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族始祖──黃帝

　　黃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領，屬於姬周族。隨著後來以周族為核心的各部族逐漸融為一體，黃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體──「華夏」的初祖。司馬遷作《史記》，在《五帝本紀》裏不僅把黃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他幾位古帝都說成是黃帝的直系子孫，甚至以後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國家的始祖，也都是黃帝的直系後裔2。但是，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一直提的是三代、堯、舜，孔子是其中的中心人物。黃帝因漢初黃老並稱，後來逐漸演變成方術的守護神，開始與民族的始祖身份分離。

　　到了20世紀初，國人都是「黃帝子孫」的說法開始普遍起來。清末率先尊黃帝為漢族始祖的是部分改良派人士。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指出：「漢種，即我輩現時遍佈于國中，所謂文明之胄，黃帝之子孫是也。」3歐榘甲也說：「合中國漢族之始祖，黃帝也；合中國漢種各族姓所自出，黃帝之子孫也」4。當時他們如此提法，似無多少政治用意，只是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國內各種族類。而革命派在晚清掀起的尊崇黃帝的高潮，則是宣導大漢民族主義的表現。革命派黃節說：「衡陽王氏，當有明鼎革，抱種族之痛，發憤著書，乃取軒轅肇紀，推所自出，以一吾族而統吾國。」5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為重視黃帝的大學者，他於1656年完成《黃書》，提出「畛」之觀念：「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6他視黃帝時代為華夏畛域之界定者，對其他族系只「講其婚姻，締其盟會……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名系一統，實存四國」7。王氏的黃帝界定中國「種類」畛域之說，在晚清已成漢民族主義者之共識。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橫濱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用公共回憶的方式來重新想像漢族團體，把明清的改朝換代說成是「亡國」，把日本稱呼中國的「支那」當本國名稱。章在會上頌揚南明抗清志士，並呼籲江浙人士模仿他們8。在「亡國紀念會」後，留日學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後春筍，如《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等。《新廣東》一文中即明確說明：「今所謂朝廷者，乃韃靼之種，其部落居於滿洲長白山之下，在萬里長城之外，本與我中國黃帝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應以土地還之中國人，……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9此時，各地的漢民族主義者都有樹立黃帝為共祖之運動。1903年4月出版的《江蘇》雜誌第二期用的還是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第一期刊首印有黃帝像，圖下說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宣告成立，會員徽章的正面鐫黃帝像，背面小字為「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惟我祖，我膺是服」10。軍國民教育會以黃帝為徽章的圖案，顯然寓有反清的意圖。正如當時軍國民教育會的重要組織者秦毓所說：「徽章制黃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11。

　　1903年5月，鄒容在《革命軍》中說：「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126月，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稱：「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胄，受其蒙蔽，而緩于自立之圖。」137月，劉師培在《黃帝紀年論》中說：「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14接著又在《攘書》裏說：「炎黃之裔，厥惟漢族」15。陳天華也在次年的《猛回頭》裏把黃帝喚作「始祖公公」16，望他「給漢種速降下英雄」，以匡國難17。孫中山在《軍政府宣言》中也稱：「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18。之後，革命派類似的稱呼比比皆是，如稱「我同胞四萬萬黃帝之胤」19、「世界民族第一之黃帝胄裔」20、「吾聰明靈秀之黃帝民族」21、「神聖祖宗黃帝」22、「我四百兆黃族」23，等等。許之衡指出：「近日尊崇黃帝之聲，達於極盛。以是為民族之始祖，揭民族主義而宣導之，以喚醒同胞之迷夢。」24劉師培認為：「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25

　　1908年，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李仲特與井勿幕、郭希仁等人還組織同盟會員在重陽節祭掃軒轅黃帝陵。重陽節那天，會員們假扮成延長油礦考察員、商人、獵戶等，紛紛趕往黃陵。最後到達黃陵參祭的共有三十人。祭陵儀式莊重儉樸，參祭者在黃帝陵前宣誓：「驅除韃虜，光復故物，掃除專制政權，建立共和國體，……以紓民生之苦，以復漢族之業。」26

