擦得晶亮的靴子。我们谈论上帝、整个世界，我还吃到了由他那位神经质的太太海伦娜所准备的美味食物。她是个身材高？的女人，以前必定是美貌出众，但是她却甘于平静。在吃完甜点之后，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用餐。
“奈德先生，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你的话，”教授说道，“有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上。在我们的业务关系开始之前，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提出来。”
“请说吧。”我很大方地说道。
“很不幸地你的前任者——当然，他是个好人，”他停了一下，显然是不愿对尸骨未寒的人多所责难。“而且和你一样，都是有教养的人……”
“请直说。”我说道。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英国护照！我并不知道。”我惊讶地叫道。
“问题就在这里，我并没有护照。我知道要护照有麻烦。这都是官僚体系在作祟。奈德先生，官僚体系是人类最邪恶的制度。它崇拜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却把最良善的一面贬得一无是处。一个流亡至慕尼黑，而且又为美国机构工作的匈牙利人当然不适合成为英国公民，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是，我都和你们这个部门合作这么多年了，我理应得到这本护照。一本临时的旅行证件老让我觉得没什么尊严。”
“但是就我所知，美国人曾给了你一本护照啊！你们当初的协议不正是这样吗？美国人有责任为你安排国籍并安顿你——这其中当然包括一本护照。事情必须是这么安排的！”
让我深感震惊的是，一个曾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光阴的人，竟无法得到这么一点尊严！不过教授倒是已经采取了一个更理智的态度来自处。
“奈德先生，美国人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现实的民族。他们把我榨乾以后，就不再把我看作是个还有前途的人。对美国人而言，我已经是一堆废弃的垃圾。”
“但是难道他们没有向你承诺——基于你卓越的贡献？我相信他们应该有所承诺啊！”
他作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手势。他从桌上举起双手，彷佛是在举起一块沉重的石头。接着他把双手几乎抬及肩旁，然后又猛然松开，让手中那块无形的巨石突然砸在桌上。我还记得他那种压抑许久而后爆发的盛怒眼神，正对我发出无声的谴责。他是在说，去你妈的承诺。不管你的或是美国人的承诺，都一样。
“奈德先生，帮我弄张护照！”
我心想，身为一位忠实的专案主管，就应该尽力帮助手下的间谍，于是我便亲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早就了解托比，所以决定从一开始就依循官方作法：不要轻易承诺，不要空口保证。我把西奥多的要求转告托比，并请求他有所指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我的主管，是我在伦敦方面的靠山。如果美国人不愿履行提供教授公民身分的诺言，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由伦敦和华盛顿，而不是由慕尼黑方面解决。如果出于我不知情的某种原因，上级决定发给他一本英国护照，这也要有第五处的全力支持才行。从前内政部随意给予情报局工作人员英国公民身分的时代过去了。自从海登垮台后，那个时代就结束了。
我的请求不是用电报发出，而是以邮袋寄送的。根据情报局的规矩，这样做显得较为正式。我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并在一、两个星期以后又去函催促。不过当教授问我护照的事进展如何时，我并未给他任何肯定的答覆。我只是向他保证，事情正在进行，伦敦方面不喜欢被人催。但是我自己心里却一直纳闷托比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信。
在我与西奥多会面的这段期间，我同时试着去了解他究竟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而能在托比的这片荒地中成名。由于教授敏感易怒，使我的调查工作推展不易。起初我怀疑他是否一定要等到护照问题获得解决，才肯和我合作，然而渐渐地，我才明白每当涉及秘密工作时，他都会有这种反应。
在他那些乏味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在施瓦宾区的学生公寓里租了一间房间，然后把此地作为专门收取他的匈牙利友人寄来的邮件。我说服了他带我到那儿去。他打开了门，结果发现散落在地上的信件有十几封之多，上面全都贴着匈牙利的邮票。
“我的天啊，教授，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问他，一边看着他费劲地把它们拾起来。
他耸耸肩，我觉得这动作有些失礼。
“教授，你估计平常一个星期能收到多少封信？”
说完，我便从他手中拿过信件，仔细看着上面的邮戳。时间最长的是三个星期以前寄出的，最短的也有一个星期。我们走到那张布满灰尘的小桌边。他叹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然后他打开一个抽屉，从一个隐秘的小隔板内取出两瓶化学药剂及一枝画笔。他拿起第一封信，沉着脸仔细端详着，然后用一把小摺刀切开信封。
“谁寄来的？”我问。他显然认为我太过好奇了。
“帕利。”他沉着脸答道。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一直在罗马尼亚访问。”
“他去干什么啊？不是去出席那次生化武器会议吧？那可是一件轰动的新闻啊！”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是某种学术性的会议。他的研究领域是控制学方面，不过他的名气并不大。”
我看着他把画笔插入第一个瓶子，然后用笔在那张手写的信纸背面涂着。他把画笔放入水中漂洗，接着蘸上第二种化学药剂。我觉得他的举止似乎是有意在显示他对这种不入流工作的厌恶。他重复着这个过程来处理每封信，有时变更程序，先摊开信封，将药剂涂在信封的藏书网背面，或者涂在清晰可见的手写字行间。接着他以同样慢条斯理的动作，坐在一架手动式的雷明顿打字机前，无精打采地将那些显现出来的文字翻译好并且打出来：新兴工业预计将短缺矿产和电力……包科尼山铝土矿的配额量……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确含铁量较低……某区域的玉米和甜菜预计将可丰收……谣传五年计划中将重振铁路网……肖普朗发生反对共产党官员的骚乱……我几乎可听到三处的情报分析人员正打着哈欠阅读这些华而不实的资料。我想起托比曾夸耀西奥多只对最有价值的情报感兴趣。如果这些就是最有价值的情报，那么什么才是最没价值的情报呢？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伟大的间谍是要有些幽默感的。
第二天我收到了有关护照问题的回信。托比解释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情报机构的匈牙利科近几年来变动颇多。他说目前正在努力——他这种消极的口气实在令人怀疑——查明美国人或我们本身许诺过什么样的条件。他并表示在这段期间我应该避免和西奥多讨论这个问题——这下子当事人似乎变成了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过后，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有一次我在大都会餐馆与米尔顿·华格纳共进午餐。华格纳是个老手，在美国情报机关中担任与我相当的职务。他奉派前来慕尼黑，担任美国情报机关的东欧行动主任，这也将是他谍海生涯中的最后一件任务。大都会餐馆就是那种到处都有的美国式餐馆，供应脆洋芋片和大蒜酱，以及上面叉着许多塑胶牙签的总汇三明治。
“你和我们那位杰出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在我们很快吃完饭后，他以那种美国南方的慵懒缓慢语调问道。
“很不错啊。”我回答道。
“我们之间有些人似乎认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尸位素餐。”华格纳懒洋洋地说。
这一次我保持沉默。
“国内的人员正在重新评估他的工作。奈德，不妙，奈德。情况很糟。他在电台所推出的《嗨，匈牙利》这个节目中采用的某些资料早就有人发表过。他们发现有一段文字和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当月》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完全相同。原作者一听到广播就认出那是他写的文章，因而大为恼火。”他倒了一大堆番茄酱。“说不定哪天我们会找他就这件事全面而坦白地交换些意见。”
“他大概刚好走霉运被逮到了吧。”我说。
“奈德，可是十五年的霉运也太长了一点。”
“他知不知道你们在调查他？”
“奈德，你是指在‘欧洲自由电台’吗？那些匈牙利人之间的风言风语？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焦急。“但是为什么没人警告过伦敦方面呢？你们为什么不警告呢？”
“奈德，你得明白我们已提出过警告。只不过这个信息石沉大海啦。这年头你们的日子可不好过。我们不都清楚这一点？”
就在此刻，米尔顿的消息使我完全领悟了。如果教授敢以他的广播节目来鱼目混珠，那么还有什么人他不会欺骗呢？
“米尔顿，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奈德，别客气，尽管问。”
“西奥多有没有过一些出色的表现？在他为你们工作的期间内？他做过秘密工作吗？甚至是极机密的工作？”
华格纳想了一下，决定还是对教授予以否定。“奈德，我们实在说不出他有过什么大斩获。我们确实曾考虑过让他去和我们的一条大鱼接头，但是有些人不大喜欢这老头办事的方法。”
“我能相信这一点吗？”
“奈德，我还会对你撒谎吗？”
我心想他为美国人所缔造的佳绩原来不过如此而已。他忠诚服务多年的成果竟然没有什么是值得让人记忆的。
我立即发电报给托比。因为心中气愤难平，我在草拟电报内容时花了不少时间。我现在了解美国人为什么拒绝提供教授护照，而他又为什么要转而求助于我们的原因了。我明白了他为何急于办完此事，而且常常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在等着被人一脚踢开。我复述了华格纳提供的情报，并询问总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如果总部毫不知情的话，那么美国同行就是未确实履行情报交换的协定。如果知道，也就是美国人曾经警告过我们，那么为什么没人警告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那封含糊其辞，语气冠冕堂皇的回信。由于实在不像他的语调，我怀疑这封信是别人捉刀代写的。他解释说美国情报机关曾经向伦敦方面提出某种“非确切的警告”，即指教授也许将面临“在日后的某一天，将就他的广播节目做纪律调查”。总部——我怀疑他是在指他自己——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情报局将不直接干涉教授与他的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总部还“认为”——除了托比还会有谁？——指派给教授的工作太多，因此即使他在掩护工作中犯了任何“小过失”，那也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有必要替教授找另外一份掩护工作，总部将会“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方案之一是请他到一家他经常投稿而且很听话的杂志社，不过此事将留待日后再谈。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惹过麻烦，不过他还是安然过关了。这倒是真的。一位女秘书曾经抱怨受他骚扰，而匈牙利社团的人也对他的反犹太观点不表赞同。
在信的结尾处，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而且必须——这是托比惯用的格言——装作若无其事。在之后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内，我的确这么做了，一直到他那天晚上十点用紧急联络暗语打电话给我。他压低着嗓门且语气急迫地请我立即去他家，并且得从后门进去。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杀了人，可能是他的妻子。没想到我完全猜错了。
教授打开后门，并在我进去后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昏暗。幽暗中的某处，一个典雅的老爷挂钟就像是一枚老式炸弹一样滴答地响个不停。海伦娜站在客厅的入口，双手捂住嘴，以免自己喊出声来。从西奥多打电话给我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但是海伦娜仍然像是随时会尖叫的样子。
即将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安乐椅。一把是空的，我想那是教授的座椅。另一把椅子上则坐了一个人。从我的角度看不很清楚，不过大概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举止温和、身材圆胖，一头柔软的黑发，而且眨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像是在说着，我们都是好朋友，对吧？他斜坐在那张安乐椅里，就像是飞机上准备降落的一位乘客。他的双脚没有着地，我想起他脚上的那双皮鞋应该是东欧的产品：刻有花纹，看不出是由哪种皮革制成，鞋底是浇铸压成的。他身上的长毛棕色西装，像是一件修改过的军服。他的面前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盆淡紫色的风信子；我认出盆栽旁边的东西是暗杀用的器材：两具由木制套索钉以及约有钢琴弦长度的铁线做成的绞杀器；一把被磨得可以当匕首用的螺丝起子；一把制式三八口径，能装进五发子弹的连发左轮手枪，旁边还放着两种子弹：六颗软头子弹，六颗步枪子弹，子弹的凹槽里还塞着药粉。
“这是氰化物。”教授见我困惑不解，便解释道。“这是恶魔的发明，这种子弹只要擦过目标，就能完全置他于死地。”
我心里纳闷这种含有剧毒的药粉如何能经得起枪管里的高温而不融化。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德。”教授接着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我的一位朋友。放心，奈德先生，请坐。”
为了表示礼貌，拉迪斯劳斯·卡尔德从椅子上起身，使劲地握住我的手，好像我们刚完成了一笔大交易似地。
“先生！”他欣喜若狂地用英语叫道。“我叫拉齐。我很抱歉如此冒昧，先生，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大家都叫我拉齐。博士先生是我的朋友。请坐。”
我至今还记得风信子的芳香与他的微笑十分相称。之后我才慢慢地觉察到自己竟然未感受到任何危险性。有些人总是让人觉得危险；还有些人是在动怒或者受威胁时才会给人这种感觉。但是拉齐，当我用直觉来打量他时，他表现出来的只是全力讨好别人的无限热情。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杀手，你或许就需要具备这种特质。
我并没有坐下。我心中矛盾重重，一点也不觉疲累。我想着那些空的咖啡杯，以及那些只剩饼屑的空盘子。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谁还会有心情去吃甜饼，喝咖啡？拉齐又坐了下来，脸上堆满魔术师一般的笑容。教授和他的夫人坐在房间里的不同位置，端详我脸上的表情。我心想，他们吵过架；危机使得他们各处一隅。我想，那是一把美制的左轮手枪，但是那个空弹匣可不是老手平常所使用的那种，还有那双踏过地毯或打过腊的地板时，都会留下清晰鞋印的东欧皮鞋；以及会在枪膛里烧尽的氰化物。
“他来这里有多久啦？”我问教授。
他耸耸肩。我讨厌他这个动作。“一个小时，还不到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海伦娜和他过不去。她用愤怒的目光凝视着我。在今天晚上之前，她一直冷落我。她像幽灵似地从我身边溜过，而且只会对着地板微笑或者皱眉表示她的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他是在八点四十五分整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收音机，然后节目就变了。”
我瞥了拉齐一眼。“你会说德语吗？”
“是的，先生。”
我回头看着海伦娜。“你听的是什么节目？”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全球广播》。”她说。
我走到收音机前把它打开。一个性别不详，声音高亢的牛津派学人正在大谈济慈我心想，谢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我关掉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是谁去开门的？”我说。
“我。”教授说道。
“没错。”海伦娜说。
“请继续。”拉齐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大衣。”教授说。
“是一件雨衣。”海伦娜纠正他。
“他问我是不是西奥多教授，我说是的。他报出自己的姓名，并且说：‘教授，请你原谅，我到这儿来，原本是准备用绞杀器或者氰化物子弹杀死你的，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是你的门徒和崇拜者。我希望向你投降，并且留在西方。’”
“他当时是说匈牙利语吗？”我问。
“当然是。”
“所以你请他进来？”
“当然。”
海伦娜却不同意。“不是的！西奥多先问了我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道。在今晚以前我还没听过她纠正她的丈夫，而现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她已经纠正了他两次。“他叫我，然后说：‘海伦娜，我们有位客人。’我说，‘那好啊。’然后他就请拉齐进屋。我接过他的雨衣，将它挂在大厅的衣架上，然后我再去煮咖啡。这才是事情真正发生的经过。”
“还有甜饼，”我说。“你烤了甜饼。”
“甜饼是早已做好的。”
“你当时觉得害怕吗？”我问——就像她毫无危险性一样，在她身上也令人察觉不出一丝恐惧。“我只觉得恶心，我吓到了。”她答道。“现在我害怕了——是的，我非常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那你呢？”我对教授说。
他又耸耸肩，彷佛是在说，他绝对不会向我表露他真正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太太去书房呢？”我说。
他想要争辩，不过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像一对陌生人般生硬地手挽着手，大步地走出房间。
此时我单独与拉齐共处一室。我站着，而他坐着。一时间我觉得整个慕尼黑似乎变得一片死寂。拉齐即使是静坐在那里，都会冲着我谄媚地笑。他还眨着那双小眼睛，但是我看不出他的眼神别有用意。他对我点一下头以示鼓动，接着又眉开眼笑地说了声：“请吧。”然后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我做了一个每个中欧人都能明白的动作——伸出我的手，手心向上，作个OK的手势。仍然面带笑容的他，伸手从上衣内层的口袋中掏出自己的证件，把它们递给我。证件上登记的姓名是埃贡·布劳巴赫，家住帕绍，生于一九三三年，职业是艺术家。我还从没看过像他这样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证件中还包括了一本西德护照、一本驾驶执照和一张社会保险卡。在我看来，这些证件似乎一点都无法取信于人。甚至连他的皮鞋说不定也是仿冒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德国的？”
“今天下午，先生。今天下午五点钟。”
“从哪里来？”
“维也纳，是从维也纳来的。”他又重复了一遍；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似乎是要把我捧成全城皆知的一个显赫人物。他再次扭动屁股，显然变得更加恭顺。“我是搭今天上午的第一班火车到慕尼黑来的，先生。”
“几点的火车？”
“是八点，先生。八点钟的火车。”
“你是什么时候到奥地利的？”
“昨天。先生，当时下着雨。”
“你在奥地利边境用哪一份证件？”
“用我的匈牙利护照。到了维也纳之后，有人给了我德国证件。”
他的嘴唇上渗出汗珠。他的德语说得不错，不过是标准的巴尔干半岛口音。他是坐火车来的，他说：博士先生，我是从布达佩斯、吉尔一路来到维也纳的。他的上司给了他一只冷鸡和一瓶葡萄酒，让他在路上吃，还有最好的腌菜以及辣椒呢。他露出更多的微笑。他抵达维也纳后，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馆，有人已经替他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是一个寒酸的房间，一家寒酸的旅馆，不过我原本也就是个小人物。就是在这家旅馆里，深更半夜里突然有一位他从未见过的匈牙利绅士来找他——“但是博士先生，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他就像你一样，衣冠楚楚，很有风度！”他解释说，是这位先生把钱和证件交给了他——还有那些摆在我们面前那张桌子上的杀人武器。
“来到慕尼黑之后你住在哪儿？”
“先生，是城边一家不很起眼的小旅馆。”他略带歉意地笑笑答道。“更像是一家妓院。没错，应该是一家妓院。在那里随时可以见到许多男人进进出出的。”他告诉我那家妓院的名字。我觉得他似乎有点要向我推荐小姐的意味。
“是他们要你住那儿的吗？”
“这是为了慎重起见，先生。那儿可以不必登记姓名。”
“你有行李在那儿吗？”
他可怜兮兮地耸耸肩，不过他这个姿势和教授完全不同。“一把牙刷，”他说。“一些衣服。还有一个袋子，先生。都是些日常用的东西。9９ｌiｂ?”
他说，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新闻记者，不过为了生计，他也替秘密警察工作，起初他只是个告密者，一直到最近，他才为了钱当起杀手来。他在匈牙利境内曾完成几次任务，但是他不愿意——原谅他——他不能说出是哪些任务，除非我们能保证他不会在西方被起诉。教授是他国外行藏书网刺的第一个目标，但是一想到要去刺杀这样一个人，他便感到不安。
“先生，教授不是一般人啊！他是个声望卓着的人！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教士。我为什么要杀这个人呢？我的天啊，我是个正派的人，我也有廉耻之心！真的！”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这个命令的内容并不复杂。他要先去按教授家的门铃——所以他就这么做了。教授一定在家，因为星期三他会在家上课到九点——而教授也确实在家——他应该告诉教授他就是那位德布勒森的帕利的朋友——不过他自作主张舍弃了这种自我介绍的方式——一旦进屋后，他必须使用任何可行的方法，最好是用绞杀器杀死教授，虽然这样做有被处死刑的危险，但是这种方式的成功机率大，而且不会弄出声响来。他们要他也杀死海伦娜——或许应该先杀她，这得看是谁去替他开门，关于这点他们并无特别指示。为了应付这种突发情况，他随身带着第二具绞杀器。他适时地解释道，先生，如果只有一具绞杀器，难保在杀掉第一个人后还能把它解下来。接着他应该打个电话到波昂去，找一个叫彼得的人，报告“苏西今晚和朋友在一起”——苏西是我们在这次行动中替教授取的代号。这是事成的信号，虽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先生，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成功。接着他咯咯笑了。
“从这里打电话吗？”我问。
“就是从这间屋子没错。打给彼得。先生，他们都是些粗暴的人。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当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还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你要从教授的家中打电话给彼得。’”
这又让我感到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确认教授是西方的一名有价值的间谍——而且已效力十五年——谁都会想到他们一定会怀疑教授的电话。
“如果你失败怎么办？”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家中有客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外出了——我就会用公用电话通知彼得，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用特别的公用电话吗？”
“如果无法达成任务，所有的公用电话都可以，先生。然后彼得可能会下新的指示，也有可能不会。如果没有新的指示，我就立即回到布达佩斯。再不然彼得会说，‘那就明天再看看吧。’或是说，‘这两天之内再试试。’这件事完全得由彼得定夺。”
“彼得在波昂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说了。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他掏出了一条土黄色的手帕，一些冲洗粗糙的家庭快照，其中包括一个年轻女孩的几张照片，大概是他的女儿吧。另外还有三个东欧制保险套、一包已拆开的苏联香烟、一把显然是东方出产的锡制小刀、一截铅笔的笔头、九百六十西德马克，一些零钱，还有一张维也纳到慕尼黑的二等火车来回票。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人的口袋能装这么多的东西呢。匈牙利情报单位没有快递人员或支票簿吗？他们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然后就看着他到玄关把它拿过来。这是一件崭新的雨衣。口袋是空的。奥地利的产品，品质挺不错的，这一定花了不少钱。
“这件雨衣你是在维也纳买的吗？”
“是的，先生。当时下着大雨，而我又没有东西可遮雨。”
“那是什么时候？”
“您说什么？”
“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什么？”
我发现他能迅速地激怒我。“你是坐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来的，对吧？火车离开维也纳时商店都还没开门，对吧？那位匈牙利外交官是昨天深夜来找你的，在这之前你身无分文。所以你倒说说看，你是什么时候买了这件雨衣的？你拿什么去买雨衣？还是这件雨衣是你偷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便对我的失礼宽容地笑了起来，他显然原谅了我。他大方地向我摊开双手。“可是这是我昨夜买的，先生！这是我下火车时买的——是我用自己的匈牙利钱买的！我当然得随身带点钱，以便买点东西。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绝没有撒谎！求您留点情吧！”
“你有收据吗？”
他郑重地摇摇头，像是在对一个年轻人提出一项忠告。“先生，您问我是否留着收据？我要给您一个忠告，保存收据只会招惹麻烦，别人一定会问你钱是从哪儿弄来。一张收据——那简直就是让他们瓮中捉鳖。”
我只是想着，藉口太多，而没去留意他那副动人的笑容。一段话里有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相信现在我所听到的事情。暗杀计划太草率，压根儿就无法让我相信——那些可轻易识破的证件、口袋里的东西，还有那双皮鞋——没有一丝在执行任务的可能性。苏联附庸国所发起的一些不甚高明的行动我见多了，这种业余水准的演出是很正常的，让我不安的是，这些人似乎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地编了一个故事，而他们自己却有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他们只是叫我到这里来帮助他们脱离嫌疑，然后这群人就会要求我闭上嘴巴，继续为他们做事。
然而我同时陷入了困境。我别无选择，也没有时间去查证，所以只能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就像个医生，即使怀疑病人是在装病，却也只能依症状进行治疗。根据游戏规则，拉齐本身就是一项意外的收获，姑且不论他是多么无能，一名来自匈牙利的杀手要投奔自由这种事也并非天天可见。按照这种想法，这种杀手目前就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这样的暗杀行动，竟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实在是令人无法置信。
手册上说，当你产生疑问时，那就按照作业程序来。他们是否正在监视这栋房屋？即使要监视这栋房屋并不容易，这样的假设仍是必要的。十五年前负责西奥多案子的主管相中了这个地方。房子位于死巷底，而且后方就是一条河。前往花园的通道是一条废弃的拖船路，而从附近走过的人大都还能看到屋子的前门。或许已经有人注意到拉齐进了屋里。
我上了楼，从落地窗查看路上的情况。四周毗邻的房屋此时已隐没在幽暗的夜色中。我并未发现任何人车的踪迹。我自己的汽车则停在附近的小巷内，离河不远。我回到客厅。电话摆在书柜上。我把听筒递给拉齐，然后看着他拨电话到波昂。他的双手如少女般秀气，而且还冒着汗。他依言行事，将听筒对着我。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接通了，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的是德语，而且显得很暴躁。我心想，对一个等待暗杀结果的人来说，你也装得太像了吧。
口音挺重的，大概是个匈牙利人。“喂？是啊，哪位？”
我点头示意拉齐往下说。
“先生，晚安。我想和彼得先生说话。”
“什么事？”
“请问你是彼得先生吗？是件私事。”
“你有什么事？”
“你是彼得先生吗？”
“我是叫彼得！”
“彼得先生，是有关苏西的事。”拉齐解释道，同时瞥了我一眼。“苏西今晚不回家。我想她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会照顾她的。彼得先生，再见。”
他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是我拦住了他，并刚好听到对方在挂断电话前发出的一阵怒骂，不知他这是因为厌恶还是茫然不解。
拉齐冲着我微微一笑，煞是得意。“先生，他装得挺像的。我得说他真是具有职业水准，是位出色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认得这个声音吗？”
“不认得，先生。唉，这个声音我不大熟悉。”
我推开书房的门。教授正坐在桌边，双手交叉着搁在桌上。海伦娜则坐在平常上课时坐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了解我的疑虑。我走进书房，随手带上门。
“这个你称作拉齐的家伙是一名罪犯，”我说。“他如果不是个狂妄的骗子，就是一名自首的杀人犯。他用假证件来到德国，准备暗杀你和你太太。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你都有权利把他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你就与他毫无瓜葛了。你要这么做吗？或者你希望由我们来决定？你说怎么办？”
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晚上他第一次真的慌了手脚。也许他没有料到会被质问。也许是自己的生命正危在旦夕，才使他醒悟了过来。不管怎样，在我印象中，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乎我所能理解。海伦娜已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转而望着西奥多。他的目光带着严厉的批判性，就像一个等着索取报酬的女人。
“你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那么你就得照我的话去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会合作的。我们会的！没错，合作。我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太久了。”
我看着海伦娜。
“这件事由我丈夫负责。”她说。
我无暇去考虑她这句话里的玄机。“那么就请你们收拾一些过夜的用品，五分钟后在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客厅去找拉齐。
我想他刚才大概一直站在门口，因为在我走进客厅时，他急忙往回走，然后双手合拢，撑住下巴，笑眯眯地看着我，问我结果如何——我的决定是什么？
“今晚之前你是否见过教授？”
“没有，先生。只见过照片。大家都很敬重他。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
“那他太太呢？”
“我认识她，先生。我当然认识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是名演员，先生。她曾是布达佩斯一名极出色的演员。”
“你看过她的戏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没有，先生。”
“那你是在哪里见到她的？”
他试图弄清楚我在想什么。我觉得他是在怀疑她是否跟我说了些什么，所以他讲话时总是字斟句酌。
“从海报上，先生。当她年轻的时候，她那副远近驰名的面孔常出现在街头巷尾。所有的年轻人都喜爱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的地方见过她吗？”
他已经知道我一无所知。而我也明白他看出来了。“先生，女人的容貌实在令人感到可悲。一个男人即使迈入耄耋之年也还能保持萧洒的风度。至于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等他收好武器，然后将它们拿过来。我把软壳子弹装进左轮手枪。就在我这么做时，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当我走进来时，弹匣是空的，子弹摊在桌上。”
“没错，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把子弹取出弹匣的？”我问。
“在进这幢屋子之前。这样我才能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善意的。就是这么回事。”
“是啊，就是这么回事。”
当我们走向大厅时，我把左轮手枪插在腰带上。
“如果你想逃跑的话，我会从你背后开枪。”我向他说明。看到他那双眼睛在乱转，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我心中有种满足感。看来职业杀手似乎太乐意接受自己。
我把他的雨衣扔给他，然后环视四周，看他有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什么也没有。我要他们三人保持肃静，并领着他们沿着那条拖船路穿过花园，坐上我的汽车。她是一位演员，我心里想着，但档案里却对此只字未提。我安排教授和海伦娜坐在后座，拉齐跟我坐在前面。我们静静地坐了五分钟，我等待着是否会有任何我们已被监视的迹象出现，结果一点动静也没有。此时已是午夜，一轮明月高挂，众星闪耀着。我绕城行驶，并且一直留意着后视镜，然后便掉头往西南方朝施塔恩贝格湖驶去；我们在那儿有个秘密联络点，以用来对间谍们简报并听取汇报。这栋房子靠近湖边，并由隶属伦敦站点灯夫组的两个杀人不眨眼的长发怪人看管。这两人的名字是杰弗里和阿诺德。我们到达那儿时，阿诺德正守候在门口，一只手插在他那件土耳其长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则放在身体另一侧，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样子。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地说道。
杰弗里带教授和他的太太到他的卧室去休息，阿诺德则和拉齐坐在客厅里。我穿过花园走进了船屋。在这里我终于可以使用加密电话和托比·埃斯特海斯联络。他显得异常镇静，似乎早就在等候我的电话了。
第二天上午，托比从伦敦搭乘第一班飞机抵达慕尼黑。他身穿厚呢大衣，头戴皮制软毡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歌剧团的经理，而不是一个四面楚歌的间谍。
“小奈德，我的天啊！”他大叫一声，随即便像是一个欢迎浪子回头的父亲紧紧地拥抱我。“听着，我得说你看起来气色很不错啊。是不是该恭喜你啊？只有来点高兴的事才会让你容光焕发。说真的，梅贝尔怎么样了？婚姻是需要培养灌溉的，就和种花一样。”
我缓缓地开着车，并且尽量保持沉着地把我花了一夜所研究的结果向他报告。我希望能在我们到达湖边那座房子之前让他知道我所深知的一切。
我告诉他，不只是美国人，就连西德人都不知道拉齐的来路。而且据托比所言，伦敦方面也不知道。
“奈德，拉齐是一张白纸。真的。”托比一边说道，一边欣赏车窗外闪过的景色，而后不住地点头赞叹。
我说，我们也没有拉齐那个巴伐利亚化名的任何记录，甚至他宣称在匈牙利出“任务”时所用的化名也是毫无线索可循。
托比摇下他那边的车窗，陶醉在田野的芳香之中。
我继续以坚定的语气说，拉齐的西德护照是假的，最近维也纳有个劣等证件伪造者制作了一批假护照在黑市兜售。
托比有点生气。“得了吧，我是说谁会去买那种烂玩意儿呢？”他表示反对，此时车子正经过一个围场，里面有两匹马在吃草。“这年头假护照可是一分钱一分货。要是你手上拿的是那种货色，那可就要在臭气熏天的监狱里坐上六个月的牢。”他悲哀地摇摇头，就像是他的忠告没人听得进去，结果使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似地。
我没能明白他话中的含意，仍自顾自地说下去。那个波昂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匈牙利军事武官的号码，他在记录上的名字确实是彼得。他是一名已经验明身分的匈牙利情报官员。我带着点含蓄的讽刺意味说道：
“托比，这对我们来说倒是挺新鲜的，对吧？一名间谍竟然会使用他自己的名字作为化名？我的意思是那何必再使用化名呢？我们把你的真名托比视为机密，然后又称呼你托比。这招可真高啊。”
然而托比只是专注地欣赏着巴伐利亚的风景，根本没去思考我话中的含意。“奈德，相信我，这些大兵都是笨蛋。匈牙利搞军事情报就和他们在吹军乐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真的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都给吹破。”
我继续我的汇报。我说，西德安全部门一直在对这名匈牙利军事武官进行窃听，而有关他和拉齐谈话内容的录音带很快就会送到我的办公室。据我所知，里面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不过彼得没料到会有这通电话。昨天晚上彼得没有再打电话，也没有再接到任何来电，而且他和匈牙利驻波昂大使馆之间也未见有任何联络的迹象。不过，彼得却曾向西德外交部礼宾司抱怨有人打电话骚扰他。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阴谋者的行径，然而托比却不像我这么肯定。
“奈德，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他说着便靠在椅背上，无精打采地摊开双手。“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被连累了？若是这样，他会提出正式的抗议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我向他汇报了其他的情况。我决定要这么做。拉齐所描述的那位他在维也纳见过的外交官，与一个名叫列奥·巴科克斯的大使馆商务秘书特征相符。他和彼得一样，是一名公开的匈牙利情报官员。我们的美国同行华格纳正在替我们找一张他的照片，以便在今晚拿给拉齐指认。
托比一听到巴科克斯这个名字，嘴角便流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们也把列奥扯了进来吗？听着，列奥这个人爱慕虚荣，只会去刺探那些公爵夫人。”他哈哈大笑，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列奥在某家劣等旅馆里，把绞杀器交给一名全身臭气熏天的杀手？奈德，说点别的吧。我说真的。”
“这不是我说的，”我说。“是拉齐说的。”
最后我告诉他，我已经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家妓院替拉齐付帐，并取回他前天晚上放在那里的一些衣物。他的行李中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组色情照片。
“奈德，这是紧张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着。“在异乡暗杀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私底下多少需要一点慰藉——你懂我的意思吗？”
相对地，托比没有为我带来任何私人或是其他方面的新讯息，我猜想他曾为了这件事打了一整夜电话，或许他是真的这么做了——不过都不是为了支援我的调查工作。
“我们今晚也许可以开个派对。”他提议。“法务部的哈利·帕弗里会和外交部的几个家伙一起来。哈利人挺不错的，是个很典型的英国人。”
我满头雾水。“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说。“谁要来啊？为什么是帕弗里？”
但是如同托比所说的，除非得到回答，否则不会惹麻烦。我们抵达了湖边的房子，发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及培根。教授和拉齐坐在大桌子的另一端。素食者海伦娜则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吃着她从手提包里取出的核果条。
阿诺德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他将头发挽至脑后扎了起来。“奈德，他们吵了一架。”在托比走到教授身后时，阿诺德露出厌恶的表情向我说道。“教授和他太太大吵了一架，吵得还真厉害。我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也不知道他们吵些什么。我才懒得去问呢。”
“拉齐也加入了‘战局’吗？”
“他跃跃欲试，奈德，不过我叫他安静点。我不喜欢在人家夫妻吵架时穷搅和的人。我一直都不喜欢。”
回顾过去，我们那天的讨论就像是跳着一支错综复杂的慢舞，首先是从我们那间简陋的厨房开始，然后结束于全能的法院——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美国总领事馆里那间插着国旗的会议室。那里的墙上所挂的尼克森总统和安格纽副总统笑容可掬的肖像，似乎是在对我们所做的努力表示赞同。
我很快就明白了托比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相反地，他为自己拟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并且正以熟练周到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执行着他在厨房里从拉齐和教授那儿又听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海伦娜则在一旁吃她的核果条。我以前从未见过托比完全以匈牙利语说话，所以对他的这种转变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一张口，就抛开了英国式拘谨态度的束缚而回到他的同胞之中。他眼中闪烁着光芒，显得洋洋得意。他弓起了背，像是坐在一匹参加游行庆典的马背上。
“奈德，他们说你真的非常出色，”他在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从桌子那头对我大声说道。“他们说你浑身是胆，真的。我认为他们或许会推荐你去角逐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推荐我去领奥斯卡吧，那我倒是会接受。”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随即便转身独自向湖边走去，以平息心中的怒气。
我回到屋里时，看见托比和教授正窝在客厅滔滔不绝地交谈着。托比对教授的崇高敬意看来似乎是有增无减。拉齐正在帮阿诺德洗碗，两人还一起低声窃笑着。拉齐显然是在讲黄色笑话。海伦娜则不见踪影。接下来，轮到拉齐单独和托比相处，教授和他太太则不安地在湖边散步。他们每走几步就会吵起来，最后教授只好转身大步走回屋里。
我抓住这个机会溜了出去，来到海伦娜身旁。她噘着嘴，脸色苍白——我不知道是由于害怕、气愤，还是疲倦。当她开口时，她总是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才又开始说话。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言！撒谎，撒谎！他是个骗子！”
“谁啊？”
“他们两人都是骗子。从他们出生那天起，他们就开始撒谎。一直到临死前他们都还会撒谎。”
“那么什么是实情呢？”
“实情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已经警告过他，‘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就要告诉英国人。’所以我们就等着。如果他真要那么干，我会告诉你们。如果他后悔了，我会原谅他。我毕竟是他的太太。”
她往屋里走去，真是个高贵的女子。就在她进屋时，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出现在车道上，然后，哈利·帕弗里，情报局的法律顾问，由两名英国政府官员陪着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认出较高的那位是亚伦·巴纳比，他是外交部异常之情报与研究部门的权威人士，专门负责最无创意的共党反宣传工作。托比一边与他们热情地握手，一边用另一只手示意我过去。我们走进屋里，并各自就坐。
起初我生着闷气，不发一言。那些演员们都已上楼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托比在侃侃而谈，其他的人则带着只有对乞丐或黑人才会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尊敬的神情洗耳恭听。甚至连我都觉得有点想要保护他——托比·埃斯特海斯。然而，老天为证，他从来只顾自己！
“直接了当地说，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一个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一流情报来源。”托比解释道。“一个了不起的间谍，但是已来日无多！”
“你是在说教授吧？”巴纳比友善地说道。
“他们了解他。他们太清楚他的价值了。我从拉齐那里得到的某些明确线索显示，匈牙利人显然已针对教授的工作搜集累积了一份厚厚的档案。总之，我要说的是，他们为什么想要除掉一位对我们毫无用处的家伙呢？一次匈牙利人的暗杀企图——我得说，证明了他们要收拾这个目标。”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保证教授的安全。”帕弗里带着无奈的笑容告诫我们。“我们是可以保护他一阵子，但是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啊。他必须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们应该让他签个什么的，把话说清楚。”
第二位外交部官员是个胖子，他的西装背心上挂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念头，很想将它扯下来，看看他是否会因而尖叫。
“嗯，我认为我们也许想太多了。”他温和地说道。“如果美国人同意接手处理教授和他太太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必发愁了，对吧？最好不要招惹是非，怎么样？”
帕弗里踌躇着。“诺曼，他还是应该签署一份切结书给我们。最近这几年来，他可是一直在挑拨我们与美方之间的关系，好坐收渔翁之利呢。”
托比虽然是个只求自保的人，但此时亦会意地一笑。“哈利，我得说所有最优秀的间谍都会这么做的——相互利用，即使是西奥多这种层次的人也一样。问题是，既然他已鸟尽弓藏，那么我们除了免除麻烦之外，还会有什么损失呢？噢，我是说，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专家。”他补充道，并冲着巴纳比露出逢迎的笑脸。
“那名来暗杀的家伙怎么办呢？”那位叫诺曼的人说道。“他会和我们合作吗？如果我们就这样像待在树上的鸭子不安地枯坐着，实在挺危险的，不是吗？”
“拉齐倒好对付，”托比说。“他吓坏了，而且他也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并不支持他那些观点，不过我已经懒得打断他的话。“这些人一旦步出了他们那个社会制度，就会变得惊慌失措。拉齐正在适应这种变化。他为他的家人担心，但是他也正在调适自己。如果西奥多接受这个提议，拉齐也会接受。不过当然啦，我们也得给他们一些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那位红光满面的外交部人员问得太快了，连哈利·帕弗里都来不及抢在他前头说话。
托比并没有犹豫。
“嗯，当然还是依照惯例啦。我想拉齐和西奥多不会希望就这样被弃如敝屣，海伦娜也不希望这样。所以给他们美国护照、一点打发他们上路的钱，并提供帮助和保护——我认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
“这全都是一场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冲着我笑。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会笑。他们就是这种人。如果我说我是一名匈牙利的双重间谍，他们也会笑。如果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弟弟转世，他们也会笑。此刻只有托比例外，他整张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此时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奈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很有兴趣地问道。
“拉齐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不过他绝不是一名杀手。当时他手中拿的是一把没装子弹的手枪。没有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会这么做。他当时假扮的是巴伐利亚的艺术家，但是他却穿着匈牙利的衣服，而且口袋里的东西有一半是从匈牙利带来的分文不值的物品。在他打电话到波昂去时，我就站在他身边。没错，那个武官的名字是彼得，在外交官名录上可以查到这个名字。但是彼得并未料到假日里会有这么一通电话，拉齐是个骗子。你们可以听听德国人送来的那卷录有他们谈话内容的带子。”
“奈德，那么那个维也纳的家伙又是怎么一回事？”巴纳比问道，他依然对我保持着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个给他钱，给他装备的家伙啊！”
“他们从来就没碰头。我们把拉齐的照片拿给他看过，他立刻欣然地指认出来。‘就是这个人。’他说。是啊，他当然会这么说，他大概早就在其他地方见过拉齐的照片了。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目前她不会说，不过如果我们向她施压，我相信她会开口的。”
托比马上恢复了生气。“奈德，你是说向海伦娜施压？这个手段只有在你确定自己能比对手逼得更紧时才能使用。那女人深爱着她的丈夫，实际上她至死都会保护她的丈夫。”
“教授冒犯了美国人。”我说。“他们已不再礼遇他了。教授正陷于绝望之中。如果不是他自己安排了这次暗杀，那么就是拉齐干的。对教授来说，这整个计划就是使他能赶紧脱身以开始新生活的一种手段。”
他们全都等着我往下说。就好像是在等着柳暗花明似地。最后托比开口说话了，他又生龙活虎了起来。
“小奈德，说真的，你有多久没睡觉啦？”他带着一丝疼惜的笑容问道，“你倒说说看。”
“这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
托比假装在看表。“奈德，我看你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三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这段时间里你做了一些至关重大的决定——我得说这些决策都挺不错的。不过我看我们也不能责备你会有点冲动。”
此时所有的人都转向托比，好像我从来没说过话似地。
“呃，我看我们应该和那几位演员见个面，这可是相当重要的。”当我朝门口走去时，巴纳比这样说道。“托比，我可以叫他们下来吗？看看他们在聚光灯前的表现如何。”
“巴纳比，我看这件事得立刻进行才有新闻价值。”帕弗里在我正要前往花园时说道。“打铁要趁热。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哈利，我始终都是跟着你的。毫无疑问。”
他们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着闷气，只留下阿诺德牧师和我作伴，并假装在听他讲他的母亲抛弃了那个和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伙，去和她青梅竹马的情人同居的故事。此时我看到托比上楼去招呼他的斗士们。几分钟后，他们三人走了下来。拉齐将黑发分了边。教授披了件上衣，他那预言家的脑袋稍往前伸，状若沉思，而白发则梳得很整齐，煞是得体。
没多久海伦娜泪流满面地走进了厨房，阿诺德于是拥抱了她一下，并替她拿了一条毛毯来。春天的早晨有些凉意，使得她不住地颤抖。阿诺德替她弄了一杯甘菊茶，然后拥着她坐下来。之后托比闯了进来，通知我们得在两个小时内赶到美国领事馆去。
“拉塞尔·谢里顿正从伦敦搭机赶来，皮特·德迈会从波昂过来。奈德，他们对这件事都很有兴趣，真的。而华府更是欢呼雀跃。”我想不起来那时皮特·德迈和谢里顿谁的官阶比较大，不过都够大的了。“奈德，那个叫西奥多的果真是个厉害角色。”托比私下向我证实。
“真的吗？哪方面？”
“你知道他们跟他说了些什么？‘教授，你根本就是在玩命。你以为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知道教授是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唯有誓死冒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他的态度镇定自若，不卑不亢。拉齐也是。奈德，这事了结以后，你去睡会儿好吗？我会替你打个电话给梅贝尔的。”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托比和那些匈牙利人坐一部车，而我则和帕弗里及外交部官员坐上另一部。帕弗里替我开车门时，碰了一下我的手臂，丢给我一句很伤人的忠告。“奈德，我看从现在起，我们得同心协力了。劳累是一回事，如何反制诡计可又是另一回事。对吧？同意吗？”
与会人员大概有二十多人，由总领事主持会议。他脸色苍白，来自中西部，而且和帕弗里一样，以前也是律师。此刻他正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反响”这个主题。米尔顿·华格纳坐在谢里顿和德迈的中间。在我看来，谢里顿和华格纳显然已接获指示，不管他们私下怎么想，都不许流露出任何疑虑的神色。或许他们也已经体认到，想甩掉已无价值的间谍，还有比把他们送到美国新闻处去更糟糕的方法。当时新闻处有四名我不认识的代表与会，个个皆流露出疑惑不安的神色。
很自然地，有人替普拉赫说话。虽然他们与此事无关，但是他们还是派了自己的发言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成为波茨坦区众人闲聊的话题。他们还坚持要对维也纳方面表示抱怨。普拉赫似乎为了假护照问题与奥地利警方长期争执不休，因为他们怀疑奥地利警方贩卖假护照给匈牙利人。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主席以及一些抱怨奥地利方面表里不一的人占用了。
那三位斗士当然没有出席我们的讨论会，他们坐在接待室里。分发三明治时，我们也送了满满的一盘给他们。最后当他们被召唤进来时，有几个与会人员热烈地鼓起掌来，这一定是在他们上演了这么多出精采好戏后，所听到的第一次真正喝采声。
但是主宰整场表演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只说了几句话，他那欲言又止的威严神态发挥了预期的魔力。拉齐则紧接着登台亮相。当他解释为什么要携带两具绞杀器时，大家都感到不寒而栗，随后与会人士并小心翼翼地传阅着绞杀器和其他的物件。然而当海伦娜在教授搀扶下跨步走向前时，我只感到一阵哽咽，相信在座的每个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就是这名伟大的女演员所表达的全部感想。
这句话已足以令在座的人深受感动而起立鼓掌。
等我找到机会与她单独交谈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我们都已精疲力竭；连那个老是静不下来的拉齐也都劳累不堪。战将和国王都已离去，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那幢房子的客厅里。一辆有着黑色玻璃车窗的美国旅行车在车道上等着，里面坐着两名身穿便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但是我们这两位明星正学着让他们的观众惯于等待。他们这一整天都在准备下午要发表的新闻声明，以及签署帕弗里早就放在公事包里的脱离声明。
她犹豫不决地走进屋里，好像认为我会揍她似地，但是我早已没有了怒意。
“我们就要拿到护照了。”她说道，随即坐了下来。“一切就要重新开始。”
阿诺德识相地溜出了房间，并随手关上了门。
“拉齐是谁？”我说。
“他是西奥多的朋友。”
“除此之外呢？”
“他是一个演员。一个来自德布勒森的蹩脚演员，噢，真的非常蹩脚。”
“他替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有一些门路。当西奥多需要与有关当局接触时，拉齐就充当中间人。”
“你是说当西奥多需要举发他的学生时吗？”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时，拉齐提供过情报给你们吗？”
“刚开始时只有一点点。不过在其他情报来源没什么收获时，他提供的数量就增多了，后来更多。拉齐为西奥多准备资料，西奥多再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身无分文。”
“拉齐有没有得到秘密警察的协助？”
“私下交易。匈牙利的局势正在转变。与有关当局打交道已经不需要那么戒惧戒慎了。”
我打开门，看着她昂首离去。
几个星期后，我回到伦敦，并且当面告诉托比海伦娜所说的话。他既不惊讶也不后悔。
“奈德，女人啊，其实是一个犯罪阶层。我们最好只管喝汤而不要去搅混它吧。”
又过了几个星期，西奥多和拉齐搭档的节目如日中天。托比也跟着红了起来。这件事他参与了多少？他知道多少？是全部的情况？他是不是为了要利用完他那名陷入困境的间谍仅有的剩余价值，然后把他打发掉，所以才凭空杜撰了这整出戏呢？我经常暗自怀疑这出戏是由这三人挂帅主演，而海伦娜则是一位不太情愿的观众。
“小奈德，知道吗？”托比说，他用一只手臂亲热地拥住我的肩膀。“如果你不能同时驾驭两匹马，你最好还是离开情报局吧。”
