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

　　闭上眼睛，伸了伸筋骨，我嗅到了风的气息。那是好像果实一般鼓胀着的风。那里有光滑的果皮和果肉的粘汁，还有颗粒状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迸裂，种子就像细软的枪沙一样，打在我赤裸的胳膊上。随后，留下一阵微痛。
关于风的那种感觉，还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久居东京的我，将五月风所特有的奇妙变化完全给淡忘了，就连那种子打在肌肤上的感觉也彻底忘却了。
我对于那种风——那种吹过斜坡、丰满的初夏的风——很想讲给我的表弟听，但，最终还是没讲。他才只有十四岁，况且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面对不曾失去体验的人，讲述已经失去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伸了伸懒腰，转了一下脖子。也许是昨晚一个人喝威士忌喝得太晚了，现在脑袋还一个劲儿地发木。
“喂，几点了？”表弟问我。他比我矮约二十公分，所以总是仰着头看着我说话。
我看了一眼手表，答道：“十点二十。”
表弟抓住我的胳膊拉到自己的眼前，又仔细看了一下表盘上显示的数字。因为是反着看的，所以稍微费了点时间。他放下我的胳膊后，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看错了，重又看了一遍表盘。还是十点二十。
“你的表，准吗？”表弟问。
“准。”我说。
他又拽过我的手，看起手表来。他的手指虽然很细嫩，但实际上还是很有劲的。
“我说，这表贵吗？”他问。
“不贵，很便宜哟。”我说。
没反应。扭头看着表弟，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呆呆地仰头看着我。唇间露出洁白的牙齿，看上去很像退化的骨头。
“很便宜的。”我对着表弟的左耳重复了一遍。“虽然便宜，但走得很准。”
表弟“嗯”了一声，闭上了嘴。我从兜里掏出烟用打火机点上。表弟的右耳不好。上小学时，耳朵被球砸了一下，后来就听不见了。而且还是间歇性的。一段时间里听力比较好，另一段时间根本就听不见。按他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的话来讲，好像他的听力患了神经质。就是说，两只耳朵的神经被均等地分成了两半，所以经常是右耳的沉默破坏了左耳的听觉。而且这种沉默就像油一样淹没了整个五官。
有时我想，他的耳聋与其说是外伤所致，倒不如说是神经质所为。但是，关于这一点是否正确，我也拿不准，连这八年里看过的医生也弄不清。
“手表呀，不一定只有贵的才走得准。”表弟说，“我过去一直戴着的那块表，就挺贵的，可总是快。后来就丢了。”
“嗯。”我应道。
“表带上的搭扣有点松，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等我注意的时候，早已不在腕子上了。”
他把左手猛地抬到半空中。
“给我买了还不到一年就丢了。后来就不给买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就没表戴。”
“没有手表，不觉得不方便吗？”我一边叼着烟一边问。
“什么？”
“不觉得不方便吗？”我把烟拿在手里又说了一遍。
“无所谓。”表弟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又不是生活在山里，想问就问问呗。就是把手表丢了，真是太不好了，你说是不是？”
“也许是吧。”我笑着说。
“现在几点了？”表弟问。
“二十六分。”我说。
“汽车几点来？”
“三十一分。”我答道。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这当儿，我把剩下的烟抽完了。
“总戴着不准的表走路太累，再没有比这更累的了，我想。”表弟说。“不过，我可不是故意要把手表丢了的。”
“嗯。”我答道。
表弟又沉默了。
应该对他更亲切地，聊各种各样的事，这一点我非常明白。但究竟谈什么好呢？我还真不清楚。我上一次看到他，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而且，我把自己在这三年里发生的事，逐一回忆了一遍，却发现没有一件是值得对他谈及的。总想对他说些有用的事，却一时语塞。而且，每当我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悲哀的表情望着我。他总是左耳略凑向我这边，一看到表弟的这种神情，我就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几点了？”表弟问。
“二十九分了。”我说。