　　黃帝作為漢族的始祖，自然也應是「民族國家」的起源。 1903年7月，劉師培發表《黃帝紀年論》，倡行黃帝紀年以取代光緒紀年和耶穌紀元。他說：「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為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製造文明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27宋教仁也主張以「（黃帝）即位之年為紀元，為漢族開國之一大紀念也。」28之前，黃興也曾使用黃帝紀元。黃帝發明後，當時計算的方式並不統一：於1904年創刊的《黃帝魂》將該年定為黃帝紀元4614年，而《國民報彙編》則把同年推算為4395年，《二十世紀之支那》、《民報》、《洞庭波》、《漢幟》則用同一系統，分別把創刊年1905、1906、1907年改為黃帝紀元4603、4604、4605年。1905年，宋教仁根據《皇極經世》、《通鑒輯覽》等典籍推定是年為黃帝即位4603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時即以此署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湖北軍政府、滬軍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權也大多以此紀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並通令全國執行。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09年。

　　然而，關於黃帝的來源國人並無多少認識，西方學者主張外來說的居多29，其中最占勢力的是法國學者拉庫伯里（Terriende Laconperie）的美索布達米亞西來說。拉庫伯里在1894年寫的《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一書中認為：兩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黃特率領巴克民族東徙，途經昆侖山，輾轉來到中土定居，乃是漢民族的前身30。此說被中國學者所採納，也都相信黃帝與中國民族起自昆侖山。如宋教仁在《黃帝肖像題詞》一文中即寫道：「嗚乎！起昆侖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滸。」31劉師培在《攘書》開篇也寫道：「漢族初興，肇基西土，而昆侖峨峨，實為巴克民族所發跡……」32林獬發表在《中國白話報》上的《國民意見書》上也說：「原來我們中國漢種從前是住在西方帕米爾地方，昆侖山下。」331904年陶成章發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其中詳細考證了漢族祖先的遷徙史，並專門闢了六節敘述黃帝的地位和戰功。

　　其實，把黃帝作為漢族的祖先，只是一面之辭。因為古代人們也把他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祖先，不僅歷代漢族統治者尊黃帝為祖先神，而且魏、遼、夏、金、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也紛紛承認自己為炎黃後裔。因此，改良派對革命派的這種說法給予駁斥和批判。康有為說：「滿洲云者，古為肅慎，亦出於黃帝後」，「我國皆黃帝子孫，今各鄉里，實如同胞一家之親無異」，排滿論「不過宋、明來據夷之舊論而已。」34嚴復認為滿漢「同是炎黃貴種，當其太始，同出一源」，排滿民族主義乃「宗法社會之真面目也」35。

    二　漢族英雄譜

　　很明顯，革命派突出「黃帝」，認同「漢族」的目的是為了「排滿」。革命派主張，「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有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36；「誅絕五百萬有奇之滿洲族，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37。

　　為了激起革命者的民族自豪感，鼓舞革命士氣，革命派又開始挖掘歷史上漢族的輝煌鬥爭史。「歷史者，非徒為古人作紀念之碑，將為今人發愛群之想。」38因此宋教仁著《漢族侵略史》，盛讚漢族曰：「集合四百五十餘神明聰強之血族，盤踞四百六十餘萬哩肥美膏腴之地殼，操用五千餘年單純孤立之語言，流傳一萬四千餘形完富美備之文字，……其人類學上之價值，則不獨於亞細亞系統人民佔第一等位置，即於世界亦在最優之列。」 39他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建立起國家，主要是能堅持「排外主義」與「進取之政策」。所以，他「專敘述漢族歷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滅其國、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各事實」40，以激勵國人進行革命。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的進入中原，宋教仁認為是漢族的「亡國」。他說：「滿洲人則更以其打牲遊牧野蠻兇悍之武力，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橫噬之慣技，以與吾族難，一遇而國弱，再遇而國亡，……今之憂時之士，亟亟焉唱為民族主義，與夫復仇主義之說，以冀恢我勢力，完我國家。」41