你们还记得书中那个威瑟比上校的人吗？还记得那位精通七种欧洲语言的乔装大师吗？还有东欧反抗军的领导人，以及那个“进出铁幕，来去自如，铁幕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扯即断的丝线所织成”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奈德。谢天谢地，那个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美国情报局在巴尔的摩所吸收的一些见钱眼开的体育记者的大作。我写的是一份描述那位伟大爱国者的介绍性文章，标题是〈我所认识的西奥多教授〉，这是托比和情报局第五处叫我写的。我为那本书取的书名是《谍报诈术》，但是第五处认为这个书名会产生误解，所以未加采用。不过他们改以晋升我的职务作为补偿。
但是在我找到斯迈利宣泄心中怒气之前，我并没有接到晋升的通知。此时斯迈利刚辞去代理局长的工作，正打算要退隐到学术界。我则暂时回到伦敦休假。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到拜沃特街去找他，当时他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度周末。他听我讲完，先是轻笑几声，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低声说了一句：“噢，托比。”叫得可真亲切。
“奈德，但是他们的确是在进行暗杀呀。”他费劲地穿上一套斜纹软呢西装，同时表示他的相反意见。“我是指匈牙利人。就算是根据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最邪恶的暴徒之一，不是吗？”
没错，这个我得承认，匈牙利人确实嗜杀成性而且残酷无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拉齐仍然是个骗子，西奥多也还是他的同伙，至于托比嘛……
斯迈利打断了我的思绪。“好了，奈德，我认为你有点大惊小怪。每一座教堂都有需要自己的圣陡，即使是反共教堂也不例外。当你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那些圣徒也不过只是一帮伪善者罢了。但是一旦他们得到了这份差事，就没人会说他们毫无用处。你看这件衬衫行吗？还是我应该再熨一下？”我们坐在他的客厅里，啜着苏格兰威士忌，并倾听着拜沃特街上那些参加社交活动的常客起哄所喧闹的声音。
“奈德，还常常看到斯泰芬妮的幽灵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昂首阔步吗？”正当我开始纳闷他是否又迷糊起来时，斯迈利突然亲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已经有许久未再为他的洞悉我心而感到惊异了。
“偶尔。”我答道。
“但是再也没见过她本人吧？真替你难过。”
“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的一位姨妈，”我说道。“那时我不该与梅贝尔吵架，住进了旅馆。那时已经很晚了。我想我大概是多喝了一点。”我心里在想，斯迈利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随即又觉得自己是过虑了。“可能是我自己认为接电话的是她姨妈，也有可能是个佣人。不，应该是她姨妈。”
“她说了什么？”
“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
我们之间陷入冗长的沉默，不过这次我并未误认他睡着了。
“年轻的声音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十分年轻。”
“那么接电话的人也许就是斯泰芬妮。”
“也许是吧。”
我们又倾听着街上的喧哗声。一个女孩正在放声大笑，有个男人则在发脾气。有人按了声喇叭，开着车呼啸而过。喧闹声平息了下来。当我走回头越过河道朝自己位于巴特西的住处走去时，我在心里想着：斯泰芬妮就是我的安妮，不同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让她辜负我，打击我。
第七章
斯迈利自个儿打断了他的故事——故事中叙述一位中美洲外交官酷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情报局就派遣蒙帝·奥尔勃克一行人设法从伦敦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了一个珍贵的蒸汽火车引擎送给他，因而换得了这名外交官对情报局的终生效忠。大家听了都放声大笑。一直到斯迈利突然地沉默下来，陷入沉思，大家也才跟着缄口不语，此刻斯迈利正以忧虑的眼神盯着屋外的某处。
“只有在偶尔出现的时刻里，我们才会去面对自己一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现实。”他平静地说道。“一直到事情发生，我们都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手下的间谍替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这些专案主管却只是安全而惬意地坐在单向后视镜后，告诉自己只要亲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亲自去做没有两样。然而当真相大白时——如果你曾遇过这种情况的话——从那刻起我们就会在要求别人为我们做事时态度更谦和些。”
在他说这段话时，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并未暗示他心里想的人是谁。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这是在说杰兹上校。
我看见他了，但是我什么也没告诉梅贝尔。也许是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许是我习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即使到了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动作。我们正在看九点的电视新闻。这些年来对梅贝尔和我来说，这已经像是某种形式的晚祷般，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看见了他，杰兹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大叫：“天啊！梅贝尔！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是杰兹！”——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相反地，我继续看着电视，啜着我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接着，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录影机里装进一卷新的空白带，这样就能在晚间新闻重播时将这段录下来。从那时之后——这已经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将这卷带子看上十几回了，因为每看一次总会找出一些细微的不同。
不过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我要放到结尾才说。我想最好还是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向你们叙述比较妥当，因为在慕尼黑除了西奥多教授的事件外还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比尔·海登被揭发之后，我们不能光是等待伤口愈合，更要加紧进行更多的间谍活动。
杰兹上校是波兰人，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波兰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再三地出卖了他们的国家，这种行径真让身为英国人的我觉得是奇耻大辱，如果我是波兰人，我一定会对着每个路过的英国人的背影吐痰，不论我是否曾经深受纳粹德国或苏联的迫害——英国人曾经将可怜的波兰人丢给这两个国家。而且我一定会设法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精英部门”安置一枚炸弹。我的天啊，我在写什么鬼话嘛？就在我写这些东西时，波兰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国熊和早可预期的德国牛两面夹攻。不过你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波兰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外交部里的那个“精英部门”一定会虚情假意地表示遗憾，并声称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局在波兰却有着与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斩获，一大批的波兰男女——数量多得让人感到尴尬，而且个个都具有波兰人那种大无畏的气概——竟甘冒个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险，去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在海登事件之后，如果我们的波兰间谍网发生意外的频率相对地提高一些的话，那也不足为奇。感谢海登，英国人在出卖波兰人的一大串罪状上又添了一笔。接踵而来的挫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笼罩的沉痛气氛极其明显。我们既感到羞耻惭愧又觉得彷徨无助。每一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海登垮台之前，波兰的安全部门——在他们行动部主任杰兹的有力领导下——一直对海登叛国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满于打进我们现有的间谍网，并利用它们作为传播假情报的管道——或者说，一旦他们成功地策反这些间谍，他们就能巧妙地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
但是海登垮台以后，上校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忸怩作态了，于是短短几天之内，他们无情地杀害了那些效忠英国的间谍，在这之前他一直默许他们的存在。死亡人数逐日上升，我们称之为“杰兹的镇压名单”。我们沮丧受挫，并对那位杀害我们手下那些可敬间谍的凶手恨之入骨。有时，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审判方式，而是让他的审问员寻开心似地将他们凌虐而死。
将慕尼黑视为是进入波兰的跳板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数十年来，慕尼黑却一直是一系列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郊区那座绿树成荫的领事馆附属建筑处屋顶的天线，不分昼夜地监听我们的波兰间谍发出的信号——常常都只是夹杂在公开广播节目里出现的哔一声，至于要发出回应时，我们会依照预定的时段，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传达新的指示。我们也会从慕尼黑寄出其中掺杂了密语的快信到波兰。如果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能到波兰境外来，我们就从慕尼黑飞过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设宴招待他们，听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恼。
如果情况紧急，我们站里的人员也会从慕尼黑出发，进入波兰。我们只派一个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参观某个贸易展的商人。我们的密使会在路边的野餐地点或者是后街的咖啡馆里，和我们那些宝贵的间谍面对面地进行短暂的晤谈，在确定间谍们重新受到鼓舞之后，他们便交代任务然后离开。没做过间谍的人是很难想像得出一个间谍所面对的信心煎熬。适时地和一位优秀的专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难以入口的劣质咖啡——也会使其手下间谍的士气维持数月之久。
这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当时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刚进入后半段没多久（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西奥多教授和他的家属都已去了美国）。某个冬日里，我从华沙搭乘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客机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携带的荷兰护照上写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兰茨·约斯特，年约四十，而根据我的商务签证申请表上所填，我的任务是代表一家西德农业财团去视察一些预制式农业建筑。由于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识，因此便得以和他们的农业部官员交换名片，互相认识。
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更复杂了。我在找一个叫奥斯卡的间谍。我们原先以为他死了，但是六个月后我们却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绪低潮后，奥斯卡用他秘密的书写工具写了一封信寄到我们一个旧的掩护地址，信中详述了从他听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觉，坚守工作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发了他所任职的档案科里的一个共党间谍，以便转移视听。他静观其变，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共党间谍果然失踪了。精神为之一振的他又继续等着。接着他所听到的谣言是那名共党间谍已经招供了。这件事他曾得到杰兹上校的协助，因此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现在上级愿意给他任务指示，他已准备重新出发。为了表达诚意，他在我们事先约好的定点位置——文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中——嵌进了微缩影片，放大以后，共计有十六页波兰国防部对上校那个部门所下达的极机密任务指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宣称这些资料“极有可能，可信度很高”。这话既然是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就那表示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认定这些文件是绝对可靠的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像一下奥斯卡的来信在站内所引发的骚动：虽然我从未见过他，我自己却也激动不已。奥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着。那个老鬼还活着！而且还在瓦砾下奋力挣扎着！奥斯卡一定能幸免于难！奥斯卡，我们这位刚毅的波兰海军总部办事员，驻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卫司令部，他是站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间谍！
只有那些最顽固的人，或那些就要退休的人，提出驳斥认为那封信是诱饵。在这种情况下，说“不是”很容易。但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大家总是最容易听进那些说“不是”的人的意见，尤其是在海登垮台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局里陷入了没人敢对海登的叛变表达意见的僵局。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佐证。他在回信中怒气冲冲地要求我们明白说出是否还信任他，而且这次他坚持要与我们会面。“不见面，什么都没有。”他说。会面地点在波兰；近期见面，否则不再来往。
在总部一直拿不定主意时，我请求上级允许我去见他。站内那些抱持不信任态度的人说我一定是疯了，而那些抱持信任态度的人则说唯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双方的意见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我倒是很想弄清楚真相。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因为梅贝尔近来流露出一些迹象，似乎是有意疏远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也不想太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总部不表同意。我提醒他们注意我曾在海军服役的背景。然而总部还是犹豫不决地说：“不可行，但不排除未来的可能性。”我又提醒他们我会说两种语言，而且我的荷兰籍身分经得起调查，因为我们在荷兰的联络人已同意我以其他方面的好处作为条件来换得他的荷兰身分。总部考虑了各种风险以及其他的可行方式，最后终于说：“可以，但只给两天时间。”也许他们是认定海登垮台后，我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了吧。我赶忙准备掩护身分所需的物品及证件，好赶在他们还来不及改变主意之前出发。当我搭机抵达格但斯克机场时，波兰的气温是零下六度。街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堆，而且天空还是不停地下着大雪，那种宁静的气氛让我在原先的谨慎心态中，多增添了些安全感。但是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冒险。我也许是想弄清真相，不过我也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全都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住的那家旅馆也不例外。大厅里有着一种像是消毒过的小便池所散发的异味；登记投宿的手续就像收养一个小孩那么繁琐，而且还更费时。我订的那间房间原本早已有人住了，而那个房客讲的话没人听得懂。等我找到另一个房间时，女服务生还得把前一名房客弄得又脏又乱的房间收拾好，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而我也该通知奥斯卡我已经到了。
每一个间谍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喜欢在夏季垂钓，而且我的前任者也曾经和他在河岸有过几次成功的晤谈。他们甚至还钓到了几条鱼，即使河水污染情形严重，他们钓起来的鱼根本不能吃。只是此刻正值严冬，只有小孩和被虐待狂才会去钓鱼。冬天里奥斯卡的喜好有所不同，他喜欢去船厂附近一家大多是基层官员光顾的俱乐部去打撞球。这家俱乐部有一具电话。我的前任者会说波兰语，所以他若想安排会面，只要打个电话到那里去，谎称他叫莱克，是奥斯卡在海军的一个老朋友，想邀他好好聊聊。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我明天在我姊妹家里等你，到时咱们好好喝一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小时之内你开车到某某大街的转角处来接我”。
但是我不会说波兰语。此外，自海登案以后，谍报制度规定不能再沿用过去的程序和从前的谍员联络，令其重新活动。
奥斯卡在他的信中提供了三家咖啡厅的电话号码，以及他每家咖啡厅会出现的机率——之所以要有三家，是因为电话常常可能会故障或是有人在使用。如果这些电话都打不通，那么我们就用开车去接的方法。奥斯卡已经告诉我该在什么时间站在什么电车站等他，而且他也说了他那辆蓝色特拉班特汽车的车牌号码。
如果这一切让我显得是个被动的角色，这是因为举行这种会面时有一条铁律，那就是我们得完全听从当地间谍的安排，他可以全权决定怎么做最安全，选择最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然而我若是奥斯卡就不会做这样的建议，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见面之前我们一定得先用电话联络。不过，或许奥斯卡明白吧。或许他怕这会是个陷阱。也许他想先从我口中取得保证，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也或许还有些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得弄清楚：他带了一位朋友一起来；他希望我们立即救助他；或是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制度还有另外一条铁律，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考虑到整个行动中所有会出现的风险。一位好的专案主管会想到在他拨电话时，整个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全都瘫痪了；他会考虑到电车站可能正位于一项修路工程的中心位置，因而导致交通不便，或者是那天早上奥斯卡开车时撞上了路灯，或是突然发高烧到华氏一〇四度；也许他听了妻子的话，要在重新与我们接触之前先勒索价值一百万的黄金，或者是她妻子即将早产，所以奥斯卡得在医院陪她。所有技巧的重点便是我反覆地告诫我的学生而让他们不胜厌烦的那些话——就是坚守相信墨菲法则（只要事情有搞砸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搞砸），所以要做最坏的打算，其他的什么都别信。
就是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才花了一个小时不停地分别打电话到那三家咖啡厅。但是我却没等出什么结果。晚上九点十分时，我来到约定的电车站，等待奥斯卡那辆蓝色的特拉班特汽车从街道那头摸黑地开过来。虽然雪已经不下了，但是街上仍然空荡荡的，只能看到电车轨道旁两道车子驶过所形成的黑色轮胎印。街上仅有的几辆车子，如同从前线归来的幸存者，小心翼翼地驶过路面。
这就是古老的但泽，一个如同汉撒同盟中的雄伟港口；这就是现在的格但斯克，波兰的工业贫民窟。而电车站是在格但斯克。在我耐心等待时，左右两侧所见都是灯光昏暗的水泥公寓，看起来死气沉沉。在橘黄色的天空下，这些建筑显得特别低矮。我上下打量着这条街道，却看不到一丝显示人类之爱或欢乐的迹象。街上看不到咖啡厅、电影院，甚至是一盏漂亮的路灯，连两名在对街一幢楼房门口踉跄倒下的醉汉好像都不愿开口。一个高亢的笑声，或是为友谊与喜悦所发出的呐喊，在这座室外监狱的单调气氛中都显得突兀而愚昧。一辆汽车疾驶而过，但不是蓝色的，也不是辆特拉班特汽车。汽车两边的窗户上积满了雪，所以即使是看着它从我面前驶过，我也说不上来里面坐了几个人。汽车停了下来。不过不是停在路边，不是停在人行道上，也没有停在转弯角处或是路边停车位上；因为这些地方都盖满厚厚的积雪。那辆汽车就直接在路中央那两道黑色的车行痕迹上停下，然后引擎熄了，车灯也关了。
情侣，我这么想着。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他们也真是一对大胆的恋人，因为这是双向马路，来往的行人或驾驶人可都会看到他们在亲热呢。第二辆汽车出现了，行驶的方向与第一辆汽车相同，而且它也停了下来，不过还是没开到我的电车车站前来。又是对情侣？或者只是一个明智的驾驶，想与那辆停在它前面的车子保持足够的刹车距离？反正结果都一样：我的两侧各有一辆汽车。在我站在那儿等候时，我看到那两名默不作声的醉鬼站在对街房子的门口，而且看上去非常清醒。接着我便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出现，那声音就像是穿着一双卧室拖鞋踩在雪上，十分轻柔，但却离我很近。我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突发性的动作，那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根本跑不掉，即使先发制人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一开始就在担心不是都没状况，就是所有状况一起出现。如果真的是什么状况都一起出现了，那我也无可奈何。
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左边，近的可以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大衣，戴着一顶皮帽，拿着一把破伞，伞里说不定就藏着一根铅管。怪事，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第二个人则站在我的右边：身上有一股马骚味。即使他像是骑马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也是在等电车。然后有个人以一口蹩脚的波兰英语对我说话。那声音既不是来自我的左边，也不是来自我的右边，而是来自我的正后方。也就是我刚才听到那个轻盈脚步声传出的方向。
“先生，我想奥斯卡今晚恐怕来不了啦。他六个月前就死了。”
不过这时他已经让我有了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行动。实际上，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是谁？他从哪儿来的？我是荷兰人，只会说一点英语，而且就像我那些住在奈美根的叔伯阿姨一样，带着很重的荷兰口音。我暂时停止思考，以体会他这些话的含意；然后我转过身来——不过是慢吞吞，而且毫不在乎地。
“先生，你把我弄糊涂了，”我以单调平板的语气争辩着，这是我小时候坐在母亲的膝上学来的。“我叫弗兰茨·约斯特，荷兰人，我想我只是在等车，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侧的人以烂熟的动作按住我的手臂，同时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一路把我拖上了第二辆汽车。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认出了那个对我说话的人——身材矮胖，胡子灰白，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就是我们的杰兹上校，那位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知名英雄。在他大肆逮捕并折磨我方间谍的那阵子，波兰的几家大报在头版上刊登了他那张面无表情的照片。
在潜意识里，我们早已为自己所选择的职业作好随时可能面临牺牲的准备。殡仪馆人员会设想着自己的葬礼，富人会为万一贫困时作打算，囚徒会推敲自己监禁期的长短，好色之徒会盘算自己是否会阳萎。有人告诉我，一名演员最担心的莫过于一边注视着空荡荡的剧场，一边还要空虚无助地努力想起自己的台词；这对他来说，除了是预告他将死亡的幻影之外，还会是什么？相对于公仆而言，当身边维护特权的围墙倒塌，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比身边其他人好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只能像一个说谎的丈夫一样，为自己的散漫及逃避责任提出解释。我的大多数同事，说句实话，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怕的就是早上醒来，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听到别人谈论他们、揶揄他们、嘲笑他们，更糟糕的是还要遭受公众的质问，而他们原本自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公众服务。他们早就知道这种公众的监督将是一场比败给敌人或是同行还要来得重大的灾难。那将会是他们的末日。
而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下场，也就是最大的考验，从我进入那道神秘的门开始，我就已作好了准备，而我现在正面临这种情形：接受考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勇气；迎接精神和肉体的试炼，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我知道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制止死亡向自己逼近——在我的内部正进行着一场灵魂与肉体之间的致命搏斗，而施予痛苦的只不过是这场秘密的内心交战中那些受雇的佣兵。
因此当剧烈的痛苦首次失控地爆发出来时，我的反应便只是承认事实罢了。我想着，嗨，你终于来了，我姓约斯特，那你呢？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不拘形式的。他没有让我坐在桌边，然后套用银幕上审问的陈腔滥调说道，“不招供，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自白书，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他也没有叫手下把我关在牢房里冷冷清清地过上几天，再让我自己决定最好还是在自白书上签字。他们只把我从车上拉出来，拖进可能是一幢私人住宅的大门，然后来到院子里。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所以他们三人抬起了我的脚，就这样把我拖过厚厚的积雪。他们轮流对我拳打脚踢，一开始先对我的脸、下裆和腹部饱以老拳，然后又回过头来用手肘和膝盖攻击我的脸部。然后，当我痛得直不起身时，他们又把我当成是一头吓呆的猪似地踢我，使我滚过溜滑的圆石通道，好像他们已等不及进屋收拾我。
然而，进了屋之后，他们却变得按部就班。彷佛这间雅致的旧屋，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秩序感。他们用了一种比较文明的方式修理我——每个人轮流揍我，另外两个则负责抓住我，这种轮流方式可真是民主，不过在第五次或第六次轮到杰兹上校时，他下手太狠了，结果让我真的昏死过去了一阵子。等我醒来时，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个。他坐在一张折叠桌旁，手肘支在桌上，两只擦破皮的手托着他那颗满脸愁容的脑袋，像是有些宿醉似地。他失望地回想着我在挨揍时，针对他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并且抬起头来看看我这副面目全非的模样。然后他痛苦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似乎是在说生命实在对他有欠公平，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帮助我明白这层道理。此时我才发觉已经过了一段较我想像中更长的时间，也许有几个小时吧。
此时发生的一切与我经常想像的情景完全吻合。我总是想像着，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边，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我，而我自己则四肢摊开地靠在发烫的水管上，两只手臂被铐在状似六角形手风琴的黑色两边，而散热器的边角有如炽热的牙齿般咬着我的背骨。我的嘴和鼻子一直都在流血，有一只耳朵也不住地滴下鲜血，而我的衬衫前襟看起来就像是屠夫的围裙一样血迹斑斑。不过现在血已凝固，我不再流血了，而这也是计算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当你被拷在格但斯克的一间宽敞空屋里的一根热水管上，端详着杰兹上校玩偶般的脸时，血要过多久才会凝结呢？
要恨他还真不容易，更何况此时我的背部如火烧般灼痛，更使我难以对他激起恨意。他是我唯一的救星。他一直盯着我看。即使是在低头对着桌子暗自祈祷时；起身点一根辛辣的波兰香烟时；或是来回在屋里走动舒展身体时，不管他在这个房间内的哪个角落，他那忧郁的目光似乎总是在凝视着我。他转过身去背对我，我看见了他那粗糙的秃头，以及有着斑痕的颈背。然而他的眼睛——与我磋商，与我理论，有时甚至像是在哀求我平息他心中痛楚的那双眼睛——仍然一直盯着我。我感到自我中的某一部分真的很想帮他，而这个念头随着我背上的烧痛更加急切炽热。因为那已不再只是灼烫的感觉，而是一种纯粹的痛楚，一种无法摆脱、不可抑制，甚至是永无止尽的痛楚。所以我几乎愿意给他任何东西，只要能使他高兴些——除了奉献我自己，除了奉献我内心得以使自己与他保持距离因而确保性命的那个部分。
“你叫什么？”他问我，仍然是那口波兰英语。
“约斯特。”他得弯下腰来才听得到我说话的声音。“弗兰茨·约斯特。”
“来自慕尼黑。”他提示着。他按着我的肩膀来支撑他的身体，同时将耳朵凑近我的嘴。
“生于奈美根。替法兰克福附近的陶努斯农民工作。”
“你已经忘了你的荷兰口音。”他摇了我一下，让我清醒过来。
“你根本听不出来。你是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是指英国领事吧。”
“是荷兰领事。”然后我想我大概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而且还一再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拨到我身上为止。然后他又灌了一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了口把水吐出来。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下颚的左前方断了一颗牙齿。也许是两颗。这很难说。
“你信上帝吗？”他问我。
当他这样俯视我时，他的脸颊如同婴儿一般往前倾，而一张嘴则噘起作接吻状，这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茫然失措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找荷兰领事来。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来他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他不习惯听人吩咐，或是被人顶撞。他用右手背抹了下嘴唇，这是有时他在打我之前，会摆出的姿态，所以我等着他下手。后来他开始拍着口袋，我想他大概是在找什么工具。
“不，”他大叫，并叹了一口气。“是你错了。我抓对人了。”
他在我身边跪下；我想他已准备要杀我。因为我注意到，每当他显得最不悦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凶残的时候。然而此时他竟打开我的手铐，同时并把双手伸进我腋下挟着我——我几乎认为他想帮我——然后他把我拖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里面有着一个盛着温水的旧浴缸。
“脱衣服。”他说道。在我脱掉一身褴褛的衣服时，他神情忧郁地在一旁望着。已精疲力竭的我，根本不在乎一旦入水他会怎么对付我：淹死我，煮熟我，冻僵我，或者把我扔到一根电线上。
他拿到了我放在旅馆里的皮箱。当我躺在浴缸里时，他取出几件干净的衣服，随手扔在一把椅子上。
“你明天要搭经由华沙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所以一切都是误会。”他说。“我们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取消你的商务约会，并对外说明你碰上了一个肇事者逃跑的车祸。”
“我需要的不只是道歉。”
洗澡对我没什么好处。我担心如果再躺在里面，自己又会昏死过去，于是我费力地爬起来。杰兹伸手扶我，我抓住他的手臂站了起来，而且还摇晃了几下，差点摔倒。杰兹帮着我走出浴缸，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擦干了身体，穿上他替我取出的干净衣物，此时他一直愁眉不展地望着我。
他带我走出屋子，穿过中庭。他的一只手拿着我的皮箱，另一只手扶着我。洗完澡后，疼痛虽然减轻，但已使我虚弱不堪。我环视四周找他的手下，但却什么人也没看见。
“寒冷的空气对你有好处。”他以专家般的自信口吻告诉我。
他带我上了一辆事先停在那里的汽车，这辆汽车与那两辆逮捕我的汽车不一样，后座还摆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沿着空旷的街道驶去。途中我昏睡了几次。最后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守着的白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对我下令，并向他们出示证件。这时我再度昏了过去九九藏书。
我们走出车子，站在长满青草的悬崖峭壁上。一阵向岸风吹来，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则歪向左颊，一只眼睛闭着。天上没有月亮，一片迷雾后的大海波涛汹涌。唯一的光线是来自我们身后城市的灯火。偶尔磷光从我们身旁一闪而过；有时一阵白色的泡沫溅起，然后涌向黑暗之中。在我站在他身旁时，心想我就要死在这儿了。他先打了我一顿，然后又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则准备开枪打死我并把我推下悬崖。但是此刻他双手垂着，手里并没有手枪；他的眼睛——据我所见——是在凝视不见星光的漆黑之处，而不是凝视着我；所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要下手，某个已经等在暗处的人。如果那时我还有力气的话，我很可能会先杀死杰兹。但是我已精疲力尽，而且也不觉得有此必要。我想起了梅贝尔，不过并没有什么得失之感。我只担心她要如何靠着微薄的抚恤金生活。斯泰芬妮小姐不在家，我想了起来……那么或许接电话的就是斯泰芬妮小姐，斯迈利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正在想，我还有好多的祷告没有获得回应，也还有好多祷告没有提出。我觉得非常困倦。
杰兹最后终于开口说话，而且声音不再像以前那么沮丧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没有窃听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希望为你的国家从事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作中间人，而我已决定选择你。”
我再次失去了时空的观念，不过或许他也一样吧。他背对着大海，一只手抓住皮帽，以免被风吹走；他悲哀地注视着内陆的灯光，对着那些无须怒目以视的东西生闷气；有时他甚至用他的大拳头抹去脸上因风沙刺痛双眼而流出的泪水。
“为什么会有人要替荷兰做间谍呢？”我问他。
“那好，现在我提出为荷兰从事间谍工作的建议，”他咬文嚼字一番，有气无力地说道。“因此我需要一位优秀的‘专业’荷兰人，一个可以守口如瓶的人。我知道你们过去雇用了什么样的笨蛋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会有所选择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你已经通过了考验，恭喜你，我选中你了。”
我想最好还是三缄其口。也许是我不相信他吧。
“在你皮箱的夹层里会有一叠波兰的秘密文件。”他以低沉的语调说道，“当然，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不会找你麻烦。我已经下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他们只知道，你现在是我的间谍。到了法兰克福，你就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了。我将只为你工作。我们下一次会面将是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出席五一劳动节纪念工人阶级取得光荣胜利的庆祝活动。”
他试着点燃一根烟，但是风连续吹熄了好几根火柴。所以他摘下了帽子，随即在帽子里面点着了烟。他的那张肥脸朝下就像是低头喝着溪水一样。
“你们的人一定想知道我的动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停了下来，缩起脖子，低头看着我，就像是在恳请我告诉他如何和白痴们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已厌倦了。告诉他们，我讨厌这种工作。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一群坏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过还是告诉他们。我是个天主教徒。犹太人。我是鞑靼人。他们想知道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
“也许他们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美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国家。”
他在黑暗中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你们荷兰人有一些好间谍，”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刚好非常了解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他们干得很不错，直到出现了那个混蛋海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参加过不列颠之战的飞行员，”他这样告诉我。“在肯特郡上空被击落。这样会让他们高兴的。你知道肯特郡吗？”
“为什么一个荷兰人应该知道肯特郡呢？”我说。
如果我心软，我可能会告诉他，在我和梅贝尔所谓的“友善”分居期间，我们在顿布立治威尔买了一栋房子，但是我并没有这么说。这样也好，因为总部在查证杰兹所说的一切时，并未发现有任何资料记载着杰兹的父亲曾“驾驭”过比风筝更大的东西。而在几年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杰兹时——那时他对背信忘义的英国人所表现的忠诚早已获得证实——他只是放声大笑，说他的父亲是个老糊涂，只喜欢伏特加酒和马铃薯。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五年的时间内，杰兹是我的秘密情报来源，但是他对动机本身的藐视——特别是他自己的动机——从来就未曾减少过。他说，我们这些笨蛋一开始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再去找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正当理由。他告诉我，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笨蛋，而我们这些间谍正是最无可救药的笨蛋。
起初我怀疑他是为了报复才投靠我们，也许是他的上司轻视他，于是他就愤而出走。他痛恨他们，特别是他自己。
接着我又以为他为我们做间谍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他的愤世嫉俗只是想掩饰他在中年所产生的一些对更美好事物的渴望。然而当我企图诱骗他摘下面具时——杰兹，你的家庭。你的母亲，杰兹。你当了爷爷，一定感到很自豪把——我却发现他愤世嫉俗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他反驳说自己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感情。正是由于他如此无情的态度，使我认为他真的就如他自己所坚称的那样，痛恨全人类，而他的凶残，或许还有他的变节，也都只是这种仇恨的表现。
至于西方，那里也由同样的笨蛋掌握着，这些人甚至掌握了全世界，所以这有什么差别呢？当我告诉他事情并不只是这样时，他变得如同其他狂热分子般，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虚无主义信念辩护。于是我只好克制自己，免得真的惹他发火了。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拿自己的性命，自己的生活，以及他所厌恶的家庭作赌注，铤而走险地去为一个他所鄙视的世界效力呢？
宗教的力量呢？我也这么问过。然而他就如同我现在所想的，大为气恼。他反驳说耶稣基督是个患有忧郁症的疯子。耶稣基督要当众自杀，所以他就不断地激怒当道者，直到他们成全了他。“那些推崇上帝的人都是一个样儿。”他带着鄙视的口吻说道。“我折磨过他们。我知道。”
像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他也是个清教徒，而这种矛盾在许多方面经常反覆出现。当我们按照惯例付钱给他，并替他在瑞士银行开了个帐户，他就和平常一样，勃然大怒地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些“低俗的告密者”。我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根据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如果任何事情出了差错，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把他救出来，并给他一个新的身分让他留在西方，然而他却表现出彻底的鄙视：“我是一个波兰的小人，但是我宁愿面对由自己的同胞组成的行刑队，也不愿叛逃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肮脏地方苟且偷生。”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乐，我们可以完全供给他的所需。他说，他的妻子是个泼妇，使得他在办公室里累了一天后回家，感到索然无味。而他的情妇则是个年轻的傻瓜，只要跟她在一起一个小时，他宁可去打一局撞球，也不愿再和她多说一句话。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在我依照情报局的标准动机查核表一一检视之后，我继续这样问自己。
在此同时，杰兹则继续提供情报。他就像海登曾对我们做的那样，把他那个情报部门的资料全都交了出来。当莫斯科中心下令给他时，我们会在他向下传达命令之前，先行得知其中的内容。他尽其所能把资料全拍了下来，我只好请他不要冒这种险。他如此不在乎生死，所以有时真使我感到纳闷，他是否正像他自己彻底否定的耶稣基督一样，在寻求被当众处死。只不过他在掩护工作上的表现卓有成效。才使他免遭怀疑。因为那是让他保持平衡工作的黑暗面：上帝保佑那位被请去主动向杰兹告白的西方间谍，不管是否真有其人或只是凭空捏造。
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五年内，只有一次，他似乎是有意地透露了我正在寻找的线索。那次他已疲累不堪。当时他正出席一项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华沙公约国家情报部门首长会议，而在此同时，波兰国内也有人指控他的情报部门粗暴而腐败，使得他必须为此极力辩解。我们在西柏林的一栋我们用来招待优秀的情报人员的公寓里见了面。他真的已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拷问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回答我针对他上次送来的一大堆资料所提出的后续问题。他的眼里布满血丝。当我们结束询问时，他要了一杯威士忌，喝完之后又要了一杯。
“没有危险就没有生命，”他说道，顺手又往床单上扔了三卷底片。“生命就是要冒险。”他拿出棕色的脏手帕，小心地擦拭他那张疲倦的面孔。“如果不要危险的话，你最好待在家里照顾婴儿。”
我倒是宁愿认为他不是在谈论危险。我推断他是在谈论一种感觉，那种不再感到自己已经停止存在的恐惧——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把感觉灌输到别人身上的原因吧。就在那一刻，我想自己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会抛却了以往的原则与顾忌，和我一起坐在屋里，他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行将枯萎之际，努力地保持自己的活力。
同一天晚上，我和斯泰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饭。那里离我和杰兹会面的那栋公寓只有十分钟路程。我从她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妹妹那里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斯泰芬妮依然身材修长，美丽动人，和我记忆中没有两样，而且她竭力地要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她郑重地告诉我，奈德，噢，生命是完美的，她和那位极富盛名的学者住在一起，那人年纪不小——不过你看，我们也不再年轻了——然而他十分令人崇拜，同时又聪明博学。她告诉我他的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毫无意义。她说她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可是我看不出来。
“奈德，那你呢，你过得怎样？”她问道，好像我们是相互报告着各自彪炳战功的将军。
我报以极富自信的微笑。那是在我数年前见过她以后，曾经为我赢得手下那些间谍以及同事百般信任的微笑。
“噢，我想一切都还挺顺利的吧，谢谢。”我带着英国式的轻描淡写口吻说道。“话又说回来，你不能期望一个人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对吧？我得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伙伴关系。和平相处。”
“你还在做那份工作吗？”她说。“班的工作？”
“是的。”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班。她说，他现在住在爱尔兰藏书网。他有一个表哥在科克郡买了一幢破败不堪的房屋，当他表哥不在时，班就替他看家，帮他喂鱼、照顾农场等等。
我问她是否见过他。
“没有。”她说。“他不想见我。”
我想开车送她回去，但是她宁可搭计程车。结果我们站在街上等了好长一段时间车子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时，她的头往前倾斜，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似地。我向她挥手告别，直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但是她却没有向我挥手。
九点的新闻正播报着团结工联在格但斯克举行户外集会的实况，一位波兰的枢机主教正在规劝众人保持理智。梅贝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把《每日电讯报》放在腿上，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刚开始时，群众听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讲话，而后以信仰虔诚闻名的波兰人才肃静下来。枢机主教讲完话后，便在他的教徒之间走动，赐予祝福并接受敬意。一位又一位的名人被引领到他面前，而这时我看到了杰兹正在远处徘徊，就像是个被排拒在宴会之外的脏孩子。自从退休以后，他瘦了许多。我猜想大概是社会的变迁让他无法适应。他披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显得极不合身，而那双曾经令人生畏的拳头则缩在衣袖里，几乎令人看不出来。
突然间，枢机主教就像我一样地看见了他。
枢机主教愣在那里，似乎是在怀疑自己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稍微稳住自己的情绪后，他便十分自然地夹紧了手肘，并且挺起肩膀注视着杰兹。然后他又缓缓地举起手来，向他的附众之一下达了命令，然而那名年轻的神父似乎不太情愿。枢机主教又命令了一遍，于是那名神父才替杰兹清出一条路来。秘密警察和枢机主教此时四目相对。杰兹直往后退，彷佛有着理解上的痛苦。枢机主教倾身向前，并对着杰兹附耳说话。最后杰兹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枢机主教的祝福。
每当我重放这个镜头时，我都会看到杰兹痛苦万分地闭上眼睛，但是他在忏悔什么呢？是他的残暴？是他对一个虚幻目标所抱持的忠诚？或者是他对它的背叛？或者紧闭双眼只是一个加害者接受被害者宽恕时的直觉反应？
我去钓鱼。我沉浸在幻想之中。可能的话，我对英国风光的热爱正与日俱增。我想起了斯泰芬妮和蓓拉，以及我曾拥有过的其他女人。我为那条肮脏的河流去向我们的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他是一位保守党议员，但是他真的知道自己在保守些什么吗？我还参加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环保人士组织，处处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然而这份请愿书却无人问津。我不打高尔夫球，我永远也不会去打那玩意儿。不过如果梅贝尔星期三下午要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我就会陪她去走走。我会为她打气。我们的小狗也自得其乐。退休生活并不是用来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迷路，或是苦思如何重新创造人类这种没有答案的事。
第八章
我的学生们决定狠狠地折腾斯迈利一下，就像他们时常对我所做的那样。往往在我们的课程进行得极为顺利时——通常是在下午讲授自然掩护那两堂课时——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就会首先发难，以一种正常人根本不会有的无法无天的态度开始威吓我。然后第二个人就插嘴，其他人则接连着七嘴八舌地帮腔。所以如果我没有什么幽默感的话——而我也只是个凡人啊——他们就会对我百般嘲弄，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结束这种游戏。到了第二天，他们又统统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只要抓到我一点点把柄就满足了，现在他们想回头继续上课。拜托，那么我们上到哪儿啦？起初我习惯琢磨这些情况，怀疑这是他们的阴谋，并想出带头的人。之后经过慎重的思考，我明白了这些行为是他们的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以用来抗拒那些极不合理，然而他们又已选择接受的外来束缚。
但是当他们开始对我们共同的贵宾斯迈利找碴时——他们甚至质问斯迈利毕生工作的目的，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不过这一次出言不逊的人不是迈格斯，而是那位娴静的克莱儿，迈格斯的女友。晚餐时她曾满怀崇敬地坐在斯迈利对面。
“别生气，奈德，”当我怒气冲冲站起身来时，斯迈利提出异议。“克莱儿很有见地。十次当中总有九次，一名优秀记者对某个事件的报导，会和间谍所得到的消息差不多。反正他们常常有着共同的消息来源嘛，那为什么不撤掉间谍，转而资助报社呢？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交代。是不是？”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坐了下来。这时克莱儿贴近迈格斯，然后继续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盯着被她戏弄的受害者，而她的同学们则强忍着没笑出声来。
换成是我的话，此刻我会借助幽默感脱困，然而斯迈利却选择了认真地看待她这句俏皮话：
“一点儿也没错。”他同意道，“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不是毫无助益，就是去复制一些已经众所周知的情报。然而问题是，间谍们要点醒的不是一般大众，而是政府。”
我慢慢地感到他的魅力又再度吸引了他们。他们把椅子移到他前面，约略围成一个半圆形。有些女孩子还优雅地俯卧在地上听他说话。
他说：“就像其他人一样，政府也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天下不会有白吃的午餐。”就这样，他巧妙地避开了克莱儿提出的那个气人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间谍活动是永恒的，”他简洁地告诉大家。“即使政府可以舍弃它，他们也不会那么做。他们敬重它。如果有那么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敌人，政府也会为我们捏造出敌人来，所以这不必担心。此外，谁说我们只对敌人做间谍工作？历史的教训总是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时尚潮流会不断地更迭，然而真知灼见将历久不衰。只要恶棍成为领袖，我们就得开始间谍工作。只要世上还有恶霸、骗子和狂人，我们就需要间谍工作。只要还有国家争强好胜，政客欺上瞒下，暴君东征西讨，消费者需要资源，流离失所者要寻找家园，饥饿之人欲觅得粮食，而富人们继续需索无度，骄奢淫逸，那么你们所选择的职业就绝对没有风险，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而随着话题自然地转入他们的未来，斯迈利再次警告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世上没有任何职业会比你们所选择的这种更荒谬。”他振振有词地说道，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当你们毫无经验时，最适合被外派。等到你们学会了诀窍，不先在你们的脖子上套进各种规定，哪儿都不能让你们去。年长的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在年轻的黄金时代里缔造过最辉煌的成绩。但是年轻力壮的间谍却常会被冷落在一边，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地盼望中年的到来，并且开始盘算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他那半闭的双眼似乎是在盯着他手中的那杯白兰地，但是我看见他瞥了我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们就想知道答案。”他继续说道。“在内心深处，你们会想知道是谁在管制你们的生活，而这些人为什么又要这样做。问题是，到了那时候，你们才会完全明白自己的内心深处竟是那么空虚。奈德，你没有喝酒。你这个白兰地的叛徒。谁替他倒一杯吧。”
那是在我生命的某个阶段所出现的一桩令人不安的事实。如今回想起来，在此事发生之前，我正在进行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目标为何的追寻。直到我找到了他，我才明白自己的目标原来就是那名失踪的间谍汉森。