汽车来的时候是十点三十二分。
这趟专线比我上高中那会儿，汽车的型号要新得多。驾驶座前的玻璃格外的大，看上去就像被卸掉机翼的大型攻击机。为了慎重起见，我又确认了一下汽车的牌号和路线。没问题，一点没错。汽车“突”地吐了一口粗气停下了，随即，后边的自动门打开了。我和表弟一直以为是开前门的，所以连忙慌慌张张地跑过去，迈上台阶。过了七年，还真变化了不少。
汽车比我想的要满。虽没站着的乘客，但也没有能让我俩并排坐下的座位了，于是我俩决定站着。倒不致于累着，路没那么远。但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乘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出了地铁站。坐上环线汽车，打算看看沿线的风景的乘客是有的。然而这地方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这地方除去早晚的高峰时间，也就只有两三个人乘车罢了。
但那也只是我上高中那会的事了。也许为了某种原因，交通变化了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站在汽车的最后面，各自抓着扶手。车子好像是新的，车内的东西非常干净漂亮。金属部分一点儿污点都没有，车座垫的绒毛也很顺溜，车里充满一股新机器特有的清新的气味。车内的情况一一过目之后，我把目光停留在墙上挂着的一大排广告上，都是些结婚仪式地点呀，八成新的汽车中心呀，家具店什么的地方性广告，光是结婚仪式地点就做了五张广告，别的还有婚姻介绍所和租衣店的广告各一张。
表弟又抓起我的左手，看着腕上的手表，以确认时间。他为什么总是注意时间呢？我怎么也理解不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呀。和医院预约的时间是十一点一刻，坐上这趟车半小时就能到，我还真想让时间走得快点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表盘冲向表弟一方伸到他的眼前，随他看个够。然后抽回手，开始注意驾驶座后面挂着的乘车价目表，准备着零钱。
“一百四十日元。”表弟说，“在医院前的那站下就行吧？”
“对。”我说。
“有零钱吗？”他有点担心地说。
我把手里的硬币一个一个摊在表弟手里。表弟很礼貌地拿了一百日元的、五十日元的、十日元的硬币算着。然后又统计了一下，的确是二百八十日元。他说：“有二百八十日元啊。”
“你拿着。”我说。他用左手紧紧地攥着钱，我呢，则一直久久地眺望外面的景色。虽然新盖的公寓，市政房屋和餐馆样的建筑到处都是，但整体来说，街景的变化比我预想的还是要缓慢得多。表弟虽然也和我一样，都在眺望着街景，但他的视线就像探照灯似的，来来回回地扫，一点也不集中。
汽车停过三个站，继续向前驶去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车里好像浮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谈话声。交谈的声调，也不知是哪儿的，非常单调。而且既不是好多的乘客一齐聊天，也不是特别大的声音。可就是大家的声音在一个地方，好像在空中聚集起来，固定在那儿了似的。而且这种音响还不自然地刺激我听觉的一部分。
我右手仍抓着扶手，把身子转过来，假装无意地环观了一下乘客，从我们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乘客的后脑勺。只看这一点是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变化的。就跟普通的载满乘客的汽车是一个样的。再加上汽车太新了，所以看上去，车里的乘客就更是清一色了。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吧。
我的周围端坐着七、八位老人，都在各自小声他说着什么。其中有两位女性。虽然具体说些什么听不见，但从他们细细地亲密的交谈语气中，能感觉到那里只有他们才明白的日常琐事的话题。他们的年龄介于六十到七十之间，每个人膝上都放着或肩上挎着一个塑料背包。也有拿着旅行袋的，好像是要去登山，仔细看去，每个人的胸前都系着一根细细的安全带。老人们的这种着装时常会给人一种不相称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穿起来倒是很合体的。