　　1904年，陶成章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敘例》中，開篇即提出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孰為中國人？漢人是也。中國歷史者，漢人之歷史也。敘事以漢人為主，……則我祖先創拓之豐功，不敢不頌言也」42。他還說：「英雄者，歷史之產出物也；歷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贊已往之英雄，而開導未來之英雄」43。他盛讚漢民族的英雄，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傑、科技文化上巨匠鴻儒、也有熱心愛國的大義之士……皆「世界莫能及。」44

　　章太炎也特別注意以民族歷史激勵民族自豪感，增進民族主義的力度。他撰《中國通史》，臚舉歷代保種衛國之帝王將相，一一為之考記，又撰文字、學術、禮俗、章制諸典，顧、黃、王、顏、鄭、張以及全黨、逸民諸別錄，莫不寓有民族之大義45。1908年，胡適也寫道：「中國歷史有個定鼎開基的黃帝、有個驅除胡虜的明太祖、有個孔子、有個岳飛、有個班超、有個玄奘，文學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蘭，這都是我們國民天天所應該紀念著的。」46

　　由於革命派的「排滿」主張，他們高舉種族革命的旗幟，要求他們所大力宣揚的「民族英雄」，多為歷史上漢族與他民族鬥爭中持抗拒態度的典型。首先躋身此一系譜，取得「民族英雄」之光榮地位者，為南宋抗金名將岳飛。1903年，《湖北學生界》率先刊載《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岳飛傳》一文，極力宣揚岳飛「精忠報國」、抗禦金人之偉大典範。1906年，《競業旬報》編輯傅君劍也撰有《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岳飛傳》的長篇傳記。作者于文末說道：「吾寧夭折早亡，以見我楚（？）清胡虜，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47馬敘倫則於《宋愛國士岳文二公傳》一文，並述岳飛、文天祥二人之事蹟，並寄望乎「愛國士之嘟佣�出」，以為漢族復興張本48。《國粹學報》第15、16期於卷首接連刊出岳飛畫像與遺墨數幀，題識曰：「公抱種族之痛最烈，夙懷忠憤。今去公七百餘年，而公之排斥異族、忠君愛國之精神，猶可於此尺幅之上想見之云」。1904年，蕪湖安徽公學教師更發起組織「岳王公」，假岳飛抗金之精神，為反滿革命宣傳49。

　　1903至1904年間，《新白話報》刊出題為《文天祥》的傳記小說，呼籲國人效法他們的愛種之心，投入排滿革命的行列50。1904年《覺民》雜誌亦載有《為種流血文天祥傳》一文，譽之為「首豎義旗、攘斥胡虜，九死不屈、為種流血」之大豪傑。同年，有署名「遁園」者，於《揚子江》四期上刊載文天祥與謝枋得二人合傳。

　　此外，明末反清史事更因與排滿革命直接相關，尤為革命派所注目。如黃節的《黃史列傳》成傳的二十人中，明清之際抗節死義的忠烈之士或矢志光復的遺老孤臣有左懋第、張煌言、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張斐、鄺露等七人。其他如夏完淳、朱舜水、李定國、張名振諸人，也有馬敘倫、陳去病等為之立傳，載於《國粹學報》諸號。在晚明的「民族英雄」中，傳誦最多的是史可法和鄭成功兩人。1903年，《江蘇》第六期載《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一文，將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因為他們都是為民族而死51。同年《江蘇》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畫像一幀，後錄詞一闋，對史可法「義析春秋、防嚴夷夏」的種族精神讚揚備至。1904年，《揚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難記》一文，同樣譽之為「為民族流血之偉人」。同年，《漢聲》載有《陸沉痛》傳奇，描寫史可法死守揚州、兵敗殉難的懿行義烈，反復說明「種族」之義，號召國人高標義幟，「振起天聲，廓清故宇」52。