虽然停留在东方的那段期间，我其实是在寻找完全不同的目僳和人物，然而回溯既往，那时的一切似乎都在把我一步步地引入能够找到他的路上去，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解释。对我来说，隐居在高棉丛林中的汉森，就等于是黑暗中的科兹。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在为我们的见面作准备。汉森的声音就是我期待能听到的那个声音。汉森能回答我的问题，尽管我并不知道自己存有这些疑问。从外表看来，我冷漠、谦和，抽着烟斗，优雅端正，是脆弱心灵可以依靠的避风港。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一点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如此一无是处；尽管我作过一切努力，我仍觉得自己没能掌握住生命；在我努力赋予别人自由的同时，我自己却找不到自由。当我情绪处于最低潮时，我会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荒谬的人物，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而非是巴肯笔下的人物。
我偏爱将生活中那些荒唐的经历写下来，所以，当我重温那些我向你们描述的插曲时，我都替它们取了个类似侠盗故事的名称，来强调它们的毫无意义：猫熊——我是在保护我们的中东利益！班——我正对一名英国叛徒穷追不舍！蓓拉——我做了最大的牺牲！西奥多——我卷入了一场大骗局！杰兹——我全程参与了那场游戏！不过我得承认，杰兹这件事的确有其他正面意义，即使这件事就像多数谍报事件一样已成过眼云烟，而且和现在席卷他祖国的那股人民力量并无关联。
像唐吉诃德一样，我曾发誓要阻止邪恶的窜流。然而在我陷于生命的最低潮时，我曾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助长了这股污流。不过我仍然期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机会，让我有所贡献——而我责怪这个世界竟不知如何重用我。
为了了解这一点，你们应该要明白在慕尼黑之后我又经历了哪些事。不管杰兹对我做了什么，他的确为我带来了某种声誉，于是第五处决定为我设定一项新职务，让我做些四处走动、随时救援的事，同时还要负责执行短期任务，以及“在当地谍报站的管辖范围之外，评估并尽可能地开拓各种机会”——这就是我的新任务简介，签过字后，又交回给上头了。
回顾过去，我体会到长年的奔波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又去非洲、中东，再回到非洲——缓和了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感，而这点人事主管很可能也知道。因为我最近与一个叫做莫妮卡的女孩子发生了一段愚蠢的恋情。我觉得自己需要有段外遇，所以当我在餐厅见到在局里的工业联络科工作的她时，就这样选中了她。这段婚外情就是如此地庸俗。一个下雨的晚上，在我开车回家时，我看见她站在二十三路的公车站牌旁。很平常的肌肤之亲。我送她回公寓，把她抱上床，带她去吃饭。我们想弄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于是便轻而易举地下了结论，认为我们恋爱了。我们各得其乐地相处了数月，直到一场突发的悲剧使我清醒了过来。那时我碰巧回到伦敦接受下次任务简报，就在这时传来了我母亲病危的消息。也许是上天的故意安排吧，当我接到电话时，正好与莫妮卡在床上。但是至少我还是出席了葬礼。葬礼的时间拖得很长，但也出人意料地平静。
尽管如此，我对这件事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不知怎地，我曾经理所当然地以为，就像我过去设法克服了各种棘手的困难一样，我对母亲去世这件事同样可以应付过去。但是这次我却大错特错了。斯迈利曾说过，阴谋诡计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所以我心中的那点鬼主意也不例外。我想让母亲的死从我身边溜过，并且将它视为是远离痛苦的一种适时而必要的解脱。然而九九藏书我没想到这却成了我自己的痛苦。
突然成为孤儿的我，却也因此而兴高采烈，我没办法形容那种心情。我的父亲早逝，在我尚不解人事时，母亲就挑起了双亲的责任。她的去世使我理解到自己不但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成年时光。我终于能无所牵挂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而其中有许多已被我抛诸脑后——勉强应付过去，或逃避、蒙混过去了。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去爱，但是爱谁呢？我想不管我怎样抗辩，多么期望事遂人愿，恐怕都不是莫妮卡。既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我的婚姻，能给我那种身为幸存者所应忠于追求的魔力。当我守完夜，站在殡仪馆的粉红色洗手间里望着镜中的自己时，我为眼前见到的那副面孔感到震惊。那是一张自欺欺人的标准间谍面孔。
你曾在周遭见过这张面孔吗？或者这张面孔就是你自己的？就我的情形来说，它就像我每日的伴侣，我原已不再注意它，直到母亲去世所引起的震撼，才让我再次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微笑，但是我们所受的约束使这份笑容显得虚伪。当我们兴致昂扬，或是酩酊大醉时——或者，甚至就像别人告诉我的，做爱的时候——那份谨慎与保留依然未见松懈。陀螺仪还是保持垂直的，警示的声音提醒着我们尚未完成的使命。久而久之，我们所受到的约束更形变本加厉，因而使得约束似乎都成了某种致命的风险。所以今天——如果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譬如说是一个萨勒特校友之夜——我就可以实地环视屋内，看看那个秘密的痕迹是如何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会看到乐不可支或阴沉无比的面孔，但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我都看到了一个深受压抑的生命所展露的痕迹。我听到了一个恐怕已被遗忘的笑声，不过我也无须去弄清笑声是从何而来，因为我早已了解在这笑声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已遭舍弃——不论是它的所有人，或是它内在的约束，什么都没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只有那些遭到压抑的英国统治阶层才会成为这样的人。“他们生来就已被俘，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我聆听他们那些毫无诚意的客套话时，我会这样告诉自己，并对他们报以愉悦的微笑。所幸我只是半个英国人，因而免除了他们这种不幸——然而直到那天，在殡仪馆的粉红色洗手间里，我看到曾投射在大家身上的阴影，竟然也在我身上出现了。
从那天以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了解了这层道理。我在心中呐喊着，我起步太晚了！而且已经落后太多了！生命就是要去探索，否则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就是因为恐惧，才使得我无法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所以，对于这些属于我生命中的超现实历程所有的零碎记忆。请你们务必要加以领悟。在过去的我眼中，每一次相遇都是我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告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告白，而汉森的告白是最为尖刻的——根本上来说，其实应该也是最让人宽慰的。我埋葬了母亲，告别了莫妮卡和梅贝尔，在第二天飞往贝鲁特。然而即使是在这么一段旅程中，也出现了一桩令人不安的插曲。
为了让自己方便接受任务简报，我与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吉尔斯·拉蒂莫共住一间宿舍，他在著名的“疯狂的毛拉部门”里拥有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境外活动的回教基本教义派那复杂而且似乎是不可解的组织网络。业余的恐怖组织研究者认为这些组织都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说法实是无稽之谈。如果真是如此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也许就可能有办法找到它们！但是事实上，它们总是神出鬼没，像是湿墙上的水滴不断地聚合又散开，看似容易掌握，其实却难以捉摸。
然而，吉尔斯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及桥牌高手，却几乎完成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我的工作就是在他指挥下作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他身材瘦削、个子高？，声音有些沙哑，是由我吸收进来的。他的举止原本就显得稚气，而他那片其实是因为细小微血管破裂而泛红的面颊使他看起来更加年轻。他极力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对女人是来者不拒。春寒时节，我有两次眼见他带着雨伞出门，但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那些出门不带伞的人，所以回来时自己淋成了落汤鸡。他很富有，但却过得俭朴；他是个面面俱到的好人，还有个体贴的好妻子，她曾举办过情报局的桥牌比赛，而且能记得住所有年轻工作人员和他们家人的姓名。然而当吉尔斯借出的档案失踪时，这一切特质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是我在无意间先注意到这个现象的。那时我正好在跟踪一个德国女孩布丽塔，她正流落在舒富山9９ｌib?区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之间。于是我索取了一份附带档案，里面包括了与她有关的一些非常敏感的监听资料。这些情报是从美国人那里弄来的，只有少数人可以借阅，但是当我签字办完所有繁琐的手续后，却没人能找到这份资料。名义上这份资料是吉尔斯借走的，但是几乎所有的文件都一样，每一份借阅单上都有吉尔斯的名字。
吉尔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记得看过这份资料，而且甚至能引述上面的话。但是他以为他已经将它转交给我了。他说，那份资料一定是被送到第五处去了，不然就是被送回文书室，或是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份档案就被登记挂失了，而文书室的侦察员也已获悉此事。之后一切正常地过了两、三天，同样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不过这一次是吉尔斯自己的秘书开始追查这些资料，因为文书室要求收回三卷有关一个名为“先知兄弟”组织的资料。此组织来历不明，扑朔迷离，据推测是以达莫为基地。
吉尔斯又是一问三不知：他既没有看过它们，也没有碰过它们。文书室的侦察员将吉尔斯签了名的收据拿给他看，他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这份资料。而当吉尔斯否认某事时，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难他，因为就像我所说的，他是一个操行端正的人。
之后，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库存的档案全都被调了出来。这时文书室尚未完成电脑化，所以仍然可以找到要找的东西，或是确定那些资料遗失了。然而到了今天，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负责人员大概就会摇摇头说没有资料，然后再打电话叫一位电脑工程师来。
最后文书室发现以吉尔斯名义借出的三十二份档案资料全不见了。其中的二十一份档案属于极机密文件，五份为绝对机密文件，六份属于“存档文件”——即任何具有强烈亲犹太思想的人不许签字借阅的文件。你们尽管批评吧。这是种卑鄙的限制，我们鲜少有人不为此感到尴尬。但是这里是中东啊。
我还是从人事主管那里才第一次得到了暗示，了解这个危机有多大。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在他还可以挥动他那把斧头时，人事主管总是喜欢周末的来临。
“奈德，吉尔斯最近还好吗？”他表现出老朋友似的亲热劲问道。
“很好。”我说。
“他是位基督徒，不是吗？基督徒类型的年轻人很虔诚。”
“我也这么认为。”
“嗯，我是说我们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算是基督徒，但是他太过于虔诚了。奈德，你说呢？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件事。”
“那么你提过这件事吗？”
“没有。”
“你认为，呃，譬如说他可能同情某些——比方说英籍犹太人社团，或是类似的组织？注意，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吉尔斯是很传统正派的，我完全相信。他是那种在他那个教区的教堂里备受赞誉的社会名士。我相信他有分量得以在四旬斋时发表演讲，就是这样。”
人事主管用手指的关节敲着一份已合上的档案抱怨道。“奈德，这是我所能查到的资料以及关于他的照片。还有什么事吗？你知道，我的工作都很忙，也不很愉快。”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
“噢，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自己去问他。当然啦，除非你愿意代我去问他。你可以请他出去吃饭——当然是签我的帐。探探他的心思，然后告诉我你的看法。”
“我不干。”我说。
他立刻收起了老朋友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奈德，有时我真替你担心。你老是和女人牵扯不清，而且又喜欢对自己的健康逞强。这是你身上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了，你要保密，这是命令。”
结果却是吉尔斯请我出去吃饭。人事主管大概也对吉尔斯编了一个故事，把我们两个都耍了。不管他是否真的这样做，十二点三十分时吉尔斯便突然一跃而起说道，“见鬼，奈德。今天是星期五呢。来吧，我请你吃饭去。好几年没好好吃一顿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旅行者餐馆，并在靠窗的桌旁坐下。我们很快地就喝完了一瓶桑塞尔葡萄酒，此时吉尔斯突然开始谈起了他最近到纽约的联邦调查局从事友好访问的情况。他的开场白讲得相当自然；但是接下来他的声音却像是走了调，双眼则是出神地望着只有他知道的某个遥远的地方。刚开始我以为这是酒的缘故，但是吉尔斯看起来不像是个酒鬼，而且他也不像酒鬼那样地猛喝。他说话的方式十分具有说服力——而在他接着往下讲时——更带着一种充满幻想的张力。
“奈德，美国人真怪。你得提防他们。起初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在注意你。比方说，在旅馆里吧——你总是能在旅馆里发现一些线索。在你住进旅馆时，到处都有人对你笑脸相迎，而且他们都对你的行李大感兴趣。那是他们在监视你。去他妈的高楼温室、顶楼游泳池。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直升机上沿着河面向下俯视。‘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愉快，先生。’我用的是‘兰伯特’这个化名。我在美国总是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置在第十四楼。我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向来都是如此，就连鞋架之类的小东西也不放过。没办法。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鞋子放在这里，衬衫放在那里，袜子放在那里，西装也要照顺序吊好。我们英国人从来都没穿过薄西装，不是吗？你以为那是薄西装。所以你选择了薄西装。你的裁缝师也告诉你这是薄型西装。‘先生，这是最轻的西装。我们再没有比这更轻的了。’你会以为这些裁缝现在可能学会制作这种西装了，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美国人的生意。但是他们就是没学会。乾杯。”
他喝，我也陪着他喝。我替他倒了些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那天开了一整天的会，花了很多时间在使彼此相处得更为融洽。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是说那些家伙人都不错。只是——哎，就是不一样。态度不同。他们带着枪，相信只要靠蛮力就能有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吗？我们都知道这点。杀死越多狂热分子，就会出现更多狂热分子。我明白这点，他们却不明白。你知道，我父亲也是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跟我谈谈你父亲的事吧。”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他谈的是他父亲，而不是这家旅馆，那我会觉得自在得多。
“所以我就走进了旅馆，然后他们递给我钥匙。‘嗨，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的钥匙，这是二十一楼的钥匙，你们弄错了。’我当然只是一笑置之。谁都有可能会出错的嘛。这次来和我交涉的是个女的，看起来挺凶的。‘兰伯特先生，没错，你是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二一〇九室。’‘不，不是的，’我说。‘是一四〇九室。你看看这个。’我记得自己带了他们给我的住宿证，于是便开始往口袋里找。她在一旁看着我翻遍了口袋，但是我却遍寻不着。‘得了吧，’我说。‘相信我，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房间是一四〇九室。’她翻出住宿名单给我看。上面写着，兰伯特，二一〇九室。我上了电梯，打开房间，结果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了。鞋子在这里。衬衫在那里。袜子放在那里，西装也照顺序吊好了。我放在十四楼另一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吗？”
我再次说我不知道。
“照过相了。用拍立得照相机。”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们是想窃听我——二一〇九室里安装了窃听器，而一四〇九室却没有。我住在一四〇九室对他们没有好处，所以他们把我搬了上来。他们以为我是一名阿拉伯的间谍。”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他是位劳伦斯型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决定这么做了。把你的房间拍下来。”
我几乎想不起来这顿午餐的其他情景。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吃了什么，或者还喝了些什么，或是其他事情。我只记得吉尔斯大肆吹捧梅贝尔是一位十全十美的情报员之妻，不过这也许只是我良心发现吧。我真正记得的是当我们回到了总部，并肩走进吉尔斯的办公室里时，人事主管正站在吉尔斯的铁柜门前。柜子已被打开，那三十二份失踪的档案资料正杂乱无章地堆在铁柜内的隔板上——那些在吉尔斯罹患了斯迈利所说的“十二级神经失常”之后，无法妥善处理的档案资料全都在那里。
而原因就真的如同我后来所得知的那样吗？吉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表面上使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是因为他迷恋上了他村子里的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他对她的爱情以及他自己的愧疚感和绝望使他再也无法履行职责。他继续忙着白天的工作——那是当然的，他是一位战士——但是他的脑筋不动了。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满脑子都装着别的事情。
至于其他使他失常的原因，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和那些现在似乎已越来越受欢迎的心理医生吧。或许这和人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关，也或许是吉尔斯年轻时的渴望和他现在已近老年所得到的一切落差太大所导致。然而冷酷的事实是，吉尔斯的下场使我感到胆颤心惊。我觉得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他走在我的前头；由他的遭遇，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当我开车去机场时，我有这种感觉；而我在飞机上想起母亲时，这种感觉依旧挥之不去。我只好在飞机上喝了好几杯威士忌，以使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
当我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旅馆六〇七室里整理着狭小的衣橱时，这种感觉仍然萦绕心头，此时离我床头只有几寸距离的电话响了起来。当我拿起听筒时，心里突发奇想地认为也许我会听到大厅柜台的阿赫迈德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替我在二十一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不过我猜错了。第二首超现实插曲才刚刚开始演奏序曲。
射击已经开始，半自动步枪不停地扫射。这很可能是一群毛头小伙子坐在一辆日制小货车里用AK-四七冲锋抢向周遭扫射。此时在贝鲁特，你可以根据夜晚的第一波骚动来对时。不过我向来都不太注意枪击。因为枪击总是有个逻辑可循——即使这可能只是一个随想的逻辑。枪击要不就是将目标对准你，要不就是离你远远的。我最怕的是汽车炸弹——当你匆忙地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是在拥挤不堪、移动缓慢的人群中闲荡时，你永远都不知道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是否会发出一声巨响，使整个街区崩塌，然后你被炸得粉身碎骨，死无全尸，更不要说是入土下葬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中唯一会让你注意到的东西是——我是指爆炸以后——鞋子。人被炸得血肉模糊，但是鞋子却完好无损。所以即使是身体的残块已被捡起运走后，仍有一只或两只还可以穿的鞋子会突兀地留在一堆满是玻璃碎片、被作坏的假牙，及西装碎屑的废墟中。然而像现在，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机枪扫击，或者是奇形怪状的手提式火箭筒，并不会使我和某些人一样感到恐慌害怕。
我抓起听筒，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阵紧张，这不只是因为我在国内有些感情纠葛，而且也是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追踪一个德国女人——那位正在舒富山区胆颤心惊地接受教训的布丽塔。
然而她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贝尔。那声音听起来似乎是美国中部的口音，而且显得有点恐慌。此时我的身分是彼得，记住——是彼得·卡特，英国一家大报的记者，尽管这家报纸派驻贝鲁特的记者从来没听过我这个人。在听她说话时，我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件事。
“彼得，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要和你在一起。”她一口气说了出来。“彼得，你究竟到哪去了？”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机抢扫射声，然后一阵手榴弹的暴炸声盖过了枪声。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老天啊，彼得，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好吧，我是说过一些狗屁不通的话。是我弄坏了你的稿子。对不起。我是说，老天啊，我们是什么人？小孩吗？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种事情。”
又是一阵机枪的狂射。有时那些毛头小伙子只不过是在对天扫射，壮壮胆子而已。
她提高了声音。“彼得，跟我说话啊！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好吗？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正在发生某些有趣的事情！彼得，请你回答我好吗？你没死吧？你该不是躺在地上，脑袋被炸飞了吧？你就点头说没有吧。彼得，我不想一个人死啊。我这个人是很容易亲近的。我的爱是友善的，就算我死了也是和蔼可亲的。彼得，回答我，求求你。”
“请问你打哪个房间？”我说。
一阵死寂。这是夹杂在枪战声中唯一真正的死寂。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不过我想我不是你的彼得。你打哪个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
“号码是多少？”
“六〇七室。”
“我想他一定是结帐走了。我是今天下午才到达贝鲁特的。这是他们替我安排的房间。”
一枚手榴弹爆炸了，而另一方也回敬了一枚。就在街上，也许就在离这里三条街之处，有人尖叫了一声。尖叫声停止了。
“他死了吗？”她轻声地问。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她说。
“可能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谁？是英国人吗？”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彼得也是。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指我的职业？”
“就跟我聊聊吧，继续说下去。”
“我是一名记者。”我说。
“跟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记者。”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像敢死队。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有些事情会让我害怕，有些就不会。”
“老鼠呢？”
“我怕老鼠。”
“你是好人吗？”
“没什么好或不好，就和那些新闻一样。我已经不常写新闻稿了，这阵子我在当编辑。”
“结婚了？”
“那你呢？”
“结过了。”
“和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多久啦？”
“你是指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她的红杏出墙更感兴趣，而没有先问及她的婚姻。“在这里你是不会这样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不是这样算的。你也结过婚了吧？如果我没告诉你我结过婚，你是不会告诉我答案的吧。”
“是的，我结过婚了。”
“那就跟我谈谈她吧。”
“我的妻子？”
“当然。你爱她吗？她个子高吗？皮肤好吗？是不是长得很有英国人的特色，上嘴唇的唇形分明？”
我告诉她有关梅贝尔的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然后再另外瞎编了一些故事，但是心里却又不喜欢自己这么做。
“我是说，与同一个人同床共枕十五年后，世上还有人相信性这一码子事吗？”她说。
我哈哈大笑，不过并没有回答她。
“彼得，那你对你太太忠实吗？”
“绝对忠实。”我迟疑了一下说道。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回去工作吧。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有特别的事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我身上的间谍细胞开始躲避这个问题：“我想现在该轮到你来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你也是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在空中爆开，接着枪声大作。
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彷佛恐惧已使她疲惫不堪。“我整理电讯稿。”
“为谁工作呢？”
“一家讨厌的电讯社，不然还会是什么？一行字五角钱，除非有那个讨厌的家伙来抢生意，不然的话，一个下午可以有两千美元的进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你叫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也许是安霓。就叫我安霓吧。听着，你人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如果有一条德国短毛猎狗咬你的腿，那你怎么办？”
“大叫吗？”
“假装达到性高潮。彼得，我好害怕。也许我没说清楚。我需要喝一杯酒。”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儿是哪儿？”
“我的天，我就在旅馆里啊。海军准将旅馆。我正站在大厅里，闻着阿赫迈德身上的大蒜味，有个希腊人在盯着我。”
“谁是那个希腊人？”
“斯塔伏罗斯。他贩卖毒性强烈的毒品，但他却指天划地的发誓是软性毒品。他真是个卑鄙的小人。”
我倾听着，然后首次听到背景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枪击已经停止了。
“彼得？”
“嗯。”
“彼得，把灯关掉。”
她一定知道我的房间里只亮着一盏灯，一盏摇摇晃晃、上面还斜盖着一个羊皮灯罩的床头灯。这盏灯放在两张睡椅之间的橱柜上。我关上灯。窗外的天空又出现星星了。
“门不要上锁，让它稍微敞开。你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那我会带些冰块去。彼得？”
“什么事？”
“你真是个好人。有人这么对你说过吗？”
“好久没人这么说了。”
“注意门口，我来了。”她说道，随即挂了电话。
她一直都没来找我。
你们可以任意想像，就像我那样，随便乱想——黑暗中我坐在沙发上，等着听到走廊上响起她的脚步声；我盯着房门，并任由自己的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逝。
一个小时后我下楼去。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每一个我所能找到的美国女人的声音。没有一个口音是相符的。我试着找出是否有哪个女人自称是安霓，并且曾经引诱过一个她只在电话里谈过话的男人。我贿赂阿赫迈德，要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有谁在大厅里使用内线电话，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曾见过这么一个感情用事的美国女人。
我费尽苦心地想查清楚住我这个房间的前一个客人的身分，以及他的名字是否为彼得。但是令人迷惑的是，阿赫迈德却变得吞吞吐吐，只说他那时正回的黎波里探望他的老母，因此不大清楚，而且旅馆并没有保存什么名单。
难道彼得真的及时回来把她带走了不成？难道是斯塔伏罗斯的希腊人把她带走了吗？她是个妓女吗？那我又是个什么东西？阿赫迈德是在替她拉皮条吗？那个电话是不是她对刚住进旅馆的客人所施展的恶作剧，以便在客人住宿的第一个不安的夜晚勾引他们呢？
或者——我倒是宁愿这么想——她只是一个担心受怕的女子，正思念着她的男友，并渴望在夜晚降临、枪炮声大作时，能有个人拥着几近崩溃的她？
无论她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谜团，经历此事后，我已经对自己有了一点了解，即使这让我感到窘迫。我了解到我的孤单是多么地危险，我是多么容易上钩，多么需要去爱人并被爱；与心中对爱的那份日益强烈的渴望相较，我身上的那种情报局所说的“个人安全”的品德更显得不够坚定而浮躁无常。我想起了莫妮卡，想起了我那些空洞的爱情辩白，它们丝毫打动不了诸神的心。我想起了吉尔斯·拉蒂莫，以及他那绝望的恋情。而不知怎地，那个自称安霓的女人似乎和他一样都是痛苦的信使，为我说出了内心的话。
在那位不露面的女孩之后，又来了一位不露面的男孩。事情发生在第二天的晚上。
我已精疲力竭，于是坐在旅馆的大厅里，独自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那时我已经访问过西顿附近的营地，然而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两天，我的手却仍在发抖，惊魂未定。此刻正是奇妙的黄昏时分，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同意把他们的纷争先搁在一边，聚集在共用的水井前。我曾在丛林里见过同样的情形，也许你们也曾见过。在统一指挥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保护它们的树林幽暗深处，大多数的动物都默不作声，只是在泥泞的平地上各就各位。当此时那些奔波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已返回旅馆之际，你可以好好地观察海军准将旅馆大厅里的情形。电动玻璃门在他们的面前打开时，总是稍微慢了一点，而他们总是长嘘短叹、嘟嘟哝哝地埋怨着。接着在贝鲁特的傍晚时分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角色：一个瑞典的电视摄影小组，领头的是一名身穿牛仔装、神色憔悴的金发女子；一家美国周刊的摄影师和特派采访员；总是成双结对的电讯社记者；一个神秘莫测的东德人和他的日本情妇。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觉，以尽量不惹人注目的方式进门，稍作停留，然后卸下一天的劳顿。
对真正的记者来说，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们还有胶卷得送出去，有新闻稿得写，而且还要拍发电报或打电话。某某人失踪了，要作说明。某某人身受重伤，他的妻子知道吗？不管怎么样，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之后，今天他们就算是战胜了敌人凯归。而晚上他们还得为巩固白天的战果而努力。
在我观望时，我等着——希望能遇到一个人，他认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又有一个熟人或许会认识我来贝鲁特要找的那个女孩。除了又去了那个鬼地方一趟外，我这一整天仍一无所获。
大厅的另一个角落聚集了另一批人，这些人虽然不是那么耀眼醒目，但是却经常更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这群人里面有投机商人、军火贩和毒贩，穿着正式礼服的小外交官们，以及那些具有影响力并握有重要消息的情报贩，在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大厅里的人们时，他们都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还有那些间谍——来自各方的间谍——也正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人人都涉足这一行。在这里不论男人或女人都有办法弄到内部消息，即使是那位站在柜台后的阿赫迈德，只要塞给他几美元及一副笑脸，他就会告诉你全世界的秘密。
即使是根据海军准将动物园的标准来判断，引起我注意的那个人仍显得充满了异国风采，气质特殊。我没看到他进来，所以他一定是跟在一群人的后面进门的。我看到他在大厅里，靠在玻璃门的暗处。他身穿一件条纹足球衫，一块干净的白色头巾宽松地扎在头上。不是他身材瘦长，胸部平坦，乍看之下我也会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
安全人员也注意到他了。就连站在那个坚不可摧的柜台后的服务员阿赫迈德也注意到那个人了。阿赫迈德的身后的墙边架着两枝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正好就在放置客房钥匙的架子下。我看见阿赫迈德小心地后退了半步，这样他就能随手拿起一枝冲锋枪。此刻大厅上要是飞来一枚小型手榴弹，就足以扫荡城里半数的非法勾当。
但是那个神秘的人物继续往前走，他如果不是尚未察觉，就是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身材修长，年轻力壮，动作敏捷，却有些僵硬。他就像是一个失去意志的人，听从别人的指挥迈步向前。我现在可以看得真切点了。他戴着黑色的眼镜，留着黑色短发及胡须，所以他的脸看起来才那么黑；而他头上的那条白色头巾，在强烈对比之下，更加添了这种印象。然而由于他僵直的动作，却使得我浑身起疙瘩，并在心里纳闷自己究竟碰上了何种信徒。
他走到大厅的中央。有几个人还让路给他。有些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别过头去，有些人则转身回避，好像他们认识这个人，但是却不喜欢他。突然，在大厅中央的炽亮灯光下，他显得高大起来。他那裹着头巾的脑袋向前伸，手臂则几乎不动，像是在听从天意登上了他的绞刑架。从他那微弯的膝盖、悬着的手腕、略显女性化的臀部看来，我现在已经看出他是个美国人。典型的美国男孩。他那副墨镜显然还不足以抵挡阳光，所以我看到他有一只手还拎着一顶遮阳帽。只有赌徒和四〇年代电影中的那些夜班编辑才会戴这种东西。他至少有六尺高，脚上穿的运动鞋，就和他的头巾一样洁白，而且走起路来无声无息。
他是个阿拉伯怪物？我在心里猜想着。
还是一个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人以前倒曾出现过几个。
他是不是喝醉，头脑不清楚？
或者他只是一个崇尚嬉皮风潮的战地游客，来到这个地狱般的城市中寻求刺激？
此时他已转身开始和接待员交谈，但是他的脸仍侧对着大厅，搜寻着他想打听的那个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的脸上和前额散布着一些红点，很像是麻疹或是天花，不过看起来要更明显。我推断那大概是在某个低级旅馆里被臭虫咬的，而他的脑袋可能曾经撞上一辆破车的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还是那副僵硬的动作，脸上毫无表情。他是故意的，他是个惯于受人注目的人。由于气恼，眼罩在他手中抖动。我坐着喝酒时，他透过墨镜茫然地看着我。之后有一个女人挽起了他的手臂。她穿着裙子，那个男孩的头巾可能就是她送的。他们来到我的面前，此时周围并无他人。
“先生！这位是索尔，先生，”她说——或许是叫默尔特，也有可能叫希德，不管是什么名字。“先生，他在问你是不是那位记者。”
我说是个记者没错。
“先生，那你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你是个编辑吗？先生，你有影响力吗？”
我带着不以为然的笑容告诉她，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什么影响力。我说我是做管理工作的，这阵子刚好到这里出差。
“你就要回伦敦了吗？很快就要回去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要提前暴露你的行程。“很快。”我向她透露，虽然事实上我打算第二天再回到南边去。
“先生，索尔能和你谈一会儿吗？只是谈谈而已？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个在西方报界具有影响力的人谈谈。他觉得在这里的记者们对这里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于是就变得麻木不仁了。索尔需要一个外来的声音。”
我挪出空位来，让她坐在我身边，而索尔则慢吞吞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这个穿着长袖足球衫，扎着头巾，浑身包得密实、沉默寡言、外表整洁的男人。他终于坐了下来，将手腕放在膝盖上，并用双手拿着那顶遮阳帽。然后他长叹一声，开始轻声地对我诉说。
“先生，这是我写的东西，我想请你把它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他的声音听来十分轻柔，却显得极富教养而彬彬有礼。但是就像走路那样，他说话时总是有气无力，而且相当简洁，好像每说一个字都会令他感到痛苦似地。透过他那副墨镜，我看见他的左眼比右眼小，而且眯成一条缝，不过并没有肿胀，也不像是被拳头打眯的，反正就是比另一只眼睛小，彷佛是从另一张不同的脸上取下来似地。而他脸上的红点既不是蚊虫咬的，也不是得了麻疹或擦伤。那些红点是伤疤，就像是轻武器在贝鲁特的一道墙上扫射过后的弹坑一样，因灼热和速击留下痕迹。那些伤疤也像火山口一样，周围的皮肤仍是翻卷起来的，并未愈合。
接着他便自动地讲起了他的故事。他是一名志愿救援人员，奥玛哈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他相信和平。他是科尔尼奇附近发生的一场爆炸的受害者。那里有家美国人常去的阿克巴餐馆是受灾最惨重的地方之一，几乎已经全毁，你们应该过去看看。这场灾难是汽车炸弹所引起的，而这玩意儿最让人头痛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汽车炸弹更让人胆颤心惊的了。
我说我知道这点。
除了他之外，那家餐馆里的人全都被炸死，而离墙最近的人更是被炸得身首异处，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丝毫未察觉他所描述的情景已勾起心中那可怕的梦魇。而现在他既然写了这篇文章，他觉得他应该将这份攸关和平的温和呼吁公诸于世。他必须将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这会带来某些帮助，而且他希望能在本周末或星期一就见报。他愿意把自己的稿费供作慈善事业之用，并且估计稿费大约会有两百美元，或是更多一点。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笔钱仍能为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先生，我们需要中止。”在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打字稿时，他以死气沉沉的声音解释道。“中止以求调整。也就是停火找出一条折衷之道。”
一个受炸弹惊吓而极欲寻求和平的人会对一个冒牌记者提出一项绝望的主张，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发生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旅馆里，才显得不足为奇。然而我还是许诺尽力而为。在我与我等待的人办完事之后——当然，他一无所知，而且什么也没听到，但是，如果我能和泰尔的阿斯米上校通话，或许就能打听到一些消息也说不定——我回到房间，在身边放了一杯酒，然后便开始阅读他所提供的资.99lib.料。之后我决定，只要它有任何可能出版的机会，返回伦敦后我一定会在熟人无数的报界找个朋友，就算是硬逼也要叫他将这篇文章刊登出来。
这是一篇悲壮的文章，很快地就令人不忍再往下读了，全文虽然散漫，却充满了真情挚意，呼吁犹太人、基督徒、回教徒应共同为自己的母亲和子女着想，彼此亲爱，相濡以沫。它坚持采取折衷立场，并举出了历史上许多错误的先例。它提倡一种新宗教，“就像圣女贞德当年所赋予我们的精神一样，只是当时英国人想阻止她，所以就将她活活烧死，全然不顾她的呼救及群众的意愿。”他说，这种伟大的新兴运动将会：“使闪族在友爱和宽容之中团结一致。”接着文章便失去条理，动辄使用大写字母、划线以及一长排的惊叹号。因此在我快要看完时，文意已经与原来的主旨大相迳庭，反而变成在谈论“坐在墙边的那一家人，包括小孩和祖父母，离爆炸点最近”，以及他们如何被炸得血肉横飞，并且这种描述不只一次，而是反反覆覆地一直出现，每一次都让索尔重温一遍那段痛苦的记忆。
突然地，现在变成了我在替他写这篇东西。写给她，安霓。我先是在心中想着，然后就开始在他那篇文章旁边的空白处写起来，接着我从公事包里取出一张A4的纸，很快地就写满了一张，接着我又拿了一张来写。我浑身汗流浃背。这就是贝鲁特的夜晚，此刻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但是却有一股潮湿的、让人发痒的热气从山边传来，此外还有一片如硝烟一般的邪恶灰色迷雾，弥漫整个海面。我一边写着，一边纳闷她是否还会打电话来。我就像一个饱受炸弹惊吓的男孩，正在写信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的——正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感到沮丧——都是些矫柔造作的垃圾。我只不过是在宣示乖张的爱意，絮叨着滥情的感慨，装模作样地谈论着人类罪恶不断地进行着恶性循环，以及人类总是找藉口做坏事。
中止，那个孩子曾经这么说。中止以求调整。停火。我将他的话写了进去，同时也把安霓写了进去。我告诉他们，人类冲突史上仅有的中止，并不是为了调整以求折衷，而是为了变本加厉，中止只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再度分裂，为了要使杀手和受害者找到彼此，使贪婪和剥夺重新凝聚。我像是关心社会福利的一个感情用事的自由派人士，写下了这些东西，而当我早上醒来看见散落在威士忌空酒瓶周围的手稿时，竟无法相信这是我认识的自己所写的。
所以我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它们放进洗手盆里烧掉，然后捣烂灰烬，倒在厕所里，冲入贝鲁特那条塞满尸体的下水道。做完这件事以后，我惩罚自己沿着码头快跑，尽可能地快跑，好把追在我身后的一切甩掉。
我跑向了汉森，跑离自己，但是在这条路上我还得停一次。
我要找的那位德国女人布丽塔，原来是住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之中。她住在一处阴暗的营地里，离一个叫里维姆的村落不远。营地周围有耕地，同时并架设了双层铁丝网，此外每个转角都有了望塔，上面有人站岗。这个营地里除了她之外，是否还关着其他的欧洲囚犯，我就不得而知了。她仅有的伙伴是一些年轻的阿拉伯女孩，主要都是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萨走廊的贫穷村落。她们都是禁不住那些巴勒斯坦同志的劝说或胁迫，而对那些令人痛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残酷的行为，而她们所做的大多是在市场里安置炸弹，或者是将炸弹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里。
我乘坐吉普车从贝尔谢巴赶到那里，替我开车的是一位年轻而又英勇的情报上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那位古怪的温盖特将军的训练，因而成为一名夜间突袭队员，那时正值英国托管时期。这位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曾经光着身体蹲在营帐里，藉由烛光在沙地上草拟作战计划。每一个以色列军人似乎都很喜欢谈论自己的父亲，然而英国人却只有极少数才会这么做。托管期过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看清我们了，因为我们还是没变：仍然是反闪族、无知、帝国主义者，例外的人数恰好可以使我们全体得到救赎。迪莫纳，这个以色列人储藏核子武器的所在地，就在这条路的前方。
我那种不踏实的感觉不但没有远离，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彷佛我已经失去了干我们这一行不可或缺的那种对一切置身事外的本领。我对自己和别人的感觉似乎并非来自我的客观检视，而是诉诸于主观思想。在黎巴嫩，如果你卸下了心理武装，就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产生一种非理性的仇恨。而我对这种病下了一帖猛药。当我在泥泞不堪，恶臭四溢的残破营地里蹒跚跋涉，或是蹲在堆满沙袋的陋室里时，我努力相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闭上了他充满仇恨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寻求报复的渴望是永远不会停歇的。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我虽然是从赛普勒斯飞过来，但毕竟我是在几个小时前才刚离开黎巴嫩，因此身处当地所得到的感受或许此时仍在我脸上有迹可寻。
“你见过阿拉法特了吗？”在我们沿着笔直的公路行驶时，他露出不太高兴的笑容问道。
“没有。”
“为什么不去见见他呢？这家伙人不错。”
我未置可否。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告诉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透过伦敦方面的竭力游说，我才有机会与她会面，不过我的主人们当然不会让我和她单独交谈。
“我们认为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谈谈她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你凭什么说他会这么做呢？”
“那个男人遗弃了她，所以她很气他。”
“她的男朋友是谁啊？”——好像他毫不知情似地。
“他是个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共和军中担任副官。他指派任务给投弹手，同时并勘察目标，补充装备。布丽塔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时曾与他秘密同居。”
“结果就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呃？流落巴黎街头？”
“是的，就和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是什么时候抛弃她的？”
“六个月前。”
“也许她气已经消了。也许她会叫你见鬼去。对布丽塔这样的女孩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实在够长了。”
我接着问上校，她在监禁期间话多不多。这个问题我提得非常婉转，因为以色列人至今仍未说出他们抓了她多久，而且也没说他们起初是怎么抓到她的。有着一张方脸和深棕色皮肤的上校是祖籍为苏联的移民，在他的短袖卡其上衣上别有降落伞状的空勤胸章。他只有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于特拉维夫，并且与一名摩洛哥的犹太女子订了婚。他的父亲也就是那名夜间突袭队员，现在则成了一名牙医。这些事都是在我们一开始认识时，他就用那口带有喉音的漂亮英文告诉我的。
“说话吗？”他又对我凄然一笑以回答我的问题。“布丽塔吗？这位小姐打从住进去以后，嘴巴就没停过。”
由于我对以色列对待囚犯的方法还有一点了解，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一想到我要去质询那个受制于他们的女人，我就不禁打了个冷颤。我曾在爱尔兰碰过这种事：一个被捆得密密实实的人用如同死人般的眼神瞪着我，然后什么都招了。
“是你亲自审问她吗？”我一边问道，一边注视着他那结实的前臂，以及有棱有角的下颚。我心里想着，或许他就是杰兹上校。
他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他好像想告诉我什么，可是旋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国家安全局的家伙，他们和布丽塔一样精明。他们肯花时间慢慢与她周旋，双方相处得还挺和睦的。”
我也曾听过这种“相处和睦”的说法，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一名眼睛布满血丝的线民曾在泰尔告诉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引诱她上钩的。而她现在已经离开了营区，和她新认识的男友赛德以及他的三位朋友，去了雅典。这些小伙子都很优秀，十分能干。他们打算击落一架飞抵雅典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于是设法弄到了一挺手提式火箭发射筒，并在飞机必经航线上租了一间房子。至于布丽塔的工作则是打扮成一个毫不起眼的欧洲人，站在机场的公用电话旁，手上并拿着一部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收音机，等飞机来时，她就把塔台的指示传达给埋伏在屋顶上的那群小伙子。我那个累得腰酸背痛的线民说，他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排练也进行得颇为顺利。但是当天的行动却功亏一篑。
我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自己想着这个故事的其他情节。我想着要是情报局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处理呢：两组人同时突袭屋顶和电话亭；目标飞机得到预警，机上空无一人地安然降落雅典机场：在飞机飞回特拉维夫时，那些恐怖分子都被拷在座位上。我怀疑局里会拿布丽塔怎么办，是审判她，还是用她交换利益。
“在雅典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小伙子怎样了？”我撇开伦敦方面叫我不要对这件事表示好奇的指示，直接问上校。
“小伙子？她不认识什么小伙子啊。雅典？雅典在哪儿？她只不过是个到伊拉特休假的无辜德国游客。我们绑架了她，逼她吃药，然后将她囚禁起来，而现在我们准备陷害她好做宣传。她要我们提出证据，因为她知道我们拿不出来。你还想知道什么吗？去问布丽塔吧，随你怎么问都可以。”
他的语气使我疑惑。而当我们走下吉普车时，我更是一头雾水了。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祝我好运。“她是你的啦，”他说。“祝你一切顺利。”
我开始对自己可能发现的一切有点畏惧。
一位身穿陆军军装的矮胖女人在她那间整洁的办公室里迎接我。我心想，监狱管理人员可真是从来都不缺清洁工。她是拉维上尉、布丽塔的看守人，不过似乎一点也不像。她说起英语来很像美国小镇上的小学老师，不过她的语气比较谨慎，速度也慢。她有一对闪亮的眼睛及灰色的短发，看来显得和蔼温顺。她长年累月在监狱里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然而当她把双手放在一起时，你又会觉得她应该去替她的孙子们织毛衣才对。
“布丽塔非常精明，”她略带歉意地说道。“由一个精明的男人来盘问一个精明的女人，有时真不太容易。先生，你有女儿吗？”
我不想让她摸清我的底细，于是便说没有。不过这碰巧也是实话。
“真是遗憾。请别在意，也许你还会有的。像你这样的男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么你很幸运。你可以用她的母语和她交谈，这样你就能对她有更深的了解。我和布丽塔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的英语像我去世的丈夫，他是美国人。而她说的英语则像她以前99lib.的男友，一个爱尔兰人。特拉维夫方面说你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还满意吗？如果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会向他们请示的——也许他们会同意。也有可能两个小时太长了，我们看情形再说吧。”
“你待人真体贴。”我说。
“很好？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好，也许我们太体贴了。不久你就会明白的。”
之后她叫人送来咖啡，还有布丽塔。这时我和上校在一张普通木桌的一边各自就位。
拉维上尉并没有坐在桌边，我推测这是因为她并非是参与这次谈话的一分子。她坐在门旁的靠背椅上，双眼下垂，彷佛是要欣赏一场音乐会似地。甚至当布丽塔由两名年轻女典狱官陪同走进屋内时，她也只是抬起眼睛，好看着三个女人经过她身边，然后走到屋子中央停下来。她们站在那里，一名女典狱官替布丽塔拉过一把椅子，第二名女典狱官则打开她的手铐。之后她们离去，而我们坐了下来。
我想描述一下从我坐的这个位置所看到的情景：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坐在桌子对面，拉维上尉那下垂的花白脑袋，则几乎位于布丽塔的正后方，只是略微偏左，她的脸上并挂着浅浅的笑容。在我们的整个讨论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那种表情与姿势，就像是一具蜡像。她那略带微笑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也未消失。她的姿态带着一种专心竭志的意味，所以我怀疑她是不是想从谈话中努力地听出一些词语和单字。也许对意第绪语和英语的了解，可以帮助她听懂一些话；因为布丽塔是个不来梅女孩，能说一口清晰纯正的德语，因此她的话比较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地，布丽塔是她那个民族中的一个优秀典型。他们会说她长得“金黄的像面包一样”。她的身材修长，肩膀宽阔，发育良好，湛蓝的大眼睛目空一切，下颚则显得坚实而充满魅力。她和莫妮卡年龄相当，身高接近；而我禁不住揣想着她也和莫妮卡一样性感。当她一走进来时，我原先怀疑他们虐待她的念头便完全消失了。她的举手投足宛如一位芭蕾名伶，但是却比大多数舞者更加慧黠与世故。如果她穿上网球装或是阿尔卑斯山的农家少女服装，一定会显得绰约多姿，而我怀疑这两种服饰她都穿过。就算是这一身囚衣，也无法遮掩住她的美貌；她用了某种材料替自己编了一条布腰带系在腰间，并将一头金发梳理整齐披在肩上。当双手被松开后，她的第一个动作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行了一个女学生式的屈膝礼。她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我根本来不及分辨她是出于嘲讽还是尊敬。她握起手来像个男孩似地，十分有力但是却迟未放手。她并没有化妆，不过此刻也没有这个必要。
“我能蒙幸会见的这位先生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她问道，她若不是真的彬彬有礼就是在故意恶作剧。
“我是一名英国官员。”我说。
“请问尊姓大名。”
“那并不重要。”
“但是你的确是个大人物啊！”
囚犯们被带出牢房时，起初都会胡言乱语一番，所以我很谨慎地回答她。
“我正和以色列人一起研究你这件案子。你只要了解这些就够了。”
“案子？我是一件案子吗？真有意思。我还以为我是一个人呢。请坐，无名氏先生。”说罢她也自行坐下来。
就如我描述的那样，我们都坐了下来。拉维上尉的脸被布丽塔遮住，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上校并没有站起来和布丽塔打招呼，就算现在她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没看她一眼。他好像突然变得不抱任何希望。他看了一下手表。他的手表是用纯钢做的，就像是他戴在棕色手腕上的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光滑白皙，不过另外多了一道手铐磨出的红印。