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这趟车好像是不通过登山路线的。汽车爬上山腰，然后一直穿过住宅区，通过我所上的那所高中的校门口，经过医院门口，再从山的高处盘旋地转下来，哪儿也到不了。汽车所能到的最高地已经建起了宿舍区，从那儿通不到山上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最合适的解释就是他们坐错了车。这种可能性很大，从这附近出发的电车有好几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坐错了车。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路线彻底改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七年多没有坐过这趟车了，也不一定是老人们那么马虎地坐错了车。这样一想，我立刻不安起来，连窗外的风景也觉得和以前大大地不一样了。
这时候，表弟一直窥测着我的脸。
“稍微等一下。”我冲着他的左耳说道。“马上就回来。”
“出了什么事？”他不安地问。
“没有什么，就是去查查停车路线。”
我摇摇晃晃地走过通道，来到驾驶座前，仔细地查阅路线图上的记号。
首先我确认这的确是28路车，然后又找到我们刚才乘坐的出站口的车站，最后沿着路线图一个一个地找到了车站名，无论哪个名字都是那么眼熟，是和以前完全一样的路线。有我上高中站名的，有医院的，有宿舍区的站名，汽车从那儿就变了方向，下了斜坡，又回到了刚才的路线。没错，如果错了的话，是他们错了。我松了一口气，返回到表弟呆着的车后面。这时，我终于明白了是什么支配了车内奇妙的空气。除我和表弟之外，车上无一例外全是老人，就仿佛这是一辆专门为他们包租来的车似的。他们都背着挎包，胸前系着蓝色缎带。然后的几个人组成一组，互相交谈着什么。我仍然抓着扶手，久久地茫然地凝望着他们的背影。一共大约有四十位老人。他们全都气色很好，腰板挺直，很健康的样子，倒也不是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只是这幅情景总有点不现实，让人不可思议。也许是因为我从未被围在老人的中间吧。现在也只好这样想了。
我从通道往回走时，坐在座位上的老人们好像只热衷于自己的话题，我的存在，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就好像他们认为。我和表弟是这车里唯一的异已分子，怎样都行似的。或者好像这种事根本就不值得注意。
隔着通道坐着两位身着连衣裙的小个儿老太太，两只脚翘在地面上，横着伸到通道中间。她们俩人都穿着小号的网球鞋。她们直直地伸出来的脚偶尔也上下摇晃着。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实在是不明白。可能她们只是在无意地玩吧。也可能是在做登山的准备活动。我小心地避开伸到通道上的两双脚，回到车厢最后面表弟所在的地方。
看到我回来，表弟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右手抓着吊环，左手仍然紧紧地攥着零钱，一动不动地等着我的归来。老人们就像微薄的影子一样环绕在他的周围。但能从他们眼里看到的影子，也许只有我们吧。这时我猛然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真正存在着的只有他们自身，我们只不过是虚幻的东西罢了。
“没坐错车吧？”表弟不安地询问。
“当然没错。”我满不在乎地回答。“别忘了，我上高中时天天坐这趟车去学校，怎么会错呢？”
听了这话，表弟显得完全放心了。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把整个体重都吊在扶手上，依然久久地望着这个老年团体，他们经常进行日光浴。脖子后面都晒黑了。而且无一例外的消瘦。连一个胖的老人都没有。男人们大多穿着登山用的法兰绒衬衫，女人们穿着无多余饰物的简便的连衣裙。
他们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团体呢？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也许是远足或是野游的小组，即使是这样，这些老人们的一举一动也太相似了。举个例子来说，他们简直就像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多个抽屉里的标本，打开其中的一个，就能看到同一种类的东西。他们的表情，说话方式和衣着的趣味，没有一点不相像的。虽然这样，也不能说他们丝毫不惹人注意。不能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老人们的确是一群各自有着存在意识的人。他们都很健康，气色也好，又乐于晒太阳。