　　清末，對於鄭成功的敘事論述，數量之多，分量之重，是其他「民族英雄」所不能比的。1903年，《浙江潮》連載《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長文。同年，柳亞子也在《江蘇》發表《鄭成功傳》一文53。1904年的《中國白話報》也發表了白話文的《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除此之外，清末所寫詩文中涉及鄭成功的也有很多。如《國民日日報》即收錄詠贊鄭氏的長詩二首：劍公所撰《鄭成功》和慈石所撰《讀鄭成功傳》。1906至1907年間，有署名「浴日生」者於《民報》分期刊出《海國英雄傳》歷史劇，雖完成未及一半，但作者已于序言中肯定：「夫自莊烈殉國，韃靼入關，其不愧黃帝子孫，泣血誓師，不共天日，與逆胡抗戰，卒據台灣一片幹淨土，延明祀於二十餘稔者，其吾國英雄鄭成功之力也。」541910年，《民報》復載《南洋華僑史略》一文，特辟專章以敘鄭成功據台抗清史事。

　　自然，漢族的歷史並非全是光榮的戰史和輝煌的成就，民族戰爭中的失敗和恥辱也是革命派藉以喚醒漢族同胞的手段。1907年，《民報》第十八號起連載《桑澥遺征》，以宋明忠臣義士的事蹟來鼓吹排滿55 。共輯《錢謙益致瞿文忠公蠟丸書》、《陳鑒哭臥子陳公文》、《劉均楊娥傳》（第十八號）、《陳臥子報夏文忠公書》（第十九號）、《陳臥子徐文靖公殉節書卷序》、《陳臥子袁烈婦傳》、《陳臥子玄絲傳》（第二十號）、《陳臥子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第二十一號）、《夏存右大哀賦》（第二十三號）。《民報》第十九號《本社特別廣告》二說：「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於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雜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以資采輯，漢族幸甚。」

　　這種藉讀史以培養民族思想之理論，遂成為清末革命者所趨。魯迅說，東京留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56一時間反清英雄們的傳記、反清思想家的文集、太平天國的戰史、清軍入主中原的痛史、各種歷史古籍和珍貴的照片畫像，充斥於留學界。如《廣州三日記》、《嘉定屠城記》、《亡明流血史》、《亡國慘史》、《大明亡國痛恨史》、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顧、黃、王所著的《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黃書》等都翻印出來，廣為散發。國粹派的黃節有感於國家種族之瀕臨滅亡，發憤作《黃史》，全書網羅歷代節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實際成傳者二十人。陳去病則刊有《明遺民錄》一書，搜羅典籍至數萬卷，所傳人物，分省論次，氣勢尤為博大。還有馬敘倫的《嘯天廬搜幽訪奇錄》、劉師培之《刊故拾遺》、龐樹柏之《龍禪室摭說》等筆記雜誌，也都記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遺烈57。

    三　「漢奸」痛史

　　除了異族與漢族是仇敵外，還有就是漢族內部的「漢奸」與非漢奸之分了。為了聲討國內「漢奸」助紂為虐，對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漢奸」進行鞭斥也是當時宣傳的一個方面。

　　早在1903年，章士釗就寫了一篇《漢奸辨》來辨明真正的「漢奸」。作者認為，漢人與外人皆有稱「漢奸」者，其中必有混淆，故應辨明何種是真正的「漢奸」。「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58這自然是站在本族漢人的立場上而言的。對於滿人所謂的「漢奸」，「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即為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59。

　　1906年《漢幟》創刊，其《驅滿酋必先殺漢奸》一文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漢奸」，只要是與非漢族人交往的，一概罵倒：遠自商周，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實為「漢奸」之「召戎伐周」，而「申侯鄫人為中國第一次賣漢之奸也」60；周末狄人滅衛，也是衛人反戈助狄所致。

　　漢代高祖平城之敗，作者以為是「韓王信之為冒頓助」；漢武帝時李陵之敗，實「管敢」為單于報信所致；蘇武被羈留，則是衛律貪封而謀；匈奴一再犯邊，趙信屢為計畫；王昭君嫁胡，是一畫工所陷害，「石顯毛延壽尤為無形之漢賊」。