她突然为我上起课来了。
她毫不犹豫地开始，彷佛又重执教鞭。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的确是如此，因为我马上就明白她曾为每个人——或者说是每个被她视为资产阶级的人——用这种方式上过课。她说她要发表一项声明，并且希望我能将它转达给我的“同僚”，她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因为她觉得有关当局对她的地位不够重视。她是战俘，就如同任何落入巴勒斯坦人之手的以色列战俘一样，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是此处的一名游客，她从未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然而现在却只是根据一些他国捏造的证据，她就被逮捕了，这根本是处心积虑地要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展开挑衅。
我忍不住笑出声，结果使她支吾起来。她没有想到我会发笑。
“可是，注意，”我表示反对。“你如果不是战俘，就应该是一名无辜的游客。你总不能又是战俘，又是游客吧。”
“这是场无辜者与犯罪者之间进行的战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然后继续上她的课。她说，她的敌人并不只限于犹太复国主义，还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统治原动力、对自然良知的压迫以及佯装“民主”的那些专制制度的持续不衰。
我再次试着打断她的话，但是这次她并未受影响，仍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她向我引述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她谈到青春期的儿子们会反抗他们的父亲，然而当这些儿子自己成为父亲时，又会拒绝接受这种叛逆的行为。
我瞥了上校一眼，不过他似乎是在打瞌睡。
她说她和她的同志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就是要扼止这种自发性的镇压以各种形式不断循环展现——为屈从物质主义而出现的劳力奴役化，“进步”本身所蕴含的压迫性本质——以便让真正的社会力量如同性爱的能量那样迸发出来，创造出崭新而又纯洁的文化。
“我对这些没有任何兴趣，”我提出抗议，“请暂停一下，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行为有两种明确的目的——她接着说道，根本不理会我的发言——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破解资产阶级唯物论者的各种阴谋诡计；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教导世上那些了解光明意义的堕落人们。换句话说，就是要引进催化的力量，唤醒人类中最受压迫阶层的意识。
她希望能够补充说明他虽然不信奉共产主义，但是和资本主义相较之下，她倒是比较喜欢共产主义的教条，因为共产主义坚决否定自我理想，而这种观念正是利用物质来构建人性的监狱。
她赞成性爱自由——对那些需要的人来说——吸毒可视为是发掘自由本性的途径，而这种本性正与气势汹汹的宽容所阉割的非自由本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转身面对上校。审问跟其他任何事一样，也有一套规矩。“我们非得继续听这些胡言乱语吗？这位女士是你的囚犯，可不是我的。”我说道，因为我不能越权审问她。
上校把头抬高，他正好可以用不以为然的眼神瞥见她。“布丽塔，你想回到下面去吗？”他问她。“你想过几个星期有面包和水的生活吗？”他的德语像他的英语一样，有点怪腔怪调的。此时他突然显得较为老成而有智慧。
“谢谢，我还有话要说。”
“如果你要待在这儿，那你就回答他的问题，否则就闭嘴，”上校说道，“一切由你决定啦。你若想现在就走，我们倒是无所谓。”他对拉维上尉说了几句希伯来语，拉维上尉于是点了点头。之后一名阿拉伯囚犯用盘子端来咖啡，上面还有四个杯子和一碟甜饼。他温顺地递给我们和拉维上尉一人一杯，然后将饼干放在桌子中央。大家都有点无精打采。布丽塔伸手去拿饼干，懒洋洋的姿态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然而此时上校也将手伸向桌旁，正好赶在她之前将碟子端走，不让她吃。
“那么请问你想问些什么呢？”布丽塔问我，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你希望我把那个爱尔兰人交给你吗？无名氏先生，我这个案件还有什么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的？”
“如果你能把某个特定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太好了，”我说。“你和一个叫希默思的男子同居过一年。”
她觉得很有趣。我替她开了个头。她端详着我，像是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似的。“与他同居？这是夸大其词。我只跟他上床睡过觉而已。和希默思在一起只是为了性的乐趣。”她顽皮地笑笑解释道，“他唾手可得，只是一件用具。我得说，是一件很好的用具。而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吗？有时会有另一个男孩和我们一起做爱，有时也许是个女孩。我们玩着各种花样。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和‘什么’没有关系？”我问。
“和我们的工作。”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向你介绍过我们的工作了。我已经告诉过你它的目标以及动机了。人道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非暴力。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有时最崇高的目标只能以暴力的手段来完成。你知道吗？性爱也可能是非常暴力的。”
“那我请问你，希默思涉及的又是那一种暴力手段？”我问。
“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恶意的行为，而是人民有反抗压迫势力的权利。无名氏先生，你是这些势力的一部分，还是赞成一切顺其自然呢？也许你应该解放自己，加入我们才对。”
“他是个专搞破坏的投弹手，”我说。“他炸死了无辜的人们。而他最近的目标是英国南部的一家酒吧。他杀死了一对老夫妻，还有酒吧的酒保和钢琴师。我向你保证，他从未解放过任何一个受到蒙骗的工人。”
“无名氏先生，这是个问题还是声明？”
“我是想请你告诉我他的行动。”
“那家酒吧靠近一个英国军营，”她答道。“它为法西斯的压迫势力提供了军事设施和娱乐。”
她那冷酷的双眼再次顽皮地盯着我。我是否说过她妩媚动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有什么动人之处？此时穿着白棉布囚衣的她是一名囚犯，但是却没有一丝悔恨之意。我可以感觉得到，她全身都充满了警觉性，而她也知道我已察觉到这一点，而正是我们之间的泾渭分明吸引了她的注意。
“我的部门考虑在你获释时给你一笔钱，如果你要我们将它付给你所指定的人也可以。”我说。“他们希望得到确实的情报，以便逮捕你的朋友希默思，将他定罪。他们对他过去的罪行很感兴趣，还有他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他的秘密地址、与他接头的人，及他的习惯和弱点等等。”她等着我往下说，所以——也许不够聪明吧——我真的这么做了。“希默思不是英雄。他是一头猪。他也不是你说的那种猪。他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猪。从小就没人亏待过他，他的父母都是有修养的人，在道恩郡开了一家烟草店。他的祖父服务于警界，而且是名很优秀的警察。希默思以炸人为乐是因为他身心不健全。这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粗暴地对待你们的原因。他只有在折磨别人时才会觉得自己存在。其余的时间内，他只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她仍然平静地凝视着我。
“无名氏先生，你身心健全吗？我认为你也许并不健全。做你们这一行的，这样算是正常。无名氏先生，你应该加入我们这边。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接受训练。我们会帮助你转变。那样的话你就会身心健全了。”
你们必须知道，当她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故作姿态。她还是那么盛气凌人，镇定自若，甚至非常亲切。她身上的恶作剧细胞非但根深蒂固，而且经过了颇为巧妙的伪装。她有一种自然而又健康的笑容，常在说话时展现出来。在她身后的拉维上尉继续沉浸于回忆之中，也许是因为她并不了解我们在谈什么。
上校质疑地瞥了我一眼。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说清楚，于是就从桌上抬起手来，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上校跟拉维上尉说了几句话，之后拉维便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像是她辛苦准备了一顿饭菜，结果却又被原封不动地收走。她按了一下铃，召来警卫。布丽塔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便伸出双手让别人替她戴上手铐。
“无名氏先生，你们考虑给我多少钱？”她问道。
“一分钱也不给。”我说。
她又向我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由两名警卫陪同走向门口。她的臀部在囚衣里摆动着，这使我想起莫妮卡裹在睡衣里的臀部。我想她会再说几句话，但是她没有。也许她知道今天她已胜了，而任何多余的举动只会破坏这个效果。上校跟着她走出去，于是我便独自和拉维上尉待在屋里。她脸上仍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
“嗯，”她说。“现在你应该多少了解听布丽塔说话是什么感受了。”
“我想我了解了。”
“有时候我们谈太多了。或许你应该和她说英语。只要她说英语，我就可以和她沟通，多给她一点安慰。她是个人，是个下狱的女人。你该知道她心里其实非常痛苦。她很勇敢，但是只要她对我说英语，我就会听她的话去履行我的职责。”
“那么当她对你说德语时呢？”
“既然她知道我听不懂，她说德语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她真的说德语——而且假设你又能听懂呢？那又怎样？”
她的笑容变了，而且略带羞色。“那样的话，我会吓坏的，”她用缓慢的美语答道。“我觉得如果她命令我去做什么，我会忍不住照办。但是我不会让她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让她命令我呢？我不会让她对我行使这个权利的。我说的是英语，而且我才是主子。你知道，我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两年。”她仍面带微笑，然后操着德语，咬牙切齿地用集中营囚犯的低声口吻说道：“你知道吗，有人竟从她的声音里听见了如此可怕的回声。”
上校站在门口等我。当我们走下楼梯时，他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这次我知道为什么了。
“她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时都是这副德行吗？”
“你是说拉维上尉？”
“我指的是布丽塔。”
“当然。对你更是如此，就是这么回事，也许因为你是英国人吧。”
我心想也许是吧，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英国人的特征而已。也许她已经看出来我很容易被人引诱上钩。但是不管她是否已从我身上看出什么，她已经替我心中至今存有的迷惑作了结论。她明确地表达出我那种试图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溜走的世界的心境，以及对每种偶然出现的争论和欲望所抱持的疑虑。
就在那天晚上，当英国大使馆在海兹丽亚举办的热闹外交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我收到了搜索汉森的命令。
第九章
恩尼斯特·派利格鲁正在询问斯迈利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每一个来到萨勒特的人，迟早都得面对他的这种质问，而他的问题内容总是差点让人勃然大怒。他是个问题孩子，父亲是个远赴西非布道的英国传教士；不过他也确实是情报局应极力网罗的那种人才——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优越的语言能力。他和平常一样，独自坐在幽暗的书房后方。他将瘦削的面庞往前伸，一只手臂抬了起来，彷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刚开咍时，他的问题还满有条理的，可是后来就变成了长篇大论，极力指责英国对那些曾被它奴役过的臣民漠不关心。
“是的，嗯，我认为我相当同意你的观点。”当斯迈利听完派利格鲁的一席话后，竟然如此亲切地说道，实令大家感到惊讶。“不过恐怕这个问题的答案会令人伤心不已。冷战意外地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种替代性的殖民主义。在某方面我们务实地放弃了所有独特的国家认同，以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我们心中那种殖民者的幻觉与迷思，我们花钱买通，以得到缓刑处置。更糟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有样学样。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我们的鼓励，不过很自然地，他们也会很乐意接受这份鼓励。”
这种相同的论调汉森已经说过，所使用的措词也大致相同。但是斯迈利说这些话时，丝毫不失他的温文尔雅，而汉森却是用他那充满愤恨的双眼恶狠狠地瞪着我；他眼中的怒火乃是由他已逃离的那座赤色炼狱所燃起。
我从以色列搭飞机来到了曼谷。这是因为斯迈利拍电报告诉我汉森已经疯了，而且他又知道太多的秘密。电报上注明：自行译电，由特拉维夫站长转交。那时斯迈利负责情报局的安全工作，头衔则是副局长。不管我在何时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总是在东奔西跑，以防堵接连发生的泄密事件和丑闻。热浪侵袭下，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卖力地阅读由专人送交给我的一叠档案资料，然后我又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安慰梅贝尔。她出马竞选我们那里的女子高尔夫球队会长，结果在最后一刻失利，她因而怀疑其中另有阴谋。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梅贝尔。也许是她率直的说话方式让她们受不了吧。我尽力地安慰她。我告诉她连我在情报局所得到的见闻，都无法与肯特郡那些太太们的诡计相比。我答应她等我回去后，会给她一个美好的假期。不过我忘了提出该去哪儿了，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度过假。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了一种我曾十分熟悉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因为我们曾经启用过不少这样的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而班也是一个实例：我们都是混血的英国人，都把情报局当成是自己的国度，并赋予这个国度许多它本身不曾具有的素质。
汉森就像我一样，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斯迈利为什么会挑中我的原因。汉森是在德国占领荷兰的那个漫漫长夜里出生的，之后并在代尔夫特教会的影响下长大成人。他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公司的柜台职员；当战争爆发时，她的英国父母曾敦促她跟他们一起回伦敦去，但是她拒绝了这项要求，反而选择嫁给教会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以后，这名牧师被德国的行刑队处决，留下身怀六甲的妻子独自谋生。之后她便将生死置之度外，投入了建立一条英国逃亡路线的工作。战争结束时，她已经成为一个组织完善的间谍网的负责人，拥有自己的联络管道、线民、秘密联络点，以及所有必需的装备。
至于幼儿期的汉森是如何与耶稣会的人凑在一起的，档案里并没有说明。也许是他母亲改变了信仰吧。那时还是苦难的年代，基于权宜之计，她有可能会放弃自己的新教信仰，以便让她的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她或许是在心里盘算着，让他成为耶稣会的信徒吧，这样他们就会传授他知识。或者，她早就察觉出日后主导汉森一生的那种善变个性，于是决定让他接受一套较刻板的宗教教规，而不是那种随和的清教徒生活。如果她真是这么想，她的决定显然是明智的。汉森拥抱这样的信仰，就像他拥抱其他的事物一样，怀着无比的热情。修女和他在一起，修士也和他在一起，神父接受他，学者也乐意与他为伍。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学有所成，而且信仰非常虔诚。不过由于还是一名见习修士，因此他便启程前往印尼的一所耶稣会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生活方式，活动范围广及苏门答腊、摩鹿加、爪哇等地区。
像大多数的荷兰人一样，汉森似乎天生就热爱东方。善良的荷兰人就像海涅诗中那棵知名的松树一样，只要站在他们那个平坦小国的海岸边，就能从寒冷的海风中嗅出亚洲柠檬树和茶叶的芳香。更何况汉森来到了亚洲，亲眼目睹了一切，所以自然就被同化了。佛教、伊斯兰教，居住于最偏僻之处的野人所保有的各种仪式和迷信——他对这些东西如痴如醉，而当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狂热也更形强烈。
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许多语言。他的母语是荷兰语和英语，于是他毫不费力地就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可驾驭坦米尔语、高棉语、泰语、梵语，以及相当程度的广东话。他经常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数百哩，以探寻失传的方言与各种仪式之间有何关联，他写了许多报告，内容涵括哲学、婚嫁仪式、启蒙或是猴群等。他在深山丛林中发现了被人遗忘的庙宇，并赢得了耶稣会禁止他接受的奖赏。在无所畏惧地探索、访查了六年之后，他已经不再只是耶稣会具以成名的那种学院派展示榜样，同时也成为一名正式的神父。
但是很少有秘密能被隐瞒六年之久。逐渐地，有关他的传闻开始出现：汉森是个猎艳高手；汉森的口味；汉森的女人俯拾即是。
这些谣言扩散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让他无法收拾。事实上，一旦他们着手调查，就立刻发现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处可以幸免，所到之地，处处留情。走到哪儿他都有女人——甚至还有一、两个男孩——呃，就我对世界各地神职人员的了解，各种教规多半都是禁止犯下这种过失的。
就如同他们所发现的，汉森竟然就这样无视于教会的存在，肆意放纵自己在每一座村庄、每一条粗陋的小街道，乐此不疲地拈花惹草达十多年之久，而且所交往的都是那些在西方标准下，几乎没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圣餐礼，更别说是拥抱婚姻的女子。如此放浪形骸的行径突然让汉森变得完全站不住脚，难获支持。面对汉森如此持久而又执迷不悟的罪行，他的上司感到哀戚甚于愤怒。他命令汉森返回罗马，并赶在他抵达之前先寄了一封信给耶稣会的会长。他告诉汉森，他可能得从罗马启程前往西班牙的洛约拉，在那里合格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克服那些令人遗憾的弱点。从洛约拉出来以后——呃，一切重新开始，也许他会被派到另一个不同的地方，再待个十年。
但是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汉森固执地拒绝离开这个他已归化的地方。
无可奈何之际，他的教长将他赶到偏远山区里——一个由一位信奉传统教义的神父所管理的教会去。汉森在那里遭到不人道的软禁，而且被当成疯子似地遭人监视。他不许踏出房子一步，不许看书，不许写字，没有同伴谈心，连发出笑声都不可以。就如同人们对高处、寒冷、死亡的反应各有不同，遭受囚禁表现出的反应也因人而异，汉森感到极端地痛苦，三个月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当他的教友护送他去做弥撒时，他将其中一人推下楼梯，另一个则仓惶而逃。之后他逃向雅加达。身无分文也没有护照的他，就这样一头栽进了他所熟悉的妓院。那些妓女们对他百般照顾，他则以充当男妓及保镳予以回报。他送啤酒，洗杯子，赶走刁蛮之徒，听取其他人的忏悔，以助人为乐，而且常和一群孩子在后院玩耍。当我看到他时，他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干起活来一点也不急躁，而且十分有条理。年方三十的他，欲望还是一如以往那么强烈。直到有一天，一如平常的冲动，他突然刮了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以整齐的仪容向英国领事表明了他的英国身分。
领事耳聪目明，而且一直都在为情报局工作。他听着汉森的自白，并且哼哼哈哈地问了一、两个问题。表面上他无动于衷，可是一转身他便立即行动。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具备有汉森那些天赋的人。汉森的任性根本未让领事感到迟疑。他喜欢这样的性格。他拍电报要伦敦方面提供汉森的背景资料，然后以一份三连式收据借给汉森一笔数目不多的现金——因为他不希望表现出太高兴的样子。伦敦方面送来了有关汉森母亲的资料，其中指出她曾是情报局的间谍，领事知道这个消息后，精神更是为之振奋。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仍然处于半知半觉的状态，这也就是说他知道——但是也许只知道一半，不过话说回来，他也可能完全不知——他目前与英国情报局的接触并不深入，而且也不够直接。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往那样闲不住的他，到了爪哇南部。此行表面上是去寻找古画，实际上他是去勘察共产党在当地的颠覆力量，以回报给领事。近来他把这些人看成是反基督的异教徒。年底时他带着全新的英国护照出发前往伦敦，虽然护照上面用的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我转而观看他那份简明的训练记录，涵盖时间达六个月。克莱夫·贝拉米，一个瘦削顽皮的伊顿毕业生，是当时萨勒特的负责人。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上写道，“实务执行能力极强，”“有一流的记忆力，反应敏捷，独立自主，但是必须严加管束。如果我的军舰上发生兵变，汉森将是我第一个鞭打的人。需要一张大帆和一位顶尖的管理者才足以驾驭他。”
我又阅读了他的作业记录，不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由于汉森仍是个荷兰人，所以总部决定维持现状，不理会他的英国身分。汉森为此大发雷霆，不过他们还是掌控了他。当时除了英国人本身，国外都把在海外的英国人看成没有影响力的美国人，所以总部可能会为瑞典人去杀人，会为西德人去行窃。即使是加拿大人，虽然他们很容易被当作乔装的对象，我们也还是对他们笑脸相迎。汉森回到荷兰后，正式和耶稣会脱离关系，并放出风声说要去中东找新的工作。那时西欧各国的首都设有二十多个研究东方的学术机构。汉森在这些机构中来回奔波，收获颇丰，到处都得到了承诺和保证。一家法国通讯社聘请他为特约通讯员，一家伦敦周刊则在总部的敦促下，为他安插了一份工作，而条件是他必须保持自由之身。渐渐地，他的掩护身分就这样被安排得天衣无缝了——有足够让他四处走动的理由，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他的财务状况扑朔迷离，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这几个老板到底付给他多少薪水。现在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着展开行动了。那时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而日益缩减，而美国人却正式介入越战，非正式地插手高棉战事，并且在寮国搞秘密战争。我们则扮演着不讨喜的随军杂役角色，乐意地向美国人呈献汉森的那些天分。
间谍工作的技术可以有很大的作为。它能拍摄农作物和战壕、战车和火箭发射台、轮胎印和驯鹿的迁移。它能探测苏联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四万尺的高空乘风翱翔的声音，也可以捕捉到中共某位将军打鼾的声音。然而它无法取代人类的理解力。它无法告诉你，高棉农夫在山地作物被季辛吉博士的轰炸机炸得粉碎时，心中作何感想；它无法得知当他们的女儿被卖到城里为妓时，当他们的儿子被驱离田野去为美国人操纵的军队打仗，或是为家庭的安全参加赤棉时，他们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它无法理解那些身穿黑色宽松衣裤的丛林战士——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由一个曾在法国大学接受教育、嗜血如命的高棉精神病患者所曲解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它嗅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所排出的乌烟瘴气，或是破译一支没有无线电的军队的密码。它算不出那些可以依靠步枪打仗和吃树皮与甲虫充饥的士兵有多少补给力量：也无法估量那些已经一无所有，只有指望赢得战争的人们有多高的士气。
但是汉森却做到了。汉森，这个已被同化的亚洲人，他能一个星期不带粮食四处奔波，潜伏在各个村落里，倾听村民们的窃窃私语，早在农民的抵抗势力将美国驻金边和西贡的大使馆闹得鸡犬不宁之前，汉森就已察觉到这股潮流的风起云涌。而且他还可以告诉轰炸机——他后来为了真的做出此事而深感后悔——他还可以告诉美国轰炸机群越共藏匿在哪些村庄里。他同时也是一名招募人员。他可以从社会各阶层招募帮手，并教导他们如何去观察，去倾听，怎么记忆，怎么报告。他知道该让他们了解多少状况，以及如何做到赏罚分明。
汉森就这样经年累月地在高棉北方所谓的“解放区”里从事他的工作，这里名义上是由赤棉统治。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从他所居住的村庄里消失了。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失去踪影，而且还带着村民们一起走。很快地他就被认定已经死亡，而这只是另一起丛林失踪案件。
汉森一直都被认为是死了，直到不久前，他却活着出现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
“奈德，不用着急，”斯迈利在打到特拉维夫的电话里，这么劝告我。“如果你想增加两天时间以适应时差，我可以接受。”
斯迈利这话的意思是：“尽快找到他，然后告诉我，我手上并非又多了一件大丑闻要处理。”
我们的曼谷站站长是一位秃头的小暴君——他蓄着八字胡，性情粗暴，名叫朗比罗。我对他向来没什么好感。情报局对五十岁左右的人几乎已经不抱指望了。大多数人的身分都已经暴露；也有许多人已经厌倦至极，心灰意冷，根本不再在乎自己的身分是否已经暴露。其他的人则投身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但是鲜少有人能长久地待在新环境里工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大千世界里的生活。但是有极少数的人——托比·埃斯特海斯和朗比罗算是其中数一数二的——能够耍花招要胁情报局继续利用他们所谓的资产。
朗比罗究竟有什么才干，我无从得知。不过我相信，那应该也是些下流的招数，因为如果要说他真有任何一项专长的话，那大概就是表现人类的卑鄙与堕落吧。有谣传指出他手下有几名贪污的泰国将军，对他忠心耿耿。另外还有谣传说他为泰国王室的某个成员执行了一项下流而且非他莫办的任务。然而不管这些传闻对他如何不利，五处的那些主管们却置若罔闻。“奈德，看在老天的份上，别乱说朗比罗的坏话。”斯迈利拜托我。“我相信他确实是个讨厌的眼中钉，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他。”
我是在我旅馆的房间里见到他的。对外界而言，我的身分是马克·西摩，一名会计师，因此我不想出现在大使馆或是他的居处。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而此时正是傍晚时分。朗比罗说起话来就像个伊顿人出身的出版业者。现在想想，他看起来还真像呢。
“我们会撞到那个混蛋纯粹是他妈的一个巧合，”他不悦地对我说道，“一个人当然派出他的探子耳听八方。他了解情况，也听说过别的案子。而且他并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愿意想到自己手下的间谍会被绑在柱子上，用牛车装着穿梭丛林间示众数周，让赤棉把他折磨得狼狈至99lib?极，所以你们别想逃避，要了解实情。你们那个亚洲人并不遵守业余拳击规则，这你是知道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彷佛我在反对他似地。他从汗渍斑斑的西装袖子里拉出一条手帕，然后用它轻按着脸上那看来颇为滑稽的胡子。“在那样被折腾一晚之后，你那名平庸的间谍会希望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能确定这些都是他所经历的事吗？”
“没有一件事能确定，老兄，那只是传言。如果那个混蛋连谈都不愿意和我们谈的话，我还能确定什么？我们如果想找他谈就得动用武力！就我所知，赤棉尚未打探到任何他的消息。永远都别信任荷兰人——在这儿不能——他们以为他们拥有这块鬼地方。其实汉森也不算是首开先例者，当事情变得难以收拾时，这些间谍通常都会隐匿起来避避风头，等到事情解决了，他们就会现身，回来要索他们应得的奖章及养老金，坐享其成，最后也还能以各种方法让自己得以全身而退。从他藏匿的地方来看，他根本没什么损失，还是过得好好的嘛。是达菲·马奇班克斯看见他的。你还记得达菲吗？他真是个好人。”
我的心往下一沉。是的，我记得达菲，当我在档案上看过他的名字后，我就将他牢牢记住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在香港一带活动。他喜欢干净俐落的交易，而且什么买卖都做。有几年，我们还曾误入歧途地资助过他的事业。
“纯粹是偶然，是的，对达菲来说纯属偶然。他临时搭机造访此地，而且就只停留一天，一天一夜，然后他就要重回太太的怀抱，栽进他的帐册中。经营海上娱乐事业的财团请达菲替他们在沿海地区购买一块约一百英亩的土地，而在完成这笔交易后，达菲就和他的一群生意伙伴去了那家色情餐厅——达菲对另外一家并无反感，从来都没有。那个地方叫快乐海，正处于红灯区的心脏地带。我听说他们去的这家可是一家高级娱乐场所。那里有单独的套房、可口的饭菜——如果你喜爱辛辣口味的话。交易采直接方式进行，而且小姐们绝对不会冷落你，除非你叫她们走开。”
朗比罗开始向我解释色情餐厅里的种种，语气中似乎在暗示着他自己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他说那里年轻的女服务生们，通常穿少许衣服或不穿衣服坐在客人中间喂饭劝酒，而那些男人则高谈生意经。此外，快乐海还设有一间按摩厅，一间迪斯可舞厅，一楼还有现场表演的戏院。
“达菲和那个财团达成了交易，接过支票，显得兴高采烈，所以他决定和一位小姐玩玩。条件谈好了以后，他们就进了小房间。那位小姐说她口渴，便提议来瓶香槟让她提提神怎么样？她当然得为店里多拉点生意喽——她们都是这样的。无所谓。达菲觉得反正自己手头阔绰，所以为什么要说不呢？于是那位小姐便按了铃，对着内线电话嘀咕了一阵，接下来达菲就看到那个该死的欧洲人拎着一桶冰块和一个托盘走了进来。他把东西放下，达菲给了他二十铢泰币，而后那个家伙便颇有礼貌未带笑容地用英语说了一句‘谢谢你’，转身走了出去。那是汉森。丛林汉森。那不是一张画像……而是他本人！”
“达菲怎么知道是他？”
“达菲看过他的照片，不是吗？”
“为什么他看过？”
“天啊，因为在汉森失踪时，我们就给达菲看过那个混蛋的照片了；我们曾把这张照片拿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整个东半球的人都看过了！我们并没有详述原因——我们只说，如果你们看见这个人，就通报我们一声。拜托，这是总部的命令，不是我的意思。其实我认为这样做不太安全。”
朗比罗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又替我们两人斟了一杯威士忌酒。“达菲赶回旅馆后，立即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是凌晨三点。‘是你要找的那个家伙。’他告诉我，‘什么家伙？’我说。‘是你让我看过照片的那个帅小子。那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他现在在一家快乐海妓院里当跑堂。’你知道达菲说话的方式，老是守不住秘密。所以第二天我就派亨利去探探情况，结果这个混蛋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想你已经听说这件事了吧？真是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过话吗？达菲问过他是谁了吗？说过什么没有？”
“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达菲这人忠诚可靠，可是我们的中坚分子呢，一直都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大厅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中国人，一名在掸族活动的国民党将军之子。他是我们在当地的主要间谍，虽然我怀疑他早就取得泰国警方的再三保证，并且挑拨双方互相敌对以从中牟取暴利。
矮矮胖胖的亨利，总是显得过分热情，红光满面，脸上老是堆着笑容。他在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项链，而且还随身带着一本夹有一枝金笔的漂亮记事簿。他的掩护工作是当翻译。我从未见过当翻译的会炫耀一本古姬牌的记事簿，但是亨利却不一样。
“你告诉马克，上个星期四晚上你在快乐海是他妈的怎么出丑的。”朗比罗气冲冲地说道。
“好的，麦克。”
“马克。”我说。
“好的，马克。”
“我给他的指示只是去看看。他只要做这件事就行了。”在亨利什么都还没说之前，朗比罗就粗暴地插嘴。“看看，四处打听，出来，打个电话给我。是不是啊，亨利？他只要碰碰运气，到处探查一下，看看能否找到汉森，如果真找到了，也不要接近他，先回头向我报告。这是一次不需实质接触的秘密侦查。探听之后，回报即可。现在你告诉马克，你干了什么好事。”
亨利说他先是在酒吧里喝了一杯，接着便去看表演。然后他叫人找来老鸨。匆忙赶来的老鸨，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那名老鸨是个中国女人，与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省份，所以他们一见如故。
他向老鸨出示了他那张标明自己是翻译者的名片。他说他正在为她的事业撰写一篇文章——介绍这里上等的菜肴、浪漫的小姐、高雅的享受与卫生标准，特别是卫生方面。他说他乃是接受德国一家旅游杂志的委托而来，这份杂志只推荐那些最好的场所。
那名老鸨信以为真，便带着他到四处参观。她带他看了雅座、餐厅、小房间，以及盥洗室等。她把他介绍给那些小姐们——而且还替他找了一个，不过他谢绝了——然后又带他去见了主厨、门房和保全人员，但她却始终未替亨利引见那个有着圆眼睛的大个子。亨利已经看过他三次了——一次是他托着一盘酒杯从雅座走向厨房，一次是他推着上面放着酒瓶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另外一次他从一道敞开的铁门走出，那个门显然是通往放置饮料的仓库。
“那位为你们拿酒的外国人又是谁啊？”亨利兴致勃勃地对着老鸨大声问道。“他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帐，所以才待在后面工作啊？”
老鸨也哈哈大笑起来。只要是为了反抗外族，或者说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就会很自然地团结在一起。“这个外族和我们的一个高棉女人住在一起，”她语带轻蔑地答道。在泰国人的眼中，高棉人的地位要比外族和越南人低。“他在这里遇见了她，并且爱上了她，所以他想替她赎身，使她变成一位淑女。但是她不想离开我们。所以他就每天带她来上班，然后待在这里，直到她下班回家。”
“他是哪一国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老鸨耸耸肩。这有什么差别？亨利穷追不舍地逼问她。一个外国人竟然会带着他的女人到妓院来，并且在她和其他男人作生意时去上酒，最后又带她回家上床？他坚持这实在太奇怪了，这个女人一定是非同凡响！
“她是十九号，”老鸨耸耸肩说道。“她在这儿的花名是阿曼达。你想点她吗？”
亨利受到挖出这条大新闻的激励，根本不愿改变话题。“可是那个外国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他是什么来历？”他兴致勃勃地大声问道。
“他叫汉森。他和我们说泰语，和那位女人说高棉语。但是你可别把他写进你的文章里喔，因为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替他改头换面。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改头换面，不会正面描写。那位小姐也爱他吗？”
“她情愿待在快乐海，和她的朋友在一起。”老鸨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看一眼。那时有一些没接客的女孩子，正懒洋洋地躺在玻璃门后的豪华躺椅上，她们的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全身一丝不挂。她们就在那儿吱吱喳喳地聊天，修指甲，或直愣愣地看着影像没调好的电视机。正当亨利观望之际，十九号听到了一声召唤，于是便站起身来，拿起她的小手提包和一件外套走出房间。她非常年轻。为了应付规定，许多女人都谎报自己的年龄——特别是一贫如洗的高棉人。而这位小姐，亨利说，她看起来还不到十五岁的样子。
就在此时，亨利的过分热情让他误了事。他告别了老鸨，然后把车子开进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在那里等着。凌晨一点钟一过，所有干活儿的人都陆续离去，而个子高出别人一大截的汉森也夹在人群中间，挽着十九号的手臂走出来。汉森和那个女孩子走到广场，往四处张望，想叫部计程车。此时亨利冒冒失失地把车开到他们身边停下。晚上的这个时候，皮条客和非法计程车司机的生意特别好，而亨利这两行都干过，所以对他来说这么做也是挺自然的。
“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他用英语喊道。“要我开车送你吗？”
汉森说了五哩外的一个贫民区的地址。谈定价钱后，汉森便和那位小姐钻进汽车后座，车子立即驶离。
现在亨利真的开始失去理智了。他为自己的计策成功而得意忘形，于是判定此时最佳的行动方案便是把这猎物和那个女孩一起送到朗比罗的家里，至于那时他为何要这么做，事后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那时他当然未让朗比罗有时间做好准备，甚至连他大概也没料到自己会有如此大胆的行动。他并不确定朗比罗是否在家，或者他会不会愿意在凌晨一点半时，和一个在地图上已经消失了十八个月的间谍交谈。然而那一刻亨利的大脑已经不是理性所能控制的了。他是一名间谍，而世上没有任何间谍从来不曾在一生中的某一刻里干过一件愚蠢之至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兴高采烈地问汉森，以希望能转移汉森对他往那个方向开车的注意力。没人答腔。
“你来这儿很久了吗？”
还是没人答腔。
“这个小姐真不错。非常年轻。非常漂亮。她是你的老相好吗？”
那个女孩子把头枕在他肩上。亨利从镜子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了什么，这使亨利感到更加兴奋。
“先生，你想找裁缝吗？二十四小时服务，很优秀的裁缝？我带你去吧。他真的是位好裁缝。”他猛然把车开进一条边街，继续朝朗比罗家的方向疾驶而去，在此同时，他还假装在找着他说的那名可怜裁缝。
“你为什么往西边开？”汉森首次开口说话了。“我不想往这边走。我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一点常识也失去了。汉森人高马大，而且又坐在后座，据有绝佳的战术位置，这一切使他胆颤心惊。如果汉森带了枪怎么办？于是亨利猛踩煞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大声说道，像是在求饶。“朗比罗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跟我来，不会有问题的，朗比罗先生会很乐意见到你的！”
这是亨利那天晚上所说的最后一段话，因为接下来他知道的就是汉森猛推他的驾驶椅，以至于使他的脑袋差点撞出挡风玻璃外。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之后他便抓起亨利，把他扔到马路的对面。一群已经睡着的乞丐因而吓了一跳，开始低声呻吟，吵吵嚷嚷。汉森大步走到亨利躺下的地方，狠狠地瞪着他。
“你告诉朗比罗，如果他来找我，我会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就带着那个女孩走到路上，想另外找一辆好一点的计程车。那个女孩还在打着盹儿，汉森则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话之后，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
我把他们遣走，并且告诉朗比罗明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说在采取任何行动以前，我要先好好睡一觉以调整时差。当我躺下时，睡意却顿然全消。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快乐海，并且买了一张五十美元的门票。我入境随俗地脱了鞋，而后没多久，只穿着袜子的我便来到了亮着霓虹灯的小房间，凝视着十九号那张毫无表情、浓妆艳抹的脸庞。
她披着一件其上印着老虎图案的外套，而外套从她脖子以下的部分都是敞开着的，里面则未着寸缕。她脸上的日本妆化得挺浓的。她冲着我笑，并迅速地将手插进我的裤裆里，但是我把她的手放回她身边。她如此单薄的身子，竟能从事这份工作，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她的腿比一般亚洲女孩修长些，而且她的皮肤十分苍白。她揭去外套，而且在我还来不及制止时，便跳上了那张老旧的长沙发。她摆了一个自认为相当诱人的姿势，抚摸着自己的身体，并发出欲火中烧的呢喃。她滚到一边，翘起臀部，黑发从她的肩膀落下，正好让她那对娇小的乳房露了出来。在我还未走向她之前，她已仰躺在沙发上，对我叉开大腿，抬起屁股，称我为“亲爱的”，还说“请吧”。她从我身边扭转开，以便让我欣赏她的背面，而且仍然叉开双腿引诱着我。
“坐起来。”我说道，所以她就坐了起来，再次等我走到她身边。
“穿上你的外套。”我说。
她似乎没弄懂，于是我就帮她披上外套。亨利替我用高棉语写了一张便笺：“我想和汉森谈谈，我可以替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证件。”我把便笺递给她，然后端详她阅读时的神情。她识字吗？我无从而知。我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汉森的姓名。她接过了信封然后打开来。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语气并不柔和。信封里还装了两千铢。
“身为弗农神父的老朋友，”我在信中使用了他所熟悉的暗语写道。“我必须向你提出忠告，你已违反了你和本公司所签订的合约。你殴打了一名泰国公民，而且你的女友又是一名非法的高棉移民。我们除了将这个情况报告有关当局外，别无选择。我的汽车就停在对街。把信封里的钱交给老鸨，做为你今晚的外出费，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带着那封信离开了小房间。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走廊上有多么地嘈杂：刺耳的音乐，无力的笑声，充满情欲的语言，此外并夹杂着水管流水的哗啦声。
我没锁上门，而他和那个女孩就这样并肩坐在后座。不知怎地，对他把女孩也一起带来，我并不觉得意外。如我所知，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形容已略显憔悴。在昏暗之中，他那黑色的胡须，凹陷的眼睛以及紧紧抓着后座椅背的扁平双手，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他从前所崇拜过的某位圣徒，而不是档案照片里的那个人。那个女孩依偎在他怀中瘫坐着。我们开了不到一百公尺，却忽然下起一阵倾盆大雨。于是我把汽车开到路边停下，然后我们就盯着大雨淋漓的挡风玻璃，看着阵阵积水涌进了排水沟和下水道。
“你是怎么进入泰国的？”我用荷兰语大声说道。大雨倾盆的落在车顶上。
“我走过来的。”汉森用英语答道。
“你从哪儿过来的？”我也用英语大声说道。
他提到一个小镇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奥兰尼亚·普拉瑟”。后来大雨停了，我接连着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个女孩仍在打盹儿，汉森则保持着猫一般的警觉与沉默，坐在她身边守护着。我挑选了一家曾在曼谷国民报上登过广告的海滨旅馆。我想让他远离他所熟悉的环境，将他带进一个我能控制的地方。我拿到了钥匙，并且预付了一夜的租金。汉森和那个女孩子跟着我走上一条通往海滨的水泥路。那些平房面对着大海呈半圆形分布，我订的那幢是在另一头。我先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然后是那个女孩。我将电灯打开，启动空调。那个女孩在门旁踌躇着，但是汉森却大剌剌地脱掉鞋子，跨步来到房间中央，以那双凹陷的眼睛扫视四周。
“坐吧，”我说。我拉开冰箱的门，“她想喝点什么？”我问道。
“给她一罐可口可乐，”汉森说。“还有冰块。里面有没有莱姆果？”
“没有。”
他看着我跪在冰箱前。
“你呢？”我问。
“水。”
我又开始在冰箱里找玻璃杯、矿泉水和冰块。在此同时，我听到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个女孩子说话。她先是反对，但是汉森说服了她。我听到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出来。我站起身来，看见那个女孩子蜷缩在那张靠墙的长沙发上，而汉森正弯腰替她盖好毛毯。之后他关掉上方的壁灯，并且用指尖碰了一下她的脸蛋，然后大步走到法式落地窗前，眺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悬挂在地平线的上空，漆黑的乌云飘过天际朝山头前进。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马克。”我说。
“马克是你的真名吗？”
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乃是来自直觉。当我看到汉森那眺望着大海的身影映照在落地窗上，而月光将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上的线条一一勾勒出来时，我知道这位离经叛道的神父此刻已指派我听取他的告解。
“随便你叫我什么都可以。”我说。
你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有力却又不安的声音说着英语，语调浑厚，却带着惊悸之情，就好像说话者从未料到他会听到自己说出这些话。他说话时并带有些微东印度及荷兰的口音。为了给暗渡陈仓者方便，平房里没有开灯，只有游泳池和水泥假山处有些微光线。在这些俗不可耐的建筑物以外是一片壮阔而又宁静的大海，水波月影，星光在水中闪烁着。两个渔民站在舢舨上，往水里撒下鱼网，然后又慢慢地拉上来。
你们必须将焦点集中在汉森那副憔悴而魁梧的身影上。他光着脚在房间里徘徊，一会儿驻足于法式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接着又静悄悄退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总是那些声音，一会儿怒不可抑，一会儿喃喃低语，有时微微颤抖，有时又像他的身体一样，得歇上几分钟以养足精神去接受另一次考验。
那个高棉女孩裹着毛毯躺在沙发上，头则枕在弯曲的前臂上，这种睡姿大概是亚洲式风格吧。她醒着吗？她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她在乎吗？但汉森很在乎。每当从她身旁经过时，他都要俯视她一眼，或者理一下她颈边的毛毯。有一次他在她身边蹲下来，热切地凝望着她那紧闭的双眼，并且把手搁在她的眉头上，彷佛是在测试她的体温。
“她需要莱姆果，”他轻声地说道。“可口可乐对她没用。要莱姆果。”
我要旅馆的人去找莱姆果。结果由服务台的一个男孩送过来了。汉森替她挤莱姆果汁，然后扶她坐起来把果汁喝了下去。
他先是针对我在情报局的职位含糊地盘问了一下。他想知道我是哪个单位派来的，而我接到的指示又是什么。
“我做的事不用别人来谢我，”他警告我。“轰炸那些村庄没什么好谢的。”
“但是你或许需要帮助。”我说。
他的反应等于是正式告诉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再为情报局工作。我原本可以和他谈这件事的，但是我忍住没说。他说，他原先以为自己当时是在为英国人效力，但后来他发现他根本是在为一群凶手卖命。当他在做那些他曾做过的事时，他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同样地，他希望当时那些美国飞行员也不是他们自己。
他问起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等。他问到了敌后他历经千辛万苦创建的间谍网——用来对抗那些他认为总有一天会冲出丛林，并攻占城市的赤棉。当时不管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多次遭受警告，还是不大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汉森却相信。他就是曾经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告诉过我们，季辛吉的炸弹会惹出大麻烦，虽然汉森曾引导它们炸毁目标。
“我可以信任你吗？”当我向他保证他手下那些线民没有遭到逮捕时，他这么问我。
“这是实情。”我对他含有恳求意味的询问作出回应。
“我并没有出卖他们。”他甚为讶异地喃喃说道。他坐在那里，好一阵子一句话都不说，只用双手托着头，好像它快裂开似地。
“如果你被赤棉抓到了，再怎么说，都没人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老天。”他几乎要放声大笑。“守口如瓶！”他倏地站起来，再次大步走到落地窗前。
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看见他那张蓄着胡子的脸上冒出了汗珠。我开始提及情报局希望能体面地和他脱离关系，然而在我说到一半时，他突然伸开了双臂，彷佛是在测试自己是否遭到了囚禁或限制。最后他发现没有什么碍着他，于是又将双臂垂了下来。
“去他妈的情报局，”他轻声说道。“去他妈的西方。下地狱去吧。我们无权来这儿参战，传播我们的宗教。我们对亚洲有罪，曾经是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是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有罪。愿上帝宽恕我们。”
我的录音机正放在桌上。
我们是在亚洲，汉森的亚洲，被重大罪行所戕害的亚洲。我们倾听着昆虫的喧闹。一般人都知道，泰国人和高棉人都喜欢在一只牛蛙会鼓噪几次这种问题上投下大笔的赌注。房间里一片昏暗，我们忘却了自己身处何时何地；月亮也升至高空，几乎失去了踪影。我们回到了越战的记忆中，我们和汉森待在高棉的丛林里，现代设施极为缺乏；除非我们把盘旋在头顶数哩外的美国轰炸机包括在内，否则几乎等于没有。它们就像是镇定自若的老鹰，等着电脑告诉他们下一步该轰炸哪个目标？比方说一群公牛——它们撒的尿被秘密探测设备误判为是一列军车队所排出的废气；一群儿童的说话声则被错认为是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依照汉森的指示将这些探测设备沿着补给线布放——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设备并不像汉森那样能够准确的通报。
我们所在之处被美国飞行员称之为不毛之地，虽然在丛林里所谓的好和坏常常很难下定论。我们是在赤棉的“解放区”内，这里是越共的避难所，他们希望从两翼而非北面攻击美国人。可是尽管战争态势十分明显，我们和周围的人却都未感受到敌人的存在，而我们身处之地则是一个在地图上无法寻获、只有战士才知晓的地方。据汉森说，不管他是以神父，还是以罪人或是学者的身分来发言，他都认为这个地方与天堂没有什么差别。
搭乘吉普车沿着小路走上几里后，可以看见一座古佛寺，这座庙宇是汉森在村民帮助下，从草木深处开凿出来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为了这座庙宇才来到此地，做笔记拍发无线电报；偶尔还会有人来造访，而且大多数都是天黑之后到达，黎明时分便离去。他住的那个村子位于河边的一块空地上，房屋建在支架上，周围尽是肥沃的平地，不远处则是雨林。此地常弥漫着蓝色的迷雾。汉森的房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以便提高无线电的接收效果，而且从这里可以看清山谷中的进出情况。在雨季，他习惯将吉普车停在村子里，步行回去。旱季时，他则把车子开进自宅的围栏里，而且身边总是围绕着村子里半数的小孩。成群的孩子都等着想爬上吉普车后挡板，从这里到他家，坐车兜风五分钟。
“有时候我女儿也和他们在一块。”汉森说道。
朗比罗和档案都未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９9liｂ?他本来就一直隐瞒我们这件事，他就严重违反了情报局的规定——虽然天知道，我们俩这时才不去管什么情报局的规定呢。接着他不再说话，而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我，彷佛是在等我责备他。但是我仍然一言不发，我希望自己就是他等待多年，可以倾诉衷肠的人。
“当我还是神父时，曾造访过高棉的许多寺庙，”他说。“我还在那儿的时候，爱上了一个村姑，并且使她有了身孕。到目前为止，那段时间仍是高棉最平静的时期，施亚努还在位。我一直陪着她，直到她生下孩子为止。那是个女孩。我替她施洗并取名叫玛莉亚。我给了她母亲一些钱，然后回到雅加达，然而我仍然非常想念我的孩子。我寄去更多的钱，而且还寄钱给村长，请他照应她们母子俩。我写信给她们。我为孩子和她的母亲祈祷，而且发誓有一天我会妥善地照顾她们。我一回到高棉，就把孩子的母亲接回家，尽管这些日子以来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一个高棉名字，但是自从她回到我身边，我都叫她玛莉亚。她喜欢这个名字。她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他似乎急切地想向我表明玛莉亚喜欢她的欧洲名字。他说，这不是美国名字，这是一个欧洲名字。
“在我家里还有别的女人，但是玛莉亚是我唯一的孩子，我爱她。她比我想像中更美丽。即使她其貌不扬又粗俗无礼，我对她的爱也不会减少一分一毫。”他的声音突然有了力量。在我听来，他是在提出警告。“从来没有任何女人，任何男人，或任何小孩，曾经得到我这样的爱。你可以说除了我母亲之外，玛莉亚就是我唯一真心深爱的女人。”他在黑暗中凝视着我，等着我去质疑他的炽爱。但是我已被汉森的魅力所迷惑，因而丝毫没有怀疑。我已经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忘却了我母亲的去世。他正在征服我，正在占领我。
“你一旦开始钻研那个不可能的上帝理念时，你才会知道真爱是不容许被排斥的。也许这一点只有一个罪人才能理解。只有一个罪人才会知道上帝是多么地宽容。”
我想我当时是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到杰兹上校。我纳闷汉森为什么要向我解释他不能遗弃他的女儿，而且为什么他在谈起她时，总觉得自己是如此罪孽深重。
“那天晚上当我要从寺庙开车回来时，虽然那时还是旱季，却没有一个小孩在村里等我。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那天收获不少，我想讲给玛莉亚听。于是我想到也许他们在学校里有庆祝活动吧，但是我想不出他们要庆祝什么。我把车开上山坡，进了围栏，然后喊着她的名字。围栏里空荡荡。门房处也是空无一人。家庭主妇们用来烧饭的空锅子悬挂在房子的支柱下。我再度叫唤玛莉亚和我的妻子，然后又喊了别人。但是仍然没人出来回应我。我开车回到村子里。我到每个玛莉亚的朋友家里一户户地查看，并沿路喊着玛莉亚的名字。村子里甚至连猪和鸡都不见踪影。我寻找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却一无所获。但是我发现了走向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回家。我带了一把铁锹，把无线电埋藏在树林里，就在两棵沿着正西方呈直线矗立的大树之间，此处邻近一座形似人体的旧蚁塚。我痛恨自己为你们做过的所有工作，为你们以及那些美国人说过的所有谎言。现在还是如此。我回到屋里，取出密码簿和设备，然后捣毁它们。我很乐意这么做。我也痛恨它们。我穿上皮靴，在背包里装了一周的食物。我拿起左轮手枪，对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它动弹不得，然后就随着脚印走向丛林。这部吉普车对我来说是一种污辱，因为这是你们买的。”
汉森就这样单枪匹马地前去追击。其他的人——甚至那些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就算是娇妻幼女真的被抓去当人质，他们也会三思而行。但是汉森不会这么做。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想干什么就立刻行动，绝不延宕。
“我无法忍受自己与上帝的恩宠分离。”他说。他是在告诉我——以防我不了解他的意思——这个女孩的生死关系着他那不朽灵魂的存亡。
我问他走了多远。他说他不知道。刚开始他只在晚上行走，白天休息。但是阳光不断地侵扰他，打乱他的作息，于是渐渐地，他就违反了所有丛林求生的常识，只是拼命地向前走。当他前进时，他便回想起玛莉亚的种种。他记得那天晚上他把她从母亲的子宫里取了出来，并且用竹片割断了脐带，然后命令在一旁帮忙的女人替他端水来，以便替玛丽亚洗澡。他用水替她洗澡，并藉此水行使他身为神父和父亲的权力，为她以他的母亲和圣母之名施洗，并取名为玛莉亚。
他还记得晚上她常在他怀里，或是在他脚边的摇篮里静静地沉睡着。他曾经看着她在火光映照下，依偎在她母亲胸前。他责怪自己因为前往雅加达工作和英国受训而和她们分离了好几年。他责怪自己为情报局所做的一切虚伪狡诈的工作，以及自己的软弱，就如他所说的，他背叛了亚洲。他所指的是引导美军轰炸机的这份工作。