而且都很整洁，动作麻利。所以并不是十个扎一捆就分不出差别的那种感觉。只是在他们之中，有一种相通的东西，仿佛他们用相同的音调交谈一样。把社会地位啦、考虑事物的方法啦、行动的准则啦、教育方法啦什么的都浑然一体地溶入他们的音调之中。这种音调，就像是轻微的耳鸣一样支配着整个车厢。当然那决不是讨厌的音调，而是奇妙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他们乘坐这趟汽车究竟要到哪儿去。曾想过问问我身旁的老人，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可总觉得有点多余。好像寻根问底似的，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不应该坐错汽车。就是坐错了车也没关系，这车走环形路线，环绕一周之后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起点。还是什么都不问的好。
“这次治疗，会不会疼啊？”表弟很担心地问我。
“是啊，疼不疼呢？”我说。
“你过去看过耳病吗？”表弟问。
我想了想，还真不记得瞧过耳朵。别的病差不多都瞧过了。只是没瞧过耳朵。所以，对于治耳病的医生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措施，始终无法想象。
“以前，给你治的，都特别疼吗？”我间他。
“也不全是。”表弟说，“但是，疼的时候也有。有时是塞各种东西，有时是灌水什么的，偶尔也疼。”
“那这次该不会用同样的方法了吧。你母亲说好像不用原来那些奇怪的治疗方法了呢。”
表弟叹了口气，仰头望着我。“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治疗方法，也治不好我的耳朵了，是不？”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也许只是暂时的。”
“就像瓶塞猛地被拔开？”表弟问。我瞟了他一眼，看来他没发现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也许只是稍微变动了一下，就会起到不同的效果呢，所以简单地放弃了就没办法喽。”我说。
“我并不是想放弃。”表弟说。
“那你是厌烦了？”
“嗯——”表弟说，“算是害怕吧。真的，我讨厌那种疼法。比起真的疼来，想象着疼的事儿更让人难受。你明白我说的吗？”
“当然明白了。”我说，“都是普通的人嘛。”
他的右手依然抓着扶手，咬着左手的小拇指的指甲，“我想说的呀，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呀，除我以外的不管是谁，要是感到疼，而正好被我看到了，这时我就会想着他是怎么怎么的疼。这种事最难受了。可是呢，我所想象的那种疼痛，和正疼着的那个人所感觉的疼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我说不清楚了。”
我不住地朝他点头，表示同意。
“对，所谓痛感，实际上是最富个性化的东西。”
“那在这以前，你觉得最疼的，是什么时候呢？”
“我？”问得我有点惊讶。被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可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痛感？
想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关于痛感的记忆是丝毫没剩下。当然疼的事是有几件。比如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磕掉了牙，手掌差点儿被狗给咬透等等。但是一提到对于痛感本身的体会，我的确是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了。伸开左手的手掌，寻找被狗咬过的痕迹，那条伤痕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那伤痕具体是在哪个部位我都想不起来了。过了这么久，许多事情已经淡淡地消失了。
“想不起来喽。”我说。
“但是，叫人疼的事不是有很多吗？”
“是倒是。”我说，“活得越长，痛苦也就越多。”
表弟好像耸了耸肩，然后又陷入了深思。“我可不想长那么大。”他说，“因为我觉得在这之前，就要经受那么多疼呀痛的。”他把左耳又稍稍倾向我，说道。而说话的时候，眼睛是斜瞟着扶手的。看上去他好像是个盲人似的。