　　五胡亂華，「漢奸」尤多。有司馬穎之參北單于丞相事；孔萇之效命劉淵；有徐光、張賓為石勒謀；有王濟、高詡為慕容鮮卑謀；有呂婆樓為氐人符氏薦賢、王猛為之整軍、李威為之議政；於是胡禍蔓延，成南北分朝之慘局。北魏拓拔珪之所以能統一北方，實有李先教之讀書，後孝文帝「以胡人混合我種」，又是薛聰、李沖、李彪、高閭、王肅等人所助，總之，「無一非漢奸」61。

　　唐至五代，遇中國有事，則收胡兵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則稱臣於突厥；唐玄宗為控制河北，則用安祿山；唐肅宗欲平兩京，則徵兵回紇；唐僖宗欲討黃巢，則借軍沙陀……所以有唐一代，「舉國皆含有通虜性質」，也就無怪乎「虜禍不絕」了62。五代亦是如此，為了一己私利，或與契丹結好，或稱兄弟，或稱子，「為千古中夏之奇辱」。更有一班人如韓延徽、盧文進、喬榮、李崧、馮道、劉昫、張彥澤，等等，為契丹成中原之天子，用心用力，「則是五代以來賂胡之辱」。其間只有唐太宗擊頡利可汗，周世宗殺漢內奸，而一展漢威，為漢族子孫「得意之舉」。結論是：「劉黑闥、劉武周、楊國忠者，隋唐之漢奸也；韓延徽、趙延壽、楊光遠、杜威、劉崇者，梁晉漢周之漢奸也」；「唐之高祖、玄、肅、僖，五代之朱溫、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者，三皇五帝之漢奸，而唐太宗則三皇五帝之繩孫」；晉王李存勖因非漢人，為「三皇五帝之雜種也」63。

　　有宋一代，有四戎之害，作者認為也是「漢奸」召之。如太祖聽信法吏之言，因忌漢將，始有靖康之禍；楊業遭嫉，寇准受譖，張洎被黜，於是夏遼皆成大患；金之通宋，則有童貫、王黼、趙良嗣、蔡京、蔡攸諸小人結金；宋北部失陷，因有張邦昌、劉豫、李梲杜的降金；宗澤為汪黃所阻，岳飛為秦檜所害。

　　元因得姚樞，而漢人士大夫始有北向者；因得趙復，而北方始知學經講性理；因得竇默，忽必烈始聞立綱常；因得許衡，而蒙古人始知崇孔孟、立學校、定官制；其他如劉整獻樊城、范文虎叛安慶降、張弘範逼厓山、趙孟兆頁附金、等等「媚元諸臣」，「指不勝屈」。

　　清初入關時的「漢奸」主要有：北方的范文程、金之俊、吳三桂、洪承疇。「三藩之亂」時，「漢奸」有廣西的孔有德；廣東的尚可喜、耿仲明；陝地的趙良棟、張勇、五進寶、孫恩克；楚地的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閩地的楊捷、吳興祚、趙貞；浙地的李之芳；粵地的傅宏烈。台灣鄭成功割據時，則有漢奸姚啟聖、藍理、施琅、施世驃。川楚白蓮教起義時，則有「漢奸」楊遇春、楊芳。太平天國時，則有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彭玉麟、羅澤南「殘殺同種」。咸同撚軍時，李鴻章、劉銘傳、張樹聲則「再殺同胞」。在政治、文化方面為清酋效力者，則有紀昀、阮元、趙中喬、岳鐘琪等，「如恒河沙數」64。

　　到如今，要殺漢奸，必殺康有為、梁啟超；必殺張之洞；必殺「慶祝立憲黨」、必殺「各官吏之暴者」、必殺「各監督兵官之妖者」、必殺騎牆派。作者認為，「漢奸」與滿洲有密切的關係，實已同化於滿，所以，現在殺「漢奸」，「謂之殺漢奸也可，謂之殺滿人亦可也」65。