他又回想起自己说故事给她听，以及哼唱着英国和荷兰歌曲让她进入梦乡的情景。他只关心自己对她的爱，他只关心自己需要她，而且玛莉亚也需要他。
由于没有其他的线索，他只有顺着踪迹前进。他现在知道究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汉森住的那一带没发生过这种事。但在别的村庄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形。那些战士们在夜里把村子包围起来，等到天亮那些壮丁下田工作时，便将这些壮丁一网成擒，然后他们再潜进村里抓走老人和孩子，最后是牲畜家禽。他们一方面为自己贮备粮食，另一方面也可补充兵源。他们行色匆忙，否则应该会洗劫房屋，他们可能是想在被人发现之前撤回丛林。不久之后，在满月的光线下，汉森发现了第一批足以证明这个理论的可怕证据：一对开小店的老夫妇赤身横尸于丛林中，双手被绑在背后。是不是因为他们走得太慢跟不上？还是因为他们长得太丑？或是他们吵架了？
汉森加快步伐。他感谢上帝，玛莉亚长得完全像个亚洲人。在大部分混血儿身上，欧洲血统很容易被亚洲人识破，不过汉森虽然人高马大，但是他的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再加上他那几乎已等同于亚洲人的灵魂，于是成功地造出了一个亚洲女孩。
第二天晚上路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心惊胆颤地走上前去察看。那是阮莎，那个喜欢和人斗嘴的小学女老师。她嘴巴张得开开的，汉森判断她被枪杀时仍在争辩。他忐忑不安地继续往前走。他在寻找玛莉亚，他那纯洁的爱情结晶，他那身为大地之母的女儿，他所受恩宠的守护神。
他想知道自己是在跟踪什么样的部队。是那些在夜里敲你的门，羞答答地向你要点米给战士吃的孩子吗？是那些一脸狰狞，认为亚洲人的微笑是西方堕落象征的训练军官吗？他又想起了那些天性古怪的家伙：无家可归的游民三五成群地任意抢劫，比游击队还要无法无天。然而走在他前头的这帮人并非乌合之众。一帮纪律涣散的盗匪会滞留下来掠夺村庄。他们会扎营大吃一顿，为自己庆祝一番。发现阮莎之后的那天早晨，汉森特别留意在睡觉时把自己藏好。
“我有预感。”他说道。
在丛林里，如果你忽视预感，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树林下的草丛，并且在身上涂满泥巴。他手里拿着左轮手枪睡觉。晚上醒来时，他闻到了木柴燃烧的烟味，还听见了尖厉的叫声，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发现几枝自动步枪的枪管正对准他。
这时他谈到了那些链条。训练有素的丛林战士身轻如燕，能够背负着十二副锁链步行数百公里——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至今他仍迷惑不解。然而就是有某人带着他们，另一个人则辟出一块空地，并在空地中央打下一根木桩，再将铁环套在桩上。十二副锁链配上十二个铁环，套住十二名特殊的囚犯，任由他们忍受雨水、炎热、寒冷和黑暗的折磨。汉森特别用法语来形容链条的式样，我想他是需要使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
我看了那个女孩一眼。她仍然躺着，不过似乎显得较有生气了。她可能是处于昏睡状态吧。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我们的谈话。
他仍继续用法语叙述。到了白天，他们会松开我们的脚镣，这样我们就可以跪下来，甚至爬行。但是我们根本爬不远，因为身上的链条被固定在木桩上，而且每个人的身体常会碰撞在一起互相牵制。只有在夜里，当我们的脚镣被固定在围成一个大圆的那些粗大木桩上时，我们才能完全让身子伸展开来。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囚犯的数量，而且他说，囚犯只限于村里的资产阶级。他认出了两位村里的长者，以及一个骨瘦如柴、年约四十的赖姓寡妇，她在算命卜卦方面小有名气。另外还有三个卖米的刘氏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守财奴，其中一个看起来和死了没两样，因为他蜷缩在那里，就像是一只无毛的刺猬一样，只有他的抽噎声还能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面对这可怕的囚禁，他的感觉是如何呢？他对链条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承受这一切痛苦都是为了玛莉亚。”他那急促而带有告诫意味的法语，让我开始萌生敬意。
普通囚犯被关在空地边缘的一个栅栏里，而且没隔多久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被拖到隐蔽于土丘后的总部去。审讯过程历时甚短。在数小时的尖叫声之后就会听见一声枪响，然后丛林又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寂静。没有人在受审后还能回来。孩子们——包括玛莉亚——可以随便走动，只要他们不接近那些囚犯，或是斗胆爬上土丘后面的总部。胆子最大的孩子在跋涉途中与年轻的战士熟识起来，于是便在他们的身边乱窜，想替他们跑腿，或是碰碰他们的枪。
但是玛莉亚却远离众人。她坐在空地的尘土中，在木桩的另一头，从早到晚望着她的父亲。甚至当他们把她的母亲从栅栏拖走，接着土丘后便传来呼喊汉森的尖叫声，然后是她哭着求饶的声音，到最后以一声枪响终结时，玛莉亚的眼光都不曾从汉森脸上移开。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里的人都知道。”他答道。
“她爱她的母亲吗？”
这只是我自己的想像，还是汉森真的在黑暗中闭上了双眼？
“我是玛莉亚的父亲，”他答道。“不过我不是她们关系中所谓的父亲。”
我怎么会知道这对母女相互憎恨呢？是不是因为我已察觉出汉森对玛莉亚的爱已经变成一种嫉妒而且苛求的情感——一种绝对的情感，就像他所有的钟爱一样，必须摒除一切对手的介入？
“他们不许我和她说话，也不许她和我说话，”他说，“囚犯们禁止与人交谈，而死亡的痛苦又迫在眉睫。”
甚至连呻吟一声都会遭殃。一个倒霉的刘氏兄弟，只不过哼了一声就被卫兵们用枪托活活打死。第二天早上他的位置马上被栅栏里剩余生还者的其中一个补上了。但是玛莉亚和她父亲之间无声胜有声。当汉森被铐在锁链上，毫无挣扎余地时，他从女儿脸上看到了冷静刚毅的神情，因而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有玛莉亚的支持，他可以忍受一切的痛苦。他们彼此成了对方的救星。她对他的爱就和他对她的爱一样炽烈而专一。对此他从不曾怀疑。尽管他怨恨自己成为阶下囚，然而他还是感谢上帝让他能跟随着玛莉亚。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汉森却仍然被绑在木桩上，白天被炎热的阳光烤晒着，晚上则被逼人的寒气冻得浑身发抖，他满身污秽，奇臭无比，但是他的目光和心思总是集中在玛莉亚身上。
在此同时，他亦在心中不断地思索着要如何摆脱这个困境。
打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被另眼相待的人物。如果他们有意逮捕一名欧洲人，他们就会在汉森离家之前展开攻击，然后搜查他的房屋。然而对这些人而言，他是一件意外的宝藏，所以他们正等着上级作出如何处置他的指示。其他被绑在木桩上的人都被拖离，然后消失无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刘氏兄弟，以及那个女算命师存活下来。他们两人经过数天的审讯之后再度现身，并且成为营中的楷模。他们咒骂虐待先前的同伴，而且不遗余力地奉承阿谀那些战士。
一个教化阶层就这样形成了。每天晚上，孩子们和那些经过筛选的幸存者都要坐在树荫下围成一个圆圈，聆听一位头上绑着红布条的年轻政委发表长篇大论。当身体承受着热烤及严寒的双重煎熬时，汉森也听到了那名政委不断地痛骂可憎的帝国主义者。刚开始，他怨恨这些说教的人把玛莉亚从他身边带走。但是当他费力地将头抬到一定的高度时，他看见了玛莉亚正坐在圆圈的那头，挺直身子，一脸严肃地望着空地这边的他。他告诉她，我会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朋友。我会是你的生命，哪怕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有时候他会为玛莉亚的出众美貌而自责，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到处留情所作的惩罚。年方十二的玛莉亚无疑地是营中的大美人。尽管干部们严禁纵欲，因为性爱对他们的革命意志而言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威胁，但是汉森还是看得出来，她那仅着单薄衣物的身躯对那些年轻战士们所产生的影响。当他们从她身边经过时，她那正在发育的乳房，以及褴褛棉布连衣裙下的臀部，总是让他们目眩神迷。更糟的是，他知道玛莉亚也感觉到了他们的欲望，而她那颗情窦初开的女儿心也已有所反应。
一天早上，不知为什么，他们对汉森的待遇有了改善，这使得他更加忧心忡忡，因为对他大发慈悲的正是那位头扎红布条的年轻政委。由两名战士护卫着的政委命令汉森站起身来。但是他根本站不起来，于是战士们便将他架了起来，一人抓着他一只手臂，让他踉跄地走到河边的一个天然小水池里。
“洗一洗。”那位年轻的政委下令。
自从他们把他铐起来以后，这些日子他一直要求能有洗澡的权利，但总是徒劳无功。第一个晚上他曾对他们大吼，“带我到河里去！”结果被毒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他冒着惨遭毒打的危险，拼命地想挣脱锁链，希望能找到一位主管同志。他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让掳获者能对他保持应有的人道尊重，并因而得以幸存。
在战士们监视下，汉森总算还能挥动带着手铐脚镣的四肢，并用细腻的河泥搓身，好好洗了个澡——尽管这根本是在受罪。然后他又被带回，绑到木桩上。每一次的行程中，他都会经过玛莉亚面前几尺处。玛莉亚仍然坐在木桩外她常坐的那个位置上。虽然近在眼前的她以及她眼中流露的勇气让他的精神振奋起来，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怀疑是否是他的亲生女儿为他谋求到现在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当那名政委嘟哝一声向她问候时，玛莉亚抬起头，报以一笑，见此情景，心中的妒意使汉森更加痛苦。
洗完澡以后，他们替他拿来了米饭——这些米饭比他被俘之后所吃的全部数量还多。他们没有让他像狗一样舔着碗吃饭，而是为他松绑，让他用手抓，所以他可以在手掌中藏一点，并在他们把他铐起来之前，把这些米饭放进衣服的前襟。
一整天他都在想着衣服里的米饭，而且在扭动身体时特别留意，以免压碎了它。他在心中想着，我会把她赢回来的。我会取代政委在她心中的地位，并得到她的崇拜。傍晚时，他们又把他带到河边去洗澡。这时他终于找到了机会完成他的计划。他假装踉跄行走，然后乘机成功地把一个饭团丢至玛莉亚脚下，并且未让卫兵们发现。当他在回程中从她面前经过时，他心中暗喜，饭团不见了。
可是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有她的眼神——直直地注视前方，有时则显得了无生气——说明了她正在对他那份毫无保留的爱作出回应。我是在欺骗自己，当他们重新把他铐起来时，他这么想着。她已经学会了囚犯的花招。她是贞洁的，她会活下来。那天晚上，他耐心地听着政委上课。他持续地和她进行心灵感应对话：去诱惑政委，迷住他，获得他的信任，但是什么也别给他。玛莉亚一定感应到了，因为下课时汉森看到政委招手要她过去，并且训斥她，而她则始终是沉默而胆怯。他看见她低着头。他看见她从政委身边走开，头仍旧低低的。
第二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汉森都重复着他那套鬼把戏，而且自认除了玛莉亚之外没人注意到他。每当他一动身子，就会轻轻地滚过他腹部的饭团，成为他最重要的慰藉泉源。我是在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她。我是她的监护人，她的贞节的保护者。我是她的神父，赐给她耶稣的圣餐。
此时米饭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他想出各种新方法将米饭私藏起来，等到经过她身边，他便迅速地把饭团塞在后面，让它从褴褛的裤管内滑下。
“我做得太过火了。”他带着忏悔的口吻轻声说道。
因为他做得太过火了，因此上帝将玛莉亚从他身边带走。突然有一天早晨，当他们打开锁链带着他到河边时，玛莉亚并没有坐在那儿等着接受他的圣餐。晚上上课时，他看见她的座位已经被调升到政委身边，他认为自己听到她的声音压过了其他人，带着一种全新的自信吟诵着礼拜仪式中的祈祷文。深夜降临时，他辨认出她混坐在火堆旁的战士们之间的侧影——她已经成为他们的伙伴，并像同志一样分享着他们的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她，第三天也是如此。
“我想去死。”他说。
到了傍晚，他等得心灰意冷，便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地让卫兵们铐住了他的双脚。此时那位年轻政委大步向他走了过来，而身穿一件黑色上衣的玛莉亚，则快步地走在他身边。
“这是你父亲吗？”当他们走近汉森时，政委问道。
玛莉亚的目光并未有丝毫迟疑，不过她似乎是在从记忆中寻找答案。“安卡是我的父亲，”她终于说道。“安卡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父亲。”
“安卡就是党，”我还没问，汉森就先向我解释道。“安卡是赤棉所膜拜祈求的一种对象。在赤棉的信仰中，安卡就是他们的上帝。”
“那么谁是你的母亲呢？”政委问玛莉亚。
“我的母亲是安卡。我只有安卡这么一位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美国间谍，”玛莉亚答道。“他在我们的村子里投掷炸弹。他屠杀我们的工作者。”
“他为什么假扮你的父亲？”
“他想佯装成我们的同志来欺骗我们。”
“检查这个间谍的锁链，看看是不是锁得够紧了。”政委命令道。
玛莉亚以汉森教她下跪祈祷的相同姿势在他身边跪下，握住他的脚踝。有一会儿，她的手就像基督的碰触般有着神奇的疗效，因而使他溃烂脚踝的痛苦大大减轻。
“你能把手指塞进脚镣和脚踝之间吗？”政委问道。
惊慌之中的汉森此刻就像他平时脚被锁住时一样，尽量放松脚踝的肌肉，好让链条绑松些，为自己多留一点伸展的空间。他感觉她的手指在探试他的锁链。
“我能塞进我的小指头。”她举起小指答道，此时她的身体挡在政委和汉森的双脚之间。
“塞进去很费力还是很容易？”
“我只能费力地塞进我的手指头。”她撒了谎。
汉森望着他们迈步走开，此时有件事让他忧虑起来。穿着黑色上衣的玛莉亚走起路来，就像丛林战士一样摇摆不定，鬼鬼祟祟的。无所谓，自被俘以来今晚还是他第一次戴着手铐脚镣睡得这么沉。他安慰自己，她和他们在一起是为了要欺骗他们。神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可以逃脱的。
正式的审讯者是坐船抵达的。他是一名五官平庸的学生，相当认真，却总是愁眉不展。在汉森记忆中，这就是他会称他为学生的原因。政委领着一支欢迎队伍在岸边迎接这名学生，并护卫着他越过土丘到达总部。汉森知道他是审讯者，因为只有他没有回头去观看最后一具在酷热下腐烂的俘虏尸体。但是他看到了玛莉亚。他在她面前停下，其他人也跟着停了下来。他就这么站在她面前，并将他那张认真谨慎的脸庞贴近她，问了几个问题。汉森听不清楚问了些什么。那名审讯者在倾听着她的机械式回答时，仍然保持原来的姿势。汉森绝望地想着，我的女儿是军妓。但她真的是吗？汉森从未听闻赤棉曾指派甚或是纵容妓女在他们之间活动。每件他所听说的传闻都和事实相反。“安卡讨厌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对他这么说过。
那么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清教主义抢走了她，他这么推断。他们把她禁锢在比堕落更糟糕的一种热情中。他趴在那里，脸贴着地上，祈求上苍允许他承担她那些无知之罪。
我对汉森受审的过程并没有深刻连贯的了解，因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我想起自己落入杰兹之手的遭遇，和他相较之下，那简直形同儿戏。不过同样的是，汉森的回忆也不十分准确。不用说，他们一定把他折磨得很惨。他们还特地做了一个木头烤架作为刑具。不过他们也非全然不顾他的死活，因为不用刑时，他们会送吃的给他；如果他没记错，他们甚至允许他去河边洗澡，虽然那也许是在他昏迷时，他们才送他过去一次。
有时也要作笔录。在那位学生缺乏想像力的心灵里，自白只有写下来才能算数。作笔录的过程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最后更成了一种惩罚，即使他们会为了让他写自白书而把他从烤架上放下来。
做为一个审讯者，那位学生似乎是以双管齐下，一箭双雕的方式进行询问。当他在查核这个回答时，常会接着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他说，你是个美国间谍，是反革命傀儡龙诺的代言人，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否认。
而且你还是一名假扮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思想犯，你鼓吹反党邪说，破坏全民启蒙运动，这个学生向他高喊着。
大体说来，那位学生似乎比较喜欢发表观点，而非提出询问：“现在请你交代你与龙诺这名反革命傀儡兼美国间谍会面的所有日期和地点，以及所有在场美国人的姓名。”
汉森矢口否认有这种会谈存在。但是那位学生并不满意这个答案。随着痛苦难忍，汉森回想起母亲曾为他唱过的一首英国民谣中的名字：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威登……哈里·霍克……
“现在请你写出这群乌合之众的首领。”那位学生把笔记本翻了一页说道。汉森说，那位学生的眼睛几乎总是闭着的。我记得杰兹也是如此。
“考伯雷，”汉森在他们让他坐下的桌前抬起头来。他写着：“托马斯·考伯雷，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比较重要，因为汉森担心日后会忘了自己瞎编的这些资料，这样他们就会发觉他的供词前后不一。于是他选择了玛莉亚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以及他父亲的忌日，同时并将年代更改，以便与龙诺掌权的时间相符。至于他们密谋的地点，他选择了龙诺金边王宫里那座有围墙的花园。每当他要去自己最喜欢的一家鸦片馆而路过时，经常对之赞叹不已。
在他提供这些乱七八糟的资料时，他真怕自己会一时失言，说出真实的情况。但是现在他明白那位学生根本对他真正从事的蒐集情报活动一无所知，而对他所提出的指控也只不过因为他是一名西方人。
“现在请你写下最近五年中，你付钱雇用的间谍名字，以及你对人民犯下的每一件破坏罪行。”
这些日子以来，汉森不是没想过万一胡编的资料露出疑点，他将会遭受什么样的酷刑。他供出那些殉难者的姓名，并已经在心中揣想了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以便为自己作好辩白的准备；他供出那些早已过世的东方学者以及哲学和语言学方面书籍的作者姓名。他说他们是间谍，全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姓名，他的手在纸上扭动抽搐着。在他们将他从烤架上放下来许久之后，他还是觉得疼痛难忍。
他努力地写着，列出了劳伦斯笔下那些出没于沙漠中的军官名单，这是他从《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所能回想起来的人名。他描述了自己如何遵照龙诺亲自下达的命令，叫那些和尚在农民的作物和家畜里下毒。那位学生又把他放到烤架上，更严厉地折磨他。
他描述了自己所接受的帝国主义秘密训练课程，以及自己如何鼓吹资产阶级温情和家庭伦理道德广为流传。那位学生睁开眼睛对他表示同情，之后又更加残酷地折磨他。
他几乎全都招了。他也说明他如何利用标识来导引美国轰炸机群，并散播谣言说那是中国的轰炸机。就在他要说出是谁帮助他将美国突击队引到越共补给线上的时候，他昏了过去。
然而在整个严刑拷问的过程里，玛莉亚仍然活在他心中。为了她，他含着悲痛倾诉一切；在他的躯体祈求结束生命时，是她的双手把他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她那凝望着他的眼神满怀了爱意和怜悯。他是为了玛莉亚才做出这样的牺牲，才奋力求生的。当他徘徊于生死之间时，他在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幻觉。他看见自己躺在那个学生的小船里，而玛莉亚则身穿黑衣坐在他身上，将小船划向天堂。但是他还没有死。他们还没有杀掉我，我什么都招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杀掉我。
其实并没有全盘托出，他仍然忠于他的助手，而且也没告诉他们发报机的事。当他再次被绑到烤架上时，他看见了玛莉亚坐在那位学生旁边，而他的那份供状就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她将头发剪短了，表情漠然。
“你熟悉这个间谍的供词吗？”那位学生问她。
“我熟悉他的供词。”她答道。
“这个间谍的供词与你在他身边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是否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不一致呢？”那位学生一边问着，一边打开他的笔记本。
“他的供词不完整。”
“解释一下间谍汉森的供词为什么不完整。”
“间谍汉森在他的屋里藏了一部发报机，并且藉此和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联络。另外他在供状里提到的名字都是假的，它们源自一首资产阶级的英国歌曲。在他假扮我父亲时曾对我唱过这首歌。此外，晚上他曾在我们家里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并引他们进入丛林。还有，他没提到他有一个英国母亲。”
那位学生显然有些失望。“他还隐瞒了什么？”他用小手边缘抚平笔记本中新的一页。
“在他被俘期间，曾多次违反规定。他私藏食物，企图收买革命同志，伺机逃走。”
那位学生叹了口气，然后又作了些笔记。“他还隐瞒了什么？”他耐心问道。
“他的脚镣戴得不对。每次他被锁上脚镣时，都放松脚部肌肉，好让锁变得较松，以便逃离。”
在此之前，汉森一直安慰自己，玛莉亚是在耍弄一种狡猾的游戏。然而现在他不再这么认为了。她是玩真的。
“他是个嫖客！”她泪流满面地尖叫着。“他把我们的妇女带到他屋里去奸淫，而且还让她们服药！他假装举行了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婚礼，然后迫使他的妻子容忍他的腐败作风！他和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人睡觉！他假装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父亲，并且假装宣称我们不是高棉人！他使用西方语言为我们朗诵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企图使我们堕落！他开着他的吉普车带我们兜风，并对我们高唱帝国主义歌曲来诱惑我们！”
他从来没听过她尖叫。显然地，那位学生也没有，他看来有些尴尬。但是没有人会去查证。她坚持要和汉森脱离关系。她告诉他们，他是如何不让她母亲爱她。她对他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仇恨，而他知道这种仇恨并非伪装出来，而是如同他对她的爱那样毋庸置疑，毫不保留。她就像是个受虐的女人，满怀着压抑许久的憎恨而浑身颤抖。她的容貌也因心中的仇恨与罪恶感而变形。她以一般人惯有的指控姿态，伸出手臂指着他。她的声音就像是属于一个他从不认识的人。
“杀死他！”她尖声叫喊。“杀死这个掠夺我国人民的坏蛋！杀死这个玷污高棉血统的坏蛋！杀死这个西方骗子，他告诉我们，我们和别人不同！为人民报仇！”
那位学生记上最后一笔，然后叫人把玛莉亚带走。
“我祈求得到她的宽恕。”汉森说。
在小平房里，我意识到天亮了。汉森站在窗前，双眼凝视着迷茫的海面。长沙发上的那个女孩，一整夜都这样躺着。她闭着双眼，可口可乐的空罐搁在一边。她的头仍然枕在臂上，垂下的双手显得历经沧桑。汉森的声音变得短促而又生硬。霎时间，我担心随着早晨的到来他会开始怨恨我，然而后来我了解到他不是跟我过不去，而是跟他自己过不去。他回想着他们松开了链条，仍然将他全身紧绑地拖进栅栏去睡觉。如果在全身痛得死去活来，鲜血又不断流贯入鼻子和双耳的情况下，你还睡得着的话——当时他心中升起了熊熊怒火。他恨自己，也气自己孩子身上注入那么多的怨恨。
“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道。“我不怪玛莉亚，我只能怪自己。如果我能早些逃脱，而不要指望她来帮我就好了。如果我能在还算强壮的时候杀出一条血路，而不去依赖一个孩子就没事了。我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使她陷入危境。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直到现在。”
我说话了吗？我小心地要自己保持沉默，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他们吸引了她，”他替她辩白着。“他们是她的同胞，这些视死如归的丛林战士们。她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我是她被这些同胞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为她解释道。“我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腐化分子。当他们告诉她我不是她父亲时，她何必要相信我是呢？”
他还记得那天那名年轻政委替她披上了黑色的婚纱，当时他仍躺在栅栏里。他记得当她盯着他时所流露出的厌恶神情。浑身发臭、遍体鳞伤的他只是她脚下的一个乞丐，一个卑屈地缩成一团的西方间谍。在她身边，则站着那位面目清秀、头绑红布条的年轻政委。“我嫁给了安卡，”她这么对他说。“安卡解除了我所有的疑惑。”
“我很孤单。”他说道。
夜色笼罩于栅栏四周。他猜想如果他们要枪毙他的话，他们会等到天亮。但是一想到玛莉亚这一辈子都要承受着是她自己下令处死亲生父亲的残酷事实时，他就不寒而栗。他想像着她中年时的情状。谁会来帮助她呢？谁能使她解脱呢？谁能告诉她真相呢？自己濒临死亡的念头使他越来越惊慌。这也是她的死亡啊。
他说，有一段时间他一定昏睡过去了，因为黎明时，他发现栅栏里的地面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昨夜这里并没有米饭；即使如今疼痛难忍，他还是闻得到米饭的芳香。不是饭团，是米饭，不是贴着皮肤私藏的米饭，而是白白的一堆，够他吃上五天。起初他太疲倦了，因而也不觉奇怪。但是当他伏在地上吃饭时，他才注意到四周的寂静。每日此时，这片空地本应是人声鼎沸啊。战士们醒来后都会忙着展开一天的工作：单调的谈话声，河边的洗涤声，锅碗和步枪的碰撞声，还有政委带头呼口号的声音。可是此刻当他停下来倾听时，却连鸟儿和猴子似乎都停止了尖叫，人声更是一点也听不到。
“他们已经走了，”站在我身后某处的他说道。“他们是在夜里拔营的，带着玛莉亚一块走了。”
他又吃了更多的饭，然后再次昏睡过去。他们为什么不杀我呢？一定是玛莉亚说动了他们。是玛莉亚赎回了我的生命。汉森开始靠着栅栏的墙壁，磨断绑住他的绳子。夜色降临时，他在河边躺下，清洗了遍布全身的伤口，苍蝇在他四周飞来飞去。之后他爬回栅栏继续睡觉，第二天早晨则带着剩余的米饭上路。这一次，他们既没有擒拿俘虏也没有捕捉牲畜，未留下任何痕迹。
还是和往常一样，他继续找寻她。
接连几个月下来——汉森认为有五、六个月他都待在丛林里，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村落走过一个村落，而且什么人都不信。我怀疑他疯了。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在打听玛莉亚那个部队的下落，但是由于他说不出那个部队的特征，这种寻觅变得毫无头绪，犹如大海捞针。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也听过有全是女兵的部队。他还听说有些女孩被送到城里去当妓女，以蒐集情报。他想像着玛莉亚正面临这一切危难的处境。一天夜里他溜回旧屋，希望她会躲在那里。但村子已经被烧了。
我问他有没有人碰过那部埋在地下的发报机。
“我没去看。”他说，“我不在乎。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找到玛莉亚的姨妈家，她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然而她却拿出饭锅来砸他，他只好逃离。不过他营救女儿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把她从禁锢的心灵里营救出来。他心想，是我的绝对主义害了她。她变得暴戾而任性，这都怪我。我把她封锁在自己激情冲动的心狱中。只有一个父亲的爱才会让他有这种想法。现在他睁开眼睛，他看到她为残酷和野蛮所引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她的忠诚。他看到她像自己过去那样四处流浪，不断地探索，但是他的智力和宗教修养在她身上却已不复见——就像他自己一样，她含糊地认为，进入更伟大的远景会带来成就感。
在前往泰国边境的路上，他一直沉默寡言。他向着西南方朝拜林走去，听说那里有个专门收容高棉难民的营区。他越过高山，穿过瘴气弥漫的沼泽。一到了那儿，他立即造访寻人中心，写下她的特征描述贴在布告栏上。他既没有证件，也没有钱，更没有关系，却一路来到了泰国，而且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在泰国露面。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不过话说回来，汉森还是一位训练有素、意志坚强的间谍，尽管他已与我们断绝了来往。他不让太多无谓的因素来阻止自己的行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比罗帮忙，他摇了摇头，露出鄙夷的神情。
“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帝国主义的间谍。我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我的女儿。”
有一天在某个救援组织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一个自称记得玛莉亚的美国妇女。
“她走了。”这位妇女很谨慎地说道。
汉森追根究柢地逼问那个女人，于是她说出了玛莉亚和六、七个女孩待在一起。她们是妓女，但是一定都当过兵。不接待男人时，这群女孩也不与任何人接近，而且很难管教。有一天她们挣脱了束缚。她听说泰国警察把她们抓了起来。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她们了。
这女人说这些话时，显然有所保留，她心中还另有隐情。但是汉森不让她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是在为玛莉亚担心，”她说。“她在介绍自己时用了许多名字。她对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说法也相互矛盾。医生们都为她是不是疯了而争执不休。在来到此地的途中，她失去了记忆，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
汉森向泰国警方自首，之后不知是用威胁还是其他原始粗暴的手段，他问出了玛莉亚待在一家供警官寻欢作乐的招待所里。看来他们从来没问过他是谁，也没有查看他的证件；大概因为他是一个圆眼外国人，却精通高棉语和泰语的缘故吧。他们说，玛莉亚在这里待了三个月，然后就逃走了。她挺怪的，一位和气的警官对他这么说。
“怎么个怪法？”汉森问他。
“她只肯说英语。”警官答道。
还有一个女孩，她是玛莉亚的朋友，她在这里待得比较久，而且还嫁给了一名警员。汉森探问到了她的名字。
这时他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问道。
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故事讲到一半我就知道了，我在不知不觉中就知道了。他坐在那个女孩的旁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她慢慢地坐了起来，用她那双粗糙的小手揉着眼睛，假装自己一直是睡着的。我想她一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这就是她所了解的一切，”汉森一边抚摸着她的头，一边用英语跟我解释。他是在说他找到玛莉亚的那家妓院。“她的欲望不高，玛莉亚，对吗？她不要信口开河，也不要承诺。”他将她揽到怀里。“她只希望受人赞美，得到自己同胞的赞美。我们都必须爱玛莉亚，这样才能使她感到宽慰。”
我想他是把我的沉默误认成了责备，因而提高了嗓门。“她不希望受到伤害，这也有罪吗？她不希望有人来烦她，就像她们所有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们之间有更多人有相同的希望，那倒是一件好事。你们的轰炸机，你们这些间谍，还有你们的大话都不适合她。她不是季辛吉博士的孩子。她只要求有一小片生存的天地，在那里带给别人快乐，而且不伤害任何人。这会比现在更糟吗？滚出亚洲去。你们本来就不该来，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该来。我为自己曾帮助过你们而感到羞愧。放过我们吧。”
“这些事我只会向朗比罗轻描淡写地带过。”我起身告辞时说道。
“随你高兴怎么说都可以。”
我站在门口，望了他们最后一眼。那位女孩瞪着眼睛看我，我想她就是这样从锁链圈外看着戴有手铐脚镣的汉森吧。她的目光坚定、深邃而专注。我想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付了钱，却没有占有她。她可能正在纳闷我是不是要拿回我付钱所应得的代价。
朗比罗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和汉森一样，办案时宁可没有他在旁边，但是我们有事得商量。
“你答应给他多少？”他惊恐地喊道。
“我告诉他，他有权可以得到一笔重新安居的资金，而且我们会尽力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送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去给他。”
朗比罗非常生气。“叫我送五万美元去给他！得了吧，他会醉上六个月，并且在曼谷到处渲染他的故事。那他那个高棉妓女怎么办？我敢打赌她一定也知道内情。”
“别着急。”我说。“他拒绝了我的提议。”
这则消息让他大吃一惊，火气一下子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回程途中一路伤感的沉默。
上了飞机后，我喝了不少酒，却睡得不多。有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对朗比罗和第五处的一个煽动性的念头感到罪恶感。我真希望能把所有的情报人员都赶进丛林里，让他们跟随着汉森的脚步——包括斯迈利在内。我希望我能使他们为了一种带有缺陷而且绝不可能的情爱抛弃一切，结果却只看见那个爱恋的对象反抗厌恶他们，由此向他们证明爱的唯一报酬就是多了这段自己走过的爱恋经历，而在爱中唯一能学到的就是谦逊为怀。
可是我很满足，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汉森时，我都有一种满足感。我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觅的理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在追寻意义的历程中已经发现了他一生值得珍视之物的人；他已经做了种种付出，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牺牲；他还在付出代价，而且将至死方休；他不在乎作出任何妥协，不在乎他的自尊，不在乎我们或者其他人的意见；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全心投注于唯一一件对他最重要的事，并因此得到自由与解脱。我心中沉睡已久的颠覆因子终于得到支持者了。我心中那自称为情圣的人终于找到了天秤，可以重新衡量他心中那些平庸无奇的感情。
因此几年之后当我被任命为俄罗斯部门的负责人，看着手下最优秀的间谍为了爱情背叛了他的国家时，实在无法依上司所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之后人事主管将我调到了审讯处，可见他并非愚不可及。
第十章
迈格斯，我那位不讨人喜欢的秘密记者，正试图将斯迈利的注意力拉向我们工作中不道德的一面。他是想让斯迈利承认，只要能脱身，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怀疑他其实是想听到这条行为准则，好将它公然适用于生活中，因为他既冷酷又无礼，而且还想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特许，以便将他身上所剩无几的顾忌全都抛开。
但是斯迈利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起初他显得快要发火了，我倒真的希望他这么做。如果他真有了怒意，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没让它爆发出来。他开始说话，但是又停了下来，吞吞吐吐地，这不禁使我忖度着是否该结束这场讨论会。然而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终于还是打起了精神。我知道他只是想起了他所经历过的某段私密往事。那些往事包罗万象，不可胜数，因而构成了他那种神秘的自我。
“你们知道吗？”他解释道——他总是这样，回答问题的精髓而不是问题的字面意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从事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应该更有原则才对。这一点真的非常必要。我们非得和魔鬼打交道不可，而且还常常要深入虎穴。根本无法让自己保持适当距离。而如众所知……”我偷偷瞥见迈格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和神比起来，魔鬼这个同伴要有意思多了，是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美德的迷恋是不会消失的。自私自利与权宜之计自有其发展的局限性。”他又顿了一下，继续沉湎于自己的思绪里。“事实上我是在说，如果人类的欲望经常来影响你，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是自己的弱点，而应该给它一个公平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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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灵机一动，想到了“袖扣”。乔治想起了那个老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故事仍萦绕在我心头如此之久。后来当我和我儿子艾德礼安之间的关系处于低潮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嚷着不想上大学，要去找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我将他的急躁不安误解成是崇尚物质主义，将他的渴望独立误认为是想偷懒怠惰，有天晚上我便大发脾气，羞辱了他。几个星期后，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而也就在这几个星期内，我发现了这个故事。
之后我还想起斯迈利膝下无子，也许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对这件事所表现的暧昧态度，与此不无关系。每当我想到他会藉着矫正一种他从未拥有的关系来填补自身空虚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最后我又想起在拿到那些资料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责可怜的弗利文是一名苏联间谍。在面对愚忠的问题和那些逝去的世代时，弗利文和那个老人之间的确有某些神秘的共通处。不过你们得明白，这些都是经由许多背景资料推论而得，因为我从不知道哪个案子不是由百余件其他的案例营造而成的。
最后的事实是——就像我生命中经常发生的——斯迈利再次成为我的前辈。因为我才刚在陌生的审讯处安定下来就发现到处都有他的踪迹：在我们那些尘封的档案里，在我们那些过期的值日日志里，在我们那些资深秘书回忆的微笑里。她们谈起他来带有老小姐的一种甜蜜的敬畏感；她们说他有点像神，又有点像玩具熊，还有点——虽然她们总是急着掩饰他性格中的这个部分——像食人鲨。她们甚至会向你展示由南奥德里大街的托马斯·古德公司——还会是哪儿？——制造的骨瓷杯组。她们以溺爱之情解释着，这是安妮送给乔治的礼物。在他暂时得到缓刑，回总部复职后，乔治便把这件礼物送给审讯处——而当然，斯迈利的杯子就像圣杯一样：永远都不可能让凡夫俗子使用。
审讯处——如果你们对它了解不多的话——素有情报局的西伯利亚之称，而我很欣慰地发现，斯迈利不只一次而是曾两度被流放至此：第一次是因为他痛心疾首地提示第五处也许养肥了一只莫斯科中心的鼹鼠；而第二次则是发生在几年之后，不过这次来到这儿却是因为他是对的。审讯处不但有着西伯利亚的单调，而且跟它一样荒僻。审讯处并未设置在情报局的主要大楼里，而是位在一幢山形墙的底层那一排洞穴状的办公室里；这幢高楼矗立在诺森伯兰大街上，地处英国行政中心北端。
而且审讯处也如同其周围的多数建筑一样，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用来接收陌生人的投诉，听取他们的疑点，并平息他们的恐惧，或是——如果他们真的无巧不巧地碰到了真正的大案子——那就误导或是唬唬他们让他们闭上嘴巴。
譬如说，如果你认为你瞥见你的邻居在三更半夜弯腰拨弄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如果你看见某个窗口闪着奇异的灯光，而你既胆怯，又不太放心，所以不敢通知当地的警察局；如果有个奇怪的外国人在公共汽车上问起你的工作，然后又在你家附近的酒吧里出现；如果你的秘密情人向你告白——可能是出于孤独无依、故作勇敢，或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只为了使他在你眼中显得更有魅力——他正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那么，在和某个从未听闻的行政中心次长的助理联络之后，某一天傍晚，你就极有可能勇敢地冒着猛烈空袭，胆颤心惊地被领进一条到处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九〇九室。在那里假冒的某某少校或上尉将会很有礼貌地请你坦诚陈述你的问题，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
有时候，正如审讯处记录中的秘史所记载，大事的确就是源自于这些不祥之兆，即使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也依然偶尔会出现。所以尽管情况已和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审讯处的大部分工作也还是专门处理那些不请自来的麻烦，类似这封将矛头指向弗利文的匿名控告信，甚至还有——为支援遭人唾弃的安全部门——全面的审查询问，这是所有西伯利亚式作风中最糟的一环。
同样地，从这些惩戒中不是只能学到谦卑而已。如果一名情报官员不愿意听人说话，那么他就毫无可取之处了。而乔治·斯迈利——他身材圆胖，总是愁容满面，他谦冲为怀，始终锲而不舍，这位遭妻子背叛，习惯闷头抽烟，用领带里衬擦拭眼镜，陷于无尽困惑中长吁短叹的乔治——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
斯迈利能够带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听人说话；他能微倾着那肥胖的身躯，心平气和地倾听，脸上并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他能听别人说话是因为除了一个人——他的妻子安妮——以外，他对其他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也不作任何批评。早在你全盘托出之前，他就已经宽恕了你最糟糕的过失。他听话的效果比一只麦克风更强，因为一旦遇到关键处，他的大脑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就好像他有办法预知关键性的话题何时何地会出现，并能予以切实掌握一样。
这就是乔治倾听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说话的方式——他家住在赖斯利普区德尼大街十二号。那还是距我半辈子之前的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现在坐着的这间九〇九室里。当时我正好奇地翻阅着一份上面标有“随即销毁”的泛黄档案，这是我从审讯处的保险库里翻出来的。
我悠闲自在地开始了我的探索——你们甚至可以说我是漫不经心——就像一个人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旧的《闲谈者》杂志翻阅一样。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一页一页地阅读着的正好是斯迈刹那熟悉的笔迹。他的字写得极为工整——苍劲的德文字，弯曲的希腊文，还有他那传奇性的亲笔签名。在他迫于无奈，一定得在资料中交代自己的情况下——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多想逃避这种鄙俗的折磨——他提到自己时只写上了“DO”两字，这是值星官的简称。藏书网而他又素以痛恨字母缩写而闻名，由此你便可以再度体会到他那就算并非全然孤僻无常，但遗世独立的个性。发现这份档案，就如同发现了一份遗失的莎士比亚手稿一样让我雀跃不已。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霍桑的信件原稿，斯迈利主导的谈话录音，甚至还有霍桑收受旅费和临时开支时所签下的收据。
我不再漠不关心了。我不再因为调职而感到抑郁不振，连这栋大房子的冷清气息也不再让我抱怨而觉得有压迫感了。我与乔治分享这些资料，并等待着亚瑟·霍桑踩着坚定的步伐走下长廊，来到斯迈利的面前。
“敬启者，”他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情报负责官员”。基于我们英国人的惯例，他的阶级已经在报告里注明——如果只根据这种滥用字母大写的古怪笔法来判断，这通常会是未受教育的百姓所惯用的方式。我可以想像他在动笔时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也许手边还放着一本字典。“先生，我希望与你的人员面谈，此事涉及一位曾为英国情报部门进行特种工作的最高层人士，他的名字对我的内人和我都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也一样重要，因此恕我不能在信里提及他的名字。”
内容就是如此。档案还被签上“A·W·霍桑，备役二级士官长”。换言之就是指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这是斯迈利查询选民名单时所发现的。他接着又去调查陆军部的档案。斯迈利在霍桑的个人资料记录上用心地写着：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九年入伍，曾随第八军从埃及转战义大利。前士官长亚瑟·威尔弗雷德·霍桑，曾两次于战役中负伤，因此获得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并以未留下任何污点的记录光荣退伍，他的指挥官并写道：“世界上最优秀战士的绝佳楷模。”这种考评热情中略显夸张。
我知道身为一位优秀专业人员，斯迈利会在他的顾客到来之前就位，就像我过去几个月内所做的那样：坐在同一张磨得发黄的松木桌旁，这张桌子是战时留存下来的，外侧的边角被熏成棕黑色，传说是德国兵干的；那具古老的电话机也还在，拨号盘上的字母和数字依然如故；还有那幅手工着色的女王照片，呈现着女王二十岁时骑马的英姿。我看见斯迈利盯着手表，满脸不高兴地打量着这个总是一团糟的房间——国防部和情报局之间为了究竟该由哪一方来清扫这里，一直闹了很久。我看见他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帕——又是那么费劲儿，乔治做起每个动作总是很吃力——擦去他那张椅子上的灰尘，然后又先擦霍桑要坐的那张椅子上的灰尘。接着就像我有时会做的——他也去为女王效劳，把她的相框扶直，使她那双年轻而充满理想的双眼重新恢复光彩。
我相信乔治已经仔细推敲过了那位来访人士的心情，这是任何一名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必须做的。再怎么说，一位前士官长总是会期望他要拜访的这个地方能有些秩序。然后我看到了霍桑本人，他一分不差地准时抵达，并由门警引领入内。他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而且就像穿军服似地将钮扣全部扣上，精心擦拭过的皮靴靴尖，就像是位于暗处的七叶树果闪闪发亮。斯迈利在会面报告中对他所作的描绘只有草草几笔，却刻划得相当鲜明；身高五尺七，灰白短发，未蓄胡，仪容端正，军人风范。其他特征：左腿略跛，掼着陆军皮靴。
“霍桑报到，长官好。”他大声说道，接着便保持立正姿势站在那里。最后还是斯迈利费了一番唇舌劝说，他才坐了下来。
那天斯迈利的身分是诺丁汉少校，他有一张贴有照片的证件以兹证明。当我在阅读他对本案的叙述时，也有一张题名为奈德·阿斯科特上校的证件放在我口袋里。别问我为什么挑中了阿斯科特这个名字做化名，大概是我在无意中模仿了斯迈利的小习惯吧。
“长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否请问您是哪个团的？”霍桑一边坐下，一边询问斯迈利。
“我不属于特定的兵科。”斯迈利说道。我们只许这么回答。
但是我相信把自己说成非战斗官科人员，对斯迈利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霍桑带来了他的勋章，并且用一块擦枪布包着。斯迈利亲切地察看了这些勋章。
“长官，是关于我们儿子的事。”这个老人说道。“我得请问您一下。内人——哎，她再也不愿听到这种事，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言乱语。但是我告诉她，我还是得向您求证。我告诉她，即使您拒绝回答，如果我不为我们的儿子问一声，我就不算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斯迈利一言不发，但是我相信他的沉默正代表了他的同九九藏书情心。
“肯是我们的独子，你知道，少校，所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霍桑满怀歉意地说道。
斯迈利仍然让他从容地叙述着。我不是说过他是个好听众吗？只要诚恳地听人说话，斯迈利根本不必发问就能从中得到答案。
“少校，我们要问的不是什么机密，我们也不是要问些不该知道的事。只是长官，霍桑太太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必须在她离开人世之前知道这是否是实情。”他完全准备好了问题。现在他提了出来。“我们的孩子，肯，是不是在苏联境内活动从事一种犯法的职业？”
现在你也许可以说我终于有一次超越斯迈利了吧。因为我在俄国部门工作了五年，因此对我们过去的行动可算是了如指掌。我感到我的脸上浮出了一丝笑意，如果可能的话，我对这则故事的兴趣，陡然剧增。
然而斯迈利的脸上——我敢确定——毫无表情。我想像他的脸就像官大人一样木然冷漠。也许他曾扶了一下眼镜吧，这副眼镜总是让人觉得应该属于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所有。最后他问霍桑——态度诚恳，丝毫没有怀疑之意——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长官，肯告诉我他在从事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样想。”斯迈利的险上仍然没有什么表情，只有那份永远愿意倾听的诚恳态度始终不变。“您知道吗，霍桑太太不愿亲自去监狱探望肯，我则每个月都会去看他。他因为触犯严重伤害罪被判刑五年，而且他是累犯，所以再加了五年——过去我们还有预防性拘留。我们在监狱的餐饮部里，我和肯两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后来肯突然把头凑过来，压低了嗓门告诉我，‘爸爸，别再来了。这件事很难说清楚。你知道吗，我不是真的被关了起来。我原本是在苏联工作。他们特别把我弄回来，就是为了做给你们看。我是在敌后工作，但是别告诉妈妈。写信给我——这不会有问题，他们会转寄给我。我会像是关在这儿的犯人一样照常回信。现在我所要假扮的就是一名罪犯，因为没有任何地方比监狱更适合作掩护地点了。反正真相就是，爸爸，我正像你当年对付那些沙漠鼠辈一样地在报效祖国，这也就是我们这些优秀分子来到世上的目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要求见肯。我想我必须遵守命令。我当然写了信给他。信上写的是监狱的地址，收信人是霍桑，然后还有他的号码。三个月后他会用监狱专用信笺回信给我，而且每封信都像是不同的孩子写来的。有时他的字大笔划又重，好像他当时很生气；有时则是又小又草，似乎是他没多少时间写。有一、两次，信中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外国字，不过大多数被划掉了，看来他对母语似乎已经有些生疏了。有时他会给我一点暗示。‘我很冷但是很安全，’他会这么说。‘上星期我有点操练过头了。’我没有告诉内人，因为他要我不要说。况且，她也不会相信他。当我把他的信拿给她看时，她把它们推开——这些信带来的伤害太深了。在肯死后，我们去了监狱的停尸间认尸。他的尸首被切成块状，共有二十多处刀伤。可是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面对这一切，她并没有哭，她不爱哭，但是他们这么做也许等于杀了她。回家途中，我忍不住在公车上将事实说了出来。‘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试图让她清醒过来，因为她表情漠然地只是发愣。我揪住她的袖子，轻轻地摇了她一下，要她听我说。‘他不是一个龌龊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都不是。而且也不是犯人对他下的手，是那些俄共干的。’我也跟她谈起那些袖扣。‘肯在信口胡诌，’她说。‘他总是这样。他不明白这其中的区别，他老是不明白，这一直都是他的问题所在。’”
就像神父和医生一样，审问者对掩饰自己的感情总占有特别的优势。他们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作为掩饰，换成我也会这么做。
“士官长，什么袖扣？”斯迈利说道。我看见他垂下眼帘，缩回脑袋，准备再次倾听这位老人的故事。
“‘爸爸，这种工作没有勋章。’肯对我说。‘勋章不安全。得到一枚勋章，你就会上公报。那样的话，知道的人就太多了。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得到一枚勋章，或许还是更好的。说实话，我也许能得到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常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不过如果你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现，就会得到袖扣，而且他们会替你把这些袖扣藏在一个特别的保险箱里。然后一年当中所有俄国部门的年轻人都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会场里并有着你根本无法想像的香槟和侍者，不过我不能透露宴会的举行地点。我们穿上小礼服，戴上袖扣，就像是穿制服一样，只不过我们穿的是秘密制服。我们就在那个无可奉告的地方参加晚会，又是演讲又是握手，像是在举行一场特别的授勋仪式，我猜那就和你们接受勋章的情况一样。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交回袖扣。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如果我失踪了，或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写信给情报部门，向他们要回肯的俄罗斯袖扣。他们也许会说从来没听过我这个人，或许是反问，“什么袖扣？”但是他们或许也会慈悲为怀地破例让你们取得袖扣，因为他们偶尔会这么做。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会知道我曾做过的坏事其实要比你们所想像的更为正当。因为我是爸爸的孩子，不辱家风，那些袖扣会向你证明这一点。我只能说到这儿，这已经超出我该说的范围了。’”
斯迈利首先问起那个男孩的全名，然后又问起他的出生日期。接着斯迈利再问及他所受的教育和学历证明，可以想见这两项都是一团糟。我看着他以一副心平气和、公事公办的样子，记下了各项细节：肯尼思·布拉罕姆·霍桑，那名老兵告诉他的长官，布拉罕姆是肯的母亲娘家的姓；他在从事他们所说的犯罪活动时，有时就使用这个姓。长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他生于福克斯顿。当时我刚从前线回来一年。长官，我不想太早有孩子，可是内人想要。我认为这并不妥当。长官，我想让我们的孩子在和平时期成长，能有双亲照顾他，少校，这是每一个孩子应得的权利，尽管世事并不尽如人愿。
不管肯尼思·霍桑的故事是多么不可信，斯迈利的下一个任务还是一点也不轻松。斯迈利从不会否定好人，甚至对坏人也是如此，在未有确证前，他总是假设每个人是无辜的。那时情报局对此类资料并未有一套可靠的中央索引，而手边能拿到的资料，又常被刻意地弄得残缺不全，是被故意弄得不全的，实在让人感到惭愧。这是因为各个机构互相嫉妒，彼此保留实力，而且一旦逮着机会就从邻近单位挖资料。
的确，这名老人的故事漏洞百出，极不可信。准确地说，它根本就是怪诞离奇。比方说，一群间谍竟然每年聚会一次一起吃饭，这就破坏了那条“仅及所知”的最基本规定。但是在那些外围人员的天地里，更糟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一点斯迈利很清楚。他绞尽脑汁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情况，最后才满意地告诉自己，霍桑并不在他们的名册里：不是信差，不是点灯夫或是剥头皮组员，也不是信号员，而且霍桑这个姓也不像那些寒酸的无线电操作员喜欢用来使自己的地位更具吸引力的任何商标名称。
在他查遍所有外围人员之后，他又转而调查军方、安全局、皇家阿尔斯特警察人员。他查遍了任何一个他想得到有可能雇用一个具备肯·霍桑这种凶暴罪犯的单位——即使它是个远比这个男孩所描述的还要卑微的单位。
看来至少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这个孩子有骇人的犯罪记录。你大概很难想像得到还有哪一份记录比他的更可怕了：他有着持续而偏执的兽性行为。斯迈利再三翻阅这个孩子的背景资料，从儿童时代到青年时代，从感化院到监狱。结果他发现这位一九四六年生于福克斯顿的肯尼思·布拉罕姆·霍桑，举凡偷窃到强奸，好像还没有什么重大罪行是没犯过的。