那年春天，连续发生了好几件让人心烦的事，于是我辞去了已经干了两年的工作，然后离开了东京回到家里。本来打算准备好了，就回东京重新找份工作干干，在家里闲着没事就整整院子里的草，修修围墙什么的，突然开始对很多事都厌烦起来，于是决定推后一天回东京。故乡的街道对我来说已失去了魅力，走到港湾，眺望着远去的船只，深深地吸一口海风，再到过去经常去的小店转了一通，然后就没有可做的事了。过去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剩下，街道也不像过去那样光彩照人了，一点刺激也没有。大街上映入我眼帘的各种各样的房屋，就好像是用厚纸做的剪纸工艺品似的。看来我真的老了，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正因为不全是这样，所以我才不回东京，一个人在家里每天理理杂草，躺在房檐下看看旧书，修修面包机什么的，这样一天一天地无所事事地混下去。我就是这样来到姑姑家的。因为表弟要换新的医院，所以我就提议能不能我带着他去看病。医院就在我过去上的高中的附近，所以地理位置很熟，再加上反正我也是闲着，没关系的。我以为他们会说给我做好吃的，结果给了我很多零花钱。大概他们觉得我失业了缺钱花吧。哎，不管是什么，只要不添麻烦，我都接受。决定让表弟去新的医院还是很早以前的事，因为原来的医院的治疗一点效果都没有。姑姑姑父开始大发牢骚。而那医生的意思呢，又好像是说这病是因家庭环境影响所致。于是双方吵了起来。
当然谁也没指望表弟这耳朵能一换了新医院就迅速地恢复起来。周围的人，对于他这耳朵——当然嘴上谁也没提——实际上是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表弟自己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想法。
我和表弟从前也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虽然两家很近，但年岁差的很大，所以也没什么来往。尽管如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把我和表弟联系到一块儿去了。看起来就像是他很愿意接近我、我也很疼爱他似的。怎么会被想成这样的呢？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因为我和表弟之间，一点共同点都没有。
然而像现在这样，他歪着头苦苦思索的样子，以及他那一直把左耳倾向我这一边的动作，着实地打动了我。就像以前听过的雨声。他愚笨夸张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融入我的体内。亲戚们总是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现在想来似乎是有点理解了。
“喂，你什么时候回东京呀？”
“不着急。”我说。
“工作真的辞了？”
“辞了。”
“为什么？”
“没劲呗！”我笑着回答。
表弟稍愣了一下，也笑了。然后换了一只手抓吊环。
“那你不缺钱花吗？工作都没了。”
“有时也缺，但没关系。我还有积蓄，辞职时也得到了点补贴。最近一段不缺钱花。如果都花没了，我会继续找工作的。现在嘛，我想舒舒服服地玩一玩。”
“太棒了。”表弟说。
“不错吧。”我问道。
车内，嘈杂的说话声一直没断。汽车在哪站也没停。司机在车站附近都报过站了，可是谁也没按停车信号。对于车站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关心。也没有新的乘客上车。汽车在没有红绿灯的缓坡上慢慢爬行。道路宽阔平坦，虽是弯弯曲曲的，但摇晃与颠簸几乎是没有的。每当汽车拐弯时，初夏的凉风就钻进了车内。老人们依然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谈话上，对车窗外的风景看都不看一眼。
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帽檐和围巾，老人们也一点没留意。看上去他们太放心了，把自己都交给这辆汽车了。
当汽车又开过七、八个站之后，表弟开始不安起来。
“还没到吗？”
“嗯，还早着呢？”我说。车窗外的风景我还记得，所以一点不感到担心。汽车比我记忆里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新型的大客车，就像一个狡猾的动物紧紧地贴在柏油马路上，发出呜噜噜的声音在斜坡上爬行。
表弟又拿起我的手表来看。等他看完了。我也看了一眼。十点四十分。街道很安静，连车的影子也看不见。上班的高峰期刚过，主妇们还没出来采购，住宅区里得到片刻的安静。穿过这一片宁静，汽车不停地向前驶去。
“我说，你是不是决定到我爸爸的公司去工作？”表弟问道。
“不。”说完之后，我在脑子里整理起思路来，“不，我没想过，为什么问起这个？”
“我以为你愿意到我爸爸的公司去工作呢！”表弟说。
“你从谁那儿听来的？”
表弟摇了摇头。“但是，如果在那儿工作的话，该多好呀。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呆在这儿了。我总听爸爸说人手不够，你要是干的话，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司机又报起站名来，可是谁也没有要下车的意思。汽车不减速地向前跑去。我仍然把身体的全部重量吊在扶手上，久久地眺望着窗外熟悉亲切的街景，心里仿佛吹进了空气似的，有一种透凉的感觉。