　　再如《民報》所載《虎倀遺恨》，作者署名曰「有媯血胤」，內容也是揭露「漢奸」醜史的。它記錄的主要是清初為清平亂時的「漢奸」，有吳三桂、施琅父子、李光地等人。其中，吳三桂「率其醜虜，深入滇黔，窮搜緬甸，弒帝酖后，躬行悖慝」 66；施琅假託父仇，效忠異族，「負恩鄭氏，負恩明室，因以負恩於我中國」 67；李光地，名為理學名臣，卻不知「嚴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義」，無氣節，少志趣，「行傾險之鄙事，蠟丸告變，甘為猛虎之倀」68。 四　漢族燦爛文化──「國粹」

　　文化的差異是區分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一種民族文化形成後，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又成為聯繫民族的的紐帶和保持民族特性的工具。20世紀初，中國國內出現了一些「醉心歐化」的現象。但是，因為當時清政府雖實行「新政」，但對傳統文化仍然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僵硬原則。清廷制定的教育總旨仍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端」69。學部規定的教育章程中，依然規定「經學」為必讀課目、治學之根本。河南巡撫、湖廣總督、湖南巡撫、江蘇巡撫等紛紛上奏，要求建立存古學堂以保存「國粹」70。在社會生活中，許多政府官員仍然抱著傳統倫理綱常不放，更不用說領導下層「開放」和「西化」了。可見 「崇洋媚外」之風遠未達到狂熱的程度。

　　中國的國粹思潮，與其說是針對歐化主義而發的，不如說是應乎「排滿」革命的需要而發的。革命派直接承接戊戌時代「保國、保種、保教」的餘緒，只不過他們的「國、種、教」，專指漢族的而已。他們需要借此來激揚民族精神，以資革命。「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71

　　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出獄東渡日本，出任《民報》主編，成立國學講習會，後又辦國學振起社，自任社長。許多留日青年雲集他的門下，聽他講解國學。章太炎也標榜「上天以國粹付余」，在主編《民報》後發表了一系列宣傳保存國粹的文章。章太炎把宣傳國粹與反清革命聯繫在一起，使民族的歷史文化變成了進行革命的思想武器。於是興起了一種國粹主義思潮。山西留學生主辦的《晉乘》居然把宣傳國粹列入他們的「六大主義」之首；《雲南》雜誌專出《滇粹》以表重視；《民報》也連篇累牘刊出論述國粹的文章，並聲明「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72。

　　所謂的「國粹」，就是漢族古代的優秀文化，從先秦諸子到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論著，從音韻小學旁及典章制度、歷史人物、史學文學，等等。所以，革命派所維護的「國粹」，則是原原本本的漢族的族粹。章太炎認為國粹內容有三大類：「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73顯然，國粹派所說的「國粹」是指中國的傳統學術，基本相當於現今人們所稱的「國學」或「傳統文化」。因此，國粹派的最大成就也是學術。

　　同時，陶成章在東南亞創辦《教育今語雜誌》，也刊登了大量國粹派的文章。陶成章認為：「環球諸邦，興滅無常，其能屹立數千載而永存者，必有特異之學術，足以發揚其種性，擁護其民德者在焉。」74可見，該雜誌也是「以保存國故，振興學藝」75為宗旨，宏揚民族文化。其中所涉及的內容包括：中國文字學、群經學、諸子學、中國歷史學、中國地理學和中國教育學，等等。

　　雖然，國粹派已不同於以往的文化頑固派，不再視儒學為中國文化的全部，也不再以恢復和發揚儒學為最高理想。他們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加以發掘，結合時代特點，重塑近代中國文化。但是，狹隘的漢民族主義意識，又大大消融了革命者的民主性和進步性。而且，中國的國粹派不願放棄的「國學」，更多的還是指「儒學」。他們認為「國魂者，原於國學者也。……而國學又出孔子者也。……倡國魂而保國學者，又曷能忘孔子哉！」76他們還一再強調儒學的本義是反對專制政權的，只是被封建統治者利用了而已。所以他們呼籲要恢復儒學的本來面貌，重新建立中國的「國粹」：「保全國學，……然尤當亟思改良，不為守舊，俾合於今日情勢，而使必不可滅。」77也就是說，「黃帝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猶足以長存。」78由此不難理解的是，新文化運動興起時，劉師培辦《國故月刊》以對抗新文化。