直到忙了一个星期以后，斯迈利才似乎不大情愿地告诉自己在内心深处早就意料到的事。肯尼思·霍桑——不管出于何种不幸的理由，是个无可救药的累犯怪物。他死在那些和他关在一起的犯人手里真是活该。他的过去已经被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他代表神秘的英国情报局冲锋陷阵的英雄事迹，只不过是他毕生费力地去窃取他父亲荣耀一生的最后一章。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一个下雪的阴沉夜晚，一名老兵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伦敦这头走向英国行政中心的一间会客室。那时行政中心的照明不足，所以尽管大炮已被搬离，它仍像是一座战时的城堡。这里具有军中的严峻、冷酷与庄严；这里满是压低的嗓音与幽黑的窗户；这里少有人烟、过往行人也总是脚步匆匆、目光闪烁。你们记得吗，尽管斯迈利战时在德国防线后工作，他也一样身处战争之中。我可以听见那具阿拉丁煤油炉无精打采地运转着。情报局勉强同意添置了这个炉子，以补足那台老出问题的散热器。它那鼓噪的声音就像是一只僵硬的手在操作着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一样。
霍桑并不是一个人来听取诺丁汉少校的答覆。这位老兵带了他的夫人一起来，我甚至还能告诉你她的模样，因为斯迈利在日志里对她作了一番描述，而且我的想像力亦早已描绘出其余的部分。
她穿着自己最好的一套服装，弓着病恹恹的身体，并佩戴着一个和他先生那个团设计相仿的胸针。斯迈利请她坐下，但是她宁愿挽着她丈夫的手。斯迈利站在他们面前那张办公桌的另一边——就是那张烤焦发黄的桌子，也是我过去被流放的几个月来所坐的那张。我看见他，挺起那浑圆的肩膀，以传统陆军姿态屈起肥胖的手指紧贴着裤缝，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
他并未多加理会霍桑夫人，便和那位老兵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士官长，你明白我没有什么好对你说的吧？”
“是的，长官。”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儿子的事，你明白吗？我不知道肯尼思·霍桑这个名字，我的同事也都不知道。”
“是的，长官。”老人以参加阅兵典礼的姿态，凝视着斯迈利的头部上方。然而他的妻子则是一直生气地盯着斯迈利的眼睛，尽管她发现想要透过他那副厚厚的镜片盯住他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从来没有在英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其他方式。他这一生都是一名罪犯。只是罪犯。什么都不是。”
“是的，长官。”
“我绝对否认他是一名曾为女王效力的间谍。”
“是的，长官。”
“你也知道我不能再回答任何问题，不能再对你作任何解释，而且你也不能再来见我，或是在这大楼出现了？”
“是的，长官。”
“最后，你知道你不能和任何人提及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吧？不管你为你的儿子感到多么自豪？你明白那些还活着的人必须得到保护吗？”
“是的，长官。我明白，长官。”
斯迈利打开我们那张办公桌的抽屉，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香烟盒，递给这名老人。“我碰巧在我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老人看都没看一眼就把盒子交给他的妻子。她使劲地扳开盒盖。里面放了一对光彩夺目的金质袖扣，边角上刻着一朵手工雕琢的娇小英国玫瑰，堪称为艺术佳品。她的丈夫仍然不去看它。也许他用不着看，但也有可能他不相信自己。她关上盒子，打开几经磨损的手提包将它塞了进去，然后便将手提包啪地一声合上，那声音之大会让你觉得她是在合上她儿子的棺材盖。我听过了那录音带，它也正待被销毁。
老人仍然一声不吭。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因此离去时根本没去理会斯迈利。
至于那副袖扣呢？你们一定会问，斯迈利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并不是从九〇九室的发黄记录里找到的，而是从安妮·斯迈利本人口中得知的，那天晚上我和安妮恰巧都是康瓦耳郡靠近沙特希的一座堂皇的城堡的客人。安妮只身前来，而且已经历了一番打击。梅贝尔则去参加高尔夫球赛了。那时，比尔·海登那件事早已成为过去，但是斯迈利仍然无法忍受她留在他身边。宴会结束之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离开，但是安妮仍一直待在我身边，我猜她大概是把我当成乔治的替身了。半凭着直觉，我问她是否曾送过一副袖扣给乔治。独处时的安妮总是最美丽的。
“噢，那些东西啊，”她说道，彷佛她快想不起来了。“你是指他送给那个老头的那些东西。”
安妮说那是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时，她送给乔治的。在她与比尔发生关系之后，他决定这副袖扣应该有更好的用途。
但是究竟为什么，乔治会决定那么做呢？我还是觉得很纳闷。
原先我好像对这事一清二楚。这是斯迈利的慈悲为怀使然。而那位过气的老战士只是触及了他的好心肠。
就像大多数有关斯迈利的事情一样——或许就是这么回事吧。
或者这是一种报复行动？那报复的对象是安妮？还是另外一个由第五处出面将他摒除在外的不贞恋人——情报局？
慢慢地，我得到了一个稍有不同的理论，而这也就是我现在要转达给你们的，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斯迈利本人绝对不会给我们任何提示。
在听着那位老兵说话时，斯迈利了解到在少有的时刻里，情报局会对某些人保有真正的价值。就这么一次，谍报工作的迷思不是用来掩盖另一则有关无能或变节的丑闻，而是让一对年老的夫妇沉湎于他们美好的旧梦之中。就这么一次，斯迈利可以审视着这次的情报行动，然后以绝对的信心宣布大功告成。
第十一章
“某些审讯，”斯迈利凝视着跳动的火焰说道，木柴正在熊熊地燃烧。“并不是什么审讯，而是受伤心灵之间的交流。”
他谈到了他是如何盘问那位代号为“卡拉”的莫斯科中心间谍头子，斯迈利好不容易才招降了他。但是对我而言，他说的只是那个可怜的弗利文，而据我所知，斯迈利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那封告发弗利文为苏联间谍的信件在星期一晚上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信是星期五从伦敦西南区以第一类邮件寄到总部的，值班的助理登记员星期一上午在信上注明了“呈HIP阅”，这是一个瞎编的头字语，意思是审讯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自己；不过在某些人看来，那个“H”（Head：处长）应是“R”（Rest：休息），意思是——你就好好在审讯处休息吧。等到总部的绿色邮务车在诺森伯兰大街将少得可怜的邮件卸下时，已是下午五点。按照审讯处的习惯，这么晚才送来的东西，要到明天才会处理。但是我想改变这一切，而且也正好没事可做，于是我立即拆开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附笺被别在信上，每一张附笺都有铅笔写的字。总部发给审讯处的指示老像是在下命令给一个白痴一样。第一张短笺是这么写的，“C·弗利文经查证应是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外交部的译电员。”接下来即是有关弗利文的全面审查资料，以及白色的档案号码，这样大费周章其实是要告诉我，他并没有任何不良的记录。第二张短笺上说，“S·莫德瑞经查证应是谢尔盖·莫德瑞。”下面还是跟着一大串参考资料，但是我没去管它们。在俄国部门工作了五年之后，谢尔盖·莫德瑞这名字对我来说就是谢尔盖，对其他人也是一样；老谢尔盖，是个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负责主持莫斯科中心安置在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的一个庞杂情报分部。
如果我曾想过明天再读这封信，那么是谢尔盖这个名字让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也许又是些胡说八道的废话，但我还是按规矩办事。
呈
外交部安全部门主管
西南区唐宁街
敬启者：
这封信旨在通知您，过去四年中，得以持续并定期地经手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外交部译电员C·弗利文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秘书S·莫德瑞暗中来往，而且并未在年度审查报告里交代此事。已有机密资料流入对方手中。莫德瑞先生目前下落不明，事实上他最近已被召回苏联。信中提及的C·弗利文迄今仍住在萨顿市山狸路栗树巷，而莫德瑞至少去过那里一次。目前C·弗利文过着极其孤绝的生活。
A·帕特里 敬上
这封信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洁白的A4纸上没有水印。上面注明了日期，标点符号用得过多，但字母拼写正确，信封摺得有棱有角，不过没有寄信人的地址。这种信是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事做，于是便去福尔摩斯酒吧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逛到总部。我办好手续，走进文书组的阅览室，抽出档案。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的会客时间，我来到伯尔的等候室，先告诉他那位光鲜的私人助理我的名字怎么拼，而他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似地。莫斯科站的勃洛克排在我前面。我们津津有味地讨论着板球，直到有人喊了他的名字才就此打住；而且在谈话过程中，我们也尽量避谈他曾在俄国部门为我工作的事，最近一次他为我调查布莱尔的案子。几分钟后，彼得·吉勒莫手里拿着一叠档案，看上去好像宿醉未醒地走了进来。他最近成了伯尔的秘书长。
“老兄，如果我挤到你前面来，你不会介意吧？我是被紧急召来的。这家伙好像要我睡觉时还得工作似地。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道德腐化了。”我说。
没有任何地方能完全像情报局一样——也许除了莫斯科以外——能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大权旁落，变得无足轻重。在巴利·布莱尔变节后的动荡中，甚至连伯尔的前任者，那位机灵的克利夫，都没能在第五处的滑溜地板上站稳脚跟。上次听到的消息是他正要启程去接任有益健康的盖亚纳站站长一职。只有我们那位怯懦的法律顾问哈利·帕弗里还是一如往常平安度过了这次考验。当我走进伯尔那间明亮的办公套房时，帕弗里正悄悄地从另一扇门溜出去——不过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他堆出了笑容来迎接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刚正不阿些，他最近开始留起小胡子。
“奈德！太好了！我们中午一定要一起吃顿饭。”他兴奋地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就溜掉了。
就像他这间办公室一样，伯尔是一个十分摩登的人。他的出身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但是我已经不再过问了。有人说他是广告业出身，也有人说他来自伦敦商业界，还有人说他是律师协会的一员。审讯处收发室三个说话风趣的人说他根本没什么出身：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身穿两件式蓝色高级西装，脚着饰有扣环的黑亮漆皮鞋，浑身散发出刮胡水和权力的味道。他身材高大，动作敏捷，出奇地年轻。你若抓住他那柔软的手，会因害怕捏痛他而立即松开。弗利文的档案正放在他面前的大办公桌上，而我昨晚草草写下的记录就别在档案的封面。
“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在我坐下之前，他用带有英格兰北部口音的英语问道。
“我不知道。此人消息灵通。不管是谁写的，肯定都花了一番功夫。”
“大概是弗利文最好的朋友吧。”伯尔说道，好像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似地。
“他知道莫德瑞最近的动向，对弗利文的门路也很清楚，”我说。“他还知道全面的审查程序。”
“但是他干得并不漂亮，对吧？如果这个人知道内情，这么做就不见得漂亮吧？他最有可能是弗利文的同事，或是他的女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想到伯尔会连珠炮地发出这么一大串问题。在审讯处干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让别人这样催着我。
“我想我必须先知道，你是不是想让我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我为什么要说不呢？”
“这件事超出了审讯处的工作范围。弗利文的管道大有来头，他的部门掌管英国行政中心最精密的通讯传达工作。我认为你会让安全局来接管这件事。”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权责。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那么这纯粹是一个安全调查的问题。”
“情报是我们获知的，信也是我们收到的，该是我们职责内的事。”伯尔反驳道，他的直率语气暗暗地振奋了我的心。“那群该死的家伙。当我们确定弄到的是什么资料之后，再决定如何行动。海德公园对面那些拘泥固执的混蛋只会想着搜集足够的证据去起诉，然后滥发奖章。但是我收集的情报要有实用价值。如果弗利文是坏人，也许我们可以让他继续活动，然后让他转为我用。也许他还能让我们和莫斯科的莫德瑞弟兄拉上关系。谁知道呢？那些负责安全的专家们一定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大概还是宁愿让俄国部门来处理这件案子吧。”我顽强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他眼中，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因为在他这个年龄，还是会觉得失败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是他现在好像是要我告诉他，为什么他不能仰仗我。
“并没有规定明令审讯处要进行这种活动，”我解释道。“我们只管接待工作和聆听那些寂寞之人诉说心事。我们没有依据可以进行秘密调查，或是指派间谍。我们也没有得到授权去追查弗利文这样的嫌疑犯。”
“你可以窃听电话，不是吗？”
“如果你能替我弄张许可证，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你可以指派跟监人员，不是吗？他们说这种事你干过好几次了。”
“除非有你亲自批准。”
“如果我批准呢？那审讯处就有权进行调查了。这方面你很擅长。这是一个审查问题，对吧？是到了对弗利文进行审查的时候了，对吧？那就审查他吧。”
“在进行全面审查时，审讯处应该事先向安全局打个招呼才对。”
“你就当已经打过了。”
“不可以，除非我有白纸黑字的公文。”
“噢，你当然可以。你可不是个情报局的小差役。你是伟大的奈德啊。你违反的规章与你遵守的一样多。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你也认识莫德瑞。”
“不太熟。”
“到底有多熟？”
“我和他吃过一顿饭，打过一次回力球。这谈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球？”
“在兰斯顿。”
“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
“当时莫德瑞正式通知我们他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里的联络人。我试图和他在巴利·布莱尔这件事上做笔交易，交换情报。”
“你为什么没有成功？”
“巴利不愿意和我们合作。他已经完成了他自己的交易。他要他的女人，不要我们。”
“他是怎么玩这场游戏的？”
“他很狡猾。”
“你打败了他吗？”
“是的。”
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定神审视着我。此时的我像是被一个婴儿打量着。“你能处理这件事，对吧？不会对你造成太大压力吧？你这一生做过不少好事。我知道你也是个慈悲为怀的人，不像这个单位里有些家伙，没心没肺的。”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
他没有回答我。或许还不到回答我的时候吧。他像是在心里琢磨着什么似地。
“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个年头谁还会相信婚姻呢？”他诘问道。那口乡音更加浓重，彷佛他已不受压抑了。“如果你想和你的女朋友一起生活，那我会劝你尽管去做。我们调查过她了，她不是任何人头痛的对象，她既不扔炸弹，也没有暗中同情谁，或是吸毒。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她是一个过得不错的好女孩，你算是幸运的了。你到底想不想接这件案子？”
一时之间，我竟答不上来。伯尔会知道我和莎莉之间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你最好在让别人记上一笔之前主动把事情写下来，所以这件事我已经向人事主管作了交代。不，让我无话可说的是伯尔的平易近人，是他那种迅即洞悉我心的能力让我心悦诚服。
“如果你能为我担待点并提供消息来源，我当然接受。”
“那就这么说定了。随时让我知道进展，但是不要说太多——别哄我，有坏消息就直说。他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说的是我们这位西里尔。我想你该读过罗伯特·穆齐尔的书吧，不是吗？”
“我恐怕没读过。”
他拉开弗利文的档案。我之所以说“拉开”，是因为他的手柔软无力，让人觉得他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份档案是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来和这个叫做“铅笔”的怪物好好谈谈。
“除了音乐之外，他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固定的兴趣，没有妻子，没有女友，没有父母，没有金钱上的烦恼，甚至没有变态的性欲。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伯尔抱怨着，接着他翻到档案的另一部分。我心中不禁暗自问道，他哪来的时间读这份档案？我想是凌晨。“一个有你这种经历，并且以处理现代文明问题及其不满为业的人，怎么能不具备罗伯特·穆赛尔的智慧而应付自如呢？等没事的时候，我可要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他舔了一下大拇指，随即翻开另一页。“他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
“我还以为他是独子。”
“我不是在说他的兄弟姊妹，你这个傻瓜。我指的是他的工作。他那个枯燥乏味的译电办公室里有五位职员，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职级相同，上班时间也相同；他们处理一样的文件，脑子里也想着一样肮脏的东西。”他直视着我。他从来不曾这样看我。“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写信的人没说。这实在很奇怪，他们通常是会说的。无聊——这个解释怎么样？无聊和贪婪，这是这个年头他们会这么做的唯一动机。还有报复，这是个千古不变的动机。”他低头阅读档案。“这五人中只有西里尔没有结婚，你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个同性恋，你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同性恋。问题只是你的哪一部分会显现出来。他没有头发，看到了吗？”他一翻而过，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时我偷偷瞄了弗利文的照片一眼。伯尔实在是精力过人。“我想这也还算不上什么罪恶？秃头不会比结婚更有罪。我应该知道的，我结了三次婚，还不是好好的。这不是个一般的告发案件，对吧？所以你才会在这里。写信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认为写这封信的人是莫德瑞，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我在问你，奈德，不要和我绕圈子。我可是满脑子坏主意。也许莫德瑞想在他返回莫斯科的时候留点麻烦让大家解决吧。当莫德瑞开始动脑筋时，可说是一只狡诈的小猴子。我也看过他的资料了。”
什么时候看的？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的？我又在心中想着。
前前后后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为我举出各种可能性，看看是否找得出原因。最后当我精疲力尽地走进接待室时，我又撞见了彼得·吉勒莫。
“雷纳·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他，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彼得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伯尔？是我的好伙伴啊。多年来雷纳一直是斯迈利的‘王位’继承人。是斯迈利将他从充满劫难的命运中救出的。”
至于莎莉，我那位外遇女友，我该怎么跟你们说呢？她总是来去自如，而我却成为她的俘虏。而莫妮卡则在我的势力范围之内。她服务于情报局，我们之间的关系仍受到同一套规章的限制与连结。但是对莎莉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年公务员，早已不知什么是享乐了。莎莉是一名设计师，有时也是个酷爱戏剧的舞者，她认为生活中的其他部分都是虚无飘渺的。她身材修长，聪明过人，有时我会觉得她让我想起了斯泰芬妮。
“船长，要和你见面吗？”戈斯特在电话那头大声说道。“推翻我们的西里尔吗？先生，这是我的荣幸！”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客室见面。这次我的身分是约克上尉，又是一个正做着例行工作的惹人厌调查官。戈斯特是弗利文那个译电科的科长，这个科有一个大家较熟悉的名字：战车。戈斯特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色狼。脚步蹒跚，满脸傻笑的他，甩着手臂，小嘴就像虫子一样地蠕动着。他在坐下来时，撩起西装的下摆，像是要把屁股露给别人看似地。然后就像歌舞女郎那样将一条肥腿一踢，极富挑逗意味地跷在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是这么称呼弗利文先生的。”他轻快地说道。“他不喝酒，不抽烟，不骂人，是个标准的处男。审查谈话到此结束。”他从一包十支装的香烟里取出一根烟，在大拇指上敲了几下，然后再用他那动个不停的舌头沾湿。“音乐是他仅有的弱点。他喜欢听歌剧，而且会定期去看。我对那种东西向来不感兴趣。我老弄不清楚到底是演员在唱歌，还是歌手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了午饭时所喝的啤酒的味道。“老实说，我也不大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对着我尖叫的时候。”他头向后仰，吐出烟圈。他细细地欣赏着它们，彷佛这些烟圈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请问一下，这些年来弗利文与译电科里的其他职员相处得如何？”我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以扮演一名公事公办的审查官。
“挺顺利的，非常、非常合得来。”
“档案管理员、文书人员、秘书——和这些人相处也没有问题吗？”
“一点也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起吗？”
“都坐在一间大办公室里，我这个科长徒有虚名。真的是徒有虚名。”
“有人跟我说他是个厌恶女人的人。”我试探性地说道。
戈斯特发出了极为刺耳的笑声。“西里尔？一个厌恶女人的人？胡说八道。他只是讨厌女孩子。除了道早安之外，他根本不和她们说话。如果能不参加圣诞节宴会的话他就不会来，免得还必须在檞寄生小枝下亲她们。”他换了个方向重新跷起二郎腿，表示他决定要慎重地说出意见了。“西里尔·亚瑟·弗利文——圣人西里尔——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工作踏实的人物。他的头发全秃，言语也异常乏味，完全是个老派的保守职员。圣人西里尔虽然做事有些过分拘泥，不过在我看来，他在这一行里已经自然地达到晋升的极限了。圣人西里尔已经定型了。圣人西里尔做他该做的事，而且任劳任怨。阿门。”
“政治呢？”
“别在这儿谈这个，拜托。”
“他不会怕工作吗？”
“先生，我说过他会吗？”
“没有，恰恰相反，我从档案里得知，如果有额外的工作要做，西里尔总是会立即卷起袖子开始进行，甚至连午餐时间或晚上都还在忙着等等。现在还是这样吗？他的工作热诚丝毫没有减弱？”
“我们的西里尔愿意随时投入工作，而这一点很讨那些有家室或有外遇的人欢心。他会在清晨工作，在午餐时间干活，在晚上值班，当然除了晚上有歌剧之外。西里尔从来不会斤斤计较。我得承认他最近是有点不大愿意牺牲自己，但这无疑是个暂时的中止。我们的西里尔当然也会闹点小情绪。先生，谁不会这样呢？”
“那你是说他最近有些松懈喽？”
“我指的不是他自己的工作，这方面他永远不会。西里尔一直都是个工作的奴隶。他只是情愿受他那些有更多人性弱点的同事欺负罢了。圣人西里尔现在都是五点三十分一到，便收拾办公桌和我们其他人一起回家。比方说，他不再愿意替别人值夜班，然后独自关在办公室里做到九点才锁门，但是过去他都会这么做的。”
“你不能确定他是哪天改变习惯的，是吧？”我尽量装出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尽责地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
然而奇怪的是，戈斯特竟做到了这一点。他噘起嘴，皱着眉头，秀气的双眉扬起，下巴则抵住发黑的衬衫领子。他在那儿虚张声势，像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他记起来了。“西里尔最后一次替小柏顿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那天。你知道我会写工作记录簿。安全起见。而且我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只是我不大喜欢炫耀而已。”
我暗自惊讶，不过倒不是因为戈斯特。莫德瑞离开伦敦回到莫斯科后三天，西里尔·弗利文就开始停值晚班。我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战车里有电动打字机吗？译电员可以使用吗？戈斯特能够使用吗？但是我担心他会起疑。
“你提到他喜欢歌剧，”我说。“你能多跟我谈点这方面的事吗？”
“不，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详细情况，而且我们也没有问他。可是，如果当天有歌剧的话，他就算没在公事包里放着晚礼服，也会身穿一套烫好的深色西装来上班。在我看来，他当时的情绪极为高昂，就像是带着某种期待，至于在期待些什么，我就不提了。”
“比方说他有没有固定的座位？一个事先订好的座位？我这么问只是记录所需。就像你说的，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消遣活动。”
“先生，我想我告诉过你，唉，我和歌剧没什么缘分。反正你记住他是歌剧迷就对了，听我的准没错。”
“谢谢，我会的。”我翻开另一页。“你真的想不出他有什么仇敌吗？”我一边说道，同时停下了手中的笔。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味儿也散了。“上尉，我得承认西里尔的确是大伙儿的笑柄，但是他总是把这种嘲笑往好处想。西里尔并不讨人厌啊。”
“比方说，没有人说他坏话吗？”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任何人去说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坏话。身为一名英国公务员，他也许是个阴郁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坏心眼。西里尔和我们一样克尽其职。我们大家关系都很不错。我不会介意你将这点记录下来。”
“我知道他今年去了奥国萨尔斯堡过耶诞节，而且前几年也是这样，对吧？”
“一点儿也没错。西里尔总是在耶诞节期间休假。他是去萨尔斯堡听音乐。就这一点，他不会对战车里的其他人让步。有些年轻人很想抱怨此事，但是我制止了他们。‘西里尔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你们，’我告诉他们。‘西里尔是老资格了，他就是爱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也会有自己一点小小的兴趣嘛，这件事你们不要去搅和。’”
“他走的时候，有留下休假地址吗？”
戈斯特说他不知道。但是在我请求下，他打了一个电话到人事部门，拿到了地址。过去四年来，弗利文都是住在同一家旅馆。我想到他和莫德瑞也已经交往了四年，而且我也想到了那封信。萨尔斯堡四年，和莫德瑞交往四年，到头来却落得孤绝度日。
“你知道他有什么朋友吗？”
“船长，西里尔这辈子没有一个朋友。”戈斯特打着哈欠说道。“没有朋友和他一起去度假，这是确定的。下次我们一起吃顿饭好吗？听说你们这些人出手挺大方的呢。”
“他度假回来后，谈论过萨尔斯堡之行吗？他得到了什么乐趣——他所听到的音乐如何——诸如此类的事？”我要感谢莎莉，是她让我了解人们本来就该及时享乐。
戈斯特煞有其事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如果西里尔得到什么乐趣，那也一定是非常、非常隐密的乐趣。”他带着一个最后的傻笑对我说道。
这可不是莎莉所说的那种乐趣。
我在审讯处的办公室里，经由一条可接通维也纳的保密线路，打了一个电话给托比·埃斯特海斯。最近他刚以求取生存的绝佳天赋，坐上了站长的宝座。
“托比，我要你替我调查一下萨尔斯堡的白玫瑰旅馆。查西里尔·弗利文这名字，英国公民。过去四年，每逢耶诞假期他都会住在那里。我想知道他都是什么时候到达，逗留多久，以前他是否曾在那里住过，和谁住在一起，帐是怎么结的，都做了些什么事。音乐会的门票，短程旅行，吃饭，女人，男孩，庆祝活动……各方面的资料我都要。但是不管你怎么做，都不要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假装你是个受理离婚案的侦探，或是有其他身分的人。”
托比果真十分惊骇。“奈德，你听我说。奈德，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我在维也纳，你懂吗？萨尔斯堡，那地方就像是地球的另一边。而现在这座城市就像个蜂窝一样闹哄哄地。奈德，我需要更多人手，你得告诉伯尔。他不了解我们在这里所承受的压力。只要你替我多弄两个人来，要我们干什么都成，没问题。不过很抱歉，现在我没办法。”
他要求期限是一个星期，我只答应给三天。他说他会尽力，我相信他。接着他又说他听到谣传说梅贝尔和我已经分手。我否认了这件事。
从我有记忆开始，跟监人员大多设法在靠近公车路线和机场附近那些已不宜人居的房子里。但蒙帝为自己的总部所选择的地点却非比寻常，是一座爱德华时代的豪华住宅。从贴着瓷砖的大厅，顺着蜿蜒的石砌阶梯拾级而上，通过五层窄小简陋的楼面，就可以看到镶嵌着彩色玻璃的天窗。我上楼时，那些房门被反覆地开了又关活像是在上演一出法国闹剧。蒙帝手下的人也都是怪模怪样的，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穿梭在更衣室、咖啡厅和简报室之间，丝毫不理会我这个陌生人。最后我来到阁楼，这里曾是一间画室。室内某处有四位女士正在打乒乓球，发出嘈杂的声音。近处则有两个男人在淋浴，一边唱着布雷克的那首《耶路撒冷》。
我有很久没见到蒙帝了。经过了这么多年，而且他又升任为跟监人员的头儿，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变老，只是多添了几根白发，凹陷面颊的轮廓更加明显了而已。他并不是个健谈的人，有好一会儿，我们俩只是坐着闷头喝茶。
“那你说的是弗利文了，”他终于开口说道。
“是弗利文，”我说。
如同神枪手一样，蒙帝自有一套保持冷静的特殊方法。“弗利文这个人挺有趣的，奈德。他和一般人不大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了，对吧？至少除了那些你听来的谣传之外，事实上我们并非真正了解弗利文的观点中，什么才是正常。邮差、送牛奶的、邻居，都是老套。你会奇怪每个人竟然都会和窗户清洁工，或是和一个找不到接线箱的电话检修人员交谈。不过我们还是照样跟踪了他二天。”
要和蒙帝打交道，你就得耐着性子洗耳恭听。
“当然还有晚上，”他补充道。“如果你连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睡觉，这是可以确定的。他多半是一夜未眠，在房里踱步，这可以在早上由他的窗户和茶杯中推断出来。还有音乐。有个邻居正考虑向他提出抱怨。以前她从未这样做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是怎么回事？’她说。‘早餐时间听韩德尔是一回事，但是到了三更半夜还听韩德尔就另当别论了。’她认为他大概是到了更年期。她说像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和女人正是进入更年期的阶段。我们都不知道有这种事，对吧？”
我咧嘴一笑，然后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她却知道。”蒙帝若有所思地说道。“她家里那个老头离家出走，跑去和综合中学里的一个代课老师同居。她没把握能否把他弄回来，所以差点强奸了我们那个去查线路的英俊小伙子。呃……梅贝尔怎么样了？”他问道。
我心里纳闷他是否也听到了谣言；但是我随即又认为如果他听过，就不会问我了。
“很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习惯带份报纸上火车，是《每日电讯报》，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西里尔并不支持工党——他说他们都很平庸。但是现在他不再买报纸了。他就这么坐着，瞪大眼睛坐着，就是这样。昨天火车在维多利亚车站停下时，我们的人还得用手肘轻轻推他一把，才让他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昨晚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公事包上敲出了一部歌剧的全部乐曲。南茜说那是威尔第的作品。我想她是真的知道。你还记得保罗·斯考迪诺吗？”
我说记得。蒙帝说话时喜欢转换主题。比方说会突然来一句“梅贝尔怎样”之类的话。
“保罗因为滋扰一家银行而在巴贝多待了七年。奈德，他们是怎么想的？他跟监时从来没出过错。他从不迟到，从不乱花钱，记忆力强，眼力好，鼻子灵。我们干了不少窃盗的活。伦敦银行，地方银行，密德兰银行，那些搞民权运动的小伙子，支持裁军的民众，工党，素行不良的外交官们——都是我们对付的目标，保罗曾埋怨过吗？一次也没有。私底下他倒是在酒吧里向坐他隔壁的人笨拙地吹嘘着。我认为他们是想引起注意吧，这是我的看法。没没无闻了这么多年，现在他想要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西里尔还有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听收音机。他喜爱他那台收音机。注意，据外界所知，他只是收听而已。不过他弄到了一台德制的收音机，有微调功能，还有可以让他好好欣赏音乐会的大喇叭。他没在当地买是因为万一收音机出了问题，店家还把它寄到威斯巴登修理。这一趟下来前后得耗上三个月，而且还要花不少钱。他不开汽车。他不赞成使用小汽车。星期六上午他搭乘公共汽车去购物。除了圣诞节去奥地利旅游之外，他一年到头都待在家里。他没有宠物，也不善交际。至于娱乐嘛，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从来没有访客，也没有人来借宿；除了帐单之外没有什么邮件，任何费用都按时交付；他不投票，也不去教堂，家里没有电视。替他打扫房间的那名清洁女工说他书读得很多，主要都是些大部头的书。她一个星期只去一次，通常是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我们没敢跟她太熟稔。对她来说，只要比一本研究圣经小册子大的书就算是大部头的钜着了。他的电话费不高，而且在建屋互助协会里存了六千英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银行里的存款保持在六百英镑到一千四百英镑之间，圣诞节期间因为要去休假，所以会降至二百英镑左右。”
蒙帝对财产的敏感使我们再次转移了话题，这一次我们谈到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儿子艾德礼安刚得到剑桥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帝大为赞叹。蒙帝的独子则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们让人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
“莫德瑞。”在这些客套的寒暄又一次结束后，我说。“谢尔盖。”
“这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奈德。我们都记得他。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分昼夜地跟踪他。当然除了圣诞节之外，当他去休假时……喂！你和我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圣诞节我们都放假吧？”
“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主意。”我说。
“没过多久之后我们甚至不用与莫德瑞尔虞我诈，装模作样，你也做不到。噢，他很狡猾，不过有时我还是可以揍他一顿，我真的可以。保罗·斯考迪诺有一次气不过，就趁着莫德瑞在维多利亚和爱伯特博物馆内找寻一个秘密信箱的时候，把他停在馆外的那辆汽车的轮胎放了气，我从来没有报告过这件事，我不忍心这么做。”
“蒙帝，我正在想莫德瑞会不会也是一个歌剧迷，你说呢？”
蒙帝睁圆了眼睛，见他如此惊讶我不禁心中暗喜。
“噢，我的天啊，奈德，”他大声喊道。“哎呀，哎呀，你说得没错。谢尔盖在科芬园剧院预订了联票——他当然也是个歌剧迷，和西里尔一样。我们一定曾尾随他去过那里——噢，不下十几次吧。如果他还有点慈悲心的话，他可以搭计程车去，但是他从来不这么做。他喜欢和我们兜圈子，让我们疲于奔命。”
“如果我们能知道他看的是哪几场歌剧，而且都坐在哪里——如果你能弄到这些资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与弗利文的情况进行比对。”
蒙帝陷入沉思，他的样子有些夸张。他皱起眉头，然后摸着脑袋说，“奈德，你不认为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太容易了些吗？”他问道。“我都是在一切已符合一个完整的模式后才开始起疑，难道你不是吗？”
“我不会成为你那个模式中的一部分。”前一天晚上，莎莉就曾对我这么说过。“模式是等着让人去破坏的。”
“奈德，他爱唱歌，”玛丽·拉塞尔斯在帮我把白色郁金香插进一只罐子里时说道。“他一直不停地唱着，无论白天黑夜，不过没关系。我看他是在怀念他的假期吧。”
玛丽像夜班护士一样白皙，也一样克尽其职。她的脸上不施粉黛，眼睛清澈明亮，良善的美德显而易见。短发上的一束银丝，犹如早寡的标志一般。
在构成情报界的各行各业中，没有哪一行需要像监听人员那样投入。男人不适合干这种工作，只有女人才能够对别人的命运投下这么热忱的关注。她们被徵调到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淹没在一根根灰色的电缆线和一排排俄式录音机里。她们占领了一座冥府，而且对居住其内那些只闻其声的人物了若指掌，甚至比那些人的密友和亲戚知道得还要多。她们从未见过自己所监听的对象，从来没有和他们会面，也从未和他们接触，或和他们上床。可是她们却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所有力量都花在这些秘密情人的身上。她们从窃听器和电话里听到他们逢迎、哭泣、抽烟、吃饭、争论以及做爱发出的声音。她们听到他们做饭、打嗝、打鼾，以及担惊受怕。她们毫无怨言地接纳他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就和她们对电视的品味一样。这些年来她们甚至和他们一起开车，陪着他们上街购物，和他们坐在咖啡厅和宾果游戏场里。她们暗地分享他们的生活。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然后又带上她自己那副，然后就将双拳托着下巴闭上眼睛，以便能听得更真切。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利文的声音，他正独自唱着《图兰多》中的一段。而拉塞尔斯此时则闭着眼睛，心醉神怡地露出微笑。他的声音柔和；虽然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他唱得如何，但是听来的确十分悦耳，显然玛丽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坐直身子。这时歌声已经停止了。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出现了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那是他的老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奥尔加和鲍礼士，一个礼拜有五天他们会在早晨六点的节目里和弗利文相会，这是昨天早上录的。”
“你是说他在学俄语？”
“嗯，亲爱的，他是在听俄语。至于他学到了多少，没人知道。每逢上课日的早晨六点整，西里尔就会跟着奥尔加和鲍礼士学俄语。今天课题是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则是关于在关岛购物的种种。”
我听见弗利文在浴缸里嘟哝着，还听见他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时，喊着“妈妈”。我想起档案上的一句话：埃拉·弗利文，已故，西里尔·亚瑟·弗利文的母亲，参见该条。我一直都不明白文书室为什么坚持要公开间谍嫌犯那些过世亲人的档案。
我听到他与英国电信公司工程部门之间的争吵。他按照规定等了二十分钟才和对方联络上。他的情绪激动，声调急躁，说话时还出其不意地在许多地方特别加强了语气。
“嗯，下次要选择我的电话做故障查线之前，要是你们能像对待一般用户那样亲切地事先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免得你们在闯进我的房间时撞见我的清洁工，而且还把电线丢在地毯上，把脚印留在厨房的地板上……”
我听到他打电话到科芬园剧院告知他这个星期五不去拿联票了。这次他的语气显得自怜。他解释说他生病了。接电话的女士提到最近正在闹流行性感冒。
我听到他和肉店老板谈到了我明天的造访。外交部人事处安排我明天上午去他家拜访。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利文。早安。星期六我不能去你那儿了，因为那天我家里有客人。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晚上回家时顺道替我带来四块上好的羊排，我会十分感激。方便吗，斯蒂尔先生？我还要一瓶你预先调好的薄荷卤汁。不，葡萄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请你一并附上帐单好吗？”
从我异常灵敏的耳朵听来，我觉得他像是准备弃船的样子。
“玛丽，再让我听一遍他和电信公司工程人员的通话。”我说。弗利文那通以武断语气向英国电信公司投诉的电话，我一共又听了两遍。听完后，我随意亲了玛丽一下，然后走进晚风中。莎莉曾对我说，“过来坐坐。”但是今晚我可没有心情去向她示爱，和听那些我暗地里厌恶的音乐。
我回到审讯处。情报局的实验室此时已完成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件是以一台玛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某某型号，据推测大概是比利时的产品，机器是全新的，或者说没用过几次，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结论。不过他们确信能认出同一台机器所打出的另一份资料。但是我能弄到这样的资料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仍在继续努力地了解这部新一代机器的性能。
我打了个电话给蒙帝。弗利文对检修人员的抱怨仍然在我耳边回响着。他的停顿，就像是文章中生硬的逗点；他用的那个词是“不胜”——他惯于使用不寻常的措词来达到一种带有辩白意味的强调效果。
“蒙帝，当你的人在西里尔家中费心修理他那部电话时，有没有发现一台打字机？”我问。
“没有，奈德，没有打字机——他们没看到。”
“他们有没有可能忽略了？”
“很有可能，奈德。他们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没有打开书桌抽屉或橱柜，没有拍照，也没和那个清洁工混得太熟，以免她事后担心。我只叫他们，‘尽可能看看，快点出来，注意别弄得一团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想到打电话给伯尔，但是我没打。我那身为专案主管的占有欲在此时占了上风，如果我把弗利文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那个把他托付给我的人，我也会下地狱，永不能翻身。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头，从莫德瑞到戈斯特、鲍礼士到奥尔加，从耶诞节到萨尔斯堡，还有莎莉。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一份记录给伯尔，报告我所发现的一切，并且证实我明天上午会对弗利文“进行第一次侦查”，届时我会和他碰面，展开例行的审核清查。
回家吗？还是到莎莉那儿去？我所谓的家就是圣詹姆斯区里一幢讨厌的小公寓，我那儿是我整理自己，掏空自己的地方，虽然在那样的情境里，这是任何男人都最不想做的事：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以及一幅“欢笑的骑士”复制图相伴独坐，而心中激动的情绪正在渴望自由的梦想与自我囚禁的耽溺中摆荡。莎莉是我的另一种生活，不过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安于现状，根本无法跳脱的人。
我还是宁愿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所以我替自己从保险箱里取出了一瓶威士忌，然后浏览着莫德瑞的档案。里面没有新资讯，但是我还是想多熟悉他一下。档案上写着：谢尔盖·莫德瑞，莫斯科中心阅历丰富的专业间谍；极富魅力，有点舞蹈家的气质，广结善缘，是个笑容可掬兼有如簧之舌的亚美尼亚人。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干我们这一行的通常不太可能会偏爱任何人，所以我们可能会基于其本身魅力的缘故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通电话响了起来。我想了一下以为是莎莉打来的，因为我曾违反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她。结果是托比，听起来他似乎煞是得意。他经常是如此。不过他没有提到弗利文这个名字，也没有提到萨尔斯堡。我猜他是从他的公寓里打来的，接着我立刻想到他现在正躺在床上，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奈德吗？你说的那个家伙真是个笑话。他替自己订了两个星期的单人房，办好住宿手续，预付两星期的费用，还送旅馆的工作人员耶诞礼物，逗逗小孩，对每个人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消失不见了，每年都是这样。奈德，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听着，这个家伙太奇怪了。不打外线电话，只吃了一顿饭，喝掉两杯苹果汁，接着就乘计程车到火车站。‘替我留着房间，别租出去，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了，也许要过几天，我也不知道。’十二天之后，他才回来，还是不作任何解释，而且给工作人员更多小费，大家都喜不自胜，还替他取了个‘幽灵’的别称。奈德，你得替我跟伯尔说点好话。你欠我一份情。告诉他托比工作卖力，鞠躬尽瘁。像你这样的大老，伯尔那种年轻人会听你的，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这儿需要一个人，也许两个。告诉他，奈德。你听见没有？再见。”
我瞪着那面我无法看穿的墙；我瞪着莫德瑞的档案，想起了蒙帝那句整件事显得太容易的话。突然间我非常需要莎莉，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如果我能解开弗利文这个谜，我对自由的无止尽追求就可以迈出一大步。但是当我要拿起电话跟她聊聊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他们俩的情况完全符合。”蒙蒂语调平板地说道。他费了番功夫查出弗利文欣赏歌剧的出席情况。“谢尔盖和西里尔每次都在一起。谢尔盖去的时候，西里尔也会去。谢尔盖不去，西里尔也不去。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再也没去过。你明白吗？”
“座位呢？”我问。
“紧捱在一起，亲爱的。你还想知道什么？前排后排？”
“没事了，谢谢你，蒙帝。”我说道。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呢？我整晚都在想着，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你儿子，听他拙劣的嘲弄，然后再提醒自己他就是你的儿子？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开诚布公地和你那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谈谈你的缺点，还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搂着你的情妇，大喊“我爱你”，并且始终和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你是否曾在再次离开她之前，独自踯躅在伦敦的街道上，就像是一名神秘的过客在异国城市中行走？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黎明时躺在床上瞪大眼睛，从外界各种喧闹中辨认出鹊鸟的感伤鸣叫声，并全神贯注地聆听？
九点半，我来到了弗利文的家。我尽量穿得随便刻板一点，而且我大概也真达到了自己要的乏味效果，因为我向来都不是个讲究穿着的人，尽管莎莉有些怪主意，想要改变我的穿着风格。我和弗利文说好十点钟见面，但是我告诉自己要制造一点意外。也许事实是我需要他来和我作伴。这时有一辆邮局的车子停在街上。一辆建筑工程车的车顶也升起了天线。这也就是说蒙帝的手下已经各就各位了。
我忘了当时是几月了，不过我记得是在秋天，那时我的私生活和这条砖造房屋整齐排列于两侧的死巷进入了秋季。我看见炽白的太阳悬挂在修剪过的栗树后，而此地即是以栗树得名。直到今天我仍然能闻到那种焚化垃圾的火焰和秋天的气息，催促着我离开伦敦，离开情报局，带着莎莉到世上真正的乡野去隐居。我还记得鸟儿啾唧，飞离了弗利文家前的电话线，前往某个更好的地方去了。隔壁花园的一只猫抬高了后爪，准备去抓一只正稍作停歇的蝴蝶。
我推开了花园的大门，踏上以砾石铺成的整洁小道，走向那座犹如七矮人小屋般的半独立式住宅，它有着制瓶用的深绿色玻璃所构成的窗户，以及覆有茅草顶的门廊。我伸手去按门铃，但是门早就敞开在我面前。这个栅栏式的门是用假云头螺拴钉牢的，当我走进去之后，它就像是被街上的一枚炸弹震开似地立即关上，将我吸进了铺着瓷砖的幽暗前厅。然后，门停止了摇动，而弗利文站在门边，看起来就像是手无寸铁的百夫长正坐困于自己的守地。
他比我想像中更高。他像个角力选手似地挺起厚实的肩膀准备迎接我的进攻，眼睛则盯着我，流露出一种恐惧的敌意。然而即使是在我们首次遭逢的这一瞬间，我并未感觉到他有任何火药味，反而只是领略到他那种因高大身材而彰显出来的悲壮气概。我走进他的屋里，心里明白自己正走进疯狂之中。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在绝望之中我们发觉自己与这个疯子有一种天生类似之处。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是约克上尉吗？是的，呃，欢迎，先生。真的很欢迎你。人事处的确通知过我说你要来。他们通常是不会预先通知的。不过这次他们倒是这么做了。请进。你有职责在身，上尉，我也是一样。”他抬起那双潮湿的大手，去接我的外套，但是又好像抓不牢。所以在他继续说话时，那双手就在我的脖子上方游移，不知是要掐死我还是要拥抱我。“我说，我们都站在同一边，彼此没有什么反感。我本人把你的工作比拟为机场的安全工作，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搜查我，他们也就不会搜查坏人，对吧？在我看来，这件事要这样才合乎逻辑。”
天晓得当他说出这些客套之至的话来时，心里到底保留了多少想法，但是这些话至少让他摆脱了僵持状态。他将手垂下碰到我的外套，帮我把它脱下来，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双手在做这些动作时带有多大的敬意，那就像是在揭露一样令我们两人都兴奋不已的东西。
“弗利文先生，那么你经常搭飞机了？”我问。
他将我的外套挂在一个廉价衣架的挂钩上。我等着他回答，但是他没有说话。我心里想的是他乘飞机去萨尔斯堡旅行，而我纳闷他是否也同样想到了这事，会不会因为我到来所造成的紧张情势而良心不安。他引领我走进客厅。凸窗射进的光线，引领我可以从容地端详着他，继续毫不怠慢地尽起地主之谊。这次他拿起电咖啡壶，里面放着咖啡和水，但是还没有插电源。上尉，你要加牛奶，或方糖，还是都要加呢？你要热的还是冷的牛奶？上尉，来一块我自己烤制的饼干怎么样？
“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吗？”我随手从罐子里拿出一块饼干，一边问道。
“这没什么，只要是会看食谱的笨蛋都会做。”弗利文说道，他的脸上露出带有优越感的笑容；我随即明白戈斯特为什么会讨厌他了。
“呃，我是会看食谱，但是我就一定做不出来。”我有些惋惜地摇摇头。
“上尉，你的名字是？”
“奈德，”我答道。
“呃，奈德，我想那是因为你已经结了婚的缘故。你的妻子剥夺了你自给自足的机会。这种事我这辈子见得太多了。男人一旦娶了妻子，就变得缺乏独立的能力。我叫西里尔。”
你是在回避我所提出的那个你搭飞机旅行的问题，我这样想着，抗拒着他想闯入我内心领域的意图。
“如果换成我来管理这个国家，”弗利文一边倒牛奶，一边回头对我说，“不过我会很高兴地说我大概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他的话里开始带着一丝教训的口吻，就像他跟电信公司工程人员说话时一样——我会制定一条明确的法令，也就是任何人，不限肤色、性别或是种族，都应该在求学时将烹饪当成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接过一杯咖啡时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我自己从黄色的圆锥形罐子里取了一勺糖，而那只罐子就像是一枚飞弹似地被他那潮湿的手掌托着。突然间，他转过整个身子来面对着我。他睁大眼睛，毫无防备地注视着我，显得那么地清白无辜，惹人怜惜。
“奈德，你喜欢什么样的体育活动？”他温柔地问我，头稍倾斜，像是要和我更亲近些。
“一点高尔夫球，西里尔。”我撒了个谎。“那你呢？”
“那你的嗜好呢，奈德？”
“呃，休假时我是挺喜欢画点水彩画的。”我再次借用梅贝尔的兴趣来作挡箭牌。
“奈德，你开车吗？我想你们这些人该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那只是一辆老旧的路宝汽车。”
“奈德，哪一年的车？有多旧？俗话说，旧琴弹好曲啊。”
他的精力不仅止投注于他自己身上，在和他进行这次首度会晤时，我就已经了解这一点；他将精力倾注于任何出现在他身边的事物。那件复制的黄铜马饰品，由于他经常擦拭而闪闪发亮，犹如是军帽上的徽记。壁炉架、木头地板、餐桌桌面也都擦得一尘不染，光洁亮眼。连我现在坐在上面安详地喝着咖啡的这张椅子都擦得非常干净。椅子的扶手裹着亚麻布的套子，结实而又清洁，致使我都不太愿意把手搁在上面以免把它弄脏了。不用他多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工，这一切全是他亲手打理，他在这个自己的王国中无止尽地消耗精力，既是辛勤的仆人也是独裁的君王。
“奈德，那你住在哪儿呢？”
“我吗？噢，呃，老实说是住在伦敦。”
“奈德，是哪个部分呢？哪个区啊？是个不错的地方吧，或者是因为你从事这种工作，所以必须保密呢？”
“呃，照规定我们是不准说的。我恐怕不能告诉你了。”
“你是在伦敦出生的吧？我是在海斯汀出生的。”
“是在郊区。平纳。”
“奈德，你必须保持谨慎。要始终如此，你的谨慎就是你的尊严。别让任何人从你那里夺走它。这是你专业技能的全部，谨慎。记住这一点。会有用的。”
“谢谢，”我说，温顺地笑了笑说道，“我会的。”
他端详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那只狗，丽兹；它在等我的信号时就像他现在一样——眼睛一动也不动，身体则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那我们开始吧？”他说。“想来一声‘开始’吗？你什么时候想正式开始，只要跟我说一声：‘西里尔，红灯亮了。’这样我就明白了。”
我放声大笑，再次摇摇头，像在说他真是个怪人。
“西里尔，这只是例行公事。”我说，“老天，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一定都知道我大概会问些什么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着烟斗，然后把火柴放进他递给我的烟灰缸里。接着我又继续观察这间屋子。靠墙处摆着他亲手做的书架，上面放着一些自修的书籍，每一本都有一个震撼全球的名字：《世界百位名人》，《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这些书旁边则是成箱的唱片，全都是古典音乐。角落里放着一台留声机，机身由上等柚木制成，上面的键钮之多，实在不是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所能驾驭的。
“那好，奈德，如果你喜欢画水彩画，为什么不试着去欣赏音乐呢？”他顺着我眼睛注视的方向看去，而提出了这个建议。“如果你选对的话，将会听到优美音乐，被恰如其分地演奏出来，那是世上最动人的慰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引你入门。”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以缓制急的重要武器。“西里尔，我倒认为自己是个音痴，真的。我也曾经偶尔尝试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有点灰心……”
我这些胡言乱语——这恐怕是源自于我和莎莉那些毫无结果的争辩——已经让他受不了。他跳了起来，一把抓起饼干罐塞到我手里，彷佛只有食物才能挽救我。他的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担心的神情。
“好了，奈德，这是不对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根本没有什么音痴！拿两块，吃吧，厨房里还多的是。”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继续抽烟。”
“奈德，音痴，奈德，那只是一个术语，一种说词，至于我倒想说这是种藉口，是用来掩盖和伪装一种纯粹是暂时而自愿接受的心理抗拒，以防止自己进入某个你的心灵正有意识地在排斥的世界！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恐惧阻挡了你的脚步。我来举几个我熟悉的例子……”
我由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用食指戳着我，另一只手则紧抓着饼干罐贴在胸前。我听着他说话，看着他说话，并在适当的时候发出几句惊叹。我掏出黑色的笔记本，拿掉黑色的松紧套，对他发出了准备开始的信号，但是他并未理会我，仍旧说个没完。我想像着玛丽·拉塞尔斯此时正坐在她那个小天地里，面带微笑，心醉神迷地听着她欣赏的人对我说教。而蒙帝手下那群男男女女则坐在外面的侦察车里，打着哈欠咒骂他，等着换班。据我所知，还有伯尔——这些人都被迫得听弗利文大谈他住在色比顿时隔壁那对夫妻的各种轶事。他曾教过他们如何欣赏音乐。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可以告诉我在全面审讯总部（PVHQ）的上司，音乐仍然是你的最爱。”他说完后，我微笑着说道。
你知道，“PV”是指全面审查，“HQ”则是总部。扮成一位权责受限的安全工作人员，我需要引用更高等级的权威来执行工作。我打开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抹平纸张，然后用那支公家配用的未涂漆铅笔在笔记本的右上方写上弗利文这个名字。
“啊，奈德，如果你谈论的是爱情的话，你可以说音乐就是我的最爱。引用诗人的话来说，音乐就是爱的粮食。不过我倒是宁可说，这得看你怎样替爱下定义。奈德，什么是爱，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替爱下个定义。”
上帝的巧合有时会俗不可耐到不可能发生。“我想我替它下的定义很广，”我带着一丝疑虑说道，手上的铅笔也停了下来。“那你是怎么为它下定义呢？”
他摇摇头，开始使劲地搅拌他的咖啡，五根粗粗的手指紧捏着那根柄上附有使徒像的银匙。
“这也要记下来吗？”
“也许是吧，请说说你的看法。”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谈起爱的时候，就好像将它当成涅盘似地。不是这样的。我正好知道这一点。爱并不脱离生活。它并非超乎生活之外，也不是高高在上。爱就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会从爱得到什么？那将取决于你投注努力和忠心的形式与方法。我们的上帝明明白白地教导过我们——我本人并不是基督徒，而是个理性主义者——爱是奉献，努力工作。爱也是汗珠和泪水，正像那些伟大的音乐为了获得相当的品质而需有所付出。在这原则之下，是的，奈德，我承认音乐是我的最爱，如果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太明白他的话了。我曾经漫不经心地向莎莉说过类似的话，却被她嗤之以鼻。我也知道对思绪烦扰的他而言，并没有临时的问题这回事，更别说是提出任何非正式的回答——对我而言也是一样，尽管我隐藏思绪的方式要比他来得复杂得多。
“我想我不会把它记下来，”我说。“我只会把它当成深远的背景资料。”我一本正经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以助日后回忆，这同时也是在向他表示我们的谈话将会做成记录。“我们还是先来做例行工作吧，”我提议道，“不然审查总部就会像以往那样，说我办事拖拖拉拉。西里尔，上次你和我们进行约谈后，你是否就参加了共产党，还是你仍竭力地约束自己？”
“我没有。”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道。
“你是说没有参加，还是你没有克制自己？”
他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我没有参加，奈德，我喜欢你。我很爱惜我所发现的才子，向来都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已经有着太多才子。就才子的存在而言，我认为‘战车’根本就是一片才子的沙漠。”
“你不交朋友或参加和平团体吗？”我有些失望地接着问道。“旅游团体呢？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或是在最近会对未成年的唱诗班男孩产生一种秘密的激情？”
“都没有，谢谢。”弗利文说道，他的笑意更浓了。
“那你有没有负债累累，因而入不敷出呢？你是否曾将某个高雅的红发女郎弄成她所不习惯的模样？或是曾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辆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要仍和过去一样简朴。我生来就不是物质主义者，也不会任性妄为，就像你或许已经知道的。说实话，我反而是痛恨物质主义，这年头这种情形实在是太泛滥，太过火了。”
“对其他问题你也都持否定的态度吗？”
“完全否定。”
我一直简略地做着笔记，同时暗自核对着一张想像中的清单。
“那你是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的罗。”我作出评论，然后翻过一页，打了两个钩。“那么在你尚未得到所属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你并未擅自开始学习外语。我可以这么记下吗？”我再次停下手中的铅笔。“梵语吗？还是希伯来语？晤鲁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语？”我提醒他。“那俄语呢？”
他非常平静地站在那里凝视着我，但是我装作并未察觉。
“还是非洲土语？”我半开玩笑地问道。“爱沙尼亚语？”
“什么时候连这些也在名单上？”弗利文怒气冲冲地问道。
“是非洲土语吗？”
我等着他回答我。
“语言啊。语言不是一种过错。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成就！你不需要列出所有的名单，有话直说。”
我将头向后仰，陷入回忆之中。“全面审查程序附加条款，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我背诵出来。“我一直记得这份文件的公布日期。施放焰火的节日。所有部门都要特别传阅的，包括你那个部门在内，所有想要学习外语的人员都必须事先申请到书面同意。由司法程序委员会推荐，内阁通过。”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拒绝就此作出任何回答。把这点记下来。”
我从烟斗中吐出一口烟。
“我说把它记下来！”
“西里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不满的。”
“随他们便吧。”
我又吸了一口烟。“我会照总部告诉我的方式问你，可以吗？‘西里尔和他的朋友鲍礼士与奥尔加在搞什么名堂？’他们这样说，‘问他一下，看看他怎么回答。’”
仍然背对我的他，皱着眉头忿然地在房内走动，像是在要求他的明净世界来见证我的不敬。我等着他大发雷霆，我相信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相反地，他却只是盯着我，表现出一副满肚子委屈的模样。他是在说，我们是朋友啊！而你竟然这样对我。一个人的思绪承受压力时，往往会在转瞬间出现各种想像。于是我看到站在面前的不是弗利文，而是我曾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里审问过的一名打字员：她是如何卷起她那件羊毛上衣的袖子，向我伸出她的手臂，让我看她在前一天晚上自己用香烟烧灼的溃烂伤口。“你不认为你让我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吗？”她说。然而，让她受罪的不是我，而是那名二十五岁的波兰外交官；她为了他而放弃了自己所掌握的一切秘密。
我从嘴里取出烟斗，对他报以温和的一笑。“得了，西里尔。鲍礼士和奥尔加难道不是在你的秘密俄语课程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吗？一起糊壁纸？到塔尼娅姨妈的别墅住？你跟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学习俄语，一周五次，每天六点准时开始。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问他一下鲍礼士和奥尔加，’他们说。‘问他为什么要秘密地学俄语？’所以我就这么问你。情况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俄语，”他嘟哝地说道，仍然琢磨着我这个问题的含意。“该死的狗探子，这是私事，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追求。他们这是在多管闲事，你也是。”
我哈哈大笑，却也同时感到恼怒。“别这样，西里尔，你我都知道规定。违反规定不是你的作风，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把事情白纸黑字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订的。我和别人一样只是接受别人交代的任务，奉命行事而已。”我说，此时他又是背对着我。他躲到悬凸窗前，凝视着窗外那块他用来作为花园的长方形土地。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
“奥尔加和鲍礼土。”我很有耐心地又重复了一遍。
这使他勃然大怒。“向你报告这些资料的人都是些白痴！我要投诉，控告他们！这是在窥探他人的隐私。这个时代竟然还会发生这种龌龊的事。坦白说，我也要向你兴师问罪。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仍然没有理他。我宁可让他怒火中烧。
“第一点，”他扯着大嗓门说道，而且仍旧望着花园中的那块泥泞不堪的土地。“你在记录吗？第一点，我并没有参加什么规定中所谓的语言课程。到学校或班级里上课才算学习语言，那得和一伙擤着鼻涕、满嘴口臭的打字员坐在一条板凳上，忍受一个态度粗野的教师讥笑。第二点，我确实是在收听广播，这是我恒久的兴趣之一，找寻一些独特而又美妙的节目。把这点记下来，我会签名的。我说完了，可以了吗？你走吧。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谢谢。到此为止。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就是这些了。”
“这就是你怎么碰上鲍礼士和奥尔加的过程喽，”我善意地提醒他，并且又开始写了起来。“我明白了，你转着电台，结果找到了他们。鲍礼士和奥尔加。西里尔，这没什么不对的。你得坚持下去，如果你通过考试的话，也许还能弄到一份语言津贴。虽然那只是一点钱，可是我总是觉得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总比放在别人那里好。”我继续写着，但是速度很慢。我要让他听到铅笔在书写字时发出的那种令人不舒服的杂音。“有事不报是他们最伤脑筋的事，”我推心置腹地说道，替我们的上司表示歉意。“‘如果他没告诉我们奥尔加和鲍礼士的事，那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没告诉我们呢？’我想你不能怪他们。他们也得照章行事，就和我们一样。”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一页，舔了一舔笔尖，写下另一个注解。我开始感觉到那种追踪的兴奋感。爱是承诺，他曾经这么说过，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努力，是奉献。但是到底是爱谁呢？我用铅笔画了一条粗线，然后又翻过一页。
“西里尔，我们可以换个话题，谈谈你和铁幕那边的人士接触的情形？”我有气无力地问道。“总部就是忌讳铁幕。我想知道，除了你过去几年所交代的那些人以外，你是否还有任何新的名字可以提出。最后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后面——“我的老天，那已经是八辈子以前的事了。是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他是你参加的那个地方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他以后，你就什么人也记不起来了吗？西里尔，他们现在已经在注意你了，我得承认这点，因为他们抓住了你没有报告学习外语这件事的把柄。”
他对我的失望再次转变成愤怒。他再次使用那些不中听的词汇大肆抨击。但是这次他好像是冲着我来的。
“你会发现我与铁幕接触的所有资料，包括过去和现在的，都是一字不漏地全部列出，并且按照规定呈交给我的上司。如果你在与我约谈之前，无法从外交部人事处弄到这份资料的话——我是指，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种没用的人来找我呢……”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我不认为任由他把我贬得一无是处会对审查工作有什么帮助。是的，我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并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也是高层机构的公仆。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张纸。“现在，你瞧这儿，这就是你说的资料。你在铁幕中的所有朋友都列在上面。整整二十年间，只有五个人。我知道总部已经调查过这些人。呃，只要你提出报告，他们就会被追查的。”我将这份资料放回笔记本。“那么，还有什么名字要加上去吗？加上谁呢？想一想，西里尔，别着急。我们那伙人知道的可多了。有时他们真让我震惊。慢慢来。”
他真的是一点也不着急地想了许久，许久。最后他采取自怜的对策。
“奈德，我不是一名外交官，”他低声抱怨道。“我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出去寻欢作乐，流连在贝尔葛拉维亚、肯辛顿、圣·约翰林那些名流绅士群集的高级地区，佩戴勋章，系上白色领结，和那些大人物打交道，对吧？我只是一名职员。我根本不是那种人。”
“西里尔，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喜欢得到别人的善待，这是我不同的地方。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再度的怒气掩饰了他内心渐渐升高的惊慌。他握紧那巨大的拳头，搂起手肘表达了他的肢体语言。“自从我提出那些名单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都只有点头之交，并没有什么后续的深入交往。”
“这段期间之后，你有没有再结识新朋友呢？”我耐着性子恳切地问道。“西里尔，你过不了他们那关的，连我都过不了，那你又何必要自讨苦吃呢？”
“要是真有什么人，真有什么接触——就算只是有人寄来一张耶诞卡，请你尽管放心，我会主动把他的名字添上去的。到此结束。完毕。请你问下一个问题吧，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耶诞节。萨尔斯堡。我已经挖空心思了。
“西里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我一边作着笔记，一边说道。“坦白说，这听起来实在像是花言巧语。他们想要的是‘是’或‘不是’，或者是‘如果是，那么是谁？’他们要的是一个直接的答案，他们不会接受你这些花言巧语。‘他没有承认学习外语这件事，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对铁幕来往的说词？’西里尔，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对我说。到时候我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我对他提出了警告，而且仍然作着笔记。
我再次感觉到自己这种沉重严肃的态度，对他来说是种折磨。他踱来踱去，双手在身体两侧拍着。他喃喃自语，然后咬牙切齿地抱怨着我们硬要逼他说出名字的无理要求。但是我忙着在笔记本上记录，根本没去注意他说了些什么。毕竟我是老奈德了，正在为伯尔先生作牛作马，执行总部交代的任务。
“西里尔，这样如何？”最后我开口说道。我拿起笔记本，大声地念着我所写下来的：“我，西里尔·弗利文，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不管时间是多么地短暂，除了我已经列出的名单之外，我都未再与任何苏联或者东欧国家的公民交往，即使只是极为短暂的接触。由西里尔签名并注明。”
我再度点上烟斗，并且看看烟斗内的烟草是不是点燃了。我把熄灭的火柴放回火柴盒里，然后再把火柴盒放回口袋中。我原先的说话速度就已经很慢了，而现在更是拖拖拉拉。
“西里尔，听我一句劝，也许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的生活中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现在就是你告诉我的好时机。我会对你的话予以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不过这要看我怎么跟他们说，我不会什么话都告诉他们的。毕竟没有谁是圣人，如果真是这样，那总部也不用去审查他们了。”
不管我的话是有心或是无意，我已经点燃了他心中的导火线。他一直在找一个藉口，而现在我正给了他一个机会。
“圣人？谁在谈论圣人？你少叫我什么圣人，我不接受。圣人西里尔，他们就是这么叫我，你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奚落我！”
弗利文神色紧张、态度粗暴，不断地用言词攻击我。他靠在拳击场的围索边，向任何扑面而来的东西挥击着。“就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其实根本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是那些探人隐私的审查人员——这种事情我会以书面报告，并按照规定呈交人事部门，在……”
我再次打断他。我不喜欢由他来掌握我们之间交谈的节奏。“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人，是吗？”我说。虽然我的语气平淡，但是我仍想以低姿态让他感受到压力。“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人？你没有参加宴会吗——聚会、宴会、会议——官方的，非官方的——伦敦，在伦敦市外，甚至在国外——是不是曾有铁幕国家的人物远远地在一边出现过？”
“我得继续说不吗？”
“如果答案是‘是’，那就不行。”我带着他不喜欢的微笑答道。
“我的答案是‘不’。不，不，不。再说一遍，不。明白了吗？”
“谢谢，那我可以写上没有吗？也就是说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都没有。这样你总可以在上面签字吧。是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不吗？”我又跟他开了个小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是我们得把话说清楚，否则总部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瞧，我把一切都替你写下来了。签字吧。”
我把铅笔递给他，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想让他养成这个习惯。他将笔记本递还给我，然后悲戚地朝我笑笑。他对我撒过谎，他需要我对他的不幸予以安慰。所以我给了他安慰——不过我恐怕得说，如果我真能给他安慰就好了，因为我想赶紧将它收回来。我把笔记本放进口袋，站了起来，舒展一下身体，彷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讨论暂时中止，看看还会有什么诡计在后头。我捶了几下背，这是老年人的背痛毛病。
“西里尔，你在那儿挖什么呢？”我说。“你是在替自己挖个深深的避难所吗？我倒认为这年头没有这个必要。”
我朝他的肩膀向前望去，将眼光落在被放在泥地一角的一堆盖着防水布的新砖上。一条二尺宽，尚未完工的壕沟，穿过草地直抵砖堆。
“我是在修建一个水池，”弗利文反驳了我一句。他满心感激地抓住我这个半开玩笑的话题。“我刚好很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一个装饰性的水池。”他的幽默感又浮现出来。他放松了，微笑了，而他的笑容是那么温暖，那么真挚，使得我也不禁回以一笑。“奈德，我想做的，”他友好地靠近我解释道，“就是修建一个三层的喷水池，离地四尺高，正好和那条沟相隔十八寸。我打算安装隐藏式电灯从水池下方照明。然后我会用一台电动抽水机来抽水。晚上不把窗帘拉上时，就可以观看外面自己所建造的照明水池和瀑布了！”
“并且播放你的音乐！”我和他一样感到兴致勃勃地说道。“依我看，那样可就太完美了。西里尔，你真是天才。我非常感动，真的。我真希望我的妻子能来看看这个。对了，萨尔斯堡怎样？”
我想他其实是晃了一下。我看见他的头歪向另一边。我击中了他，使他头昏眼花，而且我等着他清醒过来后，又再度给了他一拳。
“他们告诉我，你去萨尔斯堡欣赏音乐。他们告诉我，对你们来说，萨尔斯堡就像是音乐家的麦加圣地一样。他们在耶诞节有歌剧吗？或者你去那里只是为了欣赏耶诞颂歌？”
周围万籁俱寂，我想他们一定封锁了这条街道。不知道弗利文仍旧凝视着花园时，是否也和我想的一样。
“你有什么好在乎的？”他答道。“你是个音乐白痴。你自己这么说的。而且你还是个恶名昭彰的窥视者。”
“威尔第？我听过威尔第。莫札特？他是奥地利人，是吗？我看过那部电影。我敢打赌他们会在耶诞节为你演奏莫札特的作品。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演奏什么人的作品？”
又是沉寂。我坐下来，再次准备记录他的口述。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
“当然。”
“你总是这样吗？”
“当然。”
“上次也是这样吗？”
“是的！”
“你一个人住吗？”
他放声大笑。“我吗？我没有一分钟是独处的。我不是一个人。当我抵达那里时，舞女们早就在我的房间里等着了。我每天都换不同的女人。”
“但是音乐之夜却是夜夜不断，你喜欢这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
“十四个晚上的音乐。我想，要是扣除你往返的时间，那就是十二个晚上。”
“可能是十二个晚上。可能是十四个。也有可能是十三个晚上。这又有什么关系？”他仍然没回过神来，心不在焉地说着话。
“那就是你为什么去萨尔斯堡的原因。你花钱就是为了这个，对吗？西里尔，对吗？西里尔，请你给我一点暗示吧。我一直觉得自己快跟不上你了。你去那里过耶诞节就是为了这个？”
他点点头。
“音乐会，夜复一夜，歌剧、圣歌？”
“是的。”
“麻烦的是，呃，你知道，总部说你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晚上。他们说，你只在第一天抵达旅馆登记住宿，然后隔天早上就走了。你付了全部的房租，一共有两个星期，但是旅馆里的人从第二天开始就不见你人影，直到假期快结束才看到你回来。所以总部的确有理由问你究竟上哪儿去了，”我迈出了最大胆的一步。“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是否遇上了那边的某个人。像鲍礼士和奥尔加之类，不过是当面见到的。”
我又将笔记本翻过几页。在深沉的寂静中，写字时的沙沙作响声就像是砖块碎裂的声音。他的恐惧感染了我，这就像是共享邪恶。真相与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膜，然而对试图拒真相于门外的弗利文和努力地要让真相显现的我，它却是同样的可怕。
“西里尔，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整件事记下来，”我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忘掉。没有什么比写下来更能让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了。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就算交的是个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把他写下来就可以了。我猜他是个外国人吧？只不过，我注意到你有些犹豫。如果你为了他而放弃所有的音乐，那我得说，他一定是位很重要的朋友吧。”
“哪儿都没有他。他并不存在。他走了。我挡了他的路。”
“嗯，不过耶诞节期间他并没有走，对吗？要是你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走。西里尔，他是个奥地利人吗？”
弗利文变得毫无生气。他就像是个睁着眼睛的死人。我把他揍得太惨了。
“好吧，他是法国人，”我放大音量建议，试图将他从回忆中拉出。“西里尔，是个法国佬吗，你的朋友？——他们不会在意一个法国佬的，尽管他们不喜欢这些人。拜托，西里尔，难道他是个美国佬吗？那他们更不会反对……”弗利文没有回答。“他不是爱尔兰人吧？为了你着想，我可不希望他是个爱尔兰人！”
我替他说出声来，但是没有任何事情能扰乱他的悲愁。他仍旧站在窗前，弯着大拇指，用指关节敲着前额，就像是要凿出一个弹孔似地。他低声说了什么吗？
“西里尔，我没有听清楚！”
“他什么人都不是。”
“都不是这些国家的人吗？”
“不是。”
“你是说他是个外交官吗？”
“他没有去萨尔斯堡，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听见了没有？”他猛然转过身，开始大声嚷嚷。“你是个饭桶，知道吗？先别管答案，你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正确发问！难怪这个国家会乱成一团！你那股机灵劲儿上哪儿去了？你那份人类的理解力上哪儿去了？变了吗？”
我再次慢慢地站起来。我让他继续看着我，并任由他再嘲笑我一次。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这样是无济于事的。
“西里尔，我是想帮助你啊。如果你又去了萨尔斯堡，并且留在那里，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去了别处——呃，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例如你的好友是义大利人的话。如果你原本只是假装去萨尔斯堡，但后来却去了——噢，我不知道——比如说罗马，或者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我不能替你把这件事说清楚。这不公平，而且即使我这么做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啊。”
他瞪大了眼睛。他渐渐把我看成是疯子，并且自认为神智清醒。我重新装填我的烟斗，并全神贯注地继续往下说。
“西里尔，你实在是个难以取悦的人。”——我用手指塞紧烟丝——“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是个爱戏弄别人的人。‘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能做一次。’我是说，你到底要我说什么才好呢？”
我划着火柴，凑近了烟斗。在点烟时，我看见他把指关节移到眼睛部位，不想看见自己待在这间屋子里。但是我假装没注意到。“好吧，我们不谈萨尔斯堡。如果萨尔斯堡伤到了你，那就把它搁在一边，我们再回头谈谈你与铁幕的关系吧。怎么样？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了下来。他没有回答，但是也没有直接了当地反对。我接着往下说。他也要我说下去。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相信我的话是一座连接真实世界和他所生活的地狱之间的桥梁。他希望我为我们两人说话。我觉得我得为他提出告白，因此我才决定打出这张最危险的牌。
“西里尔，为了避免引起争论，所以我们先把谢尔盖·莫德瑞这个名字加到这份名单上，然后就到此为止。”我尽可能轻描淡写，语气缓和地提出了这个建议，“这只是为了稳当起见。”我欣然地说道。“你看怎样？”他仍然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喋喋不休地说着，并进而拟了一份呈交总部的建议。“‘好吧，’我们就告诉他们，‘那就在名单里加上你们讨厌的莫德瑞吧。别再和我们兜着圈子玩了，我们是清白的。带着莫德瑞这个名字回家去吧。奈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心神恍惚，笑得像个要被吊死的人。在邻近的一片沉寂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话听来铿锵有力。但是弗利文却好像根本没听进去。
“莫德瑞就是他们想叫你找出的人，西里尔，”我合理地说道。“他们告诉过我。如果你承认莫德瑞——如果就像现在我所做的，把他记下来，而你也准许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拦我，对吧？——这样就没人能指责你我对他们不坦率。‘是的，我是谢尔盖·莫德瑞的好友。你们这帮神经病！’——怎么样？‘而且无论去哪里，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们做过这个，我们干过那个，我们同意去做某些其他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或者过得并不愉快。不管怎样，如果你们仍然禁止我与一个极其文明的苏联人交往，那么开放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怎么样？先别管我们之间的分歧，以后我们会弭平的。依我看，他们会把档案搁上一年，那我们就全都可以去度周末了。”
“为什么？”
我假装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把档案先搁在一边呢？”他露出怀疑的神色问道。“那他们算是什么？他们难道不会转过身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没人会这样。他们不大可能这样。他们依然如故。他们不会变成其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
“别瞎扯，西里尔！”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令人难以接近。“西里尔！”
“干嘛！究竟出什么事了？不用大喊大叫。”
“这年头苏联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才会更加操心呢！我提出法国佬只是为了套你的话。现在我后悔了，我道歉。但是在这年头，一名苏联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不只是在谈论友好国家，更是在谈论伙伴！总部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这样。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带动潮流。西里尔，你在听我说话吗？”
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输掉了这整场游戏——输掉了他这个同谋，输掉了他对我的信赖，也输掉了他不去怀疑的意愿。他像一个梦游的人走过我身边，然后再次来到窗前，站在那里沉思着那个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活中其他那些只完成一半的梦想，此时他一定已经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实现这些梦想了。
然后，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开始说话了。他并不是谈论自己做过什么事，也不是谈论他和谁做过。而是为什么会做。
“整天都和一群愚蠢的人关在一起，你难道不晓得那会怎么样吗？”
我起初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的未来，稍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谈论战车。
“整天听他们那些肮脏的笑话，忍受他们的使唤和讥笑？你不会知道这种滋味的，因为你享有特权，无论你装得有多谦卑。他们每天都是一样，津津乐道地谈论乳头、内裤、月经和阴茎，你受得了吗？‘得了吧，圣人，给我们讲个黄色笑话换换口味吧！我敢打赌，圣人，你喜欢深入！你钻进什么地方——体育馆侧门吗？粗了点是吧？圣人星期六晚上有什么乐子啊！’”他再度显得精力旺盛。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具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模仿天分。他扮作音乐厅的歌剧皇后，怪腔怪调地跟我说话，并在那张未蓄胡的脸上堆出一丝恐怖的笑容。“‘圣人，你听说过男女童军的故事吗？乐趣就在帐棚里，你一定没听过！’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是吧？‘圣人，你是不是经常将你那玩意儿掏出来看看？偶尔还弄它一下，好确定它是否还在？于是你感到如腾云驾雾的快感，然后它软了下去。我敢打赌你有个大家伙，不是吗？跟驴子的差不多，长到能够套上袜子。’……你没有这种经验吧，从早到晚不管是坐在办公室里，还是在餐厅里都没有过，是吗？因为你是一位绅士。你知道他们在愚人节送了什么给我吗？一份巴黎来的极机密电报，只能让弗利文过目，由你译电，用手译，哈哈。闪急电文，你明白这个笑话吗？我不明白。所以我走进小房间，取出密码簿，这不对吗？我亲自译电，不对吗？而且用手译。大家都低着头，没人笑出来，以免破坏了这个计划。我译出了前六组，发现尽是些有关保险套的污秽笑话。那是戈斯特干的。为了开这个玩笑，他还特别叫驻巴黎大使馆的那些家伙发了那份电报。‘冷静下来，圣人，别发火，对我们笑一个嘛。这只是个玩笑，圣人。你难道开不起玩笑吗？’我在抱怨时，人事主管也这么说。他们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恶作剧有助于提高士气嘛。他们又说，把这看成一种恭维，豁达一点就好了。如果我没有音乐作伴，我早就自杀了。告诉你没关系，我想过自杀。麻烦的是，当他们发觉自己做了什么以后，我却看不到他们的嘴脸了。”
海登出卖情报局的时候，斯迈利曾经痛心地向我说过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叛徒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恨某人，爱某人。弗利文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现在他开始谈论他所爱的人。
“那天晚上我周游世界各地——波多黎各、维德角、约翰尼斯堡——这并不是我在幻想。我最喜欢业余音乐家的作品。他们聪明得多，告诉你，我就喜欢这一点。我甚至不知道早晨来临了。我的房间有厚实的窗帘，花了我三百英镑，上面还加有里衬。离开战车后，宁静就是我无上的乐趣了。”
他的脸上浮现不同于以往的笑容，宛若一个小男孩在过生日时露出的笑容。
“‘早安，鲍礼士，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然后她会用俄语说，‘今天早上好吗？’鲍礼士则回答他情绪不太好。鲍礼士经常这样。他很容易陷入斯拉夫式的抑郁。注意，奥尔加会照顾他。她会开他玩笑，不过她从来没有恶意。他们偶尔也会吵——呃，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们什么事都是一起做。不过他们总是会和好如初。他们受不了整天闹别扭。说实话，奥尔加不可能这样做。她总是有什么说什么。然后他们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就是这样。助益良多，和善友好，谈吐风雅，当然还爱好音乐——呃，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嘛。还没听过他们谈论柴可夫斯基之前，我对这个音乐家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迅即对他的作品痴狂不已。鲍礼士有非凡的音乐监赏力。而奥尔加——呃，她有点容易满足。不过，我想他们也都只是演员，照着稿念而已。但是当你收听他们的节目，努力地试着学习俄语时，你?9９ｌib.就会忘了这件事。你会相信他们。”
他是在说，所以你就会把自己的书面资料寄过去。
他是在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免费替你改正，并对你提出建议。
在第一次通信之后，你甚至不必再把你的信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就有一个信箱。
他陷入沉默，不过这并不会构成危险。尽管如此，我还是怕他会太早结束这种恍惚的状态。我走出他的视线之外，来到房间的一角，在他身后站定。
“西里尔，你给他们哪个地址？”
“当然是这个地方。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罗普郡的乡间住宅，还是卡普里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姓名也告诉他们了吗？”
“当然没有。好吧，我用了西里尔这个名字。我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叫西里尔。”
“好家伙，”我赞许地说道。“那么这个西里尔姓什么呢？”
“尼莫，”他骄傲地宣布。“西里尔·C·尼莫先生。万一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尼莫’在拉丁文里是‘无名氏’的意思。”
C·尼莫（无名氏Nemo。）先生，或许就和A·帕特里（爱国者Patriot）也是一样的道理吧！
“你写了你的职业吗？”
“我没有写出真正的职业。你又在说傻话了。”
“那你写的职业是什么呢？”
“音乐家。”
“他们问了你的年龄吗？”
“当然问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知道你是否符合条件，否则万一你真的得了奖就麻烦了。他们不可能把奖品送给未成年人，对吧？谁都不可能。”
“还有身分——已婚或是单身——你也告诉他们这些了吗？”
“我得填上我的身分，不是吗？这个奖是送给夫妻档的，他们不可能只把奖品送给丈夫，却将他妻子除名，这样就不讲道理了。”
“你寄出了什么资料——比方说第一回——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对我的愚昧表现出更大的不悦。
“笨蛋。你以为我寄了什么给他们？该死的对数吗？你写信去，然后就会收到表格，注册，有了卢森堡的信箱号码，拿到教科书，成为他们的一员。之后鲍礼士和奥尔加在节目中叫你干什么你就照做，不是这样吗？‘完成第九页的习题。’‘回答第十二页的问题。’你没上过学吗？”
“你学得不错吧。总部说你有个用起来就像是百科全书般的脑筋。他们告诉过我。”我开始摸清他是多么喜欢别人奉承。
“事实上不只是不错而已。谢谢你的夸奖，还有总部。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某些导师曾寄来一些评语给我，而其中一些不乏赞美之辞。”他补充道，并咧着嘴笑。受到别人夸奖时，他总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当我星期一早上在走进战车时，虽然我嘴上什么也不说，心里却是无限振奋。我想如果我愿意，我会对你们其中的某些人说说。但是我没有。我宁可把它当成私人的秘密。我宁愿维护自己的友谊。我不会让那些畜生用些下流的评语来糟蹋奥尔加和鲍礼士。谢谢，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你回信给这些导师了吗？”
“只写了尼莫这个姓。”
“但是在其他方面，你并没有玩弄他们吧？”我问道。我很想挖出在这第一次的不法恋爱中他心中究竟存有什么样的约束力，如果真有任何一点的话。“我是说，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是不是就会直接的回答。你不会忸怩作态吧！”
“我没有忸怩作态！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我竭力地做到和我那些导师一样彬彬有礼，他们都是名教授，其中有些人还是研究院院士。我很感激，也很用功。这是他们最起码应该得到的回报，想想看，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收任何报酬，而且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促进人类的沟通与了解。”
我的猎人细胞又开始蠢动了。我打量着他们是怎样戏弄弗利文的。我正在揣想着，如果情报局已将所有事情设想得如此完美而周到的话，在他们心中，我自己又该如何来陪他玩这场游戏。
“我想，随着你的进步，他们就让你从简单的课本练习转而学习更有挑战性的东西——像是写作文、论文之类的，是吧？”
“是的，当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火候已经够了，他们就让我自由写作。”
“你记得他们给了你什么题目吗？”
他哈哈大笑，笑声中带着优越感。“你想我忘得掉吗？那阵子我完成一篇文章，总得要字典不离手地写上五晚，要是每天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幸运了！奈德，你脑袋清醒点吧！”
我一边记录他的口述内容，并报以凄然一笑。
“第一个题目是‘我的生活’。我告诉他们战车的事。当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说出我们那种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不否认自己作了一些社会评论。我想委员会有权知道这些，特别是随着言论自由开放之后，为了人类的福祉，一切都会变得缓和下来。”
“下一个题目是什么？”
“‘我的家’。我告诉他们我要修建水池的计划。他们喜欢这个。还有我烹饪的事。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十分擅长烹饪。接下来他们给我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消遣’，这个题目可能有好多材料，但是我没什么好写的。”
“我想，你一定描述了你对音乐的喜爱吧？”
“你错了。”
他接下来的回答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份控诉，是为自己的受难伙伴所发出的同情呐喊，也是一段盲目的祈祷，却被像我这样一个还来得及为爱不顾一切的人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选择了‘良友’作为我喜爱的消遣。”他说，同时脸上又浮出了狂放的笑容。“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良友，但是这并不会对我造成妨碍。当机会来临时，我会十分.99lib.珍爱这难得的友谊。”他好像忘了自己说过话，因为他又用了些我或许曾对莎莉讲过的话重新起了头：“我有一种感觉，自己在生命中曾经放弃了某种东西，而我现在想把它要回来。”他说。
“他们称赞过你的佳作吗？他们是否印象深刻？”我一边问道，一边勤奋地记了下来。
他又笑了。“我想是马马虎虎吧。大部分还算勉强通过。他们当然会有所保留。”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他们和别人不一样，表扬你时既宽厚又慷慨，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的原因。”
而且他们真的表现了出来，弗利文说——我几乎不需要再逼他了——这些特质在一个名叫谢尔盖·莫德瑞的身上全都彰显出来了。他是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事务一等秘书，并且以莫斯科广播电台忠实的地方代表之身分，被指派前来回应弗利文的祈祷。
十一月的一个阴冷星期六，莫德瑞就像所有的天使一样，毫无预警地悄然来到弗利文的家门口。他带来足以显示他身居高位的礼物：一瓶莫斯科产的伏特加酒，一盒盛伏加产的鱼子酱；一本印刷粗糙、关于大芭蕾舞团的艺术图书，另外还有一封用打字机打好的信。信中表示基于西里尔·尼莫先生在俄语学习中的卓越进步，特任命他为莫斯科大学的荣誉学生。
然而最大的礼物还是莫德瑞本人的魅力，他举止风雅，完全符合弗利文在那篇荣获委员会大奖的作品中所推崇渴求的那种良友典型。
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了。弗利文镇定自若，而且趾高气扬，因为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他还是得到了满足。他的声音冲破了束缚，那张平淡的面孔也绽开了笑容。那是一个懂得真爱，并且渴望散播自己好运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能让我对他露出同样的笑容，那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莫德瑞，奈德？谢尔盖·莫德瑞？噢，奈德，我是说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对完美的最佳拍档。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了。我想我们之间不会有你们那些虚情假意。这是完整的拥有与接受。当然啦，我们也有着同样的幽默感，率直而犀利，完全没有欺骗。我们有同样的兴趣，也喜爱同一个作曲家。”他试图采用一种较超然的语气，但却是徒劳无功。“就我的经验而言，这在生活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两个人竟会在各方面都有着如此自然的契合——不过我得承认，在女酒保方面，谢尔盖的经验远比我要丰富得多了。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地表现出不表赞同的样子——“我这么说吧：如果任何人有这种举止，我就会觉得难以接受。”
“西里尔，他介绍过女人给你吗？”
他马上露出斩钉截铁的驳斥神情。“他当然没有，谢谢你。我不会让他这样做。而且他也不会认为这种介绍符合我们之间的关系。”
“连你们一起去苏联的时候都没有吗？”我又对着他跳了一步，斗胆问道。
“没这回事，谢谢你。事实上这会毁了他们，真的会让他们死得很惨。”
“那么这全是谣传了，他们对他那些女人的说法？”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对女人完全抱持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他的同事私底下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毫不留情。”
我不由得佩服莫德瑞的心机之深——或者，该是佩服他主子的足智多谋才对？莫德瑞毫不留情地追求女人，而弗利文则是毫不留情地排斥她们，这两个人可真是绝配。
“那么你也见过他的同事了。”我说。“是在莫斯科吧，而且是耶诞节期间。”
“我只见过他所信任的同事。他们对他的尊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是在列宁格勒吧。我并不挑剔，我也没有权利那样做。我是贵宾，他们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的眼睛盯着笔记本。天知道我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全是些冗长的官样文章。后来，我才发现整个记录中，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选择了一种最沉闷的语调。
“西里尔，那么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表彰你杰出的语言才能呢？或者是那时你已经开始向莫德瑞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方说给他情报或是其他的东西，像是翻译点什么之类的。有人告诉我，很多人做过这种事情。当然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不能苛责他们，对吗？——这只不过是要帮助开放而已，而现在果然完成了。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只是，西里尔，我还是得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留下适当的记录，否则他们会剥了我的皮。”
我没敢抬头，只是继续写着。我翻开另一页，写了一行——谈下去，谈下去，谈下去。而且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低声说了些什么，但是并未听懂。我听到他嘟哝着：“不，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干过。”我听到他放大音量抱怨着：“别这么说，可以吗？你和你的总部都不要再说了。‘给他情报’——这是怎么一回事？话不能这么说的。奈德，我是在和你说话啊！”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微一笑。“是吗，西里尔？你当然是在跟我说话，对不起。你是我这个星期之内约谈的第六个人，而且是最诚实的一位。这阵子大家都在搞开放。这是潮流，我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他决定要安慰我。他坐了下来，但是并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他的态度既像长辈，又像朋友对朋友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小学的校长。
“奈德，你是把自己当成是自由主义者，对吗？不管怎么样，你得面对现实，即使你现在要为总部工作。”
“我想我算是某种自由思想家吧，是的。”我让步了。“虽然我确实得考虑我的养老金，这是很自然的。”
“你当然是这样的人！你赞同混合的经济制度，对吧？你不会比我更讨厌贫富不均的情况。人道主义超越意识形态，你相信这点吗？在资本主义这列摧毁一切的列车完全失控之前就制止它？你当然会这么做！我敢说你对环境有着高度的关切——貛、鲸鱼、毛皮大衣、发电厂等，诸如此类。你甚至有个梦想，认为人可以在不互相冲突的情况下，分享一切。兄弟姊妹并肩迈向共同的目标，齐享文化和音乐！同时开放参加政治活动以及选择效忠对象的自由。一切和平安详，到那时，世界该有多美好。”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说。
“你还不够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也是。如果我年纪够大，就不会和他们抱持相同的看法了。我们是好人，事实便是如此。我们是有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你和谢尔盖！奈德，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你的极力掩饰只是白费功夫——你们是物以类聚。所以别把我抹黑，而说自己是好人，因为我们的想法相同，就像我和谢尔盖一样。我们站在同一边，对抗一切乖戾邪恶、文化贫瘠以及污秽丑行。‘我们是未得到认可的贵族，’——谢尔盖是这样称呼我们这种人的。他说得对，你也是其中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还有别人吗？那些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堕落、颓废和无礼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夜深人静时，我们在阁楼上拨着电话号码，是要听谁在说话呢？绝不是那些雅痞，这是错不了的。也不是那群养尊处优的猪猡——他们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那些赚得多，花得多，拼命想拉抬自己的家伙，什么忙都帮不上。更不会是那些身材姣好的女流之辈。我们也不会在匆忙中改信伊斯兰教，至少不会在他们自相残杀、施放毒气的时候那么做。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现在的情况看来，苏联人正在放弃他们位于世界各地的责任并穿上苦行者的粗布衬衣，而对一个有感觉、有良心的人来说，他应该选择什么呢？谁是我们可以仰赖的人？哪儿才能再有梦想？何处才能得到解脱？总该要有人来消除这种隔阂才是。我不能遗世独立，我不能一无所有。奈德，如果没有跟着谢尔盖，我将会死去。谢尔盖就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谢尔盖就等于是我的饮酒、食肉和笑声。他表现出我生命中的全部意义。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才是我想知道的。在我看来，有些人会崛起，有所作为。而谢尔盖就具有那种意识形态。但是在你身上我却看不出——不过我也不认为自己有就是了。我瞥过这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憧憬，可是我不能确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具备这种素质。”
“那你来试试看啊。”我说。
“我不认为你具有那种智慧。那种轻盈的舞步。我在你走进来时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在心中把你和谢尔盖作了比较，不过我恐怕得说我发现你是极度地欠缺这种智慧。谢尔盖并不是如同落魄游民般一路拖曳着脚步进来。他完全征服了我。他按了门铃，大步进门，像是已经买下了这幢房子似地。他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但是要比你更有精神些——我并不是说他在哪儿都坐得住。谢尔盖不是这样的人，他总是不安于座，甚至在观看歌剧时也一样。然后他会笑得像个小精灵，举起斟满伏特加的酒杯说，‘恭喜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我可以叫你西里尔吗？你已经赢了这场比赛，而我就是第一名的奖品。’”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我意识到他是在抹去脸上的笑容。“谢尔盖真是一位杰出的人才。”
他哈哈大笑，于是我也随着他放声大笑。我心想，莫德瑞就是他那虚假的自由。就像莎莉之于我一样。
“他甚至没有脱下大衣，”他接着说道。“他就直接了当地说话了。‘现在我们得先谈谈颁奖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不会铺张，只有我的几位朋友要来，其中正好有鲍礼士和奥尔加，再加上委员会的一、两位高层人士。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酒会，还有几位你在莫斯科的崇拜者来参加。’”
“‘在你们的大使馆吗？’我问。‘我不会到那儿去的。我那个单位准会杀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这个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西里尔先生。我说的不是大使馆，谁在乎大使馆呢？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国语言学院，将以公民所能得到的最完整礼遇正式接受你为荣誉学生的典礼。’”
“起初我以为自己死了，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我在外交部工作，但是我这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有多佛，更别说是苏联了。‘去莫斯科？’我问。‘你疯了吗？’我说。‘我是一名译电员，可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袖，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去莫斯科，’我说。‘即使那里有奖品，奥尔加和鲍礼士也等着和我握手，还有荣誉学生的称号，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事物。你似乎不明白我的处境，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工作，’我说。‘那里的人倒不敏感，可是工作敏感。我持续而又定期地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的资料。我可不是一般街上的老百姓，可以随便搭你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没人会干这种傻事。我想我已经在我的论文中交代得很清楚了，你们应该稍能明白。’”
“‘那就去萨尔斯堡吧，’他说。‘谁还会注意呢？搭飞机到萨尔斯堡，就说要到那儿听音乐，然后再溜到维也纳，到时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是苏联的民航机，但是只要两个小时——到达时护照免验，我们会举行家庭式的典礼，谁会知道呢？’然后他递给我这份文卷，边角并有烧灼的痕迹。这是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全体委员会成员的签名，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俄文。告诉你无所谓，我读的是英文那一面。我总不能坐在他面前查上一个小时的字典，对吧？那样的话，我就会像个十足的白痴，要知道，我可是一名顶尖的语言学生。”他顿了一下——我想他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他说。“我不应该那样做，真的，但是我再也不想当尼莫了。我想要做回我自己。”
现在你们一定有一会儿弄不清我在说什么，就像当时我弄不清西里尔在说什么一样。直到此刻，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明白了他的话。我斗胆发问时，甚至还会去引导他说出来。顷刻之间，他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而我却得费力地去跟上他的思绪。他的整个心都在苏联，但是我自己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并没有事先提醒我，会将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那里。他是在谈论鲍礼士和奥尔加，不过这次再也不是只闻其声了，而是真的看到了他们的模样；以及鲍礼士如何拥抱他，而奥尔加又是如何故作庄重地给了他一个苏联式衷心的吻——奈德，他并不赞同亲吻，但是和.99lib.苏联人之间的亲吻并不像戈斯特那种，所以你不会介意，你甚至会盼望着得到它，奈德，因为苏联把这看成是同志间表示亲密的行为。弗利文此时看来像是年轻了二十岁，神采奕奕地诉说着他所引起的那些小题大作的骚动，那就像是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日宴会一样。他说，鲍礼士和奥尔加本人，丝毫不摆架子，就是那么亲切自然，和他们在教学时一样。
“‘恭喜你，西里尔，’她对我说。‘恭喜你在俄语学习中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呃，当然有人替我翻译，而我则告诉她，我的俄语程度还没有那么好。然后鲍礼士便拥抱我，‘西里尔，我们对自己能给予你帮助感到非常荣幸，’他说，‘说句实话，我们有许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是坚持到底的这些学生弥补了这种缺憾。’”
到了此时，我才终于能将这幅他用捉摸不定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图画拼凑出完整的景象：对弗利文来说，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耶诞节，无疑地也是他第一个最快乐的耶诞节，谢尔盖·莫德瑞就像个马戏团的驯兽师般在一旁指挥着他。他们置身于莫斯科某处的一间挂着豪华吊灯的大屋子里，在这里有致辞及颁奖仪式，还有从莫斯科演员中心精选的五十名临时演员担任来宾。弗利文飘飘欲仙，而莫德瑞就是希望他有这种感觉。