　　總之，中國漢民族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同的傳統。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共同生活在東亞大陸廣袤的土地上，經常有民族爭端和民族戰爭發生，所以漢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漢族主義的「華夷之辨」，它的區分標準主要不是血緣和地域，而是文化的差異。同時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處於文化中心地位的華夏文化一直未受到外來文化強有力的衝擊，而是不斷地「同化」侵入中原的少數民族，這就更加強了漢族固有的文化優越感。國粹派面對自己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和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就會不自覺地產生歷史負罪感。章太炎惶惶然，謂以「國故民紀，絕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79而且，他們更把「傳統學術」和「國學」看作立國的根本，是關係民族存亡的頭等大事。「學亡則國亡，國亡則亡族」80；「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81正是由於如此強烈的文化守成心理，才促使他們不惜毀家傾產去辦刊物，窮困潦倒中仍堅持講中國的傳統學術。他們的愛國熱腸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但是，他們又很容易為傳統文化中心的保守性所牽制，從而偏離原來預想的軌道。

    五　結 語

　　革命派所述歷史都是以漢族史為中心，這與中國傳統的正統觀有著緊密的聯繫。這種局面實際上延續到了建國以後的很長一個時期。民族史學者劉先照先生曾著文批評這一現象，「古代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滿（清）等族所建國家，是『中國』還是『外國』？建國以前，史學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把他們作為『外國』。建國以後，用新的觀點看問題，大多數同志都把它們作為中國國內民族了。但現在把它們看作『外國』的觀點的影響存在，而且甚大。……例如一九八○年再版的一本有名的通史就不止一次地說：蒙古『侵入中國』。最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的一篇小說也說是『蒙古人侵略中國』。有的同志還堅持認為，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是『外族和外國』。這種觀點不能說是正確的。」82所以，姜義華教授說：「真正的中國通史，應該是中華民族（56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而不僅是漢族通史。」83

　　其實，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後，新的類型的民族也產生了。比如「中華民族」、「美國民族」，這些民族大都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可以說本身也即政治的產物。 「政治民族」只是民族與政治相聯繫的方式，或者說是民族在現代世界中賴以生存的外殼。在政治民族體內，往往包含著不同的文化民族，也就是說存在著不同的民族文化。雖然，民族國家也一直在國內加強政治民族認同的宣傳和「締造」，從而強化一個國家民族的形態。但這在目前的情況下，是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的。而且，他的必要性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泰納講座上所說：「我把自己從事民族研究的體會寫出來，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個概念來解釋中國民族研究中的歷史和文化特徵。我的用心其實十分簡單，就是試圖指出，在新的國家建設當中，我們必須注意到民族與民族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那種『和而不同』的關係。」84