接着，就像弗利文刚刚唐突地提起这件往事一样，突然间他又停住了。他眼里的光芒褪去，头则歪向一边，紧皱双眉，彷佛是在评判自己的言谈举止。
我谨慎地将他拉回现实来。“那它在哪里呢？”我说。“那份他们给你的文卷。在这儿吗？西里尔，那文卷在哪儿？他们是在那儿任命你的？”
他瞪着我，然后慢慢地回过神来。“我得还给谢尔盖。‘西里尔，当我们在莫斯科时，’他说，‘你应该把它挂在墙上，并且镶上金框。但是在这里不行。我不能让你身陷险境。’谢尔盖将一切都考虑得很周详，你和你的总部会日夜窥探我，他也说对了。”
我没让谈话停下来，也没有改变我的语气，甚至不让自己显得轻松。我垂下双眼，再次把手伸进上衣的夹层口袋里。我成了代替谢尔盖的候选人，而他正在取悦我。他是在向我施展他的诡计，并且要求我接受他。直觉告诉我，应该要让他为我更卖力些。我再次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而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问他，他的外公叫什么名字似地。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给谢尔盖那些重要英国机密的？”我问。
“不管怎样，我们都把那些东西称为机密。很显然地在几年前被视为是机密的，到了现在已经不再算是机密了，对吧？我们也没有靠保密赢了冷战，对吧？我们是靠开放赢得冷战的。开放性。”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提供情报。但是这一次，当我对他采取断然措施时，他竟然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是站在另一边的。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赢得冷战的。刚开始谢尔盖也不想要什么机密。‘西里尔，那些机密对我不重要，’他说。‘西里尔，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我会很欣然同意，机密就等于是毒品，’他说。‘我宁可将我们的友谊维持在一个非官方的基础上。可是，如果我确实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在此同时，他又说如果我能替他写几份有关莫斯科广播节目素质的非正式报告，以取悦他的上司，这就已经很足够了；比方说，收听的效果是否良好。你真的会以为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并不知情。坦白说，和苏联人打交道，你根本弄不清楚该从哪儿攻击他们的无知。这不是批评，这是事实。他说他也想听听我对课程的意见以提升教学水准，以及将来或许我能提供些意见给鲍礼士和奥尔加，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优秀学生。”
“那是什么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改变了什么？奈德，请你说清楚些。你知道，我不是个无名氏。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愿从你这里取得机密的态度？”我说。
“是他的大使馆。那些死硬派分子，野蛮人。他们总是这样。他们向他游说。他们拒绝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情愿留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继续进行他们那种可笑的冷战。”
我说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言行有点令我捉摸不透。
“这么说吧，是的，我并不感到意外。大使馆里有许多人不喜欢耗费时间以文化友谊作为开始。他们内部的两派人马彼此对立，互怀敌意，明争暗斗。而我是一位使不上力的旁观者。爱好和平的鸽派人士赞同展开文化交流，他们尤其支持开放性。他们认为文化弥补了敌意消失后所留下的真空状态。谢尔盖向我解释过这一点。但是主战的鹰派人士——我得遗憾地说，其中包括大使在内——却希望谢尔盖一本过去的那种态度，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蒐集情报，并且无视于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以侵略者和阴谋者的姿态积极展开行动。大使馆里的那些死硬派分子根本不理会谢尔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点儿也不在乎。是的，他们不在乎，不是吗？就像戈斯特对我的所做所为。说句实话，谢尔盖不得不如履薄冰，左右为难。我也是一样，这是职责所在。我们在一起做些文化交流，谈点语言的事，谈艺术，谈音乐；然后弄点机密满足那些鹰派人士。我们不得不迎合各个党派，向他们表态自辩，正如同你得迎合总部，而我得迎合战车一样。”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我开始听不清楚他的话。我得使用鞭子了。“那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西里尔，不要自作聪明，好吗？我得把这个记下来，看看是什么时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提供情报给谢尔盖·莫德瑞的，什么资料，有什么目的，得了多少报酬，是什么时候停止的，还有为什么，在还能继续进行的时候中止？西里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愿意告诉你，我很想去度周末。我的妻子也想去。我也很想跷起二郎腿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你知道，我可没有加班费。他们制定严格的计件工作方法，但是等到发薪水的时候，大家都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成本效益的时代，他们告诉我，要是我们不小心点，认真点的话，我们这个机构就可能被贬为私人企业。”
他没有听我说话。他不想听。他的身体和大脑都在游荡着，以寻找能让他脱离现状的事物，某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我的愤怒并非全然出于假装。我开始痛恨莫德瑞。我气不过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那些无辜者的信赖，以换取自己的生存。让我感到恶心的是，莫德瑞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利文的孤独来诱他犯下叛国罪。一想到爱竟与职责相互对立，我不禁感到悚然。
我洒脱地站起身来，心中仍感到气愤不平，弗利文则无精打采地坐在一张六世纪英国风格的雕花圆凳上，其上的座垫并绣有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那些玩具拿给我看。”我对他下令。
“什么玩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告诉你，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婴儿。这是我的家，不要指挥我。”
我想起莫德瑞的那套谍报伎俩，他所利用的资料，以及他训练手下间谍的方式。我又想起自己那一套，以及当时我是怎样指挥自己手下的间谍照弗利文的方式去对付这个苏联目标，即使他们并不像弗利文那么疯狂。我正在揣想着自己会如何来处置像弗利文这样一个能够接触机密文件，而精神又不太建全的人。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而已啊。”我没好气地说道。“西里尔，你的高速发报机呢？西里尔，你的暗号计划。以前的密码本。你的晶体。还有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以及那些掩饰的装置。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我的公事包里，星期一呈交给上司；然后我就想回家去看阿森纳队和曼联队的足球赛。这也许不合你的口味，但是这正巧投我所好。所以我们就少说废话，继续进行下去好吗？”
我可以感觉得到，弗利文的疯狂正在消失中。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也一样。他垂着头，双膝叉开、木然地望着他的双手。我可以感觉到他开始垮了下来——此时忏悔者已经厌倦了他的自白，厌倦了那种带给他压迫的情感。
“西里尔，我可是有点不耐烦了。”我说。
在他仍未回答之际，我大步走到电话机前。蒙帝的手下所冒充的检修人员已经让这具电话永保畅通。我拨了伯尔的专线电话，听到他那位光鲜花瓶秘书在另一头接听，就是那个从来都没听过我名字的秘书。
“亲爱的，是你吗？”我说。“顺利的话，我大概得再待上一个小时。我这一位拖得挺慢的。是的，好吧，我知道。对不起了。呃，我说很对不起。是的，当然。”
我挂了电话，然后带着责难的意味盯着他。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带我上楼。阁楼是一间空的卧室，屋顶挑高。他的收音机就摆在屋内一角的桌子上——德国制造，就像蒙帝说的那样。我打开收音机，他则在一旁望着我，我们听到一位口音很重的苏联女人正气愤不平地谈论着莫斯科的犯罪集团。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弗利文冷不防地说道，彷佛是我应该对此负责似地。“那些苏联人。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毁掉他们的国家？他们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他们曾经是多么的骄傲。我也是。所有的玉米田，不分阶级的世界，还有西洋棋，太空人，芭蕾和运动员。在他们开始摧毁它以前，那是天堂。他们忘了自己的优点。这简直是丢人现眼。这就是我告诉谢尔盖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收听他们的广播呢？”我说。
他快哭了，但是我假装没看见。
“等消息，不是吗？”
“西里尔，请你说话痛快点！”
“等他告诉我，我会再度被重用，他们又开始需要我了。‘西里尔，回来吧。一切都过去了，爱你的谢尔盖。’我只要听到这个就满足了。”
“他们会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白漆。”
“往下说。”
“‘狗的身上有白漆，奥尔加。’……‘我们得在书架上刷上一块白漆，鲍礼士。’……‘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奥尔加，看看那只猫，有人在它的尾巴涂了白漆。我痛恨残忍，’鲍礼士说道。他们为什么不在我听广播时说这些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方法往下推，好吗？好，你听到了讯文，而且是来自收音机。奥尔加或鲍礼士其中一人说出了‘白漆’，或者两个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看我的暗号计划。”
我伸出手，拍了一下，命令他。“快！”我说。
他慌忙了起来。他找到一把木制梳子，然后揭开刷毛，伸进他那粗大的手指，从缝隙里掏出一张易燃的软纸，上面分别列出了时间和波长。他把纸递给我，希望这能让我满意。我从他手里接了过来，脸上毫无喜色，只是啪地一声将它塞进笔记本里。我同时看了一下手表。
“谢谢。”我简要地说道。“西里尔，其他东西也请你拿出来吧。我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我可没这个兴致陪你玩。”
他抓起一罐爽身粉，在罐子底部拉扯着，极力想讨好我。他一面把爽身粉倒进洗手盆里，一面神经兮兮地絮叨着。
“奈德，你知道吗？我曾备受尊重。能受到尊重的人不多。这里面有三个晶体。奥尔加和鲍礼士会像白漆那件事一样告诉我要用那一个，只是这里用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哈是一号。他们把这些作曲家按照字母顺序编号，以帮助我记忆。一般来说，你只能瞄上几眼，却交不到朋友，对吗？除非你能遇见谢尔盖或是他们其中一个人。”
爽身粉已经全倒出来了。他的手掌上有三个无线电晶体，而且还有一本小型密码簿，和一块用来放大的镜片。
“我把弄到的东西都给了他，谢尔盖，我全给了他。不管他告诉我什么，我都会把它纳入我的生活之中。如果我情绪不好，他会让我心神舒畅。他善解人意，能看透我的内心。这使我有一种被人了解的感觉，我喜欢这样。但是现在完了。他已经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的语无伦次使我惊惧。他想要安抚我的狂热欲望也让我害怕。如果我是前来为他执行吊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满怀感激地松开自己的领带。
“你的发报机呢，”我厉声说道。“如果不能发报，要晶体和密码本有什么用？”
他以同样骇人的步调弯下圆滚的身体，卷起加有穗饰的绒毯一角。
“奈德，我真的连把刀都没有。”他承认。
我也没有，然而我还是不敢撇下他，也不敢破坏自己对他的指挥权。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望着一块松动的地板，并试图用厚实的指尖掀开它。我则握紧了拳头，捶着地板的一头，然后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你自个儿来吧。”我说。
我猜得出来，那些都是旧玩意儿，他们再也不会在乎的东西——几个铅色小盒子，一台发报机，一些勉强适用于那台收音机的应急装备。不过他还是傲然地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递给我。
他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可怕的忧虑。“奈德，你知道，现在的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他解释道。“我并没有生病，没有，但是我也不存在。这栋房子也一样，什么都不是了。我曾经爱过它。它照顾我，就如我照顾它一般。这房子和我，我们没有了对方，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我敢说，你一定很难体会这一点，如果你有了妻子，房子算什么。她会介入你们。我是说你和房子之间。你的妻子会夹到你们中间。莫德瑞，我爱过他，奈德。当时我意乱情迷。‘西里尔，你太过分了，’他总是这么说。‘冷静点。放松点。去休个假。你幻想过头了。’我做不到。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呢。”我要求着。
他没有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他仍满心想着莫德瑞。他望着我，但是眼里看到的却是莫德瑞。
“别这样。”他说道。他显然没听懂我的话。
“照相机！”我大声吼道。“西里尔，看在老天的份上，难道你从来没度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橱前，橡木门上雕着圆桌武士剑刃图案。
“照相机！”他仍在犹豫时，我扯着嗓门更大声地吼着。“如果你不先把文件翻拍成照片，你要怎么在剧院里把它塞给你的好朋友呢？”
“奈德，放轻松。冷静下来，好吗？拜托。”他带着一丝优越感笑道，并一边把手伸进衣橱里。但是他的眼睛却对我直送秋波，说着“看这个”。他伸手在衣橱里摸索着，并对我发出神秘的微笑。他拿出一副小型歌剧用望远镜，将它瞄准了我，先是从右面看，然后又转回正面。接着他把望远镜递给我，让我也能跟着做一遍，拿这个东西来看它。我将望远镜拿在手里，立即感觉到它那十分轻盈的重量。我转动着中央调节旋钮，直到听见咔嗒一声。他对我点点头，鼓励着我，说道：“对，奈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然后从中间打开，这是一本《世界舞蹈家大全》，里面并附有插图，有一个年轻女孩做出猫跃步的芭蕾舞动作。莎莉也上过芭蕾舞学校。他解开领带夹，我看到那短的一头可以用来作为测量链。接着他从我手中接过望远镜，对着书测量距离，并转动旋钮，直到它发出咔嗒一声。
“看到没有？”他骄傲地说道。“明白了吧！他们特别做的。为我做的。晚上看歌剧用的。谢尔盖亲自设计。苏联在很多方面工作态度很懒散，但是谢尔盖一定要最好的。我都会在战车待到很晚。如果我愿意，我会为他拍下一整个星期的往来文件，然后在我们坐在剧院特别座欣赏歌剧的时候，把底片交给他。我通常会在独唱时拿给他——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他把望远镜递还给我，接着茫然地走到屋子的另一头，他的指尖摸着光头，彷佛他有一头浓密发丝似地。然后他伸出双手，似乎有人在测试空气，看看天会不会下雨。
“奈德，谢尔盖拥有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然后就这样走了。唉，这就是人生。现在得看你的了。你有那种勇气吗？你有那种智慧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写信给你的原因。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我不认识你，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一个能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可以再次信任的人。这就要看你的了，奈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趁着还有时间，跳出你的自我窠臼，好好过活。你那个太太，从声音听起来，是有些霸道。听我一席良言，告诉她，好好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活在你的世界里。我早就该劝你了，不是吗？”他露出可怕的笑容，而且完全是对我而发。“单身男人，不吸烟，喜爱音乐与智慧。我会细看这类徵友广告——谁不会这样做呢？我有时考虑回覆它，只是我不知道如果话不投机，到时要怎么断绝来往。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你，有没有？从某方面来说，这就像是写信给上帝一样，然后你穿着这件邋遢的外套来到这儿，问了一大堆漏洞百出的问题。无疑地，这一定是总部拟的。奈德，是你该独立的时候了，我也是一样。你老是在担惊害怕饱受恫吓，这就是你问题的所在。依我看，你的妻子得负部分责任才对。听到你跟她道歉，我觉得颇不以为然。你不会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我想我能造就你，而你也可以得着点什么。你可以帮我挖那个水池。我则能向你展示音乐的魅力。这很公平吧？没有人能对音乐无动于衷的。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戈斯特的缘故。”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可怕。“奈德！别碰它，可以吗？不要把你那双贼手放在我的财产上，听见了没有！”
我正在摸他那台打字机。它就放在摆望远镜的同一个衣橱里，上面还盖着几件衬衫。衬衫上署名A·帕特里，我想到“A”就是指“任何人的”，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了出来，而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是看见这台打字机，一种将要收场的感觉却让我们两人激动起来。
“那你为什么会和谢尔盖断绝来往？”我问他，一边仍然摸着键盘。
但是这次他对我的恭维并没有什么反应。“我没有和他断绝来往，是他要断的。即使到了现在，你能紧接着他离去的脚步来到这里时，我都还没结束，别再谈这个了。请将这一切恢复原状。谢谢。”我照他所说的，把打字机这个证物藏起来。
“他是怎么说的？”我心不在焉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断绝来往的？他是不是写了一封信给你之后就溜之大吉了？”我又想起了莎莉。
“不是。当那个人被困在伦敦，而你则在莫斯科逍遥时，你根本不用说些什么。沉默会解释一切。”
他走到收音机前，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身后，准备随时制止他。
“我们接上电源，仔细听听，好吗？说不定我能听到一句‘西里尔，回来吧’的信息，这种事情你永远说不准的。”
我看着他架起发报机，推开铅质的窗户，拉出极细的天线。那条天线就像是一根系有铅锤，却没有鱼钩的钓鱼线。我看着他查看自己的信号图，并在高速录音机上打出求救信号和他的呼号。然后把录音机和发报机连接起来，嗖地一声将信号发了出去。在他把开关转换接收之前，他这样做了几次，然后又转换开关去接收，但是什么也没收到。他原本也就不抱希望，他只是在向我表示不会再有什么了。
“他的确告诉过我，一切都已结束了。”他望着那些标度盘说道。“我不是在怪他。他真的这么说过。”
“什么都已结束？间谍活动？”
“噢，不，不是间谍活动，那会永远进行下去，对吧？其实他是指共产主义。他说在这个年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弱势的宗教而已，但是我们却还没有认清现实。‘西里尔，该高挂你的靴子了。西里尔，如果你的身分暴露了，最好不要到苏联去。在新局势之下，你会被当成麻烦的。我们也许得把你送回来，以作为一种表态。你和我，我们这些人都过时了。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近来莫斯科方面只对强势货币有兴趣，他们竭尽所能地搜括英镑和美元。所以我认为我们恐怕要被打入冷宫了。你和我，我们是多余的人，而且还有点过于迂腐。对那些有关的人而言，我们简直只会让他们感到尴尬。要是让人发现我们操纵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能够接触极机密等级以上文件的译电员，那莫斯科可承受不起。他们只会把你我视为负债，而不是资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西里尔，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好好去休个长假，找位医生看看，晒晒太阳，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对于你我之间的事，你表现得有点过于激动了。我们很想好好安置你，但是坦白说，我们现在手头有点紧，没有多少强势货币。如果你只要一、两千，我相信我们可以替你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存进一点，但是数目较大的款项目前大概还拿不出来，得等候另行通知。’老实说，奈德，他说这些话时，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地。”他带着全然不解的语气接着说道。“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而他却不要我了。‘西里尔，不要把人生看得那么艰苦。’他说。他总是说我生活在压力之下，我的脑子里记了太多的人名。我想他的确说得没错。我的生活简直一团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等你知道了，却为时已晚，你有时会不会也这样想呢？你认为自己是某种人，但是你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歌剧一样。可是，我说啊，别担心。再奋战一天，别说努力全是白费的这种丧气话。一定都会有所帮助的。是的，就是这样。”
他挺起那副柔软的肩膀，似乎有点得意洋洋，并把自己看成是个置身事外的人。“那好吧。”他说。我们脚步轻快地回到客厅。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其余要做的只是弄清楚那些遗漏掉的答案，以及弄出一份他所出卖的文件清单。
我们结束了。然而并非是弗利文，而是我，不肯迈出这最后一步。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来，笑得实在太愉快了，伸长了脖子等着被砍头。他在等待，但是我却拒绝出手。他高高地扬起那圆圆的秃头，斜着身子，像是在说，“来吧，就从这儿下手。”但是我下不了手。我纹风不动。我手里捏着笔记本，里面所写下的一大堆资料，正等着要他签字，然后就得致他于死地。但是我一动也不动。我是站在他这边，而不是站在总部那一边的。他那边又是哪一边？爱情是一种意识形态吗？而忠诚就是一个政党吗？或者是我们在匆忙地划分世界时，方法有误，并未注意到一场不断进行着的真正战斗——交战双方乃是那些仍在探求真理的人们和那些为了取得优势，而将自己冷漠无情的最基本原因解释成是脆弱善感所致的人们？我即将要毁灭一个追求真爱的人。我竟然若无其事地，佯装我们正一起作着假日散步，然后引领他走到了自己的断头台前。
“西里尔？”
我得重复一遍他的名字。
“什么事？”
“我应该从你这里取得一份签名的声明。”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正是在促进大国之间的了解，”他热心地告诉我。我感觉到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自己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是在消除这几年来我在战车里所观察到的那些愚蠢而不可思议的敌意。这会让他们安静下来的。”
“呃，他们的确曾经这样猜测过，”我说。“只是事情要比你想的稍微复杂一点。”
“此外，向他们提出我希望换份工作。我会愿意即刻离开战车，到一个非机密单位攒我的养老金。我会接受降职处分，我已经决定了。我并不缺钱，也不是傲慢。我得说，换个工作总比休假好。奈德，你去哪儿？厕所在另一头。”
我朝着门口走去。我是想逃离此地，以保持神志清醒。我的世界好像已经萎缩成只有这间可怕的房子那么大了。“西里尔，我只是回办公室去。我大约会离开一个小时左右。你知道，我无法马上就为你起草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必须要按照正确格式之类的方法草拟。忘了周末假期吧。说实话，我向来就不喜欢周末。要是你想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周末就是宇宙间的黑洞。”我怎么会用他的语调说起话来呢？“西里尔，别担心，我找得到路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在他们进来之前抽身走开。我越过弗利文的肩膀朝窗户那边望去，看到了蒙帝和他两名手下正从他们的汽车下来，而一辆黑色的警车就停在弗利文的屋外——不过还好，谢天谢地，因为情报局没有逮捕权。
但是弗利文又在说话了，就像那些你以为已经死了的垂死之人，还在继续说着。
“奈德，我不能一个人留下来，你知道的。我再也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奈德，我不能对一个陌生的人解释我所做过的事情，完全不能再说一遍，没人可以叫我再说一遍。”
我听到了有人踏上碎石地的脚步声，接着门铃响了起来。弗利文抬起头，他的双眼和我的双眼彼此对视，从他眼中，我知道他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渐渐显出怀疑的神色，但最后似乎又有所理解了。在我打开前门时，我的目光始终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帕弗里站在蒙帝的身旁，他们身后则站着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官，以及一个名叫雷德曼的人，大家都叫他疯子，他是情报局心理分析小组的成员。
“太棒了，奈德。”帕弗里低声对我说道，其他人则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冲进了客厅。“你干得真是漂亮。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我来负责这件事。”
他们替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放在背后铐起来，使得他抬起了下巴。我和他一起走向货车，并且帮着他上了车。然而此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尊严，而已不再关心是谁的手在扶着他的手臂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摧毁一个由莫德瑞亲自调教的间谍。”伯尔显得非常满意。当天晚上我们在塞孔尼餐馆里安静地吃着晚饭，是他执意要请我到这里来。“我们那些住在洛德公园对面的可爱同行们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嫉妒得要死，这倒不是一件坏事。”他是在一个我已觉得相距遥远的国度里对我说话。
“是他毁了他自己。”我说。
伯尔认真地看着我。“奈德，我可不这么想。我还没见过有谁干得这样漂亮。你当时是个娼妓。你必须那样。我们大家都是娼妓。付出代价的娼妓。我受够了你的忧郁。你想一想——坐在诺森伯兰大街，满面愁云惨雾，为那些女人左右为难。如果你拿不定主意，那也是个决定。不过如果你要听我的忠告——我想你也不愿听，我想劝你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贝尔的身边。上个星期我回到我那位的身边，那简直是种谋杀。”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这件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伯尔接着说道，并且又开始吃起另一大盘的义大利面。“你不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了，你得放弃审讯处的工作。我的小小意见是，你已经不明不白地沉溺于自恋情结太久了。你要换到第五处接替彼得·吉勒莫的工作，做我的秘书长。这工作将会很适合你那喀尔文教派的性格，而且也替我打发了一名游手好闲的官员。”
我做了他所建议的事——完全照办。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建议，而是因为他的话说进了我的心坎里。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莎莉，而当时那令人感伤的场面让我缓和了对弗利文的回忆。在她的要求下，我仍继续从赖布立治威尔写了几个月的信给她，但是这就像从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莎莉是我最后一个伯尔所谓的小情人。也许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把她们加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大情人。
第十二章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斯迈利说道。即将熄灭的炉火映照着这间加以木质装潢的书房，炽黄的光线扫过摆着旅游和探险类图书的尘封旧书架，扶手椅上绽开的皮革，以及那些褪色发黄的照片——里面的人物是一群已故的军官，身穿制服，执着手杖。最后火光映照着我们这些人的脸庞，而此时我们都面向着坐在荣誉宝座上的斯迈利。有四代的情报局人员散坐在这间屋子里，但是斯迈利平静的声音和雪茄吐出的烟雾将我们如同一家人般紧紧地系在一起。
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否邀请了托比共襄盛举，但是工作人员的确一直都在期待他的到来。他一到这里，宴会的服务人员便赶紧上前去迎接他。穿着那宽松的波纹丝绸翻领西服和背心，其上并缀有巴尔干风格的盘花钮扣，他看起来像个十足的贵族。
伯尔直接从希斯洛机场赶来，为了表示对乔治的尊重，他还在自己那部由司机驾驶的路宝车后座换上了小礼服。在几乎未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他走进屋里。他走起路来就像一名舞者那样悄无声息，似乎大人物都能轻松地做到这一点。蒙蒂·奥尔勃克看到了他，马上起身让座。三十五岁之前就能当上协调人，在情报局里伯尔还是第一人。
我最后招收的这一批学生随意包围者斯迈利，女孩子身着晚礼服，就像是被摘下的花儿一样美丽，而那些男藏书网孩在完成阿尔盖地区的结业实习后，显得精神抖擞。
“故事结束了。”斯迈利又说了一遍。
是他突然的静默使我们警觉起来？还是他那变了调的声音？或者是他所表现的一些几乎像是神职人员所做的手势？他那僵直圆胖的身体流露出来的究竟是虔诚还是坚决？我那时无法告诉你，而现在也是一样。我确定我没去注意别人的眼神，可是一藏书网听到他的话，我立即感到大伙儿之间升起了一股紧张气氛，就像是斯迈利在召唤我们拿起武器一样——然而他的话却是要我们放下武器。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该结束了。完全结束了，该是你们扯下旧日冷战帷幕的时候了。还有拜托你们，以后不要再找我回来，再也不要了。新时代需要的是新人。最糟的事莫过于模仿我们。”
我想他是有意就此打住。但是跟乔治打交道，你最好不要妄加猜测。据我所知，在他来之前，早就把全部的结业演说背得滚瓜烂熟，仔细准备，逐字排练。不管是哪种情况，此刻我们的沉默正支配着他，就和我们要他来参加典礼一样。的确，我们太依赖他了，所以如果他不再对我们说上几句话就转身走出这间屋子，失望会使我们对他由敬爱转为痛心。
斯迈利宣示“我向来只是关心全人类，”这就是他典型的巧妙手法，开头先来一个谜题，然后过了一会儿才作解释。“我从来都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那些意识形态是疯狂或是邪恶的。我从来都不认为那些形形色色的机构有存在的必要；那些政策也是一样，都只是些冷漠的藉口之外，我们的使命是为了人，而不是大众。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人结束了冷战。不是枪炮，也不是科技，也不是军队或战争。甚至正如事实所呈现的，也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可恨的东欧敌人。是他们走上了街头，面对子弹和警棍说：我们受够了。是他们的国王，而不是我们的君主，勇敢地站上讲台，公然宣布他们不再受骗了。经过了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后，意识形态就像是已被定罪的囚犯一样，遭人唾弃，拖着疲惫的步伐无力向前了。因为它们本身是没有内涵的，它们是我们心中饥渴自我的娼妓，也是天使。总有一天，历史会告诉我们谁是赢家。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出现了——这样，苏联就是赢家。如果西方受制于本身的物质主义，那么终究还是会变成输家。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寿命来得长。但是今晚我却要以无比的信心揭示一个历史上的秘密。那就是，有时根本没有人是赢家，而有时也没有人一定得输。你们问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今日的苏联，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们真的是这么问他的吗？可是还有什么原因可以解释他的转变话题？我们是曾经大略地谈到了分崩离析的苏联，这是真的；我们也曾探讨了日本的两度崛起，以及经济权力在历史上的变迁与移转。在饭后的多向讨论中，是的，我们传阅了几份有关我在俄国部门工作情形的几份资料，而且也有几个问题触及了中东以及斯迈利在捕鱼权利委员会的工作——这得感谢托比让我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我不认为这是斯迈利现在选择要回答的问题。
“你们问，”他接着说，“我们能否相信北极熊？想到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和苏联人像普通人那样交谈，并能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你们似乎有点自我陶醉，而又坐立不安。而我现在马上就能给你们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北极熊。这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极熊连自己都信不过。北极熊受到了威胁，感到害怕，北极熊正在分崩离析。北极熊痛恨自己的过去，厌恶自己的现在，而又惊惧自己的未来。它常常如此。北极熊一贫如洗，它懒惰、善变、无能、狡猾、狂妄自大，军力强盛，它有时聪明，却经常是愚昧无知。失去了.９９lｉｂ?熊爪，它只会成为第三世界中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但是它并没有失去它的熊爪，完全没有。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撤回其驻于外国领土的军队，因为它有个绝佳的理由——目前它无法安置、供养和雇用这些兵员——况且它也不信任他们。而既然情报局即是受雇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单位，如果我们有片刻放松了对北极熊或是他的任何一只任性幼熊的监视，那就有亏职守了。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可以完全地相信北极熊。北极熊从未像现在这样值得信任。北极熊乞求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把它的问题塞给我们，和我们申请同一家银行帐户，在我们的商业大街采购，也希望成为我们这座森林——也是他这座森林里的贵宾——此外，它的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它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它的经营人员已是超乎想像的无能失当。北极熊如此迫切地需要我们，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放心地相信它的确需要我们。北极熊渴望摆脱那一段可怕的历史，并且从过去的七十年或七百年的黑暗之中解脱出来，而我们正是它的曙光。
“问题是，我们西方人生性就不相信北极熊，不管它是一头白熊还是一头红熊，或者是像它现在所变成的一头红白相间的熊。没有我们，北极熊也许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但是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却相信那才是它永久的归属，就像一九四五年时，有人声称战败的德国在人类往后的历史里应该永远成为满布瓦砾的荒地。”
斯迈利顿了一下，好像是在考虑他是否说够了。他瞥了我一眼，但是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一定是大家静默的等候打动了他，于是他又接着往下说。
“未来的北极熊会成为什么样子，就要看我们如何造就它了。而我们要造就它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宽容。当你帮助一个人逃脱冤狱后，你最起码能做的就是给他一碗汤，并让他能在自由世界中安身落户。第二个原因极为明显，还得把它说出来，实在让我有点想发火。苏联——甚至除去它所征服的和占据的地盘，只单就苏联本身来看——是一个地处全球枢纽位置，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能任由北极熊腐败吗？我们要鼓励它成为我们这个阵营以外的一个充满忿恨、贫穷落后、武装过度的国家？还是让它在当今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成为我们的伙伴呢？”
他端起酒杯，并且在他喝下这最后一杯白兰地时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中的酒。我察觉到他正发现起身离去要比他想像中难。
“是啊，嗯。”他嘟哝了一声，彷佛是为了反抗方才他自己的断言而做好自我防护。“我们要重建的也不只是自己的心灵而已。我们还要重建我们为自己所建立的那个国家，这座城堡所要对抗的一切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为了成为自由之身，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的自由。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它取回来。”
他有点害羞地咧嘴一笑，我知道他是要驱散笼罩在我们身上的魅力。
“所以当你们走出这里去为国尽忠时，你们也许会帮我一个小忙，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近来国家变得过于庞大，如果你们让它还原为本来面貌，那就再好不过了。奈德，我是个乏味的人。该是送我回家的时候了。”
他倏地站了起来，彷佛是要挣脱某种威胁着要将他紧绑的东西。然后他从容地对屋内做了最后一次巡礼——他看的不再是那些学生，而是他那个时代所留下的陈旧照片和奖品，显然他是想把它们嵌入记忆里，永不遗忘。在将这间屋子遗留给他这些继承人之后，他就要离开这里了。这时他手忙脚乱地找着他的眼镜，后来才发现眼镜就戴在自己的脸上。他转过身，两名学生匆忙地为他打开门，他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是啊。嗯。晚安，谢谢。噢，奈德，告诉他们查查臭氧层好吗？这时候在圣艾格尼丝一定热死人了。”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十三章
自情报局退休的仪式也许并不比其他行业的离职过程更让人感到悲伤，但是也有其辛酸之处。这里有让你记忆深刻的场面——与一些熟人共进午餐，办公室同仁的送别聚会，冷静地和热眼盈眶的资深秘书们握手道别，礼貌性地拜访友好单位。而且还有遗忘的仪式——你将一点一滴地和那些不为外人知晓的资料断绝关系。对一个曾在情报局干了一辈子，包括为伯尔担任了三年主任秘书的我来说，实在是既冗长又繁琐的事务，即使这些秘密早在你退休之前就已经解开了也一样。我被关在帕弗里那间充满霉味的律师办公室里，通常他会仁慈地让我先饱餐一顿，然后我就得一张接一张地签署有关我过去经历的文件，并顺从地跟着他念出同样的英文誓词，还得听他假意地警告着如果我受到虚荣和金钱诱惑，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我佯称这些仪式所累积下来的负担没有逐渐使我心力交瘁，并使我希望自己的处决日能够提前——或者，当它已经完成了，那会更好——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一天天下来，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视死如归的人，却又不得不把仅余的力量用来安慰那些会来救他的人。
这对我不啻是个极大的解脱。当我再次坐在帕弗里那个肮脏的狗窝里，想到还剩三天就能得到最后的自由或禁锢时，我被紧急召至伯尔的面前。
“我有件事要你办。你不会喜欢这份差事的。”他郑重地对我说，随即挂了电话。
在我到达他那间华丽的现代化办公室时，他还是在吞云吐雾。“你得看看他的档案，然后开车去乡下，与他理论一番。你不要惹火他，但是如果你失手扭断他的脖子，我也不会对你太过苛责。”
“他是谁？”
“波西·艾勒林留下的人渣。那些来自伦敦，挺着个啤酒肚的大亨之一，他们是波西最喜欢的高尔夫球伴了。”
我瞥了一眼搁在最上面那份资料的封面。“布拉德萧，”我念道，“安东尼·乔伊斯顿爵士。”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资产索引”，这指档案中的人物乃是情报局的盟友。
“你要去巴结他，这是命令。要动之以情。”伯尔以同样刻薄的语气说着。“带他走正途。”
“那我要说自己是什么人呢？”
“神圣的外交部。不然你还想说谁？”
“为什么不叫他们自己去巴结？”我说，并一边好奇地窥视第一页上的职业概述。“我还以为他们拿钱就是干这种活。”
“他们试过了。他们派了一名低层官员去，而且还对他毕恭毕敬。安东尼爵士不在乎别人逢迎讨好。他知道的内幕太多，而且还能一个个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安东尼·布拉德萧爵士，”——伯尔宣布道。他提高了嗓音，以一个英格兰北方人那义愤填膺的语气说着——“安东尼·乔伊斯顿·布拉德萧爵士，”他纠正自己，“是英国的一个天生混蛋。在为国家效命的过程中，他所掌握的有关女王政府的不光彩行为，要比女王政府从他那里所得知的有关其敌手的不光彩行为多得多。你的任务就是要很有礼貌地恭请他别再插手了。你执行这次任务的武器就是你这一头灰发和你那一望便知的良好秉性。我观察过你，你不会背信弃义的。他今晚五点在家里等你，他喜欢准时。吉蒂在休息室里替你清出了一张桌子。”
没多久，我就明白了伯尔发火的原因。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什么事比对付你的前任者所遗留的那些讨人厌的部下更让人心烦了。自诩为商业冒险家、伦敦企业家的安东尼·乔伊斯顿·布拉德萧爵士，就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典型例子。艾勒林和他交上了朋友——当然是在他的俱乐部里，不然还能在哪儿？艾勒林吸收了他。艾勒林赞助安东尼爵士做了一些数目可疑、见不得人的交易。有些令人不安的说法指出，艾勒林大概还拿了好处。当丑闻即将爆发时，艾勒林就将安东尼爵士置于情报局的保护伞之下。更糟的是，艾勒林为布拉德萧打开的许多门至今仍然敞开着，因为没人想过要把它关上。布拉德萧就是透过其中的一扇大门走了进来，使得外交部和行政中心气得咬牙切齿。
我从图书馆里取来一份陆地测量处地图，并从停车场里开出一辆福特汽车。两点半时，我对那份档案的内容已经相当熟悉，于是启程出发。有时你竟会忘了英格兰有多么地美丽。我开车经过纽伯里，上了一座道路蜿蜒的小山。路的两旁有山毛榉树，长长的树荫像是位于金黄色树丛内的濠沟。板球场的气息洋溢车内。前方一片片的白云团簇等着迎接我。我一定是想起了我的童年，因为我突然有向这一切直冲而去的想法。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常常都做着这样的梦。汽车再次下坡，又开始平稳起来了。突然间，一座山谷豁然出现在我下方。山谷中散布着村庄、教堂、一片片的田野和森林。
我经过一家酒吧，不久就来到两扇紧闭的大门前。大门装饰华丽，两旁的石柱上刻有狮像。旁边则是一间刚刚翻修过屋顶的传达室。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弯腰凑近敞开的窗口，用他那双如狙击手一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是来看安东尼爵士的。”我说。
“先生，请问您是？”
“卡莱尔。”我答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假名。
那个小伙子走进小屋，然后大门打开了，在我进去以后又立刻关上。庭院周围筑起一道砖砌的高墙——一定有一、两哩长。小鹿在核桃树的树荫里憇息着。汽车上了私人车道，一幢房屋出现在我面前。这幢房子看起来非常耀眼，完美无缺，而且非常大。中间部分是威廉-玛丽风格的建筑，边屋看起来较新式，但是相差不远。房子前面有一个小湖，后方则有菜园和温室。从前的马厩改成了办公室，此外还有结构巧妙的户外楼梯以及装有玻璃的回廊。一名园丁正在柑橘园里浇水。
汽车道绕过小湖边缘，我把车开到房屋前停下。两匹阿拉伯母马和一匹骆马隔着栏杆望着我。一名身穿黑色长裤、麻质外套的年轻男管家走下了台阶。
“卡莱尔先生，一旦你被引见之后，我可以将您的车子停到屋后去吗？”他问。“先生，当安东尼先生能找到好视野的时候，不喜欢有东西遮住它。”
我把钥匙交给他，然后跟着他走上宽阔的台阶。台阶一共有九阶，虽然我想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数它，我只能说这又是我们在萨勒特所学的东西在作怪吧。最近的几个星期，与其说我的生活是一种延续，倒不如说是过去岁月和经历的一种拼嵌。如果班这时迈步走到我的跟前，抓住我的手，我认为自己倒不会觉得太过意外。如果莫妮卡和莎莉出来指责我，我也可以应答如流。
我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两边的华丽楼梯向上延伸，展现出一个开阔的空间。那些贵族先人的画像，全都是男性，都在俯视着我。但是不知怎地，我并不相信那些画中的贵族是一家人，也不相信他们会长住在这里而没有女人作伴。我走过一间撞球室，并注意到球桌和球杆都是新的。我想我大概对什么东西都观察得十分仔细，因为我把所有看到的人事物都当成是自己最后的经历。我跟着管家走过一间金碧辉煌的客厅，穿过第二个房间，这里到处都是镜子。第三个房间的摆设则比较随便，里面放着一台和从前那种兜售冰淇淋的三轮车大小相仿的电视机，使我回想起自己在预备学校念书时的夏日夜晚，三轮车到处叫卖的情形。管家敲门时，我就站在两扇富丽堂皇的门前等着，之后还要等候回音。我想如果布拉德萧是一位阿拉伯人，他会让我在这里站上几小时——我想起了贝鲁特的事。
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男人拖长声音说了一声：“进来。”管家一步跨进房间里，报上我的姓名，“安东尼先生，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卡莱尔先生。”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从伦敦来的。
管家退到一旁，让我首度见到了我要会面的屋主，虽然这位主人是过了一会儿才第一眼看到了卡莱尔先生。
他坐在一张十二尺长，嵌有黄铜，桌腿弯曲的书桌边，他的身后则挂着一些当代油画。他的来往信函则堆在几个以皮革缝制的文件盘里。他的身材高大，保养良好，而且显然也是个勤奋工作的人，因为他只穿着一件白领蓝色衬衫，并且正在调整红色的吊裤带。而且，他甚至忙得没空招呼我。他先是看资料，并用一支金笔引导着他的视线，然后他就用那支金笔签名。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继续往下读，而且仍旧用那支金笔来帮助他集中注意力。他袖子上的金色袖扣有旧便士那么大。最后他放下笔，带着一种受伤害的——甚至是有些非难的——神情，抬起头来，先是发现了我，然后仔细地端详着我。
同时，令人高兴的是，碰巧有一束倾斜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他脸上，使得我也可以回过头来打量他：他那低垂的眼睛有点自怜，彷佛在说着他这么富有，应该得到同情；棱角分明的小嘴噘着，下巴扬起，脸上的坚毅神情像是由内心的脆弱与孩童处于成人世界中的质疑所构成。这个四十五岁的胖孩子心存不满，责怪着过世的双亲未让他得到慰藉与安抚。
突然间，布拉德萧向我走来。是蹑手蹑脚？还是举步维艰呢？这年头有权有势的英国人都是这样走路的，在瞬息间把许多特质都揉和在一起。一种是自信，另一种是懒散。但是它又带着一种威胁、不耐，以及从容的傲慢，就像张开双臂但不会放任何人过去的螃蟹，或是垂下肩膀、开玩笑似地活动着膝盖的拳击手。早在你与他握手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他和整个生活——从艺术到大众运输——都格格不入，不相往来；如果你竟是那种傻子的话，你就会被默默地警告要离他远一点。
“你是波西的手下吧。”他告诉我，像是怕我不知道似地。他同时掂量了一下我的手，而且着实有些失望。“嗯，嗯，好久不见了。一定有十年了，或许更久了。喝一杯吧。来点香槟。请随意。”他命令着：“萨默思，给我们来瓶香槟，一桶冰，两只酒杯，然后走开。还有乾果！”他在他身后叫嚷着。“腰果。巴西胡桃。他妈的多拿点过来——你喜欢乾果吗？”他向我问道，顿然变得和蔼可亲。
我说我喜欢。“好极了。我也喜欢。我就是爱吃乾果。你是来叫我停止吵闹的，对吧？嗜尝，不是用玻璃做的。”
他推开了落地窗，我因而能更真切地端详他的家产。做这个举动时，他选择了一种不同的走路姿势，像是随着某种听不见的军乐，并且以更大幅度挥动着手臂在行军的样子。当他打开窗门时，他背对我，手臂保持上扬，手掌撑在门柱上，就像是一位烈士等着被处决一样。我想他的头发是在伦敦市里理的：靠近衣领的头发留得厚些，耳朵上方稍微有些上扬。山谷里展现出金色、棕色和绿色交织的景象，渐渐地隐没在永恒之中。一名保姆和一个小孩穿行在鹿群之间。保姆的头上戴着一顶帽边往上卷的棕色帽子，身穿一套像是女童军的棕色制服。那片草地是专门用来玩槌球的。
“安东尼爵士，我们只是恳请你，就只是这样。”我说。“请你再帮一次忙，就像你曾帮助波西一样。毕竟还是他替你弄来了爵士封号，不是吗？”
“去他妈的波西。他死了，不是吗？没人给过我什么，谢谢你。我都是自己弄来的。你要干什么？直说，好吗？我已经听过一次说教了。是外交部来的胖子萨伏利。在学校的时候他是听我使唤的低年级学生。那时他就是没用的蠢蛋，到现在还是一样。”
他的胳膊就靠在那里，背部撑起，很有攻击性。我或许开口说了些什么，奇怪的是，我却觉得自己的声音变调了。还有三天就要退休了，我却开始觉得自己几乎一点都不认识这个现实世界。萨默思拿来了香槟，打开瓶塞，斟了两杯，放在银盘上递给我们。布拉德萧拿了一杯走进花园。我跟在他身后来到草皮小径的中央。两边的杜鹃花亭亭玉立，远处还有一座石砌的喷泉。
“在你买下这座房子的时候，你已经有庄园领主的封号了吗？”我问道，心想闲聊几句也许能让自己有时间稳定心情。
“假如我已经有了呢？”布拉德萧反讥道，我意识到他并不希望别人提醒他房子是他自己买的，而不是他家族的产业。
“安东尼爵士。”我说道。
“什么事？”
“是有关你和一家名叫星钢的比利时公司来往的事。”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
“但是你与他们有关，对吧？”我笑着说。
“现在还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我也是这样和萨伏利说的。”
“但是安东尼爵士，你有星钢的股份啊。”我耐心地提醒他。
“没这回事，绝对没有。一定是弄错人，地址也弄错了。我都告诉过萨伏利了。”
“但是安东尼爵士，你确实持有伯明罕全金属有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而伯明罕全金属公司也确实拥有百慕达欧技投资进口有限公司，对吧？而百慕达欧技公司正拥有比利时的星钢公司，安东尼爵士。所以我们可认定你和那家属于你公司所有的星钢公司存在着某种松散的关系。”我仍然面带微笑，并且和他讲道理，开着玩笑。
“没有股份，没有红利，对星钢公司的事务没有影响力。保持距离，这就是全部的实情。我告诉过萨伏利，我现在告诉你的还是同样的话。”
“可是，当你受到艾勒林的请求——那是过去的事，我知道，不过也不算是很久以前，对吧？——输出某些并未完全列在官方购物单上的商品到某些国家时，你使用的是星钢公司的名义。星钢公司是依照你的指示来办事，因为如果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话，波西就不用来找你了——不是吗？你对他也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了。”我感到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安东尼爵士，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税务员。我只是要向你提出有某些关系——就像你所坚持的——已超出法律的权限，而这些关系的确就是用来——在波西的积极帮助之下——达到那个目的。”
我自觉这番话听起来是如此失当，辞不达意，因此起初我认为布拉德萧根本不会理睬。
就某方面而言，我是对的。因为他只是耸耸肩，然后说道：“他妈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关系很大。”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直往上冲，而我却无法抑止它。“我们是要请你住手，别再干下去了。你已经弄到了爵士封号，你的名誉就是一笔财富。就像十二年前一样，今天你也要对你的国家尽一份责任。撤出巴尔干半岛，别和塞尔维亚人搅和在一起，也别在中非惹事生非，及时提供充裕的武器给他们，不要想从战争中获利。如果你和那些臭味相投的人都不插手的话，这些战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你是英国人。你口袋里的钱，比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所能碰到的都来得多。别干了。就请你放手吧。我们只有这个请求。时代不同了。我们再也不玩那些把戏了。”
有一会儿，我暗暗猜想着自己说动了他，因为他将暗淡的目光转向我，看着我，彷佛我也许是个值得收买的人。然而他的兴趣却于转瞬间再度消失，变得沮丧。
“布拉德萧，是你的国家在跟你说话。”我说道，现在我真的火大了。“看在老天的份上，伙计，你还需要多少呢？你甚至连一点儿良心都没有吗？”
在我将录音带重放一次时，我会告诉你布拉德萧是怎样回答我的。我遵照伯尔的要求，在上衣口袋里塞进了一台录音机。布拉德萧一口的鼻音，使得录音效果奇佳。我会尽可能地将他的声音向你们描绘出来。他说起话来，就像英语是他的第二种语言似地，但是他又只会说英语。套句我儿子艾德礼安的话，他说话是“含糊不清”——嘴巴微张，满口伦敦方言，常会把mouse念成mice，而且几乎不用代名词。当然他有自己独特的词汇：不是“上升”而是“升级”，“没有机会”就是“没有窗口”，“没有小事发生”就是“不耸人听闻”。他的用语充满老学究味，却不精准，这似乎是为了让他自己有别于无知的下层民众，而故意在精华部分加上“至于不和我”之类的说明。即使没有我的录音机，我想我还是会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说话就像来自一个我不再理会的世界的夜间战争呐喊。
“对不起，”他开始说道，用了谎话来开头。“就我所知，你是想打动我的良心是吗？好。在记录上记下这段话。介意吗？声明如下。第一点。事实上也只有一点。我不在乎。我与其他家伙的差别就是，我供认不讳。如果一帮黑鬼——是的，我是说黑鬼，我指的就是黑鬼——如果这些黑鬼明天使用我的这些玩具互相厮杀，而我可以从中捞到一笔，对我来说这就是好消息。因为如果我不卖给他们，别的家伙也会卖给他们。政府老早就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们态度软化，那就见他们的大头鬼去。第二点。问题：你听过那些贩卖烟草的小子这年头都在干什么吗？他们抽去高毒害的烟草，改用较温和的烟草，然后告诉他们这种烟草能让他们提神，并且能治感冒。那些卖烟草的小子在乎吗？他们曾坐在家里，为国人广得肺癌而忧心忡忡吗？要是那样才叫见鬼呢。他们只是做点有创意的买卖，如此而已。拿毒品来说，你自个儿不用，你也不需要。没关系。但是如果买卖双方都有意，我的建议是靠九九藏书边站，就让他们一决胜负，然后祝他们走运。如果毒品杀不死他们，空气也会杀死他们。要不然他们也会因为全球气候转热而被烤死。你说，我是英国人。事实上，我深感骄傲，而且我也为身为某校学生而感到骄傲。我是帝国臣民，碰巧得继承这个传统。有人挡路时，我会揍扁他们，要不就是他们揍扁我。纪律已经被丢弃在街上。秩序。接受阶级和教育所赋予的责任，在自己玩的游戏中打倒外国人。我以为你们也相当认同这点呢。显然我是错了。缺乏相互沟通。人们关心的只是生活的素质。这种生活其实就是标准化，老调重弹。我不在乎这些标准。你认为这是傲慢，好，我是傲慢。去你的。我是法老，不是吗？如果要几千名奴隶的生命，我才能修建这座金字塔，那也是天意。如果他们能让我为他们那座他妈的金字塔去死，就算他们他妈的厉害。知道我的地窖里有什么吗？铁环。生锈的铁环，建造这所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些铁环钉在墙上。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吗？奴役，这也是天意嘛。这座房子原来的主人——建造这座房子的人——付了钱，并且派他的建筑师去义大利进修，而盖出了这样一座房子——这个人拥有奴隶，而且还将这座房子的地窖作为奴隶的住所。你以为这个时代没有奴隶吗？你以为资本不必依靠奴隶吗？耶稣基督啊，那你开的是什么店？一般人通常不谈哲学，也不喜欢别人对他说教。你知道，我不愿听别人说教。不要在我家里对我说教，谢谢你。想让我生气。抱歉，我不太容易生气，我的冷静可是出了名的。但是人对天意总是有点看法。一个人给了别人工作，然后他就拿他该拿的那份报酬。”
我什么也没说，而这段沉默也都录在录音带里。
面对这样一个意志坚决的人，你还能说什么？我这一生都在和有组织的恶势力战斗。这些恶势力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大部分还是一个国家。它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也要达成共同的结果。然而此刻站在我前面的这种恶势力却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