    註 釋
1 參見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還有一些文獻把東夷族的首領──如少昊，以及某些北方戎狄族──如犬戎，也說成是黃帝的後裔。（《世本》：「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因此，直到當代，仍有學者把黃帝當成華夏族或漢族的祖先，大部分人則認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
3 《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4 太平洋客（歐榘甲）：〈新廣東〉，《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306頁。
5 〈黃史〉，《國粹學報》1905年2月，第9頁。
6 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501頁。
7 同上，第534頁。
8 〈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頁。
9 歐榘甲：〈新廣東〉，《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273頁。
10 〈軍國民教育會紀事〉，軍國民教育會1903年自印本。轉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頁。
11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0頁。 　
12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670頁。
13 同上，第763~764頁。
14 同上，第722頁。
15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頁。
16 陳天華：〈《猛回頭》黃帝肖像後題〉，見《猛回頭·警世鐘》，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17 同上。
18 《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8頁。 　
19 季子：〈革命其可免乎〉，《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560頁。
20 〈革命製造廠〉，《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578頁。
21 漢駒：〈新政府之建設〉，《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580頁。
22 壯遊：〈國民新靈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576頁。
23 書屢：〈教育會為民團之基礎〉，《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550頁。
24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9頁。
25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722頁。 　
26 柏明、李穎科：〈黃帝與黃帝陵〉，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
27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721頁。
28 宋教仁：〈漢族侵略史·敘例〉，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頁。
29 有說來自埃及；有說來自中亞細亞；有說來自土耳其斯坦之西南和闐之俄亞希斯；有說來自印度；還有說來自印度支那半島；赫胥黎則主張來自亞美利加大陸或美洲北部。
30 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原載《學衡》第37期。見朱慶葆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學術精品·歷史學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頁。 　
31 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頁。
32 〈攘書·華夏篇〉，李妙根編選：《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5頁。
33 白話道人（林懈）：〈國民意見書·序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892頁。
34 《康有為政論集》，第669、403、667頁。
35 《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5、148頁。
36 《革命軍》，《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第667頁。 　
37 同上，第651頁。
38 金宏淦編：《國民新讀本》，「卷首」第1頁，上海書局1906年9月。
39 宋教仁：〈漢族侵略史·敘例〉，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頁。
40 同上，第6頁。
41 同上，第5頁。
42 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2~213頁。
43 同上，第214頁。
44 同上，第213~214頁。
45 參見陶緒：〈章太炎民族主義的思想淵源〉，《中州學刊》1996年第3期。
46 鐵兒（胡適）：〈愛國〉，《競業旬報》第34期，1908年11月。
47 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頁。 　
48 俞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頁。
49 常恒芳：〈記安慶岳王會〉，《辛亥革命回憶錄》（四），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438~441頁。 　
50 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231頁。
51 漢兒：〈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江蘇》第6期，第71~81頁。 　
52 〈陸沉痛傳奇〉，《漢聲》第7、8期，1904年。
53 亞廬（柳亞子）：〈鄭成功傳〉，《江蘇》第4期，第61~71頁。
54 《民報》第9號，第113頁。
55 陶成章在〈桑澥遺征序〉中說：「中原板蕩，索虜入居，屠戮之餘，繼以焚坑，公私塗炭，文獻蕩然。……邇來東歐化東行，求學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後生小子，于故書雅記，乃至百不窺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沉哉！」可見，是借歷史喚起漢族的民族意識，以求排滿。
56 〈墳·雜憶〉，《魯迅全集》第1卷，第318頁。 　
57 參見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頁。
58 章士釗：〈漢奸辨〉，《章士釗全集》第一冊，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
59 同上。
60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的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頁。
61 同上，第174頁。
62 同上，第174頁。
63 同上，第175頁。
64 同上，第179頁。 　
65 同上，第183頁。
66 有媯血胤：〈虎倀遺恨〉，《民報》第22號，第105頁。
67 同上。
68 同上，第106頁。
69 《清實錄（五九）·德宗實錄（八）》，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77頁。 　
70 《清朝續文獻通考·學校14》卷107，（台北）新興書局，中華民國五十四（1965）年版，第8661~8663頁。
71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6頁。
72 《民報》第19號。 　
73 〈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276頁。
74 〈刊行《教育今語雜誌》之緣起〉，《陶成章集》，第451頁。
75 〈《教育今語雜誌》章程〉，《陶成章集》，第451頁。
76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9頁。
77 同上。
78 黃節：〈「國粹學報」敘〉，《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3頁。
79 〈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筆〉，《國粹學報》第1年，第9期。 　
80 黃節：〈「國粹學報」敘〉，《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43頁。
81 許守徵：〈論國粹無阻於歐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第52頁。
82 劉先照、韋世明：《民族文史論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頁。
83 嚴明：〈姜義華教授訪談錄〉，《歷史教學問題》1998年2月。
84 費孝通：〈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與全球化過程中的「文化自覺」〉，《求是學刊》2000年第6期。

    王春霞　女，1975年生，2003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社會史。現為浙江財經學院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